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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儒家的论文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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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儒家的论文题目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好好发挥,就是一篇论文!!《论语》里任何一句话,都可以做成几十万字的论文!!

1、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由于上古时代文字极度简约,且几千年来随着语言的发展变化,字词的意义常会发生扩展甚至异变。所以我们看上古文章时,最忌以现代汉语为标准,从表面上去轻率理解古文的意思。比如这句“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一切的关键,在于我们后人对“上”“下”这两个字的错误认识。“上”和“下”,现代汉语纯粹作为方位词使用,而在上古,则涵义要丰富得多,在这句话里,则是表示“尊”与“卑”的意思,所谓上尊下卑。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就是“刑不尊大夫,礼不卑庶人”,不会因为大夫之尊,就可以免受刑罚,也不会因为庶人社会地位低,就将他们排除于文明社会之外。《汉书·司马迁传》:“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厉也。”为什么说士大夫不可以不恪守节操?因为士大夫是有社会地位、有身份的人,万一犯法,被法制裁了,就是极大耻辱,是很丢人的,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作为士大夫,更要恪守节操,遵守法度!所以《明史·刑法志》有言:“古者刑不上大夫,以励廉耻也。”古时候刑不尊大夫,大夫犯法与民同罪,是所以用来激励人民保持廉耻之心的。如果像现代人讲的那样,士大夫阶层犯了法可以不用刑事追究,士大夫阶层享有法外特权,那怎么还让他们“厉节操”、“励廉耻”?儒者还宣扬什么“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礼不下庶人”,即“礼不卑庶人”,不因为庶人的社会地位卑下,就把他们排斥在外。这正是儒家“有教无类”“以礼化民”之教化思想的具体体现!2、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更是一桩由于句读错误所致的旷世冤案,不仅现代许多对儒学不了解的人以此底詈儒学,说这句话是赤裸裸的愚民思想,纵使像南怀瑾那样对国学有相当深厚了解的人也都弄错了,也当成是儒学里不合适宜的糟粕。而事实上呢,这句话被人误解,乃是后人断错了句读!正确的句读应该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意思就是说,民众的知识与素质达到一定程度了,就要给他们足够的自由权力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如果民众的知识与素质还比较低,就“知之”,教育他们,通过教育来提高他们的知识与素质。这也正是儒家“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思想的现实实践,这种启蒙教化思想何错之有?比如说我们现在,不少先进人士要求推行民主,但是如果民众鸿蒙未开,对民主理念与宪政思想根本没有任何了解,更不识其现实操作,不懂如何通过理性手段去追求民主,甚至不知道如何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民主能健康有序的推行并最终成功吗?所以在此之前,要先进行民主启蒙,提高民众的民主意识,让民众对民主理念以及宪政操作有具体明确的认识。这种启蒙教化是非常必要的,不要忘了,西方民主运动之初,也是经历了漫长的启蒙过程!而当民众有了深厚的民权意识,民主素养也日臻成熟,那么就应该给他们所应有的自由权力,让他们自由去做宪法保障内的事。3、存天理,灭人欲“存天理,灭人欲”,是宋代理学大师朱熹提出来的,同时这也是一句饱受后人断章取义之苦的名言。朱熹的天理人欲是什么?“饮食,天理也;山珍海味,人欲也。夫妻,天理也;三妻四妾,人欲也。”朱熹认为,自然健康而情操高尚的生活,是天之理,因为人必须要吃饭才能活下去,必须有夫妻才能繁衍后代,而吃饭只要健康卫生即可,一夫一妻也更利于家庭和谐。所以饮食和夫妻是天(也就是“自然“)之理。贪求享受安乐淫逸,则是人的内心欲望,是饮食夫妻之上的淫逸欲求。他要求做人要自然健康,夫妻和谐,而不要贪求淫乐享受。这种要求何错之有?饮食夫妻之天理不该存吗?贪享淫逸之人欲不该去吗?就是放到现在,这种思想难道是落后的、不值得提倡的吗?如果认为朱熹此言反动,那么什么才是先进正确的?天天美馐佳酿夜夜商女笙歌才对?食必山珍海味再养几个女秘包几房小奶才对? 自己整理整理,就可以了。

仅供参考,希望对你有帮助谈谈我所认识的儒家思想 我对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儒家传统思想的举动颇为感慨,的确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此举乃破旧习,解放思想之历史顺流。当然,它所破的儒家传统思想早已被封建帝王改造成维护封建统治的封建正统思想,已非“原汁原味”的儒家思想。而纯正的儒家思想中许多思想精髓乃中国传统思想的瑰宝。在当今东南亚,被炒得如日中天。新儒家亦源源不断地在研究舞台上出现,遗憾的是,在它的故乡,似乎冷落的多。我的这篇拙作,算不上真正意义上对儒学的研究,只是简单地想谈一谈我所认识的儒家思想及儒学在未来的重要地位。 (一)、人与自然的和谐。“天地之大德日生”(《周易�6�1系辟》):把天地的最高准则归结为互相能够共存,而不是谁消灭谁,儒家还提出了万物和谐的基本原则:“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故孔子曰:“吾道一次贯之”;孟子主张“仁长而爱物”;荀子认为:顺应自然,应保护自然资源,在鱼畜草木孕育滋长之时“不绝其生,不绝其根”,“以使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荀子�6�1五制》)在这里我们可见,如果儒家代表人物了发展...仅供参考,希望对你有帮助谈谈我所认识的儒家思想 上完中国近代史内容《新文化运动》后,我对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儒家传统思想的举动颇为感慨,的确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此举乃破旧习,解放思想之历史顺流。当然,它所破的儒家传统思想早已被封建帝王改造成维护封建统治的封建正统思想,已非“原汁原味”的儒家思想。而纯正的儒家思想中许多思想精髓乃中国传统思想的瑰宝。在当今东南亚,被炒得如日中天。新儒家亦源源不断地在研究舞台上出现,遗憾的是,在它的故乡,似乎冷落的多。我的这篇拙作,算不上真正意义上对儒学的研究,只是简单地想谈一谈我所认识的儒家思想及儒学在未来的重要地位。 (一)、人与自然的和谐。“天地之大德日生”(《周易??系辟》):把天地的最高准则归结为互相能够共存,而不是谁消灭谁,儒家还提出了万物和谐的基本原则:“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故孔子曰:“吾道一次贯之”;孟子主张“仁长而爱物”;荀子认为:顺应自然,应保护自然资源,在鱼畜草木孕育滋长之时“不绝其生,不绝其根”,“以使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荀子??五制》)在这里我们可见,如果儒家代表人物了发展今天的经济的话,决不会一味埋头搞建设而置环保于一旁。 (二)、人与人即人伦关系的和谐。荀子认为人与禽兽的重要区别就在于“人能群,彼不能群也”;“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而“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 。他把能否“群”,作为人不同于禽兽的重要标志,可见他对人与人之间关系之重视程度了。另外,他又论述了“和”的力量,这对于医治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病是一副多么好的药方!而且,由于其强调“和”的力量,对于增强集体的凝聚力,强化企业精神,无疑也有重要意义。 (三)、人的内心世界的和谐。人有贵贱贫富之差,物有美恶之分,孔子主张“欲而不贪”;“思不出其位,不求不可之物”(《论语??尧日》);孟子提出“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尽心下》)。对人的欲求以道德之压抑和节制,使人们不去思欲和追求那些不可追求或追求不到的名位和财富,以实现人的心理的平衡。故而孔子曰:“仁者不忧”(《论语子罕》);“仁者静”、“仁者寿”(《论语雍也》)。当今资本主义国家,人之所以寂寞,无聊,空虚,就是因为内心世界的不平衡。虽然孔子指出的修身之道并不是最优妙方,但是,如果能按孔子的指导去做,无疑在性情改善上会有很大收益。 这三种“和”的境界,正是当今世界所追求的,也正是解决资本主义文明所不能解决的一剂良方。其实,这个世界已经出现了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新文明的曙光:那就是包括日本、韩国在内的东南亚文明。这些国家原来任何一个方面的基础皆不强,除了日本起步较早外,其他国家都是在二战后才取得主权独立的。可是,由于他们吸收了资本主义科技知识,并运用儒家的基本思路鉴别并实施之,经济飞速发展。在医治资本主义通病方面,也颇有疗效,令西方国家望而止步。以新加坡为例,它被称为花园国家,这个国家不仅仅是因为环境美而获此殊荣,尤为重要的是在社会秩序方面,的确是个世界花园:犯罪率名列世界之末.他们为什么会收如此成效呢?这正如他们的理论家所称的那样,他们注重运用儒家作理来熏陶国民.所以,国民在行动上均能循然而动。在我们的头脑中,似乎“礼”即为封建礼教,具体内涵是当为封建等级秩序。其实,这种理解是片面的,礼的范围应该广泛的多,就今天而言,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社会分层中的层与层之间的联系。一个国家中,主席与乞丐,在法律面前的确一律平等。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主席和乞丐在各方面均处于同一水平线上,不存在等级之别。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对他们的形象要求是不一样的,对他们的行为水平要求是不一样的,对他们的行为水平要求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好为“礼”的范畴。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都能做合乎自己身份的事,这社会也就自然国泰民安了!儒家文明是新世界文明的必然体现。我相信,未来世界必将循其而行之。走儒家资本主义的路是资本主义世界踏光明大道的一条捷径!当然,未来的世界文明也不是儒家文化的大一统。因为儒家毕竟是中国人的创造,虽然它比其他任何一种文明更能较真实地反映人们的心态,但它还是较多地带有中国人的痕迹。所以未来儒家文明还将吸收某些进步的西方思想,并且也将剔除自身的某些这时的糟粕。例如:在要不要斗争方面,就得兼容并举,保持人内心平静是必要的,但也要不断地改进自身。只有这样,人才能在和谐中求发展。这是修身养性的自然规律,儒家强调的稍有不足,因此,务予更正。

