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也是中国历史文物遗存最多的省份之一。据统计，山西现有辽、金代以前的木构建筑占到全国同类建筑的，有分布于全省各地的文物古迹35001)余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119处，两千年以上的历史都城118处。近年来，山西省在盘活这些宝贵的资源，变资源为旅游产品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形成了独特的优势和影响力。但同时也日益凸显出旅游景观与文化脱节、景观文化建设远远滞后于景观设施建设的问题，重景观轻文化、有景观缺文化、好景观差文化的现象较为普遍，即使一些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知名度的旅游景观，也还处在靠有形资源作为卖点的初级阶段，远远没有形成自身的文化品牌。加强景观文化建设是关系山西历史资源可持续利用和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本文拟就相关内容作一探讨。一、加强景观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一)加强景观文化建设是提升山西省旅游产业核心竞争力的迫切需要。众所周知，当前旅游业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山西旅游业的发展进程，大致可分为三个竞争阶段:第一阶段是项目竞争。改革开放，百业振兴。作为对传统中国人十分陌生的旅游产业也顺势而生。在这个阶段中，谁能够率先开辟出自然景观或人文景观，谁就能够吸引游客的眼球。因此，这一阶段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四个字:“你无我有”。只要哪个地方能拿得出像样的旅游项目，它就有竞争力。第二阶段是广告竞争。人们开始认识到旅游是一个有利可图的新兴产业，于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有自然或人文资源的地方纷纷将资源开发为旅游景观，没有资源的地方也想方设法开辟人造景观作为旅游之用。在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后，每个地方都有了初具规模的旅游项目。为了争夺客源，各地不惜工本造势宣传，旅游市场的竞争发展为广告竞争。这一阶段的特点也可以概括为四个字:“你有我响”。大家都有几个拿得出手的旅游产品，但是哪家的广告刺激，宣传到位，它就具有更强的竞争力。第三阶段是文化竞争。随着旅游市场的日趋成熟，参与旅游而且见多识广的游客愈来愈多。以往单凭广告宣传的做法已经不足以吸引公众的注意力，旅游市场的竞争又上升到一个新阶段即文化竞争。这一阶段的特点同样可以概括为四个字:“你响我特”。景观的独特文化在旅游市场竞争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加强景观文化建设成为决定一个地方旅游产业生存发展的关键。因为在景观硬件条件基本定型的情况下，谁能够在弹性空间较大的景观文化建设方面出奇创新，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领制高点，把握主动权。(二)加强景观文化建设是防止山西旅游景观趋同化的迫切需要。旅游景观的生命力在于个性化。没有个性特征或失去个性特征的景观将难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胜。然而就山西情况看，一些旅游景观正自觉不自觉地走人趋同化甚至雷同化的误区。以民宅大院为例，仅晋中地区就有已经开放或正在开发的大院十余处。几座先行一步的大院，从宣传推介、布局陈设到经营运作几乎都一模一样，甚至每个大院都有一句共同的解说词:“皇城看故宫，民宅看x家。”这种趋同思维不仅未能扩大景观的知名度，反而让游客生出许多疑问。笔者就不止一次被外地朋友问到，你们山西这么多大院，各家都有哪些主要特色?事实上每座大院都有不同的文化内涵，倘若能把这些特质提炼并展示出来，将形成丰富多彩、优势互补的大院文化。目前这种只重相互模仿，不重突出特色的做法，只能使旅游景观的生路越走越窄。打造个性化旅游景观的关键不在硬要素而在软要素。所谓硬要素，就是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景观物质要件，这方面只要有实力就可以多投入多产出，你有我有全都有。所谓软要素，就是附着在景观之外，渗透于景观之中的一种氛围，一种精神，概言之就是景观文化。景观的硬件容易被“克隆”，但好的景观文化却是不可复制的。经验证明，景观之间的本质区别在文化而不在硬构件。尤其是处在同一区域同一类型的旅游景观，很难单纯依靠外部形态给人以永久印象。加强景观文化建设既是旅游市场多样化的客观需要，也是景观群体走出趋同误区的根本出路。旅游景观要想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在营造景观文化上下工夫。(三)加强景观文化建设是保存和延续历史文化遗产的迫切需要。2004年10月，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平遥古城墙突然发生大面积倒塌事故，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并由此引发对历史遗产生存状态和经营方式的反思争鸣。从景观文化角度讲，平遥古城墙的遭遇至少带给我们如下两点启示:一是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当我们将其变现为文化资本时，一定要格守适可而止的原则。如果过度开发，甚至将历史遗留当做“摇钱树”，将会过早地失去我们对子孙后代进行历史文化教育的宝贵场所。二是历史遗产也是有生命的客观存在，需要给以人性化的尊重和保护。否则，再有生命力的景观也会在滚滚红尘中毁灭或夭折。因此，加强景观文化建设本质上是营造有利于景观的生存发展环境，是保持和延续历史文化遗产资源的有效举措，也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二、景观文化的基本内涵文化是一个没有统一界定的概念，学术界关于文化的定义有数百种之多。但就其本质而言，一般认为:文化是人类特有的创造性活动的产物，是人把人性加于自然之上，从而使自然人性化的结果。所谓景观文化，是指人们在与景观长期互动的实践中，所创造和形成的具有与该景观相适应的精神观念，并把这种观念具体地体现在景观建设、维护和适度开发利用的各个环节之中。在一个具体的旅游景观中，景观文化大致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景观的历史渊源。任何人文景观都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是时代的文化符号。一处景观常常记录着一段历史、一个故事，象征和代表着一种意义和价值。景观因为附着的历史人文价值而有意义，而富有生机和活力，失去历史人文价值的景观将变得毫无存在的必要。景观的历史人文价值是发展变化的，景观文化的内涵首先在于发现、保存和丰富这种意义和价值。(二)景观的代表符号。景观是某种意义和理念的载体，这种理念和意义是通过一系列外在符号表现出来的。这里所说的符号是一个广义概念，具体说就是景观的物质存在，如景观的楼台庭院、楹联铭赋、字画碑刻乃至布局陈设等等，都可看作是一个个具体符号，正是这些符号构成了景观的固态文化内涵。(三)景观的独特仪式和活动。作为旅游景观，仅有固态文化符号是远远不够的。现代游客希望在特定景观看到以传统文化为背景的独特仪式和活动。比如，在晋城皇城相府举行的皇帝人城仪式，在平遥古县衙演义的县官断案场景，还有一些旅游景观开发的民俗表演项目，都是为游客所喜闻乐见的景观活态文化内容。(四)景观团队的人文素养和行为规范。旅游景观是由具体的人群经营管理的，景观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要通过景观团队的经营理念和精神风貌来体现的。俗话说，“看一个人，不仅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人们对一个景观的认识同样如此，不仅要看该景观向社会怎样宣传、怎样承诺，更重要的是看经营景观的团队怎样去做。这就需要景观全体员工在为游客服务中体现出一定的素养和文化内涵，让社会公众从中感受到该景观的优秀文化。三、景观文化的一般要素要素是构成事物的必要因素。景观文化的一般要素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一)有形环境。有形环境是构成景观文化的基础因素。如果没有看得见摸得到的景观实体为依托，景观文化就无从谈起。景观的有形环境包括两大内容:一是内部环境。主要是景观的建筑、文物、设施等。二是外部环境，主要是景区的外部氛围。以山西情况看，眼下绝大多数旅游景观的内部环境是说得过去的，问题是外部环境不尽人意。比如在有的景区，游客一下车就遭到各种促销者的围追堵截、死缠硬磨，使景观形象在游客心目中大打折扣。(二)符号系统。西方学者怀特指出:“‘符号’可以定义为使用者赋予意义或价值的事物。”因此，符号的应用便是文化的产生和存在。“全部文化(文明)依赖于符号。正是由于符号能力的产生和运用才使得文化得以产生和存在;正是由于符号的使用才使文化有可能永存不朽。没有符号，就没有文化。”按照这一理论，我们可以把景观文化归结为由一系列符号组成的系统。具体讲又分为两个子要素:一是固定符号，即游客只有身临其境才能体会和分享其价值或意义的物化标识。二是流动符号，如景观纪念品、名信片、地图册等可供游客携带的文化标识。坦率讲，山西目前还远没有形成拥有完整符号系统的旅游景观，符号要素是每一处景观都需要认真补课的项目。(三)阅听文本。作为景观文化的要素内容，阅听文本主要由三部分构成:一是视觉文本，二是听觉文本，三是网络文本。视觉文本包括向公众开放的景点和实物，引导游客进行游览和欣赏的方式，以及组织游客参与的各种仪式和活动。听觉文本包括解说词、现场答疑、背景声乐等。网络文本是指利用互联网等现代高科技手段，将景观信息数字化、动态化。好的阅听文本，能够反映景观全貌，帮助公众识读理解景观文化符号的意义和价值，带给游客以全方位美的享受和记忆。山西绝大多数旅游景观，目前还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阅听文本，尚处在建筑加导游的初级阅听层面，无法满足游客多元化的阅听需求，这也是我们急需弥补和完善的。(四)导游团队。“旅游旅游全靠导游。”这句话形象地道出了导游在景观文化传播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事实上，导游是景观的灵魂，有什么样的导游就会把什么样的景观文化带给公众。前不久，笔者去拥有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桂冠的五夷山参观考察，景区的九曲溪竹排导游给大家留下了难忘印象。在近两个小时的水上游览过程中，导游逢景必讲，每问必答，而且将每处景点的意义和价值与当今社会生活相联系，妙趣横生，回味无穷。据了解，五夷山风景区为了将竹排游这一黄金项目做大做强，专门举办旅游专业班，从毕业生中挑选年轻力壮而又善于表达的男女青年担任排工兼导游，通过他们的沿途解说扩大景区的知名度。“五夷奇秀甲东南”固然是大自然的造化，但也是与景区有一支高素质的导游队伍分不开的。事实说明，导游团队是景观文化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五)人文关怀。旅游景观是特殊的人文活动场所，人文关怀在景观文化建设中占有十分突出的位置。旅游景观的人文关怀具体说就是八个字:安全、便利、诚信、兼顾。所谓安全就是要通过各种方式强化游客的安全意识，同时做好公共危机的处置预案。所谓便利就是要在景观游戏规则和服务设施上，最大限度地方便游客。所谓诚信就是要千方百计兑现承诺，尽最大努力满足游客方方面面的正当需求。所谓兼顾就是对待贵宾和群众、团体和散客要一视同仁，绝不厚此薄彼。四、加强景观文化建设的现实路径认识景观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和基本内涵，目的是要解决如何加强旅游景观文化建设的问题。就山西而言，当前主要应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树立景观文化意识。旅游产业也是文化生产力，这已经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目前，许多地方尝到了发展旅游经济的甜头，舍得在旅游景观建设上花工夫、下本钱，但还没有对旅游景观文化建设问题引起应有重视。殊不知，旅游产品经济价值的主要部分不在于物质性价值，而在于文化审美价值。不重视景观文化的开发利用，就不能产生持久的旅游资本，在这方面山西一些地方是有深刻教训的。如果真正重视旅游经济，就必须在思想上牢固树立景观文化意识，在具体工作中要像重视景观建设那样重视景观文化建设，做到景观建设与文化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第二，开展景观文化研究。景观文化建设涉及多个学科内容，需要一定的学术理论依据和支撑。目前，山西从事旅游景区规划、开发的单位很多，但还没有专门从事景观文化研究的机构。有关部门应将旅游景观文化项目列人课题规划，整合力量，搭建平台，有针对性地开展相关研究。可以考虑先从全省选择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旅游景观进行深人细致的调查，从个案人手，诊断景观文化缺陷，丰富景观文化内涵，进而提升整个旅游景观的社会形象和经济效益。第三，制定景观文化政策。景观文化建设离不开政策引导。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全省旅游景观文化发展纲要，统一景观文化建设的规范要求，制定相应的考评指标体系和奖罚措施。通过总结经验，选树样板，营造景观文化建设的浓厚氛围，用优秀景观文化全面塑造山西旅游景观的崭新形象。总之，加强旅游景观文化建设是一篇事关山西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大文章，也是文化强省的一个重要方面。当前山西在利用独特的历史资源优势打造文化强省战略和文化产业方面做的有声有色、可圈可点，加强旅游景观文化建设的时机已经成熟，笔者就此问题抛砖引玉，以期引起更加广泛的关注和更为深人的讨论。5A级景区:云冈石窟位于大同市西16公里处的武周山麓，依山开凿，东西绵延1公里。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中国三大石窟群之一，也是世界闻明的艺术宝库。因石窟建在武周山麓，而其最高处名云冈，故取名为云冈石窟。现存洞窟53个，石雕造像5万1千余尊。大佛最高者17米,最小者仅几厘米。武周山南崖，东西伸展一公里，云冈石窟的佛龛，象蜂窝密布，大、中、小窟疏密有致地嵌贴在云冈半腰。这里石佛聚会，石人、石马、石刻，浮雕群集，是我国规模最大的石雕群之一。云冈石窟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始建于公元453年(北魏兴安二年)，由当时的佛教高僧昙曜奉旨开凿。大部分完成于公元495年，历时40余年，加上其余小窟，先后近50年时间。参加开凿人数，多达四万余人，连当时的狮子国（斯里兰卡）的佛教徒，也参与了这一举世闻名的艺术创作。五台山，位于山西省的东北部，属太行山系的北端。跨忻州地区的五台县、繁峙县、代县、原平县、定襄县，周五百余里。中心地区台怀镇，距五台县城90公里，忻州市160公里，山西省会太原市240公里。