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 一 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 三 现实与历史不能混同 今天的中国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现象和历史不能割断。历史的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无疑会引发研究者去思考历史。但是，现实和历史不能等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是无须赘述的常识，似乎是很明白的。然而在实际研究中，二者的界限却时常被混淆。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等，于是有的研究者就以此去反思历史，阐释历史，认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里，西方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投资建厂、开矿筑路、掠取原料农业品……，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应当欢迎他们进来，不应该反抗，当年如果不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现在可能就现代化了。 出现这种说法，原因不止一端，但其中有一点，就是将历史与现实混淆起来，将现实中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与近代史上的外国入侵混为一谈。近代史上的所谓“开放”，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设厂等等，与现在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不能混为一谈，必须历史地去看待它。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许多特权，把持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而现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其历史背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并进行数十年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国今天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是独立自主的，不允许外国附加任何条件，外国人在中国从事经商投资等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相比，其社会性质根本不同，不能以现在的情况和观念硬往历史上套，将历史与现实同等看待。 又如我们现在说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稳定、安定团结，于是有些研究者就以之去阐释历史，认定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发展缓慢，不能走向现代化，就是因为农民战争破坏了稳定，破坏了经济；近代中国没有实现现代化，是革命的结果，革命革糟了，只有改良才能使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农民起义、革命，它们是否只是破坏，这些问题不用多说，如果不存偏见，并不难公正地回答。拿现实去规范历史，用现代人的思想去要求历史人物，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研究历史需要用历史观点来观察问题，“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4]。 四 要重视历史教育 历史教育包括学校的历史教育和学校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教育，它对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是不可缺少的。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5]。 历史学要在提高民族思想、文化素质上发挥作用，就不能局限于专门学术研究方面。历史研究对于提高学科学术水平、发展历史科学当然很重要，但只做提高方面的工作是不够的，还要重视历史教育，做普及方面的工作。史学工作既要提高又要普及，是两手问题，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现在的问题是提高方面比较硬，史学工作者注重撰写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而这与评职称、提高自身地位等等都有关系。普及工作得不到重视，认为是小儿科，不算学问，评职称也不算数，这种思想观念和实际问题影响了史学工作者对普及的重视，削弱了历史教育。 在知识普及方面，科技工作者做得比较好，出版了许多科普书籍和影视片，实际效果也很好。相形之下，历史工作者就做得不够。从学科要求上说，历史工作者对历史普及、历史教育也要重视，学问不能只停留在专家圈子里。我们的历史著作不用说一般青少年不看，就连干部也没有多少接触。因为这些书籍、论文太专门，难懂，人们读不下去，引不起兴趣。一个学科、一门学问如果离开群众，离开社会，恐怕是很难生存的。 事实上，广大群众和干部并不是不喜欢历史，不需要历史，而是缺少适合他们喜欢的读物或影视片。史学工作者忽视的历史普及工作，影视工作者都很重视。他们编了许多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有正剧，有“戏说”，吸引了众多的观众。但是，这些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存在着随意编造历史的严重问题，不仅给观众以歪曲了的历史知识，而更重要的是给予观众错误的历史观、价值观，危害很大，应当受到史学工作者的关注。 值得关注的是青年中历史知识薄弱。据2001年2月在北京、上海、武汉、深圳四个城市对14～28岁1065名青少年的调查中，历史试题25道，每道4分，以百分计算，平均分为27.69，及格率只有1.5%。其中有一道题是“谁在1860年烧毁中国的圆明园”，只有31.8%的人答是英法联军，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八国联军。而在中学的历史教学中，有的教学大纲存在着明显的科学性问题，如不写太平天国，却将太平军打洋枪队归之于反侵略斗争；近代化的开端有洋务运动，但没有民族资本企业，等等。历史教育的薄弱，甚至误导，其后果堪忧，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加强历史普和教育的工作。 中国近代是一个世界多种政治体制的实验田，现在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正在进行经济改革，政治改革还没开始呢。文化上已经90%的西化了，看看我们的衣食住行，几乎都是西方的，数理化，都是西方的。现在试图振兴国学，但我认为没必要。
论八股文取士制不容忽视的一个历史作用在中国古代，通过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明代正式形成，一直沿用至清末。对这一制度的评价，今人几乎都持否定甚至全盘否定之见，认为在历史上它从来没有起过积极作用。如有的学者说：“八股的考试制度……残酷地愚弄了和腐化了中国的聪明和智慧的学者至五个世纪的久长。”它“是专制君主愚民的政策”[1]。关于这一问题，笔者有着不同的看法，全面论述，容俟他日，本文仅就这一制度一个不容忽视而又并非小小的作用，略陈己见，作为献给尊敬的何兹全先生九十大寿的一份薄礼。我以为评价八股文取士之制，除着眼于立法意图、制度利弊、直接作用外，还不应忽略一个视角，即将这一制度与明清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联系起来，加以考虑。毫无疑问，我国古代的平民，绝大多数是文盲、半文盲，文化为极少数贵族、官僚、地主及其子弟所垄断，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是十分低的。可是在明清几百年中，却出现、发展了一个突出现象，即广大平民中的一部分人拼命识字、读书，读《四书》、《五经》，逐渐摆脱了文盲、半文盲境地，转化成为士人。关于这一可喜的进步，远的不说，将宋金元的士人数目与明清的士人数目加以比较，便可了然。据《文献通考》卷三一《选举四》，北宋仁宗年间行“四年一贡举”之制，全国各地经府州解试，贡举至京师者“恒六七千人”；英宗改为三年一试，贡举名额减少，“四分取三”，当为四五千人[2]。同书载欧阳修“上言”，当时解试“东南州军……百人取一人，……西北州军……十人取一人”。由于东南文化发展，西北落后，如全国取人按高比例计算，平均八十取一，则可推知当时应举士人约40万[3]。金朝占领北方，士人数量大减。据《金史》卷五一《选举志一》，金朝中期最下级的乡试等于虚设，后且罢去；其上府试、会(省)试录取比例多为5:1，而每次会试中试者五六百人。由此可以算出：参与会试者每次2500人至3000人[4]；则参与府试者仅有1.5万人。当然，如考虑到北方经长期战乱，一些汉族士人隐居不仕，士人实际数量应多一些，但不会有很大变化，也是可以肯定的。南宋情况则不同。由于未经大的战乱，北人大量南下，文化又比较发达，士人数量显著增加。据《文献通考》卷三二《选举五》，南宋省试为17人取1人。每一次录取名额据学者研究平均当为474人[5]，则参加省试者约8000人。府州试录取如全按北宋“东南州军”百人取一比例计算，全境应举士人当有80万[6]。