形象学就是研究一国文学中所描述的“异国形象”。起源于20C中叶，20C末形成高潮，属于国际文学关系研究范畴。译介学属于媒介学，其中的“介”是指“媒介”而非“介绍”之意。“译介”意指“翻译媒介”。译介学起源于20C70年代的翻译研究。译介学是比较文学中研究语言层面的变异的分歧学科，它关注的是跨语际翻译过程中发生的种种语言变异现象，即“创造性叛逆”并探讨产生这些变异的社会历史文化根源。论文只要上知网上去荡20篇看一下，确定方向，按照别人的写作方法参照自己阅读后的观点，去写即可。
比较文学研究因其研究物件是文学文字或文学现象,这就需要立足于文学现象或事实的文学性,不能脱离语言艺术层面或诗学,把审美现象替代为历史、哲学、宗教等。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参考。
范文一：中国比较文学的转向分析
摘要：中国比较文学在它的成长之路上经历了全面向西方学习、对外开放，关注比较文学自身文学性问题，再次回转归向东方的实践探索历程。但回归并不是一种倒退，反而体现出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不断成熟与发展的良好趋势。学界在开放与退守、文化研究还是文学研究、向西方看齐还是向东方回转等诸多问题上相互争鸣，各抒己见，共同把握著衡量比较文学“度”的围栏与框架，使得比较文学在平衡中不断发展，走向繁荣。
关键词：比较文学;对外开放;文学性;回归东方
时至今日，比较文学之跨界色彩鲜明，包容范围之深之广有目共睹。在其开放性和国际性不断滋养下的民族交流之树日益繁茂，但学科发展中也存在着学科边界日益泛化，理论体系不够完善，创新思维固化以及因缺乏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立足点而成为西方理论阐释的注脚等问题，这使得比较文学经历了一次深刻而严重的危机。对此，比较文学走向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中国首届“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导高层论坛”提出了中国学者应找到民族文化的自我，与他种文化共同建构新的文化语境，从而形成一种文化自觉的命题。叶舒宪也在其论文《论西方思想的“东方转向”问题》中谈及“比较文学学者研究的兴趣点发生了转移，因而呈现出一种‘自西向东’方向性的改变，‘东方转向’问题从某种意义来说具有其双重颠覆性，它既颠覆著西方沙文主义的知识现状，又质疑其社会科学的基本假设和思维方式，进而引发人们对独具特色的本土文化资源的探寻热潮，以及对其文化价值的重估”[1]。由此可见，针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缺少独立性和自主性的现状，学界基本上采取从东方文化与文学自身内部寻求未来发展的途径，这种“向内转”的趋势已然成为一种潮流，逆向与比较文学的“文化”转向，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比较文学的“人类学”转向等潮流沟通交流，双向疏通比较文学国际性之河。本文旨在归纳梳理转向时期的重要文献，勾画出一条近些年来比较文学转向路线。
一
中国比较文学自成立之日起，就确立了“走出去”的战略方针。此时探讨重点还集中在学科建设是否具有合理性、学科的本体论究竟为何、比较文学的名与实等一些基本问题的探讨上。同时，一些民族主义者丢掷“不忘国粹，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等尖锐命题来挑战比较文学界因年幼而暂时的无所适从。中国学派所应对的方式就是在保持传统文化特质的同时，吸纳法国影响研究学派和美国平行研究学派的学科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的同时，自创阐发法研究，用西方理论解读中国文学，从而推动中国文学国际化程序。正如曹顺庆所展望的那样：“在构建文化软实力上，他国化也给我们开辟了一条行之有效的研究路径。当前，如果要想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就必须对软实力的两翼———‘拿来’和‘送去’的他国化状况进行深入的研究，从中探讨文化发展与创新的规律，分析既能增强我们的文化资源基础，又能提高我们的文化影响力的文化传播规律。”[2]
由此可见，比较文学学者的确具备开放性的眼光，在研究过程之中立足比较文学这一根本特性，可以说没有开放性，比较文学自身难以为继，开放性是比较文学的动力之源。有三位学界权威无疑促进了比较文学未来发展的对外开放性。一是中国比较文学学术带头人乐黛云先生，她提出在当前文化转型时期比较文学研究应当更加关注“新的人文精神”，即以文化传统中“和而不同”思想为基，大力促进世界异质文化相互交流，多元共生。二是王宁教授，他在《比较文学、世界文学与翻译研究》一书中表明：在经济全球化、国际一体化的当下，人文学者应当充分顺承这一浪潮，推动中国文化与文学走向国际化。三是天津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孟昭毅教授，他在论文中谈及从文化多元主义的思想来分析，人们企图以强调不同族群艺术表达的多样性，来改变民族文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而族群间的文化交流与连线，又以消解民族性的反作用在全球化时代表现得异常强大。因此，新的族群离散与族群融合也形成了一种冲击民族的力量[3]。
他认为，一个民族能够成立的前提是应具有相同的语言文字，独特的文化传统，积淀到一定程度的文化情结以及审美准则。而文化全球化恰恰在极力冲刷这一切，它让人们通过各种交流媒介了解他者文化，效仿他者文化，并在此过程中学习对方的语言文字以便更加深入地了解彼此。但是在交流沟通的过程中，已经成为主流的文化强者的偏好以及审美准则往往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冲击文化弱者的头脑，因而造成其学术心态的失衡，在一味学习中忘记了自己研究的立足点。而这个问题恰恰是值得注意的，因为正是它敲响了比较文学开放性的警钟，学界应该反思对外开放“度”的问题，以及自身研究“质”的问题。在文化交流的程序之中，在强势的“他者”眼中，中国比较文学为欧洲中心主义所轻视，所扭曲，安门立户的阐发法不过被其当做一种注脚而非一门学派来对待。在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程序中，应正视其所存在的问题，一是阐发法既然过度依赖于对文学文字进行生搬硬套的理论分析，因此很容易成为西方先进理论的注脚，同时也局限了学界研究方法的创新。因此，有的学者认为比较文学研究应当从关注自身的“文学性”转向关注比较文学跨文化的特性，即文化转向。叶舒宪认为，由于比较文学具有跨语言、跨学科的重要特性，所以它能较早地接受来自外界的形形 *** 的理论资讯，领先于一般的学科研究，较早地把握学科探索变异的节奏与趋势[4]。刘贵珍在评论王宁新著《比较文学、世界文学与翻译研究》时介绍了王宁本人对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之间关系的看法。王宁认为，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并非单纯是对抗性的关系，其间也能达成通力合作。他们认为，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不是对立性的，而能构成一种张力，互相推动双方的发展。也有人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们认为关注“文学性”，关注“经典”的做法有失恰当。因为当某些作品一旦被认为是“经典”，其中的某些杰出表达就具有了“文学性”。
而这种认定不过是特定审美情趣在读者的脑海中固化，它的背后竖立著某种具有统治秩序的意识形态之墙。人们呼吁“回归文学性”，“回归文学性经典”，他们实际上是希望能退回到这面墙体之后保护自己。但是文化研究则恰恰相反，它恰恰质疑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并试图从整体的历史关系中探寻其形成过程。持此观点的研究者必然是站在文化研究的立场上，而不是一个文学人的眼光看待此问题。二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泛化问题值得关注，并且有待改善。比较文学在其文化转向阶段虽然日胜一日，但渐渐脱离开了它的文学本质，从而使比较文学学科模糊泛化，边界不明。比较文学虽然具有包容性的特点，但又不是无所不包，否则就不能作为一个正统学科来界定它的内涵与外延。因此，孟昭毅教授在极为认真地反思比较文学本体论意义之后，提出比较文学学者应当关注对文学文字的细读。他认为，比较文学归根结底还是关于文学的研究，无论它包含的范围有多广，文字研究还是其最终的根基。离开文学的特性来谈比较文学研究是一种极其错误的方式，这种现象的出现值得当代学界去反思。此外，还有一些文章也关涉到这一问题，如王志耕提出：“比较文学危机的真正原因是学科边界的泛化，其出路在于找到与文化研究分而治之的可能性。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其实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都具有明显差别。
文化研究的物件是文化系统中文化诸要素与艺术文字的隶属关系，比较文学则是文化系统中艺术文字的并置结构关系;文化研究致力于破解文化系统中非文学因素与文学的各种隐喻关系，是一种纵向研究;比较文学致力于破解文化系统中不同文学因素之间的各种转喻关系，是一种横向研究。基于此，比较文学应当放弃跨科际研究的属性，通过退守的形式维护其学科的完整性。”[5]这篇文章更为系统地分析了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在物件、范围、研究重点等方面的差异性，比较文学应当更加关注对文学要素的研究。笔者认为如此的倡导自然有其合理的因素，但“退守”是否就真正把握了比较文学的脉搏?无论是走出去也好，退回来也罢，比较文学自身的特性决定着它发展变化的轨迹，学界需要认真体会它的“度”到底在哪里。因为比较文学在中国属于新兴学科，它还像个未发育成熟的孩子，自身的特征并未充分表现出来。
二
至于退守到何种程度，学界见仁见智。但较为权威的观点认为，回归后的“文学性”有了某种升级的意味，它不仅涵盖历史与传统，而且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富有人文关怀。不仅注重文字中呈现的“个体”的生存境遇，更加关注其“人类学”走向。叶舒宪在《“世界文学”与“文学人类学”》中表示，原来人们关注“文学性是什么?”，现在则思考“族群的种类与各自的文学性”，还有“到底哪一种文学性具有普适性?欧洲中心主义标榜的文学标准是否能一直延续下去?”答案不言自明，因为欧洲中心论已经阻碍了比较文学健康平衡的发展，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内部的多样性构成，理所当然成为未来研究关注的焦点。这不仅仅为中国学界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还成为国外研究者转换新视角的巨大宝库。
于连的《对比较的重新思考》中谈及不应将“远东”视为一种欧洲理性的神话式反面，要研究这样的反面还要关注自身内部。这与叶舒宪提到的比较文学研究东方转向不谋而合。可见比较文学的转向趋势已经为中外学者所觉察。其实，当人们去关注比较文学“文学性”这一要素时，自然而然的会界定出“文学性”的范围。它的根基是文字，但是不止文字研究那样简单。它研究文学内部要素的问题，也关注文学研究的安身立命，发展趋势，独立地位等重大课题。简单讲就是比较文学是研究自身存在以及其存在的合理性问题。而关注“文学性”问题的时候，必然会涉及到“东方转向的问题”。叶舒宪认为，西方世界虽然依靠强大的科技力量走上了繁荣之路，但是工业革命的成功却扭曲、异化了现代西方人的灵魂，很多人都经历了重大的精神危机，但是他们却不能依靠自身的免疫力来治疗，因此，东方文化便成为他们所能找到的最好的解毒剂。20世纪西方哲学也同样在质疑自身传统的形而上学观。他们主张承继并发扬舒本华、尼采的悲剧意识，进而探寻东方智慧的神秘乐园，在伊甸之中寻找精神慰藉，开掘苦难之源。
这可以看做是比较文学实现其“东方转向”的外在条件。此外，叶舒宪在《再论20世纪西方思想“东方转向”》中，分别从哲学、经济学、生态伦理学、心理学、女性主义等方面论证了东方转向与中国密不可分。上述几种思潮已为中国学者广泛借鉴并加以运用，几乎研究任何一个稍有名气的文人学者，抑或诗人理论家，都要从这几种思潮择取一二加以分析，成为注脚解读的典型现象。但是这些典型的西方思想在经历了历史的冲蚀之后，也开始转向东方，关注东方，因为东方的特质是如此的明显，蔓延范围是如此的深广，存在数量是如此的巨大，它不可能因为距离的遥远而被永远忽视。比较文学是一门与时俱进的学科，它随着历史的发展，经历了全面学习西方、对外开放———回归文学性———再次回转归向东方的历程，这种回归并不意味着是一种形式上的倒退，反而体现出它的不断成熟与发展。学界在开放与退守，文化研究还是文学研究，向西方看齐还是向东方回转等问题上相互争鸣，各抒己见，共同把握著衡量比较文学“度”的围栏与框架，使得比较文学在平衡中不断发展，走向繁荣。
这条回辙型的流动轨迹，体现出中国比较学界在学科体系中，在如此曲折的探索中不断地自我完善与自我更新，它仿佛一条长河一样沟通南北，跨越东西，将比较文学流动成一种国际性的学科。在交流之中不断重视自身的特性，不断丰富发展，精益求精。当然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需要广大学者能够真正做到求同存异，海纳百川，探索钻研，共同促进比较文学之大兴盛、大发展。
【参考文献】
[1]叶舒宪.论西方思想的东方转向问题[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2***.
