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社会生活主要特点一．人们的衣食住行衣：宋代服饰体现了等级性和不同的行业特点。衣料也有较大的变化，由麻布向棉布发展，麻布还是最主要的衣料。食：宋代食品种类很丰富。南北饮食交流普遍，但总的来说，北方以面食为主南方主要吃米饭。茶和酒是常用的饮料。住：城市居民住瓦房，农民住茅屋，官僚、地主和富商住园林式住宅。各种家具种类繁多，而且高脚家具广泛使用。行：宋人代步的工具分为水陆两大类，主要有轿、车、马、骡、驴、牛、驮。大海船还有指南针。二．城市文化生活1．瓦舍：城内设有多处供居民娱乐的场所。宋代全国各地的茶肆应该数不胜数，与之相关也产生了多种社会角色和行业。茶肆是随着饮茶在社会生活中日益普遍化而出现的一种专门行业，坊肆数量众多，人流杂处，往往体现出市民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特征，有很强的社会性和公众性。宋初灭熟时，后蜀宫中金银玉器书画全部都被宋军收藏，“太祖阅蜀宫画图，问其所用，曰，以奉人主尔。太祖曰，独揽孰若使众观邪？于是以赐东门外茶肆”。他认为把图画挂在茶社能与民众一起观赏，可见茶肆在社会生活中接触平民的广泛性。而蔡绦述及宋代“遇禁烟节，至清明日则赐新火”遇执政、侍从等杂学士以上之家，而那些所谓“快行家者，昧爽多就执政、侍从之门，茶肆民舍取火爇烛，执之以烧”，举“茶肆民舍”以指称社会中的市民阶层，亦可见茶肆在市民社会生活中的代表性。茶肆除了经营茶饮，或为其他行业提供场地和多收费的由头外，还会随着时节经营一些其他物品。如《东京梦华录》卷二记汴京潘楼东街巷的“茶坊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服图画领抹之类，至晓即散”。叶梦得《石林记》：“余绍圣间春官下第，归道录壁县，世以为出奇石。余时正病中，闻茶肆多有求售。”南宋杭州“自旧夕冬孟驾回，……天街茶肆渐已罗列灯球等求售，谓之灯市，自此以后，每夕皆然”。说明茶肆在元宵节前亦同时经营灯市。
宋代人们衣食住行四个方面的主要特点1．衣：统治者衣饰精美华丽，劳动者多穿黑白两色、小袖狭身的短衣；2．食：北宋食肉以羊肉为主，南宋以鱼为主；3．住：宋代住房简陋，多为茅屋，城市平民住房平面多为方形；4．行：多用牛车，也有驴车，达官贵人乘轿出行。宋代的社会风貌：宋代以来对女子的束缚越来越严重。妇女缠足的陋习开始传开。在宋代，从穿戴上，可辨认出士、农、工、商从事行业的特点和等级差别。出现有娱乐兼经营的场所瓦子，瓦子中圈出专供演出的圈子叫勾栏，还有元旦、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等节日。宋代称春节为元旦，要挂年画，贴桃符。两宋时期社会生活丰富多彩的原因和条件：两宋军民抗击北方游牧民族南侵，以及宋辽、宋夏、宋金的议和，使得中原和南方地方获得了相对安定的社会持续发展环境；契丹、女真、党项等少数民族崛起扩展之际，也不断吸收中原先进文明，农耕文化也游牧文化在碰撞中逐渐交融，大大丰富了华夏文明；两宋时期，农业、手工业大大发展，市民阶层兴起，商品经济蓬勃发展，古代经济中心南移；指南针、火药、印刷术三项重大发明与应用以及海内外贸易的兴起，中国科学技术处于当时世界文明的高峰；两宋统治者推行“重文轻武”的国策，推动了文化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众的生活水平是一个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最直接反映。现有的反映宋代民众生活水平的论著多是写意式的，而且多是用阶级对立的方式进行阐述的；其把地主(传统观念下的剥削者)等同于统治者，把农民(传统观念下的小农即被剥削者)等同于被统治者；而且固有的逻辑是统治者高高在上，生活纸醉金迷、奢侈无度，被统治者特别是下层农民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而介于奢侈层和裹腹层之间的那最大多数人的群体却很少有人问津；而且这样的极端分层根本看不出历朝历代的比较特点。不管是先秦还是秦以后的情况，给人的感觉永远就是这样相似的极端模式，而且隐含着一种抑富扬贫的思想，似乎富裕都是靠剥夺取得的，而贫穷却都是被剥夺而招致；对人自身的才智优劣却不闻不问。其实对贫富而言，其制约因素都应包含社会制度和人自身才智因素两方面，只是不同制度每个人的致富的机会不同而已。尽管如此，人的致富机会和才智还是成正比的。只不过越是不合理的社会，这种比例系数越小罢了。鉴于此，笔者想通过考察宋代各时期的物价、官俸、军饷、劳务报酬以及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等各方面的情况，尽可能生动地展现当时的生活。所谓的“生动”是指：通过笔者的研究成果能让读者对宋代的生活水平同现代相较有一个非常直观的印象。比如说宋代某一阶段的一贯钱在现代人心目中是个怎样的概念?某个阶段所谓的富是个怎样的现代概念?只有这样才能让血肉丰满的社会生活史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宋代农村百姓的住房较简陋，多为低矮的茅屋。稍富裕的人家，以茅屋和瓦房相结合，构成一组住宅。城市平民的住房，平面多为长方形，屋顶以草或瓦覆盖。稍讲究些的，外建门屋，内为四合院，院内还种花草。贵族官僚的宅第相当宏丽，前堂后寝，以穿廊相连，两侧还有耳房和偏房。
我就是蒙古族，传统的蒙古族穿适合骑马等游牧生活的蒙古袍。主要吃牛羊肉和乳制品，比如手抓羊肉，奶豆腐，马奶酒。住蒙古包，适合搬迁。主要以马代步，还有勒勒车。
生活与地理密切相关，解释生活中的现象，解决生活中的问题，都需要一定的地理知识与技能。下面，就以人们的衣食住行为例加以说明：1、 服饰与地理首先，服饰材料与地理环境密切相关。桑蚕生产适宜亚热带，浙江的杭嘉湖地区、广东的珠江三角洲都是我国重要的蚕丝产地。而太阳光照好的新疆地区是我国长绒棉的最重要产区。人们喜爱的羊毛衫与皮衣，原料主要源于我国西部牧区盛产的羊毛和各种皮革。其次，服饰样式与地域特征有关。在炎热干旱的阿拉伯地区，人们喜欢身着白色宽松的长袍。在气温日较差很大的雪域高原，我国藏族牧民往往穿一个胳臂可以露出来的“不对称”的大袍。第三，服饰变化与气候变化有关。在四季分明的地区，人们一般都要准备几套与季节相对应的衣服，夏季男士的短袖衬衫、T恤与女士的连衣裙，春秋季的休闲装和羊毛衫，冬季的滑雪衫和皮夹克等。相反，在“四季无寒暑，遇雨便成冬”的我国云南昆明一带，形成了“四季服装同穿戴”的独特景观。2、 饮食与地理从主食结构上看，由于水热条件的不同，我国北方以种植小麦为主，南方以种植水稻为主，故形成了“北面南米”的格局。另外中国“八大菜系”的烹调技艺各具特色，素有“南甜北咸，东辣西酸”之说，它的形成也与地理环境有关。就拿“南甜北咸”的形成来讲，就与我国南北方的气候差异有关。我国北方地处暖温带，冬季寒冷干燥，夏季高温多雨，气温年较差大，在过去，即使少量的蔬菜也难以过冬，同时又不舍得一时“挥霍掉”，北方人便把菜腌制起来慢慢“享用”，这样一来，北方大多数人也就养成了吃咸的习惯。南方多雨，光热条件好，盛产甘蔗，比起北方来，蔬菜更是一年几荐。南方人被糖类“包围”，自然也就养成了吃甜的习惯。北方人不是不爱吃甜，只是过去糖难得，只好以“咸”代“甜”来调剂口味了。虽说北方现在不缺糖，但口味一旦形成，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改变的。3、 住房与地理传统民居的样式、材料大多受当地自然地理条件的影响。例如北美因纽特人用冰块作外墙；草原上的牧民为适应游牧的需要通常居住在搭卸方便的蒙古包里；黄土高原的居民利用黄土直立性好的特点开凿窑洞来居住；西南炎热的少数民族地区以竹楼为主。当今商品房的开发也要考虑很多地理因素，如居住的交通位置、周边配套设施的空间组合、周围环境质量综合状况、居住区内部环境设计以及房子的朝向、采光、通风、层高、间距等因素。4、 出行与地理人们的出行与地理环境密切有关。在高山峡谷中，人们利用峡谷之中的急流乘皮筏子漂流；在莽莽沙海里，骆驼成为“沙漠之舟”；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人们骑着骏马弛骋如飞；在江南水乡，人们利用船舶在江河上穿梭往来。人们出行，无论是旅游还是出差，都要根据天气与环境情况，决定出发时间与选择交通方式。
草原之家——蒙古包 呼伦贝尔草原锡尼河畔的蒙古族 (布里亚特) 是个游牧民族， 现在大部分已经定居生活了， 但是还有一些零散的半定居的“泥包”。 “泥包”建筑外型很像蒙古毡包，它用柳条排编构筑再和泥覆盖，里间打上木地板，架起火炉来，室内十分暖和。在夏季牧场上可以看到不少空无人住的“泥包”，听牧民们说，到了草绿河开主人们重返这儿时，只须将旧包补修一下，就可以居住了。 习惯于流动的蒙古族 (布里亚特) 更多的还是使用传统的蒙古毡包。这是能够拆移的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典型民居，它具有制作简便、易于组装、抵御风寒等特点。中国其他地区的蒙古族，以及东北的鄂温克、达斡尔，西北的哈萨克、塔吉克等民族多使用类似的毡包。仅是高矮、形状略有差异，名称也有所不同，但是整体构造，甚至民居文化和祖先拜火的遗风，都是同出一辙的。 我为拍摄蒙古族婚礼，初冬时节搭乘拉运牧草的拖拉机进山，到达威特根河一带狭长谷地的草场上，正好看到牧民们在给新婚的儿女搭建新蒙古包。据介绍这里德高望重的男人都参加了这项活动。我此时突然明白建新包是一个很庄严的仪式。那些老人们神情严肃，先将一根根2米多长的木棍，用毛绳捆编联接成圆形围墙栅。新郎的阿爸是这项仪式的主持人，他站在围墙里中间地方，双手高擎穹庐的顶圈，像是在接取光芒四射的太阳（蒙古族等北方游牧民族崇拜日、月、天、地、火）; 前来帮忙的人把几十根油漆发亮的长竿搭上这只顶圈，构成雨伞架一般的蒙古包顶架。这时候，新郎阿爸腾出了手，他表情严肃地将铁炉子搬了进来。依照当地的话说，就是把“火”请了进来。这样今后新居主人就可以得到火神女王的保佑，兴业衍子。 方才草场上还晴空丽日，顷刻间扬起了漫天雪霰，但是人们照样忙碌着，他们要赶在新娘接来之前搭好新包。新包的骨架上很快就覆盖了一二层厚实的毛毡，这些牧民自制的毛毡面上还用棕色毛线扎缝了吉祥图案。部分骨架和毛绳尾梢上系着五彩丝带，意喻五色经幡，包上毛毡再搭捆结实了毛绳，新的蒙古包就落成了。 新郎的阿爸这时又忙着置酒去祭祀天地，帮忙的老人们松了口气，被请到旧包中喝奶茶。当男人们认真地搭着蒙古包的时候，女人们则在原来家居的旧包里忙着操办婚宴。