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生活欺你》写于普希金被沙皇流放的日子里。那时俄国革命如火如荼，诗人却被迫与世隔绝。在这样的处境下，诗人仍没有丧失希望与斗志，他热爱生活，执著地追求理想，相信光明必来，正义必胜。诗中阐明了这样一种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当生活欺你时，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在苦恼之时要善于忍耐，一切都会过去，未来是幸福、美好的。生活中不可能没有痛苦与悲伤，欢乐不会永远被忧伤所掩盖，快乐的日子终会到来。第二节，诗人表达了心儿永远向着未来的积极人生态度，并告诉人们，当越过艰难困苦之后再回首那段往事时，那过去的一切便会变得美好起来。这是诗人人生经验的总结，也是生活的真谛。 这首诗没有什么形象可言，短短八句，都是劝告的口吻——按常理这是诗歌创作要尽力避免的，但这首诗却以说理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原因在于诗人以平等的娓娓的语气写来，语调亲密和婉，热诚坦率，似乎诗人在与你交谈；诗句清新流畅，热烈深沉，有丰富的人情味和哲理意味，从中可以让人感受到诗人真诚博大的情怀和坚强乐观的思想情绪。 这首诗问世后，许多人把它记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成为激励自己前进的座右铭普希金(1799—1837)，俄国诗人。近代俄罗斯民族文学的奠基人。生于莫斯科一崇尚文学的贵族家庭。童年接受法国家庭教师管教并深受俄罗斯乳母语言的影响。12岁随父赴彼得堡入贵族子弟学校皇村学校，以能诗闻名。1814年写下《皇村回忆》，得到老诗人杰尔查文赞赏，发表第一首诗作《致诗友》。1817年毕业后到外交部任翻译，先后加入“阿尔扎玛斯社”和“绿灯社”，以歌颂自由、抨击专制暴政为主题创作《自由颂》《致恰达耶夫》等诗作，长篇叙事诗《鲁斯兰和柳德米拉》(1817～1820)冲破贵族传统文学语言局限，大量运用俄罗斯民间词汇和口语，被认为是俄国文学语言的转变。1820年5月因诗作抨击时政被以调动为名流放南方，途中患病，前往高加索、克里米亚旅行疗养，9月抵基希尼奥夫，1823年调往敖得萨。其间醉心于拜伦作品，与十二月党人过往密切并写下《短剑》(1821)等诗。以当代贵族青年为主人公的叙事诗《高加索的俘虏》(1822)、《茨冈》(1823～1827)描写文明人与自然之女的爱情悲剧。这一时期还创作了叙事诗《强盗兄弟》(1821～1822)、《巴赫切萨拉伊的泪泉》(1821～1823)。1924年8月，因与敖德萨新任总督关系恶化，受陷害被革职放逐到母亲的领地普斯科夫省米哈伊洛夫斯克村接受地方政府、教会和父母的三重监督。1826年9月由沙皇批准返回莫斯科。这一时期普希金潜心研究历史，创作历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1825)、叙事诗《努林伯爵》(1825)。1828年因长诗《加甫利里亚德》(1821)“亵渎”上帝而受传讯。1830年9月与莫斯科美女冈察罗娃订婚，前往波尔金诺村料理家产，为霍乱所困至12月。此间完成了长篇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叙写贵族青年奥涅金的生活历程，塑造了俄国文学“多余的人”的形象；以普通人生活与情感为题材创作了《别尔金小说集》，创作《吝啬骑士》《莫扎特与萨列金》《石客》等四部小悲剧，写下叙事诗《科洛姆纳的小屋》、大量抒情诗及童话诗；文学史家把这一普希金创作高峰期称为“波尔金诺之秋”。1831年3月，普希金与冈察罗娃结婚，定居彼得堡并重任十等文官。编写《彼得大帝史》时为农民起义领袖普加乔夫所吸引，游访起义故地，1833年10月重返波尔金诺编写《普加乔夫起义史》，并以此为题材开始创作中篇小说《上尉的女儿》。其间写下中篇小说《黑桃皇后》、长篇叙事诗《青铜骑士》、中篇小说《杜布罗夫斯基》以及《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等童话诗。普希金婚后苦于上流社会的应酬，家庭经济紧张，沙皇授予“宫廷侍卫”头衔使他感到屈辱，文学创作减少，受到上层贵族敌视。1837年1月27日与法国贵族逃亡者丹特士决斗负伤，29日辞世。 普希金的文学作品主题切中当时俄国社会重大问题，塑造了“多余的人”“小人物”等俄罗斯文学的典型形象。他的文学风格继承发展了18世纪俄国文学成果，创造性地借鉴了西欧文学的因素，将书面语与口语和谐结合并吸取大量民间语言精华，创造了新的朴素优美的俄罗斯文学语言。他曾先后参加《文学报》《现代人》的创办工作，留下许多文艺批评著作、政论文及书信。普希金的文学创作结束了俄国文学的落后局面，为俄国19世纪文学的繁荣创造了条件。
普希金的诗《假如生活欺你》，原诗是假如生活欺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心儿永远向往着未来。现在却常是忧郁。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我从这首诗中学习到在困境面前要积极乐观向上的精神
给你发个简单的，古代的！你可以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我对这个也不大懂！中国古代的礼乐制度（一） 礼乐制度概述1.产生时间周初，由周公制定。周王朝设置我国第一个音乐机构——春宫。2.目的1）总结商代灭亡的教训；2）巩固等级社会；3）不同场合，不同身份的人，礼仪有别，音乐也有别，加强和巩固了严密的宗法制度。3.产生原因1）群体生活，人际交往的需要。2）远古祭祀的需要。3）约束社会道德，维护统治尊严的需要。（国家四维：礼，义，廉，耻）（二）礼乐的经典著作——“三礼”三礼包括《周礼》、《仪礼》、《礼记》。是古代礼乐文化的理论形态，对礼法、礼义作了最权威的记载和解释，对历代礼制的影响最为深远。1.《周礼》以人法天的理想国纲领。记录周朝各种制度。（原名《周官》，刘歆改为《周礼》） （可出填空）内容为“六官”：天，地，春，夏，秋，冬天官主管宫廷，地官主管民政，春官主管宗族，夏官主管军事，秋官主管刑罚，冬官主管营造。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在上古文献中实属罕见。周礼》所记载的礼的体系最为系统，有祭祀、朝觐、封国、巡狩、丧葬等国家大典，用鼎制度、车骑制度、服饰制度等。2.《仪礼》记载周至战国时期儒家传习礼仪的第一部著作，记录各种礼仪形式的规定。内容包括：冠礼、婚礼、丧礼、祭礼、饮礼、燕（宴）礼、射礼、聘礼等17篇。3.《礼记》是我国最古老的儒家十三经之一，为孔子弟子及后来学者所记。秦始皇“焚书坑儒”后散佚。内容包括：政治学、伦理学、教育学、哲学、农学等，是后世研究上古社会生活特别是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礼记》一书的编定是西汉礼学家戴德和他的侄子戴圣。戴圣选编的叫《小戴礼记》，即我们今天见到的《礼记》；东汉末年，郑玄为《小戴礼记》作了出色的注解。（三） 五 礼中国古代五礼包括：吉礼、凶礼、宾礼、嘉礼、军礼。从周至清，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要求和表现形式，或因地制宜，或约定俗成。两千多年的古代历史，也是五礼的历史。汉族统治者用这个系统，掌管中央政权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也用这个系统，甚至民国时期也将当时的礼仪制度都纳入五礼分类中。1.吉礼祭祀以祈求吉祥的礼仪，如祭祀天神地祗和宗庙（祖先）的祭祀,，封禅是历代最大的吉礼。2.凶礼伤亡灾变之礼，如水旱、饥馑、兵败、寇乱等礼，以丧礼最为重要。3.宾礼主宾相见场合的礼仪，如朝拜、会见、会盟、中国与外国之间关系的仪典。4.嘉礼喜庆之礼，如登基、册封、婚冠、宴乐、颁诏等。5.军礼军武之礼， 如亲征、遣将、受降、凯旋、大射等。
音乐学,是研究音乐的所有理论学科的总称。音乐学的总任务就是透过与音乐有关的各种现象来阐明它们的本质及其规律。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音乐学研究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音乐学研究论文篇1 浅析类型化音乐节目对主持人的要求 源自美国的类型化音乐广播在塑造频率的整体形象、规定主持人的解说篇幅等方面令人耳目一新，在这种新节目形态下，频率的整体风格被记住，而主持人的个性在凸显频率风格中被越来越淡化。听众对广播的感觉方式从一个个节目的细节式体验变成了对频率整体的把握，他们不再有耐心去等待、搜索某一个特定节目，而希望一个频率的播出内容是恒常的、稳定的，广播节目的伴随功能越来越突出。 以鞍山音乐广播为例，强调类型化特点，重点放在音乐本身的欣赏上。各节目虽然标称为“音乐晨风”、“音乐飞扬”、“音乐阳光”、“音乐漫步”等名字，但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不同，只是在不同的时间选择了节奏和韵味不同的歌曲作为区分。频道的宣传广告是：“爱音乐，爱生活”，就是让音乐与听众随时相伴。类型化音乐电台要求主持人的语言更加精练，节目更规范，整体性特点显得与众不同。它以其音质清晰、轻松时尚、浪漫亲和、青春动感的节目风格，音乐资源丰富迅捷、内容及形式善变的节目特点，独具特色的节目优化组合，将精练的语言与音乐融为一体。