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毕业论文首先要确定你要研究什么问题，然后再去研究怎么去写。那么研究写什么问题，我们在写作领域里就是选题。有很多认为自学考试考上就可以了，后面就不用管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后期也是需要参加考试的，毕业的时候也是需要些毕业论文的，所以不是通过考试就万事大吉了，毕业论文写不好，你也很可能与毕业无缘，更何谈拿到毕业证，那么自学考试毕业论文选题如何进行?要遵循哪些原则?
1、要选择有科学价值的问题，包括五个方面：
首先，要选择亟待解决的课题。一般来说，在各个学科里面总是有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科学研究首先应该注意这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这样就减少了选题的盲目性。
在国际关系领域，在经济领域，在法律领域，在医学领域，在农业领域、环境保护领域等，可以说，选择亟待解决的课题犹为突出。换句话来说，这些学科领域的学生在选题的时候，目光首先要盯住亟待解决的问题。象环保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面对着我们这个地区，这个行业，在环保上应该注意什么?
现在各种教材涌现，如果教材编的好就有利于教育改革，这是教学的基础;如果教材编的不科学，那么老师在教学改革过程中会花很大的代价，而收效会很小。所以，很多硕士选择教材的问题。还有一些硕士选的是教学方法的问题。
随着教材的变化，教学方法也要有所改进。我不太清楚，我们网络教育学院的学生有没有参加工作的老师。如果有，不妨结合自己的实践选一些自己有体会的题目。比如，有的老师写的是《新教材综合性学习的教学体会》，然后针对新的教材，提出语文备课的五个要决。
从教学的角度上，还有一个论题是这样的，《为提高学生语文素养进行评价的探索》，提出怎么进行评价的问题。评价本身很重要，评价的得体、科学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2、中文的学生的论文选题可以遵循如下的原则：
选择亟待解决的问题，《阅读鉴赏评论》里面举了这样的一篇范文《汉字构形理据和现代汉字部件拆分》。这个论题就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因为在这个领域里面，大家都在探索，探索本身不是一件坏事，但是探索到一定的程度却没有定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越探索越混乱。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一个权威性的人士，就必须要认真去思考。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总的来说，终归有一个真理。这篇文章就是在自己的思考基础上，把混乱的状态进行了梳理。然后提出了自己的一个独到的见解。还有一篇是王魁今的《对外汉语教学的科学性质的探索》。
对外汉语教学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定义，如果这个定义没有科学的定位的话，对外汉语教学就会出现很多问题。这位作者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谈了自己本身的看法，从教学、心理学、应用语言学。几个学科交叉思考以后，他认为对外汉语教学应该怎样定位。
通过以上所说，我们想说明的是中文领域也不是没有亟待解决的问题，就看你平时对自己专业领域里一些问题的思考和观察了。总体上来说，我们本科生的阅历少一些，实践经验少一些，我们在这个领域里选题难度大一些。但原则上有这样的一条原则。那么你能够做更好。如果你不能做，那么我们可以换角度切入。
以上就是自学考试毕业论文选题的有关内容了，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或者想弄清楚的问题，欢迎随时咨询，自考是一条很漫长的路，其中的艰辛只有自考人知道，祝所有自考的小伙伴都能考试顺利，一帆风顺!
对于一个科研人员来说，如何选择科研课题，并无固定模式，总结科研选题的历史经验教训，可以概括出若干条原则：1.目的性原则。科研选题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应当是“为什么”，目的性是选题工作的首要原则。选题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党的十三大曾明确指出，发展科学技术的首要任务就是振兴经济。当前，我国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正以更大规模向着广度深度进军，需要解决和研究的课题越来越新、越多、越复杂和越困难。比如能源问题、交通问题、粮食问题、管理、贸易问题、就业问题、人口问题、人权问题等等，解决其中一现实问题，就是一种贡献。科研一定要满足社会需要，才会有真正前途。与选题的目的性、需要性相联系的是课题的价值性。只有科研课题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有价值的，比如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理论价值、学术价值等，才会达到满足社会需要的目的。所以课题的价值性就成了衡量选题目的性、需要性的标准，在选题中，目的性原则、需要性原则、价值性原则是一致的。2.创新性原则。科研的本质就应当具有创造性，评审科研成果质量的最重要原则就是看成果有无创新，因此，科研选题从一开始就应当充分注意到这一点。国家对学位论文有明确要求，其中硕士论文应当有新见解，表现作者具有从事科研工作或者独立担负专门业务工作的能力。博士论文应当是创造性成果。科研选题切忌重复别人解决了的课题。所谓具有创新性的选题，指的是那些尚未解决或未完全解决的、预料经过研究可获得一定价值的新成果的课题。如新见解、新观点、新思想、新设计、新概念、新理论、新手段、新产品、新质量、新效益等。创新性具有新颖性、探索性、先进性、风险性等特点。它进一步体现了课题的需要性、价值性。选题中，贯彻创新性原则，关键在一个“新”字上。这种创新的课题在哪里？一般而言，在各种各样的矛盾点上，尤其是新旧之间的矛盾点。比如新事实与旧理论的矛盾，新理论与旧理论的矛盾，不同学科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突出表现在：科学发展的前沿地带、学科之间空白地带、不同理论观点、学派相争论的地带，研究工作遇到挫折失败的地带等等。这需要科研人员目光敏锐，抓住线索，跟踪追击，以求突破。这些要求，对研究工作者来说，一般也是比较困难的。许多有经验的导师在指导学生科研时，常从这样三个方面入指导：第一、在局部性的课题上具有创新性。即解决一个多因素的大课题中的尚未解决的某一个因素，或者能作出深入透彻合理的分析见解；第二、在别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加以扩大，有自己的补充，新的见解或改进；第三、纠正别人的错误。总之，创新性可大可小，可难可易，如何选题，根据各人具体条件而定。