这几座风吹雨打多年的旧蒙古包，依然坚固、保暖，人们生活如旧，只是已经成年的儿女们即将走出家门，在草原上另立门户生活了。 新的蒙古包建成后，人们就开始拥入新包，在几位老阿妈指点下，七手八脚地布置起来。照规矩，蒙古包中央是炉灶。门正面边上放置一张长方矮桌，衣箱等主要家具搁在右边，人们在四周铺了一圈毛毡和牛羊皮，而这时炉灶旁的大块地面仍袒露着原来的草地。按习俗，进门的正面和左面是家中长者以及宾客的坐寝处，进门的右侧放着精美的铜床，床上已堆满簇新的铺盖，显然这里是新人的天地。 我在搭好的新包里见到的陈设，旧包里都有，只是新包里暂时没有婴儿吊床和红光熠熠的佛台。我本以为新一代的牧民已经不大信奉喇嘛教了，后来从婚礼程序上我才知道，佛台是要由新郎阿爸恭恭敬敬地请进新包的。 我闻到了旁边旧蒙古包飘来的阵阵肉香，走出毡包只见远近村邻身穿节日盛装，骑马或步行赶来参加盛大的婚宴。马桩那儿已拴了一大群马匹；新蒙古包门口人头攒动，乡亲们挤着看包里的新鲜摆设。不远处的威特根河畔，牧民们在汲水、饮马，太阳光又挤破了天上的乌云，投泻在喜气洋洋的草场上。 这时新郎本家的妇女们都聚集在蒙古包后面的一排大铁箱跟前，准备新郎的婚礼服装和答谢宾客的礼物。这些大铁箱是蒙古族（布里亚特）民居的一部分，他们把大部分衣什存放在这里面。我见过许多已经住进砖房的人，仍在使用着这种大铁箱。 我想人们从这里不难想象得到，蒙古族（布里亚特）的前辈当初从遥远的贝加尔湖畔向呼伦贝尔草原迁徙的情景：千百辆木制勒勒车满载着一只只大铁箱和拆散的蒙古包，蜿蜒成队；老人和孩子挤坐在一辆辆四轮马车上；男子汉们骑乘快马吆喝着大群牲畜，驱车前行；少男少女则纵马在队伍的前后突驰、嬉闹…… 傍晚，迎接来的新娘和娘家的人们，坐车围绕新郎家足足转了三大圈才下车进新蒙古包。因为这一带已是冬季，原本在草地举办的盛大婚礼，只能改在蒙古包里进行了。人们按辈份分包落坐，吃喝、谈笑、歌唱、玩耍。参加婚礼活动是青年男女相识、相爱的极好机会，据说眼前成亲的这一对，就是在以前别的婚礼上相识的。新郎、新娘坐在暖融融的新包里，听着娘家兄妹唱的别离悲歌，却不时浮出幸福的笑颜……
蒙古族是赤峰市主体民族，有着待人热情诚恳的传统美德，以粗犷豪放、胸怀担荡、诚实热情著称。居住蒙古包。 饮食以粮、乳、肉、奶茶为主。其中奶豆腐、奶茶、黄油、奶酒最具特色，全羊、手扒肉是招待贵客的宴席，独具民族特色。 奶品：黄油、奶豆腐、酸奶、奶皮、奶酒、炒米奶茶手扒肉 服饰，男女老幼皆穿长袍腰带，穿高腰靴子。 长袍：长袍是蒙古族人民自古以来所喜爱的服饰，袍子肥大、不开叉，尤其是牧人放牧时，可以暖身御寒。 腰带：穿蒙古袍必须扎腰带，一般用布或绸缎制作，颜色和袍子要协调一致，多为丈二长。 蒙古族的最高礼节是敬献哈达。 献哈达也是蒙古族的一项高贵礼节。献哈达时，献者躬身双手托着递给对方，受者亦应躬身双手接过或躬身让献者将哈达挂在脖子上，并表示谢意。 蒙古族人骑马、驾车接近蒙古包时忌重骑快行，以免惊动畜群；若门前有火堆或挂有红布条等记号，表示这家有病人或产妇，忌外人进入；客人不能坐西炕，因为西是供佛的方位；忌食自死动物的肉和驴肉、狗肉、白马肉；办丧事时忌红色和白色，办喜事时忌黑色和黄色；忌在火盆上烘烤脚、鞋、袜和裤子等；禁止在参观寺院经堂、供殿时吸烟、吐痰和乱摸法器、经典、佛像以及高声喧哗，也不得在寺院附近打猎。 祭敖包、草原盛会--那达幕是蒙古族的传统活动和特有的民族风情。 每年农历5月13日举行祭敖包。祭敖包是蒙古族的传统祭祀活动 那达慕，蒙古族语意为娱乐游艺，是蒙古族传统的群众性集会。那达慕始于13世纪初，当时那达慕只举行射箭、赛马或博克的某一种比赛。如今的那达慕除了传统的男儿三艺博克、赛马、射箭比赛之外，还增添了乌兰牧骑文艺演出、放映电影、篝火晚会等等新内容，同时开展经贸活动，进行物资交流，还要表彰劳动模范，其内容和形式都 有了很大的丰富和发展，那达慕这一古老的活动正焕发出新的活力，已成为融文体、经贸、旅游于一体的草原盛会。 那达慕盛会传统的项目为男儿三艺比赛，即博克（摔跤）、赛马、射箭。 充分展示灿烂的马背民族文化。 蒙古族在日常生活中有不少禁忌，主要有： 火忌 水忌 产忌 蒙古族在养牧、围猎方面有独特风俗。蒙古族自古以来为游牧民族 围猎是蒙古族古老的生产方式和风俗习惯。
宋朝时期，人民在饮食方面有什么特点呢？以长江为界，北方以面食为主，南方以大米为主的饮食结构在宋朝完全形成。延至今天，基本还是如此。 汉人作为农业民族，五谷一直在饮食中占有主要地位。宋代还没有玉米、白薯等作物主。蔬菜在宋人饮食中占有重要地位，仅次于粮食，蔬菜品种已十分丰富。而肉食以羊肉为多，南宋吃鱼多。 宋朝时人们普遍一日三餐，当然，穷人还得不到保证。 宋代饮食颇具特色，与前代相比，宋代百姓的饮食结构有了较大的变化，素食成分增多，式样也更多。今天我们经常吃的食物，比如说，火腿，火锅，包子，豆芽菜，爆米花等等都出自宋朝。还有我们今天喜欢吃的小吃如“角子”（饺子）、“索饼”（面条）、“焦碱水锥”（炸元宵）、“浮团子”（汤圆）、“油条”、“蛋炒饭”等，都是宋朝发明创造的，连调味品酱油也是发明于宋代。 美国人安德森在他的《中国食物》一书中说： “……中国伟大的烹饪产于宋朝。宋朝美食做法有煎、炒、烹、炸、烧、烤、炖、熘、爆、煸、蒸、煮、拌、泡、涮等不下几十种的做法，宋朝真不愧是美食的天堂。但许多宋朝的美食后来都失传了。”在宋代，饼是主食。凡是用面粉做成的食品，都可叫饼。《水浒传》中的武大郎叫卖的“炊饼”，就是馒头。 宋代时，茶坊在市镇开始普及，点茶也就在城市中盛行起来。汤药在宋代很普及。在宋代，皇帝常常将汤药与茶作为一种礼物，赐给功臣将士。宋代市民对水果的需求量非常大，食店里果子与饮食是平分秋色。在宋代的食品市场上，清凉饮料也很受市民的欢迎。下面，我就为大家介绍一道名菜——东坡肉！东坡肉是苏东坡在黄州亲手创制出来的，他被贬到黄州后，生活拮据，见当地肉价便宜而很少有人买，于是，亲自烹饪，创制出名千古的名菜“东坡肉”。 在宋朝百姓中流传这样一首打油诗：“黄州好猪肉，价贱等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着火，少着火，火候足时他自美。每日起来饱一碗，饱得自家君莫属。”现在，大家对东坡肉有一定的了解。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这句格言就是南宋时的吴自牧创造的。他写的《梦粱录》中说： “处处各有茶坊、酒肆、面店、果子、彩帛、绒线、香烛、油酱、食米、下饭鱼肉鲞腊等铺。盖经纪市井之家，往往多于店舍，旋买见成饮食，此为快便耳。”
宋代是我国历史上经济发展较快的一个时期，有人甚至认为宋代经济已超过了明清。经济的发展，使宋代食品业有了很大的进步。宋代饮食颇具特色，与前代相比，宋代百姓的饮食结构有了较大的变化，素食成分增多，素食的艺术成分更加明显，式样也更多。在宋代的大中城市，食品行业的竞争已经很激烈，市民食谱日益多样化。在宋代，饼作为一种主食，是百姓餐桌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宋代的饼并不像现在仅指经过烧烤加工而成的一种圆形食品。凡是用面粉做成的食品，都可叫饼。烤制而成的叫烧饼，与我们今天的无二。水瀹而成的称为汤饼，在笼中蒸成的馒头叫笼饼。《水浒传》中的武大郎在街头叫卖时所喊的“炊饼”，指的就是馒头。宋代饼业兴盛，竞争自然也激烈。为了在竞争中取胜，卖饼者想出了各种方法。东京的卖饼者，就在街头使用五花八门的叫卖声，以招徕顾客。一位卖环饼的小贩，为别出心裁，在街头兜售时竟喊出“吃亏的便是我呀”。后来这位小贩在皇后居住的瑶华宫前这样叫卖，引起开封府衙役的怀疑，将其抓捕审讯。审后才得知他只是为了推销自己的环饼，便将他打了100棍放了出来。此后，这位小贩便改口喊“待我放下歇一歇吧”。他的故事成为当时东京的一桩笑料，但生意反而较以前好了。宋代面食兴旺。北宋的郑文宝，书法与诗文皆在当时颇负盛名，他创制的云英面，极受时人欢迎。制作方法是将藕、莲、菱、芋、鸡头、荸荠、慈菇与百合混在一起，再配以瘦肉烂蒸，然后用风吹凉，在石臼中捣细，再加上四川的糖和蜜蒸熟，然后再入臼中捣，使糖、蜜和各种原料拌均匀，随后取出作一团，等冷了变硬，再用刀切着吃。云英面颇受士人青睐，后被收入宋代食谱。士人与美食的掌故，最为有名的还是苏轼与“东坡肉”。苏轼在在黄冈作团练副使时，曾将当时城市流行的一道猪肉菜，写成打油诗：“黄州好猪肉，价贱等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他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当时富贵人家瞧不上眼，而只有中下层人士才乐此不疲，故有“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之说。这道菜比较便宜，经苏轼推荐后，很快便在宋代市民中广为传播，被称为“东坡肉”。在宋代的士人中，吃河豚成为一种时尚。名士梅圣俞，喜欢邀朋呼友来家里吃河豚。他的《河豚鱼》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扬花。河豚于此时，贵不数鱼虾”。河豚有剧毒，需要祛毒后才能烹调，亦有人因食河豚而丧命。除了河豚之外，类食品和“洗手蟹”也在宋代市民中风靡一时。东京名商号东华门何吴二家的鱼，是从外地运的活鱼加工而成的。由于是切成十数小片为一把出售，故又称“把”。由于它是风化干后才入的料，所以味道鲜美，成为当时一道名菜，以至时人有“谁人不识把”的说法，类食品易于保存，所以很受大众的喜爱。贵族之家制作的黄雀，是一种市面上不易见到的食品。蔡京家里有三栋房屋，堆积着直至房梁的黄雀。有位官员，一次就可献出千余罐鹅。在东京的市面上，洗手蟹非常受欢迎。将蟹拆开，调以盐梅、椒橙，然后洗手再吃，所以叫洗手蟹。就像我们今天早晨喝牛奶豆浆一样，宋代市民早晨习惯喝的是一种叫煎点汤茶药的茶。煎点汤茶药是茶叶和绿豆、麝香等原料加工而成，好似煎药。在五更的早市上，煎点汤茶药的叫卖声此起彼伏，蔚为壮观。元代画家赵孟的《斗浆图》，画的就是市井贩卖煎点汤茶药的情形。宋人认为，茶即药也，煎服则可去滞而代食；煎茶时间越长，味道就越好。宋代流行点茶，就是在炭火将茶叶水烧得快沸腾时，加些许冷水，待茶叶水再次沸腾时再用冷水点住。如此点三次，方可收到色味俱佳的效果。宋代时，茶坊在市镇开始普及，点茶也就在城市中盛行起来。汤药在宋代很普及。汤药种类很多，见于史籍的主要有二陈汤、枣汤、生姜汤、荔枝圆眼汤、薄荷汤、木星汤、无尘汤、木香汤、香苏汤、盐豉汤、干木瓜汤、缩砂汤、湿木瓜汤、白梅汤、乌梅汤、桂花汤、豆蔻汤、破气汤、玉真汤、益智汤、檀汤、杏霜汤、胡椒汤、紫苏汤、洞庭汤等等。其中二陈汤是流行于当时大街小巷的最常见的一种。