[2]曹顺庆.“他国化”：构建文化软实力的一种有效方式[J].当代文坛，2014***1***.
[3]孟昭毅.从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文学[J].中国比较文学，2012***4***.
[4]叶舒宪.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后文学时代”的文学研究展望[J].新东方，1995***2***.
[5]王志耕.比较文学：在退守中得到生机[J].中国比较文学，2006***1***.
范文二：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构建思路
[摘要]自比较文学这门课程在内蒙古民族大学蒙汉双语专业开设以来，由于比较文学这一学科自身及蒙汉双语专业学生的特点，比较文学教学面临着诸多困境。在建构主义理念下，立足于教学物件的实际特点，以蒙古文学为基点，不断增强学生民族文学认同感和责任感，努力培养比较研究意识，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进而营造开放的课堂，是今后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建构主义;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
从1978年华东师范大学施蛰存教授开设比较文学讲座开始，比较文学在中国开始复兴。全国许多高等院校陆续开设了比较文学课程，进而设立了比较文学系。内蒙古民族大学于2010年将比较文学作为专业选修课***24学时***，面向蒙汉双语专业的本科生开设，并在2011版人才培养方案中作为专业必修课开设***40学时***。从比较文学教学实践来看，以往比较文学课程都是在中文系或外语系开设，其物件大都是汉族学生。比较文学能够走进少数民族学生课堂，让少数民族同学了解比较文学，进而培养文学比较意识方面奠定了初步基础。这对于比较文学的全面发展和演进来说也是一件意义非凡、影响深远的事情。比较文学教学在少数民族学生中如火如荼地开展的同时，在蒙汉双语专业的具体教学实践中，比较文学教学面临着诸多困境。其中有些问题是全国所有开设比较文学专业的高校所面临的共同的问题，有些则是蒙汉双语专业所独有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着该课程的教学效果，丞须教育工作者反省并着力解决。
一、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的困境与原因
比较文学教学一直是众学科教学的难点之一，从比较文学课程的开设及实践效果来看，大多数中文系的学生都觉得“有点难”、“没什么兴趣”，对于蒙汉双语专业的蒙古族学生来讲，这样的情况更为普遍而深刻。从学理层面讲，比较文学属于新兴学科又是“舶来品”，中国的比较文学理论体系尚处于建设阶段。比较文学始于欧洲，法国学派是比较文学研究的滥觞。在法国比较文学理论产生之初，研究的是两国或两国以上文学的相互影响关系;美国学派作为法国学派的对立面，将没有“事实联络”和“相互影响”的文学关系研究方法———平行研究引入比较文学领域，从而大大发展并更新了比较文学的观念，开拓了比较文学的领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的比较文学努力克服“欧洲—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虚心地向先行者学习。在学习和借鉴的同时，摸索著适合自己的比较文学道路，从而努力构建“中国学派”。然而无论是从比较文学的理论建设还是从高校的比较文学教学实践来讲，我们所运用的理论和方法都是欧洲的、西方的。所以作为这一新兴学科的产物———比较文学课程，对于授课教师及学生来讲，都是一种全新的挑战，都需要一个积累经验，总结教训的过程。这一过程对于少数民族学生来讲，或许更加漫长，更为艰辛。从比较文学学科性质来讲，比较文学的跨界性、开放性和巨集观性、抽象性等特点，导致这一门课程教学中的难度加大。“比较文学的研究物件是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界限和跨学科界限的各种文学关系”[1]14。作为比较文学的研究者可以着力从某一角度，即从某一种或两种跨界角度去研究文学关系。
对于本科生来讲，在有限的课时中，要求他们全面了解比较文学的跨界性特点，无论是抽象的理论学习，还是初步的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都很难达成;比较文学研究比以往的文学研究更具开放性和自由性。它比传统的文学研究更具有广泛的内容。这样的特点导致学生学习难度的加大。从蒙汉双语专业学生的实际特点来看，比较文学教学难度要更高一筹。内蒙古民族大学蒙汉双语专业的生源，大多来自农村牧区。他们一直接受母语教学，来到大学之后则改为汉语授课。蒙古族学生接受汉语授课，并且所学内容大致与汉语言文学专业内容相同，加之比较文学课程本身所存在的难度。因此，对于蒙汉双语专业的学生来说，可谓是难上加难。另外从课程设定上来讲，许多高校在大学一二年级大都安排了公共必修课，而专业必修课则一般都安排在三四年级。由于比较文学课程对各门课程内容都有所涵盖，因此常常安排在三四年级的学习阶段。这样的安排应该是合理的，但由于三四年级是学生着手考研、实习和找工作的阶段，好多学生已经无暇顾及这门课程的学习;另外，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课程开设时间较晚，所以对于授课教师来讲，所积累的教学经验较少，可借鉴的案例不多;适合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材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编写出版。
二、建构主义理念下的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
建构主义认为，学习不是简单地将知识由外向内的转移和传递，而是学习者主动以原有的知识经验为基础，生成意义、建构理解的过程，即充实和改造自己的知识经验。由于每个人的经验以及对经验的信念不同，导致人们对外部世界的理解也就有所不同。因此，建构主义十分关注以原有的经验、心理结构和信念为基础，来建构新的知识。强调学习者学习的主动性、社会性和情境性。建构主义对学习和教学方法都提出了有别于传统教学方法的许多新的观点。因此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学，可以基于建构主义理念，结合被施教者原有知识经验的特殊性，可以大胆地构拟出建构主义理念下的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设想。任何理念最终只能在实践中进行检验。有了科学合理的理念，更应有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法。彰显民族文学特色，营造开放课堂。唯有如此，建构主义理念下的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才具有更广泛的影响和深远的意义。基于蒙汉双语学生实际特点，建立民族特色比较文学教学模式。“跨民族比较的根本意义在于跨文化”[1]12，“民族”才是文化的表现，不论是文化还是文学，各民族之间的差别才是极其鲜明的。因此“一个多民族国家之内的各民族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应该顺理成章地划入比较文学的范围之内”[1]12。蒙古族与其他民族文学关系的比较研究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领域，蒙古族学生责无旁贷。因此，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可以说是培养蒙古族比较文学专门人才的重要途径。蒙汉双语专业的学生，虽说汉语水平及汉文学素养不及中文系的学生，然而他们却有着自身独特优势，即蒙汉语言、文学知识的掌握。跨民族、跨文化、跨语言，这是比较文学教学的有利先天条件。在教学中努力让学生思考蒙古文学、文化同其他民族文学、文化之间的关系。因此，不断强化学生民族文学认同感和责任感，鼓励他们学好民族文学的同时，努力具备多元文化知识储备，为比较文学的学习打下良好基础。
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学，首先要基于学生特点，善于扬长避短，发挥学生的蒙、汉文学方面的优势。在巨集观上让学生了解比较文学概念，掌握比较文学基本常识的同时，还让学生以蒙古族文学为中心，比较蒙古族文学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蒙古族有着丰富而灿烂的民族文化和文学传统，因此，在比较文学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建构主义的理念，在学生原有的蒙古族文化和文学知识储备的基础之上，通过将蒙古族文学同其他民族文学的比较中，构建新的比较文学知识经验，从而建立富有民族特色的比较文学教学模式。教师优化知识结构，改进教学方法，打造开放课堂。比较文学是一门综合性的交叉学科，因此比较文学教学，对授课教师来讲，是一项综合能力的挑战，他们需要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同时又需要掌握先进的教学手段来辅助教学工作。主讲教师搭建课程教学网路辅导站或微信教学群，有效利用该平台，上传为课堂改革教学制作的特色电子教案、微课视讯及习题、讨论题等，与学生进行互动，为学生经常性学习创造便利条件。理论联络实际，多以实际案例代替理论讲解。在课堂上教师将有限的课时统筹安排，合理规划，为学生勾勒出该课程总体脉络的同时，又要突出重点，将比较文学基本原理的讲解同具体典范的案例相结合，改进传统教学方法，采取学生分组讨论模式。引导学生主动思考，继而营造开放课堂。如，讲到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时，我们可以以学生熟知的蒙古族作家尹湛纳希和哈斯宝作为例子，谈他们对汉文化的吸收、借鉴以及创作情况。其重点在于将问题抛给学生，让他们依据现有的知识储备，来印证作家是如何对汉文学、汉文化吸收借鉴的。学生在不同观点的碰撞中，会开动脑筋主动思考，进一步强化所学内容。
在讨论过程中教师应适时提供点拨和提醒，及时纠正学生错误观点，有效控制课堂节奏，进而营造开放课堂，从而激发学生对比较文学这门课程的学习兴趣，培养其独立思考能力，使其具备初步的比较文学意识。布置小论文或提炼小提纲。教师可以要求学生在分组讨论之后，以一篇小论文或提纲的形式将自己的观点或结论进行总结提交。这将是学生所学知识融会贯通的有效途径。通过准备作业，学生可以主动查询资料，进一步充实知识体系，提高理论思维能力，激发学术研究兴趣。例如，可以选取当今比较热门的话题作为探讨的切入点。如，《狼图腾》电影的热映，再次引起了各界对“狼是否是蒙古民族图腾”的话题。教师可以围绕这一话题，设定与比较文学相关的问题，如《狼图腾》文学作品与同名电影之间的联络与区别，以及其他民族的图腾是什么，各民族图腾的特点及图腾之间的联络与区别。最后要求学生以论文的形式，将所讨论话题进行总结提交。这样教师以实际生动的话题引入教学讨论中，再结合教材上的经典案例进行补充讲解。结合教学经验，组织编写蒙古比较文学教材。