4A级景区乔家大院地处美丽而富饶的山西晋中盆地，位于祁县城东北12公里处的乔家堡村，距省会太原50公里，与祁县著名的中华周易宫、延寿寺、九沟风景区、渠家大院、明清街巷、长裕川等景点形成一日游格局。晋祠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位于太原市西南郊25公里处的悬瓮山麓。晋祠原为纪念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纪）武王次子、晋国开国侯而建。创建年代已不可考。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就有关于晋祠的记载，可见当时已经颇为出名了。黄河壶口瀑布 位于吉县城西45公里、距临汾市165公里处的晋陕峡谷黄河河床中，为世界上最大的黄色瀑布，因其气势雄浑而享誉中外。此地两岸夹山，河底石岩上冲刷成一巨沟，宽达30米，深约50米，滚滚黄水奔流至此，倒悬倾注，若奔马直入河沟，波浪翻滚，惊涛怒吼，震声数里可闻。其形如巨壶沸腾，故名。黄河浪涛激起一团团雾烟云随着水雾的升高，烟云由黄变灰、由灰变蓝，景色奇丽，有“水底生烟”之说。壶口瀑布不仅有“水底冒烟”，“彩桥通天”奇景，更有“旱地行船”之说。上游船只到此，必须离水登陆，经人抬或车运绕过壶口（即所谓“旱地行船”）方可入水续航，千百年来，概莫能变。普救寺 位于山西省西南部永济县境内的峨眉塬头。南向紧邻古蒲州城址，东连西厢村。寺址高耸，松柏满垣，西临黄河湾，水势汹涌澎湃；东近中条山，犹如屏障峙立，视线广阔而开朗。塬头之下一条宽阔的坡底长街，是当年通向长安的古驿道。这里是我国历史名剧《西厢记》故事的发生地。寺内有座方形砖塔，原名舍利塔，俗称莺莺塔。这座塔同北京天坛的回音壁、河南宝轮寺塔、四川潼南县大佛寺内的“石琴”，并称为我国现存的四大回音建筑；和缅甸掸邦的摇头塔、匈牙利索尔诺克的音乐塔、摩洛哥马拉克斯的香塔、法国巴黎的钟塔、意大利的比萨斜塔，并称为世界六大奇塔。皇城相府 皇城相府是中国清朝康熙大帝的老师、《康熙字典》的总裁官、文渊阁大学士光禄大夫陈廷敬的故居，位山西省阳城县北留镇皇城村，枕山临水、城墙雄伟、雉堞林立，房屋则朴实典雅、错落有致，是一座别具特色的城堡式建筑群。灵石王家大院旅游景区 王家大院位于山西省灵石县城东 12 公里处的静升镇。距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 35 公里、介休绵山 4 公里、十八罗汉头像海外回归故里资寿寺 2 公里，是山西省近年来以“名城、名山、名院、名寺”为优势，推出的一条精品旅游线路。同蒲铁路、 108 国道纵贯县境，新开通的大运高速公路灵石出口距王家大院 2 公里，交通十分便利。介休市绵山风景名胜区 绵山，又称介山，在介休城东南20公里处，属太岳山脉，居介休、灵石、沁源三县交界处，绵延50余公里，海拔2O72米。绵山山势陡峭，多悬崖绝壁，苍松翠柏，自然景色非常优美，是省级风景名胜区。浑源恒山旅游区 恒山别名常山，位于浑源县城南10公里处，距大同市62公里。与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中岳嵩山并称五岳，扬名国内外。平遥双林寺彩塑艺术馆 平遥双林寺彩塑艺术馆是一家佛教艺术馆。位于山西省平遥县西南桥头村北侧双林寺。双林寺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在此建立彩塑艺术馆。解州关帝庙旅游区 解州古称解梁，是三国蜀汉名将关羽的故乡，位于运城市西南15公里的解州镇，镇西有全国现存最大的关帝庙，俗称解州关帝庙，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平遥县衙博物馆 位于平遥古城西南部，面南背北，占地约两万六千平方米。县衙分左中右三路，中轴线上从南向北依次为衙门、仪门、牌坊、大堂、宅门、二堂、内宅等，并向外一直延伸到南横街上。现在县衙的大堂等建筑正在复修中，我们所能看到的仅为二堂、内宅及二堂右侧的耳房等，这些院落仍基本保存了明清衙门的特征，气势庄严。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园旅游景区 洪洞县城北面贾村西侧，明时有广济寺，寺的左旁有一株汉代种植的大槐树，枝繁叶茂，树身数围高大数丈，荫遮数亩苍劲挺拔。大运路纵衷穿其东，交通十分方便。明朝政府屡迁山西之民于外地，而迁民追多的洪洞与附近地区的移民就在这里集中出走。被迁的移民起程时恋恋不舍，频频回首，古大槐树便成了当时移民门离别时记忆最深的标志。时至今日，在山西、河北、河南、安徽、江苏等地，依然广泛流传着两句民谚：“问我家乡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 汉代古槐，早已不存在了，第二代古槐也干枯了，第三代古槐正在茁壮成长，枝繁叶茂，如同当年的汉代古槐一样挺拔。为了纪念古槐，1911年在汉代古槐处建立了一座雕梁画栋、飞檐斗拱、精巧玲珑、别有风格的碑亭。中国票号博物馆 中国第一家票号 ——日升昌，座落于“大清金融第一街”平遥古城西大街的繁华地段。整座旧址占地2324平方米，用地紧凑，功能分明。从清道光初年成立票号到歇业，历经一百多年，曾经“执中国金融之牛耳”，分号遍布全国35个大中城市，业务远至欧美、东南亚等国，以“汇通天下”而著名，被余秋雨先生誉为中国大地各式银行的“乡下祖父”。（余秋雨《抱愧山西》）就是这样一座小小院落，开中国民族银行业之先河，并一度操纵十九世纪整个清王朝的经济命脉。芮城县永乐宫旅游区 山西芮城的永乐宫是一座道教宫观，原名大纯阳万寿宫。宫址原在芮城西向20公里的永乐镇上，这里据（道藏）中有关典籍和宫内碑文记载，是道教“八仙” 之一吕洞宾的诞生地。吕氏死后，乡人将他的故居改为“吕公祠”。金末，吕洞宾的故事越传越远，奉祀的人逐渐增多，祠堂便扩充成道观，后在蒙古太宗三年（1231）被火烧毁。现在的永乐宫是元代修成的。当时全真教领袖邱处机很受朝廷宠信，这一教派又奉吕洞宾为祖师，于是皇帝下令把观升级为宫。并派河东南北两路道教提点潘德冲主持营建此宫，用十五年时间，于中统三年（1262）完成主体建筑，到至正十八年（1358）才完成壁画，施工期前后110多年，几乎与元朝共始终。明清虽小有修葺，但基本上保存了元代的原貌。解放后，因永乐宫旧址在三门峡水利工程淹没区内，于是从1959年开始，化了七年功夫，将全部建筑和壁画迁到新址复原保存。平遥文庙学宫博物馆 平遥文庙乃中国六最。中国现存最早的文庙；中国保存最完整的文庙建筑群；中国最大的孔子及儒学先贤塑像群；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中国科举史展；中国惟一的专业性摄影博物馆。
书法的基本常识书法的基本常识【书法】中国传统艺术之一。是以毛笔书写汉字的方法，来表达作者精神美的艺术。它的基本要求有：一是使用柔软的毛笔，二是书写形象丰富的汉字。因此，其有两义：一指毛笔字书写的法则，主要包括执笔、用笔、点划、结构、分布等方法；一指以书写汉字来表达作者精神美的艺术。就是借助于精湛的技法、生动的造型来表达出作者的性格、趣味、学养、气质等精神因素，其为侧重于“心画”。二者相融合，便构成了中国的书法艺术。所以从书法构成的要素来说，包括了三个方面：一是笔法，要求熟练地执使毛笔，还握正确的指法、腕法、身法、用笔法、用墨法等技巧；二是笔势。要求妥当地组织好点画与点画之间、字与字之间、行与行之间的承接呼应关系；三是笔意。要求在书写过程中表现出书者的气质、情趣、学素和人品。从书体、风格上说，更是多姿多态，美不胜收。我国的书法艺术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之所以成为一门艺术，主要取决于中国人善于把实用的东西上升为美的艺术，同时与中国独特的文字和毛笔关系密切有关。其文字以象构思、立象尽意的特点酝酿着书法艺术的灵魂，而方块构形，灿然于目的姿质又构成书法艺术的形式基础。其工具，“惟笔软则奇怪生焉”，可生出方圆藏露、逆顺向背的韵味，轻重肥瘦、浓淡湿涩的情趣，抑扬顿挫、聚散疏密的笔调。断连承接、刚柔雄秀的气势；再辅以专门制作的纸墨，使书法艺术更趋变幻莫测。韵味无穷。书法不仅成为表达最高意境与情操的民族艺术，而且居于所有艺术之首。书法在中国不仅举世同好，千古一风，而且早已走出国门，成为传播友谊的媒介，在东方世界颇有影响，也倍受西方世界的瞩目。【章法】指安排布置整幅作品中，字与字、行与行之间呼应、照顾等关系的方法。亦即整幅作品的“布白”。亦称“大章法”。习惯上又称一字之中的点画布置，和一字与数字之间布置的关系为“小章法”。明张绅《书法通释》云：“古人写字正如作文有字法。章法、篇法，终篇结构首尾相应。故云：‘一点成一字之规；一字乃终篇之主’”。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评书法》云：“古人论书以章法为一大事，盖所谓行间茂密是也。余见米痴小楷，作《西园雅集图记》，是纨扇，其直如弦，此必非有他道，乃平日留意章法耳。右军《兰亭叙》，章法为古今第一，其字皆映带而生，或小或大，随手所如，皆入法则，所以为神品也。”可见，章书在一件书法作品中显得十分重要，书写时必须处理好字中之布白、逐字之布白、行间之布白，使点画与点画之间顾盼呼应，字与字之间随势而安，行与行之间递相映带，如是自能神完气畅，精妙和谐，产生“字里金生，行间玉润”的效果。布白的形式大体有三：一是纵有行横有列，二是：纵有行横无列（或横有行纵无列），三是纵无行，横无列，它们或有“镂金错采”的人工美，或具“芙蓉出水”的自然美。【笔法】写字作画用笔的方法。中国书画主要都以线条表现，所用工具都是尖锋毛笔，要使书画的线条点画富有变化，必先讲究执笔，在运笔时掌握轻重、快慢、偏正。曲直等方法，称为“笔法”。唐张怀瓘道《玉堂禁经·用笔祛》云：大凡笔法，点画八体，备于“永”字。故元赵孟頫于《兰亭跋》中云：“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墨法】亦称“血法”。一曰：用墨之法。前人谓水墨者，字之血也。故临地作书时极为讲究。墨过淡则伤神彩，太浓则滞笔锋。必须做到“浓欲其活，谈欲其华。”宋姜夔《续书谱·用墨》云：“凡作楷，墨欲乾，然不可太燥。行、草则燥润相杂，以润取妍，以燥取险。墨浓则笔滞，燥则笔枯，亦不可知也。”清包世臣《艺舟双辑·述书下》云：“画法、字法，本于笔，成于墨，则墨法尤书艺一大关键已。笔实则墨沉，笔飘则墨浮。…… ”用墨作风，一方面往往因时因人而异。如北宋浓墨实用，南宋浓墨活用；刘墉喜用浓墨，梦楼专尚淡墨。另一方面，又常因书体风格、纸张性能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二曰：磨墨之法。宋苏易简《文房四谱·墨谱》云：“研墨如病，盖重其调匀而不泥也。”研墨要凉，凉则生光。墨不宜热，热则生沫。盖忌其研急而墨热。又李阳冰曰：“用者旋研，无今停久，久时尘埃相污，胶力隳亡。如此泥钝不任下笔矣。”元陈绎曾《翰林要诀·肉法》云：“磨墨之法，重按轻推，运行近折。”“凡磨墨不得用砚池水，令墨滞笔冱，须以水滴汲新水临时斟酌之”，“凡书不得自磨墨，令手颤、筋骨大强，是大忌也。”【结体】亦称“结字”、“间架”“结构”。指每个字点划间的安排与形势的布置。汉字尚形，书法又是“形学”（清康有为）故结体尤显重要。元赵盂頫《兰亭跋》：“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工。”汉字各种字体，皆由点划联结，搭配而成。笔划的长、短、粗、细、俯、仰、缩、伸，偏旁的宽、窄、高、低、欹、正，构成了每个字的不同形态，要使字的笔划搭配适宜、得体、匀美，研究其结体必不可少。正如清冯班在《纯吟书要》中所云：“先学间架，古人所谓结字也；间架既明，则学用笔。间架可看石碑，用笔非真迹不可。结字，晋人用理，唐人用法，宋人用意。”又云：“书法无他秘，只有用笔与结字耳。”可见，结字在书法中占有重要地位。【款识】古代钟鼎彝器上铸刻的文字。《汉书·郊祀志下》：“今此鼎细小，又有款识，不宜荐见于宗庙。”颜师古注云：“款，刻也；识，记也。”此外，还有三说：一款是阴文凹入者，识是阳文凸出者；二，款在外，识在内；三，花纹为款，篆刻为识。（均见方以智《通雅》卷三十三所引。）后世在书、画上标题姓名，也称“款识”、“题款”或“款题”。画上款识唐人只小字藏树根石罅，书不工者多落纸背。至宋代，始记年月，也仅细楷，书不两行。唯苏拭有大行楷，或跋语三、五行。元人从款识姓名年月发展到诗文题跋，有百余字者。至明清题跋之风大盛，至今不衰。可见，款识，有二义：一、指书画作上的署名后款，二是古代神鼎彝器上铸刻之文字。【笔锋】笔毫的尖铁。姜夔《续书谱·用墨》云：“笔欲锋长劲而圆，长则含墨，可以运动，劲则有力，圆则妍美。”字的锋芒，也叫“笔锋”。能将笔之锋尖保持在字的点划之中者，叫“中锋”；能藏在点划中间的不出角者，叫“藏锋”；将笔之锋尖偏在字的点划一面者，叫“偏锋”。一般以“偏锋”为书法之病。清周星莲《临池管见》云：“能将此笔正用、侧用、顺用、逆用、重用、轻用、虚用、实用，擒得定，纵得出，遒得紧，拓得开，浑身都是解数，全仗笔尖毫末锋芒指使，乃为合拍。”【飞白】亦称“草篆”。一种书写方法特殊的字体。笔画是枯丝平行，转折处笔路毕显。相传东汉灵帝时修饰鸿都门，工匠用刷白粉的帚子刷字，蔡各得到启发而作飞白书。唐代张怀瓘《书断》载：“飞白者，后汉左中郎将蔡邕所作也。王隐、王愔共云：‘飞白变楷制也’。本是宫殿题署，势既寻丈，字宜轻微不满，名曰飞白。”北宋黄伯思称“取其若丝发处谓之白，其势飞举谓之飞。”明代赵宦光称“白而不飞者似篆，飞而不白者似隶。”今人将书画的干枯笔触部分泛称为“飞白”。传世的唐宋御制碑多以飞白题额，如《晋祠铭》、《升仙太子碑》等。清张燕昌、陆纪曾有《飞白录》二卷。【法帖】亦称“帖”。指古代名人的墨迹，摹刻在石版或木板上的法书及其拓本；称为“法帖”，即可供效法者。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命侍书学士王著摹刻秘阁所藏法书，编为十卷，每卷首刻“法帖第x”，汤《淳化阁法帖》，其“法帖”之名相传由此始行。《法帖谱系》称：“熙陵（宋太宗）留意翰墨，出御府历代所藏真迹，命王著摹刻禁中，厘为十卷，此历代法帖之祖。”【院体】书法术语。宋太祖时曾置御书院，书院成员都是学习王义之的字，以用于书写当时朝廷的各种文告敕令。这种字，体轻势弱，多呆板无神，了无高韵，人称“院体”。后来，人们不管其书者为谁，书为何体，凡无骨力、无神韵的书法皆被人称为“院体”。故这一书法术语。用以对书法气格的品评，一般含有贬意。【钩填】书法术语。复制法书的一种方法。以较透明的纸蒙在法书上，先以细笔双勾，后用墨廓填故称。亦称“双勾廊填”。南宋姜夔《续书谱》谓：“双勾之法，须得墨晕不出字外，或廓填其内、或朱其背，正得肥瘦之本体。”学书法的基本常识1、书法由三个最基本、最关键的要素组成即：用笔、结字、章法2、造字的方法，我国古代所谓“六书”理论，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3、甲骨文是“龟甲兽骨文字”的简称，因其契刻在龟甲骨上而得名。在十九世纪末，在河南安阳附近出土，那里是殷都的废墟，所以又名“殷墟文字”。4、秦代把小篆这种书体，广泛用于刻石颂德。存世的有《琅邪台刻石》和《泰山刻石》残石等，可以代表秦代小篆的风格。5、两汉石刻盛行，如瘦劲宽博的《礼器碑》、飘逸秀丽的《乙瑛碑》、厚重古朴的《张迁碑》、纵肄奔轶的《石门颂》等。近代还发现了大量的汉筒和帛书，如在敦煌出土的《流沙坠筒》、内蒙古出土的《居延竹筒》及在甘肃出土的《武威汉筒》等面目不同、格调各异。6、金文出现距今3000年前后的周朝，它是从甲骨文发展而来。因为这些文字大多是镌刻或铸造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当时人们称铜为“金”，所以叫做“金文”；又因为古代的铜器分钟、鼎两类铜器，所以金文也称“钟鼎文”。7、魏国出现的书法家主要有邯郸淳韦诞、钟繇等。其中以钟繇最为著名，他善各种书体，尤以楷书见长，被后代奉为“楷书之祖”。代表作有《宣示表》、《力命表》、《荐季直表》。8、王羲之是中国历史最伟大的书法家，有“书圣”之称。