也就是说，南宋与金之士人比北宋约增加一倍多一点。元朝士人数量回落。王圻《续文献通考》卷四四《选举考·举士二》：自元仁宗行科举至元亡50多年，开科16次，每科取士多者百人，少者35人；“旧例……会试三分内取一分”，则取士百人，参加会试者只有300人。其乡试(等于宋之府州试)比例即使按百人取一计，全国投考士人总数也不过3万人。再看学校。同上书卷六○《学校考·郡国乡党学》：元世祖末年司农司上报全国学校2.13万余所。这或可被引作元重儒学之证。其实情况并非如此。一是所上学校绝大多数应是设于农村，属于启蒙性质的“社学”，远非宋金以来培养、提高士人以应科举的府州县学，所以才由掌农桑等包括“立社”以劝农桑的“司农司”而非礼部上报[7]。二是即使就少数的府州县学包括书院言，实际生员人数也很少。如据一史料记载：元成宗大德年间在文化发达的建康路，除路学达64人外，涉及的明道书院、南轩书院、上元县学、江宁县学，其生员多者14人，少者7人，4学一共仅40人[8]。而且同一时期的郑介夫上奏更说“今内而京师，外而郡邑，非无学也，不过具虚名耳”。学校已为虚设[9]。其所以如此，是整个蒙古统治集团重吏轻儒政策所决定的[10]。所以虽元仁宗一度重儒，元朝后期社会风气依然是“时人翕然尚吏”[11]；“今学者仅能执笔，晓书数，其父兄已命习为吏矣”。苏天爵以为这是“天下之通患”[12]。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无论是行科举，或是设学校、书院，都很难收到多大实效，元朝士人数量回落的大势是无法改变的。由此推定其总数应远少于南宋与金之和——80万，当无大误。可是明清两代的情况就大不同了。顾炎武曾估计：明末“合天下之生员(秀才)，县以三百计，不下五十万人”[13]。清朝秀才，据近人研究，太平天国前任何一个时期大体为52万余人[14]。比秀才数量多若干倍的士人，还有参加童试然未考中的童生。清朝太平天国起义前童生之数，据近人研究，一个县在1000至1500人，全国总数“可能达到近二百万”[15]。清末童生，康有为估计为300万人，“足以当荷兰、瑞典、丹麦、瑞士之民数矣”[16]。梁启超也估计：“邑聚千数百童生……二十行省童生数百万”[17]。早于清朝的明末童生，总数无考，但从其秀才数与清朝秀才数大略相等推测，童生数纵使略少，也不会相距甚远[18]。这样，明清两代任何一个时期的秀才加童生，亦即一般士人的总数，按保守估计，也有二三百万[19]。这是一个什么数字呢？我们知道，宋金元地方上科举考试，实际上只有一级，相当于明清的乡试，录取后即为举人，所以其应试者总数，本应与明清应乡试的秀才，以及为取得秀才资格而应童试的童生二者总数大体相当，或后者略高一些[20]。可是，如上所考，元代士人总数当远低于80万，而现在明清秀才加童生的总数竟有二三百万，后者增加了三四倍或五六倍。原因何在？我以为主要当从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中去探寻。众所周知，明清科举制度和宋金元相比，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在地方上乡试前，增加了童试，以选拔进入府州县官学读书的秀才；而和乡试、会试一起，考试内容是八股文，则是另一大特点。这两个特点，共同构成八股文取士之制，影响巨大：第一，自宋以来，府州县官学一般多非考试入学[21]，直到明初，秀才依然“听于民间选补”[22]，实际上由官员决定，选补的多是官僚、绅士子弟，平民子弟对之不抱多大希望。大体从明英宗起，渐行“考选”之制[23]，后又发展为童试，通过考八股文，实行平等竞争。这一基本制度在与以下措施结合之后，就对平民子弟也企盼读书应试具有极大的诱惑力，这首先就是录取名额大增。宋金元的第一级考试，如前所述，是选拔举人。全国每次录取总数，最多的如南宋，也只有8000人；而明清第一级考试——童试，全国每次录取秀才总数，一般达到2万多人[24]。而且宋金元按制度这一考试是三年一次，而明清童试则是三年两次，曰岁试、科试[25]。这样，作为一个同样是参加第一级考试的士人，在明清，录取的可能性显然增加了好几倍。当然，秀才资格不如举人，特别是不能直接参加会试，但是仍享有若干特权：一是秀才需入府州县官学读书三年，由学官教授经史和八股文体。一般来说，只有秀才方能参加高一级的、选拔举人的乡试。换言之，凡获得会试资格，有可能中进士，飞黄腾达的举人，一般必须从秀才中选拔。这样必然提高秀才的社会地位。二是对秀才生活，国家给予补贴。明代“……月廪，食米人六斗，有司给以鱼肉”；后有所增加，“廪馔月米一石”[26]。而且“生员之家……除本身外，户内优免二丁差役”[27]。清代对秀才“免其丁粮，厚以廪膳。……一应杂色差徭，均例应优免”[28]。秀才还享有免笞杖，见县官不下跪等特权。用顾炎武的话说就是：一为秀才“则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齿于衣冠，得以礼见官长，而无笞捶之辱”[29]。所有这些，也就必然有利于秀才发展成为地方绅士[30]。这样，一方面和过去的第一级考试相比，如参加明清童试，录取的可能性激增了数倍；另一方面如考中秀才，又可享有若干民间十分羡慕的特权，甚至进一步发展成为地方绅士。平民子弟中稍有条件的一部分人，对读书应试怎能不动心呢？第二，以上只是就“硬件”而言，如果没有良好的“软件”配合，这一制度仍然不能发挥作用。所谓“软件”，是比喻考试内容。如果新制度仅具备上述诱惑力，但考试内容，特别是童试内容很难，平民望而生畏，则还是无法促成他们真正投身于读书应试的潮流之中。然而在明清，事实上是这一“软件”出现了，这就是内容改用八股文，从而形成八股文取士之制。这一变化对平民来说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考试难度下降，不是高不可攀的了。下面略作阐释。八股文考试，其答题要求包括三方面：经义、代圣贤立言、八股对仗[31]。三者之中，经义是实质内容，代圣贤立言是阐述经义的角度，八股对仗是阐述经义的文体。故其核心仍是宋以来科举所考的经义。但是明清又有不小的发展，这就是除《五经》外，沿元制加考《四书》；而且经过摸索，逐渐演变成以《四书》为考试主要内容，所谓“专取‘四子’书”[32]。《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六《经部四书类二·四书大全》提要便说：明成祖时编《四书大全》，“尊为取士之制，……初与《五经大全》并颁。然当时程式以《四书》义为重，故《五经》率皆庋阁。所研究者惟《四书》，所辨订者亦惟《四书》。后来《四书》讲章浩如烟海，皆是编为之滥觞”。清朝康熙时依然以“《四书》艺为重”[33]。乾隆时“士子所诵习，主司所鉴别，不过《四书》文而已”[34]。特别是童试，在乾隆中叶以前很长一个时期明定“正试《四书》文二，复试《四书》文、《小学》论各一”，竟不考《五经》[35]。乾隆自己也说：“国家设科取士，首重者在《四书》。”[36]和上述措施紧密相配合的是，明清全都明定：阐述《四书》义，必须根据朱熹的《四书集注》，否则不予录取[37]。所有这些同样是考经义而发生的重大变化，从明清统治集团的指导思想看，主要在于以此进一步宣扬程朱理学，培养合格的统治人才，更好地维护新形势下的王朝利益[38]。可是对于一般平民，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这就是考试难度的显著降低。过去主要考《五经》，内容艰深，文字晦涩，加上汉唐诸儒烦重的训诂注释[39]，平民子弟基础薄弱，不能不对之望而却步，心有余而力不足。现在换为重在《四书》，分量减少，内容比较浅显[40]；特别是朱熹《四书集注》，摈弃旧的注释，注意“略释文义名物，而使(即引导)学者自求之”[41]，被评为“很讲究文理”，和其他宋儒解经一样，“求文理通顺”[42]。由此平民子弟就不难读懂其内容，领会大义了。再加上阐述经义的角度要求代圣贤立言，不许涉及后代史事[43]，客观上减轻了平民子弟应童试的负担[44]。至于文体八股对仗，虽麻烦一些，但毕竟只是形式问题，一般经过一定时期的揣摩、练习，便可驾驭[45]。这样，总体上说，考八股文便为平民子弟读书应试，首先是童试，打开了方便之门。他们不但心羡秀才，而且敢于参加童试，为一领青衿而拼搏了。故清初杨宁曰：“入仕之途易，则侥幸之人多，而读书又美名，此天下所以多生员也。”[46]一方面，如果只行童试，而所考内容艰深，不是八股文，则平民子弟不敢应试，也不会关心读经书，以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但另一方面，八股文虽比较浅显，如不以之取士，平民子弟同样也不大可能有读经书、以提高文化素质的积极性。清雍正时，“有议变取士法，废制义(即八股文)者。上问张文和(廷玉)，对曰：‘若废制义，恐无人读四子书，讲求义理者矣。’遂罢其议。”[47]而只有将二者结合，实行八股文取士之制，平民子弟才真正会为摆脱文盲、半文盲境地而行动起来。试举二例：吴敬梓《儒林外史》第二回：明代山东汶上县薛家集百十来户“务农”人家，其所以要“做个学堂”，请老童生周进来教“像蠢牛一般”的孩子读书，不就是因为他过去教过的顾小舍人“中了学”(考中秀才)，希望自己子弟也能“进学”吗？而“进学”，在他们心目中，其预兆竟会是正月初一“梦见一个大红日头”落在头上，可见分量是何等之重[48]。俞樾《春在堂随笔》卷六：清代“彭雪琴（玉麟）侍郎，先世务农，贫无田，佃人之田。其先德鹤皋赠公，幼读书，年逾弱冠，府县试屡居前列，而未得入学[49]。其伯叔父及诸昆弟啧有烦言，曰：‘吾家人少，每农忙时，必佣一人助作。此子以读废耕，徒费膏火资，又不获青其衿为宗族光宠，甚无谓也。’”这事再次证明，务农之家不惜全家劳动，勉强供一人读书，目的就是要他“青其衿”，即考中秀才，“为宗族光宠”。八股文取士制在推动平民子弟读书应试，提高其文化素质，使之转化成士人上的巨大作用，是再明显不过了。当然，无可否认，明清两代确有不少尖锐抨击八股文取士制的言论，甚至认为它是明代灭亡、清代官员愚昧无能的罪魁祸首[50]（近人对此制持全盘否定论者，也不乏引此作为佐证），但那是因为他们全都从造就、选拔合乎规格的统治人才——官员的角度，以比较高的标准来衡量全体童生、秀才、举人、进士、翰林，来要求、评价八股文取士之制，再加上涉及情况复杂，看法很容易出现片面、极端[51]。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将留诸他日。