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饮食文化有上千年的历史，很难能用几千字说清楚的！
每一种饮食文化都有其自己的历史,饮食以其自身的存在证明着历史的沧海桑田。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饮食文化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饮食文化论文篇1 浅析台湾饮食文化 摘要：饮食是一种生活，也是一种文化表现。台湾特殊的历史背景、突出的海岛特征、独特的文化习俗融合形成了多元化的饮食文化。台湾饮食文化以福建闽南饮食文化为主，但又结合了中国大陆各地的饮食文化特点。本文旨在通过对台湾饮食文化的介绍，使人们对台湾的饮食文化能有一个大概地了解。 关键词：台湾;饮食文化;地方性;多元化 台湾是我国第一大岛，位于北回归线附近地，暖湿的气候正是孕育新鲜蔬果的最佳环境，而四面临海的位置更是各式海产品丰富的蕴藏之地。因为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再加上各式美食文化的融合，而发展出于台湾人地道的美食。对于台湾人而言，饮食是一种生活，也是一种文化表现，尤其台湾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突出的海岛特征，外来移民族系繁多，使得饮食文化更加多元化，不仅各系的中华菜肴在此发扬光大，更汇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精致饮食，包括美、欧、日、亚热带、地中海等世界美食，都可以在台湾吃到。而台湾菜作为中华菜系中的一种，在台湾占有重要的位置，成为台湾最基础的饮食，深为台湾人民所喜爱。台湾饮食文化，是和当地的物产、文化传统紧密相关的，它是在台湾独特的历史文化、地理环境基础上，经过多次的文化融合而形成的多元化饮食文化。 中国美食甲天下，是全世界公认的。台湾继承了中华美食的传统，但又由于历史发展的不同路径，形成了今日丰富多彩的性格，也体现出台湾文化的开放与多元。梁实秋先生曾说“台湾地区之饮食本属闽南系列，善治海鲜，每多羹汤”，这也许是因为台湾与闽南地区仅有一水之隔，地理环境与气候物产相似的缘故，而台湾的先民又大多是从福建省的漳州和泉州移民的，因此我们很容易在台湾早期的饮食文化中看到闽南的地方风味。然而1949年，国民党政权退踞台湾，带去了大陆各地的风味菜，从此，大陆各大菜系就在宝岛得以发扬光大，逐渐形成多元而且独特的“台湾菜”文化。台湾小吃很有特色，它来自民间，扎根乡土，以其淳朴自然的本色深受食客的喜爱，造就了台湾人生活中最具代表性的饮食文化。举凡“蚵仔煎”、“虱目鱼肚粥”、“炒米粉”、“万峦猪脚”、“大肠蚵仔面线”、“甜不辣”、“台南担仔面”、“棺材板”、“烧仙草”、“筒仔米糕”、“花枝羹”、“卤肉饭”等等，都是独具台湾风味的名食小吃。 1、闽客饮食文化 台湾移民中闽南人移民时间最长、人数最多，所以闽菜可以说是台菜的主轴，是台湾最主要的饮食文化。闽菜以盛行汤菜和烹制山珍海味而着称，尤以清鲜、和醇、荤香、不腻的风味特色，独树一帜，以偏甜、偏淡、偏酸的“三偏”为特色。另外，与福建一样，台湾具有浓厚的饮茶文化，喜欢冲饮壶茶，讲究茶具的精美和冲泡方法，特别流行“功夫茶”。在历史上，台湾还生产过供春、秋圃、潘壶等几种质坚耐热、外观雅致的紫砂名壶。 2、少数民族饮食文化 台湾本土的华人融合了闽南、客家、土著(在台湾称“原住民”)等多种族群。饮食文化除了以闽南饮食文化为主外，还融合了各少数民族的传统饮食文化。 “客家”是汉民族中一支独特的族群。客家人在台湾已有二三百年的历史，目前共有400万人，约占台湾人口的1/6，他们拥有自己独特的饮食文化。传统的客家饮食与昔日农耕劳动的生活息息相关。其中糯米制的饭，因教一般的米食保存的时间长，而成为著名的客家主食，包括饭条、菜包等。由于生鲜食物比较匮乏，所以酸、咸和腌渍的菜肴特别多;像姜丝大肠、梅干扣肉、咸猪肉、客家小炒等都是知名的客家菜。 土著的饮食夺取自自然，如山产肉类、鱼、野菜、农产等，种类繁多，但吃法简单豪迈。不少高山族部落仍保留着不少传统特色，如兰屿的雅美族吃鱼有男女之别限制。土著人喜喝酒，尤其是自己用米或栗所酿的小米酒，风味香甜，呈现出了特有的饮酒文化。 3、食补文化 药膳是中医中药、饮食烹饪中的一朵奇葩，是饮食文化与中医文化的共同结晶：饮食文化是内容，中医文化是基础。药膳的最大特点是：有病治病，无病强身，男女老幼皆宜。他首先讲的是“膳”，即以食为主;然后才讲的是“药”，其药效寓于食品之中。现代药膳，是根据中国医药学的传统理论，结合现代营养学的研究成果，精心设计各种营养素的比例，用中药和食物相配合进行烹调加工，在考虑药物功效的同时要兼顾到味觉的可口，以收到“食助药力，药助食威”的效果。 台湾与大陆南方一样，饮食非常讲究食补。现在可以说是一种健康饮食文化。在台湾，养生防老，“阴阳互补”，“五行调和”等观念深厚。目前台湾食物养生方式主要有素食、生食、有机饮食、断食疗法及传统中医食疗。台湾民间常有以“四神汤”(淮山、芡实、莲子与茯苓)作滋补饮料，是著名的滋补小吃。 4、小吃文化 台湾小吃的发源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最能诠释台湾本土文化、体现民间生活真实的一面。“就地取材”是个是小吃的特色。夜市则是体验台湾小吃的最佳场所，他以浓厚的地方特色与地道的乡土原味，紧紧住住了台湾本地人的胃与游客的心;不但拥有琳琅满目的小吃种类，而且相对于传统中国菜的讲究与精致，反而有一份不必正襟危坐的自在感。台湾各地都有夜市，多半位于交通枢纽、庙会和集市等人潮最旺、发展最早的地方。台湾虽然不大，但因为各地文化特色的不同，长期以来各夜市都有自成一个的特色小吃。 除了多样化的小吃种类外，小吃摊汇聚人潮的效应，带动了民生消费商品的进驻，如各式服饰、鞋类地摊与百货公司、餐饮店等，让以“吃”为主要形式的夜市，增加了“逛”的趣味，“有得吃又有得玩儿”成了台湾夜市最大的特色，从而聚集了更多的人潮。 5、快餐文化 快餐文化的传入让不少小吃文化受到冲击，因为快速又便利，但是却让某些地区性的饮食文化一步步的消失。过去富含地区风味的饮食习惯及饮食文化，也因为新的一代渐渐接受属于快餐的口味，而慢慢消失，家乡的滋味已不复存在，旅客到了陌生异地，只要找到某些快餐餐厅，一切便已然让人感到安全、踏实，我们的家乡，飘落在充满薯条、炸鸡、可乐、汉堡的一家全球化餐厅里。 参考文献 [1]焦桐，《台湾味道》，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2]刘汉琴，《诱人的台湾风味小吃》，《烹调知识》，2009 [3]王学泰，《中国饮食文化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4]林博专，《台湾高山族饮食风情》，《烹调知识》，2004 饮食文化论文篇2 浅谈金陵饮食文化 【摘 要】谈饮食，势必会想到“民以食为天”这一古训。饮食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必不可少。每个地区、民族的饮食生活各不相同。 【关键词】金陵;饮食;文化 南京地处长江下游，气候湿润，土壤肥沃，物产富饶，交通便利，经济强盛，市场繁荣，加之南京乃是“六朝古都”，古称建邺、建康、江宁、金陵等，早在六朝时期，西晋左思的《吴都赋》就以“金陵佳丽地，自古帝王洲”来描写当时金陵的盛况。悠久的历史和古老的文化是南京饮食业发展的渊源，优越的地理条件和繁荣的市场经济，就是饮食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 一、原料物产 南京地区素有“鱼米之乡”的美誉，水陆交通都很发达，一年四季水产、禽、蔬菜联翩上市，金陵人最讲究饮食的时令性。优越的自然条件，为源远流长的金陵烹饪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特产资源。每个地区都有各具特色的特产和原料，对这些原料在加工上也都有本地区的特殊方法，形成本地区的地方风味特色。南京一年四季季节分明，既可生长南方作物， 又适应于北方作物的生长，可说是集南北作物的优势于一地，形成了鲜明的地方性。 二、食医结合 食疗在我国历史悠久，自古就有着把烹调技艺同医疗保健紧密联系的传统，几千年前就很重视“医食同源”、“药膳同功”，利用食物原料的药用价值，烹制成各种美味佳肴，达到预防和治疗疾病的目的。南京的一种特产蔬菜——菊花涝就具有此功效。菊花涝，又名菊花脑、菊花叶、菊花菜等，是一种多年生宿根性野花，属菊科。可食部分为其嫩梢。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蛋白质、黄酮和挥发油等。据中医学称“菊花涝，味甘、凉，无毒，有清热凉血、调中开胃，降血压，清凉解毒之功效。适用于胃热心烦，便秘口苦，头痛目赤等疾。”它当年播种，最迟到清明前即可收食。南京素有“火炉”之称，盛夏几乎家家必食菊花涝，这时正是它功效的最佳时期，也是人们最需要它的时候，它既能降暑， 又是可口的美食，这足以显示它清热凉血、调中开胃、降血压、清凉解毒之功效。食医结合在它身上得到充分的体现。 三、讲究时令的饮食风习 南京人在饮食方面似乎也不乏天赋，常把饮食跟季节联系起来。如“春有刀鲚夏有鲥”、“秋有肥鸭冬有蔬”、“小暑黄鳝赛人参”，“冬鲫夏鲤”、“稻熟鸭肥”……等等。人们掌握原料的生长规律，不同季节运用不同原料，讲究适时而食。 这也说明饮食原料与季节的密切关系。在《周礼》中记载有“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调以滑甘”的说法，这就是讲味道要应和季节时令。对调味品也要按时令调配，如“脍，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自古以来，我们一直遵循调味、配菜的季节性，冬则味醇浓厚，夏则清淡凉爽; 冬多炖焖煨焐， 夏多凉拌冷冻。特别注意按节令排菜单。正如一代美食名家袁枚的《随园食单》时节须知中说的“……冬益食牛羊， 移之于夏。非其时也。……萝卜过时则心空;山笋过时则味苦，刀鲚过时则骨硬。所谓四时之序，成功者退，精华已竭……”这里是说：宜于冬季用的牛羊改到夏季来吃，就不合时令。萝卜过时就空心无味，山笋过时就有苦味;刀鱼、鲚鱼过时骨就硬，万物都按四季的时序生长，旺盛期一过，精华耗尽……。袁枚的这一精辟阐述，说明当时人们就注意到了自然界的变化规律对饮食的影响及饮食与季节的结合。 四、繁荣发达的饮食业 中国烹饪的发展，可说是从隋唐起(或更早些)，经历了封建社会的发展时期，饮食业也在起伏中不断向前发展。对外贸易的交流，丰富了中国烹饪的食物原料;多民族的统一，使各地烹饪技艺得到了交流。特别是许多烹饪著作的出现，使中国烹饪以技术型慢慢过渡到学问研究的新阶段。唐代社会的昌盛，为饮食业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原料和品种。当时南京在面点制作方面，水平已达到相当的高度。陶谷在《清异录》中列举的“建康七妙”，就可反映出当时南京厨师烹饪水平。“齑可照面，馄饨汤可注视， 饼可印字，饭可擦擦台，温面可穿结带，饼(一本作醋)可以作劝盏，寒具嚼着惊动十里人。”这里是说：碎切捣烂的腌酸菜，平均得像镜子一样可以照见人面;馄饨汤清如洁水，可以注入砚台磨墨写字;饼很薄，如蝉翼，下面的字可以映出来;饭粒光滑， 擦台上不碎不粘;面韧如裙带，打成结也不断;面饼入水不化，可以做酒盏用不漏酒;馓子又脆又香， 嚼起来十里内的人们都可以闻到香味而惊动。这当然是有些夸饰之辞，但反映了当时南京厨师烹饪水平之高。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商业的繁荣。唐代不仅饮食店分布极广，而且大城市里有了热闹的“夜市”供应。“夜泊秦淮近酒家……隔江犹唱后庭花”(杜牧《泊秦淮》)。可见那时在夜市可以办酒宴，足见当时饮食行业的营业是非常兴旺的。 五、对外的影响 中国的饮食文化直接影响到日本、蒙古、朝鲜、韩国、泰国、新加坡等国家，是东方饮食文化圈的轴心;与此同时，它还间接影响到欧洲、美洲、非洲和大洋洲，像中国的素食文化、茶文化、酱醋、面食、药膳、陶瓷餐具和大豆等，都惠及全世界数十亿人。由于政治上的影响，南京地区的人口几经流动，每一次朝代的更换，都带来了一部分外地居民(包括商人)，这样给南京地区的传统饮食带来了新的内容，从而创造了极好的与外界交流的机会。饮食生活在长期的发展中，一方面兼收并蓄，接收外地菜肴的影响，另一方面南京又有许多技术和菜肴传到外地，在相互交流中却保持了本地区的地方特色，使之更加具有区域性、地方性。如当时驰名中外的“北京烤鸭”最早始于金陵。北京著名烤鸭店“老便宜坊”于一九三四年所作的题为“首创焖炉烤鸭”的广告：“本坊自金陵移平三百余年，首创焖炉烧鸭烧鸡，精制各种菜谱，屡承中外士媛交相赞许，认本坊所烧鸡鸭为中国第一美味，深合卫生美旨，是以欧美杂志，均有记载(《中国饮食谈古》)”。不过金陵烤鸭在北京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他们选用填鸭制作，使之更加肥润、香嫩。这也体现出在交流中求发展，在发展中求创新的这一宗旨，以一个侧面，也体现出整个中华民族的融合性。 猜你喜欢： 1. 健康饮食文化论文范文 2. 饮食与健康论文1000字 3. 英国饮食文化论文 4. 中西饮食文化差异论文 5. 欧洲饮食文化论文
