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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知网 App24小时专家级知识服务打 开诉讼法与司法制度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 陈妍茹 刑法与刑事诉讼法虽然是两个相互独立的部门法,非经刑事诉讼程序,刑法不能从文本走向现实,因此,实现国家刑罚权成为刑事诉讼法的重要目的,两法之间也由此产生了相互影响、彼此作用以及交错适用的复杂关系。为深入研究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之间的关系。为深入研究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之间的相互关系,但又避免因面面俱到而欠缺深度,本文以刑事审判中的定罪与量刑为研究视角,考察在定罪与量刑中,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因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而交错适用的具体情况。论文分为三个层次共八章展开论述,遵循从原理性分析到具体性分析、从理论探讨到实践分析的逻辑结构。第一个层次包括绪论、第一章及第二章。这部分是对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及交错适用的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为全文的论述确立理论基调和基本框架。绪论部分介绍了论文的选题背景、有关该选题的研究现状以及论文采用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一章阐述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内涵及其关系,并指出我国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之间现存的问题以及解决的思路。第二章探讨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相互作用与交错适用。在探讨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相互作用的原因与方式后,着重分析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在定罪量刑中交错适用的功能、意义和结果。指出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作为定罪量刑法律依据的渊源,在刑事审判中具有行为规范、审判规范和生成具体法的功能,两者的交错适用推动定罪与量刑逐步走向终端,为定罪与量刑公正的实现提供了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双重保障,具有推动国家刑事政策实现的重要意义,其交错适用的结果体现为生成具体的刑事判决。第二个层次包括第三、四、五章。这部分论述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在定罪中的交错适用。论文依照从事实到法律的逻辑顺序,论述了定罪事实的认定及其证明、定罪的法律依据与法律控制。然后,遵循从法理到实践、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的逻辑思维,通过对100例刑事判决书文本的分析,展现定罪结论产生过程中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交错适用。第三个层次包括第六、七、八章。这部分论述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在量刑中的交错适用。论文依照从事实到法律的逻辑顺序,论述量刑事实的认定及其证明、量刑的法律依据与法律控制。然后,遵循从法理到实践、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的逻辑思维,通过对100例刑事判决书文本的分析,展现量刑结论产生过程中刑法(刑事实体
1、论刑事诉讼中的代理2、论人民检察院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3、论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4、论刑事诉讼立案管辖5、论刑事诉讼审判管辖6、论刑事诉讼强制措施7、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8、论我国刑事证据制度9、论证据的审查和判断10、论我国的公诉制度11、论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12、论审判组织13、论刑事简易程序14、论刑事上诉制度15、论审判监督程序16、论死刑复核制度17、论抗诉18、论辩护19、论辩护律师的权利保障20、论检察官的社会角色21、诉讼效率与保障被告人诉讼权利之间的关系22、论简易程序23、论证据的法律性24、我国刑事诉讼中口供的证明问题25、论证人制度之完善26、论羁押制度之改革27、论“自由心证”原则28、试论当代中国判断刑事证据的标准29、论“上诉不加刑”原则30、论“上诉不加刑”31、论二审程序中的审理方式32、对刑事再审制度之思考33、论不起诉制度之理论基础34、论控审分离原则35、论无罪推定原则36、沉默权研究37、论刑事诉讼程序的价值38、论法官的社会角色39、论刑事诉讼中法官之调查权40、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与我国的刑事诉讼41、论犯罪控制和人权保护42、论刑事诉讼职能43、论被害人44、论附带民事诉讼的作用45、论刑事诉讼目的46、论刑事诉讼的实体正义47、论刑事诉讼的程序正义48、论论刑事诉讼的基本要素49、论刑事诉讼的构造50、论中国刑事诉讼模式改革51、刑事诉讼中的“毒树之果”相关问题探析52、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刑事冤假错案的成因53、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之构建54、新《刑事诉讼法》背景下多发性侵财案件侦审对策研究55、论新《刑事诉讼法》施行中警察刑事执法面对的挑战与思考56、新刑事诉讼法简易程序实施情况的观察与分析57、刑事再审启动机制调查研究58、新《刑事诉讼法》背景下侦查到案制度实施问题研究59、论庭前会议制度的适用60、新刑事诉讼法视野下的控制下交付研究61、关于我国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探究62、证据能力制度研究63、由上海复旦大学投毒案来谈刑事和解制度64、论我国刑事诉讼人权保障65、论我国刑事二审程序与《两权公约》的距离66、刑事司法国际准则视野下的非法证据排除范围67、论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的配置和保障68、刑事被告人知悉权的比较研究69、应对外逃贪官进行刑事缺席审判70、论刑讯逼供产生与存续的原因71、刑事被追诉人财产权救济问题研究72、我国近亲属出庭作证豁免制度评析73、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刍议74、审查批准逮捕环节翻供问题初探75、刑事冤错案件的成因分析76、刑事审判中辩护律师责任研究77、刑事鉴定人员出庭作证制度探讨78、刑事案件“另案处理”适用的检察监督79、我国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构建80、刑事鉴定人员出庭作证制度探讨81、刑事案件“另案处理”适用的检察监督82、试述讯问技巧与刑讯逼供、指供、诱供的边界83、刑事诉讼鉴定人出庭作证之困境分析84、关于新刑事诉讼法下的刑事和解制度研究85、建构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86、浅析刑事诉讼证人出庭作证难的原因及其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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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论文选题哪个好，首先刑法涉及内容比较多。刑事诉讼法是诉讼程序的有关内容，具体可以结合你对两个部分的了解程度进行选写
刑事案件最后陈述词范文：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我是XXX，在这最后的陈述阶段，我首先向被害人XXX和XXX表示真诚的歉意等。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二条人民法院审理公诉案件，应当在受理后二个月以内宣判，至迟不得超过三个月。对于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或者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以及有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六条规定情形之一的，经上一级人民法院批准，可以延长三个月;因特殊情况还需要延长的，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人民法院改变管辖的案件，从改变后的人民法院收到案件之日起计算审理期限。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的案件，补充侦查完毕移送人民法院后，人民法院重新计算审理期限。第二百零六条人民法院审理自诉案件的期限，被告人被羁押的，适用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二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未被羁押的，应当在受理后六个月以内宣判。第二百零一十四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在受理后二十日以内审结;对可能判处的有期徒刑超过三年的，可以延长至一个半月。