本文立论角度则不同。如前所考，主要由于实行八股文取士之制，明清社会增加了数倍士人，涌现了几百万童生，几十万秀才。如完全按或基本按合乎规格的统治人才——官员的标准去衡量，他们绝大多数的确难以达标[52]。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从明清社会的实际出发，将他们去和未行八股文取士制以前，原来的亿万文盲、半文盲相比，成绩便十分明显，因为他们毕竟都是不同程度上读过《四书》、《五经》，至少能撰写八股文，文化素质大为提高的知识分子。梁启超便赞誉数百万童生“皆民之秀也”[53]。他们的存在，构成由宋金元最多80万士人，到现代“为旧社会服务的几百万知识分子”[54]这一梯链中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这些童生、秀才，除一小部分后来成为官员外，绝大多数以其参差不齐的知识，默默地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方面不同程度地发挥着亿万文盲、半文盲所发挥不了的作用[55]，从而使整个明清社会的文明程度得到相当大的提高，推动着历史的进步。追根溯源，八股文取士制的这一功绩，是明明白白的，是不应被抹杀的。最后再补充一点，这就是据先辈学者研究，八股文逻辑性强。钱基博先生便说：“就耳目所睹记，语言文章之工，合于逻辑者，无有逾于八股文者也!”还认为近代“纵横跌宕”、“文理密察”的文章，多源于八股文的基础。他说：“章炳麟与人论文，以为严复气体比于制举[56]；而胡适论梁启超之文，亦称蜕自八股。斯不愧知言之士已!”[57]如果这一见解不偏颇，则八股文取士制在促成明清士人注意逻辑思维上还有一功[58]。正确理解顾炎武八股文取士“败坏人才”说多年来，提到八股文取士，有关论著几乎是一片否定声，而且是全盘否定；作为全盘否定的重要佐证，又几乎无不引用顾炎武这样一段话，见于《日知录集释》卷十六“拟题”条：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可是，顾炎武果真全盘否定八股文取士之制吗？否！1.顾炎武此话是针对同篇上文“今日科场之病，莫甚乎拟题”云云，而发的激愤之语。所谓“拟题”，指的是下述弊病：从明初以来，科举所考经义(由于后来文体要求八股对仗，俗称八股文)，《四书》是全文，但字数不多；《五经》内容多，但只考其中一经，后来还削减了一些篇章。由于整个说来可出的有意义的考题不过一二百道[1]，渐渐出现这样的现象：一些“富家巨族”预先“延请名士”，将这些可出之题各撰成一篇八股文，令子弟“记诵熟习”。因为“入场命题，十符八九”，将所记之文抄誊一过，便可中式，结果导致“天下之士，靡然从风，而本经亦可以不读矣”[2]。顾炎武把这叫做“成于剿袭，得于假倩”之风，并说“卒而问其所未读之经，有茫然不知为何书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接着抨击“败坏人才”云云。类似的话亦见于《亭林文集》卷一《生员论中》：“国家之所以取生员，而考之以经义、论、策、表、判者，欲其明六经之旨，通当世之务也。今以书坊所刻之义谓之时文[3]。舍圣人之经典、先儒之注疏与前代之史不读，而读其所谓时文。时文之出，每科一变，五尺童子能诵数十篇，而小变其文即可以取功名。……故败坏天下之人才……夫然后寇贼奸宄得而乘之，敌国外侮得而胜之。”显然，所谓“败坏人才”，只就“今日”流弊立论(坊刻时文约“兴于隆、万间”[4]，自亦属“今日”范围)。所以在另一地方顾氏又说：“盖救今日之弊，莫急乎去节抄剽盗之人”，如能成功，“科场亦自此而清也”[5]。既然清除“今日之弊”后科场可“清”，则自亦意味出现此弊以前的明代前、中期科场是“清”的。这是逻辑之必然。且有下证。2.《亭林文集》卷三《与彦和甥书》曰：“万历以前八股之文可传于世者，不过二、三百篇耳，其间却无一字无来处”；希望其甥集门下士“将先正文字注解一、二十篇来……除事出《四书》不注外，其《五经》、子、史、古文句法，一一注之，如李善之注《文选》，方为合式。此可以救近科杜撰不根之弊也”。注释这些“八股之文”，竟要求如李善之注《文选》，此顾氏视其内容充实，用典渊源有自之证。顾氏对“八股之文”的类似看法还有：“前辈时文无字不有出处”[6]；“夫昔之所谓三场，非下帷十年，读书千卷，不能有此三场也”[7]。这些看法也有顾氏同时学者言论为之呼应。如黄宗羲便说：“科举之弊，未有甚于今日矣。余见高、曾(祖)以来，为其学者，《五经》、《通鉴》、《左传》、《国语》、《战国策》、《庄子》、八大家，此数书者，未有不读以资举业之用者也。自后则束之高阁……”[8]。也是将流弊定在“今日”，而与“高、曾”之时大量读书对比。3.对“今日”流弊，顾炎武无一字涉及文体八股对仗。相反，在断言这一格式“盖始于(宪宗)成化以后”，接着具体介绍明世宗嘉靖以前八股对仗的形成过程及破题、承题等作法。对这一文体，顾氏不但未表示鄙弃反对，而且引《孟子》语，视之为“规矩”；并对“嘉靖以后，文体日变”，略有微词，称“问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谓矣”；顾氏甚至认为“今之为时文者”是在走向“裂规偭矩”。在介绍文体的最后一个环节“大结”时说：“篇末敷演圣人言毕，自摅所见，或数十字，或百余字，谓之大结。明初之制，可及本朝时事，以后功令(指有关科举等法令)益密，恐有藉以自炫者，但许言前代，不及本朝。至万历中，大结止三、四句”。接着发出感慨：“于是国家之事罔始罔终，在位之臣畏首畏尾，其象已见于应举之文矣”[9]。从其语气可以看出，顾氏仅不满于万历以后的文体。这和上述他对流弊出现前后八股文内容的不同评价，也是一致的。4.顾炎武《蒋山佣残稿》卷一有两封《与李霖瞻(书)》，其一曰：“小儿……衍生，亦颇谨饬。本经《毛诗》已完，令节读《五经》，兼诵先辈八股文百篇，意不在觅举也。”[10]人所共知，顾氏大义凛然，坚决拒仕清朝。此信又反映他不许儿子“觅举”。既然如此，为什么要衍生诵读八股文百篇，并与节读他最尊崇的《五经》同时进行呢？只能有一个解释，即顾氏对这些“先辈”的八股文十分欣赏、尊重。这和上引他的话“前辈时文无字不有出处”，也是相呼应的。或许有人怀疑：这会不会是顾氏早年的看法呢？肯定不是，证据就在此两信中：第二信称衍生原是顾氏“犹子”，后“立以为子”；第一信称“从弟子严今将六旬，连得二孙，今抱其一为亡儿之嗣”[11]。由此可见：第一，从弟已将六旬，则顾氏自已年六旬左右或六旬以上。信中还自称“老身尚健”、“桑榆末景”云云，均证两信乃晚年之作。第二，顾氏本有一子而亡，至晚年方立犹子衍生为子；后又以从弟之孙为“亡儿之嗣”，则衍生年纪不大[12]，刚读完《毛诗》亦可理解，这与两信乃顾氏晚年之作，并不矛盾。以上情况表明：赞许“先辈”八股文乃顾氏晚年定见，不容置疑。综上四证，可以肯定，顾炎武所谓“败坏人才”云云，仅针对明代后期的科场流弊而言，并无全盘否定八股文取士制之意。如果这一看法不错，则人们常引用顾氏的另一些抨击八股，时文之语，也就不难正确理解：1.《日知录集释》卷十六“经义论策”条：“此法不变，则人才日至于消耗，学术日至于荒陋，而五帝三王以来之天下，将不知其所终矣”。这段话是接着上文及原注宋代“以经义为在外准备之文”，或“窃袭人之语，不求心通者相半”(相当于明代“节抄剽盗”坊刻时文或名士所撰之文)，导致不读经史而言的。自与明代前、中期士人能“读书千卷”，所写八股文“无一字无来处”之制无干。故梁章钜《制义丛话》卷八引胡燮斋解释顾炎武其所以“痛诋时文”的心理曰：“彼盖疾夫藉圣贤之言为梯荣钓宠之术，转相摹仿，愈趋愈下，遂发此过激之论耳。”2.同上条：“赵鼎言：(王)安石设虚无之学，败坏人才。……若今之所谓时文，既非经传，复非子史，展转相承，皆杜撰无根之语”。这里指的是另一种流弊，即一些科场八股文虽非“节抄剽盗”，但因未读经史，学无根柢，其代圣贤所立之言[13]，只能是随意捏造，信口开河，而无经史之依据，此即所谓“杜撰无根之语”。但这种流弊同样有时间限制，因为紧接上文顾氏便出一“原注”说：“前辈时文无字不有出处。”据此，这种“杜撰无根之语”非指明代前、中期的时文或八股文，是很清楚的。3. 《日知录集释》卷十六“十八房”条：“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廿一史》废”。这里的“八股”，切不可误会为泛指明代八股文取士制之八股文。据上下文可知，它仅主要指明代后期万历年间开始，由考官十八房(如《诗》五房、《易》四房等，分阅《五经》试卷)所选定、刻录的八股范文，即程文。这些程文，有的是“主司(考官)所作”，有的是“(中式)士子所作”[14]。它们和前述坊刻时文一起流行，目的原想以此范文指导士人学习，使之写出高水平的八股文来[15]。但结果相反，由于“天下之人惟知此物(程文)可以取科名，享富贵；此之谓学问……而他书一切不观。……举天下而惟十八房(程文)之读”，导致经史之学，“文武之道，弃如弁髦”[16]。正是针对这一弊病，顾氏发出前举两句感慨。其“八股”与“十八房”，涵义是互补的。意谓十八房所刻“八股(程文)”兴盛，导致人们惟此之读，治国安邦的经史之学反而无人过问了。很显然，这一感慨或抨击，也有着时间限制，而不可能是指向明代前、中期之制的。总之，如何评价明代八股文取士之制，对它究竟应不应该全盘否定，这可以讨论；但举顾炎武“败坏人才”说作为全盘否定的重要佐证，根据以上小考证，则似应认为是不符合顾氏原意的。
就写黄帝到清朝末年
高中同学们在答历史试卷时，经常会遇到评论该段材料，写一篇小论文，接下来我们就说说历史小论文怎么写，希望能够帮助到同学们。
写好一篇历史小论文，尽量做到论点新，角度新，文笔流畅，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具体注意以下几点：
（1）仔细审题。教会高中生先读懂题意，弄明白题目的具体要求，抓准题目中的关键词，做到下笔时胸有成竹，紧扣题意，而不是离题很远。
（2）拟好标题。好标题能画龙点睛。写作时视具体情况而定。标题过大，写作内容就会空洞不实在，标题过小则会让自己的思路打不开，无话可说。因此标题的内涵宜适中，让自己感觉有话可说，标题字数不能过多。如①“浅论科举制度”，②“浅谈隋唐科举制度的发展历程”，③“浅谈隋唐科举制度的积极影响”，④“科举制度与唐诗的繁荣”四个论文题，比较而言题①就显得文题过大，题④则显得文题过小，而且还需要一定的语文知识，写作起来会感觉有点难度，而题②教材介绍了科举制度从隋朝文帝、炀帝到唐朝太宗、武则天、玄宗的发展历程，题③关于隋唐科举制度的积极影响教材也有讲述，因而高中生会觉得好写得多。
