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网上搜索知：语言学是以人类语言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探索范围包括语言的性质、功能、结构、运用和历史发展，以及其他与语言有关的问题。语言学研究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语言事实，包括现代的语言和古代的语言。例如对《诗经》的研究中，不但可了解古人如何运用文字，运用语言叙事抒情，还可了解到许多现在已经消失或者不常接触的植物名、动物名、生产生活方式、重要的祭祀活动等等；面对一个词语或者成语，除了现今的意思和用法，还可以知道其来源、典故等。事实证明语言学的研究是引领人们了解历史，思考未来语言发展的明灯。学科交叉研究法是把多种学科引进语言学，把语言学引进别的学科的指导方法。即立足语言学，与其他学科多向交流，吸取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分析方法。科际交流，尤其表现在方法的借鉴与习得上。这个方法的特点是多种方法的相互渗透和融合，如融会语言学上的共时描写法、历时分析法、社会学上的社会调查法、阶层分析法，以及其他学科的统计法、历史研究法等等。这一研究方法的领域十分广阔。
可以从历史角度、文化角度、写写国内的和国外，以及不同民族之间书籍装帧的发展过程。 一、对古典文学书籍装帧的理解和设计思想 古典文学书籍装帧的设计,需要对被装帧书籍内容的理解和提炼。我国的古典书籍中的线装书虽然看起来比较简单随意,但从总体上考察,并非随意为之,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精心设计的,从色彩调赋、材料应用,都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底韵。而现代装帧设计,因为新技术、新材料的运用,未免能够达到这种效果。那么,我们现在对古典书籍进行装帧设计怎样才能达到这种味道呢? 一味地追求古典, 将使整个设计缺乏现代的审美情趣; 一味地追求现代, 又将使古典文学书籍的装帧缺少古典文学的“气韵”, 也会偏离现代人对古典文学作品装帧美的需要。当今对古典文学书籍进行装帧设计,应充分吸收古今中外对书籍装帧设计的精华,使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的气韵, 与现代的美学要求有机地融合。在整个总体设计上, 既不失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含蕴和意境,又能融合现代人对书籍装帧的审美要求。古今装帧审美学方式的统一,是当代对中国古典文学书籍进行装帧设计的需要。 书籍从人类文明产生至今,作为一种大众媒介的传播工具,越来越发挥着它自身的作用。人类从最早的刻骨、刻竹的记事,到现代印刷技术、书籍的装帧,在长期的实践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智慧,并形成了专门的学科。一个国家对书籍装帧水平的高低,书籍品种的多少,出版发行量的大小,已成为衡量社会进步和发达的一个标志。书籍装帧走过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道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它由简单到复杂,从单纯的书籍加工到当今艺术创作。现在,书籍装帧已不再只是简单地一页页纸的装订,而是装帧设计者对书籍的二度艺术创作,是装帧艺术家思想和智慧的结晶。书籍装帧设计发展至今,已成为一门综合的艺术门类,它是绘画、摄影、书法、金石等艺术形式的综合应用, 需要设计者具备文学、艺术、哲学、历史、科技等方面的知识, 具有较高的文学修养、良好的审美情趣。对书籍的装帧设计, 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 还应赋予装帧设计的商业性。书籍是放在书架上的,在具有展示性的同时,还应有吸引读者的功能。因此,它在具有欣赏价值的同时,要能刺激读者阅读书。 二、中国古代书籍装帧的几种形式和演变过程 1、绳串联 中国的书籍出版有着悠久的历史，书籍的装帧形制，也是随着书籍的生产工艺和所用材料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地演变着。 一般认为，中国最早的书籍是商代刻有文字的龟甲或兽骨，距今已有3000余年。当时，为了便于保存，将内容相关的几片甲骨用绳串联起来，这就是早期书籍的装帧形式。 从商代后期开始，出现了青铜器铭文，统治者将重要文书铸于青铜器上。特别是到了西周，铭文可以容载较多的文字。西周的毛公鼎的铭文达500字，因人们多把古代这种铸之铜器上的铭文看作古代“原始书籍”形式之一，故多数书史家认为，它也是古代书籍装帧的一种形制。 2、竹简 竹简是纸发明前最具代表性的书籍形制。它可以根据文章的长短，任意确定简数，一简书字一行，最后用上下两道绳编串起来，卷捆后保存，还有苇编和丝编两种，考究者用织物缝袋装入。竹简约起源于西周后期，一直延用到公元4世纪。竹简除以竹制成外，也有用木者称木简。与竹简 并行的还有木牍，制成长方形木片，用于书写短文。 3、帛书 帛书是略晚于竹简的一种书籍形式，它是将文字书写于丝织品上，其装帧形制是缝边后成卷存放，由于材料昂贵，多为统治者书写公文或作绘画用，一般书籍使用较少。 4、石经（石碑） 石经也是古代书籍的一种形制。最有代表性的是《熹平石经》，它开刻于东汉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将儒家七经刻于46块石碑上，总字数20多万字。它立于洛阳太学门前，供人们阅读、传抄和校正，它的功能超过了一般书籍。其形制是双面刻字，文字竖向阅读行列整齐，碑呈U字形排列。其它如隋代开刻的房山云居寺佛教石经，虽年代晚于《熹平石经》，但其影响更大，价值亦高。 5、拓印（卷轴） 纸张发明后，出现了一种拓印形式。它可以将各种石刻文字复制在纸上，经裱装成卷后便于保存和阅读。后来这种方法又用于青铜铭文的拓印和陶文的拓印。从南北朝到隋代的宫廷藏书中，各种拓印件是一个重要的类别。 纸发明于公元前二世纪；从公元二世纪起，纸才较多地用于书写；公元二世纪，纸的使用才更为普遍，成为书籍载体的主要材料，纸质写本书籍的装帧形制有多种变化，最早的写本书延用了简策和帛书的形式，即卷轴装。唐代初期，在卷轴装的基础上，又出现一种旋风装，过去，由于只见记载，未见实物，因而对旋风装的形制众说不一。宋代张邦基称这种装帧为“逐页翻飞，展卷至末，仍合为一卷”；清代叶德辉称其为“鳞次相积”；也有人认为是将经折装首尾相连即为旋风装。后来发现了唐代《唐韵》写本，是将所写书页逐张依次错开贴于卷轴底纸上，阅读时打开逐页翻阅，读毕仍卷为一轴，其外观与卷轴相同，从而证明前两种说法是正确的。 6、经折装、旋风装和蝴蝶装（印刷术发明初期、辽金时代的书籍装帧） 经折装起源下南北朝，其形制是将所写书页按顺序裱贴在一起，再一正一反连续折叠，再裱以前后护封。 印刷术发明前，书籍的装帧形制，一般只有上述几种。印刷术发明后，卷轴装、经折装仍在继续使用，但在使用材料，开本的大小，装潢工艺等 方面，仍不断有新的发展。并且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新的书籍装帧形式也不断出现，先后有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 印刷术的发明，标志着书籍的出版进入了新的时期。由于生产手段的改变，使书籍能够快速大量地生产，使更多人能有读书机会；书籍需求量的增加，又促使了出版印刷业的繁荣和发展。出版者对书籍的装帧形制则越来越重视，从开本的选用、版芯的大小、字体和行格、装帧形式、封皮的用料等，都体现了完整的古代书籍装帧艺术。 印刷术发明于隋未唐初，现存最早的印刷品是刻印于公元704年前后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敦煌发现的《金刚经》。刻印于公元868年，都为卷轴装。由此可知，卷轴装为印刷术发明初期最常用的一种装帧形式。最早印刷的一般书籍是《唐韵》，其装帧形式可能是旋风装，约印于唐晚期。 从唐到五代，印刷还不普及，只有西安、四川、淮南、汴京、吴越等地有印刷记载。到宋代，出版印刷业才逐渐普及，政府印书、民间印书、学校印书、寺院印书都发展起来，印书的地域也更为广阔。与此同时，北京也出现了出版印刷业。过去对辽代北京印刷的书籍，多数只见于记载，实物留传的很少。例如：辽统和十五年（公元997年）燕京僧行均编的《龙龛手镜》，乾统年 间（公元1101～1110年）刻印的医书《时后方》、《百一方》，以及辽代刻印工程浩大的佛经总集《契丹藏》。1974年在山西应县木塔四层佛像胸中，发现了一批辽代印刷品，大部分为北京所刻印，其中刻印年代最早的是辽统和八年（公元990年）“燕京仰山寺前杨家印造”的《土生经疏科文》一卷，最晚的为天庆年（公元1111～1121年）刻印的《菩萨戒坛所牍》一书。其他书籍有《契丹藏》及辽代刻印经卷47件，辽刻书籍8件，雕印着彩佛像6件，其刻印年代为公元990～1121年之间。从这些印刷品的题记中，我们还知道了一批辽南京（今北京）的刻印单位，其中有“燕京仰山寺前杨家”、“燕京檀州街显忠坊南颊住冯家”、“大吴天寺福慧楼下成家”、 “燕京悯忠寺”、“燕京圣寿寺”等。由此可以看出，辽代北京的印刷业已十分兴盛。 北宋最早刻印的书为开宝五年（公元972年）的《尚书》和《经典释文》，《开宝藏》则刻印于开宝四午《公元971年》至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而北京最早刻印的书籍，比北宋只晚18年，由此可见北京出版印刷的历史，也是十分悠久的。 从这些辽代北京的印刷品来看，多数为卷轴装，也有蝴蝶装和经折装。有的书籍还经过染潢防虫处理。其中《契丹藏》是最具代表性的辽代北京印刷品，纸墨、刻工、装帧都十分考究。每卷卷首都有图画，代表了我国古代书籍重视插图的优良传统。从辽代现存书籍的刻印、装帧水平来看，北京的书籍出版印刷的历史，似应再向前推移。 