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是中国历史上的不可多得的旷世才女，琴棋书画、诗词曲赋无所不通。在宋代男性词人并立的局面中，李清照巾帼不让须眉。她的出世，打破了词坛沉寂已久的宁静。她以婉约的气质填出的词篇成了婉约词的正宗，以致清人沈谦说：“南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极是当行本色。” 古时奉行的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道理，所以就有不少封建的卫道士公然说李清照失去了良家妇人的蕴藉。说李清照的词是“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缙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藉也。”这些只是一些顽固守旧之徒的片面之词，多少有些因容不下李清照的才气而生妒意。 李清照生在一个世代书香之家。父亲李格非以文章著名，受到苏轼的赏识，是苏门后四学士之一。李格非著作极多，但是多已散佚。家学之深对李清照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且李格非并非一个穷据经理的人，家风比较开放，李清照得以在年幼时就可以接触到大量的古卷典籍，为日后的成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少年时李清照就存有诗名，她早期的老师是大名鼎鼎的晁补之，与秦观、黄庭坚、张耒合为苏门四学士。十六七岁的时候，李清照作了《浯溪中兴讼诗和张文潜》两首古风，受到当时一干名士的叹赏。后来又写一首《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此词一经写成，父亲李格非便觉得出语不凡，后来传至朝中，朝中文人莫不夸格非小女好才情。 当时朝廷宰相是赵挺之，赵挺之有一个很有才华的儿子赵明城。一日，赵明诚午睡梦见一本古书，醒来时只记得里面有这么几句：“言与司合，安上已脱，芝芙草拔”。赵挺之听到儿子与他说此便大笑说，我儿将要娶一才女为妻。他解说道，“言与司合”是一词字，“安上已脱”当然是女了，还有“芝芙草拔”合起来是“之夫”二字，合起来不就是“词女之夫”了么。后来这离奇古怪的梦，竟然不期而遇地成为了现实。过了不久，十八岁的李清照与二十一岁的赵明诚结为连理。婚后。两人感情笃厚，赵明诚喜欢收集金石，李清照极力辅佐，两人夫唱妇随，沉浸在燕尔新婚的甜蜜中。无奈好久不长，婚后第二年发生了元佑党祸，李清照的父亲被划为元佑党人，被逐出了京师。按照规定，元佑党人的子女不能居住在京城，所以李清照跟随父亲回到乡下。赵挺之平时与苏门中人有罅隙，对亲家李格非的迫害无动于衷，这使得李清照非常气愤，后来在赵挺之贺寿上赠上一联：“炙手可热心可寒，何况人间父子情”，终究是得罪了权倾天下的公公。 因为赵挺之与蔡京争权落势，由是被贬官落职，并祸及到他的三个儿子，赵明诚受到迫害而落职，于是和李清照两人搬到山东青州老家居住。在这里他们度过十年的美好时光。娴静的日子，他们一同看书整理金石书画。虽然日子非常素淡，但是远离宦海的他们，过得也是舒心。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里记录过这段生活，她和明诚经常玩赌书泼茶的游戏，尽显出文人雅趣，也足见她们两人的淳朴心性。序中说：“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叶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故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 其实女人期待的是一份平静如水的日子，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只要两人情深，纵使生活在山野之处又有何怅恨。金庸的《神雕侠侣》是他众多作品中最让我推崇的一部。杨过闯荡江湖受尽千般磨难，十六年与妻之约青丝尽成白发，在谷底与龙儿的相见让多少人看得潸然泪下。名与誉，他都可以不顾，惟愿与龙儿在古墓里执手度过一生，简单地让人羡慕。李清照与赵明诚在青州的这十年时光也是羡煞世人的。 虽然李清照为一柔婉女子，但在骨子里却有着许多刚烈。她写过一篇《词论》，这也是她的高明之处，不仅名词家，又是词论家，能稍与她媲美的只有张炎了。她在《词论》中对各大词家都批驳了一番。 首先挨刀的便是柳永，不过李清照采取的是迂回的战术。她说柳永变旧声为旧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但这不是李清照要说的重点，关键的是在后面八字“虽协音律，词语尘下”。这种方法现在很多领导非常擅长，如果是直奔主题，那么就显得有伤大雅。李清照乃一玉洁冰清女子，当然容不下柳永笔下的那些秾词艳曲。虽然她也是渴望爱情，但决不是柳永所要的那般旖旎露骨。 其次挨刀的是张先、宋祁宋庠兄弟，以及沈唐、元绛、晁端礼几人。李清照说他们虽然时时有妙语，但是在营造意境上多破碎，不足为名家。李清照对他们的评论都是一针见血，破碎成了他们跻身于一流词家的最大障碍。对于他们的词，能给我们留下深刻映象的着实只是那么几句。 再就是词坛上最负盛名的那几人：晏殊、欧阳修、苏轼。对他们李清照也是毫不留情。且看她如何说：“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之不葺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李清照是非常讲究音律的，所以她会批评他们几个写词的随意。虽然李清照对于他们几个来说是晚辈，并且她的父亲李格非还是苏轼的学生。但她还是能够直言不讳地将出来，足以见出她巾帼不让须眉的毫情。对王安石、曾巩两人，李清照将他们批驳地体无完肤。她说“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小歌词，则人必倾倒，不可读也”。想来李清照说的这话是否是过分了些，他们的词也并非如她所说的一无是处。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怀古》在咏史词中独树一职，《古今词话》里说：“诸公寄调《桂枝香》三十余家，只有王安石词为绝唱。”想来也不是浪得虚名。 最后评价的是晏几道、贺铸，秦观与黄庭坚，她对这几人的评价公允多了。她说词自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出，始能知之。只是晏几道苦无铺叙，贺方回苦少典重，秦少游专主情致，但是缺少故实，就如同生在贫家的美女，虽然极是妍丽丰逸，终缺乏富贵态。黄鲁直呢，即使注重故实，但是又多瑕疵，如同良玉有瑕，价自减半了。李清照对他们分析地条条是道，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李清照的看法。不过让我不明的是，为何周邦彦当时名气如日中天，而《词论》却无一字涉及，这恐怕要成为千古谜案。 李清照的词情已经容不下任何人置疑的眼光，千百年来，她就是词坛中的佳人代表，清幽婉丽是她的特色。且看一首《点绛唇》： 蹴罢千秋，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 见有人来，袜划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 像林间的鸟儿，她在秋千上轻盈地荡来荡去。罗衣轻飏，风吹乱了她的发。从秋千上，她缓缓地走下来，揉着微微麻木的玉指，嘴角边露出轻轻的笑。秋千旁纤细的花朵染上了晶莹的露水，薄汗透湿了她的轻纱。回眸中，见到一位少年往这边前来，正是她想见却又是怕见的那个男子。慌乱之中，她连鞋子都没有穿好，就匆匆地向闺房里躲避，金钗在途中不知坠向了何处。羞涩的她，顺手折下一颗青梅，倚在门旁，望着那袭青衫磊落的背影，投向了深情的一瞥。 少年的李清照过得无忧无虑，这得以他爹爹李格非的开明。李格非思想受到苏门学派的影响，置身于通脱的学术环境中，当然不像《牡丹亭》中愚昧顽固的杜宝，终日将女儿丽娘关在屋内跟着老师念书，过分得连自家的花园都不得游玩。李清照秉承了她爹爹的个性，行事上非常有风格，她可以游玩到“沉醉不知归路”的疯狂，可以道出“一面风情深有韵”胆大活泼的话语。这些，都让那些处在深闺中的女子充满无限的羡慕。 虽然李清照情思婉约，但骨子里萦绕着英雄情结，偶尔作豪放言语。她写下的《夏日绝句》诗“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让多少男儿读了之后也是热血沸腾。