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选概念太大的题目，否则会不得要领。最好是找一个比较新、研究的人相对比较少的题目，比较有开拓性。实践性的案例题目比纯理论的要简单些
我写的是法制史的题目其实不是好不好写的问题，是有没有兴趣的问题选一个自己比较感兴趣的问题，写起来自然也就轻松很多一般的本科论文不难 ，多找点资料，截取精华，自己编个提纲，写起来就得心应手了还有，选题目不如选老师，因为论文的负责老师不同，选一个好的老师更重要。
政治制度的关键问题是其基本的框架结构,即
政治制度的类型。政治制度的区别主要是由其框架
结构决定的。因此,对于政治制度的研究必须首先
弄清楚政治制度的类型。政治制度的类型定位将影
响政治制度研究的所有方面。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
也是如此。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类型定位,是正
确研究、分析、认识、解释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所有
问题的前提条件,这个问题不弄清楚,其它的问题都
可能是模糊不清的,甚至是错误的。在这个方面,以
往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存在着某些偏差。
一
一般认为,古代政治制度存在着君主政体、贵族
政体、民主政体、共和政体、专制政体等类型,其中的
一些类型是可以相连的,如君主专制政体、贵族君主
政体、贵族民主政体、共和民主政体等。这些政治制
度类型区分的基本尺度是,一人执政的是君主政体,
少数人握有最高统治权的是贵族政体,全体公民拥
有权力的是民主政体,专制政体则是指那些将所有
的最高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里,并且可以任凭自己
的意志为所欲为的政体。在此,君主政体和君主专
制政体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君主专制政体是指
最高统治者一人控制着绝对权力,并且不受任何法
律以及其它任何权力主体的限制和制约,君主政体
虽然也是一种一人掌权的政体,但是与君主专制政
体相比,君主手里的权力会受到法律的限制以及相
应权力主体的牵制。另外,政治制度的类型还与不
同的社会历史时期相联系,如城邦民主政体、城邦共
和政体、封建贵族政体、封建君主政体等。
那么,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类型是怎样的呢?
关于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习惯于把中国
古代政治制度的类型称为封建专制政体或封建专制
集权政体。当然,这样定位的一个基本原因,主要与
国内学术界长期以来,把中国古代社会看成是封建
社会有直接的关系。
中国古代社会,尤其是在秦汉以后,基本上不存
在典型封建社会的诸要素。即使存在过某些方面的
相似性,也仅仅是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某个特殊的历
史时期,并不具有贯穿于整个古代社会的代表性。
例如,拿“封建”一词来说,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只有
先秦时期曾经出现过。但是,即使先秦时期的封建,
与西欧中世纪时期的封建比较,也只是形似而非神
似。先秦的封建制以西周时期最为典型,而西周封
建制的基本状况是:“吾闻国家之立本也,本大而末
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
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
等衰。”(1)很明显,中国的西周封建与西欧中世纪的
封建有很大的差异。西周的封建“封建亲戚”(2),是
一种仍然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封建”。其中,
以嫡长子资格继承王位的天子是大宗,其他非嫡长
子诸兄弟皆为小宗,从而构成了天子—诸侯—卿大
夫—士这样的西周封建贵族的等级,这是一种按王
国维先生所谓的“嫡庶制→宗法制→封建制”递进的
封建关系,是一种中国式的“尊尊”与“亲亲”相结合
的封建。在这种封建制度之下,无论是君主还是贵
族地位的获得,主要依靠血缘关系。可是,正如我们
已经知道的那样,西欧中世纪的封建却并不是如此。
在西欧中世纪,“采邑”是封建社会的基础,是财产权
利和人身关系的体现,其基本的关系是契约互惠性
的。因此,君主地位以及贵族头衔的获得,主要与土
地财产权利挂钩,与契约关系相联系。这种封建正
好与中古式的“血缘封建”相反,是一种“契约封建”
或“采邑封建”。再拿秦汉以后的中古社会来说,不
但不存在西欧中世纪的封建,甚至连先秦中国式的
宗法封建也不复存在了。非但如此,秦汉以后,国家
权力是高度集中的,控制了立法、司法、行政、军事和
社会的所有方面,国家权力本身不受限制。此外,秦
汉以后的官僚制度也日趋发达。这种状况,与西欧
中世纪封建社会不可能产生官僚制度,以及不存在
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和受国家控制的社会的状
况根本不是一回事,其中的距离非常巨大。所以,可
以说,中国古代社会不是典型的西欧中世纪式的封
建社会,甚至可以说不是封建社会。
除了封建社会的概念以外,对于中国古代社会
的形态分类还有许多不同的论点。这些论点主要
有:(1)关于“亚细亚的生产方式”;(2)治水社会或东
方专制主义;(3)历史官僚帝国;(4)家产官僚制帝
国;(5)伦理本位社会;(6)乡土社会;(7)世袭社会和
选举社会;(8)宗法家族社会等。
总的来看,宗法家族社会的主要特征是:1·宗
法家族血缘关系。无论是史前时期,还是文明时期
的宗法制度或家族制度,始终保持着人类最原始的
血缘关系,而且从未中断过。这种血缘关系成为中
国古代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关系,其他的一切关系
皆由此出。2·家国同构。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
扩大。一切的团体和个人都消融在家国之中。家为
小家,国为大家;家为私家,国为公家,除了家就是
国,其他的一切社会组织都可以被家或国解释和取
代。3·专制权力———君权父权至上。在宗法家族
社会,一家之长的权力和地位是最高的,一国之君的
权力和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唯一的,超越了法律以及
其他的所有权力。君权就是法律,而父权受到法律
的维护,没有其它的力量能够撼动。其他所有的权
力和权利都源于君权与父权,因此,必须无条件地服
从君权与父权。4·宗法家族制度。与各个时期相
应的一整套宗法家族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连续性
的基本体现和保障。
显然,在上述的各种观点之中,“宗法家族社会”
的提法最契合中国古代社会的状况。尽管其他的观
点也很精彩,但是,都有某些不足之处。“亚细亚生
产方式”只是一般性的概括,缺乏清晰而详细的具体
内容,在社会形态的描述上没有足够的说服力。“治
水社会和东方专制主义”是一种非常西方化的说法,
它考虑到了地理环境对于社会发展的影响,由于中
古特殊的历史地理环境所造成的生存方式,以及由
此而产生的国家结构和组织形式。其中的许多论述
都是确实的,符合历史事实的,对我们研究中国历史
很有启示。但是,这种观点的一个基本问题,仍然是
流于一般性的概括,把中国仅仅看作是东方国家,而
没有更加深入地探究中国作为东方国家的一个特
例,存在着那些更深层次的特征。此外,这一观点较
为集中地论述了国家的政治层面,很少涉及社会层
面。“历史官僚帝国”也是如此,它所关注的几乎都
是帝国的政治统治方面的问题,并且偏重于官僚政
治层面。韦伯的“家产官僚制”是最为全面和具体
的,而且也指出了这种家产官僚制源于家族制,是属
于“父权家长制”的类型。不过,韦伯关注的重点也