在应县木塔中，还发现几件雕版印刷着彩佛像，它是采用雕版方法印刷线条轮廓后，再用手工涂染成彩色。这是距今发现最早的印刷涂彩张贴挂图。 公元ll27年，金灭辽，定燕京（今北京）为中都，这里成为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海陵王贞元元年（公元1153年），金政府设立秘书监和国子监，专门从事书籍的收集、出版、印刷。金军占领汴京后，又将那里的大批书籍、印版运到北京，汴京的一批刻版、印刷、装订工匠也来到北京，使北京的刻印装力量又进一步扩大，由于金政府的重视，北京出书的品种大大超过辽代。据统计，金代北京出版刻印的书籍有经史子集。医学、道藏和佛藏，总计超过200种。 金代北京的书籍装帧形制，大约与南宋相同，北京的印刷品中卷轴装已很少使用，佛藏和道藏多用经折装，一般书籍多用蝴蝶装。 蝴蝶装是印刷术发明后新出现的书籍装帧形式。有人推断，五代冯道组织刻印儒家经典，使用的就是蝴蝶装，但无实物留传，还难以确定。北宋初年，所印经、史著作，都用蝴蝶装，并很快在全国通行。从辽代开始，北京也使用蝴蝶装，其进程大体和中原一带相当。蝴蝶装的应用，是书籍装帧形制的一大改革。是书籍从卷轴、经折向册页的转变，从而确定了一直延用至今的书籍基本装帧形制。 7、包背装（元代、明代的书籍装帧） 公元1264年，元世祖忽必烈迁都燕京，改名为大都，此后近百年间，北京成为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元朝在出版，印刷等方面，有着突出的成就，例如，印书的品种超过前代；木活字的首创和应用，朱墨双色套印书籍以及包背装的推行和广泛应用等。 元政府十分重视书籍的收藏、出版和印刷，编修所、秘书监、经籍所主要从事书籍的出版、印刷和收藏，兴文署、艺文监、广成局、国子监等机构，也从事书籍的出版印刷。政府还设立专门的历书编印机构、每年出版印刷大历、小历、回回历三种，印量达300多万册。由于政府的提倡，京城民间的印刷业也十分繁荣，他们编印的多为戏曲、话本、诗词等书。 元代北京出版书籍的装帧形式，以蝴蝶装、经折装为主，蝴蝶装多用于一般书籍，如政府编印的经史类书籍。经折装则多用于佛经。在字体方面则多选用赵体，民间出现的话本中，使用了较多的简化字。 元代的蝴蝶装书籍中，出现了一种开本较大、版芯较小的书籍装帧形式，这是前代所少见的。如元大德年间刻印的《梦溪笔谈》一书，开本为高416毫米，宽280毫米，而整版版芯的尺寸只有高152毫米，宽200毫米，版面的四边留有很大的空白。两空白面之间垫一张白纸，并与两白面粘连在一起，克服厂一般蝴蝶装在阅读时需翻过一空白页的缺点。封皮用硬纸裱以织物。这种装帧形式在古代是很少有的。 元代中期开始，书籍多用包背装。色背装的工艺特点是：本页齐中缝文字向外折叠，配页后，撞齐，订口在书页空白边，用纸捻穿订扎平，订口外裁切，书背刷糨糊，贴上封皮后，裁切上下书口。一般书籍多用厚纸作封皮，宫廷用书，则用纸裱以黄绫。元代北京印刷的《秘书监志》一书中，记有表背匠焦庆安的打面糊物料配方：黄蜡、明胶、白矾、白芨、藜篓、皂角、茅香各一钱，藿香半钱，白面五钱，硬柴半斤，木炭二两。这个配方中，包括了粘合剂、防腐剂和芳香剂三大部分，可见当时书籍装帧的用料是很科学的，它可以使书籍长久保存。 包背装较蝴蝶装有很多优点，一是阅读方便，二是书籍更为坚固耐用。也是书籍装帧形式的一个重要阶段，它更接近于今天书籍的装帧形式。 明代是我国古代出版印刷业最为辉煌的时代，而只有到了明代，北京才真正成为全国出版印刷的中心。 明代的中央很多机构，都从事出版印书活动，而印书的内容按其职能各有侧重，北京国子监主要印刷教育用书（如经史类书），钦天监以印历书为主，礼部主管地方政府的印刷，此外如都察院、太医院、史局、兵部、工部、顺天府等机构，也都从事过印书活动。有的部门还设有印刷所。 明代在北京设立的司礼监经厂，是一所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印刷厂，其总人数为120O人。其中从事书籍装帧的工匠就有700多人。明代北京的民间印刷业也很繁荣，分布在京城的印刷作坊有十几家。 明代北京的书籍装帧，是历代集大成者。书籍的开本大小、开本比例形式多种多样，历代的书籍装帧形式，都有使用，而工艺则更为考究。 明代北京所印书籍的装帧形制，以经厂本最有代表性。它所印的经史类书籍，版面行格疏朗，字体楷书端正，大黑口、双鱼尾、注释用双行小字，多采用包背装。藏书家多称“监书天下第一”。经厂印刷的《大统历》，有两种装帧形式，一种是包背装，一种是经折装，印刷有墨印和蓝印两种。凡经厂所印的各种书籍，封皮用料有几种不同的档次，以黄绫裱纸包皮者，多供宫廷使用；以素色绫绢裱皮者，多供官员使用；以厚纸包皮者，可供一般官员使用或向民间出售。经厂印装的《大藏经》（北藏），为经折装，长度约一尺，封皮用硬纸裱以黄绫及各色彩绫，其装潢十分考究。明代北京的巨帖写本书《永乐大典》，共11095册，书高一尺七寸，宽一尺，为历代开本最大的书，也近似于黄金比例。该书为包背装，封皮裱以黄绫，是历代书籍装帧中最为壮观者。 线装是明代兴起的一种新型书籍装帧形制，也是我国古代最完美的一种书籍装帧形式。线装书的加工流程为：折页、配页、撞齐、订纸捻、配 封皮、三面裁切、打眼、穿线、包书角等。明代线装书的封皮，多数为纸面，选用较厚的纸，或几层纸滚贴而成。较为考究的书皮，则在厚纸上滚 以布、绫、锦、绢等织物，包角是在书的订口上下两角裁切边处贴以细绢，以使其美观坚固。有的书还有书根，即在书的下切口靠订口处写上书名 及卷次，以便于阅读时查找。线装的订眼是为了穿线，随书的开本大小和设计要求，有四眼、六眼、八眼不等。订线多用白丝线穿双道，书要压 实，线要拉紧。明代孙从添在《藏书纪要》中说：“订线用清水白绢线双眼订结，要订得牢揪得深，方能不脱而紧，如此订书乃为善也。” 8、线装书（明清时代的书籍装帧） 线装书的封皮文字称书笺，只有书名和卷次，印或写在长条纸上，贴于封面的左上角。扉页所载内容较详细，有书名、出版印刷者名、出版年代等。更详细的出版情况，多印于书后。有些政府出版的书籍，还在书的第一页或封面盖有印章。最有代表性的是经厂印刷的《大统历》，不但盖有政府公章，并有政府文告，申明不得私自翻印。 明代北京的书籍装帧还包括函套，以便将一部书的各册包装为一个整体。函套多用厚纸板外裱以蓝布（也有用绫锦者），随书的大小、厚度而制。函套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四面包裹，露出书的上下口，称半包式；另一种是将书的六面全部包裹，称全包式。除厚纸布面函套外，还有夹板和木匣两种外包装，夹板式是用两片与书同大小的木板，夹于书的上下，再用布带捆牢。木匣则是按一部书的大小，制成木匣，将书装入。 明代北京的版本中，还有一种书页内衬纸的装帧形式，这多用于较薄的纸张，有一种罗纹纸，薄如蝉翼，透印严重，衬纸后不但克服了透印现象，也增加了书页的强度。 由于刻版和印刷技术的发展，为书籍的装帧艺术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其中包括版面艺术、字体艺术，插图艺术和文字的多色印刷。明以前的印书字体，多选用颜、欧、赵等名家书体。明初开始，书籍用字一改传统风气，改用横平竖直，横轻竖重的匠体字，这就是现在书籍常用的宋体字。宋体字萌芽于宋，由还不成熟而未能推广。成化年间，国子监、经厂的版本中，开始使用宋体字，从而很快在全国推广，字体的风格也有粗体、中粗体和细体几种。这种印刷专用字体的广泛应用，标志着古代书籍版面艺术的新发展。我国古代书籍的插图艺术，有着优良的传统。唐代的佛经印刷中，就配有卷首图，宋代有插图的书籍就更多了。到了明代，书籍的插图艺术达到很高水平，在民间刻印的戏曲、话本中，使用较多的雕刻精美的插图；官方出版的科技书、医学书、方志书中，也使用了较多的插图，特别是宫廷使用的启蒙读物中，出现了短版彩色印刷的插图。 出于书籍产量的大增，使社会的中下层人士也有读书机会，从书籍的装帧形式来看，也分成不同的档次。就是经厂本，也分为不同的装帧档次，既有供上层使用的豪华本，也有供中下层人士使用的普通本。民间作坊的印本，主要供社会一般人士需要，从刻印到装帧，也力求简朴实用，成本较低，在开本上，既有较大的开本，也有中小开本。明代孙从添在《藏书纪要》中说：“装订书籍不在华美饰观，而要护帙有道，款式古雅，厚薄得宜，精致端正，方为第一。这代表了明代人对书籍装帧的一般要求。 公元1644年，清政府在北京建都，这里仍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清政府十分重视书籍的出版印刷，并设立了专门从事书籍出版印刷的机构--武英殿。 康熙年间，集中了一批知识分子，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并制造铜活字25万个，印刷了这一大部头丛书。乾隆年间，武英殿在金简主持下，又刻制枣木活字大小各一副，共计253500个，乾隆皇帝亲自将活字版定名为“聚珍版”。除用这套木活字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外，还印了其他一些书籍。清政府除用活宇版印书外，也用雕版印刷了较多的书籍，以《耕织图》、《南巡图》等质量最高。 清代北京印刷的一大特点，是民间印刷作坊的兴盛，据统计最多时有120多家，集中在隆福寺和琉璃厂两处。在这些作坊中，也有专门从事书籍装订和字画裱装者。 清代最通用的书籍装帧形式是线装，卷轴装、经折装、蝴蝶装和包背装等，都有使用。卷轴装在清代多用于字画的装裱，其装裱工艺十分精致考究。底面多用上等宣纸，画芯四边裱以素色彩绫，轴外裱以锦缎，轴头用料则分为不同的档次。经折装除用于佛经及字帖外，也用于一般书籍，宫廷印刷的《耕织图》，《南巡图》等，刻印十分精良，其装帧采用经折装，所不同的是开本约一尺见方，封皮用厚纸板裱以黄绫。康熙、雍正年间刻印的《龙藏》，共720册，全为经折装，书皮裱以黄绫，10册一函，规模巨大。蝴蝶装在宫廷印刷的书籍中也有使用，曾有过清代中期的蝴蝶装书，用上等宣纸印刷，版边留有较大空白，封皮用硬纸板裱以黄绫，并有前后环衬页，一边裱于封皮内侧，装帧平整，裁切跟齐，属于宫廷书籍装帧之上品。包背装在清代也有较多的使用，乾隆时期编纂的《四库全书》一套共36315册，为著名的写本，共抄写七部，共计254205册，全为包背装。