目前全国大部分高校蒙汉双语专业虽已开设比较文学必修课，甚至一些高校蒙古语言文学专业也已设立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授予点，但至今还没有《蒙古比较文学》一类的教材出版。纵观国内比较文学教材，其主体内容庞杂，抽象理论知识偏多，实际案例分析相对较少，学生极难消化和吸收。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中所使用的教材，都是针对中文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所编写的，因此对于蒙汉双语专业学生的学习理解来讲有一定的难度。与内蒙古地区讲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课程的蒙汉双语专业或蒙古语言文学专业的一线骨干教师通力合作，编写一本面向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材，促进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势在必行。总之，在民族院校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中，教师必须尊重各民族文化历史的多样性的同时，在建构主义的理念下营造开放的课堂，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蒙古文学为基点，在不断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责任感中，比较研究蒙古文学同其他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而促进比较文学在民族地区高校的繁荣发展。
[参考文献]
[1]陈惇，刘象愚.比较文学概论[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形象学研究的是“他者”吧！
浅谈提升大学生的网络媒介素养论文
1.新媒体对大学生群体的影响
大学生通过新媒体，获取国内外新闻资讯，了解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关注新形势下的方针政策，缩短了个体与世界的距离.新媒体对于信息的传递和评论的角度都是多元的。从积极层面来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民主和自由意识，思想上与先进文化实现同步；但大学生在心理上还有着明显的不稳定性和不成熟性，缺乏独立思考，青年群体有着昂扬斗志的同时也比较气盛，思想上很容易受到各种意识形态的同化，随波逐流.若没有及时的引导，大学生就会陷入迷茫和误区.网络媒体信息传播的开放性和隐匿性，冲击着大学生的思想阵地，弱化了大学生的传统文化意识和文明道德意识。
2.网络媒介素养认知
所谓网络媒介素养，指的是互联网用户在了解互联网的前提下，理性使用和正确利用互联网，使互联网媒体为个人的全面发展服务。这种能力包括对互联网的认知能力，对互联网信息的收集和整理能力，对互联网接触行为的自我管控能力和应该具备的网络道德基础和网络安全意识。而大学生的网络媒介素养，指的便是大学生群体在具备了网络基础知识的前提下，合理、健康、有效、创新地使用互联网信息为自身发展服务的能力。总体来说，大学生的网络媒介素养主要包括六个层次，分别是网络媒介认知素养、网络媒介辨别素养、网络媒介法律道德素养、网络安全意识素养、网络行为自我约束素养以及网络创新发展素养。
3.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的现状和构成
目前，我国大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并非通过科学的媒介理论指导学生以及借助系统的训练获得，而是依赖经验主义，即在日常的媒介接触经验基础上，通过自己的直觉形成所谓的媒介素养。这样的媒介素养，是自发的，是低层次低水平的。这种不科学的媒介素养无法帮助大学生对媒介传播信息的内容和形式做出理性和科学的评价，使得花费大量精力获取的信息不能为自己有效服务。
网络媒介理论素养较低
大学生没有经过系统的传媒素养训练，参与媒介实践较少，对信息如何产生、如何选择信息、信息如何能有效传播、信息的传播意图是什么等问题并不了解。大学生对网络媒体的使用非常频繁，但是由于缺乏对媒体传播信息的特性及传播学方法论认知不足，缺乏基本的媒介理论知识，导致对于网络负面信息的免疫力较弱，信息接受效果较差。
媒介道德水平有待提高
媒介道德水平，主要是指大学生在使用网络媒体时，能否自觉遵守国家有关知识产权、新闻出版和网络管理等方面的政策法规，能否自觉遵守媒体道德规范。新媒体因其独特的传播方式和特性，使其不自觉地具有了细节化监督的职能.所有人的言行被无限放大，遭受着来自社会全方位的关注和苛刻的审视。网络媒体的隐匿性和空前的自由性，使得有些网民侥幸地放纵自己的网络行为，肆意传播虚假信息，侵犯他人隐私，甚至引发网络犯罪行为。大学生群体中存在着很多网络语言暴力、上传他人隐私信息、通过安装越狱软件登陆非法网站等有悖于媒介道德规范的行为。
面对新媒体的自我管理能力较弱
目前，大学生在网络运用方面，很迷茫，多数大学生使用互联网的主要目的是网络游戏、看电影、漫无目的地聊天、娱乐消遣。真正在使用网络查阅资料、交流有效信息的学生很少。有的大学生对于网络的自控能力较弱，沉溺在网络游戏，耽误了正常专业的学习；有的学生不能正确看待网络虚拟世界的爱情；有的学生对于非法网站、网络传播的不良信息等没有抵制能力和辨别能力。
新媒体信息的运用能力有待加强
大学生通过网络获取的信息主要集中在娱乐信息和时政新闻，对于专业技能信息和就业信息的获取还比较机械，层次较低。多数大学生是为了应付学期末论文才搜索专业技能信息，而且只是机械地拼凑。因此，大学生尚未有效借助网络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对于新闻信息的获取，也仅是简单地表层认识，缺乏理性的思考和评判，对于新媒体的运用能力有待加强。
4.提升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的途径
随着传媒的`发展，人们获取和交流信息的途径更加广泛、自由和多样化，与此同时，受众被传播活动中的噪音也严重困扰着。因此，在当前新媒体环境下，面对网络媒体的传播特点，引导大学生提高自身借助网络实现获取、分析、评价和传播各种信息的能力以及使网络信息服务于个人的思想、学习、工作和生活的能力，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学生进行系统和专业的媒介素养教育
所谓媒介素养教育，就是“指导学生正确理解、建设性地享用大众传播资源的教育，通过这种教育培养学生具有健康的媒介批评能力，使其能够充分利用媒介资源完善自我，参与社会发展.”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英国学者最早倡导进行媒介素养教育，意在“反对当时传媒中的流行文化价值观念，训练青少年抗拒大众媒介中提供的低水平的满足”。国外的传媒素养教育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而在我国还是刚刚兴起。2004年9月，上海交通大学首次开设了传媒素养教育课程，这在我国大陆高校中是首创，该校还出版了专著《新闻 传媒 传媒素养》。授课对象除了新闻传播学专业学生外，还有很多其他专业的学生，培养大学生具有健康的媒介批判能力及建设性地使用大众传播资源提升自己的能力，使得大学生成为真正的“具有批判性的媒介使用者”。从目前我国大学生媒介素养现状来看，大学生很有必要接受专业的媒介素养教育，高校开展科学、系统的媒介素养课程迫在眉睫。陈先元在《大众传媒素养论》中曾这样指出，一个人的传媒素养反映着“个体和社会传播机制之间的一种互动关系”.“媒介素养教育作为现代媒介社会中应该普及展开的公民素质教育，在大学启动推广，是一现实可行又功效显著的战略.高校实施媒介素养教育，符合现代大学的功能和国家推行素质教育的目标。当代大学生作为高校媒介素养教育的主体，他们的媒介素养现状不容乐观，对其实施媒介素养教育显得更为重要。”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有着重要的意义。“通过开设正规的媒介素养教育课程，使大学生系统地掌握科学的媒介理论，为媒介素养实现从由自向自觉的转变提供理论指导。”此外，通过媒介素养教育课程，提高学生辨别、传播、评判和利用媒介信息的能力，使得大学生成为新媒体的功能发挥者，而不是沦为“大众媒介或信息的奴隶”。
充分利用和不断构建网络媒介素养教育平台
新媒体时代大学生的学习途径和学习方式是多样的。媒介素养教育更不应该局限在新闻传播学相关专业内进行，而应面向全校大学生深入开展宣传，新闻传播学的专业师生应起到骨干作用。“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大环境下，让媒介素养教育走出专业教育的局限，成为全体大学生的通识教育，应该成为传播学教育的发展方向，也是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主要方面。⑥此外，依赖传统的第一课堂远不能满足媒介素养教育的要求。通过校园媒体报纸、广播、网站、手机媒体等对网络媒介知识进行有效地并充分利用大学生使用频率较高的新媒体开展网络媒介知识的宣传、竞赛等活动，针对热点问题开设论坛专区，在探讨中积极引导，帮助学生形成健康的思维方式和理性的评判体系，增强大学生对网络不良信息的免疫力，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学生的媒介素养。
提高大学生的媒介互动和媒介制作能力
与传统媒体信息传播时要经过严格的把关不同，网络媒体有着极大的自由性和开放性。大学生面对网络媒体，可以真正掌握话语权，大学生也非常享受这种主导感受，他们更容易参与到媒介互动和媒介制作环节。例如，交际平台的QQ空间、微信、微博等，网民可畅所欲言，随时随地发表自己的看法。通过论坛自由互动，组织发起讨论，甚至可以担任版主，管理他人的言论。在网络实践过程中，大学生积极进行着媒介互动，参与了媒介制作，会对媒介理论有更深刻的认识。而实践收获的认知，会指导他们的网络行为更加理性、更加有效。
自媒体时代的高中语文媒介素养教育论文
一、合理应用信息技术可以给教师的教案设计添姿添彩
一份教案的设计跟语文老师能否上好这堂语文课紧密相连。我们经常会有些老师不写教案就开始上课，理由是没有时间备课。这样一来，课堂效果肯定会很不如意。因此在上课前精心准备一堂课的教案设计对上好这节语文课至关重要，而合理应用信息技术将会成为你这节课的亮点。