是集中在政治统治方面。并且,韦伯只把秦汉以后
看成是“家产官僚制”,而把先秦看成是“封建制”,至
于两者之间的联系是什么,韦伯没有明确分析,而这
一点对于解释中国古代社会的连续性是十分重要
的。伦理本位社会和乡土社会则偏重于伦理道德层
面的关系,对制度的、政治的以及经济的层面却很少
研究。“世袭社会”和“选举社会”的概念别具一格,
令人耳目一新。但是,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特殊
的社会状况?显然,对此的分析较为欠缺。由此可
见,中国古代社会应该是宗法家族社会。
在中国古代的宗法家族社会,以父子为主的家
族血缘关系一直是贯穿于自夏商周到春秋战国的转
变,再从秦汉到清朝末年的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轴。
尽管,这种血缘关系的具体形式多有变化,但是,这
种血缘关系本身是牢固的,没有任何改变。由于基
本的家族关系的存在,导致中古社会的变迁始终没
有脱离氏族→部族→宗族→家族的发展脉络,即使
先秦时期的“封建”,也是“宗法封建”。比较欧中世
纪的“采邑封建”或“契约封建”来说,是一种中国传
统式的“血缘封建”,家族的庶嫡宗法才是先秦封建
的游戏规则。秦汉之后,宗法分封已经消失,封建也
不复存在。但是,中古社会依然是宗法家族社会,不
同的只是宗法的大宗小宗关系变成了宗族的君臣—
父子关系,家国仍为一体,“君前臣名,父前子名”、
“在家为孝,在朝为忠”已经成为几千年社会关系的
真实写照。在中国历史上,无论中古社会怎样发生
变化,其宗法家族的性质始终不变,形成社会变迁的
一条主流线索,奠定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构造。
因此,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定论上,我们可以冠以
各种各样的名称,但是,在所有的名称前面都应该加
上“宗法家族”四个字,例如,在“封建社会”之前加上
“宗法家族”,就是“宗法家族封建社会”,其余类推。
既然如此,那么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古代政治制
度不是什么“封建专制集权政体”,而是与中国古代
宗法家族社会有关的政治制度类型。从一般常识上
讲,社会形态与政治制度的类型是密切相联的,不可
能出现社会形态是一回事,而政治制度的类型又是
另一回事的情况。
实际上,历史上任何一种类型的政治制度的产
生、形成和演变都无法脱离其赖以存在的社会系统
和制度系统,政治制度只是社会系统和制度系统中
的一个子系统。一般来说,社会系统和制度系统是
怎样的,政治制度就一定是怎样的。因此,中国古代
社会的宗法家族形态,必然导致中古宗法家族专制
集权的政治制度类型。或者讲,中国古代社会的宗
法家族形态必然有一个相应的政治制度的存在。两
者的关系未必是谁决定谁的问题,而是一个密切相
关的统一互动问题。在它们中间不可能产生一个不
相干的“封建专制集权”的政治制度类型,如果是为
了习惯方便,也应该在前面加上“宗法家族”,即“宗
法家族封建专制集权”政体。
从整个世界范围的政治制度史来看,我们可以
发现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类型,它
非但不同于西方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城邦类型,帝
国政制和中世纪时期的封建类型,而且不同于东方
的日本、印度等类型。同时,也不同于那些典型的政
体,如君主制、贵族制、绝对主义或专制主义。它是
一种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独一无二的、发达成熟的宗
法家族模式的专制集权政体。
欧洲古代历史上的希腊城邦制是一种多元的分
权政体,一种复合的政治制度系统。这种政体已经
脱离了早期国家的雏形,跨越了血缘家族的组织结
构。公元前594年梭伦改革和公元前508年克里斯
提尼改革,确立了雅典城邦政体。梭伦的改革成功
地摒弃了传统的家族门第制度,以财产为基础将全
国的公民划分为四个等级,并以此确定国家公职的
任职资格。正如恩格斯所言:“这样,在制度中便加
入了一个全新的因素———私有财产。公民的权利和
义务,是按照他们的地产的多寡来确定的,于是,随
着有产阶级日益获得势力,旧的血缘亲属团体也就
日益遭到排斥:氏族制度遭到了新的失败。”(3)(P·114)
此后,公元前508年,克里斯提尼在梭伦改革的基础
上又进行了进一步的改革,把全雅典划分为十个选
区,取消了原有的四个部落,消除了氏族贵族在部落
中的势力,从而清除了以血缘为基础的氏族部落的
旧的政治体制的残余,真正实现了原始的早期国家
向城邦文明国家的转型。此外,梭伦和克里斯提尼
的改革,还先后确立了雅典城邦国家多元复合的政
治制度。实际上,早期雅典城邦制的政治体制也是
一元集权的,国家权力结构的中心就是元老院,它是
集立法、行政和司法于一身的。梭伦的政治制度改
革第一次打破了这种制度结构,新设立了四百人会
议,作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负责拟订议程、预审
提案,拥有立法权。他还设立了陪审法庭,陪审员从
四个等级公民中选举产生,参与各种案件的审理,拥
有司法权。克里斯提尼的改革,则进一步巩固和扩
大了这种新型的多元复合的政治制度。他以五百人
会议取代了四百人会议,其成员由十个选区各选50
名代表组成。五百人会议不仅拥有审议权而且还拥
有一定的执行权。他还颁布了贝壳放逐法,此法规
定公民大会可以用贝壳或陶片作为表决票,用投票
表决的方式放逐任何有害国家的人,不管这个人是
否身居高位,握有重权。希腊城邦政治体制的另一
个典型是斯巴达,它是一种贵族共和政体。斯巴达
国家设有两个国王,主持审理案件和某些重大的祭
祀活动。这种一个国家拥有两个国王的情况,在中
国古代“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
中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斯巴达国家最高立法机构是
元老院,拥有国家所有重大事务的决定权。国家还
设有公民大会,公民大会可以选举产生五个监察官。
这些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的监察官对于国王拥有绝
对的监察和监督的重权,具体体现在对国王拥有控
告权、裁决权、督兵权、审判权,甚至拥有在特殊时期
取消国王资格的权力。与此比较,上述古代希腊城
邦政治制度的演变过程以及制度特征,在中国古代
政治制度中是完全没有经历过的,也是不存在的。
罗马帝国时期的政治制度与中国古代的政治制
度也颇为不同。元首时期拥有“奥古斯都”称号的屋
大维,其拥有的绝对权力是元老院授予的,“元首”之
义是第一公民。然而,中国古代的专制皇帝却是“天
子”,其专制权力是“神授”的。
至于西欧中世纪国家的封建政治制度,则是一
种立体的多中心权力系统,维系这一系统的是一种
中世纪的契约关系及法律体系。西欧中世纪封建政
治制度,并不是一种一元单一的专制集权的政治体
系,而是一种多元或多中心的政治制度,主要包括了
中央国王的政治权力、地方贵族的政治权力以及教
会的政治权力。这三种主要的政治权力主体相互对
立、相互制衡、相互制约,形成一种交叉复合的政治
制度系统。在法兰克封建王国时期,作为最高统治
者的国王并未拥有过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国王在
决定国家的重大事务时,并不象中国古代的皇帝那
样可以自行其事,可以做到“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
上”,他必须经过贵族会议的合法程序,而贵族会议
则是体现国王、各级贵族和大主教多中心权力意志
的政治机构。贵族会议正是西欧中世纪封建政治制
度的一个主要特征,这种政治机构在中国古代政治
制度中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此外,法兰克王国的
最高官员宫相是由大封建主会议选举产生的。在查
理大帝时期,全国分为98个郡,郡的长官由地方大
贵族担任。这样一些政治制度的形式和内容,在秦