在她词中，也有这方面的作品，看一首《渔家傲》： 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帝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 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谩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 建炎三年，金兵很快占领了南京。宋高宗带领群臣仓惶南逃，为了躲避金兵的洗掠，李清照也沿着高宗逃亡的路线南下，后来又乘着一艘大船渡海。这些天的逃亡生活，让李清照看清了世态是如何的炎凉。朝廷只是顾着自己避险逃逸，不管黎民百姓的祸福生死。在一次梦后，李清照愤意难平，写下了此词。 天空中，如波涛似的白云迭起，幻出了万般景象。薄薄的晓雾流转不定，银河中有千帆荡移。仿佛在梦魂中飘入了神奇的帝都。身畔，还响彻着天帝的话语。天帝在好奇地问她：“你这样匆匆到底是要归往何处呢？”她答说着：“人生的路途漫漫，刚要起程却是日墓降临之时。”苦学作诗，常常吟出惊世骇俗的句子，她想要的正是那样的毫情。愿乘着鲲鹏在九万里长风中扶摇而上。她求说着，长风呀千万不要停住，请将我的一叶扁舟，吹到无人可及的仙山去。 李清照给人极大震撼的还是那些别后相思之作，她将离情诉说地哀怨动人。作为女子，她能够吟诗赋词，当在时是非常幸运的，但作为女子，独守空闺，惆怅地饮着那份寂寞，又是极大的不幸。交织在爱与痛的情网里，李清照注定要挣扎地遍体鳞伤。看她的一首《醉花阴》：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 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重阳佳节的时候，李清照思念起了远在他乡的丈夫赵明诚，怅叹之余，寄《醉花阴》词函给他。赵明诚吟赏词后，自叹不如。但又不甘，有意与妻子比试一番，于是闭门谢客，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构思妙句，三天后，作出五十阙。他自认为非常不错，便在自己的词中夹杂着易安词寄给友人陆德夫，让他鉴赏，看他有怎样的想法。陆德夫把玩再三，说仅有三句最佳。赵明诚追问，陆德夫答说，即“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赵明诚一脸落寞，由此对李清照愈加敬重。 薄雾萦回，浓云聚起，让人如何度过漫长的白昼。她那颗幽幽的心，如同兽炉里的青烟袅袅。纱帐的玉枕上，斜卧着一位如花美人，她孤枕难寐。夜半时的寒气将锦衾冻得如冰，辗转在寒床，她思的是如烟的往事。朦胧的黄昏中，缓缓地踱至庭院的菊花从里，她将满斟的清酒一饮而尽。花香如蝶，袭入随风飘舞的衣袖中。不要说，相思不苦，眼前的一切就让人黯然销魂。调皮的风掀起珠帘，看着墙上映着的倩影，比枝头的黄花还要消瘦。 李清照与赵明诚伉俪情深，但是世事弄人。宣和七年，金兵灭辽后，挥师南下，大势侵宋。李清照不得不离开青州爱巢一路南迁。建炎三年时，赵明诚被调往湖州作知州。高宗当时由杭州到建康，诏赵明诚前来领旨奏事。他一个人赴建康，留下李清照与多年苦心搜集的金石。然而短短两个月时间，赵明诚途中暴病而亡一去而不复返了。国破夫亡，让李清照成了断肠之人，日日苦吟，她割不断那份如丝如缕的相思。愁情，深深地浸在她的双眸。且看她的的词《武陵春》： 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 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南渡后的八年，李清照流落江南。绍兴五年，金兵前来进犯。她依附弟弟李伉，避难金华，当时已是五十多岁的高龄。红颜在岁月的沧桑中尽成了白发，不知在梦中她还是否会忆起那个身量为足、倚门回首、嗅着青梅的女子。那时的她，喜欢莺歌燕舞，罗衣轻飘，秋千上留下了她的倩影。只是一切过得太快，还未来得及细细品尝个中滋味，与她死生契阔的那个男子已经离去，剩下倾注过他心血的金石陪伴着她。岁月，掸下一袖的繁华过后，原来是这般的荒凉。纵是局外之人，也是看得心伤。 花已残，东风还在无力地吹着，将最后一抹的余香扫尽。又是日暮时分，她的心如茧丝，缠上了太多的结。倦得不想梳理头上的发丝。山河依旧，却人去楼空。想要倾诉，朱唇轻启，惹来一袖的泪水。她听说双溪的水，还残留着春光的明媚，她的心又动了，最爱的是驾上一叶兰舟，任流水脉脉。可是又担忧双溪上的蚱蜢小舟，难以载起她一腔的愁怨。 整日愁肠百结的李清照在哀风凄雨中孤独无依，此时发生了一件对她打击极大的事情，即“玉壶颁金”一案。有人在高宗面前弹劾赵明城生前将玉壶投献给金人，有私通之嫌。李清照得知消息后气愤不已，此事纯属小人搬弄是非，但又让她惶恐不安，毕竟叛国的罪名任何人都是吃不消的。她想得一方法，将家中所有的铜器等物献给朝廷，以换得一时之安。金兵南逼，高宗无暇顾及此事，只是一味带着他的宠臣逃跑。李清照也跟着他们的足迹踏上了逃亡之旅，金石书画等一些贵重之物在路途中多有流失。 逃亡本来就是让人胆战心惊，然而，等待李清照的还有更加悲惨的事情。就因为她手中的那些贵重文物，引来了一些奸险之徒的垂涎。绍兴二年，李清照拖着病躯从越州来到杭州，此时正处于困难之际，让张汝舟如此小人有了可乘之机。张汝舟假借朝中另外一位与自己同名且官人的名望，再加上他的巧嘴如簧，终于得了李清照的信任。后两人成婚。婚后，张汝舟穷形毕露，对李清照拳打脚踢，威逼她交出今石书画，李清照此时摸清了张汝舟的底细，只不过一市井之徒，靠谎报举数得官职。李清照一肚子的苦水无处可诉，只怪得自己遇人不淑。她在《投翰林学士綦崇礼启》中说：“忍以桑榆之晚景，配兹驵侩之下才”。忍无可忍中，李清照顶着巨大的社会压力状告张汝舟弄虚作假得官之事。无耻小人终于得到惩罚，受到编管柳州的处分。但是依据宋朝法律来说，告发亲人者得服刑二至三年，这时多亏有赵明城的表兄綦崇礼从中帮忙，使得刑期仅为九天。 经历了这一系列的变故，李清照变得更加沉默起来。一次次的打击让她比黄花还瘦，往日的欢乐她再也害怕忆起，在凄苦中慢慢地咀嚼着余生。看她的一首《永遇乐》： 落日熔金，暮云合璧，人在何处？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元宵佳节，融合天气，次第岂无风雨？来相召、香车宝马，谢他酒朋诗侣。 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如今憔悴，风鬟雾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 往事成殇，渡过劫难后的李清照心里仍是存有余悸。风鬟雪鬓，一颗心苦似黄莲。以前一起吟诗作赋的女友邀她去观灯，但她却是一点心情也没有。心如槁灰，哪还有心情出游。倒不如藏在帘儿底下，听人笑语。 从李清照的作品来看，似乎她在六十多岁后就搁笔了，这决不是什么江郎才尽，其中发生了什么变故不得而知。李清照是文坛上少有的长寿女词人，或许是学得苏轼“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的精神而放宽了心态，风景秀丽的杭州，成了她生命中的最后驿站。 无疑，这是一个伟大的女子。在泱泱中华五千年的历史中，李清照如同一棵奇葩，独独地盛开，眩人眼目。词坛少不了她那一袭的红袖馨香，在泛黄的书卷中，那个呼作易安的女子，摇曳着如黄花的身姿，姣姣软软，向我们款款徐来。 引用今人郭沫若的一联作结：大明湖畔,趵突泉边,故居在垂柳深处；漱玉词中，金石录里，文采有后主遗风.。确是如此。
提起李清照，人们首先把她当作词人，并誉之为婉约派宗主。即使相信李清照改嫁的有关记载，对其晚节颇致不满的纪昀，修《四库全书》为《漱玉词》作提要，也称赞其词“抗佚周柳”，“为词家一大宗”。还有人特别欣赏她的诗。晚清樊增祥《石雪斋诗集》卷二《题李易安遗像》诗序云：“其所为古诗，放翁、遗山且犹不逮，诚斋、石湖以下无论矣。”李清照的文章，赞赏者亦大有人在。曾与柳如是摹仿赵、李“翻书赌茶”故事、学际天人的钱谦益，读李清照《金石录后序》，拍案叫绝：“其文淋漓曲折，笔力不减乃翁，‘中郎有女堪传业’，文叔之谓耶。” （《绛云楼书目》卷四）。这些关于李清照文学成就的评论，未免有过誉之处。相对而言，李清照在史学方面的贡献，却很少有人予以重视，并做出公正评价。 李清照对史学的第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协助赵明诚纂修《金石录》并历尽艰辛将它保存下来。清道光《济南府志·列女传·李清照》：“明诚作《金石录》，考据精确，多足证正史之失，清照实助成之。”应该说是可信的。他们在青州一同生活了十年的“归来堂”，实际上是一个史学研究的“夫妻店”；《金石录后序》前半部分，基本是叙述他们共同研究史学的经历；所谓“浸觉有味，不能自已”，所谓“甘心老是乡矣”，所谓“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所谓“意会心谋，目往神受，乐在声色犬马上”，道出了两人对史学的共同兴趣。