那么，作为类型化音乐广播的主持人要如何面对自己的工作呢? 一、让音乐来唱主角，压缩主持人空间 音乐是最古老的语言，用它可以进行无国界的情感交流。音乐本身比主持人的话语来得更有意思。那么主持人要做的是在保持频率整体风格的前提下，融入个人主持风格，做好曲目间的自然过渡，简短精彩的歌曲点评。为了确保专业化频率的整体风格，考虑到现代人生活节奏加快，听众不喜欢听主持人太多说话，主持人的语言每小时限定在3分钟内。鞍山音乐广播的收听人群为15～45岁年龄段、喜好音乐、文化素养较高的听众。其中都市人群为主要收听群，所以节目的设置也与都市人的生活结合紧密，遵循人们的生活、心情等规律，歌曲的选择充分配合听众的收听环境，它依靠节奏的变化，就像朋友陪在身边，来完成收听，最终把整体频率风格表现出来。 二、主持人必须加强时间观念 类型化音乐广播的主持人起的是穿针引线的作用。用精练的语言，巧妙地串接起歌曲之间的联系是每位主持人首先要明确的。为达到音乐与话语的平衡，类型化音乐广播对二者比例做出了严格的规定，鞍山音乐广播对每一个小时的节目内容作了精准而细致的定位与安排，规定主持人在每小时的节目中“开口”6次，而每一次的“开口”时间限定在30秒，只能在上一首歌曲的尾奏和下一首歌曲的前奏之间，并严格要求主持人的语言不允许和歌手的声音混播。类型化广播的串词还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最流行、最贴近的内容和听众分享，时间短了，但主持人的责任并没有减轻。这就要求主持人的专业素质更高，概括能力更强，语言表达更准确，对歌曲的悟性更深。如此一来，受众可以最大限度地完整欣赏歌曲，而不会受到主持人过多的语言干扰，从而保证了频率在全天“音乐不间断”的顺畅播出中确立自身独特的风格，并有效地树立起自己的频率品牌。 三、主持人说话要有对象感，重视陪伴性 要了解是哪些人在收听类型化音乐广播，他们的年纪有多大，这个群体有着怎样的特质，他们的价值观是什么，他们对我们的广播节目有怎样的想法，等等。仍以“鞍山音乐广播”为例：音乐播出思路是“经典+流行”，以中文为主，以欧西作为点缀。主持人随时把握这一音乐思路，及时调整自己每一次主持“开口”的内容。广播是一个“不具独占性”的媒体。也因为这个媒介特色，所以无论在国内外，移动收听广播的听众比例和汽车增长量都呈正比关系，树立“伴随性”理念，在保证让受众能完整欣赏歌曲的前提下，绝不能自以为是，喧宾夺主，而应在语言内容上以音乐话题为主，适当加入天气、交通或娱乐方面的服务信息，不仅让听者惬意地欣赏歌曲，还能获知一些有用的生活信息。主持人语言状态的亲切感来自于主持人与听众的感情交流“零距离”和听众对主持人的熟悉程度。所以，主持类型化的音乐节目，无论是在内容、语气还是情感上都要有分寸的拿捏。一个小时虽然只有短短的几段话，但却涉及到人生观念、人生态度、家庭、感情各个方面，想做到“说的比唱的好”很不容易，想让大家通过自己的表达有所收获，更是需要下功夫的。 四、主持人要形成独特的个性魅力 很多受欢迎的节目就是内容贴近性强，更主要的是主持人个性独特。类型化音乐广播的节目内容一般由系统挑选，然后有专门的音乐总监确定，主持人没有选歌的权力，且节目中开口时间被固定，对于类型化主持人来说，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并不是很容易。都是主持音乐节目，都是在有限的时间里将一首首歌曲串联起来，而听众就独独喜欢你的主持，就觉得那首歌曲由你串联后味道就不一样，这就是主持个性的体现，是类型化主持人必须努力的方向。此外，户外活动是主持人个性集中展示的另一平台。以常州音乐台为例：他们成立自己的乐队;表演音乐剧和话剧;对主持人进行拉丁舞、流行唱法、乐器等方面的培训。这些活动有两个共同点：一是找准了受众的兴趣点之后，依靠团队整体合作，其结果不是“火”某一个人，而是“火”了一个团队，“激活”了整个频率。二是巧妙地隐藏了主持人生活或工作的常态，主持人无需本色面对听众，需要突出的是扮演的角色，附加了人物故事和全新概念的出场，无疑是对广播主持人的职业神秘感的有效保护。在追寻与众不同中展示广播的优雅与生动，在主持人个性培育中制造清新与欢畅，才是声色俱佳的新时代广播应有的格调。 类型化音乐广播听众忠诚的是频率，而不是频率中的某个栏目。一个频率节目的内容和风格高度统一，能让喜欢这一频率的听众随时听到自己想听的节目，主持人与节目融为一体，突出频率类型化特色，就能解决节目的指向性收听和持续收听的问题，这也是类型化广播追求的最高目标。 音乐学研究论文篇2 浅析爵士钢琴作品《含苞茉莉》的音乐 我国作曲界诞生了一批新生力量，平均年龄在25岁以下，以各大音乐院校的在校生为主，这一点从2007年上海“圣卡罗杯”钢琴创作比赛可以看出。比赛的一、二等奖获得者都是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年轻人获奖更能体现出作品的创意和锐气。其中有一首爵士钢琴作品《含苞茉莉》获得了优秀奖，作者张弦当时年仅17岁，还是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一名学生，是获奖者中年龄最小的。该作品创新的爵士风格令在座的老一代作曲家们耳目一新，作者的灵感源自我国的民歌《茉莉花》和欧美爵士乐。 这首作品有一种鲜明浓郁的爵士乐风格，在中国现当代的钢琴作品中是十分新鲜的，让人印象深刻。众所周知，“爵士乐是美国的古典音乐，它代表了美国音乐文化的灵魂和美国民族音乐的精髓，它是民族大融合通过乐队组合形式表现的一种特有的音乐语言。”① 全曲篇幅不长，一共123个小节，在结构上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和第三部分为柔版(Adagio)，第二和第四部分为快板(Allegro)，清晰规整、层次分明。 第一部分(1―25小节)，作者在这个柔板标上了四分音符等于70的速度，尤其在开始的四个小节，4/4+4/5+4/6 的不规则节拍以很慢的速度演奏，同时配合自由的同音轮指和长音的延长标记，情绪上缓慢摇摆，不仅突出了爵士乐的即兴性质，而且具有类似于中国作品引子部分的散板气质。第五小节的旋律声部直接就亮出了民歌《茉莉花》的主要动机“mi-sol-la-dol-la-sol”，显示了该作品的主题核心材料和音乐内容，接下去的20个小节可以分为三个乐段，每个乐段的旋律声部分别重复了三次上行小三度的mi-sol，而爵士乐常用的切分和附点节奏也贯穿在织体部分，整首音乐听起来绵延摇摆，形成了一种自由随性的即兴风格，同时还能隐约“嗅到茉莉花的芬芳”。 第二部分(26―74小节)，这是个快板部分，和前一部分的音乐截然不同，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规整的节奏律动，气氛热烈活泼，表现了舞蹈性的音乐，呈现出一种层层递进的发展态势，从音乐材料的变化、演奏力度的逐步加强和节奏的逐渐分裂细碎，听起来一气呵成、干净利索，并且形成了作品的第一次高潮。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它的左手部分，这是由几种固定的低音律动组成的，也正是爵士钢琴演奏的特点之一，即布鲁斯音乐风格中的“布吉――伍吉”奏法。作品从26小节至39小节都采用了八分附点和均等十六分节奏交替的写作手法，并且音高保持不变，重点烘托了右手的旋律乐句。40小节至49小节的低音则以均等的八分节奏为主，右手配以弱起的重音，节奏变得急迫起来。之后的几个小节则左右手节奏同步，用了ff的力度共同将音乐推向高潮。自59小节开始，不规则节拍出现，并且以八分单位拍为主，几乎是一小节一变，间隔由三个八度四分音符重音支撑起低音的骨架，走向了结束。 第三部分(75―87小节)乐曲回到了Adagio，情绪变得柔和，民歌《茉莉花》的旋律再次响起，并且变得清晰，从第79小节开始的中声部中，我们甚至能听到完整的第一句，但作者笔锋一转，紧接着在第82小节写出了bE，转换到了爵士乐的色彩，巧妙动听，没有和声停留的紧密衔接就过渡到了第四部分。 第四部分(88―123小节)同样是一个快板，可以分为三个部分：88-93小节，94-99小节，101-112小节以及余下的11个小节。该段是作品的重点部分，爵士钢琴的风格十分鲜明地凸显出来，好像一段热情奔放的舞蹈。左手的低音部分出现了很多连续的八度大跳，形成了个性鲜明的“大跨度低音”，从而突出右手的旋律。自第113小节开始，和第61、68小节一样的左手八度四分音符的强奏，再次把热烈的气氛拉得宽广，之后的两个手八度上行和交替快速下行似华彩的滑音，使音乐走向完满的和声终止。 无论是从音乐创作构思，还是从音乐所表现的中国传统文化内容来说，《含苞茉莉》无疑都是十分成功和出彩的，可弹性与可听性兼备，虽然创作手法还稍显稚嫩，但是对于中国现代钢琴音乐的创作领域来说，年轻一代作者的锐气势不可挡，有想法、有新意，而这种蓬勃的朝气应该也是组委会把出版的获奖作品集命名为《含苞茉莉》的用意所在。 注释： ①王珉.美国音乐史[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5. 猜你喜欢： 1. 音乐学毕业论文 2. 中国音乐教育研究论文 3. 音乐系毕业论文范文 4. 关于音乐教育研究论文 5. 音乐学毕业论文题目 6. 音乐学论文范文
金波，1935年生于北京，祖籍河北冀县，儿童文学作家。1957年考入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期间，开始发表作品。毕业后留校任教，先后在中文系、音乐系授课，现为首都师范大学教授，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北京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创作委员会主任。近40年来，结集出版的有诗歌、童话、散文、文学评论以及诗词歌曲集等40余种。选集有《金波儿童诗选》《金波儿童诗集》《金波童话》《金波儿歌》《金波作品精选》等。作品获中国作家协会第一、二、三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全国第一、二届幼儿图书奖，第二届冰心儿童图书新作奖大奖，第四届宋庆龄儿童文学奖等。