关于儒家思想的论文素材

儒家思想的作文 (一) 春秋战国时期,正是诸子百家争鸣的时期,秦国利用法家的思想,一跃成为秦朝,因为实行了商鞅变法。但是真正给我们中华文明创造了光辉篇章的是儒家代表——孔子。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孔子对自己七十三年人生的概括,孔子字仲尼,鲁国曲阜人,我国古代教育家,思想家。 孔子为什么能够这么伟大呢?以至于许多学者认为孔子是缺点最少的人呢?儒家思想就像是一部永恒的经典,很完美,但是一般人根本做不到,这也是孔子周游列国失败的根本原因,但是孔子做到了,儒家思想里面的周礼拘束的非常多,又非常讲究,这规范那不规范等等等等,但是孔子却在一件又一件的小事上都做得十分周到。这需要多大的本领啊!孔子既然是教育家,教育方面也做出了与大贡献,因材施教开创了我国历史上教育的先河,这是孔子提出来了,他收了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七十二贤中有三个最有本事的:子路,颜回,子贡。孔子的一生可以说是自己炼出来的,否则他不可能有那么大的能耐。孔子的主要思想是“仁爱”,墨子是“兼爱”,仁爱是分等级的'爱,兼爱是不分等级的爱,但兼爱比仁爱更难做到,因为当时的奴隶社会富贵贫贱分得相当明显,富贵的人就看不起贫贱的人,怎么可能去不分等级的爱呢?孔子提倡有为,道家提倡无为,道家的思想是适合于隐士一类人的,提倡顺其自然,自己过自己的生活,无为而治,不要兴风作浪。许多人想不通,男子汉大丈夫生来就是要纵横天下,怎么能蜗在一旁呢?这样的人不是隐士,自然接受不了道家的无为而治。虽说学说不同,但孔子人说老子是人中之龙,这是孔子豁达的表现之一。法家提倡以法治国,儒家思想提倡以仁治国。在现代社会,我们国家实行的是儒家法家的思想结合,既走依法治国的路,也走以仁治国的路。只施仁,给人们太大的自由,只施法,给人们带来太大的压力,只有仁和法结合才能适合于现代人民的需要。 西汉武帝时期,汉武帝听从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学成为封建社会最主要的学说。 提起中华文明,无一人想不到儒家思想,无一人想不到孔子。他在历史上,在教育方面,思想方面,文化方面(《春秋》)都有过卓越的贡献和巨大的成就。正是因为孔子,我国才有五千年灿烂文明;正是因为孔子,我国中华民族才会延续至今;也正是因为孔子,我们中华文化才得以辉煌至今,影响至今,成就至今。 儒家思想的作文 (二) 学习是思考的基础,思考是学习的升华。在学习的基础上思考,思考才能深入;在思考的前提下学习,学习才有效果。同时对所学的知识必须结合实际反复运用,知识才能巩固,技能才可纯熟,这就是我们掌握知识的必由之路。 学习与思考 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意思是指,如果学习书本知识而不思考,就会不辨真伪,更不能融会贯通,学以致用;如果只是苦思冥想却不认真读书,就会孤陋寡闻,才疏学浅,更不能做到博观约取,标新立异。 孔子的这两句话阐明了学习与思考的辩证关系。 学习与思考是人们在获取知识过程中两个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思维活动。只学习不思考不行,只思考不学习也不行。只有将二者正确地结合起来,才算真正懂得了学习与思考的辩证关系。 这里所说的学习,主要指从书本上汲取间接经验。古今中外,凡成大学问者,无一不是博览群书,读破万卷的。人非生而知之,只有不断学习前人的经验、成果充实自己的头脑,才能进一步有所发现,有所创造。革命导师马克思为了完成《资本论》这一巨着,( )曾在大英博物馆潜心研究,留下了深深的足迹。可见认真读书是成才所不可缺少的。要勤于学习,必须博览熟记,持之以恒。鲁迅先生说:读书“必须如蜜蜂一样,采过许多花,才能酿出蜜来,倘若叮在一处,所得就非常有限,枯燥了”。另外,学习还要持之以恒,要“戒怠荒,戒无恒,戒躁急,戒泛杂”,只有这样,才能学有所成。 要善于思考,有蜜蜂酿蜜的精神。每一克甜美的蜂蜜不知凝聚了那小生命的多少心血。思考也需要我们下苦工夫,以“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探索精神去钻研,切不可不懂装懂,浅尝辄止。 学习是思考的基础,思考是学习的升华。在学习的基础上思考,思考才能深入;在思考的前提下学习,学习才有效果。同时对所学的知识必须结合实际反复运用,知识才能巩固,技能才可纯熟,这就是我们掌握知识的必由之路。 愿我们大家都能勤于学习,善于思考,去勇敢地攀登科学知识之巅。 儒家思想的作文 (三) 孔子日:“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其后句含意深刻,使人大有所悟。 大家知道,我国书法艺术源远流长,正书有“颜筋柳骨”之说。颜体丰满遒劲,柳体则骨立挺健,至今仍是学习书法之范本。柳体创始人柳公权是颜派鼻祖颜真卿的后辈,早年从师于颜鲁公。后来柳公权发现颜体虽雄浑厚朴但不乏臃肿肥大之弊病,于是柳公权不断揣摩,择颜体雄健的优点,改其臃肿肥大之弊端,掺入自己“骨立如嶙”的特长,终于创立了世代奉为经典的“柳体”。这不正是“择善而从”的典范吗? 倘若柳公一味效法于颜体而不顾其弊端,那么可能现在就不会有相提并论的“柳骨颜筋”了。那该是多么遗憾啊! 思古及今,改革之风已靡及中华大地,要改革就必须开放,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但“开窗”虽好,不免有“苍蝇蚊虫”飞进来,这就需要我们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头脑。可就是有一些“失其本性”的人,沉湎于西方物质享受之中而不能自拔,更有甚者,为腐败的糟粕所毒害而锒铛入狱。他们因为“择不善而从”,终成咎由自取的可悲者。 由此可见,对待一切事物,我们要运用“择善而从,不善而弃”的标尺,放开眼光去学习和处理,只有这样才能有所突破;反之甚至会身陷泥潭,一误再误! 那么如何才能“择善而从之”?让我们再看柳公权的例子。颜鲁公弟子百人,却没有一人像柳公权那样有所建树而流芳百世,这是因为身为唐朝大臣的柳公权博学而勤勉,注重锤炼字外功夫,因此他站得高,望得远,能够发觉颜体的优点与微瑕。其优点,从接受到孜孜不倦地实践,成为自己的优点;其微瑕,则予扬弃,并在这基础上进而创造出自己的风格。 是故只有识善、择善并身体力行的人才能做出成绩,甚至超过前人。

在学习和工作的日常里,大家总少不了接触论文吧,论文是描述学术研究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工具。怎么写论文才能避免踩雷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整理的高考作文议论文人物素材:孔子,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1、山的沉稳水的灵动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多年来许多人都认为,儒家学派的一大特点是保守、守旧,以上古为黄金岁月,只重视“先王之道”而不关注事物的变化,而孔子则是一个方正迂腐的学究。其实,“信而好古”的孔子是用自己对道德的理解,结合白己对时代的期望,对经典作了新的阐释的。他既将“如山”的仁作为最高的道德标准,也发出了那句令千古智者为之共鸣的“逝者如斯”的感唱;他不但极其诗意地阐释了“变”,而且身体力行,收授弟子,用实际行动改造灵魂。如果他畏惧“变化”,不相信事物有更新的可能,他就不会成为一位灵魂工程师,不会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职业教师。他作为中国哲人的独特之处在于:他的“变化”如同万物生长,是一种无声而自然的过程,他心目中理想的发展,不是斩断传统的脉络,而是以传统为根基,如山中树木,生长不息。

2、挫折

孔子一生不得志。但孔子不畏惧,不逃避,以一种达观的态度对待人生。在乐天知命、通达自得上孔子并不比老庄差。“孔颜乐处”是对这种处世态度的概括。

孔子周游列国时曾被匡人围困,当时形势非常紧急。孔子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宋司马桓魋欲害孔子,孔子说:“天生德于予,桓魁其如予何?”

《论语·述而》表现了孔子兼善天下的志向。同时,也是孔子在遇到挫折时对自己的安慰与鼓励,是一种自我调适的做法。

3、选择

古人柳下惠曾被迫宿于城下,晚上刮风下雪,气温骤降,同宿城门下的一女子冻得快不行了,柳下惠将其抱在怀中,靠体温为之取暖,一直到次日天亮,没有非礼之举,留下了坐怀不乱的美誉。

无独有偶。鲁人有独处室者,邻居是一个寡妇,也独处一室。半夜,暴风雨至,寡妇室坏,想进鲁人室躲避,鲁人闭户不纳。寡妇在窗下哀求道:“你怎么不懂得仁爱,不让我进去?”鲁人说:“我听说男女不到六十岁不能同居一室。你现在年轻,我也年轻,所以不敢让你进来。”妇人说:“你怎么不学学柳下惠?”鲁人说:“柳下惠能做到,我是万万做不到的,我现在是用我的做不到,学柳下惠的能做到。”孔子说:“善哉!要学习柳下惠者,没有像鲁人这样会学的,希望向善的方面发展,却不因袭别人的行为,算得上智了。”

在孔子看来,柳下惠的选择是对的,鲁人的选择也是对的。

4、幽默

公元前496年,焦急的子贡四下询问走失了的老师孔丘,这时候有一个郑国人对他说:“东门口有一个人,他的额头像唐尧,他的脖子像皋陶,他的肩膀像子产,可是从腰以下比夏禹差三寸,瘦弱疲惫的样子好似丧家之犬。”子贡找到孔子后把这话告诉他。孔子笑着说:“他说的形状,那倒未必。但说我像丧家之犬,是啊!是啊!”这就是孔子,一个浑身上下充满幽默细胞的.老头儿,全然不是千百年来端坐在画像中,端坐在中国人意识深处的“大成至圣先师”的形象。在孔子眼里,要想真正不朽,不在于权力,而在于文化与教育。所以后来儒家称誉孔子为“素王”。没有土地、没有人民,只要文化存在,他的王位就永远存在。

5、源泉

了解孔子的人都知道,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是什么样的处境。他所宣扬的仁爱和礼教,有时候被抛在一边,可有时候,又搞得登峰造极。不是吗?直到今天,几乎是全世界都有研究儒学的人,可研究什么?我想:不过是为我所用罢了。可是,无论如何,孔子是伟大的。是的,绝对是伟大的。他的经典的论述,是人性,是人伦。有人说:地球上的万物是共生的,是平等的。所有的报应,是因为人类打破了生态平衡,不顾一切地满足人类自己的欲望。所以,人类呼唤人性,呼唤平等。两千年前的孔子,就是在呼唤人性。是的,封建的历代王朝,都在以儒学治国还是以法治国上,显现一个天子的抉择的。是的,直到今日,孔子的伦理道德观念仍不过时。道德沦丧,必然是四面楚歌:理智的时候,就会向孔子讨教。

儒家历史小论文

导语:儒家学说,亦称儒学,起源于东周春秋时期,在两汉时期进入儒学发展的第二个时期;在宋、明、清时期,儒学进入了第三个发展阶段——性;到了明朝中期,程朱理学成为人们求取功名利禄的敲门。儒学博大精深,下面是我搜集的一篇关于儒家历史的小论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儒家学说,亦称儒学,起源于东周春秋时期,和“道家”、“墨家”“法家”等诸子百家之一,汉朝汉武帝时期起,成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如果从孔子算起,绵延至今已有两千五百余年的历史了。随着社会的变化与发展,儒家学说从内容、形式到社会功能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与发展。如果对儒家学说的内容、形式和社会功能等进行综合的宏观考察,我认为中国儒学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特点。

提及儒学,首先想到的便是以孔子、孟子、荀子等为代表的先秦原始儒学, 春秋末年,孔子创立了以“仁”和“礼”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同时主张“为政以德”,创立儒学。儒学提倡“仁”、“义”、“忠”、”恕”,中庸之道是儒家的一种主张,主张待人接物不偏不倚,调和折中的态度。“仁”的主张是“仁者爱人”,这一主张是要求统治阶级体察民情,反对苛政。孔子认为,要实现“爱人”,还要遵循“忠恕”之道,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要求;“礼”的主张是“克己复礼”,就是说要克制自己,使自己符合“礼”要求。但是由于当时奴隶制度趋于瓦解,各国君主无暇顾及孔子提倡的“以礼治国”的思想,儒学在当时并未受到太多重视。

战国时期,在孔子学说的基础上,孟子提出“性善论”,在政治上实行仁政,并提出在当时颇受争议的“民贵君轻”的主张。现实主义流派的荀子也从性善论出发,强调理的规范与教化作用。战国时期,儒学成为显学,却因为诸侯纷争,其主张不能满足地主阶级的要求而受到冷落。