汉以后的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是不存在的。早期的
法兰克王国,实际上是一个被封建“公国”和“伯爵
国”割据的徒有其名的国家,各国的封建领主都是独
立的,国王只是众多贵族中间的“第一个”,权力非常
有限。在国王之外,封建国家设有称为“库里亚”大
会的封建主代表大会,有权决定国家一切重大的军
政事务,甚至有权罢免国王和选举国王。这样的情
况,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史中也从未出现过。
二
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政体,
与上述世界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政治制度类型都不
相同。它没有出现过像希腊城邦制时期建立在多元
基础上的古代民主和共和政体,也没有出现过像西
欧中世纪封建时期那样的多中心政治体系。中国古
代政治制度是宗法家族专制集权政体。这种政治制
度类型的基础是血缘关系,主要体现为血缘家族关
系,其核心是父子关系演化为国家政制制度的君臣
关系。血缘关系是关键词,是解释和理解中国古代
政治制度类型的钥匙。吕思勉认为:“古代天子诸侯
间之关系,实系宗族之关系。”(4)(P·373)宗族关系就是
血缘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这里专指先秦时期。然
而,实际上这种血缘关系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基本
特征之一,贯穿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的所有时期。
在宗法家族式政治体系中,血缘关系与政治关系是
合二而一的,君臣关系实质上是一种放大了的父子
关系,所谓“君前臣名、父前子名”是也。君主是国主
君父,大臣则是家奴臣子。父亲作为一家之主是独
一无二的,因此,君主作为一国之主也是独一无二
的。于是,这种建立在血缘父子关系之上的君臣关
系,赋予了国家最高统治者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不受
约束的权力。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型构出
一种绝对的权力,这种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是受到
血缘关系保证的。与欧洲中世纪封建政治制度中君
臣之间的契约关系不同,这种源于血缘父子关系的
君臣关系,缺乏法律基础,法律规则难有作为,常常
形同空文。君臣之间奉行的是一种出于孝的忠诚,
而不是一种具有法律保障的出于约定的忠诚。在这
种类型的政治制度中,保障君臣双方权力与地位的
是君臣关系,而不是法律。维护一种良好的君臣关
系,是政治生活的基本行为准则,法律关系在君臣关
系面前是苍白无力的,君臣关系重于法律关系。此
外,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家族式政治制度,其君
臣关系之间必然缺乏一种权力与权利的结合和平
26
衡。君主拥有绝对的权力,高居于臣子之上,随时可
以凭借君主的地位为所欲为,而臣子则只有一种绝
对的义务,臣子在君主面前是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权
利地位的。在这种宗法家族式政治制度的框架下,
君主为主而臣子为奴的状况是极其正常的现象,这
也正是作为古代政府首脑的宰相,在皇帝面前也要
自称是“奴才”的一个最重要的制度原因。
具体而言,在宗法家族式政治制度中,由于血缘
关系是其主要的特征,因此专制集权就是其必然的
结果。国家政治化了的父子—君臣关系中的主角
———皇帝与官僚就控制了所有的政治权力,这个古
代国家就变成了官僚帝国。除了皇帝和官僚以外,
几乎没有任何个人或团体可以染指政治权力。一部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实际上就是一部皇帝与官僚
的政治权力分配史。中国古代的宗法家族式政治制
度,完全不同于古代西方的希腊城邦制及中世纪封
建的政治制度,在西方历史上,政治权力不仅被君主
和官僚拥有,而且也被全体公民、贵族,甚至教会拥
有。西方历史上的一些专制君主往往不是制度的产
物,而是时代的产物或个人意志的产物,因此遭到人
民的反抗,专制君主就是历史的罪人。中国历史上
的专制君主则是制度的产物,因此人民并不反抗专
制皇帝,他们往往将希望寄予仁慈的皇帝,他们反抗
的只是皇帝中的暴君。事实上,专制集权的政治制
度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曾经存在过,可是其程度
却不尽相同,然而,中国古代宗法家族式的政治制
度,在专制集权的程度上是最为极端的。其主要原
因就在于血缘家族的父子关系转变为国家政治化了
的君臣关系之后,皇帝和官僚就完全垄断了一切政
治权力。因此,对于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家族
式政治制度来说,专制集权是与生俱来的,除非血缘
关系变为契约关系或法律关系,否则,其专制集权的
本质是绝对不会改变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血缘
关系是政治制度专制集权之源。
中国古代宗法家族专制集权政治制度的另外一
个特点就是家国同构,国家等同于一个扩大了的家,
国家政治制度的建构形同家族结构。先秦时期,国
王是天下大宗,而小宗则分封为诸侯、卿大夫、士。
秦汉以后,在政治制度的结构中,皇帝为国家独一无
二的最高统治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整个国家就是皇帝的私有财产。因此,
皇帝既是君主也是国父,是国家这个大家、“天下之
家”的家长。而皇帝制度则是中国古代宗法家族专
制集权政治制度中的最高层次的制度,犹如现代国
家的宪政制度,具有核心地位。皇帝制度的定位为
整个古代政治制度奠定了一个基本的原则,构造了
一个基本的框架。
在皇帝之下设置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机
构,其中的宰相机构则为各级机构之首,宰相则为百
官之首。其实,宰相这一称号最初的时候是贵族家
的差役,后来逐渐变为贵族家的管家,战国时期又上
升为诸侯的总管,秦汉之后才成为政府首脑。在中
国政治制度史上,宰相只是一个通称,各个朝代的具
体名称各不相同。宰相之所以能够成为政府之首,
其主要的原因正在于他是皇帝身边的管家、“秘书”。
纵观宰相制度的历史演变,我们不难发现,历朝宰相
机构和宰相的名称,都会发生与前朝不同的变化,几
乎每朝的宰相机构与宰相名称都不完全相同。秦朝
和汉初称丞相和丞相府,以后被三公之名所代替;东
汉初年尚书台和尚书令地位渐重。到了魏晋南北朝
时期,便有了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机构以及尚书
令、中书令、门下侍郎等相继成为宰相机构和宰相名
称。隋唐时期是三省制,以后又有了同中书门下政
事堂。宋朝以中书门下设于禁中,又以同中书门下
平章事、参知政事等为宰相。在这种多变的的特征
中,反映出一种历史现象,即历朝的宰相机构与宰相
全部都是从皇帝身边侍从、秘书转变而来的,因其服
侍于皇帝身边而被授予“国之大家”的重权。
中国古代的政府实质上是皇帝之大家的管理机
构,它不象现代政府是一个服务于社会和公民的管
理机构,是对社会和公民负责的。因此,家国同构的
古代政府只对皇帝负责,正如《新唐书·百官志》所
言:“宰相之职,佐天子,总百官,治万事。”说到底,宰
相不过是一个皇帝的总管家而已。但是,也有人认
为,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中,皇帝与政府是分开的,皇
帝是国家元首,代表国家;宰相是政府领袖,代表政
府。其实这是用现代政府的建构和理念去比照中国
古代政府,是出于主观判断。在家国同构的中国古
代政治制度中,皇帝与政府是一体的,政府其实就是