浅析蒙古族餐饮业摘要：蒙古族是生活在北方草原的少数民族。由于生活的地理环境、社会环境等不同，在历史长河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饮食文化。本文主要对蒙餐业进行界定、探讨蒙餐业与蒙古族饮食文化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分析蒙餐的特点及优势。 关键词：蒙餐蒙餐业蒙餐店蒙古族饮食文化摘要：蒙古族是生活在北方草原的少数民族。由于生活的地理环境、社会环境等不同，在历史长河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饮食文化。本文主要对蒙餐业进行界定、探讨蒙餐业与蒙古族饮食文化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分析蒙餐的特点及优势。关键词：蒙餐蒙餐业蒙餐店蒙古族饮食文化蒙餐业是蒙古族饮食方式进入市场后，形成的烹饪技术、饮食器具、风味菜肴、年节美食、楼店装饰、服务礼仪、酒茶文化等产业体系。蒙餐业以蒙古族饮食文化为基础，继承蒙古族传统饮食文化的同时进行再造创新，进入市场，服务大众。随着内蒙古地区经济发展、市场繁荣、旅游业的发展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其发展势头越来越好。蒙餐业作为面向社会大众的市场产物，正在成为蒙古族特色经济的一部分，展示蒙古族饮食文化的最好窗口。蒙餐业以其丰厚独特的蒙古族饮食文化为背景，将在现代饮食业中独领风骚。一、蒙古族餐饮业(简称蒙餐业)的界定及特点(一)蒙古族餐饮业的界定蒙古族餐饮业，简称蒙餐业，是指以提供蒙餐为主的餐厅、酒楼、饭庄、饭店的总称。蒙餐业具备餐饮企业的一般属性，它的突出特点表现在其文化属性上。蒙餐业最基本的特点是蒙古民族在草原生态环境中形成的饮食品类以及由此衍生的饮食文化。(二)蒙餐业的特点除了在饮食内容上体现蒙古族饮食文化，蒙餐业还表现出以下特点：1经营蒙餐的饭店、餐厅、酒楼等在名称上体现蒙古族特色，突出蒙古族饮食文化。我们常常从一个人的名字基本可以判断其民族。同样。一个餐饮企业如果是以具有蒙古族特色的名称命名，那么将更加突出蒙古族饮食文化主题。如巴彦浩日娲、查哈尔、草原牧居等。2菜品名称及内容体现民族特色。如达尔罕羊肚、昂钦焖牛排、浩特烤羊腿、草原盛会等。3就餐环境具有蒙古民族特色。主要体现在门面的设计、标志、装修风格、主体颜色、菜单设计、饰品、桌椅、摆设等方面。根据饭店规模和档次的不同。讲究程度也有区别。一般来讲，装修色调以蓝、白、红、黄为主。白色和蓝色是蒙古族自古崇尚的颜色。蒙古族信奉黄教，因此有的也把黄色和红色搭配起来进行装饰。墙壁上挂蒙古族特色饰物比较普遍，如羊毛挂毯、图画、书法作品，或挂一些民族挂饰。如蒙古刀、皮囊、弓箭、马头琴等。除了提供蒙古族风味菜点外，还有中餐类。菜单设计多是把蒙古族特色饮食列在前面。4服务礼仪体现蒙古族特色。经营蒙餐的饭店服务人员着装大都是蒙古袍，尤其是门口迎宾，一些小饭店服务员的着装或是短款蒙古服或是蒙古马甲。规模较大的还在服务礼节、操作程序等方面体现民族特色。如客人入座先倒茶；上手扒肉刀柄朝向客人摆放等。一些高档蒙餐店推出马队迎接，由优秀的蒙古骑手穿着民族特色服装，骑着编排有序的骏马、浩浩荡荡在前面开路，迎接客人的到来，歌手唱着祝酒歌，由艺术团列队，手捧洁白的哈达，高唱祝酒歌，为尊贵的客人敬酒、献哈达，迎接客人步人蒙古包餐厅。虽然服务人员大部分为蒙古族，但能提供蒙汉双语服务。5档次较高的蒙古族餐饮店有配套的蒙古族音乐歌舞节目，以娱顾客。二、蒙餐业的优势(一)营养优势以肉、奶为主的蒙古族传统饮食有很多优质营养成分和合理的食谱结构。蒙古族饮食以羊肉为主，现代蒙餐中的很多菜肴也主要用羊肉制作。如绿袍羊排、香府烤半只羊、可汗宫廷羊脑、牧人一绝烤羊肝等。与其他肉类相比，羊肉的营养价值高，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成分。至于奶子，其营养价值已经得到世界认可，以五畜奶为原料制成的各种奶制品更是提取奶子精华的产物。如今，各式的新蒙餐在传统蒙古族饮食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进烹饪方法，去膻除腻，提高蒙餐的营养价值。如新蒙餐里的“扒驼掌”，驼掌营养价值高。还具有特殊的滋补作用，可与熊掌齐名。无论是传统蒙餐还是新蒙餐都更加符合现代人饮食对营养、健康的要求。以蒙古族传统饮品马乳为例，它所包含的蛋白质、糖、维他命非常丰富，其营养功能接近人乳。研究表明，喝马奶不仅能预防各种疾病，还是一种“由内而外”的养颜益寿佳品。蒙古族饮食非常符合现代人追求营养、保健、绿色的观念，这些合理因素正在不断被研究证明，并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接受和认可。(二)纯天然优势蒙餐中的肉食、奶食，是牲畜所产，而牲畜是在天然草原上放牧饲养的，也有可以说是“半野生”饲养。辽阔草原，没有化肥农药的集中使用，蒙古族传统观念也历来反对破坏自然。从大草原拿来的野生动物、山野菜都是远离污染，纯天然纯绿色。(三)快餐优势蒙餐中的许多菜肴、食品都是蒙古族牧民在游牧生活中形成的，像炒米、油炸果子、奶茶，以及涮羊肉、手扒羊肉等，都能适应现代快速节奏的生活，稍做加工便可成为蒙古快餐。因此，也可以引入自助餐形式，办成蒙古自助餐。(四)特色优势随着餐饮业的迅猛发展和竞争的日益激烈，经营者要想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必须在营造主题、产品、服务、环境、宣传等方面表现自己的与众不同，树立自己的餐饮形象，形成独特的风味和特色。就特色而言，蒙餐业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蒙餐以传统蒙古族饮食为基础，从原料到制作方法传承了蒙古族以肉奶为主的饮食习俗，其独具特色的奶茶、奶酒等也都明显区别于农耕饮食。其次，蒙餐业的环境设施表现蒙古族文化，让人们从饭店名称到饭店装饰特色便能够意识到它的与众不同。再次，身着蒙古族服饰的服务人员提供的蒙古族礼仪、富有民族特色的文艺节目也都是其区别于一般饮食的特色所在。总之，这些以蒙古族文化为底蕴的特色优势是得天独厚的，能够成为蒙餐业有力的竞争手段。(五)市场优势蒙古族传统饮食文化蕴涵着丰富的社会经济价值。随着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蒙古族饮食文化的魅力也再度显现。人们开始加大了对蒙古族传统饮食文化的开发：一方面，蒙古族部分饮食精华被重新开发，如一些高档蒙餐店重新挖掘蒙古族宫廷宴席“诈马宴”，满足了游客和大众饮宴的富贵取向和品尝的体验心理，其饮食文化的独特魅力得以再次展现：另一方面，蒙古族现有饮食也得到不断升华和改良。一些蒙餐店推出“新蒙餐”系列，研发制作出各色新式蒙餐。内蒙古饭店推出的新蒙餐系列，就是在传统蒙餐基础上，借鉴其他菜系先进科学的烹饪手法和工具。利用内蒙古大草原纯天然、无污染的奶、肉、蔬菜及粮食等原料，继承和发展博大精深的草原文化格调，融食、饮、乐、礼、歌、境、情、器于一身的民族特色浓郁、文化氛围浓厚的全新餐饮文化。奶皇风干肉、铁板羊肝、啤酒焖羊肉、敖特尔六结义、茄汁奶豆腐饼、人参当归煨羊蹄、酸奶芦荟沙拉、鲍汁驼掌、蒙古沙拉等都属于创新蒙古菜肴。蒙餐业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对传统蒙古族饮食的挖掘和在此基础上进行再造的工作也处于初级阶段。蒙古族文化源源流长，并且各个地区之间又有一些差别，对此进行整理开发的空间很大。随着蒙餐业的进一步发展参与的人会更多。人们通过丰富原料、改进烹调技艺，使蒙古族饮食更加符合人们的要求。在内蒙古地区，蒙餐业作为一项产业还只是刚刚起步，而对本地区的旅游市场、餐饮市场。蒙餐业还不到“半壁江山”，而对沿海发达城市、国外市场还很少涉足，可以说，市场空间还很大。
清真，(阿拉伯语：，英语：Halaal，halāl，halal)，阿拉伯语原意为“合法的”。下面是我为你带来的 北京的清真饮食文化论文，欢迎阅读。
唐朝（618年－907年），是中国历史上继隋朝之后的大一统王朝，共历二十一帝，享国二百八十九年。下面是我为你带来的 浅析唐代的饮食文化论文，欢迎阅读。
一、何为“清真饮食”
“清真饮食”，指符合伊斯兰教教义教规、符合信仰伊斯兰教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并按这种教义和风俗习惯进行生产、加工、经营的食品。其实，“清真饮食”这一叫法并非阿拉伯语的音译，也非伊斯兰教传入伊始就有，而是中国文化与伊斯兰教教义长期融合的结果，是中国特有的。阿拉伯语中则把伊斯兰教食品称为“哈俩（HALALI）”，该词借鉴于犹太教的Kosher[1]一词，意为“合法的”，意指符合伊斯兰教教法的食品。
公元6世纪，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中最早出现了“清真”一词――“清真寡欲，万物不能移也”。这以后，直至清朝，“清真”一词频频出现在文人墨客的诗词歌赋中，用以表示“纯真雅洁、朴素自然”之意。例如，唐代李白《五古?避地司空原言怀》中有“所愿得此道，纵然保清真”的佳句，用以表达自己素朴淡泊的尚“清”理想；宋代陆游《园中赏梅》中有“阅尽千葩百卉春，此花风味独清真”的吟诵，用以赞美梅花纯洁质朴的品格；清代薛雪的《一瓢诗话》中有“文贵清真，诗贵平淡”之句，以表明文章贵在真实自然……自元代起，中国的伊斯兰教学者及宗教职业者渐渐使用“清”“真”“净”等字来形容礼拜寺。明洪武元年（1368），“清真”被作为一个词，用以表示与伊斯兰教有关的事物。明末清初的伊斯兰教汉学家王岱舆更是在其《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中用“纯洁无染之谓清，诚一不二之谓真”对“清真”一词进行了纯伊斯兰式的阐释。随后，诸多伊斯兰教学者纷纷在“清真”一词的原有词义基础上，对其进行伊斯兰化的阐释，使其成为中国穆斯林的一个专用术语。中国的清真饮食，在具备阿拉伯-伊斯兰饮食文化标准应有因素的同时，也在烹饪技术等方面参照并吸收华夏饮食文化的经验，从而形成了兼有两种文化体系特色的独特饮食品种，其特点主要体现在严格的禁忌性、历史的悠久性、鲜明的地域性、品种的多样性和食用的广泛性等方面。
二、北京清真饮食的发展历史与现状
通常意义上的“北京菜”实际上由山东菜、清真菜和宫廷官府菜三部分构成。清真菜作为北京菜中举足轻重的一部分，其历史非常悠久：唐永徽二年（651），第一个阿拉伯使者会见唐高宗，打开双方互通有无的大门；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中首次出现“回回”一词，泛指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元朝时，“回回”大量涌入北京，后人有“元时回回遍天下”之说，饮食市场上开始出现清真食品。当时的清真食品，主要是临街设摊，或走街串巷，提篮小卖；明朝时，北京清真饮食的专业厨行正式形成；清朝后期，开始出现清真菜馆；民国时期，清真菜已经成为非常完善的餐饮风味，是京式菜系重要的一支；1956年底，清真小吃店进行调整改组，实行公私合营，最终合并为校场口小吃店、大栅栏小吃店、南来顺小吃店等17个规模较大的清真小吃店。笔者曾在《北京档案珍藏展图录》一书中看到过一组由西城区档案馆收藏的《建国初期前门大街和大栅栏商业街调整规划图纸》档案，档案形成于1957年，反映的正是当时对前门大街和大栅栏两条商业街上包括清真小吃店在内的所有店铺进行调整的情况。正是经过如此经年累月的发展，才逐渐形成了今日集质地脆嫩、口味醇厚、汁浓不腻、原汁原味等诸优点于一体的北京清真菜系。
由于北京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辽金以来就云集了天下各方各族人士。因而，多种饮食文化在北京都有所体现，而清真饮食又极善于博采众长，吸收其他风味菜肴的烹调技法。因此，为适应不同顾客的不同需求，北京的`清真菜在传统清真菜的基础上兼收并蓄，融汇了九州各地不同风味菜肴之精华：从蕴含着西域风情的油炸馓子，到透露着游牧民族率真性格的涮羊肉，再到浸透着江南细腻温情的八宝莲子粥……可谓包罗万象；从讲究气势排场的全羊宴，到百吃不腻的锅贴羊杂，再到实惠经济的焦圈、豆汁……可谓应有尽有，可以说，它照顾到了从朱门绣户到白屋寒门各阶层的问顾者，做到了丰俭由人、应付裕如。
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北京市有清真饮食习惯的少数民族约万人，主要分布在教子胡同、马甸、大兴、密云等。作为中国的首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每年有许多全国性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在北京举办，这些活动都有力地促进了北京餐饮业的发展。而且，作为中国吸纳游客最多的旅游城市之一，北京的餐饮业也因旅游业而受惠。此外，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北京作为我国的国际交往中心，设有越来越多的外国大使馆，跨国公司总部、分支机构或驻京办事处等。其中，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信仰的国家就多达四十多个。国际交流和商务往来的不断升温，刺激着北京餐饮业的迅速发展，从而形成了非常可观的消费空间。仅《北京餐馆指南》《中国清真美食地图》《中华老字号》等书中收录的清真餐馆就多达500多家。其中，一些老字号的清真餐饮企业深受顾客的喜爱，如：被誉为“京城清真餐饮第一楼”的鸿宾楼饭庄，是北京唯一一家天津风味的清真饭庄，清咸丰三年（1853）创办于天津，1955年迁到北京李铁拐斜街，1963年迁到西长安街。郭沫若在一次用餐后，对鸿宾楼赞不绝口，题藏头诗一首：“鸿雁来时风送暖，宾朋满座劝加餐。楼台赤帜红于火，好汉从来不畏难。”诗的每句首字联起来即“鸿宾楼好”。鸿宾楼的菜肴多达数百种，其中颇具代表性的“鸡茸鱼翅”“红烧牛尾”“扒驼掌”等一直广受食客喜爱。
在过去，北京餐饮业被称为“勤行”。“勤行”除了包括上述各种高、中、低档的实体餐饮店外，还包括一种专门承办民间宴席的“厨行”。当时，北京城内并不缺乏好的清真餐饮店，可在新中国成立前有一条规矩：清真饭馆只应散客，不接宴席，婚丧嫁娶的流水席要由当时北京城内的二三十家厨行世家承办，这些厨行世家主要分布在牛街、德胜门、王府井等地。厨行都没有实体店面，而是在办事人的家里露天搭建简易帐篷，应办事人之需摆出几桌到几十桌不等的席面。当时厨行界有一行规，叫“不串片儿”即牛街的厨子不往北，德胜门的厨子不往南，各处的厨子不轻易跨区做买卖。一般而言，每个厨行的常备菜点有150道左右，这些菜点全靠厨行世代口耳相传，强记硬背。 由于清真菜在用料做法上有很多禁忌要求，因此，这种流动家宴对主厨的考验很大，从订料、备料到砌灶烹饪，主厨事必躬亲。一般而言，清真宴上的菜品上桌顺序依次是：压桌、扣菜、汤菜、炒菜。通常“从落座到起座，一起清真宴就只有20多分钟，这一拨人吃完，紧接着就要换下一拨人。一起宴席一般要上二三十道菜，主厨要连续做出蒸、炖、炸、扣、炒等菜品，几乎连说话的时间都没有。如果要同时开10桌以上的宴席，对菜量的要求还很大。所以，需要厨师准备充分且精神集中，否则是无法应对的。”[2]
随着社会的变迁，城市里平房大院儿越来越少，各类大型的清真餐饮店纷纷办起了酒席，北京的“厨行”日渐式微，如今只留下了“厨子舍”一家。为了保留这门手艺，厨子舍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后，其第五代传人舍增泰收了女儿和侄子为徒，想要培养“厨子舍”第六代传人。但是，毕竟如今家庭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和外界的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厨行也许不会再恢复昔日的盛景，也许最终将归为一份珍贵的平民记忆，但是这不影响它曾经的辉煌，也不影响人们对其背后蕴含的行业精神及平民文化的认同。而这种精神与文化内质是可以透过人们的情感共鸣，渗透到社会和日常生活之中，从而被代代相传的。因此，从这个层面而言，作为行业的厨行衰落了，但是作为北京清真饮食文化和城市文化一部分的厨行文化却仍然朝气蓬勃，焕发着生命力。
三、意蕴丰富的“清真餐饮”
曾有很多学者主张，饮食文化可以作为一个界定“我族”与“他族”的外显标志。但笔者认为，饮食文化实际上会随着场景和赋意的变化而变化，不能固定作为一个民族或者族群区别于他族的外显标志。很多人习惯用清真饮食作为区别“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外显标志，但实际上不同身份、角色的人出于不同的原因，或许会有着相同的饮食选择。穆斯林、民族信仰者、普通居民均会出于对角色、身份、利益等因素的考虑，而将食用清真饮食作为日常生活的常态，从而使得“惯用清真饮食”这一行为不具有划分“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意义。因此，食物及其附带的饮食行为只能被视为是主体表达观念意识和心理状态的重要媒介，而非将“我族”与“他族”进行区别的特定标志。