同样,荀子设计的治国原则:“明分使群”、“群居和一之道,”包括理想的“王制”与具体的“富国”、“强国”之策,乃至他的“礼论”、“乐论”、“君道”等等,可以说都是非常富于现实主义的。它都是在肯定当时已经形成的社会等级和职业分工的基础上,来规定社会每一个成员的名分和位置,并要求其各尽其职,从而达到整个社会的和谐一致。当然,这并不是说在荀子提出的治国原则中没有一点理想主义的成分。因为,如果它的学说中一点理想主义成分都没有,那么,他的学说就不会有什么感染力,而他也就不能称为一名思想家。

儒学发展的第二个时期便是两汉时期,汉武帝重用董仲舒的思想,实行“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儒学逐渐成为了正统思想。董仲舒的理论是阴阳家与儒

家的合流。我认为,“天人三策”是体现董仲舒和西汉时期儒学政治以及思想特点的最好体现。“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春秋大一统,尊王襄夷”。董仲舒在儒学中增加了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内容,并且提出了如后归纳为三纲五常的学说。这一切都适应了君主专制的.需要。

在宋、明、清时期,儒学进入了第三个发展阶段——性理之学的儒学, 宋朝儒学历史发展的背景是独特而鲜明的:动荡衰弱的历史背景,三教合一的文化趋势以及传统儒学的陷入困境。由此,新的儒学必然产生。新儒学产生后第一个关心的问题是宇宙论,这与传统儒学只关心社会以及政治的角度不同。周敦颐发明“太极图”,并提出精神修养的方法即成圣之方——无欲:静虚之心,动直之心。邵雍、张载等人也提出了自己的宇宙观点,如太极即是气的观点等。朱熹的理学,强调的是“形而上者,无形无影即是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朱熹认为,太极包含万般之理,又是一切理的概括。在宋代,程朱理学曾经被斥为伪学,几次被查禁。到了元代才被确立为正统思想以此持续到明清时代。宋朝时期的儒学逐渐被官方化,是因为当时理学以儒学为宗吸收道教佛教之长补儒学之短,把天理、仁政、人欲内在的统一为一体,是儒学更加完整和哲理化,因此更有效的维护了封建统治等级特权制度,适应了加强封建统治的需要。

到了明朝中期,程朱理学成为人们求取功名利禄的敲门砖而逐渐失去了寻求圣贤学文的精神。陆王心学与理学相对。他们认为并不存在“理的世界”,宇宙是一个自身完整的精神实体。而这个世界即是我们经验中的世界。有心才有理。朱熹强调做学问,而阳明强调行动。阳明创的王学的内在结构是由知行合一和致良知构成的。在这一结构中,阳明以心(良知)立言,又以良知释心。心(良知)就构成了王学的基石。而“致良知”是如何为圣的过程。

明清时期,儒学体系较为活跃。活跃的儒学思想对传统儒学体系的批判和继承促使我国的传统文化重新焕发了生机,但并未占据思想主流,性质上也并非是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尽管这种思想与明清之际的商品经济相适应有一定的联系,但是其产生的原因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尖锐。由此可见,儒学的历史地位也与当时国家的经济情况密切相关。

近现代的新儒学是儒学发展的第四个阶段。孔子学说在近现代以来的新发展就是在中西方文明的碰撞下产生了新儒学。在新儒学的准备和发展阶段,儒家学者曾经有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被动接受西方文化的思想。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动荡,包括新中国建国前和建国后,儒学都不再有太大的发展和变化,当然也说不上有很高的历史地位。而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再次产生的“儒学热”又是国人重新开始对中国古典文化感兴趣的表现。儒家文化是一种和谐文化,这正对应了现在中国人对生活和社会的期待。同时还有在经济发展的副作用中蓬勃起来的道德的沦陷和社会形态的复杂,这些都促使人们开始把目光重新放到中国传统经典思想上去。

儒家思想是我们中华文华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当今我国社会受西方文化影响,社会西化很严重,但传统思想在国民意识形态中仍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日常生活中,我们的行为会不知不觉的以儒家规范为准则,受到儒家规范的约束.我们要好好学习儒学,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关于儒家文化论文文献

人生价值问题是中国儒学所论述的中心问题,这也是中国 传统 文化 不同于西方文化和印度文化的特色所在。然而我们该如何写有关儒学人生价值观的论文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有关儒学人生价值观的思修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有关儒学人生价值观的思修论文篇一 《用儒家思想培育人生价值观》 关键词:儒家思想;治国;新加坡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 编号:1008-4428(2012)11-22 -03 初来新加坡时带着很多疑惑。一个地域面积只有682平方公里的国家,在马来半岛的地图上不过是一个小红点。四面环海,没有任何资源,甚至连最基本的生活用水都要靠从马来西亚进口,然而在它的土地上竟有500万常居人口。就是这样一个拥挤的弹丸之地,创造出一个不可能的奇迹——从全球排名第五的最繁忙港口及新兴的金融、高科技产业发展起来的经济体中,孕育了东南亚的“瑞士”。 李光耀是怎样使一个多民族多语系国家的人们和谐共处,团结一致,是通过什么样的价值观来统领多元文化?在研究之后才得以认清,他是从文化、伦理层面的儒家思想的基本价值观升华为新加坡的国家意识,把儒学作为整个新加坡的统治思想和指导思想。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新加坡政府就将“仁、智、勇、义、礼、信”确定为中学《儒家伦理》课的重要内容,把“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作为政府必须贯彻的治国纲领。忠,就是忠于国家,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由此产生的群体意识也使人们获得归属感;孝、仁、爱、礼、义、廉、耻则是家庭社会伦理基本的要求,形成了人民统一的价值观。 儒家思想能够传承数千年而不衰,必然有其独到之处,儒家经典文献里的许多概念警句包含着精辟的义理。新加坡治国有道受益于儒学思想,今后中国社会的发展同样可向这一宝库中去寻求智慧。 何为儒家思想?总的来说,儒家思想是一种人类社会道德伦理规范的学说。它的最基本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即人的本性(天性)是向善的,是好的。而且,这种本性是相同相近带有普遍性的。只是由于后天生活习惯和环境的变化,才造成了行为的各种差异,导致了“善”的背离现象。 在性善论的基础上,中国儒家文化治理国家的主要思路就是德育 教育 。这种思想认为,既然人的本性是好的,恶习只是后来感染的,所以治理社会就应该从道德教育入手,劝人们放弃恶习,回到先天性的“善”的境地,社会就会安宁了。中国古代强调“教化世人”,也就是教育和感化普通百姓。所以,儒家轻法制,重道德。儒家认为,如果以道德和礼制来教导百姓,将使得他们自爱自重,心悦诚服。 儒家思想中的仁德学说非常重要。儒家不倚重武力,而强调仁义道德是争天下和治天下的不二法门。在过去的几千年里,这一思想被无数次地证明其正确性。凡是能够遵循这一法则的,就可以成功;凡是违背这一法则的,必然失败。这是人类历史几千年 经验 智慧积累下来的一个结晶,不止过去,现在和将来也都会发挥作用。儒家的仁德思想理论永远也不会过时。这一思想不光是可以作为治国理念,对任何阶层的领导者都有用。 儒家的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一个“礼”字。既然人本性都是善的,执政者就应该让民众知道自制,回到那种彬彬有礼的社会状态中去。就是所谓的“克己复礼”。这个礼包括了礼节、礼数、礼貌和 规章制度 。所以,儒家的思想要人懂得自制,克制欲望,遵守礼节,消除暴力,以达到一种平和的社会环境。 人类文化所具有的继承性是人类得以以“人”的方式存在而区别于一般动物的一个基本原因。与时代的要求相适应的、内化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儒家思想之精华是当代中国和谐社会建设之内在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追求“普遍和谐”的基本价值取向及其文化生态模式可以为我们今天进行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以下两个方面的借鉴: 其一,从注重普遍和谐的要求出发,应当高度重视对“和谐”的系统追求。儒家文化生态模式注重和谐性、平衡性与稳态性的基本运行机理应当对我们今天寻求和谐之道提供某种程度的警示作用。同时儒家思想所看重的“和谐”与“生生”内在统一价值取向,有助于消除追求和谐过程中的片面性。建构和谐社会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事业的一项重要内容,因而对其内在的精神动力的探讨自然而然地关涉到中国现代化之精神动力这一重要的理论课题。 其二,强调了民族精神的极端重要性: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民族精神堪称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因而,作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传统之一,儒家思想的精华可以说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全有理由把与时代的要求相适应的、内化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儒家思想之精华看作是当代中国和谐社会建设之内在动力元素。 中国是儒家思想的发源地,儒家思想和精神塑造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性格、民族心理和民族素质,几千年来指引我们民族团结、奋斗。目前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在哪里?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从哪里体现?温家宝近日感叹社会诚信缺失、道德滑坡,强调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力量的约束,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人民网发表文章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共相继在社会道德领域通过推行“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发布《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等举措,但与之相背离的是,学校为了分数,将道德教化抛置一边;医院为了效益,让医德和救死扶伤统统走开。而在中国极其脆弱的道德生态中,且有越演越烈之势,渗透各行各业、各部门,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但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人们的价值取向已经发生了改变,道德缺失以致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等现象司空见惯;假药,毒食品不断挑战人们的道德底线。2010年调查评比中,中国人的幸福感在世界155个国家中名列125位,在精神生活水平方面有幸福感的只占39%。三十年人们经济条件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提升,绝大多数人已衣食无忧,但与此相对的是幸福指数的下降。问题的核心还在于价值观——让欲望占据支配地位,缺乏信念,除了赚钱,不知道人生的目标与追求到底是什么,不善于发现阳光面,只看到自己的不幸,忽略了自己的幸福,更不懂得奉献。乐于无私奉献的人越来越少,有统计我国私营企业老板愿意花大把的钱去赌(新加坡赌场营业额竟然有70%是中国大陆人送去的),去娱乐,却不会愿意伸出援助之手去做慈善。斤斤计较的人越来越多,人与人之间充满了相互不信任。 在公共行政学中提到,一核心三面对,任何政治体制,司法体系,行政管理都不能代替伦理教育。学而 反思 ,面向21世纪的未来,我们应该探索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儒家文化与时代的结合,取其精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首先是诚信,难以想象缺少诚信的社会环境是怎样的,而诚信是发自内心的并且要随时约束的。每日自我反省,铲除不良的思想,正心诚意,从善如流;见贤思齐,闻恶厌之等等无不彰显出儒家思想的纯正端方与源远流长。借鉴和运用儒家思想是历史上每个时代共同产生的认识,是经历验证的正确选择,是符合中国人国情的理想座标,不光在今天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即使在将来也会产生深远的教育意义,因此值得思考学习新加坡儒家治国理念。 培育核心伦理价值观是至关重要的决策。伦理之于政府,有如灵魂之于人。它主要是按照社会的要求规定人们的行为方向,生活目标,设定人生理想,解决人们应该如何的规范。再先进的政治制度,管理技术,法律规范,没有伦理,犹如一个空壳。孔子用“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八个字简单明了地指明了伦理取向。要借鉴新加坡的经验,需从教育入手,用儒家伦理解决人们的价值取向问题。 首先教育应从孩子入手。从青少年抓起,从学校做起,新加坡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采用不同的 方法 ,小学生通过漫画、图示等,进入中学大学就会开设必修的儒家伦理学,当然这不能是简单的说教,是渗透,是积极地影响规范。现在应试教育使我们的学校只会教书不会育人,本末倒置。我们培养一个优秀的人必须是先会做人才会做事。 其次从公职人员入手,懂得仁爱、礼仪、廉耻。儒家思想强调民为根本。政府是为人民办事的,把人民的一切需要勇敢地摆在个人利益之上。最重要是拥有大仁爱之心,仁在孔子看来,既是人们追求的目标和应当达到的理想境界,又是为人处世最高的道德行为规范。它的核心是爱人,要泛爱众。一方面尊重人的人格,一方面为人民谋利益,体现了以人为本和以人全面发展为中心的思想。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我的责任是让人民快乐地生活,而不是从人民的苦难中获利”,这是李光耀在1965年讲的话,他确实做到了,用了46年便把一个非国家的小岛建设成为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富强的强国。务实的作风贯穿新加坡整个治理过程,政策落在实地。要诚信,教育人们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孔子说敬事而信,信而成之。国家取信于民才能立国,人民信赖国家,才能安家。人而无信,不可其可也。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面向21世纪,面向改革开放五光十色的商品经济的大潮中,崇尚诚信的美德,仍是应付挑战的立国之本。公职人员是代表人民行使权力,要时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要知廉耻。李光耀强调,一个国家的兴衰关键是要有一个人民尊重的廉洁政府。新加坡的生存靠的是官员的廉政高效。我国目前反腐的声音也越来越大。日前温答记者问时候说道:“目前,我以为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而消除腐败的土壤还在于改革制度和体制。我深知国之命在人心,解决人民的怨气,实现人民的愿望就必须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所以大力提升公职人员素质,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为人民创造一个务实、公平、廉洁、高效的政府。 三是从公共媒体入手。媒体是社会宣传的工具,是引领社会文化的航向标,人们会用媒体思维来度视社会,特别是现在网络发达,真假新闻让人们无法辩别是非,目前我国新闻负面报道的多,正面引导的少,大家会从特例以偏盖全,看不到政府积极的一面,看不到经济繁荣,看不到中国已经引起全世界的瞩目,看不到日益丰富的生活,看不到国家前进的步伐。新加坡政府擅于向社会传达信息,始终让国民意识到处在危机中,让国家的利益至上。“公交上,先下车后上车,避免人挤人,主动让座方为人上”人等简短的提醒语使尊老爱幼的影子随处可见,给人深刻印象。要让意识形态通过各种媒介广泛的覆盖,时刻提醒人们日常的 言行举止 ,做诚实守信之人。诚实乃是道德高尚的品德。 四是从严管重罚入手。对涉及危害公共利益,丧失伦理道德的事件要从严从重处罚。毒奶粉、假药品都是危及人们生命安全的生活要素,对玩忽职守不能尽到监管职能的公职人员必须严办。提升官员形象、增强政府公信力,首要规范公权力,将官员放进“金鱼缸”里。对官员种种不诚信行为予以公开曝光和问责,对懈怠公务、冷漠民生的失职渎职行为以零容忍态势严惩不贷。 参考文献: [1]许凌云,许强.中国儒学通论[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 [2]曾光存.新加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及借鉴研究[D].西南大学.2010. [3]向海英.动力还是助力:儒家传统文化与新加坡的现代化[J].东南亚研究,2011,(03). 作者简介: 徐琳,女,江苏金湖人,江苏省金湖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点击下页还有更多>>>有关儒学人生价值观的思修论文