其楷书《黄庭经》、《乐毅论》最为著名；草书以《十七帖》著名；行书以《兰亭序》、《快雪时晴帖》、《丧乱帖》等著名，其中《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9、唐初四大家为欧、虞、褚、薛。欧阳询的代表作是《皇甫诞碑》、《化度寺--禅师塔铭》、《九成宫礼泉铭》、《温彦谦碑》、《张翰帖》等。虞世南的代表作有《孔子庙堂碑》、《汝南公主墓志铭》等。褚遂良代表作有《伊阙佛龛碑》、《孟法师碑》、《雁塔圣教序》等。薛稷代表作有《信行禅师碑》等。10、盛唐的颜真卿，人称“颜平原”，又称“颜鲁公”。代表作：楷书有《多宝塔》、《麻姑仙坛记》、《颜勤礼碑》等。行书《祭侄稿》最为特色，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11、怀素和张旭并称为“颠张醉素”。张旭草书作品有《古诗四帖》等，怀素作品有《自叙帖》、《苦笋》等。12、在正史上，东汉熹平四年(175年)第一次把书写和碑刻文字称为书法。秦李斯、汉蔡--等人书法理论相继出现。书法理论得到了迅速发展，如张怀瓘《书断》、孙过庭《书谱》、张彦远《书法要录》、颜真卿《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欧阳询《八决》《三十六法》《用笔论》等。13、苏、黄、米、蔡为宋四大家。苏轼代表作：《天际乌云帖》、《寒食诗帖》、《醉翁亭记》、《丰乐亭记》等。米芾代表作：《苕溪帖》、《蜀素帖》、《虹县帖》、《多景楼诗》等。黄庭坚代表作：《松风阁》、《诸上座帖》等。蔡襄《谢赐御书诗帖》、《万安桥记》、《林禽帖》等。14、明代书法论著中较著名的有董其昌《书禅宝随笔》、谢晋的《春雨杂述》、项穆的《书法雅言》等。清代的书法著述比明代的更加丰富。主要有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刘熙载的《艺概、书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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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碑，是唐人书法承随代余绪，又多取魏晋，追迹钟王，兼有新的突破。有的讲究从端庄中求其险绝；有的从稳健中求其浑厚；有的从匀称中求其挺拔；也有的从严谨中求其凝重。唐代书法家，大都各有创新，自成一格，如欧、柳、颜、褚等各家的楷书至今仍被后世所推重。唐楷书的特点是笔画形态平稳，安详、端正，结构搭配匀称，章法清朗，整齐。
唐鸿胪井碑本是一块重逾九吨，单体十多立方米的驼形天然顽石。公元713年，唐玄宗遣鸿胪卿崔忻从长安前往辽东，册封靺鞨首领大祚荣为渤海郡王。714年夏天，使命完成后，崔忻原路返回长安，路经都里镇(今旅顺)，为纪念这次册封盛事，于黄金山下凿井两口，史称"鸿胪井"、刻石一块，永为证验。 刻石文字共29字，分3行自上而下自右向左书写："敕持节宣劳靺羯使、鸿胪卿崔，忻井两口，永为记验。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做为渤海归入大唐版图的历史见证，史称"唐鸿胪井刻石"。 1895年，清朝将领刘含芳修建四柱石亭("唐碑亭")护卫刻石，并在崔忻题刻左侧加刻小字："此石在金州旅顺海口黄金山阴其大如驼唐开元二年至今一千一百八十二年其井已湮其石尚存光绪乙末年冬前任山东登莱青兵备道贵池刘含芳作石亭覆之并记。" 从公元713年至今，"唐鸿胪井刻石"已经经历了近1300年的历史。 1一历史编辑日俄战争(1904年2月8日—1905年9月5日)期间，日本占据旅顺以后，"唐鸿胪井刻石"引起了日军的注意。1905年，日本特务人员来到旅顺考察刻石，次年写出调查报告，认为刻石是辽东一块稀有的唐代石碑，后将刻石搬移至日本东京。1908年4月30日，日本海军省以日俄战争"战利品"的名义将刻石献给日本皇宫。1911年，日本海军在旅顺的刻石遗址上建立了搬移中国文物的"记功碑"，也就是今天到旅顺黄金山仍然能够看到的"鸿胪井之遗迹"碑。2二索还史编辑民间后政府的索还策略为了讨回井碑，中国学者早早开始了准备，首先成立了唐鸿胪井碑研究会，加深对唐鸿胪井碑的历史研究，包括碑的历史价值，以及流失到日本的过程。2001年，北京的6名刻石回归志愿者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唐鸿胪井刻石"研究会。2005年7月4日，"唐鸿胪井刻石"研究会两名副会长张永年、王维明远赴日本东京，探访"唐鸿胪井刻石"的现状。当时，在各方人士的努力下，日本皇室宫内厅委托中日友好协会，将5张"唐鸿胪井刻石"的相关照片转交给了张永年和王维明。《唐鸿胪井碑》研究论文集也于2010年4月出版。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文物追讨部部长王锦思表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已通过函件方式敦促日本归还刻石，下一步还将组织专家赴日本考察。如果通过民间努力不能促成文物回归，还将参照韩国讨要"北关大捷碑"等国际先例，请求政府出面。尽管最终能否成功追讨回井碑，难以预料，但按照牛宪峰(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副总干事)的话说，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2014年8月，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通过日本驻华大使木寺昌人，致函日皇明仁和日本政府，要求日本迅速归还所掠中国文物“中华唐鸿胪井刻石”。这是中国民间首次向日本皇室追讨文物。2014年12月，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文物追讨部部长王锦思等三位民间人士到达日本东京，计划23日前往日本皇室，递交要求归还中华唐鸿胪井刻石的信函。这天恰好是日皇明仁的生日。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助理孟惠忠表示，之所以选择在这个时间赶赴日本，一是今年恰好是诞生于唐朝的中华唐鸿胪井刻石建立1300周年；二是明仁天皇在12月23日庆祝81岁诞辰，应该让他知道他家里还存放着从中国掠夺去的文物。这次赴日，他们还将搜集有关中华唐鸿胪井刻石等方面的证据，将在日本皇宫宫墙外庆祝中华唐鸿胪井刻石1300岁生日，并特意从国内带来十三样“生日礼物”：曾放置中华唐鸿胪井刻石的辽宁旅顺的海水、岩石、枫叶、贝壳、鱼干，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面制寿桃、一幅绘画、四个横幅等。孟惠忠表示：“这次前往日本，一定会遵守当地所在国法律，只是合理合法向日本皇室递交要求归还中国文物的信函。”惦念石头的古稀老人1994年，当时职教于吉林省白城师范学院的教授王仁富，在翻看《东北史地考略》时，想起了远在日本的"唐鸿胪井刻石"，从此开启了他长达20年的国宝追讨路。其间，他自费辗转全国，搜集、考察相关资料、遗迹，力图通过民间力量促成石碑的回归。2011年日本大地震，王仁富向日本皇宫捐款表慰问，同时询问"唐鸿胪井刻石"是否保存完好，不久得到日本皇宫回函，确认石碑安全无恙。这也间接成为石碑存于日本皇室的证据。韩国先例：向日本讨还"北关大捷碑"公元1592年后，日本入侵朝鲜失败，朝鲜建立"北关大捷碑"。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后，日军将此碑掠夺到日本。1970年开始，韩国民众就积极努力地要求日本归还"北关大捷碑"。2005年5月，韩国政府正式要求日本归还此碑，同年日本将此碑归还韩国。3三索还的意义编辑文物是一个国家精神文化的载体，大量文物的流失会造成一个国家文化发展的裂痕，一个国家民族对历史认知的缺失。这正是为何中国、韩国、埃及等国家不遗余力地追讨海外流失文物的根本原因。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也是一个文物流失大国。有关统计显示中国至少有上千万件文物流失于世界47个国家。也有说法认为，其中流失于日本的中国文物是最多的，尽管尚未有具体数据以证实。"中华唐鸿胪井刻石"是日本从中国掠夺的最具分量的文物之一，也是曾经东北地区唯一一块唐碑，它见证了唐朝册封管辖东北的过程，目睹了日本遣唐使西去东归学习盛唐的往事，记载了中国统一的历史进程，对中国东北史、民族史、文化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中华唐鸿胪井刻石"是目前已知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被掠到海外份量最重、体积最大的文物，无愧于中国流失海外第一国宝。今年正值中华唐鸿胪井刻石建立1300周年、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7周年，要求日本国迅速归还中华唐鸿胪井刻石等被掠中国文物具有重要意义。冰山一角事实上，"中华唐鸿胪井刻石"只是日本掠走中国文物的冰山一角。从甲午战争到抗日战争结束长达五十年时间里，日本自中国所掳金银、文物数量巨大。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政府统计被日本掠夺的文化财产共1879箱、360万件，破坏的古迹达到741处，著名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也不见踪影，而民间流失的文物更是无法估计。被掠走的历史文物，曾经属于中国，现在却存放在日本，给中日关系带来严重的伤害，于情于理于法都不适宜，理应物归原主、完璧归赵，归还给曾经也是唯一应有的主人——中国。4四国内学者的研究编辑73岁的王仁富是白城师范学院教授，知名东北刻石研究学者。目前，王仁富教授是中国鸿胪井碑刻研究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索引学会理事、崔氏历史文化研究会顾问。1979年，王仁富在对旅顺口黄金山的"唐鸿胪井刻石"拓片上的29个字研究时，对其中的"崔忻"二字的断句，王仁富认为两个字应该是分开念，"崔"即代表人名，"忻"字应为动词。后来，他从《说文解字》中查阅到，"忻"字为开凿之意。另外，他又在《后唐书》中找到了唐朝崔氏出使靺鞨的资料，上面显示的出使者名叫"崔欣"，王仁富教授的这个研究成果已经得到了业内人士的认可。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全盛时代, 也是中国古代书法史上的全盛时代和鼎盛时代。唐朝在楷书艺术上成就之高, 楷书大家之众, 楷书佳作之富, 流派之多, 影响之深,在古代书法史上都是空前的。楷书在唐朝登峰造极, 这是历史的必然。就楷书沿革论之, 汉末为创建期, 魏晋六朝为继承发展期, 隋唐在前人基础上始集大成。这是楷书本身发展的规律和要求。楷者, 法也、式也、模也, 是指笔画端方, 波磔势少的书体, 由古隶之方正, 八分之遒美, 章草之简捷脱化来的。篆书在秦朝开始“ 隶变” , 到西汉夭汉年间分书不断成熟,同时也出现了楷书。“ 西汉之末, 隶字石刻间杂为正书”（《宣和书谱》）。三国时的钟慈继承分书的书法特色, 独立成家, 所书《贺捷表》为正书之祖。到魏晋二王父子又创立本家楷法, 风靡后世。南北朝以魏碑最胜。隋朝楷书承上启下, 初唐几位楷书大家便是直接继承智永, 取法六朝。楷书到唐朝前夕, 已有了较好的基础。唐以前的书家对楷书进行了探索、创造, 取得了一定成果, 这是唐朝楷书家得以创造提高的前提。钟繇、二王、智永等人对唐朝楷书的影响是很明显的。三国时的《谷朗碑》为由隶入楷之先驱, 正楷入碑以此为最早。北魏《张猛龙碑》兼备当时各碑之美, 开欧阳询、虞世南之先导。隋碑极品《龙藏寺碑》, 是六朝集成之碑, 欧、虞、褚、薛、陆（柬之）传其遗法。欧阳询《九成宫》和《化度寺碑》中流露出刚劲之风, 主要是受北书的影响斧而这两碑结体谨严, 法度井然, 则又是吸收隋代书艺特色加以发展所至。虞世南彻底继承主派书艺, 所书《孔子庙堂碑》, 笔笔主法, 能代表唐朝王派楷书的艺术特色喜猪遂良创造性地发展王书, 独立成派, 可谓别子为祖。薛稷是学褚成就最大的唐代书家。初唐四大家欧、虞、褚、薛继魏晋南北朝之后, 完成了楷书的最后样式, 以颜真卿为代表的中唐书家便在楷“ 法” 的必然王国中, 追求意态的自由主国, 开创了新的书风。有创新精神, 成就卓著的颜真卿、柳公权、李邕等人的作品都不难在魏碑、齐碑、周碑中找到渊源。颜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二王、梁《座鹤铭》、北齐《文殊般若经碑》的痕迹。“ 多少代人的努力,为他们开拓了本体的生存空间, 积累了丰厚的经验遗产, 他们只要稍事建设, 便可安居乐业, 坐享其成”（《历史重负与时代抉择》, 见《书法研究》总二十七辑）。晋书占据高阜要津, 唐楷在险狭地带向前推进,登峰造极。从楷书厉史上说, 隋唐时期是最幸运的, 也是最关键的时期, 只凭前辈的勃勃进取精神和丰硕果实咨已预示着楷书在唐朝将彻底成熟。王派楷书发展到隋代, 在艺术特色上已变为法度井然。唐朝楷书继承了整齐有法的特色, 形成了风格不同而法度整严的各个流派。晋人尚韵, 唐人尚法, 宋人尚意, 明人尚态, 这是不同时代的规范和风格。清人梁巘在《评书帖》巾说“ 晋人尽理, 赓人尽法, 宋人多用新意, 自以为过唐人,实不及也” 。在楷书获得空前发展的同时, 唐朝书法理论研究有了新的突破, 出现了一大批书法理论家, 他们根据前人的经验和楷书美学规律, 在实践中对楷书艺术的创作规律进行了总结。汉魏以来, 论书者虽多, “ 竟无益于将来” （《书谱》）。唐朝则大不同了, 如欧阳询《八诀》、《三十六法狱、《传授诀》、《用笔论》, 虞世南《笔髓论》、《书旨述》, 李世民《笔法诀》、《论书》、《指意》, 孙过庭《书谱》, 张怀瓘《书断》、《论用笔十法》、《玉堂禁经》, 蔡希综《法书论》, 徐浩《论书》, 颜真卿《述张旭笔法十二意》, 李华《二字诀》,林蕴《拔橙序》, 释西亚《论书》及张彦远《法书要录》等等, 不胜枚举, 这些论著对楷书技巧, 法度阐述得那样详尽而具体, 使人一目了然, 在楷书创作实珍中有着重要指导意义, 反映了唐朝对楷书美感的要求。在运行上, 最详尽的是一脉传承的智永“ 永字八法” 即侧、勒、努、趣、策、掠、啄、磔,体现了楷书笔法规律的主要内容。欧阳询以为此八法尚不能包括一切字的点画, 故增益减少其所有无, 著运行《八诀》, 生动详尽地形容了行笔的姿态。颜真卿又有《八法颂》和《述张旭笔法十二意》, 对笔法阐述颇有见地。欧阳询对结构很有研究, 其《传授诀》云“ 每秉笔必在圆正, 气力纵横轻重, 凝神静虑。当审字势, 四方停匀, 八边具备, 短长合度, 粗细折中, 心眼准程, 疏密敬正。” 相传由他创制的《三十六法》,是唐代论结体法度最详尽的, 成为楷书准绳。明李淳《大字结构八十四法》, 清黄自元《间架结构九十二法》, 便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而成。九宫格字体的结构法是唐朝人创制, 很容易得点画措施的法度。唐朝人对楷书的结妙有特别的研究, 因专讲结构, 故精于楷书法度的书家特别多。就连草书大家张旭、怀素、孙过庭等都有扎实的楷书基本功。孙过庭说“ 若运用尽于精熟, 规矩谙于胸襟,自然容与徘徊, 意先笔后, 潇洒流落, 翰逸神飞” 。魏晋书法发展到情驰神纵, 淋漓挥洒的极端。随着初唐儒学传统的恢复, 孙过庭提出建立规矩法度的要求“ 运用之方,虽由己出, 规模所设, 信属目前” 。欲学业有成, 当按正确法则练习并持之以恒。入法是手段, 出法是目的。张旭写《郎官石柱记》,端庄谨严, 规矩至极, 这种楷书功底使他的书法“ 守乎法度者至严, 则出乎法度者至纵” 。唐朝书家无论擅长何体, 但于楷书无不精研入微, 乃时代所尚也。“ 真以点画为形质, 使转为性情” 。楷书妙在性情, 能气形质。