“清真餐饮”看似是一份被经营的生意，但其中浸润着的却是满满的人情，而用这份“人情”创造与书写出来的，则是城市历史与城市文化。北京清真饮食是北京城市历史的一部分，也是城市文化延续和发展的一部分，它通过所用食材和制作技艺的传承得以保留，并将其中蕴含的智慧与精神通过人为的力量得以传递，从而激起人们的情感共鸣。因此，当一些“老字号”因城市发展规划等原因被迫搬迁时，很多人宁愿费一些周折、花一番工夫，也要重新找到它们。因为，这些“老字号”不仅仅满足了食客们的食欲，也能够帮助人们重新找回对城市的味觉记忆，使他们安心地融入城市生活。正因为如此，当昔日风靡一时的厨行在社会变迁与城市发展的历程中，不可避免地走向衰微时，会有那么多“老北京”感到不舍与难过。或许，约翰?S?艾伦说得没错：“无需生活在食物匮乏状态下的人是幸运的，对他们而言，简简单单的食物就是潜在的美好回忆的来源。应当谨记，各种力量，个体的、集体的都参与塑造我们与食物相关的记忆。或许这样能帮助我们把糟糕的事抛在一边，而创造更多关于美食和美好时光的记忆。”[3]
注释及参考文献：
[1]白仲俭.北京老字号传奇[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1993.
[2]杨永和口述，马景海整理.北京清真菜谱[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
[3]约翰?S?艾伦.陶凌寅译.肠子，脑子，厨子：人类与食物的演化关系[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写作思路：可以从中国的历史上的饮食文化进行追溯描述，从古至今的饮食的传承与发展等等，比如“以和为美”与中国食文化，“意境美与中国食文化”等等。
正文：
食文化历史非常悠久，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就其内容来说非常广泛，包括烹饪基础理论、烹饪技法、食料食器、餐宴风俗、名厨名菜名楼以及“食文学”等。
中国食文化与中国传统美学的关系渊源流长，传统审美思想渗透到食文化的整个领域。因为中国饮食早已超越了维持生存的作用，不仅是为获得肉体存在的需要，而且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精神快感的需求，它如同绘画、音乐一样有着丰富多样的形式，以及深厚的审美意境和优雅的和谐美。从古到今，许多文人墨客通过撰文诵咏美食。
陆游的《鹧鸪天》、苏轼的《老饕赋》、《猪肉颂》、《黄洲食诗帖》等。名画《朝熙载夜宴图》描写了当时唐代餐宴的盛景。画像砖《进食图》生动地描写了店小二送食的情景。这些是中华食文化艺术表现形式的典范。
“美”在中国传统艺术语言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美”字的形成与食文化也有内在联系。古人认为，好吃就为美。后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对于“美”字采用了“羊大为美”的说法。“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甘，美也，从口含一”。字的构成上“美”字也是“大”字与“羊”字的结合体。
从类审美意识的历史发展来看，人类对于美的感受是与味、声、色所引起的感官上的快感分不开的，其表现形式是直觉化的，二者都是属于自然感受的愉悦。美食所带来的味觉的快感中已蕴含了美感萌芽。羊作为六畜之一，主要是使用，也是美味的象征。
“羊大为美”体现了中华民族对于美的最原始的理解。中国也有许多文学艺术作品将味觉与艺术鉴赏联系在一起。如欧阳修：“近诗万古硬，咀嚼苦难嘬，又是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六一诗话》），苏轼：“成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送参寥师》）。人们也常用“余香满口”形容优美的诗句，用“秀色可餐”来形容姑娘的美貌等等。
和谐观作为中国传统辩证的思维方式，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审美根基。古人云“天地之道而美于和”，“天地之美，莫大于和”。“和”字从“禾”从“口”，“以和为美”的传统审美观念同样对中国食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中国传统烹饪处处力求达到和谐的境地。
《周礼》中所说的“割烹煎和”，为“和”是贯穿烹饪全部过程的`。西周史伯提出了“五味以调口”，他认为“故先王以土与金木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调口……声一无听，物一无闻，味一无味，物一不讲”（《国语·郑语》），史伯认为单一口味的菜肴算不上美味，只有各种味道和才是美味。春秋时齐国的晏婴也提出“和如美羹”，用美羹来说明君臣和谐的道理。
其实，以和为美不但要求是味觉感官上的和谐而且也是与身体健康相统一。早在先秦时期，中国人就已认识到摄取食物时偏好某一种味道或摄食过多均会引起疾病。《周礼·天官》就讲到，应该根据季节变化调节食物口味：“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调以滑甘。”只有每天摄入的食物与自然气候相调和，才能有健康的身体。
古人云：美食不如美器。菜肴与食器搭配生动地体现了“以和为美”审美的观念。清代著名诗人袁枚，是广集众美的烹调爱好者。纵观古今美食与美器搭配关系的一个精练总结。首先，人们很注重菜肴与食器在色彩上的对比统一的关系，没有对比会使人感到单调，对比过分强烈也会使人感到不和谐。
如将嫩黄色的蛋羹盛在绿色的莲瓣碗中，色彩格外清丽，产生了清爽悦目的艺术效果。还有，在纹饰上食的料形与器的图案也要求相得益彰。根据菜肴掌故选用图案与其内容相称的器皿，如中国名菜“贵妃鸡”盛在饰有仙女拂袖而舞图案的莲花碗中，会使人很自然地联想到善舞的杨贵妃酒醉百花亭的故事。
次之，菜肴与器皿在形态上体现了和谐的追求。如人们把八珍汤盛在水晶碗里，汤色莹澈见底，透过碗腹，各色八珍清晰可辨，使其增色不少。
中国菜很注重调味适度，宴席也讲究不同口味，不同菜肴与食器之间的相互搭配，有浓有淡，有甜有咸，色泽上对比变化，不但品种要多样，食器的造型和色彩也丰富多彩。这样，佳肴耀目，美器生辉，蔚为壮观的席面美景便会呈现在眼前，才能称之为美食。
意境美是中华民族在长期艺术实践中形成的一种审美思想境界。中国食文化同样具有蕴藉隽永，余味无穷的意境美。孔子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中国菜讲究色、香、味俱全。人们同样重视菜的视觉形象所带来的优美意境，来满足精神上的快感和对现实生活的体味和享受。
许多菜不但味美，而且通过精美的造型和色彩创造意境，构成一种内在的含蓄的美感。比如《辋川图》是唐代诗人和画家王维的作品，被当时的美食家吸收做成了《辋川图》小样的拼盘。再如，在民间，各种岁时节令，婚丧嫁娶，生辰寿延等人们会做面塑礼花蒸制、供奉、食用，如过年的“如意年糕”，婚礼上的“鸳鸯饼”等等，用来祈求幸福，平安。
民间艺人们用大红、大绿等高纯度色彩，自然随意地涂出欢快、热烈的气氛。不但用笔泼辣帅气，无拘无束，同时造型生动，圆实朴厚。表现了劳动人民自然质朴的审美意境。中华美食不但注重口，而且构思立意独特，意味深长，注重所带来的意境。现代许多高档餐厅的菜名多以写意手法命名，用字典雅瑰丽，含意隽永深远，充满了诗情画意。如把白菇摆在青菜上叫“金钱满地”。
中国食文化历史悠远，名声远扬。中国食文化作为中华文明中一颗璀璨明珠，在世界上影响深远，让许多外国友人叹为观止。《易经·系辞上》讲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从中国饮食这一有形的物，正反映出来了中华民族的审美格局，体现了华夏民族的文明形态，这一无形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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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饮食文化摘要：国家的历史有长有短，疆域有大有小，实力有强有弱，人口有多有少，民族构成、宗教信仰、政权性质和经济结构也有差异，故而各国的饮食文化是不一样的。关键词：饮食文化 饮食 文化一、 中国饮食文化的多样性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中的阴阳五行哲学思想、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中医营养摄生学说，还有文化艺术成就、饮食审美风尚、民族性格特征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创造出彪炳史册的中国烹饪技艺，形成博大精深的中国饮食文化。从沿革看，中国饮食文化绵延170多万年，分为生食、熟食、自然烹饪、科学烹饪4个发展阶段，推出6万多种传统菜点、2万多种工业食品、五光十色的筵宴和流光溢彩的风味流派，获得“烹饪王国”的美誉。从内涵上看，中国饮食文化涉及到食源的开发与利用、食具的运用与创新、食品的生产与消费、餐饮的服务与接待、餐饮业与食品业的经营与管理，以及饮食与国泰民安、饮食与文学艺术、饮食与人生境界的关系等，深厚广博。从外延看，中国饮食文化可以从时代与技法、地域与经济、民族与宗教、食品与食具、消费与层次、民俗与功能等多种角度进行分类，展示出不同的文化品味，体现出不同的使用价值，异彩纷呈。从特质看，中国饮食文化突出养助益充的营卫论（素食为主，重视药膳和进补），并且讲究“色、香、味”俱全。五味调和的境界说（风味鲜明，适口者珍，有“舌头菜”之誉），奇正互变的烹调法（厨规为本，灵活变通），畅神怡情的美食观（文质彬彬，寓教于食）等4大属性，有着不同于海外各国饮食文化的天生丽质。从影响看，中国饮食文化直接影响到日本、蒙古、朝鲜、韩国、泰国、新加坡等国家，是东方饮食文化圈的轴心；与此同时，它还间接影响到欧洲、美洲、非洲和大洋洲，像中国的素食文化、茶文化、酱醋、面食、药膳、陶瓷餐具和大豆等，都惠及全世界数十亿人。总之，中国饮食文化是一种广视野、深层次、多角度、高品位的悠久区域文化；是中华各族人民在100多万年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在食源开发、食具研制、食品调理、营养保健和饮食审美等方面创造、积累并影响周边国家和世界的物质财富及精神财富。二、中国饮食文化特点中国是文明是国，亦是悠久饮食文化之境地。吾存于世，吃喝二十余年，有所心得有所感悟，现将饮食文化归纳出以下几个特点，望大家见教：第一，风味多样。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各地气候、物产、风俗习惯都存在着差异，长期以来，在饮食上也就形成了许多风味。我国一直就有‘南米北面’的说法，口味上有‘南甜北咸东酸西辣’之分，主要是巴蜀、齐鲁、淮扬、粤闽四大风味。第二，四季有别。一年四季，按季节而吃，是中国烹饪又一大特征。自古以来，我国一直按季节变化来调味、配菜，冬天味醇浓厚，夏天清淡凉爽；冬天多炖焖煨，夏天多凉拌冷冻。第三，讲究美感。中国的烹饪，不仅技术精湛，而且有讲究菜肴美感的传统，注意食物的色、香、味、形、器的协调一致。对菜肴美感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无论是个红萝卜，还是一个白菜心，都可以雕出各种造型，独树一帜，达到色、香、味、形、美的和谐统一，给人以精神和物质高度统一的特殊享受。第四，注重情趣。我国烹饪很早就注重品味情趣，不仅对饭菜点心的色、香、味有严格的要求，而且对它们的命名、品味的方式、进餐时的节奏、娱乐的穿插等都有一定的要求。中国菜肴的名称可以说出神入化、雅俗共赏。菜肴名称既有根据主、辅、调料及烹调方法的写实命名，也有根据历史掌故、神话传说、名人食趣、菜肴形象来命名的，如‘全家福’、‘将军过桥’、‘狮子头’、‘叫化鸡’、‘龙凤呈祥’、‘鸿门宴’、‘东坡肉’……第五，食医结合。我国的烹饪技术，与医疗保健有密切的联系，在几千年前有‘医食同源’和‘药膳同功’的说法，利用食物原料的药用价值，做成各种美味佳肴，达到对某些疾病防治的目的。”三、 古代的中国人还特别强调进食与宇宙节律协调同步
国家的历史有长有短，疆域有大有小，实力有强有弱，人口有多有少，民族构成、宗教信仰、政权性质和经济结构也有差异，故而各国的饮食文化是不一样的。 中国饮食文化 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中的阴阳五行哲学思想、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中医营养摄生学说，还有文化艺术成就、饮食审美风尚、民族性格特征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创造出彪炳史册的中国烹饪技艺，形成博大精深的中国饮食文化。 从沿革看，中国饮食文化绵延170多万年，分为生食、熟食、自然烹饪、科学烹饪4个发展阶段，推出6万多种传统菜点、2万多种工业食品、五光十色的筵宴和流光溢彩的风味流派，获得“烹饪王国”的美誉。 从内涵上看，中国饮食文化涉及到食源的开发与利用、食具的运用与创新、食品的生产与消费、餐饮的服务与接待、餐饮业与食品业的经营与管理，以及饮食与国泰民安、饮食与文学艺术、饮食与人生境界的关系等，深厚广博。 从外延看，中国饮食文化可以从时代与技法、地域与经济、民族与宗教、食品与食具、消费与层次、民俗与功能等多种角度进行分类，展示出不同的文化品味，体现出不同的使用价值，异彩纷呈。 从特质看，中国饮食文化突出养助益充的营卫论（素食为主，重视药膳和进补），并且讲究“色、香、味”俱全。五味调和的境界说（风味鲜明，适口者珍，有“舌头菜”之誉），奇正互变的烹调法（厨规为本，灵活变通），畅神怡情的美食观（文质彬彬，寓教于食）等4大属性，有着不同于海外各国饮食文化的天生丽质。 从影响看，中国饮食文化直接影响到日本、蒙古、朝鲜、韩国、泰国、新加坡等国家，是东方饮食文化圈的轴心；与此同时，它还间接影响到欧洲、美洲、非洲和大洋洲，像中国的素食文化、茶文化、酱醋、面食、药膳、陶瓷餐具和大豆等，都惠及全世界数十亿人。 总之，中国饮食文化是一种广视野、深层次、多角度、高品位的悠久区域文化；是中华各族人民在100多万年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在食源开发、食具研制、食品调理、营养保健和饮食审美等方面创造、积累并影响周边国家和世界的物质财富及精神财富。 中国饮食文化特点 中国是文明是国，亦是悠久饮食文化之境地。吾存于世，吃喝二十余年，有所心得有所感悟，现将饮食文化归纳出以下几个特点，望大家见教： 第一，风味多样。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各地气候、物产、风俗习惯都存在着差异，长期以来，在饮食上也就形成了许多风味。我国一直就有‘南米北面’的说法，口味上有‘南甜北咸东酸西辣’之分，主要是巴蜀、齐鲁、淮扬、粤闽四大风味。 第二，四季有别。一年四季，按季节而吃，是中国烹饪又一大特征。自古以来，我国一直按季节变化来调味、配菜，冬天味醇浓厚，夏天清淡凉爽；冬天多炖焖煨，夏天多凉拌冷冻。 第三，讲究美感。中国的烹饪，不仅技术精湛，而且有讲究菜肴美感的传统，注意食物的色、香、味、形、器的协调一致。