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形势与政策已经有三个学期了,虽然这个学期的课较少然我们感觉意犹未尽,但我的收获却很多,尤其是在一些现在很敏感和热门的话题上有了很多新的看法。并且是我的思想逐渐走向成熟,对问题的见解也更加客观。
这学期的形势政策课涉及到国际国内形势、国内政策等宏观问题。老师通过滔滔不绝的讲述和丰富多彩的素材让我们领略到了一个真正思维活跃的人的不凡表现力,课堂上老师精选的视频内容也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那些大师级人物通过他们对世界的认识来看待一些国内国际的重大问题,并将这些观点讲述给我们,我们的思想也随之有了很大的进步。
形势政策让我们深刻的认识到,了解当今局势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发展更关系到整个民族的复兴。首先,社会的大发展早以成为决定个人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大学生又是受社会的大环境影响比较大的群体,我们未来的工作生活受到这个社会大环境的制约。我们将来毕业首先影响我们的就是找工作的问题,这就是由当今国家的经济形势决定的,再一个比较关注的问题就是住房问题,这更是受到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因此学好形势政策,关注国家当前的大形势是我们必须做好的事。我们必须吃透政策的原意,懂得灵活变通,具备创新能力。与此同时,我们还应顺应形势与政策,发展自我:找准自己的发展目标,结合自己的优势,定位自己的方向及发展地位;利用形势与政策的导向作用,把握住当前的发展方向,让其为我所用,形成对形势与政策的敏锐洞察力和深刻的理解力,培养超前的把握形势与政策的胆识和能力。
马上我们就要接过上一辈人的梦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果我们抱着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思想。那么我们所了解的只能是十八世纪的东西,而不能跟上世界的潮流,同时也让我们国家与诺贝尔无缘的宿命一直持续下去。当今的世界时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形势与政策然我们紧紧抓住世界变化中最核心的部分,为我们了解国家和世界的新形势是很有帮助的。就拿老师讲过的一个国际货币形势的问题,当前的美国作为一个唯一的超级大国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没有解除,于是想着将这一危机转移,在多次要求中国提高货币汇率无效的情况下,竟然大量印纸币是自己的汇率降低丧失了一个大国的责任感。这将会导致世界新一轮的经济形势动荡。此时的形势与政策课便发挥了它紧紧把握时代动向的特征,老师及时将这一信息给我们讲述,让我们了解了这一关系国家和我们自身切身利益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前的领土争端问题,保钓成为每一个人心中最关心的问题,并且当前也有很多的问题出现。很多人走上街头参加了反日游行,然而在和平的示威过程中却发生了很多然我们伤心的事。很多人在游行过程中没有能够保持理智,做了很多伤害这次游行本意的事情。而作为思想比较激进的大学生,处在这样一个比较不安的年龄阶段,有一定的激情是很好的,但是这些都必须建立在不违反法律,不破坏公众利益的基础上。这些东西在形势与政策课中便的到了很好的阐述,老师能够给我们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解释让我们明白真正的爱国要在理智的前提之下。此时,形势与政策课便起到了很好的引导作用。
形势与政策就是引导当今大学生正确认识国际形势,国家政策的很好的形势。他对于提高当今大学生的整体素质,增强大学生的责任感和大局观有着重要的作用。
我国是一个人均自然资源短缺的国家。长期以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虽然实现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但在资源环境上却付出了较大的代价,单位GDP能源消耗持续上升。资源的过度开发导致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大规模进口国外资源和大气污染的加剧又使我国面临着巨大的国际压力。
通过观看这次的视频后,我认为造成严峻的资源环境形势的问题主要有:
第一,资源供给总量不足,国内保证率低。比如:我国水资源总量不足;我国重要矿产资源国内保证率低,开采成本高、品位差。近年来由于国内矿产资源消费大幅度上升,矿产供需缺口日益加大,对外依存度不断上升。目前铁矿石、氧化铝、石油、铜矿资源平均有50%依赖进口。由此,这几年也实施“南水北调”“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政策。
第二,以煤为主的一次能源大量消费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我国一次能源自给率虽然占90%以上,但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费比例的近70%。
第三,国际上要求我国节约资源和减少污染排放的压力明显增加。我国对国外资源需求的增长推动了全球资源需求总量上升。
第四,工业化、城市化和国际化的快速发展客观上推动高能耗、高污染产业快速成长。我国正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城市化和国际化在快速发展。在此阶段,正是能源消耗强度和环境污染程度明显增加的阶段。
面临现在的环境与资源形势,我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解决:
在产业政策上。应大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形成一个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产业体系。进一步推动钢铁、水泥、电解铝、煤炭等行业的企业兼并重组;推进节能、节水、节地、节材和资源综合、循环利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有序发展替代能源。
在投资政策上。继续把好土地、信贷两个闸门和市场准入门槛,加强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从源头上节约能源消耗和减少对环境的破坏。
在信贷政策上。建立健全信贷政策与产业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机制。
在税收政策和价格政策上。积极发挥价格杠杆的作用,完善资源性产品的价格,促进资源的节约和高效使用。
在行政手段方面。实行节能降耗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继续落实节能降耗和污染物减排目标管理责任制。
在法律手段和执法监督方面。要加大执法力度,把环境保护真正纳入法治化轨道,严厉查处环境违法行为和案件。
旅游政策对区域旅游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研究旅游政策在空间层面的效应是旅游政策有效调控的前提,有利于提高政策设计与配置的有效性、适用性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旅游政策的相关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镜泊湖山清水秀,景色宜人是中外闻名的旅游胜地,如何做强、做大镜泊湖旅游产业经济,以此来推动牡丹江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做为每一名牡丹江市民关心的一个问题。本文通过对镜泊湖旅游资源现状的分析,找出矛盾的所在,将镜泊湖旅游产业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到位,得出解决的办法,力争把镜泊湖的旅游产业做大做强,实现通过镜泊湖旅游产业带动地方经济飞速发展的目标。
关键词:泊湖;旅游;产业;研究
旅游业被称为二十一世纪“朝阳产业”、“新兴产业”是构建当今和谐社会不可缺少的要素之一,与传统产业相比,它具有产业能耗低、环境污染小、能够吸纳较多的就业人员、产业关联度高、创造附加值能力强的优势。镜泊湖作为全国闻名的旅游名地,如何加快镜泊湖旅游产业的发展,合理利用开发好现有的旅游资源,最大限度地造福牡丹江市人民,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镜泊湖旅游资源简介
镜泊湖位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东南部巍峨秀美的群山环抱之中,是我国最大的火山熔岩堰塞湖,其吊水楼瀑布是国内三大著名瀑布之一。1980年被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省级自然保护区,2001年9月被中央文明委、建设部、国家旅游局评定为风景旅游示范点。
景区总面积为1214平方公里,其风景资源由三部分组成:一是镜泊湖游览区,展现百里长湖的奇观胜景;二是火山口原始森林自然保护区,展现丰富的地下森林资源、动植物资源和神奇壮美的火山熔岩洞景观,三是唐代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遗址,展现历史悠久的人文景观。纯朴自然的镜泊湖,岛湾错落,峰峦叠翠,景色清秀,古迹隐约,尽揽春花、夏水、秋叶、冬雪于一湖,令人惊叹神往,流连忘返。
二、镜泊湖旅游产业发展的意义
1.有利于拉动牡丹江市第三产业的发展。旅游业是一个相关性很强的产业,它涉及到“行、游、住、食、购、娱”各个方面,将镜泊湖打造成全省乃至全国的旅游胜地,势必会增加牡丹江市区域内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对全市住宿、餐饮、购物,娱乐服务等行业将起到极大的拉动作用。同时对于安置牡丹江市下岗就业人员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缓散就业压办,稳定社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2.有利于促进交通业的发展。便捷的交通是打造地方经济的首要条件,目前,牡丹江市旅游交通建设进程相对比较缓慢,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人流、物流不足,没有激发交通部门与建设企业的投资热情。通过打造镜泊湖旅游胜地,必然会加快牡丹江市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与周边省市旅游交通的联系,增加开通省内外周边地区的航空、铁路、公路旅游线路,提高城市交通的运转效率,构建起牡丹江到周边城市的立体交通网络体系。
3.有利于加快城市经济发展。打造镜泊湖旅游名地的过程其实就是打造一个城市品牌的过程。发展旅游业,必然会加快城市建设,优化城市空间布局,提升城市的功能和管理水平,努力打造精品工程,充分改善城市人民环境和服务等软硬件设施,为游客展现一座现代化的文明旅游城市,使旅游者对牡丹江市产生难以忘怀的印象,对于提升牡丹江市城市品味,打造国家级风景园林城市起到积极促进的作用。
三、镜泊湖旅游产业当前存在的问题
1.行政区划交叉,难以实行统一的规划管理。由于景区内的行政区划隶属于不同的管理系统,各个系统都以景区资源为依托,在各自区域内进行规划建设,乱批乱建现象十分普遍,景区内现已建成各类宾馆、疗养院、培训中心的建筑140多处,出现了几个职能相同的部门同在景区内实施同一内容的行政管理现象,破坏了景区规划的统一性。
2.由于景区缺乏统一管理,过度开发滥用使景区资源遭到破坏。由于景区的地方乡镇、森工企业互不隶属,各自为政,许多问题不能协调一致,同时风景名胜资源具有独特性、脆弱性和不可再生性,一旦破坏,很难恢复,如镜泊湖原有的特色鱼种湖鲫、鳌花、湖鲤等到镜泊湖特有鱼种,现在少之又少。目前,水产部门对湖鱼的过渡捕捞和放养(特别是近年兴起的网箱养鱼),对湖水造成较为严重的污染。森工企业过量采伐湖边林木,破坏了湖边山岸的绿色植被,造成水土流失,不仅破坏了湖区整体景观。而且使湖泊污染日趋严重。
3.镜泊湖旅游宣传力度不够,旅游产品开发的还不够多。镜泊湖湖光山色,景秀优美并非众所周知,与南方一些景观相比知名度还不够高,在南方的一些大旅行团,还把镜泊湖列为避暑的旅游胜地,在省内与 其它 地市旅游景点相比也存在着知名度不够高,宣传力度不够大。多年来一直鲜为人知,造成旅游资源的极大浪费,整整比其它旅游发达地区晚发展十几年,甚至几十年。
四、镜泊湖旅游产业发展的对策
解决镜泊湖景区管理体制问题是一项长期、复杂的艰巨任务,必须从景区实际出发,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和 措施 ,根据实际存在的问题,制定具体对策如下:
1.科学规划,合理利用,确定镜泊湖景区功能定位,加大项目开发建设力度。科学规划的关键问题就是理顺管理体制,镜泊湖景区发展中的种种弊端就能从根本上解决。为更好地规划、建设、保护、管理和利用好镜泊湖这一“北方明珠”,造福子孙后代。更有效地发挥其在牡丹江市经济发展、旅游振兴、招商引资、对外接待等方面的作用,应将镜泊湖风景名胜区作为牡丹江市“旅游经济特区”来对待,实行适当的倾斜政策,清除障碍。从全国一些景区成功 经验 做法来看,可以借鉴五大连池的做法,合理调整行政区划,将景区区域划定为一个行政区域,赋予景区管委会一级地方政府的职能,统一管理景区的经济、行政和社会事务,从根体上改变目前景区中区划交叉、各自为政的局面。
2.依靠政府,加大投资,强化景区管理体制,增强景区发展后劲。
当地政府应从景区长远角度出发。尽快出台景区管理法规,健全景医管理 规章制度 ,实行依法行政,按章办事,促进景区管理步入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轨道。由于对于风景区来讲,有其特殊性,尤其是景区承担着繁重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管理服务和保护职责,这些具体的工作,都需要强有力的资金作保障,这就客观上要求政府对景区的财政管理不能等同于一般的行政管理,而是在财力上要给予大力的倾斜和支持,按照“一级政府一级财政”的原则,建立功能完善,体现事权与财权相一致的景区独立财政体制,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景区健康持续发展。
3.扩大宣传,提高名气,以增加景区人气为目的,加强了宣传促销工作。从一定意义上讲,旅游经济就是宣传经济,针对镜泊湖景区宣传力度不够,景区游客规模徘徊不前,人气指数不高等问题,牡丹江市应采取一系列宣传促销的措施。如①利用多种媒体宣传镜泊湖,投入资金对镜泊湖旅游网站进行提档升级-②积极参加各种旅游交易活动。组织人员多参加相关部门旅游交易活动,与部分知名景区和旅游企业建立了联系,增加沟通了解信息,宣传自己;③出台促销优惠政策。为了吸引更多的游客来镜泊湖,如实施旺季对旅行社实行了8折优惠,淡季5折的优惠政策等等实施多种惠民政策。
通过上述对镜泊湖旅游产业发展的研究、分析,有利于推动镜泊湖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相关产业的蓬勃发展,为牡丹江市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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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于学谦著《现代旅游市场经营学》,旅游教育出版社,2007年
【摘要】2008年11月,湖北省委、省政府作出建设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的战略决策。本文着重从政策层面提出了既切实保护好,又充分利用好鄂西圈丰富的生态、文化、旅游资源,加快发展形成先导产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
【关键词】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 先导产业 优化发展 政策建议
建设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是继武汉城市圈之后,省委、省政府从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出发作出的又一重大决策,是我省新时期总体发展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形成两轮驱动、一带(长江经济带)相连、整体发展的新格局,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湖北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此问题本文将在分析现状及优势的基础上,就如何指导和促进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生态文化保护和旅游产业发展,形成由生态、文化、旅游产业组成的先导产业并加快发展,走出一条有别于传统工业化、城市化的后现代化的新路子,从政策层面提出一些建议。
一、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的先导产业
产业是商品经济中具有某种同类属性的企业经济活动的集合,它是介于宏观范畴的国民经济和微观范畴的企业经济之间的一种经济范畴,属于中观经济。产业的分类 方法 比较多,常见的有三次产业分类法、国际标准分类法、两大部类分类法及关联方式分类法。关联方式分类法中有一种战略关联分类法,将产业分为主导产业、先导产业、支柱产业、重点产业、先行产业等。而其中的先导产业是指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并在国民经济规划中先行发展以引导其他产业往某一战略方向发展的产业或产业群。它不同于主导产业,主导产业是指能够依靠科技进步或创新获得新的生产函数,能够通过快于其他产品的“不合比例增长”的作用有效地带动其他相关产业快速发展的产业或产业群(罗斯托)。主导产业一般能对其他产业乃至所有产业的增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湖北省委、省政府决定建设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加快推进生态、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以带动鄂西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显然,这里的生态、文化、旅游产业就是鄂西圈重点打造培育的先导产业。湖北建设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必然要以发展生态、文化、旅游等先导产业来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促进整个产业经济的发展。
二、鄂西圈先导产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1、生态产业尚未形成
生态产业,目前在学界还未达成一致意见。但一般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为了研究的需要,本文中指的生态产业是狭义的,主要指基于鄂西地区优质的生态资源,涉及农业、林业等部门的与旅游发展紧密相关的能够带来经济效益的产业。鄂西圈生态资源优势明显但利用率低,未形成产业。圈域内已有国家级生态示范区5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9个,省级自然保护区10个,分别占全省总数的71%、90%和59%。但这些保护区大都没有得到合理开发利用,反而存在被破坏的倾向。神农架拥有全球中纬度地区唯一一块保存最为完好的原始森林,有“物种基因库”、“天然动植物园”、“天然药库”之誉,但神农架旅游发展还不足以成为其先导产业。圈域内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51种,野生珍稀动物金丝猴等120种,分别约占全国的18.55%和31.75%,但这些珍稀物种并没有给当地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另外,神农架森林覆盖率高达35.2%,拥有林地面积648万公顷,其中森林面积450万公顷,但其中主要以灌木为主,用材林、经济林不多。
2、文化产业尚未形成规模
文化产业,是指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以及与这些活动有关联的活动的集合。本文中的“文化产业”与上述概念一致,但侧重于与旅游发展密切相关的文化产业,特别是文化遗产保护与建设、文化资源挖掘和开发利用等。目前,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虽然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但开发利用不够,产业规模没有形成。鄂西圈炎帝神农文化源远流长,楚文化辉煌灿烂,三国文化独领风骚,宗教文化博大精深,现代科技文化蔚为壮观。圈域拥有各类文化遗产8000多处(项),其中世界文化遗产2个,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51个,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56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3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440处。但圈域内文化专业人才缺乏、文化产业发展不足,文化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2%左右,而发达省份这一比例已达5%,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更是高达20%左右。