全书封皮用厚纸外裱绫衣，四库分别用不同颜色，其经库用绿绫，史库用红绫，子库用蓝绫，集库用灰绫，最后分别用木函装书。线装为清代书籍装帧的主要形式，除皇家用书的封使用料有特殊要求外，一般的线装书则力求“护帙有道，款式古雅，厚薄得宜，精致端正”四大要素。其封皮有纸面和市面两种，封面多贴书签，书本部较薄，一部书装于函套。清代线装书的前面多留有一、二张白页，其后才是扉页，内容有书名、刻印者名及年代、地点等。函套多用半包式，底口多有书根字，写有书名、卷次等。 从开本大小来看，清代则是多种多样，政府出版物的开本都较大，民间出版物多为中小开本，有一种称为夹带本的，是历代最小的开本，约相当于今天的128开，字很小，但印刷装订都很精致。 清代出现了一种连续性出版物，一种是《晋绅录》，一种是《京报》，《晋绅录》按季出版，内容为中央、地方官员的名录，以红纸为封皮，称为红皮书。《京报》相当于今天的报纸，但也装订成册，每期二三页或六七页不等，封皮有白纸，黄纸不等，封面盖有红色“京版”二字，有刻版和木活字两种，由于有时限性，印装都十分粗糙。但作为连续性出版物，在出版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从18世纪初期开始，西方的印刷技术逐渐传入我国，近代出版印刷业开始兴起。随着新型印刷技术的应用，书籍的装帧形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今天所使用的册页装及矩形开本等基本形式，则起源于我国的宋代，约公元14世纪，逐渐传向西方。虽然在材料、工艺方法等方面有阶改进，但其基本形式，仍为中国古代所首创。如何写论文 写下自己的想法是完善它的好方法。你可能发现自己的想法在纸上会变成一团糟。 写作是很痛苦的事情，但是当你越来越熟悉它的时候，就会很快了。如果你把它当作一种艺术，你就会在写作的过程中体会到无穷的乐趣。 你也会遇到和其他作者一样的滞碍。这有很多原因，而且不一定能顺利解决。追求完美是一个原因。 记住：写作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当你发现所写的不是你开始想写的，写下粗稿，以后再修补。写粗稿可以理出自己的思想、渐渐进入状态。如果写不出全部内容，就写纲要，在容易写具体的内容时再补充。如果写不出来，就把想到的东西全部写出来，即使你觉得是垃圾。当你写出足够的内容，再编辑它们，转化成有意义的东西。另一个原因是想把所有的东西都有序的写出来(in order)。你可能要从正文写起，最后在你知道你写的到底是什么的时候再写简介。写作是很痛苦的事情，有时候一天只能写上一页。追求完美也可能导致对已经完美的文章无休止的修改润饰。这不过是浪费时间罢了。把写作当作和人说话就行了。 写信也是练习的好方法。大多的文章也会因为风格很想给朋友的信件而易读(can be improved)。写日记也是很好的锻炼。这两种方法还有其他的好处。 无休止的修改格式而不是内容也是常犯的错误。要避免这种情况。 LaTex（附：CTex）是一个很好的工具，但是它自己有很多自定义的宏定义。你也可以利用别人类似的代码，许多站点（包括MIT）都维护有扩展库。 清楚自己想说什么。这是写清楚要的最难最重要的因素。如果你写出笨拙的东西，不断的修补，就表明不清楚自己想说什么。一旦真正想说了，就说吧。 从每一段到整个文章都应该把最引人入胜的东西放在前面。让读者容易看到你写的东西(Make it easy for the reader to find out what you've done)。注意处理摘要（carefully craft the abstract）。确定(be sure)说出了你的好思想是什么。确定你自己知道这个思想是什么，然后想想怎么用几句话写出来。大篇的摘要说明文章是写什么的，说明有一个想法但没有说到底是什么。 不要大肆夸耀你自己做的事情。 你经常会发现自己写的句子或者段落不好，但不知道怎么修补。这是因为你自己进入了死胡同。你必须回去重写。这会随着你的练习减少。 确信你的文章真的有思想（ideas）。要说清楚为什么，不仅仅是怎么样。 为人而写，不要为了机器而写。不仅仅需要正确，还需要易读。读者应该只做最明显简单的推理。 完成文章以后，删除第一段或者前面的几句话。你会发现这些话其实对主旨没有影响。 如果你在所有的工作做完以后才开始写，就会失去很多好处（benefit）。一旦开始研究工作，好的方法是养成写不正式文章的习惯，每隔几个月（every few months）记下最新的和你刚学的东西。从你的研究笔记开始比较好。用两天时间来写，如果太长的话就说明你太追求完美了。这不是要进行判断的东西，而是与朋友共享的。在封面上说明“草稿”（DRAFT-NOT FOR CITATION）。拷贝很多份，给那些感兴趣的人看，包括导师。这种做法对以后写正式的论文很有好处。 得到反馈： 如果你加入私人文章交流网（Secret Paper Passing Network），会收到很多别人的文章，他们请你评论。知道别人对论文的意见很重要。你给别人帮助，别人会在你需要的时候帮助你。而且，自己也能提高。为文章写有用的评论是一门艺术。你应当读上两遍，第一遍了解其思想（IDEAS），第二遍看表达。 当然也可以把自己的文章交给别人评价，要学会吸取有建设性的建议，忽略破坏性(destructive)和无意义的建议。为了得到建议，你要写清楚自己的观点，写你所作的事情，即使你没准备写一个没有完整的期刊或者会议文章，然后交给别人看。即使是将要发表的文章，也应该写清楚，这样可以增加得到建议的机会。 以简要的形式降序组织评论（建议）对你和你所评论的人都有用：最上面内容相关，中间是风格和表述，最后是语法和文法。 三、论文的写作 （一）作好准备－－收集资料 选题确定之后，论文有了中心思想，在写作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但是，要写好一篇论文，作者还必须占有丰富、准确、全面、典型、生动具体的材料。从中研究提炼出自己的观点，并用具有说服力的题材（论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这些材料必须是有根有据的，而不是主观臆断的。它们或是通过自己亲身实践研究的出的，或是他人以前研究总结的可靠成果。因此，资料的收集对论文的写作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收集资料的途径有以下几种。 1、阅读有关的理论书籍。 参加教育教学研究，撰写论文，必须掌握必要的教育教学理论和科研方法。对于教育、教学理论的一些基本概念要理解掌握。 2、调查研究，收集有关的论据。 论文的中心思想确定后，作者明确了所要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就要着手拟订调查提纲。列出调查研究从何入手，了解哪些方面的情况，每个方面包括哪些项目和具体内容，需要哪些典型的材料和数据，取材的数量和质量上的要求应达到的深度和广度，等等。 3、查阅有关的文献资料
论《离骚》的自我形象 《北方论丛》1986（6）。论屈原艺术想象的独创性 《东北师大学报》1988（4）。先秦国家观念与屈原的宗国意识 《东北师大学报》1989(4)。春秋战国时代“士”阶层的类型分析 《延边教育学院学刊》1990(1—2)。“生王之头不若死王之垄” 《甘肃社会科学》1991(1)。先秦“士”阶层的文化心态与历史命运 《贵州文史丛刊》1991(2)。《离骚》审美价值的层次分析 《延边大学学报》1992(2)。屈原社会理想与儒法两家的关系 《东北师大学报》1992(3)。《招魂》作者补证 《社会科学战线》1993(3)。楚辞：诗歌形式的纵深拓展 《人文杂志》1993(3)。中国礼乐文化初论 《东北师大学报》1993(6)。《九歌》“二湘”异辞同源说 《松辽学刊》1994(1)。话说《橘颂》 《名作欣赏》1994（2）。楚辞《招魂》的结构特征与语言特征 《苏州大学学报》1994(3)。百世诗宗的文化传承 《东北师大学报》1994(5)。中国诗歌中渔父意象的发轫之作——读楚辞《渔父》 《文史知识》1994(12)。屈原人格的背景、内容与价值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5(1)。中国古典小说中诗文融合传统的渊源与发展 《中国文学研究》1995(2)。公木的诗学世界 《人民日报》1996年6月27日第十一版。广阔的视野，崭新的高度 《社会科学战线》1998（3）。读诗札记（六则）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8（6）。从《诗经》看周代天命观念之兴衰 《江海学刊》1999（2）。“平淡”：陶诗风格之阐释 《社会科学战线》1999(2)。《诗经》对答之体及其历史意义 《文学遗产》1999(2)。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展望——古典文学研究片论 《文学前沿》第一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孔子的诗学 《深圳大学学报》2000（6）。从“兮”字用法看楚辞《九歌》的音乐特性 《社会科学辑刊》2001（2）。中国上古诗歌的历史文化观照 《社会科学战线》2001（1）。睹新春之景 咏乡思之情——读王湾《次北固山下》 《名作欣赏》2001（1）。夏夜的图景 丰年的欢乐——辛弃疾《西江月》赏析 《古典文学知识》2001（3）。青春溪水里的一朵浪花——读李清照《如梦令》 《名作欣赏》2001（4）。仰望泰山 志在高远——杜甫《望岳》赏读 《古典文学知识》2001（6）。从《生民》到《离骚》——上古诗歌历史发展的一个实证考察 《文学遗产》2001（4）。中国古典诗歌中“生命意识”的内涵与泛化 《深圳大学学报》2001（6）。中国古典诗学的抒情理论 《中华读书报》2002年11月27日。屈原的诗学 《深圳大学学报》2002（6）。道家语言哲学对中国古典诗学的影响《学术研究》2002（12）。夏商时代的天命观念及其文化形态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3（2）。性善·仁政·浩然之气——孟子精神世界的再认识 《深圳大学学报》2005（3）。一个哲学悖论的诗学消解——老子“道”本体的无限性及其审美转向 《文艺研究》2007（11）。流芳千古的一代文宗欧阳修 《文史知识》2007（12）。眼观风云浩荡 胸怀日月运行——读曹操的《观沧海》 《古典文学知识》2008（2）。