可以这样说，即使李清照没有参与《金石录》的编著、整理，她能力尽艰辛把这部珍贵的史学著作保存下来，也已经难能可贵了。 李清照和《金石录》的关系，一般学者都了解。但李清照对史学的另一重要贡献——为宋代保留下一部孤本的《哲宗皇帝实录》，却一直被学术界忽略。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四：“己酉南渡，国史散失，靡有孑遗。其后数下诏访求之，绍兴元年，才得布衣何克忠所藏《太宗实录》四册而已。上以书籍残缺之际，特命以官。已而戚里张懋家献太祖至神宗六朝《实录》、《会要》、史志等书，小校唐开亦献王珪所编《五朝会要》，最后五年三月，始从故相赵挺之家得蔡京所修《哲宗实录》，皆下之史官。”《宋会要辑稿》：“（绍兴）五年五月三日，诏令婺州索取故龙图阁学士赵明诚家藏《哲宗皇帝实录》，缴进。”按，赵挺之去世于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赵明诚去世于高宗建炎三年（1129），所以准确地说，《哲宗皇帝实录》是从赵明诚遗孀李清照处索得。据李清照作于绍兴四年（1134年）十月的《打马图经·序》：“今年十月朔，闻淮上警报……余自临江溯流，涉严滩之险，抵金华，卜陈氏第。”金华为婺州治所，李清照在这里一直居停到次年五月以后。 《哲宗皇帝实录》由蔡京主持编写于徽宗大兴党狱之际，自然有褒贬颠倒、轻重失伦等诸多问题，但作为历史文献，它叙典章，述文献，次第先后，却大致能保存真相，对后世修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李清照于兵荒马乱、辗转流离中，所收藏文物丧失殆尽，而最终将《哲宗皇帝实录》与《金石录》一同保存下来，说明她充分了解在汴京沦陷，碧简飞灰之后，这部著作关系国史存亡，斯文绝续的意义。 李清照对历史文献的热心不是偶然的，她出生在中国历史上典型的“右文”时代，这个时代的文化生活，又因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推广，空前充满活力。李清照的本家、婆家，都是经史世家，她本人对历史有浓厚兴趣，她的丈夫赵明诚对历史研究更是情有独钟。两人志同道合，相得益彰。《金石录后序》云：“丞相在政府，亲旧或在馆阁，多有亡诗、逸史、鲁壁、汲冢所未见之书，遂力传写，浸觉有味，不能自已。” 《哲宗皇帝实录》可能就是他们利用这个方便条件从史馆抄录的。 《宋史·哲宗本纪赞》：“哲宗以冲幼践祚，宣仁同政。初年召用马、吕诸贤，罢青苗，复常平，登俊良，辟言路，天下人心，翕然向治。而元佑之政，庶几仁宗。”赵明诚、李清照都是所谓元佑旧家后裔。哲宗朝历史，记载着他们父辈的辉煌和光荣。两人家世传闻，多得故实，足以辩诬订讹，这也是他们珍重保藏《哲宗实录》的原因。 李清照遗著中，有《夜发严滩》（又名《钓台》）一诗，是绍兴五年从金华返回临安之作。诗云： 巨舰只缘因利往，扁舟亦是为名来。往来有愧先生德，特地通宵过钓台。 这首诗可能是有为而发，诗中所说为名利来往的可能不仅是李清照自己。她是为避难而来，也不用乘什么“巨舰”。这首诗有可能是讽刺那些倚仗权势，催逼她交出《哲宗实录》的官吏。当然，李清照也是凡人，她未必心甘情愿的把自己历尽艰辛保存下的重要典籍平白献出。也应该讨价还价。当局给她以精神和物质奖励，酬劳报功，更是理所当然。 陈祖美《李清照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附录之《李清照年谱》，说李清照藏《哲宗皇帝实录》，“这当时是一种有违禁性质的大事，清照不久离开婺州治金华，当与此事有关”。这是著者猜测。宋代文禁不严，《实录》也不是“非扩散性材料”，更何况是在“书籍残缺之际”。 李清照对历史的兴趣，很自然的升华为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心。而两宋之际北方故国的沦陷，她本人的颠沛流离，使这种关心更加痛切。这在她的诗歌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如《乌江》、《咏史》、《浯溪中兴颂和张文潜》、《上枢密韩肖胄诗》等，或借古讽今，或以今寓古，充满爱国激情和民族义愤。有人批评其中有些诗典故用得“太多太滥”（徐北文《李清照全集译注》，205页，济南出版社，1998）。这是事实，但从另一个角度说，是否我们的历史知识比李清照贫乏？ 《汉书·艺文志》云：“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史官熟知古今天下存亡兴衰、人情真伪消长之事实，从中总结出规律，故能出乎史而入乎道。而“道艺为一”，也是文学创作的最高境界。欲达到“道艺为一”的境界，不能不知史。李清照在文学上的卓越成就，与她渊博、深厚的历史知识是分不开的。即使李清照最负盛名的抒情题材——词的创作，也与她的历史意识有关。《词论》虽然不长，但其中包括一部词史，铺展开来又可以成为一部类似莱辛“论绘画和诗的界线”的《拉奥孔》。任何文学体裁，都只有在历史中，才能充分展开其丰富性和多样性，表现其独特性。这是李清照的《词论》在今天给我们的启示。 作为一个女性，李清照在史学上的造诣、贡献与她的诗词创作一样，不让须眉。与今日当红的一些女性作家相比，琼瑶老妈子之流的撒娇派，虽能窃取李清照一二清辞丽句，但在史学上的造诣与文学表现的深刻等方面，实难望其项背；至于那些吃青春饭、用身体写作，专门向洋人献媚，斯滥至极的所谓美女作家，更难同日而语。
摘 要：经过诗人的锤炼，古诗的遣词造句特别精炼，包蕴量特别丰富，景、情、事浑然一体，创造出独特感人的意境。那么，什么是诗的意境？它是指诗中描绘的具体生活情景、生活画面，以及蕴含在情景、画面中的思想情感和深刻意义。学习古诗，只有抓住品味意境，细细体味，才能化难为易深入理解古诗。要想从古诗的意境中感悟诗人的情感，汲取高雅的审美情趣，必须准确抓住古诗的意象才能使诗的客观映像自然地转化为主观感受，收到较好的效果。 中国论文网 关键词：古诗；意象；意境 中图分类号：G62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3）34-280-01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浩如烟海，古诗更是华夏文化的瑰宝，它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入选小学语文教材的古诗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瑰宝中的朵朵奇葩，读来沁人心脾，开启心智，回味悠长，给人以美的熏陶。 古诗中的意象就是情与景的统一，是诗人情感的载体，学习鉴赏古诗时只有在领悟意象寓意的过程中，才能把握诗歌内容，感知诗人情感，进入诗歌意境，领悟诗歌的主旨。而一些意象寄寓了约定俗成的审美习惯，如何抓住诗歌中意象的正确含义，以下是我在二十多年的教学实践中总结出的点滴体会。 一、自然意象类 1、月亮（残月、明月、新月、玉盘、婵娟）：它在诗人笔下都是思亲、思乡的标志，多传达离愁别恨、寂寞思归之情。 2、夕阳（斜阳、日暮、残阳、落日）：大多流露凄凉失落，苍茫沉郁之情。 3、流水：多传达人生苦短，命运无常的伤感和哀愁。 4、烟、霜：多表示哀怨、惆怅、凄苦等情思。 5、风：春风――旷达、欢快、希望。 东风――代表春天、美好之意。 西风――惆怅、游子思归。 北风――萧条肃杀、离别惆怅。 二、植物意象类 1、杨柳：多传达离别、怀远等情思。 2、落花（落红、残红）：多表示青春易逝，人生无常的感叹与哀愁。 3、松、竹、梅、菊：多体现高洁、坚贞、不屈之意。 4、梧桐、芭蕉：传达光阴易逝，身世磨难的惆怅哀怨。 三、动物意象类 1、鸦、蝉、猿、杜鹃：多传达凄楚哀怨之情。 2、鸳鸯、鹧鸪：表示相思相爱；离愁、孤寂的情思。 3、燕子：象征着时事变迁，人事代谢。 4、鱼：象征自由。 5、孤雁：象征孤独、思乡。 6、鹰：象征刚劲自由。 古诗教学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我国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在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中，我们的祖先创作了浩如烟海的诗歌作品，可以说我国是诗歌的王国。教师在进行古诗教学的时候只有让学生抓住意象，才能感悟古诗的意境美；注重读出古诗中的意象是学好古诗最基本的要求。 参考文献： [1] 小学语文课程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2.4. [2] 刘庆森.古诗词鉴赏教学中的意象和意境.试题与研究.新课程论坛，2012.2.