儒家历史小论文

导语:儒家学说,亦称儒学,起源于东周春秋时期,在两汉时期进入儒学发展的第二个时期;在宋、明、清时期,儒学进入了第三个发展阶段——性;到了明朝中期,程朱理学成为人们求取功名利禄的敲门。儒学博大精深,下面是我搜集的一篇关于儒家历史的小论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儒家学说,亦称儒学,起源于东周春秋时期,和“道家”、“墨家”“法家”等诸子百家之一,汉朝汉武帝时期起,成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如果从孔子算起,绵延至今已有两千五百余年的历史了。随着社会的变化与发展,儒家学说从内容、形式到社会功能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与发展。如果对儒家学说的内容、形式和社会功能等进行综合的宏观考察,我认为中国儒学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特点。

提及儒学,首先想到的便是以孔子、孟子、荀子等为代表的先秦原始儒学, 春秋末年,孔子创立了以“仁”和“礼”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同时主张“为政以德”,创立儒学。儒学提倡“仁”、“义”、“忠”、”恕”,中庸之道是儒家的一种主张,主张待人接物不偏不倚,调和折中的态度。“仁”的主张是“仁者爱人”,这一主张是要求统治阶级体察民情,反对苛政。孔子认为,要实现“爱人”,还要遵循“忠恕”之道,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要求;“礼”的主张是“克己复礼”,就是说要克制自己,使自己符合“礼”要求。但是由于当时奴隶制度趋于瓦解,各国君主无暇顾及孔子提倡的“以礼治国”的思想,儒学在当时并未受到太多重视。

战国时期,在孔子学说的基础上,孟子提出“性善论”,在政治上实行仁政,并提出在当时颇受争议的“民贵君轻”的主张。现实主义流派的荀子也从性善论出发,强调理的规范与教化作用。战国时期,儒学成为显学,却因为诸侯纷争,其主张不能满足地主阶级的要求而受到冷落。

同样,荀子设计的治国原则:“明分使群”、“群居和一之道,”包括理想的“王制”与具体的“富国”、“强国”之策,乃至他的“礼论”、“乐论”、“君道”等等,可以说都是非常富于现实主义的。它都是在肯定当时已经形成的社会等级和职业分工的基础上,来规定社会每一个成员的名分和位置,并要求其各尽其职,从而达到整个社会的和谐一致。当然,这并不是说在荀子提出的治国原则中没有一点理想主义的成分。因为,如果它的学说中一点理想主义成分都没有,那么,他的学说就不会有什么感染力,而他也就不能称为一名思想家。

儒学发展的第二个时期便是两汉时期,汉武帝重用董仲舒的思想,实行“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儒学逐渐成为了正统思想。董仲舒的理论是阴阳家与儒

家的合流。我认为,“天人三策”是体现董仲舒和西汉时期儒学政治以及思想特点的最好体现。“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春秋大一统,尊王襄夷”。董仲舒在儒学中增加了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内容,并且提出了如后归纳为三纲五常的学说。这一切都适应了君主专制的.需要。

在宋、明、清时期,儒学进入了第三个发展阶段——性理之学的儒学, 宋朝儒学历史发展的背景是独特而鲜明的:动荡衰弱的历史背景,三教合一的文化趋势以及传统儒学的陷入困境。由此,新的儒学必然产生。新儒学产生后第一个关心的问题是宇宙论,这与传统儒学只关心社会以及政治的角度不同。周敦颐发明“太极图”,并提出精神修养的方法即成圣之方——无欲:静虚之心,动直之心。邵雍、张载等人也提出了自己的宇宙观点,如太极即是气的观点等。朱熹的理学,强调的是“形而上者,无形无影即是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朱熹认为,太极包含万般之理,又是一切理的概括。在宋代,程朱理学曾经被斥为伪学,几次被查禁。到了元代才被确立为正统思想以此持续到明清时代。宋朝时期的儒学逐渐被官方化,是因为当时理学以儒学为宗吸收道教佛教之长补儒学之短,把天理、仁政、人欲内在的统一为一体,是儒学更加完整和哲理化,因此更有效的维护了封建统治等级特权制度,适应了加强封建统治的需要。

到了明朝中期,程朱理学成为人们求取功名利禄的敲门砖而逐渐失去了寻求圣贤学文的精神。陆王心学与理学相对。他们认为并不存在“理的世界”,宇宙是一个自身完整的精神实体。而这个世界即是我们经验中的世界。有心才有理。朱熹强调做学问,而阳明强调行动。阳明创的王学的内在结构是由知行合一和致良知构成的。在这一结构中,阳明以心(良知)立言,又以良知释心。心(良知)就构成了王学的基石。而“致良知”是如何为圣的过程。

明清时期,儒学体系较为活跃。活跃的儒学思想对传统儒学体系的批判和继承促使我国的传统文化重新焕发了生机,但并未占据思想主流,性质上也并非是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尽管这种思想与明清之际的商品经济相适应有一定的联系,但是其产生的原因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尖锐。由此可见,儒学的历史地位也与当时国家的经济情况密切相关。

近现代的新儒学是儒学发展的第四个阶段。孔子学说在近现代以来的新发展就是在中西方文明的碰撞下产生了新儒学。在新儒学的准备和发展阶段,儒家学者曾经有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被动接受西方文化的思想。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动荡,包括新中国建国前和建国后,儒学都不再有太大的发展和变化,当然也说不上有很高的历史地位。而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再次产生的“儒学热”又是国人重新开始对中国古典文化感兴趣的表现。儒家文化是一种和谐文化,这正对应了现在中国人对生活和社会的期待。同时还有在经济发展的副作用中蓬勃起来的道德的沦陷和社会形态的复杂,这些都促使人们开始把目光重新放到中国传统经典思想上去。

儒家思想是我们中华文华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当今我国社会受西方文化影响,社会西化很严重,但传统思想在国民意识形态中仍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日常生活中,我们的行为会不知不觉的以儒家规范为准则,受到儒家规范的约束.我们要好好学习儒学,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孔子与儒家文化论文

孔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教育学家,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以下是我精心准备的孔子与儒家文化论文,大家可以参考以下内容哦!

多难兴邦,励精图治,是有志为国效力的志士仁人的伟大抱负。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是我们神圣的天职。中华传统文化凝聚着民族的人格力量,厚载着民族文明的硕果,具有巨大的思想生命力,成为历史进步与社会文明的强大推动力。因此,学习、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明是极其重要的事情了。

一、中华传统文化与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

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具有顽强生命力和无与伦比的延续性,创造了辉煌的人类文明。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是一部充满智慧的宝典。古人“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今人“半篇《论语》可以护一生”。它对今天的人们仍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五千年的悠悠中华文明史,孔子曾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他创建了影响深远的儒家思想,成为儒家学派的奠基人。孔子的思想是真正傲视百代的大智慧。孔子思想,涵盖天地,通亘古今,博大精深,历久弥新。

孔子对传统的思想文化进行了系统的整理、总结,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博大精深的儒家思想体系。孔子长期从事教育事业。他首创私学,提倡有教无类,将教育扩展到民间,打破了贵族对教育的垄断。他诲人不倦,因材施教,培养出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人才,被后人尊为教育始祖。

孔子创立了儒家思想,他的许多思想内容已经深深地融入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成为中华民族道德意识精神生活和民俗习惯的准则。《论语》作为中华文化的经典杰作,它的生命力就在于每一个时代都可以给予人们新的触发,新的启示,从而延续着经典的生命。《论语》虽老,然而老而不朽,且永垂不朽。他的思想对世界各民族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00年几十名诺贝尔奖获得者聚会于巴黎研究世界的发展,会议所取得的共识之一是,“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要从2500年前孔夫子那里去寻找智慧”。由此可见,孔子思想智慧超越了时空,中华传统文化是何等的博大精深呵!