1、《关于〈庄子〉注释中的几个问题——与谢祥皓、陈鼓应二位先生商榷》（第三作者）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5年第2期2、《〈京口记〉残句辑注》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7年第3期3、《〈王粲集注〉质疑》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7年第4期4、《徐干〈中论〉版本考》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8年第1期5、《北图藏黄丕烈跋本徐干〈中论〉》 《文献》1988年第4期6、《〈南朝五史人名〉索引疏漏几则》《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9年第1期7、《训诂学能否演进为中国古籍注释学——建国以来训诂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9年第5期8、《〈登楼赋〉与所登之楼》 《人民日报》（海外版）1990年7月31日9、《汉赋今译浅议》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2年第5期10、《〈竹林七贤论〉残句辑注——兼论〈竹林七贤论〉的文献价值》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2年第6期11、《“止”在会意字中的表意作用》 《古汉语研究》1993年增刊12、《程先甲及其〈选雅〉》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4年第1期13、《关于高校中国古籍注释学学科构建的几点思考》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4年第6期14、《〈阮籍集校注〉补正》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5年1、2期合刊15、《嵇康与嵇喜两组诗浅解》 《文学遗产》1999年第3期16、《〈文选·曹植·送应氏二首〉写作时间蠡测》《昭明文选与中国传统文化——第四届“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年6月17、《说“紫”》 《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年第1期18、《编纂大型古代断代文献总集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以辑校〈魏晋全书〉为例》 《海峡两岸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研讨会论文集》2002、519、《略论古籍注释中的逻辑思维》《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2年第3期20、《影宋本〈太平御览〉引〈诗经〉缀辑校理》《海峡两岸古典文献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221、《二十二子详注今译·前言》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122、《竹林七贤名义考辨》 《文学遗产》2003年第2期23、《充实简要 便捷通俗——评张岳琦、张昕二先生〈诗词格律简捷入门〉》 《新文化报》2003年6月20日24、《鉴赏式诗学批评艺术的建构——评沈文凡主编〈汉魏六朝诗三百首译析〉》（第一作者） 《中国图书评论》2003年第12期25、《魏晋子书书名作者杂考数则》《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4年第6期26、《孙吴子书的政治取向及其对孙吴文学的影响》 《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6期
毛泽东与曹操诗词之比较 摘要：毛泽东和曹操都是历史的巨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对国家、人民、乃至整个民族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不仅是政治家、军事家、更是优秀的诗人、出色的文学家。毛泽东、曹操无论作为政治家、军事家、还是诗人，他们对中国诗歌的发展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其诗词区别表现在体裁形式上、反映内容上、风格特征和审美特征上。在相当时期还左右了中国诗歌发展的方向，直接影响到了中国历来许多诗人的诗风，在诗歌史的发展中，人们仍然可以看到他们对后世诗歌影响的深深轨迹。 关键词：毛泽东诗词 曹操诗词 中国有着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文化，是一个诗的国度，其诗歌发展源远流长。早在夏商周时期，辛苦的劳动生产者为了发泄心中积累的劳苦，调动人们能够积极生产劳动、缓解疲劳，所以就出现了原始诗歌，口头创作。鲁迅先生说：“文学活动来源于生产劳动”劳动者口耳相传，一传十，十传百，经大范围的传播和广泛的颂唱流行于民间。在漫长而曲折的发展中，逐渐被后人整理编订，形成了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诗经》的问世为后世的诗歌发展奠定了基础，为历朝历代的诗歌创作开启了先河，在文学的长廊中可谓是一部不朽的开山之作。 《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崇高的地位，它是中国文学的光辉起点，它以丰富的思想内容与精湛的艺术手法，灌溉着中国诗歌的广阔园地，哺育了历代作家和诗人。在《诗经》巨大的影响下，纵观历史诗人，曹操和毛泽东两位不同时代的历史伟人在诗歌的创作上，其风格、特征稍有相似，又略有不同。更直得让后人研究的是他们的诗歌在所反映内容上、体裁形式上、风格特征和审美特征上大相径庭。毛泽东和曹操，历史给于的评价都是政治家、军事家、更是优秀的诗人。但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阶级不同，立场不同，这也就决定了他们所创作的诗歌性质不同。曹操毕竟是地主阶级的政治家、文学家，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他有许多和人民对立的思想，他的抱负和愿望只能是为巩固地主阶级专政效力，不可能真正表达劳动人民的感情，更不可能站在广大劳苦大众的立场领导着人民翻身做主。因此在他的诗中，人民只能做为受难者的形象出现。如：《蒿里行》中的“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从这一幅幅真朴而又触目惊心的悲惨画面可以看出，人民群众是被压迫者、被统治者、是为了实现统治而被残害的对象。在这一点上和毛泽东诗词所反映的人民大众的有及大的区别。因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是毛泽东思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更是举世公认的伟大诗人。毛泽东诗词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具体体现，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代表。毛泽东诗词可以不加否定地说是“新中国的民族魂”（贺敬之语）。赢得了一个新中国的伟大诗人毛泽东的诗词，像一声春雷，震动了全世界。“他的诗词，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也是全世界人民的魂宝，人人热爱它，高声朗诵它，从中得到教育，也得到美感 ”。（藏克家语）毛泽东诗词是中国文化的魂宝，诗歌史上的丰碑。郭沫若誉为“泰山北斗”。毛泽东诗词是曹操诗歌的发展和革新。毛泽东同志在点评《二十四史》时点评到曹操这个人时说“曹操是一个英雄，他统一了北方，结束了贵族豪强争霸的局面，维护了中原农业的正常生产，我们不能将他的功过混浠一言而弊之，要以历史唯物辩证观点，实事求是、正确、客观地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他还说“曹操诗歌雄浑大气，慷慨激昂， 刚健清新，不愧为一个胸怀大略，有勇有谋的政治家、军事家”。还如在他的诗《浪淘沙·北戴河》里面这样写到“魏武挥鞭，东临竭石有遗篇。”可见毛泽东对曹操其人不仅十分崇拜和仰望，更是肯定了曹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但无论怎么样，毛诗和曹诗在体裁形式、反映内容、风格特征、审美特征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同和区别。具体地我们可以从上述几点把曹诗和毛诗进行比较。一、 体裁形式上曹操是建安风骨的代表，其诗歌现金仅存二十余首，全用乐府旧题写成，大多数是借古乐府旧题写时事。而且从他的诗歌中可以看出诗人那种“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鲁迅语）的精神。