二陈汤主治头眩心悸、寒热、呕吐恶心，因食生冷引起的脾胃不和等症状。每日早上起来喝上一盏二陈汤，会产生提神养身的效果，欧阳修的“论功可以疗百疾，轻身久服胜胡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宋代，皇帝常常将汤药与茶作为一种礼物，赐给功臣将士。宋真宗召见大臣晏殊，赐座后便喝茶。末了，起身便点汤。由于皇帝的示范，贵族权臣们纷纷碾制汤沫、丸药、茶饼，随身携带。王安石罢相后返乡，途中痰火病发，他便吩咐随从取来沸汤，将丸药茶饼调配倒沸汤中服了才痊愈。就连一般的市民，也受到影响。有的市民家里来了客人，主人便将汤端出，招待客人。先茶后汤，还是先汤后茶，不同的人家有不同的习惯。宋代市民对水果的需求量非常大，食店里果子与饮食是平分秋色。市民就餐时，一般是先上正食，然后再上水果，就像我们今天的拼盘。水果既包括新鲜的水果，也包括晒制的干果子、香药果子等。水果的种类五花八门，水果贩子也很多。东京的夜市非常发达，在子夜时分，还能够听到水果贩子的叫卖声。作为京城，东京的市民比其他小城市者有口福，可以吃到许多新的品种。如江西的金橘，本为南方水果，由于距离遥远、运输不便的原因，东京的市民一般很难见到。后来由于温成皇后的钟爱，江西金橘便在东京流行起来，走入了寻常百姓家。在宋代的食品市场上，清凉饮料也很受市民的欢迎，主要有甘豆汤、豆儿水、鹿梨浆、卤梅水、姜蜜水、木瓜汁、沈香水、荔枝膏水、苦水、金橘团、雪泡缩皮饮、梅花酒、五苓大顺散、紫苏饮、椰子酒等等。这些饮料可以说是一种保健饮料，有些还具有药物的成分，如雪泡缩皮饮就有解伏热、烦渴、消暑毒、止吐利的功效，对于霍乱之后服热药致烦躁者，服雪泡缩皮饮的效果尤佳。冷饮可解烦，亦可热或温饮。这些清凉饮料多兼具治病防病功效，夏季上市时非常受欢迎。
宋人对于饮食是非常讲究的。富贵人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凡饮食珍味，时新下饭，奇细蔬菜，品件不缺”，甚至“增价酬之，不较其值，惟得享时新耳”。对饮食的精致追求，促使宋朝社会诞生了花样繁多的美食，《东京梦华录》“饮食果子”条，《梦粱录》“分茶酒店”条、“面食店”条、“荤素从食店”条、《武林旧事》“市食”条，都罗列有一个长长的美食、小吃、点心名单，抄也抄不过来。仅面食就有罨生软羊面、桐皮面、盐煎面、丝鸡面、插肉面、三鲜面、蝴蝶面、笋泼肉面、子料浇虾面……馒头类有羊肉馒头、笋肉馒头、鱼肉馒头、蟹肉馒头、糖肉馒头、裹蒸馒头、菠菜果子馒头、杂色煎花馒头……烧饼类有千层饼、月饼、炙焦、金花饼、乳饼、菜饼、胡饼、牡丹饼、芙蓉饼、熟肉饼、菊花饼、梅花饼、糖饼……糕点则有糖糕、花糕、蜜糕、糍糕、蜂糖糕、雪糕、彩糕、栗糕、麦糕、豆糕、小甑糕、重阳糕……烹、烧、烤、炒、爆、溜、煮、炖、腌、卤、蒸、腊、蜜、葱拔等复杂的烹饪技术，是在宋朝成熟起来的；宋人用于给食材调味的调料已有盐、蜜、酒、醋、糖、奶、芥末、花椒、豆豉、酱油等。“脍”和“鲊”是最具宋朝特色的两类美食。脍，即生鱼片，传入日本后称为刺身。“野鱼可脍菰可烹”，脍在宋代非常流行，苏轼、陆游都是鱼脍的发烧友。鲊，则是通过腌渍与微生物发酵使食材产生特别风味的宋朝美食，鲜鱼、虾蟹、鸡鸭、雀鸟、鹅掌，都可腌制成鲊。将食材洗净，拭干，注意不可留有水渍，用盐、糖、酱油、椒、姜葱丝等制成调料，然后将食材装入坛内，装一层食材，铺一层调料。装实，盖好。候坛中腌出卤水，倒掉卤水，加入米酒，密封贮藏。这时候便可以耐心等待微生物与时间的合作，在黑暗中静静地酝酿出鲊的美味了。宋人以喝饮料为时尚，宋代的饮料又称为“汤”“熟水”“凉水”。《东京梦华录》说，六月时节，汴梁的“巷陌路口、桥门市进”都有人叫卖“冰雪凉水、荔枝膏”，“皆用青布伞，当街列床凳堆垛”。当然，那时候也不必担心有城管来踢摊、赶人。《武林旧事》也记录了杭州市肆摆卖的各种凉水：“甘豆汤、椰子酒、豆水儿、鹿梨浆、卤梅水、姜蜜水、木瓜汁、茶水、沉香水、荔枝膏水、苦水、金橘团、雪泡缩脾饮、梅花酒、香薷饮、五苓大顺散、紫苏饮。”《梦粱录》也记载，杭城茶肆“四时卖奇茶异汤，冬月添卖七宝擂茶、馓子、葱茶，或卖盐豉汤，暑天添卖雪泡梅花酒，或缩脾饮、暑药之类”。
中国古代行政区划演变概况 行政区划是国家对所辖领土进行分级管理的区域结构，是中央集权出现后的产物。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随着朝代的更迭，其最明显的变化特征莫过于行政区划的变化。从行政区划的定义可知，其变化过程是和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同步的，因而地方的行政区划和中央政府便会产生分权和集权的矛盾，而这也是推动行政区划变动的主要动力。可以说，中国行政区划的变迁史也就是中央和地方权力的调整史。 那么行政区划的划分又是以什么为标准的呢？由于行政区划的作用是统治和管理土地和人民，因此其划分和管理的决定性因素是政治。在中国历史上政区的划分是以政治为首要因素，同时顾及到自然、经济等相关因素。在中央政权稳定的情况下，最理想的是三者的兼顾。 具体从政区地理的角度来看，行政区划基本上遵循四个要素，即中央到地方分几个层次进行管理；行政区面积范围；国家内部政区间的界线；行政中心的选择。 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意味着行政区划的变迁，而这种变迁也在很大程度上综合反映了我国人文地理面貌的变化。 中国历史上出现最早的地方行政单位是县，至春秋早期其含义已与邑类似，并多见与各类文献中，而秦和楚更是最早势力含有行政区划意义的县的国家。 较之县稍晚出现的是郡，大约在春秋中晚期，初期郡的地位较低，地理位置也较偏远。此时郡与县的出现已经开始慢慢打破西周以来的分封制度。 至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废分封，行郡县，使郡县二级制得到正式的实行。初分天下36郡，后增加桂林、南海、象郡等至46郡。 至汉初实行郡国并行制，是由于秦末农民起义中六国旧贵族的要求，也是巩固新生政权的需要。尽管后来汉高祖陆续废除异姓王而分封同姓诸侯，地方和中央集权的矛盾还是无法避免。这就出现了从景帝开始的削藩策略，至汉武帝时期推行推恩令等措施，使汉代王国灵帝大为缩小。至此汉又回归至郡县二级制。西汉初继承秦41郡，至汉平帝时中央政府所辖103郡，而东汉时达到105郡，但此时由于刺史制度的实行和演变，郡的行政级别已将为二级，州则升至以及行政区。 从东汉开始至魏晋南北朝，实行的是州郡县三级制。其发展经历了东汉的十三州到三国的十九州再到西晋时的二十一州。西晋后，由于侨置郡县的泛滥，行政区划开始变得异常混乱，州的数量也大大增加，从刘宋的二十一州到陈的六十四州（公元580年），而在公元581年，北方的州的数量已达到二百一十一。此时州郡县三级制已混乱到极致，行政区划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至隋唐五代，都府制代替了州郡县三级制，隋至唐初设总管府，唐武德七年改为都督府，又由于少数民族政权对唐边疆的压力，遂开始设置节度使，掌一州或数州之军政大权。而节度使的权力过度膨胀导致的结果便是安史之乱，唐代也由此由盛转衰。 至两宋，开始实行道路制，其中，北宋保持时间最长的是二十三路，即北方十路，南方十二路，外加京畿路共二十三路。至南宋由于领土大为减少，只有十六路。宋代为了防止地方专权，尾大不掉，在同一层级设置多为长官分管各项事务。如转运使（漕司）掌管财政，提点刑狱使掌管司法、监察、安抚使掌管军事等。 至元代实行源于魏晋时期行台制度的行省制，由行省、路、县三级政区组成。行省为中央的派出机构，全称行中书省，简称行省。公元1790年，确立十三个省级行政区。包括中书省直辖区，宣政院辖区和是一个行省。至元末，行省制趋于混乱。 至明代，省级行政制度日趋完善，洪武九年，该行省为承宣布政使司，行省取消，但习惯上仍称省。明代的省份是都指挥使司辖一省卫所年户。明代共十六都司，五行都司，二留守司。 至清代，总督、巡抚成为地方实官，实行省、府、县的三级行政区划。而边疆地区则实行不同于内地的行政区划，如东北设奉天、吉林、黑龙江三将军，外蒙古设乌里雅苏台等。 至民国时期，增设四特区，即热河、察哈尔、绥远、川边四地。在北京政府时期全国共二十九个省级行政单位。在南京政府时期，该行政区划为省、行政督察区、县三级。 总结中国古代的行政区划变化，可以看出在两千多年间，我国行政体系经历过几次重大的变化。其表现为以下特点；首先以监察区划或军事区划转变而来；其次随着时间的推移，行政区划层级呈下降趋势；第三，历史时期的行政区划以三级制为主；最后，地方首长多由中央派出官转变而来。
一、扬州行政区域的历史变迁扬州有着近2500年历史。古往今来，改朝换代，沧海桑田，经历过纷繁复杂的改称易名和政区演变。但是研究扬州的历代建置沿革，我们可以得知这样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情况，那就是自秦至民国，其间2171年，扬州历经28个王朝及割据势力更替，1996年扬泰分治之前，所管辖的境域，相当于清代“扬八属”的辖区，而此境域又大体相当于2200多年前的秦代首置的广陵县的原始境域。这说明扬州这座中心城市，其政区范围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从 行政管理体制来看，广陵这片土地最初只作为王室的封国。但从西汉元狩二年废除广陵国始设广陵郡以后，就开启了太守主政、郡县领属的两级行政体制之先河。南 北朝时期，南兖州以江淮为境，治广陵，广陵地区首次形成州、郡、县三级建制。然而到了隋初，重迭而庞大的官僚机构，使民众不堪负重，于是隋文帝决定废郡存 州，再次奠定了州县两级建制的基础。历 史上，扬州治所所在的县域，常常随着扬州治和乱带来的政治、经济地位的高下而进行调整分合。如唐太宗贞观年间，析江都县东境置江阳县，析西境置扬子县，析 海陵县东境而置海安县。唐玄宗天宝年间，又析江都、六合、高邮三地合置“千秋县”（后改天长县）。其时，扬州既是州县治所之地，又是淮南道以及中央朝廷派 驻机关——大都督府所在地，保持着道、州、县三级建制并存的显赫地位。南宋时期，战乱频仍，扬州处于南北对峙的中间地带，其建置带有战时军事型特点。宋高 宗即位不久，率百官南迁扬州，使得扬州一度出现国、路、州、县四级建制并存的局面。元代，扬州先后3次 成为江淮行中书省省会所在地，又有道（后改为路，相当于郡）、州、县的建制。明清时期，扬州仍为府、州、县三级建制。但在清雍正年间，将通州从扬州府析 出，成为与扬州平级的府级州。府以下之州不再领县，遂成定制。