皇帝的管家。政府首脑宰相只是辅佐皇帝,有权参
与国家重大事务的决策,而最后的决定权从来都在
皇帝的手里。皇帝与宰相的关系就像国父与总管家
27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6期学术专论
的关系,宰相以辅弼天子为天职,如“丞相”之意是:
丞者承也,承受之意,相,助也。皇帝是国之大家的
君父,宰相只是帮助皇帝管理这个国家的。中国古
代政府的宰相从来不象现代政府首脑那样,拥有完
全独立的行政权力,在家族式政治制度中,宰相向来
都是皇帝管家。宋朝的徐自明所著的《宋宰辅编年
录》中说:“居元首者,实赖于股肱;济大川者,必资于
舟楫。”这段话既道出了皇帝和宰相之间的真实关
系,也说明了宰相其实就是皇帝的管家。在中国政
治制度史上,自秦汉到明清,历朝都有忠实辅弼皇帝
的名相。据《旧唐书·房玄龄传》记载,房玄龄是唐太
宗的名相,一身以辅佐天子为重,即使在病重之时,
亦不忘检讨自己有负皇帝之事,唯恐因此“孤负圣
君,则死有余责”。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上,皇帝
与宰相的关系正是这样一种“大家长”与总管家的主
辅关系,而不是一种法律的关系。在这样的前提下,
政府只对皇帝负责,宰相机构是如此,其它的中央政
补充：
府机构也是如此。秦汉中央政府的诸卿制度,其职
责权限多数是皇帝、皇家和皇族事务,“国家”事务是
围绕着皇家事务的。如秦汉时期诸卿中的少府卿,
其职责就是掌管山海池泽之税,以为皇帝私藏,凡皇
帝衣食住行,医药供奉,园林游兴,器物制作等,皆领
少府,其长官秩中二千石。少府机构之大,属官之
多,地位之高,在中央诸卿之中位居第一。又因其侍
俸皇帝身边,所以其属官在秦汉以后,如尚书令等皆
发展演变成宰相机构。
此外,地方政府机构也是如此。先秦时期,受封
的各级贵族就是地方政府。秦汉以后,各级地方政
府就是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他们没有自己自治的、
独立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他们只对中央负责,奉
命对地方进行治理。从地方组织机构的起源来看,
地方最低一级政府机构———县,最早就是以宗法家
族为基础的贵族“采邑”,战国以后逐渐演变成为地
方政府机构。县的规模大小就是以家族数目的多少
来划分的,“大县二万家,中县万五千家,小县万
家。”(5)县作为古代地方政府机构,一直没有发生过
变化,可见它在宗法家族专制集权政治体制中,不可
替代的重要地位。
实际上,在中国古代宗法家族专制集权的政治
制度中,家国同构的政治制度建构是没有边界的,可
以一直延伸到最底层,将社会的层面全部侵吞。虽
然,政府机构的最低一级是县级,但是在县之下的乡
里等基层政权组织,一直是附属于政府的。在那里,
“大国之家”的政权组织与宗族、家族和一家一户的
家庭连结了起来。
这种类型的政治制度再一个特点,就是宗法家
族化的统治工具性制度。在宗法家族专制集权的政
治制度中,国家所有的政治制度都是围绕着皇帝,所
有的制度都是为了皇帝、皇家的“家天下”统治建构
的,是皇帝私人专制统治的工具,是工具性的政治制
度。在宗法家族的政治制度中,这些制度的公共性
质和私人性质很难划分,对于皇帝来说,这些工具性
制度既是公共的,也是私人的,他可以用这些制度为
公共利益服务,也可以用这些制度为私人利益效忠。
然而,从本质上讲是私人性质的,是为巩固皇权、效
忠皇帝而存在的。这些统治的工具性制度主要包括
官僚制度、监察制度和军事制度。事实上,韦伯在研
究家产制的时候,就详细地论述了“家产制的统治工
具”,“家产制统治者个人的随从们,出于对他的传统
身份地位的尊重而服从他。统治者可以利用这种信
念,把他的权力扩大到处于他的直接统辖之外的疆
域和人民之上,尽管这些人民可能并不相信他的正
当性。通过这种方式,控制军事力量和行政机构(它
们全都效忠于统治者个人)的权威,可以创立一个苏
丹式专制政权。”(6)(P·366)
在统治工具性制度中,首先是官僚制度。任何
大规模专制统治,都必须拥有一个大规模的,执行统
治者个人意志的政治组织。在宗法家族专制集权政
体中,更是如此。秦汉在建立了统一的“家天下”的
先秦时期的政治制度：中国君主集权与部落共主
秦汉时期的政治制度：封建制度
秦始皇不但建立了一套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机构和制度，而且还采用了战国时期阴阳家的终始五德说，以辩护秦朝的法统。终始五德说认为，各个相袭的朝代以土、木、金、火、水等五德的顺序进行统治，周而复始。秦得水德，水德尚黑，所以秦的礼服旌旗等都用黑色；与水德相应的数是六，所以符传长度、法冠高度各为六寸，车轨宽六尺；水德主刑杀，所以政治统治力求严酷，不讲究"仁恩和义"；与水德相应，历法以亥月即十月为岁首，等等。秦始皇还确定了一套与皇帝地位相适应的复杂的祭典以及封禅大典，择时进行活动。秦始皇在咸阳附近仿照关东诸国宫殿式样营建了许多宫殿，并于渭水之南修造富丽宏伟的阿房宫。咸阳宫殿布局取法于天上的紫微宫，俨然是人间上帝的居处，天下一统的象征。秦始皇还在骊山预建陵寝，墓室中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他采取这些措施，和他采用皇帝的名号一样，是要表示他在人间的权力与上帝在天上的权力相当，从而向臣民灌输皇权神秘的观念。皇权神秘观念，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思想基础。皇权的加强和神化，郡县制的全面推行，体现专制皇权的官僚机构和各种制度的建立，法律的完备和统一，皇帝对军队控制的加强等等，这些就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主要内容。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当时的条件下是维持封建统一所不可少的条件。但是这种政治制度对百姓的束缚极大；而且它对经济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也可以转变为阻滞作用，这在封建社会后期更为显著。防止封建割据的措施焚书坑儒长期分裂局面造成的影响,使秦始皇非常关心六国旧地的动静,担心六国旧贵族图谋复辟。为了防止割据的再现，秦始皇把六国富豪和强宗十二万户迁到咸阳，另一部分迁到巴蜀、南阳、三川和赵地，使他们脱离乡土，以便监视。他把缴获的和没收的武器加以销毁，在咸阳铸成十二个各重千石的钟。
秦汉时期确定的政治制度也是秦汉之后的封建王朝确定的基本政治制度。之后的封建王朝在秦汉政治制度上有所调整和改变，但是基本政治制度不变。
1）春秋时代的！！题目可以写（退避三舍）就是春秋时晋楚争霸的故事，你可以从晋国公子重耳流亡开始写~后来流亡到楚国受到楚庄王的照顾，最后重耳答应他，等回晋国做了国君，一旦晋楚两国爆发战争，我一定退避三舍以报其恩~~结果后来不幸言中了~~晋国和楚国开战争夺霸主的地位~~晋文公（重耳）信守诺言退避三舍，报答以前楚庄王的恩情！！写这篇文章你可以表达的中心思想是（做人要知恩图报，信守诺言）2）也是春秋时代的！！题目可以写（卧薪尝胆）就是越王勾践努力报仇灭到吴王夫差的故事所谓（苦心人，天必佑，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写这篇文章中心思想可以表达（只要努力一会得到回报）3）战国时的故事！！题目叫（商鞅变法）写写战国时商鞅变法强大秦国的故事（这篇文章你可以把商鞅比喻成邓 小 平 同 志把变法强秦国比喻成改革开放富强我国~~）（拍拍领导马屁会吧？？？）第三种方安不推荐啊~~~写好了大家都高兴~~写不好就惨了~~~