二、以孔子为榜样,“学而不厌”发奋图强

今天我们应该向孔子学习什么呢?我认为首先应学习孔子的“学而不厌”的精神、发奋图强的志气。他一生都在如饥似渴地追求知识。青年时期,孔子把主要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学习之中。他学习不仅专注用心,而且善于思考。他非常珍惜时间,看到一去不返的河水,就联想到飞逝的时间,发出了“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呼声。

在鲁国浓厚的文化氛围中,孔子如饥似渴,他善于抓住每一个可以学习的机会。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见贤而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焉”。他言行如一,行不出言外。他与别人一起唱歌,别人唱得好听,就一定请人再唱一遍,自己跟着学。他到了鲁国太庙,每事都要问,以至别人以为他不懂得礼。孔子在问和知的范畴内提出了不耻下问的观点。同时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孔子精通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精通诗、书、礼、乐易等五经。孔子为什么能够五经、六艺等都能精通呢?这和他青年时代的勤奋学习是分不开的,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孔子无论学哪门知识都手、眼、心、神俱到,而非浅尝辄止。他曾向鲁国乐师师襄学琴,十日之内依旧习一曲,师襄告诉他可以练别的.曲子了,孔子用经“未得其数”做答;又过了一段时间,依旧练习该曲,师襄又劝说可以练别的曲子了,孔子以“未得其志”做答,再过了一段时间,师襄再次劝他更换曲目,孔子则以“未得其人”做答。后来师襄再见到他,问及其弹奏曲子的情况,孔子神情肃穆,手法娴熟,专注于一心,完全沉浸在音乐中。奏毕,孔子说:“我体会到了作曲者的心态和志向了,他必定肤色黝黑,身材修伟,双眸雪亮,深邃如泉,宽厚威严于一身,是个统治四方的君王,一定是周文王。师襄听闻大惊,起身离座而拜,说:“我的老师曾告诉我说这首曲子就是《文王操》。”孔子习艺真可谓是手、眼、心、神俱到;乐声、志趣、作者风范悉体察于胸。这就是孔子“学而不厌”、“发奋图强”的精神。

三、发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精神,铸造我们

我们要学习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关于孔子一生的行事风格,最足以用来形容的就是这七个字:“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孔子是春秋时代名人,在弟子眼中,以颜渊所说的八个字最能传神:“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孔子是个“一旦打定主意,就不轻言放弃”的人,即使外在形势毫无希望,他也要坚持到底。一个人有了理想,当然希望予以实现。在实现的过程中,难免出现各种阻碍与挑战。“置之死地而后生”,居然反败为胜,得享成功的果实。孔子异于一般人的地方显然在于:他所坚持的不是个人成就,而是对所有的人都十分重要的“人生正途”;其次,即使孔子本人无法见到开花结果,他也可以经由教育,代代相传。维系此一文明理想。

个人的理想需要外在条件的配合。如果善于把握教育的功能,培养人才,一代一代努力下去,外在条件总会逐渐改善的。这是孔子的心愿,若不坚持,万事皆体;若是坚持,本身即展示一种精神的力量与理想的号召。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于是成为勇者的表现,肯定人性有超过利害考虑的尊严。在拿破仑字典里没有“困难”两字。困难愈甚者,其成功愈巨。不屈不挠之精神,是成功的法宝。成功的要诀惟坚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成功的基础是在“奋斗”,奋斗的收获是成功。所以,天下唯有不知艰难而拼命奋斗的人,唯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他才能走上成功的最高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以精到之识,用坚持之心,运精进之力,便可金石可开,豚鱼可格,更有什么难做之事功,难造之神圣?

四、当仁不让,坚持真理

孔子说:“当仁,不让于师”。意思是说:“面临仁义,就是老师,也不必同他谦让”。为了真理,不必客气,可以抢在老师之前去做。中国人重视师生关系,以至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观念。这是一种传统文化的美德。

西方亚里士多德曾在柏拉图学院受教约二十年,与柏拉图的师生情感不言而喻,但是他后来自立门户,声称:“吾爱师,吾尤爱真理”。这种态度是合理的,因为老师之所以为老师,也不过是“真理的传递者与代言人”而已。如果为了老师而背弃真理,无异于本末倒置。

中国人尊师,也不至于不顾真理,因此我们以“尊师重道”四字连用。师若离道,仍须以道为重。“当仁,不让于师。”原因何在?在于师生之间所教的与所学的,原本就是以“仁”为最高原则。大家相勉于仁义之道。所谓“不让于师”,绝无骄傲或逞强的念头,而是为了自我实现,并且这种自我实现正是老师对我的最高期许。师生一起朝着“仁”的方向去努力,古人所谓“师友之间”,也当以“仁”为共同理想。

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振兴中华

中华传统无以伦比的伟大智慧凝聚着民族的人格力量,厚载着民族文明的硕果,具有巨大的思想生命力,并成为历史进步与社会文明的强大推动力。孙子、老子、孔子,这是人类文明史最灿烂的三颗明星。中国需要孙子、老子、孔子,世界需要孙子、老子、孔子。今天当我们能以孙子、老子、孔子的智慧来武装我们头脑的时候,那将化为翻天覆地、扭转乾坤的力量。读懂孙子、老子、孔子行遍天下也不怕,好男儿当读五车书,大丈夫当读懂孙子、老子、孔子。为让中华民族能在21世纪扬眉吐气,实现民族大复兴,当今之世,舍我其谁?让我们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振兴中华而奋斗吧!

关于儒林外史的论文答辩题目

(一)论文名称论文名称就是课题的名字第一,名称要准确、规范。准确就是论文的名称要把论文研究的问题是什么,研究的对象是什么交待清楚,论文的名称一定要和研究的内容相一致,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要准确地把你研究的对象、问题概括出来。第二,名称要简洁,不能太长。不管是论文或者课题,名称都不能太长,能不要的字就尽量不要,一般不要超过20个字。(二)论文研究的目的、意义研究的目的、意义也就是为什么要研究、研究它有什么价值。这一般可以先从现实需要方面去论述,指出现实当中存在这个问题,需要去研究,去解决,本论文的研究有什么实际作用,然后,再写论文的理论和学术价值。这些都要写得具体一点,有针对性一点,不能漫无边际地空喊口号。主要内容包括:⑴研究的有关背景(课题的提出):即根据什么、受什么启发而搞这项研究。⑵通过分析本地(校)的教育教学实际,指出为什么要研究该课题,研究的价值,要解决的问题。(三)本论文国内外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文献综述)规范些应该有,如果是小课题可以省略。一般包括:掌握其研究的广度、深度、已取得的成果;寻找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从而确定本课题研究的平台(起点)、研究的特色或突破点。(四)论文研究的指导思想指导思想就是在宏观上应坚持什么方向,符合什么要求等,这个方向或要求可以是哲学、政治理论,也可以是政府的教育发展规划,也可以是有关研究问题的指导性意见等。(五)论文写作的目标论文写作的目标也就是课题最后要达到的具体目的,要解决哪些具体问题,也就是本论文研究要达到的预定目标:即本论文写作的目标定位,确定目标时要紧扣课题,用词要准确、精练、明了。常见存在问题是:不写研究目标;目标扣题不紧;目标用词不准确;目标定得过高, 对预定的目标没有进行研究或无法进行研究。(六)论文的基本内容研究内容要更具体、明确。并且一个目标可能要通过几方面的研究内容来实现,他们不一定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大家在确定研究内容的时候,往往考虑的不是很具体,写出来的研究内容特别笼统、模糊,把写作的目的、意义当作研究内容。基本内容一般包括:⑴对论文名称的界说。应尽可能明确三点:研究的对象、研究的问题、研究的方法。⑵本论文写作有关的理论、名词、术语、概念的界说。(七)论文写作的方法具体的写作方法可从下面选定: 观察法、调查法、实验法、经验总结法、 个案法、比较研究法、文献资料法等。(八)论文写作的步骤论文写作的步骤,也就是论文写作在时间和顺序上的安排。论文写作的步骤要充分考虑研究内容的相互关系和难易程度,一般情况下,都是从基础问题开始,分阶段进行,每个阶段从什么时间开始,至什么时间结束都要有规定。课题研究的主要步骤和时间安排包括:整个研究拟分为哪几个阶段;各阶段的起止时间。