意象和意境是中国古诗词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共同生成，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意象是鉴赏诗歌的最基本而又最重要的审美元素。可以说抓住了意象也就把握了诗歌的意境、风格及作者蕴涵其中的思想感情。正如艾略特所说：“表情达意的唯一方式便是找出意象，即一组意象、一个情境，这些诉诸感官经验的外在意象出现时，该特别情意也就随之给唤引出来了”。在作品中，意象是内容依托的主体，是凝聚作者情感的具体形象，所以了解意象的特殊寓意，是读懂、读透作品的关键。下面这些花草、树木、虫鸟等自然现象就常常含有不同的寓意。那么我们说了这么多，到底什么是意象呢？下面是来自百度百科的一段文字：“意象是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客观世界的具体形象，但又不是一般的客观事物，是客观事物在人的意识中的再现，是以往感性或知觉经验在意识中的再造或回忆。”总的来说，意象是物象的一种，它不是普遍的、客观的形象，而是浸透了诗人的思想情感、生命体验、认识阅历的特殊物象，几乎每一首诗词都有属于它自己的意象，意象对于诗词就像细胞对于人一样。在我国古代的诗词中，我们会发现，随便一首诗词都有属于自己独特但又大众的意象，为什么说是独特但又大众呢，因为中国古代诗歌的意象可以大致的分为几种，这个稍后再做解释。我的认为相同的意象在不同的诗歌中，有它不同的意思，就算它们都表达出思乡的感情，但是再不同的诗歌中你会读出属于它本身自己的意义。那么现在就来看一看，中国古代诗词经常使用的意象：（仅列举几样）1、树木类：柳树、松柏、梧桐、竹。它们在平常人眼里看起来似乎并没有多大的意义，但是在诗、词人的眼中它们有属于它们自己的品格和它们自己的意义；比如：柳树这个词就表达出了：送别、留恋、伤感、春天的美好，折柳：是汉代惜别的风俗。后寓有惜别怀远之意。“杨柳”：伤别情怀 堤柳堆烟：能触发往事如烟，常被用来抒发兴亡之感。而我们更为熟悉的便是松柏，在很多诗词人的作品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松柏这一意象，甚至到后来的现代散文家的作品中也有这个词语，而它的意思似乎就从古代一直遗传下来，并没有多少的改变；松柏：坚挺 傲岸 坚强 生命力 松：松树是傲霜斗雪的典范，自然是众人讴歌的对象。李白《赠书侍御黄裳》：“愿君学长松，慎勿作桃李。”韦黄裳一向谄媚权贵，李白写诗规劝他，希望他做一个正直的人。三国人刘桢《赠从弟》：“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诗人以此句勉励堂弟要像送松柏那样坚贞，在任何情况下保持高洁的品质。2、花草类：花又可以大致分为，花开、花落两类，我们常见的关于花草的意象有以下这几类；桃花、牡丹、兰花、菊花、红豆。而草更多的寓意了生命力强 生生不息 希望 荒凉 偏僻 离恨 身份、地位的卑微。在这一类里面，我最喜欢的意象便是红豆，不知当初王维是怎样将红豆与相思联系在一起的，这个却给人很美好的感觉。在此不得不再写下一遍他的诗歌：“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劝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诗人借生于南国的红豆，抒发了对友人的眷念之情。在这一类里面，我认为最常用的就是菊花，它隐逸、高洁、脱俗。菊花虽不能与国色天香的牡丹相媲美，也不能与身价百倍的兰花并论，但作为傲霜之花，它一直得到文人墨客的亲睐，有人称赞它坚强的品格，有人欣赏它清高的气质。屈原《离骚》：“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诗人以饮露餐花象征自己品行的高尚和纯洁。唐人元稹《菊花》：“秋丛绕舍似陶家，遍绕篱边日渐斜。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表达了诗人对坚贞、高洁品格的追求。其他“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百花中”（宋人郑思肖《寒菊》）、“寂寞东篱湿露华，依前金靥照泥沙”（宋人范成大《重阳后菊花二首》）等诗句，都借菊花来寄寓诗人的精神品质，这里的菊花无疑成为诗人一种人格的写照。3、动物类：猿猴、鸿鸽、鱼。鹰、狗、乌鸦、寒蝉、瘦马等，在这些意象中我们最熟悉或许就是瘦马了吧，因为我们很早就学过马致远先生的《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 断肠人在天涯。”28个字勾画出一幅羁旅荒郊图。这支曲以断肠人触景生情组成，从标题上看出作者抒情的动机。而在这些意象当中，寒蝉使我不得不多留点笔墨，写下我对于它的理解，秋后的蝉是活不了多久的，一番秋雨之后，蝉儿便剩下几声若断若续的哀鸣了，命在旦夕。因此，寒蝉就成为悲凉的同义词。蝉要花很多年才能看到外面的世界，而努力后的寒蝉更是多了几分凄冷，如唐人骆宾王《咏蝉》起首两句：“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西陆：秋天〕以寒蝉高唱，渲染自己在狱中深深怀想家园之情。宋人柳永《雨霖铃》开篇是：“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息。”还未直接描写别离，“凄凄惨惨戚戚”之感已充塞读者心中，酿造了一种足以触动离愁别绪的气氛。“寒蝉鸣我侧”（三国人曹植《赠白马王彪》）等诗句也表达这样的情思。以上三类意象只是我国古代诗词意象中的很小很小一部分，从这些意象中，我们也不难发现不同的意象在不同的诗歌里面，在不同的时间里，它或许有不同的意思，但也或许延续看了以前的意思，但却都很明确的表达出了诗人内心想要真切表达的想法，可见意象在诗词中的作用，是多么的必不可少，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这些东西都没有了意义，那么整个诗词也就失去了它的色彩。一、 课题提出的背景：1、 高考诗歌鉴赏题的转变：诗歌鉴赏，就是感受形象，品语言，领悟作品的思想内涵，体味作品的艺术魅力。《考试说明》把诗歌鉴赏定位于初步鉴赏诗词的形象、语言、表达技巧和思想内容上。对学生而言，高考诗歌鉴赏题是他们“心口永远的痛”。学生平时积累少，看诗歌鉴赏理论文章更少，面对这类题往往无从下手。2002年高考诗歌鉴赏题采用主观题的形式，很多人认为，这种命题方式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诗歌鉴赏的难度。恰恰相反，笔者认为，这是降低了难度，因为，表达技巧很具有争议性，特别是一些名词术语的判断和表述更没有唯一性。中国古典诗歌有很多典型的意象，意象是客观物象与审美主体（诗人）的二合一，诗歌鉴赏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意象的理解，掌握意象就掌握诗人感情，就能破解思想内涵；而且，学生容易从生活现象联想到诗歌意象，有话可说。只要有话可说，就不愁得不到分。从某种程度上说，掌握了意象，高考诗歌鉴赏题就成功了一半。2、 高三时间的局限性：高三时间紧迫，升学压力大，学生的课业负担繁重，对教师、学生而言，每节课都非常宝贵，很多老师对高三研究性学习投鼠忌器，学生也不敢放开手脚，研究性学习停滞不前或干脆取消。诗歌意象大搜查基本上不用集中研究、外出调查和老师的指导，所需时间较少。3、 高三复习课的局限性：一般情况，第8周高三就结束新课，进入全面复习。诗歌复习的基本手段是“讲—练—评--测”，而且，训练周期短，学生对诗歌的基本知识点多是蜻蜓点水式，唯有通过大量的训练题加以强化。学生被动接受的多，自动出击的少。如此一来，即使不产生厌烦情绪，也只有被动接受。诗歌意象大搜查还给学生自主性，在自由选题、自主研究中大展拳脚，发掘课堂上、练习中未能深化认识的知识，是有效的复习手段。4、 学生对诗歌的兴趣：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最优秀的组成部分——古典诗歌，对学生的吸引力是很大的。笔者曾经在高二诗歌单元里组织过诗歌朗诵和摘抄活动，学生都兴趣盎然。我想，学生对诗歌的兴趣不能让高三繁重的学习任务湮没。二、 课题的实施方式1、独立选题或成立四人以下合作组；2、从中国古典诗歌中自由选择任一意象，每一个意象至少要用5首诗歌进行阐述。3、 学生去查阅资料，设计方案，提出对策，形成课题，写成小论文。小论文以原稿纸或word文档为载体。4、 课外完成，教师适时辅导。5、活动周期：上学期第18周至下学期第2周（跨寒假）。三、课题的结题形式和激励措施别说高三学生麻木，眼睛只盯着高考，不在乎评比表扬。其实，学生毕竟还是孩子，及时的表扬不仅必要，而且还要想尽办法去创造机会。笔者用了以下方法：1、 开总结会：教师对本次活动进行评价，表扬先进，对不足的地方提出修改意见；学生分组讨论学习，交流心得。2、 结集出版，班内宣传：二次修改后，要求学生抄正在指定的纸张上，学生干部负责装订成册。3、 评比奖励：设三个奖励等级，人人有份，目的重在鼓励学生。4、 优秀作品挂上班级网页，方便学生查找。5、 生品读作品：课前5分钟由学生朗读自己的作品。谭健文老师主张学生多朗读高考优秀作文以提高学生作文素养，同样地，让学生朗读自己的研究成果，也可以增强学生的诗歌素养。诗歌鉴赏复习周期不长，如果让学习诗歌成为习惯，让学生耳濡目染，一来可以营造诗歌学习氛围，二来对学生也是很好的肯定和鼓励。四、活动总结一如活动初衷，学生兴趣浓厚，不到两周已经有学生交成果了。大部分学生所举例子远超最低要求的5首。高三后期复习的诗歌大部分都在学生的研究成果中出现过，而此时学生早已胸有成竹了。另外，学生不再惧怕诗歌鉴赏，做题真正是“有话可说”了。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春来桃红柳绿，万紫千红，到处洋溢着诗情画意，诗人们诗兴大发，留下了多少咏春、颂春、伤春、惜春的动人诗篇。杨柳作为春天的象征，经常出现在我国古典诗词中，咏柳诗词之多，与松、竹、梅不相上下。松竹梅合称“岁寒三友”，因寒冬时节仍可保持顽强的生命力而得名，象征高尚的人格，也借以比喻忠贞的友谊。杨柳则是一个情意缠绵的常见意象，表示离愁别恨、代指故乡、愁的象征、借指春天、韶华易逝的人生感慨、象征美女、喻指爱情、借代小人等。.杨柳因“柳”、“留”二字谐音，经常暗喻离别。