例如，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我在导入环节应用了信息技术，从网上下载一段《念奴娇赤壁怀古》配有音乐和画面的视频。一上课，我就开始结合视频上的画面，激情地朗诵，学生很快被视频中的赤壁大浪吸引，老师豪迈激昂的腔调让学生从视觉和听觉上感受到一代大文豪苏轼的豪放性格。
二、合理应用信息技术可以激发学生有欲望地学习语文
有句话叫读好书不如好读书。“好读书不求甚解”是我国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的第一条学习方法。学习语文也是同样的道理。假如学生从内心就排斥学习语文，那他怎么会主动走进语文的世界呢？对于一些枯燥的科普说明文和文言文，学生更是淡然，甚至还有些学生想在上课时希望老师不讲这些课文，直接略过去。所以教师只能在讲台上无奈地把这些课文讲完，学生也会认为这是浪费时间。
失去学习语文的欲望，怎么能体会到庄子大鹏的逍遥，怎么能感悟到“曲径通幽”的通灵之妙，怎么能理解司马迁的个人心酸？为了达到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欲望，我们可以在上课时间利用信息技术，上网搜集到与文章相关的音乐、新闻材料、视频等。课前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让学生在这种图文并茂的优美氛围中从内心产生一种“渴望”的感性，自己潜意识地想去学习。语文教学就是要让学生想去学，喜欢去学，而非赶鸭子上架，逼着去学。信息技术的应用给我们教师提供丰富的教学资源。
利用这些资源让我们每位学生在学习的道路上喜欢上语文这门学科。在这样的语文学习氛围中，学生才能有欲望地去学，教师才能有激情地去教。
三、合理应用信息技术可以鼓励学生创造性地思索
语文是一门创造性学科，特别是语文的作文教学和阅读教学这两块。它们都是一种创造性体验。因此千万别把语文当标本图解，生搬硬套以及模式化。用创造性的眼光去审视语文，语文是美丽的；用创造性的眼光去品读语文，语文是个性的；用创造性的眼光去感悟语文，语文是有灵性的。因此要放心大胆地让学生自己去创造性地思索和感悟。
四、合理应用信 息 技术可以促进学生的形象思维向抽象思维发展
语文学习需要感悟，同时感悟也是语文阅读的灵魂。语文课本中有很多优秀的人物形象需要学生有诗意地感悟，通过他们的一言一行来剖析他们的内心世界，挖掘他们身上的高尚灵魂。
典型的有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和苏轼的《定风波》。在上这两篇课文时可以用多媒体呈现画面，让学生有诗意地感悟到一个漂泊浪子内心的孤独凄凉和深深的乡愁，感悟到苏轼对待人生“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坦然。这不仅容易让学生被文中的人物形象所感动，甚至震撼，同时也促进了学生的形象思维向抽象思维发展。课文中也有许多优美的自然美景需要学生去感悟和欣赏，让学生在大自然的美景中，读出那一份甜美的遐想。如在上郁达夫《故都的秋》之前上网下载好秋景图片：蓝水晶一样的长空，人字形的雁阵，静静的湖泊，沉静的.秋山，堆满枯叶的小径，透过白桦林的斜阳，还有金灿灿的菊花，红艳艳的高粱,缀满果实的柿子树，红色的枫树林……在导入的第一个环节就可以播放这些醉人的美景，唤起学生们对秋天的情怀。
还有些老师把信息技术应用的更灵活。他们在上作文课时从网上下载一段关于飞人乔丹打球的场面来播放，播完这段视频后，教师要求学生根据画面的过程配上解说词。这种新的教学模式能更好地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让他们不再因为写作文而去挤牙膏了。
五、合理应用信息技术可以让学生在语文的学习中拓宽视野，也让语文教学结合社会生活，使学生的人文素质得以提升
在前面我提到一些枯燥的科普说明文，比如《宇宙的边疆》，大部分学生对这些文章不感兴趣，认为他们是枯燥无聊和没有什么现实意义的。而日渐丰富的文学批评理论、哲学理论、生态学理论，天文学理论……都给文学作品的解读注入了新的元素。然而这些对说明文来说，影响几乎等于零。
说明文不能借文艺学的羽翼来获得新的发展，只要从自身寻求突破。不过，它却可以与“生活语文”“大语文”等观念接轨。说明文与生活息息相关，教学中教师可以从课内延伸到课外，充分发挥语文的人文性和工具性特点，利用信息技术让学生自主研究和探讨性地学习。在教学中教师还可以将生活中的热点概念，如“地震”“禽流感”“三聚氨”“非典”等纳入说明文课程资源中进行学习。通过这些，学生不仅可以拓宽自己的视野，更能让他们看待事物有更高的视角，提升人文素质。
总之，合理应用信息技术，充分发挥多媒体的作用，会让学生爱上学语文，给语文的学习带来一片全新的自由天空。但是更要从实际出发，坚持以“学生为本”的宗旨，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才能充分发挥多媒体的优点，多层次、多角度地呈现丰富的教学内容，真正促进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
1.加强语文媒介素养的研究和实践。对研究界来说,不但需要介绍西方先进国家母语媒介素养的历史、现状和标准,还要深入研究语文媒介素养的定义、特征及其发展序列;不但要研究语文媒介素养教材的编写特征和方式,还要探索语文媒介素养的教学方法和途径;不但要介绍国外的先进经验,更要做好这些经验的转化工作,使其为中国语文教育事业服务。此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是探索怎样在高考中增加媒介素养的考试范围,英国和美国等国家在推广语文媒介素养时都曾遇到过很大的阻力,其中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是大学入学考试中没有将媒介素养问题纳入考试范围,因而很多教师不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去冒风险。现在,英国已经很明确地将这一要求体现在中学准高级水平考试的语言测试中,美国的全国英语教师协会也在1997年通过一个决议案,呼吁各大学入学考试机构将语文媒介素养的要求体现在英语科目的考试要求里,以此推进高中阶段的媒介素养教学活动。如果能在考试研究中取得突破,就能牵一发而动全身,让广大中小学教师不令自动2.慎重第一。语文媒介素养是一个社会或地区的政治、经济、科技、教育以及文化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的使用和推广不能离开这些基本条件。在教育和教学层面,语文媒介素养或者媒介素养能否作为一个国家、地区或者学校教育当局的一项重要工作方针加以重视和落实,语文教师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和智慧承担起这一艰巨的工作,学生是否愿意进入这样一个全新的学习领域,以及家长或者社区是否已经做好了接受或者支持的准备等等。所有这些要素都将共同作用,决定语文媒介素养能否取得成功。尝试媒介素养教学的教师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语文媒介素养决不是包治语文教育百病的良药,它甚至是一把双刃剑,条件不成熟,准备不充分,或者运用不得法,都可能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3.需要排除对语文媒介素养的误解。有的人把语文媒介素养理解成信息技术的操作素养,即语文多媒体教学,这实在是一种浅薄的陋见。我国对语文媒介素养教学的研究和实践还刚刚起步,还没有多少成功的经验和模式可提供 参考,但这决不是广大语文教师保守观望甚至拒绝的理由。作为一线教师,要千方百计学习钻研,主动尝试,将成功的实践和事例聚集起来,形成语文媒介素养教育的高潮,推动教育行政部门对语文媒介素养的决策和实施。 4.认真对待批判性思维方面存在的问题。批判性思维是语文媒介素养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特征,但是由于大多数人对批判性思维的内涵还不够了解,因此,强调这样一种思维品质有时难免会使教师产生一定的担心。他们不但要担心这种思维品质对目前标准化考试的不良影响,更要担心学生一旦形成这样的思维品质,就会给教师的教学和管理带来很大的负担。 毕业论文网,国内学者对批判性思维的研究成果不是很多,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钟启泉先生做的研究,而研究语文批判性思维的文章更是屈指可数。如果这方面的研究不深入具体,就很难让媒介素养教学产生真正实效,很有可能滑入追求表面热闹和兴趣至上的误区。批判性思维的质量与媒介素养的质量成正比,没有严肃认真的批判性思维的语文教学,就称不上是语文媒介素养的教学。5.课程开设的三条思路。根据国外的经验,语文媒介素养的课程可以设计出三条思路。一是在语文课程中增加媒介素养教学的内容,这条思路比较有基础,因为目前新课程标准就已经规定了新闻教学的选修内容,只要以此为基础,以媒介素养为目标,摸索出一套较为细致合理的编排序列,就比较容易拓展和丰富这门课程。二是将媒介素养作为学校层面的综合学习活动课程,使语文活动成为其中的一个必不可少而且很可能是主要的组成部分,使媒介素养成为一个跨学科的学习领域。三是将语文媒介素养作为一种课外活动内容,教师可以根据自身条件力所能及地培养一点基本的媒介能力即可。这条思路简单易行,灵活性强,可以边学边教,积累经验,为较高级的媒介素养教学作好准备。
在《中国翻译》、《外语教学》、《外语学刊》、《中国外语》、《英美文学研究论丛》、《小说评论》、《学术论坛》等CSSCI及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1英语视域下的中国女性文化建构与认同——中国新时期女性小说的译介研究 《中国翻译》20152中国当代文学对外传播模式研究——以残雪小说译介为个案 《外语教学》2015 3翻译能力建构建构与中译外人才培养 《外语学刊》20154民族文学的世界之路——《马桥词典》的英译与接受 《小说评论》20145作者、译者与读者的视界融合——以《玉米》的英译为例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46历史语境与翻译变迁——罗伯特·彭斯诗歌在中国的译介 《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147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传播与接受——白睿文访谈录 《南方文坛》20148西方视野下的毕飞宇小说——《青衣》与《玉米》在英语世界的译介 《学术论坛》20139《浮躁》之后的沉寂——贾平凹小说在英语世界的翻译研究 《小说评论》201310一部公示语翻译的圭臬之作——《常用标志英文译法手册》评介 《外语电化教学》201311上海书写的海外叙述——《长恨歌》英译本的传播和接受 《社会科学》201212困境与出路——中国当代文学译介探讨 《中国外语》201213陌生化和可读性的共场：《长恨歌》的英译研究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214中国当代文学译介伦理探讨——以白睿文、陈毓贤英译《长恨歌》为例 《中国翻译》201215从译介“A Red, Red Rose”看翻译文学话语的变迁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216翻译观的建立与翻译研究疆域的拓展——评许钧著《翻译概论》 《外语教学》201217政治化的阅读与阐释——“十七年”英美诗歌在中国(1949～1966) 《中国翻译》201118会展口译与口译人才培养初探 《上海翻译》201119单一化的功用诗卷——十七年间英美诗歌的翻译研究 《中国比较文学》201120文学操纵：文学译介的一个特殊时代——十七年间英美爱情诗歌译介述评 《学术论坛》201121经典的建立与颠覆——“十七年”拜伦诗歌在中国的翻译历程 《文艺争鸣》201122多维立体化的翻译教学研究——以美国电影为语境 《外语电化教学》201123旧世界新视野—论翻译研究中文化转向的颠覆性意义 《东华大学学报》200724东方视野里的西方文化想象——对英译《人生颂》汉译文的文化阐述《外语与翻译》200725计算机辅助翻译系统在翻译教学中的应用 《外语电化教学》2006
