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白嘉轩
本书主人公，行事光明磊落，怀仁义之心，以德报怨，好面子，属于有原则认死理的人，在要不要为小娥建庙上表现最突出，宁可全族都染上瘟疫也不能向她低头。
2、白孝文
白嘉轩长子，小名马驹，在父亲宗教礼法管束之时，白孝文无疑是老实憨厚的，直至他被田小娥勾引，被父亲抛弃之后，他压抑已久的人的丑恶一面露出，变得极其狡猾险恶。
3、白灵
白嘉轩之女，幼时顽劣异常，却极聪慧，性子又刚烈，为进城求学，不惜刀横在脖子上，逼父亲让步。一心一意追随革命，却死于自己人的肃反中。与鹿兆鹏相爱并有一子。
4、鹿兆谦
鹿三之子，小名黑娃，他从小便是倔强的，长大后不愿自卑于白家的“恩赐”选择出走闯荡做麦客，冲破礼教的束缚顺从人性中最根本的性欲选择迎娶田小娥，黑白两道几个来回又回到“儒教”之中。
5、田小娥
黑娃之妻，她没有过多的奢求，追寻往往只是人性中最根本的欲望，但是欲望往往没有节制，故而她与黑娃、鹿子霖和白孝文几个男人都有牵扯，但是她又有人性中最朴素的善良，在孝文落难之际予他同情与关切。
6、朱先生
白嘉轩姐夫，书中最具智慧的人。自幼苦读，昼夜吟诵，孤守书案，饱学儒雅，淡泊名利，慧眼看世。每次众人遇事疑难不能决，朱先生只几句就能点醒。
7、鹿子霖
精明强干，争强好胜，无原则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好色成性。最后，有灵性的生命被抽走，生不如死，毫无尊严的死去。
白鹿原的人物分析：白嘉轩这个没落地主，勤心耕作，礼教治族，有原则、有操守，虽在对待田小娥的事情上，有些理亏，但仍在族规、宗法的范畴以内，并非是他的主观恶意白灵这个人物在原著里就写得不是很充分，除去牺牲时的揪心之外，我们还真的很难从她的生平事迹里再找出来一些叫人过目不忘的地方。鹿子霖，圆滑市侩，自私狡诈，好色。但在剧中何冰饰演的鹿子霖却多了几分可爱。而鹿子霖最后的结局也是相当悲惨的，家散人亡，自己也疯了，最后冻死在街头。白孝文，白嘉轩的长子，从小性格懦弱，早期的性格也是让人厌烦，但是后来的白孝文爱上了田小娥，他对田小娥的爱却是真心实意、令人动容的。白孝文从开始的乖乖娃到堕落到最后发迹。白孝文堕落不是偶然的，有他的必然原因。 从白嘉轩把他赶出家门，彻底的抛弃了道德枷锁。让他的人格发生变化.我想给他唯一的打击就是嘉轩在祠堂当众打他血肉模糊，彻底的对父亲感到绝望。白孝文堕落不是偶然的，有他的必然原因。 不错，白嘉轩是教子有方，也要求 严格。他完全是按他的那种思想来传授下一代的，后来，白孝文说了一句话发人深思：谁这辈子走不出白鹿原谁就不会有出息。这不可不谓是他的对自己的深刻认识。所有的好人坏人，只因为活着，在这个很累的人间里活着，他们为了自己的目的去改变，去思考，去行动，说他坏，可他重父子情，家族情，坏，坏到利用别人去做坏事，这好好坏坏之间，谁就能一口咬定，这些人是好人，是坏人呢。 最后，不管好人坏人，没有所谓的好报坏报，都是人而已。
这是部很好的电视剧演员都是顶级好特别是演小娥的李沁更演的没说的！可惜的是演白灵的演员太不上镜了！
白鹿原》发生的背景横穿大半个世纪的中国，时间跨度从清末民初到解放横跨几十年。《白鹿原》通过白嘉轩的一生来看整个激荡变化的中国社会，将整个社会的变革通过白鹿原这个舞台展现出来。除了黑娃的一生，田小娥的白蛾子，冷秋月三从四德的悲剧，白鹿两家的发家史，白孝文的结局等引人深思的地方之外，书中人物形象值得深思。1、朱先生代表的儒家思想朱先生的原型是晚清关中大儒牛兆濂，朱先生的一些传奇事迹和文作都取材于此。朱先生在《白鹿原》中是“圣人”式的人物，就像白嘉轩说的那样他总能比“凡人”看得更远更透彻，每当事态陷入迷局，甚或陷入危局总是由他分辨明晰力挽狂澜。在朱先生身上可以看到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精华，既有儒家的舍身取义，也有墨家的孤单行侠，后来还有道家的隔世归隐，最后也有些佛家涅槃坐化的味道。最后知道大限将至时，朱先生从乡下叫来了两个儿子儿媳。还有老伴一家大小在太阳下晒暖暖的场景，无疑是人世间最温暖的一幕。朱先生死时有白鹿从房子里跃出，也许作者说的神奇白鹿就是朱先生，让白鹿原不受兵戈创痛，让百姓不受饥饿折磨。2、白灵代表的新社会女性的诉求白灵是族长白嘉轩的女儿从小娇生惯养，却机缘巧合的参加了革命事业，并为其奉献终生；白灵与兆鹏兆海的情感纠葛是书中的主线，白灵在少年意气下和兆海私定终身，却又在革命道路上找到了有着同样信仰和追求的真爱鹿兆鹏，这使兆海在爱情和亲情中间不断受着煎熬，当他发现白灵怀着哥哥的孩子走出地窖时他万念俱灰，决定战死疆场，留下了悲剧的命运。白灵身上有新社会女性特有的光鲜，但却是一头扎进革命的盲从者。她的一生都伴随着冷漠和孤傲。被白狼叼走却毫发无损，在和“大哥”斗争的过程中缺乏理性，直到要死去的那一刻依然在怒吼控诉，却并没有想起念她想她的亲人，乃至她的爱人。白灵代表的新社会女性有向世界发声的强烈诉求，但难免盲目、冲动。3、鹿三所代表的普罗大众在旧社会的生活状态鹿三有着鲜明的庄稼人的性格特点，勤劳、淳朴、正直却又异常执拗，他敬重仁义有德的人，蔑视自甘堕落的人。虽然被白嘉轩一直看做“三哥”，但鹿三依然只做自己该做的，从不一轮干预白家的家事。在他看来，白家出钱雇他干活，他出力认真把活干好这是天经地义的，而白家对自己尊重是人家的情义，自己必须记住但不能认真。因为这样的性格，他敢于在一片混乱中站出担当
论文陈述可以很好地组织和发展论点，并为读者提供关于论点的“指南”。
论文陈述包含以下内容：
1、陈述你对这个主题的主要观点
陈述观点时一定要表达一个主要思想，并陈述你的立场或看法。关于主题，需思考：
2、给出几个支持主要观点的理由
理由要写清楚，一定要用符合逻辑的事实和证据来支持这个理由。
3、给出一个与主要观点相反的观点
一个好的论文陈述要承认论点存在另一面。所以，同学可以在论文陈述中给出一个反论点。
论文陈述写作示例：
1、首先，从一个问题开始。例如：互联网对教育有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吗?
2、其次，表明你对这个问题的立场。例如：互联网对教育的正面影响大于负面影响。
3、最后，发展你的答案。例如：互联网使用的负面影响被其对教育的诸多好处所抵消：互联网有助于学生和老师更容易地获取信息、接触不同的观点，以及这是一个灵活的学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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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原》田小娥人物分析是：
田小娥是《白鹿原》中人物，属于传统女性与新型女性之间的过渡女性，作品对这个纯朴、善良、无助、无辜而又劣迹斑斑的女性进行了浓墨重彩地描述。田小娥出身于书香门第，从一开始就被父母出售给年龄够得上给她做爷爷的郭举人作为性奴隶而供养着。
然而她天性就不是个安份的女人，一种生命的本能使她去“勾引”黑娃，并从此开始了她人生的灾难历程。田小娥原本是一位极其纯朴可爱的传统女性，她强烈地渴望过着正常的生活。她具有反抗精神，敢于追求自己想要的爱情，她甚至一度做过农协妇女代表。
小娥的叛逆性
小娥这个形象说明了妇女初期的反抗是出于一种身体的本能，她完全是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而去反抗传统的封建礼教。
世界上的妇女解放运动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女子有了“为人或为女的两重的自觉”。他将“性的解放”作为女性个性觉醒的重要条件，目的无非是使妇女不但明了“自己是一个人”，更能明了“自己还是一个女人”。
有些网友觉得白鹿原学术论文难写，可能是因为没有思路，所以我为大家带来了相关的例文，希望能帮到大家! 白鹿原学术论文篇一 《白鹿原》中田小娥人物形象浅析 摘要：陈忠实的白鹿原自称“民族的秘史”。然而能够吸引我的并不是所谓的“秘史”，而是作品中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在众多的人物形象当中，田小娥始终是一个“淫妇”，然而能震撼人灵魂的正是这个“淫妇”。她对美好生活的大胆追求，对爱情的执着，对人性的捍卫以及对时代的控诉，无不让我们看到这位旧式女性身上闪烁的独特人格魅力。其实她不是淫荡，生存的困境让她陷入了道德的漩涡，死亡的绝境。 关键词：《白鹿原》;女性形象;田小娥;生存困境;女性魅力 陈忠实在《白鹿原》中成功塑造了一个耕读传家、光明磊落、有着夺目人格形象的族长——白嘉轩，同时也成功塑造了在浓重男权压制下的一系列鲜活的女性形象，她们在男权高于一切的社会中屈辱卑微的活着，她们是男人的附属品，是男人的性玩物，更是传宗接代的工具，在男权高于一切的社会领域中，她们大多数处于蒙昧状态，她们不懂得追求自由，不懂得人格尊严，认为依附于男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田小娥是一个刚刚脱离蒙昧状态的女性，她向往美好的生活，追求幸福的婚姻，然而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在现实的土壤里，她的做法只能被看做是异类，理想只能一个个毁灭，死亡只能是她最终的归宿，以下从几个方面对田小娥这个女性形象进行分析。 一、“淫妇”不淫 田小娥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是一个穷秀才，她不仅知书达理而且颇有几分姿色，正是所谓小家碧玉。她和所有的花季少女一样，心中拨动着青春的梦想，怀揣着对幸福生活的憧憬。然而命运捉弄了这个天生丽质、如花似玉的女子，因为父亲的虚荣和家庭的贫困，她被迫嫁给了六十多岁的郭举人，纳为他的小妾，这一桩非人性的婚姻完全击碎了这个天真烂漫少女的青春之梦，她杯具的一生就此拉开了序幕。 在郭家，小娥的一切都由大夫人安排，甚至与郭举人的同房时间都由大夫人掌控。更可恶的是把她作为郭举人养生的工具——为郭举人泡枣。这种非人性的变态做法，不仅是对这个年轻妩媚女子身体上的凌辱，更摧毁了她的人格尊严与一个女子的价值。长工黑娃的出现，让这位年轻的女子怦然心动，她大胆的示爱，并与黑娃发生关系，进而在性爱中擦出了爱情的火花。这位备受奴役的女性在爱情的滋润下“走路的步子轻盈了，两只秀溜的小脚麻利地扭着，胸脯上的那两团诱人的奶子就颤悠悠弹着，眼睛像雨后的青山一样明澈，往日里那种死气沓沓的神色已经扫荡殆尽。”可见是黑娃的出现，唤起了这位女性的渴望。所以说从人性的角度看，站在一个女性的立场看，田小娥对黑娃的殷勤不是一个女性对男性的挑逗，而是对爱的呼唤，对自己中意之人的追求，是对于千百年来封建礼教的大胆反叛。由于她的不守妇道，郭举人休了她，对她来说这是一种解脱，她和黑娃可以放心地过普通人的正常生活。然而当她被黑娃领回村，他们进不了祠堂，拜不成祖宗，得不到公公鹿三的认可，也为原上乡邻所不齿，她只能和黑娃在村外的破窑洞里过日子。日子过得尽管有些辛酸，但只要和黑娃在一起，小娥的心总是美滋滋的，这就是小娥的幸福，一个普通女人的正常生活，但小娥心满意足了，这就是她所要的生活。 在无牵无挂、举目无亲的状况下，她把可以解救黑娃的希望寄托在鹿子霖身上。在鹿子霖的诱惑下，她突然发现，原来性也可以成为一种交换的工具，所以她欣然接受了鹿子霖对她身体的占有，这个无知的少妇从此就走向了堕落的深渊。可谁知这根本就是一场，鹿子霖根本没有能力救出黑娃。当田小娥有所醒悟时，发现她已经离不开对鹿子霖的依赖，至此她的道德也一下子跌进了无可挽回的境地。 然而，如果设身处地地想，田小娥并不是我们大多数人所说的淫荡之妇，她与黑娃的结合是为爱而歌，是爱情碰撞的火花，是合乎人性的，只是她的做法违背了伦理，触犯了时代， 所以她的淫妇之名是时代强加给她的，她与鹿子霖的私情，也并不是她的本意，真正了解本文的人，会为这个孤苦伶仃女子的真挚而感动，设身处地想一下，在那个乱世之中，作为一个女人，她拥有的东西实在太少了，除了那口破窑洞和黑娃以外，最有诱惑力的就是她那年轻的身体了。但无论如何她的出发点是纯粹的、真诚的，只不过她把性、把自己年轻的身体当成了一种工具、一种手段，是她唯一可以依靠的东西了。作为一个女人，能用自己仅有的东西来做交换，我们姑且不论交易有多肮脏，性质有多恶劣，但至少她的出发点是感人的，让我们感受到这个女人精神世界的善良之处，为了爱情，为了幸福的生活，她付出了一个女人的全部。所以说她并不淫荡，“淫妇”之名的得来，只能说是她追求幸福生活的代价。 二、“淫妇”对人性的捍卫 随着一个阴谋的出现，小娥又一次跌入了痛苦的深渊。自从黑娃逃走以后，有点“淫疯式”的狗蛋就对小娥的姿色十分痴迷，可一次次都未得逞。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狗蛋发现了鹿子霖和小娥的奸情，为了掩人之口，鹿子霖设下陷害狗蛋的圈套，没想到连小娥也一起出卖了。“仁义白鹿村”是容不下这种伤风败俗的事情发生的，族长白嘉轩当即作出了严惩小娥和狗蛋的办法，用刺刷将小娥和狗蛋各打四十下。小娥打得血肉模糊，其中也有鹿子霖对她的抽打。小娥恨透了鹿子霖，可她对白嘉轩对自己的惩罚也怀恨在心，所以伤刚愈合，她经不住鹿子霖的诱，又一次用性充当了白鹿两家斗争的工具，鹿子霖的意图是让小娥引诱族长的长子白孝文，致使其败家，以达到“尿到族长脸上”的卑鄙目的，然而小娥终究是一个善良的女性，看着白孝文一天天的与她一起堕落，内心激起了悔恨之情。否则，当她和白孝文的奸情被白嘉轩揭穿后，白嘉轩气晕在窑门后，小娥怎么会有“达到报复的目的却没有产生报复后的欢悦”呢?她的良心一次次受到谴责，“她努力回想孝文领着族人把她打得血肉模糊的情景，以期重新燃起仇恨，用这种一报还一报的复仇行为的合理性来稳定心态，其结果却是一次又一次在心里呻吟着：‘我这是真正的害了一回人啦!’”可见小娥内心的复杂与悔恨，这种同情心和罪恶感如果出现在白嘉轩或朱先生身上，我们会觉得不足为奇，因为他们是“仁义白鹿村”的代言人，他们的身份规定了他们的人格。