（3）组织材料。要围绕主题选材，要适当运用已经给出的材料，通过自己的思考把材料组织起来。材料不是越多越好。要让材料为自己去“作证”，就一定要选择那些说服力强的、容易让人信服的、容易打动别人的材料。
（4）正文写作。一般要求具备三要素：论点、论据和结论。论点要紧扣标题，是论文阐述的具体观点：论据是用来说明自己的观点的历史事实或经典名言；结论是对全文进行扼要概括或总结。可将其总结为三段式：亮明观点———证明观点———概括总结。
放眼尽观“清朝统治史”
从三皇五帝至如今，中国历经无数荣辱兴衰，中国人民也饱受身心的煎熬。
不论是唐、宋、元，中国的经济、科学都位于当时世界的前列。可自从明中到清末中国一蹶不振。可见明、清二朝对于中国的经济、文化发展起着位高权重的作用。其中清朝政府的统治，对于中国的落后有一种不可推卸责任。
首先明清朝的科举制度对于人才的开发起着较大的阻力。“八股文”对于清朝文人学士起着较大的阻力。“八股文”对于明清朝文人学士的思想起了一定的阻碍。它像一个牢笼，将文人的思想拘束于一个范围内，将原本胸怀大志，可以成龙的学子们，套上了链索，使他们的文学才华不可展现的淋漓尽致发挥出来。其次，“文字狱”也为中国造成了不可磨灭的损失，使许多知识分子不敢过问政事从而禁锢了思想，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另外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虽然在刚开始时起过一定的自卫作用。可是，当时西方国家发展速度飞快，逐渐超过中国，清政府的闭关锁国，与世隔绝，既看不到世界形势的变化，也未能适时的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知识，使中国走向落后趋势。
清朝从刚开始，“只留头，不留发”的统治到了最后的灭亡，这是值得他们反思的。当年，清朝刚入关时十分英勇。骑、射、打、猎都是他们的强项，可到后来他们一味的不务正业，奢移成性，最终酿成了清政府的衰亡，毁灭。
从开国皇帝努尔哈赤到亡国之皇溥仪，中国历经了无数的荣辱兴衰，什么割地赔款，火烧圆明园，这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耻辱，在中国人民心中留下了永不褪色的阴影。
论文我没有，不过我可以跟你点资料，相当完整的汉服介绍汉服中最典型的深衣，孔氏正义曰：“所以称深衣者，以余服则上衣下裳不相连，此深衣衣裳相连，被体深邃，故谓之深衣。”深衣是最能体现华夏文化精神的服饰。深衣象征天人合一，恢宏大度，公平正直，包容万物的东方美德。袖口宽大，象征天道圆融；领口直角相交，象征地道方正；背后一条直缝贯通上下，象征人道正直；腰系大带，象征权衡；分上衣、下裳两部分，象征两仪；上衣用布四幅，象征一年四季；下裳用布十二幅，象征一年十二月。身穿深衣，自然能体现天道之圆融，怀抱地道之方正，身合人间之正道，行动进退合权衡规矩，生活起居顺应四时之序。大，象征天道圆融；领口直角相交，象征地道方正；背后一条直缝贯通上下，象征人道正直；腰系大带，象征权衡；分上衣、下裳两部分，象征两仪；上衣用布四幅，象征一年四季；下裳用布十二幅，象征一年十二月。身穿深衣，自然能体现天道之圆融，怀抱地道之方正，身合人间之正道，行动进退合权衡规矩，生活起居顺应四时之序。说明：中华服饰历代各不相同，使今天的人们无法了解古人真实的衣着样子，往往是凭借古代人物画和戏曲、影视的并不完全正确的展示来想象，尤其中国影视制作中的古装服饰五花八门，逐渐走向了一种极端扭曲的病态审美。这次按《大明会典》及《明史》并参照明代写实主义的肖像画绘制一套Q版的《大明衣冠图志》，希望能够为大家了解明代服饰出一份力。并且努力证明一下原汁原味的中华服饰并非不能通过现代方式展示，期待中国的影视服装制作和古装动画漫画造型能在本国文化的表达上超越邻国。文中所引文字，基本来自《大明会典》“冠服”以及《明史》“舆服”，所参考图主要为出土、传世衣冠实物及定陵发掘报告《定陵》等。大家想找原文献查阅可以去百度搜索：《大明会典》卷之六十 冠服、 六十一 冠服二《明史》卷六十六 志第四十二 舆服二 舆服三《礼部志稿》卷十八 仪制司职掌 冠服另有专门研究明代服饰的论坛，有大量文字、实物资料可供参考。一 皇帝冠服衮冕凡祭天地、宗庙及正旦、冬至、圣节则服衮冕，祭社稷、先农、册拜亦如之。冕：以皂纱为之。綖版宽一尺二寸，长二尺四寸。冠上有覆，玄表朱裏。前后各有十二旒，贯五采玉珠十二，赤白青黄黑相次。綖版下以玉珩维冠。玉簪导，贯纽，纽与冠武并系缨处皆饰以金。朱缨，青纩充耳，缀以玉珠二。衮服：用十二章。玄衣六章（嘉靖制度）--日月在肩，星、山在后。龙、华虫在两袖。长不掩裳之六章。裳黄色，绣六章，分作四行--火、宗彝、藻、为二行。米、黼、黻、为二行。中单：素纱为之，青缘领，织黻文十二。蔽膝：随裳色，罗为之。上绣龙一，下绣火三。大带：素表朱裏，在腰及垂皆有綼，上綼以朱，下綼以绿，纽约用素组。革带：前用玉，其后无玉，以佩绶系而掩之。圭：白玉为之，长尺二寸，剡其上，下以黄绮约之。上刻山形四，盛以黄绮囊，藉以黄锦。玉佩二。大绶：六采--黄、白、赤、玄、缥、绿，纁质。小绶三，色同。朱袜、赤舄、黄绦缘、玄缨结。皮弁服凡朔望视朝、降诏、降香进表、四夷朝贡朝觐、则服皮弁服。嘉靖间令祭太岁山川等神皆服。皮弁：用黑纱冒之，前后各十二缝。其中各缀五采玉十二。缝及冠武并贯簪系缨处皆饰以金。玉簪，朱紘缨，玉以赤、白、青、黄、黑、相次。玉圭：长如冕服之圭，有脊并双植文，剡其上，黄绮约其下，及有韬，金龙文。绛纱袍：本色领、褾（袖口）、襈（衣襟侧边）、裾（衣襟底边）。红裳：如冕服内裳制，但不织章数。中单：以素纱为之，如深衣制，红领褾襈裾，领织黻文十三。蔽膝：随裳色，本色缘，有玉钩二玉佩。大带、大绶、袜、舄、俱如冕服内制。通天冠服洪武元年定：郊庙、省牲，皇太子诸王冠婚、醮戒，则服通天冠、绛纱袍。冠加金博山，附蝉十二，首施珠翠，黑介帻，组缨，玉簪导。绛纱袍：深衣制。白纱内单，皂领褾襈裾。绛纱蔽膝。白假带。方心曲领。白袜，赤舄。其革带、佩绶，与衮服同武弁服国初行亲征遣将礼则服武弁，乘革辂，其制未详。详定自嘉靖八年。弁：上锐，色用赤，上十二缝，中缀五采玉，落落如星状。韎衣、韎裳、韎韐，俱赤色，如常制。佩、绶、革带、如常制。佩、绶、及韎韐、俱上系於革带。舄：如其裳之色。玉圭：视镇圭差小，剡上方下，有篆文曰讨罪安民。燕弁冠服嘉靖七年定：冠：匡如皮弁之制，以乌纱冒之，分十有二瓣，各以金线压之，前饰五采玉云各一，后列四山。朱绦为组缨。双玉簪。服：如古玄端之制身用玄，边缘以青，两肩绣日月。前蟠圆龙一，后蟠方龙二。边加龙文八十一：领与两祛，共龙文五九（45条）。衽同前后齐，共龙文四九（36条）。衬用深衣之制，黄色，袂圆祛方下，齐负绳及踝十二幅。素带：朱里，青表，绿缘边，腰围饰以玉龙九片。履：玄为之，朱缘、红缨、黄结。袜用白。常服洪武三年定：常服：乌纱折角向上巾。盘领窄袖袍。束带：间用金玉琥珀透犀。永乐三年定：冠：以乌纱冒之，折角向上，即翼善冠。袍：黄色，盘领窄袖。前后及两肩各金织盘龙一。带：用玉。靴：以皮为之。后期式样：冠：仍用翼善冠。袍：用色不拘，盘领宽袖，前后及两肩各盘龙补子一。过肩通袖龙襕袍冠：乌纱翼善冠。袍：交领大袖，纹样分布同曳撒，一般为过肩柿蒂云龙纹，有膝襕和通袖襕。四团龙云纹紬交领夹龙袍冠：网巾。洪武二十四年，太祖微行至神乐观，见有结网巾者。翼曰，命取网巾，颁示十三布政使司，人无贵贱，皆裹网巾，于是天子亦常服网巾。髻上戴金束发冠，玉簪二。网巾及束发冠外一般再戴其他巾子或冠帽等。衣：为定陵出土之绣四团龙云纹紬交领夹龙袍。肩用日月。围玉带。曳撒自元代辫线袄发展而来，明朝上下皆通用之，清朝以此制为吉服袍。冠：奓檐帽（笠帽），有金玉宝石帽顶，亦承自元代。袍：右衽交领，窄袖，腰身收敛，腰间束敛作襞积（向下打竖细裥），下身作散褶，若裙状。两肩及胸背为柿蒂或如意云形纹样区，多为行龙、云纹等，有膝襕和通袖襕。带：实束，多为金玉宝石带钩。靴：多用白色。罩甲明代皇帝狩猎骑射时所着。冠：鞑帽，应为继承元代蒙古特色，以皮缝制，帽沿缘毛皮出锋。衣：外穿方领对襟无袖罩甲，织金，龙纹，用纽子。内穿曳撒。靴：皮质，白色。十二团龙盘领衮服冠：用乌纱翼善冠，后于冠上加二龙戏珠，金质，镶宝石，折角边沿亦用金。另有金丝翼善冠，当为大礼时用，或谓乃明器，其详待考。袍：黄色，盘领宽袖。用团龙十二，前身、后身各三，两肩各一，下摆两侧各二。日、月在肩，星、山在背。华虫四，在肩下两袖。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各为两行，相对列于大襟。带：与常服同。此衮服于《大明会典》、《明实录》、《明史》均失载，明清两代著述亦未言及。其实例有两处可见：一为南薰殿藏明代皇帝画像，自英宗始，诸帝均着此种衮服。一为定陵所出神宗此种衮服，共五件。其中，刺绣品3件，均为红色底料；缂丝品2件，底色为一红一黄。甲胄定陵所出土神宗皇帝甲胄与《出警入跸图》中不同，然定陵出土仅为半身，难窥全貌，今以《出警入跸图》参考绘制，其详待考。冠：铁盔，饰天鹅翎，插小旗。衣：罩甲，有鱼鳞甲片装饰，方领对襟，升龙戏珠二。内穿当为曳撒，行龙五彩云纹，两袖肩有黄金甲片，以红丝连缀。刀：定陵出土铁刀，长条形，鱼腹刃，刀柄有金十字护手，木质刀鞘，包沙鱼皮。二 皇后冠服凡祭天地、宗庙及正皇后受册、谒庙、朝会、服礼服。燕居则常服。礼服（翟衣）凤冠：会典载以九龙四凤冠，按明皇后翟衣画像及定陵所出土实物，龙凤数量及组合各所不同，今按实物画九龙九凤冠。凤冠以漆竹丝为圆匡，冒以翡翠。上饰金龙、点翠凤、珠花、翠云、珍珠等。冠用三博鬓。翟衣：深青，织翟文十有二等（凡一百四十八对），间以小轮花。红领、褾（袖口）、襈（衣襟侧边）、裾（衣襟底边），织金云龙文。中单：玉色纱为之，红领褾襈裾。领织黻文十三。蔽膝：随衣色，织翟为章三等，间以小轮花四。以緅为领缘，织金云龙文。玉谷圭：长七寸。剡其上。瑑谷文。黄绮约其下。别以黄袋韬之。玉革带：青绮鞓，描金云龙文。玉饰件十，金饰件四。大带：表裏俱青红相半，其末纯红，而下垂织金云龙文。上以朱缘。下以绿缘。并青绮副带一。绶：五采--黄、赤、白、缥、绿、纁质。间施二玉环，皆织成。小绶三色同大绶。玉佩二，有小绶五采以副之。青袜舄。常服（大衫霞帔）凤冠：双凤翊龙冠，以皂縠为之。附以翠博山。上饰金龙一、翊以二珠翠凤，皆口衔珠滴。前后珠牡丹花、蕊头、翠叶、珠翠穰花鬓、珠翠云等。三博鬓（左右共六扇）。有金龙二各衔珠结挑排。大衫霞帔：衫--黄色，两领直下一尺，间缀纽子三。