刑事司法实践中保障被追诉人的人权是中国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不仅关系到我国的民主和文明进程，更是我国人权保障事业与世界接轨的的表现。但我国在司法实践中对被追诉人的人权保障却存在着诸多问题。本文在明确人权含义及保障被追诉人人权必要性这一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在保障被追诉人人权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据此提出几点建议，希望对诉讼法修改有些许裨益。论文关键词：人权保障刑事诉讼被追诉人一、被追诉人人权保障的意义和必要性反思震惊全国的赵作海、杜培武、佘祥林等等案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没能保护好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而造成的冤假错案。笔者认为保障被追诉人人权的必要性和意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刑事诉讼的规律要求在刑事诉讼中保障被追诉人的人权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是刑事诉讼的两大目的，惩罚犯罪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保障人权。因为司法实践中被追诉人处于被追诉的特殊地位，从进人诉讼程序的那一刻起，就必然的成为追诉方主体及其他相关诉讼主体认知和处分的对象，成为诉讼程序对象化客体。而作为享有一定司法权力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然要对其司法权力加以规范、限制和制约，防止司法权力不当运用而给社会秩序造成新的破坏。因此必须要加强对被追诉人的人权保障，确保无罪人不受刑事追究或追究后能够迅速从诉讼中解脱出来，最大限度的减少冤假错案发生的可能性。(二)保障被追诉人的人权有利于促进法治建设在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上，法治国家要求对国家权力进行必要的规范、限制和制约，对公民权利的任何剥夺和限制均应具备正当的法律根据和法律程序，赋予被追诉人广泛的诉讼权利，使其具有与国家追讼机构相抗衡的能力和机会，以有效抵制国家权力的任意非法侵犯，并在其权利和利益受到侵犯时能够寻求司法救济。 被追诉人的诉讼权利是否得到有效保障，关系到法治实体价值和程序价值能否得到真正实现。把人权保障作为刑事诉讼的一个重要价值目标，引导着刑事诉讼法制不断改革和完善，推动刑事诉讼法制向更高的水平发展。二、保障被追诉人人权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存在的问题(一)刑讯逼供在一定范围内的存在在刑事被追诉人与强势国家的对抗中，被追诉人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基于发现真实、控制犯罪的功利性追求，国家机关不可避免的会使用国家的强制权力来完成使命，刑讯逼供应运而生。我国刑诉法在相关方面尽管做了很多努力，但依旧有很多地方值得修改，例如《刑事诉讼法》第93条“……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如实回答，但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然而“如实”的判断标准是什么，由谁判断，咋样判断?“与案件无关”判断的标准又是啥?这些问题只有法律都做出明确的规定，才能避免侦查人员的主观判断，才能抑制侦查人员的独断专行，只有这样才能根除刑讯逼供的根基，才能公正，公平的惩罚犯罪，保障人权。(二)控辩双方诉讼地位不平等控辩平等原则是平等思想在刑诉法领域的反应。国外刑诉法理论称其为“手段同等原则”，意指被告人，在原则上应当如同刑事追诉机关一样予以平等对待。然而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承担控诉职责的检察机关与被追诉人之间地位并不平等，被追诉人始终处于弱势地位。虽然现行刑事诉讼法第7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但在实践中公检法三机关虽然喊着“分工负责，互相配合”的口号，实际上却是三个操作员在一条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的流水线上根据不同的职能共同证明犯罪，这三个机关扮演着三位一体一边倒式的控诉角色。(三)律师辩护权受到诸多限制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律师的辩护权受到诸多限制，主要表现在：律师在侦查阶段不具有辩护人的身份，无法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有效的帮助;律师因取证困难，无法获得充分有效的证据;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等都受到限制，得不到有效的保障。例如，律师将会见函件交给侦查机关后，很难马上得到许可，大都是在经过律师数次的催促下，或者反复奔波的要求下，侦查机关一拖再拖后勉强签署。无论是否涉及国家秘密案件，侦查机关总是派员参加，有的还进行录像、录音，对律师提前介入如临大敌……更有甚者，侦查机关在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之前先向其交待，不可在律师面前乱讲，讲的必须与先前口供一致。有的律师深有感触地说，律师刑辩有“三难”：一是提前介入操作难;二是会见被告人难;三是辩护难。三、对完善刑诉法保障被追诉人权方面的建议(一)进一步完善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非法证据排除不仅涉及到刑事司法的各个部门，还涉及到被告人、辩护人、甚至被害人、证人，因此需要处理好各部门以及各个诉讼参与人的关系。要使非法证据彻底排除就得设立对非法取证的监督机制。首先要进一步明确非法证据的排除范围，一是对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要具体化;二是对于超期羁押或剥夺律师的会见、阅卷、调查等权利而获的证据，也要予以排除。其次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监督非法取证行为。一是要通过检察院的监督权监督侦查机关的非法取证的行为，检察院可以依法通过审查案件资料、调查核实违法事实、提出纠正违法意见或者建议有关部门更换办案人、立案侦查职务犯罪等措施进行监督。二是通过法院的审判权对侦查机关的非法证据进行监督，法院审判的依据必须是侦查机关合法有效的证据。法院应当在检察院起诉后开庭前组织控辩双方进行各自的证据展示，双方进行证据核实，对存有异议的证据，侦查机关必须派人出庭接受质询。(二)赋予被追诉者沉默权沉默权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享有的不得被迫自证其罪以及在接受讯问和审判时有沉默的权利，并且不能因为沉默而得出对其不利的结论。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虽然规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但却没有赋予被告人享有沉默的权利，反而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我国侦查机关被赋予强大的侦查权力，而犯罪嫌疑人力量弱小，如果不赋予其沉默权，那么犯罪嫌疑人的人权根本无法保障，刑讯逼供也无法彻底禁止。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不仅可以保障被追诉人的人权，也有助于根除传统有罪推定思想的影响，有效抑制刑讯逼供的发生，也能提高侦查人员的业务素质，从而真正实现司法公正，保障人权，可谓一举多得。(三)尝试建立人民陪讯制，遏制刑讯逼供陪审制，是指人民法院审判刑事案件组成合议庭，除指派审判员参加外，还通过一定的民主方式从普遍的公民中选出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陪审员只对事实问题发表意见的一种审判制度。在侦查阶段，律师作为犯罪嫌疑人权益的维护者往往受到侦查人员的排斥，而民主选择的陪审员具有中立性，不会受到控辩双方的抵触，而且可以监督审讯的合法进行。因此非常有必要建立人民陪讯制度，抑制刑讯逼供。当然，有人会说陪讯员不具有专业的侦查知识，可能影响讯问效率，笔者认为这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人民陪讯员可以“只陪不讯”甚至陪审员的工作只是负责监督讯问过程合法合理，只看不问。这样就不会影响侦查讯问的效率。通过人民陪讯制度，可以使讯问工作在阳光下进行，有效的保障被追诉人的人权。四、结语总之，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应贯彻落实宪法精神，维护实现宪法权威的高度来对待刑事诉讼中的被追诉人，应把保护被追诉人的人格权利和自由作为刑事诉讼的最终落脚点，综合考虑社会价值与惩罚犯罪、保障人权、实体公正，程序公正以及我国基本国情，保持各方适度平衡，加强被追诉人的人权保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的实现刑事诉讼的目的，使每个人的权力都不受到侵害，刑事诉讼真正实现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目的。
《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5年04期 加入收藏 获取最新 中日侦查阶段律师辩护制度比较研究王冠军 张伟 【摘要】：侦查程序作为刑事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具有侦查机关与犯罪嫌疑人之间平等对抗的“诉讼”特性。在犯罪嫌疑人受各种条件的限制不可能实现其自行辩护权利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辩护律师辩护职能的充分发挥无疑对达到这种“平等对抗”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反观我国的现行立法,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律师在侦查阶段辩护职能发挥得并不理想。基于此,本文针对这一问题,通过与正在进行改革并已取得巨大成功的日本相关制度进行比较分析,以期从中获得有益提示。 【作者单位】： 安徽大学法学院 安徽大学法学院 【关键词】： 侦查 律师 辩护 比较 【分类号】：【DOI】：CNKI:SUN:【正文快照】： “一切事物只有互相比较才能见差别长短,只有互相借鉴才能促发展进步,法制建设也是如此。”[1]在法律传统上日本属于大陆法系,上世纪50年代日本刑事诉讼法开始进行重大改革,在保持原有传统的同时,又移植了英美法系大量的当事人主义诉讼制度,从而重新设计和调整了日本的刑事诉全文下载： CAJ格式 （推荐） PDF格式 不支持迅雷等加速下载工具，请取消加速工具后下载 阅读器支持所有CNKI文件格式，AdobeReader仅支持PDF格式