但这种人性的光芒被白鹿原人冷眼相看，在被称为“婊子”与“淫妇”的小娥身上，我们看到这才是人发自灵魂深处最真实的善良与温情。鹿子霖利用了她，她也没让其心安理得地得逞，这个具有人性的女人，在那个和鹿乡约有过无数个快活的夜晚的窑洞里，给乡约尿了一脸，这是一个有道德有良知的人才会有的一种发自心灵深处的忏悔与人性的复苏，在小娥的道德观照下，我们看到白鹿原上那些道貌岸然的所谓头面人物内心的肮脏与人性的卑微。 小娥受尽了折磨。在利用人与被人利用的夹缝中处于生死的边缘，然而她尽力了，她内心的善良与温情让我们感动，这位被称为“淫妇”的女人对人性的捍卫令人肃然起敬。 三、“淫妇”对时代的控诉 当小娥与白孝文不光彩的事在白鹿原上传的沸沸扬扬时，公公鹿三再也忍不住内心的激愤，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随着鹿三从小娥腰后抽出钢刀，小娥凄婉地叫了一声：“啊，„„大呀„„”小娥屈辱的一生就此结束了，这个女人从遭到郭举人的遗弃，遭到家里人的驱逐，遭遇了爱情的毁灭，理想的破碎，承受了白鹿原族规的惩罚到被公公鹿三害死，在命运的无常摆布中，尝遍了人间的辛酸与痛苦。小娥冤屈的死了，但她发出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呐喊与控诉，让我们从心底萌生出一种叫做撕心裂肺的痛，她说：“我到白鹿村惹了谁?我没偷过旁人一朵棉花，我没偷过旁人一把麦秸柴火，我没骂过一个长辈，我也没搡戳过一个娃娃，白鹿村人为啥容不得我住下?我不好，我不干净，说到底我是个婊子。可黑娃不嫌弃我，我跟黑娃过日子。„„大呀，俺进你屋你不认，俺出你门没拿你一把米，也没分你一根蒿子棒棒儿，你咋还要拿梭镖刃子捅俺一刀?大呀，你好狠心„„”她的控诉直插人的心底，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会为之泪流满面，实际上，小娥满足于有吃有喝的生活理想是极其合理与卑微的，她只是以一个女人的本能与本性去争取普通人的生活。 如果说窦娥仅仅以六月飞雪、大旱三年来为自己洗刷冤屈，那么小娥在痛恨中走向了复仇的道路，她死后用席卷整个白鹿原的大瘟疫来为自己冤屈的一生讨个说法，控诉那个让她屈辱一生的白鹿原，那些男人，那个时代，后来在白嘉轩的坚持下，在朱先生的设计下，在白孝武的操作下，一座六楼镇邪砖塔终于竖立起来，小娥冤屈的灵魂也就此平息了。白嘉轩乃至朱先生完美的圣人形象，随着塔的建立也就此崩溃了，他们的虚伪性与施虐性也暴露无遗。是小娥粉碎了他们的圣人形象。至此，小娥报复的目的达到了，她的亡灵终于可以安息了。 四、结语 田小娥是作者精心塑造的一个女性形象，她用最原始的手段——“性”谋求生存的权利，然而“性”又把她推向了道德的深渊，乃至死亡的绝境。我们看到这位女性在爱与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中挣扎着，以求生的权利。在被称为“淫妇”的背后，我们看到了她人性的善良与温情，我们不能否定这个死于非命的女子，否定的只能是那个时代，那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白鹿原学术论文篇二 《白鹿原》中两位女主人公形象 与白鹿意象之间的关系 [摘要]：陈忠实的《白鹿原》是新时期以来第一部规模较大而又集中地探讨儒家 文化 的经典文本。文中描写了一个儒家文化氛围浓郁的白鹿村，“白鹿”是《白鹿原》的中心意象，作为民间传统的守护神，是作品中人物的神灵化身，具有传统民神的神兆效应，无论从创作思维还是人物塑造等方面都是不可或缺的。 [关键词]：白鹿 意象 民族精神 正文： 自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著名作家陈忠实的《白鹿原》发表以后，许多人从儒家文化、长篇叙事风格、人物形象、象征意象等方面对此作品进行了研究，其中田小娥形象是一个研究重点，有人认为她是一个“善良而真实”的女人;有人认为她是一个“性欲狂”;还有人认为她是封建宗族制度和家族斗争中的牺牲品。笔者认为小说通过对田小娥一生悲惨命运的分析，展现了女性原始追求与复杂人类社会环境的矛盾以及这种矛盾对女性原始本性的毁灭作用。 一、田小娥 1、田小娥，美女也多舛 田小娥是著名作家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中一个耐人寻味的女性。她是一个生活在20世纪20—30年代关中平原上年轻美貌的农村妇女。她的性格中有着善良、多情、柔弱的一面，也有着叛逆、勇敢、大胆的一面，她生活在社会环境的桎梏中，却有着对女性欲望本能的追求。田小娥有中国传统女性的特点——温柔善良，她的愿望是守着自己的丈夫过一种平静的日子。这样的女性在生活中 理应是受大家欢迎的，可是在她所生活的环境中，她却成了一个被人们耻于提及 的女人。一个年轻漂亮的秀才之女却嫁给一个年近七十的老头做小妾。白天她过着婢女的生活，一家人的生活起居由她来料理，而且还受正室的欺压，晚上还得在正室的逼迫下充当给郭举人“泡枣”的工具，并且还要尽她作为小妾的义务。这纯属病态的婚姻，但是她的遭遇并没有得到周围人的同情，也没有人认为她所受到的待遇是不公正的，而为她觉得不值，反而这种现象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被人们视为非常正常的事，甚至被人们拿来逗乐，这种现象在旧社会较为普遍，这是封建思想、封建社会对女性的一种无情的折磨、戕害。 2、田小娥，反抗也可怕 在黑娃出现之前，田小娥就已经开始反抗了。她采用的方式是让郭举人吃尿泡的枣。黑娃的出现，更进一步激发了她对自己屈辱命运反抗的意志和愿望。黑娃的出现让她看到了一线生机，她做出了大胆的举动，用“婚外情”对郭举人进行报复。她挑逗黑娃继而与黑娃真心相爱，这些已由一种生命的本能的需要上升为一种她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但是，纸是包不住火的，田小娥与黑娃的恋情最终被发现，她向黑娃提出私奔的建议“跑到远远的地方，哪怕讨吃要喝我都不嫌，只要有你兄弟日夜跟我在一搭”。为了真爱，她宁愿抛弃目前尚属宽裕平和的生活，这实是一个青年女子对美好爱情大胆追求的肺腑之言。但是事情并不是他们想象的那么美好，田小娥的父亲田秀才知道后竟“气得病倒在炕上”，决定“尽快把这个丢脸丧德的女子打发出门”，像铲除庭院里的一泡狗屎一样急切。小娥与黑娃的婚姻是得不到封建家族的承认，入不得祠堂，拜不得祖宗，见不得父老乡亲的面，永远被公公拒之门外。封建家族文化的横蛮再次体现。小娥与黑娃被迫在一孔破塌的窑洞经营他们历尽艰辛的爱情。 然而大革命失败之后，黑娃投奔习旅，之后又由于政治上的原因，田小娥不得不营救黑娃。无奈之下，她只能屈服于鹿子霖的淫威。为了取得点利益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身体。之后又在鹿子霖的唆使下勾引白孝文。在黑娃出逃的这段日子，小娥迫于生活的困境，与狗蛋、鹿子霖、白孝文交往，诚然，小娥这种生存方式是其自我意识、自我觉醒尚未升华到一定高度的局限，因此她的抗争方式不太高尚，但是其中她对生命不息的追求正是她对自我的尊重! 环境让她丧失了人格，失去自我让她变得危险，不安全感让她选择了反抗，她的反抗是报复。她给整个白鹿原带来了一场瘟疫，她此时的做法就像中国传统 故事 中的女鬼复仇一样。同时她还附在鹿三身上诉说出自己心中的不平，向人 们发问。因为她不明白，她到白鹿村之后对村民一直都是充满着善意，没有伤害过谁，也没有偷拿过别人的任何东西，为什么他们却容不下她?她用浅薄的意识去追求深层的原欲，这种矛盾也使她丧失自我的内力。其外，她还以与白嘉轩斗 法来反抗 传统文化 加在她身上的种种枷锁;她抗议着封建礼教的摧残;诉说着自己的冤屈，向全社会发出控诉，并以变态的心理报复男权社会。然而最终她并没有得到人们的同情与支持，还遭到更严厉的压迫。 在这样复杂阴森的环境里，我们又怎能对一个倍受凌辱的女子处处苛求呢? 尽管命运多舛，她依旧顽强地生活着，这种对现实生活的不妥协更进一步凸现了其性格的叛逆性。 二、白灵 宗法之家的叛逆灵魂 白灵是个极富个性的人物，她的出现，从一开始出场就注定了不平凡。按陈忠实的解释，“白鹿”是儒家思想所孕育出的精灵，作者选取白灵做为了白鹿精灵的化身。她勇于追求真理和爱情，身上总有着生机勃勃的活力。她把自己看作是属于自己的，并不是他人的附属品，所以她理直气壮地敢于和鹿兆海私定终身，当她后来发现鹿兆海与她志不同道不合时就毅然决定分手，大胆地与志同道合的鹿兆鹏结成患难夫妻。在爱与不爱、嫁与不嫁的生重大问题上，白灵毫不含糊，清醒地加以把握与抉择，决不接受强加于她的无爱的婚姻，哪怕这种强加的意志来自于自己的父亲、昔日的恋人，也是拒不接受。在对传统婚姻的反抗上，白灵甚至比鹿兆鹏都要果敢、坚定，鹿兆鹏是以逃避的方式来反抗父亲强加于他的婚姻，而白灵是以坚定拒绝的方式来反抗父亲强加于她的婚姻，把婚姻的自主选择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在这部以男性为主体的作品中，这个极具个性的女子，虽然是封建家长按照男权文化的思想标准一手塑造出来的“接班人”，但她骨子里却有着抗争男权社会的反叛精神。在以男性人物精神为主导的社会中凸显了女性的主体性。她宁可与家庭决裂，也不让封建家长来左右自己的命运。她要勇敢地追求自身幸福和人格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但这种叛逆举止大大触动了男性至上的中心集团的权益，使处于统治地位的男权社会受到震动，但最终她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悲剧的结局———牺牲于政治斗争漩涡中。 三、白鹿 1、“白鹿”为图腾崇拜的对象 陈忠实小说《白鹿原》的中心意象，“白鹿”意象的运用贯穿了故事的始终，小说的情节也是围绕着这一意象展开和收拢，起到了结构全篇的重要作用。也正因此，“白鹿”意象的研究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象。在对诸多论文细心地分析之后发现，概括起来主要观点有三：一为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象征;二为认为“白鹿”是关中的图腾形象;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是民族精神的象征。如果把“白鹿”意象理解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则可解读朱先生，然而却无法解读白灵。如果按第二种说法，“白鹿”是关中的图腾形象，从“图腾”的概念、起源、表现形式上细加分析就会发现，实则是因为对“图腾”的认识错误而导致的一种误读现象。 2、“白鹿”为祥瑞的象征 神兆是指中国传统民间民神信仰中人们认为神的现身会给人以一定的启示或暗示。在《白鹿原》中有两次是“白鹿”带给人们的吉祥兆示。第一次是在“白鹿书院”的 传说 中，“宋朝年间，一位河南地方小吏调任关中”，宋朝一位调任关中的小吏途经白鹿原，见到了一只雪白的小鹿，得知此地叫“白鹿原”之后，便认定了自己看见的白鹿是此地的神灵，于是在此盖房修院，后来他的四个孙子皆成进士，成为了历史上声名显赫的四吕，之后也就有了白鹿书院。白鹿书院的传说出现在全文的第二章，在此谈到历史确凿可考的吕氏的发达史给“白鹿”崇拜填充了切实可信的内容，使得百姓更加相信“白鹿”就守护在他们身边，信仰“白鹿”是正确的，它确实能带来吉祥，为以后的叙述铺路。而且后来的“白鹿书院成了神人朱先生的居所，对白鹿书院的介绍也为朱先生添了几分神秘和神圣。说到这里，似乎白鹿这个意象和神灵有莫大的关系，其实不然，仔细阅读下作品，便会发现，在作品中，尤其是到了后面，战乱频发，生灵涂炭，又加上瘟疫，小娥死后的复仇，等等，白鹿原上的人口数量一度逼近最低点，但是，不管怎么艰险，最后还是人民取得了胜利。正如尼采所说：“所有我们的希望都集中于一个事实之上，即，在我们之文明的狂热的运动底下实际上隐潜着一股奇妙的古老的力量。”我想，这里所说的“古老的力量”在《白鹿原》中就是指白鹿这个意象，代表的是一种坚持不懈的民族精神。 四、联系 1、田小娥与白鹿 下面再 说说 这两位女主公与白鹿这个意象之间的关系。前面说过白鹿象征着民族精神，而田小娥这个形象，虽然在作品中，白鹿原上的村民认为她是淫妇，是入不得祠堂的，但是当我们联系她一生坎坷的经历的时候，就会觉得，其实，田小娥也是一个为了自己的梦想孜孜追求的人，应该说，在某种意义上，她和白灵是有共通之处的。她们都是为了自己的幸福而努力的，田小娥的梦想是“跑到远远的地方，哪怕讨吃要喝我都不嫌，只要有你兄弟日夜跟我在一搭”，她的梦想很简单，就是和黑娃相守到老，即使受到村民的白眼也无所谓，为了救出黑娃，她不惜出卖自己的身体，诚然，表面上看来，这种行为似乎和精神无法挂钩，但这难道不是一种坚持不懈的民族精神吗? 2、白灵与白鹿 在《白鹿原》中，与白鹿这个意象最能让读者联想起来的就是白灵了。白鹿神灵似乎对她特别的关注，她的某些行为也显现出一种通灵性。她从小就显示出与不同常人的聪灵，成为了村中白嘉轩唯一不能左右命运的人。她第一次在女子教会学校听到上帝的名字时，认定“上帝就是白鹿，奶奶的白鹿”。当她立志要跟着共产党实现共产主义的时候，她又感觉共产主义就是“白鹿”，她的革命活动就具有了与“白鹿”信仰同质的理想追求的性质。在白灵身上，有许多民族精神的体现，在革命中，她不屈不饶，视死如归，在感情上，她坚持自己所爱的，至死不渝，她为了自己的革命理想毅然与鹿兆鹏结合，诸如此类的，都说明了一点，白鹿这个意象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在白灵身上也有体现。 所以说，这两位女主人公都与白鹿这个意象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都是白鹿这个意象的一个寄托，一种外在的体现。 参考文献 1 陈忠实. 白鹿原，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 11.