后身长于前身，行则摺起，末缀纽子二，纽在掩纽之下，拜则放之。霞帔--并列两条，尖端缝合，垂在身前，挂坠子，平端收纳于大衫身后三角形兜子内。深青为质，织金云霞龙文，饰以珠。用玉坠子，瑑龙文。鞠衣：红色，胸背云龙文，饰以珠。四襈袄子（即褙子）： 深青为质，金绣团龙文。大带：红线罗为之，有缘。余或青或绿。缘襈袄子：黄色。红领褾襈裾，皆织金采色云龙文。缘襈裙：红色。绿缘襈，织金采色云龙文。玉革带：青绮鞓，描金云龙文。玉饰件十，金饰件四。玉花采结绶、红线罗系带一、白玉云样玎璫二（如佩制，每事上有金钩一）。青袜舄，与翟衣内制同。常服襦裙为明代自宫廷至民间所通服的最具代表性的女装款式，上身为短襦（袄子、夹衣），下身以马面裙为主，饰有裙襕，初期上衣多为交领，并有白色护领，后期多用立领等，袖为弧形琵琶袖，袖口收窄，或有白袖缘。衣在裙外，短则及腰，长乃至膝，直至清代汉族妇女仍延续此穿法，并影响到朝鲜等属国，最终形成今日韩服。百子衣（夹衣）比甲定陵孝靖皇后棺内出土，形制与罩甲相近。清代以此制为皇后朝褂子。衣：外用无袖方领对襟比甲，胸、背及各边饰升龙纹，如意纹串边，祥云填空，下幅加海水江涯、子孙龙纹。内为宝相花对襟立领夹衣。俱用金纽子。裙：马面襕裙冠：棕帽。三 皇妃冠服凡皇妃受册、助祭、朝会、则服礼服。燕居常服。礼服冠：九翟冠二顶。冠以皂縠为之。附以翠博山。饰以大珠翟二、小珠翟三、翠翟四、皆口衔珠滴。金凤一对、口衔珠结。金簪一对。珠翠牡丹花穰花各二朵。面花二对。梅花环、四珠环、各一对。衣：大衫、霞帔。衫用红色。紵丝纱罗随用。霞帔深青为质。织金云霞凤文。或绣或铺翠，圈金，饰以珠。紵丝纱罗随用。玉坠子瑑凤文。鞠衣：青色，胸背鸾凤云文。燕居服用素，除黄外余色及紵丝纱罗随用。四(衤癸)袄子：即褙子。桃花色，金绣团凤文。大带：青线罗为之、有缘。余或红或绿。各随鞠衣色。缘襈袄子：青色。红领褾襈裾、织金云凤文。缘襈裾：红色。绿缘襈，织金花凤文。玉谷圭：长七寸。剡其上。瑑谷文。以锦约其下。玉革带：青绮(革呈)，描金云凤文，玉事件十，金事件三。玉花采结绶，如中宫佩制。青袜舄、袜以青线罗为之。舄用青绮。饰以描金云凤文。皇妃襦裙：冠：黑纱尖棕帽，有箍子，插挑心、顶簪、簪、钗等。衣：大红织金缠枝牡丹妆花绣“洪福齐天”女夹衣，为定陵出土，方领，对衿，用金纽子，胸背用方补，胸补为行龙五彩云纹，饰海水江崖，有“洪、福”二字分列左右。背补为升龙五彩云纹，饰海水江崖，“齐天”二字竖列于正中。四 皇嫔冠服礼服：冠用九翟。次皇妃之凤。大衫、鞠衣、如皇妃制，圭用次玉谷文。常服：襦裙，如皇妃制。冠：黑纱尖棕帽，插挑心、顶簪、“万寿”金簪、珠钗等。衣：织金四合如意窠缠枝牡丹交领夹衣，有护领，窄袖素缘。裙：大红凤襕妆花缎裙。Q版大明衣冠（二）艺术作品 2009-03-29 19:19 阅读41 评论0字号： 大 中 小五 皇太子、亲王冠服皇太子冠服皇太子陪祀天地、宗庙、及正旦、冬至、朝会、则服衮冕。从祭社稷、及受册纳妃亦如之。朔望朝、降诏、降香、进表、四夷朝贡朝觐、则服皮弁。衮冕（九章）永乐三年定冕冠：玄表朱裏，前后各九旒。每旒各五采缫九就。贯五采玉九。赤、白、青、黄、黑相次。玉衡、金簪、玄紞、垂青纩充耳（用青玉）,承以白玉瑱,朱紘缨。玉圭：长九寸五分，以锦约其下并韬。衮服九章：玄衣五章--龙在肩，山在背，火、华虫、宗彝在袖（每袖各三），皆织成，本色领褾襈裾。纁裳四章--织藻、粉米、黼、黻各二。前三幅，后四幅，不相属，共腰有襞积。本色綼裼。中单：以素纱为之，青领褾襈裾，领织黻文十一。蔽膝：随裳色，四章--织藻、粉米、黼黻，本色缘，有紃施於缝中。其上玉钩二。玉佩二，上有金钩。小绶四采以副之，四采--赤、白、缥、绿，纁质。大带：素表朱裏，在腰及垂皆有綼，上綼以朱，下綼以绿。纽约用青组。大绶：四采--赤、白、缥、绿，纁质。小绶：三采，间施二玉环，龙文，皆织成。袜舄皆赤色。亲王冠服【册宝附】亲王助祭谒庙、正旦冬至等朝贺、则服衮冕， 受册纳妃、亦如之。朔望朝、降诏、降香、进表、四夷朝贡朝觐、则服皮弁。衮冕冕冠：玄表朱裏，前后各九旒。每旒各五采缫九就。贯五采玉九。赤、白、青、黄、黑相次。玉衡、金簪、玄紞、垂青纩充耳（用青玉）,承以白玉瑱,朱紘缨。玉圭：长九寸二分五厘，以锦约其下，并韬。衮服九章：玄衣五章--龙在肩，山在背，火、华虫、宗彝在袖（每袖各三），皆织成，本色领褾襈裾。纁裳四章--织藻、粉米、黼、黻各二。前三幅，后四幅，不相属，共腰有襞积。本色綼裼。中单：以素纱为之，青领褾襈裾，领织黻文十一。蔽膝：随裳色；四章--织藻、粉米、黼、黻各二，本色缘。有紃施於缝中。其上玉钩二。玉佩：如东宫佩制。自珩以下瑑云龙文。上有金钩。小绶四采以副之。四采、赤、白、缥、绿、纁质。大带：素表朱裏。在腰及垂皆有綼。上綼以朱。下綼以绿。纽约用青组。大绶：四采、赤白、缥、绿。小绶三采、间施二玉环。龙文、皆织成。纁质。袜舄皆赤色。皇太子玄衣九章亲王青衣九章郡王冠服衮冕冕冠：玄表朱裏，前后七旒，每旒五采缫七就，各贯玉珠七--赤白青色相次。玉衡、金簪、玄紞、垂青纩充耳（用青玉）。朱紘缨，承以白玉瑱。玉圭：长九寸，以锦约其下，并韬。青衣纁裳：五章。青衣三章--粉米一在肩，其二并藻、宗彝各三在两袖，皆织成。本色领褾襈裾。纁裳二章--织黼、黻各二，前三幅，后四幅，不相属，共腰有襞积，本色綼裼。中单：以素纱为之，青领褾襈裾，领织黻文七。蔽膝：随裳色，二章--织黼、黻各二，本色缘，有紃施於缝中，其上玉钩二。玉佩、如亲王佩制，珩以下瑑云龙文，上有金钩，以小绶四采副之，四采--赤、白、缥、绿，纁质。大带：素表朱裏，在腰及垂皆有綼，上綼以朱，下綼以绿。纽约用青组。大绶：四采、赤、白、缥、绿，纁质。小绶三采，间施二玉环。皆织成。袜舄皆赤色。皇太子、亲王皮弁服永乐三年定皮弁：用乌纱冒之，前后各九缝，每缝中缀五采玉九。缝及冠武并贯簪系缨处皆饰以金，金簪朱缨。玉圭：如冕服内制。绛纱袍：本色领褾襈裾。红裳：如冕服内裳制，但不织章数。中单：以素纱为之，如深衣制，红领褾襈裾，领织黻文十一。蔽膝：随裳色，本色缘，有紃施於缝中，其上玉钩二。玉佩：如冕服内制，但无云龙文，有小绶四采以副之。大带、大绶、袜舄赤色，皆如冕服内制。郡王皮弁服皮弁：用乌纱冒之，前后各七缝，每缝中缀三采玉七。缝及冠武、并贯簪系缨处皆饰以金，金簪，朱缨。玉圭：如冕服内制。绛纱袍：本色领、褾、襈、裾。红裳：如冕服内裳制，但不织章数。中单：以素纱为之，如深衣制。红领褾襈裾，领织黻文七。蔽膝：随裳色，本色缘，有紃施于缝中。其上玉钩二。玉佩：如冕服内制，但无云龙文，有小绶四采以副之。大带、大绶、袜舄俱如冕服内制。皇太子、亲王 常服永乐三年定冠：乌纱折角向上巾--亦名翼善冠，亲、郡王及世子俱同。袍：赤色，盘领窄袖，前后及两肩、各金织蟠龙一。带：用玉。靴：皮为之。保和冠服嘉靖七年定冠制以燕弁为准。亲王用九(衤取)。世子用八(衤取)。郡王用七(衤取)。俱去簪与五玉。后山皆一扇为之，分画为四。郡王长子冠、如忠静之制。用五(衤取)。服用青身青缘，前后方龙补各一。身用素地，边用云。其补子郡王以上采妆。郡王长子织金为之。衬用深衣，玉色。带青表，绿裏，绿缘。履用皂，绿结，白袜。六 皇太子妃冠服礼服九翬四凤冠：漆竹丝为圆匡，冒以翡翠，上饰翠翬九、金凤四，皆口衔珠滴。珠翠云、大珠花九树--皆牡丹花，每树花一朵，半开一朵，蕊头二个，翠叶九叶。小珠花如大珠花之数--皆穰花飘枝，每枝花一朵，半开一朵，翠叶五叶。双博鬓（左右共四扇），饰以鸾凤，皆垂珠滴。翠口圈一副。珠排环一对。珠皂罗额子一--描金凤文，用珠二十一颗。翟衣：深青，织翟文九等（凡一百三十八对），间以小轮花，红领褾襈裾，织金云凤文。中单：玉色纱为之，红领褾襈裾，领织黻文十一，或用线罗。蔽膝：随衣色，织翟为章二等，间以小轮花三。以緅为领缘，织金云凤文。玉谷圭：长七寸，剡其上，瑑谷文。以锦约其下并韬。玉革带：青绮鞓，描金云凤文，玉事件十，金事件四。大带：表裏俱青红相半，其末纯红而下垂，织金云凤文。上以朱缘，下以绿缘，并青绮副带一。大绶：四采、赤、白、缥、绿，纁质，皆织成，间施二玉环。小绶三，色同大绶。玉佩二，珩以下瑑饰云凤文，描金，上有金钩，以小绶四采副之--赤、白、缥、绿，纁质，织成。青袜舄：袜以青线罗为之。舄用青绮，饰以描金云凤文，皂线纯，每舄首加珠三颗。七 亲王妃、公主冠服王妃受册、助祭、朝会则服礼服。礼服（大衫霞帔）冠：九翟冠二顶。冠以皂縠为之。附以翠博山。饰以大小珠翟九，皆口衔珠滴。金凤一对，口衔珠结。金簪一对。珠翠牡丹花穰花各二朵。面花二对。梅花环、四珠环、各一对。衣：大衫霞帔--衫用大红。霞帔以深青为质，金绣云霞凤文。金坠子亦鈒凤文。鞠衣：青色，如深衣制，胸背金绣云凤文。惟不用黄，燕居服用素。四(衤癸)袄子：即褙子。桃红色，金绣团凤文。大带：青线罗为之，有缘，或用红罗。玉谷圭：长七寸，剡其上，瑑谷文，以锦约其下并韬 【公主不用圭】。玉革带、青绮(革呈)。描金云凤文。玉事件十、金事件三玉革带：青绮鞓，描金云凤文，玉事件十，金事件三。玉花采结绶，如东宫妃佩制。青袜舄、袜以青线罗为之。舄用青绮。饰以描金云凤文。公主冠服 与亲王妃同。八 文武官冠服朝服凡大祀庆成、正旦、冬至、圣节、及颁降开读诏赦、进表、传制，则文武官各服朝服。其武官应直守卫者不拘此服。文武官朝服：梁冠。上衣：用赤罗青缘，其长过腰指寸七寸，毋掩下裳。中单：白纱为之，青缘。下裳：七幅--前三后四，每幅三襞积，赤罗青缘，蔽膝：赤罗，无缘。绶：各照品级花样。革带之后佩绶系而掩之，其环亦各照品级用玉犀金银铜为之，不以织於绶。大带：表裏俱素，惟两耳及下垂缘以绿色，又用青组约之。革带：一品玉，二品犀，三品四品金，五品银鈒花，六品七品银，八品九品乌角。佩玉：一如诗传之制，去双滴及二珩，其三品以上用玉，四品以下用药玉。白袜。黑履。一品：冠七梁，不用笼巾貂蝉。革带与佩俱用玉。绶用绿黄赤紫四色丝织成云凤四色花锦，下结青丝网，绶环二，用玉。笏用象牙。八品九品：冠：一梁，革带用乌角，佩用药玉，绶用黄绿二色丝织成鸂鶒花锦，下结青丝网。绶环二，用铜。笏用槐木。杂职未入流品人员：若遇大朝贺、进表、随班行礼，止用公服。洪武三十年奏准亦照九品官，具朝服行礼。公：冠八梁，加笼巾貂蝉，立笔五折。前后用玉为蝉。侯：冠七梁，加笼巾貂蝉，立笔四折。前后用金为蝉。伯：冠七梁，加笼巾貂蝉，立笔二折。前后玳瑁为蝉。俱左插雉尾。驸马：冠与侯同，不用雉尾。祭服凡上亲祀、郊庙、社稷，文武官分献陪祀则服祭服。洪武二十六年定文武官陪祭服：一品至九品--青罗衣，白纱中单，俱用皂领缘。赤罗裳，皂缘。赤罗蔽膝。方心曲领。其冠带佩绶等第并同朝服○又令品官家用祭服，三品以上去方心曲领。四品以下并去佩绶。○又令杂职祭服与九品同。嘉靖八年定上衣用青罗皂缘。长与朝服同。下裳用赤罗皂缘。制与朝服同。蔽膝、绶环、大带、革带、佩玉、袜履，俱与朝服同，去方心曲领。三品祭服：五梁冠，革带用金，佩用玉，笏用象牙。驸马祭服：七梁冠，加笼巾貂蝉，立笔四折，前后用金蝉。革带、佩用玉，牙笏。公服在京文武官每日早晚朝奏事及侍班、谢恩、见辞则服公服，在外文武官每日清早公座亦服之。后常朝止便服，惟朔望具公服朝参。其武官应直守卫者不拘此服。文武官公服：用盘领右衽袍，或紵丝纱罗绢从宜制造，袖宽三尺。一品至四品绯袍，五品至七品青袍，八品九品绿袍，未入流杂职官袍笏带与八品以下同。公服花样：一品用大独科花，径五寸。二品小独科花，径三寸。三品散答花无枝叶，径二寸。四品五品小杂花纹，径一寸五分。六品七品小杂花，径一寸。八品以下无纹。帕头：用漆纱二等，展角各长一尺二寸，其杂职官员帕头用垂带。笏：依朝服为之。腰带：一品用玉，或花或素。二品用犀。三品四品用金荔枝。五品以下用乌角。鞓用青革，仍垂挞尾於下。靴用皂。