对菜肴美感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无论是个红萝卜，还是一个白菜心，都可以雕出各种造型，独树一帜，达到色、香、味、形、美的和谐统一，给人以精神和物质高度统一的特殊享受。 第四，注重情趣。我国烹饪很早就注重品味情趣，不仅对饭菜点心的色、香、味有严格的要求，而且对它们的命名、品味的方式、进餐时的节奏、娱乐的穿插等都有一定的要求。中国菜肴的名称可以说出神入化、雅俗共赏。菜肴名称既有根据主、辅、调料及烹调方法的写实命名，也有根据历史掌故、神话传说、名人食趣、菜肴形象来命名的，如‘全家福’、‘将军过桥’、‘狮子头’、‘叫化鸡’、‘龙凤呈祥’、‘鸿门宴’、‘东坡肉’…… 第五，食医结合。我国的烹饪技术，与医疗保健有密切的联系，在几千年前有‘医食同源’和‘药膳同功’的说法，利用食物原料的药用价值，做成各种美味佳肴，达到对某些疾病防治的目的。” 古代的中国人还特别强调进食与宇宙节律协调同步，春夏秋冬、朝夕晦明要吃不同性质的食物，甚至加工烹饪食物也要考虑到季节、气候等因素。这些思想早在先秦就已经形成，在《礼记·月令》就有明确的记载，而且反对颠倒季节，如春“行夏令”“行秋令”“行冬令”必有天殃；当然也反对食用反季节食品，孔子说的“不食不时”，包含有两重意思一是定时吃饭，二是不吃反季节食品，与当代人的意识正相反，有些吃反季节食品是为了摆阔。西汉时，皇宫中便开始用温室种植“葱韭菜茹”，西晋富翁石崇家也有暖棚。这种强调适应宇宙节律的思想意识的确是华夏饮食文化所独有的。这种意识残留到现代的大约仅有节日食俗了（中医中药里也有一些，但未受到重视）。 “阴阳五行”说是传统思想所设定的世界模式，也被认为是宇宙规律。人是“三才”之一，饮食是人类生活所不可少的、制作饮食的烹饪必然也要循此规律。因此，不仅把味道分为五，并产生了“五味”说（其实人能感觉到的“味”不止有五，但二三千年前，能分辨出五种也不算少），而且还削足适履地把为数众多（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这一点）的谷物、畜类、蔬菜、水果分别纳入“五谷”“五肉”“五菜”“五果”的固定模式。这使人感到荒诞。更令人惊奇的是还有“凡饮，养阳气也；凡食，养阴气也”（《礼记·郊特牲》）。并认为只有饮和食与天地阴阳互相协调，这样才能“交与神明”，上通于天，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效果。因此在祭天时要严格遵循阴阳五行之说。这种说法被后来的道教所继承，成为他们饮食理论的一个出发点，如认为吃食物是增加人体阴气的，如“五谷充体而不能益寿”“食气者寿”等，要修炼、要获得阳气就要尽量少吃、最佳境界是不吃，走“辟谷”的境界。 中和之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的审美理想。“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者也。至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什么叫“中”？不能简单地用“中间”来概括它。这个“中”指恰到好处，合乎度。有点像河南话中的那个“中”。“和”也是烹饪概念。《古文尚书·说命》中就有“若作和羹，惟尔盐梅”的名句，意思是要做好羹汤，关键是调和好咸（盐）酸（梅）二味，以此比喻治国。《左传》中晏婴（齐国贤相）也与齐景公谈论过什么是“和”，指出“和”不是“同”，和是要建立不同意见的协调的基础上的。因此中国哲人认为天地万物都在“中和”的状态下找到自己的位置以繁衍发育。这种审美理想建筑在个体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之上。这种通过调谐而实现“中和之美”的想法是在上古烹调实践与理论的启发和影响下产生的，而反过来又影响了人们的整个的饮食生活，对于追求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古代文人士大夫，尤其如此。 与“中和”相反的是极端，极端在烹饪上也不被视为正宗，那些“咸过头，辣过头，酸过头”的食品虽然会受到一些身体处在不正常状态下的人们的追捧，但从长远看来它对身体是有害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中的极端主义其弊更是不可胜言。 如上所述，华夏民族的饮食生活体现了传统文化的特性，尽管有些特性对于现代人来说是不可理解、或者说不太科学（近百年来，“科学”二字在中国几乎成为宗教信仰，它只是衡量一切领域是非的一把尺子，而它本身却不能受到质疑），但饮食生活难道仅仅是“科学”二字所能说尽的吗？如果我们再关注一下“文化”，那么研究中国人的饮食生活不仅是研究中国文化的必要的组成部分，甚至可以成为研究中国文化的一把钥匙。 目前，饮食文化还是个模糊概念。有的研究者笼统地说，它包括吃什么、怎么做、怎么吃这三方面的问题；有的研究者认为饮食文化学孕育出六门科学，即烹调学、食品制造学、食疗学、饮食民俗学、饮食文艺学、食品制造学；有的研究者还主张加上饮食美学、饮食商业学、饮食用具学等等。本人才疏学浅，对于这么多学科未能涉猎。我所理解的饮食文化主要指饮食与人、人群的关系及其所产生的社会意义。所以我在《中国饮食文化史》中虽然也讨论食物、肴馔、食品加工、烹饪、饮食习俗乃至进餐环境、食具、餐具等等，但都围绕着它们与人、人群的关系及其所产生的社会意义等方面加以介绍和评介，至于与人关系不大的纯工艺过程、除了必要的知识介绍外，大多略去，意在突出饮食生活给人们带来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双重享受，以及中国饮食文化在这两方面的刻意追求。 参考文献： 《中国饮食文化》 旅游教育出版社 《中国传统食俗》 广西民族出版社 2002. 5 《SOHO早餐文化》
生物多样性科学已经成为最热门的话题。贵州是生物资源极其丰富的省份,据统计,贵州省境内植物种数在国内名列第四位,动物种数在国内名列第三位,贵州还是野生食用菌生长的天然温室,此外还拥有十分丰富的极端微生物资源和生长环境。显然,贵州典型喀斯特岩溶山区生物多样性研究、保护及开发利用与贵州经济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由于贵州省长期以来生物多样性研究存在着力量分散及创新不够等问题,已难于适应今后贵州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为使贵州省生物多样性研究真正成为实施可持续发展及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依托,对贵州省生物多样性研究的科技资源进行优化重组已势在必行。本文概要介绍了开展生物多样性研究的意义、贵州生物多样性研究的基本情况、贵州省生物多样性研究有待拓展的学科领域以及贵州从事生物多样性研究的科技资源概况,并提出了对贵州省科技资源进行重新组合的初步设想。
新中国的民族政策，是党和国家为解决国内存在的民族问题，协调民族关系，把握民族发展方向，促进民族发展繁荣而制定的行动准则，是关于民族问题方面的各项措施和规定的总和。新中国的民族政策，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内容：1．少数民族政治政策少数民族政治政策，是指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在政治上所享有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以及为实行这些权利和义务所制定的特殊政策。这些政策，从根本上废除了民族压迫和民族剥削，维护和确保国家的统一、政治生活的稳定和少数民族的各项权利，是新中国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和根本目的所在。少数民族政治政策的基本内容包括：(1) 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这是马克思主义处理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制定的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总政策。其内容涉及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具体体现在宪法类规定、法律法规类规定、行政法规、命令、指示等方面。(2) 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这是我国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也是我国的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是民族平等在国家制度上的体现。其基本内容是：建立民族自治地方、组成民族自治地方的自 治机关、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等政策。(3) 民族社会改革政策。这是党和国家为领导少数民族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而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其基本内容是：“三不两利”、“和平协商”、“赎买”、“国家资本主义”、“公私合营”、“直接过渡”等政策。(4) 民族识别政策。这是党和国家为辨别民族族类和民族族称而制定的政策。其基本内容是：斯大林民族定义是民族识别的理论依据；民族特征、民族意愿、历史事实和就近认同，是民族识别的实践标准。(5) 民族干部政策。这是党和国家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帮助少数民族进步、发展和繁荣而制定的政策。其基本内容是：大力培养和任用少数民族干部。2．少数民族经济政策少数民族经济政策，是指党和国家对发展、扶持、帮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所实行的政策，是指导和影响我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活动所规定并付诸实施的准则和措施，是宏观调控的手段。其根本目标是迅速改变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在经济发展上的落后状态，发展民族经济，使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少数民族经济政策的基本内容包括：(1) 特殊照顾和优惠政策。这是国家根据少数民族经济发展起点低，社会综合发展相对落后的特点而制定的特殊经济政策。主要包括财政和税收两大方面的适当照顾和特殊优惠。(2) 产业发展政策。这是国家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建立相对独立的经济发展体系而制定的经济政策。主要包括工业发展、农牧业发展和民族贸易发展等三个方面的政策内容。(3) 扶贫开发政策。这是国家为尽快解决少数民族地区贫困问题而制定的经济政策。主要包括设立专项扶贫资金、对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在资金和物资等方面实行更为宽松的优惠以及扶贫与开发相结合等一系列政策。(4) 开放联合政策。这是国家为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步伐，增强民族经济发展活力而制定的经济政策。主要包括横向经济联合、对口支援和对外贸易等方面的政策。3．少数民族文化政策少数民族文化政策，是指党和国家对保护、尊重各民族的文化，并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民族文化所实行的政策，其基本原则是坚持各民族文化共同发展繁荣的方针，并为促进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和进步创造条件。少数民族文化政策的基本内容包括：(1) 民族教育政策。即大力发展民族教育、尊重民族自治地方的教育发展权、创办各级各类民族学校、提倡双语教学、加强少数民族师资队伍建设、对少数民族学生的特殊照顾和民族教育的对口支援与协作等。(2) 民族文化政策。即繁荣民族文化事业、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培养少数民族文化人才、加强少数民族地区文化设施建设、保护和合理开发民族文化资源、开展民族文化交流活动等。(3) 民族语言文字政策。即尊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坚持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4) 民族风俗习惯政策。即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坚持各民族都有保持或改革自己风俗习惯的自由。(5) 民族宗教信仰政策。即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信仰，坚持和保护各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4．少数民族人口政策少数民族人口政策，是指国家调节、干预和指导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人口发展的政策。它集中地表达了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对民族人口发展的方向和目标所提出的要求以及为实现此目标而采取的措施。民族人口政策的根本目的是使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人口生产于物质生产相适应，与环境资源相协调，为民族地区和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一个尽可能好的人口环境。少数民族人口政策的基本内容包括：(1) 区别对待原则。即在制定和实施人口政策时，必须把少数民族与汉族区分开来，把不同少数民族和不同民族地区区分开来，做到因民族制宜，因地区制宜。(2) 控制人口数量。即提倡晚婚晚育，限制生育数量，实行计划生育奖惩机制，控制人口出生数量和人口增长速度。(3) 提高人口素质。即实行优生、优育、优教，促进民族人口在体能和智能上优秀个体的繁衍，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水平。
