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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距今四五千年的“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丰富文物说明，杭州最早人类活动的原始村落，已具有江南特征的民情风俗。他们有的在山上构建半穴居式的房屋，有的已在地面上架设适应地势低洼的干栏式屋舍。他们利用石头打磨石犁、石锛,从事稻谷、芝麻等农耕生产；利用弓箭、石刀,从事狩猎活动；凿刻独木舟，编织渔网，进行捕鱼作业，形成了原始农业生产上的一整套习俗。他们还能用石轮纺织麻布，用石针缝制衣服，雕琢精美的玉器和烧制陶器，来改善、装饰自己的生活。春秋战国时，杭州地属越国或吴国，后并于楚。秦汉时杭州地开始建县。据《汉志》载：“吴粤之君皆尚勇，故其氏好用剑，轻死易发，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数与楚接战，互相兼并，故吴越风俗，略与楚同。”隋朝置杭州，兴建州城，开凿江南大运河，对杭州城市发展起到奠基作用。《隋志》载：“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鱼稻富饶，不忧饥馁，信鬼神，喜淫祀。”自唐以后，随着杭州城市的发展,社会风俗也渐趋都市化,生产、居住、饮食、服饰、婚丧、岁时、庆典、礼仪等民情风俗,都有了相应变化。杭州的民情风俗自北宋以后,变化较大。杭州曾经历我国历史上两次人口南迁的影响,形成南北风俗的大融合。南渡的北人将原有的家法礼俗一并带到南方,使杭州原有的民情风俗起了很大变化。南宋杭州的岁时风俗,在南渡初年,与北方风俗还有很大差异。但到南宋末年,随着南北文化风俗的融合,最重要的是中原文化的崛起,南宋杭州的婚娶、育子、满月、百日、周岁的仪式礼节,也渗入了中原的习俗,娱乐风习也有不少是继承北方遗留下来的习俗。此后，杭州都市风俗经过南北融合,已基本上在生产、生活、婚丧、岁时、娱乐等方面逐渐形成一套具有杭州地方特色的风俗习尚。千百年来，杭州人民创造了自己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这种社会生活不仅表现为日常的饮食起居、四时八节和婚丧嫁娶，也表现为人际的各种社会交往。它和其他文化样式不同，是作为一种独特的民众生活方式形态而存在的，主要特点有：1.娱乐性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杭州人的生活基本上以家庭、家族为中心，包括游娱活动在内的社会交往，用文化的、娱乐的、休闲的行为方式，展示百姓才华，宣泄民众情感，协调着人际关系。特别是许多富有杭州地域特色的游艺活动，表面似乎是老百姓的业余消遣游戏，实际上却以游乐的形式使人们的心灵得以放松，精神得以调节。如平湖秋月、三潭印月、月岩三处为杭州中秋赏月胜地。《西湖游览志余》云：“是夕，人家有赏月之宴，或携榼湖船，沿游彻晓。苏堤之上，联袂踏歌，无异白日。”九月初九为重阳节，亦称“重九”、“九九重阳”。杭俗有登高之举，一般登城隍山或葛岭初阳台。《杭俗遗风》载：“是日城隍山登高吃糖炒栗子、鸡豆，带游斗坛、文昌、关帝、火德等庙。”2.地域性杭州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形成于杭州特定的地理环境中。千百年来，人们旱地种桑，低田则放水种稻养鱼，江河湖塘多养殖鱼虾。温暖湿润的气候和水域广阔的自然生态环境，造成了杭州平原地区生产结构上的独特的状态：渔业和以水稻为代表的农业以及蚕桑业的发达，致使杭州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的誉称，并给杭州地区民俗的形成和发展造成重大的影响。杭州民俗，无论是人生礼仪、生产习俗、还是生活民俗、岁时节令习俗都极具地域色彩。如杭州重阳家家皆食栗糕，重阳糕以糜栗粉和糯米拌蜜蒸熟，切斜方形，上插彩旗。插旗之风，南宋已有。据《梦粱录》载，杭城重阳节尚时兴“狮蛮栗糕”，“以五色米粉塑成狮蛮，以小彩旗簇之，下以熟栗子肉杵为细末，人麝香糖蜜和之，捏为饼糕小段，或如五色弹儿，皆人韵果糖霜，名之‘狮蛮栗糕’。供衬进酒，以应节序。”。3.衍变性。民俗，作为风俗习惯，它是约定俗成、久习为惯的文化心理和行为方式。民俗一旦形成，始终保持着历史的持续性、稳定性，这是民俗所共有的特点。同时，在民俗的传承过程中，由于受种种因素的影响，又会产生内容和形式上的变化，具有创造性和可变性的特点。虽然前辈的习俗被因袭下来，但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在更加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下，具有时代性的新民俗会不断地萌发和演绎。杭州民俗文化也是如此。一些古老的民俗渐渐从人民的生活中隐退，而另一些传统民俗正萌发出新枝绿叶。如1949年5月3日为杭州解放纪念日，每逢“五·三”，有关部门都要组织老同志座谈，撰写关于杭州解放前地下斗争以及解放杭州的文章。各大、中、小学还组织学生到革命烈士陵园献花，缅怀革命先烈。再如，我国传统的九月初九“重阳节”这天，省市要举行各种形式的活动。有的召开表彰会，表彰那些在四化建设中继续奉献在各条战线的老同志和敬老爱老工作做得好的先进单位和个人；各机关、团体、厂矿也要召开老年人座谈会，有的还举行各种形式的娱乐、联欢活动和赏菊、登高、书画展等活动。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全市敬老爱老的风气越来越盛行。
春节,是我国最为盛大的一个传统节日,它来自民间,是最为特殊和普遍的一种文化现象。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春节传统文化的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谈中国传统春节对现代城市文化生活的影响
【文章摘要】
传统节日红红火火的春节，龙飞凤舞，礼花绽放，放眼中华大地，举目五洲四海，各地张灯结彩，欢声笑语荡漾其中。如今，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不仅热闹了中国，也正以其独特的魅力走入世界人民的视线，以其正能量影响着世界。
【关键词】
中国传统节日;春节;文化;影响
春节是中国最富有特色的传统节日，中国人过春节已经超过了四千多年的历史，一直传承至今。经过几千年的风云变幻这一节庆可以一直延续下来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春节所具备的文化精神。中华民族的自强不息，中国人民的爱国精神一直是被世人赞叹、敬仰的。中国传统节日体现出其强大的文化生命力，使得节日中的一些风俗习惯经过几千年的历程仍被保存、遵守着。
春季是一年四季之首，常言道：“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这一季大致为农历正月至三月，此时春暖花开，春意盎然，也是农忙时节，人们用辛勤的劳动和满怀的热情来迎接美好的春天。这一时节也创造了许多节日，如春节、人胜节、立春、元宵节、中和节、上巳节和清明节。这一季节的节日是一年之中最多的一季，人们身着最喜庆的服饰，将最丰盛的食物搬到节日活动中来，人们祈求平安多福，人类繁衍，人丁兴旺，表达了人们对生活的强烈愿望。
春节是中国最大最传统的节日，但春节不仅是一天，而是若干时日，一般到初五，有的地方要过到十五，甚至到月底，节日喜庆气氛要持续一个月。
顾名思义，春节代表的是春天的节日。春节流行多样民俗活动，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每个民族庆祝春节方式也是各色各样的，但主要以拜年和祭祀为主。节日前，每家每户都要在门上贴上红纸黄字的新年寄语。“福”字必须要倒贴，路人一路念着“福倒了”，也就代表着“福到了”。如今，春节不仅扎根于中国人民的心中，而且逐渐深入了外国人心。外国人同中国人一样重家庭、重亲情。在一些华人居住的国家和地区，外国人也同中国人一样过春节。人与人之间的互敬互爱，必然会促进各国文化的渗透、普及。
春节首先是个亲人的节日、家庭的节日，中国人最看重的是家庭和睦，因此希望一家人团团圆圆、和和睦睦过春节。每到春节，不管是在外务工人员还是已迁到海外发展的人员，四处飘离的人们在除夕这天一定要回到自己真正的家乡，同家人一同享受丰富、温馨的年夜饭、团圆饭。饺子是美味佳肴中最不能缺少的，是中国人民喜爱的传统特色食品，也是每年春节比吃的年节食品。饺子的做法较为简单，需要先将面做成饺子皮，用皮包上陷。饺子馅也并非是单一的，各种肉、蛋、时令蔬菜和海鲜都可以用作饺子馅，再用清水煮饺，将醋、蒜末、香油调成佐料蘸饺子吃。因为饺子的形状类似元宝，过年时吃饺子有“招财进宝”的吉祥含义。
饺子，不单单是一种美食，同时它蕴涵着中华民族诸多文化，表达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诉求。芹菜陷饺子是对源源不断的物质财富的祈福，更是对勤劳、务实的祝福。韭菜馅饺子有久财之意，故为久财饺，是祈福长久的物质财富，更是对天长地久的祈福，但愿人长久——健康、快乐可、幸福、和睦。白菜陷饺子有百财之意，是对百样之财的祈福，或是对新婚燕尔白头偕老的美好祝愿。鱼肉馅饺子有余财之意，“余”是多出来的意思，也就是祝福您年年有余。一年中华付出的是辛劳，得到的就是财富，而余留下来的就是健康。
春节也可称为过年。传说年是一种凶猛的怪兽，散居在深山密林中，形貌恐怖，生性凶残，人们谈“年”色变。后来人们发现年兽怕红、怕光、怕响声，所以每到年末，各家各户都会贴红对联，挂红灯笼，热热闹闹敲锣打鼓、燃放鞭炮以此来驱走年兽，于是春节便有了贴对联，放鞭炮的习俗。
节日作为各个民族在特定季节中举行的盛大纪念和欢庆活动，是人们调节自身生活内容和节奏的一种具有综合性、群体性和阶段性的典型生活模式。节日的意义深远，它能从多方面满足人们生理、心理和社会的需要。