扬州府领泰州、高邮二州，江都、甘泉、仪征、兴化、宝应、东台6县，时称“扬八属”。民国废府州存县，以行政区代替府，扬州属第九行政区，又以首县江都之名代称江都区，其境域范围大体相当于“扬八属”范围。革命战争年代，扬州地区曾建立苏中一、二、三专署。1949年1月25日，扬州解放后，扬州境边建立扬州行政区专署和泰州行政区专署。新中国成立后，扬泰两行政区合并，称泰州行政区（因当时苏北行署驻扬州）。1953年改称扬州行政区并移驻扬州。后所辖县有的划进划出，但始终保持10-12个县（市）的辖境，直到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扬州地区仍管辖着扬州、泰州、泰县、泰兴、靖江、江都、兴化、高邮、宝应、仪征、邗江共11个县（市）。二、20世纪80年代以后，扬州市行政体制及区划的三次大调整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各项工作拨乱反正，百废待兴，改革开放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加快城乡发展也成了全国各地的共同愿望。1983年2月，国务院批准江苏省改革地市体制，调整行政区划，同意撤销扬州地区行署，扬州市改由省管辖，原扬州地区所辖10县（市）划归扬州市代管，并将邗江的汤汪、西湖、湾头3个公社划归扬州市，从而使扬州市区的面积增加了76平方公里，人口增加6万多。市 管县体制的实施，不仅拓宽了市区的发展空间，而且简化了机构层次，强化了市区的实体功能，促进了市县城乡一体化发展。同时，显示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加快中心城市的发展。扬州经济开发区的设立、扬州城“西进南下”战略的实施，扬州商城等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都是在市管县体制下得以实施的。市管县体制实施14年后，扬州行政区划又作了一次大调整。1996年8月，国务院批准撤销县级泰州市，设立地级泰州市，扬州行政区一分为二，泰兴、姜堰、靖江、兴化4个县级市划归泰州市代管。扬州市辖广陵区、郊区和宝应、邗江2县，代管仪征、高邮、江都3个县级市。扬州政区面积缩小为6638平方公里，当年人口为444 8万，其中扬州市区148平方公里，人口近50万。这次行政区划大调整，虽然使扬州经济总量在全省的位次大幅度下降，市里可以集中使用的财力也减少一半，但扬州所代管的县（市）也少了4个， 领导工作精力可以相对集中在市区。市管县体制实行以后，由于市区经济实力不足，当时人们形容这种管辖状况叫做“小马拉大车”。正是这种状况，非但带不动县 （市），有时甚至还要靠各县（市）支持市区，因此，也有人说“市管县”就是“市刮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扬泰分设，辖县分流，倒也促进了扬州市区城市建 设和经济发展。扬州市市区行政区划格局，即老城区为广陵区，城郊为郊区，郊区四周则被邗江县所环绕。扬州人把这种区划格局形象地称之为“鸡蛋形”结构，即广陵区为蛋黄，郊区为蛋白，邗江县为蛋壳。这种结构从1983年确定之后，十多年未作调整。改革开放以来，扬州市区的经济社会、城乡建设有了很大发展，但原有的行政区划格局已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市区面积过小，尤其 是广陵区囿于解放初建扬州市时的老城区范围，发展经济没有用武之地，而且市区与邗江县在经济社会发展上相互渗透，在建设布局和城市管理方面的矛盾日益突 出，影响和制约了中心城市的发展和辐射功能的发挥。因此，调整扬州市区行政区划，势在必行。这是全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实施城市发展战略的首 要前提。2000年12月21日，国务院批准江苏省人民政府，同意撤销邗江县，设立邗江区，原行政区域不变，区政府驻蒋王镇。2001年1月12日，江苏省政府下发了《关于撤销邗江县设立扬州市邗江区的通知》，1月18日，召开了邗江区成立大会，举行揭牌仪式。这样，扬州市区的区域面积达到973平方公里，其中建成区面积52 66平方公里，人口达到108万，其中，城区人口41万。2001年12月26日，省政府下发了《关于同意调整扬州市区部分行政区划的批复》，同意将郊区汤汪乡（包括合并的原城东乡）划入广陵区管辖，同时，也将广陵区的东关、汶河、城南3个街道办所管辖的42个居委会划归郊区管辖。这次市区区划的调整，是1983年设广陵区、郊区以来，第一次打破城郊分割的原有区划，变“剥煮鸡蛋形”区划结构为“切咸鸭形”区域结构，使广陵区、郊区均有城有乡，城乡结合，更有利于市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也更有利于推进市区城郊农村的城市化进程。2002年，为完善市区行政区划的调整，市政府下发了《关于明确市开发区和广陵区、郊区、邗江区行政管理区域的通知》，将邗江施桥、八里镇划归扬州经济开发区代管；将郊区湾头镇划归广陵区代管，并分别对广陵、郊区、邗江辖区的街道办、居委会范围作了全面调整。调整后的广陵区面积为67平方公里，人口29 36万；郊区面积81平方公里，人口19 74万；邗江区面积756平方公里，人口49 43万；开发区面积72平方公里，人口9 95万。（2002）同年11月25日，经省政府研究并报国务院批准，决定将扬州市郊区更名为维扬区，行政隶属关系不变，行政辖区、区政府驻地均不作变动。这次行政区划调整，使管辖分工更加合理，区域名称更加名实相符，更加有利于城市各行政区的竞相发展。三、扬州行政体制及区划调整的几点思考1．市管县体制的实施，是否有利于中心城市的发展？市管县体制是江苏省1983年推出的重大举措，实践24年来，这一体制是否取得了预期的成效？是有利于中心城市的发展还是相反？回顾扬州城市的发展历程，答案应当是肯定的。市 管县之前的领导体制是行政公署督导制。行署是省政府的派出机构，不是一级政权，没有人大、政协组织机构。因此对各县（市）包括行署所在地的扬州市不具有领 导关系，工作指导上没有行政约束力。同时，行署的工作重点主要在农村，领导精力主要抓农业，排涝抗旱，催收催种，市区工作由扬州市负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召开以后，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行，也促使领导精力从农村、农业，逐步转移到城市和二、三产业上来。所有这些都为市管县体制的实施创造了条件。原先有人担 心，扬州市区是县级市的经济基础，与苏南几家省辖市相比，差距很大，市管县以后带不动各地经济发展。也有人担心，市管县之后主要管县（市），对市区工作会 削弱，还不如原来的扬州市抓得实。实践证明：这两种担心都是多余的。特别是市区面积的扩大，为城市发展拓展了空间。在市管县问题上，虽然全省各地的模式不 尽相同，然而扬州的实践证明，对发展经济、建设城市是行之有效的。2．扬州城市发展在区划调整上有何经验教训？扬州历史上是闻名遐迩的古城，然而历经战乱，城池遭到很大破坏，直到1949年扬州解放时留下的是一座面积只有5平方公里、人口8万多的古城。解放后扬州市体制区划多变。刚解放，扬州市政府宣布成立东关、康山、城西、槐泗、霍桥、瓜洲6个区，1956年建邗江县后，市区缩小。1958年，撤邗江县，市辖区再度扩大，直到1962年恢复邗江县，扬州市面积又缩小到77 38平方公里，其中市区11 74平方公里。长期以来，扬州的城市公共设施、交通道路固守在旧城区改造，犹如“螺蛳壳里做道场”，城市始终飞不起、跳不高、长不大。1983年市管县体制虽然强化了对市区的领导，但城区（广陵区）与郊区的行政区划不尽合理，而且十多年未作调整。当苏南一些城市，甚至淮安等苏北城市都按照城乡兼顾的格局划分城区辖区了，扬州的广陵区与郊区仍然保持“蛋黄与蛋白”的区划格局，使两个区都耽误了宝贵的发展时机。市 委、市政府确定了跳出古城建新城，首先实施“西进南下”的发展战略。这应当是加快城市发展的重大举措。然而，要实施好这个战略举措，城市区划必须相应跟 上，及时作出调整。如果区划调整滞后，就不利于城市辐射力的释放。所以把握时机，果断决策十分重要。在强化市区发展载体问题上，邗江县撤县设区由于当时受 局部利益牵制，扬州的动作也滞后了一两年，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区的开发建设。进入21世 纪以后，邗江撤县设区的规划才得以实施。同时，广陵区、维扬区、经济开发区的区划调整问题也随之得以实施。近几年来，扬州的道路交通设施、住宅小区建设、 高校新校区建设以及工业园区的创建，之所以进展迅速，城市面貌日新月异，这与适时作出区划的调整是密不可分的，这应当是扬州加快城市发展的一条成功经验。3．城市区划调整和工业园区布局如何兼顾城市功能分区？扬州作为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既要保护和传承古城风貌，又要拓展新区，发展城市。因此，加快经济发展，尤其是加快工业经济的发展是城市发展的重中之重。而扬州的城市性质又左右着经济的发展。解放前扬州是典型的消费城市，工厂企业很少，文化遗存很多。因此，1985年， 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扬州的城市性质是：“历史文化名城和具有传统特色的旅游城市。”为保护扬州的城市性质和特色，早在解放初就确定了城市的功能分区，即西 部为文教区，西北为风景区，工业区跨古运河向东南发展。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扬州的城市规划修订过多次，但城市功能分区基本没有变。虽然1958年“大跃进”时期，规划一度失控，在城市东部南部遍布炼焦场地，摆乱了工业布局，后来经过调整才逐步理顺过来。90年代初，中共扬州市委决定在古城西南部兴建扬州经济开发区，实施“东城西市、南港北园”战略，为城市大发展跨出了重要一步。2001-2002年， 市委、市政府又推出“一区五园”建设，即经济开发区、港口工业园、邗江工业园、江阳工业园、杭集工业园、广陵产业园。这五个工业园区的兴建，虽然照顾到市 区广陵、维扬、邗江三个区的行政管辖范围，但从城市的功能分区来看，就有所突破。解放初布局的古运河沿岸工业区，随着古运河风光带的形成，将逐步退出运河 两岸。而原先确定的西北风景名胜区，包括蜀冈之上，如今却有了江阳工业园坐落于此。再如大运河以东水网密布，又是城市生活用水的取水口所在，如今开辟了广 陵产业园。这种工业（产业）的布局，虽然考虑到各行政区管辖的便利，但必须十分注重企业的环保问题，注重对城市遗迹的保护，注重对城市自然生态风貌的维 系。总之，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既要梳理和维护好城市的水系，又要保护和传承好城市的文脉，“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既要富裕小康，又要和谐健康 ”。这是城市发展的出发点，也是城市发展的归宿。