金波的儿童诗如下：
1、《春的消息》
风，摇绿了树的枝条。
水，漂白了鸭的羽毛。
盼望了整整一个冬天。
你看，春天已经来到！
让我们换上春装，像小鸟换上新的羽毛。
飞过树林，飞上山岗，到处有春天的欢笑。
2、《花朵开放的声音》
我坚信花朵开放的时候，有声音。
它们唱歌，演奏音乐，甚至呼欢呼、喊叫。
蜜蜂能听见，蝴蝶能听见，那只七星瓢虫也能听见。
为什么我却听不见？
我摘下的鲜花，已停止了开放。
3、《我捕捉古老又年轻的文字》
我看见古旧的墙上，有斑驳如画的字，随着岁月风云，在眼前跳动、飞翔。
那些字，还原成象形，如日、如月、如鸟、如马，都是神秘的图画。
镌在石头上的，在舞蹈，铸在铜鼎上的，在呼号，写在竹简上的，唱着歌谣。
4、《用目光倾听》
妈妈说过一句最平常的话，听别人说话，你要望着对方。
这句话，一直伴随我长大，让我学会了如何与别人交往。
听别人说话也是一种交流，交流最需要的是真诚。
当我和别人交流的时候，我用耳朵，也用目光倾听。
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子，我的“窗子”永远明亮灿烂，
真诚的目光胜似千言万语，目光传送的是温暖的春天。
妈妈一句话教会我真诚地生活，她慈爱的目光至今仍照耀着我。
5、《带雨的花》
我是您不听话的孩子，我偷偷地跑出了家。
穿过树林，走过小桥，在明亮的湖岸上，我尽情地玩耍。
我忘记了您，也忘记了家，请原谅我，妈妈。
我去追赶蝴蝶，它飞进了树林，躲进了一朵小花。
我不愿再去捉它，因为那朵小花，就是它香甜的家。
有关李金发的诗有《微雨》《为幸福而歌》《食客与凶年》《李金发诗集》《古希腊恋歌》。
李金发（1900-1976），原名李淑良，广东梅县人，中国现代象征派诗歌的开山鼻祖。早年就读于香港圣约瑟中学，后至上海入南洋中学留法预备班。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就读于第戎美术专门学校和巴黎帝国美术学校。
李金发于1925年至1927年出版的《微雨》《为幸福而歌》《食客与凶年》，是中国早期象征诗派的代表作，为中国新诗艺术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李金发与林风眠、林文铮被誉称为中国美院历史上的梅州“三剑客”，三人各领风骚，为中国艺术史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2012年10月20日，李金发故居被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广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李金发一生的诗文著作，主要有《为幸福而歌》《岭东情歌》《微雨》《食客与凶年》《意大利艺术概要》《雕刻家米西盎则罗》《北京的最后勾留》《梭米顿夫人传》《肉的囹圄》《古希腊恋歌》《艺术论文集》《德国文学ABC》《异国情调》等。
他的作品《弃妇》和《里昂车中》被选入1984年出版的《现代百家诗》中。李金发诗文著作表现了他热爱祖国、热爱故乡、深明民族大义的爱国主义思想。
论中国现代诗歌对古典意象的继承与改造【 作 者 】朱寿桐【作者简介】朱寿桐(1958.1—），男，江苏大丰人，文学博士，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江苏省鲁迅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著作有《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史》（上、下卷）等多种。 一中国现代诗人对诗歌意象的认识和把握的自觉意识主要来自现代主义观念和作品的影响，但在创作过程中，他们诗歌意象的设计往往与中国传统诗歌意象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中国古代诗歌主要是“形象思维”的产物，但由于体格和制式的限制，在表现诗人较为复杂的思想情绪时，就不能靠简单的形象比喻来完成，而必须有赖于密切型的意象；同时，中国古代诗歌成就已有了两千多年的积累，作为历史沉淀，其为后世人们所津津乐道的精华往往都压缩在意象的光盘上，因而作为现代人唤起的对于古代诗歌乃至于古代文明的情绪记忆，便很自然地通过意象得以体现。 中国传统的诗歌理论中没有明确过“意象”的概念，但这并非说传统诗人们就没有总结过“意象”现象。其实，当古老的“比兴”说初露头角时，人们便可以从中得到有关“意象”揭示的信息。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中解释“比兴”说时已较为明确地指出了“比兴”的意象内含：“比者，附也；兴者，起也。”而且说“比类虽繁，以切至为贵”，意即一比可指多义，正是意象化的特征。周作人在为刘半农《场鞭集》所作的序言中也承认，中国传统的“兴”可与西方的“象征融合，构成诗化意象。到了清代，诗批家们已经明白地发现了中国诗歌的意象化传统。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这样总结道：“山之精神写不出，以烟霞写之；春之精神写不出，以草树写之。”显然，这里的“烟霞”、“草树”已不是一般的形象，而是凝聚着诗人所体验的“山之精神”和“春之精神”等精神意含的意象了。这段话不仅说明诗歌创作意象化的普遍化，而且也揭示了在传统诗歌表现格局中，以及在传统表现语汇的限制中，诗歌的意象化表现乃是一种必然的取法。虽然作为现代诗歌文化基础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以反对旧文化、反抗传统为价值指向的，但任何一个偏激地反传统的诗人也不可能摆脱优秀的传统文化遗存的深刻影响，胡适的“放脚体”新诗中就有传统意象的闪现，“五四”时代的那批诗人几乎都曾像胡适那样为挣脱不掉传统意象的缧绁而苦恼过。更不必说在新诗创作面临着从最初得到解放时的粗暴发泄到建立新的审美规范的艰难选择时，诗人们的思维定势将不会像前述诗人那样拘囿在新旧文化对垒的框架之中，而只以是否有益于在新的诗歌形式下的思想情绪的表达为依据；何况现代诗人毕竟是喝传统文化的乳汁成长起来的，各种文化遗传信息显然会在他们不再对传统进行设防的自由心态中发挥作用。于是，传统诗歌的意象几乎就从未间断过在新诗创作中的影响，而在像李金发这样的超越了新旧对垒的文化价值观的现代主义诗人中，传统意象的出现更是屡见不鲜。李金发新奇怪异的象征诗最初出现的时候，一度引起舆论大哗。人们在惊疑于其语言风格的怪诞别扭之外，还极反感于它的凭借古语而又食古不化。“长发披遍我两眼之前，／遂隔断了一切羞恶之疾视，／与鲜血之急流，枯骨之沉睡。”这是他《弃妇》中的开头，确实既泥古而又悖古，面目奇特而可憎。殊不知他正是在超越了新旧文化价值观的基础上进行诗歌创作的，既不是想张扬古代诗歌文化以向新文学示威，也不是想改造传统诗歌以适应新观念的表现，而只是本着有利于表现的原则，试图对诗歌的格式、范型作一种探索。他在《微雨》的“导言”中指出：“中国自文学革新后，诗界成为无治状态，对于全诗的体裁，或使多少人不满意，但这不紧要，苟能表现一切。”“苟能表现一切”是他的唯一依据，在这样的依据上他既可以运用传统的表达，又可以探索新异的诗路，于是他的诗歌便显得那么怪异。而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即能对这样的怪异抱宽容乃至赞赏的态度，尽管它未必理想，甚至未必妥当，因为真诚的尝试者和勇敢的探索者是不受谴责的。超越于新旧文化价值观念，李金发一方面带着“异国的薰香”，带着法国象征主义的审美原则，一方面又不敢贸然照搬这些原则，便在尝试和探索中自然而然地向传统语体寻求承载的途径，这使得他的诗歌表达显得那么古拙。更重要的是，象征主义那种“先锋”化的诗思对于最初的接受者和尝试得李金发来说，即使假借传统语体之力也还是难以把握的，在这样一种天地悠悠、茫然无措的情形下，尝试者和探索家的正常心态便是向前例寻证，以获得有力的心理支撑。于是，李金发较之他以前的任何一个现代诗人都更注意采用古典意象装点自己的现代诗思。他的充满古意的诗歌意象应该比他诗中时常出现的传统语体更有蕴味。他这样描写他所观察到的《秋》：“勾留片刻，你将见斜阳送落叶上道”。斜阳古道，西风落叶，是中国古代诗歌典型的秋肃意象，李金发信手拈来，不着痕迹，表现出较深厚的古代文化素养。他的《夜之歌》则唱道：“神奇之年岁，／我将食园中香草而了之”，也在仿佛不介意间借用了可追溯至屈原《离骚》的“香草”意象，量得古意幽幽，内涵深湛。许多“五四”时代的诗人都曾热衷于从古典意象中吸取灵感，由此写出别开生面的诗作。郭沫若所吟诵的火中凤凰、吞月天狗、天上街市等，无不借鉴或直接运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意象，冯至最著名的叙事抒情诗《蚕马》即是想从古代神异传说中吸取养分的，蚕马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奇特的意象，给诗人和读者提供了许多想象的空间。到了闻一多、徐志摩等人的新月派时代，诗歌中的古典意象便呈示出相当普遍的趋势。