唐人尚法, 在追求书法外在的客观的美的同时, 尤注重书法创作中的客观规律,将楷法总结提高到了完备的程度。唐朝掀起了文化革新的巨大浪潮, 楷书艺术的革新和提高是大势所趋。唐朝是繁荣强大的朝代。社会经济的昌盛必然又反映到文化领域。书法艺术作为上层建筑, 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 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 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魏晋六朝以来从属于门阀制度的贵族文化已不适应唐朝的需要, 诗歌、音乐、雕塑、建筑等领域的代表人物敢于全面突破旧的传统,革故鼎新。书坛上, 初唐以二王为代表的南派书法占着统治地位。王羲之是钟书的革新者, 其书以瘦劲、姿媚、雄秀见弧。由于当时腐朽的门阀制度和士族生活的制约, 南派书法难免有历史局限性。这种贵族化的优雅柔媚无法适应盛唐蓬勃开阔的气象。书法艺术面临着变革和提高。在楷书发展的趋势下, 唐朝统治者提倡书学, 特别推重楷书。我们知道, 经济基础是文化发展的最终决定条件, 但物质生产或生活并不直接决定艺术生产, 直接影响艺术生产的首先是政治。唐朝政治对楷书发展的影响直接而深刻, 表现在清明的政治使社会相对稳定, 从初唐唐太宗“ 贞观之治” 到中唐唐玄宗“ 开元盛世” , 社会经济空前兴盛, 文化艺术的发展成为当时世界的高峰。国家空前统一, 中外文化交流广阔, 各民族融合友好。所有这一切为书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另外, 唐朝统治者提倡书学, 在学校, 科举和考选官吏中对楷书有了具体的要求和措施。唐朝统治者对书法的偏爱, 使群臣争相仿效。“ 统治者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洽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 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 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52页）。自高祖、太宗以下, 高宗、中宗、聋宗、玄宗、肃宗、宣宗以及窦后、武后和诸王都是书法爱好者, 且多是当时的书家, 主要又精于楷书, 据朱长文《续书断》, 太宗书入妙品, 高宗书入能品, 善正书, 二玄宗书入能品, 少能八分正书。唐太宗深爱王书, 锐精临写, 尝从虞世南学“ 戈”法, 后总结出“ 为戈必润” 的经验。太宗女儿银川公主、晋阳公主善书, 入能品。盖唐世以书相尚, 至于子女皆习而能, 可谓盛矣。据《新唐书· 百官》, 贞观元年, 诏官职五品以上子嗜书者24人, 隶馆习书, 出禁中法书以授之。唐玄宗时, 曾募求能书者为直书及写书御人, 又以书直、画直、拓书有官者为直院, 于门下省置弘文馆, 又增置书、律学。唐朝的学校有六种：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书学似为专科学校, 有学生30人, 博士2人, 助教1人。马端临在《文献通考· 学校考》中云, 书学学生“ 学书二日纸一幅, 间习时务策, 读《国语》、《说文》、《字林》、《三苍》、《尔雅》。凡书, 学《石经三体》, 限三岁, 《说文》二岁, 《字林》一岁。” 在这种书法专业学校里, 对学生学识及书写技巧要求甚高。据《唐六典》, 弘文馆是贵族子弟学习的地方, 里面也招收有学习书法的学生。出土于新疆的唐景龙（中宗李显年号）四年的手抄本《论语郑氏注》,书体是工整的小楷, 出自十二岁义学生卜天寿的手笔, 确实令人惊讶、钦佩！从小就受到良好教育, 打好基础, 楷书有成。科举及考选官吏中, 对楷书的要求更加明显和严格。“ 唐翰林院有侍书学士, 国子监有书学博士, 科举有书科, 吏部以书判定, 书法为进身途径之一, 故唐人攻书者多”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四册第379页）。当时, 考中进士只是取得做官的资格, 要取得官职还要经过吏部的“ 选试” , 内容是四项：身、言、书、判。对“ 书” 的要求是“ 楷法遒美”（《新唐书选举志》）, 即要把楷书写得端庄美观, 不失法度。马宗霍《书林藻鉴》云：” 楷法遒美者为中程, 聂以书取士也” 。《通典》载“ 其常贡之科有秀才, 有明法, 有书、有算” 。明书科的考试, 先行口试, 然后笔试《说文》六帖、《字林》四帖, 懂得训话, 兼能杂体书法者为及第。考明经、进士科的也须善书法, 如进士出身的柳宗元、刘禹锡、自居易的书法都很好, 且入书家之列。知识分子要耀科登第, 进入官场, 非通楷则不可, 这使楷书有了更广阔的土壤。唐朝统治者还特别重视书法人才, 重用楷书能手。唐中央政府设有侍书或翰林侍书一职。褚遂哀被魏征推荐给太宗, 太宗即日诏以侍书穆宗即位后召见柳公权, 说“ 我于佛寺见卿笔迹, 思之久矣” , 即日拜右拾遗, 充翰林书学士, 迁右拾阂、司封员外郎。钟绍京在武后时“ 以工书直凤阁” 。其时珍重楷书人才如此。在《新唐书· 百官》中, 我们可以看到唐朝中央各部门里安置了许多楷书能手, 如崇文馆10人, 司经局25人, 秘书省10人, 史馆50人, 著作局5人,官教2人。楷书写得好, 就有可能得到统治者的器重, 从而达官显贵, 潜心楷书者自然就多。书法艺术与社会道德伦理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楷书的发达是为了适应实用的需要。在唐代, 用楷书来写碑记、墓志铭、颂赞、告救、官阁铭和种种题额等等, 蔚然成风。随着佛教的兴盛, 源于六朝的写经, 到唐朝盛行起来。从朝廷到民间, 写经高手如云。方介堪先生有诗句“ 贤者耽内典, 遗墨宝皇唐, 庄严现妙相, 笔底有金刚, 花两三千界, 片纸留芬芳。” 唐贤写经遗墨, 雄深雅重, 法度备至, 反映了大唐风貌。包世臣说颜书“ 如耕牛, 稳实而利民用。” 颜书来自民间, 最后又为民间所喜爱而被广泛使用。当时, 公、卿、大臣家碑版, 铭刊之文, 得不到柳公权的字, 人以为不孝, 就连外夷入贡, 皆别具货贝以购求柳书。法度森严的颜体和柳体产生于唐朝现实生活, 符合唐朝人的审美标准, 最后又能满足唐朝社会生活需要。可见, 在统治者提倡下, 楷书在唐朝社会文化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随着使用范围空前扩大和人们在艺术上无止境追求, 艺术和实用的统一, 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不期然而然。毛泽东指出：“ 为艺术的艺术, 超阶级的艺术, 和政治并行或相互独立的艺术, 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唐代楷书, 百花竞艳, 流派纷呈, 成就辉煌, 这是狂会客观因素和书法家们主观努力的统一结晶。在主观方面, 唐朝楷书家不仅重视继承传统经验, 更重要的是他们在长期艰苦的临池和实践中, 积极开拓, 突破传统, 推陈出新。初唐欧、虞、褚、薛、陆, 并害叠轨,皆尚爽健, 学王而掺有己意, 继承王书又有所发展和创新, 各具面目。中唐和盛唐时期的李北海、颜鲁公、苏灵之等皆宗肥厚, 创新成就高于初唐。中唐后期的柳公权、沈传师专主瘦挺, 力图矫正盛唐肥厚之失, 也体现了一定的创新精神。在这个伟大的时代里, 楷书大家辈出, 成为后世之大宗。楷书佳作纷呈, 门类众多, 法度森严, 短长肥瘦各臻妙境。清人杨守敬在光绪年间辑成《楷法溯源》, 将历代楷书精英荟萃一书, 其所采帖目, 自魏至隋45种, 仅唐朝采35种, 五代1种；所采碑目, 自汉至隋共292种, 唐朝则达346种之多, 五代十国是8种。唐朝近三百年间, 出现了初唐的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陆柬之、薛稷、薛曜, 盛唐李邕、颜真卿、徐浩, 晚唐柳公权、沈传师等楷书大家。其中又以欧、虞、褚、颜、柳最有成就, 欧、颜、柳和元代赵孟颊为我国四大楷书家。欧阳询自幼敏悟绝人, 贯博经世, 书法在隋代已颇有名气, 尺续所传, 人以为法,名播海外。学书极勤。尝与世南同行, 见索靖所书碑,观之, 去数里复返, 三日乃得去。赏玩右军《指旧图》经月, 喜而不寐。在熔铸汉隶和晋魏楷书特点的同时, 参合六朝碑刻, 吸取诸家之长, 融会贯通, 创造了本家面貌, 世称“ 欧体” 。观其代表作《九成宫》、《化度寺》、《虞恭公》、《皇甫诞》诸碑, 用笔刻厉劲险, 法度森严, 于平正中见份绝、有执法面折庭净之风, 可谓“ 出类拨萃, 固非随波逐流者也” （明项穆语）。虞世南幼年学书于沙门智永, 性沉静寡欲, 笃志勤学。少与兄世基受业于顾野王，经十余年, 精患不倦。学书甚勤, 夜卧则画腹作书,故晚年尤妙。性刚烈, 议论正直。唐太宗重其才, 常于机务之暇共论经史, 每及古帝王之得失, 必规讽太宗。太宗称其有五绝：德行、忠直、博学、文辞、书翰。编有《北堂书钞》。代表作《孔子庙堂碑》等, 法度严谨, 外柔内刚, 潇散洒落, 温润圆浑, 后世奉为楷模。在唐朝楷书发展中, 初期阶段以欧、虞两家为代表, 基本是承袭总结隋代书法。欧、虞都是陈、隋人, 入唐时年纪已过六十,书法早已成家, 在隋朝算是最高水平了。进入唐朝后, 便发挥所长, 不断总结提高, 开唐楷规模。他们的楷书, 结构上完全成熟,所形成的楷书规范, 后世终未超出其蕃篱。以褚书为代表的唐楷擅变阶段, 乃是欧、虞与颜、柳之间的桥梁。褚遂良继承和发扬了隋代书法的最高成就, 又是唐楷创新的发端者。褚遂良出身颇有影响的名门, 家庭条件优越, 年青时便博涉文史, 工隶、楷、学史（陵）、欧、虞, 后取法二王, 融合汉隶, 自成一家。虞世南死后, 魏征知褚忠直, 推荐给唐太宗, 、说“ 褚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 太宗即日诏以侍书。辨御府二王书迹真伪, 备论所出, 一无蚌误。前后谏凑及陈便宜书数十上, 多见采纳。代表作《雁塔圣教序》反映了褚书的艺术成就。清人刘熙载说褚书为唐之“ 广大教化主” ,沈尹默先生称褚能推陈出新, 树立唐代新规范, 传到颜真卿便为书法史上开辟了一条崭新的大道。颜真卿是唐朝最伟大的书法家, 为琅琊颜氏后裔, 其家世学渊博。幼贫, 缺乏纸笔,就黄土扫墙以习书。博学工词章。正色立朝, 刚而有礼。为人笃实、慈直, 有正义感, 以义烈闻名于时。直言谏挣, 不畏权势。忠君, 爱国, 积极维护国家统一。后人辑有《颜鲁公文集》。传世书迹较多, 如《多宝塔》、《勤札碑》、《麻姑》、《颜家庙碑》及《告身》墨迹等。颜真卿善于学习古人, 对二王、虞、褚、张旭、李（邕）等书, 无不博习, 又从当时（民）间书法中吸取了某些营养, 精神上又得到民间书手敢于创新的影响, 以其创作实践对群众性的创作成果作了总结和提高。和杜甫、韩愈在不同领域里革新了晋、宋、齐、梁以来从属于门阀制度的贵族文化, 达到了博大精深的程度。颜书对于东晋以下在书坛上占统治地位的、以二王为代表的南派书法来说, 在笔法、结构、布局和墨法各方面都有巨大的突破和创新, 彻底变革了瘦硬雄秀的书风而开创肥厚雄阔的一代新书风。魏晋书法有较高的成就, 但已不尽合唐人尺度, 不适合唐朝开阔的气象和时代精神。“ 逮鲁公出, 纳古法于新意之中, 生新法于古意之外, 陶铸前象,隐括众长。……于是始为唐代之书” （马宗霍《书林藻鉴》）。苏东坡诗云：颜公变法出新意, 细筋入骨如秋鹰。能将当时民间革新成果集中提高的颜真卿, 不愧是我国古代书法史上最有成就的变法大家。书如其人。颜公变法的胆略和变法后形成端庄而不可犯的风貌是一致的。高古森严的颜休同颜公的人格一样, 正直、忠烈、朴实、倔强、刚胜于柔, 内美外溢, 有特点, 有个性, 又有唐朝盛世的气象。中唐后期的柳公权, 学颜而加以遒劲丰润, 自成一家。初学王书, 遍阅近代笔法。穆宗尝问用笔之法, 他说“ 用笔在心, 心正则省正。” 耽志勤学, 不治生产, 所书《玄秘塔碑》和《神策军碑》, 于严谨中见开拓, 圆厚中见锋利, 为后世宗法。我们常说颜筋柳骨, 这是颜、柳不同的书法特点。柳字抛弃了颜字竖画的肥壮, 把横竖画都写得均匀瘦劲又吸收北碑中的方笔长处, 写得爽利森挺还吸取欧、虞的紧密、颜的纵势, 写出了独树一帜的柳体。其师古不泥,极力变右军法, 用笔古淡, 自出新意。柳公权和沈传师等唐朝后期的书家从瘦挺这一狭隘地段努力进取, 开辟了别于鲁公的新道路, 其创新胆识及精神尤为可嘉。颜体和柳体集中反映了唐朝的楷书成就, 也是唐朝楷书成熟的最后完成阶段。颜、柳一出, 几成后世不变之法。
祠堂文化的功能及现实意义
祠堂文化的功能及现实意义，祠堂是在历史上顺应时代应运而生的产物。因为我们中国自古有尊宗敬祖的优良传统，而祠堂里面传承的文化非常重要的，下面是祠堂文化的功能及现实意义。
祠堂的由来
祠堂起源于氏族社会逐步解体之后，是由同一个祖先所生、自成系统的血缘亲属集团与地缘组织统一而成的宗族组织，在居室外独立建造的祭祖、尊贤、求神的场所。汉代正式出现祠堂的名称。
宗族通过祠堂尊祖敬宗的功能来体现封建宗法的根本原则，显示宗族至尊的族权。祠堂也就成为宗族祭祀的圣地，它象征着宗族的团结。当然，也有些人通常把祠堂简单理解为死去祖先的家，神灵所聚之地，祭祀祖神阴灵的场所。
祠堂的主要功能
祠堂既然是祖宗神灵聚居的地方，供设着祖先的神主，那么祭祀先祖就是祠堂最主要的功能，祠堂的另一种重要功能是珍藏宗谱、纂修宗谱。
祠堂还是讨论族中事务的会场，也是教书育才之地，亦是家庭法庭，每当风俗年节或族内重大的喜庆活动，祠堂又是全族欢庆或娱乐的场所．
祠堂的文化意义
祠堂是家族或宗族权力和经济文化的象征和标志。它在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中，国家统治集团起着核心作用，宗族地域集团及家族血缘组织也起到了一定的历史作用。
它们在对封建法制的辅助和补充，维护封建统治的稳定起着重要作用，也长期起到所谓治国安邦的社会作用，所以它仍然是历代统治者确认的保障的一种辅助统治。
祠堂的主要功能
(一)祠堂既然是祖宗神灵聚居的地方，供设着祖先的神主，那么祭祀先祖就是祠堂最主要的功能。每逢春秋祭祀，全族聚会，齐集桐堂，由族长或宗子主持，作礼设祭。清明扫墓，先到祠堂，祭神主，然后分别至各房各家的墓地祭扫。
(二)祠堂的另一种重要功能是珍藏宗谱、纂修宗谱。宗谱是一种通过记传、论志、图表等形式，将宗族的血缘亲疏、辈分、家规、家法等情况和谱系等记载下来，以为本姓宗亲们掌握、遵照的特殊史籍。
(三)祠堂的助学育才功能。祠堂里．在族人所捐赠的公田中，有助学的作用．专门用作对本族子弟助学、奖学或开设义学、义塾之用，通过读书走上仕途，也是光耀门庭、荣宗耀祖，提高整个家族声望的大喜事。
(四)祠堂又是宣讲学教礼法的课堂。祠堂在祭祀仪式开始之前，专人向族众进行“读谱”，讲述祖宗艰难创业的历史，定时读家法族规，宣讲劝戒训勉之辞和先贤语录。
(五)祠堂还是讨论族中事务的会场。族中遇订重大兴革事宜，关系全族之厉害者，如推选族长、兴建柯堂、维修家变、购置大片族产、同邻族打官司等等，都由族长召集全体成年人在祠堂开会讨论。
(六)祠堂又是家族的法庭，如果说家法族规是家族的法律。那么家法也是封建国法的补充。族长就是家族法官，可以在祠堂执行家族的法律。在柯堂里判族中违反家法或族长认定违反家法的民刑案件，从公处分惩治。
(七)其他，祠堂里每当风俗年节或族内重大的喜庆活动，祠堂又是全族欢庆或娱乐的场所．大一些的祠堂，通常有戏台建筑．好戏连台，既是唱给先祖们听的，更是演给宗族内男女老少们看的。
农忙收获季节，大大小小的祠堂，都成了丰收的库房或临时堆栈。还有在战乱或应急突然事件时，祠堂里也就成了本族应急指挥的中心。
由此可见，裥堂是一个地域里家族的活动中心．通过捌堂祭祖和封建宗法等其他活动，用血缘关系作纽带，把族众牢固地扭结在一起，形成一个严密的家族组织。
一、教化意义：
祠堂，以宗族血缘为基础，建构的目的是通过对先祖的祭祀供奉收宗睦族，增强本宗族的向心力、凝聚力，以求宗族的兴旺发达，通过祠堂之筑、堂号堂联、仪式活动、配以宗谱家谱的修订和族规民约的制定严格地梳理了本宗族的血脉源流关系，