白鹿原具体和我私谈你的要求。
白鹿原论文的题目：围绕朱先生的话，可以从他的圣人形象这块下手，或者是他的仁义礼智信等方面。或者是他与其他人物的比较研究。可以选的方面还是很多的。
《白鹿原》最后的结局给了观众“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白鹿原”的幻想。观众习惯了白嘉轩与鹿子霖这对欢喜冤家的争斗，对“原二代”挣脱枷锁走向不同的命运感到唏嘘，更对白鹿原上最后的长工鹿三与白嘉轩的情义感到敬佩。
《白鹿原》通过白鹿原上白、鹿两大家族祖孙三代的恩怨纷争，展示了渭河平原五十年的风云变幻，是一部渭河平原五十年生活变迁的电视剧，也是一幅中国近代史雄奇画卷，更是一部展示中华民族宗族文化传承、发展的文化秘史。
幕后花絮：
张嘉益是陕西人，对《白鹿原》这部小说很熟悉，上学时就看过，接到这部戏时很激动。
演员们在戏里演的都是农民，不能细皮嫩肉的，要有农民本色，所以几乎每个演员都减了十斤八斤的。为了有农民本色，演员们不仅要体验农活，还要把自己晒得很黑。
为了再现陕西关中农村生活，在正式开拍前，剧组便令所有主演提前近一个月进驻陕西农村，与村民同吃同住，切身体验农家生活。 该剧是秦海璐产后复出的首部电视剧，为了仙草这个角色，她两个月减肥减了30斤。为了演好白孝文这个角色，翟天临仔细研读原著，对小说的情节熟记于心。
白鹿原的人物分析：白嘉轩这个没落地主，勤心耕作，礼教治族，有原则、有操守，虽在对待田小娥的事情上，有些理亏，但仍在族规、宗法的范畴以内，并非是他的主观恶意白灵这个人物在原著里就写得不是很充分，除去牺牲时的揪心之外，我们还真的很难从她的生平事迹里再找出来一些叫人过目不忘的地方。鹿子霖，圆滑市侩，自私狡诈，好色。但在剧中何冰饰演的鹿子霖却多了几分可爱。而鹿子霖最后的结局也是相当悲惨的，家散人亡，自己也疯了，最后冻死在街头。白孝文，白嘉轩的长子，从小性格懦弱，早期的性格也是让人厌烦，但是后来的白孝文爱上了田小娥，他对田小娥的爱却是真心实意、令人动容的。白孝文从开始的乖乖娃到堕落到最后发迹。白孝文堕落不是偶然的，有他的必然原因。 从白嘉轩把他赶出家门，彻底的抛弃了道德枷锁。让他的人格发生变化.我想给他唯一的打击就是嘉轩在祠堂当众打他血肉模糊，彻底的对父亲感到绝望。白孝文堕落不是偶然的，有他的必然原因。 不错，白嘉轩是教子有方，也要求 严格。他完全是按他的那种思想来传授下一代的，后来，白孝文说了一句话发人深思：谁这辈子走不出白鹿原谁就不会有出息。这不可不谓是他的对自己的深刻认识。所有的好人坏人，只因为活着，在这个很累的人间里活着，他们为了自己的目的去改变，去思考，去行动，说他坏，可他重父子情，家族情，坏，坏到利用别人去做坏事，这好好坏坏之间，谁就能一口咬定，这些人是好人，是坏人呢。 最后，不管好人坏人，没有所谓的好报坏报，都是人而已。
摘 要：把西方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从宏观上分析人物形象的发展过程，可以提出一个假说，即西方文学中人物形象呈不规则的w形状的嬗变轨迹，分为个性的人、僵化的人、灵性的人、异化的人与多元和谐的人。从文学史的角度探讨了人物...
参考资料：本科生专业文献综述题 目: 农民工社会认同的研究综述姓 名: ***学 院: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专 业: 社会学班 级: 社会41学 号: 2214104指导教师: 屈 勇 职称: 讲 师2007 年 6 月 30日南京农业大学教务处制农民工社会认同的研究综述社会学专业学生 王佳鹏指导教师 屈 勇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研究问题。在关于农民工研究中，社会分层和社会结构一直是研究的主流视角，关于农民工社会阶层研究中，客观社会分层是其主要视角。由于客观社会分层忽视了社会行动者的主体性，许多学者提出了社会分层研究的另一视角，即阶层的主观认同研究。本文从社会认同的概念界定，农民工社会分层的研究，以及身份认同、职业认同、乡土（土地）认同、制度认同、阶层认同等几个方面对当前农民工阶层的社会认同研究现状进行综述。关键词：农民工；社会认同；社会建构；社会分层A Review of Research on Social identity of rural migrantsStudent majoring in Sociology Wang JiapengTutor Qu YongAbstract：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the study of peasant-works is a main subject.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is the mainstream perspective of most research of the rural migrants, but the objective stratification is the main perspective of farmer social strata. Owing to the neglect of the subjectivity of agents, many scholars study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another perspective, that is, subjective identity of strata. The paper reviews the concept of identity, the current study of peasant-workers social stratification, the study of social identity of peasant-workers, such as identity, professional identity, native (land) recognition, institutional identity, class words: rural migrants; social identity; social constructivism; social stratification导言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阶层结构出现了很大的变化。社会结构转型成为绝大多数研究者的共识，并被称为市场之外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1]3-18。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资源积聚背景下，两极社会更加明显，以农民和农民工为主的底层社会逐渐形成。 [2]77-135但是长期以来对这种阶层结构的转型研究一直以客观分层为主，尤其是缺乏对于作为底层主要构成群体之一的农民工的主观意义的理解；近年来，一方面随着研究者的不断“实践与反思”，对于客观分层研究的局限性逐渐达成共识[3]，另一方面由于农民工社会适应或社会融入问题的突显，同时再加上国家出于社会稳定与社会和谐，而对阶级意识尤其是对底层群体的主观认同(阶级意识的主要方面)越来越重视[4]9-20，从而促使农民社会认同研究也相应增多。本文正是对当前农民工阶层的社会认同研究现状进行综述。一、社会认同概念界定的研究（一）认同与社会认同认同（identity）是一个比较复杂且争议较大的概念，人们主要从认同的机制特征、认同的功能、认同的行为特征、认同的动力机制等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不同的定义和解释，大致而言，可以从三个层次进行理解：首先，认同是人们对自身角色以及他人关系的一种定位；其次，认同是社会互动的结果；再次,认同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 [5]30-31认同可以分为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自我认同是指个人对自己角色的一种自我确认，是个人对自己在适合结构中所处位置的感知。社会认同是指某个群体的共同认同。两者之间是辨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自我认同是社会认同条件下的认同，没有社会认同的自我认同是不存在的；另一方面，社会认同存在于某群体成员的自我认同中，从个人与社会关系角度可以认为，人们的认同是由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构成的连续统。[5]32-33卡斯特认为认同是人们意义与经验的来源，他根据认同的建构形式和来源将社会认同区分为合法性认同、抗拒性认同、规划性认同，三种认同的建构分别导致公民社会、共同体和主体的产生。[6]6-11卡斯特的这种划分是一种更为一般性的对不同性质的认同的建构过程及其结果的分析，本文主要综述具体的农民工社会认同研究现状，并将社会认同分为身份认同、职业认同、阶层认同、乡土（土地）认同、制度认同、性别认同等几个方面。（二）社会分类与认同建构社会生活纷繁复杂，分类是人们简化生活复杂性，同时也形成社会秩序的一种思维方式。分类是我们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人们在给世界分类的同时也为自己进行了归类，分类也赋予自己及世界以意义，社会认同便是对社会分类归属的认可。最重要的分类是人我之分，是“我群”与“他群”之分，通过共同的经历和持续的互动而产生群体的差异，而社会群体认同的建构和维持的最重要机制是排除和容纳，把非我群的人排除出去，把我群的人容纳进来，以此来型构自己的认同世界。这种认同和容纳通常具有很强的价值性和主观性。[7] [8]203-223具体到农民工而言，我们可以看到城市市民对他们不同程度的排斥和容纳，也可以看到农民工自身的排除和容纳，正是这种双重过程最终形成了农民工的主观认同。（三）社会认同与社会适应社会适应是指一个群体相对于主流社会的融入程度。社会认同与社会适应主要具有如下区别：第一、出发点不同，社会认同主要是被研究群体对自己社会归属的认定，而社会适应是社会对于被研究群体融入主流社会程度的判定；第二、价值不同，社会认同尊重被研究群体的主观认识，尽量做到价值中立，让被研究群体自己“说话”，而社会适应是被研究群体对主流社会的适应，这里同时也可能暗含着对主流社会的赞赏和对被研究群体的贬低，是研究者在“说”被研究群体；第三、研究目的不同，社会认同研究的目的是为了理解和解释被研究群体的意义，而社会适应往往把被研究群体当作“问题”，其目的是为了解决其自己所建构的被研究群体的“问题”。二、农民工与社会分层社会认同的基础是社会分类，在研究领域中最主要的分类就是社会分层，即根据经济收入、权力、声望等不同或综合标准对人们进行的阶层划分。因此要研究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必须首先了解农民工的社会归属，然后才是农民工自身对社会归属的主观认同。（一）社会结构中的农民工社会分层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的热点，每个学者都会提出自己认为比较客观的分层标准，但是尽管不同的学者给予不同的分层标准对当前中国社会结构类型有不同的观点，但是无论“金字塔”结构、“倒丁字型”结构[9] ,还是“断裂”结构，都认为存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底层社会，并且也都认为农民和农民工是该底层社会的主要构成群体。[10]具体地农民工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可以从韦伯分层的三个标准进行分析：在政治地位(权力)上,由于户籍制度等二元制度的排斥,农民工处于政治的边缘地位;在经济地位(财富)上,由于存在着截然分开的两种报酬体系,农民工仍然处在底层的位置上;在社会声望上,农民工所从事的职业声望都很低。 [11]4-9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将中国人划分为十大阶层，而农业劳动者和城市失业者为最底层，在改革开放后农民分化为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民工阶层、雇工阶层、农民知识分子阶层、个体工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等八大阶层，其中农民工的数量较多，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个阶层的比例发生了一定的增减。[12]169-184（二）客观社会分层研究存在的局限性这种分层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局限性：第一、主要以静态的结构分析为主，而忽视了农民工处于社会结构底层的形成过程,缺乏时间性和历史感；第二、主要是研究者作为客体的主观认识，而忽视了农民工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主体性，是一种“他者话语”；第三、遵循科学主义范式以追求客观知识为目的,而忽视了农民工的主观认识和实践体验;第四、以专业知识来“检验”农民工的生活,而忽视了农民工自身的意义理解,即没有深刻理解和认识农民工的“地方性知识”。正是由于客观社会分层研究对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主体性的忽视,从而有学者从主观方面进行社会分层研究,甚至有人把社会认同视为社会分层研究的新视角。 周晓虹曾较早地对农民的社会心理进行了研究,但是他主要从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史角度研究农民的现代性获得过程,却没有详细论述转型时期农民工的社会认同状况。[13]4-9王春光的研究发现，社会阶层的客观实在与主观建构之间存在多种差异，它提示我们在社会阶层的研究中必须考虑特定情境下的个人生活和中国制度对阶层观念形成的影响。[14]李春玲的分析表明，各阶层的认同的一致性程度各有不同，一般而言出于社会顶层和底层的阶层认同较高,而中间阶层相对较低。 [15]而李友梅则从宏观的角度对通过对社会认同的基础性领域、社会认同的结构演变、社会认同建设的新思路三个方面的探讨，提出构建“社会自我调适系统”以治理社会认同失序问题。 [16] [17]四、农民工社会认同的内容及影响因素研究社会认同时一个含义较广的概念,不同学者主要研究了其中的某个或谋几个方面，其中主要有身份认同、职业认同、阶层认同、乡土（土地）认同、制度认同、性别认同等几个方面，下面我们本文就主要从这几个方面对农民工社会认同研究现状进行综述。（一）身份认同:农民工是农民还是城市人?身份认同指农民工对于自己是农民还是城市居民这一社会身份的认同,农民和城市居民的区分不仅仅是户籍上的差别，而更多的是由于户籍制度所带来的资源分配和权利上的不同,因此这里的农民不是与产业工人相对的一种职业而是一种与城市居民相对的社会身份。许多学者认为,农民工这个称谓本身已经成为与农民和城市居民并存的第三身份。陈映芳认为,“农民工”作为一个与“农民”、“城市居民”并存的第三身份,是近20年来我国各种制度和文化共同建构的产物,最终使离开农村改变了农民身份的“农民工”却无法获得城市中的“城市居民”身份。 “农民工”身份的建构一方面为各种制度及其所规定的“城市居民”所具有的身份优势提供了合法性或正当性;另一方面, 使“农民工”在城市中区别对待,从而产生相对剥夺感,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而认同这一并不公平的“农民工身份”。因此农民工问题不仅仅是农民工权益和权利保障问题,更是市民权问题。[18]唐斌则具体研究了农民工身份认同形成的过程,在城市和农村两个区域的相反相异的向外推力下,农民工倾向于自我认同为“双重边缘人”,农村对农民外出务工给予积极的赞赏性评价,而城市却是通过农民工自我心理预期不断进行消极性的否定评价,两种相反力量的作用使农民工自我人格矛盾和冲突,也导致了他们身份的模糊和不确定。 [19]这里的“双重边缘人”实际上是对“农民工”这个比较正式称谓的形象表述。但是也有人认为农民工主要认同农民身份,还有部分认同模糊,很少有农民工认同为城市人,且乡土记忆、进城期望、城市体验对农工社会认同起着又大到小的作用，而性别、年龄等人口学特征对农民工认同影响不具有解释力。[20]（二）职业认同:农民工是产业工人吗?职业认同是指农民工对自己所从事职业的认可程度，由于职业种类较多，多数人都没有细分，而笼统地使用产业工人的概念。方英认为一方面因为对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强调会引发农民工的不公平感从而不利于社会稳定,另一方面因为农民工的职业走向是产业工人，甚至已经有人提出将农民工视为产业工人，因此应该淡化“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建构合理的职业认同,具体方式有改善农民工工资待遇、开展职业培训和职业教育、通过媒体等树立农民工的正面形象等。[21]而对于农民工是不是产业工人也存在较大争议,一种主要从农民工的从业特征和收入上认为农民工是新的产业工人,另一种观点从户籍制度壁垒角度出发,通过对农民工和产业工人的阶级属性、利益冲突、政治表达等方面的比较认为做出“农民工是新的产业工人”的论断还为时尚早。[22]（三）乡土（土地）认同:农民工留恋乡村(土地)吗?乡土认同指的是农民工对于农村生活的认同,尤其是对于土地的依赖程度。多数人认为,年龄是决定农民工乡土（土地）认同程度的主要因素。相关研究表明,年龄不同农民工的乡土(土地)认同也明显不同,相对而言,年龄较大的农民工的乡土(土地)认同程度要高,对于土地依然有较大的依赖性,而青年农民工的乡土(土地)认同则相对较低。[23]王春光的研究则具体指出,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对家乡具有一定的乡土认同,但是与上一代农村流动人口相比,他们对家乡的认同更多的是系于与亲人的情感,而对家乡其他方面的依恋在减弱。[24]（四）制度认同:农民工赞同国家针对他们的各项制度吗?户籍制度认同：户籍制度是二元社会结构的产物,其本质是一种社会屏蔽制度,通过资源的强制分配实现秩序的建构,而强加给农民种种不公平待遇。目前农民工对户籍制度的认同正在逐渐减弱。 [25]就业制度认同：就业制度包括企业用工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多数农民工缺乏社会保障,并且许多农民工是非正式就业。总体而言,农民工的制度认同比较缺乏，非正式就业的农民工的制度认同更低。[25]城市管理制度认同是指农民工对城市外来人口管理和执法制度的认同。城市管理主要是一种防范式管理,“只管手脚,不管大脑”,再加上个别管理者或者管理部门的私利而加大了农民工的成本。因而极大地降低了农民工对城市管理制度的社会认同。 [25]（五）阶层认同：农民工是社会最底层的人吗?阶层认同是指农民工对于自己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处于何种位置的认可和评价。对于农民社会认同,各研究者都主要注重某一类或几类的研究,整体地论述农民工群体阶层认同或阶级意识的较少。在此,我们把农民工的阶层认同看作是以上身份认同、职业认同、制度认同等共同作用形成的农民工群体对自身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地位的认同。总体而言，多数农民工认为自己比城市居民地位要低，但是与农村的农民相比则高些。但同时农民工的阶层认同存在较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根据社会共识的群体的评价,社会认同可以是积极的或消极的,而农民工由于在城市中处于劣势地位而主要以消极社会认同为主,在应对策略上表现为:对自身劣势地位合法性的默认;对土地的重视,土地是农民工认同的最后一道防线;以家乡农民为参照群体,而不是城市居民等。[26]农民工存在的消极性认同或认同危机可能源于相对剥夺感和“过客心理”。另外,还有性别认同、组织认同、社区认同、国家（政治）认同、民族认同等等认同类别，但因为相关研究较少，也因为篇幅有限，在此不一一详述。上述各种社会认同其实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我们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而进行了归类。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具有一定的整体性、复杂性、关系性以及模糊性，在日常实践中,他们无须也不会对自己进行各种分类,他们只是受到城市世界、乡土世界、想象世界、实践世界交互作用而通过实践性惯习的生产和再生产,来寻求一种界定并表达自身利益同时又起到自我保护的社会认同。[27]因此,我们可以说他们怎么样或者是怎么生活的,但很难说他们是什么(农民、工人、制度内人、现代人等)。总 结本文首先对目前有关社会认同含义的梳理，简单地阐述了社会认同在社会分类基础上的建构以及社会认同与社会适应的区别，然后简单回顾了农民工社会分层研究，从中可以看出农民阶层在社会结构中的总体位置，最后从身份认同、职业认同、阶层认同、乡土（土地）认同、制度认同、性别认同等几个方面对现有的关于农民工社会认同研究的现状进行了综述。参考文献：[1] 李培林.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2] 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3] 张翼.中国城市社会阶层冲突意识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5(4).[4] 李培林,张翼,赵延东等.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当代中国社会矛盾问题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5]周晓虹.中国中产阶级调查[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6] 卡斯特.认同的力量[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7] Jan E S, Peter J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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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
[内容提要] ：《儒林外史》客观公正地分析了社会众生相，精简典型地描绘了人生百态。其中的人物不仅是那个时代的人物，而且是人类世世代代都有的人物，只是不同地时代他们的游戏规则有所变化而已。本文将从胡老爹和匡超人这两个人物形象（一个是性格定型的世俗老人，一个是成长中的儒林青少）出发，去论证要客观对待小说中的人物的所作所为。
[关键词]：《儒林外史》；胡老爹；匡超人；客观评价