闻一多的诗中多咏“红烛”、“红荷”、“红豆”，分别表现出对这些古典意象的浓厚兴趣，有时还直接借助古典意象转达自己的感受，如对太阳描写的“六龙骖驾”和“神速金乌”意象的借用。在《奇迹》一诗中，他写有这样的诗句：“我听见阊阖的户枢砉然一响，紫霄上／传来一片衣裙cuì＠①＠②——那便是奇迹——”为了表现神秘的异香，传达阊阖里“衣裙”之声繁缛雍容，诗人选用了“cuì＠①＠②”这一古雅的象声词，唤起人们对《离骚》中“纷cuì＠①＠②兮纨素声”的幽幽意象的忆念。徐志摩对古典意象的兴趣也颇浓厚，他的新月派同人发现，单就《康桥再会罢》一诗，便能寻找出十几个古典意象来。新月派诗人孙大雨对中国古典文学意象也运用得较为自如。他的《一支芦笛》吹奏起来简直是神奇无比，不仅能招引凤凰来仪，还能号召鹏鸟来朝——“自从我有了这一支芦笛，／从来我不曾吹弄过一声，／……我只须轻轻地吹上一声，／文凤，苍鹰，与负天的鹏鸟，……都会飞舞着纷纷来朝。”“文凤”和“鹏鸟”所代表的意象充满着神奇和高贵，饱含着悠远和华丽，运用了这样的意象，便使诗歌像是在述说一个古幽迷人的故事，抑或是忆恋一场七彩迷离的梦幻。戴望舒对古典诗歌意象的成功借鉴使他得以成为30年代首屈一指的诗人。也许是针对文学革命时期的“不用典”之论，戴望舒力图为运用传统意象进行辩护，认为“旧的古典的应用是无可反对的，在它给予我们一个新情绪的时候。”（注：《望舒诗论》，《现代》第2卷第1期。）这其实也表露了他在选用古典意象时的基本原则：一是对于旧典应不加忌讳地放手运用，二是从古典意象中孕育新的情绪，或将新情绪诉诸旧意象作表现。这样的观念使得他在诗思运作过程中常不经意地拈来古诗意象，从而使诗意显示出葱茏的古雅意味。他在《寂寞》中写到“园中野草渐离离”，一方面自己“寄魂于离离的野草”，另一方面由“离离”二字唤起古代名诗中“一岁一枯荣”的仓凉意境，委婉而精切地表现出“寂寞”凄惋的情怀。他的《我思想》一诗直接取用古代文化意象，分明告诉我们那原是他的灵感之源。固然这里不排除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西方传统哲学的影像，但激活戴望舒情绪感应的主要因素还是《庄子》中飘忽无定，彼此模糊的蝴蝶意象：“我思想，故我是蝴蝶……／万年后小花在轻呼，／透过无梦无醒的云雾，／来振撼我斑斓的彩翼。”较之庄子的蝴蝶意象，诗中的蝴蝶所具有的哲学思辨色彩减轻了，而多了层勃郁的诗意和诗性想象的成分：幻想到万年后的小花的呼唤，体验着在“无梦无醒的云雾”中逍遥游荡的轻妙。如果不借助蝴蝶的古典意象，要抒述这样的情绪确实相当困难；古典意象的加入则使得诗人在表现自己的情绪时直有举重若轻，得心应手之感。何况，戴望舒写诗时也不光受他所说的“新情绪”驱使，他自己在情致中便有相当多的古雅趣味，诚如他在《古意答客问》中所言：“所问我的欢乐何在？／——窗头明月枕边书”。照着“窗头明月”，读着枕边闲书，雅静、幽闲、心旷神怡：悠悠的古意，悠悠的诗情，悠悠不尽的慕古情怀。有着这样的“古意”雅情，戴望舒几乎每一作诗，便沉陷于古典意象的包围之中。连连不断的古典意象启发着他，使得他比其他诗人多了一份灵感的源泉，于是他能写出《雨巷》这样堪称典范的现代诗，并由此获得“雨巷诗人”的雅号。《雨巷》属于戴望舒说的那种通过旧的意象表现新情绪的代表性诗歌。谁都能一眼看出此诗直接采用了古代诗歌中的丁香意象，但是，戴望舒没有简单地重复表现古典的丁香意象所包含的意绪，而是以古典意象固有的意绪作序引，借题发挥地表现自己新的体验，新的情感。在李商隐等古人的意象世界里，“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代赠》），南唐李jǐng＠③的《浣溪沙》词中更咏出“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他们所构筑的春风细雨之中丁香结愁的意象和意境，正是戴望舒此诗之所本。但戴望舒并没有把此诗真的写成“旧诗名句‘丁香空结雨中愁’的现代白话版的扩充或者‘稀释’”（注：卞之琳：《戴望舒诗集·序》，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没有在“愁”字上大做文章，虽然他每每写到“愁怨”“忧愁”，可将这些传统意象的内容赋予了一位假想中的姑娘，这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实际上是他对古典诗歌中有关意象的复合印象的人格化体现，以她的恍惚出现又飘然而逝来表现诗人的“冷漠，凄清，又惆怅”的情绪体验。于是，在这诗中，“愁”不再像古诗中那样是表现的主要对象，“冷漠，清清，又惆怅”才是全诗表现的“新情绪”，“愁”连同包含“愁”绪的丁香意象，以及将这意象人格化的那位想象中的姑娘，只都成了借以表现这些“新情绪”的客体。这样处理的结果，传统的意象不仅没被破坏，而且，丁香作为喻体得到了更富有诗意的阐释：它不再单是“愁”字的写意，更像一位结着愁怨的姑娘；但诗歌又没有照搬古诗的意境，它将传统的“愁”绪当作审美对象，一唱三叹地感慨这种情绪的失落。当一位诗人连愁怨的意象都愿意在心中永远驻留，而不愿其流失的时候，可见他的凄清孤寂已经到了何种程度！同《古意答客问》中传达的情绪相联系，《雨巷》表现出了戴望舒对于古典意象和境界的由衷向往。他将古人已经用丁香意象美化了的愁怨情绪进行了更进一步的美化，那便是幻想出了一个具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的姑娘，但对这新造的愁怨意象无论从感情还是从意绪上都毫无轻亵的表示，显示出对古典意象的虔敬与尊崇态度。中国古典诗歌意象之所以值得如此尊崇，是因为其中确实含有某种永恒的魅力。在任何时候都会牵动诗人的心犀，招惹起他们一唱三叹的兴致。戴望舒等现代诗人所乐于引用的古典意象一般都具有这样的魅力。这时，一位不怎么出名的诗人对这种古典意象的魅力却有出奇的感受力，他就是在《现代》杂志上时常揭载诗作的禾金，他的诗《一意象》就直接歌咏了这样的意象：“孤城落日之高原”，显然借剥了“一片孤城万仞山”和“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古诗意境，但没有像《雨巷》那样赋予古典意象以新情绪表现的内容。何其芳的《古城》则与戴望舒相仿佛，既借剥了古典意象，又用以表现现代人的感受。——他借用的是“邯郸梦”的传统意象：“邯郸逆旅的枕头上／一个幽暗的短梦／使我尝尽了一生的哀乐。”“邯郸梦”的意象仍被完整地保留着，但诗人主要表现的却是现代人生色彩较为明朗的感兴。提倡“意象抒情诗”的施蜇存，自述喜欢李贺、李商隐、黄山谷、陈三立的诗，他的诗歌创作则每常借鉴古诗意象，秋风落叶式的构思和天涯孤客般的情怀犹如珠光点点散落在他诸如《秋夜之檐溜》等诗作中。在他和他同时代的不少诗人的理解中，“意象抒情诗”固然与外国的意象派诗关系十分紧密，但与古典意象绝非是相互排斥的关系。当然，现代诗人的意象构思毕竟挣脱了古代思维的樊篱，很少有人再安心于恪守古典意象的规定空间，尽管他们会对那个遗传空间顾瞻不已甚至留连忘返；但他们的思绪是开放型的，他们将致力于意象的创新和改造，即使远离了“五四”新文化的时代气氛，他们也仍会意气风发地对一种新的诗学世界孜孜以求。 二提起中国传统诗歌的意象，我们会很自然地联想到许多带着几千年历史文化沉积痕迹的固定话语，如写悲壮，则常用“风萧萧兮易水寒”和“大风起兮云飞扬”之类的“风”和“易水”的意象；咏悲惨则用“残星几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和“鸿雁悲鸣红蓼风”乃至“蓼红苇白断肠时”中的“鸿雁”、“红蓼”等意象；说愁绪有“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和“清明时节雨纷纷”及“烟波江上使人愁”等烘染的细雨、烟波意象；言游子别绪则多采用“子规啼彻四更时”或“子规夜半犹啼血”的“子规”意象，更不用说抒命蹇而着“南冠”，叹荒凉而望“关山”，悲时序而伤落花，感兴亡而嘲“商女”或“西湖歌舞”，如此等等，难以尽述。 但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诗歌所提供的意象也还是相当集中的，如果做一些过细的工作，大抵不难总结出中国古典意象的基本类型。古代诗人一般都把为历史所认可了的意象视为典范性的表达而加以袭用，无论从理论上和习惯上都不提倡意象的创新，唐代皇甫shí＠④的话颇有代表性：“意新则异于常，异于常则怪矣。”意谓意象营造如果不守古之常而思创新，则必然显得怪异。“怪”在古代语言表述中可不是褒义。而现代诗人普遍的价值观念则锐意于意象的创新，即使不能创新，也至少要做到对旧意象进行翻新；墨守旧意象旧意境，一向被视为保守乃至无能的表现。朱自清在《解诗》一文中指出：“诗人的譬喻要创新，至少变故为新，组织也总要新，要变。”这当然是针对新诗人而言的，这样的观点在新诗人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几乎所有的新诗人都如此重视意象的独创，有的甚至通向一种偏见。直到80年代还曾有一些著名的诗人从这样的独创论出发偏激地否定戴望舒的《雨巷》充斥着“用惯了的意象和用滥了的词藻”（注：卞之琳：《戴望舒诗集·序》，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丝毫不理会戴望舒在半个世纪以前所作的“旧的古典的应用”“无可反对”的辩白。现代诗人提倡意象创新，无论从其初衷还是从结果来看，都是为了新诗能够甩脱传统的缧绁并求得别开生面。特别是卞之琳等现代诗人在西方现代主义诗学的鼓励下积极从事现代意象的营造之后，现代诗歌确实摆脱了旧诗的阴影而树立了自己的独立品格。诗评家李健吾清楚地看出了这一点，在考察了30年代现代派诗人注意意象创新的实绩之后，指出：“所以最初，胡适先生反对旧诗，苦于摆脱不开旧诗；现在，一群年轻诗人不反对旧诗，却轻轻松松甩掉旧诗。”