下面是明清和清末之民国时期的扬州行政区域明清自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太宗迁都北平后，明清两代将近500年间中国的统治中心在北京，而农业经济中心在江浙和两湖两广地区，粮、盐的产量占据了全国产量的大多数。因此造成了中国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分割。连接中国政治中心的和经济中心的是两条水路：长江和京杭大运河。扬州正好位于长江和京杭大运河的交界处，凭借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扬州经济凭借京杭大运河这一中国经济的主动脉发展成为中国经济的核心城市之一。明代，扬州被列为全国16个大城市之一[2]。清世祖顺治二年(1645年)5月20日多铎铁骑南下，史可法据守扬州，战败。因此扬州城遭受了史无前例的大屠杀，据传全城百姓无一幸免，称“扬州十日”（据有关史料记载屠城日期实际上是五日）。乾隆时期扬州是清朝文化精英荟萃之地，“海内文士，半集维扬”[3]，“怀才抱艺者，莫不寓居于此”[4]。明清两代扬州经济的代表性行业是：漕运，主要是粮食的运输，长江中下游各产粮省份的皇粮国税均必须经此北上，由京杭大运河运输到北京；扬州钞关的税收额在明清两代一直位居全国前八名之内。盐运，淮盐西运，全国最大的两淮盐场（苏北沿海）所产官盐在此集散，然后转运全国最广的食盐销售区——长江中上游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省（所谓扬子四岸）销售。城内有两淮盐运使衙门和大批盐商，这些商贾多来自安徽[5]；富有的盐商在新城南河下一带和西北郊瘦西湖沿岸修筑许多精美的园林，当时公认的说法是：“苏州以市肆胜，扬州以园林胜，杭州以湖山胜”。金融，由于扬州是全国官盐最大的集散地，大量盐商聚集于此，因此带动了扬州银庄的发展以帮助盐商的周转投资，是整个中国乃至东亚地区资本最为集中的地区，规模最大的金融中心，其繁荣程度如同当今世界之伦敦、香港，仅次于同省的苏州；所谓“天下殷富。莫逾江浙；江省繁丽，莫盛苏扬”。娱乐业、服务业，自隋唐以来娱乐业就是扬州的支柱型产业，歌舞、高级妓女、艺人、书画家从业者不计其数，康乾时期的扬州八怪便是其中之一。扬州与南北两京、苏杭二州一同被列为“士大夫必游五都会”，为全国最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新旧二城之间的河道被辟为专供旅游的河道，称为“小秦淮”。著名的还有淮扬菜、扬州三把刀传统工艺。印刷、漆器制造等手工业。[编辑]清末至民国1832年（道光十一年），两江总督陶澍改革两淮盐法，裁撤根窝，大批盐商破产。壬寅兵警：1842年，鸦片战争中，英军攻占镇江，封锁长江，扬州居民大部分逃难，绅商出50万元赎城费，作为不占领的交换条件。（广州和扬州是这次战争中缴纳赎城费的2个城市）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攻克南京后，南京附近地区成为太平军和清军交战的主战场。清军的江北大营便屯建于扬州。扬州的主要商业区多子街、左卫街、辕门桥均被抢劫并烧毁。“广陵地当兵火劫余，沧桑变后，人民城郭市肆顿改荆榛，尚非繁盛二、三”。同时，受到战火影响，长江漕运中断，淮盐引地（扬子四岸）尽失。不久1855年黄河改道，京杭大运河山东段河道淤塞，为了避开战火，南方的粮盐改道上海经过海运运送到北京。因此上海取代扬州成为中国新的粮盐集散地。原有的扬州钱庄投资资本，在战火影响下，转向上海等比较有安全保障的通商口岸以及租界。扬州的娱乐服务业更加一蹶不振。太平天国运动结束以后，部分官员曾经打算重开漕运，无奈京杭大运河山东段河道淤塞严重，无法通航。1908年沪宁铁路和1912年津浦铁路修通，彻底结束了京杭运河的历史使命，也彻底结束了扬州经济在中国的优势地位，扬州因此而衰败下去，从全国性经济文化中心沦落为普通的地区性城市。1932年，因两淮盐场重心北倾，甚至两淮盐运使署也北迁海州
州制在中国实行了四百年左右，南北朝滥置州、郡，说明了州制的衰落。诚然，隋朝着力整顿，结束了滥置州、郡的现象，但也没有能够挽救州制。唐初，李渊统一中国后，一度改郡为州，恢复州领县制。天宝元年（742年）至乾元元年（758年）又改州为郡，实行了16年郡领县制。因此，唐朝与隋朝一样，州、郡两名曾经迭相改用。不过，唐朝后期的最高行政区划不是州或郡，而是“道”了；宋朝的最高行政区划是“路”。“道”和“路”最初都是监察区的性质，然后转化为行政区。这表明中国的行政区划在唐宋王朝进入了道（路）制时期。该时期从7世纪初至13世纪后期，达六百多年。 ⒈道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为省并州、郡，主要依山川形势划全国为10道。这10道是：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和岭南。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年），由10道变15道，山南分置为东、西二道，关内道长安附近增置京畿道，河南道洛阳附近增置都畿道，江南分置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和黔中道。（图6）经玄宗改置，诸道的范围渐成定制。862年（懿宗咸通三年），岭南道划分为东、西道 。唐道下辖府、州，府、州下领县。贞观十三年（639年），10道统领州358，县1551；开元末年（740年），15道统领府、州328，县1573。此时，唐朝的疆域已超过汉武帝全盛时期。（37）⒉府在唐代的行政区划中，不但有唐太宗新开的“道”，还有唐玄宗新开的“府”。最早设府是在开元元年（713年），玄宗升国都雍州为京兆府，升陪都洛州为河南府。以后，设置和改置的府增多，成为唐朝行政区划中的一个重要的单位。综观唐代诸府大致可分为三类：（1）诸京都（包括陆续新建的陪都）和皇帝驻跸之地改置为府，以示不同于常州，如并州改置为太原府，荆州改置为江陵府。终唐之世，此类府有10个：京兆府（原雍州）、兴德府（原华州）、凤翔府（原歧州）、河南府（原洛州）、兴唐府（原陕州）、河中府（原蒲州）、兴元府（原梁州）、成都府（原益州）、太原府、江陵府。（2）在内地重要地区置都督府。都督制起自曹魏，当初专理军事，不涉民政；晋始兼任刺史；北周时改都督为总管；唐武德七年（627年）改称都督，兼理军民，都督府始成行政区划之一级，如扬州都督府、益州都督府。景云初年（710年），唐有都督府24，分辖国内各州，惟畿内诸州不隶。但不久即以权重而废。（3）边地置都护府。都护之名起自西汉，当时在西域设有都护。唐太宗平定高昌后，始设安西都护府，其后渐次增置，至唐中宗时共有6都护府：安西都护府、安北都护府、单于都护府、安东都护府、安南都护府、北庭都护府。（38）⒊节度使其名起于魏晋，但仅是一个官衔名称，并无管辖区域。景云二年（711年），唐以凉州都督充任河西节度使，此名称才确定，并列入正式边疆官制。至唐玄宗开元和天宝之间，已增至10个节度使：河西节度使、范阳节度使、陇右节度使、剑南节度使、安西节度使、朔方节度使、河东节度使、北庭节度使、平卢节度使、岭南节度使。它们都分布于边地。安史之乱以后，节度使制被滥用于内地，使这种原为边关的军事制度变成为内地实际的行政区划单位，而且大者连州十数，小者亦兼三、四。（39）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唐肃宗时（756—761年）节度使已有44；又据李吉甫《元和郡县志》所载，在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年）唐全国有节度使47。所以唐初的行政区划单位——道，在此时（安史之乱后）已徒有虚名了。纵观唐朝的行政区划制度，应该说这是中国行政区划沿革史中的一个大变革时期。唐太宗创立了“道”，唐玄宗把“府”引进行政区划中来，唐睿宗又把节度使变成正式建制；使唐代的行政区划基本上成为三级制，主要是道—府（州）—县。后期的道—节度使—府（州）—县制，由于道已为虚设，实际上还是三级制。（表6） 唐中叶后，道实际上已名存实亡，节度使所辖之地虽不少称道，但道制行政区划已混乱不堪，这为宋代改革为路制准备了条件。事实上，宋之路也略似唐之道，是仿唐代的道制而置；从字义上说，路和道在许多情况、场合是同义的。因此，把唐代道制行政区划和宋代路制行政区划归为一个时期，是适宜的。⒈路宋初力平群雄，疆域区划难以顾及，太宗因袭唐朝旧制，略事改革，分全国为13道：河南道、关西道、河北道、河东道、淮南道、江南东道、江南西道、陇右道、山南东道、山南西道、剑南东道、剑南西道、岭南道。但不久，在淳化四年（993年）把全国又合并为两京（东京、西京）10道；去陇右、山南东、山南西三道，并剑南东、西道为一；改岭南为广南道；增设两浙道。但第二年即废，于是正式废去道制，改为路制。（40）其实在宋太宗初年，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已设21路，第三年后又为19路，端拱二年（989年）改为17路，淳化三年（992年）有16路。可见，在淳化五年以前的15年中，宋太宗一直实行“道”、“路”并存的行政区划制。淳化五年后，全国设路也未有定规。在至道三年（997年）始定天下为15路：京西路、京东路、河北路、河东路、陕西路、淮南路、江南路、两浙路、福建路、荆湖南路、荆湖北路、广南东路、广南西路、西川路、峡西路。（41）天禧四年（1020年）增至18路，宋真宗分西川路和峡西路为益州、梓州、利州、夔州4路，分江南路为江南东路和江南西路。熙宁七年（1074年）增至23路，宋神宗分淮南路为东、西两路，分陕西路为永兴军、秦风两路，分京西路为南、北两路，分河北路为东、西两路，分京东路为东、西两路。（42）（图7）元丰八年（1085年）颁行的《元丰九域志》，即依据23路的行政区划制编写的，京畿所在的开封府则不在23路之列。