3、旅游业发展水平不高
旅游业是指以食、宿、行、游为基本组合消费商品,通过专业化运作模式为游客的出行提供安全、可行、方便、满足游客合理需求的服务,兑现其消费商品的契约交易,使商品的提供商和经营商从中获取运营收益的服务性产业。鄂西圈自然山水瑰丽秀美,人文景观奇特壮观,生物景观丰富多彩,遗址遗迹保存完好,建筑设施古朴精致,旅游资源富集度高,种类齐全,品位独特。圈域内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4个,国家级地质公园3个,国家级湿地公园1个,国家5A级景区1个,4A级景区22个。近年来,圈域旅游业发展初步形成了融观光度假、民俗宗教、购物娱乐、生态文物于一体的产品开发格局,旅游产品结构体系不断完善,但鄂西圈仍然存在旅游资源开发不足、旅游投入比重偏小、旅游景点管理不善、品牌建设不力与圈域旅游景点协作能力不强等问题。2008年圈域旅游业总收入占GDP的比重仅为8%左右,而有的省份这一比重早已超过10%。
三、促进鄂西圈产业优化发展的政策建议
1、坚持保护第一的方针,确保鄂西地区的生态、文化、旅游资源永续利用
一是采取严格措施保护自然生态环境。把自然生态环境保护放在优先战略位置,作为发展生态旅游的前提条件和基础工作,全面落实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三同时”制度,严格环境准入要求。建立政府监测、预测、预警和干预机制,确保鄂西圈自然生态环境优势地位。按照主体功能区规划和生态功能区规划要求,依法保护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禁止在重要和敏感的生态区域及自然灾害高发区建设旅游设施,对于设立在水源涵养地的煤矿、铁矿、锰矿等,要逐步停止开采,并进行复垦再植,恢复生态。二是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文化遗产资源。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化遗产保护方针,严格执行国家文化遗产保护政策,提高文化资源开发利用水平,建立政府投资主导机制,做好世界文化遗产、古建筑群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和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村)的保护工作。对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传承人实行政府扶持政策,对其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活动在土地、税收、贷款等方面给予支持。
2、大力发展生态产业
一是大力开发农业、林业等生态产业资源。支持旅游线路、旅游景区附近农民发展生态观光农业,支持市、县级政府统一组织好村庄整治规划,做好饮水、通电、道路等配套设施建设。景区规划要统筹考虑一定范围内的农田、果园、森林、草场等资源,促进旅游开发企业与农民合作开发生态观光农业,实现双赢。深入推进林权制度改革,促进圈域生态保护与建设,建立以实际受益者(市场主体)补偿为主、财政转移支付和政府生态项目为辅的圈域生态补偿机制。二是促进特色农产品和旅游产品开发。鼓励农产品加工企业通过定向投入、定向服务、定向收购等方式,发展产业化经营,与农民建立稳定的合同关系和利益联结机制,大力开发特色农产品。加快开发具有地方特色、景点特色和文化内涵的旅游商品,努力提高质量,促进产销紧密结合,建立多 渠道 、多形式的产销体系,增加旅游创收、创汇,对于开发特色农产品和旅游商品有一定影响的企业,由各级财政从旅游专项资金中给予补助。
3、积极发展文化产业
一是促进地方特色文化产业发展。培育和建设一批民族文化旅游基地和民族文化生态旅游村(镇),鼓励和支持创办旅游文化娱乐企业、旅游文化演出企业,推出一批以民族风俗、民族歌舞、地方文化为特色的旅游表演项目,着力打造一批文化旅游精品。旅游景区景点要增加文化旅游项目,丰富游览内容,不断提高文化内涵。充分挖掘荆州花鼓戏、汉剧、楚剧、长阳南曲、土家摆手舞、神农架堂戏等地方戏曲文艺的市场价值,鼓励创造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为旅游业发展提供丰富的文化内涵。二是推进影视制作、动漫娱乐、创意设计等现代文化产业发展。放宽市场准入政策,积极吸引社会资金参与影视制作、动漫娱乐、创意设计等现代文化产业发展,政府在资金投入、政策引导等方面给予支持,结合地方文化特色和资源优势,推动建设影视城、动漫产业园、创意设计园等,鼓励艺术品经营、音像制品分销、大众娱乐项目的经营等。
4、突破性发展旅游业
一是加快旅游交通骨干网络建设。统筹规划建设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旅游交通骨干网络,加强交通对旅游的服务功能,加快推进骨干网络项目前期工作,优化各种运输方式的相互衔接,构建高效、便捷、一体化的现代综合旅游交通体系。尽早将襄樊、宜昌等地建设成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二是加快旅游综合服务设施建设。加强地区中心城市的旅游接待功能,改造、升级各大长途汽车站、火车站,改造、新建一批沿长江、清江、汉江的重要旅游码头。发挥历史文化特色、地方民族特色,完善重点旅游城镇的旅游功能,联合建设各具特色的游客服务中心。加快建设旅游配套的医疗、治安、旅游导引标识等综合服务设施。建设各具特色的专题公共博物馆、城市公园等,并实行免费开放。三是扶持重点旅游企业,推进市场化运作。加强旅游资源整合,鼓励省内外有实力的大型旅游开发企业在圈域内设立分支机构并给予优惠政策和扶持,支持其并购旅游景点景区。打破行政区划界限,突破体制障碍,鼓励地域相邻、资源类同、同质竞争的旅游企业进行兼并重组。扶持圈内重点旅游企业,特别是对在全国有较大影响力的“一江两山”旅游开发企业,要加大政策支持,提供相关服务,整合旅游资源,创立旅游品牌,探索发行旅游企业债券、推动旅游企业包装上市,借助资本市场力量实现旅游业跨越式发展。
5、加快发展相关服务业
一是积极发展商贸会展业。采取“以奖代投”的形式,扶持商贸会展信息化建设、引进商贸会展重点项目。支持品牌展会,丰富节庆展销活动,要鼓励举办地方产品跨省推介展销、名特优新产品展销、联展活动,积极举办特色农产品、文化产品、旅游产品“对接会”、“推介会”和“采购会”,形成会展、旅游、休闲消费的一体化发展。二是大力发展金融服务业。发挥省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湖北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在支持鄂西农业产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支持组建新的小型农村金融机构,支持小额贷款,用于支持与生态文化旅游有关的综合服务企业的发展壮大。三是加快旅游信息服务发展。加快旅游信息化建设,整合政府门户网站、旅游、文化等行业信息网及企业网络信息资源,建立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综合信息系统,及时发布生态、文化及旅游等方面的综合信息,开展项目招商、人才培训、远程教育,并建立基于此系统的生态环境、文化保护、旅行安全方面的监测、预警和监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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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减值会计论文:浅析资产减值在上市公司的应用摘要:我国上市公司由于各种内在和外在的原因,利用资产减值操纵利润的现象十分严重.因此,在实践中合理利用并不断完善资产减值制度具有重大意义.分析资产减值会计理论在上市公司的实际应用情况.为了更直观和准确地说明问题,收集上市公司在资产减值准则实施前后几年计提和转回资产减值损失的数据并进行比较,进一步分析资产减值准则在上市公司实施的经济后果,尤其是与企业盈余管理的关系.关键词:资产减值;上市公司;应用;分析资产减值是指因外部因素或内部使用方式或范围发生改变而导致资产使用价值降低,致使企业未来可能流入企业的全部经济利益低于该资产现有的账面价值.一般这种减值的发生是非预期的、偶然的[1].新准则明确规定,除递延所得税资产计提的减值准备计入所得税费用外,其他资产计提的减值准备直接计入“资产减值损失”科目,因此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对企业的利润有着直接的影响.我国财政部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及相关准则的精髓在于反映企业资产价值的真实信息,通过财务报告向企业投资者、债权人提供高质量的对其决策有用的会计信息.进入21世纪,企业面临着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受经济利益的驱动,粉饰资产价值成为上市公司的普遍现象,财务报告中大量的虚资产的存在对信息使用者的正确决策产生了严重影响.据统计, 2004年度减值损失转回金额最大的前20家上市公司中通过转回前期资产减值损失不同程度地调整了损益, 2家ST公司通过转回以前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分别增加当年利润3 249万元和4 500万元,占各自当年净利润的309%和581%,成功地摘除了ST; 4家上市公司分别增加当年利润28 080万元、6 885万元、637万元和5 003万元,避免当年出现亏损; 6家上市公司维持或提升了公司的业绩.由此可见,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准备进行利润调节由来已久而且手段众多.本文将运用统计数据分析新资产减值相关准则对上市公司资产减值政策选择的影响以及在上市公司的应用.1资产减值相关准则在上市公司的应用1·1样本选取、数据来源及总体分析为了便于研究和说明问题,本文按照数理统计对大样本的定义,即样本容量要求超过30个样本,选取沪、深两市的41家上市公司作为样本进行统计分析.选取的样本来源于巨潮资讯网公布的2005~2007年的年报,筛选出年报中的资产减值计提与转回的明细信息,并加以整理归类.虽然选取的样本数占全部上市公司比例不足10%,但这41家公司是从各个行业中挑选出来,其资产总额及营业利润在所在行业中都占有较高的比例,因此选取的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样本公司行业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经研究发现在41家上市公司中,所有公司都按准则规定编制了专门的资产减值报表. 从41家上市公司计提与转回统计情况来看,上市公司计提资产减值的谨慎性原则逐年加强.总体上看,多数公司都计提了坏账准备,超过半数的公司都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上市公司2006年与2005年相比,计提的减值准备有所减少,转回的减值准备有所增加. 2007年与2006年相比,计提的减值准备有所减少,转回的减值准备也有所减少.这当然与2006年正式颁布的新会计准则有关,计提秘密准备的上市公司在2006年制作年报时加大减值准备转回的力度,以应对从2007年开始长期资产计提的减值准备不得转回的规定.1·2单项资产减值计提分析统计分析表明,八项减值准备对上市公司盈利水平的影响不同.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坏账准备,其次是存货跌价准备,影响最小的是在建工程减值准备(所选取的样本中无一家公司计提或转回委托贷款减值准备,因此略去).从2005年开始,长期投资减值准备和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占总计提比例出现大幅增长,从2005年的26·69%增长至2006年的30·89%,可见上市公司利用这两项准备进行盈余管理已逐渐熟练,而其他四项在2005~2006年计提比例均不足2%,并且在2006年降至0·89%.转回资产减值准备的方式主要是坏账准备和存货跌价准备,固定资产减值准备次之,其余四项转回金额占总转回金额的比例不足7%.1·2·1坏账准备坏账准备的计提是所有减值准备中提取历史最长的一项.由于我国的信用制度不发达,上市公司之间互相拖欠款项的情况比较常见,所以几乎全部的上市公司都提取了坏账准备. 41家样本公司2006年计提的坏账准备仅为2005年的57·04%,而2006年转回的坏账准备为2005年的111·60%. 2007年计提的坏账准备为2006年的175·31%,而2007年转回的坏账准备为2006年的31·80%.从坏账准备占利润总额比例的统计结果来看,每家公司的情况也是千差万别.其中,2006年转回的坏账准备超过净利润的有3家公司,它们是000977浪潮信息、000522白云山A、000159国际实业.而2007年转回的坏账准备,都没有超过其净利润.1·2·2短期投资跌价准备41家样本公司2006年未计提短期投资跌价准备,而同期转回的短期投资跌价准备为2005年的203·52%, 2007年未计提短期投资跌价准备,主要原因是新准则的出台,不再设置短期投资科目,相应以交易性金融资产代替,因此也就没有短期投资跌价准备的计提.从短期投资跌价准备占利润总额比例的统计结果来看, 2006年转回的短期投资跌价准备超过净利润的有3家公司,它们是000062深圳华强、000541佛山照明、000858五粮液.1·2·3存货跌价准备41家样本公司2006年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为2005年的51·57%,而2006年转回的存货跌价准备与2005年基本持平;2007年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为2006年的193·91%,而转回的则为2006年的38·67%. 2007年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近达到2006年的200%,其原因可能是经济的发展使企业规模扩大,相应存货规模扩大,计提的跌价准备也就会相应增加,但是也不排除在新资产减值准则下企业不再利用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调节利润,而更多的选择计提大量的存货跌价准备.可见,新资产减值准则只是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企业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从存货跌价准备占利润总额比例的统计结果来看, 2006年转回的存货跌价准备超过利润总额的有3家公司,它们是000055方大A、000159国际实业、000779*ST派神,并且*ST派神借此成功扭转连续两年的亏损状态,避免了退市.1·2·4长期投资减值准备41家样本公司2006年计提的长期投资减值准备仅为2005年的70·38%,而2006年转回的长期投资减值准备为2005年的196·20%. 2006年转回的坏账准备超过千万的有2家公司,它们是000006深振业A和000568泸州老窖.可见,新资产减值准则发布后,在2006年很多公司大量转回以前计提的长期投资减值准备.1·2·5固定资产减值准备41家样本公司2006年计提和转回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基本持平,分别为67·82%和64·87%. 2006年和2007年只有8家计提了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因此受新资产减值准则的影响,企业更加谨慎地选择资产减值的计提.1·2·6无形资产减值准备41样本公司中, 2006年只有2家公司计提了无形资产减值准备,且数额较大,分别是000750 S*ST集琦计提了4 130 000元、000410沈阳机床计提了1 586 200元.并且S*ST集琦在2006年成功扭转连续两年的亏损状态,避免了退市,而2007年只有1家公司计提了262 382元的无形资产减值准备,可以看出受新资产减值准则的影响,上市公司计提长期资产减值准备时,变得更加谨慎了.1·2·7在建工程减值准备41家样本公司2005~2007年未计提在建工程减值准备,只有1家在2006年转回了在建工程减值准备,为000159国际实业.2资产减值在上市公司的应用效果及影响2·1资产减值在上市公司的应用效果2·1·1长期资产减值准备大幅度转回《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与原会计制度相比,在资产减值方面的突破主要体现在长期资产可收回金额的确定和资产减值损失不得转回这两个方面.由表2可知,计提无形资产减值准备、在建工程减值准备的企业非常少.从以上对计提与转回八项资产减值准备的统计与分析可以看到,由于从2007年起计提的长期资产减值准备将不能转回,上市公司都在抓紧最后的时机,将以前计提的秘密准备转回,其中长期投资减值准备的大幅度转回比较明显, 2006年转回的长期投资减值准备是2005年的196·20%.财政部会计司司长刘玉廷曾指出,明确上市公司计提的减值准备不得转回,是考虑到目前存在的借减值准备的计提和转回操纵利润的问题.新会计准则实施后,上市公司将会按照新会计准则的规定,重新审视长期资产,并对长期资产进行相应的减值测试.由于新会计准则规定长期资产减值计提后不得转回,上市公司将会谨慎地对待长期资产减值的计提.因此利用减值准备调节利润的空间将会变得越来越小,利用计提手法操纵盈余将越来越难,这也提高了上市公司计提长期资产减值的谨慎性.2·1·2资产减值的计提引发盈余变脸资产减值会计一直都是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重要工具, 2001年上市公司全面实施“八项计提”,进一步挤掉上市公司资产水分,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政策选择的余地,上市公司不切实际地计提减值准备,进行巨额冲销和巨额转回,在会计年度间随意调节利润,亏损上市公司更是利用资产减值来进行盈余管理,避免ST和下市.例如, 000750S*ST集琦和000779*ST派神两家公司在2004年和2005年计提大额减值准备,导致这两年连续亏损,而后在2006年这两家公司又大额转回减值准备,这样一提一转,使得这两家公司在2006年扭亏,避免了退市.相反一些绩优公司“意外”地变成亏损公司.如000697咸阳偏转在2005年意外亏损1·627 9亿元就是由于当年计提减值准备1·821 5亿元.又如000055方大A2005年计提减值准备3 112万元,导致当年亏损5 837万元.当然,造成上市公司亏损的实际原因并不在于资产减值准备制度,减值准备的影响只是加重了公司的亏损程度,或使公司潜在的问题得以暴露,其亏损的实质原因应是公司经营与管理存在问题.在41家样本公司中,存在意外亏损的上市公司还有000836鑫茂科技、000632*ST三木、000018深中冠A,这几家上市公司都在亏损当年计提了大额减值准备.《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规定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得转回.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不得转回仅是针对长期资产减值而言,流动资产如存货、短期投资、应收款项等的减值问题由其他准则来规范[2].新的资产减值准则使企业不再利用长期资产进行利润操纵,但是上市公司依然可以通过计提坏账准备、存货跌价准备等进行利润调节.2·2不同上市公司受资产减值制度的影响2·2·1对不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影响首先,对于电力、煤气及水等产品生产和供应业因在中国属垄断性行业,整体行业利润比较稳定,总体冲击不大,如建投能源2006计提资产减值总计51 035·87元,仅占净利润的0·11%, 2007年计提资产减值总计2 515 270·42元,仅占净利润的0·4%.其他上述行业上市公司中,汕电力A2006年计提数额巨大,却只有坏账准备和固定资产减值准备两项,其余均较稳定.其次,对于石油板块和生物制药行业,由于产品及原材料价格均呈上涨趋势,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对其影响也不大,相应地,应收账款发生坏账的情况也较少出现.相反,传统行业如家电、纺织、电子等行业的上市公司,由于市场不活跃,价格整体走低,因此对其计提坏账准备和存货跌价准备,通常会造成较大的影响.相反, 20世纪末,高科技、高成长性的公司因行业前景较好,产品的附加值较高,总体冲击不大,但目前这些行业发展趋缓,资产减值准备对它的冲击力度加大,如咸阳偏转2005年计提的八项资产减值准备总额182 145 320·47元,导致当年亏损162 790 000元,其他公司2006年除中科三环未计提,该比例也都在10%以上,相比20世纪末的0·1%以下的比例,现阶段高科技行业确实是体会到了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巨大冲击.2·2·2对上市时间不同的公司的影响对于一些1999年以后上市的公司,由于这些公司在上市时资产大多得到了较好的重组、剥离,进入股份公司的资产质量较好;同时这些公司上市时间不长,上市后又赶上中国证券市场越来越规范的阶段,新的不良资产相对较少,因此八项准备计提的政策对这类公司资产状况及经营业绩影响不大.