（注：李健吾：《〈鱼目集〉——卞之琳先生作》，《咀华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版。）显然对“轻轻松松甩掉旧诗”一语不能予以狭隘的理解，以为现代派诗人的诗与旧诗就没有了一点瓜葛。李健吾这段话实际上是表述了这样的一种事实：文学革命之时胡适等想摆脱旧诗，虽然语言形式上和思想观念上作了很多创新努力，但他们诗歌所运用的意象差不多都是旧意象的沿用，没有重视新意象的创造，而且他们一般还没意识到意象建设之于诗歌的重要性，这便导致最初的新诗即使形式上像新的，表述上也还是古意盎然；现代派诗歌兴起以后，诗人在意象创造方面享有高度自由，他们可以直接运用和改造传统意象，也可以随自己的感受按自己的意志创造新的意象，这时，即使他们也常表现古意，但那不过是有意为之，如果要与古典意象划开界限，这对他们会是相当容易的事情。当然，中国的现代诗人并不像他们的外国同道那样天生有反骨，特别是到了30年代之后，与传统的对垒早已不是新文学界的价值指向，故而也不会是现代诗人的基本目标，这样才出现了戴望舒等一批明显地趋奉古意的诗人。但是，现代诗人在现代生活感兴和外国诗歌潮流的作用下会不断调整自己的意象构思，新文化环境对他们的这种重新构思又颇多激励，于是在他们的笔下将会出现许多对于熟读古诗的人来说相当陌生的意象，更有意趣的是，许多传统的意象由于构思方式的不同正面临着内涵或色彩的改变。古代人构思意象纯粹由“象”出发，以“象”为主，附“意”于“意”，正如唐代皎然在《诗式》卷一“团扇二篇”中所提倡的“假象见意”。在这样的构思运作中，诗人们首先捕捉到“黄昏”的景象之美：那时明暗交错，彼此混沌，云里雾里，一派朦胧，或有细雨霏霏，则宁静绝俗，故常有“黄昏细雨”之叹；若夫日沉月初上，则牵动微妙幽思，顿生浪漫之想，遂多“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之唱。于是，黄昏之象的美引起了一系列美的意念，造成了传统的“黄昏”意象充满了美艳动人的光泽，“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音浮动月黄昏”的名句，其中最自然且最能令人神思飞扬的当还是“月黄昏”的意象。或许人们会引李商隐的《登乐游原》来说明黄昏意象被用来表现愁的意念：“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殊不知这一阙仍是感叹黄昏之美，黄昏之美将要掩去无限好的夕阳，这是用夕阳之好衬托黄昏之美。从首句“向晚意不适”也能分析出，此诗后几句都应是写意随景转，着意抒写“驱车登古原”后的“意适”，黄昏之象是诗人“意适”的高峰体验。理解这首诗，似不宜立足于“夕阳”而从“只是”的转折中总结出惋惜、惆怅的感叹。黄昏时分确实也容易勾起人们的种种愁绪，不过自古以来，人们宁愿将愁绪表现的任务交付给黄昏之后的皎皎明月或黄昏之前的沉沉暮日，唯独避开黄昏。曹丕有“仰看明月光”而“郁郁多悲思”之咏，古诗中有“明月何皎皎”但“忧愁不能寐”之唱，这些都直接促成了李白的那首脍炙人口的《静夜思》。白居易的《城上对月期友人不至》吟到“明月照西楼”，后接着的则有“不醉即须愁”之句，可见明月无论在什么情境下都可能挂连到悲思愁绪上来。至于用日暮的意象写愁绪，古代诗歌中也属屡见不鲜，陈子昂的《晚次乐乡县》有“日暮且孤征”的社会之叹，孟浩然的《宿建德江》有“日暮客愁新”的个人之伤。 现代诗人则毫不犹豫地将种种愁绪交付黄昏意象去表现。因为现代诗人的意象营构是“意”常先于“象”，产生了一定的“意”便酝酿到相当的浓度之后，才在“象”的世界寻找载体，结成意象，于是对于黄昏这样的古老意象，他们可以先不加以审美的理解，而将自己的现代感受和人生体验中的一些相应印象赋予黄昏意象作新的表现，这就改变了黄昏意象传统的内含，而使之呈示出迷茫、悲愁色调。现代的“黄昏”意象因而划出了与传统意象清晰的界线。鲁迅《野草》中的《影的告别》这首散文诗，最先十分明确地刻画出了现代的“黄昏”意象，——那是通过徘徊不定、彷徨无地的“影”凸显出来的：它界乎明暗之间，既不能得到光明的肯定，也不能接受黑暗的否定，而维持徘徊不定、彷徨无地的现状似也难能做到，于是陷入十分痛苦、哀愁的境地。黄昏便是痛苦、哀愁的意象体现。作为一个现代精英人物，鲁迅常常体验到这样的彷徨和徘徊的痛苦以及不能肯定也无法否定的哀愁，他曾多次将这样的痛苦和哀愁付诸各种各样的意象加以表现，如既不愿冻灭也不能燃烧的“死火”，既想抗争又陷入“无物之阵”的这“样的战士”等；当他出于现代人的思考迫切地想将这些痛苦和哀愁具象地表现出来的时候，他很容易唤起了对于黄昏时分“影”的联想，“黄昏”在他的诗心中属于怎样的意象便可想而知了。40年代的“新生代”诗人陈敬容把握住了黄昏那种“朦朦胧胧”、“半明半暗”的意象特征，但没有像鲁迅那样深刻地把握住它徘徊不定、彷徨无地，既不能肯定又不能否定的意象实质。作为一个在感情方面较为充沛的女诗人，陈敬容从黄昏意象中领略的还主要是对黑暗的“凄伤和恐惧”：黄昏是黑暗的预言者，是黑暗淫威先声夺人的具现；从这样的意义上，她给黄昏意象涂抹上了可诅咒的色调。在她的《冬日黄昏桥上》这首诗里，甚至黄昏的颜色将暮日也染得可怖了：“冬日黄昏的天空暗沉沉／将落的太阳／只增加入夜的寒冷……”黄昏的到来对于神经脆弱的诗人其意义便是黑夜降临序幕：“黑夜将要揭露／这世界的真面目／黄昏是它的序幕。”这样的黄昏意象没有什么美好可言，正像世界在黑暗中展现的真面目不会有什么美好的东西一样。诗怪李金发写过“黄昏的和谐”，似乎想为黄昏意象抹上一层温和的色调。但其实那里的和谐还是充满黑暗的展现。他的《黄昏》一诗虽然以象征主义的反语对黄昏所招致的黑夜进行了美化的描写：“黑夜之宫庭／将开着花了，……”但随后表现的主题还是愁绪与悲伧：当“山头最后的光影”残留着，那便是“聚哭是我们的时候了。／我酒入愁肠，／旋复化为眼泪，……”黄昏依然是愁怨和悲哀的意象。 现代主义基本上立足于人生和社会的负面开发诗思，故有消极、颓废之称：这样的思维方法也影响了中国现代诗人。他们在上述辩证法的思路中强调最力的当然是负面的东西，对于黄昏意象的揭示，也多在黑暗方面。就像现代派画家习惯于阴暗和冷色调地处理各种题材一样，现代诗人由于立足点有阴郁、灰暗方面，不仅将黄昏这样界乎明暗之间的意象往冷色和暗色方面处理，而且将一些本来是明朗色调的意象也处理成阴暗灰冷的风貌。本来“绿”属于生机勃勃的意象色彩，可在卞之琳《雨同我》一诗中，“我的忧愁随草绿天涯”，却将忧愁付诸绿色意象；常白的《看灯》甚至将红色和绿色都处理成愁怨的色调：“长街灯市，排开红绿的新愁。”在色彩意象的采用上，最能反映出古今诗人意象构思之不同的乃是“紫”色。传统诗人多愿从吉祥、和谐、富贵、安宁、纯洁等正面意义上处理色彩的意象内涵，无论是赤橙黄绿青蓝紫，都分别赋予各自的正面含意，似乎只有对“黑”这样绝对化的颜色才付以反面的象征意念，如“黑云压城城欲摧”之类。其中的紫色常用作表示高贵、祥和的意象。高高在上的天堂被称为“紫宵”，李峤的《长宁公主东庄侍宴》中有“别业临青甸，鸣銮降紫霄”句；高贵地域的路径如宫中道路等被称为“紫陌”，刘禹锡有“紫陌红尘拂面来”之咏；紫色即使当平常的色彩也用于明雨鲜艳的描述，朱熹在《春日》中写有“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最为明丽的太阳也可用紫色去形容，贾至的《早朝大明宫》即有“银烛朝天紫阳长”之唱。然而，现代诗人偏于冷色调和灰暗心理的表现，紫色到了他们的笔下便完全消失了上述吉祥、高贵、明丽的意蕴，而呈示出诡秘、愁苦、恐怖、怨毒的色泽。艾青在《大堰河——我的保姆》等诗中将逝去了的生命形容为“紫色的灵魂”，就使得紫色成了诡秘的意象，李金发的《题自写像》中有“即月眠江底，／还能与紫色之林微笑”，也分明带有这样的诡秘意味；戴望舒在《夕阳下》写“远山啼哭得紫了，／哀悼着白日底长终”，这紫色便充满着愁苦和悲哀；新月诗人朱大楠则那么怨毒，将紫色用来描绘毒蛇的纹章，在《松树下》写道：“松树下有紫鳞毒蛇蟠踞，／野猪和獾兔都叫她美人。”对于古代诗人来说，一个成功的意象营造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因为它可能成为万代诗人借鉴的对象，成为一种经典；可在过分信奉“兴生于中，无有古事”之信条的现代诗人笔下，他们的意象造设无须像古代诗人那样求得普遍的共感，只要体现出现代感兴的独特性，而且，各种现代诗歌理论都在鼓励感受和表述的独创性，这使得现代诗歌意象的造设便呈现出随意化的趋势。这种趋势所揭示的结果便有两个方面。一是意象的繁多和重叠。与传统文论中所宣扬的“繁而不珍”（注：《文心雕龙·物色》。）观正好相悖，闻一多在《〈冬夜〉评论》中明确提倡现代诗歌须“有浓丽繁密而且具体的意象”，现代诗人一般都愿意以意象的繁密夸耀自己的构思，特别是现代主义诗歌，意象繁多常令人目不暇接。二是意象的个人性及对普遍经验的突破。现代诗歌，特别是现代主义诗歌，是建立在艺术个人主义化观念基础之上的，其理论往往只注重创新，鼓励意象的新奇，相对忽略了意象设计的普遍意义，造成许多“读不懂”的现象。这样的现象影响了中国现代诗歌意象的经典化。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纟加卒＠②原字纟加蔡＠③原字王加景＠④原字氵加是 （注：原文太长，有删减）