如脍炙人口的《短歌行》中“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诗一开头，诗人就用眼前景物起兴，用虚表实，慨叹人生的短促和年华的消逝，表现了诗人对生命自然规律生老病死的坦然正视。曹操另一表现形式是，他一反两汉几百年间文人诗歌重形式，轻内容的倾向，真能“以情纬文，以文被质”，达到了情文并茂和文质相称的要求，既具有民歌特色，又有自己的创新。毛诗在体裁和表现形式是在继承了传统基础上进行了创新的典范。他善于活用典故、寓言、神话来借古讽今，善于运用赋、比、兴的手法，善于把革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创造出情景交融的、富有哲理的、全新的意境。在继承古诗词体裁的同时，也从字里行间透露着今人的新意。如老少都能朗朗上口的一首七律诗《长征》，把长征中的现实和作者的浪漫、豁达、乐观性情相结合，表现了长征途中的艰难险阻和红军战士们长征胜利后的高兴和喜悦。曹诗距毛诗相隔两千年，经唐、宋、明、清文人的沿承和革新。到毛诗时期，虽能找到曹诗沿留下来的诗歌体裁，但远远以不是那时的固定模式，固定体裁，相比之下，毛诗体裁灵活多变，不断创新，形成诗歌在新时代下的新体裁。二、反映内容上任何文学作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作家所处的那个时代而创作的。曹诗和毛诗也不例外，曹操的诗按内容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反映汉末的社会动乱和人民苦难的，如《蒿里行》、《苦寒行》、《薤露行》、《却东西门行》等。这类诗现实性很强，深寓时代苍凉悲愤；另一类是抒发自己的理想和雄心壮志的，如《短歌行》、《步出夏门行》等。这一类诗景象壮阔，气概凌云，表现出一个政治家丧乱中的积极进去精神。毛泽东的诗词，据藏克家主编的《毛泽东诗词鉴赏》一书所载，共计五十首，就诗词本身所反映内容来说，毛诗可比曹诗所反映的内容丰富多样，内容广泛甚于曹诗，打破了传统诗歌的“诗言志”。诗不仅能言志抒情，还可以充当人与人之间沟通，交流的工具。毛诗有讽刺和批判社会黑暗的，如《菩萨峦黄鹤楼》；有抒发书生意气的《沁园春长沙》；有友人夫妻赠答的《贺新郎别友》《（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临江仙给丁铃同志）》等；有描写战争的（《清平乐将桂战争》）（《西江月井冈山》）等；有鼓励将士的，如《清平乐六盘山》、《赠彭德怀》等。总之，毛诗可谓是一部中国人民现代革命史、建设史，是中国革命艰难历程的见证，更是毛泽东人生经历感情的纪录。但当我们研究比较曹诗和毛诗之后，会发现在内容上，毛诗突破了古诗中固定的反映模式，随心所欲，出口成章，世界宇宙之中直抒其意。歌颂圣贤，怀念古人，歌唱大自然，抒写革命前景，抒发凌云壮志，可谓是凡眼中所见，耳中所闻，心中所想，脑中所思，无有不写，达到了有句便成诗的境界。毛泽东的诗词大部分是在马背上一气呵成，而绝大多数是在心情愉悦，旗开得胜后创作的，其反映内容复杂宏大，虽然是诗词，但作为新中国成立的见证史书绝非乱言胡说。当然，因为时代背景的不同，历史的局限性，曹诗更具古韵色彩，内容单调唯一，相较毛诗则色浓而意稀。三、 风格特征上我们暂不说曹诗和毛诗在艺术风格上有何异同，光就他们二人的人生历程看上去也有相似，戎马生涯，奔驰疆场，雄才大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历史给予两位伟人的评价是基本一致的，作为诗人的曹操不愧为建安风骨的代表。所谓“风骨”，尽管近人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但都不否认他是一种既有充实内容，又有强烈感染力的质朴、刚健、清新、明朗、古直、悲凉的艺术风格。王世贞曾说曹诗有“古直悲凉，气韵沉雄”。总之近来研究曹诗者甚多，各执己见，观点各异，我们就从诗词入手比较曹毛诗风格。《步出夏门行》写于公元二零七年曹操北征乌桓的途中，它一如曹操的其它诗篇，都是借古乐府写时事的，它虽在戎马倥惚时写成，却立意深远，笔力遒健。在组诗开头相当序曲的《艳》中，草草抒发了他身经碣石，心怀天下的豪情，为全诗定下了慷慨激越的基调。曹操的《薤露行》和《蒿里行》都是用挽歌叙写时事的，它完全摆脱了乐府古题的陈旧约束，直接反映了汉末动乱期间广阔的社会生活，它用质朴而又形象的描绘有力地控诉了军阀混战的种种恶果。东方树在《昭味詹言》中评《薤露行》说：“此诗浩气奋迈，古直悲凉，音节词旨，雄恣真朴”。评《蒿里行》说：“真朴、胸阔、远大”。其诗曰：“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从画面中引出必然的慨叹。写到此，诗人已无须另费笔墨，而人们渴望祖国安定，统一的心愿就昭然揭出了，这是何等的质朴、古直，又何等的真实、生动。在曹操的诗歌中，情和景是不断变化的，往往能从悲凉中觉其豪放。空间和时间也在不断转换的，常给人以壮阔、邃远之感。曹操更擅长用虚表实，举少总多，因小见大，化静为动等方法，以充分抒发自己的审美遐想。如千古绝唱，久经不衰的《短歌行对酒当歌》，表达了诗人思贤若渴的迫切心情。综上所述，可见曹操的质朴、古直、豪放、清新、刚健、沉雄，实乃是一种高超的艺术手法。在我看来，诗词是作家心灵世界的释放，毛泽东向来是喜欢曹诗的，他誉曹诗为“伟人的伟大作品”。他在学习和吸纳了曹诗风格的同时，他又有比曹操远大的抱负和理想，他的诗词抒写理想，抒写艰苦革命生活，用诗来描绘历经折磨，千疮百孔的祖国的壮丽山河。归根到底，毛诗风格与曹诗不同，可以这样说，毛诗充满了霸气、神气、奇气、雄气、更有一种飘逸而出的大气和豪气。历史上苏东坡是著名的豪放派诗人，但是，他没有毛泽东那远大的志向和抱负，所以他的诗词没有雄浑豪放、雄壮刚健、雄浑勇进、刚毅不屈、豪迈不羁、热情奔放的震撼力。如《念奴娇昆仑》：“横空出世”，这句话虽然只有四个字，它表现出一个雄伟的气派。再如《浪淘沙北戴河》：“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渔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 “大雨落幽燕”，劈头一句破空而出，突出了大雨。接着说“白浪滔天”，写出波涛的雄伟气派。毛诗不仅雄，而且奇、神、霸。“奇”乃毛诗出人意外，与众不同，变化莫测，以异制胜，是对定式的突破，对传统的创新，对客观世界的独见。“神”和“霸”在毛泽东诗词里也有所体现，如《沁园春雪》中“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毛泽东不问任何人，单就问天和地，谁是主宰今天的主人，可想，除了天和地以外，没有人能告诉毛泽东这个答案了。再看《念奴娇昆仑》这首诗，“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只有伟大人格和伟大理想的人，才能写出雄伟的，气派宏大的诗篇。正因为毛泽东有雄奇壮丽，博大辉煌，矢志不移的理想和志向，才产生出坚韧不拔的毅力，这种精神力量是震撼灵魂的精神强势。除了以上所述之外，毛泽东在诗词创作上还重用数量词，毛泽东特别善于应用数量词来塑造诗竟和意象。他用得最多的是“千”字和“万”字，据统计，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中的六十七首作品中，有用了三十二次“万”字。在《沁园春长沙》和《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分别用了三次。“万”字是一个大数，它有整体感、全面感、普遍的意义。如“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万类霜天竞自由”“万水千山只等闲”等。这种数量上的庞大和显赫表现出了外在气象上的博大非凡和内在的气概、气魄、气势上的豪迈和雄浑。也是毛泽东内心的浩然之气和博大志向的流露。他通过对“万”字的独特运用，营造了一种独特的审美情趣。其次毛诗妙用“一”字，在六十七首诗词中“一”字用了四十九次。“一唱雄鸡天下白”“一从大地起风雷”“一桥飞架南北”“一山飞峙大江边”“一代天骄”，此处的一字用得有气势，很有气魄。“一”是一小数，也是一个大数，“一”是全体，是整个，它概揽无余。“一”是一个具有宏浑性、能动性、有独特意义的词汇，它有及强的表现功能。毛泽东妙用“一”字，表达他诗词的雄伟和神韵，具有奇异的审美情趣。由此可知，毛泽东的诗词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这是毛泽东诗词的个性，也是对曹操诗歌风格的继承和创新。它区别于曹诗的是毛诗通俗易懂，适合人民大众，但不失其本色，这种曹诗没有的特性不但具有民族性，还具有时代特征，影响和左右着中国诗歌向大众化、平民化发展的方向。四、审美特征上我们学习了曹诗和毛诗可以知道，曹诗和毛诗的美学意蕴也相当深刻，我们可以结合作品分别阐述。在曹操的诗歌当中，无论写景，叙事，咏史，都能体现他的审美特色。曹诗的审美特征可以用“大、壮、古、朴来概括。他写自然不屑于一草一木 ，一花一石,，而侧重于自然景物的浑朴壮大。如写大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寥寥数字便突出了海大吞吐日月的气魄和蕴大含深的性格。又如写高山“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催“，（《苦寒行》）。虽然墨不多，但使太行山的巍峨陡峻，怪石嶙峋，跃然纸上。他写草木“树木丛生，百草丰盛”，字里行间洋溢着雄浑壮阔之气。因此，胡应麟说“魏武雄才崛起，无论用兵，及其诗豪迈纵横，笼罩一世，岂是衰运人物”，（《诗薇外编》卷一）。再如《短歌行对酒当歌》中的诗句就有许多审美性，“明月星稀，乌鹊南飞”二句就审美层面来说，曹操的诗句具有一种刚性的崇高美，质朴的古典没，壮阔的景象美。所以在我看来，操诗的审美情趣没有毛诗的那么清新明朗，宽宏大气。毛泽东的诗词有声有色，不拘一格，活泼自然，有一种无比的动态之美。他抒发着激荡人心的革命情怀，讴歌新中国的伟大建设，抒写磅礴昂扬的英雄气概，有一种雄浑壮丽，豪放劲健的崇高美，他的诗词也表现了对人民的深情，对朋友的真情，对亲人的柔情，道出了细腻浓厚的生活味，具有一种无与伦比的人性美。因此，毛诗的审美特点可以从雄伟、庄严、震撼人心的动态美；威猛、壮烈、激动人心的崇高美；细腻、真挚、感人至深的人情美三个方面去展现一个伟人的审美内涵。美本身是人的心灵追求、不满足的趋向，而操诗和毛诗所表现出来的美恰好满足了很多后世的文人志士。其诗的审美意义犹如独立在诗词美中的一朵奇葩，永放光彩，吸引着许多诗词创作者去细细品味和欣赏。经上所言我们逐渐知道，毛诗是曹诗相隔千年后的开阔和发展，尽管历经千载，但毛诗中也不难看出曹诗的影子。我们经从体裁形式上、反映内容上、风格特征和审美特征上比较分析后，曹诗和毛诗犹为明显的一个区别是曹诗代表一个阶级，属于一部分人，只有所代表的这个阶级拥有他。毛诗则是属于广大劳苦大众的，属于全中国人民的，更是属于世界人民的，具有进步的时代气息。总之，毛诗和曹诗都是以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作底线。是一脉相承，互相渗透，又独立分开，各树一家之风的中国文学体系。