而对于那些上市较早,上市后又没有进行过有力的资产重组的公司,八项准备政策对它们经营业绩的影响则比较大.2·2·3对不同经营风格和管理水平的公司的影响一些上市公司偏好大规模,计提投资减值准备对其来说影响也是较大的.如万科A 2005年计提长期投资减值准备93 435 582. 31元,占净利润的7%以上.而另一些公司长期注重资产质量及安全,这些企业经营水平和内部管理状况良好,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它的冲击就较小.3建议我国新出台的《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及其相关准则标志着我国资产减值会计规范体系已经基本建立,对进一步规范我国上市公司执行资产减值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所有的制度都不是毫无瑕疵的,新生的制度尤其如此.新准则本身及其实施环境仍然存在问题,会给企图滥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上市公司以新的“机会”和“空子”,因此需进行改进,建议如下:3·1应大力加强资本市场的建设在与现行国际会计惯例趋同的形势下,新会计准则引入了“公允价值”,并多次出现这一概念,如计算可收回金额时用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现实中很多资产市场尚不能达到那样完善的程度,资产价格还带有很大随机性,不能认定为公允价值,新准则中“不存在销售协议但存在资产活跃市场的”这样的叙述实际操作起来尚有难度;其次,以可获取的最佳信息为基础估计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时,新准则中列举了可供参考的方法(同行业类似资产的最近交易价格或者结果),但是在很多无法得知类似交易信息的情况下,还需要用其他方法来协助判断,如评估.而我国评估行业发展不够成熟和完善,评估方法和结果有很大弹性.若选用其他新准则中未详细列明的方法进行估计,执行中人为操纵的可能性更无法控制.这些都给公允价值的实际应用带来重重困难.由于我国目前的资本市场尚不透明和完善,企业很难获得真实、合理的市场价格,从而很难以客观的计量依据来确认可收回金额,这就使得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仍然缺乏可靠性,因而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操纵仍存在一定的空间.3·2完善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和激励机制良好的资产减值内部控制制度对规范上市公司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尽管大部分上市公司都按证监会的要求建立了资产减值准备的内部控制制度,但其中相当一部分上市公司或者流于形式,或者存在着明显的缺陷,资产减值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仍然较为薄弱.为了避免资产减值准备在计提过程中的主观随意性,保证减值准备提取的客观公允,企业必须完善内部控制制度,主要通过严格分离不相容职务、规范授权机制、建立健全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内部审计监督制度等措施来进行.我国上市公司对公司管理层的激励机制也存在严重缺陷,主要体现在对管理者业绩的评价标准仍然比较单一,还停留在以利润进行考核的初级阶段.目前对上市公司管理层的激励,大多是采用承包提成、奖金分成和年薪制等以短期实现为特点的方式,这必定导致管理层具有较强的利润操纵动机,充分利用会计制度所赋予的会计政策选择权,对财务报表进行粉饰,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应当设计出一种长期化的激励机制,公司管理层的股票期权激励是一种很好的激励方法.对管理层采取综合的、长期的经营业绩评价体系,实现管理层利益与公司目标函数的趋同,减少管理层的道德风险.3·3加大对上市公司监管和处罚的力度目前一些上市公司利用会计手段调节会计数据的行为,严重丧失了应有的诚信,而且也使会计的信誉备受挑战.而对于那些违规违法的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负责人,主要是道义上的谴责、行政处分与罚款,难以真正起到警示的作用.尤其是对上市公司的经济处罚,一方面,数额不大,对违规违法者而言,“风险一效益”比太小,作用难以显现.另一方面,违规违法是由责任人造成的,而罚款则是由上市公司交纳,对广大投资者来说,是双重盘剥,是不公平的.同时我国相关监管和处罚部门中一些人员与上市公司存在利益关系,在利益驱动下很可能对上市公司的违法违规行为视而不见或网开一面.因此,我国上市公司会计数据失真问题的日益严重与监管和处罚力度不够有着极大的关系.3·4加强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外部审计监督注册会计师的外部审计监督对保证会计信息的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注册会计师对上市公司不规范计提减值准备的行为已有所关注,但是监督的力度仍然有待加强.首先是注册会计师制度不够完善,会计师轮换、聘用制度不健全,不能为注册会计师审计独立性提供制度上的保证.应充分发挥会计师事务所的作用,强化中介机构特别是审计师的职责,使其真正承担起“经济警察”的职能.此外,我国目前还缺乏关于资产减值的专门审计准则,不能给注册会计师资产减值审计提供专门技术上的支持.3·5提高会计人员的职业素质我国的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赋予了企业较多的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的选择权,主要表现在资产减值迹象的判断、可收回金额、资产组和未来现金流量的确定上.资产差值的计提的真实性依赖于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但很多企业会计人员的现金管理水平和预测水平仍然不能达到要求的高度.只有提高相关从业人员的水平,才能准确应用资产减值会计的一系列概念.因此要从上市公司会计人员的上岗资质、后续教育等方面进行规范,加大对会计人员的业务培训和指导力度.4结语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资产减值的现象广泛存在,资产减值的目的就是通过反映客观存在的资产价值的减少,全面、公允地反映企业资产的现实价值状况,揭示潜在风险,为会计信息使用者进行正确决策提供相关信息.虽然我国资产减值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基本趋同,但是由于我国实施新准则的环境尚不成熟,实际操作中必然会出现一些问题.不过随着制度的不断完善和操作的不断规范,资产减值制度一定会为我国市场经济建设贡献更多的力量.参考文献:[1]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2006 [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6.[2]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第1版) [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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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形势与政策才能够把握住现在的形势,力求做到更高的人生目标。下面我跟大家分享几篇形势与政策论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摘要:网络以其公开、透明、快捷的优势,成为全天候的反腐利器,形成一支重要的反腐力量。网络在丰富反腐方式的同时,也带来诸多挑战和风险。近年网络监督呈蓬勃发展之势,在反腐的过程中出现了侵犯个人隐私、恶意诽谤、网络暴力等违法问题,严重制约着网络反腐效能的良好发挥。因此,必须构建网络反腐的制度环境,通过法律手段规范和完善网络反腐,充分发挥网络反腐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一、网络反腐概述
所谓网络反腐,就是通过网络技术及所引起的社会舆论效应对执政行为的监督和对权力的约束,从而达到有效预防、遏制、惩戒腐化行为的一种方式,是反腐事业的新方式。在本质意义上,网络反腐整合了三方面的内容,即网络、民意和执政能力。网络在吸纳民意、有效整合民众智慧和意见的同时也为执政者和施政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平台和崭新的对话方式,可以更清晰、理性、全景式的把握民众心理和社会舆论,从而不断提高执政能力。
网络反腐依托网络的鲜明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我国惩治腐化的进程。网络反腐对腐化分子形成了一种震慑威力,增强了法纪监督的权威,为我国反腐斗争开辟了一条全新的渠道;此外,网络民意是对专门机构反腐和主流媒体监督缺位的有效弥补,它与“网络监督”共同构成当今社会一种缓解社会矛盾的社会良性“减压阀”和“稳定器”。
二、网络反腐存在的问题
然而,网络反腐是一把双刃剑,虽然网络反腐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为我国反腐斗争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但网络反腐作为一种新兴的反腐形势,网络反腐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加以改进和完善。
一信息发布自由与责任意识缺失并存 网络信息真假难辨
网络作为一个虚拟的公共空间,是社会公众可以隐匿自己的真实身份,在无需实名登录的情况下,自由地发布信息和表达见解。由于网民素质的层次不齐及责任意识的缺失。使得信息纷繁芜杂、良莠不齐、真假难辨,甚至出现侵犯个人隐私、公开发布谣言、宣泄不满情绪、故意诬告和诽谤以及泄露秘密影响案件查办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网络反腐的实际效果。
二网络暴力倾向难以控制 打草精神消损反腐效益
目前大多数人的网络法制意识不强,加之管理部门不能时时对各种信息发布者予以有效监控。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网络反腐舆论一旦被煽动起来,就会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这股力量不仅仅指向当事人,对于政府和社会也是一种巨大
的压力。如果这一倾向继续扩大,从虚拟网络走向现实生活,就直接表现为骚乱事件,影响社会的安定。另外,网民大张旗鼓地公开反腐信息和线索,易于使举b信息过早暴露以致打草惊蛇,让举报对象及早准备,采取销毁证据、事先串通、转移财产等手段来对付纪检部门和司法机关的调查,这给案件查处带来了难度,而使举报人陷于被追求诽谤责任的被动地位,达不到网络监督的最初目的。
三网络反腐尚未形成制度化
目前网络反腐具有很强的偶然性和片面性,很多网络反腐案件都是网民形成的'巨大舆论炒作后,才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并且起初网民关注的焦点都带有很强的娱乐色彩,并非依据可靠的事实或证据才使得腐化官员得到制裁。此外,对于网络舆情,政府的相关部分反应速度明显滞后,由此可能导致被依法惩处的腐化官员只是“沧海一粟”。因此,必须将网络反腐制度化、常态化,使之形成一种长效机制,更充分地发挥其功能。
三、网络反腐的制度完善
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指出,要继续全面加强惩治和预防腐化体系建设,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网络反腐作为舆论监督的延伸和拓展,离不开实体制度作为后盾。网络反腐的制度化,需从以下方面着手:
第一,健全网络反腐的相关法律规定,使网络反腐走向法制化道路。 纵观我国在网络反腐相关领域内的国家立法及规章制度,均未涉及到诸如对网络举报人的保护及政府的信息公开的办法和网络反腐。我国的立法机关应及时制定和实施《网络反腐法》、《侵权责任法》等有关网络反腐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加强网络反腐的法律制度建设,明确网络反腐主体各方的法律责任,使网络反腐能够取得更具实质性的效果。
第二,完善网络举报制度,促进网络反腐的规范化。网络监督由于缺乏健全的制度和明确的规定,也产生了诸如“人肉搜素”侵犯个人隐私权、民间网络反腐游离于官方反腐系列之外等问题,亟待完善网络监督举报制度。一要加强网络监督法制化建设,提高网络反腐的法制化水平;二要建立网络监督激励制度,对积极利用网络开展权力监督、参与网络反腐并作出积极贡献的个体或组织给予认定和奖励;三是要建立网络监督举报合作制度,促进“官方反腐”与“民间反腐”的有效对接和通力合作,建立官民反腐信息沟通机制。 四是建立网络监督举报监管制度,对恶意制造虚假信息、传播谣言、诽谤和诬陷他人,以及对网络监督举报进行压制、 打击和报复的行为,要依法给予严厉惩处和制裁。
第三,构建制度化、常态化网络反腐平台。目前我国存在着民间网络反腐网站和官方网络反腐网站,民间网络反腐网站虽发展迅速但缺乏法律保障,官方网络反腐网站虽有相关立法但是存在着低效利用的问题。鉴于此,我们应当对两种
网络资源进行合理整合,通过立法明确各自的权利和义务,规范网络反腐平台运行秩序;还应加强两者的合作,提高网络反腐信息的质量,增强网络反腐的规范性和制度化,实现二者的优势互补。
第四,完善舆论监测引导制度,提高网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一是要完善网络舆情监测制度,设立专门的网络舆情监管部门,积极发现和提取有价值的反腐信息,抓好群众关注的腐化案件查处情况,有效化解不良舆论事件的发生;二是要完善网络舆论引导制度,广泛宣传有关法规和制度,促使公众树立网络道德意识和增强法制观念,引导公众通过网络客观地反映问题、冷静地看待问题、全面地分析问题,引导社会公众依法、理性地发表网络言论,使网络监督更加理性和规范;三是要完善网民道德教育制度,应采取多种形式开展网民思想道德教育,使广大公民提高自律 意识、遵守道德规范,自觉抵制网络谣言、网络炒作、网络暴力等不良现象,尊重事实、客观公正地发布信息和发表言论,营造良好的网络文化环境。
第五,完善信息公开、信息披露机制。随着互联网的不断普及,政府应当积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拓展与人民交流的平台,及时了解民情民意。同时,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要主动接受人民监督;充分重视网民意见,控制虚假信息的传播,及时、详实地公开反馈对网络反腐事件调查进展情况,表明政府的态度和处理办 法,消除人民的无端猜忌,提高网络反腐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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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我国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并为沿线国家热烈欢迎与广泛接受。在本周的形势与政策课上,我们进一步增进了对它的了解与感悟,在此浅谈自己的认识。
作为近几年刚刚提出的战略,一带一路并非一个凭空出现的概念,而是有其深厚的历史积淀和内涵的。早在西汉时期,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由此连接东西方文明的古丝绸之路就已成型。自那以后,来自东西方的商人络绎不绝往返于丝绸之路,将东方的丝绸等商品带往欧洲,随之带来了东西方两大文明体系的交流。丝绸之路成了当时整个世界的和谐之路、繁荣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同样发源于西汉,随着我国早造船和航海技术的进步而不断拓展,至明朝郑和下西洋时达到鼎盛,大大发展了东西方的贸易与 文化 交流。因此,今天旨在成为沿线各国共同发展的纽带的一带一路,正是传承了丝绸之路的历史而提出的。
作为我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一带一路有我们在发展自己的同时与世界分享中国发展红利的良好愿景。对于我国来说,一带一路将推动我国继改革开放和加入WTO之后,新一轮更大范围、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并成为未来我国外交战略的重要依托;对世界各国来说,一带一路的实施将通过基础设施建设、贸易、金融、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探索为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提供一种新途径,也为各国提供了搭上中国发展快车,推动各自经济发展的良好机会。一带一路的成功实现,一定会为全世界人民带来巨大福祉。
从2013年提出以来,一带一路战略就开始付诸实施,到目前已经已经有一系列成果从纸面变为现实。截至目前,我国已与七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与五国开展海洋领域相关合作,有两国表示完全支持一带一路倡议;以中巴经济走廊,中缅天然气管道为代表的一批基础设施项目成功落地;丝路基金、亚投行等有关金融机构正在或已经设立。一带一路可谓正当其时,成果丰硕。当然,作为如此重大的战略举措,其实施也会遇到众多问题,如来自美俄等世界大国的掣肘,沿线国家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国力有所猜疑,受恐怖主义等威胁的沿途地区严峻的安全形势等等。然而我们应该看到,在我国的不懈努力下,这些问题都正在或有望得到解决。
一带一路作为我国今后一段时间经济、外交的国家战略,对于我国两个一百年发展目标的达成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它的实现不仅需要沿线各个国家的密切协同配合,也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了解与支持,我们大学生作为未来经济建设的主力,更应该认真学习一带一路相关理论,尽己所能,用己所学,为国家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电脑的信息传递功能远比教师自身传递信息的功能强大,大大地提高了课堂教学容量。教师和学生可根据教学内容、教学时机进行交叉、重叠或反复使用不同的媒体。从而使学生获得了丰富而直观的教学信息,增加了课堂教学容量,获得较佳的教学效果。
二、多媒体丰富的画面、文字和声音等视听信息,不但提供了更多的学习内容,而且形象和有效地帮助学生记忆、理解和思考。多媒体易于反复演示,文字显示停留时间较长,比教师单纯用语言表达更易使学生记忆。
三、使重点,难点突破更优化。教材中有很多重要的概念,原理,规律。用多媒体电脑辅助地理教学,可以打破时空界限,提供充分的感性材料,优化教学过程
传统课程教学已经不能适应现代 教育 教学的需要,在培养目标上,只重视传授知识,不注重发展能力,按一个模式培养学生,不利于具有 创新思维 和创新能力的创造型人材的成长。
在教学内容上,教材是学生的唯一学习内容,是 学 生 知 识 的 主 要 来 源。在 教 学 方 法 上,只 研 究 教 师 如“教”,不重 视 学生如 何“学”,考 试 主 要 靠 死 记 硬 背,不 利 于 调 动 学 生的 学 习 积 极 性。
教师是主动的施教者,忽略学生的主动性,是知识传授对象,是外部刺激的被动接受者。传统教育是保守的、封闭的。在这种传统教育指导下形成的 思维方式 ,已不能满足学生的发展需要,也能让学生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课堂上老师组织大家看了“国魂”,一个国家不可能没有灵魂,人民不可能没有信仰,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我们的国魂和信仰。看《国魂》,找回信仰,找回价值观,找回生活的意义。《国魂》不愧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象读本,不愧为人民群众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指南。
从十八届四中全会中我们可以体会到,17年,从1997年,依法治国首次进入中国国家决策到今天中央全会专题讨论依法治国,在历史上,人民对法治的期待从未如此热切!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沿着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实现路径。在这一漫长而坎坷的路途中,贵在树立法治理念,贵在追求法治精神,当人们对法治形成一种信仰,那么法治也必将沁入人心!让我们以此中央全会为起点,期待法治中国更光明的未来!