离别之时，满城杨柳，郁郁葱葱，万家屋舍掩映在杨柳的青烟绿雾之中，风拂杨柳，迎风摇曳，像是依依不舍的样子，此情此景，情景交融，以杨柳之貌，证杨柳之名，可谓名符其实。这个时候最适合做的就是折柳相送了，这个习俗最早见于《诗经》：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四句的意思是：依依杨柳，美好春色留人沉醉，却是黯然离别之际；霏霏雨雪，冰天坼地的寒冷，竟是征夫回乡之时，抒写出当年出征和今日生还两种特定时刻的景物和情怀，言浅意深，情景交融，一个“杨柳”意象就把离愁别绪表达得淋漓尽致。从此，杨柳意象与离别就联系在了一起。唐代宰相宋璟写的《送苏尚书赴益州》就引用了诗经的这句“杨柳依依”来表达对送别之人依依不舍的惜别心情：我望风烟接，君行霰雪飞。园亭若有送，杨柳最依依。著名的灞桥折柳说的就是赠别的那种离愁别绪和深情厚谊。灞桥两岸“筑堤五里，栽柳万株，游人肩摩毂击，为长安之壮观”（《西安府志》），每当早春时节，柳絮飘舞，宛若飞雪，就形成了“灞桥风雪”景观。到唐朝时，灞桥上设立驿站，凡送别亲人好友东云，一般都要送到灞桥后才分手，并折下桥头柳枝相赠，“灞桥折柳赠别”便成了特有的习俗。自古多情伤离别，灞桥风雪”景观加上灞桥折柳的习俗，引来无数文人墨客的咏叹，仅《全唐诗》中直接描写或提及灞桥（灞水、灞陵）的诗篇就达114首之多。因而灞桥又多了“情尽桥”、“断肠桥”、“销魂桥”之称。据《唐诗纪事》记载：“雍陶有一次送别故旧，行至灞桥，问随从曰：‘此桥为何称情尽桥？’随从道：‘因送别到此为止点，故称之情尽桥。’雍陶有感惜别之情：‘从来只有情难尽，何事名为情尽桥，自此改名为折柳，任它离恨一条条。’”这就是脍炙人口的《折柳
杨柳亦有情，那是一种艺术化的处理，杨柳岸晓风残月，那是爱情的一段驻足。离别相思苦，杨柳依依微微风，何处在归程。杨柳在别离时一种意蕴，一种境界。1.杨柳弯弯人依依，杨柳是一种恭敬的符号。2.杨柳绿绿，春风得意，那种送别的意境是温馨的。3.杨柳凄凄，风残月落，那是一种离舍的凄惨。
柳留谐音 故有折柳相送之说
在我国古代诗词中，“杨柳”是一个情思缠绵的常见意象，含有这一意象的名篇佳句数不胜数、俯拾即是，如：“曾栽杨柳江南岸，一别江南两度春。遥忆青青江岸上，不知攀折是何人”（唐·白居易《忆江南》）、“水边杨柳曲尘丝，立马烦君折一枝。惟有春风最相惜，殷勤更向手中吹”（唐·杨巨源《和练秀才柳杨》）、“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唐·刘禹锡《竹枝词》）、“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唐·王昌龄《闺怨》）、“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幕帘无重数”（北宋·欧阳修《蝶恋花》）、“西城杨柳弄春柔，动离忧，泪难收，犹记多情，曾为系归舟”（北宋·秦观《江城子》）、“一丝杨柳千丝恨，三分春色二分休”（元·薛昂夫《最高楼》）、“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清·高鼎《村居》），等等。许多人在读到这些诗词时，可能会以为这些诗句中所提到的“杨柳”是杨树和柳树两种树的并称，其实不然，这些诗句中的“杨柳”都是指柳树，而与现代植物学分类中所说的杨树没有任何关系。其证如下：清代张英等奉敕于康熙年间编撰而成的类书《渊鉴类函》中“杨柳”条目下诸多的古诗文例句中“杨柳”词义均被解为“柳”。而当代《汉语大词典》中所收录的以“杨柳”为词素的三音节词十余条，其中的“杨柳”的意思亦皆为“柳”，如“杨柳腰”就是“柳腰”的同义词。关于杨柳的文学意象，要从“柳”字说起。柳”的意象：1.“柳”、“留”二字谐音，经常暗喻离别。“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三句表现了柳永对恋人的思念。2.“柳”多种于檐前屋后，常作故乡的象征。“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抒发了李白对故乡的无限牵挂。3.“柳”絮飘忽不定，常作遣愁的凭借。《青玉案》“若问闲情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几句，形象地诠释了贺铸(“当年不肯嫁春风，无端却被秋风误”)此时忧愁的深刻程度。情与景结合的角度评价《诗经采薇》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这件朱漆碗出土时有所残损，但仍能看出形制。此碗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圈足和外壁上涂的朱红色涂料。出土时，这层薄薄的涂料剥落得很严重。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测定结果：“经裂解后，涂氯化钠盐片，用红外光谱分析，其光谱图和马王堆汉墓出土漆皮的裂介光谱图相似”。经过化学方法和光谱分析，专家们确定这就是天然生漆。 这一发现表明早在六、七千年之前，中国长江流域的人们已将天然漆用于装饰生活器具的表面。
浅谈中国家具的精髓———明清家具摘要:明清作为中国最具影响的家具时代,不仅是我国家具发展的鼎盛时期,也影响了中国室内装饰的风格和特点,同时在世界文化传统中占有重要位置。明代家具是在宋元家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制作工艺精细合理,用材考究,选型朴实大方,风格鲜明;清代家具造型厚重,形式繁多,技艺精良,材料精细。明清家具作为室内主要日用品和陈设品,应用于民居、园林和宫廷,是中国古代追求家具完美和恬静生活的反映。关键词:明式家具;清式家具;中国家具家具作为室内陈设的主要设施,是生活中的日常用具,同时也是一种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载体,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明式家具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文人士族文化物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比较突出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人士族文化的特点和内涵。它也代表了中国家具的个性和特点,同时它也影响了中国室内装饰的风格与发展。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崇尚过一种闲逸优雅的恬静生活,这或许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从明清家具散发出来的细腻感与艺术感染力中,可以明显看出,它得益于其独特文化特质的形成,同时也是基于当时的家具使用环境和家具使用者。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初,正值明朝市井文化的繁荣时期,虽然当时北方社会动荡、政治腐败、战乱不断,但在远隔硝烟的南方地区,却在大肆兴建民居、园林、宫庭,而家具作为室内主要日用品与陈设品,需求量大增,苏式家具与广式家具的设计制作水平在此时达到了高峰,同时,也就造就了明代家具的辉煌。尤其是苏州私家园林的建造,其建筑艺术源于自然,又高于自然。在建造园林、制作家具中,他们往往亲自出马,按照文人士族的审美理念参与园林的家具设计。清代早期的半个世纪里,清廷仰仗恢复和发展明代优秀传统,家具保持着明代的一贯作法,并且有不断的改进和提高,如漆家具中的康熙黑漆嵌螺钿山水人物纹平头案,是这一沿革的典型。一、明代家具──家具的昌盛时代明代手工业高速发展,文化艺术复兴昌盛,在这种前提下,明代在衣、食、住、用等各个领域里,出现了种种不寻常的文化现象,家具成了流通的商品,许多文人雅士参与了室内设计和家具造成型研究。明代的家具,也在发展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全国最富庶的江南苏州地区,不仅木作、漆作行业兴旺,而且出现了一批专做硬木家具的小木作行业。店铺内不仅生产出售各种硬木家具,店主还常常根据用户的要求到顾客家中加工制造。按不同的用材和工艺,明代家具可分为传统的漆饰家具和新颖的硬木家具,以及采用竹藤、山柳等制作的民间家具,还有用陶、瓷、石料等制作的家具。明代的漆饰家具五光十色,国内最早的有宣德时期的戗金细钩漆龙纹方角双门橱,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馆。这种被称为雕填的工艺,比单纯填漆的漆家具更加华丽。明代中叶以后,在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出现了以花梨木、紫檀木等优质木材为主要用材的硬木家具,并迅速发展成中国传统家具史上的又一高峰。明代的竹制家具,在当时广大的南方地区,人们就地取材,利用丰富的自然资源,制成别具一格的竹家具,其中尤以斑竹所制家具最为贵重。明代家具在继承宋代家具传统的基础上,发扬光大,推陈出新,不仅种类齐全,款式繁多,而且用材考究,造型朴实大方,制作严谨准确,结构合理规范,逐渐形成稳定鲜明的明代家具风格,把中国古代家具推向顶峰时期。明代家具是在宋、元家具的基础上发展成熟的,形成了最有代表性的“明式”民族风格。明式家具的产地主要有三处:北京皇家的“御用监”,民间生产中心苏州与广州。明式家具的品种十分丰富。保留至今的,主要有凳椅类,几案类、橱柜类、床塌类、台架类等。此外尚有作为屏障之用的围屏、插屏、落地屏风等。明式家具多用花梨、紫檀、鸡翅木、钱梨等硬木,也采用楠木、樟木、胡桃木、榆木及其它硬杂木,其中以花梨中的黄花梨效果最好。这些硬木色泽柔和、纹理清晰坚硬而又富有弹性。这种材料对家具造型结构、艺术效果有很大的影响。由于木质坚硬而有弹性,且硬木是比较珍贵的木料,所以家具用料的横断面制作很小。为此,造型也就显得线型简练、挺拔和轻巧。由于木材本身的色泽纹理美观,所以明式家具很少施用髹漆,仅仅擦上透明蜡即可以充分显示木材本身的质感和自然美。选材,也是设计意匠的重要部分之一。明式家具制作工艺精细合理,全部以精密巧妙的榫卯结合部件,大平板则以攒边方法嵌入边框槽内,坚实牢固,能适应冷热干湿变化。高低宽狭的比例或以适用美观为出发点,或有助于纠正不合礼仪的身姿坐态。