在《儒林外史》中，吴敬梓的笔触是不限于儒林的，“凡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于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①《儒林外史》是中国明清时期的一部《人间喜剧》。巴尔扎克说：“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尽管由于《儒林外史》风格的活泼与幽默，使它的文学价值不仅仅停留在写实主义上，但是如果我们将《儒林外史》当史书来读的话，或许更能客观地把握处在那种社会生活中的人物是怎样的一个状态，更能客观地评价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然而需要强调的，《儒林外史》中虽有“春秋”笔法，我们虽然可以把它当史书来读，但因为书中对崇高理想前景的暗淡描述，使作者自己的立场不能像孔子当年编《春秋》时那样坚定扎实、盛气凌人了。吴敬梓内心是一团难解之谜，他不写通俗小说中的英雄或恶霸，而取代以不明确的暧昧。中外文学史上少有作品在反讽上是如此暧昧不清，在作者用意上是如此难以琢磨。在中国文学里，没有一本书像《儒林外史》，在诠释上提出这么多问题。这些问题甚至不仅仅是一些时代性的问题，而往往在任何时代都会换着面目出现，所以就成了人类世世代代也摆脱不了的问题了。
“百代兴亡朝复暮，江风吹倒前朝树”，人生富贵功名，虽是身外之物，但自古及今，没有一个是看得透的！小说楔子里的王冕形象虽则是一个钦崎磊落之人，但没有一个读者不会认为作者心中的理想人物的确只是一种理想而已！而全书写得最热闹的大祭泰伯祠，最终也只是昨日淮河，成为追忆。贤人已去，其业无继，“这些古事，提起来令人伤感”。人怎样活着才是个标准呢？作者在怀疑困惑的同时也在寻找出路。作为作者代言人的杜少卿的形象，也只是作者反抗的一种形式，他也并非说杜少卿那样才是绝对的好。吴敬梓的“千秋快士”也不是指那种是非不分的糊涂虫：“但凡说是见过他家太老爷的，就是一条狗也是敬重的。”他只是以此种荒唐的写法否定现有的体制与世俗，把人们从这事实中警醒过来罢了。
我们来看作者心中的理想人物虞博士的一段话：三山门贤人饯别之际，虞博士对杜少卿说：“我本赤贫之士，在南京来做了六七年博士，每年积几两俸金，只挣三十担米的一块田。我此番去，或是部郎，或是州县，我多则做三年，少则做两年，再积些俸银，添得两担米，每年养着我们夫妻两个不得饿死就罢了。子孙们的事，我也不去管他。现今小儿读书之余，我教他学个医，可以糊口，我要做这官怎的？”此临别一番见肺见腑的话，很值得玩味。首先，他对于以主祭泰伯祠为象征的礼乐兵农理想只字未提，表明他对它深深失望；其次，一仍“真儒”本色，不故作清高之语，出仕乃迫于生计，从中亦可窥见苜蓿生涯之清苦；再次，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是重新规划子女们今后的人生道路——学医，而不是沿袭父祖辈走过的学而优则仕的老路。主祭泰伯祠的虞育德时至此际却置礼乐于不顾，只提教子孙学医，这种取舍，不正表明虞育德这样的“真儒”在生活实践中的感受么？连虞育德这样的“名贤”也要扬弃充满浓郁的封建气息的“礼乐”而另寻生计，这对当时的广大士子不是大有启迪意义吗？
所以对于科举考试，他更是以一种“看穿了”的目光，淡然地看待其形式方法上的缺陷和士子们的种种作弊现象，与其管制之，不如听之任之，这种漠视、超脱的态度站得比平常人要高，当他以一种“开玩笑”“不当真”的态度对待的时候，自然产生一种幽默，这是一种豁达乐观的气度，而他以德化人的宽厚仁爱之心，也让我们了解到了他豁达乐观背后的无奈。在六堂合考中，尽管严查禁绝，但仍有考生作弊应试，“带了一篇刻的经文进去”。这个考生十分糊涂，居然将“这经义夹在卷子里，送上堂去”，被虞育德发现，连忙将它取出“藏在靴筒里”，又抽便悄悄还给这个考生。事后该生来谢，他却“推不认得”。武书问其何以要否认，他说：“读书人全要养其廉耻，他没奈何来谢我，我若再认这话，他就无容身之地了。”呜呼！如此宽厚的处事态度实在是虞博士“没奈何了”才这样做的！
作者对所谓偏正面人物的理想的怀疑，正是对他回归传统的道路的一种怀疑。他对自己的立场的不明确，是他面对所谓偏反面人物的时候，态度暧昧，使他内心的矛盾与疑问不能明确解答。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他只是把具体的事实用自己的风格写出来，以警醒世人，让世人自己去思考。他在小说中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那种社会体制的千疮百孔若不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将会越来越荒诞下去。而在那种荒诞的社会里，人们的荒诞行为也应得到客观的评价，是社会给了他们太多荒诞的理由。我们将从胡老爹和匡超人这一老一少的事例中来说明这个问题。
胡老爹是一位可敬可爱的长者
胡老爹，作为《儒林外史》中的重要人物范进的配角，他的故事见于他的女婿范进中举的前前后后。广东南海人，在某集市上杀猪卖肉，人称胡屠户，晚辈中也有尊称他胡老爹的。在范进的故事中，他个性闪烁、夺目耀眼，给人印象最深。因他曾单手打过“文曲星”，又一把年纪了，这里我们就称他胡老爹吧。胡老爹先后登场三次，第一次出场是来为女婿考中秀才贺喜的，却全然没有一句美言赞许之词，满口的牢骚话语里，言辞带刺，字字钻心；第二次出场是范进向他借参加乡试的盘缠，把胡老爹从后场拉到前台来的，胡老爹非但没借给范进一文盘缠，反倒把女婿范进的相貌、才学数落了一番，甚至将范进中秀才、中举人的玄机都全数抖落出来；第三次出场是女婿范进中了举人，胡老爹前来贺喜，这次他的态度和前两次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把他的“举人老爷”和“贤婿”当“文曲星”来崇拜。
鉴于以上种种，在胡老爹的“个人档案”里历来就充斥了“粗俗市侩”、“投机善变”、“趋炎骄贱”、“鄙视贫贱”、“膜拜权贵”、“变色龙”等判词，尽管评论家对胡老爹的判词有失激烈，但是总体上还是一针见血有的放矢的，毕竟胡老爹以他出色的表演事实证实了这一切都是有的。然而生活在尊重个体、公正、权利的现代社会的我们这些文学读者，固然有大胆的阐发见解、甚至对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进行判别与裁决的权利，但也不能无视胡老爹是那个社会低层市民、一个很难摆脱世风习俗与偏见的寻常人这一“弱者”身份，特别是在对他的言行做出“判断”“评价”、或是予以道义上的谴责时，更应与之“对话”、“交流”，设身处地地体验他的生活境遇，了解他当时的所思，理解他当时的所为，在他无故遭指责、受委屈时，理应为他作合理申辩。我们申辩的结果认为，胡老爹虽然世俗，但是也算是一位可敬可爱的长者，从他嘴里吐出女婿的刺耳之辞，也并非无中生有。
首先，胡老爹对晚辈并无一丝恶意与坏心眼。范进才学有限、却不自知，对科举依然咬定科举不放松，得了“相公”，还盼着做“老爷”，不惜借盘缠也要去碰碰运气，胡老爹胸中对此是憋了一肚子怨气和怒气的。他生活在社会的低层，没有什么文化，说起话来是满嘴粗言，天生一幅直心肠，口直心快，肚子里没有弯弯道，当他看不惯女婿范进的所作所为时，“子不教父之过”的责任，使他不得不拿出长辈的架势，甚至采取刺耳的训斥与谩骂。“现世宝穷鬼”、“癫虾蟆想吃起大鹅屁”之言语虽然有点过激，但那种对晚辈的“爱之越切，恨之越深”、“恨铁不成钢”的焦虑心理，仍然是掩饰不住的。卧草堂回评说:“胡老爹之言未可厚非，其骂范进时，正是爱范进处，特其气质如此，是以立言如此耳。细观之，原无甚可恶也。”②我们从他主动替范进在自己行事里寻一个馆，赚些银子养家糊口这件事上，便能看出他的爱子之心，纵使他不是为范进着想，血脉相连的亲情使他割舍不下对自己女儿的关切。
其次，胡老爹不好高鹜远，很讲实际。为了维持生计，他以杀猪卖肉为业。多年来，起早贪黑靠双手挣钱，虽说他的经济收人比他的女婿范进要富裕些，可“一天杀一个猪，还赚不到钱把银子”，这对他来说挣钱确实不易。当范进向他借钱参加乡试时，他不借钱委实有他的道理与难处：范进考中的机会微乎其微，家境已经困窘至极，倘若此番科考再次不中，岂不如胡老爹所料，把钱往水里扔吗？把钱借给女婿往水里丢，他一家老小就得喝西北风了。倘若胡老爹很热心的借钱给范进去考试的话，那么对困守科举而不能自拔的范进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只会助长他的执着追求，这样下去，他的家境就更难想象了——白首穷经，却未搏得一第，生活困苦，落得个卖儿卖女的倪霜峰就是不中举范进的先例；也许范进的窘迫连倪霜峰都不及，毕竟倪霜峰还有五个儿子可卖，而范进则无一子一女可卖，难解燃眉之急。面对沉重的现实人生，范进是不会思考这些生存问题的，而生活在现实世界的胡老爹肯定会思考的，他便慢慢地养成了珍惜金钱的习惯，对此，人们大可不必对此说三道四，横加指责。
第三，胡老爹满怀喜悦地对待范进仕途上的每一次进步。范进中相公后，他“手里拿著一副大肠和一瓶酒”；中举人，他“领着烧汤的二汉，提著七八斤肉，四五千钱”，前来贺喜。中相公时，他对范进教导了一番，别时是“横披了衣服，挺著肚子去了。”中举人后，口口声声称“贤婿老爷”，“我自己觉得女儿像有些福气的，毕竟要嫁与个老爷”，“见女婿衣裳后襟滚皱了许多，一路低著头替他扯了几十回。”有论者指出：“范进中举后，胡老爹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以前骂范进为‘现世宝穷鬼’，现在是‘贤婿’、‘老爷’；以前说范进‘尖嘴猴腮’，现在则说‘城里头那张府、周府这些老爷，也没有我女婿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我认为尽管胡老爹言语有前倨后恭之嫌，但他内心深处望子成龙、恨铁不成钢的那份情结一直没变。倘若我们把胡老爹的送贺礼、称贤婿视为世故，那是不客观的—— 别忘了，他是唯一一位两次前来贺喜的人。只是范进中举后，周边邻居一个个都兴奋异常，“有拿鸡蛋来的，有拿白酒来的，也有背了斗米来的，也有捉两只鸡来的。”无亲无故的张老爷送来了五十两银子，还另赠送房屋；有些人竟然自甘情愿地做奴仆、佣人，外人尚且如此，更何况是胡老爹自己的“乘龙快婿”“半子”中举呢？由此观之，范进中举人，成就了一场“显亲扬名，光宗耀祖”的事业，胡老爹的喜悦、满意之情溢于言表，自豪、爱抚之态表露于行为，绝非“势利”所致，而是“人情”常理之使然。纵使言行举止上有什么乖觉、前后判若两人之处，也不足为怪!
事实上，吴敬梓在塑造这一人物形象时，也是紧紧围绕八股功名和封建理学精神侄桔使多少人天良丧失、人性被扭曲这一重大社会问题的。把胡老爹放在宽广的社会背景上来写，把胡老爹作为社会的有机分子来写，把胡老爹的灵魂放在世俗生活的漩涡中来写，多角度地展示了胡老爹个性化的性格内涵和独特的生活态度，表现了其生活思想的本真的一面。我们完全可以在《儒林外史》人物中，给胡老爹颁发一个最佳世俗长者奖，想他以前招来的声讨给他心灵造成的创伤些许会抹平一些吧。吴敬梓对胡老爹的态度与他在《儒林外史》中所持的“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整个态度是一致的，吴敬梓是一个公正的社会道德批判者、裁决者。正是由于《儒林外史》在对胡老爹如实描摹、严峻评判的过程中，做到了反映生活的深度与塑造形象的客观性的有机统一，进而拓展了作品反映现实的广度和深度。
匡迥是能够用情有时有度的“超人”
如果说胡老爹的例子还不够的话，我们再一步一步来看匡迥的人物形象。匡迥，号超人，浙江乐清县人，“自小也上过几年学，因家寒无力，读不成了”，只好跟着一个卖柴的客人学做生意，不想客人消折了本钱，他也就流落他乡，靠拆字碗饭吃。此时由马二先生将他引出，才22岁。好在拆字是从《易》衍生的，《易》是儒家的经典之一，所以拆字也好算是儒学的实践，何况他在拆字之余还读书不倦呢，尽管不是孔夫子的原著，但却还是没有离开儒学之名，甚至他所读的替圣人立言的八股文还是取功名最快的一条途径呢。所以马二先生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就对他产生了好感，遂对其谆谆教导，进行思想洗礼，并且从物质上促使其很快踏上读八股求功名的科举正道。后来匡迥运气好，遇到李本瑛而进学，又经景兰江等西湖斗方名士的熏染，找到了出名的“终南捷径”，再经潘三好友进行调教和训练，在一次次的实践中成就为那个体制中的心应手的“儒生”。也许是他“内行克敦”的品行，“才气极好”的文章，让昔日老师李本瑛难以忘怀，于是再缔丝萝提拔到了京城做内廷教习。而当他在书中下场的时候还不足30岁。