关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诉讼问题研究李志广内容摘要：我国历来重视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目前，未成年人犯罪的发展态势极为严峻，犯罪率呈上升趋势。本文探讨了建立未成年人犯罪的诉讼制度，结合人民法院的司法实践，涉及研究未成年人的诉讼条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未成年人案件，探索非监禁化和非刑罚化处理未成年人犯罪等具体问题进行了探讨。关键词：未成年人、案件诉讼、研究前言我国历来重视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目前，未成年人犯罪的发展态势极为严峻，犯罪率呈上升趋势。我国政府对未成年人犯罪极为关注，在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教育、感化，挽救方针的指导下，制定了一系列对未成年人犯罪特殊处理的规定，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现在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的刑罚仍是以普通的刑罚制度，对未成年人审判的特殊制度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实践操作带来了很多问题。未成年人犯罪作为一个世界性的突出问题，应当明确未成年人犯罪诉讼制度的概念，性质、基本原则及不同情况下的法律后果等，进而以理论来指导实践，在实践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犯罪的诉讼制度。一、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概述我国对未成年人的单独立法在1991年9月4日通过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该法第五章“司法保护”，专门对未成年人案件刑事诉讼问题进行了规定，关于未成年人案件的司法程序的规定，还散见于《刑法》、《刑事诉讼法》、《人民法院组织法》等及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中。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包括一下内容：1、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是专门适用于处理14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以下公民犯罪案件的方针，原则和方式，方法等的总称。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并需要通过刑事诉讼程序处理的案件，是指14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公民犯罪的案件。关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的特殊规定，有《刑事诉讼法》第14条第2款，第34条第2款，第152条第2款等，1991年9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1次会议通过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其中第五章专门规定了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该法已于1992年1月1日起实行。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实行）》，自1991年2月1日起就已在全国各级法院试行；公安部1995年10月2日发布的《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也已施行。2、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方针和原则教育、感化挽救重在于挽救，为实现挽救的目的，必须坚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主要不在于惩罚而在于教育。一定要强调教育，坚持把教育放在首位，惩罚只能是辅助手段。即使必须给予适当惩罚时也以教育为主，达到切实保障实现挽救的目的。然而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所以要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主要是因为未成年人是国家的希望和未来，国家和人民对未成年人寄予厚望。未成年人在心理和生理上有许多不同于成年人的特点，如未成年人正处于成长发育时期，在许多方面都尚未成熟，缺乏辨别是非和自控的能力，容易受外界的影响，可塑性较大等。所以，要适应未成年人心理发展的特点，制定相应的对象，这也符合《未成年人保护法》第4条规定的，保护未成年人工作应遵循的原则之一。3、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还应实行保密和分别看管的原则保密原则要求，在审判前办案机关及新闻出版等单位披露涉案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影像及可能推断出涉案未成年人的资料。审判阶段对14周岁以上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对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审理。分别看管就是要求公、检、法机关对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拘留、逮捕措施时，必须将拘留、逮捕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被拘留、逮捕的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分别羁押；同时应当充分保障被羁押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与其近亲属通信、会见的权利，对患病的应及时给予治疗，并通知其家长或监护人。二、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诉讼要件1、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诉讼存在的前提刑事诉讼的存在是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的条件，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被害人即可提起未成年人犯罪诉讼。2、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必须在刑事过程中提起一般而言，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可以在侦查，起诉和审判阶段提起。立案以前不能提起诉讼，因此刑事诉讼尚未开始，在第一审程序法庭调查、法庭辩论活动中，亦可提起诉讼，甚至也可在第一审判决宣告前提出，一旦第一审判决作出宣告，已经不再适合提起。三、立案、侦查和提起诉讼1、立案首先必须依法查明年龄。因为实施犯罪行为人如果不满14周岁，或者虽然已满14周岁但不满16周岁，被指控的行为又不属于杀人、放火、强奸、抢劫等法律规定的条文，即使肯定有犯罪事实上也不能立案。对于因不满16周岁而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应当责令其家长或者监护人严加管教，必要时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2、侦查对已知是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包括首犯、主犯是未成年人或者有1/2以上是未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的侦查，要成立专门小组或者指定专人办理。对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的讯问，更要严格禁止采用刑讯逼供和威胁、引诱、欺以及其他非法手段。讯问时，只要不防碍侦查，应尽可能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场。整个侦查过程都要特别注意尊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人格尊严，切实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其依法行使各项诉讼权利，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采用强制措施要更加慎重，采用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的方法已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害性的，就不采用拘留、逮捕的方法。3、提请逮捕在提请逮捕阶段，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同样要指定专人办理，认真审查证据，视情而逮捕。4、提起诉讼在审查起诉阶段，指定专人办理中，在全面了解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及有关情况的基础上，要审查证据看是否刑讯逼供等违法情况，如果有坚决提出纠正意见，并应建议有关部门严肃处理。依法坚决起诉。四、审判1、审判组织审判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应当有专门法院，即使审判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合议庭或者独任庭负责进行，审判未成年人负责案件全议庭的审判长应当熟悉未成年人特点，善于做未成年人思想政治工作的审判员担任。依法由独任庭审判时，审判员的条件也同样应当符合主述要求，参加审判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合议庭，人民陪审员，一般应当熟悉未成年人特点，热心于教育、挽救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工作的女审判员或者女人民陪审员参加并担任。