形势政策课论文 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是历史选择也是历代伟人领袖的选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勇往直前,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书写了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篇章。人们从中国的巨变中深深地意识到,中国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在苏东剧变之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处于低潮的国际背景下,我们为何对中国道路如此自信,为何走中国道路如此坚定?除了因为中国道路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中国道路是世界社会主义500年发展的结晶,是科学社会主义时代化的结晶,具有科学性和真理性。
自1840年开始,中国逐渐沦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民族灭亡的危险促使许多有志之士向西方寻求真理,幻想通过资本主义的发展来富强中国。但当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刚刚开始起步时,世界上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相继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在帝国主义阶段,资本输出和争夺海外殖民地具有了特殊重要的意义,所以,帝国主义列强极力在政治、军事、经济上控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限制其民族经济的发展,以保证它的投资场所和对落后国家的掠夺。这样,当中国刚刚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时,它充分发展的可能性就已经消失。正因如此,在旧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始终处在艰难的境地,民族工业的发展既是缓慢的,又是残缺不全的,中国一直处于贫穷落后的状态。既然资本主义的道路走不通,那么社会主义就是必然的选择。社会主义运动的广泛发展和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摆脱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体系,发展民族经济提供了新的参照系。在借鉴其他国家发展 经验 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从而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实现了历史发展的飞跃。邓小平同志在概括中国这段历史发展过程时指出:“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中国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人民是不是也能站起来,中国是不是也能翻身?让我们看看历史吧。国民党搞了二十几年,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不能成功的。”“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须搞社会主义。”由此可见,世界历史理论为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合理解释:不是某些人或某个党派的主观意愿,而是世界历史的文明借鉴和两极分工,才使中国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义无反顾地走向社会主义。
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当代大学生应当发挥朝气蓬勃、思维敏捷、敢为人先、最少陈旧观念、最多创造活力的诸多优势,坚持追求真理的精神,不断夯实科学文化知识基础,掌握善于创新的技能,努力提高持续创新能力,使自己成为祖国和人民需要的、富有创新精神的高素质人才。要善于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汲取营养,树立科学的世界观,把握正确的 方法 论,努力做科学探索和创新的先锋。
德才兼备、全面发展。当代大学生要掌握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和最前沿的科学文化知识,以造福国家人民。没有坚实的科学知识,就不能发展经济,更谈不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同时,要坚持以德为先,德才兼备。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司马光说:“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就是说,只有用“德”来统帅“才”,才能保证“才”的正当发挥;只有以“才”支撑“德”,才能真正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目前社会上出现的社会腐败和高科技犯罪等现象,为人们敲响了正确把握德才关系的警钟。对当代大学生来说,“德”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德才兼备是衡量大学生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准。
视野开阔、胸怀宽广。当代大学生应当学会以开阔的视野观察不断发展的中国,观察日新月异的世界;用宽广的胸襟向历史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新时代的大学生,要把个人的“小我”融入国家和集体的“大我”之中,在维护和实现国家与人民利益的过程创造个人的辉煌人生。为中国特色主义道路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经过对《形势与政策》课的学习,我对国内外的形势与政策有了浅显的认识。虽然只是短暂的几节课,但却使我受益匪浅。我平时很少看新闻,很少关注国家政策、社会形势,因此对社会形势政策基本不了解。而《形势政策》这门课,正是对我们学生进行形势政策教育的主要 渠道 ,是每个大学生的必修课,帮我们了解和分析形势与政策。
学习这门课,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学习。学习十二五规划,我有以下心得。
首先,我了解到了十二五规划的背景。十二五规划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时期,也是深化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的攻坚时期。“十二五”规划,必须根据国际环境的新变化和国内发展的新要求,充分体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战略思想,反映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要求。
其次,我也了解到了十二五规划要解决的问题及主要大思路。经济:平稳快速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全会公报提出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民生: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分配比重。全会提出,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必须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政府保障能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就业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文化:基本建成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全会提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推进文化创新,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发展: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全会提出,要坚持扩大内需战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调整优化投资结构,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新局面,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党建: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全会强调,党的领导是实现“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根本保证。必须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要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大力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以优良党风凝聚党心民心。改革: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全会强调,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加快 财税 体制改革。
作为当代大学生的我们,不久也将步入社会,会成为建设祖国的一份子,祖国“十二五”的实现离不开我们,所以,我们更要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们要有正义感。在学习、工作、生活中,要积极向上,学好专业知识,关心国家大事,为党的事业做贡献,提升自我能力。
在本次形势与政策实践活动中,我主要负责小组整体的人员安排和任务分配,督促成员及时完成各自任务,整理政策文件并负责汇报、答辩活动。在实践活动立项阶段,我组织成员进行政策搜集与项目选择讨论,并在实践活动题目确定之后,安排各位同学分工合作,将组内成员分为多组,分别进行政策解读、公益组织生存现状调查、探求制度安排和制度建设的不足之处。在这一阶段,我负责政策解读,通过阅读现有学者对公益组织相关政策的评论、论文并阅读十八大以来有关公益组织的相关文件。本阶段结束前,我负责督促组内成员完成各自任务并收集、 总结 组内实践成果,准备并完成立项答辩。实践活动的中期阶段,我们接受指导老师意见,借助指导老师的协助进行了实践主题的调整。之后我们联系校内公益志愿组织,对几个担任公益组织负责人的同学进行了线上问询。同时,组内另一部分同学继续进行政策查询和公益组织生存现状的资料搜集。在此阶段我继续负责组内成员的协调与工作安排、督促,并继续完善关于新生公益组织的政策文件解读。此后协同其他同学负责组内工作阶段性总结和中期答辩会的资料整理并参与答辩。之后的实践活动中,小组共同又进行了对“绿色倡议”等NGO的负责人,从公益组织的经济来源、活动范围、与政策的互动情况等方面进一步了解我国新生公益组织的生存现状,了解其生存的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并通过对访谈稿的总结提炼进行公益组织生存现状与问题的概括。我在此阶段主要负责组织并督促成员的访谈活动。
我主要直接负责的工作是组内任务分配、政策资料解读、答辩文件准备等。组织与协调工作对小组实践活动的作用不可谓不重要,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所用时间长、涉及内容广、参与成员多的活动之中,组织协调工作是实践活动及时、高效完成的保障。毋庸讳言的是,小组各成员在实践活动进行中的积极性和实际表现各有不同,对于所负责任务的完成情况也不尽相同。所以,及时对各组员进行督促并整理活动的阶段性成果等工作也就显得格外重要了。通过这次实践活动,除了对公益组织生存现状的了解得到了加深,我也加深了对活动组织工作的认识,意识到了组织内部建设对活动整体有序进行的重要性。
实践活动在进行过程中遇到了各种问题,诸如选题的意义陈述、政策动向和最新社会现实的了解、实践活动的方向调整、具体访谈对象的联系等,这些问题的解决固然离不开组内部分成员的协同努力,但指导老师的帮助和与同其他同学进行的探讨也功不可没。实践活动本来就是一个了解社会、了解现实的过程,不只是活动的研究内容要积极观照现实,研究的过程和方法的进行也一定要回到现实,回到与众人的联系、合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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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均衡与政策微效问题研究
引言
随着各国福利事业的发展,社会政策这一学科逐渐成为一门显学而受到各个领域的 重视?但 是目前的社会政策研究主要侧重于较为抽象和宏观的原问题的讨论上,如集中在对于概念的 界定;对于社会政策基本问题的探索等等?杨团在《社会政策的理论与思索》一文中对社会 政策的定义和问题都作出了 总结 ,其中他将社会政策的定义归类为一种社会行动计划和对 社会计划的不同选择,另一种则将社会政策定义为影响社会福利的一 系列的政策活动;而社会政策的基本问题则是社会政策的背景?社会政策的目标?社会政策 的范畴?社会政策行动的形式和行动策略?社会政策的本质?社会政策的信念?尽管人们在 原问题上倾注了很大的力量,但是由于社会政策问题的复杂性,至今在这一领域并未达成太 大的共识?
与此对照,人们却很少从政策的实施过程角度进行研究?《社会政策实施过程中的行为变迁 》一文给我们开了一个先例,也带给作者很大启发,该文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角度去 阐述社会政策过程中的行为选择;另一种从制度角度出发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于制度模 式的各国比较上?本文将不同于上述两种研究社会政策的制度视角,而是从社会政策实施过 程中制度的形成和变迁的角度出发去解释“政策微效”现象?同时,在社会政策的定义上, 本文的定义 方法 缘自迪尔凯姆所运用的一种定义方法:即从最简单的角度出发,抓住目前所 确定的社会政策的主要特征,而将社会政策定义为一系列旨在提高全社会福利的制度安排? 由此,本文试图建立一个制度分析模型,并运用这一模型去分析目前社会政策实施过程所遇 到的“社会政策微效”问题?
制度模型的建构
在模型建构之前,我们无疑要明确一个概念,即什么是制度?我们援引诺思的说法 ,“…… 这个结构是规则?惯例?习俗和行为信念的复杂混合物,它们一起构成了我们日常的行为选 择方式,并决定了我们达到预期目标的路径?” 从此论断出发,我们可以作出两个方面的 判断:制度不仅包括正式制度,亦包括非正式制度;制度影响了我们的社会选择,同时亦是 我们作出选择的路径之一?
随着博弈论在经济学中的广泛应用,一种新的制度观念正在形成,即依托于博弈均衡理 论的制度观:制度既是一种博弈规则,也是一种博弈均衡?具体来说,制度的本质特征被认 为是参与人行动选择的自我实施规则,在重复博弈的状况下,这些规则被认为是重要的,因 此,它们能规制参与人持续不断的互动过程?……博弈规则是在一个相关的领域内参与人通 过互动而内生的,因此他们是自我实施的?
从上述一些制度理论,本文给出了下列一个制度形成的模型:
在进一步解释模型之前我们将确定一个基本假设(而这个假设将成为本文此后论证的一个基 础):我们确定,一个制度的形成是参与者之间共同的要求,即认为制度的形成在事实上是 有利于共同利益的获得,并且相较而言,每个人因此为之付出的成本都是小于所获得的利益 ,即存在一个制度建立的需要?在此,本文汲取了交易成本理论的基本观点,即制度改革 和制度创新之所以难以实现,其根本原因在于选择新制度的成本支付和新制度确立后效益之 比,比值为正时,选择行为进行,新制度可以形成,比值为负时或不清楚时,选择行为中止 ,新制度难以成立,即存在一个制度成本问题?
进而笔者将从如下几点来具体阐述自己的模型:
1.制度的形成是参与者之间的利益博弈的过程,并最终达成的一种均衡状态,在这个过程中 ,每个参与者都不停的提出与自己利益最相关的原则 措施 ,并试图去影响其他人的观点,但 出于形成一个制度的共同利益追求,最终会达成一个照顾到各方利益的次优均衡模型?对于 任何一个参与者的被排除都有可能导致这一均衡的不稳定,同时,随着外界的影响,彼此之 间的利益也是处于动态的不停变换过程之中的,因此这个均衡并非是静态的,但是打破这个 均衡就面临着一个成本与收益的比较问题,因此,制度亦具有相对的懒惰性?从上述的阐释 来看,我们认为制度的形成体现的不仅仅是一种形式的理性,亦体现了一种过程理性?
2.按照诺思的路径依赖原理1的观点:当一条发展路线沿着某种具体进程进行时,系统的外 部性?组织的学习过程以及历史上关于这些问题形成的各种思想观念?风俗习惯就会增强这 个进程?因此制度作为一个博弈均衡的系统,它亦受到其他领域的各种正式制度及各种习俗 ?习惯等的非正式制度的影响?林梅在《社会政策实施过程中的行为变迁》在对我们国家的 “平皖行洪?移民建镇”政策的实施过程的考察中,发现非正式制度对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起到很大的作用,有时候甚至取代正式制度而行事?“一项制度安排或社会政策在实施过程 中发生偏离,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构,社会政策与制度发生偏离的根源存在于该项制度 安排的内部,存在于该制度下的各行为主题的利益冲突与矛盾之中?“……社会政策的具体 执行和进一步的演变更多地是作为某种‘结果’,即处于制度中的人们的习惯性行为的‘结 果’?即处于制度中的人们的习惯性行为的结果?”
3.一项制度的形成之后,最终亦成为组成社会结构的因素之一,从而影响这种博弈均衡的稳 定和其他领域的制度以及各种其他非正式制度?
4.重复第一点所提到,即任何一次制度的形成和变迁均是人们对于成本和利益衡量的结果, 当然有时候我们从现实出发,会发现一些制度并不是依这个原理去操作,在笔者看来,这就 如韦伯的思考方式一样,从一个理性类型中去发现现实中的种种的合理和不合理之处?
以上是自己对于这个模型的一些阐释,在作者看来,这一模型仅仅是一个分析问题的框架, 就如韦伯的四个理想类型一样?接着作者将利用这个模型来分析当前的社会政策在实施过程 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其中最主要是解决“政策失效”问题?
政策微效问题的分析
为了验证笔者的上述模型的可解释力,笔者选取北京市农村社会养老 保险 制度的实 施情况作 为自己的研究材料(下文简称该文巫文)?在这次调查中,巫文提出了一个政策微效的概 念,所谓的政策微效,“即是指政策意图与政策结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从一种制度 理论的视角出发,我们就是可以认为制度的存在尽管体现了制定方的一种试图理性化的美好 理想,但是无疑这一制度并没有从制度的实施过程去考虑,即是一种制度的形式合理性与制 度的实质有效性存在着冲突,从而导致制度的失效?制度被悬置不起作用身体阻碍作用?无 疑,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发觉通过上述的模型可以得到一些答案?
让我们进一步来看看这个政策微效存在的具体实例: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农保政策在实施过程存在这样一种现状,即尽管农保政策已经推行了10 年之久,但实际上参加农保的人数却只达到了36.8%,有近2/3的京郊农民没有对政策积极 响应?
无疑,这就存在一个信息的达致问题,在我们看来,政策能否全面?真实?准确?顺利地到 达其服务的团体,是实现政策效果的首要环节?那么为什么信息无法及时地传达呢?在我们 看来,从深层的制度原因来看,即是因为制度的传导机制出现了问题,人们难以准确的获得 信息?从一个主要原因来看,这就要追究这一系列的制度安排的设计问题,在我们看来,从 实际角度出发无疑它并不是以其所达标的团体为服务对象,而只是为了制度的设计本身而设 计,设计人为制度所异化?从我们的理论模型出发,我们认为制度的设计过程中,是一个各 个利益参与者互动均衡的过程?但是从现实出发,无疑在这一政策的设计上单纯的由政府出 面设计?当然,从一定的角度来看,这能够节省一部分的成本,但我们认为作为一个利益主 体之一,它并不能很有效的反映其他利益主体的利益,从而就难以形成一个考虑到各个利益 主体的制度?毕竟政府并不是一个完全理性而独立的主体?因此从此模型出发,我们认为在 政策的制定的过程,应该尽可能的多吸收各个利益主体的意见,当然,政策在形式上往往以 各种法律?法规的形式出现,但是这并不矛盾?因此,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政府所作的一 方面是作为利益主体参与博弈,与此同时,亦作为制定者来制定政策,但这种制定只是在忠 实的执行各方以达成的意见?
进一步的,正如上表还反映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存在2/3人在知晓这个政策的情况下,依然 有一部分人未参与这一政策?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制约了人们的行为选择呢?在回答这个问 题之前,我们从模型出发做出如下几个基本假设:
1.在农村中传统的养儿防老的家庭养老观念束缚了这一政策的大规模推行?
2.从政策角度出发,认为由于这一政策并不是各个利益群体一起博弈形成的均衡,因而对于 政策的稳定性?有效性?代表性都是存在着疑惑?因此这些问题束缚了这一政策的大规模推 行,而无疑,解决方案还是要回到如何从政策的制定角度出发
3.市场制度(如一些商业保险制度)在农村中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农村养老保险制 度的竞争对手?
从上表中,我们发现倾向选择子女养老的人仍占到43.8%,接近一半,无疑这反映了在农村 中“养老防老”的观念仍然很重要,但正如巫文中所阐述的,这个地位已经在削减了,已经 不再处于支配地位,而且即使选择这种方式的,对于农保并没有完全的心里排斥?
无疑上述的描述验证了我们第一个假设,即认为在农村中传统的养儿防老的家庭养老观念束 缚了这一政策的大规模推行,即在制度的形成和变迁过程中,各种习俗?习惯等的非正式制 度作为一种观念的传承影响了人们的选择,进而影响了制度的产生和实行?随着社会的不断 的理性化,家庭的功能发生了变迁,以前的功能在新的社会情势下趋于瓦解,并发生部分的 转变,功能发生了迁移?这种变迁反映到了人们态度上,也就体现了在养老问题上,传统观 念和习惯?习俗的淡化?
在上表中,我们还发现了参加其他商业保险也占到了13.4%,尽管这个的关联性似乎不是 特别强,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谨慎的提出对于第三个假设的验证:市场制度(如一些商业保险 制度)在农村中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竞争对手?随着市场经济 的不断发展,至少在两个方面对人们的行为选择发生了影响,一是表现在对人们思想观念上 的影响上,市场经济伴随着一系列市场的观念价值体系?而这些价值体系随着经济的发展, 逐步深入到人们的心中,成为支配的观念,进而影响人们的行为选择?二是表现在组成市场 经济的各种制度安排逐渐成为组成社会结构的一部分,进而影响人们的行为选择?