实验高中准高二的吧？ 几班的？
《 试析国际合作原则在国际环境法中的发展 》论文摘要：国际合作原则是国际环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它对于国际环境保护事业而言，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该原则以国际宣言为依据，具有广泛的内容，是人类应对环境危机的必然、理性的选择。但其实施现状并不乐观。国际社会分而治之的政治格局与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存在矛盾，为促进国际环境合作的发展，各国需以人类共同利益为出发点，让渡主权，坚守合作的承诺，以求实现保护地球环境的最终目标。论文关键词：国际合作原则;国际环境合作;途径;主权一、国际合作原则的依据及有关规定国际合作原则的依据是《联合国宪章》、《人类环境宣言》和《里约宣言》。《联合国宪章》的序言宣布各成员国为促成社会进步和改善民生，要“力行宽恕，彼此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第一条死三款规定联合国的宗旨为“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人类环境宣言》第7条规定：“种类越来越多的环境问题，因为它们在范围上是地区性或全球性的，或者因为它们影响共同的国际领域，将要求国与国之间广泛合作和国际组织采取行动以谋求共同的利益。”此条款尤其强调为实现环境目的，需要共同的努力，即“为筹措资金以支援发展中国家完成它们这方面的责任所需要进行的国际合作”。第22、24、25条都有关于这一原则的规定。《里约宣言》中，有9项原则规定了加强磋商、合作的内容。其中有的是重申《人类环境宣言》的有关内容，是它的具体化。如原则24，关于战争破坏问题，规定各国“应遵守国际法关于在武装冲突期间保护环境的规定，并按必要情况合作”最后一项原则明确规定：“各国和人民应诚意地本着伙伴精神合作”，将这一基本原则概括升华到一个新的水平。二、国际合作原则的必然性首先，国际环境问题的特点决定了各国必须合作，国际环境问题的特点包括全方位，全因子，整体问题与局部问题交叉和互相促进，既有当前症状又有滞后效应等。环境问题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它的解决不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所能单独胜任的。其次，国际社会由于在政治、经济、科学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的不同国家所组成这一基本事实决定了各国必须合作。这些差异导致了各国之间存在很多利益冲突，尤其是经济和正式利益的冲突，这就反感了各国在国际环境保护领域中的协调行动。各国唯有加强国际合作才能克服这些利益上的冲突，共同致力于国际环境的保护。最后，国际环境立法和国际环境法的实施要求各国进行合作。国际合作是国际环境立法和国际环境法的实施的必要条件。唯有通过国际合作，各国才能克服利益冲突，制定表现为各国之间的协调意志的国际环境法规则。所有国际环境法律文件的形成过程都是国际合作或经过斗争达到合作的过程。在合作的前提下，各国才能克服利益冲突和政治、司法制度等方面的差异，有效的实施国际环境法。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小。在这一背景下，国际关系呈现两种趋势。一方面，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及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增强，加之危机意识的增强、安全概念的扩展，使国家间的利益冲突、权利分配问题敏感而又复杂，体现出一种无法形成“合力”的“离心”倾向，各国均有意强化政府职能，捍卫主权独立;另一方面，全球化导致国家间的联系日益增多，而由此引发的公共问题——无论是金融危机、跨国犯罪、瘟疫流行、环境问题，都使国界形同虚设。这些问题单凭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努力是不能解决的，无论他们有多么强的实力。为了生存，国家之间需要联合起来，共同应对这些问题，他们由此产生一种“合力”。三、国际合作原则的实施现状(一)在环境问题上采取自扫门前雪的态度许多国家和地区不关心其他区域或其他国家的环境整治只关心自己领域范围内的环境保护。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经济实力较强的国家和地区有可能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环境治理上来，这样就导致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环境问题日益缓和的同时，另一些国家和地区环境问题日益尖锐。这样全球和地区性的环境问题与矛盾也就往往通过发达和不发达区域显示出来。(二)南北双方在承担环境保护责任方面存在重大分歧发达国家在几百年的发展中排放了大量污染物，最终酿成了当今世界的重大环境问题，如臭氧层破坏、温室效应、酸雨等全球环境问题，都是长期积累形成的，发达国家利用地球资源的人均数量高出发展中国家几十倍。而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着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双重挑战，发达国家理应为发展中国家解决环境问题提供资金和技术。然而，多数发达国家非但没有积极履行自己的义务，反而回避和推卸责任，甚至利用环境保护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这就形成了南北之间在环境保护问题上的主要分歧。(三)南北双方环境权益的斗争异常尖锐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一直是控制与被控制、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是一种不公正、不平等和不合理的关系。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在国际生产体系分工、国际金融贸易等方面的斗争，特别是关于环境权益的斗争非常激烈。发达国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片面强调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将环境与发展割裂开来;利用环境保护干涉别国内政，要求各自放弃一些主权，尤其是在国家对本国自然资源的主权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国际环境合作上缺乏诚意。