春节是一个团圆的日子，真正过年的前一夜叫团圆夜，无论外出务工、还是读书、做生意，不管路途多么遥远，除夕这一天人们都要回到家里与家人相聚，丰盛的饭菜里蕴含着父母的爱心、子女的孝心，老人享受天伦之乐，这是人生最为幸福的事情。同时，在饭前还要祭祖以缅怀祖先，并且给双亲中逝去的老人摆一双碗筷。除夕夜的团圆饭深藏着中华民族对家庭的尊重。因此，快乐与严肃相伴的春节里，亲情、友情得到尽情释放，文化得到传承。
中国的春节最不能省去的便是“拜年”，拜年也代表着人们彼此之间的祝福，祝福人们新年行大运，新的一年更加红红火火，一家人团团圆圆。而压岁钱便是拜年习俗的产物。传说送压岁钱可以压住邪祟，而“岁”与“祟”谐音，习惯上是晚辈先给长辈拜年，然后长辈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赠给晚辈，以此来保佑晚辈们新的一年家庭和和睦睦，平平安安。年对于孩子来说可谓是丰收的，家长会用红纸为孩子包好压岁钱，当孩子给家长拜年时便会得到这一丰硕的“果实”。有时候家长在除夕夜提前将红包放在孩子的枕头下，当春节当天到来时孩子会得到意外的惊喜。这种方式至今依然存在并流行着。
中国传统的习俗是在除夕夜守岁，守岁由来已久也是最重要的年俗活动之一。除夕夜主要是全家团聚的夜晚，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各位家人团聚在一起，吃年夜饭、看春晚、唠家常，等待着辞旧迎新的时刻。直到今天，人们还习惯在除夕之夜守岁迎新。
四千年沉淀而来的春节是中国人民全年度过的最重要的一个节日。每逢春节来临，每家每户都要将居所的各个角落打扫干净，食用餐具、窗帘被褥、衣服等也要清洗干净，这也就意味着过去一年不好的事情都被清除掉，所有的坏运气都被扫走了，干干净净、轻轻松松的迎接新的一年，迎接新的希望。按民间的说法：新春扫尘有“除尘布新”的涵义，“尘”与“陈”谐音，将过去一年的一切晦气、穷运等统统扫出门。这一习俗寄托着人们辞旧迎新的祈求和破旧立新的愿望。
过春节还有另一个习俗流行于民间，即在新的一年即将到来之际，各家各户开门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燃放爆竹，也就是“开门爆竹”，除旧迎新。爆竹是中国的特产，它的起源较早，至今已经拥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也可称为“爆仗”、“炮仗”、“鞭炮‘等。放爆竹可以创造出喜庆热闹的气氛，是节日的一种娱乐活动，可以给人们带来欢愉和吉利。随着时间的推移，爆竹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品种花色也日见繁多，每逢重大节日及喜事庆典，及婚嫁、建房、开业等，都要燃放爆竹以示庆贺，图个吉利。
在城市化进程加剧及物质生活和生活方式发生巨大转变的今天，传统节日不能丢，我们要尽量为保存传统节日习俗提供条件，尤其是学校，要尽量为学生提供开展传统节日习俗的条件，以便让学生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传统节日，更深层次地理解民族文化的内涵，在过中国传统节日的同时，应注重教育引导，进行亲情伦理教育，进行和谐人际关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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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潘宝瑞，《中国农业民俗化的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2. 李建忠，《中国农业民俗》，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2000年。3. 吴晓婵，《中国农业民俗概要》，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4. 李京善，《中国农民习俗》，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5. 李安娜，《农业民俗的变迁及其社会转型》，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6. 周克江，《中国农村民俗文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7. 胡晓燕，《中国农业民俗研究》，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8. 杨宏珍，《中国农业民俗》，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9. 刘进，《农村民俗文化》，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年。10. 杨纪伊，《中国农村民俗研究》，北京：高校出版社，2009年。
摄影技术论文2000字篇二 摄影中的创新技术问题 英文摄影Photography一词是源于希腊语Φωphos(光线)和γραΦιgraphis(绘画、绘图)或γραΦη graphê，两字一起的意思是“以光线绘图”，是指使用某种专门设备进行摄像记录的过程，一般我们使用机械照相机或者数码照相机进行摄影。有时摄影也会被称为照相，也就是通过物体所反射的光线使感光介质曝光的过程。有人说过一句精辟的话：摄影家的能力就是把日常生活中稍纵即逝的平凡事物转化为不朽的视觉图像。 1.摄影的类型 1.1记录摄影。 摄影诞生，是为了记录。它诞生以后所显示出来的强大的生命力，也恰恰在于它的记录功能。这是其他技术或艺术所无法比拟或取代的。因此，从广义上说，摄影就是记录。 1.2艺术摄影。 随着摄影的发展，人们在摄影中不断地增加艺术元素，开始产生艺术摄影。它与记录摄影的区别在于艺术性的多少与高低，而无绝对的界限。例如：我们去照张相做身份证或留个影，一般照相馆拍摄的照片，最多有点资料或记录价值。可是，齐白石先生的人像，多年过去了，至今仍是世界20幅最优秀的人像作品之一。其中的差别就在于艺术性的高低。 1.3画意摄影。 画意摄影的唯美的画面语言及美好的设计内涵一直是人像摄影的一种重要的表达方式。19世纪后半叶，英国摄影家雷兰达拍摄出了曾被预言为“摄影新时代来临了”的作品——《人生的两条路》，在摄影还被轻视的当时，这幅作品就以其劝勉性的主题和油画式的构图，受到了维多利亚女王的极高评价。可以这样说，雷兰达对推进摄影被承认为一门艺术功不可没。从此，画意摄影逐渐成为摄影艺术的一个重要流派。 1.4水墨风格摄影。 和传统的水墨画一样，目前出现的水墨摄影作品，按题材，可以分为风景和花鸟，对应国画中的山水画和花鸟画;按手法和意境，可以分为抽象和具体，对应国画中的写意和工笔。水墨风格的摄影照片虽然少不了Photoshop等软件的后期加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任意扭曲原照片。好的水墨摄影作品要尽量少地修改原照片，它考验更多的是摄影师的构图和捕捉光影的能力。 1.5全息摄影。 全息摄影是指一种记录被摄物体反射波的振幅和位相等全部信息的新型摄影技术。普通设摄影记录物体面上的光强分布，不能记录物体发射光的位相信息，因而失去立体感。全息摄影采用激光作为照明光源，并将光源发出的光分为两束，一束直接射向感光片，另一束经被摄物的反射后再射向感光片。人眼直接去看这种感光的底片，只能看到像指纹一样的干涉条纹，但如果用激光去照射它，人眼透过底片就能看到原来被拍摄物体完全相同的三维立体像。一张全息摄影图片即使只剩下一小部分，也可以重现全部景物。全息摄影可应用于工业上进行无损探伤、超声全息、全息显微镜、全息摄影存储器、全息电影和电视等许多方面。 2.摄影技术的创新 摄影艺术的追求与科学技术的追求不同，科学技术的追求总有新的领域去探讨和追寻。摄影艺术的目的即在于激发观众的智慧和感情。它的新领驭就在于摄影艺术家内在的探讨。正如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般，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个体，摄影艺术家独有的个性和表现就是他能追求而带来的新领域。 摄影常常被人称为“视觉的语言”，相机则被形容为“第三只眼睛”。如果我们认真地看待它，“第三只眼睛”所看到的将是独具慧眼的观察，而“视觉的语言”所表达的将是独特的个人情感和思维，那么摄影作品的价值就不再是任何先进的科技所能够取代或者复制的了。 2.1作者本身的气质素养决定了作品创新的个性。 文化孕育了个人艺术的气质和修养，作者本身的文化气质和素养就是作品创新的度量衡。随着世界文化的进一步交融，摄影的创新需要对世界趋势的高瞻远瞩，需要对优秀作品的借鉴学习，需要对大胆另类作品的批判容纳。摄影作品的生命力，反映了摄影者的创新思维和学习激情。摄影者必须不断拓宽视野，并将新知识新理念运用在自己的创作中，创新才会在作品中有更深刻的体现。可以这样说，创新既是衡量摄影者对世界认知和包容的尺度，又是摄影作品容纳百家所长获得的认同。 2.2注重细节表达是摄影创新的基本手段。 我们在进行摄影创作时，要对作品有清晰的概念和准确的定位，除了熟练地运用摄影技术技巧和造型语言之外，还要善于倾注情感，渗透更强的情绪，创作中更要注重细节的表达和细节的处理，以展现生活中最具代表意义和最美的一面，从而带给人们赏心悦目的艺术享受。人们都说梵·高的画是世界绘画史上的一次创新外，除了画风创新，人们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梵·高在画里画出了无形的风。摄影也一样，需要用细节传递摄影者本身的情感，需要通过细节来探索和发现。 2.3突破个人思维局限，对题材进行深层挖掘是作品创新的重要环节。 摄影作为个体的视觉造型艺术，首先注重的是个性化的张扬，而创新则从作者个性的逆反思维开始。逆反的思维方式，应该是在继承和借鉴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的一种反传统思维。