旗袍是一种内与外和谐统一的典型的民族服装，被誉为中华民族服饰的代表。从字义解，旗袍泛指旗人（无论男女）所穿的长袍，不过只有八旗妇女所穿的长袍才与后世的旗袍有着血缘关系。清朝后期，旗女所穿的长袍，衣身为宽博，造型线条平直硬朗，衣长至脚踝。“元宝领”用的十分普遍，领高盖住腮碰到耳，袍身上多绣以各色花纹。领、袖、襟都绣有多重宽阔的滚边，至咸丰、同治年间，镶、滚达到高峰时期，旗女袍服的装饰之繁琐几至登峰造极的境地。1911年辛亥革命风暴聚起，帝国主义的坚船历炮攻破了清朝封闭的国门，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服装走向平民化，国际化的自由变革。旧式的旗女长袍既被摒弃，新式旗袍则在乱世装扮中开始酿成，日后旗袍演化成融贯中西的新式款式。 “五族共和之后，全国妇女突然一致采用旗袍，倒不是为了效忠于清朝，提倡复辟运动，而是女子蓄意要模访男子．．．．．．因此，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风格。”二十年代的上海兴起了一种新式旗袍，最初类似无袖的长马甲，罩在短袄外，后来长马甲与小短袄合二为一，长至小腿部，大袖口，有的袖子装上西式的克夫，造型还是直线型，腰线较低比较平正，接着下摆线上升至膝部，当然这就淘汰了长裤，到了30年代是兴收腰，使旗袍更加贴体，牵细的腰身。30，40年代是旗袍的全盛时期，其基本轮廓已臻于成熟，成为兼收并蓄中西服饰特色的近代中国女子标准服装。“民国初年的时装，大部分的灵感是得自西方的，衣领减低的不算，领口还挖成圆形，方形，鸡心型。” 从此可以看看出旗袍也在西方文化传入的影响下开始变化。进入50年代，中国人民积极地投入战后重建国家的运动中。广大妇女与男子们一样走上社会的各行各业，献身于新中国的建设。这时的旗袍多数做得很贴身，小袖口，不能适应快步及大幅步的运动，使妇女们在社会活动中感到极不方便，再加上新时代的到来，使人们更乐于接受一些新颖的东西。此时，上下裤的装束代替乐旗袍，但在一些重大喜庆日子和外事活动时还常能看到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旗袍的出现。到了60年代中期，旗袍被斥为“四旧”而被彻底否定，进入80年代，我们才又看到旗袍在街头闪过，这说明，十多年都没有人穿，也没有人提及的旗袍，事实上一直活在广大妇女的心里。旗袍不是一个固定的形式，而有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旗女之袍和旗袍是代表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清代旗女之袍与民国新旗袍的主要差别有四点。第一是旗女之袍不显露形体，特别是后期，宽大平直，重视图案；民国旗袍开省收腰，表现体态。第二，旗女之袍内着长裤，有时袍下露出绣花的裤脚；而民国旗袍内穿短裤或三角裤，着丝袜，开衩处露腿。民国旗袍的衩有时开得很高，1934年就有几近臀下的。第三是旗人之袍面料厚重，多提花，装饰繁琐，清代织物纹样多以写生手法为主，龙狮腆麟百兽、凤凰仙鹤百鸟、梅兰竹菊百花，以及八宝、八仙、福禄寿喜等都是常用题材，色彩鲜艳复杂、对比度高、图案纤细繁褥。此外，旗人之袍大量使用花边，曾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民国旗袍面料较轻薄，多印花，装饰简约。第四个差别是旗人之袍等级分明，制度浩繁，而民国旗袍则已走上了平民化的道路，它作为等级身分的标识渐己淡化，而成为显示个人消费水准和审美情趣的一个侧面。旗袍是中西合壁的产物，虽脱胎于清代旗人之袍，却已具备了独立的、与旗人之袍迥然不同的风格韵味。不管旗袍怎么变，有一些关键是没有缺的，各种基本特征组成元素慢慢稳定下来。一．立领：完全是中国式的．在英语中被称呼为‘chinese coller’（中国领）。二.手工盘扣：做盘扣的方法很多，有手逢衬线法机缝明线法，都按照图样把长绳或管状布带手工盘好固定。三．裁剪：最能体现旗袍精神的要素廓形，所以好的裁边师傅不会只是三围，要会量出更多的尺寸，然后加以裁剪。四.装饰图案：旗袍的图案非常讲究，清代装饰曾达到登峰道极，华丽无比，现代图案多提取个性元素放大使用，成者将原有的图案加以简化，繁多的镶、滚中挑出一道作为领、袖、襟、摆等处的纹样。旗袍追随着时代，承裁着文明，显露着修养，作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服装，凝结了整个民族上千年的服装文化之精华，成为中华女性最具代表的传统服装。旗袍的这一独具的品格，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就被美国著名的服装设计师肖佛尔所欣赏，他在《服装设计艺术》一书中说：“中用服装的风格是简练，活泼的它的式样是更多的突出自然形体美的效果，柔软的丝调服装并没有欧洲古典服装那样繁琐的折裥，当设计为曲线的轮廓，这是主要的造形手法，使女姓们在行动中能展示她们的苗条的形体，折枝花卉的刺锈用系在服装上是灵活的不呆板的，看来富生气，使人感到愉快。” 旗袍是中国女性着装文化的典型标志，它不仅造型的风格中符合中国艺术和谐的特点，同时又将具有东方特质的手法融入其中，其独特的魅力在于它所包含的文化内涵，因此能在中国民族服装中独领风骚，久盛而不衰，电影《花样年华》中张曼玉亦忧举手足间是东方女性的婉约被淋漓展现，这之间除了了个人气质之外，自然不能抹煞那旗袍所挥之不去的魅力，自《花样年华》放影后，整个中国也掀起了一股旗袍风，各种样式花型的旗袍在大街小巷中出现，设计师们开起旗袍设计工作室，专卖店等等。旗袍流传至今，已从生活服上升为礼服，近年来，在宴会领奖，做秀宣传时，经常看到旗袍的影子如2000年的电景节上身着中国的红色旗袍的巩俐，也有很多其他明星，以旗袍体为礼服出现在各种场合，包括外国明星，又如：每场模特大赛或华商小姐等都会有旗袍专场走秀或领奖的那一刹那，着装旗袍的佳丽们更是散发光彩。不但如此，美丽的新娘们，也愿尽展东方神韵，留下美丽的一刻，2006年3月4日，“我是格格，2006格格旗袍新品发布秀”在北京展览举行，设计师们在清朝传统格格穿着的旗女旗袍中吸取精华，又立创新。本次活动也成为2006中国国际婚博会暨第三届北京结婚展的做一个重大部分。作为礼服，其款式和花样也是随之变得越来越繁多绚丽，在款式方面，除了保持旗袍的线条外，服装设计师们在设计剪裁时，保留旗袍的结构严谨，线条流畅，没有任何不必要的带、袢、袋等附件的特点，在工艺上采用收肩、饰花、穿珠片等手法加强肌理效果,在构造上,采用琵琶襟、如意襟、低襟、高领、低领、无领等，同时又把绘画等姐妹艺术作为旗袍的装饰手段，那些画有花鸟、京剧脸谱等图案的旗袍，不仅设计新巧，而且风格典雅，富有韵味。另外,生产技术的创新,工艺流程的改进,新材料的使用,都为旗袍形成的发展注入新的血液。2007年6月8日，上海公布了第一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海派旗袍制作工艺被列入83项非物质的文化遗产之中，[中国纺织报讯] 。旗袍制作工艺是上海艺术研究所和部分老字号服装企业联合申报的项目，专家介绍说，真正的旗袍要求纯手工量身定做，目前旗袍的制作工艺涉临失传，加强保护属当务之急，看来旗袍对现代服装设计影响是很大的。旗袍的历史已达五百多年，当年旗女脚登花盆低鞋身穿长袍时，未曾想到旗袍会一统华人女性天下，日本已故画家原龙之郎总结：“高领托住了下颚，头部姿势必然端正，即使是坐着时，旗袍的开衩处腿并拢的姿势也能收到美的效果。” 旗袍款式上的许多元素，被国内外很多服装设计师所采用，时装化的旗袍或带旗袍风味的时装，是近几年设计界的焦点之一。时装杂、时装表演和参赛的作品中常有旗袍的出现。同时也涌现出一些因此而闻名的设计师。姚红在1983年参加《时装》杂志社和日本《时苑》杂志社联合举办的首届“中国时装文化奖”设计比赛中，以一款“海水江牙纹”旗袍时装奖一等奖。这系列时装很有清式旗袍的风味。宽松的有线造型，倒大袖百色丝织面料镶滚深蓝色天鹅绒边饰、图案提取了清朝官服中的“海水江牙纹”。姚红作品的得奖，反映了评委乃至中国服装界权威们对旗袍的期望。接下的许多品牌，时装发布会上也常见旗袍的影子。 活跃于60－70年代的皮尔·卡丹（Prerre Cardin）,也是一位崇尚旗袍的世界级服装设计大师。他曾说：“在我的晚装设计中，有很大一部分作品的灵感来自中国的旗袍。”此外，日本的三宅一生，意大利的瓦伦蒂诺（Valentino），也都尝试过旗袍的造型。旗袍领、旗袍开衩的方式更是在时装秀和设计大赛中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旗袍能够恰到好处的显现女性的曲线美，这也就是时装设计中所谓的“高贵的单纯”，这种单纯的式样虽然不如西方裙服那么复杂多装饰，但却又能反映人自身的美，这种美来自于身材和气质，使人感到愉快。正因如此，旗袍独特的审美趣味才突破了国界，被全世界所接受和赞赏。综上所诉，新世纪到来之时，世界已经进入到多元化、多样性、多层次文化融合的氛围之中。服装界再也没有数个世纪以前某种风格“各领风骚数百年”的辉煌。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多种风格的轮回和交替，不断涌现出来的新的兴奋点始终在震撼着时装界。快速的变化波及着整个世界，旗袍的民族文化精神以它博大的内涵、独特的审美意韵和丰富的表现形式，给现代服装带来新的冲击，也给现代服装文化增添了新的闪光点，使设计师对其情有独钟，对现代时尚的影响，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模仿和再现，它是现代服装设计师全新的创造。旗袍是一个经典的宝库，从中吸取灵感见人见智。着眼点不同，设计意图不同，借鉴和发挥的手段也不同。“旗袍精神”只有一个，旗袍时装却千姿百态。