达到明彝伦、序昭穆、正名份、辩尊卑的目的，向后人宣传了以孝悌忠信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提倡了子女对父母、子孙对祖先的孝道。这样家族的儿童成员从幼年起，长幼之序，孝悌之礼等礼仪就在其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为后人树立起效法的楷模，以激励后人奋发努力，耀祖光宗。
(二)规范意义：
指祠堂文化对族众中每个成员的行为方式所起的约束作用。其作用在于根据特定条件，将某种方式予以肯定和强化，使之成为一种群体或标准模式，从而使社会生活有规则地进行。
有祖先对子孙的审视，族长在这里代祖宗立言，对犯错子孙进行惩罚，同时也对其他子孙有警示告诫的作用。祠堂是传统伦理道德的载体，对社会越轨行为起控制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祠堂是一种“规训和惩罚”的空间。
(三)维系亲情意义：
指祠堂文化起着统一族众的行为与思想的作用，使社会生活保持稳定，使族众群体内所有成员保持向心力与凝聚力。 祠堂就这样把不同地域的有血缘的族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祠堂祭祖有季祭、节祭、生辰忌日祭等。一般来说，无论巨族或寒族，对祠祭都十分郑重。
如精心安排日期，定有庄严司祭仪式，一般要读族谱，使族众了解家族的光荣历史，讲述先祖的“光辉业绩”，以励族人；还要宣读族规、家训，以教育族众；参加祭祀的人要思念祖宗遗训及其遗范，以教育自己下一代，祭毕，族人间还要行礼，后辈向前辈行礼。
可见，祠堂祭祀是一个精神联系的韧带。通过祠堂祭祖活动，加强了血缘关系，联系了族属感情，强化了家族内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把祠堂文化建设作为引领家文化的发展重要内容，是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的补充，祠堂文化也被赋于了新的'内涵。
古代的祠堂，既是纪念列祖列宗的纪念馆和家族历史博物馆，也是社会治安和民事纠纷的调节机构、家族扶危济困的慈善机构。
“崇宗祀祖，敦睦族谊”，这是祠堂作为纪念列祖列宗的纪念馆和家族历史博物馆承载的重要功能。祠堂，在以血缘为坐标的宗族关系中，是尊祖敬宗的联结点，是确立宗族源脉、守护子孙的根本，从精神上团聚了宗族。祠堂和族谱一起用以尊祖敬宗，增强血缘联系，维系着家族制度。透过承载着乡土文化的祠堂，我们往往能够辨识出地方习俗、社会纽带、个人感情等原生接续的元素。
“教训子孙，各安生理”，这是祠堂作为社会治安和民事纠纷调节机构发挥的重要作用。明太祖“圣谕六言”有云：“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做非为。”祠堂作为本族的礼仪实践空间，是处理家庭内部事务、树优立榜、赏勤罚懒、化解纠纷、处理矛盾的地方。
祠堂承载着“上奠祖先之灵，下规后嗣之则”的重要功能，是族人的道德法庭。违反族规之人在祠堂接受教育、受到处罚，死不悔改者甚至会被驱逐。
“互助族里，扶危济困”，这是祠堂作为家族经济互助的慈善机构承担的重要角色。“祠堂者，敬宗也；义田者，收族也。”义田、族田作为公产，为祠堂提供了独立的经济来源。清道光《增城县志》记载：“祭田所入，蒸尝之外，子孙应试者给其斧资，余则贩凶饥，恤孤寡。”无论读书应举、还是外出就贾、抑或经营田土，宗族组织往往都是族人奋斗背后的精神支撑和经济后盾。
传统社会的祠堂有一定的封建迷信思想和不合时宜的落后成分，如规定妇女和儿童不得入内等。但总的来说，随着祠堂功能的变迁，祠堂以及祠堂文化在现代文明建设中仍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在家风培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洪流中，祠堂文化依然以其独特的存在演绎着现代文明。
就实践而言，祠堂文化支持良好家风的培育。家有家的记忆，族有族的传承，祠堂是祭祖的场所，是找寻并发扬华夏先民的优良传统、质朴品德的场所，是游子们回家寻根访祖和释放乡愁的场所。族人在春节、清明、冬至等传统节日或平日休憩之余来祠堂祭祖，在重温家训、祈求和顺、传承良好家风家训的同时，也在近距离触摸历史肌理、感受历史心跳。
人们的价值观在潜移默化中被这种天然的亲近感熏陶，时代新风尚由此激荡并生发，正能量由此凝聚，而激活这些文化基因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家风，连着民风，连着党风，连着国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千千万万个家庭就是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
小祠堂里有着大文化，老树发新芽，祠堂不应是旧物，而是历史传统赋予我们的文化信条。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形势下，能否将祠堂变成农村基层的文化宣传阵地，变成传播知识、传承文明的场所，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课题。
据媒体报道，现今有些地区的祠堂设立了诸如理事会、监事会、老人会等民间管理机构，为拓宽文化内涵、调解邻里纠纷、灌输新鲜血液、宣传思想道德和科普知识作出了积极贡献。有些地区的祠堂变身为农村文化室、老人之家、农家书屋等，祠堂文化以其独特的“以德育人”功能融入并滋养着现代文明。
我们应充分重视祠堂这个文化空间，发挥祠堂文化“以德育人”功能，培育时代道德风尚，让祠堂成为乡村的文化礼堂，成为传播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阵地。
谈谈对祠堂文化的理解
谈谈对祠堂文化的理解，对于祠堂大家都不陌生，几乎每一个大家族都是有一个祠堂的，祠堂是后代祭祀先辈，悼念先祖的地方，也是家族传承优良精神的场所。下面来看看谈谈对祠堂文化的理解。
中国的文化很是博大精深，祠堂作为中国很特殊的文化，在历史的扉页上，写着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我们看电视的时候，也会看到一些家族在举行重大的事情，商议重大的家族事务的时候，会在祠堂里举行。
祠堂，总给人一种肃穆幽深的印象，但是，祠堂也有很多的忌讳，制定了一定的章法，甚至规定了有些人是不能进入祠堂的。
究竟是哪些人不能进出祠堂呢？
第一是小孩子和年轻人如果死在了外面，是不能入祠堂的，因为小孩子和年轻人的煞气很重，死的时候是很不甘心的，所以，会有很大不详的东西跟着。
祠堂是处理家族内的人婚丧，寿喜的地方，如果这些人是在自己的家乡正常死亡，办理丧事的时候，同一个宗族的人，都会帮着在祠堂里给这个人办理丧事，这也是我们中国 民族的古老传统。
今天的我们，谁家有了红事白事，第一个通知的也是自己家族的亲戚，因为这是我们根深蒂固的一个古老观念，自己宗族的人，就跟自己的家人一样，即使平时很少来往，有了大事也得让家族人知道，其他的同事，同学，不通知也不是很紧要的。
一个宗族的人，即使多么繁忙，也会来到办事的人家里进行帮忙，如果两个兄弟关系不和，准备不来往了，首先表现在表面上的就是，有了红白喜丧事情，决不通知这个亲戚，这就算是断了所有的联系。
小孩子和年轻人的阴气比较重，所以，祠堂是不愿意接受的，也就有了小孩子和年轻人死在外面，不入祠堂的说法，而且小孩子和年轻人如果死在了外面，一定要赶紧运回来，当天晚上埋了，而不是像老人死亡一样，需要在祠堂停放几天，召开盛大的丧事礼节才下葬。
年轻人和小孩子，都是当天入土为安，如果当天没有运到老家，会认为是很不吉祥的一件事，埋的时候，还不能挨着祖坟埋，这样也是为了小孩和年轻人的阴气不妨碍自己家族利益的缘故。
还有就是古代的女人，是不能入祠堂的，祠堂是男权社会施展自己权威的'场所，只有男人才能进入祠堂，进行各种家族的活动。女人出入祠堂，除非是是犯了宗族的禁忌，进祠堂接受家族人的惩罚，比如一些有了丈夫的女人，和其他男人发生了不好的关系，被人抓住，就得进祠堂接受家族长辈的惩罚，严重的绑在笼子里，和男人一起沉在水里淹死，也就是俗话说的“浸猪笼”。
另外，就是入赘的男人是不能进自己祖先的祠堂的，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就连女方的祠堂特也是不能进去的，除非是这个男人改姓，才可以进女方的祠堂。试想一个男人姓自己的姓二十多年，入赘让儿子姓女方的姓还罢了还把自己的姓改了，相信很多人感觉很难接受，于是也就不能入祠堂。
因为祠堂代表的是一个家族，一个家族只能有一个姓氏，这个男人倒插门进了女人家里，如果依然姓自己之前的姓，异性之人是不能进祠堂的，他们生的儿子，姓母亲的姓氏，是可以进祠堂的，相当于是家族的一员了。
在我国封建社会的祠堂文化里，祠堂代表着家族的兴衰，大的家族还会找专门的人看护祠堂，如果有女人不小心在祠堂门口望了一眼，也会接受处罚的，严重的还会处死。
虽然祠堂文化对于女性是如此的苛刻严谨，也总有例外发生，在安徽省的省歙县棠樾村西，有一座专让女人进入的女祠堂，它建成于清朝的1805年，是棠樾村的盐商鲍启运所建立，这个女祠堂的名称为“清懿堂”，当时这位大盐商为女性发了慈悲，为了表彰在徽商做出贡献的女性所建立，据说明清两代棠樾村出了很多贞洁烈女，她们遵守福德，出现了很多恪守礼教的名女子
“催乳哺弟”、“送夫经商”、“养老恤孤”这些美好的事迹，是这些女子们作出的榜样，被雕刻成蜡像，成为棠樾村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她们的牌位，历代在清懿堂安放着，叙说着她们贞良清白的品格。
虽然祠堂文化在我们国家成了礼教的代名词，可是毕竟还是有些封建糟粕的，1927年在衡山县的白果，当地的妇女受到先进思潮的影响，进入了祠堂，成群结队在祠堂里大口吃酒，祠堂的家族长辈眼看着她们在祠堂里耍威风，也不敢说什么
这些妇女以后勇敢地进行了新时代的改革，她们解放了自己的小脚，要求婆婆不能再苛刻自己，要求打破封建的余孽，要求丈夫不能随意打骂妻子，我们现在的眼光，很难说这些女人做的对还是不对，但是，在打破旧的习俗，建立新的制度的时候，只有破釜沉舟，勇敢地进行改革，才能让新社会展现新的面貌，
祠堂文化，也许随着它的衰落，成为我们历史组成的一部分，现代的女人不再被祠堂文化束缚，已走出了世界，走向了未来。
一、祠堂是什么呢？
祠堂是举行祭祀的建筑场所，是我们追慕先祖的地方。孔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意思是根深才能叶茂，祠堂浇灌着家族的根，浇灌祖宗，礼敬天地。这就是祠堂最深层次的意义。
二、祠堂的出现
在宋以前，华夏守礼延续的是礼经。宋代的时候，因为时间相去久远，三代之礼的延续有很多已经不适合那时候的要求了。所以朱子根据当时情况重新制礼。这就是《朱子家礼》中提到的：“三代之际，礼经备矣，然其存於今者，宫庐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节，皆已不宜於世，世之君子虽或酌以古今之变，更为一时之法
然亦或详或略，无所折中，至或遗其本而务其末，缓於实而急於文，自有志好礼之士，犹或不能举其要而因，於贫窭者，尤患其终不能有以及於礼也。”意思是，随着时代变化，礼也应该随之而变。三代之礼虽然完备，但是很多节文已经不适合现在的时代了。当时的饱学之士虽然根据三代之礼以及现实情况进行了酌情的变化，但是详略不一
没有一个比较折中的方案进行普及推广，甚至有的舍本而逐末，或者不重视内在之实而只重视外在节文。从而导致有志好礼之士，不能列出要点而遵从。“是以尝独究观古今之籍，因其大体之不可变者，而少加损益於其间，以为一家之书。大抵谨名分、崇爱敬，以为之本。
至其施行之际则又略浮文务本实，以窃自附於孔子从先进之遗意。诚愿得与同志之士熟讲而勉行之。庶几古人所以修身齐家之道，谨终追远之心，犹可以复见，而於国家所以崇化导民之意，亦或有小补云。”
于是朱子遍览古籍，遵循大原则这些不能变得。而进行损益。大体以诚敬，忠恕之道的原则，以为礼之本。在实行的时候既能体现礼之文而又能重本务实。从而达到修身齐家，慎终追远，以及教化民众的意义。
在三代以前，庶人（普通老百姓）是无庙的，而朱子于此时明确提出了“祠堂法”。这就是祠堂正式的起源了，从此祠堂开始正式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并且其重要意义一直影响至今。“报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实有家名分之首，所以开业传世之本也”。这是发明人朱子为祠堂下的定义。
祠堂承担祭祀活动的职能，在朔望日以及俗节要祭祀不辍。同时，祠堂家族各项重要活动的场所，比如封官，主人生嫡长子，等等，都要到祠堂举办活动。现在有些朋友们所居的地方如果有名门望族，应该还可以见得到这些民俗景象。从朱子开始，祠堂成为了华夏人民尊祖敬宗的重要场所，并且延续至今已有接近千年历史。
三、继承宗庙制度
而朱子所倡导开创的祠堂法，其实是宗庙制度的延续。在三皇时代甚至更远的时代，是没有祠堂的，那会只有宗庙。《尚书·舜典》记载：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意思就是在宗庙里舜接受了尧帝的禅让。在古代的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就是宗庙之祭。所谓“国之大事，唯祀与戎”。
宗庙是什么？宗庙是祭祀祖先的场所。《礼记?祭义》曰：「右社稷，左宗庙。」在三代之时，宗庙的地位是远大于其余的建筑的。《礼记.曲礼》云:“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次之,居室为后。“在古代的礼乐制度下，整个社会礼别尊卑。别的是什么尊卑？是德行。德行高者自然根深，所以就有了不同序列，其庙也有不同的制度。
《王制》曰：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祭於寝。三代之时，庶人是不得建庙来祭祖的，只能祭於寝。而且在当时，建庙祭祀是一件非常耗费财力的事情，同时有着诸多的规矩。庶人也承担不起。对于天子以及诸侯来说，都会有专门的籍田，用来提供祭祀所用。
四、祠堂风水的作用
据考察，现在存世的祠堂大部分分布在南方地区，祠堂的出现和南方盛行的风水便很好的结合在一起，三僚风水先生曾庆华（牧之）发现，南方地区，非常重视祠堂的风水，祠堂的风水对后人的影响巨大，历史证明：祠堂风水不仅对后代子孙的兴旺发达起着重要作用，同时风水也有操控房份的作用。
窃以为，祠堂往往是建在这个村子风水最好的地方，客家民族还有聚族而居的习惯，甚至在在祠堂周围建围屋和半围屋结构，如福建的土楼和粤赣地区的客家围屋。其实这些都是风水上的作法。
祠堂往往是从民房演变而来的，老百姓的阳宅，因为风水好，人丁众多，必定要迁到外面去发展，那么这个祖屋慢慢的就变成了一个祖厅，祖厅其实还是可以住人的，祖厅由于香火旺盛，祭祀不断，就演变成祠堂了，祠堂是供奉灵牌位的地方，虽是阳宅的结构，其实是阴人所居之所。
另外，祠堂占据村子风水最好的宝地，其实也是为了锁住龙气，如果一旦将祖屋或者祠堂拆掉，分给子孙，每人其实得到的都只是一部分，如果大家都各自为政，各建各的房子，岂不浪费风水宝地，而反致凶祸耶？
最后，祠堂是人类灵魂的居住地，古人言：叶落归根，慎终追远。祠堂不仅仅是一个古代建筑，而是寄托了万千游子乡愁的地方，无论身处何方，有多大的建树，到老了，最后还是希望回到这个故土，因为它是我们灵魂的港湾！
祠堂，是族人祭祀祖先或先贤的场所，是我国乡土建筑中的礼制性建筑，是乡土文化的根，是家族的象征和中心，也是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象征和民俗文化的代表。从民俗学家的角度看，祠堂是“用自己存在的方式诠释时代文明”。