装饰以素面为主,局部饰以小面积漆雕或透雕,以繁衬简,朴素而不俭,精美而不繁缛。通体轮廓及装饰部件的轮廓讲求方中有圆、圆中有方及用线的一气贯通而又有小的曲折变化。家具线条雄劲而流利。家具整体的长、宽和高,整体与局部,局部与局部的权衡比例都非常适宜。家具工艺到了清代总的来看造型已趋向笨重,并一味追求富丽华贵,由于繁缛的雕饰破坏了造型的整体感,触感也不好。但在民间,家具仍沿袭“明式”程式,保留了朴实简洁的风格。二、清代家具──斑斓华丽清代家具多结合厅堂、卧室、书斋等不同居室进行设计,分类详尽,功能明确。清代家具中最出色的是宫廷家具。各种工艺的漆制家具色彩绚丽、纹饰华美,具有斑斓瑰丽的艺术效果。最华贵富丽的雕漆家具,又以吉祥图案为装饰主题,刀法深锐,花纹与雕刻手法均严整细密,无论在中国家具史上,还是在中国漆器工艺史上,都是不可多得的杰作。其主要特征是:造型庄重,雕饰繁重,体量宽大,气度宏伟,脱离了宋、明以来家具秀丽实用的淳朴气质,形成了“清式”家具的风格。清式家具作坊多汇集沿海各地,并以扬州、冀州(河北)、惠州(广东)为主,形成全国三大制作中心,产品分别称为苏作、京作、广作。根据学者们的研究,清式家具工于用榫,不求表面装饰;京作重蜡工,以弓镂空,长于用鳔;广作重在雕工,讲求雕刻装饰。装饰方法有木雕和镶嵌。木雕分为线雕(阳刻、阴刻)、浅浮雕、深浮雕、透雕、圆雕、漆雕(剔犀、剔红);镶嵌有螺钿、木、石、骨、竹、象牙、玉石、珐琅、玻璃及镶金、银,装金属饰件等。装饰图案多用象征吉祥如意、多子多福、延年益寿、官运亨通之类的花草、人物、鸟兽等。家具构件常兼有装饰作用,如在长边短抹、直横档、肓板脚柱上加以雕饰;或用吉字花、古钱币造型的构件代替短柱矮老。特别是脚型变化最多,除方直腿、圆柱腿、方圆腿外,又有三弯如意腿、竹节腿等;腿的中端或束腰或无束腰,或加凸出的雕刻花形、兽首;足端有兽爪、马蹄、如北京时间砂、卷叶、踏珠、内翻、外翻、镶铜套等。束腰变化有高有低,有的加鱼门洞、加线;侧腿间有透雕花牙档板等。北京故宫太和殿陈列的剔红云龙立柜,沈阳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螺钿太师椅、古币蝇纹方桌、紫檀卷书琴桌、螺钿梳妆台、五屏螺钿榻等,均为清式家具的精粹。家具种类为坐卧类家具有太师椅、扶手椅、圈椅、躺椅、交椅、连椅、凳、杌、交杌、墩、床、榻等;凭倚承物类家具有圆桌、半圆桌、方桌、琴桌、炕桌、书桌、梳妆桌、条几(案)、供桌(案)、花几、茶几等;贮藏类家具有博古柜架、架格、闷芦橱、书柜、箱等;其他家具还有座屏、围屏、灯架等。清朝经历了近300年的历史,家具由继承、演变到发展,在形制、材料、工艺手段等多个方面形成了其独特之外。现分述如下:第一,造型厚重,形式繁多。清式家具在造型上与明式家具的风格截然不同,首先表现在造型厚重上,家具的总体尺寸比明式家具要宽,要大,与此相应,局面尺寸、部件用料也随之加大。比如清代的太师椅、三屏式的靠背、牙条、腿步等协调一致,造成非常稳定、浑厚的气势。这是清式家具的典型代表。第二,清式家具在结构上承袭了明式家具的卯榫结构,充分发挥了插销挂榫的特点,技艺精良,一丝不苟。凡镶嵌方面的桌、椅、屏风,在石与木的交接或转角处,都是严丝合缝,无修补痕迹,平平整整的融为一体。第三,家具的主料木材,选料极为精细,表里如一,无节,无伤,完整得无一瑕疵。硬木家具的部件和零部件,如抽屉板、桌底板及穿带等,所用的木料都是硬木。第四,清式家具的样式也比明朝繁多,如清朝新兴的家具太师椅,就有三屏风式靠背太师椅、拐子背式太师椅、花饰扶手靠背太师椅等多种。用材广泛,装饰丰富。清式家具喜于装饰,颇为华丽,充分应用了雕、嵌、描、堆等工艺手段,雕与嵌是清式家具装饰的主要方法。雕漆在清代有很大的变化和发展,福建雕漆享有盛名。嵌有瓷嵌、玉嵌、石嵌、珐琅嵌、竹嵌、螺钿嵌和骨木镶嵌等。清代除继承了明代原有的形式外,又发展了螺钿嵌,产生了骨木嵌、珐琅嵌和瓷嵌。骨嵌的鼎盛时期是乾隆中叶,其艺术特点有: (1)骨嵌工艺精良,拼雕工巧。工艺制作上保持多孔,多枝,多节,块小而带棱角,既宜于胶合,又防止脱落,虽天长地久,仍保持完整形象。早期和盛期是高嵌和高平混合嵌,后期都是平嵌。(2)骨嵌用材多为红木、花梨等贵重木材,因其木质坚硬细密,镶以骨嵌更显出古拙,纯朴。(3)骨嵌题材大致可分为人物故事、山水风景、花鸟静物和纹样四类。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最悠久的具有文化传统的国家之一,中国家具文化是世界文化宝库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家具艺术成就对世界家具艺术产生过重大影响,特别是明清家具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也是珍贵的家具设计文化资源,西方一些著名的设计师都十分重视对中国传统明清家具文化的研究和借鉴,他们将西方古典主义风格与中国传统家具风格相互贯通,设计出既适合东方人口味又能引起西方人兴趣的创新家具。
中国古代服饰的总体特点是：以长、整、宽为主，重视神韵而略形体，有等级制度和礼仪性，体现儒家及天人合一等思想的影响。秦汉两朝服装凝重，唐代由于中原地区与外来民族文化经济的交流，服饰丰满华丽，（出现喜穿胡服），宋代服装理性，元代服装粗犷豪放，明代敦厚繁丽，清代服装细腻纤小。
浅析中国历代服饰与文化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它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又具精神文明的含意。人类社会经蒙昧、野蛮到文明时代，缓缓地行进了几十 万年。几乎是从服饰起源的那天起，人们就已将其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爱好，以及种种文化心态、宗教观念，都积淀于服饰之中，构筑成了服饰文化精神文明内涵。本文章将从中国历代服饰的介绍，探讨服饰文化体现的本色品味的经典风情和人类智慧的相通、相容性以及阶级观念在服装上的体现。原始社会服饰从出土文物方面考察，服饰史的源头，可上溯到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晚期 。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距今1.9万年左右）遗址中，发现有1枚骨针和141件钻孔的石、骨、贝、牙装饰品。中华服饰文化史由此发端。在纺织品出现之后，贯头衣已发展为一种定型服式，在相当长时期、极广阔的地域和较多的民族中普遍应用，基本上替代了旧石器时代部件衣着，成为人类服装的粗型。新石器时代除有笼统式服装外，还从一些陶塑遗物发现有冠、靴、头饰、佩饰。商周服饰由商代到西周，是区分等级的上衣下裳形制和冠服制度以及服章制度逐步确立的时期。西周时，等级制度逐步确立，周王朝设“司服”、“内司服”官职，掌管王室服饰。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分析，中国冠服制度，初步建立于夏商时期，到周代已完整完善 ，春秋战国之交被纳入礼治。从周代出土的人形文物看，服饰装饰虽繁简不同，但上衣下裳已分明，奠定了中国服装的基本形制。春秋战国服饰春秋战国时期织绣工艺的巨大进步，使服饰材料日益精细，品种名目日见繁多。工艺的传播，使多样、精美的衣着服饰脱颖而出。春秋战国时期，不仅王侯本人一身华服，从臣客卿也是足饰珠玑，腰金佩玉，衣裘冠履，均求贵重。古人佩玉，尊卑有度，并赋以人格象征 。影响所及，上层人士不论男女，都须佩带几件或成组列的美丽雕玉。春秋战国时期的衣着，上层人物的宽博、下层社会的窄小，已趋迥然。深衣有将身体深藏之意，是士大夫阶层居家的便服，又是庶人百姓的礼服，男女通用。春秋战国时期的衣服款式空前丰富多样，不仅表现于深衣和胡服。乐人有戴风兜帽的，舞人有长及数尺的袖子，有人还常戴鸱角或鹊尾冠，穿小袖长裙衣和斜露臂褶的下裳。这些都与多彩的社会生活相关。秦汉服饰这一时期的衣料较春秋战国时期丰富，深衣也得到了新的发展。特别在汉代，随着舆服制度的建立，服饰的官阶等级区别也更加严格。秦汉服装面料仍重锦绣。西汉建元三年、元狩四年，张骞奉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通道，成千上万匹丝绸源源外运，历魏晋隋唐，迄未中断，史称丝绸之路。于是，中华服饰文化传往世界。自秦而汉，深衣有了一些发展和变化。从东汉社会上层来看，通裁的袍服转入制度化。秦代服制与战国时无大差别，保持深衣的基本形制。西汉男女服装，仍沿袭深衣形式。不论单、绵，多是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缝连为一体，上下依旧不通缝、不通幅；外衣里面都有中衣及内衣，其领袖缘一并显露在外，成为定型化套装。下着紧口大裤，保持“褒衣大裙”风格。秦代服制，服色尚黑。汉代有了舆服制度。史书列有皇帝与群臣的礼服、朝服、常服等20余种。服饰上的等级差别已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冠服在因袭旧制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区分等级的基本标识；佩绶制度确立为区分官阶的标识。魏晋南北朝服饰魏晋和南北朝时期 ，等级服饰有所变革，民族服饰大为交融。冠帽已多用文人沿用的幅巾代替。魏初，文帝曹丕制定九品官位制度，“以紫绯绿三色为九品之别”。这一制度此后历代相沿杂而用之，直到元明。晋代的首服除幅巾为社会沿用之外，有官职的男子还戴小冠子，而冠上再加纱帽的称漆纱笼冠，本是两汉武士之制，传之又传，不仅用于男官员，并流传民间且男女通用。南北朝时，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人民错居杂处，政治、经济、文化风习相互渗透，形成大融合局面，服饰也因而改易发展。北方民族短衣打扮的袴褶渐成主流，不分贵贱、男女都可穿用。女子衣着“上俭下丰”。东晋末至齐、梁间，衣着为襦裙套装，原始于汉代，晋代时具有了上衣短小、下裙宽大的特色，流行一时。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服饰受汉朝典章礼仪影响，穿起了汉族服装。魏孝文帝推行华化政策，改拓跋姓氏，率“群臣皆服汉魏衣冠 ” 。原来鲜卑族穿着夹领小袖衣服这次改革旧俗，史称孝文改制，使秦汉以来冠服旧制得以赓续，推动了中华服饰文化的发展。