清朝皇室服饰解析清代皇帝的便服的衣料多选用单色织花或提花的绸、缎、纱、锦等质地。无论是织花、提花，多采用象征吉祥富贵的纹样。如团龙、团寿、团鹤，寓意“幸福”、“长寿”；蝙蝠、团寿字、盘肠、绶带纹样，寓“福寿绵长”，因蝙蝠谐音“福”、盘肠谐“长”、绶与“寿”同音。再如，用“”字或万年青花与灵芝头组成的纹样称“万事如意”；葫芦颈上系彩带，与“”字合称“子孙万代”文饰，因葫芦是爬蔓植物，连续接果有连绵繁衍子孙，永远不断的意思。 清代服饰制度还规定，穿不同的服装，头上要戴相应的冠帽。皇帝的冠帽有朝服冠、吉服冠、常服冠、行服冠。冬朝冠面为熏貂和黑狐，夏朝冠面为玉草。皇帝的冠有朝冠、吉服冠、常服冠和行服冠。朝冠有冬夏之分。冬朝冠呈卷檐式，用海龙、熏貂或黑狐皮制成，外部覆盖红色的丝绒线穗，正中饰柱形三层金顶，每层中间饰一等大东珠一颗。环绕金顶周围，饰以四条金龙。金龙的头上和脊背上各镶嵌一颗一等大东珠，四条金龙的口中又各衔一颗东珠。夏朝冠呈覆钵形，用玉草、藤、竹桥编制。其顶亦为柱形，共三层，每层为四金龙合抱，口中各饰一东珠，顶上端一颗大东珠。另在冠檐上，前辍金佛，嵌十五颗东珠，后辍“舍林”，前饰七颗东珠。吉服冠，顶子为满花金座，上端一颗大珍珠。常服冠，黑绒满缀红缨，红绒结顶。 皇帝穿朝服时要戴朝珠，根据不同的场合戴不同质地的朝珠。朝珠由一百零八颗东珠串成，每二十七颗东珠又用四粒红珊瑚结珠等距间隔出上、下、左、右四部分，其上部结珠呈葫芦形称“佛头”。佩戴朝珠时，佛头垂于背后，用黄绦带连接一组玉饰，称做“背云”。朝珠垂在胸前的左右红珊瑚结珠处，分别饰一两串绿松石珠串，称为“纪念”。朝珠的构成，有着特殊的含义。一百零八颗珠代表一年十二个月，四个红珊瑚结珠象征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下垂于背后的佛头、背云，寓意“一元复始”，三串绿松石纪念表示一月中的上、中、下三个旬期。皇帝穿朝服时戴一盘东珠朝珠，皇后、皇太后穿朝服时戴一盘东珠外，还在两肩斜挂两盘红珊瑚朝珠，以示身份特殊。皇帝佩戴朝珠，还根据不同的场合戴不同质地、不同颜色的：祭天戴青金石朝珠，祭地戴琥珀或蜜腊朝珠，祭日戴红珊瑚朝珠，祭月戴绿松石朝珠。不同质地不同颜色的朝珠寓意天、地、日、月，而东珠朝珠作为天地与人间的纽带，为皇帝专用。 皇帝在穿戴服饰中，腰间都要系相应的腰带，穿朝服系朝服带，穿吉服时系吉服带。朝带有两种，一种用于大典，为明黄丝织带，带上有龙文金圆版四块，中间嵌蜜石、东珠；一种用于祭祀，带上用四块金方版，嵌以束珠及各色玉、石。朝带并有垂带物品，即左右佩盼、囊、隧、鞘刀等。吉服带与朝带颜色相同，形制相似。带上的四块金版嵌珠宝随意，带端的一版角带扣，列左右的二块有环，以佩带玢（音ｆēｎ）。带上拴的荷包也格外讲究。满语称荷包为“法都”，是满族人喜欢的饰物。满族旧俗，无论男女，穿长袍系腰带，带上都拴“活计”，荷包是活计之一。它是由满族先世出猎或游牧时随身带的“囊”（一种皮质的饭袋）演变来的，同切割用的鞘刀、点火用的火镰、擦汗用的手帕等同为出猎的必备物。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方式的改变，游牧、狩猎变为固定的居住与耕种，这些活计就失去原来的意义而变为装饰。清代皇帝的活计更是质地精良，制作精美。在绸缎上绣各种图案，与衣服相配。荷包上绣的纹饰有“五谷丰登”（正月）、“五毒”（端阳节）、“鹊桥仙会”（七月）、“丹桂飘香”（中秋）、“菊花”（九月初九重阳）、“葫芦阳升”（冬至节）、“甲子重新”、“万国咸宁”（大年三十）等，以应节景。 清代皇帝的衣料由内务府广储司拟定式样颜色及应用数目奏准，对缎匹长阔尺寸、质地、花样、色泽都有明确的规定。如档案中的“敕谕”多次记载要求官局所织缎匹“务要经纬均匀，阔长合适，花样精巧，色泽鲜明”，如质量不合格，需补赔罚奉或受鞭责。内务府画师设计画样格外精心，发往江宁（南京）、苏州、杭州三处织造司分织。江宁织造负责御用彩织锦缎，苏州织造负责绫、绸、锦缎、纱、罗、缂丝、刺绣，杭州织造负责织造御用袍服、丝绫、杭绸等。刺绣由如意馆画工设计彩色小样，经审后，按成品尺寸放大着色发交内务府和江南织造衙门所属的绣作进行生产。 皇帝穿衣也有不顾典制而随心所欲的时候。按规定，皇帝吉服为最高的等级明黄色，皇子嫔等人的龙袍是香色（秋叶色）。典制中虽然服饰的颜色有等级、身份的差别，但乾隆却明确表示喜欢香色。乾隆十九年（１７５４）十二月二十九日是除夕，乾隆皇帝要在宫中神祖供像前行辞旧岁礼。是日晚，他照例沐浴更衣。当四执库太监捧出明黄色龙袍时，他却下旨要穿“香色刻丝黑狐面龙袍”。并且说，这件龙袍“着寻常日少伺候，留至每年十二月三十日沐浴后再伺候，以后每年是为例”。如果换了别人，穿着不符合身份的服装，肯定有违制之嫌。皇帝金口玉言，为所欲为，不受制度限制。另外，乾隆皇帝口口声声衣冠服制遵循古礼，可他在许多宫廷绘画中都以汉装出现。他曾说过，他的汉装像不过是“丹青游戏”。宫廷绘画多是写实的作品，水平再高的画家也不敢为皇帝画像张冠李戴。由此可知，宫廷生活往往被政治化，更显皇权的至高无上。 清宫内设有尚衣监，存放皇帝的袍褂和服饰，又有专门的衣服库，管理皇帝平日常用的服和冠，还有一大群随时侍侯皇帝更换衣服的太监们。皇帝一天之中多次更换服饰，有时一天内更换二至三次。
金朝与清朝都是女真族建立的，金朝是女真族中的完颜氏所建，清朝统治者为满洲爱新觉罗氏。两者的建立者属于同一部族，但联系不大。
金朝和清朝没有关系。
1、金朝：
金朝是中国历史上由女真族建立的统治中国北方和东北地区的封建王朝，完颜阿骨打所建。西与西夏、蒙古等接壤，南与南宋对峙。共传十帝，享国119年。
2、清朝：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共传十二帝，统治者为满洲爱新觉罗氏。从努尔哈赤建立后金起，总计296年。从皇太极改国号为清起，国祚276年。
扩展资料：
1760年，平定准噶尔的清朝疆域达到极盛，东北与俄罗斯帝国分界额尔古纳河、格尔必齐河与外兴安岭，这条疆线直到鄂霍次克海与库页岛。
正北与沙俄分界萨彦岭、沙毕纳依岭、恰克图与额尔古纳河。西北与哈萨克汗国等西北藩属国分界萨彦岭、斋桑泊、阿拉湖、伊塞克湖、巴尔喀什湖至帕米尔高原。
西南与印度莫卧儿帝国、尼泊尔、不丹等国分界喜马拉雅山至野人山。正南大致上与现今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分界相近，包含南坎、江心坡及缅甸北部等地。
与日本、琉球分界日本海与东海，与朝鲜王朝沿图们江、鸭绿江分界。清朝还领有台湾、澎湖、海南及南海的南海诸岛，极盛时期总面积可达1316万平方公里，至晚清1908年缩水至1135万平方公里。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金朝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清朝
转自:发件人+1 江南如画刚刚要饭的朱元璋参加红巾军，淮右的红巾军和汉末黄巾军，唐末黄巢，清末捻军都对淮河流域流民乞丐军团的称呼。流民淮右军和其他地方的流民区别就是食人，最喜欢吃女人和小孩子。朱元璋建立明朝，就食人和屠城为特点，山东，湖南，江南就朱元璋屠杀的重点区域。并且杀光了全国的地主，商人，诗人，画家，杂剧作家。收藏剧本的全家被杀，养鸟鱼虫的饿死于楼上，踢球杂技摔跤者，砍了腿和胳膊。明初的老百姓其实都是怀念元朝。转自:发件人高句丽是中国地方政权，和棒子的高丽没什么关系。高句丽就周朝的肃慎，肃慎人属东夷一支，附属于周朝，是周朝最北的领土。高句丽被唐灭亡后，遗民大多被迁入内地。但东海边高句丽遗民又建了渤海国，附属于唐。渤海国又被辽灭亡，但高句丽遗民建立的金朝又灭了辽朝。金朝又被蒙古人的元灭亡。金的遗民又建了后金，后金征服了蒙古各部，也征服明朝，建立了大清帝国。从血统来讲朱元璋的江淮以前是东夷一支的淮夷，女真是东夷的一支肃慎。淮夷在周朝融入华夏。肃慎则在汉朝建国为高句丽，高句丽被唐灭亡后又有渤海国，渤海国被辽灭亡又建立金国，金国被蒙古国灭亡又有后金，后金就是大清帝国。商朝也东夷一支，商人也结辫。
金朝与清朝都是女真族后代，金朝是女真族首领完颜氏所建的封建王朝，清朝统治者是建州女真首领爱新觉罗氏·努尔哈赤所建，它们属于一个部族，但是不是同一个时代，金朝是宋朝时期的北方少数民族。而清朝则是金朝之后，盘踞北方后入主中原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文史天地》很不错的。还有《历史文鉴》也行。
我推荐两本还不错的《看历史》《国家人文历史》，不过还是得看你喜欢不？