2、开庭前的准备工作法庭对提起公诉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经过审查依法决定开庭审判的，在开庭审判前，应当作下列准备工作：⑴应当主动与公诉人联系，了解未成年人被告人的性格，心理状态和在侦查，起诉过程的表现。⑵法庭向未成年人被告人送达起诉副本时，应当向未成年人被告人讲明指控的罪行和有关法律条款，帮助解决辩护人问题，保证未成年被告人依法获得辩护。⑶法庭应当通知未成年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在开庭审判时到庭。宣布开庭后，法院审查详细告知未成年被告依法享有的申请回避、辩护、发问，提出新的证据，申请重新或者勘验，最后陈述等诉讼权利，并确保其行使上述权利。3、开庭审判对于到庭的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要告知其在法庭上享有回避，发问、辩护等诉讼权利。法庭调查时，要仔细核实未成年被告人作案时的年龄，要查明案件事实和证据同时，还应当分析未成年被告人作案的原因。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检察、审判员应当根据未成年被告人的智力发育程度和心理状态，注意和缓示庭气氛，从案件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讯问。在法庭审理过程中不得对未成年被告人使用成具，对未成年被告人不得进行训斥、讽刺和威胁，在法庭上就坐着回答。休庭时，可以允许法定代理人或者其他近亲属等会见未成年被告人，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教育，会见时审判员或者司法警察应当在场、宣告判决，应当公开进行，但不行召开群众大会，宣告判决时，应当通知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庭，向其送达判决书副本，宣告有罪判决时，审判人员应当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认罪伏法，接收改造、悔过自新的教育，同时应当明确告知未成年被告人及其代理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法权利，应讲明上诉不加刑的法律规定。五、执行对收监服刑的未成年罪儿，人民法院要认真、详细地填写结案登记，连同生效判决书的副本、执行通知书一并送达执行机关、执行机关必须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有关规定，将服刑的未成年犯罪与成年犯罪分别关押、管理，即对未成年犯罪应当在未成年管教所执行刑罚，对判处管制、拘役宣告缓刑、有效徒刑宣告缓刑的未成年罪犯人民法院要以协助公安机关同原所在学校、街道、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监护人等，共同制定帮助措施，并进行必要的回访考察，对执行机关依法提出的给正在服刑的未成年罪犯减刑或者假释的书面意见。人民法院应当及时予以审核、裁定，在掌握标准上可能比照成年罪犯适度放宽，对在押的未成年罪犯及其法定代理人、近家属提出的申诉，人民法院应当指定专人办理，对未成年罪犯的申诉案件久拖不结的，上级人民法院可能指令下级人民法院限期办理并报告结果。六、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中应注意几个问题1、认真学习，深入发展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诉讼法律随着我国未成年犯罪的日益严重，为了更好地发挥司法人员在教育、挽救失足未成年人，预防和控制未成年人重新犯罪方面的重要，结合我国司法实践《刑法》、《刑诉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都制定了一系列规定，这些规定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上规定了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特殊程序和特殊处理方式，形成了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诉讼程序的法律基础，我们必须认真学习、了解深入体会其精神实质，使其融会办案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2、注意与刑事责任年龄有关的问题刑事责任能力，是指自然人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刑事责任年龄，是指法律规定的自然人对自己危害社会的行为负刑事责任所必须达到的年龄。因此，在审查案件的过程中应特别注意对年龄的核实，特别是在刑事责任年龄段，是否负有刑事责任，或影响到刑罚处罚轻重的问题，要严格依法办案，防止出现问题。根据刑法的规定，不满14周岁的人，不论实施刑法所禁止的哪种危害行为，都不能令其服刑事责任，不能对其进行刑事追究，即不能定罪，也不能处以任何刑罚。司法实践中有时会遇到接近14周岁的人实施刑法所禁止的严重危害行为后果十分严重的案件。案件：《于某被控故意杀人案宣告无罪案》被告人：于某，男，14周岁，某初中三年级学生。1999年8月11日，正值学习放暑假，于某来到自己读书的中学打乒乓球，碰见本校初一的学生张某，女，12周岁，独身一人在校值班室内，遂起歹念，将张某至学校地下室内进猥亵，张某进行反抗，并说要将此理告诉老师。于是用石头将张某砸昏后，又用随身携带的小刀在张某的喉部，胸部和腹部连刺20余刀，并割掉张某的舌头，剜出张某的双眼，致使张某当场死亡。案件于1999年8月25日侦破。检察机关以故意杀人罪对被告人于某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公开审理宣告于某无罪。本案即是如此，对于这类案件，由于客观危害十分严重，被害人家属甚至广大群众极为气愤，往往要求对行为定罪处刑。能否对刑法规定的负刑事责任的年龄起点打折扣，视危害程度而追究将满14周岁行为人刑事责任？实践中有的司法几个也有这种倾向性的要求。我们认为，刑法关于绝对不负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是立法的绝对要求，即使最高司法机关的司法解释也不能对其修改。就是说对于这类案件，不论其客观危害多么严重，凡是行为不满14周岁的，哪怕是差一天都要不折不扣严格执行刑法的规定，绝对不能对行为人定罪处刑。如果允许实践中突破这种法定的年龄界限，则刑法关于绝对不负责任的年龄规定就失去了其应有的限制作用，就会失信于民、损害法制的以威性；而且对不满14周岁的人追究刑事责任，也不符合我国刑罚目的要求。本案中于某的杀人行为，尽管残酷，动机恶劣，后果严重，民愤极大，但是于某实施杀人行为时未满14周岁，因此，按照我国刑法第17条规定的已满14周岁，是指实际年龄，即已满14周岁。这一点与我国其他法律的规定是一致的。3、关于对不满14周岁而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家庭管教和政府收容教养问题未满14周岁的人不负刑事责任，或说未满14周岁的人实施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可以听之任之，置之不理，而是必须做适当的法律处理，对于他们进行教育和引导，以防止其以后再次实施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我国刑法第17条规定，因不满16周岁不予以刑事处罚的，责令其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适合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目前，实践中对实施刑法禁止的严重危害行为的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由政府收容教养的，一般是送往少年犯罪教所，在哪里单独编队，与少年犯罪管教所内执行刑罚的未成年罪犯分开生活、学习，管教机关和人员针对其生理、心理特点进行有效的监督和教育。4、认真分析未成年犯罪的主客观原因审查未成年人案件，除认真调查案件事实，证据外还要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主客观原因进行调查，防止孤立办案。未成年人犯罪绝大多数是因为一时糊涂走上犯罪道路后，其主管恶性不深。有的是因为家庭原因，对其身心造成严重的伤害，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便自暴自弃；有的是受社会环境的影响；有的是受别人的教唆。我们要真正把寓教于审落实到办案中，就要对未成年犯的家庭、生活环境，成长过程、社会交往、性格特征、心理状态进行深入调查、了解、综合分析，找准其进行教育、感化的点，确定教育的思路和方法，做好教育挽救工作的准备。5、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要及时未成年人的案件要及时结不宜久拖。未成年人实施犯罪之后，如果在审判过程中久押不决，不及时有效地进行矫治，未成年人的犯罪心理结构和犯罪行为就是可能定型化、习惯化，就难以保证他们今后不再重新犯罪。一些罪犯和惯犯就是对于未成年时期的犯罪心理和犯罪行为没有得到彻底矫治而发展形成的。对初犯、偶犯的未成年被告人，一定要及时处理，使其认罪服法，改过自新，使他们尽早返回社会。七、司法办案人员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应注意的问题1、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要遵循以教育为主的方针，从我国的司法实践看，未成年人犯罪有的是受到一些不良的社会影响和不良的生活方式的侵蚀和毒害，他们本身又缺乏法制观念理智，行为上失去了控制而实施了犯罪行为。对于他们，立足于教育和挽救是首要的任务。未成年人由于年龄小，世界观、价值观还未最后定型，虽然有的恶习较深，但形成恶习的时间短。对于他们实行教育为主的方针和具有明显的效果。但是，对未成年犯罪除实行教育为主的方针外，还应对其进行必要的惩罚，通过惩罚使其知罪悔罪，改恶从善。但惩罚作为一种外部动力使用得当，否则会适得其反。2、在办理未成年犯罪案件时，要时刻注意系统维护未成年的合法权益。根据《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规定，司法机关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应当保障未成年人行使其诉讼权利，保障未成年人得到法律帮助。根据这一规定，司法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应当保障未成年人诉讼权利。