这种思维锐意求新，完全不羁于传统的摄影理论和法则。 由于作品代表的是摄影者的个性，而个性的表现则是作者进行思考和接搜新思路的体现。个性的创新包括作品在内容上的丰富和在形式上的新颖。标新立异的创作思维往往有先入为主的优势，尽管后来可能会引起竞相模仿，但是人总是认同第一次出现的事物。有时候拍摄同样的内容，作者别出心裁同样会使作品有别于其他的特质，这就是一种创新。 关于这一点，我在风光摄影的时间上有很深的体会。摄影考验的是摄影者对题材观察的细心、等待的耐心和不厌其烦踩点的决心。有了这“三心”，才能发现在不同时间空间之下同一景物呈现的不同状态，并在瞬间的快门中捕获鲜为人知甚至不为人知的细节。这样做的收获是：作品最终能够以新的形式表达自然景物最富表现力的一面。 3.结语 总之，摄影的创新不但需要对题材进行细节的“微距”观察，而且需要对世界艺术氛围的“广角”观测，更需要作者突破个人思维的局限，它是摄影者对摄影艺术的义务和对艺术的更好的诠释。作为新一代的摄影工作者，我们不仅要在艺术形式与艺术技巧上创新，而且要在作品四项内容上大胆创新，创作出内容丰富、思想性强、富于时代精神、具有较强艺术感染力的摄影作品。 参考文献： [1]夏洪波.浅析创新思维对摄影作品的影响.文学与艺术，2011，(5). [2]尹秋颖.浅析摄影教学中创新能力的培养.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09，(8). [3]刘军杰.探究摄影创新能力的培养.科教导刊，2010，(36). 看了“摄影技术论文2000字”的人还看： 1. 浅谈摄影研究毕业论文范文 2. 大学生摄影技术论文 3. 浅谈摄影相关论文范文 4. 浅谈摄影的艺术论文 5. 浅谈摄影技术艺术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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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能找到大地湾文化、伏羲文化、彝族文化的亲缘关系，本文从另一个全新的视角、全新的观点用古彝文对刻划陶文进行比较，解读出大地湾彩绘陶文、陶器图案与彝文化具有同源性，提出大地湾考古发现的刻划不是符号是文字的结论，并认为这些刻划陶文或许就是古籍文献记载的伏羲“造书契”的真实再现，有力地证实了彝文化与大地湾文化、伏羲文化是一脉相承，一母所生的同根同源文化。关键词：彝族文化；大地湾文化；伏羲文化；刻划陶文；解读；关系 夏商周断代工程确立了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这遭到西方学者和国内一些学者的反对，反对的理由是文明社会标准的“文字”条件不足，他们认为中国最早的文字是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的甲骨文，距今仅有3600多年的历史，与5000年文明史还相差1400年，这与文明构成要素“文字”的时间长度是不对称的。由于考古发现大地湾、西安半坡、甘肃马家窑、陕西临潼、青海乐都、浙江良诸、江西清江吴城、威宁中水等遗址的刻划陶文，引起了考古学、文字学、民族学、历史学及相关学科的关注，众多专家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形式去破译这些神秘的刻划陶文，想找到这些刻划陶文就是文字的答案，但最终也未找到打开这道神秘之门的钥匙，只是肯定这些刻划陶文就是初创文字的观点。本文从大地湾刻划陶文是伏羲“造书契”的真实再现，古彝文解读考古遗址陶文，大地湾遗址刻划陶文的外延发展和传承，彝文化解析大地湾刻划陶文文化内涵等方面入手，提出这些刻划不是符号而是文字的结论，且认为这些刻划陶文就是古籍文献记载中伏羲“造书契”的再现，从而得到彝文化与大地湾文化、伏羲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同源异流文化，这对探寻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一、大地湾刻划陶文或许是伏羲“造书契”的真实再现根据大地湾博物馆陈列图片资料及马振栋老师的介绍，结合张津梁主编的《伏羲文化研究论文选编》，宋进喜著的《大地湾文化概说》，周宜兴著的《中华文明8000年》和周子博 周宜兴合著的《中国上古时代的文字‘二进制计数与六十四卦’》等著作，笔者认为，大地湾文化与伏羲文化在空间和时间上是重叠的，这与周宜兴先生的观点不谋而合。2017年6月，贵州省彝学研究代表团在甘肃天水参加“中华伏羲、女娲龙根文化精英论坛暨新中国第一部易学教材编撰工作会议”时考察了大地湾遗址，王子国、王继超两位彝学泰斗现场用古彝文解读了大地湾博物馆36个刻划陶文，直接破解了被学术界称为天书的刻划陶文是文字的事实。2019年6月22日，笔者在大地湾博物馆看到彩绘陶片实物上的陶文，其结构、形态与古彝文没有差别，馆内陈列的彩陶图案与考察组随行人员身着服饰图案元素基本相同，只要留心观察，就会发现大地湾彩陶图案符号与彝族图腾、彝族服饰、彝族建筑文化元素符号具有相同性、相似性。笔者认为把大地湾考古发现的刻划陶文、彩绘陶器、炭化种子、兽骨骨骼等与彝族文化、伏羲文化结合起来研究，或许能得出这些刻划陶文是不是最早的文字，彩绘陶器是不是中国最早的彩陶，炭化种子是不是中国农业的起源，兽骨骨骼是不是原始畜牧业兴起等问题的答案。史书记载，伏羲诞生于古成纪，东治陈（春秋、战国时因秦人在陈地建有粮仓，后世称陈醋地为陈仓，今陕西宝鸡），最后袭“陈”于河南淮阳。[0]《尚书·序》曰：“伏羲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这说明了伏羲所“造书契”一直引领着先民们进入文明时代。根据伏羲文化研究相关文献表明，一是伏羲大概生活在7000—8000年左右，这与大地湾考古一期测定时限7800—7300年基本相符；二是伏羲生活地域与大地湾考古发现地域相同。这说明大地湾文化与伏羲文化在地域上位于同一区域，时间上处于同一时期，两者在空间上、时间上具有双双的重叠性。据此，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伏羲“造书契”就在大地湾呢？不然古籍文献记载的伏羲“造书契”究竟在什么地方？所造的“书契”又是什么样子？显然，大地湾遗址发现的彩绘陶文极有可能就是当年伏羲“造书契”的再现，只是研究者们把这些彩绘陶文看作是初始文字，用甲骨文去无法解读后认定为初始文字，更没有把这些彩绘陶文与伏羲“造书契”联系起来思考，也忽略从民族学的视野去寻求答案，导致研究者们尚不知道如何破译这些有字的“天书”。令人无法想象的是，西南地区彝族一直使用的古彝文字，不但解读了大地湾考古发现的刻划陶文，同样能解读西安半坡、马家窑、马厂等地刻划陶文，这说明彝文化、大地湾文化、伏羲文化三者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导马名驹认为：“原始语言文字，如出土的陶器图案符号、岩画符号等，是先民们最早的原始文字，伏羲造书契，就是指伏羲时代的原始文字；美术图案及饰品文化，在伏羲时代出土的彩陶器物上发现了大量的美术图案，鱼纹、三角平行纹、半圆纹、鱼鸟花纹、蛙纹、连续旋纹等图案，示意着当时人们生活的重要内容。”[1]笔者认为，伏羲“造书契”绝不是说伏羲创造了文字，而是伏羲把已经使用了很久的文字进行了一次收集、整理、提升的过程，他对文字的创新发展作出了贡献。可以肯定的是，大地湾考古发现刻划陶文已经是成熟的刻划文字，在伏羲“造书契”之前，刻划文字至少历经了3000—4000年的发展历程。关于文字产生万年以上的发展源头信息，可以从彝族文献当中找到一些答案，本文在此不作赘述。如果大地湾文化与伏羲文化在空间上、时间上的重叠性成立，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大地湾就是古籍文献记载的伏羲“造书契”的地方，我们所看到的刻划陶文就是伏羲“造书契”的真实再现。二、古彝文解读考古遗址刻划陶文据了解，到目前为止，笔者尚未看到有研究者把大地湾、西安半坡、马家窑、马厂等地考古发现的刻划陶文进行完整地、系统地比较解读，除彝文化研究者用古彝文解读考古发现的刻划陶文外，也未看到其它现有文字对考古发现的刻划陶文进行比较。早在80年代，彝学专家们就用古彝文对这些刻划陶文进行过解读，如中国社科院冯时先生用古彝文破译了山东丁公村出土的陶符，湖南省株洲工学院刘志一先生考证了从湖南彭头山遗址出土的“饰符图片，认为这个古彝文距今已有九千年以上的历史，加上其初创时期已有万年以上的历史”，于是他大胆立论：“古彝文是世界文字始祖”，这一结论比大地湾刻划陶文要早2000年左右。王子尧(已故）在《古夷人史迹遗物与三星堆始源文化理论研究》一文中说：“在彝族世居的云南呈贡金宝山彝区距今12000年—10000年前的古人遗址，也出土了三个陶符，用彝文破译为“么夺织”，是彝族古代对竹崇拜社会的遗物。”[2]也就是说，金宝山出土的12000年—10000年前的刻划彝文不但记录历法，还服务于宗教祭祀活动。据悉，这三个陶符经考古专家测定有10000—12000年的历史，比具有9000多年的贾湖遗址还早3000年，比大地湾彩绘陶文早4000年。我国历史学家、文字学家郭沫若在《奴隶制时代古文字之辩证发展》中说：“这些刻划符号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如花杆或族徽之类”。在谈到西安半坡刻划符号时说：“彩陶上的这些刻画记号，可以肯定说就是中国文字(汉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中国秘书史》第一章说：“最早的文字产生于约6000年前的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的仰韶文化遗址中。”李孝定《从几种史前及有史早期陶文的观察蠡测中国文字的起源》中提出：“半坡文是已知的最早的中国文字，与甲骨文同一系统。”