作为中国民间保存最好的一种古建筑群体，祠堂留给后人许多珍贵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千秋功过，于祠堂可见一斑；华夏祖先，从祠堂可知谱序流传。 祠堂的由来 祠堂起源于氏族社会逐步解体之后，是由同一个祖先所生、自成系统的血缘亲属集团与地缘组织统一而成的宗族组织，在居室外独立建造的祭祖、尊贤、求神的场所。
汉代正式出现祠堂的名称。 宗族通过祠堂尊祖敬宗的功能来体现封建宗法的根本原则，显示宗族至尊的族权。祠堂也就成为宗族祭祀的圣地，它象征着宗族的团结。当然，也有些人通常把祠堂简单理解为死去祖先的家，神灵所聚之地，祭祀祖神阴灵的场所。
祠堂的主要功能 祠堂既然是祖宗神灵聚居的地方，供设着祖先的神主，那么祭祀先祖就是祠堂最主要的功能，祠堂的另一种重要功能是珍藏宗谱、纂修宗谱。 祠堂还是讨论族中事务的会场，也是教书育才之地，亦是家庭法庭，每当风俗年节或族内重大的喜庆活动，祠堂又是全族欢庆或娱乐的场所．
祠堂的文化意义 祠堂是家族或宗族权力和经济文化的象征和标志。它在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中，国家统治集团起着核心作用，宗族地域集团及家族血缘组织也起到了一定的历史作用。 它们在对封建法制的辅助和补充，维护封建统治的稳定起着重要作用，也长期起到所谓治国安邦的社会作用，所以它仍然是历代统治者确认的保障的一种辅助统治。
祠堂传统文化内涵
祠堂传统文化内涵，在生活当中，我们在老家都会见到祠堂一样的建筑，一般指的是供奉祖先和祭祀的场所，是儒家文化的体现，祠堂是族权与神权交织的中心，所以不是一般人所拥有的，下面我整理了祠堂传统文化内涵。
一、祠堂的作用
1、家族里各房子孙有办婚、丧、寿、礼等事，族亲们便利用这宽敞的祠堂作为活动场所；
2、祠堂也是族长们行使族权的地方，凡族人违反族规，则在这里被教育和接受处罚，甚至驱逐出祠，在某种意义上说，祠堂就是封建道德的法庭；
3、祠堂还可以作为家族的社交场所，族人们在这里举行宴请宾客等文化娱乐和社交应酬活动；
4、大家族的宗祠还附设学堂，让族人子弟在这里读书求学。正因为祠堂的功用如此之大，故其建筑是相当讲究的。
古建筑·祠堂
二、祠堂的分类
祠堂的种类繁多，随着历史的发展，祠堂衍生了很多的门类和功能。从形制和规模上看，它们千差万别、形形色色，却又都叫祠堂。所以，祠堂划分是很复杂的，不同角度有不同的划分方法，但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木制祠堂
（一）属性分为三类：庙祠、专祠、宗祠
1、庙祠
庙的出现比寺要早，它与中华文明的发展密切相关。最早把供祭祖宗神位的屋舍，叫做"宗庙"。宗庙的设置与宗法制度密不可分；古人把祀神之处也叫"庙"，如"城隍庙"；王宫的前殿也称作"庙"，如"庙堂"、"廊庙"就是指朝廷。对胸怀大志有栋梁之材的人则称"廊庙器"，意思就是在夸此人能够肩负起朝廷重任。
2、专祠
专祠是指为了纪念其功德，而为特定的人或神建立的祠宇。有大功德于民者，得敕封神号专立祠庙；以身殉职或亲民之官，在立功之地或原任职之地建立专祠。这些纪念某人功德性质的专祠，由于民间对它们的祭祀崇拜之情，其保存时间和流传之广都远远超过了家族性质的祠堂。
祠堂内部
3、宗祠
总祠
数县之内范围较大合族共祀的宗祠，为宗祠中较大的宗族组织，它虽然仍是血缘维系的宗族组织形式，但祭祀的范围已经超出了同姓同宗的血缘关系，包括了较大地缘范围内的同姓同族不同支派、血缘相对较远的族系，甚至包括有一定血缘关系的异姓家族。
宗祠
此类宗祠即俗称的祠堂，它是从支宗或若干家庙（家堂）聚合升格而成。无锡惠山古镇祠堂群较多，它是以一个同姓、同宗各支的宗族共建合祀先祖的祠堂。
祠堂天井
（二）祠堂按照其建筑目的分为公祠和私祠：
1、公祠
纪念出身于当地的官宦，并有一定建树的人物，称为某公祠或节孝祠等。公祠有两种修建方式：一种是民众集资修建的。还有一种是皇帝颁诏修建的，如山西省代县县城东20公里处有个"杨家祠堂"，就是为了纪念宋代爱国将领杨业父子的，是元代时他的第十七代孙奉旨修建的。
古建文化·祠堂
2、私祠
私祠是同一姓氏的族人为祭祀其祖先而自行出资建立的、本家族私人性质的祠堂。一般称为某氏宗祠，在南方几乎所有的姓氏都有祠堂，如张氏宗祠、王氏宗祠、李氏宗祠、赵氏宗祠等。
近三十年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政府和社会文化机构、相关专家、民间团体以及广大民众，都开始并且越来越重视中国几千年来积淀的传统文化的保护、研究和发展，这使得全国许许多多祠堂得以重新修缮重建，祠堂文化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开始被世人所重视。
祠堂建筑是华夏祖先留给我们的历史财富和文化艺术瑰宝，从祠堂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中可以体会中华几千年深刻的文化内涵和祖先的是非功过，所以，保护中国的`古老建筑—祠堂，就是保护祖先留给我们的丰富的文化财产。
祠堂是人们祭祀祖先、贤哲或神灵的房屋。
它包含了三个要素：
一、祠堂是祭祀的建筑；
二、祠堂祭祀的对象有三个类别：家族先祖，名贤先哲，山川、天地和神灵；
三、祭祀场所为房屋。
三者缺一不可。
祠堂文化贯穿着怀念祖宗、敬老爱幼、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
通过祠堂文化，扩展到各个家庭，促进整个社会祥和和安定，对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具有一定的价值。
几十年来，
福建池家福宗贤利用各种机会，
游遍了福建池氏鲤腾公支系下的相关宗祠（包括下文提及的十二个宗祠），把有关资料和实地采集的不大全面的各地池氏宗祠、祖厝、堂号资料汇集在一起，颇具深度研究历史古迹和古今文化的价值。
在古代，祠堂的区分是有规矩的。人们也是按照这个规矩来区分，并沿袭传承下来：
宗祠：
也叫公祠，是供奉始祖或始迁祖为一世的祠堂。
祖祠：
或叫公祠，是供奉一世祖之后的子孙的祠堂，是各支系（或房派）的祠堂。通常为始祖或始迁祖的子孙迁居外地的各支系（或房派）为祭祀方便所建的祠堂，称祖祠（或叫支祠）
家庙：
在古时有官爵者才能建家庙，家族祠堂里有做官的，叫家庙
宗庙：
或叫太庙、祖庙，是指皇家的祠堂。
生祠：
生祠不同于常见的祠，它是用来纪念活人的，立生祠始于西汉时期，是中国古代为纪念官员功德，表达对他的深厚感情而在其生前所立的祠庙。如狄仁杰、靖江生祠岳王庙。
祠堂里供奉祖先牌位，象征祖先的精神和形体，也是族人聚会的地方。还具有缅怀先祖、激励后人、传承血脉文化、宗祠文化、寻根问祖的属性。祠堂是沿袭古礼，讲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地方，理应遵循古代区分祠堂规矩。
东方民间艺术之宫――佛山祖庙佛山市张槎中学 初一(1)班 杨凤欣在佛山众多旅游景点之中,我觉得祖庙算是历史悠久,风景怡人的好景区了.祖庙在佛山占有重要的地位,一句话说,没有到过 庙就没有到过佛山.今天,我真有幸能到祖庙去参观参观.旅途之际,我一直怀着兴奋而急迫的心情,根本无心去欣赏窗边的美景,因为我整个人都沉浸在无限的遐想之中."你们知道祖庙为什叫'祖庙'呢 "老师刚一到目的地叫问我们了.他们七嘴八舌的乱说一通.可我却在一旁目不转睛的看着祖庙正门,"真宏伟!"我不禁脱口而出."其实很简单,因为居佛山诸庙之首,故称祖庙.你们现在明了吧!""哦!原来如此!"同学们异口同声的说道.接着老师又领着我们一起走进那令人向往的祖庙了."祖庙始件建于北宋元丰年,即1078―1085年间.原……"导游滔滔不绝地说着.我们便陆续来到了万福台的正前方,同学们顿时口瞪木呆.因为这实在是太金碧辉煌了.只见台前有宽阔的石铺场地.东西两侧有两层式长廊,这都是供民众和乡绅富户观剧之用的.据我所知,万福台始建于清初顺治十五年,是华南地区最古老和保存最好的古戏台.导游又向我们绘声绘色地说了起来:"佛山是粤剧的发祥地,万福台对粤剧的发展起过重要的作用…"我们都听得很入神.原来万福台在祖庙最南端,是一座专供粤剧演出的大戏台.我的心头不禁这样想:"曾有多少戏班在这演出过,曾有多少辉煌的表演在这诞生......"我在导游那儿听说:粤剧起源于佛山,每年六七月份,在外演出的各戏班都返回佛山,解散旧班,重组新班.依照惯例,新戏班的头 演出必在祖庙的万福台进行.这时我更领略到万福台的重要地位.不一会儿,老师才"开金口":"此建筑为歇山卷棚顶,台面宽三开间.前后台用金漆木雕隔板分开,隔板两侧设门供演员出入.隔板正中的上部雕刻福禄寿三星;下部雕刻戏曲故事"曹操大宴铜雀台"的场面;左右分别雕刻降龙,伏虎二罗汉.这些金漆木雕刀工洗练,技艺娴熟,笔法粗矿."只见她望了望我们,有说道:"现在你们清楚,了解了吧 ""了解了!!"我们都点头回答着.接着,我们又不停脚步地观赏了气宇轩昂的灵应牌楼,碧水涟涟的锦香池,苍老而富丽的灵应祠……不过庙内的建筑最使我叹为观止.尤其是那装饰工艺精巧华丽,一点也不俗气,更让我神游其中.祖庙,你令我领略到你的风采,留给我难以忘怀的回忆!
世界文化遗产论文以世界文化遗产——武当山为研究对象，对其特色旅游资源的构成及特点进行了分析，利于今后本地旅游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利用和保护。关键词 武当山 世界文化遗产 特色旅游资源道教1 引言旅游资源是—个国家或地区旅游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条件，但旅游业要想获得更大发展，往往还取决于当地旅游资源的特色。特色旅游资源是产生旅游吸引力的核心要素，也是旅游业获得发展的重要保证。武当山位于湖北省十堰市，是我国著名的道教名山，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1994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目录。武当山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旅游资源丰富，武当山旅游资源开发是湖北省和十堰地区旅游业发展的重点，备受社会各界关注。迄今为止，海内外学者已从多角度对武当山进行过研究：如王光德、杨立志(1993)对武当道教渊源及发展的研究；刘守华(1991，2001)、李征康(2001，2003)对武当民俗文化的研究；曹本治(1993)、蒲卓强(1993，2001)对武当道教音乐的研究；及其他一些学者对武当建筑、历史等方面进行的专题性研究。从特色旅游资源角度进行的研究尚不多见，冀群风(2001)、廖兆光(2002)在对武当山旅游发展研究，李程(2002)对武当山人文旅游资源的分析中有所涉及。特色旅游资源是指在自然界、人类社会中，凡垄断性、典型性、特异性、区域性等特征突出，能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可以为旅游业开发利用的各种因素和事物。本文依据上述特性，尝试对武当山特色旅游资源进行分析和归纳。2 独树一帜的道教文化——武当山最重要的特色旅游资源2．1武当山道教——中国道教史上浓墨重彩的一页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鲁迅，1918)，它在中国文明史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武当山道教是中国道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得到历代统治者的捧持和推崇，明朝时达到鼎盛：先后被皇帝封为“大岳”(明成祖)，“治世玄岳”(明世宗)，使其地位高于五岳，被尊为“四大名山皆拱揖，五方仙岳共朝宗”的“五岳之冠”，“雄镇打岳而祀超百代”。武当山成为专为朝廷祈福禳灾的“皇室家庙”、“天下第一山”(北宋米芾)，在道教领域中取得了独尊的地位，成为全国最大的道场和全国的道教活动中心，影响深远，在中国道教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武当山道教建筑——中国古代建筑史的奇迹武当山道教建筑群，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等级最高、保存最为完好的道教古建筑群，是武当山世界文化遗产的核心，特色突出；规模宏伟，工程浩大。明朝政府“南修武当，北修故宫”大兴土木，先后动用了30万工匠，历时12年来修建武当宫观，建成9宫，9观，36庵堂、73岩庙的大规模的道教建筑群，成为皇室利用宗教思想统治的重要场所。经过后来的不断扩展，武当山共达到2万多间庙宇，总占地面积160万平方米，超过故宫一倍以上。形成“五里一庵十里宫，丹墙翠瓦望玲珑”的宏伟场面。选址独特，布局巧妙。武当山建筑选址融合“阴阳典术”的道家思想、中国古代“风水术”及真武帝修仙的神话，并严格按照政权和神权相结合的意图营建。布局方面，武当山整个建筑群依山就势，处处结合自然环境，巧妙利用峰峦岩涧和奇峭幽壑，建设时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山体的原始风貌。武当建筑群的中心位于天柱峰顶的金殿，处于全山各悬崖绝壁的八大宫为主体，众多的庵堂神祠自成体系分布在主体建筑的周围，庞大建筑群与群山和谐地融为一体，完美地体现了“天人合一”的道教理念。总体规划严密，建筑技艺高超，工艺精湛。规模宏大的武当建筑群采取了皇家建筑法式，统一设计布局，其总体规划十分严密，在建筑技艺和建筑美学上均达到了很高的成就，体现出我国古代科技的伟大成就。这里有中国现存最大的铜铸鎏金大殿——“金殿”，被喻为“中国古代建筑和铸造工艺中的一颗明珠”，其焊接和铸造技术已达相当高的水平，此外如“九曲黄河墙”，“一柱十二梁”，“转身殿”等也都体现出古代建筑技艺的高超，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武当道教建筑被喻为“补秦皇汉武之遗，历朝罕见，张金阙琳宫之胜，亦环宇所无”(见明代张开东《大岳赋并序》)。1982年国务院公布武当山为全国重点风景名胜区，称武当山古建筑”工程浩大，工艺精湛，成功地体现了“仙山琼阁"的意境，犹如我国古建筑成就的展览”。名扬四海、自成一派的武当武术武当武术是中国武术中最重要流派之一，由武当山著名的道士张三丰创建，素有“北崇少林，南尊武当”的说法。武当武术自成一派，被称为“内家拳派”，它以养身练功、防身保健为宗旨，是以柔克刚，以静制动，后发制人的“内家功”。武当武术深受道教思想影响，提倡心性修养、武德修养，注重内涵与修身养性。武当功夫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份宝贵的遗产，在国际上也颇有影响，如今武当拳、太极拳、太极剑已是闻名天下，深受民众的喜爱。仙乐神韵——武当道教音乐武当道教音乐又称武当道乐，是中国道教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道乐是道士们念经和进行法事活动时表演的，由于历史及所处地域等原因，武当道乐内涵极为丰富：虽属地方道乐，但却有着宫廷音乐的庄严典雅；一方面难袭了远古巫观乐舞传统及先秦的民俗祭神音乐，另一方面又吸纳了大量地方民间音乐元素；除本地外，周边地域的音乐也对其产生着影响，如“秦音楚声”、“秦腔豫调”、“楚韵汉凋”；既有长期历史传承又在发展中不断创新的道乐，最终形成南北交融，以道为主，同时兼有佛乐和儒乐旋律的道教音乐，被称为武当仙乐神韵，武当韵，悦耳动听，它是武当山宗教文化遗产中极富特色的一部分。3优美的自然风光——武当山不容忽视的特色旅游资源武当山虽以“文化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目录，但与其人文资源相比，武当山的自然景观也毫不逊色。自古以来武当山优美的自然风光就一直吸引着无数的道教修练者、帝王将相、文人墨客和隐士们。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盛赞武当山“山峦清秀、风景幽奇”，认为“玄岳出五岳上”，这里还有着“顶镇乾坤举世无双胜境，峰凌霄汉天下第一仙山”的美喻。