进一步的我们来思考一下农民在实际的行动中不投保的原因:
从上表中,我们发现人们在对这一社会政策的制度安排,至少存在如下的疑惑:1.尽管 知道 这一社会政策,但无疑对于各种细节和如何实施,依然存在着空白?2.对于社会政策的稳定 性缺乏信心?3.对社会政策效果缺乏良好的预期?对于此,笔者认为这很大程度是可以从 第二个假设中得到很好的回答,即认为由于这一政策并不是各个利益群体一起博弈形成的均 衡,因而对于政策的稳定性?有效性?代表性都是存在着疑惑?因此这些问题束缚了这一政策的大规模推行?
以上我们基本上回答了农村社会保险制度作为一个政策为什么会存在政策微效的问题,笔者 的分析角度是从制度的产生角度来看?当然进一步的分析可以从制度的实施过程中去进行, 如巫文这方面就有所涉及?本文的基本观点即是认为社会政策作为一系列制度安排,制度的 形成是参与者之间的利益博弈的过程,并最终达成的一种均衡状态?因此,我们在制定政策 的时候,必须是各个利益主体充分博弈的过程?而在农村社会政策,我们的观点是,我们不 能忽略其中最大的利益主体――广大的农民?
进一步的思考
本文的努力当然并不只是针对农村社会政策,而是能够推广到各个方面的社会政策 的思考, 但是无疑本文的思考并不是一个十分成熟的结论,在运用这个模型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例 如在本文的结论中我们提出要在制定政策时,充分考虑到各个利益主体?制度的形成是各个 利益主体充分博弈的过程,但是无疑一个新的问题呈现在我们眼前(事实上上文中有所提及 ),就是一个制度成本问题,当我们面对这种情况――博弈的利益主体分散时,我们就有一 个利益主体的集中问题,同时如何融合各方的利益,这些都将成为我们制定政策的巨大的成 本(举农村社会保险政策作例,广大的农民的如何统一,如何融合形成一个合理的政策)? 本文进一步的设想是在遇到这种利益群体分散且多的情况下,能否集中成立一些代表各方利 益群体的独立的中介组织,由这些组织来间接的进行博弈,从而就能有效的降低各方的成本 ,达到成本与利益的均衡?因此,下一步的努力将集中在如何论证这一方案的可行性和有效 性?同时 文章 的还将继续论证政策的实行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的问题,因为在我们看来,制 度从建立到实行过程是一个系统的过程,任何一个过程都将导致“政策微效”问题的出现?
“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形成及其政策内涵
2010年9月16日,胡锦涛同志在出席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开幕式时,发表了题为《深化交流合作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致辞。胡锦涛强调,实现包容性增长,切实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为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实现经济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社会基础,是亚太经合组织成员需要共同研究和着力解决的重大课题。11月14日,在日本横滨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第十八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胡锦涛同志发表的《深化互利合作实现共同发展》重要讲话中,再次倡导“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一、“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形成
“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理念的形成,与21世纪90年代发展起来的权利贫困理论以及关于社会排斥方面的研究密切相关。21世纪中期以来,人们关于经济增长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增长理念也从单纯强调增长向更深层面演进。世界银行于1990年提出“广泛基础的增长(broad-based growth)”,其后进一步提出“对穷人友善的增长(pro-poor growth)”的理念,并以此制定世界银行的贫困减除政策以及指导各国相关实践。“对穷人友善的增长”理念强调要形成一种使穷人能参与经济增长并从中获益,以及增加自身人力资本投资的良性循环机制。“对穷人友善的增长”的理念吸收了能力贫困理论要素,开始重视贫困人口人力资本的培育和能力的提升,强调将贫困人口吸收到增长过程中,确保贫困人口能参与经济增长,在这个过程做出贡献,并合理分享增长的成果。
进入新世纪以来,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在“对穷人友善的增长”基础上,先后提出了“包容性增长”的理念,其基本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基本核心是追求机会公平和权利公平。作为发展经济学的一个新概念,“包容性增长”有着不同的诠释,但综合来看,是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状态的一种描述,并且这种状态至少需要满足三个基本条件:一是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二是对所有社会成员的包容;三是平等的机会利用。“包容性增长”理念强调要建立具有包容性的制度,提供广泛的机会,而不是将增长政策和具体旨在实现公平的政策割裂开来;强调通过维持长期及包容性的增长,确保增长效益为大众所广泛共享。在政策层面,以“包容性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包括三个相辅相成的支柱:一是通过高速、有效以及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最大限度地创造就业与发展机会;二是确保人们能够平等地获得机会,提倡公平参与;三是确保人们能得到最低限度的经济福利。
二、深刻理解中国式“包容性增长”的内涵
中国式“包容性增长”概念的提出与时下国际经济、政治形势密切相关。“实现包容性增长,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胡锦涛同志的这一论述,阐明了实现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意义,赋予了中国式“包容性增长”更深更新的内涵。从国际的发展和平两个主题看,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国与国应互惠互利、携手共进、包容发展。从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让每个公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目标看,“包容性增长”理念与“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是一脉相承的,本质上是“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理念在增长上的集中体现,它明确了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改善的同步性,揭示了经济增长的落脚点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与 文化 生活的需要。准确理解“包容性增长”的内涵,需要把握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包容性增长既强调经济增长的速度,也强调经济增长的方式,不仅是量的容纳,也是质的提升,二者同等重要。包容性增长首先是一种“增长”,这就对经济增长的速度提出了一定的要求。但是,仅有经济增长的速度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不必然带来贫困人口的减少。因此,还必须强调经济增长的方式,使增长成为基础广泛且包容一个国家和地区最大多数人口的增长。在一个实现包容性增长的社会里,不论种族、肤色、性别、年龄、体力、智力,人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和责任,人人都有用武之地,人人都得到保护,免于被歧视和被排斥。
其次,包容性增长应该以优先开发人力资源、实现充分就业为基础。包容性增长更倾向于通过增加就业机会为个人创造工作岗位,使其不断提高收入、改善生活,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而不是直接通过收入再分配使个人被动地摆脱贫困。要实现充分就业,就要优先开发人力资源。人力资源开发对提高人们参与经济发展和改善自身生存发展条件、实现包容性增长,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和意义。
再次,包容性增长应当使人们平等、广泛地参与经济增长的过程并从中受益。提倡包容性,并不是为了经济增长而不择手段,而是要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公平正义的方式,让发展的成果普惠大众尤其是困难群体,并由此构筑新的发展基础。要实现包容性增长,就要着力促进人人获得平等发展机会,不断消除人们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
三、重塑经济增长模式的政策选择
全球性金融危机是对“中国模式”的重大考验,也给了我们一次深刻 反思 经济增长模式的机会。中国的发展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在长期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要素红利、人口红利以及全球化红利的势能都在衰减,主要依靠低成本刺激的出口超高速增长逐渐回归常态增长,以大量增加资源资金投入维持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走到尽头的大背景下,经济增长模式正面临着深度转型的重大挑战。“包容性增长”为解决这这些突出矛盾和问题打开了一扇大门。
(一)推进人才强国,优先开发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开发,对提高人们参与经济发展和改善自身生存发展条件,对推动经济持续发展、实现包容性增长,具有重要意义。优先开发人力资源,一方面体现了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为了提高人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为了人的富裕;另一方面体现了发展的主体是人,是投资于人,为了人的全面发展。这就从根本上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主导思想,以人的发展为基础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使人真正成为发展的主体与真正的受益者。
从中国国情和发展条件看,人力资源优势是最需培育、最有潜力、最可依靠的优势。我们应该牢固树立人力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第一资源的理念,加快形成人力资源优先发展的战略布局。要优先调整人力资源结构,优先投资人力资源开发,创新人力资源制度,建立政府、社会、用人单位、个人共同投资人力资源开发机制,积极谋划和调整人力资源专业结构、层级结构、分布结构,大力激发各类人力资源的创新活力和创造智慧。要突出加强创新创业人才队伍建设,大规模培养培育人才,施行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高科技创新成果转化、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三搞联动”,在科学发展中引才育才用才,进一步优化人才创新创业环境,激发各类人才的创造活力,以人才优势构筑发展优势。
(二)实施创新驱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关系经济社会全局的重大任务,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前提条件。要完成这项任务,必须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发展创新型经济,努力实现经济发展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向创新驱动转变、粗放式增长向集约型发展转变。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建立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现代农业为基础、服务业为主体,结构优化、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坚持发展动力包容,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同拉动经济增长新格局。坚持市场主体包容,继续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积极发展壮大产权多元化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增强国有企业发展活力、大力培育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不断扩大市场主体数量和规模,提高发展主体市场竞争力、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坚持区域发展包容,加大统筹城乡力度,加快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加强整体谋划、板块开发,推动各类要素跨区域流动和合理配置。
(三)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包容性增长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基本公共服务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因此,要实现包容性增长,就有必要落实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特别是在医疗、 教育 等领域,在城乡之间逐渐实现机会平等。
要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社会实业领域改革发展的重要任务,真正做到政府保“基本”、社会和市场管“非基本”,逐步完善符合省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在指导方针和目标设立上应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大幅提升公共就业服务、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卫生、公共文化体育、福利救助服务的供给和均等化水平为主要任务,切实加大财政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优化资源配置,深化体制改革,分阶段、有重点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四)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
建立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不断扩大社会保障面,让不同群体共享发展成果,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题中应有之义。要积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再分配具有社会公平功能。要完善居民收入分配调节制度,不断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一方面,通过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更重要的是通过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方法缩小其与高收入群体间的差距;另一方面,要扶持低收入和困难人群,探索建立城乡低保标准正常调整机制和与物价变动相适应的动态补贴机制。对于高收入群体,则是规范其收入,尤其是非法收入和灰色收入。要制定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的约束性指标,调整政府、企业、居民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关系,提高“两个比重”即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促进居民收入和消费可持续增长,确保让广大劳动者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让国民经济进入“GDP增长-居民收入提高-消费增长-内需扩大-经济持续增长”的良性循环。
(五)构建合理保障体系,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安全网,可以大幅度提高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包容度”。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加强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的衔接和协调,不断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要加大公共财政的社会保障投入,扩大各类社会保险覆盖面,健全社会救助体系,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和慈善事业,不断在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取得新成效。推行益贫式保障政策,使贫困人群获得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收入增长。把握基本社会保障的普惠性与适度性,既借助公共财政补助等措施,做到“应保则尽保”,还应防止过度的社会保障引发对劳动者的负面激励和道德风险问题,避免损害包容性增长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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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行稳以致远,欲速则不达。因此,对国内经济形势的分析,也应当基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运行特征及中央宏观调控的新动向。
(一)新常态下我国经济运行特点
1.经济增速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发生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中,我国经济呈现高速增长态势,1979-2013年的35年间,经济增长率超出10%(含10%)的年份就有16个,年均增长率达到9.8%。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开始进入新的下行区间,2015年前三季度同比增长7.4%。“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将由高速增长区间转入中高速增长区间。与此同时,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稳步上升,消费结构总体上趋于合理,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正逐步向合理化转变;投资贡献率显著下降,但投资结构呈现积极变化,质量在提高;服务贸易增长快于商品贸易并且质量上升。
2.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收入分配结构有所改善
近年来,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处于持续上升态势。2014年前三季度,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为196125亿元,增长7.9%,高于同期GDP增速0.5个百分点。从三次产业内部结构来看,农业的内部结构在不断优化,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在工业增长中的带动作用凸显,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也逐步趋于优化。在收入与分配方面,前三季度居民收入名义增速高于财政收入增速和企业利润增速,这说明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有所提高。从衡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城乡居民收入比指标看,2014年前三季度中国居民城乡收入比为2.59,比上年同期降低0.05个百分点,比2010年底降低0.11个百分点。这说明城乡收入比正在回落,城乡差距正在逐步走向缩小。
3.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创新驱动不断增强
当前,中西部地区后劲十足,无论从工业和投资增长情况、进出口总额来看,还是从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居民收入情况来看,前三季度西部地区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均接近或快于东部地区,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同时,我国加快科技改革与发展,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目前新兴产业创投计划国家资金投入达到70.5亿元,累计带动地方资金、社会资本638.5亿元,实现1∶9.1的杠杆放大效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态势良好,一季度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增速达10.9%,高于上市公司6.4%的平均增速,利润同比增长15.4%,成为股市表现最为亮丽的板块。而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截至2014年10月,企业获得授权的国内外有效发明专利888752件,占全国有效发明专利的76.1%。从总体来看,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居世界第一位,国际科技论文数量居世界第二位,发明专利授权量居世界第三位,国际科技论文的被引用次数居世界第七位,已经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科技大国。
4.累积性阶段性风险开始凸显
目前,中国经济运行的累积性、阶段性风险开始日益凸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产能过剩的风险。据统计,2014年三季度,我国产能利用率为78.7%,同比下降0.9个百分点,处于近4年来的较低水平。二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根据审计署2013年底公布的《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公告,截至2013年6月底,地方政府负有债务余额10.58万亿元,同比增长19.97%。三是房地产领域的风险。2014年1—10月,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68751.2亿元,同比增长12.5%,比上年同期回落6.7个百分点。商品房销售额为49227.01亿元,同比下降8.9%,比上年同期剧增32.3%,全年增长26.3%形成明显反差。