崇宁四年（1105年），宋徽宗将国都开封府置为京畿路，合称为24路。宣和四年（1122年），宋徽宗与金联盟，约定灭辽后，金将燕云16州归还宋朝，因而宋拟置燕山府路和云中府路。但金灭辽后失约，所以北宋末年号称拥有26路，实际上还是24路。（43）南宋仅有半壁江山，绍兴十二年（1142年）分路16：两浙东路、两浙西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淮南东路、淮南西路、荆湖南路、荆湖北路、京西南路、广南东路、广南西路、福建路、成都府路、潼川府路、利州路、夔州路。（图8）嘉定元年（1208年）宋宁宗改为17路，把利州路分为东、西两路。（44）⒉府（州）宋代路下为府、为州。府虽与州同级，但地位要略高于州。当时，国都、陪都，皇帝诞生、居住和巡游过的地方，以及地位重要的州，都改置为府，情况与唐朝很相似。据《元丰九域志》记载：元丰八年（1085年）时，全国有府14、州240。⒊军、监两宋的行政区划中还出现一些新单位——军、监。军始于唐，当时称军镇，属军事系统，多设在边区，只管军队不管民政。五代时，军不仅管兵马，也辖有土地、民政，但各军、监皆不辖县；在宋代，军则演变为地方行政区划单位。监是国家经营的矿冶、铸钱、牧马、制盐等专业性的管理机构，五代初已开始出现，但也在宋代才演变成地方行政区划单位。宋代的军、监有两类：领县的或不领县的。领县的军监与府、州同级，都隶于路，但实际地位则要低于府和州；不领县的军、监与县同级，同隶于府或州。所以，宋代县级以上、路级以下的区划单位有府、州、军、监四类，县一级的区划单位有县、军、监三类。据《元丰九域志》记载，北宋全国有军37、监4、县1255。宋代的行政区划，最高一级为路；实施的三级制，最基本的是路—州—县；州级单位有府、州、军、监，府地位最高，州次之，军、监更低；县级单位有县、军、监。（表7） 与南宋对峙的金，也是统治中国北部的一个王朝。公元1115年创建，1125年灭辽，次年灭北宋，至1234年亡，共历9帝，统治120年。金采宋制，曾分境内为17路、20路，分别置于皇统二年（1142年）和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20路为中都路、上京路、咸平路、东京路、北京路、临潢府路、河北东路、河北西路、大名府路、西京路、南京路、山东东路、山东西路、河东北路、河东南路、京兆府路、凤翔路、鄜延路、庆原路、临洮路。泰和五年（1205年）金章宗并临潢路于北京路，是为19路。路下辖府、州，（见图9）府、州下领县。泰和五年时，金国境内有府、州179，县683。（45）纵观道（路）制时期的行政区划有这样几个特点：（1）无论在唐代、宋朝，还是五代十国、辽国和金国，道或路是最高行政区划单位始终没有变；（2）该时期六百多年中，始终实施的是三级行政区划，最基本的单位是道或路—府或州—县；（3）上一个时期（魏晋南北朝至隋朝的州制时期）最高的行政区划单位——州，在此时期仍继续沿用，不过变成了行政区划的第二级单位，隶属于道或路；（4）还引进了府、军、监等行政区划单位，尤其是府一直沿用下去，成为一个长期广泛采用的重要行政区划单位。
也许不会有太多的人会主动地将唐诗宋词和流行歌曲联系在一起，会觉得那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一个好比高峰上的千年积雪，一个是汪洋中的滔滔江水，相隔着太遥远的距离。但正如滔滔江水实则来源于千年积雪的消融，唐诗宋词与现代的流行歌曲的歌词创作，其实也有着一个根源于发展的不可磨灭的关系。 不可否认的是，流行音乐，更具体地讲，流行歌曲已经成为现如今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论你喜欢或是不喜欢，它都在主动或被动地充斥、渗透在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也不管你接受或者不接受。流行歌曲其实，而且已经是一种文化，尽管更广泛地称之为通俗文化，它来自于生活的同时也充当着生活的代言，这一点上，它和文学作品相辅相成，异曲同工的，更何况它包含着一个词的创作的问题，这就不可避免地与文学扯上关系。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歌词创作同样也是一种文学创作，属于诗歌的范畴，而且作为同一种语言文化，那么，它的起源也必定与我国古代诗歌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反观整个诗歌的起源，其实也是与音乐脱不了干系的，可以设想，唐诗也好，宋词也罢，其实也就是那个时代的流行歌曲，确实他们中的很多也很适合而且曾被谱上曲广为传唱。 唐诗宋词直接成为流行歌曲的表现主题和内容，给了流行音歌曲另一方面表现空间，一方面考较着流行歌曲创作人对文化的把握，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流行歌曲的表现功能，且提升了流行歌曲的层次。 一些流行歌曲喜欢用唐诗宋词的标题或名句来作为歌词，这方面的例子就比较多了，有刘海波的《人面桃花》，白雪的《声声慢》，AGIN乐队的《烽火扬州路》，陈明的《回首灯火阑珊处有你》，唐朝乐队的《梦回唐朝》、《月梦》等等，这些歌词创作只是借用唐诗宋词或其中某个著名词语，其实与原诗词并无太大关联，但却提示了现代流行歌曲与唐诗宋词以及其他一些古典诗词的那种丝丝缕缕，扯不断理还乱的密切关系了。 从创作的形式上看，唐诗宋词也为现代流行歌曲的创作提供了一种思路，或是确立了另一种风格. 我觉得这也是整个中华文化一脉相承的结果。谈到现在流行歌曲在写作形式上，仍不可避免地借鉴或套用或模仿了唐诗宋词的语言格式和风格。用古典诗词的形式来创作现代流行歌曲，一方面使得词作上继承了传统诗词语言上的提炼与表达方法上的含蓄内敛，另一方面，在主题表达上也无疑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捷径，无论是说家国情怀，还是儿女情思，古典诗词往往具有将语言与情感一同浓缩，从而增添许多回味无穷的空间和意境悠长的韵味。 除去形式上的模仿与借鉴，在歌词的写作手法上，现代流行歌曲也是从唐诗宋词身上汲取了不少营养。向讲究韵律感与意境美，这都是诗歌创作的基本要求了，唐诗宋词里更常用到的比兴手法，在现代歌词的写作中，例子那更是不胜枚举。 不管怎么说，作为一种宝贵的文化遗产，探视宋词永远都会对现代包括今后的流行歌词创作起着这样或那样的影响，现代文化对古典文化的借鉴与沿袭是永远不会停止的。唐诗宋词会是流行歌词创作中一个不可舍弃的的主题，一种取用不尽的源泉，一个无法回避的诱惑，从遣词造句，主题营造，已经铺陈方面，都为现代的创作者提供了很多好的思路。
古诗词是现代流行歌词的远祖，有其“剪不断理还乱”的藕断丝连和“抽刀断水水更流”的一脉相承，这是事实，不可否定。这也是中国民族文化底蕴与文化传承的结果。前苏联词作家萨柯夫斯基明确指出：“好的歌，它的词都具有不依赖音乐的独立艺术价值。”因此，研究古诗词的承传与转化，对当代歌坛的开拓价值，具有畅通古今的现实意义。古人云：“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又云：“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再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诗经》中的风、雅、颂都是乐歌。楚辞“书楚语，作楚声”，与《诗经》成为诗歌史上的两座丰碑。《乐府诗集》中的乐府，多为歌词，“诗为乐心，声为乐体”，表达了诗与歌之间的密切的血缘关系。在中国，诗与乐很早就发挥着抒情言志和教育人的作用，诗依靠乐得到广泛的传播，诗就是歌，即声诗。古诗词吟与诗是紧密相联的。吟诗也是诗人赏析、抒情、创作诗词的重要方式。《辞海》解释“吟”为：“吟咏、做诗”。《孔颖达疏》又对“吟”作了明确解释：“动声曰吟，长言曰咏，做诗必歌，故言吟咏情性也。”实际上吟诗的过程也就是品诗的过程，吟出其情其感。吟诗有三品：一吟一品：品物境；再吟再品：品情境；三吟三品：品意境。从原始歌谣、《诗经》、汉乐府、直到词曲，声诗的发展源远流长，当一种诗体产生民间时，与音乐有着密切的关系。《诗经》也好，唐诗宋词也罢，其实就是那个时代的流行歌曲，宋词就是配合乐曲而唱的歌词，“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流行歌曲称通俗歌曲。“通俗”是就其演唱方式而言的。流行的歌词创作也是一种文学创作，属于诗词创作的范畴。流行歌曲展现了千姿百态的生活，表达了各种各样的情绪和心态，为一种通俗文化。“以歌传情”是流行歌曲的核心，每首歌词都确定一种感情基调，字里行间中寻觅以词抒情、以情带声的重要追求。中国古典诗词大都非常讲究，在遣词造句、叙事抒情上自有一套严格的理论，是字字珠玑，千古传颂。古典诗词非常强调韵律，大多音乐感极强，结合中国人的情感表达方式，含蓄委婉，百折千回，动人不已。这是当今诸多流行歌曲创作人所追求的一种境界，许多音乐创作人采用挑选经典的古诗词，谱上曲，诠释千古佳句。如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著名歌手邓丽君、王菲等人都曾演唱过,流传甚广。李清照的《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此词被重新谱曲后歌名为《月满西楼》，配以古典情怀：一位古装女子，手持罗扇，独倚窗前，望穿秋水，只为等待归人。整个歌曲朴素清新，笼罩着深层的相思之痛，与李清照的词风尤为吻合，实乃天作之合。李煜的《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和《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柳永的《雨霖玲》（寒蝉凄切），辛弃疾的《丑奴儿》（少年不识愁滋味）等，由古月、刘家昌、翁清溪等著名曲作家谱曲与诗词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加之有婉约清新唱腔的邓丽君演唱，使得这些曲目成为现代音乐史上传颂的极品。曾被《音像世界杂志》评为在夜晚用心聆听的专辑，可谓评价之高。这张专辑里最有名的两首，一个是李煜的《虞美人》，一个就是后来王菲翻唱的《但愿人长久》，是对这首古典佳作现代版诠释了。83、84年播出的电视连续剧《武松》中，张都监家的丫鬟，就曾弹唱了这一曲，但这属于声乐作品的范畴。从另一个角度上，说明了经典诗词与音乐的融合性。再来换一个角度，流行歌曲多表现一种通俗文化，而古典诗词的介入，恰好将其雅的一面也推到了众人面前，正说明了，艺术其实并无雅与俗不可逾越之鸿沟，关键在于融合的手段了。徐小凤演唱的《别亦难》，由何占豪作曲，用的是李商隐《无题》前四句：“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同样是脍炙人口的好歌。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词人借千古英雄的是非成败，抒发自己的怀古之情。在浑厚的音调之下，表现对世事沧桑的超然和感悟，雄浑而深沉。《三国演义》电视剧将词谱曲，杨洪基演唱，为电视剧增色不少。梅艳芳的《床前明月光》：“是你吧/高高挂在穹苍千年啦/看尽了人世离与散……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首歌曲中引用了古诗直接谱曲，在诗的前半部分，也可以看作是对李白的《静夜思》做的全新注释。著名音乐人宋柯曾说：“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古诗新唱还是意译古诗，都是适用了经过上千年有中国特色检验的文学精品，它们具有广泛的认知度和群众基础。借用古典诗词来表现流行歌曲的主题和内容，既给予了流行歌曲一表现空间，广泛的也提升了流行歌曲的层次，找到了一条将歌手推进众人的捷径。”古典诗词对现代流行歌曲创作有着深远的的影响。