隋唐服饰隋唐时期，中国由分裂而统一 ，由战乱而稳定，经济文化繁荣，服饰的发展无论衣料还是衣式，都呈现出一派空前灿烂的景象。隋唐时期男子冠服特点主要是上层人物穿长袍，官员戴幞头，百姓着短衫。直到五代，变化不大。天子、百官的官服用颜色来区分等级，用花纹表示官阶。隋唐女装富有时装性，往往由争奇的宫廷妇女服装发展到民间，被纷纷仿效，又往往受西北民族影响而别具一格。隋唐时期最时兴的女子衣着是襦裙，即短上衣加长裙，裙腰以绸带高系，几乎及腋下。唐代妇女的发饰多种多样，各有专名。女鞋一般是花鞋，多用锦绣织物、彩帛、皮革做成。唐人善于融合西北少数民族和天竺、波斯等外来文化，唐贞观至开元年间十分流行胡服新装。宋辽夏金元服饰宋代基本保留了汉民族服饰的风格 ，辽、西夏、金及元代的服饰则分别具有契丹、党项、女真及蒙古民族的特点。各民族服饰再度交流与融合。宋代服饰大致有官服、便服、遗老服等三式。宋代官服面料以罗为主，政府因五代旧制，每年要赠送亲贵大臣锦缎袍料，分七宋代灵鹫球纹锦袍等不同花色。官服服色沿袭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宋代官服又沿袭唐代章服的佩鱼制度，有资格穿紫、绯色公服的官员都须在腰间佩挂“鱼袋”，袋内装有金、银、铜制成的鱼，以区别官品。辽、西夏、金分别为中国古代契丹、党项、女真民族建立的政权，其服饰反映了在与汉民族进行长期文化交流中，各自发扬民族传统的发展轨迹。党项族妇女多着翻领胡服，领间刺绣精美。契丹、女真族一般穿窄袖圆领齐膝外衣，足下着长统靴，宜于马上作战射猎；妇女穿窄袖交领袍衫，长齐足背，都是左衽，正与汉人相反，所习惯穿用的钓墩传到内地曾广为流行。辽金政权考虑到与汉族杂处共存的现实，都曾设“南官”制度，以汉族治境内汉人，对汉族官员采用唐宋官服旧制。辽代以丝绸官服上山水鸟兽刺绣纹样区分官品，影响到明清官服的等级标识，金代则以官服上花朵纹样大小定尊卑，品级最低的用无纹或小菱纹的芝麻罗。契丹、女真男服因便于行动，也为汉人采用。元代参酌古今蒙汉服制，对上下官民服色等作了统一规定。汉官服式仍多为唐式圆领衣和幞头；蒙古族官员则穿合领衣，戴四方瓦楞帽；中下层为便于马上驰骋，最时兴腰间多褶的辫线袄子，戴笠子帽。元代每年举行10余次大朝会，届时万千官员穿同一颜色、式样并加饰纳石矢金锦珠宝的高级礼服，称作质孙服，糜费为历朝少有。这种服式到明代却被用作差役服装。明清服饰明代以汉族传统服装为主体 ，清代则以满族服装为大流。而两代上下层社会的服饰均有明显等级。上层社会的官服是权力的象征，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自唐宋以降，龙袍和黄色就为王室所专用。百官公服自南北朝以来紫色为贵。明朝因皇帝姓朱 ，遂以朱为正色 ，又因《论语》有“恶紫之夺朱也”，紫色自官服中废除不用。最有特色的是用“补子”表示品级。上层妇女中已着用高跟鞋，并有里高底、外高底之分。明代普通百姓的服装或长、或短、或衫、或裙，基本上承袭了旧传统，且品种十分丰富。服饰用色方面，平民妻女只能衣紫、绿、桃红等色，以免与官服正色相混；劳动大众只许用褐色。一般人的帽，除唐宋以来旧样依然流行外，朱元璋又亲自制订两种，颁行全国，士庶通用。一种是方桶状黑漆纱帽，称四方平定巾；一种是由六片合成的半球形小帽，称六合一统帽，取意四海升平、天下归一。清王朝时，以暴力手段推行剃发易服，按满族习俗统一男子服饰。顺治九年，钦定《服色肩舆条例》颁行，从此废除了浓厚汉民族色彩的冠冕衣裳。明代男子一律蓄发挽髻，着宽松衣，穿长统袜、浅面鞋；清时则剃发留辫，辫垂脑后，穿瘦削的马蹄袖箭衣、紧袜、深统靴。但官民服饰依律泾渭分明。清代官服主要品种为长袍马褂。官帽与前朝截然不同，凡军士、差役以上军政人员都戴似斗笠而小的纬帽，按冬夏季节有暖帽、凉帽之分，还视品级高低安上不同颜色、质料的“顶子”，帽后拖一束孔雀翎。翎称花翎，高级的翎上有“眼”，并有单眼、双眼、三眼之别，眼多者为贵，只有亲王或功勋卓著的大臣才被赏戴。皇帝有时还赏穿黄马褂，以示特别恩宠。影响所及，其他颜色的马褂遂在官员士绅中逐渐流行，成为一般的礼服。四、五品以上官员还项挂朝珠，用各种贵重珠宝、香木制成，构成清代官服的又一特点。丝纺绣染及各种手工专业的进步，为清代服饰品种的丰富创造了条件。清代女装，汉、满族发展情况不一。汉族妇女在康熙 、雍正时期还保留明代款式，时兴小袖衣和长裙；乾隆以后 ，衣服渐肥渐短，袖口日宽，再加云肩，花样翻新无可底止；到晚清时都市妇女已去裙着裤，衣上镶花边、滚牙子，一衣之贵大都花在这上面。满族妇女着“旗装”，梳旗髻，穿“花盆底”旗鞋。至于后世流传的所谓旗袍，长期主要用于宫廷和王室。清代后期，旗袍也为汉族中的贵妇所仿用。现代服饰 （1912年以来）辛亥革命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中华民族的服饰进入了新时代。在此之前，改良主义者康有为于1894年、外交大臣伍廷芳于宣统初年，曾上书改革服制和服式；中国留学生也改穿西装。随着中外交流的加强，五彩纷呈的服装终于冲垮了衣冠等级制度。传统的袍、衫、袄、裤、裙越来越多地接受西方服饰影响，并被许多新品种新款式取而代之。男装，民国初年出现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并行不悖的局面。穿着中西装都戴礼帽，被认为是最庄重的服饰。20年代前后出现中山装，逐渐在城市普及。广大农村一直沿用传统的袄裤，头戴毡帽或斗笠，脚着自家缝纳的布鞋。女装，辛亥革命带来了多样化，一身袄裤之外，又多穿用袄裙套装。20年代以来，妇女喜爱旗袍，旗袍逐渐成为时装而不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服饰崇尚简朴实用 。50～70年代，中山装渐成男子主体服装，此外流行过军便装，人民装；女装受苏联影响，连衣裙风靡城市，此外还流行过列宁装等。但在农村，上衣下裤一直是大多数农民的传统装束。1978年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体现时代精神，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服饰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面貌簇新。
一部人类服饰演化史，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部感性化了的人类文化发展史。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它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又具精神文明的含意。人类社会经过蒙昧、野蛮到文明时代，缓缓地行进了几十万年。我们的祖先在与猿猴相揖别以后，披着兽皮与树叶，在风雨中徘徊了难以计数的岁月，终于艰难地跨进了文明时代的门槛，懂得了遮身暖体，创造出一个物质文明。然而，追求美是人的天性，衣冠于人，如金装在佛，其作用不仅在遮身暖体，更具有美化的功能。几乎是从服饰起源的那天起，人们就已将其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爱好，以及种种文化心态、宗教观念，都沉淀于服饰之中，构筑成了服饰文化的精神文明内涵。 原始社会服饰(公元前21世纪之前) 战国时人撰写的《吕氏春秋》、《世本》及稍晚的《淮南子》提到，黄帝、胡曹或伯余创造了衣裳。从出土文物方面考察，服饰演化史的源头，可上溯到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晚期。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距今1.9万年左右)遗址中，发现有1枚骨针和141件钻孔的石、骨、贝、牙装饰品。证实当时已能利用兽皮一类自然材料缝制简单的衣服。中华服饰文化史由此发端。 商周服饰(约公元前16世纪～前771年) 商代衣服材料主要是皮、革、丝、麻。由于纺织技术的进展，丝麻织物已占重要地位。商代人已能精细织造极薄的绸子，衣料用色厚重。 西周时，等级制度逐步确立，周王朝设“司服”、“内司服”官职，掌管王室服饰。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分析，中国冠服制度，初步建立于夏商时期，到周代已完整完善，春秋战国之交被纳入礼治。 从周代出土的人形文物看，服饰装饰虽繁简不同，但上衣下裳已分明，奠定了中国服装的基本形制。 春秋战国服饰(公元前770～前221) 春秋战国时期织绣工艺的巨大进步，使服饰材料日益精细，品种名目日见繁多。工艺的传播，使多样、精美的衣着服饰脱颖而出。 春秋战国时期的衣着，上层人物的宽博、下层社会的窄小，已成为趋势。 深衣有将身体深藏之意，是士大夫阶层居家的便服，又是庶人百姓的礼服，男女通用，可能形成于春秋战国之交。深衣剪彩独特，衣与衫相连在一起，制作时上下分裁，中间有缝相连接，用途最为广泛，隆重程度仅次于朝祭之服。 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颁胡服令，推行“胡服骑射”。胡服指当时“胡人”的服饰，与中原地区宽衣博带的服装有较大差异，特征是衣长齐膝，腰束郭洛带，用带钩，穿靴，便于骑射活动。 秦汉服饰(公元前221～公元220) 这一时期的衣料较春秋战国时期丰富，深衣也得到了新的发展。 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张骞[qiān]奉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通道，成千上万匹丝绸源源外运，历魏晋隋唐，迄未中断，史称“丝绸之路”。于是，中华服饰文化传往世界。 秦代服制与战国时无大差别，保持中国服饰深衣的基本形制。西汉男女服装，仍沿袭深衣形式。不论单、绵，多是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缝连为一体，上下依旧不通缝、不通幅;外衣里面都有中衣及内衣，其领袖缘一并显露在外，成为定型化套装。下着紧口大裤，保持“褒衣大裙”风格。秦代服制，服色尚黑。 汉代有了舆服制度。史书列有皇帝与群臣的礼服、朝服、常服等20余种。服饰上的等级差别已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冠服在因袭旧制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区分等级的基本标识;佩绶制度确立为区分官阶的标识。 