从少数名族的文化差异，地域风情，一集各民族团结一致，和谐友爱，共同繁荣等方面吧。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以老庄、佛释为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系统 老庄之学与佛释之学从根本学理上来说都是否定诗文存在价值的,但是这两种思想系统却又都对古代诗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什么原因呢? 毫无疑问,这只能说明无论老庄之学还是佛释之学都与诗文价值具有某种相通之处。在我看来,这种相通之处是一种超越的精神品格,是对物欲横流之现实世界的否定。对此,人们名之曰审美主义。这是在康德的意义上使用“审美”这个概念的,即无直接的功利目的,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老庄、佛释之学当然有诸多差异,它们各自在学理上也是头绪繁多。但究其主旨,可以说正在于否定一切现实世界所奉行的价值观念,将人的心灵提升到一个无知无识、无利无害的价值真空之中。所谓挣脱“名缰利锁”,也就是否弃现实生活中人人信奉的价值观念之意。老庄之“无”,佛释之“空”,根本言之即是将通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统统荡涤之后剩下的空灵心境,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灵在消除了一切内在与外在强制之后的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老庄的“体道”、“达道”,佛禅的“顿悟”,大约就是指进入这种精神状态之中了。这种精神状态究竟如何,以平常心境自然很难真正体会得到,但根据老庄、佛释之学的言说以意度之,则这种精神状态与人人都可以体会到的“审美体验”大约有某种重要的相似之处。或者可以说, “达道”或“悟”的境界是恒常的审美体验;审美体验是瞬间的“达道”或“悟”的境界。老庄、佛释之学追求的是这种超越境界的恒常性故而否定诗文之价值。然而诗文和其他审美活动却是在现实中体验老庄、佛释境界的方便形式,故而对其多有汲取。正如人们不能在现实中成为英雄豪杰,就愿意借助于想象在虚拟的世界中实现这一理想一样,老庄之学以自然为指归,但是绝大多数现实社会的人却是无法真正回归自然之中,于是吟咏自然山水与田园生活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精神需求了;佛释之学以“四大皆空”为人生至上境界,然而现实生活的人绝大多数都在追求“实”而逃避“空”,于是描绘静谧、空灵、清幽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对“空”的向往了。简言之,老庄、佛释之学在现实生活的实际实现是难以确知的,但其于文学审美领域的实现却是有目共睹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念于是成为中国古代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相媲美的话语系统。 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念是在魏晋六朝时期才形成的。此期主流文化的承担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而是其变体——士族文人。士族文人是具有实际贵族身份的文人。他们与传统文人士大夫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无须依靠个人奋斗就可以获得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这一切都来自家族门第。再加上这个时代的世家大族与君主集团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他们自然就将家族利益看得远远高于社稷利益,以至于可以说,在士族文人心目中是有家无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在中国古代十分独特的文化场域——以谈论哲理、品藻人物、赏析诗文书画为主要内容的言说空间形成了,即所谓“清谈”。这个文化空间的形成实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尚、价值观念、审美趣味、诗文风格都是在这个文化空间中形成并充分发展起来的。这个文化空间是士族文人开拓出来的,体现了一种贵族化的精神倾向;反过来,它又大大强化和孕育了主流文化的贵族气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开掘出一个具有超越性的、极为精密细微、高远深湛的精神之域。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都是在这个时期臻于成熟的。 在这样一种贵族气息浓厚的文化空间中产生出来的诗文价值观,当然也不再是两汉经学语境中的诗学观念,“经世致用”的口号也被“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所取代。审美主义文论观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先秦时期道家那种自然主义的社会乌托邦与个体精神乌托邦在这时都成功地转化为诗文书画的审美风格与艺术境界了。 我们可以随意挑选几个文论概念来说明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的基本特征: (1) 自然。在六朝的文论话语系统中,自然这个概念是指诗文作品看上去像自然生成的一样,没有丝毫人为痕迹。这个概念的深层文化内涵是老庄崇尚自然无为、否定一切人为的文化建构的精神。在玄学风尚熏陶下,六朝文人极为欣赏自然山水,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总是生活在山水之间,于是他们一方面大造园林,将山水林木搬到自家庭院中来,另一方面又大量创造表现自然山水的诗文及绘画作品,以寄托向往自然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以自然为上、雕琢为下的审美价值观就形成了,于是, “自然”就成为文论话语中的核心范畴之一。(2) 远。这个概念在六朝时期正式成为重要文论范畴。“远”本来指空间距离之大,后来引申为时间距离之大。在《老子》一书中曾用来指“道”循环往复的运行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即所谓“逝曰远,远曰返”。六朝文人借这个概念意指精神对现实的超越,是诗文的一种重要审美境界。诸如“淡远”、“清远”、“高远”、“玄远”、“深远”以及“意远”、“心远”等等,其文化内涵都是指诗文所言说描绘的意象、意境对现实政治生活或通行的价值观念的超越与背离,是指精神对物质、灵魂对肉体、无对有、无为对有为、超验之物对经验之物的超越与背离。(3)韵。这个概念本是关于声音的,由于有韵之音能够令人回味无穷,所以后来引申为言辞表面之意背后隐含的余意、余味。六朝文人将这个概念用之于诗文书画的评价,有神韵、气韵以及风神气韵等用法。老庄之学有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说,认为能够用通常言辞说出的东西不是那个真正有意义的东西。老庄又有“大象无形”、“大音稀声”之说,意指真正的“象”与“声”是不可以用通常的感官把握的。这样,老庄就给出了一种具有阐释学意义的观念:应该重视没有说出的东西。六朝士族文人秉承了老庄这种精神,在人物品藻上崇尚内涵与风骨,在书画鉴赏上标举“气韵生动”与“传神”,在诗文评价上则讲究“滋味”与“言不尽意”。总之,就是主张含蓄蕴藉而反对浅陋直白,这也是老庄之学在审美层面的显现。 经过六朝时期的张扬,自隋唐以降,审美主义文论观已然成为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相抗衡的文论话语系统了。以王昌龄(托名)《诗格》、释皎然《诗式》、司空图《诗品》为代表的审美主义文论观与元白的新乐府运动、韩柳的古文运动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并行不悖,足见这种文论观已经深入人心,获得了言说的合法性。宋、元、明、清同样如此。这说明在长期的碰撞磨合之后,在古代文化场域之中,儒、释、道三家学说已经找到了共存的方式;它们之间的互相渗透、触发,已经构成了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儒学与道、释之学的同时共存现象表征着古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在生存智慧上走向了成熟——他们建立起了一种将出世与入世、建功立业与心灵自由、博施济众与人格提升融为一体的新型文化人格。在中国古代,文论或诗学话语、哲学或学术话语、文人士大夫文化人格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同构关系,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 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专门关注诗文的文本构成、语言形式、表现技巧等等方面的文论话语在中国古代同样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传统,对此以往的古代文论研究重视不够。这个文论话语系统并不直接与某种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精神发生联系,因此可以说是“价值中立”的,也可以说是关于“形式”或“技艺”的言说。《易传》中关于言、象、意关系的论说,可以看作是这种文论话语的滥觞。在六朝时期,这种诗文评话语系统才正式形成并蓬勃发展起来。自隋唐以至清季,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文论话语系统。概而言之,这种文论话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文体论。中国古代文体意识成熟较晚,汉儒刘歆《七略》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标准只能算是文体意识的萌芽状态。只是到了六朝时期,文体意识才算比较成熟起来。曹丕有“四科八体”之分,首次从文体角度将“诗赋”与奏、议、书、论等实用文体区分开来;陆机《文赋》有“体有万殊,物无一量”之说,是讲诗文文体的复杂多样;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则进一步以专篇论述文体之流变与特征,自《明诗》至《书记》凡二十篇,论及文体三十余类。而且对这些文体中所包含的更细微的文体差别也言之甚详。因此, 《文心雕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成熟的标志。此后,文体论的演变基本上都离不开刘勰给出的范围。当然,按照现代文学的定义和分类标准,刘勰依然存在着文学与非文学浑然不分的问题。因为从审美角度看,古代文体几乎没有不讲究审美性的。即使是一封书信,也要写得情文兼至才行。对他们来说,无往而非文学;相比之下,倒是现代人的审美范围缩小了。另外,六朝时期的“言、意之辨”、“文、笔之辨”都是文体意识成熟的表现。 二是创作技巧、技法。先秦乃至两汉时期,文人普遍相信“有德者必有言”以及“诚实在胸臆,文章著竹帛”的观点,不大重视诗文的写作技巧问题。同样也是在六朝时代,由于精神生活成为士族文人首要关注的事情,并且因此而在各个精神生活门类中都形成了独立而细致的评价系统,于是各种“技艺”也就被空前地重视起来了。刘勰根据各种文体的特征,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写作要求,已经涉及到写作技法问题。沈约等人更进一步提出“四声八病”之说,从声律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技法方面的原则。隋唐之时,诗人沿着六朝开创的创作习惯写作,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和丰富了创作技法与技巧。到了宋代,诗人们开始关注所谓“诗法”、“句法”问题。由于宋代新产生了“诗话”这种文论体裁,所以宋、元、明、清几代关于“体”、“格”、“音律”、“句法”等诗歌写作技巧和修辞方式的议论大大发展起来。涉及这方面的文字远远超过了那些工具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文论。 三是关于诗文发展源流的观点。这也是这派文论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钟嵘《诗品》分析魏晋六朝时期诗人们的渊源,虽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注意到诗歌创作的前后继承关系应该是一项重要贡献。唐宋以后的诗文评,都把梳理诗人对前人的承继关系作为重要内容。例如,宋人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梳理江西诗派源流关系;明人许学夷《诗源辩体》从体制、格律、风格等角度入手,对自《诗经》以迄宋代的诗歌发展演变源流进行梳理,等等。这种着眼于形式诸因素的源流辨析并不属于工具主义或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而是一种比较客观的论说,故而应归于诗文评系统。 传统文论的现代命运 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文论陷于窘境。由于现代汉语的言说方式代替了古代汉语的言说方式,面对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创作,传统文论似乎失去了阐释能力。但是,传统文论毕竟是曾经延绵千百年的主流话语,事实上,它们构成了现代文论话语形成的基础,并且以改头换面的方式进入到现代文论话语系统之中。如果说中国现代文论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中国现代知识阶层接受西方文论话语的过程,那么,古代文论话语也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这一接受过程的“前理解”或“前结构”,从而对接受对象的选择、接受方式以及接受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传统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在现代以来一直拥有很大市场。无论是“启蒙”、“救亡”,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都需要将文学这种具有莫大社会效果的言说方式当作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工具来看待。于是,现代文论就与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建立起极为亲密的关系——后者成为前者最有力的话语资源之一,前者则成为后者合乎逻辑的现代发展。