[3]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在《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中提出：“这种陶器上的简单文字，考古工作者以为是符号，我认为这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的文字。”[4]但是，这些刻划陶文还是无法用“甲骨文”解读。笔者撰写了几篇拙文《试析彝文字产生的源头》《彝文揭开8000年前甘肃大地湾刻划符号的神秘面纱》《彝族文化与大地湾刻划符号的同源关系》，特别是《彝族文化与大地湾刻划符号的同源关系》一文，引起各界不同的反响，得到著名作家、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鲁迅文学院原副院长王彬先生的重视，并通过微信将文章转发给《天水晚报》总编辑王若冰先生，认为此文对中国文字源流进行比较研究，很有新意，对大地湾文化研究也很有价值，推荐该文在《天水晚报》用四个整版进行全文登载。为能直观、简洁地向读者展示古彝文解读各地刻划陶文，笔者将古彝文解读大地湾、西安半坡、马家窑、马厂刻划符号图片进行展示，旨在说明古彝文的发展至少与最久远的刻划文字是同源文字，进一步证实了这些刻划不是符号是文字的结论，也证明了中国古老方块字即彝汉文字是同宗同源的文化体系，只是这个源头还在更久远的年代。（一）古彝文释读大地湾刻划陶文上述图1—1至1—8是古彝文解读大地湾刻划陶文，2—1至2—5释读西安半坡刻划陶文，3—1至3—6释读马家窑陶文，4—1至4—5释读马厂刻划陶文。通过比较解读，在大地湾、西安半坡刻划陶文比较中，两地至少有13个刻划陶文是相同的，这说明了两地刻划陶文之间具有同源性、传承性，是一脉相承的文字体系；再往后比较研究中发现，西半坡刻划陶文中有3个传承发展到马家“图片图片图片”刻划陶文中，在马家窑与马厂刻划陶文中，至少有10个刻划陶文相同。特别是刻划陶文“图片”，在大地湾、西安半坡遗址、马家窑、马厂等四地都出现，这表明这些刻划陶文之间存在传承发展的轨迹。为什么这些刻划陶文会在不同的地点出现呢？这说明了文化是伴随着人类的迁移发展而发展，从而使同源文化在不同空间和时间里出现，进一步说明了彝族文化、大地湾文化、伏羲文化之间具有同根性、同源性。 为进一步证实刻划文字、古彝文之间的关系，笔者从考古遗址、遗址距今年代、遗址刻划陶文比较等三个方面研究发现，这些刻划陶文之间如锁链一样环环相扣，形成大地湾→西安半坡→马家窑→马厂刻划陶文的文字发展传承轨迹，从而得出西安半坡、马家窑、马厂等刻划陶文是大地湾刻划陶文的延续发展结论。此外，这些刻划陶文还与浙江良诸、江西清江吴城、青海乐都、河南偃师二里头等遗址刻划陶文有着紧密的传承发展痕迹。让人难于理解的是，一直在西南彝区使用的古彝文却破解了被学界称为难解的“天书”，解答了考古发现的刻划不是符号，是文字的结论。图片图5—1大地湾、西安半坡、马家窑、马厂刻划陶文比较三、大地湾刻划陶文的外延发展和传承轨迹笔者研究发现，大地湾一期刻划陶文“图片”在西安半坡、浙江良诸、河南偃师二里头、江西清江吴城出土的刻划陶文中都出现“图片、图片、图片、图片”，在彝文中“图片”读作“SƐ33 、tɑ21”，有两个义项，即树（从偏旁）；一（单）。该符号根据各地考古发现测定时间为，大地湾“7800—7300年”，西安半坡“7000—6000年”，浙江良诸“5800—4400年”，河南偃师二里头“4000—3400年”，江西清江吴城“3800年”；五地刻划陶文时间相差依次为“800年、2000年、3800年、4000年”，这说明刻划陶文“图片”在不同的空间和时间中出现，说明了人类迁移发展把文化基因带到不同区域传承，故五地方的刻划陶文才形成延续发展的轨迹。图片图6—1刻划陶文外延发展轨迹大地湾“图片”在西安半坡、陕西临潼姜寨、浙江良诸、青海乐都、河南偃师二里头中都出现“图片、图片、图片、图片、图片”，相互之间时间相差“800年、1800年、2000年、3400年、3800年”，且这五个地方出现的刻划陶文，在彝文里写作“图片”，读作“SƐ33”，意为“木、神（五行木）”，图7—2是大地湾二期彩绘陶文与彝文比较解读的图片。图片图7—1 各地考古遗址刻划陶文发展轨迹图片图7—2 大地湾二期彩陶刻划陶文与彝文比较图8—2中“图片”陶文，是大地湾彩绘陶器、彩陶残片上不同方向的相同陶文，该陶文在西安半坡、陕西临潼姜寨、浙江良诸、河南偃师二里头中都同时出现“图片、图片、图片、图片”；在古彝文中，这个彝文字图片读作“ʣɿ33 、dƲ21、 dƲ21”，其意为“畜，钱财；（产）生、孔、癸（天干数）；翅膀等”。根据考古发现，四地相互间时间跨度为“1000年、1200年、3000年”。图片图8—1 各地考古遗址刻划陶文外延轨迹图片图8—2 大地湾二期刻划陶文与彝文比较再如西安半坡考古发现的“图片”刻划陶文作字例，该陶文在浙江良诸、马家窑、马厂、青海乐都、河南偃师、江西清江吴城都有，其形态为“图片、图片、图片、图片、图片、图片”，同样，在甲骨文、古彝文中也有这个文字，甲骨文中图片释为“又”；在古彝文中与“图片”相近的有四个，可读作“zu21、tʂo13、 go21、gu21”，其意为“由（来）；转；回、归；处所等。这说明了“甲骨文”、“古彝文”与上述六地刻划陶文是同一文化体系，一脉相承，他们在文化上具有同源性、同一性。图片图9—1各地考古遗址刻划陶文发展轨迹图10—2是大地湾考古出土彩绘陶器上的刻划陶文，特别是大地湾刻划陶文“图片”，在西安半坡、陕西临潼姜寨、浙江良诸、马家窑、马厂、青海乐都、河南偃师等地方都出现“图片、图片、图片、图片、图片、图片、图片、图片”，从未间断，该字符在考古遗址刻划陶文中的发现率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当然，这个刻划陶文“图片”在甲骨文和古彝文中同样存在，在甲骨文中“图片”释为“甲、十”，在彝文中“图片”可读作“sэ21、kƐ55 、kЩ21 ”，其意为“鱼鳞壳；贵；交配、生育魂等。”图片图10—1各地考古遗址刻划陶文发展轨迹图片图10—2 大地湾二期刻划陶文与彝文比较四、彝文化解析大地湾刻划陶文文化内涵为更多地挖掘大地湾遗址考古发现彩绘陶文信息，笔者从36个大地湾刻划陶文列表中，选取部分字符进行分析推测，探索彝族文化、大地湾文化、伏羲文化之间的更多文化信息。曾有人问我，能否解读出一句完整的句子或是词语之意，其产生的意义重大深远，但因获得的刻划陶文样本都是单个的彩陶残片和一些不算完善的考古信息，很难从单个的刻划陶文中解答出完整的句义，更何况尚未找到完整的彩陶上刻有连贯的刻划陶文，这肯定是难上加难。就从解读甲骨文来看，自1899年发现甲骨文以来，从发现的15万片甲骨上整理出甲骨文单字约4500个，经过100多年的解读，到目前为止，甲骨文也只解读出1500个左右单字，所以才有了“认出一个字，奖励10万元？”的破解文明密码的“攻坚战”，试想难度之大，不言而喻。下面是笔者根据彝文古籍文献中常出现的句例，结合考古资料，尝试从刻划陶文中解读出更多的文化内涵。（一）对大地湾彩绘陶文“图片”的分析推测一是从彝文古籍文献中常出现的句例分析“图片”的文化内涵。上图1-1是大地湾彩绘陶文总表，表中第31个陶文来源于下图6—1陶片样本F709：p15，这个彩绘陶文图片，在彝文中有三个字形与之相近，即图片、图片、图片，彝语依次读作mƲ21、bⅰ13 、bu33，其义分别为“母、阴、大，（偶蹄动物的）蹄子，始”。根据伏羲文化研究表明，伏羲氏是一位远古时代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社会，由渔猎畜牧向农耕文明进化，由野蛮向文明过渡的历史阶段的创世英雄。伏羲时代虽然是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时期，但人们还普遍存在对母性的崇拜。根据彝文献记载，彝族同样也从漫长的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在彝族传统文化中，父为阳，母为阴，故彩陶残片上的陶文“图片”与古彝文“图片”对应，其义可选择“母、阴、大”之义。图片图11—1 大地湾出土彩陶刻划陶文如果将“图片”与图1—1中第12个符号“图片”结合起来，就能得到一个完成的意思。古彝文中与大地湾考古发现的刻划陶文“图片”相近的有三个字符。一是“图片”与大地湾“图片”相近，在古彝文中“图片”读作za13 ，意为“下、降 ”；二是“图片”在古彝文中读作ndo13，意为“居住”；三是“图片”在古彝文中读作 ʈɿ55，义为解，放。笔者认为，大地湾遗址中的“图片”选取“下、降”之意最为恰当。因为在彝文古籍《西南彝志》《彝族源流》等文献中，常常出现“图片”与“图片”在一起结合出现“图片图片”，在彝语翻译中直译为“母降”，意译为“阴降”。另在古籍文献中也常看到“图片图片图片图片”，意为“阴阳升降”或“阳升阴降”。二是从大地湾考古发现动物骨骼分析彩绘陶文“图片”的文化内涵。正如所述“图片”在彝文中有相近字三个“图片”“图片”“图片”，分别读作mƲ21 、bⅰ13 、pi33，释义分别为“母、阴、大，（偶蹄动物的）蹄子，始。”之义。再结合大地湾一期发掘出土的灰坑、房址、墓葬中发现的猪、狗、鹿、羊和其他动物骨骼分析，三个形近的古彝文中“图片”读作bⅰ13 ,意为（偶蹄动物的）蹄子，这与大地湾考古发现的猪、狗、鹿、羊的骨骼来分析是吻合的。通过分析推测，大地湾彩绘陶文“图片”得到两个结论，一个是根据彝文古籍文献中常出现的句例，义为“母、阴、大”之义，另一个根据大地湾考古动物骨骼考古分析推测为（偶蹄动物的）蹄子，至于选择那个结果更为恰当，这需要更多学者结合大地湾8000年前的地理环境及生活轨迹进行判断探索，选择出符合当时社会环境的文字内涵。图片图11—2 大地湾博物馆家畜训养图片（二）大地湾第一期彩绘陶文“图片”的文化内涵图1—1中第4个陶文，是第一期A类彩绘符号H3114“图片”，如下图12—1为大地湾第一期彩绘陶片图片，根据大地湾遗址中植物木炭的出土分析，表明当时大地湾以针叶和阔叶混交林为主，其植物树种以冷杉、榆树、榛木、白蜡树、铁木、槲栎（青冈）、花楸、槭木（枫）等，分别属于落叶乔木和常绿灌木，其中亚热带树种有槲栎和铁木两种。