古代诗歌鉴赏技巧 作者： 刘凯 凤凰出版社 古老的中国有着灿烂辉煌的文化，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古代诗歌就像中国文化浩瀚海洋里的一颗明珠，熠熠闪光。璀璨的光辉映照你我，以它那或阔大或深曲的意境、或澎湃或温婉的情韵、或典丽或朴质的语言怡养着我们的性情，影响着我们的人生。 由于社会环境、人文环境、语言环境的变迁，普通读者尤其是中学生，鉴赏古代诗歌仍有一定的困难。作为每年的高考专项，古代诗歌的鉴赏正日益爱到大家的重视。不过从每年的高考成绩看，古代诗歌鉴赏得分不高。虽然花的时间不少，但收效甚微。究其所以，固然和中学生的知识面狭窄、人生阅历不足有关，但最为主要的还是方法不当。因此，掌握一定的鉴赏技巧也就显得益发重要。这也就是编纂此书的目的。~~~~~~~~~~~~~~~~~~~~~~~~~~~~~~~~~~~~~~~~~~~~~~~~~~~~~~~~~~~~~~~~~~~~~中国古代诗歌散文鉴赏指南作者：万禾 浙江大学出版社 为了积极配合高中新课程教材《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和《中国现代诗歌散文欣赏》的教学要求，适应新课程高考的要求，参照《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方案》，特组织教学经验丰富的一线教师编写《中国古代诗歌散文鉴赏指南》和《中国现代诗歌散文鉴赏指南》两本配套用书。本丛书有以下特色： 一、首家推出“自主模块综合运用题”自主模块综合运用题是考取第一层次（重点本科）必考内容，又属“史”无前例的新题型。我们参考部分高校自主招生试卷、台湾高考卷以及具有探索性质的海南等省高考卷，确定自主模块综合运用题以有一定限制性的开放性主观题为主，其难度略大于常规高考题，题目细分为中国古代诗歌、中国古代散文、中国现代诗歌、中国现代散文四个板块，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二、选文针对性强，试题原创性强我们根据近年浙江省高考语文试题和各省市高考卷所选诗文的特点与趋势编选诗文，注重选文质量，侧重名家文章。试题编制强调原创性、独创性，答案参照权威鉴赏辞典并经过学生实践后制定，确保试题与答案的准确性。另外试题、分值按照高考卷惯例设置，便于使用。~~~~~~~~~~~~~~~~~~~~~~~~~~~~~~~~~~~~~~~~~~~~~~~~~~~~~~~~~~~~~~~~~~~~古代诗歌与名句名篇(高中语文)/龙门专题作 者： 蒋念祖，陈国林 主编，孙国强 本册主编出 版 社： 龙门书局龙门专题》是针对中等程度及中等程度以上的学生研究开发的，尤其是对尖子生来讲，《龙门专题》是必备图书！这套书在设计上全面贯彻循序渐进的学习方法，中等程度的学生要特别注意：“知识点精析与应用”部分侧重夯实学生基础，重点在把基础知识讲细、讲透，适合为中等程度的学生奠定扎实的基础；“能力拓展”部分重点在于拓展学生思维，直接与中高考的难度、题型接轨，适合中等学生提高成绩。同步学习使用：《龙门专题》每一节内容都是按照教材的顺序编排的，因此可以随着教学进度同步使用，老师讲到哪里，就紧跟着做透哪一本专题。中高考复习：“基础篇”适用于第一轮全面复习，全面梳理知识点，从这一角度，专题比任何高考复习资料都要详细、全面：“综合应用篇”适用于第二轮专项复习，尤其是跟其他专题、其他学科进行交叉综合时，事半功倍。“万变不离其宗！”考试题目都是由基础知识演化而来的，因此基础知识是极其重要的，只有准确地理解、牢固地掌握基础知识，才能灵活、轻松地应用和解题！使用《龙门专题》打基础，重点注意每节的“知识点精析与应用”，它分为三个小部分：知识点精析：可帮助学生更全面的理解重点，突破难点；解题方法指导：通过经典和新颖的例题帮助学生掌握解题规律和技巧： 基础达标演练：可以即学即练，便于巩固。“能力拓展”栏目是在牢固掌握基础的前提下，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应试能力的，它同样包括三个小部分：释疑解难：以综合性，关联所学知识，并作深度的拓展和延伸；典型例题导析：最具代表性的例题、全面的思路分析、有的放矢的总结和反思，培养学生的解题技巧和方法：思维拓展训练：完美的拓展训练设计，提升学生的学科思维能力。“知识点精析与应用”用于梳理知识脉络，掌握基本知识点；复习时侧重使用“能力拓展”栏目，这部分立足于教材，对中高考必考内容进行拓展提升，也包括了一些难点和失分率较高的内容。此外，“本书知识结构”、“本讲知识网络图”能帮助学生迅速快捷地掌握全部知识体系，提高复习效率。在中高考的复习备考中，还要注意：近年本专题知识在高考（中考）中所占分数比例，紧跟第二轮专项复习节奏使用。~~~~~~~~~~~~~~~~~~~~~~~~~~~~~~~~~~~~~~~~~~~~~~~~~~~~~~~~~~~~~~~~~~~~~决胜高考－古代诗歌阅读技巧作 者： 田福春，杜静卉 主编出 版 社：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决胜高考—古代诗歌阅读技巧》是《决胜高考》丛书中的一本，由北京海淀区中学语文专家精心打造。作者精心挑选了与知识方法相匹配的历届高考题及与高考有关的习题供读者练习。书中另附有2008年各地高考古代诗歌题，可以帮助考生提前进入备考状态，在考试中取胜。 本书从古代诗歌的分类、意象的分析、意境的分析、写作手法的分析、思想感情的分析、语言风格的分析六章节对诗歌鉴赏中所涉及的问题加以分类解说。每一分类中都包括三个环节：锦囊妙计、小马过河、恍然大悟。 本书侧重实用，可操作性强，省去了教师整理知识点、挑选习题的过程，可拿来即用。学生即便没有老师辅导也可以独立完成古诗鉴赏的复习。 本书可供中学生、职业高中学生和中等专业学校学生及语言文字工作者使用，也适合中学语文教师备课时参考。 ~~~~~~~~~~~~~~~~~~~~~~~~~~~~~~~~~~~~~~~~~~~~~~~~~~~~~~~~~~~~~~~~~~~~~中国古代歌诗与当代歌词鉴赏作 者： 赵飞 编著出 版 社：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本书共十二讲。导言讲述了古代诗歌与当代歌词承上启下的渊源关系，旨在引导学生溯千年文化之流，饱览我国民族精神人文风光。第一讲至第十一讲，着重探讨了十个时下大学生至为关注亦为之困惑的问题。比如：如何看待进取不息的人格力量在时空坐标上的悲剧意义？女性至美的社会价值以及古代女性形象留给我们今天的思考；如何才能真正坦然地做到笑对人生宠辱不惊？怎样处理对精神和生活有着重要支撑作用的亲情和翃？经得起时空跨度考验的爱情方为真爱、至爱；从伟人光彩中的瑕疵看人物个性的丰厚性；“大我”、“小我”完美集合于一体方为最高至善之境界……。为了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给学生提供更大的自学空间，教材在最
田园风光美 人民生活苦——中国古代田园诗词一、 所谓田园诗，应是指歌咏农村田园生活的诗歌。人们通常把被誉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东晋诗人陶渊明的一些诗称为“田园诗”，因而后世的文学家便把田园诗的范畴限于隐居乡野诗人的作品，把其题材局限于写农村田园的风光和隐士的乡居生活。这样的理解，大致符合早期文人田园诗的创作情况，但它既不能包括《诗经》及汉乐府中许多写农村田园生活的作品，也无法概括唐宋以后田园诗内容的全部，因而是片面的。 田园诗创作公认的典范作品是范成大的田园诗作，而其代表作首推《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其中有许多内容是狭义的田园诗定义所无法包括的。如：“采菱辛苦废犁锄，血指流丹鬼质枯。无力买田聊种水，近来湖面亦收租。”再如：“黄纸蠲租白纸催，皂衣旁午下乡来。长官头脑冬烘甚，乞汝铜钱买酒回。”显然这两首诗中既未写农村田园风光，也没有隐士的形象，却反映了农民的劳动生活和所受的剥削。诚然，写这类题材并不始于诗人范成大，只是在此之前它习惯上不被文学家视为田园诗。范成大对田园诗的最大贡献也许正在这里。他把以反映农村现实的诗作归入田园诗苑，使田园诗上承《诗经》、汉乐府的传统，也把传统的田园诗从仅写知识分子闲情逸致的狭窄樊篱中解放出来。 因此，如果以范成大的田园诗为标准来确定田园诗的疆域，田园诗应指以农村为题材，反映农村田园生活的诗歌。它既有写农村自然风光和隐士生活的一面，也包括乡村的民情风俗、农民的劳动生活、农村的阶级剥削和压迫等内容。这样的认识，不仅更符合我国古代田园诗创作的事实，同时也大大提高了田园诗的思想价值，使它较之山水诗、咏物诗、爱情诗更能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 二、 《诗经》中一部分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是我国最早的田园诗。