你可以同世界近现代史联系，研究国际关系与角逐以及地球统一的问题，以下可以参考，具体史实自己罗列、核对，我非历史专业，不过见得比较多。可能有帮助，也可以讨论，JY3375@126近现代史列强争霸的春秋战国本质“天下熙熙，皆为名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地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历史总是如此惊人的相似，又总是如此的作弄天下人，原来我们早已处在这慌乱的春秋战国乱世之中了。 美国--秦国，地处西鄙，东为黄河、华山崤山函谷关天险，南有秦岭阻隔，其他中原强国难以成功致命攻击，北、西皆为戎狄之地，南为巴蜀，构不成威胁，反而成了秦国的战略预备空间；美国地处美洲，东西皆为大洋所隔，极占地利，其他各列强难以致命攻击使其灭国，北美南美皆是小国弱国，难以构成威胁，反而成了美国的后院，别国休要染指；起家之路：秦国靠勤王有功，美国靠两次世界大战；结局很难预料。 俄罗斯--楚国，地处南蛮之地，不被中原各国认同，独自在南方发展，开疆拓土，以致能问鼎于周，称王，后灭吴、灭越，东至于海；而俄罗斯地处欧洲北方苦寒之地，从莫斯科公国四处征伐，北出北冰洋，西见波罗的海，南开黑海北岸，东方越过乌拉尔、西伯利亚，直达太平洋沿岸。一直不被欧洲各国看重认同，二战后能同美国叫板，不知以后能灭掉现在的吴越不？拭目以待。 德国--魏国，地处中原，四战之地，四出扩张皆未果，对内被同出于晋的赵韩牵制，在外被齐楚燕秦围困。而德国也一样，地处欧洲大陆中心，四战之地，四出扩张，两次世界大战都失败，在大陆上法国、意大利、俄罗斯围困，海上还有英国、美国虎视，中国、日本、朝韩相隔于东方尚未陆上接壤。现在被美国军事上控制住。 法国--赵国，与魏国一样，地处中原，四战之地，向北扩张成功，对内被同出于晋的魏韩牵制，在外被齐燕秦围困。而法国也一样，地处欧洲大陆，四战之地，四出扩张，向南殖民非洲最为成功，拿破仑时代进攻德意志、俄罗斯，两次界大战都有参与，其中差点灭国，在大陆上有德国、意大利牵制，海上还有英国、美国虎视，中国、日本、朝韩相隔东方尚未陆上接壤。 意大利--韩国，与魏国一样，地处中原，四战之地，对内被同出于晋的魏赵牵制，在外被齐燕秦楚围困。而意大利也一样，地处欧洲大陆，四战之地，四出扩张，向南殖民非洲最为成功，两次界大战都有参与，两次骑墙，在大陆上被德国、法国牵制，海上还有英国、美国虎视，中国、日本、朝韩相隔较远尚未陆上接壤。 英国--燕国，地处北疆，北为燕山、东至辽河流域，西南同赵国接界，东南同齐国交土，可惜没能抓住时机向上天赐予的内蒙古草原、松嫩平原拓展，造成没有战略空间的窘境。而英国隔海相望与法国、德国，其他面皆为大洋，抓住时机击败西班牙舰队称霸海上，在非洲、美洲、亚洲、澳洲成功经营，这是有目共睹的。 中国--齐国，地处泰山之北、东，东、北皆临大海，富产盐铁，贸易而富足，北有燕国（事实上灭齐一次），西有赵魏、在西边秦国更是阴谋百出，南边隔着泰山与鲁国为邻，修着齐长城防备鲁国，可见是肘腋之患。再南边楚国野心勃勃。春秋五霸之首，可叹没能及时南灭鲁国、并淮泗诸国，灭吴、越，西占宋、郑进而占据中原，统一中国。中国也是这样的，地处喜马拉雅山脉--青藏高原之北、东，东、南皆面海，富产磁丝，靠世界制造、贸易发展壮大，北有强敌俄罗斯熊视耽耽，东有日本垂涎三尺，相隔中亚、东南欧小国与德、法、英向望，东边远隔重洋的美国暗施诡计，喜马拉雅山脉--青藏高原之南印度蠢蠢欲动，中国时刻警惕，只差没修（齐）长城了。最久远的文明古国，宏图的秦汉帝国，大唐帝国，令世界战栗的蒙元帝国，七下西洋的明帝国，到晚清后来败落，列强瓜分，日寇蹂踏。现在巨龙苏醒，若国人昏昏暗暗，不以史为镜，刻苦经营，南灭印度，东南合并东南亚澳洲，西边进取中亚、西亚、东南欧、非洲、东边合并美洲，凭国力角逐欧洲、太平洋，最后中国也将是现代版败亡齐国，不是被秦国（美国）、楚国（俄罗斯）灭掉，恐怕连称霸的吴国（日本）、雪耻图强的越国（朝韩）都能轻松的灭掉。 日本--吴国，地处江南，西与强楚相邻，北邻齐国，南边为同山水之便的越国，吴越世代交恶，互相攻伐，后来越国勾践“二十载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吞吴”，吞吴后又被楚国所灭。日本地处亚洲东北端海上，北与朝韩共日本海之便，西为中国，北邻俄罗斯（楚国），东边是其又敬又恨的的美国（秦国），差一点在称霸后灭掉中国（齐国），多次殖民朝韩（越国），只是天不予时。被同盟国击败。 朝韩--越国，地处江南，西与强楚相邻，北边为同山水之便的吴国，越吴世代交恶，互相攻伐，后来越国勾践“二十载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吞吴后又被楚国所灭。朝韩地处亚洲东北端半岛上南与日本共日本海之便，西为中国共山水，北邻俄罗斯（楚国），再东边是其救星的的美国（秦国），多次被日本殖民，在美国（秦国）、俄罗斯（楚国）、中国（齐国）扶持下独立发展强大，与日本角斗，而美、俄、中壁上观角斗，使其势均力敌，不一方独大。 另外还有：印度--鲁国，隔着喜马拉雅山脉--青藏高原（泰山）与中国（齐国）相邻，对峙。 土耳其(扼亚欧非之枢纽)--郑国(扼守中原），中亚、西亚、东南欧各国如春秋战国的淮泗小国，东南亚澳洲如汉水小国，南美如秦国西部的戎狄，非洲如百越诸国一样，（只就形势，并非贬诋他国）不一而道... ... 大唐太宗李世民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明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现在中国巨龙苏醒，若国人昏昏暗暗，不以史为镜，不明兴替，不刻苦经营，南灭印度，东南合并东南亚澳洲，西边进取中亚、西亚、东南欧、非洲、东边合南美洲，凭国力角逐欧洲、太平洋，最后中国也将是现代版败亡齐国，不是被秦国（美国）、楚国（俄罗斯）灭掉，恐怕连称霸的吴国（日本）、雪耻图强的越国（朝韩）都能轻松的灭掉。警醒吧！ 也许我杞人忧天吧，但愿我没洞晓这现代版春秋争霸战国决雄的残酷现实，也许还活的轻松些。不知所谓，不要见笑！
首先，你应该理解这个主题，理解这个主题的答案，并且不要写下这个主题。其次，语言应该合乎逻辑，思想应该写得简单明了。这类问题通常是为了测试你对知识的运用和语言的逻辑。只要你不离开答案的中心，这篇文章就应该逻辑清晰，简单明了，不要说太多，因为批改老师没有时间具体阅读。
你可以去看下（历史学研究）~里面已经发表的论文你可以看下论题，好好学习参考下
这个问题比较概括，不过我建议你去看下论文网站里面比较突出的一个：学术论文网()。里面关于历史方面的论文很多，相关栏目有：历史地理（一）历史学、历史学研究论文、历史学理论论文、历史学动态论文、历史学概论论文、历史学前沿论文、古代文明史研究（二）世界史、世界史学论文、世界历史论文、世界历史研究、全球史研究论文、世界史理论论文、世界史动态论文（三）先秦、秦汉史、中国古代史研究、先秦秦汉史研究、先秦秦汉史动态（四）魏晋南北朝隋唐史、魏晋隋唐史研究、魏晋隋唐史动态（五）宋元明清史、宋辽金元史研究、明清史研究论文、明清史动态论文（六）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国近代史纲要、中国近代史论文、中国近代史理论、中国近代史人物、中国近代史动态（七）中国现代史、中国现代史研究、中国现代史纲要、中国现代史理论 、中国现代史专题、中国现代史丛刊、中国现代史动态（八）当代中国史、《当代中国史》
王昭君，小周后，杨玉环，李清照，秦良玉。
妇好-妹喜;妲己-娥黄|褒姒-太姒.西施-姜嫄|王昭君-吕雉、栗姬|貂婵，蔡文姬-吴国太，洛甄，甘夫人、糜夫人|飞燕、合德——长孙皇后——孙二娘—郑氏苏夫人
浅议我国婚姻法与民法的关系汝南县人民法院 叶海宽 发布时间：2007-10-18 15:17:21我国的婚姻法是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发生和终止，以及由此产生的特定范围内亲属间权利义务关系的一部法律，新中国成立后制定的第一部法律就是婚姻法；我国尚无成文民法典 ，但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可将民法的概念表述为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间财产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婚姻法与民法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中外学界争议的焦点，我国传统的法学理论者多认为婚姻法是独立于民法之外的一个法律部门；但是在整个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婚姻家庭关系始终是民法调整范围的一部分。要科学地给出这个争论的答案，笔者认为，首先要全面地认识婚姻法与民法之间的区别、联系以及社会法治发展的要求。