结合这些遗址中的植物木炭分析，“图片”所表达的是一种人们常用的植物树种，而在古彝文中，“图片”、“图片”“图片”与“图片”在结构上相似或相近，在古彝文中“图片”，读作Po33 ，纬（线）之意；图片读作Po33，义为钻、捅；“图片”读作“so13 ”，义为“松、杉或小麦”。结合大地湾遗址植物木炭考古分析，“图片”彩绘陶文所表达的意思应是下图12-2植物树种中的第一种冷杉，笔者认为他就是古彝文中“图片”读作“so13 ”，义为“松、杉或小麦”。图片图12—1 大地湾第一期彩绘陶文图片图片图12—2大地湾考古植物木炭图片当然，以大地湾为代表的仰韶文化刻划陶文能用古彝文释读外，大地湾、马家窑等地发现的彩陶图案在彝族图腾、彝族服饰、彝族建筑、雕刻、绘画中常常出现，如火镰纹、如意纹、图腾纹、螺旋纹、几何纹、动物纹、八卦纹、植物纹、犬齿纹等，这种高密度的文化信息重合，说明古彝文解读大地湾等地刻划陶文不是偶然，而是必然，也更加有力的证明了古彝文化与大地湾文化、伏羲文化的同源性、同根性关系。结 语：通过多角度分析探索，惊人地发现越古老的文化越往上追溯，其文化的同源性、同根性、同一性特征更为明显，在核心价值观上更是一脉相承。从古彝文解读大地湾等地彩绘陶文，明确得出大地湾彩绘刻划不是符号而是文字，进一步阐释了彝文化、大地湾文化、伏羲文化是一脉相承，一母所生的同根同源文化，用彝文化解读考古发现的刻划陶文，无疑是一把打开文明源头的金钥匙，是破解文明要素“文字”难关的突破口，这对探寻中华文明源头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参考文献：①宋进喜著《大地湾文化概说》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8年9月第1版。②张津梁主编《伏羲文化研究论文选编》2019年6月印。③王子国编著《彝文字释》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9年11月第1次印刷。④毕节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编《藏羌彝走廊·彝族文化产业博览会‘文化高峰论坛论文集’》四川党建期刊集团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17年9月第1版。⑤丁诗建 王继超 李玉平编《明清彝文书法汇辑》贵州教育出版社 1998年11月第1版。⑥贵州省彝学研究会 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语文办公室 贵州民族学院彝文文献研究所 贵州省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编《简明彝汉字典》贵州民族出版社 1991年9月。⑦滇川黔桂彝文协作组编《彝文字集》贵州民族出版社 四川民族出版社 四川出版集团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4年6月第1版。 ⑧周宜兴著《中华文明8000年》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5年11月第1版。⑨周子博 周宜兴著《中国上古时代的文字‘二进制计数与六十四卦’》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8年6月第1版。【附: 1、荣氏《开山图注》曰：“伏羲生成纪（今甘肃天水市），徙治陈仓（今陕西宝鸡，与天水为邻”。郑椎《通志》也有：“伏羲，生于成纪，作都于陈”的记载。《绎史》卷三亦云：“伏牺生成纪，徙治陈仓”。《帝王世纪》云：“庖牺氏（伏羲）称太昊，都陈”。 [1] .张津梁编《伏羲文化研究论文选编》第60页《关于伏羲文化内涵和外延的思考》。 [2] .毕节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编《藏羌彝走廊·彝族文化产业博览会‘文化高峰论坛论文集’》四川党建期刊集团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17年9月第1版，第95页。[3] .李孝定《从几种史前及有史早期陶文的观察蠡测中国文字的起源》。[4] .《文物》1973年02期。】
1、彝族的传统节日，彝族的节日主要有火把节、彝族年、拜本主会、密枝节、跳歌节等。“火把节”是彝族地区最普遍而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一般多在夏历六月二十四或二十五。每到火把节，彝族男女老少，身穿节日盛装，打牲畜祭献灵牌，尽情跳舞唱歌、赛马、摔跤。
2、彝族的婚礼，男女青年订婚之后，便要进行婚宴的准备。婚宴多用猪、鸡肉，不用羊肉。滇南石屏彝族有在出嫁前邀集男女伙伴聚餐痛饮之习；滇西的彝族，凡娶亲嫁女，都要在庭院或坝子，用树枝搭棚，供客人饮酒、吸烟、吃饭、闲坐，民间把这种用枝搭的临时棚子称青棚。
3、背新娘，按照彝家俗规，新娘出阁时，双脚不得落地沾土，否则便有子嗣不蕃之虞，须由接亲的小伙子来背新娘，并扶她上马。迎娶归途上还有种种规矩：倘山高路窄无法骑马时，须由接亲的小伙子轮流背负新娘而行;过河涉水，更得由人背过河，新娘的绣花鞋万万不能沾水。
4、泼水接亲，彝族认为，清水能驱恶除邪，送走妖魔，带来幸福。因此，彝族新婚时一定要泼水，为能经受住这个考验，在迎亲时，男家选派未婚伙子去接亲时，既要身体强壮，又要精明能干，既能招架泼水的受寒之苦，又能完成"抢走"新娘的艰巨任务。
火把节：
“火把节”一般在农历六月二十四至二十六晚上举行，是彝族盛大的节日。届时要杀牛、杀羊，祭献祖先，有的地区也祭土主，相互宴饮，吃坨坨肉，共祝五谷丰登。
火把节一般欢度3天，头一天全家欢聚，后2天举办摔跤、赛马、斗牛、竞舟、拔河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然后举行盛大的篝火晚会，彻夜狂欢。
当夜幕降临后，人们挥动火把，成群结队绕村串寨，翻山过田，互相往对方的火把上撒松香粉，打火把仗，满山遍野照耀得如同白昼。照彝族的习俗，在火把上撒松香粉，使火把“嘭”地腾起一团绚丽的火花，并扬起一股香气，是表示一种美好心愿。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彝族
彝族服饰，各地不尽相同。凉山、黔西一带，男子通常穿黑色窄袖右斜襟上衣和多褶宽裤脚长裤，有的地区穿小裤脚长裤，并在头前部正中蓄小绺长发头帕，右方扎一钳形结。妇女较多地保留民族特点，通常头上缠包头，有围腰和腰带；一些地方的妇女有穿长裙的习惯。男女外出时身披擦尔瓦。首饰有耳坠、手镯、戒指、领排花等，多用金银及玉石做成。彝族服饰种类繁多，色彩纷呈，是彝族传统文化和审美意识的具体体现。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生活在不同地区的彝族人民，创造和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服饰习俗，在彝族物质民俗构成中占有重要地位。根据彝族服饰民俗的地域、支系表现，可将彝族服饰划分为凉山、乌蒙山、红河、滇东南、滇西、楚雄六种类型，各种类型又可分为若干式样。这里介绍其中几种。 广西那坡、云南麻栗坡部分彝族还保留着贯斗方袍的古老款式，这款服装仅在节日或举行仪式时妇女穿用。本型衣装多以白、蓝、黑为底色，多饰动植物花纹和几何图案。工艺有刺绣、镶补、蜡染等多种技法。分路南、弥勒、文西三式。 总体而言，彝族服饰具有以下4个特点：（1）反映了黑之尊、黄之美的审美观；（2）反映了彝族“顾头”的生活习惯和荣誉意识；（3）男子服饰多体现其英勇善战的气概；（4）服饰图案纹样体现了彝族对自然的理解和崇敬。彝族生活中的主要食物，大部分地区是玉米，次为荞麦、大米、土豆、小麦和燕麦等。肉食主要有牛肉、猪肉、羊肉、鸡肉等，喜欢切成大块大块(拳头大小)煮食，汉族称之为“砣砣肉”。大、小凉山及大部分彝族禁食狗肉，不食马肉及蛙蛇之类的肉。彝族喜食酸、辣，嗜酒，有以酒待客的礼节。酒为解决各类纠纷，结交朋友、婚丧嫁娶等各种场合中必不可少之物。彝族人民能歌善舞。彝族民间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曲调，诸如爬山调、进门调、迎客调、吃酒调、娶亲调、哭丧调等。有的曲调有固定的词，有的没有，是临时即兴填词。山歌分男女声调，各地山歌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彝族乐器有葫芦笙、马布、巴乌、口弦、月琴、笛、三弦、编钟、铜鼓、大扁鼓等。彝族舞蹈也颇具特色，分集体舞和独舞两类，其中多为集体舞，如“跳歌”、“跳乐”、“跳月”、“打歌舞”和“锅庄舞”等。动作欢快，节奏感强，通常由笛子、月琴、三弦伴奏。与玛雅文明相媲美的彝族十月太阳历：历法是人类文明的标志。闻名世界的玛雅文化其精髓之一便是历法。以前，中国大部分地区都通行农历。但在我国的彝族，至今还保留着一种鲜为人知的古老的历法--彝族十月太阳历。据推测，此种历法源渊于远古伏羲，大约有上万年的历史。它把中国的文明史追溯到埃及、印度、巴比伦三个文明古国之前。