在悠久的中国文学史上，诗词以其独特的情感寄托、丰富的描写内容、奇妙的韵律节奏让多少文人倾心于它们的创作，让多少百姓醉心于它们的品读。无数的价值寄托，无尽的情感宣泄凝结其中，直接表现了中国传统的文化、文人精神。流行歌曲似乎难登大雅之堂，更难于古典诗词相提并论，一个似乎是太俗，一个又是那样的高雅。但作为大众文化的最常见的代表，我们之所以说它流行是因为它有着广泛的大众。流行音乐作为青年亚文化的流行歌曲似乎难登大雅之堂更难于古典诗词相提并论，一个似乎是太俗，一个又是那样的高雅。但作为大众文化的最常见的代表，我们之所以说它流行是因为它有着广泛的受众集中体现，展现了当代青年的独特的情感选择与对当前社会的感触。流行歌曲是通俗的，但不一定是俗的。 因此不会有太多的人会主动地将唐诗宋词和流行歌曲联系在一起，会觉得那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一个好比高峰上的千年积雪，一个是汪洋中的滔滔江水，相隔着太遥远的距离。但正如滔滔江水实则来源于千年积雪的消融，唐诗宋词与现代的流行歌曲，其实也有着一个根源与发展的不可抹灭的关系。 一、诗词与流行歌曲的本质趋同 如果把唐诗、宋词称为唐宋时的流行音乐也不为过，更何况词更多的时候是配乐演唱的。说诗词与流行音乐的本质趋同是结合了一定的时代，有着多方面的原因：无论诗词还是流行歌曲都是一个时代文化的代表，那个时代的人们的气质文化在诗词与流行歌曲中都有着明确的反映，而且是作为主流文化反映的。古典诗词在那个时代与流行歌曲具有共同的一个特点：流行。诗词流行音乐在抒情言志方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两者均是抒情言志的良好的载体。人是需要情感表达的，更需要情感表达的良好方式。当一个人在诗词与流行音乐中读到自己相同的情感寄托，那瞬间的感动足以说明诗词、流行歌曲在情感表达方面对莫大作用。诗词、流行歌曲的本质是趋同，只不过音乐文学（歌词）还没有古典诗词一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这并不是说它永远不可能取得这样的地位、只是这需要历史的积累与时间的积淀。 二、古典诗词对流行歌曲的影响。 1、唐诗宋词直接成为流行歌曲的表现主题和内容，给了流行歌曲另一方表现空间，一方面考较着流行歌曲创作人对文化的把握，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流行歌曲的表现功能，且提升了流行歌曲的层次。 流行歌曲展现千姿百态的生活，表达形形色色的情绪与心态。而作为当时朝代的流行歌曲，唐诗宋词的功能与意义恰好在在这个地方。尽管处于不同的时代，人们所经历的事物各有不同，由此洐生而出的情绪感受也会相去甚多，但作为人的一种基本反应与情感，却并不受时代与地域的限制，因此，某些古人所经历的心理应变放在今日也同样可以适用，那么用以表现古人情感的诗词歌赋，同样也会是今人的心理映照。中国的古代文学大都非常讲究，在遣词造句，行文起势，叙事抒情上，自有一定规格，往往是字字珠矶，千古传颂。古诗词非常讲究韵律，大多音乐感极强，而从另一个角度上，结合到中国人的情感表达方式，往往是含蓄婉转，迂回曲折，动人不止，这些恰似当今诸多流行歌曲创作人所孜孜以求的一种境界，因此，许多音乐创作人，大胆地采用拿来主义，直接挑选经典的唐诗宋词，谱上曲，换一种角度来诠释千古佳句，这本身对他们也是一个挑战，对演唱人来讲亦是如此，因为听者会不自觉地拿曲作者的曲与演唱人的唱来与原诗相靠，看是否丝丝入扣，从而对创作者与演唱人的品质进行评判。 这方面成功的例子不少，最有名的，我觉得当属邓丽君。邓本身是以唱台湾小调起家，本身已有不少民族文化气息的濡染，加上台湾一批执着于传统文化的音乐人，共同泡制出许多与原诗同样经典的作品。邓曾经出版过一张名为＜淡淡幽情>的个人专辑，其中收录了李煜和多位宋代词作名家的经典作品，包括李煜的<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范仲淹的<苏幕遮>(碧云天，黄叶地)，秦少游的<桃源忆故人(玉楼深锁多情种)，聂胜琼的<鹧鸪天>(玉惨花愁出凤城)，李煜的<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和<虞美人>，欧阳修的<玉楼春>(别后不知君远近)，朱淑真的<生查子>(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这个琼瑶也用过，用在她为<烟锁重楼>还是<新月格格>所写的插曲<鸳鸯锦>里}，柳永的<雨霖铃>，辛弃疾的<丑奴儿>(少年不识愁滋味)，李之仪的<卜算子>(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等，由台湾声名卓箸的曲作家古月，刘家昌，翁清溪，陈扬等谱曲，曲与词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再加上邓的内敛婉约清丽的唱腔，使这张专辑成为现代音乐史上足以传颂的极品，＜音像世界杂志＞曾将该片评为“十张最适合在夜晚用心聆听的专辑”。这张专辑里最有名的两首，一个是李煜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一个就是后来王菲翻唱的＜但愿有长久＞，那倒是对这首古典佳作的现代版诠释了。 2、唐诗宋词构成了现代流行歌曲创作的一个重要素材来源，并成为其创作的一种手段和表现方式。 文学创作素来讲究一个广征博引，引经据典，物为我用，从而提示其所表现主题的广泛性。许多现代的流行词作人，更是喜欢借用一些古典诗词中的典故或内容，将其展开或以其为思路加以演绎，继面展现一段现代的故事情感。这方面最为突出的有两个人，一是台湾的琼瑶，她的很多歌词里都喜欢借用一些唐诗宋词中的名句，如“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庭院深深深几许”，“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等. 另一个是大陆的陈小奇，他是大陆歌坛岭南派创作人中的领头人物。他有一个颇有吴市影响的“涛声依旧三部曲”，<涛声依旧>（毛宁）<白云深处>（廖百威）和＜巴山夜雨＞（李进），单从歌名上来看，已经是和古诗词扯不断的关联了。后来他又写了 <烟花三月>，＜朝云暮雨＞（均为吴涤清演唱）,还有一首是毛宁的<大浪淘沙>，他是大陆词作家里古风最重的一个，喜欢将古诗词中的名句或典故经演绎与现代人的情感相结合而成歌词，由此而形成他独特的陈氏风格，也为中文流行歌词创作形成一个典范。 后来还有一个冯小泉，因为他本身是学后来还有一个冯小民族乐器的出身，所以对民族文化自然有很深的兴趣与植根，他的词作中也较多运用古诗词典故或名句，多是以古诗词来营造一种氛围，表现一种气魄，表达一种情怀，更偏重于一种社会责任和民族情怀的东西，比较熟悉的有<中华民谣>(“朝花夕拾杯中酒，寂寞的人在风雨之后，醉人的笑容里有没有，大雁飞过菊花插满头”)还有<秋水长天>等。 3、从创作的形式上来看，唐诗宋词也为现代流行歌曲的创作提供了一种思路，或是确立一另一种风格。 我觉得这也是整个中华文化一脉相承的结果。很多现在的流行歌曲在写作形式上，仍不可避免地借鉴或套用或模仿了唐诗宋词的语言格式与风格。用古典诗词的形式来创作现代流行歌曲，一方面使得词作上继承了传统诗词语言上的提炼与表达手法上的含蓄内敛，另一方面，在主题表达上也无疑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捷径，无论是说家国情怀，还是儿女情思，古典诗词往往具有将语言与情感一同浓缩，从而增添许多回味的空间，和意境悠长的韵味。 香港的很多词作家，他们的古文化功底相当深厚，从他们的作品中即可看出很多的用典，甚至用唐诗宋词的写作方式，规范来进行创作。首先是黄霑，最有名的是<笑傲江湖>的主题歌<沧海一声笑>：“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浮沈随浪只记今朝……清风笑，竟惹寂寥，豪情还腻了一襟晚照……”，还有<射雕英雄传>里的一首<千愁记旧情>“红日/再不会升/热心渐似冰/彼此星沉天际/剩我低回血泪凝”，(<射>里还有一首<四张机>，手法相当规整“四张机/鸳鸯织就欲双飞/可怜未老头先白/春波/碧草/晓寒/深处/相对浴红衣”不过这应算是金庸的作品了)。还有著名的<上海滩>“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淘尽了/世间事/幻作滔滔一片潮流”， 他的风格恰似一位笑傲江湖的大侠，豪情奔放，热情不羁。 另外还有卢国沾也是这类高手，他总是背负着家国情重，作品中很浓的民族情怀与历史评判的味道，这正是诸多唐宋名家为世人所景仰的品质。