看看就好(有点多)《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讽刺小说。作者吴敬梓在小说中以其生动形象、极富魅力的笔墨,描画出一幅封建社会儒林群丑图,小说虽以明代中叶发生的故事为背景,然而实际上影射着清政府统治下的18世纪的中国社会,以封建知识分子为主要描写对象,以批判科举制度为中心,深刻地揭露封建社会末期的各种丑恶现象。辛辣地讽刺了虚伪、残忍的科举制度,歌颂了淳朴的劳动人民,并给予同情,寄托了作者的理想。小说以其生动、准确、洗炼、朴实、幽默的语言,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塑造,优美细腻的景物描写,精湛独特的讽刺手法,创造了空前绝古的讽刺作品之典范。本文试图对其讽刺艺术的特征进行初步的探析。论《儒林外史》极具权威的是鲁迅先生,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的论述极其精彩。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时距明亡末百年,士流盖尚有明季遗风,制艺而外、百不经意,但为矫饰,云希圣贤。敬之所描写者即是此曹,既多据自所闻见,而笔又足以达之,故能烛幽索隐,物无遁形,凡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使都世相,如在目前,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但如集诸碎锦,合为贴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因亦娱心,使人刮目矣。鲁迅先生对《儒林外史》的评价是非常中肯的,他十分推崇《儒林外史》,特别欣赏其中讽刺艺术手法的运用,他说:“中国历来作讽刺小说者,再没有比他更好的了。”《儒林外史》如同一串珍珠项链,使人赏心悦目,让人爱不释手。首先让人赞赏的是作者的胆量和艺术家的勇气,敢于直面封建社会,勇于向腐朽没落黑暗的封建势力挑战,作者身处于一个由盛及衰的封建家庭,经历了由富贵到贫寒的不平常的家庭变化。在这个大变化中,他饱尝了世态炎凉的滋味,体察到士大夫阶层的种种堕落与无耻,看到了清王朝统治下政治的腐败和社会污浊。这些都使他对现实有了进一步清醒的认识。官僚顾主家庭的破落,使吴敬梓走出富贵公子狭隘的天地;自身社会地位的下降,缩短了他和广大人民之间的距离,生活的贫困,使吴敬梓的思想沉重,并不断使他增添了厌恶,形成叛逆的思想,时代的先进思潮,给了他批判的武器,与社会上种种人物的广泛交往和接触,使他扩大了眼界,增长了见识,熟悉了生活。这是吴敬梓创作小说《儒林外史》的思想和生活基础。只有深入生活,接触社会,接触人民,才会产生出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家,假若是吴敬梓继续过着花天酒地的富贵生活,官场得意,他是无法写出《儒林外史》的,吴敬梓饱经风霜,遍尝人间辛酸和世态炎凉的生活经历以及艺术家的勇气,成就了《儒林外史》这部伟大作品的问世。更使人感叹的是作者精湛的讽刺艺术手法。吴敬梓继承我国文学史上的讽刺艺术的优秀传统,吸收了前代讽刺小说之作的成功经验,根据自己对于生活的观察和体验,创造了《儒林外史》这部我国古典文学中最好的讽刺小说。一、 写实手法鲁迅先生说过:“讽刺的生命而是真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儒林外史》正是这样,它所讽刺的种种丑恶的人物和事情,都是当时封建社会里实际存在着或者曾经出现过的事实。王惠、周进、范进那样的热衷名利,匡起人、牛浦朗那样精神堕落……在当时社会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确实谁也不足为奇,但经过作者那么一写,却都成了生动的、有力的讽刺。这里所说的真实并非是某些历史人物的刻版的记录,也不是生活的原封不动的照相,而是有选择、有集中、有概括的。真实性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基本属性,它要求作家不是按照某种抽象的概念杜撰生活,捏造人物,而是要求作家从客观的实际生活出发,再现现实中个别的,具体的富有特征性意义的生活现象,刻画人物鲜明、生动、丰富的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性格。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描写的人物据说都有具体的原型,作者以当时的一些实有人物作原型概括生活中曾经有过和可能会有的事情,加以集中,选取典型的人物和事件进行艺术加工。《儒林外史》里创造的许多小人物都具有相当强的典型性。读了《儒林外史》觉得生活中到处都是被吴敬梓讽刺的人物,悍然退士的《〈儒林外史〉序》中说到当时有一条评语说:“慎勿读《儒林外史》,读之乃觉身世酬应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讽刺小说的主要功能就是直指现实社会,针砭时弊、揭露假、丑、恶,歌颂真、善、美。《儒林外史》是一部现实主义色彩极浓的讽刺小说,作者选取现实生活中典型人物的典型事例加以艺术加工,批判锋芒直指向整个封建社会,真实地再现了整个封建社会,一切腐朽、落后的东西。作者很好地处理了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关系。二、自然流露《儒林外史》讽刺手法的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自然流露的手法,即通过人物自己一切行动“从场面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是“特别把它指点出来”。作者在小说中,抓住人物本质的富有典型意义的特征,把他们放在当时的典型环境中,让他们在人与人之间各种矛盾冲突中自己行动,通过这种行动自然地显示出每个人物各自不同的性格,同时也就进行了讽刺。在第三回中描绘范进中举的情节十分精彩,特别是对胡屠户的刻画,讽刺味极浓。胡屠户上前道:“贤婿老爷,方才不是我大胆,是你老太太的主意,央我来劝你的。”邻居内一个道:“胡老爹方才这个嘴巴打得亲切,少顷,范老爷洗脸,还要洗下半盆猪油来!”又一个道:“老爹,你这手明日杀不得猪了。”胡屠户道:“我那里还杀猪!有我这贤婿,才学又高,品貌又好,就是城里那张府、周府这些老爷,也没有我女婿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你们不知道,得罪你们说,我小老这一双眼睛,却是认得人的。想着先年,我小女在家里长到30岁,多少有钱的富户子弟要和我结亲,我自己觉得女儿像是有些福气的,毕竟要嫁与个老爷,今日果然不错!”说罢哈哈大笑。众人都笑起来。看着范进洗了脸,朗中又奉茶来吃了,一同回家。范举人先走,屠户和邻居跟在后面,屠户见女婿衣裳滚皱了许多,一路低着头替他扯了几十回。作者在这段描绘中,让人物自己的言行自然流露,不作议论,胡屠户一番无耻的恭维描写得极其精彩。有前面臭骂范进尖嘴猴腮的话,屠户的恭维更显得厚颜无耻,把30多岁一提,屠户的话更显得不知羞耻。用“低着头”的形体动作来显示心灵的卑劣,写上次数,讽刺味更足。马二先生游西湖一段,也能说明问题:他独自一人,漫无目的地东跑西走,看到茶亭就进去坐了喝茶,见到吃的就“喉咙里咽唾沫”,不知选择,每样都买一点,“不论好歹,吃了一饱”。他见了女人,赶紧“低着头走了过去,不曾仰视。”游三天西湖,中间睡了整整一天,喝了六次茶,吃了五次饭,见到的只是穿着花花绿绿各色衣服的游客和柜台上热气腾腾的蹄子、海参、糟鸭、鲜鱼之类的,对于西湖的山光水色,名胜风物,视而不见,一无领会。这部分描写是让主人公自己行动,一个愚拙酸腐的迂儒形象有声有色,活灵活现地跳跃在读者面前,而作者正是在通过马二先生自己的行动显示他的性格的时候对他那种迂腐可笑的思想举动作了相应的讽刺。第五回中描写严监生临终的一段写得极为出色:……病重得一连三天不能说话。晚间挤了一屋的人,桌上点着一盏灯。严监生喉咙里痰响得一进一出,一声不倒一声的,总得不断气,还把手从被单里拿出来,伸着两个指头。大侄子走上前来问道:“二叔,你是不是还有两个亲人不曾见面?”他就把头摇了两三摇。二侄子走上前来问道:“二叔,莫不是还有两包银子在那里,不曾吩咐明白?”他把两眼睁得溜圆,把头又狠狠地摇了几摇,越发指的紧了。奶妈抱着哥子插口道:“老爷想是因两舅凶不在跟前,故此记念。”他的了这话,把眼闭着摇头,那手只是指着不动,赵氏慌忙揩揩眼泪,走下上前道:“爷,别人都说得不相干,只有我晓得你的意思。……你是为那灯盏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想费了油。我如今挑掉了茎就是了。”说罢,忙走去挑掉了茎。众人看严监生时,点一点头,把手垂下,登时就没了气。在这里,作者对严监生没有发表评论,只是如实地记述他临死前看来极为平常的一个细节活动,可是一个被作者讽刺的地主守财奴的吝啬本性就这样鲜明生动地突现出来,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达到了较强的讽刺效果,鲁迅先生说得真好:“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诚微词之妙选,亦狙击之辣手矣。”三、夸张手法作者在《儒林外史》中主要运用了的是一种写实手法,但有的情节描写,用的是夸张的写法,但不失真实。艺术的真实不仅需要集中和概括,而是容许在真实的基础上进行夸张。范进中举惊喜得发了疯这一情节,用的就是夸张手法。“中举发疯”在当时的士人中虽不是普遍现象,却也是会有的实情,因而是真实可信的。当时的读书人热衷“举业”,一旦功名到手,就如醉如痴,惊喜若狂。作者根据现实生活加以夸张的描写,具有辛辣的讽刺效果。又如周进头撞号板,王玉辉劝自己的女儿自杀殉夫,胡三公子买鸭子前先拔下耳挖戳戳胸脯子上的肉看看肥不肥等等,无不运用了夸张的手法。这些事都以现实生活为根据,作者从现实中提炼出来,进行概括和集中,让人觉得“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这样的夸张,不仅不失真实,反能更好的暴露问题的本质,从而达到更加强烈的艺术效果。四、对照手法(一)作者往往让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情况下对待同一对象采取不同的甚至完全矛盾的态度造成了强烈对照。胡屠户是一个欺贫爱富,趋炎附势的市侩形象,范进中举前,被他称作“现世宝”,受他的训斥,范进向他商借乡试的盘费,又被他“骂了一个狗血喷头”,又是“尖嘴猴腮”又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范进中举后,态度截然不同:他送来七斤肉,四五千钱作贺礼,称范进“贤婿”、“老爷”,当范进“才学又高,品貌又好”,“是天上的星宿”,极尽阿谀奉承。这种截然不同的两副嘴脸就充分表现出胡屠户欺贫爱富,趋炎附势的市侩性格,揭露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世俗习气。严监生妻子王氏病重,嘱严立偏房赵氏为正室,严把妻舅王德、王仁请来商量。二王先是“把脸本丧着,不则一声”后来“让到书房里用饭”,也“彼此不提这话”及至各得了一百两银子,立刻翻过脸来责怪严监生没有及早把赵氏扶正。并“义形于色”地向严监生要了五十两银子,催他在王氏死前就将赵氏立为正室。这种前后不同表现的对比描写,就把王德、王仁的伪道学面孔暴露无遗,产生极强的讽刺艺术效果。(二)在描写人物的时候,它让人物用自己的行动去否定自己的谎言,使冠冕堂皇的言辞与卑鄙的行为成鲜明的对照,从而将深藏在人物心灵深处的可笑、可鄙和可恶揭示出来。这是《儒林外史》中常用的讽刺手法。如第四回中揭露严贡生并集面具的一段描写:严贡生道:“后来倒也不常进去。实不相瞒,小弟只是一个为人率直,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米粟的便宜,所以历来的父母官司都蒙相爱。”……说着,恐怕有人听见,把头别转来望着门外,一个蓬头赤足的小厮走了进来,望着他说:“老爷,家里请你回去。”严贡生说:“回去做甚么?”小厮道:“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了,在家里吵哩。”严贡生道:“他要猪,拿钱来!”小厮道:“他说猪是他的。”严贡生说:“我知道了,你先走罢了,我就来。”这是用突然间出现的第三者无意的插话戳穿谎言的手法揭露虚伪的面目,以达到讥讽的效果。杜惧卿公开表示对天下女人深恶痛绝,暗地却到处托人找妾,口头上高喊最讨厌“开口就是纱帽”,实际上却留着几千银子准备活动做官。类似这样用同一人物或事件前后两者不同的态度的描绘来揭示矛盾,揭露人物虚伪的本质,丑恶的灵魂,随处可举。落进的母亲死后,范进家门的挂白布,厅上糊白纸,吃饭的时候,范进为了表示居丧尽礼,竟“退前缩后”地坚决不肯用银镶杯箸。后来,汤知县叫人换了一个磁杯,一双竹箸,他不是“不肯举”,直到换了一双白颜色竹箸来,“方才罢了”。汤知县正着急“倘若不用荤汤,却是不曾备办”,忽然看见“他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心才安了下来。这里有力地揭露了这个“孝子”“克尽孝道”的虚伪做作。五、语言幽默幽默与讽刺是紧紧相连的,幽默的语言,漫画式的情节更增添讽刺的艺术效果。作者以喜剧的形式写悲剧的内容,给读者在笑中获得讽刺审美效果。如用“油晃晃的衣袖”,表现屠户的职业特点,又饥笑周进的“一字至七字诗”:呆秀才,吃长斋,胡须满腮,经书不揭开,纸笔自有安排,明年不请我自来。这样的语言描写让人在幽默风趣的嘻笑之中感受封建社会士人的辛酸,同时对封建科举制度的极大嘲讽。此外,小说中大量的细节描写、侧面烘托、“烛幽”手法的运用以及“情节变化多而趣味浓”等特点,增添了小说的艺术价值。总之,《儒林外史》是一部我国文学史上成就最高的长篇讽刺小说,其杰出的讽刺艺术奠定了在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导思:这是一篇给材料作文。该题虽然规定了作文题目,但仍给学生思维留下了很大的空间,从文体来看,写议论文是最好的选择。学生可以从是非观、处世态度、治学精神等方面谈自己的看法,阐述自己的见解和主张。要写好议论文,必须做好以下三点:1、确定论点。根据命题提供的材料,可从不同角度提炼出诸多观点,但短短600字的文章不可能面面俱到。因此,一定要选准一个论点充分论证。2、选好论据。论据能起到充分证明论点的作用,论据选择要遵循两个原则:①真实确凿,不能有虚假成分;②具有典型性,有说服力,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3、组织好论证结构。最常用的结构一般为“提出问题(引论)——分析问题(本论)——解决问题(结论)”。