公元前202年，刘邦战胜项羽，建立汉朝，定都长安， 汉初统治者汲取秦亡的教训，对农民采取轻徭薄赋的休养生息政策。一般制度多无太大改变，冠服制度，也大都承袭秦制。直至东汉明帝永平二年，才算有正式完备的规定。 汉初，由于统治者采取了休养生息政策，经济得到恢复发展，出现了“文景之治”这样的太平盛世。农业和手工业得到了长足提高。当时民间手工业最普遍的就是纺织业。这一时期丝绸锦绣产量极多。汉代的纺织工艺也达到很高的水平。 汉朝的衣服，主要的有袍、襜褕［直身的单衣］、襦［短衣］、裙。汉代因为织绣工业很发达，所以有钱人家就可以穿绫罗绸缎漂亮的衣服。一般人家穿的是短衣长裤，贫穷人家穿的是短褐［粗布做的短衣］。汉朝的妇女穿着有衣裙两件式，也有长袍，裙子的样式也多了，最有名的是“留仙裙”。 ［相传汉朝赵飞燕被立为皇后以后，十分喜爱穿裙子。有一次，她穿了条云英紫裙，与汉成帝游太液池。鼓乐声中，飞燕翩翩起舞，裙裾飘飘。恰在这时大风突起，她像轻盈的燕子似的被风吹了起来。成帝忙命侍从将她拉住，没想到惊慌之中却拽住了裙子。皇后得救了，而裙子上却被弄出了不少褶皱。可是说来也怪，起了皱的裙子却比先前没有褶皱的更好看了。从此，宫女们竞相效仿，这便是当时的“留仙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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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华兹一生的学术成就可以三本著作为代表，这三本书分别代表他治学的三个阶段：中国革命研究（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国先秦思想史研究。三本书分别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毛泽东的兴起》（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哈佛大学出版社，1951）、《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哈佛大学出版社，1964）、《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哈佛大学出版社，1985）。三本书贯穿了一个中心：思想史研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毛泽东的兴起》是史华兹博士论文的修订本，主题是研究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中国革命中意识形态的争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这是个典型的关于政治事态的历史学课题，但史华兹却将其与思想史研究结合到了一起，通过思想史研究去探讨中国革命中最具有重要意义的大问题，是一部以思想解释政治、用政治说明思想在历史中发挥作用的经典研究案例。在书中，史华兹驳斥了美国人中流行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由苏联所控制这一假设，他阐述了毛泽东拒绝苏联人的命令，偏离苏联人的指导，以斗争而获得中国自己权力的观点，还指出共产主义通过扩大而分散了力量。史华兹建立了一种学术取向，即运用运动中的文本材料，在具体的历史情境和历史的偶然性中探索运动领袖的精神生涯及人格，从而理解意识和行动是如何关联的问题。为了给他人提供翻译文本以便共同探讨思想意识与行动实践之间的关联，史华兹与另外两位学者共同编纂了《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哈佛，1952），还将他有关共产主义的论文汇集成册，这就是《共产主义和中国：变动中的思想意识》（Communism and China：Ideology in Flux，哈佛，1968）。史华兹的第二部专著《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哈佛，1964）更为直接地提出了关于观念的问题。通过分析严复所译几部欧洲主要哲学著作，他向人们展示了这位晚清知识分子是如何探索、寻求欧洲内部社会一政治保持内聚力、文化一经济保持活力的秘密的。在严复看来，欧洲的富强导源于欧洲各国赋予个人私利以自由，以及在社会内部实行自由竞争和奋争之时的能量释放。比较而论，近几个世纪以来，中国日趋贫困衰落，究其原因，在于它的贤哲和统治者以保持社会和谐的名义，有意将文化引导到偏离斗争和竞争的路途上来。在使20世纪中国人的注意力转向反偶像、奋争、社会达尔文的进化论方面，严复做了许多重要工作。史华兹在对严复的解读中，指出斯宾塞有时对自己思想内部逻辑的理解并不如他的中译者那样严格。严复觉察到斯宾塞的生物进化哲学赋予国家以超越于他著名的个人主义的自由之上的优先权。在进一步地概述了西方人如何想当然地认为自由的社会政治理念和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体系的力量共同地促成了自由主义的因素之后，史华兹指出只是在19世纪早期，两者融合的发展脉络才显明起来。同时，他还阐述了阅读中国的文本如何显示了这个自由主义前提内部的根本张力。在热衷于政治的知识分子手上，严复所宣传的自由之价值更明显地成为服务于中国富强这一目标的工具。因此，自由理想主义者的自由理念只有在成为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服务于国家富强的目标时才有价值。为了继续探讨东西方观念之间的关联，史华兹组织了研讨会，将讨论结果编辑成《五四运动的思考》（Reflections o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哈佛，1972）。1976年，史华兹和罗思文（Henry Rosemont）在哈佛组织了为期两周的中国古代思想的学者研讨会，来自世界各地的45位学者参加了研讨。随后，两卷本的研讨论文由学者出版社出版：第一卷《中国古代思想研究》（Studies in Classical Chinese Thought）由他们合编而成（1979），第二卷《早期中国宇宙观探索》（Explorations in Early Chinese Cosmology）由罗思文编成（1984）。《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哈佛大学出版社，1985）是史华兹的顶峰之作，它是史华兹几十年来教授、思考中国思想以及它与当代西方社会、学科之间关系的结晶。这本书的写作，史华兹不仅想说明中国古代思想与当代跨学科问题的关联，而且意欲彰显中国文化内部的多样性和它的张力。与中国文化研究的公式化、整体化范式相脱离，他与一些优秀的专家进行论辩。在他看来，这些专家对中国文化的阐释和建立起的范式，要么是掩饰了中国文化的内部张力，要么是简化了中西对比研究中的复杂性。然而，他从不将自己的评论当作对中国文化内部具有持续、共同的趋向的观点的全盘否认，在他的小部头著作《中国文化的价值》（China's Cultural Values）（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85）中包括两篇有关这些持久文化取向的公开演讲。尽管他经常在著作中谈到他的思想假设，但他在《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中揭示了更多他个人与课题之间、他的反省与课题之间的互动关系。此外，他十分努力、严肃地对待语言，以便准确、细致地将叙述和翻译传达给读者。对于这本书，他所设想的读者主要是广大的受教育者，而不仅仅是东亚研究的专家。而且，尽管他的读者在努力阅读他的著作时要受到智力、道德方面的挑战，但他们仍然反响很热烈。《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获得了Pili Beta Kappa的爱默生奖（Ralph Waldo Emerson Award）、美国历史学会的James Henry Breasted奖。史华兹早期所获奖项中，有1953—1954年度的Guggenheim Fellowship、1974—1975年度牛津大学的Eastman Professorshipo。有一种看法认为，史华兹很关注语言哲学。不过，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史华兹的主要思想关注的是政治运作与权力观念的历史实质。史华兹的著作不太容易归入一个简单的主旨。也许可以用一根轴向来概括史华兹的思想内核：制度—文化。史华兹眼中的制度，并不仅仅是政治制度，而是包容了人类一切典章制度在内的制度，这其中最让史华兹感兴趣的无疑是政治制度，其次还有经济制度。史华兹的最后一本著述是《中国和其他事务》（China and Other Matters，哈佛，1996），这本书包括一个序言，在序言中，他就自身思考中国、理解中国的思想路途做了反省。这个序言为他临终前所写的收于本期中的文章提供某种较为广阔的背景（这篇文章的英文在《东西方哲学》上刊出）。这本书还包括一些重印的论文，这些论文反映了史华兹作为一位人文学者所具有的超越于中国研究之上的普遍关怀。例如，他在1978年的Daedalus上发表了《当代世界中的卢梭性》（The Rousseau Strain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探索了卢梭现代化的道德观念如何影响了“新左派”对艺术、政治更为激进的论调，以及城邦的爱国观念如何转化为民族主义的信仰，遗憾地是，虽然他为1975年那期讨论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Daedalus所写的序言被收入该文集，但他自己关于早期中国超越时代的论文却没有收入。史华兹的一些深思熟虑的论文时而出现在Daedalus和其他期刊，以及一些会议文集中，在那里，他有机会以人文学者的身份，就一些提供给他的直接话题，做超越中国研究之外的有关世界宗教、道德、文化等问题的专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