(二)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趋势
1.未来经济稳定增长的发展格局不会变
尽管2010年以来我国的增长率有所下降,未来经济增长仍然存在一些不确定性,但总体来讲,经济稳定增长的发展格局不会发生重大改变。一是内需的拉动作用有所上升,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步趋于协调,经济运行的内生性和稳定性得到加强。二是国家的宏观调控基调发生调整。自2013年开始,国家开始调整宏观调控方向。面对经济下滑局面,中央明确表态不会采取大规模刺激经济的政策,坚持不扩大财政赤字,既不放松也不收紧银根。2014年宏观调控最大的亮点就是“精准的定向调控”,通过扩投资、稳外贸、定向降准、减税等举措精准调控经济薄弱环节,与此同时也兼顾调结构的目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继续实施定向调控、结构性调控”,因此定向调控会成为未来一段时期主要的宏观调控方式和政策基调,将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通过远近结合的调控,有效防范风险,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2.外部环境的影响机遇大于挑战
近几年我国开放型经济实际上面临着极其严峻的外部挑战,受欧债危机不断升级、美国经济复苏脚步迟缓、新兴经济体受到冲击、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震荡起伏、世界贸易形势不振等国际贸易环境影响,我国外贸出口增长缓慢。与此相对比,未来几年,主要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有望趋于稳定,发达经济体经济有望进一步好转,世界经济整体将处于平稳之中,国际市场需求将出现回升态势。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 报告 预计,全球经济增速将在2015年回升至3.8%。尽管国际经济环境还存在很多不确定性,但总体外部发展趋势是有利于我们的。
3.重点领域改革将激发内生增长动力
随着中央改革决策的确立,释放改革红利、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成为“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重心。经济的增长动力将通过多领域的制度建设加以激发:一是推进土地及户籍改革、加快新型城镇化步伐将为扩大内需提供基础;二是推进行政及 财税 改革,通过简政放权、调整各级财政关系、结构性减税等,将会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三是推进金融改革,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发展民营银行,促进金融市场的公平竞争,为企业融资提供便利平台;四是中央正在推进长江经济带、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等重大经济路(带)的建设,这些国家战略必将为我国经济增长带来持续动力。
4.民生经济将是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
在闭幕会见记者时提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保障和改善社会成员的生存发展条件,贯穿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运行的全过程,着重提高劳动者的收入、福利水平,提高其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这意味着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贯穿于经济发展的全过程,从而形成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不竭动力。
2017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也是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对做好经济工作意义重大。2017年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未来必须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的新变化,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在更加重要位置,着重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同时要积极推进改革开放,加快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为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创造更好的体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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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惠农政策失效的思考
一、惠农政策失效的表现
(一)惠农政策僵化,不能有效结合实际。惠农政策反映了党和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意志,具有坚定的原则性。但农村的发展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其发展变化存在多样性,上级政策不可能涵盖农业生产发展中的所有问题,不可能把所有问题都规定得具体详尽。因此,要灵活变通惠农政策,探索惠农政策的有效实施形式。但目前惠农政策的执行却呈现出上下一般粗,硬性照搬上级政策的现象。基层政府和职能部门为了规避政治风险,照本宣科传达贯彻上级政策,减少甚至从不对变通执行政策,机械主义倾向严重。过分强调原则性,会导致照抄、照搬、照套的教条主义,一切等待上级政策,不敢试、不敢闯,造成工作进度缓慢,效果不佳,甚至工作无法开展。但在考核压力和利益关系牵动下,基层政府经常会动用行政力量完成目标任务,弄虚作假现象随之产生。
(二)政策之间界限分明,无法形成合力。农村发展中的问题并非是单一性质,问题的产生由来已久,根本原因隐藏得很深,受诸多因素限制,不同问题往往一环扣一环,连锁反应强烈。惠农政策执行单位非常广泛,关联到林业、农业、渔业、国土、气象等多个部门,它们往往各司其职。首先,由于条块分割,各职能部门之间沟通 渠道 有限,没有或者无法进行有效沟通,执行部门分散,协调难度大,联合执行政策成本高;其次,各职能部门受自身职能范围限制,在自上而下的运行模式下,各项惠农政策,尤其是项目建设类政策,在项目实施之前已经以文件等书面形式规定了政策实施范围、资金使用范围。跨越政策界限一步就意味着违规违纪的危险。因此,相关涉农部门无权,也很少主动将本部门的惠农政策与其他部门整合;最后,出于部门利益和政治、经济成本考虑,部分职能部门从自身角度出发,只顾及自己的工作业绩,对上级负责,而非对农民负责。
然而,由于没有从根源上找出引发问题的原因,相关联的问题仍然侵扰着农村发展,眼前的政策实施效果可能会在未来被侵蚀,同类问题甚至会反复出现。如此出力不讨好,好心办不了好事的现象在惠农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不一而足,政策的实施只能暂时性、浅层次地解决问题,无法从根本解除难题。惠农政策不仅仅要解决农民、农村和农业面临的当前问题,更要立足长远,挖掘问题产生的根源,考虑如何应对以后可能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
(三)惠农政策公共利益取向偏离。惠农政策是政府提供给社会的重要公共产品,农民利益是惠农政策的本质属性和伦理诉求,为农民增加福利是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而惠农政策的制定是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动态过程,是制定者在一定的理性限度和价值取向中制定的,理性的有限性和价值冲突性决定了政策制定并非会自觉地从农民利益角度出发。在国家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各级政府面临着很大的发展压力。上级政府为了完成任务,会将压力分解转移给下级政府。对于基层党政领导干部而言,自己的直接上级是最重要、往往也是最权威的利益相关者,官员提升与评优、奖励与惩罚的主动权完全集中在上级手中。在缺乏必要的伦理素质与适当的权力约束机制下,惠农政策沦为少数人谋求政治、经济资本的工具。
二、惠农政策失效的原因分析
(一)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充满利益博弈。调整与确立社会经济利益结构,促使社会经济健康发展是惠农政策的目的,惠农政策的实施自然有利于国家利益。但整体有益性并不一定存在于每一个地区、部门。惠农政策的执行主要集中于基层政府,它们可能代表着部门、地区乃至小集团的利益。惠农政策的执行主体在面临自利价值取向、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时,为了尽可能地维护本地区、本部门甚至本人的政治、经济利益,可能会以惠农政策对本地区、本部门的政治、经济利益损益值作为执行参数,做出执行偏差行为,造成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之间出现断层。当惠农政策在整体上无益于,或对本地区、本部门包括本人的政治、经济利益益处不大,无法满足其要求时,执行中就会调查研究少,科学决策少,凭 经验 和习惯决策多,或者消极怠工,执行随意性大,对上级政策的细化操作少之又少,或者勉强完成任务,创造性、主动性和积极性不足。
(二)激励机制不科学。目前惠农政策的执行以党委、政府和村民委员会为唯一组织形式,执行过程垄断现象凸出。基层公务员不辞辛劳地执行政策,不能得到现时的物质激励,也不会因为政策执行效果不佳而受到责任追究,执行有效程度如何也难有明确标准。公务员薪酬制度中级别工资所体现的工作数量与质量的差异并不大,激励作用并不显著,考评结果与职务晋升和薪酬奖励脱钩。在一线执行政策的村级干部也无可观的政治、经济可图,引发懒惰执行、敷衍执行、选择执行和附加执行行为产生。
“在每一个群体中,都有不顾道德规范,一有可能便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人;也都存在这样的情况,其潜在收益是如此之高,以至于极守信用的人也会违反规范,有了行为规范也不可能完全消除机会主义行为。”在“理性经济人”思想的左右下,当执行者的目标和利益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发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机率就会增高。
(三)监督机制不健全。现阶段制约我国惠农政策执行监督工作有效开展的因素很多,监督法制不健全、监督 方法 不恰当、监督机构无权威、监督渠道不畅通,并且存在预算管理不严、投资效益评估欠缺、法律监督不够健全、审计监督难以到位、财政监督方式落后、社会监督渠道较少等缺陷,导致对政策执行行为的监督缺位与乏力,不能对执行者的行为与结果进行有效的责任追究,影响惠农政策效益的发挥。
三、防范惠农政策失效的机制
(一)以执行需求为导向建立组织体系,提高农业服务社会化程度。一是强化统一领导作用,实现资源整合。为了有效协调各涉农部门之间的工作,需要减少政策执行的行政层级,精简审批程序和环节。各涉农部门应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统一领导和安排部署下,统一思想,积极投身到惠农政策整合工作中,以强农惠农资金整合为载体,以惠农政策整合为工具,通过对整合政策和调控资金,科学、合理配置资源,统筹规划、调整生产发展布局,实现地区与地区、地区与部门、部门与部门之间生产要素合理组合。二是突破传统观念束缚,提供多元化服务方式。在实行惠农政策时,政府承担着多样化的职能和服务,而承担具体职能的机构未必一定是政府机构,在村一级也不一定是村委会等组织。职能和服务内容的多样性决定了政府提供服务的方式应多样化。执行机构改革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结构的单一性,“各个部门应该根据职能和任务来组织工作,其体制和内部结构必须有利于高效率地执行政策,提供服务”。在某些层级和领域,执行组织模式和机构类型要打破执行垄断,只要是有利于政策有效执行的组织形式都可以采用。
(二)建全激励机制,提高执行机构与执行者的积极性。以农民、农村发展需求为导向,建立激励机制。各级政府和相关执行者应从农民的角度而非政府的角度来评价实施结果,并由关注实施结果、自身利益转为关注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各执行机构急需科学设置惠农政策执行中申请检验、审查、审批、执行等环节的时间,确定工作岗位的执行效率指标。同时,必须逐步健全考评目标和体系,将考评结果与公务员级别工资的发放相结合,以工作任务或项目绩效考核结果为发放标准,以完成工作任务或执行项目的多少、好坏、快慢等决定公务员级别工资的高低,严格以评价结果给予执行者相应待遇。
(三)加强农民需求调查研究,发动农民参与政策制定与执行,提高惠农政策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农民本身比任何人都要了解自己的需求偏好和政策诉求,任何局外人都不可能代替农民表述他们的利益需求。因此,惠农政策的制定最应该聆听农民的心声,把握农民对政策的需求。
参与惠农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前提是充分了解政策的内容。但目前,农民了解惠农政策的渠道比较单一,村委会连接政府与农民的桥梁作用未能显现出来,信息自上而下传递不够顺畅,农民的需求与意愿也不能及时反馈给上级政府。现实的紧迫性要求村委会通过多样化的方式加强政策信息传播,县级政府应对村委会宣传惠农政策的实际效果严格考核,将辖区内农民对惠农政策的知晓程度作为考核乡镇、村领导干部的重要指标之一。当然,“人们学习成为有能力的话语参与者要经过一个成长过程,这需要时间和充分实践的机会。”
民初烟酒政策思想(1912-1926年)
一、民初烟酒税改革的背景
民初一系列保护和鼓励实业的政策法令,抵制洋货、提倡国货的民族运动,刺激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西方税制思想为民初烟酒税改革做了思想铺垫。
为维持脆弱的政局,北洋政府基本靠借债度日。曹汝霖曾说:“其时财政困难已达极点,各省应解之款,都为督军扣留;发行国内公债,则旧公债尚未整理,续募为难。”
北洋政府年度借款额超过一亿银元的有七年,占借款总额超过5%的年份正好也是这几年,最高年份是最低年份借款的3.7倍之多。大量的借债刺激了北洋政府对国内财政的调整,烟酒税逐渐“崭露头角”,上升为国家税,甚至在对外借款中充当抵押品。
二、民初烟酒税改革的经过
中华民国成立后,各地征税情况比较混乱,北洋政府积极筹划整理烟酒税。1914年,北洋政府财政部设立了杂税整理处,专门从事包括烟酒税在内的各项杂税整理工作。1915年3月,公布整理烟税、酒税两项章程,章程要求各省将原有的烟酒税捐合并征收,提高税率,并统一用银元计算,但仍旧无法达到全国烟酒税法的统一;同年4月,推行烟酒公卖制度,拟将烟酒税、捐、厘等并入专卖利益中逐步解决。但原有的烟酒税、厘捐等仍然保留,继续按各省原有规定征收,出现重复课征现象。1917年,全国烟酒事务署设置烟酒税费统一征收筹备处,后因政局动荡未曾实行。
政府对烟酒税的重视,烟酒税地位随之提升,烟酒税丰厚的利润,为北洋政府提供了雄厚的资金,支撑着北洋政府内政外交,北洋政府更以烟酒税作抵押,换取外国侵略者现银的支持,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利益面前明争暗斗,截留现象一直存在,中央政府为了扩大税源,更是巧立新税,沉重的负担转移到广大群众身上,引发了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唇枪舌战,更有实际性的“税收保卫战”。
三、民初烟酒税改革之社会动议
在烟酒税率上,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周学熙强调重征烟酒税,1915年4月26日,在给袁世凯的呈文中说:“窃查烟酒为消费品中近于奢侈品,各国皆课重税……注重公卖办法不可……各省烟酒两项并办,以节经费。”梁士诒也提出增加烟酒税率,尤于严禁奢侈之中,可增加收入之效。
在烟酒御侮上,熊希龄于1912年5月向参议院 报告 财政施政意见中认为“烟草专卖,虽有外交上之关系,然亦可逐渐设法,以为抵制之计”。熊希龄注意到烟叶税被外国侵略者把持,但考略到烟叶税的高额利润,还是尽力采取挽救 措施 ,竭力与外国人争利。民族烟草企业代表简照南主张取消外商烟厂享受的特权,给予国产卷烟以一定的优惠税制。他指出:“纸烟一业……虽由时势人情所致,实缘税率不平之一大关系也”,“查外来纸烟于进口时完纳正税一次,以后无论至何通商之埠均不重征,此舶来品之权利也。”简照南主张卷烟统税,以便取得与外商产品对抗的相同竞争权。
四、民初烟酒担保的社会抗争
1916年11月21、22日,美国芝加哥大陆产务银行借款500万美元,借期3年、并批准 借款合同 ,以政府烟酒公卖费税为担保。1919年,北洋政府拟向美国续借美金2500万元,仍以烟酒税全数作为抵押。为支付到期的还款,财政部改向美国太平洋拓业公司借款550万美元,以烟酒税为担保,条件是聘美国人兰庆为烟酒署稽核。
中国烟酒联合会1919年10月31日致电大总统及国务院相关部门云:“烟酒借款,主权丧失,授人以柄,万民嗟怨,迭次争阻。”12月13日再致电云:“烟酒借款一事,迭电呼吁……顷报载此项借款现已成立,仿盐税抵押办法,用外人为稽核,全国震恐,罔知所措。”
1920年1月6日,上海总商会致电大总统、国务院、全国烟酒事务署及参众两院,指出烟酒借款“辱国病民”,授稽核之权于外人,“垄断凭凌,势所必至”,外国烟酒将更加充斥国内市场,故敦促政府“迅予设法取消。”
1921年9月,财政部提出第三次向美国借款,其借款金额3000万美元,限期10年,利息8厘,以烟酒税收入及陕西、福建、河南、安徽4省之货物税为抵押品。此项借款一开始就遭到北京银行公会等反对,继而4省督军、省长均要求取消以4省货物税为抵押品,此续借款方予终止。
北洋政府统治的十几年期间,中国烟草税赋体制经历过一个动荡与变革的阶段。
结束语:民国初期烟酒税改革,不仅对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对今天的烟酒税改革依然有不小的参考价值。后期的南京国民政府烟酒税改革,基本沿袭了民国初期关于烟酒税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挽回烟酒税主权的斗争,也在局部小范围推动了中国反抗外国侵略者的大势。对于烟酒税的探讨,绝不仅仅是财政问题,也不仅仅止步于思想领域,更在于广阔的现实实践,对烟酒税的摸索,必然随不同的实践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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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均衡与政策微效问题研究
引言
随着各国福利事业的发展,社会政策这一学科逐渐成为一门显学而受到各个领域的 重视?但 是目前的社会政策研究主要侧重于较为抽象和宏观的原问题的讨论上,如集中在对于概念的 界定;对于社会政策基本问题的探索等等?杨团在《社会政策的理论与思索》一文中对社会 政策的定义和问题都作出了 总结 ,其中他将社会政策的定义归类为一种社会行动计划和对 社会计划的不同选择,另一种则将社会政策定义为影响社会福利的一 系列的政策活动;而社会政策的基本问题则是社会政策的背景?社会政策的目标?社会政策 的范畴?社会政策行动的形式和行动策略?社会政策的本质?社会政策的信念?尽管人们在 原问题上倾注了很大的力量,但是由于社会政策问题的复杂性,至今在这一领域并未达成太 大的共识?
与此对照,人们却很少从政策的实施过程角度进行研究?《社会政策实施过程中的行为变迁 》一文给我们开了一个先例,也带给作者很大启发,该文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角度去 阐述社会政策过程中的行为选择;另一种从制度角度出发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于制度模 式的各国比较上?本文将不同于上述两种研究社会政策的制度视角,而是从社会政策实施过 程中制度的形成和变迁的角度出发去解释“政策微效”现象?同时,在社会政策的定义上, 本文的定义 方法 缘自迪尔凯姆所运用的一种定义方法:即从最简单的角度出发,抓住目前所 确定的社会政策的主要特征,而将社会政策定义为一系列旨在提高全社会福利的制度安排? 由此,本文试图建立一个制度分析模型,并运用这一模型去分析目前社会政策实施过程所遇 到的“社会政策微效”问题?
制度模型的建构
在模型建构之前,我们无疑要明确一个概念,即什么是制度?我们援引诺思的说法 ,“…… 这个结构是规则?惯例?习俗和行为信念的复杂混合物,它们一起构成了我们日常的行为选 择方式,并决定了我们达到预期目标的路径?” 从此论断出发,我们可以作出两个方面的 判断:制度不仅包括正式制度,亦包括非正式制度;制度影响了我们的社会选择,同时亦是 我们作出选择的路径之一?
随着博弈论在经济学中的广泛应用,一种新的制度观念正在形成,即依托于博弈均衡理 论的制度观:制度既是一种博弈规则,也是一种博弈均衡?具体来说,制度的本质特征被认 为是参与人行动选择的自我实施规则,在重复博弈的状况下,这些规则被认为是重要的,因 此,它们能规制参与人持续不断的互动过程?……博弈规则是在一个相关的领域内参与人通 过互动而内生的,因此他们是自我实施的?
从上述一些制度理论,本文给出了下列一个制度形成的模型:
在进一步解释模型之前我们将确定一个基本假设(而这个假设将成为本文此后论证的一个基 础):我们确定,一个制度的形成是参与者之间共同的要求,即认为制度的形成在事实上是 有利于共同利益的获得,并且相较而言,每个人因此为之付出的成本都是小于所获得的利益 ,即存在一个制度建立的需要?在此,本文汲取了交易成本理论的基本观点,即制度改革 和制度创新之所以难以实现,其根本原因在于选择新制度的成本支付和新制度确立后效益之 比,比值为正时,选择行为进行,新制度可以形成,比值为负时或不清楚时,选择行为中止 ,新制度难以成立,即存在一个制度成本问题?
进而笔者将从如下几点来具体阐述自己的模型:
1.制度的形成是参与者之间的利益博弈的过程,并最终达成的一种均衡状态,在这个过程中 ,每个参与者都不停的提出与自己利益最相关的原则 措施 ,并试图去影响其他人的观点,但 出于形成一个制度的共同利益追求,最终会达成一个照顾到各方利益的次优均衡模型?对于 任何一个参与者的被排除都有可能导致这一均衡的不稳定,同时,随着外界的影响,彼此之 间的利益也是处于动态的不停变换过程之中的,因此这个均衡并非是静态的,但是打破这个 均衡就面临着一个成本与收益的比较问题,因此,制度亦具有相对的懒惰性?从上述的阐释 来看,我们认为制度的形成体现的不仅仅是一种形式的理性,亦体现了一种过程理性?
2.按照诺思的路径依赖原理1的观点:当一条发展路线沿着某种具体进程进行时,系统的外 部性?组织的学习过程以及历史上关于这些问题形成的各种思想观念?风俗习惯就会增强这 个进程?因此制度作为一个博弈均衡的系统,它亦受到其他领域的各种正式制度及各种习俗 ?习惯等的非正式制度的影响?林梅在《社会政策实施过程中的行为变迁》在对我们国家的 “平皖行洪?移民建镇”政策的实施过程的考察中,发现非正式制度对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起到很大的作用,有时候甚至取代正式制度而行事?“一项制度安排或社会政策在实施过程 中发生偏离,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构,社会政策与制度发生偏离的根源存在于该项制度 安排的内部,存在于该制度下的各行为主题的利益冲突与矛盾之中?“……社会政策的具体 执行和进一步的演变更多地是作为某种‘结果’,即处于制度中的人们的习惯性行为的‘结 果’?即处于制度中的人们的习惯性行为的结果?”