弃妇》被收在作者李金发的第一本诗集《微雨》里，表现李金发式的厌世："长发披遍我两眼之前，/遂隔断了一切羞恶之疾视。""靠一根草儿，与上帝之灵往返在空谷里，/我的哀戚唯游蜂之脑能深印着"，这就是李金发的诗所象征的形而上性和神灵性。与别的象征不同，李金发诗所象征的往往是形而上的东西，神秘的和神灵的东西，这是为象征主义对于世界的理解所决定的。另外显示出诗句中想象的新奇性，而这种新奇的想象已经与浪漫主义的想象很不同了。 "弃妇之隐忧堆积在动作上，/夕阳之火不能把时间之烦闷/化成灰烬，从烟突里飞去"，这三行诗很富于表现力，几笔就描绘了忧伤和烦闷的氛围。《弃妇》这首诗主要写了三个意象：蚊虫、游蜂和夕阳，并用这三个意象抒写了弃妇的清白、哀戚和烦闷。弃妇这个形象也象征着诗人自己所受的种种社会压迫和厌世的心态。 作为象征派诗歌，《弃妇》这首诗具有与其它类诗很不同的特点。"衰老的裙裾发出哀吟，/徜徉在丘墓之侧，/永无热泪，点滴在草地为世界之装饰。"诗中暗示的指向，是内在生命，是象征主义哲学所理解的人的内在生命，而与通常的诗的暗示很不一样了。《弃妇》的创作受到唯美主义思潮的浓重影响。李金发当时认为艺术是不顾道德，也与社会是不同的世界。所以他的美的世界，是创作在艺术上，不是建设在社会上。他的思想是颓废的、神奇的，他的为人是厌世的、远人的。在《微雨》诗集"序言"中，李金发曾说："中国自文学革新后，诗界成为无治状态，对于全诗的体裁，或使多少人不满意，但这不要紧，美能表现一切"。这首诗运用了"诗的语法"上的创新，即意象之间联络上的创新，而这种创新往往被看成是不通顺。这使得传统诗的读者读它时，不大习惯，感到费解难懂。其实这却是作者在艺术上的创新，是象征派诗歌传到中国后的最大特点。
汉乐府战争徭役诗的研究现状本篇论文以郭茂倩《乐府诗集》中采集的乐府诗为素材，乐府诗的内容与题材丰富多元，涵摄的时空广泛，无论是贵族还是小民，都借著乐府诗言志咏歌，留下了真实的时代声音，也反应了多重的社会面向。在此多重复杂的社会面向中，本文作者试图以「战争」切入社会，以「战争诗」为分析对象，见出当时社会的巨变与冲击。本文同时由三个角度来分析战争诗：战场、社会、家庭。亦即以战争实际实践的场域与事件、战争与社会的交互关系、战争对家庭的影响三个角度来分析战争诗，可说是有统有绪。第 1 页唐诗三百首朗读赏析全集共313首_唐诗三百首全集朗读最近36分钟前有人拨打电话咨询问题唐诗三百首全集朗读?立即下载拼多多APP，迅速了解唐诗三百首全集朗读你想知道的，这里全都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拼多多点击立即咨询，了解更多详情咨询深圳前海新之江信息.. 广告本文的架构井然，立论严谨，用字准确，参考资料与格式翔实正确，已经具备一篇良好而完整的研究论文的所有条件，是少见的佳构。以下详论本文可称道的长处，以俾作者能继续保持优点，日益精进：架构方面，精确地订立出研究方向、并具备清楚的问题意识，同时也明白自身的研究限制。锁定有明确提及「战争」相关字眼为限的战争诗，将立论范围掌握得精密，避免予人过份诠释的印象，为文能立，是成功的第一步。立论则基本上不过份引伸，逻辑推理平顺
汉乐府战争徭役诗的研究现状1. 汉乐府的发展 汉乐府,是设立于两汉之际的音乐机构——乐府机关搜集、保存,因而流传的民间歌谣。追溯历史,我们可以知道汉武帝是“始立乐府”的人。2. 对《诗经》的叙事性进行探讨 在我国浩瀚的是个历史上,远在汉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带有叙事成分的诗歌,如远古歌谣《弹歌》:“断竹,续竹,飞土,3. 汉乐府的叙事视角分析 在两汉乐府中,保存着大
由于南北朝长期处于对峙的局面，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族风尚、自然环境等方面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而南北朝民歌也呈现出不同的情调与风格。南朝民歌清丽缠绵，更多地反映了人民真挚纯洁的爱情生活；北朝民歌粗犷豪放，广泛地反映了北方动乱不安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生活风习。南朝民歌中的抒情长诗《西洲曲》和北朝民歌中的叙事长诗《木兰诗》，分别代表着南北朝民歌的最高成就。 南北朝时代，也像汉代一样，设有专门的乐府机关，采集诗歌，配合音乐演唱。这些乐府诗中有民间歌谣，也有贵族文人的作品；其中民歌部分更为新鲜活泼和艺术的魅惑力量。南朝乐府民歌大部分保存在清商曲辞中。清商曲是我国古代主要的通俗乐曲，许多民歌都配合这种音乐演唱。南朝的清商曲又分为若干类，其中最重要的是“吴声歌曲”和“西曲歌”两类，民歌大多都属于这两类。“吴声歌曲”产生于江南吴地，以当时的首都建业（今南京）为中心地带。“西曲歌”产生于长江中游和汉水两岸的城市——荆（今湖北江陵县）、郧（今湖北宜昌县）、樊（今湖北襄樊市），邓（今河南邓县）等地。这些都是当时的重镇，是商业发达的城市。因此，这些民歌所反映的多是城市生活，和汉乐府之多反映乡村生活不同。“吴声歌曲”和“西曲歌”现存约近五百首，其中大部分是民歌。这些歌在内容上几乎全是表现男女爱情生活的，且又有十之八九出自女子之口。诗歌中生动地描写了少男少女彼此间真诚的爱慕，会面时天真愉快的神情和活动，离别以后沉重而又痛苦的相思情绪。描写得真挚而又深刻，字里行间洋溢着生命的热情和力量，表现了人民群众在爱情生活方面的积极行动和美好愿望。在那个时代，在封建礼教强大的统治威力的笼罩下，男女间正当的爱情经常得不到满足，反而受到许多的折磨和迫害，国而，热烈而又大胆地歌唱男女爱情的这类诗歌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有些歌词为妓女婢妾所作，其中某些情歌因之含有较浓厚的色情成分和脂粉气。“吴声歌曲”中以《子夜歌》为最著名，一共42首，都以描写少女热恋为题村。它往往运用单纯朴素的语言，自然和谐的音调，来表达少女怀春的心情，委婉而生动，充满着天真活泼的情趣。也有描写因失恋而产生的悲愁和痛苦的，这类诗歌往往通过女子之口说出她们的焦的甚至绝望的情绪。如《子夜歌》：夜长不得眠，明月何灼灼。想闻散唤声，虚应空中诺。这诗明白如话，写的是一女子对情人的缠绵思念之情。诗中通过对这女子望着深邃的夜空和皎洁的明月，辗转反侧，不能成寐的描绘，把其内心世界无法排遣的思亲之情和孤寂之感委婉地透露出来。这女子望着明月，思念着远方的爱人，望得发了呆，想得出了神，朦胧中仿佛听到亲人断断续续地在呼唤自己，情不自禁地答应一声，这乃是虚幻。当她发觉亲人并没有呼唤自己，夜空还是万籁俱寂，看到的依然是高悬的一轮明月，她是多么的失望和痛苦啊！“吴声歌曲”除了写少女热恋，企盼亲人回归与之团聚的内容外，有些诗歌还反映了男子负心，另有所欢，封建社会恋爱不自由而造成的爱情悲剧。如：郎为旁人取，负攸非一事。缡门不安横，无复相关意。（《子夜歌》）我与欢相怜，约誓底言者？常叹负情人，郎今果成诈。（《懊侬歌》）诗中反映了封建社会中男女地位的不平等，男的遗弃女的，往往不会受到应有的制裁，女的则得不到合理的保障。在这种可悲的处境中，女的只能在主观上希冀对方永不变心：仰头看桐树，桐花特可怜。愿天无霜雪，梧子（谐吾子，指男的）解千年。（《子夜秋歌》）《华山畿》是写一位少男在华山附近邂逅一位少女，“悦之无因，感心疾而死”。葬时经过华山少女家，驾车的牛停步不肯向前。少女出来唱了一曲悲歌，棺盖忽然应声打开，她跳进去殉情而死了，这个故事真实地反映了封建社会中男女间没有社交和恋爱的自由，相思的痛苦折磨着他们，甚至牺牲了生命，他们幻想在死亡中获得解放，获得幸福的生活。它反映了封建社会的罪恶，反映了人民对于爱情的强烈愿望。“西曲歌”中的重要歌词，有《三洲歌》、《石城乐》、《孟珠》、《估客乐》、《乌夜啼》、《莫愁乐》、《襄阳乐》等，大都是描写女子的别情。南朝时代，商业发达，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许多城市都相当繁荣，商人阶层生活更加富裕，这就刺激了他们对于爱情的浪漫的追逐，而他们中有些是来往客商，经常离别远行，因而江边送别的现象普遍存在。这些歌词就是这种现实的反映。如：布帆百余幅，环环在江津。执手双泪落，何时见欢还？（《石城乐》）闻欢下扬州，相遇楚山头。探手抱腰看，江水断不流！（《奠愁乐》）“吴声歌曲”和“西曲歌”在描写爱憎的时候，常常使用了巧妙的比喻和夸张的手法，发挥了丰富的想象，使它的思想内容表现得非常生动突出。例如《子夜歌年少当及时》篇，拿霜下草恰当地比喻了青春的容易消逝，使人明白应及时相爱。又如《读曲歌》用突然掉入井里的飞鸟来比方一个刚听到对方变心的女郎的骤然从欢愉转为悲愁的思想情感，刻画得非常贴切。《华山畿》形容女子悲痛落泪时，把泪水夸张得如同江水一般，它可以使身子沉没，不但表现了丰富的想象力，而且很好地表现了女子对于爱情的热烈态度。北朝乐府民歌保存于乐府横吹曲辞的横吹曲中。横吹曲是军队中应用的音乐，要求雄伟悲壮。我国古代西北民族的乐曲，由于他们的风俗习惯等原因，常适用于作军乐，而被中原文化所吸收。汉代的横吹曲，相传系张鸯从西域传来，但歌辞没有流传下来。南北朝时代甫北两朝在政治方面形成对峙，但在文化方面彼此还是互相交流的。南朝的吴声西曲，在北魏孝文帝宣武帝时即已传入北朝，成为北朝上层阶级常常欣赏的娱乐品。北朝的乐曲，也自东晋时代开始陆续传人南朝。横吹曲中的梁鼓角横吹曲，就是长时期从北入南的乐歌被梁代乐府官署所采用演唱的部分。北朝的乐府民歌，数量上远不如南朝的多，但内容却广泛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像汉乐府一般显得丰富多彩，而不似吴声、西曲那样单调，它真实地记录了游牧民族的生活状态，从很多方面表现出北方民族的刚强爽直，充满了北方的景色和风趣。在北朝民歌中，描写游牧生活的，以《敕勒歌》为代表作：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首诗仅27个字，但自然高妙，浑朴苍茫，艺术地再现了草原风光，全诗纯系自然景物之描写，但这些自然景物又是歌者即目所见，使主人公的形象隐现在茫茫草原之中，使人感受到作者对草原风物的热爱之情。它粗旷之中，杂有豪迈之气，“无我之境”中有“我的形象”，诗中“我”的形象融化在自然景色之中。