其代表作如《豳风•七月》、《周南•芣苢》、《魏风》中的《伐檀》、《硕鼠》，这些作品反映了奴隶制社会奴隶们从事农业劳动和艰苦生活的情况，并辛辣讽刺了统治者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也反映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些诗作大都出于社会下层人民之口。汉乐府中以农村为题材的田园诗不很多，但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其中如《江南》诗展示出江南农村美丽的自然风光和乡村男女青年劳动生活的快乐，而《平陵东》则写官吏公开劫掠农民的财物。这些早期田园诗作开创了田园诗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对后世的田园诗创作及整个诗歌创作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陶渊明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一位田园诗人。他接近农民，亲自参加农业劳动，对农村生活有着深切的体验。他的许多诗歌，表现对劳动和农村田园风光的赞美，道出了自己恬淡闲适的生活和情趣。由于他的诗风格质朴自然而形象鲜明，语言上也很有成就，因此对后世田园诗的创作影响极其深远。 唐代是田园诗创作异彩纷呈、云蒸霞蔚的时代。初盛唐时期，经济繁荣，优裕的物质生活，使诗人陶情田园山水，他们或把隐居乡野山林作为求官出仕的“终南捷径”，或因官场失意，把过乡居生活作为超脱宦海风波的方式或麻痹政敌的韬晦之计。这一时期还产生了王维、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派。孟浩然以布衣终老，隐居故乡的鹿门山。王维在仕途受挫后，买下宋之问的蓝田辋川庄，亦官亦隐。他们的田园诗具备下列两个特点：一是与山水诗融合，许多写山村自然景观及隐士生活的田园诗，与山水诗已无明显的区别，充其量也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如《积雨辋川庄作》、《山居秋暝》、《新晴野望》、《过故人庄》等。二是王孟(尤其是王维)的诗较之陶渊明、谢灵运更重视意境的刻划，从大自然恬静的美景中显示出诗人高蹈出世的情操和志趣。如王维的《渭川田家》、《桃源行》、《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等无不如此。王维的田园诗，意境既浑融完整，又多精工刻划，语言也清新洗炼，可谓从内容到艺术上都融合了陶谢二家之长。由于王维崇尚佛老，故他的田园诗更静穆，诗境更有层次，有更深的底蕴，颇能给人以美的享受，但他们很少写农民，从不接触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因而其思想价值不高。 李、杜二位大诗人在安史之乱前后的流离漂泊中与农民有了广泛接触，甚至定居乡间。他们的诗中或写农民的劳动生活，或写农村的自然景物，或写战乱年代农村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李杜虽不以田园诗名家，但其田园诗作同样闪烁着现实主义的光辉。同时代的诗人如储光羲、韦应物、戴叔伦，也都不乏田园佳作。 中晚唐时期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的痈疽一直未能根治，战乱、灾荒、统治者的巧取豪夺给人民带来不幸。“国家不幸诗家幸”，中晚唐时期却成为现实主义田园诗作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田园诗虽也有“雉飞鹿过芳草远，牛巷鸡埘春日斜”(杜牧《商山麻涧》)、“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王驾《社日》)那样恬适、宁静的乡居生活，诗人笔下更多“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李绅《悯农》)、“愁听门外催里胥，官家二月收新丝”(唐彦谦《采桑女》)的血泪篇章。中晚唐的田园诗较少受陶、谢的影响而上接《诗经》和《汉乐府》。许多作品讽刺辛辣，见解深刻，具有较高的思想价值。这一时期的田园诗还有两个特点值得一提，其一是善于向民歌学习。这些民歌原先是用于歌颂农民的劳动和爱情，故刘禹锡、白居易等仿效民歌的作品，较多以农村田园生活为题材。其二是与新乐府运动的密切结合，张籍、王建、白居易便是善于写田园乐府诗的大家。如张籍《野老歌》、王建《田家行》、柳宗元《田家行》、白居易《杜陵叟》都是这类田园诗的杰构。 宋初的田园诗创作受中晚唐诗风影响，这与当时整个诗坛的情况是相似的，但在这一领域中西昆派诗人并未涉足。这是因为西昆派诗人大都是达官贵人，他们不仅没有亲身体验躬耕乡居的隐士生活，对民生疾苦则知之更少，因而宋初田园诗中看不出贾岛、姚合、李商隐的明显影响。这一时期写作田园诗较多的是受白居易和晚唐皮日休、陆龟蒙、杜荀鹤影响的一些关心民瘼、政治地位不高的诗人。如王禹偁《田调》、《村行》，梅尧臣《田家语》、《陶者》，张俞《蚕妇》。这些诗还未打上宋诗议论化、散文化的烙印，也还未形成自身的明显特点。 开创宋代诗风的苏轼、黄庭坚及大政治家、大改革家王安石的田园诗作，则不仅一般具有关心人民疾苦的内容，而且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如苏轼之《山村五绝》，便尖锐讽刺王安石变法中的弊端。由于盐法太苛，百姓没有盐吃，有的甚至铤而走险去带剑贩卖私盐。其《吴中田妇叹》更以“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尖锐讽刺了“青苗法”。黄庭坚之《上大蒙笼》、《劳坑入前城》诗中也说：“今日有田无米食”，“正苦无钱刀”也写出“青苗法”实行中的弊端。这里显然不难看出诗人自己的政治态度。与之相反，王安石的《后元丰行》则热情讴歌新法实行十年后农业大发展，社会出现暂时的安定景象。毫无疑义，这是对新法理想化的歌颂。王安石变法使农村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对农民生活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诗中出现如此政见旗帜鲜明的田园诗作，这在整个田园诗词发展史上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以农村田园生活为题材的词作，最早为张志和《渔歌子》，其后五代孙光宪《风流子》也以描写田园风光为内容，都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但唐五代词中以农村田园生活为题材的作品毕竟是很少的。我国词史上第一个较多写作田园词的是北宋大词人苏轼，如他去徐州城东石潭谢雨途中所作的《浣溪沙》五首便是其代表作。它拓宽了词的领域，使词空前深入地走向人民，走向社会生活。南宋词人辛弃疾也是写田园词最多的大家。他自号稼轩，据其自己解释，就因为“人生在世，当以力田为先”。他的田园词作大都写于退居带湖、瓢泉时期。其中《清平乐•村居》、《鹧鸪天•代人赋》等均为脍炙人口的田园词章。这类田园题材的词作，较多使用白描手法，以质朴清新的格调，反映出农家生活的片断和农民的音容笑貌。陆游一些写渔父闲适自在生活的词作，实际寄托着作者的理想。 陆游还和杨万里、范成大以写作田园诗著称。他们都是年老告别官场以后长期退隐田园的。他们对农民所受的剥削压迫寄予了满腔同情，其中尤以范成大的田园诗作成就更高。它描述了江南农村生活的各个方面，展示了宋代农村的风土人情，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难能可贵的是他把对农村自然景物的描写与对封建剥削的揭露结合起来，并以浓墨重彩写到农民的劳动和生活，赋予以闲适为其特征的田园诗以更深刻的内容，使近两千年来千汇万状的田园诗汇入一流。他的《四时田园杂兴》历来被推为田园诗的光辉典范，这是因为它不仅题材开阔，而且诗句清丽明快，形象鲜明生动，而成为田园诗发展史上的丰碑。 值得一提的是宋亡以后月泉吟社遗民诗人的田园诗。月泉吟社是吴渭、谢皋羽、吴思齐发起成立的。他们于丙戌年(1286)小春望日(十月十五)，以《春日田园杂兴》为题，至丁亥年(1287)正月望日收卷。后收得2735卷，评选出280人。于三月三日发奖。其中颇多值得一读的好诗。如此众多的人参加同一题目的田园诗创作，这是我国田园文学史上的空前盛事。 金元时期的田园诗词为数不多，但却独具特色：其一是诗与绘画艺术的紧密结合，其二是多反映牧民生活的作品。金元时期是我国书法绘画艺术迅猛发展的时期，大书法家、画家赵孟〖FJF〗瞓〖FJJ〗奉太后懿旨作的《题耕织图》二十四首，大画家倪瓒的《荒村》、《东林隐所寄陆征士》等作品均为诗画结合的田园诗代表作。赵孟〖FJF〗瞓〖FJJ〗虽官至翰林学士承旨，但他被荐于朝之前显然有过农村生活的经历，对农事很熟悉，故这些田园诗历历如绘，颇有诗情画意。倪瓒为元四大画家之一，尤擅水墨山水画，他的诗多取材于太湖一带，田园与山水融合，意境幽淡萧瑟，且诗中有画。金元两朝还都是游牧民族建立的封建王朝，故田园诗中也多牧歌式的作品，这在少数民族诗人的作品中尤为常见。 明代是我国诗歌史上成就平庸的时代。田园诗词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并未能使人有一新耳目的创新。但继承《诗经》、汉乐府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的作品在明代田园诗中还是随处可见的。从明初的高启、于谦，到明末的张纲孙、陈子龙，都以饱含激情的笔触写下了反映人民苦难遭遇，能下千年之血泪的佳作。钦叔阳的《税官谣》还以诗记叙了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昆山农民葛成领导的抗税斗争。这在明以前的田园诗中是很少见的。 清诗是继唐诗、宋诗之后又一个高峰，其数量之大，使唐诗也瞠乎其后；其成就之高，也是可与唐诗媲美的。清代的田园诗，同样具备这样两个特点。