另外，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由于年龄小，思想单纯，缺乏法律知识，对我国法律规定的法定从轻、减轻情节不太了解，同时存在个别执法人员责任心不太强，办理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遗漏了对未成年人法定从轻、减轻情节的认定，相对加重了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因此，我们在审查未成年人案件时，除了对犯罪事实及证据进行审查外，还应对未成年人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法定年龄，有无自首，立功等法定从轻、减轻、免除情节重点审查。3、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应当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在完善未成年人犯罪司法组织结构方面，比较通行的做示是建立少年的法庭，在检察机关目前推行青少年维权岗制度，从组织结构上看它更多的体现是刑事政策。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司法组织结构方面，还需要从立法、司法方面深入细致的探讨和研究。结 束 语未成年人犯罪是我国政府极受关注的一件大事，在对未成年犯罪实行教育、感化、挽救方针的有效原则下，制度出一系列对未成年人方针特殊处理的规定，但这些规定在挽救、预防和控制未成年人犯罪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在实际的诉讼过程中，还存在着一定的弊端，故此，我们应进一步完善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保护的法律制度，是我们每个公民应尽的责任。参考文献：1、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3、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4、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5、《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
刑事案件证据的审查判断标准初探[内容摘要]证据收集完毕后,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必须经过审查判断、分析、研究证据是否具有能力、关联性和证明力和大小,从而确定所收集的证据能否用作定案的根据以及证明价值的大小,证据是确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是确定有罪或无罪,罪责轻重的关键;确定案件质量,做到不枉不纵,打击犯罪,保护国家、集体、公民、财产和人身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秩序都将起到极大作用.本文就证据审查判断、概念、特征、审查判断的客观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经过控辩双方质证,由法庭认定.全案审查判断证据标准及其意义进行论述. [关键词] 证据审查 判断 特征 标准 引言 收集证据是审查判断证据的基础,收集证据在前,审查判断证据在后,收集证据和审查判断证据紧密相连,没有收集证据就谈不上审查判断证据,反之,不对证据审查判断,就不能作定案依据,就不能查清案件事实。在司法实践中,对证据的审查判断显得十分重要,也是一个难题,如何审查判断证据,这涉及到法律有涉及办案人员的素质,保证案件的质量,不枉不纵打击刑事犯罪,保护国家、集体、公民和财产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秩序,有着极其重要作用。为此,本文就证据审查判断的概念、特征、审查判断的标准和意义作一论述。 一、审查判断证据的概念和特征 审查判断证据,是指国家专门机关、当事人及其辩护人或诉讼代理人对证据材料进行分析、研究和判断,以鉴别其真伪,确定其有无证明能力和证明力以及证明力大小的一种诉讼活动。审查判断证据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审查判断证据的主体既包括国家专门机关，也包括当事人及辩护人或诉讼代理人。我国传统诉讼理论基于从狭义上界定审查判断证据的概念，将审查判断证据的主体限定为国家专门机关，实际上从广义上来讲，除了专门机关为了确定案件事实对证据进行审查判断外，当事人及其辩护人或诉讼代理人也要对证据进行审查判断，以便向审判人员提出如何认定事实方向的意见，使审判人员能够对案件事实作出正确的认定，并在此基础上正确地适用法律作出公正处理。因此，审查判断的主体不仅包括专门机关，也包括当事人及其辩护人或诉讼代理人。 专门机关审查判断证据与作为诉讼参与人的当事人等审查判断证据，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专门机关和当事人等审查判断证据，都是通过对证据材料进行分析、鉴别以确定其真伪，判断其有无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已经证明力的大小，这是二者共同之处。其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 （1）专门机关办案人员审查判断证据是一种职权行为，即基于侦察权、检查权和审判权而进行的活动，而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等审查判断证据则属于非职权行为； （2）专门机关办案人员审查判断证据，可以运用其在办案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同时有具有法律赋予的必要手段和方法，以及相应的物质条件保障，相对于当事人等审查判断证据，更有其优势； （3）专门机关审查判断证据，是为了正确地处理案件，维护国家、社会利益和当事人合法权益，而当事人等审查判断证据，主要是为了维护自身或委托人的利益； （4）在审查判断证据的效力方面，专门机关审查判断后认定具有证据能力和证明力的，即可直接作为处理案件或者作出某种处分的依据，而当事人等对证据的审查判断，通常只是提出证据的前提，该证据能否作为认定案情的根据，还取决于专门机关是否采信该证据。 将当事人及其辩护人或诉讼代理人作为审查判断证据的主体，既符合诉讼实践，也有利于保障其行使诉讼权利，促使其履行诉讼义务，从而保障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 [1] [2] [3] [] []2、审查判断证据的本质是一种思维活动。如果说收集证据是认识过程是第一阶段即感性认识阶段的话，那么审查判断证据则是认识过程的第二阶段即理性认识阶段。这一阶段的活动方式，与第一阶段的收集证据相比是不一样的，它是在收集证据的基础上，通过人们的大脑，运用概念、判断和推理的思维形式来进行的。当然，审查判断证据与收集证据虽然是两个不同的阶段，但两者往往相互结合、交替进行。司法人员、当事人等必须首先收集证据，这是审查判断证据的前提；对于收集到的证据材料，司法人员、当事人等经过审查判断，如果发现有疑问或遗漏，则必须再去收集证据以便消除疑问或补充证据。把新收集的证据和原有的证据结合起来综合分析、研究，就可以使司法人员、当事人等对案件事实的认识不断趋于正确。这实际上是司法人员、当事人等对案件事实的认识由浅入深，由感性到理性的发展过程。 3、审查判断证据的目的是确定证据具有证明能力和证明力以及证明力大小。司法人员、当事人等通过对证据进行分析、研究和鉴别，其目的一是为了确定证据是否具有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因为证据具有能力和证明力，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二是为了确定证据与案件事实联系的紧密程度，联系越紧密，其证明力越大，反之，其证明力就越小。 4、审查判断证据的任务有两项，一是对单一和多个证据的审查判断，二是对全案证据的审查判断。司法人员、当事人等对单个或多个证据进行审查判断，其目的是为了审查核实某一证据或某几个证据是否具有证据能力和证明力；而对全案证据进行审查判断，其目的则是为了判明所有已查证具有证据能力和证明力的证据能否对案件事实作出认定。 二、证据审查判断的标准 从现行的法律规定和学理来看，审查判断证据可分为对个别证据审查判断的标准和对全案这证据审查判断的标准。 个别证据审查判断的标准，即刑事诉讼中对单一证据进行审查判断的内容，主要包括：证据是否原件、原物、复印件、复制品与原件、原物是否相符；证据与本案事实是否相关；证据的形式、来源是否符合法律规定；证明的内容是否真实；证人或者提供证据的人，与当事人有无利害关系等。 1、定案证据必须客观真实性。《刑事诉讼法》第42条第3款明确规定，证据必须经过《法庭》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的要求，法庭应当根据案件是具体情况，从以下几个方面审查证据的真实性：（1）证据形成的原因；（2）发现证据时的客观环境；（3）证据是否为原件、原物、复印件、复制品与原件、原物是否相符；（4）提供证据的人或者证人与当事人有无利害关系；（5）影响证据真实性的其他因素。在审查判断证据的客观真实性时，执法人员应注意的是上述法律规定的“属实”是指客观真实。法律法规规定的真实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客观的真实，即符号案件情况的真实，不以当事人和审判人员的意志和认识为转移，因此当事人和审判人员不能反驳它，而只能通过不断的证据活动认识它。二是法律的真实性，法律规定一旦某种情况得到了证明，就假定另一种情况是真实的，如推定。法律的真实允许当事人反驳，一旦当事人提出了成立的反证，法律的真实就不复存在。从判定的需要来看，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必须经得起各种各样的反驳，而要做到这一点定案证据就必须符合客观的真实。可以说，客观真实是证据的最基本属性之一。 定案证据的客观真实性与执法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并不矛盾。可客观事实性是从唯物论的角度认识定案证据所得出的结论，而主观能动性是从认识论的角度认识定案证据所得出的结论。事实材料只有经过当事人是举证和执法人员收集的活动，才能够进入执法程序，才能成为定案的证据；对于执法人员已经调查收集的证据，哪些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使用以及应当如何使用，实际上仍然需要审判人员发挥主观能动性，予以甄别、筛选和判断。实际上，定案证据的客观真实和执法人员主观认识是相统一的关系。 2、定案证据必须与本案相关，具有关联性。定案证据必须与本案相关，即具有相关性。所谓相关性是指证据与特定的证明对象有关，是证据对特定的案件事实的证明作用和价值，据此，对查明案件事实有意义的事实材料既具有相关性；而对案件事实或者其他证据没有任何影响事实材料，与本案无关，没有相关性。在审查判断定案证据的相关性时，执法人员应当将其与证据的真实性区别开来，逐一审查，在认定某一个证据是否具有相关性之前应当分清该证据对象是什么，如果该证据的证明对象不是本案实体法或者程序法规定的事实，该证据就没有相关性。 [] [] [1] [2] [3] [] []3、定案证据必须具备合法性。定案证据的合法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定案证据必须是通过合法的手段调查收集的事实材料，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调查收集的证据是非法证据。二是定案证据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表现形式。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表现形式的事实材料只能是一般的证据材料，而不是定案证据，即使其具有真实性和相关性。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保证诉讼的程序公正，并有效树立司法的权威。法庭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从以下几方面审查证据的合法性： （1）证据是否符合法定形式； （2）证据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规章的要求； （3）是否有影响证据效力的其他违反情形。