A类、B类期刊等的划分是各单位根据相关政策文件，结合自身研究特点，从国内外核心期刊数据库进行筛选，把和本单位研究方向结合相近的、办刊质量好的刊物，划归为A类期刊，其次为B类期刊，再次为C类期刊，以此类推。
由此可见，这类刊物是各个单位根据自己的科研考核标准制定的，不同单位制定标准也是不一样的。A类期刊也并不一定是核心期刊，在有些单位，没有被任何核心数据库收录的报刊也会被划为本单位的A类期刊，比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等。
获取刊物级别很简单，一般权威数据库中，以及期刊的官网中，对刊物的级别都有所体现，一般知网、新闻出版总署网站、万方等平台都是非常权威的数据库，通过这些平台都是可以检索到期刊的详细信息的，期刊的官网需要作者稍加辨别，期刊真正的官网信息才可信，需要特别警惕仿制的假官网。
常见的国内刊物级别
有部级、省级、国家级、核心级几类。发表难度是逐渐上升的，选择刊物不必刻意追求高级别，高级别刊物固然比低级别刊物要好，但并不是适合所有人，也不是谁都可以轻易发表的，比如核心期刊，对作者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普通作者没有足够的积累是很难发表的。
刊物级别的选择首先要参考具体文件，职称文件或者学校的具体要求以及其他方面的文件，了解清楚自己需要发表什么级别的期刊，再去做选择，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即可。
高宁，男，1959年生于安徽。现任华东师大外语学院副院长，日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高宁于1986年上海外国语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任教南开大学外文系。1998年进华东师范大学，同年晋升为教授，2001年起为华东师范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现为外语学院副院长。多年来，先后在《外国文学评论》、《南开学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中国比较文学》、《日语学习与研究》、《中国翻译》、《上海科技翻译》、《外国语》、《外语研究》、《中国语研究》（日本）等刊物发表文学和翻译方面的论文40余篇。出版专著1本，编著出版翻译教材3种，其中《日汉互译教程》1996年获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3等奖；《新编日汉翻译教程》（与梁传宝合作）2002年获教育部优秀教材2等奖（此次评奖中唯一获奖的日语教材）。主编研究生文学教材一本。此外，在《清明》、《小说家》、《朔方》和《希望》等刊物发表原创中短篇小说、散文10余篇。
主要有以下几种 1 化学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大学《化学教育》杂志社 2 化学教学 华东师范大学《化学教学》杂志社 3 中学化学教学参考 陕西师范大学《中学教学参考》杂志社 4 中学化学 哈尔滨师范大学《中学化学》杂志社 5 化学教与学 南京师范大学《化学教与学》杂志社 6 高中生数理化7考试 光明日报杂志社8中学理科 广西师范大学9数理化学习 哈尔滨师范大学
中学化学 哈尔滨师范大学《中学化学》杂志社化学教与学 南京师范大学《化学教与学》杂志社 中学理科 广西师范大学 数理化学习 哈尔滨师范大学
《中学化学教学参考》、《中学生数理化》、《课堂内外》等杂志和科普读物,它们的内容紧扣化学教学大纲和教材,其针对性和适用性很强,配合教学进度,指导解析疑难,注意智力开发,重视能力培养
有《化学教育》、《化学教与学》、《中学化学》、《化学教学》、《化学学报》等。
1、《化学教育》
《化学教育》创刊于1980年，是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主管，中国化学会、北京师范大学主办的国家级化学教育类学术期刊。
据2018年9月《化学教育》编辑部官网显示，《化学教育》第八届编辑委员会编委有57人，顾问1人。
据2018年9月18日中国知网显示，《化学教育》共出版文献10946篇、总被下载2067668次、总被引38653次、（2017版）复合影响因子为、（2017版）综合影响因子为。
据2018年9月18日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显示，《化学教育》载文量为5914篇，被引量为22920次，下载量为491432次；据2015年中国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数据显示，《化学教育》影响因子为。
2、《化学教与学》
《化学教与学》为江苏省教育厅主管、南京师范大学主办的全国公开发行的化学教育教学类期刊。设置教育理论与教学、课堂教学与实践、课程与教学资源等栏目。
3、《中学化学》
《中学化学》是由哈尔滨师范大学主办的期刊。本刊已被新闻出版总署，《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等网络媒体收录。中国期刊网-中国知网四月以后收录。
4、《化学教学》
《化学教学》是国家教育部主管、华东师范大学主办的中等教育类期刊。主要介绍各地化学教学实践经验，为探讨中等化学的教育改革、提高教师的专业和教学水平服务交流教学心得体会，刊登中学化学教学中各种中学教师感兴趣的化学理论与实践问题。为中学教师交流提供平台。
5、《化学学报》
《化学学报》是1933年创办的中文学术期刊，曾用名《中国化学会会志》，月刊，中国化学会、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主办，中国科学院主管。
学报刊载化学各学科领域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原始性、首创性成果，涉及物理化学、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和高分子化学等。
根据2018年3月《化学学报》官网显示，学报编委会拥有1位主编、9位副主编、64位编辑部成员、45位咨询委员会委员。
根据2018年3月中国知网显示，《化学学报》总下载次数2160755次、总被引次数95761次，（2017版）复合影响因子为、（2017版）综合影响因子为。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化学教育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化学教与学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学化学》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化学教学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化学学报
蛇意象之中西方文化的对比论文
毫无疑问，在一般人的印象中，蛇是毒、恶、丑的集大成者，是人人唯恐避之不及的可怕的“长虫”。那么，如果有时它又被赋予善与美的因素，你是否会感到吃惊？听起来，这似乎是与我们的生活经验相矛盾的，然而，只要将中西文化背景下蛇的形象作一全面考察，我们就会发现事实的确如此：蛇，也有两面性。
一、蛇的矛盾性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习俗中表现得最为集中和突出。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蛇毒的致命威力以及人因此产生的对蛇的恐怖心理导致了在西方语汇中，一般是将蛇视为狠毒、可怕的象征加以运用的。如西语中的“两头蛇”就是一个建立在这种象征意义基础上的很著名的典故，古希腊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的三部曲《奥瑞斯提王》之一《阿伽门农》中，克吕特美斯特拉因对丈夫阿伽门农不忠且伙同情人杀害了他，便被人咒为“两头蛇”。西语典故中还有不少是以蛇为象征来揭示反面性的特征的。如“美杜莎的头”比喻可怕的或丑恶的事物。又所谓 “冻僵的蛇”，源于伊索寓言，它警告人们，无论怎样，邪恶的人（或是动物）是不会改变其本性的，善良的人如果怜惜恶人，最后只能被恶人伤害。从后世文学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出西方人这方面的用语习惯，如莎士比亚悲剧代表作《哈姆莱特》中，克劳狄斯向国人撒谎以掩盖其篡位真相时说是一条毒蛇咬死了在花园睡觉的老王，而老王的鬼魂则在嘱咐王子复仇时咒骂说“那毒害你父亲的蛇，头上正戴着王冠呢。”
与此同时，西方人的生活习俗中也有对蛇的正面性特征的肯定。古希腊罗马的传说中，雅典卫城就由一条巨蛇守卫，而这条蛇据说是象征着雅典城的老国王、蛇人厄瑞克透斯的灵魂。希腊民间还流行在亡者的墓前洒奶祭奠以使其变身为蛇的习俗，那里至今还流行“跳蛇”的风俗，神庙里也往往供奉着大蛇，这都是为了以示对蛇的感激之情。
在中国人的生活习俗中，一方面，中国人在自己的语汇系统特别是日常用语中，将蛇当作阴险、毒辣的象征，丑恶、恐怖的体现，有始无终的代表，敌对力量的化身加以运用、警诫或诅咒。如：打草惊蛇、引蛇出洞、牛鬼蛇神等。民间甚至还把漂亮而言行不为一般人赞许的女性叫做 “美女蛇”，纤细的女性身肢叫“水蛇腰”……等等，可谓丰富多姿，穷形尽相。