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

儒家伦理学论文题目

古代文学毕业论文题目(一)1、论先秦儒家“乐”的思想之政治意义2、论先秦儒家“中和”学说的形成3、论先秦两汉时代游戏的文学表现4、论先秦青铜器装饰艺术的美学思想5、论先秦道家科技伦理思想6、论先秦到汉代孔子历史地位的变迁7、论先秦孝道观的演变8、论先秦两汉诗歌的表演性9、论先秦时期的德治与法治10、论先秦儒家学习伦理思想11、论先秦儒家治国理论的现代应用12、论先秦义利思想及其当代价值13、论先秦楚乐的审美取向14、论先秦民本思想的实质15、论《诗经》中的玉文化16、论《诗经原始》之解《诗》主张17、简论《诗经》中的女性思想18、论《诗经·卫风·氓》在高中语文教材中的接受19、论《诗经》中的天命信仰 古代文学毕业论文题目(二)1.《诗经》的审美学特色2.论《诗经》中的征役诗3.论《诗经》中的婚恋诗4.论《诗经》中的史诗5.论《诗经》中的农事诗6、论中国古代神话的演变7、中国古代神话与原始观念8、先秦诸子书寓言研究9、先秦史传寓言研究10、先秦史书寓言研究11、先秦文学与理性精神12、《吕氏春秋》与杂家13、《诗经》的比兴与《楚辞》的象征14、论《左传》的战争描写15、论《左传》的妇女形象16、《战国策》的艺术成就17、《战国策》名篇研究18、老子的思想19、《老子》的艺术特色20、《庄子》的艺术特色 古代文学毕业论文题目(三)1、历史的界河——论先秦“礼崩乐坏”之“乐坏”2、论先秦两汉的颂、赞、箴、铭3、论先秦儒家道德教育思想及其对当代道德教育的启示4、论先秦“道”“势”关系与士人的精神超越5、论先秦道家教育思想对我国高校教学的启示6、论先秦儒家礼乐文化与当代社会公德教育7、再论先秦民本思想的实质8、论先秦儒家生命价值观9、论先秦法律文献中的和谐思想10、从“中和”准则到“平和”心境11、论先秦东夷文化分布范围的演变12、论先秦法家社会进化历史观13、论先秦礼治思想的演变过程14、中国早期铭文石刻新论15、论先秦文学的水意象16、浅论先秦儒家德治思想体系17、论先秦儒家“中和”学说的形成18、论先秦诸子的“以史为鉴”19、论先秦乐论与诗论的同构与分化20、论先秦儒家散文文学表现的历时性发展(学术堂提供更多论文知识)

儒家思想对人类历史的影响总的来说,儒家思想是一种人类社会道德伦理规范的学说。它的最基本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正如笔者在《人性善恶论》中指出的,中国古代流行的教子歌《三字经》当中的第一句话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也就是说,人的本性(天性)是向善的,是好的。而且,这种本性是相同相近的,带有普遍性的。只因为后天生活习惯和环境的变化,才造成了各种行为的差异,导致背离“善”的现象。这一点,儒家并没有错。人性中本来就有善的一面,而且是主流。在性善论的基础上,中国儒家文化治理国家的主要思路就是德育教育。这种思想认为,既然人的本性是好的,恶习只是后来感染的,所以治理社会就应该从道德教育入手,劝人们放弃恶习,回到先天性的“善”的境地,社会就会安宁了。中国古代强调“教化世人”,也就是教育和感化普通百姓。所以,儒家轻法制,重道德。儒家认为,如果以道德和礼制来教导百姓,将使得他们自爱自重,心悦诚服。儒家思想中的仁德学说非常重要。儒家不倚重武力,而强调仁义道德是争天下和管理天下的不二法门。在过去的几千年里,这一思想被无数次地证明其正确性。凡是能够遵循这一法则的,就可以成功。凡是违背这一法则的,必然失败。而且这一思想不光是可以用来治国,对任何层次的领导者都会有用。即使在现代社会也完全适用。将来也会适用。这是人类历史几千年经验智慧积累下来的一个结晶。儒家的仁德思想理论永远也不会过时。儒家的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一个“礼”字。既然人本性都是善的,执政者就应该让民众知道自制,回到那种彬彬有礼的社会状态中去。就是所谓的“克己复礼”。这个礼包括了礼节,礼数,礼貌,和规章制度。所以,儒家的思想要人懂得自制,克制欲望,遵守礼节,消除暴力,以达到一种平和的社会环境。正是儒家的这一“礼教”思想,使得中国成了举世公认的礼仪之邦。礼的思想并没有错。只是需要改变其中过于僵化的部份而已。儒家思想因此为社会制定了许多具体的礼节,具体表现为“三纲五常”。李先生讲的尊老观就包括在这纲常伦理中。三纲五常一直是反儒学的人批评的一个靶子。从现代社会的角度看,这些社会规范确实有很多不适应现代价值观的地方。但是,这些纲常只是儒家道德思想应用到社会规范中的一些表现形式而已。人们可以说,这些表现形式过于刻板,不够变通;或者说某些形式已经不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必须要注意形式和内容的区别。一种思想可以影响到许许多多的方面,也会有无数的表现形式。某个方面不适用,或某个形式不合理,并不代表这种思想在其他场合和既然儒家思想有如此多的内容(本文列举尚不完全),人们就不能仅凭某个事件和某个方面妄下“儒家思想过时”的断语。如果站在客观和历史的立场上来评价的话,儒家思想对中国的发展繁荣,其历史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即使时至今日,其中的一些思想观念依然存在应当继承和发扬的地方。当然,儒家思想成型于两千多年以前,发展于封建社会,存在着历史局限性,也必然存在着糟粕,这是我们必须舍弃和批判的。