最著名的自然景观为“七十二峰朝大顶，二十四涧水长流”，海拨高1612米的主峰天柱峰，如擎天一柱，拔地冲霄，周围有七十二峰拱立，二十四涧环流，形成天柱峰如一座巨大的神龟，座落在群山之颠，其余诸峰均俯身颔首朝向主峰的“万山来朝”奇观。联合国赴武当山专家考察组官员们也盛赞武当山美丽的自然风貌，武当山自然景观有“72峰、36岩、24涧、11洞、3潭、9泉、10石、9台”等之称，均各具特色，风光优美。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武当山珍贵的特色旅游资源武当山地区历史悠久，蕴藏着丰富的史前文物。从目前巳出土恐龙蛋化石、海洋上脊椎动物化石、古猿颅骨化石、猿人牙齿化石看，这里曾是人类祖先的栖息地之一，中国文明的重要发源地。武当山地区曾是楚国早年国都所在地，秦汉以来历朝历代均有建制及发展，悠久的历史为本地遗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文化遗存，道教文物最为丰富，有我国道教文物宝库之誉。5丰富的药用植物资源——武当山极具开发价值的特色旅游资源武当山植物资源十分丰富，特别是中药材，是我国现存野生药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初步确定武当山现有野生药材617种。早在魏晋南北朝即有隐士在此采药修炼，唐宋以后更是络绎不绝。明代著名医学家李时珍，长期在武当采药，据统计《本草纲目》中有400余种药材取自武当山。俗话说“十道九医”，道教素有重视医药学研究的传统，结合其博大精深的道教养生文化，与现代旅游开发的健康理念正相一致，药用植物资源无疑是武当山极具开发价值的特色旅游资源。6多彩的民俗文化——武当山极具开发潜力的特色旅游资源武当山地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为本地留下了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源，其中以道教气息浓郁的民俗文化为特征：如武当信仰民俗、大法会、罗天大醮、进香、斋膳禁忌等习俗；如三月三、九月九等与道教信仰密切相关的游艺节日民俗。这里还留存着许多历代高道、帝王将相、社会名人等与武当山的传说故事，如著名的“铁杵磨针”、“太子读书”等，以及大量描绘武当山的诗词、歌、赋、游记、小说等文学资源。此外，由于历史的原因，如历代朝廷的扶持及明代大修武当等事件，均直接导致部分宫廷民俗文化与来自全国不同源流的民俗文化同聚于武当，与本地民俗文化碰撞、相融，加之此地处于秦楚交界的“朝秦暮楚”之地，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的交汇处，历史文化渊流巳呈多元化，所以武当民俗文化还表现出来源广泛、南北相融、多姿多彩的显著特点。7 结论特色是旅游业的生命，特色旅游资源是旅游业得以发展的基础，是旅游开发的重要依据。世界文化遗产地武当山的特色旅游资源内涵丰富，特异性突出，除却传统的道教文化资源外，本地的自然风光、民俗文化等旅游资源特色也十分鲜明，极具开发价值。对武当山特色旅游资源的认识，对今后本地旅游资源的进一步合理开发利用和旅游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只有充分认识武当山旅游资源的特色及内涵，才能更好地在进—步的旅游开发中挖掘特色，发挥特色，使其更好地为旅游业服务，也才能在旅游资源保护中做到针对性强、有实效的保护。
1、《宋代官府的回易》，《中国史研究》1981年4期，万字。2、《揽纳试探》，《文史》第13辑，，中华书局，万字。3、《宋代的官营便钱》，《中国社会经济史》1982年1期，万字。4、《税钞、粮食钞和盐钞》，《文史》第15辑，，中华书局，万字。5、《宋代货币地租分析》，《北京史苑》第1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万字。6、《宋代财政岁出与户部月支》，《文史》第18辑，，中华书局，1万字。7、《宋代财政与商品经济发展》，《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万字。8、《南宋各界会子的起讫、数额及会价》，《文史》第25辑，中华书局，万字。9、《宋代的关子》，《宋辽金史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万字。10、《宋代地方财政研究》，《文史》第27辑，中华书局，万字。11、《从钱会中半看会子的法偿地位及其影响》，《中国钱币》1987年2期，万字。12、《北宋两税税钱的折科》，《许昌师专学报》1989年2期，万字。13、《<宋史>标点本举正》，《古籍整理与研究》第4辑中华书局，万字。14、《北南宋物价比较研究》，《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万字。15、《王安石是经济改革家吗》，《学术月刊》1989年6期，万字。16、《南宋江北铁钱若干问题》，《中国钱币》1989年2期，万字。17、《叶适管理思想研究》，《浙江学刊》1989年4期，1万字。18、《宋朝礼与佛教》，《学术月刊》1990年5期，万字。19、《宋朝宗室制度考略》，《文史》第33辑中华书局，4万字。20、《宋代通判理州财事考辨》，《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2期，万字。21、《宋朝对释道二教的管理制度》，《中国史研究》1991年2期，万字。22、《宋代僧道官制度考》，《古籍整理与研究》第6辑，中华书局，万字。23、《宋朝文官俸禄与差谴》，《中日宋史研究会中方论文选编》，河北大学出版社，1万字。24、《宋代释道披剃制度研究》，《浙江大学学报》1991年3期，万字。25、《宋朝礼与道教》，《国际宋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1991年11月四川大学出版社，1万字。26、《关于宋代亭户的几个问题》，《中国盐业史国际学术讨论论文集》1991年12月四川人民出版社，万字。27、《宋朝理财体制由三司到户部的变迁》，《宋辽金史论丛》第2辑，中华书局，万字。28、《宋代的功德寺浅论》，《许昌师专学报》1992年3期，1万字。29、《宋代医官考》，《纪念李埏教授从事学术活动五十周年史学论文集》1992年9月云南大学出版社，万字。30、《南宋对会子的两次大规模称提》，《中国钱币》1993年1期，1万字。31、《宋朝如何抑制官员贪赃的几个问题》，《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1万字。32、《儒家不与民争利思想的形成与影响》，《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第4期，万字。33、《湖北会子和关外银会子》，《宋代货币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10月，万字。34、《宋代火政考略》，《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1月，1万字，与罗炳良同志合写。35、《关于宋代田赋征收白银的探讨》，《安徽钱币》1996年第2期，万字。36、《宋神宗时期铸行铜钱析论》，《北京金融》1996年第8期，万字。37、《宋金绍兴和议前南宋财政面临的严峻形势》，《岳飞研究》第四辑，中华书局，1万字。38、《读<通考钱币考>》，《洪皓马端临与传统文化》中国青年出版，1万字。39、《陕西铸钱监考》，《中国钱币》1998年第1期，1万字。40、《关于宋代纸币管理与形制的几个问题》，《北京钱币十年》，北京市钱币学会十周年纪念文集，1万字。41、《关于宋代祠禄制度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4期，万字。42、《〈大冶赋〉注释商榷》，《中国钱币》1999年第1期，万字。43、《发运司与提点坑冶铸钱事》，《宋史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万字。44、《宋代西南二京的帝后神御殿》，《宋代历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万字。45、《南宋楮币诗十首释读》，《炎黄文化研究增刊》第七辑，2000年9月，万字。46、《宋代货币与当时社会经济的几个问题》，《转变与定型：宋代社会文化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大学历史系2000年10月出版。47、《宋史人名补校》，《文献》2000年第4期（另分部分于《文史》作补白）。48、《读〈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札记节录》，《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1万字。49、《宋代官员俸禄和其他颁给分项考析》，《中华同人学术论集》，中华书局2002年5月版，万字。50、《读〈唐宋金银之研究谣代金银之用途〉札记》，《中国钱币论文集》，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9月版，万字。51、《宋代的童子举》，《文史哲》2002年第 6期，1万字。52、《宋代对铸钱业影响最大的几个铜场》，《中国钱币》2003年第3期，1万字。53、《宋代女性享受奉禄考》，《文史》总64辑，2003年第3辑，1万字。54、《南宋都城的花卉基地——马塍》，（韩）《宋辽金元史研究会第8辑别册》2003年12月。55、《宋代转运使补论》，《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谣辽金元史》2004年第3期转载。56、《宋代头子、宣头考略》，《文献》2004年第1期。57、《论宋代绢帛的货币功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58、《南宋晚期物价考论》，《文史》2004年第一辑《人大复印资料谣辽金元史》2004年第4期转载。59、《宋粮料院考》，《文史》2005年第一辑，2万字。60、《宋王朝与物价管理》，载《政府与经济发展》 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约17万字，与王茂华合作。61、《墨与宋代社会生活》，载《宋史研究论丛》第六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出版，约万字，与胡玉合作。62、《试论〈宋史全文〉（理宗部分）的史料价值》，载《文献》2005年第4期，约万字，《人大复印资料谣辽金元史》2006年第1期转载。63、《宋朝卖官鬻爵考》，载《文史》2006年第4辑，约2、4万字。64、《宋太宗与佛教》，收入《宋史研究论丛》（第七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版，约1、2万字，与彭琦合作。65、《南宋后期盐政考论》，收入《盐文化研究论丛》（第一辑）巴蜀书社2005年12月版，约1、2万字，与郭兰合作。66、《试论北宋时期过度集权及其影响》，《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与史泠歌合作。67、《宋代僧人受戒制度研究》，《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4期。68、《宋代的象棋》，《寻根》2007年第6期，与籍勇合作。69、《“八贤王”本事》，《国学》2007年第9期，与马元元合作。70、《北宋的年号寺观》，收入《宋史研究论丛》（第八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与马元元合作。71、《宋代寺院宫观中的御书阁、本命殿》，《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与王德领合作。72、《宋代保州宗室》，收入王少堂等主编《宋太祖故里与宋祖陵》，中国档案出版社2008年出版。73、《北宋中期宣抚使角色的转型》，《河北学刊》2009年第1期，与郑丽萍合作。74、《南宋王朝与观音崇拜》，《宋史研究论丛》（第九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75、《黄敏枝<宋代敕赐寺田表>补正辨析》，《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与马元元合作。76、《宋朝人的钱，多还是少？》，《国学》2009年第3期。77、《宏观把握 微观突破——简评<南宋宗教史>》，《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第1期。
话说唐人喜欢在写墓志的时候贴金已不是新闻，墓志铭中各种隐恶扬善、粉饰乾坤、无中生有的情况屡见不鲜，而唐人自己对此也有着很清醒的认识：“大凡为文为志，纪述淑美，莫不盛扬平昔之亊，以虞陵谷之变，俾后人睹之而瞻敬。其有不臻夫德称者，亦必模写前规，以圃远大。至天下人视文而疑者过半，盖不以实然故绝。”通观这些墓志可知古人写墓志时往往最讲究两点：一是为逝者讳，不揭其短；二是为逝者捧，乃至无中生有为其贴金。白居易的《秦中吟·立碑》一诗就对这种现象作了嘲讽：勋德既下衰，文章亦陵夷。但见山中石，立作路旁碑。 铭勋悉太公，叙德皆仲尼。复以多为贵，千言直万赀。 为文彼何人，想见下笔时。但欲愚者悦，不思贤者嗤。 岂独贤者嗤，仍传后代疑。古石苍苔字，安知是愧词。 我闻望江县，麹令抚茕嫠。在官有仁政，名不闻京师。 身殁欲归葬，百姓遮路岐。攀辕不得归，留葬此江湄。 至今道其名，男女涕皆垂。无人立碑碣，唯有邑人知。石碑上记载的都是些功比姜太公、德如孔仲尼之人，只有这样才有机会流传后世，而那些真正有真才实干的人却因为没有立碑吹捧，只能任名声淹没在岁月中，最后也就只有当地人知道。白居易此诗正是讽刺了这种为了立碑而夸耀门第、歌功颂德之风。因为根据史书的记载，当时人为了给逝者求得一篇好墓志铭，往往要出很大的一笔价钱专门找人来撰写，而撰者为丰厚的利润所驱使，也不管逝者的为人品德事迹究竟如何，只为了应付所需，随手就能写出功德和姜太公孔子一样伟大的为贤者嗤、令后代疑的文字。《旧唐书·李邕传》中就有记载：“邕擅才名，尤长碑颂。虽贬职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賫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后所制，凡数百首，受纳馈遗，亦至钜万。时议以为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李邕是唐朝著名的书法家，尤其擅长歌功颂德的碑文，也正因为有着“鬻文获金”这样强大的生活技能，所以李邕虽然经常被贬官，但生计并不成问题，甚至还能用这些润笔费来应付结友交游所需的巨大开销。刘禹锡也曾在祭韩愈文中说过：“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提到韩愈因为善写碑文，经常通过给别人写碑文而赚取巨额稿费一事。事实上韩愈曾为王用撰写了墓碑，于是得到了“马一匹，并鞍、衔及白玉腰带一条”作为报酬。韩愈还在《平淮西碑》大力称赞了韩弘的贡献，因此得到了韩弘的“绢五百匹”，即相当于四百贯钱，而韩愈当时一个月的薪水仅二十五贯钱，一年也不过三百贯，由此可知这种润笔费极为可观。至于韩愈其他的“谀墓”之作，颇受时人讥讽，他的朋友刘叉曾十分眼红韩愈写碑文赚的这些润笔费，拿了他数斤金子扬长而去，还振振有词道：“你这是谀颂死人得来的，不如送给我当生活费。”白居易为元稹撰写墓志铭后也收到了价值六七十万钱的“臧获、舆马、绫帛，泊银鞍、玉带之物”，虽然白居易念及与元稹之间的情谊本不愿接受，但推辞不得之下便将这些财物捐给了香山寺，以作修缮寺庙之用。