而在另一方面，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中，蛇也不乏正面的象征意义。如蛇是十二生肖之一，居代表十二地支用以记人出生年的十二种动物之列，在这种民俗事象中，无疑蛇的反面因素是被排除或者说是被有意地忽略了的。《诗经·斯干》云：“维虺维蛇，女子之祥。”意思是说，梦见蛇是生女之吉兆。在所有蛇类中，一种“两头蛇”更是具体的吉祥物，据说谁见了这种像是身穿紫袍、有车轮那么粗、车辕那么长、听到雷声便昂起红色的头站起来的怪蛇，谁就将成为帝王。在中国古代，阴阳五行说是关于宇宙起源的学说，它将五行（金、木、水、火、土）与四方、四季相联系，进而又与民间神灵相联系，出现了四种象征性的动物代表四方：青龙为东，朱雀为南，白虎为西，玄武为北。而玄武即龟蛇之合体，它既是北方之神，又是水神。这里蛇与其它几种动物一起被视为神物，去代表宇宙四方，对国家兴旺繁荣及领土完整有深刻影响。
二、早在大约公元前六千年至公元前一千六百年间，一种自然宗教（自然崇拜）其推崇两类神祗——家庭女神和自然女神，而前者的标志就是一条长蛇。
古希腊神话还描绘到，智慧女神与胜利女神都是手拿着画有蛇图案的盾牌，复仇女神的头发则本身就像一条条的蛇，医药之神阿斯克勒庇俄斯则拄着一根长蛇盘绕的拐杖，等等。显然在这里，蛇被当时的人们作为了一种炫耀自己、威慑敌人的标志和象征物了。正如马克思说的：“任何神话都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生产力水平极低、人类防御自然灾害能力极差的当时，蛇的至尊地位完全是由于人类对它的恐惧与担忧造成的。
接下来的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中世纪的人们对蛇的态度与情感更多的变成了厌恶与憎恶。一个经典的例证就是，在西方，作为基督教主要经典的《圣经》中蛇给人的第一印象便是一个反面角色。正是蛇，使得夏娃违反了上帝的禁律，偷吃禁果，最后被赶出伊甸园，并被罚永受怀孕、生育之苦。蛇因此被描写成为“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的”生物。其实在《圣经》中，蛇也存在着另一方面的象征意义，《圣经·民数记》中，上帝派来的火蛇虽然使许多以色列人丧生，但也正是因此“上帝的选民”本身才获得新生的：在毒蛇的惩罚下，还活着的以色列人对死亡感到极大的恐惧，对怨渎耶和华和耶稣感到衷心的忏悔，于是上帝叫摩西造了一条火蛇，说“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果然以色列人最后因此得救了。
可以说，古代西方人对蛇的崇拜与信仰，就是在这种恨怕交织的复杂心态下形成的并维持久远的。
在中国古代，人们对蛇的态度也是复杂的。首先，恐惧心理是难以避免的，这可以从大概是最早的招呼语之一“无蛇（它）乎”窥见一斑。上古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一般野兽虽猛还可提防，而毒蛇却是防不胜防的，对那个时候尚未建立固定居住村落的远古人群来说，被蛇咬伤致残甚至丧命的情况随时都可能发生。
但总的说，蛇在国人心目中始终没有像在西方人眼中那样坏得那么厉害。比如《山海经》记载着中国古代有个信奉图腾的部落，其中有"个以蛇为图腾，另外书中所传故事里的夸父、大人、载天、延淮等神祗，他们或蛇身，或双手操蛇，或由蛇环绕，都与蛇有难解之缘。
三、文学是生活的反映。社会文化与集体意识决定了文学中的蛇形象的基本特征。
从西方文学描写来看，蛇被突出表现的特征当然还是他对人类的威胁以及人们由此产生的对它的厌恶感。罗马诗人奥维德的.《变形记》也讲到，俄耳浦斯结婚后，其新娘与仙女们在草地上散步，结果被蛇咬伤踝骨，不治而死。维吉尔的《伊尼德》则描写了拉奥孔及两个儿子被巨蟒缠死的故事，表明蛇身也是足以致人死命的，是可怕的。在西方寓言中，从古希腊伊索寓言到古典时期法国拉封丹寓言再到19世纪初俄国克雷洛夫寓言，都有关于农夫与蛇的寓言，反映的则是蛇的只会害人、不知图报的卑鄙“小人”的特征。
这些描写进一步表明，在西方人的意识与观念中，蛇与丑、毒、恶的对应关系已经是较为固定了。这与中国文学中描写的蛇的主导特征仍是基本一致的。在中国神话传说和其它文学描写中，蛇往往被视为带给人类不幸与灾难的怪物、不祥之物。如传说中，洪水之神叫相柳，“九首，人面，蛇身”，这恶神所到之处，土地都要变成泽国。
与此同时，中西文学中也都有着赋予蛇类以某种善良人性的作品，如但丁在《神曲·地狱》第二十五篇的开头，诗人看到了一个窃贼和渎神的罪人被一条执行神圣教义的蛇活活缠死，诗人不由得赞赏地喊道：“从这个时候起，蛇类反而成为我的朋友。”同样，中国文学作品中也有将蛇作为美好理想化身加以赞美的，如《白蛇传》中大胆追求人间爱情生活并具有大无畏反抗精神的白蛇娘子，这里的白蛇不再是危害人类的化身，而是一个令人感动、值得同情的正面形象。
当然，总的说来，文学作品中蛇的形象还是“瑜”不掩“瑕”的，它的毒、丑、恶的特质及其因此令人恐惧与憎恨的一面，毋庸讳言还是文学作品表现的主体。
由以上对中西蛇文化的概要审视，我们得到这样一个启发，即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重性乃至多面性的特点，它们因而就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多重的意义，它们也就具有了不能被人们简单地加以肯定或否定的前提条件。蛇在本质上说的确是凶狠而丑陋的，但不能否认由于它具有的某些特征和功用，当它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载体时，在特殊背景下，在某些艺术表现形式中，蛇又可能以正面的形象出现或被人赋以某些另外的特征。应该说，也只有这样的认识，才符合古今中外人类社会生活的辩证法。
爱情语言是人类语言中最相通的。爱情把人的精神提升到与心灵对话的层次。爱情在人类社会中以永不衰竭的形式伴随生命存在。所以，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在文学作品中爱情是一个永恒的主题。通过对东西方不同爱情观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其中的中西文化差异。而通过对文学作品中的中西两种文化之间的比较研究，增进国人对西方文化的了解，进而促进双方的理解沟通。文学虽然是世界性的，但最重要的还是其民族性和地域性。由此我们在分析和认识文学作品的某一观点的时候一定要对其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有一个很深人的了解，才能真正理解某种文学创作模式产生的深刻背景。爱情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当今社会的爱情观，既有西方文化爱情观的影响，又深深地带着中国传统爱情观的痕迹。将体现在中西文学作品中的爱情观作一番比较，就可以看出二者的区别。不同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使中西文学的爱情观念决然不同。我们以传统的中西文学为关照点，比较两者的不同之处。爱情构成了西方人整个生活和生命的全部，爱情就是一切。朱光潜先生对此有精辟论述：“西方人重视恋爱，有‘恋爱最上’的标语。在西方人眼中，爱情是人生的至乐。人生如果没有了爱情，那就失去了无限的趣味。”所以西方人将宗教家的天堂，称之为“永远的蜜月”，即是此意。西方人认为人在热恋中时，所倾慕的对象就好比天使一样，是完美无缺的，是绝对纯粹的。所以一次真正的爱情，会使人的灵魂得以净化，道德得以升华。用中国人的话来说，一次真心的爱情，会使人大死大活一番，确使人有脱胎换骨之感。所以西方的文人学者艺术家，无不重视爱情，甚至于一生多次恋爱，以从中寻找灵感与激情。歌德每经过一次恋爱，就有一首好诗，即是此证。西方文学中往往把爱情视为不可抗拒的强大力量。l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作家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塑造的副主教克洛德一直被看做邪恶势力的代表，也是人们极力鞭挞的对象，但如果认真考察他的内心世界及同周围环境的联系，就不难发现他身上不仅有牧师的虚伪，也有着人性遭到压抑之后的悲哀。纵观l4世纪后期的欧洲，资产阶级掀起人文主义运动，这场运动直接抨击了中世纪的教会的精神独裁和禁欲主义，追求个人的现世幸福已成为普遍现象。克洛德也有了人性的要求。但他一直过着远离女人的清修生活，节制自己的各种欲望，并且自以为是快乐的。直到见到了在巴黎街头跳舞的艾斯美拉达，人的意识才觉醒了。他被这种强烈的爱折磨着，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都在忍受着一种比死亡力量还要强大的苦刑。作为一个神职人员，这可谓是大逆不道。但是副主教也是一个人，宗教的知识不能满足他对生活的要求，作为一个人，他也有人的感情、人的欲望、人的爱。基于这种爱，他才愤愤不平，发出人性的呼喊：“究竟，一个男人爱上了一个女人，这并不是他的错。”然而，正因为他所要求的这种爱是他所代表的那种势力和环境所不能允许的，因此，它的表现出来的方式便是扭曲的，变形的。在西方，中世纪是个特别”黑暗的时代”。在文艺领域，只能写对上帝的爱，写恋歌成为一种罪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世纪依然：有法国经院哲学家、唯情论者阿伯拉尔与巴黎名媛哀绿依斯冲破重重阻挠，苦苦相恋，尽管身为僧侣却不理睬教会的禁欲主义，而是写了大量歌颂男女爱情的恋歌，在民间广泛流传，产生很大影响。在德、法两国民间广泛流传的骑士传奇《特利斯坦和绮瑟》中，写特利斯坦和绮瑟无意中喝了一种药．酒，这种药酒使人永远相爱。尽管他们受到绮瑟的丈夫马尔克国王的残酷迫害，但是他们的爱情永远消灭不了。西方文学中的爱情还可以使人摆脱厄运，绝处逢生，在西方关于《白雪公主》的多种版本中，以美国迪斯尼动画片《白雪公主》为例，王子充满爱的深情的一吻是白雪公主死而复生的秘诀。中西方名人对爱情的评价也体现着不同的文化差异。费尔巴哈：爱情，就是要成为一个人。莎士比亚：一个人明明知道沉迷在爱情里是一件多么愚蠢的事情，可是，在讥笑他人的浅薄无聊以后，偏偏会自己打自己的耳光，照样陷入爱情：盈柔的怀抱。歌德：在爱情中，最宝贵的不是占有，而是彼此的尊重与爱慕。孟子：食色，性也。林语堂：一个没有孩子的妻子就是情妇，而一个有孩子的情妇就是妻子。傅雷：要找永久的伴侣，也得多用理智考虑，勿被感情蒙蔽。情人的眼光一结婚就会变，变得你自己部不相信，事先要不想到这一着，必招来无穷的痛苦。老舍：爱情要是没有苦味。甜蜜从何处领略?爱情要是没有眼泪，笑声从何处飞来?爱情是神秘的，宝贵的，必要的，没有他，世界上只有一片枯草，一带黄沙，为爱情而哭而昏乱是有味的，真实的!人们要得不着恋爱的自由，一切的自由都是假的，人若没有两性的爱，一切的爱都是虚空。之所以选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来反映一种冲突，是因为这样才有必然性一一那不是性格的冲突，也未必是人格、品质的冲突，而是“理想的冲突”。他们都在对方身上寄托了自己的理想，这对他们来说都是合理的。