发达国家在上述问题上采取的立场观点是与发展中国家对立的，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对此，发展中国家从促进发展、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以及有效解决全球环境问题出发，在一系列原则性问题上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四、推进国际合作原则实施的途径(一)推动全球环境法制化环境问题对国际关系和国际安全的影响正在逐步加深，环境问题将会引起越来越多的国际冲突。面对环境安全对国际政治的深刻影响，国际社会已认识到环境问题不能停留在各种论坛上的一般性讨论，必须寻求制定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约，确保各国加强合作，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国际立法是一种强制性手段，无论哪一国家加入国际环境保护公约，他就在法律上承担了相关的义务与责任;否则，就要在政治上外交上蒙受国际社会的压力，或在国际贸易上处于不利地位。近年来，新的全球性、区域性和双边环境保护条约不断出台，领域不断扩大。国际环境法的迅速发展增强了国际环境保护措施的有效性和强制性，同时也对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产生深刻影响。(二)开展环境问题上的南北对话和东西协商我们共享同一个地球，任何一个局部地区的环境恶化都会对全球环境产生重大影响。因而，不发达国家在改善环境时遭遇到资金、技术、设备、人才等方面的障碍时，发达国家基于历史和未来的考虑，应给予大力帮助。比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由于环境治理基点的不同，在发展中国家环境投资的边际成本明显高于发达国家。可见，从全球来看，环境保护和投资的重点应放在生态环境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应支持发展中国家改善环境的各种努力。尽管在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始终存在争议，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环境保护领域特有原则的最终确立，使国际环境合作具有了更加灵活的实现方式。这一原则号召各国积极应对环境危机，克服环境合作中的分歧与困难以达成共识。(三)建立可持续发展指导下的国际环境保护合作关系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全面的发展观，深刻影响和改变着人类的经济行为和生活方式，调整人类经济社会活动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环境与发展大会以后，可持续发展的观点逐步从理论走向实践。为确保持续发展，各国将在制定经济、社会、财政、能源、交通、农业、贸易及其他政策时，进行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并寻求更大范围的国际参与。国际社会也必须在政策、措施上实行更大范围的协调配合，以解决任何可能影响整个生态系统平衡的环境与发展问题。可以相信，未来世界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将超过以往任何时候，人类在追求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道路上将最终走到一起。从全球主义者角度看，生态环境危机造成的一个国际结构性的变化是，国家的传统权利及权力在淡化，而国际社会的共同职责在加强，影响在扩大;变化的特点是，从最低限度的合作目标，朝建立国际规则和承担更大责任的方向前进，朝改善及改造国家内部的组织功能的方向演进，朝形成共同的星球意识的方向演进。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主权弱化的时代。国际环境合作的成功与否依赖各合作主体的合作诚意及采取的实质措施，需要主权国家更多地站在人类共同利益的角度，更多地让渡主权，以长远利益为重，同心协力，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
摘要：在当今经济与科技迅猛发展的态势下，国际局势似乎也变得甚为微妙，有点“牵一发，而动全身”，呈现出“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稳定，局部动荡”的特点。各国利益出现新的变化、实力出现新的消长、政策出现新的变动。而这也对我国的外交政策提出了新的挑战。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强大国力是外交的坚强后盾。要想在外交上占据主动地位，就必须有强大的国力做支撑。关键词：全球化、和平与发展、利益。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强大国力是外交的坚强后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秀才不出屋能知天下事”。国际形势与我们的现实生活密切相关，世界少不了中国，中国离不开世界。知道一点国际形势，更能增强我们在生活中的责任感、紧迫感和忧患意识。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这一科学论断精辟概括了当前一个时期国际形势演变的基本特征，也反映了当今国际战略形势的主要特点。目前国际战略形势中出现的深刻变革和复杂调整，是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三大趋势深入发展的推动下，各国利益出现新的变化、实力出现新的消长、政策出现新的变动等多方面因素交织互动的结果。1、 当今国际势形势特点及对我国的影响。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世界加速进入经济大动荡、格局大调整、体系大变革的新阶段。世界经济艰难复苏，风险犹存；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突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并存，国际安全形势出现新动向；金融危机引发思想领域大反思，全球思 想文化交流交融交峰呈现新特点；中国国际地位与作用不断增强，对国际规则的话语权不断提升，对国际秩序重塑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在如此局势下，当前国际形势有如下四个特点。1、国际局势保持总体和平、缓和与稳定态势，但局部性的战争、动荡与紧张有所加剧。当前，大国关系继续以合作为主调并保持相对稳定。