从夫之言性与道不可得而闻也看儒文化子贡曰:“孔子文章,可得而闻之,夫子言性与道,不可得而闻也。”儒文化的精华,不是它的三纲五常和道德说教,也不是它的礼仪典章和社会规范。它之所以长兴不衰,被广大人民所接受,是它对“天道”的把握和对“人性”的深刻认识。“道”,是我们终极关怀的对象,它“寂兮廖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故强字之曰道。”这个看不见,摸不着,说不清,讲不明的本体存在,它是世界的根基,是万物运动和必然性的原因。它在物质中表现为特性,在生命中表现为本性,在人类中表现为个性,在社会中表现为伦理,在世界中表现为国家。一切个体只是它特有阶段的表现,顺其者昌,逆其者亡。“人性”,它包含了精神性和物质性,他寻找自我,他追求真理,他以道的规范身体力行,这是他精神性的一面;他适应环境,他追求利益,他被肉体的欲望拖着走,这是他的物质性的一面。每个人都在两极之间运动,这就是儒文化要求人们克己复礼,“灭人欲,存天理”道德说教。人不是他的身体,肉体的欲望干扰着人的意志的实行。人也不是他的思想和行动,思想和行动是服从他的理念的。人的本性和“道”是同一个东西,他能和“道”交往,他交往越深,得“道”越多,人格就越独立,主体性就越大。如果他少交往或不交往,他就缺乏人格,缺少主体性,只能随自然必然性驱使。孔子的文章,教导人们应该怎样做,不应该怎样做,人们看了就明白,如果能身体力行,就能成君子,成圣人。而为什么要这样做?孔子不是凭经验知识得来的,他是根据“道”的自我运动和“人性”的归真得出的结论。“天道”和“人性”是无法用语言表达清楚的,人们只能自己去领悟、去体验,所以说“夫之言性和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没有对真理的执着,没有人生的痛苦磨难,“道”是不可能与你相遇的。董仲舒、二程、朱熹之所以是大儒,他们对“大道”的毫不动摇和“人性”三品的一致认识上。儒文化关键是“天道”和“人性”,至于三纲五常、礼仪规范,只是适应当时社会的一些有效规定。得“道”者一通百通,孔子称自己不是多学而识之,“吾一以贯之”。所以能达到“随心所欲,不越规。”理性的人只能“学而知之”,他们不能融会贯通,不能理解“道”和“性”。感性的人学也不知,他们的悟性和理性被利欲所遮蔽了,他们要不犯错误,只有老老实实听理性的人和悟性的人,用外力来抑制感性的冲动。儒文化是“道”的学问,是本体论学问。人性只有达到“仁”,才能与“天道”沟通,与“天道”交往。“道”包容了世界万物,它爱万物就像爱自己的身体,人要达到“仁”这个境界,心胸就像“道”一样宽广,行动就像“道”一样公正。“道”是本体,是自由意志,人要达到“道”的德,他的认识就像“道”一样明晰,他的行动就会像“道”一样自然,他能像“道”一样自信,无往而不胜。“人性”有趋向“道”的一面,但人毕竟是自然的产物,他要在大地上生存,他有喜怒哀乐,他有七情六欲,“人性”又有趋向利的一面。谁不追求快乐?谁不追求幸福?谁不想占有财富?谁不想有权说了算。这种竞争势必造成社会的无序状态,国家的诞生就是“道”在社会中实行德的统治。国家的使命不是适应人们的自然欲望,国家是比人更高的伦理有机体,是“道”的现实化。人们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有得“道”者,有堕落者,得道者对堕落者的统治,有德的人对无德的人的教育,这是天经地利的,这是秩序,是伦理。只有按照儒文化的社会秩序,社会才能和谐,人们才能各尽其才。所谓“君子”,他们是“学而知之者”,我们现在把他们称做理性的人,他们的处世原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们是人道主义者,是文明的创造者。所谓圣人,他们是生而知之者,我们把他们称做悟性的人,他们的处世原则是“循道而行,不越规”,他们独往独来,是国家的决策者,因为“道”在他们心中。所谓的“小人”,就是学而不知者,我们把他们称做感性的人,他们的处世原则是“惟利是图”,这样的人越得势,国家越混乱,人性越堕落。董仲舒的性三品就是人性中的精神运动中悟出来的。“道”是隐蔽的、超越的,它始终如一,贯穿于一切事物之中,通过圣人、英雄来实现它的目的。“性“是内在的、先天的,它是理念,是规定性,是人们一切言行的根据。见性才能知天命,修身养性能使一个人的天赋充分得到发挥。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自由是近现代西方文化的基本理念。儒学传统与自由观念的关系是20世纪中国政治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争论的焦点之一。“五四”时期自由主义者凸现自由与儒学的紧张性,强调对儒学纲常伦理的批判是建构自由观念的前提,因而对儒学传统采取坚硬的否定态度。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一般而言,虽不拒斥自由的精神理念,但其文化领域的强势卫道立场,使儒学传统与自由观念也难以兼容。不过,20世纪后半叶一种值得注意的趋势是,在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中出现了一些人物,他们致力于寻求儒学传统与自由观念的现代连接,以摆脱“五四”以来的极端性看法。他们的努力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但从学理层面来看,儒学与自由观念现代连接在理论上的建构仍然十分薄弱。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如何对儒学与自由观念的关系进行深度的理论分析以促进二者的现代连接?我以为,区分自由概念的意义内涵、范畴性质和文化特征将是问题讨论的前提。 在西语语境中,自由概念的意涵虽然复杂,但英国著名思想家互·伯林关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划分,为把握自由概念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根据伯林的论述,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概念与两组不同的问题有关:前者涉及控制的范围问题,后者涉及控制的来源问题。正是基于对这两组不同问题的回答,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具有不同的概念内涵。消极自由的内涵是;个人拥有不受他人控制独立地作出选择和活动的范围;自由本身不能不受到法律的限制,因为存在着与自由的价值同等或比自由的价值更高的价值;必须保留最低限度的自由,因而公共权力对自由的限制本身不能不受到限制。在此意义上,消极自由概念的实质是,个人自由应该有一个元论如何都不可侵犯的最小范围,因而应当在个人的自由权利和社会的公共权威之间,划定一条边际界限。这也就是严复所说的“群已权界”之意。积极自由概念则与之不同,它源自个人想要成为自己的主人的愿望。它的内涵是,我希望我的生活与选择,能够由我本身来决定,而不是取决于任何外界的力量;我希望成为我自己的意志,而不是别人意志的工具;我要做一个主动者,能为自己作出选择并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上述两种自由概念不仅意义内涵相互区别,而且属于不同的范畴系统。消极自由涉及个体权利与公共权威之间的关系,处理的是社会政治问题,属于社会政治理论的范畴;它基本上不涉及意志自由的问题,不属于道德哲学的范畴。因此,J·S·密尔在其《论自由》一书中,开宗明义便指出其所要讨论的自由“不是所谓意志自由,……乃是公民自由或称社会自由,也就是要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①积极自由涉及个体“以自由意志追寻人生中道德的尊严与创造的意义问题,”②它以意志自由为根据,导出道德自由之结论,并由此引入政治社会自由的讨论。因而,积极自由主要是个人伦理和道德哲学的范畴。 本文作者看来,两种自由概念不仅意义内涵和范畴性质相互区别,而且具有不同的文化特征。消极自由作为社会政治概念,它对个体基本自由权利的确认与维护,对公共权力侵害自由的警惕与防范,体现的是西方近代以来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的历史要求,具有鲜明的现代性特征,是典型的西方文明的价值理念。积极自由作为道德哲学范畴,则有所不同。就其强调道德意志的自由、自主、自律而言,显然不能视为西方文明所独有的思想资源。 基干上述两种自由概念的解析,以下将从两个层面检讨儒学与自由概念的关系。 二 早在1895年,启蒙思想家严复在那篇著名的《论世变之亟》》里比较中西文化的区别时,就已经点出了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自由思想资源匮缺的事实:“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③谙熟西方自由思想传统、翻译过密尔《论自由》的严复,其立论的基本理论参照正是上述社会理论意义上的消极自由概念。问题是,从这一概念出发,判断儒学传统匮缺消极自由思想资源的主要依据是什么? 从价值系统来看,儒学传统重视的是人伦秩序,如《礼记·礼运篇》》的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就被称为十义,孟子也有所谓五伦之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腾文公上》)人伦秩序强化的是伦理规范、道德义务,不是政治法律意义上的权利意识。在儒家人伦秩序的笼罩中,义务是第一次序的概念,人的权利意识则始终被压缩、消解在义务观念之下。随着人的权利意识的压缩与消解,自由的范围也就无从确认,因为自由的范围实质是人的权利范围。 就政治思维而言,儒学视野下的政治与伦理并无边界区分,政治生活不过是入伦秩序的延长。“在政治领域内,王或皇帝自然是人伦秩序的中心点。因此,任何政治方面的改善都必须从这个中心点的价值自觉开始。这便是‘内圣外王’的理论基础”①所谓“格君心之非”、“仁心仁政”、“正心诚意”,都只是对权力掌握者的伦理道德的约束与规范。这一思想基调使儒学传统内部始终无法形成一套系统运用法律、制度对于政治权力加以约束、制衡的观念。缺乏这一观念是儒学传统不具备消极自由概念的另一重要标志,因为消极自由概念的基本要义之一即是要通过法律、制度的约束以防范政治权力对自由范围的侵犯。 以社会功能来说,自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始,儒学的社会功能逐渐定位于传统中国政治合法性的理论论证。董氏以“王道之三纲,可求干天”(《春秋繁露·基义》)揭开了合法性论证的序幕,儒学也由此开始了经学化的历史进程。从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到宋学,经学形态的演变并未改变经学化的儒学所承担的社会政治功能。历史的经验表明,承担合法性论证的儒学支撑的是以皇权为中心的专制政体。于是,在社会政治功能层面,儒学与消极自由的精神理念形成高度紧张和尖锐冲突,因为社会政治意义上的自由理念恰好是专制政体的对立面。这也是五四时期儒学传统受到政治自由主义者否定、批判的基本原因。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分析主要不是价值评判,而是儒学传统匮缺消极自由思想资源的历史事实描述。陈述这一历史事实旨在表明,古老的儒学传统与现代性社会政治理念毕竟相隔甚远。因此,既不能从儒学传统内部单向地直接开出消极自由观念,也不能在二者之间进行简单的双向对接。儒学与消极自由观念的现代连接必须走出思想理论演绎的思维误区,建构于社会土壤条件的培育。这意味着儒学与消极自由观念的现代连接需要构筑相应的社会前提,而消极自由观念之精神落实干制度运作、其基础植根于市场经济是根本性的两个方面。这是因为,消极自由不仅是一套观念体系,更重要的是保障人的基本权利的制度框架、防止公共权力侵害自由的制衡机制。同时,消极自由无论作为思想理念还是体制结构,本身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换言之,市场经济是消极自由的观念和体制根本性的支撑条件。在非市场的经济条件下,由于作为公共权力的国家是社会资源的主要垄断者,是各种服务和就业机会的唯一提供者,它“拥有无限的强制权力”,消极自由根本就无从谈起。只有随着体制结构和市场机制这些相应的社会土壤条件的建构和培育,消极自由观念才能获得坚实的基础,儒学与这一现代观念的对话、勾通。 连接才能找到现实的支撑。从这个角度来看,儒学与消极自由观念的现代连接确实不是观念层两点一线的理论推演所能解决的,它本身是三点(市场经济及相应的社会政治机制一消极自由观念一儒学)之间逐渐调适的社会演化过程。 儒学传统虽然匮乏社会政治理论意义上的消极自由的思想观念,却蕴涵着极为丰富的道德哲学意义上的积极自由的思想资源。这一思想资源集中体现为“为仁由己”的命题表达,其实质是对个体道德意志自由的确认与凸现。“发现道德意志的自由,并自觉到它的重要性,中国自孔子已然。这在中国史上,的确是一次极重大的发现。经此发现以后,人才有真实的自我,人的尊严和做自己的主人这些重要的人理才能讲。”⑤ 从儒学传统的历史来看,确认、强化个体道德意志选择的自主、自由,是贯穿其思想发展的一条主线。孔子就再三强调“为仁由己”(《论语·颜渊》)、“我欲仁,斯仁至矣”以论语·述而》)、“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孟子把对“仁”的自我寻求扩展为对“义”的主动选择:“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皆得,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宋代理学家则进一步把仁确认为“天理”,使之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并强调对天理即仁的自觉体验、践履以及对私欲的自我舍弃、抑制:“仁者,本心之全德。……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坏于人欲;故为仁者,必有以胜私欲而复于礼,则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复全于我矣。”(朱熹:《四书集注·论语卷颜渊》)从先秦到宋代,高扬主体的道德自律,树立人的伦理学主体性的庄严伟大,构成了儒学传统中宝贵的精神资源。 儒学突出主体的道德自主、道德自律不仅在道德伦理层面展示出普遍的积极意义,而且在社会政治层面发挥着特殊的规范功能。如果说前者的普遍意义指向的是每个个体,主张人人皆为尧舜,成为君子、成为道德人;那么后者的特殊功能主要针对的是统治者,要求他们自我道德完善、道德自律,成为圣人。因而,一方面,成圣成德者方可为王,修齐治平的内圣外王之道构成获取、掌握权力者的规范模式S另一方面,“治道必本于正心修身”(《朱子语类》卷一0八页),统治者要严于律己,正人正己。只有正己,才能正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统治者应当经常反省自身,检讨自己:“行有不得者反求诸己”,这样才能“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显然,高度强调权力掌握者的道德自律,“这是儒家政治伦理哲学所能达到的高层境界。”③从这一角度来看,儒学传统中丰厚的道德哲学意义上的积极自由的思想资源在政治领域中确有其正面的功能和意义,因为道德自律始终是约束权力掌握者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然而,如上所说,儒学传统始终混淆伦理道德与政治的边际界限,并把政治伦理道德化,由此却导致了其积极自由的道德资源在政治领域中的运用具有双重后果:一方面,积极自由所体现的内在的道德自律,在缺乏对权力的外在制度制衡条件下,作为对权力的道德约束,它在政治领域的功能发挥会遭到软化并最终归于无效。因为中国传统政治的历史经验表明,对暴君昏君贪官污吏讲正心修身、道德自律事实上完全无用。另一方面,作为积极自由之体现的道德自主,在儒学话语系统中意味着克己无我、成仁成德,即成为圣人。但问题是圣人不仅要立己而且要立人,不仅要成己也要成物。立己、成已是存心养性、立修身之德,立人、成物则是事天济众、施教化之功。从立己到立人、从成己到成物,便是从内圣到外王的转化过程。这一转化赋予了圣王在社会生活中的道德主宰、道德教化的功能,即宋儒所说的“启众生之蒙,去众生之昏”。在圣王的道德主宰之下,个体完全丧失了作出任何道德选择的自由,只有“存天理,灭人欲”,只有彻底服从的义务。为了确保个体的服从和圣王的绝对主宰、统治,刑法与教化成为圣王不可或缺的两大统治手段:“圣王为治,修刑罚以齐众,明教化以善俗。”(《二程集·河南程氏遣书》卷二)前者是以刑杀人、硬性控制,后者是以理杀人、软性约束。这样,从圣人到圣王的转化实际上是圣人的道德自主异化为道德(教化)与政治(刑罚)双重专制的过程:道德层面的积极自由终于在社会政治领域走向了自由的反面。 由此可见,儒学传统中积极自由的思想资源犹如一把双刃剑:在伦理道德层面,它高扬道德主体的意志自由,强化主体的道德自律、道德完善,具有政治伦理的规范功能;然而,在社会政治层面,它却最终导向道德与政治专制,走向自由的反面。笔者认为,化解这一双刃性的关键在干,设置积极自由的伦理道德的边际界限,即把积极自由的意义功能定位于个体、定位于伦理道德领域。这样,一方面可以确保个体道德选择的自由,从而也有利于发挥道德自律的政治伦理功能。在此条件下,儒学传统中积极自由的伦理道德资源,诸如自我节制、严于律己、正心修身、讲究气节等等,将在现代生活中包括对政治人格的塑造起到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则是避免个人道德意志的选择问题与社会政治问题的混淆,从而为消极自由观念的建构赢得独立的空间。因为上述概念分析表明,消极自由属于社会政治范畴,其指向是社会政治领域,涉及对个体基本自由权利的政治法律体制的保障,与积极自由所指的个体意志自由、道德选择无关。套用儒家的话说,消极自由是“治人”的范围,积极自由是“修己”的领域。把“修己”混同于“治人”,不仅会削弱、损害“修己”的伦理道德意义,更重要的是将妨碍对“治人”(政治法律)的制度性设计。总之,只有通过边界划分(伦理道德与政治法律)、功能定位(个体与社会),儒学传统中积极自由的伦理道德资源才能获得现代意义,上述消极自由观念的建构才能赢得独立的发育空间。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的结论是:在社会政治层面,儒学传统之社会必须外引消极自由的观念,并使其精神落实于制度运作、其基础植根于市场经济。在此条件下,儒学与消极自由观念的现代连接才能获得现实的支撑;在伦理道德层面,儒学传统之文化需要内接其积极自由的思想资源,将其定位于个人,并为之设置伦理道德的边界范围,发挥其政治伦理的意义功能。这是儒学与自由观念现代连接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二者的有机结合将导向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政治与伦理、现代与(儒学)传统的相互支撑和双向互补。 注: [1]【英】约翰·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页. ②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申73页. [3]]《严复集》第1册,王拭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页. ④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入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⑤韦政通:《属家与现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3页 [6]李锦全:《中国儒学与退溪学论人际关系的思想特点》《哲学研究》1987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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