在国外的立法中，大多数国家都将婚姻家庭法列入民法的范围，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婚姻法与民法存在着很大的区别：第一，意思自治在婚姻法与民法中体现的程度不同。意思自治是一般民事法律中通行的原则，民法主要是通过任意性规范调整民事财产与人身关系，大多数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与消灭都可以凭当事人自己意志决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内容受自己意志影响很大。但是在婚姻法中意思自治原则要受到很大的限制，婚姻法中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大多已经在法律中事先规定，只有诸如婚姻关系的确立及终结等少数内容允许当事人凭自己意志确定权利义务关系；而且当事人在凭自己意志产生、变更或消灭此类法律关系时一般又不允许当事人设定期限与条件以及变更其中的权利义务关系，所以在婚姻法中意思自治体现的程度较一般民事法律低得多。第二，伦理道德规范在婚姻法与民法中的作用与地位不同。虽然民法与婚姻法都极力强调维护公序良俗，但是在一般民法中基本上只是原则性地规定伦理道德，在具体司法实践中凭案件的具体情况以及法官个人的自由裁量来选择适用，而在我国婚姻法中则明确地将大量的伦理道德规范直接规定于婚姻法法律条文之中，如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等。这在包括民法在内的其他法律之中是很少见的。除此之外，婚姻法许多条文直接体现了伦理道德的要求，这一切都显示婚姻法相对于民法是明显的伦理法。第三，婚姻法与民法调整的侧重点不同。婚姻法与民法调整的对象都有财产关系与人身关系，但是在民法中以调整财产关系为主，其中调整的人身关系大多因财产关系衍生而来。而婚姻法调整的人身关系是存在于具有特定亲属关系的主体之间、不以财产内容为主的一种社会关系，婚姻法调整的财产关系虽然具有一定的财产内容，但它是从属于婚姻家庭方面的人身关系的，这种财产关系只是人身关系所引起的相应的后果。其他一般民事法律中的财产关系主要反映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一般都是等价、有偿的；而婚姻家庭法中的财产关系反映的却是亲属共同生活、实现家庭经济职能的要求，一般都是无偿的。可见婚姻法相对于民法更具有身份法的特征。第四，婚姻法与民法的国际化趋势不同。婚姻法与民法都属于私法的范畴，随着国际间民事交往的深入以及国际化趋势的发展，出现了许多国际统一实体私法规范，但是大都是涉及一般民事财产关系的，在婚姻法方面很难出现国际统一的实体私法规范，因为婚姻家庭法更多地是受本土地理、民族、宗教、伦理与传统的影响与制约。因此，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婚姻法与民法的国际化发展趋势是不同的，婚姻法基本上还是以本土化为其最基本、最重要的特征。也正是由于这方面的原因，婚姻法相对与一般民事法律更具有稳定性。尽管婚姻法与民法存在着很多的区别，但是他们之间的联系又是绝对不能轻视的：第一，民法的一般原理、原则大都适用于婚姻法。虽然婚姻法与民法有很大区别，但是他们调整的对象都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及身份关系，民法经历了长久的发展过程总结了一系列相对完备的基本原理与原则，由于调整对象的相似性，诸如平等、自愿等最基本的原理与原则也大多一样适用于婚姻法。这是婚姻法与民法相同相容的基础。在具体的法律条文上，我国民法通则中的有关公民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监护、宣告失踪等规定在调整婚姻家庭关系中也同样具有直接或间接的依据与适用作用。第二，从法律发展的趋势上看，婚姻法也会向民法继续靠拢。随着现在社会的发展，经济关系越来越成为法律调整的中心，身份关系在法律调整中被逐渐弱化，婚姻法在调整内容上也由以前的单纯侧重调整身份关系转为兼顾调整财产关系，因此婚姻法必然会因内容的发展变化而逐渐向民法靠拢。第三，从调整方式上来讲，婚姻法必须借助于民法的调整方式。法律调整社会关系必须以行为为调整对象，而婚姻法是相对典型的身份法，以调整身份关系为主，而身份关系很难被直接地调整，婚姻法现在在调整方式的立法上并不发达，所以婚姻法要想真正有效地调整婚姻家庭关系，必须借助调整方式立法发达的民法。此外，我国民法通则中的诸如公民享有婚姻自主权、禁止干涉婚姻自由等规定是专为调整婚姻家庭关系而制定的。第四，从法律部门之间的内容平衡来看，婚姻法如果独立为一个法律部门的话，以其现有的法律规范很难与其他法律部门平衡；而婚姻法若不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唯有与民法更为接近，才能够与其他的民事法律共同构成完整的私法部门。顺应我国民法典紧锣密鼓准备出台的现实需要，服务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现实，我们必须重新认识婚姻法从属于民法的法律体系地位，准确把握其民事特别法的定位，在未来的婚姻立法工作中，指导对现行婚姻法的修改与完善，使我国婚姻法更好地发挥维护家庭和睦，保障社会和谐的积极作用。综上所述，尽管我国婚姻法与民法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但是这些差别只能用婚姻法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以及民法具有一定的包容性这两点理由来解释。在我国，婚姻法无论从自身的现实发展情况及社会发展的需要来讲都不能独立于民法而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婚姻法无论在现在还是从将来来看都必须包容于民法之中。
《论我国税收立法体制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有关我国《婚姻法》中损害赔偿制度的几点看法内容摘要：《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确定了离婚过错损害赔偿制度，使法律对婚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保护更进一步，使司法机关对相关案件进行裁判有了法律的依据，使我国婚姻家庭立法有了进一步的完善。但是该制度在实践操作中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使得对婚姻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显得不足。本文就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构建基础，确立的意义，损害赔偿的要件，适用条件，赔偿义务主体的范围，以及实际操作中的归责原则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和探讨，并提出了一些现实存在的问题及自己的看法与建议。关键词： 婚姻的契约本质 损害赔偿 婚内损害赔偿 举证责任（一）确立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基础有学者认为确立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依据源于民法上的侵权损害赔偿。对破坏婚姻关系的行为认定为侵害名誉权责任，依照侵害名誉权的法律处理。也有观点认为应将破坏婚姻关系认定为侵害配偶权的民事责任，实行精神损害赔偿。本文认为：确立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依据在于婚姻的契约本质。长期以来，我国并没有采用婚姻契约理论，传统认为“婚姻是男女双方精神上的结合”，“爱情是不应该用金钱来衡量的”，更有反对确立婚姻损害赔偿的人士认为：损害赔偿制度违反了婚姻的伦理本质，并使婚姻关系商业化，法律解决道德的问题是不妥当的等等。