3.一项制度的形成之后,最终亦成为组成社会结构的因素之一,从而影响这种博弈均衡的稳 定和其他领域的制度以及各种其他非正式制度?
4.重复第一点所提到,即任何一次制度的形成和变迁均是人们对于成本和利益衡量的结果, 当然有时候我们从现实出发,会发现一些制度并不是依这个原理去操作,在笔者看来,这就 如韦伯的思考方式一样,从一个理性类型中去发现现实中的种种的合理和不合理之处?
以上是自己对于这个模型的一些阐释,在作者看来,这一模型仅仅是一个分析问题的框架, 就如韦伯的四个理想类型一样?接着作者将利用这个模型来分析当前的社会政策在实施过程 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其中最主要是解决“政策失效”问题?
政策微效问题的分析
为了验证笔者的上述模型的可解释力,笔者选取北京市农村社会养老 保险 制度的实 施情况作 为自己的研究材料(下文简称该文巫文)?在这次调查中,巫文提出了一个政策微效的概 念,所谓的政策微效,“即是指政策意图与政策结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从一种制度 理论的视角出发,我们就是可以认为制度的存在尽管体现了制定方的一种试图理性化的美好 理想,但是无疑这一制度并没有从制度的实施过程去考虑,即是一种制度的形式合理性与制 度的实质有效性存在着冲突,从而导致制度的失效?制度被悬置不起作用身体阻碍作用?无 疑,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发觉通过上述的模型可以得到一些答案?
让我们进一步来看看这个政策微效存在的具体实例: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农保政策在实施过程存在这样一种现状,即尽管农保政策已经推行了10 年之久,但实际上参加农保的人数却只达到了36.8%,有近2/3的京郊农民没有对政策积极 响应?
无疑,这就存在一个信息的达致问题,在我们看来,政策能否全面?真实?准确?顺利地到 达其服务的团体,是实现政策效果的首要环节?那么为什么信息无法及时地传达呢?在我们 看来,从深层的制度原因来看,即是因为制度的传导机制出现了问题,人们难以准确的获得 信息?从一个主要原因来看,这就要追究这一系列的制度安排的设计问题,在我们看来,从 实际角度出发无疑它并不是以其所达标的团体为服务对象,而只是为了制度的设计本身而设 计,设计人为制度所异化?从我们的理论模型出发,我们认为制度的设计过程中,是一个各 个利益参与者互动均衡的过程?但是从现实出发,无疑在这一政策的设计上单纯的由政府出 面设计?当然,从一定的角度来看,这能够节省一部分的成本,但我们认为作为一个利益主 体之一,它并不能很有效的反映其他利益主体的利益,从而就难以形成一个考虑到各个利益 主体的制度?毕竟政府并不是一个完全理性而独立的主体?因此从此模型出发,我们认为在 政策的制定的过程,应该尽可能的多吸收各个利益主体的意见,当然,政策在形式上往往以 各种法律?法规的形式出现,但是这并不矛盾?因此,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政府所作的一 方面是作为利益主体参与博弈,与此同时,亦作为制定者来制定政策,但这种制定只是在忠 实的执行各方以达成的意见?
进一步的,正如上表还反映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存在2/3人在知晓这个政策的情况下,依然 有一部分人未参与这一政策?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制约了人们的行为选择呢?在回答这个问 题之前,我们从模型出发做出如下几个基本假设:
1.在农村中传统的养儿防老的家庭养老观念束缚了这一政策的大规模推行?
2.从政策角度出发,认为由于这一政策并不是各个利益群体一起博弈形成的均衡,因而对于 政策的稳定性?有效性?代表性都是存在着疑惑?因此这些问题束缚了这一政策的大规模推 行,而无疑,解决方案还是要回到如何从政策的制定角度出发
3.市场制度(如一些商业保险制度)在农村中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农村养老保险制 度的竞争对手?
从上表中,我们发现倾向选择子女养老的人仍占到43.8%,接近一半,无疑这反映了在农村 中“养老防老”的观念仍然很重要,但正如巫文中所阐述的,这个地位已经在削减了,已经 不再处于支配地位,而且即使选择这种方式的,对于农保并没有完全的心里排斥?
无疑上述的描述验证了我们第一个假设,即认为在农村中传统的养儿防老的家庭养老观念束 缚了这一政策的大规模推行,即在制度的形成和变迁过程中,各种习俗?习惯等的非正式制 度作为一种观念的传承影响了人们的选择,进而影响了制度的产生和实行?随着社会的不断 的理性化,家庭的功能发生了变迁,以前的功能在新的社会情势下趋于瓦解,并发生部分的 转变,功能发生了迁移?这种变迁反映到了人们态度上,也就体现了在养老问题上,传统观 念和习惯?习俗的淡化?
在上表中,我们还发现了参加其他商业保险也占到了13.4%,尽管这个的关联性似乎不是 特别强,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谨慎的提出对于第三个假设的验证:市场制度(如一些商业保险 制度)在农村中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竞争对手?随着市场经济 的不断发展,至少在两个方面对人们的行为选择发生了影响,一是表现在对人们思想观念上 的影响上,市场经济伴随着一系列市场的观念价值体系?而这些价值体系随着经济的发展, 逐步深入到人们的心中,成为支配的观念,进而影响人们的行为选择?二是表现在组成市场 经济的各种制度安排逐渐成为组成社会结构的一部分,进而影响人们的行为选择?
进一步的我们来思考一下农民在实际的行动中不投保的原因:
从上表中,我们发现人们在对这一社会政策的制度安排,至少存在如下的疑惑:1.尽管 知道 这一社会政策,但无疑对于各种细节和如何实施,依然存在着空白?2.对于社会政策的稳定 性缺乏信心?3.对社会政策效果缺乏良好的预期?对于此,笔者认为这很大程度是可以从 第二个假设中得到很好的回答,即认为由于这一政策并不是各个利益群体一起博弈形成的均 衡,因而对于政策的稳定性?有效性?代表性都是存在着疑惑?因此这些问题束缚了这一政策的大规模推行?
以上我们基本上回答了农村社会保险制度作为一个政策为什么会存在政策微效的问题,笔者 的分析角度是从制度的产生角度来看?当然进一步的分析可以从制度的实施过程中去进行, 如巫文这方面就有所涉及?本文的基本观点即是认为社会政策作为一系列制度安排,制度的 形成是参与者之间的利益博弈的过程,并最终达成的一种均衡状态?因此,我们在制定政策 的时候,必须是各个利益主体充分博弈的过程?而在农村社会政策,我们的观点是,我们不 能忽略其中最大的利益主体――广大的农民?
进一步的思考
本文的努力当然并不只是针对农村社会政策,而是能够推广到各个方面的社会政策 的思考, 但是无疑本文的思考并不是一个十分成熟的结论,在运用这个模型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例 如在本文的结论中我们提出要在制定政策时,充分考虑到各个利益主体?制度的形成是各个 利益主体充分博弈的过程,但是无疑一个新的问题呈现在我们眼前(事实上上文中有所提及 ),就是一个制度成本问题,当我们面对这种情况――博弈的利益主体分散时,我们就有一 个利益主体的集中问题,同时如何融合各方的利益,这些都将成为我们制定政策的巨大的成 本(举农村社会保险政策作例,广大的农民的如何统一,如何融合形成一个合理的政策)? 本文进一步的设想是在遇到这种利益群体分散且多的情况下,能否集中成立一些代表各方利 益群体的独立的中介组织,由这些组织来间接的进行博弈,从而就能有效的降低各方的成本 ,达到成本与利益的均衡?因此,下一步的努力将集中在如何论证这一方案的可行性和有效 性?同时 文章 的还将继续论证政策的实行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的问题,因为在我们看来,制 度从建立到实行过程是一个系统的过程,任何一个过程都将导致“政策微效”问题的出现?
“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形成及其政策内涵
2010年9月16日,胡锦涛同志在出席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开幕式时,发表了题为《深化交流合作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致辞。胡锦涛强调,实现包容性增长,切实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为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实现经济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社会基础,是亚太经合组织成员需要共同研究和着力解决的重大课题。11月14日,在日本横滨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第十八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胡锦涛同志发表的《深化互利合作实现共同发展》重要讲话中,再次倡导“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一、“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形成
“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理念的形成,与21世纪90年代发展起来的权利贫困理论以及关于社会排斥方面的研究密切相关。21世纪中期以来,人们关于经济增长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增长理念也从单纯强调增长向更深层面演进。世界银行于1990年提出“广泛基础的增长(broad-based growth)”,其后进一步提出“对穷人友善的增长(pro-poor growth)”的理念,并以此制定世界银行的贫困减除政策以及指导各国相关实践。“对穷人友善的增长”理念强调要形成一种使穷人能参与经济增长并从中获益,以及增加自身人力资本投资的良性循环机制。“对穷人友善的增长”的理念吸收了能力贫困理论要素,开始重视贫困人口人力资本的培育和能力的提升,强调将贫困人口吸收到增长过程中,确保贫困人口能参与经济增长,在这个过程做出贡献,并合理分享增长的成果。
进入新世纪以来,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在“对穷人友善的增长”基础上,先后提出了“包容性增长”的理念,其基本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基本核心是追求机会公平和权利公平。作为发展经济学的一个新概念,“包容性增长”有着不同的诠释,但综合来看,是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状态的一种描述,并且这种状态至少需要满足三个基本条件:一是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二是对所有社会成员的包容;三是平等的机会利用。“包容性增长”理念强调要建立具有包容性的制度,提供广泛的机会,而不是将增长政策和具体旨在实现公平的政策割裂开来;强调通过维持长期及包容性的增长,确保增长效益为大众所广泛共享。在政策层面,以“包容性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包括三个相辅相成的支柱:一是通过高速、有效以及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最大限度地创造就业与发展机会;二是确保人们能够平等地获得机会,提倡公平参与;三是确保人们能得到最低限度的经济福利。
二、深刻理解中国式“包容性增长”的内涵
中国式“包容性增长”概念的提出与时下国际经济、政治形势密切相关。“实现包容性增长,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胡锦涛同志的这一论述,阐明了实现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意义,赋予了中国式“包容性增长”更深更新的内涵。从国际的发展和平两个主题看,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国与国应互惠互利、携手共进、包容发展。从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让每个公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目标看,“包容性增长”理念与“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是一脉相承的,本质上是“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理念在增长上的集中体现,它明确了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改善的同步性,揭示了经济增长的落脚点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与 文化 生活的需要。准确理解“包容性增长”的内涵,需要把握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包容性增长既强调经济增长的速度,也强调经济增长的方式,不仅是量的容纳,也是质的提升,二者同等重要。包容性增长首先是一种“增长”,这就对经济增长的速度提出了一定的要求。但是,仅有经济增长的速度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不必然带来贫困人口的减少。因此,还必须强调经济增长的方式,使增长成为基础广泛且包容一个国家和地区最大多数人口的增长。在一个实现包容性增长的社会里,不论种族、肤色、性别、年龄、体力、智力,人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和责任,人人都有用武之地,人人都得到保护,免于被歧视和被排斥。
其次,包容性增长应该以优先开发人力资源、实现充分就业为基础。包容性增长更倾向于通过增加就业机会为个人创造工作岗位,使其不断提高收入、改善生活,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而不是直接通过收入再分配使个人被动地摆脱贫困。要实现充分就业,就要优先开发人力资源。人力资源开发对提高人们参与经济发展和改善自身生存发展条件、实现包容性增长,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和意义。
再次,包容性增长应当使人们平等、广泛地参与经济增长的过程并从中受益。提倡包容性,并不是为了经济增长而不择手段,而是要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公平正义的方式,让发展的成果普惠大众尤其是困难群体,并由此构筑新的发展基础。要实现包容性增长,就要着力促进人人获得平等发展机会,不断消除人们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
三、重塑经济增长模式的政策选择
全球性金融危机是对“中国模式”的重大考验,也给了我们一次深刻 反思 经济增长模式的机会。中国的发展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在长期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要素红利、人口红利以及全球化红利的势能都在衰减,主要依靠低成本刺激的出口超高速增长逐渐回归常态增长,以大量增加资源资金投入维持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走到尽头的大背景下,经济增长模式正面临着深度转型的重大挑战。“包容性增长”为解决这这些突出矛盾和问题打开了一扇大门。
(一)推进人才强国,优先开发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开发,对提高人们参与经济发展和改善自身生存发展条件,对推动经济持续发展、实现包容性增长,具有重要意义。优先开发人力资源,一方面体现了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为了提高人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为了人的富裕;另一方面体现了发展的主体是人,是投资于人,为了人的全面发展。这就从根本上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主导思想,以人的发展为基础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使人真正成为发展的主体与真正的受益者。
从中国国情和发展条件看,人力资源优势是最需培育、最有潜力、最可依靠的优势。我们应该牢固树立人力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第一资源的理念,加快形成人力资源优先发展的战略布局。要优先调整人力资源结构,优先投资人力资源开发,创新人力资源制度,建立政府、社会、用人单位、个人共同投资人力资源开发机制,积极谋划和调整人力资源专业结构、层级结构、分布结构,大力激发各类人力资源的创新活力和创造智慧。要突出加强创新创业人才队伍建设,大规模培养培育人才,施行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高科技创新成果转化、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三搞联动”,在科学发展中引才育才用才,进一步优化人才创新创业环境,激发各类人才的创造活力,以人才优势构筑发展优势。
(二)实施创新驱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关系经济社会全局的重大任务,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前提条件。要完成这项任务,必须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发展创新型经济,努力实现经济发展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向创新驱动转变、粗放式增长向集约型发展转变。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建立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现代农业为基础、服务业为主体,结构优化、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坚持发展动力包容,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同拉动经济增长新格局。坚持市场主体包容,继续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积极发展壮大产权多元化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增强国有企业发展活力、大力培育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不断扩大市场主体数量和规模,提高发展主体市场竞争力、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坚持区域发展包容,加大统筹城乡力度,加快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加强整体谋划、板块开发,推动各类要素跨区域流动和合理配置。
(三)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包容性增长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基本公共服务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因此,要实现包容性增长,就有必要落实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特别是在医疗、 教育 等领域,在城乡之间逐渐实现机会平等。
要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社会实业领域改革发展的重要任务,真正做到政府保“基本”、社会和市场管“非基本”,逐步完善符合省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在指导方针和目标设立上应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大幅提升公共就业服务、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卫生、公共文化体育、福利救助服务的供给和均等化水平为主要任务,切实加大财政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优化资源配置,深化体制改革,分阶段、有重点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四)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