来看他的<万里长城永不倒>“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水滔滔/江山秀丽/叠彩峰岭/问我国家哪像染病”，<少女慈禧>“巾帼历次胜男儿/男女代代对峙/曾否推测过/明天举世/重由弱质再把持/” 再如许冠杰，也善用诗词典范来描绘世态人生“难分真与假/人面多险诈/”(浪子心声)，“夜风凛凛/独回望/旧事前尘”(沉默是金)，写情“曳摇共对轻舟飘/互传誓约庆春晓/两心相对影相照/愿化海鸥轻唱悦情调/艳阳下与妹相亲/望谐白首永不分/美景醉人心相允/绿柳花间相对缘份/泪残梦了烛影深/月明独照冷鸳枕/醉拥孤衾悲不禁/夜半饮泣空帐独怀恨”(双星情歌) 再看台湾方面，台湾方面的歌词创作更偏重于现代文体，更多关注风花雪月，但这也恰好是许多旧诗文的一个主要素材。最突出的我觉得还是琼瑶，她最擅用古诗旧典，来表现恋爱儿女的浪漫情怀。如“绿草苍苍/白雾茫茫/有位佳人/在水一方”(在水一方)，“时光留不住/春去影无踪/潮来又潮往/聚散苦匆匆/往事不能忘/浮萍各西东/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且拭今宵泪/留与明夜风/风儿携我梦/天涯绕无穷”(几度夕阳红) . 小虫也有几首有名的作品，都表现出古诗词中的一些情怀，但距离唐诗宋词，已经有些距离了，更象元曲什么的。如他写给陈淑桦的<情关>“我本有心/我本有情/奈何没有了天/爱恨在泪中间/才能拥有这个梦”，<红楼梦>“昨夜红楼入梦中/多少伤心往事上心头/今晨醒来梦已空/徒留红楼在梦中/红楼，红楼/为何浓浓的红妆遮不住你的轻愁/红楼，红楼/你轻愁只因为人们将你遗漏”，还有给潘越云写的<红娘>“盼你来/盼到桃花谢又开/问天也不能明白/。。。/对望两相爱/心似祝英台/这应是天的安排” 除去形式上的模仿与借鉴，在歌词的写作手法上，现代的流行歌曲也是从唐诗宋词身上汲取了不少的营养。向讲究韵律感与意境美，这都是诗歌创作的基本要求了，唐诗宋词里更常用到的比兴手法，在现代歌词的写作中，例子那更是不胜枚举。 三、 流行歌曲相对于古典诗词的优势 尽管现代歌词的创作沿袭着古典诗词的创作的路子起步并发展起来的，然而，唐诗宋词与现代的流行歌曲毕竟还是不同时代的产物，毕竟表现出不同时代的语言和内容特征，并接受不同时代标准的审视与评判。 我们说文学是为了体现生活而存在的，那么任何的一种文化形式必然反映一个时期的生活现实，体现一个特定时代的特征。正如我们都说唐诗与宋词，而并没有泛称为唐宋诗词，就是因为它们分别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特征。而流行歌曲则显然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不同于唐也不迵异于宋，所以它与前二者之间，还是有着更多显而易见的区别，这也正是如今很少将他们主动放在一起比较的原因。 而流行歌曲更为通俗，这样就会有更多的受众，其次留心歌曲的传播方式是古典诗词所不能比拟的，特别是随着网络的发展，传播途径的多元化，流行音乐一定会有进一步的发展。 流行音乐是当今时代的一个体现，但在文化内涵上仍有许多不足，当“妹妹坐船头”唱遍大江南北时，我们有理由相信流行音乐在主题、内容方面应该有较大的提高，近年来的流行歌曲逐渐的吸收古典诗词的一些元素产生了较好的效果，使得流行音乐通俗而不俗，品味也有了较大的提高。 然而作为中国瑰宝的古诗词却得不到高中学生的喜爱，学生对古典诗词的学习兴趣和教师想象的相去甚远. 以前的高中生们对古诗词喜欢得颠来倒去地背，许多学生笔记本的扉页上都认真地写着最喜欢的诗句，还有的学生喜欢选取诗中的词作为自己的笔名或者是书斋的名字，而现在这种现象已经很少看到了，大部分学生对学习古典诗词已提不起太大的兴趣。 还有一部分同学对背诵古诗词更是深恶痛绝。现在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就已兴起了读背古诗之风，为何到了高中阶段学生的古典文学底蕴反而变得如此贫乏？到底是谁伤害了我们的学生？是什么导致了高中生对古典诗词学习兴趣的减退？ 经过调查研究，我们发现造成此现象的原因有： （一）、造成现状的客观原因 1、在流行文化、快餐文化的冲击下，学生的阅读空间变小，阅读品位变低。 现在的高中生课业负担都非常重，再加上网络、电视、广播和流行音乐的冲击，学生课外花在阅读上的时间可谓少之又少。 我们经常看到有老师从学生那里没收到卡通、漫画、武侠或者言情一类的口袋书。经常性的阅读这些书，使得学生的语言水平深受其害，学生的阅读兴趣、阅读品位难以提高，拿到高雅的古诗词就没精打采，无兴趣去读。 2、课本中所选的某些诗篇与学生有一定距离，不能吸引学生。 如第三册的《离骚》，就有不少学生反映这首诗古奥难懂，提不起兴趣。《离骚》是我国古典诗歌浪漫主义风格的源头，距离学生的时代比较久远。虽然前面学生已经接触了《诗经》，但对于楚辞，无论是形式上还是内容上仍然是陌生的。从字面上看，障碍特别多，学生也就没有了读下去的欲望。 3、死板的教学方式一定程度上扼杀了学生的热情 不少教师平时教上古典诗词，篇篇逐字逐句串讲，老师讲的多，学生自己体验的时间反而少；或者似乎把一堂古典诗词鉴赏课上成了一般的文言文教读课。而事实上古典诗歌不同于文言文，把教文言文常用的方法放到欣赏古典诗歌的课堂上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失败，也难怪学生不喜欢。古典诗词鉴赏课要充分考虑文体的特点，既要有利于学生理解诗歌内容，又要有利于学生鉴赏能力审美能力的培养。 （二）、造成现状的主观原因 1、“长一点的诗歌，学起来费时费力，又难懂，学了就忘”，这是一种畏难心理。许多同学看到课后“背诵”两个大字就顿生反感，让他们自觉静心背背古典诗歌是不容易。而实际上要想在嘻嘻哈哈的笑闹中轻松学好语文同样也是不太现实的，要想在学习中取得成效，本身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2、“学古典诗词落伍了，不够现代” 古典诗词不是外语，而是我们民族古代的语言形式。学习古典诗词就是回望我们民族文化的血脉源头，没有它，我们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不好好学习我国古代的优秀文学作品，我们就愧对于祖先，愧对于血管里流动的中华民族的热血。但学生主观上没有认识到这些，他们受流行文化的影响喜欢流行歌曲，却不知有许多歌词都是由古典诗词改编而来的。所以他们会觉得学古典诗词是“落伍”，跟不上时代。 3、“为了考试，我愿意在语文课堂上读读古典诗词，在课外我从来不读这些诗词” 这些学生很实际也很纯粹，他们学习古典诗词就是为了考试时的得分。抱着这种应试心理，学生就变得功利、浮躁，不肯静下心来多读多背，至多背几句“名句”“考点句”。 面对这种现象，应激发学生学习古诗词的热情，先要让学生认识古典诗词的价值.古典诗词是我们祖先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学习古典诗词，从语言的范例中学习语言，能丰富语文素养，培养语文能力。《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阅读与鉴赏中明确指出：“学习中国古代优秀作品，体会其中蕴涵的中华民族精神，为形成一定的传统文化底蕴奠定基础。” 如今古诗词在现代歌曲中有所应用，经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通过流行歌曲激发学生学习古诗词的兴趣。 歌唱，是传播诗词的功臣. 歌唱则是根据既定的乐谱，把诗词依谱唱出声来。我们要写为诗词而歌唱的乐谱，仍须依赖音乐家。当然最好是懂得诗词的音乐家，像宋代的姜白石，这样的人才非常难得。最理想的办法是让诗人和音乐家密切沟通，培养音乐家们对诗词的兴趣和欣赏能力。好的音乐家，必定有丰富的艺术修养，先天上就该会有诗人的气质。因此，能为诗词谱写乐歌的作曲家，就是传播诗词的功臣. 然而，时代在变，今人对音乐的感受程度和古人自然有很多的不同。比方说，姜白石是了不起的词人兼音乐家；他的词句，傲视古今，但是他写的音乐，若就现代的音乐观点而论，除了「古意」之外，未免失之单调。古意虽好，但是不能完全适应现代人的音乐品味。今日工商业为主的社会，是很难造就像「小红低唱我吹箫」那样的环境和情调的。若是要靠他留下的古谱乐曲去推广宋词，恐怕很难被现代人接受。古谱有它们的历史和文献价值，但是却不能为推广传统诗词发挥多大实用。同样的道理，魏氏乐谱和碎金词谱等等古籍译出的乐谱，可以教导现代人学习古意，提示深含传统韵味的旋律，然而在现在我们迫切需要的「诗教」工作上，起不了多大作用。从欣赏古典诗词上来说，无情的现实，难以配合当时的情调，的确是现代人的悲哀。然而，我们如想挽救中国的传统诗词文化，还须面对现实。这个历史责任，就落在现代有民族文艺思想的音乐家们的身上. 前人留下许多的诗词，多的是美不胜收的歌词资料。这些宝藏里的每首歌词，今人可以全首引用，或者截句接收，也可以利用前人的意境构句或词汇溶入自己的思想，应该可以谱出许多优美的歌曲。很可惜现代的中国音乐家们，能够去发掘这宝藏的人实在少得可怜。当然，作曲家若要利用这些优美的歌词，自己必须先能了解诗词的内涵，才不会写出不合词意的怪谱，白白糟蹋了前人宝贵的智慧结晶。所以，我认为中国的音乐家们，应该多读诗词。音乐院校的作曲系，应该把中国诗词列为必修科，无论学生们以后要作可唱的歌曲，或是写演奏的乐曲，有了诗词的内涵，对表现乐曲中的民族风格和弘扬中国文化，都有很大的益处。 不管怎么说，作为一种宝贵的文化遗产，唐诗宋词永远都会对现代包括今后的流行歌词创作中起着这样或那样的影响，现代文化对古典文化的借鉴与沿袭是永远不会停止的。唐诗宋词会是流行歌词创作中一个不可舍弃的主题，一种取用不尽的源泉，一个无法回避的诱惑，从遣词用句，主题营造，意境铺陈方面，都为现代的创作者提供了很多好的思路。 而歌曲是诗词传播的触媒，诗词可以藉音乐的帮助，广为流传。唐宋前人的例子，很值得今人效法。乘着音乐的翅膀，载着优美的中国歌词，飞扬五洲四海，让普天下都唱中国歌曲，传诵千秋，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事。我衷心地希望现代的音乐家们，今后多多创作能歌唱中国诗词的曲子，不要再轻易错过中华诗词这个无尽的宝藏。先人留下的这些古典诗词是我们现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我们应该用好这些资源。幼年时期依靠音乐帮助所掌握和学到的东西让人难以遗忘、终生受益。衷心希望华人儿童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健康成长。愿中华古典诗词唱响神州！
800字，太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