而这理想又如此不同，所以悲剧在所难免。中国人重视婚姻而轻视恋爱。因而感情的悲剧以婚姻悲剧居多。催人泪下的《孔雀东南飞》，重在写婚姻悲剧。中国传统文学的特点在于，围绕的轴心不是爱情，而是国计民生，风雅美刺等在我 n看来是重大的社会问题。爱情在我们看来是不重要的，并且在历史上大多数情况下也是不能允许的。《诗言志》是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即纯文学理论的总纲，但是“言志”的说法很笼统，在当时主要是指政治上的抱负和志向。所以诗歌历来强调风雅美刺的传统，要写重大而严肃的题旨，没有个人化的私人情感空间，写“家务事”、“儿女情”是不行的。中国人亦深知爱情的美妙，但更知爱情不能仅囿于生理的范围，所以将爱情与孝悌、礼义相配合。由于礼是儒学四端中的其中一个元素，所以在中国传统修身立德上，礼便促使中国人在抒发感情上比较内敛含蓄。中国文学作品中的爱情观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特色即才子结缘于佳人，英雄无缘于美女的中国爱情模式。中国的才子以手中的一支笔获取小姐的芳心，寒窗苦度的考场配以柔情似水的情场。“永老无别离，万古常完聚，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名列元代四大爱情剧之首的《西厢记》，反映了广大人民美好而善良的愿望。男主人公张生给观众、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章魁首”张生，英俊潇洒、才华出众且富有胆略，张生便以他的风流儒雅、才思敏捷而吸引住莺莺。对于爱情的论断，古今中外，难以记述。但细究中西方的爱情论调，可以发现一些细微的本质异同，西方人是崇尚爱情的，除了宗教中将“性欲”作为一个需要抑制的东西去约束外，人们对爱情的美好是带着崇敬的心理去接受的。但在中国，大多数的人，对爱情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心理因素，需要又排斥，接受又逃避，既憧憬爱情激动人心的一面，又恐惧爱情令人痛苦的一面，甚至于直接将爱情视为痛苦。这种矛盾的心态恰恰来自于中国人的传统道德观念。中西方是有差异的，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和人家的文化还有历史背景不同。所以，中西方的爱情观是不一样的，不过，值得庆幸的是，东西方差异是有的，但我们也有共识。有不同的爱情观，但我们都向往着美好的爱情；无论是梁祝化蝶还是茶花女、卡门或是舞剧天鹅湖，都是我们对冲破传统观念和对爱情的追求及向往。
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的建构，有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理论基础。下文是我给大家整理收集的关于中西文学比较论文范文下载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析中西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翻译不仅是沟通世界不同民族文化的桥梁，翻译也为文化与文学影响的传播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媒介，而且翻译本身也是一种艺术，一种再创造，其“创造性的叛逆”及应用一向来都为国内外文学界所重视的课题。
比较文学的学者认为：能否超越原作的关键是翻译中的创造与叛逆性。由此，翻译中的创造性是译者通过个人的能力创造性地使译作回归原著作的实质内涵，相对而言，叛逆性则指译者未能如实体现和传达原著作的精髓，从而与原著作的理念相违背。但在翻译的实际过程中创造与叛逆是密不可分的。
中西文学翻译中译者经常思考究竟是按照源语规范直接翻译原文还是依照规范再创原文使其更能为读者所接受。事实上创造性本质蕴藏于任何文学翻译作品中。在某种程度上翻译作品不仅仅是源文本的再现而且与源文本相比是一种再创造。
基于这个原因，“创造性叛逆” 的术语被法国文学家罗伯特·埃斯卡皮首先提出，他认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并提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个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创造性叛逆是文学范畴的基本特征，它并不是单纯属于文学翻译。换而言之，创造性叛逆与文学的接受和传播息息相关，两者密不可分。在文学翻译的实践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创造性叛逆不同程度地体现在接受者、译者以及接受环境之中。
比较文学和翻译理论界都对翻译的创造性叛逆进行过系统的分析和阐释。翻译界泰斗谢天振先生认为译者的创造性叛逆一般划分为意识型和无意识型，并由以下几种类型构成：个性化翻译、误译与漏译、节译与编译、误译与漏译、转译与改编等。创造性叛逆中的无意识体现，如误译与漏译，是因受限于译者自身的文化知识背景和情趣修养等因素造成的误读和误译。据此而言，其并不能简单称为“创造性”。
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分为有意识和无意识，其包括以下四种情况：
(1)个性化翻译。它表面是用自然、流畅的语言阐述原著的意图，但在深处却整合原著文化的问题。如果译作完全遵从原著文化，那语句会比较凌乱。
(2)节译与编译。节译与编译存在于《外国文学作品选》中有多种原因：为迎合读者或便于传播，为与接受地的风俗人情保持一致，或当地的道德、政治因素等，是有意识的叛逆。
(3)误译与漏译。例如：英译者把陶渊明《责子》中“阿舒已二八”翻译成了“阿舒十八岁”，他们认为“二八”是“一八”之误。误译，即对原著错误的翻译。它在文字和思想意义上背离了原文。在翻译中误译虽不可取但又客观存在，是无意识的叛逆。
(4)转译与改编。转译是是叛逆性最强的，是在翻译过程中无能为力情况下采取的方法。转译与改编体现在文学翻译上是创造性叛逆的特殊表现形式，其共性在于他们对于原作的两重更改。转译是一种语种转换。改编,节译和漏译各不相同。改编指改动整个内容情节，或体现对体裁的变动。节译是意识行为下对内容的大段改动。漏译则指无意识行为下改动少部分的情节。
对于中西方文学作品而言，译者永远不能全部表达原作者的真实想法，这在于两者不同的价值社会观和迥异的社会生活背景。译者自身的知识内涵和文化修养使其对译作实行了“创造性叛逆”的解读，而译者的主观判断性也由其个人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所制约。
1 文学翻译是创造性叛逆
(1)文学翻译的创造性。翻译的实质是把一种语言中蕴涵的内容通过媒介转移到另一种语言中。文学翻译是为让读者意会到不同的文化习俗和社会风貌，并不仅仅是浅层的转述表达。但就现在的大量翻译作品显示，其翻译的水平和要求与文学翻译所界定的标准依然存在相当的差异性。
(2)文学翻译的叛逆性。如果说文学翻译的创造性是译者依靠自身的能力创造性地表现原作品的实质内涵，那么其在翻译过程中所体现的叛逆性则是译者为实现主观愿望而对原作进行的客观背离。但在实际的文学翻译中，创造性与叛逆性是和谐共存的。
2 创造性叛逆的可接受性
创造性叛逆应遵循两重原则:充分原则与忠诚原则。文学翻译与其他形式的翻译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受目的地控制，而创造性叛逆是保证文学翻译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充分原则要求创造性叛逆应实现翻译目的，忠诚原则限制了目的文本的合理应用性，要求译者担当社会责任和道德规范，以此确保人们能够接受对文学翻译作品中所体现的创造性叛逆。
由于隐含的读者存在于一切中西文学作品中，因此作者把外界环境当作他在创作过程中的直接客体，其隐含的读者则是他的间接客体。但就译者来说，当其阅读原作品过程中，以前的间接客体此时变成为主体。原文虽然是阅读的直接对象，但原文作者心中或眼中的世界才是他通过阅读而理解的对象。所以，译者阅读和理解活动的间接对象是原文作者，这种主体间的交流就是话语对话的过程。翻译活动不是固定不变的语言转换，而是通过两种话语相互协商的产物。因为译者的不同的教育背景、人生经历和知识结构，所以翻译不可能有统一的标准。作为一种综合性的社会化活动，文学翻译应该是以多元而综合化的评价体系形式存在于现代复杂社会中。
从接受者和译文接受环境来分析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和叛逆性：
(1)接受者的创造性叛逆。所谓接受者特指阅读翻译作品的读者。由于不同文化背景的接受者有着不同思维方式和知识修养，因此不同的读者会在分析读本时形成自己特定的评定准则。即使身处相同的历史背景，接受者也会因为拥有不同的文化视野和结构，在文本的阅读中不可避免性地会主观性再创造，从而促使在翻译异质文学作品时的创造性叛逆的不断呈现。
(2)译文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从译文的接受环境分析，迥异的文化习俗、时代背景以及语言环境使原著作不可避免地受到译文语言的影响和限定，从而接受并融合译语的文化内涵和特征。
纵观现今翻译研究的现状，中西文学翻译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对源语文本与目的语文本的研究，而是将许多其他的因素也纳入其研究范围。评判译文好坏一直以“忠实”原则作为其评定的标准，但随着译者主体性研究的深入，文学翻译的重要显著特征之一是尤其注重创造性叛逆的应用。传统翻译研究否认创造性叛逆的作用和功效，而在比较文学范畴中则积极倡导其在文学作品翻译中的广泛应用。由德国功能派理论发展而来的目的论指出,翻译是一种基于源语文本的有目的的行为活动，决定任何翻译过程的最高准则是整个翻译行为的目的，这一理论无疑为研究这创造性叛逆提供了一个崭新而有效的视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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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中西诗学比较
摘 要： 要使得中国诗学为世界所了解，在世界诗学中发出声音，究竟要靠生动的形象打动人，还是靠严密语言和逻辑征服人?研究中西诗学的差异对中国诗学得到世界诗学的定位、认同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本文从社会经济、政治特征、宗教特征出发，就中西诗学差异进行展开比较。
关键词： 中西诗学差异 社会经济、政治特征 宗教、科学特征