《敕勒歌》虽篇幅短小，但自问世后一直成为人们传诵不衰的名篇，具有无比的魅力。反映游子飘零的，如《陇头歌》：陇头流水，流离山下。念吾一身，飘然旷野。朝发欣域，暮宿陇头。寒不能语，舌卷入喉。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它通过“寒不能语，舌卷入喉”的苦寒状况来到画游子飘零的痛苦，写得非常逼真。北朝社会，战争是一个最突出的现象，整个北朝的历史几乎与战争相始终。由于战争的频繁，兵役和谣役迫使大批人民离开本上，转徙道路，这些反映流亡生活的怀土思乡之作，就是那种社会现实的写照。描写爱情方面的，北朝民歌也具有独特的风格，如《折杨柳枝歌》中写少女怀春，那种大胆、但白而勇敢地诉说自己的心情，充分显示出北方民族的爽快、质朴的性格，它和江南女儿的那种缠绵婉转的抒情远不相同。在北朝乐府民歌中，《木兰诗》是一篇代表作。诗中通过对女英雄木兰这一形象的塑造，赞扬了劳动妇女善良的品质、勇敢的精神和坚毅的意志。木兰本是一个“当户织”的普通姑娘，在困境中长大。在父亲年老、又无长兄、可汗催征的情况下，她经过反复思考，决定代父从军，担负起远征的艰巨任务。她买了“骏马”、”长鞭”，大胆地踏上征途，经过黄河黑水，北到燕山朔野，万里长征，十年转战，不仅胜利地完成了任务，而且立下大功。凯旋归来后，她功成不受赏，只希望早日回到久别的故乡，再过其普通劳动妇女的生活，她回到家里，在爷娘姊弟一片热烈欢迎的气氛中，像过去勇敢地换上男装一样，“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她丝毫不以功勋卓越的英雄自居，只认为自己还是和过去一样的普通妇女，表现了一个劳动人民的英雄人物的表里如一、质朴谦逊的本色，在木兰身上体现了劳动人民的高贵品质，特别是她以女性身分而做出这一英雄事迹，这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社会里是不敢想象的事情。因为在那个社会里，女子是没有行军打仗、转战十年、立功万里而做英雄豪杰的权利的，而如今木兰却真地做出来了，这对封建社会重男轻女思想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它有力他说明了女子和男人同样有能力做出英雄豪杰的事业，同时也就说明了女子有和男人受到同样看待的权利。这首诗在表现形式上，作者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法，诸如所用的比喻：“东市买骏马”四句，平列东西南北，用了排比；木兰归家时对爷娘、阿姊、小弟三组人物的描写，用了重叠；对偶句中，工致的如“朔气传金拆，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这可能经过文人的加工，而像“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等句，却又朴素自然，活脱流畅，颇有情韵；此外，还有语句递接紧凑，生动畅达的联珠句法，如“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惶”，等等，使作品繁而有味，人不厌其繁，简能传神，人不觉其简。南北朝乐府民歌，开辟了一条五言、七言绝句抒情小诗的新道路。五言四句的小诗，在汉民歌中虽然已经出现，但为数甚少，也没什么影响。南北朝民歌绝大多数是五言四句，这种刚健清新民歌的出现，对当时形式主义文风起了冲击的作用，因而影响很大。同时，在表现手法上，如口语的运用，对后代诗人也有借鉴作用
乐府本是一个管理音乐的官方机构，在秦时已有设置。1976年考古工作者发现秦代的错金银编钟上刻有“乐府”二字；2000年在西安市郊相家巷发掘的秦遗址中出土了很多秦封泥，其中有“乐府丞印”“左乐丞印”“外乐”各一枚。又据班固《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少府”为秦官制，其属官中就有乐府。汉承秦制，也设立了乐府。《史记·乐书》记载：“高祖过沛，诗《三侯之章》，令小儿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时歌舞宗庙。孝惠、孝文、孝景无所增更，于乐府习常肄旧而已。”《三侯之章》即是《大风歌》，本是刘邦即兴有感而作的歌谣。刘邦去世后，惠帝以沛宫为原庙，乐府的乐师将《大风歌》配上乐曲、舞蹈，以为宗庙祭祀之用。史载惠帝二年，又有乐府令夏侯宽将唐山夫人所作的《房中祠乐》“备其箫管，更名曰《安世乐》”（《汉书》卷二二）。
秦汉乐府职能的渊源久远，早在西周时期，统治者就建立了完善的礼乐制度来确立与维护其政治秩序。据《周礼·春官宗伯》记载，周时即有专门掌管音乐的官职“大司乐”，又有“乐师”等职。“春官宗伯”之职在于“使帅其属而掌邦礼，以佐王和邦国，礼官之属”。隶属于大宗伯之下的“大司乐”“乐师”等职属于礼官。在古人看来，礼乐具有“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汉书》卷二二）的作用，是统治者的治国手段。《史记·乐书》云：“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由天作，礼以地制。过制则乱，过制则暴。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也。”春秋末年到战国时期，群雄逐鹿、诸侯混战的局面，在儒家眼中正是“礼崩乐坏”的恶果。基于这样的礼乐传统与礼乐思想，秦、汉作为大一统帝国，立国之初便对树立帝王威仪、突出君臣尊卑之别的礼乐制度非常重视。
秦汉乐府最初以雅乐进行宗庙祭祀，祭祀时的乐、舞仪式有严格的规定。汉高祖初立国时的乐舞仪制承袭秦时制度。汉初的乐家制氏“以雅乐声律世世在大乐官，但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因而，汉高祖任用大儒叔孙通对秦时的宗庙乐进行了改革，命令“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乐”（《汉书》卷二二）以确立自身的礼乐制度。
汉武帝时期，乐府的职能产生了历史性变化：从宗庙之雅乐向民间之俗乐拓展。《汉书·礼乐志》云：“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刘勰《文心雕龙·乐府》、颜师古《汉书》注等皆认为乐府由汉武帝所立。然而如前文所述，现存的传世文献与考古成果都表明秦时已有“乐府”。考察《史记·乐书》《汉书·礼乐志》，在汉武帝之前，汉朝祭祀主要是祭宗庙，此时乐府所掌是承袭前代、略有变化的宗庙之雅乐，绝少有民间俗乐。即使是刘邦的《大风歌》及唐山夫人《房中祠乐》，因为是楚声，乐府令也要为之重新配上雅乐，并将题名改为庄重典雅的《三侯之章》《安世乐》，才能用于宗庙祭祀。汉武帝在祭祀礼乐方面进行了较大改革。据《汉书·礼乐志》，汉武帝定郊祀之礼，即祭太一神与后土的礼仪，这是汉武帝之初创。由于汉武帝所定郊祀之礼必然要有与其相配的郊祀之乐，故班固所言“乃立乐府”，乃是将郊祀之乐立于乐府。而郊祀之乐与宗庙之乐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便是“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除了采用各地民歌外，郊祀之乐也更多新声。汉武帝就“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汉书》卷二二）。汉武帝将各地民歌、自制新声纳入乐府，拓展了乐府的职能。从文学意义而言，汉武帝进行的乐府改革，使得民间口头流传的歌谣得以写定流传。乐府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优良传统也得以传承。乐府职官在对民歌进行润饰时，使其既能合于乐章又保持了民歌质朴、自然的本貌，从而提升了民歌的艺术审美价值。这大大开拓了乐府的文体内涵，即“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创作精神；及以叙事为主，语言浅近自然，句式自由、长短不拘的文体形式。从这个意义看，汉武帝时代确是乐府发展的关键时期。
从汉代乐府作品来看，乐府往往具有以下几方面的文体元素。一，音乐性：可以入乐。二，郊庙性：是基于礼乐制度的治国手段，尤其是雅乐。三，叙事性：有一定的故事与本事，主要是来自民间的俗乐。四，形式感：独特的标题与语言形式。但是，在后代乐府诗的发展过程中，原先一些乐府的文体形式发生了变化；有些文体元素则被消解，如音乐性与郊庙性。
“乐府”是一个在历史过程中不断演变和扩容的概念。当汉代的乐府歌辞脱离了乐曲与祭祀仪式而独立行世时，时人称之为“歌诗”。《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记录的“歌诗”有二十八家，共三百一十四篇。东晋后，人们始将此类“歌诗”称之为“乐府”，以区分于诗赋。但东晋后的“乐府”概念，不仅包括歌诗，也包括拟乐府。如萧统《文选》除列“诗”外，又另立“乐府”一体，既收录三首“古乐府”，又收入了陆机、谢灵运、鲍照等人所作的五言诗；刘勰《文心雕龙》既有《明诗》篇，又有《乐府》专论。唐人也将文人的拟乐府之作称为“乐府诗”或“乐府歌”，六臣注《文选》就引用了枚乘“美人在云端，天路隔无期”句，李善称之为《乐府诗》（《六臣注文选》卷二）；唐修《晋书》时也将曹操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称之为“乐府歌”。（《晋书》卷九八）