历史】彝族是古羌人南下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与西南土著部落不断融合而形成的民族。在六七千年前，居住在我国西北河湟地区的古羌人，开始向四面发展，其中有一支向祖国的西南方向游弋。到3000多年前，这支向西南游弋的古羌人以民族部落为单位，在祖国的西南地区形成“六夷”、“七羌”、“九氐”，即史书中常出现的所谓“越嵩夷”、“青羌”、‘‘侮”、“昆明”、“劳浸”、“靡莫”等部族。当古羌人游弋到西南时，西南地区已有与其先后到达的两大古老族群——百濮族群了百越族群。古羌人到西南后，他们了百濮、百越长期相处、互相融合，并吸收和百濮、百越的南方文化。魏晋以后，昆明人与焚(濮)的融合发展为对僚人的融合。汉至六朝，汉文史籍把云南东部、贵州西部、四川南部的主要居民称为叟人，有时则以叟、濮并列。隋唐以来，彝族先民地区有乌蛮与白蛮的分化，乌蛮系由昆明部落发展而成，白蛮系以叟、濮为主体，并与其他民族融合而成。彝族先民在长期形成与发展中，活动范围曾遍及今云南、四川、贵州三省腹心地带及广西的一部分，其核心地区应是三省毗连的广大地区。彝族历史上一个重要特征，是长时期保持着奴隶占有制度。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及其以前，彝族先民社会已出现游牧部落与定居农业部落的分化。东汉至魏晋时期，各彝族先民地区继续分化出一批叟帅、夷王，表明在征服濮人等部落的基础上，昆明部落已基本完成从原始部落向奴隶占有制度的过渡。8世纪30年代，蒙舍诏统一六诏，云南彝族、白族先民联合各族上层建立了南诏奴隶制政权，统治中心在今云南西部大理白族自治州一带，统治范围达到今云南东部、贵州西部与四川南部，基本上控制了彝族先民的主要分布地区。南诏奴隶制王朝曾长期统治彝族先民地区，不能不对当地奴隶制的存在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唐天复二年(902)，南诏奴隶制王朝的覆灭，不意味着彝族先民地区奴隶制随之消亡。两宋300多年中，戎(宜宾)、泸(泸县)、黎(汉原)3州的彝族先民，处在宋王朝与大理政权的相互争取之中，出现了奴隶制经济相对繁荣的局面。与之相配合，奴隶制生产关系出现了强大部落奴役小部落的情况。蒙古蒙哥汗三年(1253)，蒙古骑兵自四川分三道进攻云南，经彝族地区，促使处于分裂状态的各彝族地区出现比较松散的反蒙古联合，开始统一于罗罗族称之下。与之相对应，蒙古贵族加强了对各地彝族兹莫即土长的争取工作，发展为在部分边疆民族地区分封各族首领世袭官职以统治当地人民的土司制度。自1263～1287年，相继在今越西、西昌、屏山、大方、昭通、威宁等地设立彝族土司。明代276年间，地跨云、贵、川三省的水西(大方)，乌撤(威宁)、乌蒙(昭通)、芒部(镇雄)、东川(会泽)、永宁(叙永)、马湖(屏山)、建昌(西昌)等地各彝族土司(兹莫)连成一片，相互支援，保持着基本上相同的奴隶制度，与低下的社会生产力相适应，各彝族地区基本上可以划分为土司及黑骨、白骨与家奴3个等级。在上述等级关系的基础上，明代水西、建昌、乌蒙等地彝族的土司制度仍然是奴隶制的上层建筑。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在彝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给土司、土目、奴隶主势力以沉重打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部分地区比较迅速地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编辑本段]【文化艺术】彝族人民能歌善舞。彝族民间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曲调，诸如爬山调、进门调、迎客调、吃酒调、娶亲调、哭丧调等。有的曲调有固定的词，有的没有，是临时即兴填词。山歌分男女声调，各地山歌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彝族乐器有葫芦笙、马布、巴乌、口弦、月琴、笛、三弦、编钟、铜鼓、大扁鼓等。彝族舞蹈也颇具特色，分集体舞和独舞两类，其中多为集体舞，如“跳歌”、“跳乐”、“跳月”、“打歌舞”和“锅庄舞”等。动作欢快，节奏感强，通常由笛子、月琴、三弦伴奏。彝族：能歌善舞的民族凉山是歌舞之乡，彝族是能歌善舞的民族。凉山彝族音乐风格古朴，品种繁多，民族特色鲜明而浓郁。民间音乐中的民歌和民间文学关系密切，很多普遍流传的抒情长诗，如《阿莫尼惹》、《阿依阿呷》、《阿惹妞》、《阿丝牛牛》等。都是用歌曲形式传唱的。除叙事性的歌曲外，有结婚时唱的歌曲如《惹打》，火把节唱的歌曲如《都火》、劳动时唱的歌曲如《犁地歌》、《牧学歌》等。此外还有山歌，如布拖高胜山歌、儿歌等。彝族民歌因地区的不同，其风格也有差异。凉山南部地区的民歌高吭激越，中西部地区的民歌轻柔优美，东部依诺地区的民歌敦厚朴实。过去的彝族民歌，总的说来给人以压抑低沉之感，但其朴素优美的民族、地区韵味十分鲜明。民间器乐不是供作伴奏，而是独立发展，自成系统。引人注目的是它展示的历史时空跨度极大。常见的有口弦、月琴、马布、葫芦笙、胡琴、彝箫、坚笛、唢呐等。此外，吹木叶，即以一片树叶来吹奏乐曲也是彝族人民喜爱的民间音乐。口弦和月琴十分普遍，几乎所有的妇女．无论老幼，襟前都挂着一付口弦，随时可以演奏。口弦是一种独特而简易的乐器，由几片长约七八厘米的薄簧片组成．有竹片和铜片两种，最少的两片，最多的达五六片。竹制的音色深厚、低沉。铜制的音色清脆、秀丽。吹奏时以手指拨动黄片，利用口腔共鸣变化音色。簧片除发出本音外．还发出十分优美的泛音，构成音乐较宽的曲调。月琴多为中青年男子喜爱，其中不乏优秀的民间月琴手。50年代．凉山彝族姑娘沙玛乌芝在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节演奏的月琴．受到热烈赞扬。凉山彝族的民间舞蹈往往和歌唱、器乐的演奏分不开。民间舞一类是产生于生产劳动中的舞蹈如荞子舞、包谷舞、织毡舞等，大多是模拟劳动动作和表现生产过程。另一类是在节日或在婚嫁欢乐场面中常见的舞蹈如跳锅庄、跳“都火”、对脚舞、被毡舞、芦至舞。有的表现耕牧的勤劳。丰收的欢乐，有的表现征战的勇敢、爱情的追求。从彝族民间艺术中开出的凉山歌舞之花，不仅在中外舞台上一展辉煌，而且在现代生活中遍地开放。今天，在凉山城乡经常可以看到男女老少手拉着手，踏着民族风味的节拍，欢乐地跳着达体舞。达作是彝语的音译，意为踏地舞或脚踏舞，是在传统的彝族歌舞基础上编创而成的一种集体舞蹈。动作简练明快，音乐悠扬流畅，乡土气息浓郁，时代色彩强烈。80年代一经形成，迅速普及全州并以大西南民族交谊舞的态势，很快向州外、省外推开。在94凉山彝族国际火把节上来自国内外的客人和彝族同胞手拉手，围着一堆堆青火．跳在一起，融为一家，场面热烈壮观．气氛亲切感人。彝族的民族音乐包括歌曲和乐器。彝族的歌曲有：史诗歌、情歌、喜歌、风俗歌--内中又有喜酒歌、叫魂歌、送鬼歌、巫师调等多种曲调；从名目上分，歌曲有俄、雅、左、格等。“俄”是唱的意思，可以在各类场合中演唱，气氛较为轻松随意；“雅”是一种独唱山歌，演唱者一般为男女青年，多为触景生情；“左”是一种婚礼歌，在举行婚礼大夜晚，由主客双方各出两名歌手边舞边唱；“格”是一种悼念死者时或祭祖活动时演唱的合唱歌曲，一人领唱，众人学唱，歌词由领唱者即兴创作；“毕”是指彝族毕摩在进行宗教活动时唱的歌，我们称之为宗教音乐，以与“俄”进行区分。音乐则有歌舞音乐、口弦音乐、吹叶子音乐，其中也各有许多曲调。此外，还有多种乐器：月琴是彝族最喜爱的乐器之一，弦普遍为两根，具有较强的艺术表现力；口弦是用竹质、铜质制成形状象竹叶的簧片，在中间有一簧舌，靠控制呼吸来调节音色；“玛布”是彝族独特的乐器之一，其吹奏特点是利用鼻孔吸气，让鼓腮连续不断送气，可模仿婴儿啼哭，鸟雀鸣唱；葫芦笙和唢呐，多用于吹奏彝族民歌和曲调。[编辑本段]【服饰】彝族服饰，各地不尽相同。凉山、黔西一带，男子通常穿黑色窄袖右斜襟上衣和多褶宽裤脚长裤，有的地区穿小裤脚长裤，并在头前部正中蓄小绺长发头帕，右方扎一钳形结。妇女较多地保留民族特点，通常头上缠包头，有围腰和腰带；一些地方的妇女有穿长裙的习惯。男女外出时身披擦尔瓦。首饰有耳坠、手镯、戒指、领排花等，多用金银及玉石做成。[编辑本段]【风俗习惯】"跳菜"－－彝族的歌舞伴餐："跳菜"，即舞蹈着上菜。它是云南无量山、哀牢山彝族民间一种独特的上菜形式和宴宾时的最高礼仪，是舞蹈、音乐与杂技完美结合的历史悠久的传统饮食文化。宴宾时，通常用方桌沿两则一溜摆开，宾客围坐三方，中间留出一条"跳菜"通道。三声大锣 拉开"跳菜"序幕：大锣、芦笙、三弦、闷笛、树叶等民乐齐奏；在姑娘小伙"呜哇哩--噻噻"的吆喝声中，只见顶着托盘的彝家男子双手拱揖，脚步忽高忽低，忽急忽缓，另一个人头顶和双臂各撑一菜盘(共24碗)紧随其后入场。他们合着古朴纯厚的民乐协奏曲，脸上作着滑稽州怪相，跳着歪来复去而又轻松、优美、流畅、连贯的舞步，一前一后登场。两位手舞毛巾的搭档，则怪态百出，形如彩蝶戏花般忽前、忽后、忽左、忽右地为其保驾护航。一对托菜手要上菜四桌，搭档把32碗菜摆成回宫八卦阵，每碗菜都像一粒"棋子"。自有定位，全按古已有之的规矩逐一落桌，丝毫不乱。各地彝族盛行父系小家庭制，幼子往往和父母住在一起。妇女地位较低。遗产由诸子平分，绝业一般归近亲所有。彝族历史上盛行父子连名，此俗在凉山彝族居民中一直继续到建国前。一夫一妻是彝族婚姻的基本制度，娶媳需付较高的聘金，交错从表婚比较流行，夫死实行转房。建国前云南部分彝族地区还保持着公房制度，凉山彝族保持着严格的等级内婚。历史上彝族多实行火葬，建国前，凉山及云南沿金沙江一带居民仍行此葬俗。其他地区自明、清以来逐渐改为上葬。服饰：彝族服饰种类繁多，色彩纷呈，是彝族传统文化和审美意识的具体体现。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生活在不同地区的彝族人民，创造和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服饰习俗，在彝族物质民俗构成中占有重要地位。 根据彝族服饰民俗的地域、支系表现，可将彝族服饰划分为凉山、乌蒙山、红河、滇东南、滇西、楚雄六种类型，各种类型又可分为若干式样。这里介绍其中几种。 （1）凉山型 主要流行于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和毗邻各县，以及云南省金沙江流域。由于大小凉山天堑壑障的隔绝所造成的特定自然地理环境以及特定历史阶段上的社会形态一一奴隶制，其服饰古朴、独特，较完整地保持了传统服饰的文化特征。 凉山男女上衣均为右衽大襟衣。男女老幼皆披擦尔瓦，披毡，裹绑腿，套毡袜。男子发式为传统的“天菩萨”，即蓄一绺长发椎髻于头顶头，大多头上盘缠黑色或深蓝色长巾，且常裹成一尖锥状，斜插额前，称为“英雄结”，左耳戴蜜腊珠、银耳圈等饰物。下着长裤，并因语言，地域不同而有大、中、小裤脚之分，佩饰最富特色即为“图塔”，是斜挎于身上的佩带，用细牛筋编织成带，带面镶以白色砗磲片。妇女着裙，戴头帕，生育后戴帽或缠帕。双耳佩银、珊瑚、玉、贝等耳饰，重颈部修饰，戴银领牌。下着百褶长裙，成年裙分为三节，上节为裙腰，中节成筒状，下节多皱褶。多在腰际佩挂一三角形荷包，包面精饰各种纹样，下端缀以五色飘带，用于盛物。