对于一个农家子弟，短短几年内，年纪轻轻的就出人头地了，真的是当时很多年轻人的榜样啊，甚至在今天来说作榜样对待也不过份。但是历来评者对匡迥的判词都使他这个榜样不能做下去。说他“一步步走向堕落，他吹牛撒谎，停妻再娶，卖友求荣，忘恩负义，变成一个衣冠禽兽。”③我不打算对匡超人的人物形象做概括地分析，只想依据事实，针对评者对他有微词的地方作一一解释，进而说明，虽然匡超人在进步的道路上做过一些打上时代烙印的事情，但在大的原则上，他并没有卖友求荣，也没有忘恩负义，变成不孝子，他不是以损人利己的方式进步的，他没有堕落，他没有对不起自己的亲朋好友，他一直在自强不息地学习奋斗着。他深深地知道：“只有自强才能强人，只有自达才能达人”。他一直在心里念叨着：“只有我自己今天好起来了，明天，我才有能力回报我的亲友。” 匡迥能够用情有时有度，决非平俗之人所能及，所以号曰“超人”。下面我们分他和亲友的关系来看他的行为。
（一）匡超人与其父。起初匡迥流落杭州之际，对马二说及“在家有病”的父亲时，“那眼泪如豆子大掉下来”，十分伤心。返家之后，乃父病体衰弱，大小便不能下床，他就设法让其父“安安稳稳”地睡在床上“自在”地大小便。他还从饮食、医药方面精心护理，使得乃父形体之病渐有起色。与此同时他又积极采取措施清除乃父内心之病。三房里叔子强买房子，他要乃父放心：“爹！这些事都不要焦心——三房里来催，怕怎的！等我回他。”村头失火，他连续三次翻入屋中救出父母和嫂子，还有他卖豆腐办杂货店，无不显出了他的孝心与个人能力。以上孝行一直受到评者的称赞。当然，到他父亲去世之前，匡超人除上府考试二十多天而外，一直对病父尽孝到底的。等父亲安葬之后，“匡超人逢七便去坟上哭奠”，是可见其心的。所以，匡超人对其父的孝行没有可辩的。
（二）匡超人与其母。如果说匡迥对其父的孝行没什么可弹劾的话，他后来很少回家看母，却被好多评者判为“孝衰”。这其实是冤枉了匡超人。在因李本瑛的风波去杭州避险的两年中，匡超人未曾回家，这是可以理解而且不用解释的。后来得知“他老师因被参发审，审得参款都是虚情，依旧复任。未及数月，行取进京，授了给事中。”寄书说“要照看他”。宗师按临温州，匡超人从杭城归来应试。考完送过宗师未曾返家，依旧回省。有人对这有说法，其实这是很应然的事情。匡超人被取一等第一，得先办妥杭城事情，再“回乐清乡里去挂匾，竖旗杆”呀。杭城有他的妻子女儿，还有三两年来的家当，朋友圈子也在这里，但温州什么也没有，总不能只身回家吧。所以他到杭州之后，与潘三商议，“到织锦店里织了三件补服，自己一件，母亲一件，妻子一件。又在各书店里约了一个会，每店三两，各家又另外送了贺礼”，这些都是必须走的过程啊。后来之所以未回的了，因“正要择日回家”，潘三事发，故而又面临一场官司，逃避京城应该是上策。再后来，他考取教习，从京城回杭州“取结”，等取定了结之后，他有得回京城找差事做，因为生计大事的安定才是长远之计，以免夜长梦多。而对于母亲来说，她身子并未不适，又有匡迥兄嫂照顾，杂货店里老二也一直在放本钱，生意也足够一家子支销。儿子儿媳孙女都在跟前，不会孤独，即使想二儿子了，可有个儿子在外边拼事业，做母亲的也会从内心里支持他的！虽则曾经做得梦中与儿子不得相见，但这时匡超人才不到30岁，日后衣锦还乡是肯定的事，更不象有些论者说：“终此一生，他未曾再与乃母相聚。”④那样恶毒的断语。如果把匡超人以后的生活写进小说里了，作者对社会的抨击力度肯定会减弱，故而作者让匡超人早早下场了。在封建社会中，当匡超人多年以后荣归故里，其母因子而贵的回报，比起两个儿子愚死母亲膝下如何？
（三）匡超人与其兄。匡二对匡大一直是“敬重到底”的，但关于一件事评者是有微词的。老二回杭州取结时见到其兄，他有这样一些话：“哥将来在家，也要叫人称呼‘老爷’，凡事立起体统来，不可自己倒了架子。我将来有了地方，少不得连哥嫂都接到任上同享荣华的。”由于在书中没写到将来，但是按照匡超人以往的表现，上面这些话不是只在哄他哥哥开心吧？“次日上街买些东西。匡超人将几十两银子递与他哥。”这些都是眼下的事实。关于“凡事立起体统来”正是匡超人之所以号叫“超人”的实证了，他做什么像什么，做了官了，当然哥哥也应该被人称为“老爷”了，让哥哥立起体统来竟被人说成对哥哥打官腔，真是愚人之见！
（四）匡超人与其妻郑氏的关系，牵扯到了封建社会的妇女问题，不是我们讨论的范围。
（五）匡超人与马二先生。马二先生对匡超人的好，我们不多叙。匡超人自始至终提起马二便说：“是弟的好友”，一直也没有忘记这个古道热肠的朋友。但当冯琢庵问起马二的选手如何时，匡超人有一句话得罪了天下有徒弟的学者：“这马纯兄理法有余，才气不足，所以他的选本也不甚行。”然而匡迥说得的确属实啊：“选本总以行为主，若是不行，书店就要赔本。”文如其人，马二的迂腐是有名的，当大家提起杜少卿的《诗说》时，只见马二先生道：“想是在《永乐大全》上说下来的”，何其迂腐也！再看书店里的人是怎样对比他和匡超人的：“向日马二先生在家兄文海楼，三百篇文章要批两个月，催着还要发怒，不想先生批得恁快（六天）！我拿给人看，说又快又细。这是极好的了！先生住着，将来各书坊里都要来请先生，生意多哩！”自己说出来叫“吹牛”，别人说了总是可信的吧！冯琢庵问匡超人的看法，他总不能失了专业精神吧？马二帮过匡二，算朋友，算兄长，但在专业问题上，我们也不能压抑后辈而令其一味虚捧前辈吧！
（六）匡超人与潘三。在潘三的事情上，当是评着冤枉匡超人最重的一处了。潘三对匡二的好我们也不多叙了，同时匡二一直也没有忘记潘三对他的好。潘三进监后，他当着蒋刑房的面肯定了潘三的豪杰行为。然而他不去监里看潘三，一直让多少世人想不通啊！有人说他“恶赛潘三”，其实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这也正是匡超人不寻常之处。匡超人这时正处在事业的紧要关头，时刻维护自己的清洁，时刻扮成忠于朝廷的样子，是他机灵的表现。他有句话说得很具体：“况且我在这里取结，院里、司里都知道的，如今设若走一走，传得上面知道，就是小弟一生官场之玷，这个如何行得！”潘三监狱已进，看也即刻看不出来，作为未进监者匡超人，他得把握全局，得更谨慎一些，万一连自己也搭进去了，以后凭什么回报潘三呢？他说：“可好费你蒋先生的心，多拜上潘三哥，凡事心照。若小弟侥幸，这回去就得个肥美的地方，到任一年半载，那时带几百银子来帮衬他，倒不值甚么。”用情有时有度，这才是真正的超人，若潘三了解他，会“凡事心照”的。匡超人作为一个精明人，绝对不会毁了他在省城杭州的声誉，日后绝对不会对潘三无情无义的。小说让匡超人匆匆下场了，读者切不可因为直接读不到他的日后行为就一味骂他忘恩负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多少评者说匡超人说的都是虚伪的话，其实他们完全是建立在以后匡超人永远不回浙江的基础上的吧，但这哪里可能呢！匡超人做事一向到位，能进能退才是真超人，这是匡超人的气度，怎能以儿女情长、就事说事的小节拘束之呢！
（七）匡超人与自己。匡二跟着潘三做了很多犯法的事，其中本质上来说只是潘三的工具而已，就是没有匡二，也不会影响潘三的生意，所以我们没必要探讨。而匡超人前后的变化最大处，也是他受人攻击最严重处，当属两年内学会了吹牛皮走“终南捷径”这门手艺。然而这门手艺其实也是匡超人适应当时社会所必须的能力，是社会逼得他选择这条路的：
当其避走省城，卷入杭州名士圈中后，名士们信口雌黄、拉帮结派、相互吹嘘的种种言谈行事，匡超人看在眼里，学在心里，很快达到了浦墨卿、景兰江等人信口开河、随便扯谎的境界，又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看浦墨卿是怎么说的：“这位客姓黄，是戊辰的进士，而今选了我这宁波府郸县知县。他先年在京里，同杨执中先生相与；杨执中却和赵爷相好。”然而在前文中我们可以发现，杨执中是湖州新市镇盐店管事，从未去过京城，也就不存在与黄进士相与之事；而且他也未到过省城，与赵爷相好的事也是无稽之谈。只因杨执中曾是娄府座上客，浦名士便一相情愿地把他们二人的大名联系在了一起。名士们的装模作样、依仗权势的真实生活状态便在他们的谎言中暴露无疑了。所以说做名士并不定要真有学问。名气是吹大的，他人吹固然重要，自己吹更是要紧。攀亲摆谱儿，贬低别人，自我标榜。别人不吹就自己吹。吹嘘的火候同脸皮的厚薄成正比。卫体善一说近来选事坏了，随岑庵马上就说：“前科我俩该选一部，振作一番。”他们到底选不选，选了能否振作，是没有人去追究的；支剑峰喝醉了酒，前跌后撞，被捉进了班房，却大叫“李太白宫锦夜行”。
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农村青年匡超人，只能去适应他所生活的社会环境，而不可能让社会环境因他而改变。当王冕之类的理想主义者，被《儒林外史》的作者送走之后，天可怜见，为了维持文运而降下的那批“星君”便该粉墨登场了。这一批人物，可不同你讲什么“为政以德”、“齐之以礼”，也不跟你谈什么温、良、恭、俭、让，更不管什么“其身正，不令而行”、“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或“无欲速，无见小利”这些教条，他们实用得多。如果说，儒家的典籍他们还记得并准备奉行一些的话，那么在个人出路上他们只记得‘学而优则仕”；在财富聚敛下他们只记得“富而可求也”；在对待达官贵人上只记得“鞠躬如也”；在饭食方面只记得“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而对于不同意见者则只记得“攻乎异端”这几个字了。不要过分怪罪他们的个人操守，那个社会的现实，时时都在提醒他们，没有权，没有钱，就寸步难行。要在这个社会寻找安身立命的场所，只有读书——做官，做官——弄权，用权——换钱，这一条“康庄大道”。
杜少卿等名士遵循儒家的处世原则可以，因为他们即使被骂作败家子也能生存下去，可匡超人不行，他忠厚的父亲被三房叔欺负的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难道他还要步他父亲的后尘吗？难道他不应该改变了吗？生存是一个人最基木的权力，这恐怕没有人会否认吧！为了生存，为了生存的好一点，匡超人跟社会保持同步且不做伤天害理之事，他错了吗？显然没有。在吴敬梓的笔下，匡超人是幸运者，也是聪明人。他遇到一个又一个热心帮助他的人，拥有一个又一个机遇，而且，他又都能迅速而又谨慎地抓住了这一切，不失时机实现理想。来之不易，他当然不想使拥有的一切变成南柯一梦。如鱼得水，匡超人成功了，他成功得不卑不亢。然而我们依然要重复的是，他并没有卖友求荣，也没有忘恩负义，没有变成不孝子，他不是以损人利己的方式进步的，他没有堕落，他没有对不起自己的亲朋好友，他一直在自强不息地学习奋斗着，并因此才得到了应有的回报。
卧闲草堂本回评指出：“匡超人之为人，学问既不深，性气又未定，假使平生所遇皆马二先生辈，或者一不至于陡然变为势利心之人，无如一出门，即遇见景、赵诸公，虽不欲势利，当可得乎？蓬生麻中，不挟自直，苟为素丝，未有不遭染者也”。⑤这些话不仅适用于匡超人一个人，也不仅适用于儒林外史那一个时代。我们当把人物放到现实社会中去客观地评价。
[注释]：
①朱一玄刘毓忱. 儒林外史资料汇编[C].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476页。
②同上，258页。
③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卷四341页。
④陈美林. 儒林外史人物论[M]. 北京：中华书局，，104页 。
⑤朱一玄刘毓忱. 儒林外史资料汇编[C].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65页。
[参考文献]：
①徐向顺.用新历史主义的眼光审视胡屠户——《儒林外史》的胡屠户人物论[J].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2005[4].