“诗学”来自亚里士多德的文艺理论与美学名著《诗学》，它包含诸多内容：诗的种类，性质的探讨，史诗的研究，悲剧、喜剧的研究，还涉及音乐，名称虽为诗学，实则应为文艺学。“中西比较诗学”是从理论的高度来辨析中西文艺的不同美学品格并深入探讨其根源的研究。本文从中西社会经济、政治特征和宗教、科学特征两个方面分析中西诗学的差异。
1.中西社会经济、政治特征对中西诗学的影响
西方古代文明的爱琴海区域和中华古代文明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地理环境是极不相同。古希腊的海上贸易，促进了手工业、航海业和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最终形成了以工商业为主的古希腊社会经济的商业性特征。与此相反，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一个极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地区。“八百里秦川”的陕西关中平原，平坦广阔，肥沃的土地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几千年来中国社会“以农为本”的农业性特点一直稳定地延续下来。可以说中西社会最根本的差异是西方社会经济更具有商业性特征，而中国社会经济更具有农业性特征。无论是西方的商业性社会还是中国的农业社会，都对中西文学艺术与诗学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中西方文学形式不同
中国古代文学以抒情文学为主。其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农业性社会生活恬然，人们每天在农田里劳作，向往的是“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人们成天与田园山水相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农耕生活竟使得诗人们无事可叙，只剩下一缕缕情丝可供抒发。这里没有海上的拼搏与冒险，而是人与大自然和谐交融，在这情景交融之中，就产生了以感物抒情为主的文学艺术传统。在《诗经》中，无论是爱情诗还是农事诗，都饱含抒情的韵味：“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所以为什么在并不张扬个性的中国，抒情诗能成为文学的正宗，其原因恐怕就在这里。与中国相反，西方的商业充满了冒险，充满了不可预知的惊涛骇浪，这使他们看到了更加深奥难测的东西，这些冒险活动中充满了惊心动魄的事件，与自然山水风光相距甚远，故而叙事成为文学活动的主要内容。
中西方价值观不同
西方社会的商业性特征和中国社会的农业性特征，对其民族性格和价值观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商业经济环境下培育起的西方人崇尚个人的自由平等、个人的奋斗、个人的财富、个人的爱情、个人的享乐及个人英雄主义。自我是西方表现内涵的核心，与外在世界相隔离相对立，久而久之产生了以自我为核心，以私利为基础，以享乐为目标的敢于冒险、敢于进取的开放性民族品格。
与西方相反，中国的农业性经济，使人们眼界狭窄，安贫守旧，不肯冒险。严格的宗法政治压抑着人们的个性自由，更无民主平等可言。所以文学作品不具有自我表现的意识，它所言之志，是与社会和宇宙相连、相通、相合的，它所追求的不是对立，而是和谐;不是自我表现，而是天人合一。
中西方爱情观不同
在西方，古希腊的雅典民主制度和商业经济方式使西方人培养了崇尚个人爱情和个人享乐，以人为本。即使是爱情，他们也看作是个人的认知生理和心理的需要。因此，尽管西方文学以叙事为主，却提倡情感的宣泄淋漓，以便获得舒畅心情。
中国诗学主张抒情言志，却提倡节制情感，勿过勿滥。主张情感，文质彬彬，提倡素淡的文采和风格。如《诗经》中305篇抒写男女相思相恋的各种情感的诗，有较少的封建道统的艰涩，有“天地元声”的清新，但这具有极高审美价值的男女爱情诗却被认为“越礼纵欲”，而长期遭受不公平待遇。如《王风・采葛》：
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
诗中主人公大胆地表达了一日不见如隔“三月、三秋、三岁”的感受，话语虽简单，却十分传神地表达男女之间的款款深情，即使在当代中国也少见如此直白的表达。这种诗歌与后代诗歌巧妙含蓄地表达异性间的求爱格格不入。又如中唐时的《金缕衣》：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须惜少年时。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此诗主旨是劝人及时享乐，以及对爱情大胆追求。却因表意太直露、太大胆，故一千多年来，无人敢去担这一作者之名，所以作者也只能成为无名英雄了。中国古代诗歌中虽不乏优美的爱情颂歌，但是，一味地讴歌爱情，是与宗法政治不相容的，最好是做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2.中西宗教、科学特征对中西诗学的影响
西方社会强调宗教性，从古希腊至中世纪，从宗教改革到现当代，无论社会怎样发展，其宗教氛围都大大超过中国。中国的宗教主要是儒、道、佛三教。三教之中，儒、道二教代表中国文化传统的宗教。中国宗教重现世，追求今世的满足和完满。基督教重来世，以彼岸的永生为最高目标。儒家的“仁”不同于基督教的“博爱”。西方宗教的爱有较强的平等意识，中国宗教的爱有差等。基督教认为，上帝创造了人类。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不分贫富贵贱，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儒家学中强调一个“仁”字。在孔子看来，自然万物是不平等的。
中西方人眼中的自然
西方人眼中的自然是怎样的呢?在商品经济中，贸易是最重要的经济活动。商人经常在崇山峻岭中艰苦跋涉，在茫茫大海中战狂风斗恶浪……可怕的自然界，似乎处处都在与人作对。在古希腊神话中也不例外，主宰自然界的宙斯，处处与人类为敌，他将盗火给人类的普罗米修斯锁在高加索山上，让神鹰残酷地啄食其肝脏。还让潘多拉打开盒子，把灾难与瘟疫降给人类，然后发动奥林匹斯山上的神消灭全人类。所以天人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这迫使人们用自己的智慧了解大自然、战神大自然。因而，冒险、奋斗、进取就成为西方民族的显著特征。这一理念成为诗人们张扬个体意志的无意识的温床。但是西方人所不断追求的正是超越于自然之上的理性存在，认为万物只是自然存在，它必须打上人的意志的印痕。
中国的天人关系是怎样的呢?因为农业丰收取决于大自然风调雨顺，人们生计全靠大自然的赐予。人们的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晨星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所听到是蝉噪鸟鸣，而不是狂风怒吼。而且中国的神灵与英雄与古希腊的神则恰恰相反，他们对人类是友善的，爱人类的。这些都反映了自然与人类的和谐关系。因而，中国人对自然界总是怀着亲切感，尊敬与感激，故形成了“天人合一”。这给中国文学艺术及诗学理论灌注了某种生气，使中国人明白了情景相融。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种情景交融的诗句，表现了中国人是对大自然审美的意识。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西方人已经意识到该重新拾起人与自然之间那固有的脐带了。要重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关系，就得首先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然后才能重返自然。所以当代西方思想中极为重要的现象，就是反对人本主义。
3.中西思维对中西诗学的影响
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会经济类型，使中西方人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与表达方式。在商业性社会下的人们是外向性的、开放性的，在向外拓展中，要克服遭遇的种种困难，必须向外如何征服自然界的途径，造成了西方人外向型的心态。中国农业型社会是自给自足的、封闭的，天人和谐中的“怡然自乐”又造成中国人内向型的心态。
内与外
西方“思物”，中国“思我”。中国人最关心的是自身内在的东西，所以有“三思而后行”，“吾日三省吾身”(《论语》)。但正是这种只知“思我”不知“思物”的思维方式，使中国人忽略对世界客观规律、事物性质的思考，极大地阻碍了古代人们的逻辑思维，感悟思维占据上风。如孔子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追求的正是直觉感悟。这种只求内省式的思辨、直觉思维而忽略思辨思维，会产生混沌的结果，真可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种直觉感悟式思维是中国古代思维的一大特征。
与此相反，西方开放型的商业社会，造就了探索大自然奥秘的外向型思辨。古希腊人并不注重自己内心修养，而是对世界充满好奇。了解大自然，改造大自然的这种外向型的“思物”行为推动了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和西方商业经济的繁荣。
直觉与逻辑
西方的逻辑思维，中国的直觉思维，都对中西诗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如王昌龄《从军行》：“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缭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说到“边愁”用了“听不尽”三字，要体会古老雄伟的长城绵亘起伏、秋月高照这一壮阔的景象和无限的悲凉，读者需要自己顿悟。中国有句俗话：“沉默是金，雄辩是银。”沉默比雄辩宝贵。在中国文化中，“知不可为而为之”被视为积极入世的态度，“知不可道而道之”却是徒劳的，被认为缺乏逻辑和理性。其实中国人并不缺乏逻辑分析的能力，也许正是中国人一遍遍重复的“沉默是金”导致中国人失去了逻辑分析的兴趣、爱好。
西方史学普遍运用分析性的逻辑思维，创立“诗学”名称的亚里士多德，正是运用条分缕析的逻辑思维来建立他那庞大的诗学体系的。他写诗学的原则是“依自然的原理，先从首要的原理开头”(《诗学》)。他从基本原理出发，由上至下，从一般到特殊，层层剥笋，丝丝相扣，用严谨的逻辑方法，把所研究的对象和其他相关的对象区别开来，找出各自的异同，然后将它们由类到种地逐步分开来，下定义、找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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