四、讨论我国的受贿罪法律完善对策（一）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笔者认为，应当取消刑法对于受贿罪客观要件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 “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使刑法理论上争论不断，也给司法实践带来诸多困难。把这个规定取消，至少有如下优点：1．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符合受贿罪本质犯罪的本质特征是社会危害性，这是我国刑法理论界的通说。任何犯罪都可以用很多事实来描述，但并非每个事实都是犯罪构成的要件。只有对社会危害性及程度具有决定意义的那些事实才是犯罪构成要件，才能反映犯罪的本质特征，达到形式与内容的统一。[①]受贿罪的危害或受贿罪本质不在于为他人谋取利益，而在于收受贿赂行为本身。[②]因此，贿赂罪侵犯的客体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收受贿赂行为即对廉洁性产生危害，具有了受贿犯罪本质特征，能够构成受贿罪。至于是否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许诺或行为，是不能够决定或消除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仅是社会危害性程度上的差异。无论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行为人的受贿行为都侵犯了犯罪客体，从犯罪本质考虑，该行为即构成受贿罪，根本不需要“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因此，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符合受贿罪本质的要求，而且使立法更加简明扼要。2．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体现了立法目的的要求从受贿罪立法初衷看，对于公职人员利用职权收受贿赂的行为，应该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因为受贿罪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权力的异化，防止职务行为廉洁性受到侵害。而我国现行立法认为仅此还不能认定受贿罪，还要求“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立法这样规定显然不能很好的实现立法目的，不利于立法宗旨的实现。从目前政策来看，这样规定也与“从严治党”“从严治吏”基本精神不符，与人民群众要求更是格格不入，只有取消这一要件，才能理顺这些关系，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并不意味着在立法中无视这一因素的存在和作用。众所周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是刑罚设置的主要依据，行为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不仅取决于在客观上给社会所造成的危害，而且还取决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本文建议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并非在立法中无视“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因素，收受贿赂的公职人员为“他人谋取的合法利益”是按国家法律法规，相对人应当获得的利益，无需违背职责即可实现，其侵害的还仅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而“为他人谋取的非法利益”是按国家法律法规，相对人不应获得的利益，相对人若要实现利益，收受贿赂的公职人员必然要违背职责，这样行为人在侵害职务行为廉洁性的同时又破坏了职务行为正常管理秩序，其行为无论在社会危害程度上还是在主观恶性上都重于前者，对其量刑从重或加重设置是罪责相适应原则的要求，也是世界上通行的做法。如美国刑法将贿赂罪分为轻型贿赂罪与重型贿赂罪，其划分标准就是以是否存在“枉法意图”，“枉法意图”与我国的“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相似，有“枉法意图”即为重型贿赂罪，其刑罚设置明显重于无枉法意图的轻型贿赂罪。[③]3．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有利于打击受贿行为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来看，取消这一规定可以使法网更加严密，使那些收受贿赂又不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腐败分子无法逃脱制裁。同时，取消这一规定能够减轻司法机关在证明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素上、及收受他人财物与为他人谋取利益之间因果关系上的困难，有利于加大打击受贿犯罪的工作力度。有人担心，取消这一要件，会混淆受贿罪与亲友间馈赠的界限，可能会导致扩大打击面。实际上，这种担心是多余的，贿赂归根到底是建立在公职人员的职务权力的制约性基础之上的，是职权的衍生物，因此，亲友间馈赠无论是在缘由上还是在数额上都与受贿罪截然不同。（二）贿赂内容扩大为“不正当好处”笔者建议，在我国刑法对的受贿罪规定中，用“不正当好处”取代“财物”，“财物”一词外延过窄，其不足前面已作阐述。不正当好处，既包括财物等物质性利益，也包括非物质性利益，前文已作出论述，此处不再赘述。建议用“不正当好处”取代“财物”，意义如下：1．贿赂的内容扩大为“不正当好处”更符合受贿罪本质从贿赂罪的本质来看，非物质性利益同物质利益一样，都是能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利益。收受物质性利益和非物质利益一样，都会侵害公职人员行为的廉洁性。而且，“权钱交易”发展到“权利交易”是当前犯罪的新特点，是犯罪手段翻新的具体表现。如前所述，以《公约》为代表的国际通行做法都将“贿赂”扩展到“一切不正当好处”，我国采用这种做法，不仅是遵守国际义务的要求、顺应了反腐败斗争进一步深入的要求，而且符合受贿罪的犯罪本质。受贿罪是以权谋私的犯罪，其本质是对公职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的侵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无论收受或索取的是财物还是其他不正当好处，都毫无疑问地构成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的侵犯，其社会危害性的本质是一样的。在人的需要和欲望多元化的现实生活中，无论是财物还是其他不正当好处，都能满足以权谋私者的心理、生理、物质或者精神需求。如果我们一方面打击受贿犯罪，另一方面却把贿赂限制在财物或财产性利益上，势必会放纵犯罪。因此，将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谋取财产性利益或非财产性利益的行为规定为受贿罪，完全符合受贿罪的本质。正因为收受财物以外的其他财产性利益或其他不正当利益也能够体现受贿罪的本质及其危害性，所以，把它们包括在贿赂范围之中是合理的。2．贿赂的内容扩大为“不正当好处”能够使立法更加科学从立法上考虑，将什么样的行为规定为犯罪、纳入到刑法规制之中，取决于这种行为的“客观性、惩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等多方面因素。所谓“客观性”，是指这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必须是现实生活客观存在的现象，或者虽然当前尚不存在，但根据科学预测，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确有可能出现的现象。如果现实不存在，将来又根本不可能出现，现行法律便没有必要作出规定。随着我国市场经济进程的不断推进，贿赂的内容已经不再仅限于财物。公职人员在经济交往中接受公款旅游、色情消费等变相“权利交易”的现象不断出现，产生了一个“权钱交易、权益交易”的特殊阶层，在社会上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如果这种现象不受刑律惩处，将有损法律的严肃性。[④]所谓“必要性”，是指客观存在的行为，其社会危害性已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到了必须用刑罚规制、否则不足以预防、惩治和遏制的地步，但现行刑法又无法适用的情况，应当在立法中考虑，将其纳入刑法规定中。目前，我国正处在体制转轨时期，法制有待于健全。各个领域，尤其是行政、经济领域暗箱操作等现象比较普遍，这给贪污受贿犯罪行为的产生提供了厚实的土壤。尽管我国当前加大了反腐力度，但贪污受贿行为屡禁不止。从司法实践看，甚至在同一个地方受查处的领导有“前仆后继”的现象，而且腐败涉嫌金额还不断攀升。