总之，这是因为对婚姻的本质存在不同看法而导致的不同结论。婚姻是男女双方为共同生活的目的而依法结成的以人身和财产权利义务为内容的一种民事契约。就是说，婚姻的本质是一种契约，而契约不仅强调权利，更强调自由。因此，我们可以说，婚姻意味着自由。法律上的婚姻自由制度的根据就是契约自由，包括结婚自由与离婚自由。我国采取结婚登记主义，这说明，婚姻契约的缔结必须严格依照婚姻法进行。它的内容就是夫妻双方各自所享有的婚姻权利和各自所应履行的婚姻义务。这种权利义务包含了人身和财产两个方面；而且婚姻当事人可以选择离婚来解除这种权利义务，即婚姻契约的解除。以上内容均可反映出婚姻的契约本质。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就是从婚姻救助措施的角度来反映婚姻的“契约”本质的。我国修改前的婚姻法并无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而国外立法却早在几百年前就确立了这项制度。如1791年法国《宪法》、法国民法典、墨西哥民法典均确立了这项制度。婚姻的“契约”本质在我国长期受到禁锢，在封建社会，夫妻双方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是极不平等，妇女的地位极其低下。长期以来，人们似乎承认婚姻是一种契约，仿佛就是把婚姻看成了一种可耻的交易。所以应当说，这种理念回避了婚姻关系的本来面目，也限制了婚姻自由原则的贯彻和实现。所以妇女在婚姻关系中基本没有什么合法权益，当婚姻关系破裂时，更谈不上合法权益的保障。近年来，随着民众“契约”理念的渐趋深入，有关婚姻本质的认识也越来越明晰。并且，这种认识已经反映到婚姻立法上来。我国现行的婚姻法正是基于婚姻的契约本质而确立了损害赔偿制度。尤其是《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过错方已经严重违反了婚姻契约之义务，理应承担损害赔偿之责任。（二） 《婚姻法》确立损害赔偿制度的意义2001年，我国《婚姻法》确立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意义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目前社会形势下保护婚姻一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需要，有利于警示、惩罚重婚，姘居，通奸，婚外恋，家庭暴力等过错当事人的行为。（2）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公序良俗的需要，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在人们对包二奶，通奸，姘居等行为日渐麻木漠然 ，社会风气日渐沦下的今日，用法律的手段，来提高道德的认识是必要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树立崇尚法治婚姻，道德家庭的理念。（3）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完善婚姻家庭法，加强民事法律制度的需要。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家庭的稳定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之一，也是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4）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司法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需要，也是实现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从以往的司法实践看，由于我国原婚姻法没有规定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只能按照分割共同财产时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来操作。但是在财产很少甚至没有财产的情况下，该照顾原则根本无法适用，无法给予无过错的受害方以公平合理的保护；同时使违法行为没有得到及时的处理和制裁。因此，让司法有法必依，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确至关重要。有反对该项制度建立者认为：损害赔偿制度违反婚姻的伦理本质，而惩罚第三者是用法律干涉私人的感情世界，道德问题不能用法律的手段来解决，并且容易造成侵犯他人隐私，捉奸成风的不良风气，司法介入婚姻过错的调查，取证困难，诉讼成本高，操作难等等。笔者认为，婚姻关系是建立在夫妻双方感情的基础上的，但婚姻关系的维护除了需要感情的积极因素，也需要法律制度的介入。婚姻法有伦理道德方面，但更多的确实法律制度。如前所述，我国采用结婚登记主义，婚姻这项契约必须严格依照婚姻法缔结。它不仅关系到当事人的巨大利益，更涉及社会利益，理应受法律的严格保护。调查难，诉讼成本高不能成为反对立法的理由。三峡大坝水利工程难、成本高，为什么国家还要建设？因为它建成后的社会效益可观。那么建立婚姻法上的损害赔偿，其社会效益，也具有长远的精神效益！（三） 损害赔偿的要件根据婚姻法的立法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构成要件有以下几点：行为人具有主观上的过错。这是损害赔偿的主观方面要件，即要求一方主观有过错。如果行为人主观上无过错，则不承担赔偿责任。行为具有违法性。这是损害赔偿的客观行为要件，即过错方的行为违反了婚姻法的规定或婚姻契约对婚姻义务的要求。请求权人有受损害的事实。这是损害赔偿的客观后果要件，即享有请求权的一方当事人必须具有损害事实，包括财产损害与精神损害。事实上，也只有当无过错一方有损害事实时，才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需要强调和补充的是：通说精神损害赔偿要有精神损害的事实。因为精神本身是抽象的，又要求它用法律所要求下的事实状态表现出来更难。在学理上为了解决精神损害存在的客观性，有学者和实务者将精神损害分为“名义上的精神损害”和“证实的精神损害”。所谓“名义上的精神损害”又称“形式上的精神损害”，只要受害人有举证侵害人的侵权行为明确存在的表现形式，依一般的认识水平，相信受害人确实存在遭受精神损害的事实，法律则推定这个损害的真实性。所谓“证实的精神损害”也称“实证的精神损害”，法律不能推定受害人是否存在精神损害的真实性，受害人必须举出证据加以证明是否存在心理上，身体上，精神上受到损害。笔者认为：通说要件所述的精神损害的事实应理解为是“名义上的精神损害”。只要有侵害婚姻家庭的危害行为的存在，即推定受害方存在有精神损害而无须再辅以证据加以证明。过错行为与损害事实具有因果关系。这是损害赔偿的因果关系要件，即违法行为与无过错一方的损害事实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四） 损害赔偿的适用条件文中在阐述中一直强调婚姻的损害赔偿，而非离婚的损害赔偿。这正是本文的重要观点之一——确立独立的婚姻损害赔偿制度，支持婚内损害赔偿。《婚姻法》第46条适用的条件是“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这应该理解为对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提起确定了一个前提条件吧?那么，如果婚姻一方当事人不要求离婚就不能提出损害赔偿的请求么？难道说无过错方要想得到赔偿就必须以离婚为代价么？笔者认为，这种规定，无疑使离婚请求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形成了一种“强行配售关系”，如果婚姻一方当事人想主张损害赔偿，那么离婚便成为了一种“强制搭配品”，否则损害赔偿就无从提起。然而离婚请求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是两种本质截然不同的权利。