从晚清改良主义者对文学社会功用的空前阐扬,到自由主义者主张的“为人生的艺术”、左翼作家主张的“文学革命论”,再到20 世纪50 —70 年代一系列文艺政策的推出,其间无论存在着多大的差异,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精神却是比较鲜明的,这就是文学应该服务于社会。可以说,正是由于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做基础,才使得这种以现实服务为宗旨的现代文论话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主导地位。从1980 年代至今,由于来自中国传统与西方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资源在一个时期内被过度使用,导致了文论话语主流地位先后被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精神分析主义等等五花八门的西方文论话语所占据;倡导文学社会功用的言论空间受到挤压,日益被淡化和边缘化了。 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文论话语中的影响则比较微妙,现代只有那些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文论家才与之结缘。审美主义文论虽然以老庄佛释之学为理论依托,但它并不一定直接体现具体的老庄、佛释思想,后者只是为前者提供了进入纯精神、无功利的意义空间的阶梯而已。对于那些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奉行老庄清静自然或佛释无住无执修身原则的大多数文人士大夫来说,偶尔躲进空灵、超越的审美境界之中小憩一刻,也是对心灵的抚慰与净化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文人士大夫,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几乎人人对这种审美境界钟爱有加。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积淀,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知识阶层那里也依然时时有所显露,这也就是他们接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的文化心理基础。我们知道,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是在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其核心口号就是“为艺术而艺术”。20 世纪20 年代,中国文学界有不少作家、文论家(主要是创造社成员)接受了这个口号,成为与“为生活而艺术”相对立的重要文艺主张。从表面来看,这种主张毫无疑问是从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拿”过来的,但是如果细加考察就不难发现,他们所“唯”之“美”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传统审美主义文论的东西。例如,周作人、林语堂、宗白华、朱光潜等人的文论观点就是如此。再看看那些在“为艺术而艺术”口号下进行的创作实绩,例如小品文、抒情诗之类,所表现的艺术境界也同样带有明清小品文的鲜明印记。这就足以说明,中国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在现代唯美主义思潮中实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传统诗文评可以说是中国式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它只关注文学文本构成方面的事情。这种文论传统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论对西方以“新批评”和“意象批评”为代表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接受的文化心理基础。例如,英美“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燕卜荪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两次来中国任教,他的诗歌批评方法对当时中国诗歌创作与批评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人对燕氏提出的著名的“含混七型”说颇能心领神会,因为他们是从中国传统文论中固有的“含蓄蕴藉”角度来接受这种观点的。20 世纪80 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在中国文论界掀起热潮,将人们的眼光从社会历史拉向文本自身,这当然主要是当时文化历史语境所决定的,但是中国传统文论对于文本分析的重视以及积累的大量经验肯定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另外的相关资料：
从少数名族的文化差异，地域风情，一集各民族团结一致，和谐友爱，共同繁荣等方面吧。
我是苗族的，不晓得如何写，不过可以提供些建议：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在毁坏当地文化和风俗习惯的同时有利于当地的经济发展，总之，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对苗族而言，我们有我们独特的文化和深远的历史。文化内涵深厚，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使用惯常法的民族，也是第一个冶炼青铜的民族。现代苗族文化是多元而开放的,著名的苗族艺术有苗族芦笙舞，湘西苗鼓，湘西苗剧，苗族凳子舞，巴乌，苗琴，苗绣苗服，苗族蜡染等，苗族祖先古代发明了苗族历法-苗历。主要的苗族节日有：三月三，花山节（踩花山），六月六，苗年等。苗族因支系和地域分布的不同也可导致语言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对苗族而言，主要以稻米和玉米为主粮，过年有年糕，近似日本年糕的做法。苗族根据历史，有“盘瓠崇拜”，许多南方少数民族也有盘瓠崇拜，（《清史稿》：古西南夷多盘瓠遗种，曰僮，曰苗，曰瑶。。。。。。苗蛮尤多。），所以原则上苗族行医行药者不吃五爪动物。过年的时候，全家必须让自己的狗先吃（盘瓠：犬图腾），打苗人的狗视为对主人不敬。而苗族历史根据传说是这样的：苗族发源于上古九黎部落，其首领为蚩尤（苗文：Yeuf Chik)，，蚩尤即为苗人共祖。蚩尤和炎黄部落发生战争，即历史上著名的涿鹿之战。炎黄部落九战九败，遂造指南车，乘大雾弥漫进攻蚩尤，蚩尤战败，传说蚩尤死后化为枫树，故有地方苗族自称"蒙”（苗文：Hmongb/Hmoob)意为“树心”的意思，枫树心生妹榜妹留(汉语意思：蝴蝶妈妈），妹榜妹留才生苗族远祖姜央。
佤族是居于中国西南边疆的一个古老民族。
据1990年统计佤族人口为35。19万人，主要分布在云南省西盟、沧源、孟连、耿马、澜沧、双江、镇康、永德以及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和腾冲、昌宁、景东、普洱等县。
其主要居住区位于澜沧江与萨尔温江之间，怒江山脉南段的舒展地带。 这里山岭连绵，平坝极少，故称为“阿佤山”，古称“葫芦国”（清朝《文献通考·四裔考》）。
西盟县和沧源县为佤族自治县，孟连、双江、耿马为佤族与其他民族联合组成的自治县。 佤语属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佤德昂语支，大致可分为佤、勒佤和布饶三个方言。
新中国建立前，部分佤族地区使用以拉丁字母拼音的佤文，但其字母不完善；1957年用拉丁字母设计了一套完整的佤文字母方案，现正在推广使用。 佤族自称和各支系有联系，主要有“佤”、“乌”、“勒佤”、“艾佤”、“阿卧”、“拉佤”、“佤奴姆”、“佤崩”、“阿佤莱”、“佤固德”、“阿佤”、“腊”、“究腊”、“贡腊”、“布饶”、“巴敖”、“布牢”等23种称谓。
这些称谓，有些虽源于本民族自称，但往往附加上些贬义性词语，新中国成立以后，根据大多数佤族人民的意愿，经国务院批准，统称为佤族。 。
关于族源，在佤族地区普遍流传着“司岗里”的传说。
据西盟地区佤族解释，“司岗”是石洞，“里”是出来，意思即人类很早是从石洞里出来的。传说从石洞里最先出来的是佤族。
石洞位于阿佤山中部，离西盟县城以西约六十多里地的山上，被视为“圣地”。沧源地区解释“司岗”是“葫芦”，意即人类从葫芦里出来。
虽各地解释不同，但都把阿佤山视为人类的发祥地，同时也共同反映出他们都是阿佤山一带最早的居民。“司岗里”是佤族对自己本民族远古穴居生活的回忆。
据史载，佤族先民在周秦时期是"百濮"族群的一支。汉代文献把云南境内的礼社江、元江称为“濮水”，是因为它流“濮人”居住的地区而得名。
汉晋时期云南境内的濮人，主要分布在礼社江、元江流域及以西的澜沧江流域一带。到了唐代，澜沧江以西的濮人中分化出了称为“望”的一支和称为“扑子”的一支。
称为“望”的一支，指的是现今佤族的先民。文献记载上都说他们很“勇悍矫捷”，是南诏军队的主要成员，作战时充当“前驱”。
在元、明时期，文献多称“古剌”或“哈剌”，清代称“嘎剌”、“哈瓦”。从元、明、清的文献记载看来，佤族“居山岭”、“有寨落”、“亦耕种”但“不用耕牛惟妇人用钁锄之”，“除耕种杂粮外，捕猎为食”，由于耕地不固地，因此“迁徙无常”。
这些记载，反映了明清时期佤族社会已从狩猎采集过渡到以不稳定的农业经济为主的经济阶段，也就是以氏族为基础的公社形式。 清代中叶后，各地区佤族的社会发展，随着各地区历史发展的变化，又出现发展不平衡的状态。
长期以来，佤族人民同国内外反动派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如1796年（清嘉庆元年），佤族与毗邻的兄弟民族一道，为反对土司“连年苛税逼甚”，在勐勐土司地区首举义旗，并一度占领其辖地。
这次起义断断续续坚持十年多，给清王朝和傣族反动土司以沉重打击。辛亥革命后，佤族人民反对云南军阀、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此起彼伏，终于在1940年后，摆脱当地反动土司的封建统治。
19世纪末，英帝国主义开始侵入阿佤山地区。佤族人民坚决反对中英签订的《中缅未定界条款》，以永和部落为首，联合其他部落，严惩枪杀佤族群众的侵略者和叛国败类，挫败了帝国主义分子妄图使佤族人民脱离祖国的阴谋。
1934年，英帝国主义以武力威胁和金钱利诱，进入班洪、班志地区，妄图掠夺阿佤山丰富的银铝矿。因此爆发震惊国内外的“班洪”事件。
佤族人民“宁肯战死，决不投降”，粉碎了敌人的阴谋并联合十多个部落的民族武装会集于班洪，剽牛盟誓，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抗日战争时，佤族人民高举抗日旗帜，组织了游击军，粉碎日军进攻。
佤族，中国少数民族之一。现有人口35万多人，主要分布在云南省西南部的西盟、沧源、澜沧、孟连、双江、耿马、永德、镇康等县的山区与半山区，即澜沧江和萨尔温江之间、怒山山脉南段的"阿佤山区"。与汉、傣、布朗、德昂、傈僳族、拉祜族等民族交错杂居。
历史上的佤族，男人穿黑色短衣和宽口大裤；妇女着掼头衣和横条花短裙，饰物有项圈、项链、手镯、腰箍和脚箍等，大部分为银制品或竹藤制品，或涂上天然色料，或取决于自然的色彩，几乎为男女老少所共同喜爱。随着社会的发展，佤族的服饰也开始有了变化，出现了长裙、筒裙以及一些较为有时代感的衣着和装饰，但佤族聚居的地区仍然保持着传统的民族特色，且大多数衣服的原料是自种的棉麻，经过自纺自织成布，按其传统的方式，加工制做的，织出的图案像孔雀、白鹇等羽翎，有的像灵猫、鲮鲤等毛皮的图案。
佤族的村寨多建在山腰或小山巅。在西盟地区有的村寨已有数百年的历史，聚成了数百户的大寨。佤族喜欢住竹楼，部分改住土坯平屋，这是后来改变的新的住宅形式。竹楼可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住人，下层关牲畜。房内陈设简单而明快，必不可少的是一个供人使用的火塘和一个供祭祀之用的火塘或供祭祀与牲畜饲料加热的火塘。在铁锅传入之前，佤族多用竹筒煮饭，吃饭时，由主妇按人数分食，一次平均分完。喜欢嚼槟榔、喝酒，有“无酒不成礼，说话不算数”的说法。水酒用小红米发酵后制成，多盛于大竹筒内，插入细竹管吮吸。佤族人也有饮浓茶的习俗，而喜食辣椒是男女老少的共同嗜好。
佤族的家庭形式为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财产多由幼子继承，女儿没有继承权。佤族命名时用逆式父子连名制，由自己上溯祖先。佤族所有家族向上推算出的最早一代的名字都叫“司岗”，意为葫芦或石洞，是对母权的崇拜。男女在婚前可以自由交往，称为“串姑娘”，青年男女三、两成群聚在一处，对唱情歌，用赠给槟榔、菸草表示定情。但是，缔结婚姻须由父母作主，男方要交几条牛的聘金，称为“奶母钱”和“买姑娘钱”。有时父母一方不同意，则双方逃婚，父母也不追究。过去佤族曾流行姑舅表婚，现已有较大的改变。
佤族实行薄葬，村寨有共同的墓地。有些地区则保留将亡人葬于竹楼下或竹楼附近的习
阿佤山的古老居民——佤（wa 三声）族
佤族，中国少数民族之一。现有人口35万多人。主要分布在云南省西南部的沧源、西盟、澜沧、孟连、双江、耿马、永德、镇康等县的山区与半山区。即澜沧江和萨尔温江之间、怒山山脉南段的“阿佤山区”。与汉、傣、布朗、德昂、傈僳、拉祜等民族交错杂居。
汉代以后，云南便有了"濮人"居住。唐代，"濮人"、"望人"分布在东自景东、巍山，西至腾冲、梁河，南自镇康，北至永平的镇西地区。"濮人"可能是对居住在这一带的讲佤崩语的各族先民的总称。"望人"可能主要是佤族先民。历史文献中"望蛮"、"望苴子"、"外喻"等名称，与现在佤族的自称"佤"基本相同或十分相近。
佤族自称“佤”、“巴饶克”、“布饶克”、“阿佤”、“阿卧”、“阿佤莱”、“勒佤”等。他称有“拉”、“本人”、“阿佤”、“佧佤”等。史称“哈喇”、“哈瓦”、“卡瓦”等，意为“住在山上的人”。根据本民族的意愿，1962年定名为“佤族”。
佤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佤语属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分“巴饶克”、“阿佤”和“佤”三种方言。旧时的佤文是英国传教士为传播基督教而编制的，比较粗糙。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人民政府为其创造了新文字。
佤族经济以农业为主。喜欢吃红米，饮浓茶，食辣椒，嚼槟榔，喝水酒。住房以两层竹楼为主。传统服饰以黑色为基调。男子多缠黑色包头，着黑色短衣和宽脚裤。妇女服饰各地不一，最具特色的是上穿坎肩式无领无袖贯头衣，下着筒裙，佩戴银或竹篾制成的头箍、项圈、项链、腰箍、手镯等首饰。