正因为撰写墓志的报酬是如此的丰厚，在这样巨大的利益驱使下，这些墓志铭的执笔人也就不能不为逝者粉饰贴金，乃至颠倒黑白、无中生有了。不过这种“鬻文获金”的行为总是不大令人瞧得起的，《太平广记》中便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唐宰相王玙好与人作碑志。有送润毫者，误叩右丞王维门，维曰：‘大作家在那边。’”就连杜甫也曾作诗嘲讽过李邕这些以撰写墓志换取巨额稿费之人：“干谒满其门，碑版照四裔。丰屋珊瑚钩，骐驎织成罽。紫骝随剑几，义取无虚岁。”“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钱。本卖文为活，翻令室倒悬。”可见时人对这些好撰墓志铭之人的鄙夷态度。当然，在墓志上贴金并不是唐人才有的习惯，而是自古已有之。早在北魏时就有人明确指出这种墓志贴金的现象了，《洛阳伽蓝记》中便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生时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志，莫不穷天地之大德，尽生民之能事，为君共尧舜连衡，为臣与伊皋等迹。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清尘；执法之吏，埋轮谢其梗直。所谓生为盗跖，死为夷齐，妄言伤正，华辞损实。”一个人活着时不过是中庸之辈，但他死后碑文墓志里无不搜罗尽天地之间的大德，和活着的人所能办到的各种好事。如果这个人是君王，那么就能与尧舜相抗衡；如果这个人是臣子，那么就与伊尹有着相同的政绩。所谓活着时是大贼盗跖，死后却能粉饰为伯夷叔齐一样的人物，这些都是在借助虚妄华丽的辞藻损害事实真相。而墓志中这样隐恶扬善、粉饰乾坤、无中生有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比如史书记载唐玄宗的皇甫德仪很早就失宠了，皇甫德仪病重期间唐玄宗正忙着宠爱武惠妃，武惠妃则忙着陷害太子李瑛、鄂王李瑶等几个皇子，而皇甫德仪所生的李瑶也因为生母失宠无法为自己说话而惶恐不安，但这并不妨碍墓碑上将皇甫德仪吹捧成绝代宠妃：“上以之服事最旧，佳人难得，送药必经於御手，见寝始迥於天步。月氏使者，空说返魂之香；汉帝夫人，终痛归来之像。”皇甫德仪的墓碑上称其病重时，唐玄宗每天亲自送药给她喝，等她安然入睡后徘徊在宫殿门口迟迟不肯离去；皇甫德仪死后，唐玄宗还像汉武帝思念李夫人那样思念她。然而事实上凡是有幸得到皇帝亲自伺候服药的后妃，都会像李煜的大周后那样在史书上留下记载，而不是只能见载于墓志上的贴金之语。何况就在皇甫德仪死后不过一年多的时间，李瑶就因为武惠妃的构陷在唐玄宗一日杀三子的悲剧中含恨被害了。残酷的现实撕碎了墓志华丽而苍白的辞藻，昭示着这位无宠妃嫔恐怕连临死前见皇帝最后一面都只是个奢求。又比如沛郡夫人武氏的墓志上自称是“故周定王驸马都尉攸暨太平公主第二女”，是太平公主与武攸暨的次女。但根据这位武氏卒于开元二十五年，享年五十四岁的情况来看，武氏最迟出生在嗣圣元年，而彼时太平公主的丈夫还是薛绍，又如何与武攸暨生下所谓的第二女呢？再比如吴王李恪的次子李玮的墓志上称其父李恪是“帝之爱子”“优宠特殊”，然而就史实而言，李恪的一生当中不仅没有任何得宠事迹，反而不过是犯了踩庄稼和赌博这样的小错就连续多次被贬去都督的官职，先后削去实封共600户，只剩200户的实封，这样糟糕的待遇在唐太宗14个儿子中仅此一例。虽然后来唐太宗在立李治为太子后又过了7个多月的时间，曾一度心血来潮想改立李恪为太子，但这样的想法唐太宗却只对最不可能同意的长孙无忌一人说过，被反驳后不但再也不曾提及此事，对提名未果身陷险境的李恪也毫无保护措施，反而又严厉地将李恪告诫了一通：“你若是不遵纪守法，西汉的燕王刘旦就是你的下场，就算你是我儿子我也救不了你！”虽然有人认为这番警告是唐太宗在“保护”李恪，要他自己小心谨慎一些，但李恪作为亲王，他的性命并不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掌握在皇帝手里，光是告诫李恪自己谨言慎行是没有用的，只有让未来的皇帝李治知道要善待李恪才能达到保护李恪的目的。也正因为明白这样的道理，所以汉高祖刘邦临终前特地留了封手诏给太子刘盈，要他日后一定要照顾好他曾经欲立未果的赵王如意；唐太宗在立李治为太子时也反复强调过立李治的原因是为了能同时保住李承乾、李泰、李治这三个儿子。而唐太宗既然能想到要为李承乾、李泰、李治的日后安危做打算，又为什么没为李恪日后的安危做出同样的安排呢？想来李恪若是真的如儿子墓志中所吹嘘的那样，是“帝之爱子”“优宠特殊”，又如何会遭此待遇？还有父子三人皆至宰相的韦思谦，史书中明确记载他的续弦妻子王婉作为继母对继子韦承庆十分严苛，动不动就体罚他。而王婉的亲生儿子韦嗣立不忍母亲这样对待自己的哥哥，于是主动脱下衣服请求代替韦承庆接受杖责，王婉自然没有应允，于是韦嗣立便自己杖责自己，王婉心疼亲生儿子，这才对韦承庆略好一些。结果在王婉的墓志中，这位明明对亲子继子区别待遇的典型后妈却被描述成了一位慈爱有加，对继子视若己出的好母亲：“前夫子子承庆，八岁偏罚，十岁便为夫人所养，抚存训奖，慈爱无隆，学宦婚娶，并夫人所成立。常谓所生子嗣立、淑等曰：时俗妇人，罕有明识，前妻之子，多被憎嫌，孝已伯奇，皆其人也。此吾之所深诫，亦尔辈所明知。”——足可见当时的墓志贴金风气之烈，已然到了颠倒黑白、无中生有的地步。
《王之涣墓志》，全称《唐故文安郡文安县尉太原王府君墓志铭》，唐天宝二年（743）刻立。志呈正方形，长、宽均36厘米，24行，满行24字，共545字。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土于河南洛阳。原石由国家博物馆收藏。王之涣墓志王之涣为唐代著名诗人，其诗作《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和《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可谓脍炙人口。惜其官职低微，史书无传。《王之涣墓志》的出土，为研究王之涣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一、《王之涣墓志》主要内容及“旗亭画壁”的故事王之涣（688年-742年），字季凌，是盛唐的边塞诗人之一，与岑参、高适、王昌龄一同被世人称为唐代“四大边塞诗人”。可惜他的诗歌散失严重，传世之作仅六首，辑入《全唐诗》中。王之涣在两唐书均无传。王之涣画像撰写王之涣墓志铭的是一个名叫靳能的人，当时他担任河南府永宁县尉，他与王之涣堂弟王之咸是僚属关系，和王之涣属同一级别。志未署书丹者姓名。有人推测书丹者为唐著名书法家张旭或其弟子邬彤，但无可考。志文称：“公名之涣，字季凌，本家晋阳，宦徙绛郡，即后魏绛州刺史隆之五代孙。曾祖信，随朝请大夫著作佐郎，皇蒲州安邑县令。祖表，皇朝散大夫，阳翟丞，瀛州文安县令。父昱，皇鸿胪主簿，雍州司士，汴州浚仪县令。公即浚仪第四子。”墓志铭说王之涣卒于天宝元年（742年）二月，享年55岁，推之可知生于武后垂拱四年（688年）。墓志称王之涣“幼而聪明，秀发颖悟。不盈弱冠，则究文章之精；未及壮年，已穷经义之奥”，以门子身份调补冀州衡水主簿。因为王之涣“孝闻于家，义闻于友，慷慨有大略，倜傥有异才”，因此得到了衡水县令李涤的特别赏识。722年，李涤将年仅18岁且“性含谦顺，德蕴贤和”的三女儿许配给已经35岁的王之涣。726年，由于受到小人的诬陷攻击，王之涣愤然辞官而去，“遂化游青山，灭裂黄绶。夹河数千里，籍其高风；在家十五年，食其旧德。雅谈珪爵，酷嗜闲放。”就这样，王之涣或居家闲散，或远游塞外，过了15年自由的生活。十五年后，由于一些亲朋好友不断劝他入仕，王之涣又于742年补文安郡文安县尉。任职期间，王之涣为官清正，心系百姓。可是，任职不久，王之涣身患重病，不幸于742年去世，享年55岁。在墓志铭中，靳能对王之涣的诗极力推崇，“尝或歌从军，吟出塞，皎兮极关山明月之思，萧兮得易水寒风之声，传乎乐章，布在人口”。他对
石景山地区出土了清代李绶墓志铭，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许多新闻媒体予以报道。如4月20日的《北京日报》第五版“石景山工地挖出清代墓碑”一文讲：墓志铭是在鲁谷地区的道路施工中发现的，分为篆盖和正文两块，墓志以纪晓岚撰文和刘墉书写为最大特点。“五一”期间，笔者与李新乐先生前往模式口田义墓看到了该墓志。墓志的志盖和志石均为上等的汉白玉石质，正方形，长宽各73厘米，厚16厘米，打磨的非常精细。志盖阴刻篆字5列19字，即“皇清诰授光禄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杏浦李公合葬墓志铭”，涂朱，书写者叫董诰，书法上乘；志文有近1000字，蝇头小楷，涂朱，尾刻“桐城彭德风镌”，叙述了墓主李绶的生平。李绶是什么人呢？据纪晓岚所撰墓志讲：李绶，“生于康熙癸巳”年，也就是1713年，死于1792年，享年79岁。他“字佩廷，号杏浦，又别号竹溪”，是受到当时学者尊重的“杏浦先生”。他的祖先从山东移居到今天的北京地区，后来因为他的名气，祖先们“皆以公贵，覃恩赠一品”，真正是光宗耀祖了。李绶从小就很有才干，仕途一路顺风。他22岁从科举起步，从地方小官做到巡抚，两次外任奉天府丞（相当于今沈阳市长），到乾隆52年已做到“左都御史”从一品的高官，在清代，汉人做到如此职位，已是罕见的奇迹。李绶的业绩主要体现在教育上。他学问好，喜读书，“作诗不下数千首”，“文章俱有法度”，中过进士，做过翰林，编写过史书，任过内阁学士。还做过主考官，提督过学政，制订过教育制度，“所甄拔皆得人”，是桃李遍天下的大学者。所以，人们才尊称他“杏浦先生”，纪晓岚、刘墉才会给他撰写和书写墓志！他为什么葬在今石景山地区的黄庄呢？推测应有两个原因。一是那里景色优美。黄庄在今鲁谷小区的东面，那里原有明代修建的大慈寺，其现存的碑文说那一带“有田可耕，有园可种，果木绕于墙垣，流水周于舍下，西山一片，居然在几案间。”二是传说五代时的大教育家窦禹钧在那里开办过著名学校“五花院”，窦禹钧就是《三字经》中“教五子，名俱扬”的“窦燕山”。从李绶的教育成就看，可能是清代学者心目中的又一个“窦燕山”！李绶的人品也好。经过他的努力，哥哥、弟弟们有了功名。他帮助收留的徐氏孀妹，把孩子徐朗元培育成“登科入仕”的人才。他平时不愿意显山露水，但关键时刻却敢做敢为。如“官奉天府丞时奏毁前明违碍碑碣，官湖南巡抚时奏赈茶陵水灾、奏增衙郴诸路驿马、奏稽察西洋教，皆蒙谕允。官御史时奏吏部胥魁受贿、奏浙江巡抚匿灾，并邀褒嘉”。那些事，没有些胆量是做不来的。李绶有2子7女，他去世时已有7个孙子和2个重孙子，是真正的四世同堂。李绶墓志的撰写者纪昀，字晓岚，比墓主李绶小11岁，就是演员张国立在电视剧里扮演的与奸臣和珅唱对台戏的历史人物。《清史稿》上说他：“学问渊通，撰《四库全书提要》进退百家，钩沉摘隐，各得其要指，始终条理，蔚为巨观”。有趣的是，他也当过与李绶一样的“左都御史”。他给李绶写墓志，可能是职责所在，也可能就是出于对李绶的敬重。李绶墓志的书写者刘墉，字崇如，号石庵，比李绶小7岁，就是民间传说中的那个“刘罗锅子”。他的书法受到清代学者的特别喜爱，他为李绶书写墓志，无疑给墓主抬高了身价。李绶墓是清代的名墓。李鸿章编《畿辅通志》卷165载：“国朝李绶墓在黄庄。”并比较完整地记载了其墓志，与出土的志文比，仅少3行字，估计是采用了纪晓岚文集的内容。但新出土的墓志比《畿辅通志》提供的信息量大，为考证清代历史显现了更直观的资料，十分珍贵。李绶墓何时被毁还不清楚，但其墓志集名家撰文、名家书写、名家镌刻于一身，说它是清代的“三绝碑”不算过誉，文物品位极高，也是北京市考古发现的一大惊喜！近日，林埭镇发现5块明代墓志铭，据有关人士反映，尽管我市在土地平整中陆续发现一些墓志铭，但在同一个地方发现5块墓志铭还是比较少见。这5块墓志铭是林埭镇共和村一农民从土地整理过程中发现的，石块呈正方形，由于受风化，刻在墓上的字迹已经模糊不清，但刻在志上的小字仍然字体清楚。据市博物馆有关负责人分析，这5块墓志铭大致是明朝中期的。从依稀可辨的字体中可以看来，中间大的一块是吏部侍郎沈升的墓志铭。据史料记载，沈家是古代有名的官宦人家，沈升的两个儿子分别于1443年前后考中进士，是平湖建县以来考取的首批进士。大儿子官至广州知府，二儿子官至山东道监察御使。市博物馆有关负责人表示，5块墓志铭的发现对研究当地的一些历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墓志铭墓志铭是中国古代一种悼念性的文体。埋葬死者时，刻在石上，埋于坟前。一般由志和铭两部分组成。志多用散文撰写，叙述死者的姓名、籍贯、生平事略；铭则用韵文概括全篇，赞扬死者的功业成就，表示悼念和安慰。但也有只有志或只有铭的。墓志铭在写作上的要求是叙事概要，语言温和，文字简约。墓志铭一般是铭主死后由别人撰写，偶有铭主本人生前撰写的。墓志铭为在坟墓中或坟墓上，以死者生平事迹所写的一份简介，尤其对于伟大或值得纪念的人其墓经常有墓志铭，在中国和西方都有这种习俗的存在，但是近代中国已不流行写墓志铭。一般而言，墓志铭使用韵文写作，中西方皆然，但也有例外，如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即为无韵散文。
中国古代一种悼念性的文体。 埋葬死者时，刻在石上，埋于坟前。一般由志和铭两部分组成。志多用散文撰写，叙述死者的姓名、籍贯、生平事略；铭则用韵文概括全篇，赞扬死者的功业成就，表示悼念和安慰。但也有只有志或只有铭的。 墓志铭在写作上的要求是叙事概要，语言温和，文字简约。墓志铭一般是铭主死后由别人撰写，偶有铭主本人生前撰写的。 墓志铭为在坟墓中或坟墓上，以死者生平事迹所写的一份简介，尤其对于伟大或值得纪念的人其墓经常有墓志铭，在中国和西方都有这种习俗的存在，但是近代中国已不流行写墓志铭。 一般而言，墓志铭使用韵文写作，中西方皆然，但也有例外，如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即为无韵散文。子厚，名宗元。七世祖柳庆，北魏时官至侍中，封济阴公。曾伯祖柳奭，在唐朝曾出任宰相，与褚遂良、韩瑗一同得罪了武后，死于高宗朝。父柳镇，为就便侍奉母亲，放弃了太常博士的任命，请求到江南去做县令。后来又因为不能迎合权贵，失去了殿中侍御史的官职，直到那个权贵死了，才重新被用为侍御史。为人以刚直著称，所交往的朋友都是当时很有名望的人。 子厚小时候就精锐敏捷，通达事理。当他父亲还在世时，他虽然年纪轻，已经独立成人，能够考中进士，显露出超凡的气象，众人都说柳家有了个好儿子。以后又应博学宏词科考试合格，授集贤殿正字。他才能出众，端方坚毅，每有议论往往引据古今事典为证，贯通经史百家学说，识见高远，意气风发，经常使在座的人为之折服。他的名声因此大振，一时间人人都向往和他交游。那些公卿显要们，也争着要把他收到自己的门下，异口同声地赞誉举荐他。 贞元十九年，他由蓝田县尉晋升为监察御史。顺宗即位后，出任礼部员外郎。这时遇上当权的人获罪，他被视为一党，同被遣出京城做州刺史。还未到任，又一道被贬为州司马。居官清闲，愈加刻苦自励，专心读书记诵，写作诗文，如江河泛滥，湖海蓄积，其造诣可谓精深博大无有止境，但只能恣意寄情于山水之间罢了。元和年间，曾将他和一道被贬的人召回京城，又再次一道出京为刺史，这次子厚分在柳州。到任之初，他感慨系之地说：“这里难道就不值得实施政教吗？”于是按照当地的风俗，制定了劝谕和禁止的政令，赢得了柳州民众的顺从和信赖。此地人借钱时习惯用子女作为人质相抵押，如不能按约期赎回，等到利息与本钱相等时，子女就要沦为债主的奴婢。子厚为借钱的人想尽办法，让他们全都能把子女赎回去。其中特别贫穷实在无力赎取的，就让债主记下人质当佣工所应得到的酬劳，等到酬劳和所借钱数相当时，便要债主归还人质。观察使把这个办法下达到其他的州，刚到一年，免除了奴婢身分而回归自己家里的就有近千人。衡山飞湘江以南考进士的人，都以子厚为老师。那些经过子厚亲自指点而撰写文词的人，从他们的文章中都可以看到很好的章法技巧。 翻译古文主要是要把古文中时常出现的频率高的文字弄清楚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