诸葛亮：诸葛亮治国治军的才能，济世爱民、谦虚谨慎的品格为后世各种杰出的历史人物树立了榜样。历代君臣、知识分子、人民群众都从不同的角度称赞他，歌颂他，热爱他。可以说，诸葛亮在历史上的巨大影响已超过了他在三国历史上的政治军事实践。《三国演义》虽然突出了诸葛亮一生性格、品德、功业等的积极方面，但又把它无限夸大，把他描写成智慧的化身、忠贞的代表，并将其神化成了半人半神的超人形象。鲁迅评论说：“状诸葛亮之智而近于妖。”因此，《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而是历史小说人物。 聪明 狡猾 善于分析 赤壁之战反映了他的能言,冷静,祁山之战表明了他的机智,执着,忠心. 一、不贪权势他位极人臣，却不追求个人权势，不弄权也不为权所努役。以他的才能智慧和崇高威望，拿掉昏聩无能缺德无才的阿斗，自己称王称帝，可以说上合天理，下顺民心。但是，他对后主坚持执君臣之礼，决不摆相父架子。在一系列问题上都是以礼规劝、得后主同意才进行的。 二、不谋私利他只靠俸禄为生，不以权势谋私利。在《诫子书》中，他提出了自己严格的要求，“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他以淡泊宁静的生活态度处世。他对后主说：“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也。”他死时确实如其所言。他择妇摆脱了郎才女貌的陋习，选择了黄承彦的丑女。黄承彦说：“闻君择妇，身有丑女，黄头黑色，而才堪相配。”关于这桩婚事和黄氏的才美，《三国演义》在描述诸葛瞻战死绵竹时曾有简要的介绍，其敬仰之情溢于言表，对这位丑女给予了热情的赞美。 三、严于律己 街亭之役，马谡违节，造成败局，但他主动承担责任：“臣明不知人，恤事多暗，《春秋》责帅，臣职是当。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他几次发布鼓励将士直言极谏的文告，要求大家批评自己过失和缺漏。在他执政期间，如果出现失误，他都决不委过他人，而自省自律。来敏、李严等人罪责虽然深重，但他都引咎自责，检讨自己的失损。 四、知人善任他从蜀汉大业出发，以宽广的胸怀，纯正的心灵，选拔重用了一大批人才。他取士用人的标准是德才兼备。对那引起忠于蜀汉政权，又有真正才学的人，他不讲门第、资历，破格用人，大胆地授以要职，委以重任。何祗原为蜀郡太守杨洪手下的一个书佐小吏，杨洪亦是犍为郡太守李严之功曹小吏，何、杨都先后被诸葛亮擢为太守与李严同列。因此事他被誉为“是以西士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也。”诸葛亮任蜀相时，为了广揽俊才，曾在成都南郊筑招贤台。刘备死后，他曾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人事调整，重用了一批德才俱佳的卓越人才。如蒋琬、李邵、马勋、宗预、杜微、马忠、秦宓、董允等，这次用人之举被时人赞为“德举”。在《前出师表》中，他从“亲贤臣，远小人”的原则出发，向后主郑重推荐了董允、向宠等，其心之公明纯正实所罕见。诸葛亮所重用的文武大员中，既有荆楚之士，又有蜀地人材，既有刘璋旧部，也有魏降将，却无任何山头圈子之弊，大有“五湖四海”包容一切之襟怀，团结了绝大多数人。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政治家，他心胸开阔，容人容物的雅量，摆脱个人好恶从事业出发选人的精神是十分令人敬佩的。受过诸葛亮严厉处罚被削职为民的廖立、李严听到诸葛亮病故的消息，竟痛哭失声，他们被罢黜官职，不但不怨恨反而寄予希望，对他的死十分悲伤。这说明诸葛亮用人多么公正。 五、谦恭待人若把诸葛亮同当时的孔融、祢衡等人相比，显然后者的声望不可同日而语，即使和才智过人的周瑜、鲁肃、司马懿相比也略高一筹。与他同齐名的庞统相比，更能看出二人高下。虽然，水镜先生说：“伏龙、凤雏，二人得一可安天下。”但他说的重点仍在诸葛亮。诸葛亮高于庞统之处，不单在智谋才华，更重要的还在于品德胸怀。庞统心怀私念，妒忌孔明，骄兵轻放，急于求成，铸成大错，终身抱憾。诸葛亮无私无畏，谦虚谨慎，深思熟虑，卓识远见，善于博采众长，融化于胆识之中。他多次表白：“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在《与杜微书》中说：“猥以空虚，统领贵州，德薄任重，惨惨忧虑。”在《又教与军师名史与参军掾属》中称：“任重才轻，故多阙漏。昔初交州平，屡闻得失；后交元直，勤见启诲；前参事于功宰，每言则尽；后从事于伟度，数以谏止；虽资性鄙暗，不能悉纳，然与此子始终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于直言也。” 诸葛亮不仅自谦，而且以深受教益的事例说明愿得别人诲教之诚心。平定南中，他采纳了马谡“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建言，并作为命令颁布全军，强调南征，不能单靠武力镇压，还要靠智胜和从思想上瓦解叛军，从而制定了对少数民族部落实行和抚政策。 六、治蜀有方所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史记刺客列传》是唯一一篇记录刺客事迹的史书文章，记录了春秋战国时期五个不同的刺客以及他们的刺杀事迹。司马迁也是唯一一位将刺客列入史书的史官，因此，《史记刺客列传》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既然司马迁把这5个刺客同列入一个类传中，除了他们都拥有刺客这个身份以外，他们五个应该还拥有共同的形象特征和精神特征。但他们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必然也会有异于其余四人的个性特征。本文将从五个刺客的形象入手，着重分析他们共同的形象特征以及各自独特的形象特点，并且简要概述在这些形象所表现出来的精神特征和对后世的影响。
一、刺客形象分析
（一）有勇有谋，有情有义的共同刺客形象
1、“士为知己者死”的情义
《史记刺客列传》中的五个刺客，他们行刺的最根本的动机都是对“义”的履行，如豫让所说的：“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他们冒着死亡的风险进行刺杀行为，原动力就是“义”。而这里所说的“义”，是一种“基于一定物质待遇和精神待遇的人际关系的准则”。即当对方给予自己一定的物质待遇以及精神上的尊重和能力上的肯定，自己也应报答对方。“义”是刺客个人情感的体现，具体描述为讲义气，有情有义。
五个刺客都是重情义之人。曹沫作为鲁国将领，虽然“与齐战，三败北”，但是鲁庄公“犹复以为将”。曹沫与鲁庄公的关系就是“君臣知遇关系”。
曹沫劫齐桓公，除了为了鲁国国家利益，还出于对鲁庄公知遇之恩的一种回报。同样的，在伍子胥向公子光引荐专诸以后，“光既得专诸，善客待之。”当然，专诸为公子光刺杀王僚，应当是有一部分原因是物质上的回报，但是“善客待之”除却了物质上的回报，还有精神上的尊重。
2、视死如归的勇敢
刺杀是一种高危的行动，常常以生命为代价，除了曹沫，其余四个刺客都牺牲了自己的性命。因此，要成为一个刺客，视死如归的勇气和勇猛高超的武技都是必须的。
除了豫让，其余的四人并没有选择诸如毒杀的方式，而是选择在大庭广众之下进行直接的刺杀，而且选择的武器，不是刀，不是剑，而是匕首；刺杀的动作不是劈，不是砍，而是刺。“唯‘刺’的时候，身体门户大开，全力以赴，‘刺’让刺客们的刺杀举动有了一种一身博人的壮烈情怀。”在最初选择刺杀工具与方式的时候就已经体现了他们的“勇”了。
于荆轲，司马迁着了更多的笔墨在他身上。一段经典的易水送别，营造出了一种悲剧氛围，用于塑造一个义无反顾，视死如归的勇往直前的英雄形象――荆轲。同时，荆轲在太子丹欲先遣秦舞阳之时，叱太子“何太子之遣！往而不返者，竖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测之强秦。”的话语中，也体现出荆轲之勇猛。在刺杀失败后，荆轲“倚柱而笑”，面对刺杀失败，面对即将来临的死亡，荆轲却是笑，这笑是“勇敢的笑，在笑中承担失败”。这是一种视死如归的勇敢。
3、 先谋而后动
《史记刺客列传》中的五个刺客，不仅勇猛，而且机智有谋略。曹沫趁着诸侯会盟时劫齐桓公，抓准了时机，让齐桓公无法反悔自己许下的承诺；专诸在刺杀王僚之前曾经进行过一段详细的分析，“王僚可杀也！母老子弱，而两弟将兵伐楚，楚绝其后。方今吴外困于楚，而内空无骨鲠之臣，是无如我何。”专诸能根据当下情况条理清晰地分析刺杀行动，可见他并非一介鲁莽武夫，而是有策有谋。豫让两次刺杀，第一次改名姓，第二次“漆身为吏，吞炭为哑”，都是采取了伪装近身的方式进行刺杀活动，可见其机智。与慌张的秦舞阳相比，荆轲为了打消群臣对秦舞阳惊恐的怀疑，“顾笑舞阳”，寥寥数语即打消群臣的疑虑。司马迁寥寥几笔就生动地写出了荆轲的机智。
（二）同中有异的刺客形象
虽然五个刺客有着共同的形象特点，但是毕竟是五个不同的个体，除了共同点以外，个体间的不同点也是值得关注的。本文选取其中三个突出人物集中论述司马迁塑造这三个人物的形象特点。
1、豫让――执着的刺客
豫让异于另外四个刺客很突出的一点即是他的刺杀行动进行了两次。第一次改名换姓，假装涂厕袭击赵襄子，未果；第二次改头换面，连妻子都不认识，埋伏于桥下偷袭赵襄子，依然失败。在第二次失败后，最后豫让击赵襄子之衣替代刺杀，心愿了结后自杀而亡。豫让执着的其实并非是刺杀赵襄子这件事，他执着的是“义”的声名，“坚持履行‘士人’的职责，对‘士人’身份的执着”。
除此以外，最后豫让击衣而后自杀，是因为豫让明白“为智伯报仇的愿望实际上已经无法实现，还能实现的仅是以此只具有象征意义的行为来实现‘士为知己者死’的理念”。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其中的舍生取义者即是豫让。尽管儒家的“义”与《史记刺客列传》所要表达的“义”有所不同，但是这句话用在豫让身上也是妥当的。
2、聂政――重孝的刺客
司马迁在写这五个刺客的时候，唯独在写聂政事迹的时候提到了他的家人。在严仲子第一次请聂政为己报仇时，聂政以“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许人”为由拒绝了。《礼记》有言：父母存，不许友以死。这正是聂政的为孝准则。尽管他感恩于严仲子虽贵为诸侯之卿相，纾尊降贵到市井乡野求助于己，但是因为对亲情的注重，以及一片孝心，所以“只要母亲还活着，供养母亲就成了高于一切的头等大事”，报恩之事只能等到其姐出嫁，母亲去世并且三年孝期过后才前往助严仲子刺杀侠累。
而在刺杀事成后，聂政“因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遂以死”，毁容自杀，死无全尸，为的是不连累自己的姐姐，体现出聂政对家人的爱护。勇猛如他，内心依然存着对家人温柔的爱意。
荆轲――抱负满怀的刺客 荆轲与其他四个刺客相比，最突出的一点不同便是司马迁两次提到荆轲嗜酒好读书。好读书这一点说明荆轲并非只是一介武夫，而是腹中有经纶，心中有抱负的读书人。文中提到“荆卿好读书击剑，以术说卫元君，卫元君不用。”，虽然并没有详细写荆轲到底是以何术说卫元君，也没有解释为何卫元君不用，但是可以看出荆轲内心中其实是有抱负的，只是无法施展罢了。
荆轲流—亡到燕国后，与高渐离相识，此时提到“荆轲嗜酒”，并且两人在酒酣以后还会击筑和歌。“酒对于中国文人来说有着深刻文化含义。酒的意象，反映了人生在醉与醒之间的徘徊状态文人饮酒，得以释放激情，忘却尘俗，尽情抒发心中的豪气，进入虚无缥缈的自我陶醉境界。”荆轲就与后世所有饱读诗书却无法施展抱负，而寄情于酒的文人一般。司马迁寥寥数语，一个无法实现胸中抱负的失意文人形象跃然纸上。荆轲身上的文人气质与身为刺客的勇猛潇洒完美结合，成为流芳百世的刺客荆轲。
二、刺客形象体现出的'精神价值
正如前文所言，《史传？刺客列传》展现的，是以“义”为核心的“战国士林精神”即“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追求，愿为“义”的实现献上生命，名副其实的舍生取义。这种“义”的实现，“很好地结合了完成对他人的义务和实现自我价值两方面的内容。”
除此以外，反抗强暴也是《史传？刺客列传》中非常突出的一个精神价值。虽然刺客这个职业本身就是一个暴—力的代表，“反抗强暴并非一定是刺客的自觉主观意图。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他们的行为，特别是曹沫和荆轲的行为在客观上具有了反抗强暴的意义。”11对于曹沫和荆轲而言，国力强盛的齐国与秦国才是强暴的代表。曹沫和荆轲的刺杀行动实际上代表的是当时弱小国家对强大国家兼并侵略的一种抗争方式，因此客观上是具有反抗强暴此精神价值。
《史记刺客列传》对后世带来的影响，除了为文学创作带来素材与故事蓝本，诱发出如骆宾王的《易水送别》、陶渊明的《咏荆轲》和元杂剧《豫让吞炭》等文学作品以外，其中体现的精神价值更是对后代带来深远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刺客的存在为中国崇尚柔弱，中庸的文化传统注入了某些‘匕首’的刚性。加入去掉这种刚性，我们对延绵不已的不断重复的中国历史的感觉会变得更加苍白，无力，麻木，绵软了。”《史记刺客列传》所体现侠义与反抗强暴等精神价值，是儒学以外，与儒学相去甚远的一种文化，与儒学互为补充，完整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
另一方面，《史记？游侠列传》中记载了汉代轻身重义，重信重明，锄强扶弱的侠客事迹。这些侠客身上体现的精神，实则是继承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这些刺客。《史记刺客列传》“有力地影响了汉代的游侠精神。两者合流形成了至今不衰的中国侠义精神。”在这种源远流长至今不衰的侠义精神的影响下，诞生了王维的《少年行》，李白《的侠客行》和明代的《三侠五义》等文学作品。
【参考文献】
[1]司马迁撰，韩兆琦评注《史记》，岳麓书社2012版
[2]唐红《在文本解析中复活中的刺客形象》，《宜宾学院学报》，2017年第十期
[3]张三夕《勇敢的精神 感人的行动――评说》，《海南大学学报》，1997年6月
[4]胡进才《论中的刺客形象》，《作家杂志》，2017年第9期
《史记》一书最有文学价值的是人物传记，各层次人物传记的排列基本是以时间为序，但又兼顾各传记之间的内在联系，遵循着以类相从的原则。它为我们展现了一道丰富多彩的悲剧英雄人物的画廊。这些人物形象有许多是具有非凡的感染力，感染力最强的又是悲剧英雄人物。如，《项羽本纪》中的项羽，他在历史上起过一定作用的英雄豪杰，也曾经显赫一时，最终由于自身的某些错误而结局悲惨。《史记》中的人物能写得如此成功，一是注意刻画细节，此外《史记》特别注意人物形象的统一性，常常把一些不宜在本传写的材料安排到别的篇章中，这就使《史记》中人物形象的个性特征更加鲜明了。司马迁在描写这些人物的同时溶入了他深挚的爱憎感情的，带有一种强烈的主观色彩，也是《史记》文章充满激情的最重要的原因。