另在胸前佩戴口弦、针筒以及装饰过的獐牙，信能以之辟邪。其衣饰的传统衣料以自织自染的毛麻织品为主，喜用黑、红、黄等色，其工艺可用挑、绣、镶、滚等多种技法，火镰、羊角、蕨芨草等图案是其传统纹样，下分依诺、圣乍、所底三个样式。【饮食】彝族生活中的主要食物，大部分地区是玉米，次为荞麦、大米、土豆、小麦和燕麦等。肉食主要有牛肉、猪肉、羊肉、鸡肉等，喜欢切成大块大块(拳头大小)煮食，汉族称之为“砣砣肉”。大、小凉山及大部分彝族禁食狗肉，不食马肉及蛙蛇之类的肉。彝族喜食酸、辣，嗜酒，有以酒待客的礼节。酒为解决各类纠纷，结交朋友、婚丧嫁娶等各种场合中必不可少之物。[编辑本段]【民居】彝族的房屋结构有的地区和周围汉族相同，凉山彝族居民住房多用板顶、土墙；广西和云南东部彝区有形似“干栏”的住宅。土掌房--彝族独特的民居建筑：彝族的"土掌房"与藏式石楼非常相似，一样的平顶，一样的厚实。所不同的，是它的墙体以泥土为料，修建时失用夹板固定，填土夯实逐层加高后形成土墙(即所谓"干打垒")。平顶的制作也与石楼相似，也具备晒场的功能。土掌房分布在滇中及滇东南一带。这一带土质细腻，干湿适中，为土掌房的建造提供了大量方便易得的材料和条件。彝族住房多为三间或五间。正中一间为堂屋，是家庭成员聚会之所，亦为接待客人之所。靠墙壁左侧，设一火塘，火塘边立石三块成鼎状，锅支其上，称为"锅庄"。锅庄严禁人踩踏跨越，否则认为不吉。锅庄上方，以蔑索吊一长方形木架，上铺竹条，作烘烤野兽干肉或蒜头、花椒、辣子之用。火塘用以煮饭、烧茶、取暖和照明。彝族一家老幼，常围火塘而坐，叙天伦之乐，火塘成为彝族传递文化的场所。一般彝族人家，则在火塘边铺一草席，身裹披毡而眠。[编辑本段]【历法】与玛雅文明相媲美的彝族十月太阳历：历法是人类文明的标志。闻名世界的玛雅文化其精髓之一便是历法。以前，中国大部分地区都通行农历。但在我国的彝族，至今还保留着一种鲜为人知的古老的历法--彝族十月太阳历。据推测，此种历法源渊于远古伏羲，大约有上万年的历史。它把中国的文明史追溯到埃及、印度、巴比伦三个文明古国之前。彝族十月太阳历以12届相轮回纪日，3个属相周期为一个时段(月)，即36日为一月，30个属相周为一年。1年10个月，360日，10个月终了，另加5日"过年日"，习称"过十月年"，全年为365天。每隔3年多加1天，即闰年(闰日)，为366天。据考证，彝族的向天坟，其实就是古人用以观天象星斗的天文台，与彝族太阳历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彝族十月太阳历是悠久神秘的古老历法，它与中国儒、道、阴阳学说有深厚的渊源关系，至今还有许多"密码"有待破译和研究。[编辑本段]【宗教信仰与重要节日】彝族宗教具有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崇奉多神，主要是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自然崇拜中，最主要是对精灵和鬼魂的信仰。彝族的节日主要有“火把节”、“彝族年”、“拜本主会”、“密枝节”、“跳歌节”等。“火把节”是彝族地区最普遍而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一般多在夏历六月二十四日或二十五日。每到火把节，彝族男女老少，身穿节日盛装，打牲畜祭献灵牌，尽情跳舞唱歌、赛马、摔跤。夜晚，手持火把，转绕住宅和田间，然后相聚一地烧起篝火，翩翩起舞。火把节－－彝族的狂欢节："火把节"一般在农历六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晚上举行，是彝族盛大的节日。当夜幕降临后，人们挥动火把，成群结队绕村串寨，翻山过田，互相往对方的火把上撒松香粉，打火把仗，满山遍野照耀得如同白昼。照彝族的习俗，在火把上撒松香粉，使火把"嘭"地腾起一团绚丽的火花，并扬起一股香气，是表示一种美好心愿：后辈对老辈撒，是尊敬，祝 福长寿；长辈对晚辈撒，是爱抚，祝愿吉利； 同辈互撒，是亲密友爱；青年男女互撒，则是恋爱的开始。路南、圭山等地的彝族，节日期间，人们弹着大三弦，跳起"阿细跳月"，同时举行摔跤、斗牛等活动；楚雄、弥勒等地的彝族，也举行传统的"祭火"仪式。节日之夜，在彝族聚居的大山深处，到处是"火树银花不夜天"，景象十分壮观。打歌－－最受欢迎的全球民间舞蹈：每逢收获、婚嫁或节庆，生活在云南的彝族，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上千人，围着一堆堆熊熊的烈火，以四周沉寂肃穆的青山和深邃神秘的天幕为背景，合着芦笙、短笛、月琴和树叶吹奏的音乐节拍，男女手拉手，围成圆圈，逆时针方向踏足而歌，通宵达旦，兴尽方休。1986年，美国国际民间艺术组织曾把这种民间自娱性的歌舞列为最受欢迎的"全球十大民间舞蹈"之一。"打歌"遍及云南，不仅彝族，就连白族、纳西族等民族中都盛行这种歌舞形式，只是叫法不同而已，如有"打歌"、"左脚舞"、"踏歌"、"跳芦笙"等名称。 据考证，"打歌"系"踏歌"转音而来。早在汉唐之际，"踏歌"就曾是我国中原及南方民间十分活跃的民俗性歌舞。而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铜鼓形贮贝器上所铸的"滇族羽舞"和江川李家山出土的18个垂尾人连臂环舞的铜扣饰以及凝固在云南沧源等地崖画上的舞蹈图纹，其舞蹈图案都与彝族的"打歌"形象相同，这也许可作为彝族"打歌"起源古老悠久的佐证。至今，在云南巍山县巍宝山龙谭殿的壁画上还保留着一幅清代人绘制的"踏歌图"，其情形与今天巍山彝族的打歌非常相似。[编辑本段]火把节传说很早以前，天上有个大力士叫斯惹阿比，地上有个大力士叫阿体拉叭，两人都有拔山的力气。有一天，斯惹阿比要同阿体拉叭比武，即摔跤，可是阿体拉叭有急事要外出，临走时，他请母亲用一盘铁饼款待斯惹阿比。斯惹阿比认为阿体拉叭既然以铁饼为饭食，力气一定很大，便赶紧离开了。阿体拉叭回来后，听母亲说斯惹阿比刚刚离去，便追了上去，要和他进行摔跤比赛，结果斯惹阿比被摔死了。天神恩梯古兹知道了此事，大为震怒，派了大批蝗虫、螟虫来吃地上的庄稼。阿体拉叭便在旧历六月二十四那一晚，砍来许多松树枝、野蒿枝扎成火把，率领人们点燃起来，到田里去烧虫。从此，彝族人民便把这天定为火把节。今天是火把节，我非常高兴。下午，妈妈带我到街上去买火把。一路上，我看见许多卖火把的人，一边喊一边卖，忙得汗流浃背。买火把的人争先恐后，非常热闹。我们买了两把火把和一袋松香高高兴兴往家里跑去。到了晚上，我们就到楼下去打火把。我们先把火把点燃，一会儿火苗欢快地跳跃着，急忙撒上松香，“呼”的一声，火苗就变大了，原来的火焰是蓝色和红色的，此时变成了紫色、黄色、红色和蓝色。火焰照亮了夜空，映红妈妈的笑脸。妈妈问我：“你知道火把节的来历吗？”我说：“不知道。”然后我们就回家去查资料。通过查找资料，我终于明白了火把节是聪明的彝族人民为保护庄稼，消灭害虫而来的。知道了火把节的来历，我更喜欢勇敢的彝族人民最普遍最隆重的传统节日--火把节了。（写于2008年火把节）农历6月24日，是彝族自治州一个特别的日子，当然，那一天，人们也在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庆祝着.它不象春节那样放响鞭炮似的喧嚣，也不象中秋节那样颇为宁静，它是以火焰驱走了夜的静，以火苗的升幅宣告了它的嚣，似静却嚣，似。嚣却不乏静.很早以前，天上有个大力士叫斯惹阿比，地上有个大力士叫阿体拉叭，两人都有拔山的力气。有一天，斯惹阿比要同阿体拉叭比武，即摔跤，可是阿体拉叭有急事要外出，临走时，他请母亲用一盘铁饼款待斯惹阿比。斯惹阿比认为阿体拉叭既然以铁饼为饭食，力气一定很大，便赶紧离开了。阿体拉叭回来后，听母亲说斯惹阿比刚刚离去，便追了上去，要和他进行摔跤比赛，结果斯惹阿比被摔死了。天神恩梯古兹知道了此事，大为震怒，派了大批蝗虫、螟虫来吃地上的庄稼。阿体拉叭便在旧历六月二十四那一晚，砍来许多松树枝、野蒿枝扎成火把，率领人们点燃起来，到田里去烧虫。从此，彝族人民便把这天定为火把节。
旅游纪念品市场开发论文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1]魏新生。开封旅游纪念品开发对策探讨[J].商场现代化，2007（3）. [2]詹雪梅。论河南旅游文化的发展[J]. 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8.（15）. [3]郭桂玲。浅析河南旅游商品目前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科技信息，2007.（23）. [4]余沛。焦作旅游纪念品开发战略研究[J].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2）. [5]秦方方。 河南地域文化在艺术设计教学中的价值研究[J]. 美与时代，2008.（11）. [6]钟蕾，罗斌。 天津民俗文化旅游纪念品开发与对策研究探析。包装工程，2010（8）. [7]郑丽娟。 黑龙江省旅游特色纪念品的'开发及营销策略研究[D]2006.请继续阅读相关推荐： 毕业论文 应届生求职 毕业论文范文查看下载 查看的论文开题报告 查阅参考论文提纲 查阅更多的毕业论文致谢 相关毕业论文格式 查阅更多论文答辩 了解相关论文写作 查阅更多毕业论文参考文献 ;
云南民俗文化市场化研究论述论文
[论文关键词]云南；民俗文化；研究状况；综述
[论文摘要]云南是民族文化大省，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和民俗文化资源。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民俗文化开发的市场化程度也越来越高。其中从经济学、人类学等方面，对云南民俗文化的市场化研究状况作了总结，可资参考。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交通的便捷和人们生活消费观念的转变，越来越多的人对民俗文化发生浓厚的兴趣，客观上在促进民俗旅游产业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将其推向了市场化的境地。与此同时，对以丰富的民俗资源著称的云南进行有关市场化的研究也有了很大的进展，内容涉及经济学、人类学等多方面，现将其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一、国内的研究状况综述