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在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索取或收受“财物”会受到惩处，财物之外的贿赂则被认为名正言顺。人们的需求并不是单项的，物质外利益的一时满足，可能转而促使行为人贪求更多的物质，以便再次或多次满足前次的非物质享乐，物质与非物质性利益在贪污贿赂犯罪中交迭，滚雪球式越滚越滚大。所以有必要修改现行刑法中不合理规定，将贿赂范围扩大为“不正当好处”，将一切财产性和非财产性利益都囊括进来。所谓“可行性”，是指适用刑罚方法惩治贿赂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具有实施的可能性。作为贿赂的利益都是客观实在的，在司法实践中是可能和能够加以具体认定的。无论贿赂的内涵如何变化，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能够作为贿赂的，不论是物质、物质性利益还非物质性利益，必然都具有实用性这一特点，它一方面能够满足受贿人的物质上、精神上或其它方面的要求，另一方面也能为行贿人换回某种好处，从这两点来认定是否接受了贿赂，在司法实践中具有较强的操作性。[⑤]（三）设置受贿罪独立的法定刑，合理确定“数额”在受贿罪刑罚中的地位现行刑法典没有受贿罪的独立法定刑的规定，刑法典第386条规定，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及情节，依照贪污罪的法定刑的规定处罚。笔者认为此种立法是不科学的，受贿罪从行为特征到保护法益均不同于贪污罪，应该拥有独立的，能正确反映行为危害大小的法定刑。贪污犯罪和受贿犯罪从犯罪本质看是不同的，贪污罪一定侵犯了财产所有权，非法占有财物的数额可以衡量其危害程度，“计赃定罪量刑”有其合理性和正当性。而受贿罪是贪利性犯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损害的是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贿赂的多寡不影响其用权换利的本质特征，所以它的法定刑设置应该和罪质相匹配，将受贿罪的法定刑依照与其直接客体完全不同的贪污犯罪显然缺乏合理性和科学性。立法以具体的数额来划分受贿罪量刑的标准，结合收受贿赂还要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要件，所告知社会成员的是受贿是数额犯，且不为他人谋利的利用职权收受贿赂不是犯罪。受贿罪中的这两个因素，宣示了侵害了社会根本利益的行为可能不受刑罚处罚。立法通过“情节”、“数额”、“为他人谋取利益”等限制了刑罚适用的范围，造成受贿罪法网不密。当然受贿罪刑罚的一旦趋密，会客观上扩大犯罪的范围，但“密而不厉”的刑罚设计是符合现代刑法要求的，可以从刑罚方式多样化、非刑罚方法以及严格限制重刑上兼顾“密”和“不厉”的双重要求，从而也顺应刑罚轻缓化的世界潮流。现行刑法典对受贿在5000元以上不满10000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规定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反之，在公司、企业人员的受贿中，立法没有规定任何情况下可以减、免刑事责任的从宽情节。这种实际对国家工作人员网开一面的立法规定，与受贿罪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对此类特殊身份犯应该从重处罚的这一普遍原则相背离。有观点认为，现行立法对贪污贿赂罪的起刑数额之规定与盗窃罪等贪利性普通犯罪之数额标准严重失调，不能体现刑罚的公平。[⑥]笔者不同意此观点，从刑法第383条第1款第4项规定看，即使贪污受贿不满5000元且情节较轻，也被立法认定为犯罪，而且从罪状描述看，受贿罪无数额的规定，反之，对盗窃罪等贪利性普通犯罪立法是做数额较大的成罪要求。之所以有以上观点，是来源于“两院”有关受贿罪立案标准的司法解释。而现行受贿罪立法刑罚量刑幅度过宽，不能够很好的对应刑法第五条，“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刑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的规定，笔者认为依据受贿罪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责任，可以紧缩量刑幅度，对几类危害性特别严重的受贿犯罪明确“重罚”外，对普通受贿犯罪可以采用短期监禁刑，并根据受贿罪的职务经济犯罪特点，多采用罚金刑和资格刑，使得罚当其罪。鉴于上述分析笔者建议，根据受贿罪的本质特征为其叙明新的罪状并设立独立的法定刑，立法中取消“数额”、“情节”的具体规定，从而严格限制司法解释对立法的扩张性解释，明确告知社会成员本着从严治吏的精神，国家对受贿行为不论数额均作刑法上之否定;而对于需要裁判者加以主观判断的因素，如“数额”、“情节”和其他影响罪行等级，可以以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的形式确立。（四）严格限制受贿罪死刑适用的范围有观点认为，我国对受贿等经济犯罪规定死刑，是一种不符合刑罚的效益观念的选择，成了一种以剥夺价值大的权益为代价保护价值小的权益的手段，如此分配的死刑不但明显的构成成本大于收益、投入大于产出的选择，而且给国民培植了诸如财产与生命可以等价的观念，从而人为贬低了人的生命价值，因而对受贿这样犯罪的死刑应予废除。[⑦]笔者认为，如果单从死刑本身看，它既不能杜绝或减少犯罪的发生，也不能因其残酷而就此遏止住“行恶”之动机，从来就没有因为严刑峻罚人类就改恶从善，因而不是受贿罪的死刑不符合刑罚之效益，而是死刑本身就是非理性的。笔者认为在短时期内取消受贿罪死刑缺乏背景条件：我国刑法分则十章中涉及死刑罪名有70个（不包括选择性罪名），而其中两章职务犯罪中有死刑规定为2个即贪污罪和受贿罪，反观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规定的死刑就有17个，如果只单独取消受贿罪的死刑，对官员的贪污腐败深恶痛绝的人民群众很难认同;在司法实践中，职务犯罪不仅会造成经济上的危害后果，也有导致严重人身伤亡后果的，而在读职罪中并无极刑之规定，公众感情很难接受我国死刑适用范围较广的情况下，单单对职务犯罪网开一面的做法，所以受贿罪死刑的保留是一种“补漏”。笔者认为，受贿罪死刑的废除必须与我国总的死刑政策相匹配，在现阶段不宜单独废除受贿罪之死刑。那么，现行受贿罪死刑适用的立法规定是否合理?依照贪污罪死刑适用的标准，刑法典将受贿罪死刑的范围确定为“受贿在10万元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笔者认为，这一标准无论从刑罚效益还是司法实践看都是弊大于利，且超过了一般预防的限度。将受贿罪适用死刑的外延定在10万元，即使仅从当前的社会生活条件看，也是不合理的。从法律追求看也有悖于限制乃至废除死刑的历史趋势，10万元作为受贿罪死刑适用的“准用”条件在司法实践中的意义不大，造成受贿可能处以极刑的条件—涉案数额规定的范围过于宽泛，使得该罪死刑缺乏严格的限制条件，立法或司法解释对情节特别严重又无明确规定，造成司法实践领域中的死刑风险处于不确定状态，罪行的严重性与法定刑的幅度已无比例关系，有违罪刑相适应原则。现时存在受贿千万未处极刑，而受贿百万却被判死刑的情况，又造成公众的质疑。如果说受贿涉案金额对死刑无影响，但为何立法明确规定对死刑无影响的数额条件，反而对有实质意义的特别严重的情节不加以规定。参考文献：1．张旭：《国际刑法——现状与展望》，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版。2．马长生：《国际公约与刑法若干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3．毕志强、肖介清、汪海鹏、张宝华：《受贿罪定罪量刑案例评析》，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3年第1版。494．范春明：《贪污贿赂犯罪的法律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第1版。5．林谭：《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第1版。6．孟庆华：《受贿罪研究新动向》，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第1版。7．马克昌：《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版。8．高明暄主编：《刑法专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版。9．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10．陈兴良：《当代中国刑法新境遇》，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11．王云海：《美国的贿赂罪——实体法与程序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12．储槐植：《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版。13．肖扬：《贿赂犯罪研究》，法律出版社1994年第1版。14．杨兴国：《贪污罪贿赂罪法律与司法解释应用问题解疑》，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第1版。--------------------------------------------------------------------------------[①] 马克昌：《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版，第135页。[②] 刘系琳：《论受贿罪的客观方面》，《兰州商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第18页。[③] 王云海：《美国的贿赂罪——实体法与程序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版，第128页。[④] 林锦征：《试论我国受贿罪立法的完善》，《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第24页。[⑤] 林锦征：《试论我国受贿罪立法的完善》，《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第11页。[⑥] 何承斌：《贪污犯罪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225页。[⑦] 邱兴隆：《刑罚的哲理与法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l版，第534、539页