《项羽本纪》中项羽的人物形象是：他虽然英勇善战，骄横残暴，但又有着他优柔寡断的一面，耳跟软容易相信别人，刚愎自用，同时还有高傲的一面，他爱面子，要的是尊严，缺少政治头脑，没有远见，没有进步的政治思想，他是站在复仇的角度上去反秦的，所以在推翻秦王朝以后，并没有进步的政治主张，同时，项羽有是一个破坏有余，建设不足的人，他不知道反省，知道灭亡时，仍然怨天尤人。太史公评曰：“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为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他听了曹无伤的告密，马上大怒，要出兵刘邦，因为他冒犯了自己的尊严；而严伯一对他说刘邦的好话，他又允许“善待”刘邦。项羽自持兵力强大，骄傲轻敌，没戒心，在刘邦委曲求全时不下狠心，不听劝告，终于放他回去。也因为项羽出身名门比刘邦更讲信誉，给了刘邦可乘之机，而项羽的最大弱点又是缺乏战略，刚愎自用，虽然称雄一时，但最终给刘邦灭了而失去天下。与项羽这个人物形象相比教而言，《史记》中刘邦人物形象是市井之徒，贪财好色，在攻取咸阳之后，却“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想收买人心而夺天下，错误的采取“距关，毋内诸侯”的策略，导致与项羽冲突。但在张良的诘问下又能承认错误，接受意见，面对有用的人就巴结，面对劲敌就机智的办法解决，不是硬拼。司马迁在《史记》中本着不虚美，不隐恶的原则，对本朝的开过皇帝刘邦无赖嘴脸，以及狡诈精明，能审时度势，能屈能伸做全面表现，使人物形象十分丰满。
《史记》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具有数量众多、类型丰富、个性较鲜明三大特点。它以大量的个人传记组合成一部宏伟的历史，其中写得比较成功、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如项羽、刘邦、张良、韩信、李斯、屈原、孙武、荆轲等等，就有近百个。这些人物来自社会的各种阶层，从事各不相同的活动，经历了不同的人生命运。从帝王到平民，有成功者有失败者，有刚烈的英雄，有无耻的小人，共同组成了一条丰富多采的人物画廊。这些人物又各有较鲜明的个性。就算身份和经历相似的人物，也并不相互混淆。。在描写人物一生的过程中，司马迁特别注重表现人物命运的巨大变化，如写那些建功立业的大人物，常写他们在卑贱时如何受人轻视的情形；而写那些不得善终的大人物，又常写他们在得志时是如何地不可一世的情形。前者如刘邦、韩信、苏秦，后者如项羽、李斯、田横。又在这变化过程中，充分暴露出当时人的诸如势利、报复心之类普遍的弱点。如刘邦微贱时嫂子不给他饭吃，父亲也不喜欢他，成功之后刘邦不肯忘记把他们嘲弄一番。这些命运变化和恩怨相报的故事，最能够表现人与环境、地位的关系，揭示出人性的复杂性，使其形象更加丰满。在叙述时多采用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司马迁作为叙述者，几乎完全站在事件之外，只在最后表现出自己的看法，为充分叙述提供广阔空间。而在客观叙述，并不是不包含作者的立场和倾向，只是不显露出来而已在事件的展开，通过不同人物活动中的对比，寄托叙述者的感情倾向。在《史记》中的《项羽本纪》里，司马迁以极大的热情来写这个失败的英雄，即赞扬项羽勇猛无比，摧毁秦皇朝暴—力统治的功绩和精神；也指责他沽名钓誉，头脑庸俗，胸无大志；批评他以粗豪自恃，无比残暴。所有这些都是通过项羽本人的事迹来表现的。在本传里，司马迁没有发议论，但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于叙事之中又是有显明的表示的。
司马迁在《史记》中塑造历史人物时也非常注重运用历史环境来刻画人物，他最善于从历史人物陈迹旧事材料中略取数事，甚至一二事，就恰到好处地概见其人。如在《项羽本纪》中写到的：项氏世世为楚将，封於项，故姓项氏。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於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学。背景材料写出了项羽自小就胸怀大志，心比天高却浮躁自负，为表现项羽个性提供了资料和宽泛的角度，也为后来项羽落败的下场埋下了伏笔。又如垓下之战中对项羽的描写，垓下之战一段描写的是项羽的失败，在这一段中，司马迁仍然对项羽报有爱惜之情。突出项羽的英雄气概，同时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对项羽的爱戴，同时对项羽的怨天尤人也充分的表现《史记》中的人物形象各有各的风貌，各有各的性格，他们身上还表现出许多带有普遍性的东西，是知恩图报，以德报 德，士为知己者死，为报答知遇之恩而赴汤蹈火，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即得到社会广泛认可、并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的某些共性。这是《史记》在刻画人物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最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文学巨匠鲁迅先生对《史记》的中肯评价，它道出了《史记》这一鸿篇巨制文学和史学的双重价值。其文学价值表现为：同其他文学名著一样，高度的思想性与高度的艺术性相一致——虽是写史却能引人渐入佳境、探奇览胜、流连忘返、如沐春风。
《史记》的艺术性主要表现在结构的构造、语言的运用、人物的塑造等几个方面。其中人物描写艺术最为突出，最能显示出《史记》不朽的艺术魅力，最为后人所称道。
一、把握人物性格准确深入，选择历史材料精心细致。
《史记》的人物描写艺术中最为人称道的是作者司马迁对历史人物性格特征的准确深入地把握，对历史材料精心细致地选择上。作者在深入研究，充分占有历史材料的基础上，凭借自己犀利的目光、敏锐的思维，捕捉、挖掘历史人物的性格特征，故书中人物性格鲜明突出，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作者在选择了材料之后采用互见法安排材料表现人物性格特征。
二、细致入微地描写突出人物性格特征。
《史记》成功塑造历史人物形象的又一原因是：作者司马迁对选取的历史材料进行了细致入微地描写，从而使人物形象更鲜明突出。如，在《信陵君窃符救赵》中，通过对信陵君亲自迎侯生的情节进行细致入微地描述，从而把信陵君“仁而下士”和侯生傲岸的性格鲜明突出地表现了出来，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除了正面描写信陵君和侯生的言行、神情之外，还描写了其他人对这件事的反应，从侧面烘托出信陵君礼贤下士的性格。
三、通过个性化语言表现人物性格特征。
《史记》通过人物个性化语言来表现人物性格特征。如，在《鸿门宴》中，作者写范增命项庄舞剑说：“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在支配别人时，故称：“若属”，等到他在项王面前发脾气：“吾属今为之虏也，”这时脱口而出，自己也不能置之不理，则称“吾属”。写范增，则使用很爽直而坚决的口吻：“此道矣臣请人与之同命！”写到张良的口吻，则表现为缓和。写刘邦对于自己的谋臣张良，也运用了笼络的手腕，在鸿门宴前称张良为“君”，“孰与君少长”？而在鸿门宴脱逃时，情势紧急，则对张良称“公”，“公为我献之”。“度我至军中，公乃入。”这些都可以看出作者运用语言描写来表现人物性格特征是非常妙的。
总而言之，《史记》的人物描写艺术对于中国史传文学乃至小说、戏剧创作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纵使略有瑕疵，可是瑕不掩瑜，这些不足对于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没有丝毫影响的。
汉初，统治者异口同声地谴责秦的暴虐，“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司马迁对于这种肤浅之见，嘲笑其如同“以耳食无异”，愚蠢可悲!他独见“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以上引文见《六国年表．序》)，所以大胆地为秦统一六国前的几个君主及秦始皇作《本纪》。对项羽也如此，据长沙马王堆帛书所载，并无项羽帝王地位，这是汉朝人的一般意识，司马迁把项羽列入《本纪》，也是从其是政治斗争中心人物这点出发的。相反，那些虽有帝号而确实碌碌无为、大权旁落、不起政治斗争中心作用的帝王，在《史纪》的《本纪》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 《史记》中的帝王都有自己独特的性格，其中项羽就是一个个性刻划异常深刻的人物。项羽的人物形象主要体现在《项羽本纪》之中，《项羽本纪》一开始便简要介绍了项羽出身于世代楚将家庭及先人被秦所戮之事，家教、家仇对项羽性格以至事业都有影响。项羽少年学剑，以为不足敌万人，足见其志向不寻常。学兵法又不肯深研，见其志向宏远而性格粗疏浮躁。为其一生欠精细多轻率而做张本。司马迁善于以看似平凡实是最有典型意义的行为与语言来表现人物的独特个性。《项羽本纪》中有这么一段：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两人简短的对话，项梁一个掩口动作，就将这一老一少不同阅历、不同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项羽勃勃的野心和初生牛犊般的冒失，已暗示了他惊天动地的一生；项梁为人久经世故，含而不露，虽惊恐项羽莽撞失事，又赏识项羽的抱负，又怕又喜中表现了将门贵族的志向与复杂的感情。 项氏叔侄起兵反秦，项梁因轻秦有骄色而亡，为项羽受家族骄横气盛的影响而致害留下伏笔。项羽在反秦的过程中，表现了非凡的毅力和军事指挥才能。如以下文字：“项羽晨朝上将军宋义，即其帐中斩宋义头，出令军中曰：‘宋义与齐谋反楚，楚王阴令羽诛之。’”显示了项羽力挽狂澜的智勇和敢于驾驭局势的气概。项羽敢于进击和宋义畏缩不前的冲突，楚军破釜沉舟、决一死战与诸侯各军隔垒观望的对比，更显示出项羽过人的胆略，这和他一贯表现的强悍勇猛性格是一致的。当项氏叔侄起事时，项羽只身一人“所击杀数十百人。一府中皆怊伏，莫敢起。”待到后来的东城之战，项羽“乃有二十八骑”，他仍从容布阵，“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是时，赤泉侯为骑将，追项王，项王嗔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司马迁抓住项羽个性中最突出的特点着力刻划，为我们塑造了一位暗喘叱咤、千人皆废的英雄形象。 司马迁还刻划了项羽贵族将门的气度与“美德”，项羽他重“仁义”，讲“诚信”，爱豪杰，为人直爽、厚道，如“大司马咎者，故蕲狱掾，长史欣亦故栎阳狱吏，两人尝有德于项梁，是以项王信任之。”再如鸿门宴上，“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决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不欲谋害刘邦，在多次战争中没有使过诈术。始终使自己保持着贵族应有的道德与人格。当项羽被围垓下，听四面楚歌，始大惊，继之惆怅，于是慷慨悲歌，对自己的爱姬与骏马倾吐了恋恋不舍之情，表现了深厚诚挚的人情。当垓下突围退到乌江时，项羽不肯东渡，愧见江东父老，自刎前还将自己头颅赠送故人得以封侯，表现了项羽不苟活、不偷生、慷慨豪爽的英雄本色。项羽所崇尚的是力抵万夫的刚烈与武勇，那是贵族将门历来所提倡的气质与品行。鸿门宴上，樊哙闯宴，项羽非但无指责，因见其“头发上指，目眦尽裂”，而赞之曰：“壮士”，赐予斗卮酒与生彘肩，见其“拔剑切而啖之”，又赞曰：“壮士”，爱英雄豪杰到了不分敌我的地步。当樊哙义正辞严当面申斥项羽，说他所为是“亡秦之续耳”，项羽竟然“未有以应”，这恐怕是其一生中少有的，与其烹杀说“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话的人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表现了项羽此时内心深处的反躬自责。项羽对樊哙只说一个字：“坐”，完全写出这位愚蠢将军对公理心折、忠实厚道的性格。 司马迁写青年贵族项羽神勇盖世，静而听之，似有喑嗯叱咤之风。写其妇人之仁，静而思之。似见殷殷慈爱之容，精神笔力，直透纸背。司马迁同时还刻划了项羽浓厚的宗法观、本土观与刚愎易折的性格特征。项氏起兵时所依靠的社会力量就与陈胜、刘邦不同，陈胜号召的是发自闾左的戍卒，刘邦依靠的是逃亡役徒，而“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范增主张立楚之后为帝，也是投其项氏所好，立牧羊人为义帝，是由于项氏贵族宗法观念所决定的。项羽用人，根据宗法、等级原则，所封侯王将相几乎都是贵族，而出身贫贱的大军事家韩信却只被任做“执戟郎中”。灭秦后，项羽已达到“政由己出”的地步，但他把轰轰烈烈的反秦人民战争看做是六国对秦复仇的战争，无统一之志，只希望做一名战国式的霸主，自号为“西楚霸王”，分天下，立诸侯，集中体现了贵族宗法观念，将自己置于历史发展的对立面，从此开始了可悲的败亡命运。 从项氏起兵时“得精兵八千人”，以后“以八千人渡江而西”。到项羽乌江自刎时仍念念不忘“江东子弟八千人”，表现了项羽多么狭隘的本土地方观念。他所爱的是“江东父兄”，离开楚地便屠城郭坑降卒，如“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与战国时诸侯掠夺战无异，使天下多怨，百姓不归附。他不听别人占据富秦而霸天下的建议，“心怀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深刻地显示了本土观念的本质特征。 项羽形象不同于项梁，也不同于其他贵族，因为有自己独特的经历，在贵族的共性中又处处显示着独特的个性。当得知沛公刘邦已破咸阳。“项羽大怒，曰： ‘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目空一切，骄横气盛，“范增说项羽日：‘沛公……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表现了范增深谋远虑，更衬出项羽匹夫勇悍的特点。项羽初听沛公左司马曹无伤报告时，显得多么暴躁，恨不能马上将刘邦碎尸万段。但当沛公假意谢罪于鸿门宴上，项羽又是多么刚愎自用、洋洋得意，巧言使其喜形于色，奉承使其迷惑软化，小利使其冲迷智昏，十足的骄傲将军的形象。垓下突围、东城之战，项羽虽仍保持一贯的豪气与魄力，但胸无良谋，不能以退为进、以柔克刚，突出地暴露了他的自暴自弃的性格。 司马迁紧紧抓住人物个性特点，塑造了项羽这样一位狂飚式的英雄形象，清代李晚芳赞叹说：“羽之神勇，千古无二；太史公以神勇之笔，写神勇之人。亦千古无二。迄今正襟读之，犹觉喑嗯叱咤之雄，纵横驰骋于数页之间，驱数百万甲兵，如大风卷箨，奇观也。”(《读史管见》卷一《项羽本纪》)项羽的形象如此，《史记》传记其他人物形象也无不各具神态，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尤其是那些君王人物，作者撕去了他们神圣的伪装，或写他们奋发向上、兴国强邦，或写他们昏庸无能、误国灭族，或写他们残酷、虚伪，或写他们荒淫狂诞，还君王以活生生的凡人特性，也还君王自己的独特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