佤族以信仰原始宗教为主。少数人信仰佛教或基督教。新米节是最隆重的节日。文学艺术丰富多彩，竹文化独具特色。沧源崖画享誉海内外。
“木鼓舞”富有民族特色，多次在全国民族舞蹈比赛中获奖。 历史编辑本段 在佤族地区普遍流传着“司岗里”的传说。西盟地区的佤族解释，“司岗”是石洞，“里”是出来，意即人类很早是从石洞里出来的。传说从石洞里最先出来的是佤族。石洞位于阿佤山中部，离西盟县城以西约六十多里地的附近的山上。至今西盟等地的佤族人把石洞视为“圣地”。而沧源地区的佤族解释“司岗”是“葫芦”，“里”是出来，意即人类从葫芦里出来的。
各地区的佤族虽然对“司岗里”解释不同，但都把阿佤山视为人类的发祥地，同时也共同反映他们都是阿佤山一带是最早的居民。“司岗里”是佤族对自己本民族古穴生活的回忆。 礼仪编辑本段 佤族人豪爽好客，迎接客人以酒当先，认为无酒不成礼。佤族待客敬酒习俗多样。其一是敬酒主人首先自饮一口，以打消客人的各种戒意，然后依次递给客人饮。敬给客人的酒，客人一定要喝，而且要尽力喝干，以表示心地坦诚，否则被认为对主人不敬；另一形式是主客均蹲在地上，主人用右手把酒递给客人，客人用右手接过后先倒在地上一点或右手把酒弹在地上一点，意为敬祖。然后主人和客人一起喝干。佤族民间有不知心、不善良者不敬酒的习惯。每逢儿子出门，客人离去，主人还要打“送亲礼”。即给亲人或客人敬酒，届时主人用葫芦（盛酒器）盛满酒，先喝一口，然后送到客人或远离的亲人嘴边，客人需要喝到葫芦见底，以表示亲情、友谊永远不忘
佤族是我国云南省境内的土著民族之一。
有悠久的爱国历史，有光辉灿烂的文化艺术；有丰富离奇的神话传说。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由于受独特的地理环境、历史因素、社会生活的影响形成了许许多多的文化特色。
传统服饰以黑色为基调。男子多缠黑色包头，着黑色短衣和宽脚裤。
妇女服饰各地不一，最具特色的是上穿坎肩式无领无袖贯头衣，下着筒裙，佩戴银或竹篾制成的头箍、项圈、项链、腰箍、手镯等首饰。佤族信仰：以原始宗教为主。
少数人信仰佛教或基督教。新米节是最隆重的节日。
文学艺术丰富多彩，竹文化独具特色。沧源崖画享誉海内外。
佤族民间舞蹈：“木鼓舞”、“甩发舞”都是佤族的民间舞蹈，“木鼓舞”多次在全国民族舞蹈比赛中获奖。
佤族是居于中国西南边疆的一个古老民族。
据1990年统计佤族人口为万人，主要分布在云南省西盟、沧源、孟连、耿马、澜沧、双江、镇康、永德以及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和腾冲、昌宁、景东、普洱等县。其主要居住区位于澜沧江与萨尔温江之间，怒江山脉南段的舒展地带。
这里山岭连绵，平坝极少，故称为“阿佤山”，古称“葫芦国”（清朝《文献通考·四裔考》）。西盟县和沧源县为佤族自治县，孟连、双江、耿马为佤族与其他民族联合组成的自治县。
佤语属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佤德昂语支，大致可分为佤、勒佤和布饶三个方言。新中国建立前，部分佤族地区使用以拉丁字母拼音的佤文，但其字母不完善；1957年用拉丁字母设计了一套完整的佤文字母方案，现正在推广使用。
佤族自称和各支系有联系，主要有“佤”、“乌”、“勒佤”、“艾佤”、“阿卧”、“拉佤”、“佤奴姆”、“佤崩”、“阿佤莱”、“佤固德”、“阿佤”、“腊”、“究腊”、“贡腊”、“布饶”、“巴敖”、“布牢”等23种称谓。这些称谓，有些虽源于本民族自称，但往往附加上些贬义性词语，新中国成立以后，根据大多数佤族人民的意愿，经国务院批准，统称为佤族。
佤族支系，根据本民族自称、历史传说、氏族谱系，以及服饰文化等诸因素，可分为六至七个支系，它们是勒佤、布饶、佤、腊、佤崩、佤固德、恩人和宋人等。勒佤：居住在西盟县及阿佤山腹地；布饶人：其分布广泛，主要居于澜沧、双江、耿马、普洱等县，这部分人保留“濮（蒲）”人的称谓，可能属古代“濮”人的直接后裔；佤：居住在永德、镇康一带；腊人：班老、班洪、龙夸、曼相一带佤族自称为腊或“究腊”；佤崩：又称“阿佤莱”，他们原住在萨尔温江以西，100多年前迁居西盟山，其祖先居住在“孟卯浩发”（大理保山）时期与德昂族同属一个支系；佤固德：翁嘎科佤族自称为“佤族德”，其祖先居住在缅甸、泰国时，与桑倒人同属一个支系；恩人和宋人：又自称为“贡恩”与“贡宋”，据说在景栋时，他们与澜沧芒堆的布饶（魏氏与田氏）同属一个支系，后来被掸族打败了，分路出逃，他们的两个祖先达恩与达宋留在景栋山区，故至今自称为恩人和宋人。
阿佤山区的山脉走向自北向南逐渐低缓，境内主要的大山有照房山、回汗山、四排山、窝坎山、芒告山等，诸山构成了澜沧江和萨尔温江的分水岭。这里山谷纵横交错，构成数十条大小河流，其中流入澜沧江的较大河流有：勐董河、拉勐河、小黑江、黑河、南览河和南垒河；流入萨尔温江的河流有：南汀河、芒库河、南滚河、南玛河、库杏河、南康河、南锡河和南卡江。
阿佤山属亚热带地区，地势复杂，海拔高低差别大，最高海拔2900米以上，最低为700米左右，因而气候垂直变化显著，最高气温达40℃，最低到0℃，常年雨量为1500-3000毫米，其中80-95%的雨量降于5月下旬至10月底，这期间，人们称之为雨季，其他月份为旱季。土壤有砖红壤、赤红壤、红壤、黄壤、黄棕壤、棕壤、亚高山灌丛草甸土、紫色土、水稻土等49个土类，12个亚类，28个土属，44个土种。
佤族居住地区动植物资源非常丰富，有野生亚洲象、孟加拉虎、金钱豹、长臂猿、灰叶猴、蜂猴、羚羊、蟒蛇、眼镜蛇、巨蜥、孔雀、犀鸟、翡胸鹦鹉、白鹇、太阳鸟等上百种鸟兽。植物资源有70多科，150多属，300多种。
其中列为国家重点保护的植物有20多种，淀粉植物15种，油料植物20多种，树脂植物7种，粮食作物有237种籼稻和粳稻，以及上百种玉米和14种麦类，经济作物有甘蔗、花生、油菜、生姜、辣椒、棉花、烟草等等和各种蔬菜，经济林木有茶叶、紫胶树、橡胶、油桐和水果等等。药材、香料植物有胡椒、砂仁、草果等上百种。
阿佤山区地下矿藏也极为丰富，这里的银矿在明末清初就已开采，其中著名的茂隆银矿，是石屏汉人吴尚贤从内地带来一批汉族民众与当地佤族联合开采的，在当时不仅促进国家和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加强了佤族人民与内地各族人民的友好交往。
【简介】 阿佤山的古老居民——佤（wa 三声）族 佤族，中国少数民族之一。
现有人口35万多人。主要分布在云南省西南部的沧源、西盟、澜沧、孟连、双江、耿马、永德、镇康等县的山区与半山区。
即澜沧江和萨尔温江之间、怒山山脉南段的“阿佤山区”。与汉、傣、布朗、德昂、僳僳、拉祜等民族交错杂居。
汉代以后，云南便有了"濮人"居住。唐代，"濮人"、"望人"分布在东自景东、巍山，西至腾冲、梁河，南自镇康，北至永平的镇西地区。
"濮人"可能是对居住在这一带的讲佤崩语的各族先民的总称。"望人"可能主要是佤族先民。
历史文献中"望蛮"、"望苴子"、"外喻"等名称，与现在佤族的自称"佤"基本相同或十分相近。 佤族自称“佤”、“巴饶克”、“布饶克”、“阿佤”、“阿卧”、“阿佤莱”、“勒佤”等。
他称有“拉”、“本人”、“阿佤”、“佧佤”等。史称“哈喇”、“哈瓦”、“卡瓦”等，意为“住在山上的人”。
根据本民族的意愿，1962年定名为“佤族”。 佤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
佤语属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分“巴饶克”、“阿佤”和“佤”三种方言。旧时的佤文是英国传教士为传播基督教而编制的，比较粗糙。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人民政府为其创造了新文字。 佤族经济以农业为主。
喜欢吃红米，饮浓茶，食辣椒，嚼槟榔，喝水酒。住房以两层竹楼为主。
传统服饰以黑色为基调。男子多缠黑色包头，着黑色短衣和宽脚裤。
妇女服饰各地不一，最具特色的是上穿坎肩式无领无袖贯头衣，下着筒裙，佩戴银或竹篾制成的头箍、项圈、项链、腰箍、手镯等首饰。 佤族以信仰原始宗教为主。
少数人信仰佛教或基督教。新米节是最隆重的节日。
文学艺术丰富多彩，竹文化独具特色。沧源崖画享誉海内外。
“木鼓舞”富有民族特色，多次在全国民族舞蹈比赛中获奖。 【历史】在佤族地区普遍流传着“司岗里”的传说。
西盟地区的佤族解释，“司岗”是石洞，“里”是出来，意即人类很早是从石洞里出来的。传说从石洞里最先出来的是佤族。
石洞位于阿佤山中部，离西盟县城以西约六十多里地的附近的山上。至今西盟等地的佤族人把石洞视为“圣地”。
而沧源地区的佤族解释“司岗”是“葫芦”，“里”是出来，意即人类从葫芦里出来的。 各地区的佤族虽然对“司岗里”解释不同，但都把阿佤山视为人类的发祥地，同时也共同反映他们都是阿佤山一带是最早的居民。
“司岗里”是佤族对自己本民族古穴生活的回忆。 【礼仪】 佤族人豪爽好客，迎接客人以酒当先，认为无酒不成礼。
佤族待客敬酒习俗多样。其一是敬酒主人首先自饮一口，以打消客人的各种戒意，然后依次递给客人饮。
敬给客人的酒，客人一定要喝，而且要尽力喝干，以表示心地坦诚，否则被认为对主人不敬；另一形式是主客均蹲在地上，主人用右手把酒递给客人，客人用右手接过后先倒在地上一点或右手把酒弹在地上一点，意为敬祖。然后主人和客人一起喝干。
佤族民间有不知心、不善良者不敬酒的习惯。每逢儿子出门，客人离去，主人还要打“送亲礼”。
即给亲人或客人敬酒，届时主人用葫芦（盛酒器）盛满酒，先喝一口，然后送到客人或远离的亲人嘴边，客人需要喝到葫芦见底，以表示亲情、友谊永远不忘。 【建筑】 佤族房内的陈设简单，无桌椅，竹席木板当床，没有被褥，只用棉毯或麻布单做被盖，枕木头，和衣而睡。
佤族的住房，各地区不同。受汉族影响较大的地区，一般是四壁着地的草木房，也有土壁草房和个别的瓦房。
而大部分佤族地区的住房构造和形状与傣族的住房相似，建筑材料均为竹子（竹藤、竹竿、竹片、竹篾等）、草（茅草、椽子、脊檀、木板等）。木柱的顶端保留树杈，用以托梁，横梁上再托上一些细竹子，然后覆以茅草，筑成架空的“竹楼”。
房屋分上下两层，楼上住人，楼下为牲畜、家禽活动之所，个别打铁户也在楼下设有风箱和打铁的一套工具。 【饮食】 佤族以大米为主食。
西盟地区的佤族都喜欢把菜、盐、米一锅煮成较稠的烂饭。其他地区的佤族则多吃干饭。
农忙时日食三餐，平时吃二餐。鸡肉粥如茶花稀饭是家常食品的上品。
旱稻多现吃现舂，男女老幼皆食辣椒，民间有“无辣子吃不饱”之说。 佤族的肉食主要来源于家庭饲养，有猪、牛、鸡。
此外也有捕食鼠和昆虫的习惯。一些地区的佤族还有捕食昆虫的习惯，更食用蛹、寄生于草本植物的红毛虫、扫把虫和寄生于冬瓜树的冬瓜虫等十余种。
一般时都把可食的昆虫与米一起煮成粥，加菜、盐、拌辣椒，香辣可口。 佤族养蜂比较普遍，但养蜂方法十分特别，先用一段掏空的圆木，两头封口，留出数个小孔，供野蜂进出，放在森林或屋檐下，使其繁殖酿蜜，每年割2、3次，与其中蜂蛹一起食用。
佤族普遍喜饮酒，喝苦茶。所饮用的酒都是自家酿制的“泡水酒”。
常饮泡水酒不但于身体无害，反而有益健康。近几十年佤族才开始饮用烧白酒。
佤族更爱喝苦茶。有的苦茶熬得很浓，几乎成了茶膏。
苦茶虽然味苦，但喝后有清凉之感。对于处在气候炎热地区的佤族，具有神奇的解渴作用。
嚼槟榔是佤族男女老少普遍的嗜好，平时劳动休息或。
佤族饮食文化起源主要是从猎户生活开始的，因为打猎的特殊性，所以不可能带太多炊具；一般就只有一口锅、装水的竹筒、酒葫芦、一点米、盐、辣椒（一般都是干辣椒）；当打到猎物（普通小猎物）的时候，大家就只能用这口锅来加工了，所有食材一锅煮，最后舂点辣椒配点山野佐料搅拌均匀就成了烂饭；多余的用火烤熟，沾上椒盐又多了一个下酒的美味；山茅野菜找来凉拌一个；采几片大点叶子或者芭蕉叶围起来可以做碗，撇根小树枝对折断就成了筷子········！经过多年演变和进化，佤味就演变成了以煮、烧烤、凉拌、舂捣为主的烹饪风格；
佤族是以大米为主食。西盟地区的佤族都喜欢把菜和盐、米一锅煮成较稠烂饭。其他地区佤族则多吃干饭。农忙时日食3餐，平时吃2餐。鸡肉粥如茶花稀饭为家常食品的上品。旱稻多吃现舂，男女老幼全部食辣椒，民间有无辣子吃不饱之说。佤族的肉食主要来源家庭饲养，有猪和牛、鸡。此外也有捕食鼠与昆虫的习惯。一些地区佤族还有捕食昆虫的习惯，更食用蛹与寄生于草本植物的红毛虫及扫把虫和寄生于冬瓜树的冬瓜虫等十余种。一般时都把可食昆虫与米一起煮成粥，加菜和盐、拌辣椒，香辣可口。佤族养蜂比较普遍，但养蜂方法十分特别，先用一段掏空的圆木，两头封口，留出数个小孔，供野蜂进出，放在森林或屋檐下，使其繁殖酿蜜，每年割2、3次，与其中蜂蛹一起食用。佤族一般喜饮酒、喝苦茶。所饮用的、酒都是自家酿制的泡水酒。常饮泡水酒于身体无害，有益健康。佤族才开始喝烧白酒。佤族更爱饮苦茶。苦茶熬得很浓，几乎成茶膏。苦茶虽味苦，但喝后有清凉感。对于处在气候炎热地区佤族，具有神奇解渴作用。嚼槟榔是佤族男女老少普遍嗜好，平时劳动休息或闲谈，口中都嚼块槟榔。所嚼槟榔都是用麻栎叶与石灰煮成的代用品，据称嚼槟榔有健齿作用，但根据医学研究表明，常年嚼槟榔（非代用品）是罹患口腔癌的一个重要诱因。典型食品有：茶花稀饭，火烧蛇肉，青豌豆炒蚂蚁蛋，油煎柴虫等。食俗佤族主要聚居在中国南部云南省。佤族地区盛产稻谷，并普遍种旱稻。佤族人的主食以稻米为主，其次，也吃玉米、高粱、小红米、荞麦、江豆、绿豆。菜蔬有竹笋、辣椒、冬瓜、南瓜、洋丝瓜、红豆、架豆、大豆、茄子、芋头，有的人在自家的园圃地种有青菜、葱、蒜、韭菜和芫姜等。佤族的主食制做法有三种：即熬稀饭、煮烂饭、煮干饭。每日两三餐不等。煮饭的大米是临时舂成的稻米，吃多少舂多少。佤族普遍喜欢食用烂饭（介于干饭与稀饭之间，半干半稀的饭）。煮法是把米、青菜以及盐巴、辣椒、肉（如有猪肉、牛肉）放进锅里一起煮，煮成烂饭即可，味道极为鲜美诱人。有的地区主食以干饭为主副食主要是以青菜类、瓜类、酸竹笋、盐巴、辣椒、蒜或者鲜肉熬汤菜就饭，这是佤族平时最讲究的一种饭食。佤族肉食主要来源家庭饲养，有猪及牛、鸡。此外也有捕食鼠以及昆虫的习惯。也食用竹蛹、寄生草木植物红毛虫、扫把虫和寄生于冬瓜树的冬瓜虫等10余种。一般时都将可食的昆虫与米一起煮成粥，加菜、盐与拌辣椒，香辣可口。佤族养蜂比较普遍，但养蜂方法十分特别，先用一段掏空的圆木，两头封口，留出数个小孔，供野蜂进出，放在森林或屋椽下，使其繁殖酿蜜，每年割2、3次，与其中蜂蛹一起食用。按佤族习俗，主妇负责煮饭和分菜。饭熟之后，把饭盛在一个个大木盘里分给家人，每人盛给一碗汤菜，如有肉，则每人平均分得一份。全家人围蹲在主火塘边吃饭，如有外人在场，也分给一份饭菜。佤族重视节庆，皆有相关的食礼。如“崩南尼”（佤年）、播种节、接新水节、取新火、拉木鼓，都蕴藏着神圣的理念，备有丰美的食品。如播种撒谷定在布谷鸟催耕之时。村村寨寨、家家户户提前备好各式饭菜，集中到山坡地上，统一交给一位长者去分配。然后青年播种，儿童送水，姑娘唱歌弹琴。待到开饭时，只见地头整齐摆放着大小一样的两行饭包，都用芭蕉叶裹好，没有碗，没有筷，众人洗手后各取一包坐着吃，颇有情味。它把劳动、音乐、情爱、烹调和谐地统一在一起，表现出他们纯朴的道德风尚。水酒是热情好客的佤族人民待客的最好饮料。由于用菌母发酵制成，喝后清凉益神，和胃健脾。水酒与啤酒有相似之处，度数低，比啤酒稍甜，男女老幼适宜饮用。每逢喜庆佳节，家家户户都酿制水酒，尤其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社员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村村寨寨到处飘散着酒香。佤族的酒礼多种多样。有的是主人先饮一口再奉献给客人，客人一定要喝，并且喝光，这表示双方的诚意：有的是主客同蹲地上，主人右手敬，客人右手接后倒一点在地上，意为敬祖，然后同时喝干，这表示亲如一家。此外，还有“解冤洗手酒”用于调解纠纷。届时双方整队参加，由与双方都友好的第三寨头人和“大魔巴”（祭司）主持。首先彼此敬酒，各自诉说被对方伤害的情况，并对自己的过失自责；继而互赠牛肋骨和穿孔的黄蜡，表示今后应当同心、通气；接着主持者倒尽水，双方洗手，就地栽一块巨石表示世代友好；同时理亏的一方赔偿一定的财物；最后共同“剽牛”，吃肉喝酒，以资庆贺，积怨从此化开。佤族一般不喝泡茶，饮的是苦茶。饮茶的方式别有特色：将自家制作的茶叶（一般是绿茶），用小铝锅烤成金黄色，待散发出香味后，放入底大口小的小型土制陶缸里；茶叶约占陶缸体积的三分之二。然后倒进清水，并在缸口内放进一块小木片，用炭火煎茶，不时用小木片把茶叶压下，以防茶叶随着茶汁沸出缸外。第一遍倒进的水快煎干时，再加进第二遍清水，煎到剩二分之一时，茶汁即可斟出饮用。佤族男女普遍有吸草烟的习惯。各家都有一块园圃，除了种些蔬菜外，自己种植草烟。吸烟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用烟斗吸，另一种是用水烟筒吸。外出或者下田劳动时，男女总要在腰部挂上一个烟斗，还随身携带一个用竹片编成的烟盒。水烟筒是用口径6公分，长2尺的竹筒制成，所谓水烟筒，就是往竹筒里灌入适量的净水，（三分之一）这样能吸出烟雾，排除焦油含量。如果你到佤家串门或做客，主人会热情地用双手递过烟筒给你，要你品味他家自种的草烟。佤族大多忌食鸡蛋，不用辣椒作馈赠之物。禁止践踏剽猪石，禁止用手抹神灶，禁止带生姜进屋，禁止在神树林中狩猎。客人进寨要经过允许，并赠送酒肉或甘蔗；客人进屋，只能在外屋火塘煮饭烧水；主人杀鸡，客人须劝阻；主人献鸡，客人要回报敬鸡头。嚼槟榔为佤族男女老少普遍的嗜好，平时劳动休息或闲谈，口里都嚼一块槟榔。所嚼槟榔都是用麻栎叶和石灰煮成代用品，据称嚼槟有健齿作用。典型食品有：茶花稀饭，火烧蛇肉，青豌豆炒蚂蚁蛋，油煎柴虫等。