建立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不断扩大社会保障面,让不同群体共享发展成果,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题中应有之义。要积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再分配具有社会公平功能。要完善居民收入分配调节制度,不断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一方面,通过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更重要的是通过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方法缩小其与高收入群体间的差距;另一方面,要扶持低收入和困难人群,探索建立城乡低保标准正常调整机制和与物价变动相适应的动态补贴机制。对于高收入群体,则是规范其收入,尤其是非法收入和灰色收入。要制定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的约束性指标,调整政府、企业、居民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关系,提高“两个比重”即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促进居民收入和消费可持续增长,确保让广大劳动者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让国民经济进入“GDP增长-居民收入提高-消费增长-内需扩大-经济持续增长”的良性循环。
(五)构建合理保障体系,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安全网,可以大幅度提高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包容度”。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加强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的衔接和协调,不断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要加大公共财政的社会保障投入,扩大各类社会保险覆盖面,健全社会救助体系,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和慈善事业,不断在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取得新成效。推行益贫式保障政策,使贫困人群获得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收入增长。把握基本社会保障的普惠性与适度性,既借助公共财政补助等措施,做到“应保则尽保”,还应防止过度的社会保障引发对劳动者的负面激励和道德风险问题,避免损害包容性增长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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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不会啊,带你找了一篇。论公共政策分析中的“公共”原则——可持续发展角度的透视内容提要:“公共’原则有着特殊的公共政策分析中的内涵。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透视公共政策分析的理念、过程、公平目标及其模型等方面还存在若干违背“公共”原则的现实缺陷。必须使“公共”原则在公共政策分析的理念上得到反映,主体上得到遵循,公平目标的“立体”性上得到体现,内容上得到落实,才能确保相应的公共政策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美国公共政策学者斯图亚持·尼古认为,公共政策分析就是根据政策与目标之间的关系,在各种备选的公共政策中确定何种政策将最有效地实现一套既定目标的过程。这一分析过程,是政府“政策主张的先决条件”,亦即政府决策、主张及其实施的前提,从而决定了公共政策的性质。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危害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能力的发展;是指既实现人类经济发展的目标,又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并促进人与环境和谐地发展。笔者认为,尽管不是每个具体而微的政策问题都与可持续发展问题有关,但至少从宏观而言,在公共政策分析过程中,必须遵循“公共”原则,才能使公共政策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一、“公共”原则的内涵我国台湾学者张世贤、陈恒均认为,公共政策是政府用来“处理或解决公共问题或公共目标”的。日本学者药师寺泰藏也认为,公共政策就是为“公共”而制定的政策。可见,“公共”指向的目的性是公共政策的本质属性。公共政策分析只有遵循“公共”原则,才能真正体现这一本质属性。这里所谓“公共”原则,一是指政策问题取向的公共性,即在公共政策分析过程中坚持以公共利益的实现为原则。公共利益是一个结构复杂的系统。各利益主体间的此得彼失,影响着公共利益的实现,甚至影响着正常的社会秩序。因此,政府作为“一个国家或社会的代理机构”,在借助政策手段行使公共权力、承担公共责任、解决公共问题的过程中,必须谋取公共利益,而不能在私人领域侵犯私权,或为少数人甚至政府自己谋取私利。“公共”原则要求,要以公共利益的实现问题为纲领性的政策问题进行公共政策分析,使政府决策能够更有效地约束、引导各社会主体,包括政府自己在公共领域内以其秩序化的活动增进公共利益,并“中立”地使之为现实和未来的各社会主体所平等分享。二是指政策目标取向的公共性,即在公共政策分析过程中坚持以代际目标的实现为原则。从一个历史过程来看,“公共”原则要求,通过公共政策分析,使政府决策得以把政府的行为目标,规范、约束在既立足当代人的利益要求,又确保未来人可发展的基本条件的取向上。唯有如此,才能体现政府行为在代际之间的公共性、公平性,而不是偏执于当代的自私性、狭隘性。“发展才是硬道理”。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有当代和未来连续、不间断的发展,即持续发展,才能真正确保全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这种代内和代际的持续发展,是当代人和未来人公共利益的根本体现。因此,从另一角度也同样可以说,以代际目标为取向的公共政策分析,同样是在公共利益实现意义上的“公共”原则的体现。三是指政策问题范围取向的公共性,即在公共政策分析过程中坚持以整个发展系统全面、协调的发展为原则。根据前面的结论,持续发展问题也应该是当代政府纲领性的政策问题。持续发展是整个发展系统内各因素的全面、协调发展。目前,全球范围内形成的威胁着持续发展的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人口剧增、生态破坏等严峻问题,正是由于当代政府违背“公共”原则,默许甚至鼓励人们对公共资源“各取所需”式的无节制开采与利用,才造成了发展系统内部各因素之间,尤其是人与资源、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失调,使符合持续发展需要的公共资源的供给呈现出间隙性,甚至短缺或中断。因此,从政策问题认定的范围来看,“公共”原则就是要求政府就所有制约持续发展的问题,包括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从当代人到未来人的各种有关发展问题的有序而系统的解决,既尊重人类的利益,又尊重自然界的利益;既尊重当代人的利益,又着重作为利益主体目前尚还缺位的未来人的利益。还需提及,如上所述,公共政策分析中的“公并’原则,实际上已内在地与持续发展问题联系在一起了。可持续发展既是一种持续发展的状态,又是当代人类在发展问题上的一种价值取向。可持续发展问题与公共政策分析中的“公共”原则之间,是内在相连的。可持续发展理应成为人们透视公共政策分析的“公共”原则的基本角度。二、当代公共政策分析对“公共”原则的偏离从可持续发展这一基本角度看,当代公共政策分析在若干环节上的局限,使公共政策难以真正体现公共利益要求,实现代际发展目标,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发展系统内各因素之间的关系,偏离甚至违背了“公共”原则。(一)公共政策分析理念对“公共”原则的偏离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者提出的个人利益先于公共利益的思想,一直深深地影响着现代政府的决策理念,以致于发展为约瑟夫·雷茨自由主义的国家中立原则,认为纵使公民的所作所为为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所不赞成或违背了绝大多数人的愿望,只要不侵犯他人权利,国家也不得干预。美国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肯尼思·阿罗甚至专门论证了“不可能定理”,认为社会一般不可能形成某种一致的选择,或对事物进行一致的优劣排序;即使这里的所谓“一致”仅理解为“多数决定”,也是不太可能的。按照这样的逻辑,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公共利益,至少,不存在一种能够明确定义,在现实中能够实际起作用的公共利益。这种否定公共利益的存在,片面强调国家中立,而不得干预所谓不损害他人利益的个人利益的决策理念,无法使公共政策分析体现“公共”原则,必然损害公共利益,当然也影响着体现了公共利益的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二)公共政策分析过程对“公共”原则的偏离不少学者认为,“公共物品生产的资源配置问题不能通过经济市场来解决,而要通过政治市场来解决”。因此,当代政府的政策分析过程,多是凭借政治市场进行博奕的过程。一方面,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尽管政治市场在起点上具有一人一票的平等性,但在终点上受“少数服从多数”的主导,表现出了“多数”强制“少数”的不平等。并且,“国家在过去被看作是大公无私的,现在则被当成参与政治活动者进行交易的市场”。因此,作为有“经济人”特征的选民与政治家,其政治市场上的价值取向,不能不受组织良好或力量强大的利益集团的影响,使政府常常不得不制定有违“公共”原则的政策,把公共资源的利用导向对公共利益的破坏,或者反过来,借公共利益之名,据公共资源为非“公共”之用。另一方面,受认知能力的局限,当代政府还不具备足够的能力,按政治市场的要求去准确地收集信息,并形成与整个社会的公共要求相一致的偏好。这就使政府与其各个部门之间难以获得有效的沟通,形成对公共利益的共识所需要的充分信息。其结果是,政府及其部门之间政出多门,难以协调发展系统内部诸因素间的矛盾,误导出包括政府在内的各社会主体对公共资源的无序利用,最终使发展失去其可利用的资源而被迫中断,无法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三)公共政策分析的公平目标对“公共”原则的偏离公共政策分析的公平目标,是指“政策执行之后,政策的标的团体,所分配到的社会资源,所享受到的效益,所负担的成本等公平分配的程度”。公平应该是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的统一,是政府维护经济、社会发展秩序,满足社会公共利益要求,提高自己的合法性及其政策权威的重要目标。它既是一种客观状态,又是一种主观判断。从伦理上讲,公平是指未来各代人与当代人分享资源与环境利益的平等权利。然而,当代人的认知局限及其难免的功利主义倾向,使他们难以克服代内公平的目标偏好,很难理性、自觉地从未来人的角度,要求公共政策分析能着眼于在代内和代际之间公平地分配公共资源,并使之成为其政策诉求的主要取向,谋求从当代指向未来的持续发展。不仅如此,当代政府还面对着解决有关代内公平的公共问题的现实压力。斯图亚持·尼古认为,“从政治上讲,增加效益也许要比降低成本容易些”,效益的增长意味着政府及其政策“运作得更有效或会得到更高的评价”,“而降低成本或削减项目预算”,“也许会激起人们的反对”,因为这意味着在一定效率的条件下,人们可能获得的效益将下降。因此,当代政府为了实现公平,在“使穷人的境况好起来,而不使富人的境况坏下去”的前提下,其“公共政策只有当它们提高最小人群组的福利时,才应该被采纳执行”。可见,人们要求公共政策实现的代内公平目标,不是靠清教徒式的节俭,而是靠成本投入、靠自然资源利用量的不断增加,来最大限度地提高社会平均效益,并扩大其在穷人当中的得益面与得益程度的。显然,严峻的问题是:公共政策分析的这种公平目标,存在着严重的结构缺陷。它忽视了代际公平而偏于代内公平;并且,在代内公平的现实压力下,难以对超越资源与环境的承载能力、盲目追求当代人的利益要求进行有效限制,将断送未来人发展的条件,使经济、社会的发展呈现出间隙性。从人类历史的动态过程来看,与其说当代公共政策分析由于公平目标的结构缺陷,不如说由于严重违背了“公共”原则,才使政府的职能范围超出了其广义的公共领域,使人类(包括本来人)的公共利益更多地满足了当代人(或政府)的眼前私利,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四)公共政策分析模型对“公共”原则的偏离国内外学者都把公共政策分析的理论模型概括为多种决策模型。其中一些决策模型的固有局限,决定了相应公共政策偏离“公共”原则的倾向。国内也有相关著作对这些决策模型的局限性提出了批评。最典型的,一是团体决策模型的局限。该模型认为,作为政治过程产物的公共政策是利益团体间斗争的产物,并反映占支配地位的利益团体的利益。随着各利益团体力量和影响的消长,公共政策将变得有利于其影响增加的那些利益团体的利益。这就清楚地表明:该决策模型下产生的公共政策,反映的是占支配地位的利益团体的利益,而不是社会整体的公共利益。尽管在实际决策过程中,无论哪一个利益团体,在法理上,还是能力上,都无法取代政府的主导地位,公共政策不一定就反映影响力最大的利益团体的政策要求,但是,这种模型无视公共利益要求的倾向,无疑将是对政府及其政策背离“公共”原则的某种认可。二是精英决策模型的局限。该模型认为,公共政策是由掌握统治权的精英人物决定,并由行政官员和行政机关付诸实施的,公共政策反映的是精英阶层的偏好、利益和价值选择。很明显,虽然该模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代议制民主下各国决策实际可能的情形,然而,与团体决策模型相比,该模型更多地强调了居社会少数的精英阶层的利益,更是直接地背离了公共政策的“公共”原则,漠视了公众的公共利益。总之,这些局限,将不同程度地带来了公共政策分析对“公共”原则的偏离,弱化了政府的政策手段对人与公共资源间关系的协调能力,难以实现对公共资源掠夺性利用的控制,破坏了可持续发展赖以实现的条件。三、公共政策分析应如何体现“公共”原则公共政策从本质上是导向未来的。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在公共政策分析中体现“公共”原则,就是使公共政策能既立足当代,又面向未来;既面向人类自己,又兼顾资源、生态、环境,维护人(包括当代人和未来人)与自然共有的公共利益。只有这样,人类才能真正在自然限度内合理地开发、利用和保护自然,并使其利益得到持续实现与尊重,进而使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可靠保障。(一)公共政策分析的理念必须反映“公共”原则人类的活动在自然界面前不是绝对自由的。为了保护更多的公共利益,政府在公共决策中,必须彻底抛弃视人类为自然界的中心的陈!日理念,形成以保护自然并协调其与人类的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新理念,进而“建立一个以自然持续发展为基础、经济持续发展为任务、社会持续发展为目的”的人与自然和谐一致的新的发展观。按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公共政策分析的理念反映“公共”原则,一方面,就是以新的伦理道德和价值标准,把人类利用自然的自由,限制在自然界本身作为人类生态体系总体利益中利益主体的一方,使其权利不被侵犯的范围内,不再把自然界看作是被人类随意盘剥和利用的对象,而看作是人类生命和价值的源泉;另一方面,就是要求当代政府必须将其关注的公共领域进一步拓展到自然界,使自然界中的每一个变化,无论是否人类活动所致,无论是否对人类有直接利害,都成为公共问题而进人政府的视野,进而进人政策议程。只有这样,才能在更广的范围内,从根本上协调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系统,确保可持续发展的实现。(二)公共政策分析的主体必须遵循“公共”原则政府是公共政策分析最重要的主体。在公共政策分析过程中,能否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系统内各因素、各环节的利益要求,包括资源、生态、环境作为利益主体的利益要求,即能否遵循“公共”原则,既影响着政府自身的合法性,又造成人们对资源的种种不合理占用,进而使政府面临着能否遵循“公共”原则,按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协调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重大压力,也就如著名政策科学家叶海卡·德罗尔所说的政策制定中的“逆境”。德罗尔认为,在决策主体处于“重大的两难境地”时,应尽量“将这些政策坚持若干年”,“因为对大多数逆境来说,没有持续和连贯的多年努力是不可能取得成效的”。这就提示人们,着眼于人与自然各自利益及其共同、长远(包括本来人)的公共利益。公共政策分析主体理应在各种干扰面前“不为所动”,在人与自然组成的公共领域内,坚持“公共”原则,不徇政府私利,力戒价值偏好,协调整个发展系统内各利益主体的利益。否则,可持续发展将难以实现。需要进一步指出,由于长期以来工业的盲目增长,已经导致了全球范围内可持续发展的发展系统的失调。如若美国学者詹姆斯·安德森所说“政府的任务是服务和增进公共利益”,并且这种公共利益是“普遍而又连续不断的为人们共同分享的利益”的话,那么,当代各国政府作为决策主体,就应该遵循全球范围内的“公共”原则,加强国际合作,解决全球性的环境污染、生态恶化、人口膨胀等公共问题,在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下使全人类“可持续”地享受其应得的公益。可以认为,把利益的可持续性分享看作公共利益的属性,是安德森有关公共决策问题的深刻见解,他实际上已经把公共利益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内在地联系起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为了全球的公共利益,即可持续发展,就会如德罗尔所说的,将“减少了各个国家政策制定的自主程度”。各国政府作为公共政策分析的主体,甚至不能因本国的价值偏好而违背全球范围内的“公共”原则,损害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条件。(三)公共政策分析的公平目标必须体现“立体”要求多数学者公认,就社会意义而言,公平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是现代社会规范的灵魂,因此是公共政策分析的重要目标。要促进可持续发展,公共政策分析就要在其目标取向上,以横向的代内公平促进经济、社会的当前发展,从而为未来发展准备条件;以纵向的代际公平保障经济、社会未来不间断的发展。也就是说,以“立体公平”来反映代内、特别是代际间的“公共”原则,才能真正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以代内公平为目标的公共政策分析有利于促进当前的发展。人们达成的共识是,代内的公平,有助于增强政府的合法权威,提高政府的公信力,使公共政策作为“看得见的手”而更具有效性。一方面,代内公平的提高,可以抑制经济、社会活动对资源、生态、环境的不公平利用以至破坏,并使之纳入到秩序化的轨道,促进全社会对自然资源的节制性使用,进而,减少对末来发展可能有的资源短缺或生态、环境制约。另一方面,代内公平可以保护穷人在当前公平利用资源方面不可侵犯的权力,以避免各社会主体对资源占有的不平等,解决贫困问题。常常是,在贫困状态下、人们处于基本生存需要难以满足而无奈的境地,“只好顾及眼前利益,采用高贴现率的方法,去利用资源”,从而“加剧资源的退化以至枯竭”。因此,立足于避免或减少代内贫困,代内公平既是现实的发展,又是资源可持续供应,生态、环境可持续平衡和利用的必要条件。同时,代内公平的导向下,有利于实现公共政策对经济、社会的当前发展所需的资源,特别是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美国经济学家保罗.R.格雷戈里等认为:“只要经济是完全竞争的,资源配置将处于最优状态”。而“完全竞争”的逻辑要求,就是公平,起码是代内公平。在当代条件下? �魑�坝形�闭���鸵�芄煌ü��舱�叻治觯�竦帽匾�恼�呤侄危��旃�降氖谐【赫�肪常�焉缁嶙疃倘钡淖试磁渲玫阶钚枰�幕方谥腥ィ��肿试础⑸��⒒肪骋约吧缁嵘��峁褂胄枨蠼峁怪�涞男�饔肫胶猓�谟行А⒌退�降叵�暮屠�米匀坏幕�∩希��闵缁岬牡鼻靶枨蟆U庋��瓤梢越谠甲试矗�钟兄�谔岣咦试绰�阄蠢吹某中�└�芰Γ���纸�兄�谖蠢慈说姆⒄埂R源�使�轿�勘甑墓�舱�叻治鲇欣�诒U衔蠢床患涠系姆⒄埂9倘唬��诠�揭灿欣�谖蠢吹姆⒄梗��渥叛鄣闳匀皇堑鼻暗姆⒄梗�痪哂形蠢捶⒄沟钠鸬阋庖濉4�使�健笆谴邮奔涮匦院腿死嗳鲜赌芏�猿龇⑻岢龅南质廊死嘤τ械脑鹑胃泻投晕蠢慈死嗬�娴囊逦窀小薄A钊说S堑氖牵�捎谌狈�尚械奶逑执�使�侥勘甑恼�咴际��3J恰按邮鲁て谛形�娜耍�怀械3て谛形�某杀荆��幢啬艿玫匠て谛形�氖找妗薄F浣峁��厝皇苟唐谛形�毡榛��还思吧踔疗苹滴蠢吹姆⒄埂R虼耍�贝���闹匾�鹑危�褪窃凇肮�病痹�蛳拢�ü��舱�叻治觯�纬烧�叩枷颍�沟贝�烁浩鹄�酚氲酪宓脑鹑危�苊馄淅�孟喽杂谖蠢慈恕敖��ヌā钡挠攀疲�⒍闲缘刂髟鬃匀唬�⒙佣嵝缘乜�⒑屠�谩4勇桌硪庖迳辖玻�贝���墓�舱�撸�唤鲆�拥贝�耍�? 且要从未来人的角度,看待有关发展的公共问题。在未来人作为利益主体缺位的情况下,由当代人短视需要的满足,透支资源、生态、环境的成本,伤害甚至丧失未来人赖以发展的客观条件,是不道德的。19世纪末美国的自然保护运动,已明确提出要将资源留给子孙后代。必须通过“公共”原则下强制性的政策规范,立足于人与自然间的互惠互利,在代际之间实现人类对于资源、生态、环境的共同利用。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经济、社会的未来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应该注意,这里强调以“公共”原则,而不仅仅是以公平目标进行公共政策分析,其优越性在于,前者立足于各利益主体,包括富人和穷人、人类和自然共同利益的实现,来解决贫困与发展,以及持续发展问题,而又一般不至产生富人与穷人、人类与自然的对立,有助于使可持续发展的发展系统内各种因素内在的协调,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