(一)文献典籍中的记载
民俗文化市场化是经济进步和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故国内早期专门研究民俗文化市场化的著作几乎没有，但关注商品市场与民俗文化之间关系的观念中国早已有之。从历史典籍记载进程来看，《庄子·逍遥游》记载:“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用“章甫”(帽子)这个商品因民俗文化的不同而在市场上无法流通的事例，记载民俗与商业贸易之间的关系。司马迁在《史记》中专辟“货殖列传”专栏，以区域性民俗特点作为该传的基本框架。把各地物产概括为山东、山西、江南和江北四区，然后结合各地的民俗来阐述当时的商业活动规律，认为古代风土人情对区域贸易的影响很大。潘雄先生对此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如果经济民俗学或民俗经济学能正式成为一门应用科学的话，那么这一学科的先驱者应该是中国的司马迁。此后的《风俗通义》、《荆楚岁时记》等文献也对一些民俗文化事象展开论述，但未见将民俗文化与市场相结合进行叙述的内容。
(二)经济学角度的研究
目前，关于民俗文化市场化有系统研究的成果甚少，从可以查阅到的资料来看，专著类的成果有:何学威所著的《经济民俗学》，围绕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等方面展开，阐释经济生活中的民俗文化因素，首次提出了民俗文化产业理论与实践的问题，从经济开发角度系统地研究民俗文化，将民俗文化与文化产业挂钩。民俗文化与文化产业的关系实质为民俗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民俗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相辅相成，作者提出以经济腾飞带动民族民俗文化发展，以传统民俗文化的发扬光大促进经济繁荣的观点。该著对民俗文化在经济的冲击下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没有做深人地探讨与分析。论文类的成果，最典型而且最具代表性的是潘雄的《民俗研究在商业贸易中的重要性)(载于张紫晨选编《民俗调查与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一文。该文作者运用对比研究的方法，追述了中国民俗与贸易之间关系研究的最早典籍记载，见于《庄子》与《史记》，同时与马林诺斯基的“库拉”制度研究作对比分析，以实例论证的方式，阐释了民俗在商业贸易中的巨大作用:作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商人来说，只有翔实具体地了解民俗事象，才能在商品交易中获利与成功。该文只是着重论述民俗在商业化中的重要作用，对市场化给民俗事象带来的影响没有涉及。
(三)人类学角度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旅游经济正式纳人国民经济计划，作为旅游资源当中极为重要的部分，民俗文化资源随着旅游文化的发展，渐渐走向产业化道路。目前，真正对民俗文化市场化进行的研究，也着重从民俗旅游和产业化角度进行研究与分析。
从民俗旅游角度对文化资源开发进行研究、分析的成果较多。王德刚的《民俗旅游开发模式研究—基于实践的民俗资源开发利用模式探讨》(载于《民俗研究》,2003年第1期)一文，通过对民俗旅游发展经验研究，总结出了民俗旅游开发的六种模式:品牌经营模式、社区一历史(传统)街区模式、乡村模式、“生态博物馆”模式、主题公园模式、节庆活动模式。同喜琴的《论民俗旅游对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与防治)(载于《贵州民族研究》，X006,_年第1期)，阐述了民俗旅游对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由于过于关注民俗文化的形式，常常导致民俗文化精神内核的丧失;伪民俗大量涌现，破坏了旅游地民俗文化的
和谐性等方面。李彬，包磊的《旅游商品化对民俗旅游本真性影响研究》(载于《商场现代化》2008年3月(下旬刊))文，着力探讨民俗旅游本真性和商品化的内涵，并力图寻求二者之间的内在张力，提出解决的建议，以获得民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徐赣丽的《民俗旅游的.表演化倾向及其影响》(载于《民俗研究》2006第3期)，李正欢，黄远水的《解读民俗旅游本真性与商品化的内在张力》(载于《哈尔滨学院学报),2002年第11期)，邱扶东的《论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原则与方法》(载于《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等一系列文章，对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作了探讨与研究。 从产业开发角度进行研究的，主要有何学威的《民俗文化产业与振兴民族经济》，(载于《中南工业大学学报》,2000年第6卷第2期)，把民俗文化当作一种隐藏在人民生活与思想中的象征符号，研究民俗文化产业在振兴民族经济中的作用及可行性。姜继为，吕桂兰的《试论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的相互融合》(载于《河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主要论述了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相互融合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相互融合的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民俗文化的生命力与市场经济的生长点的问题。此外，张来芳的《民俗文化产业化的构想》(《江西社会科学》，200()年第5期)，邱扶东的《论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原则与方法》(《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等论文都相应分析了民俗文化产业化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可实践性。
(二)国外的研究状况综述
国外旅游产业发展较早，对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场化研究的论著也较多，美国旅游人类学家格林伍德(Greenwood.1977)就对旅游文化的商品化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他认为，文化旅游的开展必然带来文化的商品化，但若是把文化完完全全按照商品来进行包装，就会带来极大的消极意义，因为这实际上“剥夺了文化的内涵”，同时也剥夺了构成文化的方方面面。商品化使文化失去真实性，使民俗生活置于舞台化和戏剧化之中，故格林伍德反对民俗文化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将民俗事项商品化，提倡对文化的市场持一种理性的态度。但是，也有学者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待民俗文化的商品化。以色列著名的旅游人类学家埃里克·科恩(ErikCohen)就认为，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场化使其真实性丧失的说法是不贴切和荒谬的。一种新的商品化了的民族文化，可以随时被接受为是真实的，哪怕仅仅只是市场化了的真实，同时这种商品还会得益于悠久的民族文化所赋予的深厚内涵，成为更具吸引力和市场的商品。由于有了商品经济效益带来的资金支撑，又反过来使文化产品的生产更加完善和进步，进而促进民俗文化的推广和发展。
此外，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现代旅游规模的日益扩大，民俗文化的市场化程度也不断加深，由此而带来旅游开发对旅游目的地及民俗文化所造成的影响，尤其是负面的影响越发引起学者的关注。这些负面影响大多发生在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涉及到社会文化和环境影响问题，成为20世纪70年代学术界最感兴趣的领域。随着民俗旅游商品化倾向的日益严重，国外很多学者开始在“真实性”和“舞台性”两方面展开了研究，试图寻找民俗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出路。在这方面，影响最为深远的理论就是马康纳(MaCannel)的“舞台真实”理论，较系统的探讨了关于旅游景观系统的六种舞台类型。国内对民俗文化市场化的境遇研究，较少有比较系统论述的著作，大多只是在民俗旅游的研究中有所涉及。虽然有一定数量的文章谈及民俗文化的市场化，但是对于民俗文化市场化进行实例探讨的文章并不多，在笔者涉猎的文献中尚未发现从市场化境遇角度出发来研究云南民俗文化发展的专题性论著。
(三)余论
民俗文化要获得长久发展，必然要走市场化之路，而民俗文化在市场化的冲击下，自身又可能会发生异变和失真，如何在获得市场化发展的同时保护好民俗文化的原真性，是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