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论文选题哪个好答案如下：刑法好。写明基本情况，这部分内容主要是对工作的主客观条件、有利和不利条件以及工作的环境和基础等进行分析。其次写工作的成绩和缺点，这也是总结的中心。
刑法：1：论正当防卫的限度 2：论防卫过当的构成及其刑事责任侵权行为法：1：论精神损害赔偿 2：论侵害人身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 3：论侵害人身权的归责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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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法：1：论民事司法鉴定制度案例好找 参考文献也多
根据自己熟悉的内容或者占有的资料确定。
， Ulrich： Die Todesstrafe – ein unmenschlicher Atavismus. In： Klug， Ulrich ， Rechtsphilosophie， Menschenrechte， Strafrecht. Aufs??tze und Vortr??ge aus den Jahren 1981 bis 1993. 1. Aufl.，1994. .全理其：《法学研究》1999年第18卷第5期，第81页。20.一种不受目的构想所约束的正义诫命要求的纯粹的道义责任。21.尽管在制度上不可能，但是假如让作出死刑判决的刑事法官来执行罪犯的死刑，不知道会对刑事法官对死刑的选择有何种影响？刑事法官会不会成为血腥恐怖的法官？， Lehrbuch des Strafrechts. Allgemeiner Teil， . 1996， .第一次变化是从死刑－肉体刑/无期向有期徒刑的转移[结束于19世纪末]，与寻找人的尊严有关；第二次变化是从自由刑向控制－罚金刑的转移[结束于20世纪中叶]， 与制裁的经济性有关。24. 关于反对死刑的理性理由，也可参考 Bockelmann， Paul： Die rationalen Gründe gegen die Todesstrafe. In ： Maurach， R. （Hrsg.）。 Die Frage der Todesstrafe. 1. Aufl.， 1962. Bockelmann 的著名论断是：反对死刑的最重要的理性理由是死刑的存在没有理性的理由。S. 139. 对死刑基本问题的回答也可参考 R. Maurach， E. Schmidt， W. Preiser， . Jescheck， A. Portmann， E. Kretschmer， A. Huth， E. Müller-Meiningen jr.， A. Süsterhenn， P. Bockelmann， W. Künneth， K. L??with （Zw??lf Antworten） 十二个回答者的一本书： Die Frage der Todesstrafe. .， ， Gesetzliches Unrecht und übergesetzliches Recht， in： SJZ， 1946， . Albrecht， . ：The Death Penalty in China from a European Perspective. In： EU-China Human Rights Dialogue.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EU-China Legal Expert Seminar held in Beijing on 19 and 20 October 1998.公民个人对这种威胁程度的知悉权只能通过公布真实的死刑判处和执行统计数据信息予以保障；任何民主国家都不得把该信息列为司法秘密。如果死刑判处和执行的统计数据不予公布或公布不实，有权公布的机关就会违反《刑事诉讼法》上死刑判处和执行应当公布（不仅仅是个案公布，关键是统计公布）的刑事诉讼法义务。， Teil，.，2003，§ 3 Rn . 如果的刑法规范违反的刑法规范，在刑法学理上看来，前者应当是无效的，就得通过立法予以解决；但是在立法解决以前，针对已经确定的案件事实，法官如果在寻找要适用的规范时，不能证明所选规范的有效性（该规范是“罪行极其严重”的规范）而恣意适用之，就会出现适用法律错误或失当的问题，从而动摇判决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另外， “罪行极其严重‘’ 存在严重的不明确性， 它是指所有的犯罪类型中最严重程度的类型呢？ 还是指每一犯罪类型中具体犯罪行为的严重程度呢？ 或者是最严重的类型中的最严重的具体犯罪行为？（schwerste Verbrechen oder Tatschwere？）29.通过对资深刑事辩护律师的访谈分析， Albrecht， Hans-J??rg教授认为当前死刑案件辩护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第一，律师将辩护过多集中于犯罪客观方面，主观因素重视程度不足，而实践中客观方面有时难以辩护；第二，法官判决缺乏一些规范性指导，说理不够，自由裁量权有时过大；第三，最好的辩护须建立在被告人与律师彼此的信任，这在中国有待加强；第四，律师辩护活动不应过多集中在审判阶段，其他阶段均应有律师参与；第五，律师获得的关于被告人的信息和资料十分有限；第六，律师辩护有时很难影响法院定罪量刑；第七，律师应运用各种辩护策略，如怀孕、不到18周岁等法定减轻情节等；第八，律师应采取积极和消极的辩护技巧和方法。这八个问题是Albrecht教授在指导 “加强死刑案件刑事辩护” 的实证研究项目的最近一次研讨会上提出的。30. Weigend，Thomas： Unverzichtbares im Strafverfahrensrecht， ZStW 113 [2001]， .只要认为侦查程序澄清事实之后，有必要进行法庭审理，原则上应该坚持：仅仅是法庭审理所得对于判决才是重要的；而且只有所有的诉讼参与人同意，才能允许侦查程序的结果在法院的判决（Entscheidungsfindung）中直接予以采纳。直接把侦查程序的结果作为判决的基础是很危险的。31. 《刑事诉讼法》早就规定了死刑复核权在最高人民法院，到目前为止，只能是尽快结束这种复核现实的违法状态。32. 要制定具体明确而统一公开的核准与不核准的标准，使得辩护律师有机会和根据进行充分有效的辩护。当然，学术界主张废除死刑的专家学者只能为该指导标准提供不核准的苛刻标准，如果提供核准的标准或者充当核准程序的法官，势必会违背自己的学术主张和学术信念，从而危及自己的学术信誉。33. 历史上有过赦免的先例，宪法上也有国家元首的赦免权规定，但是在实体和程序法上并没有具体的规定。
离婚时的损害赔偿，道德上的东西比较多
手机知网 App24小时专家级知识服务打 开诉讼法与司法制度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 陈妍茹 刑法与刑事诉讼法虽然是两个相互独立的部门法,非经刑事诉讼程序,刑法不能从文本走向现实,因此,实现国家刑罚权成为刑事诉讼法的重要目的,两法之间也由此产生了相互影响、彼此作用以及交错适用的复杂关系。为深入研究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之间的关系。为深入研究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之间的相互关系,但又避免因面面俱到而欠缺深度,本文以刑事审判中的定罪与量刑为研究视角,考察在定罪与量刑中,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因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而交错适用的具体情况。论文分为三个层次共八章展开论述,遵循从原理性分析到具体性分析、从理论探讨到实践分析的逻辑结构。第一个层次包括绪论、第一章及第二章。这部分是对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及交错适用的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为全文的论述确立理论基调和基本框架。绪论部分介绍了论文的选题背景、有关该选题的研究现状以及论文采用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一章阐述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内涵及其关系,并指出我国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之间现存的问题以及解决的思路。第二章探讨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相互作用与交错适用。在探讨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相互作用的原因与方式后,着重分析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在定罪量刑中交错适用的功能、意义和结果。指出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作为定罪量刑法律依据的渊源,在刑事审判中具有行为规范、审判规范和生成具体法的功能,两者的交错适用推动定罪与量刑逐步走向终端,为定罪与量刑公正的实现提供了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双重保障,具有推动国家刑事政策实现的重要意义,其交错适用的结果体现为生成具体的刑事判决。第二个层次包括第三、四、五章。这部分论述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在定罪中的交错适用。论文依照从事实到法律的逻辑顺序,论述了定罪事实的认定及其证明、定罪的法律依据与法律控制。然后,遵循从法理到实践、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的逻辑思维,通过对100例刑事判决书文本的分析,展现定罪结论产生过程中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交错适用。第三个层次包括第六、七、八章。这部分论述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在量刑中的交错适用。论文依照从事实到法律的逻辑顺序,论述量刑事实的认定及其证明、量刑的法律依据与法律控制。然后,遵循从法理到实践、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的逻辑思维,通过对100例刑事判决书文本的分析,展现量刑结论产生过程中刑法(刑事实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