于饮食文化的论文： 论饮食文化汉译英中的“意译 论饮食文化汉译英中的 意译” 意译〔摘要〕把中国的饮食文化翻译为英语是一件很复杂的工作。要把饮食文 化，尤其是菜谱忠实地传达出来，要兼顾菜名的“形美、音美、意美”，又要考 虑到西方人的饮食所讲究的内容和实质，同时还需要关注菜肴本身的材料、烹 调方法和人们的饮食文化心理。本文搜集了大量的菜谱英语译名并加以归纳， 总结出中国饮食文化尤其是菜谱汉译英中的“意译”情况。 〔关键词〕菜谱 翻译 “意译” 〔中图分类号〕H3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0） 11－0042－02 引言 民以食为天，饮食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大事。饮食文化也是世界各族人民文 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各族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经济全球化的 趋势下，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到中国来工作，或者跟中国人打交道，而他们也在 不断地了解中国， 学习中国文化。 饮食文化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很多外国学者及外国游客对此兴趣浓厚。要做好饮食文化的对外宣传，我们首 先就要把我国的菜谱翻译出来、整理成文。大多数中国食谱的命名方式都是“形 美、音美、意美”，让食客看得舒服的同时，还充满着期待。中式菜谱的翻译除 了要求语义对等，还必须注重文化联系，这就要求翻译出来的菜名符合西方人 的文化、语言、价值观等思维。 根据王秀芬在其论文《浅析中式菜谱的文化和翻译》的总结和归纳，我国 的学者把菜名译成英文的常用方法有四种。 (1)写实型命名法。如“烤乳猪”被译为 Roast Piglot，“糖醋排骨”被译为 Spareribs with Sweet and Soysauce” (2)写意型命名法。如“红烧狮子头”被译为 Stewed Meat Balls with Brown Sauce.“芙蓉水晶虾”被译为 Shrimps Cooked with Eggwhite. (3)典故型命名法。如“东坡肉”被译为 Dongpo Braised Pork.“叫花鸡”被译 为 Beggar’s Chicken. (4)以地名、数字命名法。如“北京烤鸭”被译为 Peking Duck.“八宝饭”被译 为 Eight-Jewel Rice Pudding. 这四种菜谱的翻译法基本上都能被外国人所接受。 然而从翻译的方法来说， 许多菜名都采用了意译。 一、意译 意译总是与直译、音译联系在一起的。关于意译，钱歌川在其著作《翻译 漫谈》中是这样定义的：“采用原文大意，或甚至有时候改变原意，依译者自己 的意思写出，结果是不大忠于原文（钱歌川，1980：11）。”在汉译英中，很 多时候，直译会让外国人莫名其妙。 在把中国饮食文化对外宣传的翻译过程中，不管写实型命名法还是典故型 命名法的菜谱，都不可避免地采用意译。 二、中国菜谱的意译 中国的菜谱五花八门， 各具特色。 有的只看菜名就对其做工材料一目了然， 有的则采用历史文化典故，让客人在品菜的同时，感受文化气氛；而有的菜名 确实展示了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情，有的则采取的是浪漫主义的命名方式，让食 客充满遐想。很多菜名还采用了文化典故、历史事件、成语、俗语、谚语来命 名，这就约束了中国菜名翻译时的直译手法。因为很多时候，直译会让外国人 费解，中国人若是不了解这道菜，也会被英文译文弄得莫名其妙，不知所谓。 所以，在把中国菜名翻译成译文的时候，更应该多采用意译的方法。本文通过 分析、归纳和总结，发现中国菜谱采用意译通常有以下三种。 （一）直译表达不明时，常采用意译把菜谱译出 文化的差异必然导致理解上的困难。不是所有的外国人都有那么好的中文 语言基础和积淀，很多中文说法、词语在我们炎黄子孙看来毫不费劲，但是在 外国人眼里，这些表达可能引起误解，或者让他们在点菜时，因为不理解不了 解而无从下手。直译菜名很多时候并不适合外国人看，因为直译往往会让一样 东西在两种语言中呈现出很大的差异，译文跟原文也许会互不相干或是背道而 驰。因为不是所有的中文词汇都能在英文中找到语义与之对等的单词。或者有 时候找到与之意思相近或者相同的单词，但是这些词不一定可以传达菜名的用 意，因为菜名通常还包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这时候，菜名的翻译只能采用意 译，在直译不能确切表达菜名本意的时候，添加成分，以达到解释说明的作用。 如，白饭，如果直译，则为 White Rice，但是中国人说“白饭”，强调的并 非它的颜色而是它的内容，是指单独的米饭，不包括菜或其他配料。所以，为 求更准确地表达出中文“白饭”二字的涵义，译者此时应该舍弃直译而采用意译， “Plain White Rice”，加上 plain 一词，外国人更容易联想到饭本身的材料，有 white 他们也不会想到“黑米饭去”。 又如“凤凰玉米羹”这道菜，中国人大概都知道这道菜中的凤凰并非指一种 鸟，而指的是鸡，称之为凤凰只是为求好听，因为这样命名会让这道菜显得更 有档次。若把其中的“凤凰”译为 phoenix，则让外国人纳闷，因为凤凰仅仅是传 说中的一种鸟，并非真实存在的动物，如果搬到餐桌上来了，让人难以置信。 虽然很多外国人可以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点了这道菜，但是上菜时，他们总会 知道这里的“凤凰”的真实身份，或许到时候很多外国食客会觉得失望。所以对 于这道菜，我们可以译为 corn and chicken porridge。 又如“臭豆腐”，有人直译为“Smelly tofu”。这种译法算不上错，因为 Smelly 一词本身就能很确切地描述出臭豆腐的气味特点。但是，很多外国食客也会因 为“Smelly”一词而放弃对此食物的尝试。其实臭豆腐除了臭，也还有香的一面， 闻起来臭，吃起来香，这就是臭豆腐的特点。所以，我们应该采用意译的方法， 把“臭豆腐”译为“stinky tofu”。 （二）结合菜肴所需的主要材料翻译菜名 很多菜谱包含了俗语或习语，而对于俗语、习语的翻译，直译也无法正确 表达其含义，此时多采用意译。然而，对于菜名的翻译，又不能完全等同于单 独的俗语、习语本身的翻译。单独的俗语、习语本身的翻译采用解释、增译等 方法传达其内涵和意思，然而包含俗语、习语的菜名，不仅要求翻译工作者能 够通彻领悟俗语、习语本身的含义，还要注意俗语、习语本身与菜肴之间的紧 密联系。习语、成语做菜名时所反映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渊源，比菜名本身更为 重要。此外，翻译人员在翻译时还必须注意把菜肴所需的主要材料表达出来， 但又不能过多剔除习语、成语本身的意蕴。因为如果仅仅传达了成语、俗语等 意思，而忽略菜肴材料的介绍，则会让食客在点菜的时候难以兼顾营养的搭配 和均衡。如果食客只是对菜名好奇而点菜，到时候上的菜全部是肉类，这会让 客人觉得很油腻，整个饭局吃得不够尽兴。同时从营养的角度来说，也是不科 学的。所以，翻译人员在翻译的过程中，不能仅仅把菜名当作是简单的一个词 语来翻译，而应该把菜名与菜肴所需的主要材料结合起来，力求使菜谱的翻译 能够完美、忠实地表达原意。 如，中国有道菜叫“过山峰炖清汤”，如果翻译此菜名时采用直译，则会将 其译为 Guoshan Peak clear soup。对于此译文，不仅外国人看不懂，就连土 生土长的中国人也摸不清这道菜是用什么做的，点了这道菜他们将会品尝到什 么。实际上，这是一道鸡汤。“过山峰”在此当然不可能是一座山峰，也不可能 是山上的某块材料，而是指鸡块本身。为此，我们的翻译工作者把此菜译为 Mountain Peak chicken clear soup。译文既表达了中文原意，又指出了菜肴所 需的材料，同时也不会让外国食客误解 Mountain Peak 在此菜名中的含义。 又如，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道家常菜“麻婆豆腐”，很多饭馆将其译为 Ma Po’s bean curd。此种译法对于熟悉此菜的中外食客而言是无关紧要的，然 而并非所有的外国食客都了解中国的饮食文化。Ma Po 会被理解为一个人名。 她的豆腐可做菜名，对食客当然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是这菜毕竟还是豆腐， 不管是谁的牌子，对很多外国食客而言不一定有吸引力，或者说他们并不一定 清楚这个豆腐与其他豆腐的不同之处。但是如果我们采用“意译”的方法，把菜 肴的材料填补上去，说不定可以引发食客的兴趣，刺激其的食欲。“麻婆豆腐” 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烹饪所需的配料。所以，我国的翻译工作者也把它译为 “Bean curd with mince and chili oil”。 还有“蚂蚁上树”一菜，单看中文菜名，很多中国食客也会认为是吃蚂蚁， 因为在中国的饮食文化当中，蚂蚁也是可以吃的，也可以泡酒，或是打汤。而 实际上，这道菜是面条跟碎肉末一起烹饪的。煮熟以后，肉末附在面条上，就 如蚂蚁爬到了树上一样。此菜的中文菜名的命名是采用比喻的方法，所以我们 在翻译此菜名时，不可以简单地译为 Ants climbing trees，因为 Ants 会让外国 人食欲尽失。同时，此种译法又不能正确地反映出这道菜的真正内涵，所以把 这个菜名译为 Vermicelli with cpicy minced pork 更受青睐。 （三）意译关注菜肴的烹饪方法 用“意译”翻译出其材料固然好，但是单看材料也不一定就能表达出一道菜 的真正风味，因为同一材料根据不同的刀法和烹调方法可以做出千变万化的多 种佳肴。饮食文化很讲究刀法和烹调方法，如烘（baking）、蒸（steaming）、 煮（boiling）、炸（deepfrying）、剥皮（skinning）、腌制（pickling）、切片 （slicing）、切碎（mingcing）、熏（smoking）等。烹饪方法在食物、菜肴的 制作过程中非常重要，因为它不仅影响了食物的味道，还影响了食物的营养和 口感。所以，在直接翻译菜名材料不能传达菜肴的本质意思的时候，我们可以 采用意译的方法，在意译中注重烹饪方法的翻译。 如“千层饼”被译为“multiple-layer steamed bread”突出了饼的形状， “steamed”又明确了这种饼的烹调方法。 此种译法又让外国食客门路清晰而不至 于会错意点错菜，这比“multiple-layer bread”多了一层“multiple-layer bread”的 意思，而多出的这层意思就是烹饪的方法。“multiple-layer bread”可以让外国食 客明白千层饼的外表和材料，而 steamed 又能让客人了解这道事物的做工程 序。 又如“茄汁鸡脯”这道菜，从菜名就可以看出其材料的主要成分：茄汁和鸡 肉。然而单看菜名，一般食客并不知道其中的制作过程和方法，因为任何人都 很难从菜名中寻究出很明显的答案来。用茄汁和鸡肉混在一起可以做出几个样 式的菜来，而直译这两个材料并不能让客人想象出菜肴的味道。事实上，这里 的鸡肉是油炸过的。熟悉这道菜的真正内容和其烹调方法之后，我们就可以将 其译为“Fried chicken in tomato sauce”。此菜译文突显了烹调方法，又充满了 西方饮食风味，让外国食客倍感亲切。 又如“桶子鸡”，若直译为“Chicken in pail”，则让人误以为此菜为炖品，拿 桶来盛装以求新鲜。事实上，这道菜是干的，跟盐焗鸡差不多，只是这里选用 的鸡为童子鸡。所以，这道菜译为“Spring chicken in salt”时，则会让外国食客 更容易从菜名上最快地获取其所需信息而不影响菜肴文化内涵的传达。 菜谱的翻译有时候让人费心费力，但有时候也可以让人舍繁从简。在很多 大餐馆的菜单上，菜谱旁边大都附上图片。有了图片，食客无需从文字上考虑 太多菜肴所包含的材料。此时，菜谱的翻译尽可以从简，只突出其刀法或者其 烹调方法即可。 如“铁扒比目鱼”，在有图片说明的情况下，我们可将其译为“Grilled Sole”。 在此不需要突出盛装菜肴的器皿，也不需强调此菜为汤类还是干炒类或是其他 的。 三、结语 把中国菜谱翻译成英文，既要兼顾菜名给人留下的特有意象，又要考虑到 西方人的饮食思维和爱好，兼顾菜肴本身的材料、烹调方法和人们的饮食文化 心理。因为文化上的差异，加上翻译中出现的语义上的困难，所以“意译”在菜 谱的翻译中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意译”比直译更能让译者更好地传达中 国的饮食文化，其译文也能更易为外国食客所接受。当然，因为意译本身有时 候也会让译文失去菜名原有的韵味，语言也失去了色调，所以，中国菜谱的翻 译还将是未来长期的研究话题。 【参考文献】 [1]王秀芬.浅析中式菜谱的文化和翻译[J].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学 报,2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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