学术性的 K 历史类核心期刊表 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单位 通讯地址 1 历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100720） 2 中国史研究 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 北京建国门外日坛路6号（100020） 3 近代史研究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北京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1号（100006） 4 世界历史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北京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1号（100006） 5 史学理论研究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北京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1号（100006） 6 史学史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史研究所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北京师范大学内（100875） 7 中共党史研究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北京市1924信箱（海淀区颐和园前）（100091） 8 文博 陕西省文物事业管理局等 西安市三学街碑林博物馆西院（710001） 9 清史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人大清史研究所 北京市张自忠路3号（100007） 10 中国经济史研究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 北京月坛北小街2号（100836） 11 史学月刊 河南省历史学会，河南大学 河南开封明伦街85号河南大学六号楼（475001） 12 中国史研究动态 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 北京建国门外日坛路6号（100020） 13 史林 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 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200233） 14 史学集刊 吉林大学 吉林长春解放大路83号吉林大学内（130023） 15 历史档案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北京故宫西华门内（100031） 16 抗日战争研究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 北京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1号（100006） 17 民国档案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南京市中山东路309号（210016） 18 当代中国史研究 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8号（100009） 19 中国农史 中国农学会农业历史学会等 南京市卫岗南京农业大学（210014） 20 安徽史学 安徽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 合肥市卫岗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内（230053） 21 文史哲 山东大学 山东济南山东大学（250100） 22 中国文化研究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15号（100083） 23 文史知识 中华书局 北京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100073） K85 文物考古类核心期刊表 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单位 通讯地址 1 考古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 北京王府井大街27号（100710） 2 考古学报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 北京王府井大街27号（100710） 3 文物 文物出版社 北京五四大街29号（100009） 4 考古与文物 陕西省考古研究室 陕西西安市乐游路3号（710054） 5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 中国历史博物馆 北京市中国历史博物馆内（100006） 6 江汉考古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武汉市东湖路天鹅村（430071） 7 故宫博物院院刊 故宫博物院 北京市景山前街故宫博物院（100009） 8 敦煌研究 敦煌研究院 甘肃省敦煌市莫高窟（736200）当然能买到啊，一般是要订购，各大高校均会有。
楼上不是有咩，你自己挑选就好了。
历史学是人类对自己的历史材料进行筛选和组合的知识形式。历史学，是个静态时间中的动态空间概念。下面学术堂整理了十个历史本科论文题目供大家进行参考：1、沃尔什历史哲学客观性思想述评2、有色眼镜下的大历史--读《人类简史》3、“一带一路”战略对世界历史理论的创新4、现代西方批判史学传统的现代转向5、关于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道路的对话6、南京国民政府对《清史稿》的审查及其社会因应7、法国年鉴学派在中国的两种对立形象8、陈寅恪论中国学术文化融合之道9、文化“理蕃”:日本对台湾原住民族的殖民统治10、交易费用视角下南宋“亲邻权”的演变及调适
明清经济（外交）对当代的影响我可是绞尽脑汁想出来的……（汗）
一、选题选题是论文写作关键的第一步，直接关系论文的质量。常言说：“题好文一半”。对于临床护理人员来说，选择论文题目要注意以下几点：（1）要结合学习与工作实际，根据自己所熟悉的专业和研究兴趣，适当选择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课题；（2）论文写作选题宜小不宜大，只要在学术的某一领域或某一点上，有自己的一得之见，或成功的经验．或失败的教训，或新的观点和认识，言之有物，读之有益，就可以作为选题；（3）论文写作选题时要查看文献资料，既可了解别人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达到什么程度，也可以借鉴人家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成果。需要指出，论文写作选题与论文的标题既有关系又不是一回事。标题是在选题基础上拟定的，是选题的高度概括，但选题及写作不应受标题的限制，有时在写作过程中，选题未变，标题却几经修改变动。二、设计设计是在论文写作选题确定之后，进一步提出问题并计划出解决问题的初步方案，以便使科研和写作顺利进行。护理论文设计应包括以下几方面：（1）专业设计：是根据选题的需要及现有的技术条件所提出的研究方案；（2）统计学设计：是运用卫生统计学的方法所提出的统计学处理方案，这种设计对含有实验对比样本的护理论文的写作尤为重要；（3）写作设计：是为拟定提纲与执笔写作所考虑的初步方案。总之，设计是护理科研和论文写作的蓝图，没有“蓝图”就无法工作。三、实验与观察从事基础或临床护理科学研究与撰写论文，进行必要的动物实验或临床观察是极重要的一步，既是获得客观结果以引出正确结论的基本过程，也是积累论文资料准备写作的重要途径。实验是根据研究目的，利用各种物质手段（实验仪器、动物等），探索客观规律的方法；观察则是为了揭示现象背后的原因及其规律而有意识地对自然现象加以考察。二者的主要作用都在于搜集科学事实，获得科研的感性材料，发展和检验科学理论。二者的区别在于“观察是搜集自然现象所提供的东酉，而实验则是从自然现象中提取它所愿望的东西。”因此，不管进行动物实验还是临床观察，都要详细认真．以各种事实为依据，并在工作中做好各种记录。有些护理论文写作并不一定要进行动物实验或临床观察，如护理管理论文或护理综述等，但必要的社会实践活动仍是不可缺少的，只有将实践中得来的素材上升到理论，才有可能获得有价值的成果。四、资料搜集与处理资料是构成论文写作的基础。在确定选题、进行设计以及必要的观察与实验之后，做好资料的搜集与处理工作，是为论文写作所做的进一步准备。论文写作资料可分为第一手资料与第二手资料两类。前者也称为第一性资料或直接资料，是指作者亲自参与调查、研究或体察到的东西，如在实验或观察中所做的记录等，都属于这类资料；后者也称为第二性资料或间接资料，是指有关专业或专题文献资料，主要靠平时的学习积累。在获得足够资料的基础上，还要进行加工处理，使之系统化和条理化，便于应用。对于论文写作来说，这两类资料都是必不可少的，要恰当地将它们运用到论文写作中去，注意区别主次，特别对于文献资料要在充分消化吸收的基础上适当引用，不要喧宾夺主。对于第一手资料的运用也要做到真实、准确、无误。五、论文写作提纲拟写论文提纲也是论文写作过程中的重要一步，可以说从此进入正式的写作阶段。首先，要对学术论文的基本型（常用格式）有一概括了解，并根据自己掌握的资料考虑论文的构成形式。对于初学论文写作者可以参考杂志上发表的论文类型，做到心中有数；其次，要对掌握的资料做进一步的研究，通盘考虑众多材料的取舍和运用，做到论点突出，论据可靠，论证有力，各部分内容衔接得体。第三，要考虑论文提纲的详略程度。论文提纲可分为粗纲和细纲两种，前者只是提示各部分要点，不涉及材料和论文的展开。对于有经验的论文作者可以采用。但对初学论文写作者来说，最好拟一个比较详细的写作提纲，不但提出论文各部分要点、而且对其中所涉及的材料和材料的详略安排以及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等都有所反映，写作时即可得心应手。六、执笔写作执笔写作标志着科研工作已进入表达成果的阶段。在有了好的选题、丰富的材料和详细的提纲基础上，执笔写作应该是顺利的，但也不可掉以轻心。一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内容当然要充实，但形式也不可不讲究，文字表达要精炼、确切，语法修辞要合乎规范，句子长短要适度。特别应注意的是，一定要采用医学科技语体，用陈述句表达，减少或避免感叹、抒情等语句以及俗言俚语，也不要在论文的开头或结尾无关联系党政领导及其言论或政治形势。论文写作也和其他文体写作一样，存在着思维的连续性。因此，在写作时要尽量排除各种干扰，使思维活动连续下去，集中精力，力求一气呵成。对于篇幅较长的论文，也要部分一气呵成，中途不要停顿，这样写作效果较好。
1 明朝时代对中国发展进程的贡献与阻碍。2 清朝历代君主的得与失。3 从朱元璋和李自成看平民皇帝的成败。4 明清时代对中国疆土的贡献与损失。仅供参考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