古乐府独特的文体形式与音乐的关系密切。汉代乐府因要配乐而唱，其歌辞或三言、或四言，或为长短句，以合乎音乐之节奏。如《安世房中歌》十七章中大部分是四言诗，然其中又有三章为三言诗，一章为杂言诗。汉武帝之《郊祀歌》十九章中，也是既有三言诗、四言诗，同时又有杂言诗。这些皇室庙堂的乐府诗为配合祭祀之需要，其风格往往宏雅肃穆，并具有很多“章”。“章”即是“解”，是乐曲中的一个段落。郭茂倩云：“凡诸调歌词，并以一章为一解。”其引《古今乐录》说：“伧歌以一句为一解，中国以一章为一解。”王僧虔云：“古曰章，今曰解，解有多少。当时先诗而后声，诗叙事，声成文，必使志尽于诗，音尽于曲。是以作诗有丰约，制解有多少，犹诗《君子阳阳》两解，《南山有台》五解之类也。”（《乐府诗集》卷二六）又因为“诸调曲皆有辞、有声，而大曲又有‘艳’，有‘趋’、有‘乱’。辞者其歌诗也，声者若羊吾夷伊那何之类也，艳在曲之前，趋与乱在曲之后，亦犹吴声西曲前有和，后有送也。”（《乐府诗集》卷二六）故而乐府诗尽管脱离了乐曲演奏的形式，但其歌辞体制依然保留了古乐府的一些音乐性特征，也分章、解。有些乐府诗除正曲外，还有“艳”“趋”“乱”等部分。如郭茂倩《乐府诗集》收录的《陌上桑》即为乐府古辞，又名《艳歌罗敷行》，全诗有三解，郭氏在诗末注曰：“前有艳，后有趋。”可惜现存的《陌上桑》没有记录“艳”与“趋”的部分。《妇病行》与《孤儿行》也为乐府古辞，则保存了完整的“乱”辞。如《妇病行》：
妇病连年累岁，传呼丈人前一言。当言未及得言，不知泪下一何翩翩。“属累君两三孤子，莫我儿饥且寒，有过慎莫笡笞，行当折摇，思复念之。”乱曰：抱时无衣，襦复无里，闭门塞牖，舍孤儿到市。道逢亲交，泣坐不能起。从乞求与孤买饵，对交啼泣泪不可止。“我欲不伤悲不能已。”探怀中钱持授交。入门见孤儿，啼索其母抱，徘徊空舍中，行复尔耳！弃置勿复道。
曲中刻画在一个饥寒交迫的家庭中，病妇临终前对丈夫嘱托。而“乱”辞则是描写妇人去世后，丈夫为了抚养年幼的孩子不得不外出乞讨的悲惨情境。《孤儿行》描写孤儿如何遭受兄嫂虐待的生活场景，“乱”辞则直接喊出了孤儿悲愤而绝望的心声：“里中一何，愿欲寄尺书，将与地下父母，兄嫂难与久居。”可见在这些乐府诗中，“乱”辞是对曲中叙事的必要补充，是不可或缺的文体要素。
虽然最初的乐府诗主要是乐府机构进行创作或采集民歌而成，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乐府诗的创作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一种情况是依乐府旧曲谱而重作新辞，如曹操《短歌行》即是用乐府旧题而新制的，可以配乐而唱。《乐府诗集》收录了曹操两首不同版本的《短歌行》，其一分为“六解”：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一解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以何解愁，唯有杜康。二解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三解
明明如月，何时可辍。忧从中来，不可断绝。四解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五解
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六解
右一曲，晋乐所奏。
其二便是“曲本辞”，是不分“解”的。可见依古乐府旧题而写的“本辞”，依不同乐调的需要，乐工对其歌辞进行修改后依然可以入乐。
另一种情况是，作者依古乐府旧题创作新辞，但是乐府的曲谱已经失传，作者只是模仿乐府的艺术风格或思想内容，此类文人拟乐府不能合乐。刘勰《文心雕龙·乐府》称“子建士衡，咸有佳篇，并无诏伶人，故事谢丝管”，正指出曹植、陆机诸人所作乐府已不合乐。如古乐府《陌上桑》辞分三解，为“魏、晋乐所奏”（《乐府诗集》卷二八）。南朝文人对此乐府的拟作较多，有陆机《日出东南隅行》、傅玄《艳歌行》，萧子范《罗敷行》等。陆机诸人对《陌上桑》的拟作，严格遵守旧曲曲名及其本事，只是无法入乐而已。也有一些拟乐府只是借古乐府题，延续其主题，但所题咏的内容跟本事无关；另一些作品仅袭用古乐府题，其主题及内容皆与乐府本事完全无关。例如乐府古辞《平陵东》，《乐府解题》言：“义，丞相方进之少子，字文仲，为东郡太守。以王莽方簒汉，举兵诛之，不克，见害。门人作歌以怨之也。”（《乐府诗集》卷二八）是为本事。其辞曰：“平陵东，松柏桐，不知何人劫义公。劫义公，在高堂下，交钱百万两走马。两走马，亦诚难，顾见追吏心中恻。心中恻，血出漉，归告我家卖黄犊。”曹植依古题也作有乐府诗《平陵东》，诗曰：“阊阖开天衢，通被我羽衣乘飞龙。乘飞龙，与仙期，东上蓬莱采灵芝。灵芝采之可服食，年若王父无终极。”这是一首游仙诗，其内容、主旨与古乐府本事并无关系。
到了唐代，乐府诗创作又有了重要变化，即新乐府的出现。所谓“新乐府”，就是新题乐府，它不受乐府古题的约束，根据内容而自制新题。新乐府的特征在于“即事名篇，无复倚傍”（《元氏长庆集》卷二三）。由于历代文人模拟古题乐府，陈陈相因。元稹认为：“自《风》《雅》至于乐流，莫非讽兴当时之事，以贻后代之人，沿袭古题，唱和重复，于文或有短长，于义咸为赘剩。尚不如寓意古题，刺美见事，犹有诗人引古以讽之义焉。”（《元氏长庆集》卷二三）元稹诸人推崇杜甫所作，以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行》《丽人行》等作品为新乐府之先声，赞其“即事名篇，无复倚傍”。为避免沿袭古乐府而造成叠床架屋、毫无新意的创作，元稹、白居易诸人“遂不复拟赋古题”，开始了新乐府创作。新乐府不蹈袭乐府古题，单纯以新题讽咏时事，但其诗歌精神继承了古乐府的优良传统。如白居易倡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就是继承了乐府古辞“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创作精神。新乐府虽不配乐，但依然保持以叙事为主，语言浅近自然，句式自由、长短不拘的文体形式。“新乐府”之名，最早见于白居易的文集。“讽谏诗”之下，有“新乐府”诗五十首，其自序曰：“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白氏长庆集》卷三）明确标示其 “讽谏”的主旨。如《上阳白发人》“愍怨旷也”；《胡旋女》“戒近习也”；《新丰折臂翁》“戒边功也”，这正是新乐府诗对于汉代古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传统的继承。但是，唐代新乐府算不算乐府诗，这是有分歧的。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就有“新乐府辞”，收录唐代的新题乐府，包括杜甫的《悲陈陶》《哀江头》《兵车行》、元稹的《上阳白发人》、白居易的《杜陵叟》《卖炭翁》《母别子》等诗歌。但其他文体学家，则比较少把元、白这类“新乐府”诗作为“乐府”，而是作为古诗。比如宋代《文苑英华》的“乐府”部分，就不收录这类“新乐府”作品。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则对此类作品视实际情况作分别处理，“凡拟古题者，皆附乐府本题之内”，此类以李白为代表；而那些“即事名篇，无所模拟者”则收进“歌行”，而置于“古诗”之下，此类以杜甫为代表。
由于乐府诗源远流长，变化颇多，所以其分类颇为复杂。各时代的分类，有同有异。东汉刘珍《东观汉记》将汉乐分为四品：一为大予乐，“典郊庙、上陵殿诸食举之乐”；二为周颂雅乐，“典辟雍、飨射、六宗、社稷之乐”；三为黄门鼓吹，“天子所以宴乐群臣”；四为短箫铙歌，“军乐也”。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则将历代乐府诗分为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代曲辞、杂歌谣辞、新乐府辞十二类。元代左克明编《古乐府》将古乐府辞分为古歌谣、鼓吹曲、横吹曲、相和曲、清商曲、舞曲、琴曲、杂曲八类。明代吴讷《文章辨体》把“乐府”分为郊庙歌辞、恺乐歌辞、燕飨歌辞、琴曲歌辞，相辞歌辞、清商曲辞六类。
在文体学上，乐府与歌行的关系是合为一体，还是分而为二？历代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理解与分类。王运熙先生在《唐人的诗体分类》一文中说：
歌行之名，本自乐府而来。……但在唐人集子中，往往把乐府与歌行区别开来。如《白氏长庆集》，有“新乐府”，又有“歌行”。影宋本《李太白文集》，有“新乐府”又有歌吟。……北宋初年所编《文苑英华》，乐府和歌行也分为两类。（《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
严羽《沧浪诗话》也把“歌行”“乐府”分开，而与“古诗”“近体”相提并论。但是，“歌行之名，本自乐府而来。”乐府确与歌行等体的关系很密切，往往难以断然分开。乐府与拟乐府古题的作品中，确实有歌、行、吟、谣、篇、引诸体，文体学上有些学者也将之称为乐府。如《续后汉书·文艺列传》谈乐府时说：“其后杂体、歌、行、吟、谣，皆为乐府，新声别调，不可胜穷矣。”而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也收入许多歌行作品。所以，乐府与歌行的关系，是分是合，这在理论上可谓是见仁见智的选择题。关于乐府的许多问题，要放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去理解和分析。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