清词是与宋词并峙的又一个高峰，其数量之多，题材之广，也远出宋词之上，其田园词亦然。 清初战争不断，农民除经济上受沉重剥削外，还得为军队服劳役。施闰章《牵船夫行》、陈维崧《贺新郎•纤夫词》对此都作了形象生动的描述。这段时期，农民、盐民受苛捐杂税的残酷盘剥，以至岭南一带竟发展到人吃人的地步。宋琬《同欧阳令饮凤凰山下》、吴嘉纪《绝句》、屈大均《雷女织葛歌》、《菜人哀》都反映了这样的事实，令人读之下泪。清初一些遗民诗人(如顾炎武)也写过一些反映隐士生活的诗，但他们并未忘怀国仇家恨，隐居往往是抗清活动的思想准备。 随着清政权逐步巩固，经济繁荣，物质生活也逐步富足起来，田园诗词从题材到审美趣味也都随之发生了变化，知足饱和，恬淡自适的田园诗词又应运而生了。如朱彝尊《鸳鸯湖棹歌》一百首，王士祯《真州绝句》都是这一类的作品。其写景优美，笔致清新，恬淡自然，与陶谢、王孟的田园山水诗格调相近。但清代是我国最末一个封建王朝，封建的生产关系已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清朝后期更为腐败，统治者穷奢极侈，对农民的剥削压迫加剧，加之自然灾害，使农民的生活每况愈下。这样的社会现实反映到诗词中，使清代中后期的田园诗创作中又涌现出大批现实主义杰作。周弘《道旁叹》揭露赈荒之弊，查慎行《村家四月词》写农民以人拉犁的苦况。蒋楛《河堤曲》以民谣形式，写黄河泛滥给人民造成的灾难。令人欣喜的是从田园诗中传出的不仅是农民的痛苦呻吟，还传出愤激反抗的呼声。如赵执信《甿入城行》写县令以赈荒名义到农村催租逼税，激起农民的反抗，这是古代田园诗中不多见的光辉篇章。 鸦片战争敲开古老中国的大门，西方文明与血和火一起闯入中华大地。但这一切并未给中国农民带来福音，它只导致中国封建农村经济的进一步解体，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近代田园诗人笔下的农村，已完全见不到恬静与幽美，到处是饥荒、弃儿、流民……。魏源的《江南吟十章》写苏州农民将粮田改种花木，道出封建经济的破产。陆嵩《鬻儿行》、姚燮《谁家七岁儿》、贝青乔《杂谣》便写出荒时暴月，农民被迫逃荒讨饭，小儿被遗弃或被卖掉换粮。郑珍的《经死哀》、黄遵宪《邻妇叹》、周实《睹江北流民有感》都艺术生动地写出封建社会末期我国农民生活的苦难。他们这啼饥号寒的呐喊，仿佛产妇分娩时阵痛的呼叫。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应该被埋葬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就要在这痛苦的呼唤声中诞生。三、 我国田园诗词源远流长，历来以现实主义为主要创作手法，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地反映了两千多年我国古代社会的现实。其中许多作品，甚至比正史更具体深刻地反映统治者穷兵黩武、横征暴敛给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如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西夏出兵攻宋，朝廷因正规军不足，下令征集乡兵。地方官为邀功而滥行征点，又适逢夏雨成灾，梅尧臣在襄城知县任上作的《田家语》、《汝坟贫女》两诗就形象生动地反映了“点弓手”给人民造成的苦难。有些田园诗还能印证正史：《明史》记载于谦任山西巡抚时因平反冤狱，救灾赈荒，兴修水利，使人民安居乐业。于谦本人在《平阳道中》以“相逢尽道今年好，四月平阳米价低”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实况。古代田园诗词中的许多优秀作品是我国现实主义文苑中的瑰宝，至今仍有一定的认识意义和美学价值。 田园诗词与民歌有着血肉的联系，早期见之《诗经》、汉乐府中的田园诗自不待言，唐宋以来的田园诗词与民歌也是密不可分的。它们的联系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田园诗大量见之于新乐府诗人如张籍、王建、白居易的乐府诗中。这些“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田园乐府诗显然胎息于民歌。其二是模仿民歌曲调创作的田园诗词。最典型的是中唐刘禹锡、白居易的《竹枝词》(又称《巴渝词》)，便是四川东部一带的民歌改词而成。此外如《杨柳枝》等也都是向民歌学习的产物。民歌本属社会下层人民(主要是农民)的口头创作，因而这类受民歌影响而写作出来的田园诗词，大都能反映现实，针砭时弊，同情劳动人民的不幸遭遇。艺术上也大都独具特色，新颖别致。 田园诗与山水诗在文学史上是一直被相提并论的，但山水诗的出现要比田园诗晚得多。《诗经》及两汉的诗歌中没有以山水为题材的，两晋玄言诗中已有写山水的成分，但山水诗的兴盛是在宋齐时期。山水诗与田园诗的作者大都是同一类政治上失意或隐居山林以等待一朝交泰、飞黄腾达者，或是从官场退休林下、颐养天年的人。山水诗与田园诗的交叉发展如同珠江的支流北江和西江一样，它们来自不同的源头，在三水附近合流了，随即又分开了，但分流而下的江水中已分不清哪些水来自北江，哪是来自西江。盛唐以后写农村自然风光的田园诗与山水诗已没有严格的界限，在一部分作品中甚至兼及这两方面的题材。明清时期，这样的作品已颇为可观了。而另一部分反映现实的田园诗，则与山水诗一直并行发展，没有相互融合。融合和分流是文学题材、形式发展的两种方式，山水诗与田园诗的关系也正如此。但从艺术上来说，田园诗比山水诗的表现手法更为丰富，这是与其题材的多样性是一致的。 总之，我国历代的田园诗词，是古代社会的一面镜子，其中某些真实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可以成为文学体裁的历史教科书。阅读这些田园诗词，使我们可以更多地了解古代社会，可以从中研究古代农村的经济制度和阶级关系，甚至在某些方面可补正史之不足。田园诗中大量写农村田园风光的诗词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能给人美的享受。对我国历代的田园诗词，我们应给予更多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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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几对于历史与史学更革变化的认识是多方面的, 在整个中国古代学者中间也是十分突出的, 因此研究他在这一方面的思想认识对于理解古代学者的历史观有着非常典型的意义。 一、刘知几史学变革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 对于中国史学变革大势的认识, 从《尚书》、《春秋》到唐代, 刘知几把它大体分为三个时期一是以《五经》为代表的先秦史学。这个时期, “文之将史, 其流一焉”, 文与史混然为一。二是以三史为代表的两汉史学。这一时期历史著作不多, 为文初尚丽词, 然尚能据实而书, 《史记》《汉书》、《东观汉纪》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三是两晋南北朝迄于隋唐的史学, 刘知几常以“近古( 或近代) 诸史”名之。( 二) 提出“今古异同, 取叶随时”的主张历史在不断变化, 史学著作要能反映这种变化,沟通古今, 让后人对前人有一个真实的了解。他认为“盖取叶随时, 不籍稽古”, 能反映历史变化的真实情况才是正着。《史通？一书中有许多这方面的论述, 撮其要者约为二端。其一, 用当时语言, 直书其事。其二, 前史之所未安, 后史之所宜革。( 三) 师古而不泥古, 才能有利于史学的更新发展刘知几一方面强调历史著述“取叶随时”、“不籍稽古”; 另一方面又提出模拟古人, 即“师古”问题。 二、刘知几史学变革思想的形成( 一) 千古史学纳诸胸中, 为其讨论史学变革、变化奠定了基础刘知几总角之年即开始习史, 对历史的爱好使他“耻以文士得名, 期以述者自命”, 勤勤于史学大半生。所谓学富才能汇通, 汇通之中才能见出变化。这是他史学变革思想形成的基础。( 二) 区分类聚的研究方法, 有利于排列史事、总结得失、对比古今、见出递变刘知几的区分类聚首先是从具体分析入手, 弄清每一史书的细节内容, 得失利害, 然后在大量分析研究的基础上, 排比综合, 条分类归, 勒成一个个事目, 叙述从古代一直到唐代的演变情况。( 三) 敢述前非的批判精神, 帮助他找到史学变革的突破口中国学术思想一向强调继承性研究, 所谓有容乃大, 而批判性研究则不大为人所称道。《史通》作为史学批评性著作, 充分体现了刘知几追求真理、敢于批评的精神。( 四) 时代为他史学变革思想的提出提供了契机刘知几所处的时代正是史学走向自觉反省的时期。刘知几适逢其时, 在前人努力的基础上, 对整个中国史学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为以后史学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三、对刘知几史学变革思想的评论第一, 从整个史学发展上看, 刘知几的史学变革思想在中国旧史学家中间是很突出的, 对史学变革加以研究总结, 并且颇有建树, 他应该说是第一人。第二, 刘知几讨论史学变革特别注意与历史变化联系起来看。这种认识比之商鞅、韩非子等人随便说到上古、中古、当今之类, 不仅自觉性强, 而且具体, 又有认真细致的比较分析, 其进一步发展就是今日所谓的历史发展阶段论了。第三, 以批评为史学变革的手段。刘知几讨论史学变革问题都是通过批评以往史学的方式完成的, 这构成了他史学变革论的又一个明显特点。当然, 对刘知几的史学变革论我们也要看到有其一定的局限性。刘知几过多地强调写史要遵循成例, 批评别人唯以其例评断是非, 缺少变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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