离婚请求权是基于婚姻关系的破裂而主张夫妻关系的解除，损害赔偿请求权是基于违背婚姻法所规定的义务的违法行为而主张受损权益的法律保护。因此，应将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作为一项独立的请求权，取消以离婚为前提的限制，支持婚内损害赔偿的请求。也许有人认为这种赔偿没有什么意义？判来判去都是一家人的财产。但笔者认为，这样界定是有意义的。它可以整体提高人们对家庭、对婚姻义务的重视，起到警示的作用，而对有过错一方进行惩罚和教育，即体现了法律的威力所在，又有利于过错方悔悟，使其“回头是岸”，促进家庭和社会的稳定。如果一定要以离婚为代价，对无过错一方也是不公平的。并且对于这种因婚内赔偿无过错方所取得的财产或财产权利亦应认定为其个人财产。家庭是社会的组成细胞，其稳定与否，在一定因素上关系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如果确立这种独立的赔偿请求权，从长远的角度看，其社会效益，精神效益都是可观的。（五） 损害赔偿义务主体范围的界定《婚姻法》第46条，在责任主体上界定模糊。从条文分析，损害赔偿义务人限制在夫妻双方的范围之内，这使得受害人在权利保护上受到影响。实际上，是免除了有过错的第三方的连带责任。无过错方可否向“第三者”主张赔偿呢？笔者认为可以。第三者介入他人的婚姻，是对现行法律保护的婚姻制度的破坏，同其他的违法行为的本质是相同的，而不仅仅只是道德问题，法律必须做出否定的评价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予以制止，制裁。因为配偶一方与婚外第三人重婚、姘居、通奸是严重的违法行为，过错方有错的同时，第三者也大都有过错，理应承担赔偿责任。不过，无过错方不应在离婚诉讼中向第三者主张权利而应另行提起侵权之诉；如果像本文第四点所述的，允许婚内赔偿的话，无过错方则可以以有过错的配偶和第三人为共同侵权人提起侵权之诉。有的专家、学者称“惩罚第三者有可能导致捉奸成风，司法上难以操作。”笔者认为：只要第三人插足于他人家庭并有重大过错，如重婚、姘居、长期通奸，及导致他人离婚的就应受到民事制裁，即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情节严重的，追究刑事责任，亦不免除其应承担的民事责任。”追究第三人责任体现了一种立法价值取向，维护公序良俗。当由道德约束的问题超越了社会文明的底线，则需要法律来维持它的正义和标准。如果法律对第三者的重大过错视而不管，仅对离婚过错方进行惩罚，将达不到法律所预期的预防，警示及教育，惩戒作用。而且设立向婚姻损害第三方主张损害赔偿的制度也是多数国家法律的通例。（六）婚姻损害赔偿制度在举证责任方面存在的问题根据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有权主张损害赔偿的是“无过错方”。其意味着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制度的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以过错为归责的最终要件。这样举证的责任就落在了无过错的受害一方。在单纯的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情形下，对提出损害赔偿请求者要求其承担举证责任，对这一证据的采集要求在婚姻家庭领域存有相当的难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为若干解释）第二条规定：“婚姻法第三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形，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权利主张者如何来证明配偶与婚外异性该种关系的持续性、稳定性呢？有些权利主张者在束手无策的情况下，雇佣私家侦探或干脆自己充当起私家侦探的角色，期望借助这些手段来实现自己的权利请求。但往往会由于收集证据材料及运用证据不当而引发权益之间的冲突。譬如，将捉奸照公布于众，可能引发配偶一方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法律保护与第三者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的冲突；将同居的事实大肆渲染，可能引发配偶一方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法律保护与第三者名誉权的法律保护的冲突等等。当然，有相当一部分权利主张者根本无法提供此方面的证据材料。在种种状况下，一味地实行谁主张谁举证，便可能导致该种局面：由于证据的不足或缺乏证据，权利主张方的请求权实现不了，应承担责任的一方则可逃脱法律的惩处。法院的法官明知存有侵权的事实却苦于证据的缺乏而无法对被侵犯的民事权益给予相应的民事救济。在该种局面下，损害赔偿制度确立的立法价值，其所透析的立法精神便荡然无存。笔者认为：适当适时适地地采用过错推定，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会加大受害方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如果可以这样操作，那么有相当一些问题可以得到解决。“我们主张，无过错责任或者特殊侵权场合，我国民法应借鉴法国的经验，侵权人侵害自然人物质性人格权，无论侵权人有无过错，均应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换言之，在受害人之物质性人格权遭受侵害，受害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场合，可以适用过错责任，也可以适用无过错责任。正由于过错推定是从保护受害人利益考虑而产生的，其主要目的是对受害人提供救济， 因此笔者认为可以也应该将过错推定原则引入到婚姻家庭领域中的损害赔偿制度中。例如在重婚、与婚外异性同居等情况下，无过错方要求给予精神损害赔偿，应采用过错推定的原则，由过错方对其对精神损害的后果没有过错进行举证。正如本文前面所述，“法律视婚姻仅为民事契约”， 确立婚姻法的损害赔偿制度源于婚姻的“契约”本质，更何况婚姻家庭关系是感情色彩非常浓厚的民事法律关系，它具有强烈的伦理道德性，复杂性，会使婚姻家庭领域随时可能出现法律所预料未及的新情况、新问题。过错推定原则也会有助于对此类婚姻家庭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及时的调整。同时，也加大了对无过错受害方的保护力度。综合前六方面的论述，笔者在婚姻损害赔偿制度方面存在了以下的看法及建议：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源于婚姻的“契约”本质；确立这项制度是我国目前婚姻家庭观念“世风日下”，恢复道德伦理的公序良俗的需要；对于婚姻法中的精神损害应理解为“名义的精神损害”为宜；损害赔偿不应局限在离婚条件之下，亦应及于婚姻持续的过程中；损害赔偿的义务人应包括有过错的配偶一方和第三人（权利主张者以何名义诉之在所不问）；适当适时适地的采用过错推定原则来加大无过错受害方的保护力度。参考文献：（1）王利明 主编 《民法侵权行为法》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王利明 主编 《民商法研究》（3）林秀雄《婚姻家庭法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4）李银河 马忆男 主编《婚姻法修改论争》光明日报出版社（5）关今华 主编 《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与评算》（6）杨遂全《新婚姻家庭法总论》，法律出版社（7）杨大文主编：《亲属法》，法律出版社（8）李绍章：《点评新婚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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