中美关系在台湾问题、经贸问题等方面面临新的考验，但双方的合作领域与共同利益仍继续扩大，双边关系中的相互依存性进一步加强；中俄、中欧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巩固，合作关系继续加深；中日政治关系虽因日政界对二战态度、双方领土争端等问题而受到较大干扰，但双方经贸合作、文化交流和民间往来仍然高潮迭起，足见中日友好与合作基础深厚，日趋成熟，双边关系发展大势已不为局部问题所左右；中印政治与经济关系均保持积极态势，对促进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相对稳定的大国关系，反映和平与发展作为当今世界的主流不可逆转。~ 1 / 4 ~然而，当前国际形势亦有相当严峻的一面。局部性的战乱、动荡与紧张已从三个方面对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带来严重冲击。在当今多数地区性冲突的背后，都有不同大国之间的利益角逐。地区性冲突，战乱的增多和加剧，必然导致大国利益关系的复杂化，对大国关系构成负面冲击，在一定情况下甚至有可能引起大国之间矛盾的复杂化，对大国关系构成负面冲击，在一定情况下甚至有可能引起大国之间矛盾的激化，不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2、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合作深入发展，各国相互依存不断加深。当前，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航天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不断取得突破，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同时也是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发达国家纷纷把传统产业转移到国外，而发展中国家也借此加快本国产业升级、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和制度创新。这样，通过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和优化配置，世界经济正逐渐融合为一个难以分割的整体。这为各国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遇和空间。经济全球化也推动了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区域一体化是各国应对经济全球化形势下的国家际竞争、提高自身地位的重要手段。3、 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不稳不确定因素增加。世界保持总体和平与稳定，我国周边环境正处于历史上较好的时期。但天下并不太平，传统安全威胁仍然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导致局部冲突时起起伏，地区势点问题错综复杂。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反恐将是一项长期任务。国际社会还面临武器扩散、环境恶化、毒品走私、非法移民、跨国犯罪以及严重传染性疾病的严峻挑战。4、 世界的多样性和多元化，不同文明、民簇、宗教和发展模式在竞争中共处，在交流中发展。随着世界各国的交流不断加强，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文明对话”的必要性，多种形式的文明对话对各国相互了解、友好合作起着推动作用。不同发展模式之间应该超越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的不同，在竞争中和平共处，在交流中相互借鉴。~ 2 / 4 ~可以看出，世界正处于深刻变化和向多极格局过渡的进度期。各国加快发展综合国力，力争在未来的国际秩序中占据有利位置。我们面临难得的机遇，也面临复杂的国际环境和激烈的竞争。机遇中包含挑战，挑战中也可能有机遇。二、当前国际形势下我国的外交政策在当前国际战略形势下，中国外交战略始终是坚持以维护国家主权、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不结盟、求同存异、共同发展的政策。 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始终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着眼点之一。中国反对霸权主义，自己也永远不称霸。在国际事务中不扛旗、不当头，始终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 加速自身的发展。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的大小，要看我们自己经济建设成就的大小。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实现祖国统一，归根到底，都要求我们把经济建设搞好。只有不断发展壮大自己，才能为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奠定坚实基础。 中国把争取和维护和平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我们积极致力于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我们主张国与国之间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处理国家关系既要维护自身利益，也要尊重对方的利益，努力寻求共同利益的汇合点，不断扩大互利合作。对国家间存在的分歧和争端，应坚持对话，不搞对抗，力求以和平方式妥善解决，而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这为解决香港、澳门回归祖国问题和实现大陆和台湾的和平统一指明了唯一正确的途径；提出“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为和平解决钓鱼岛和南沙群岛等历史遗留的领土和海域争端问题打开了新思路。我们反对冷战思维，提倡新安全观，主张平等参与，协商一致，通过对话与合作解决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我们重视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积极作用，主张加速国际关系民主化，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 3 / 4 ~应该看到，我们在未来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而这一条路并不会轻松，但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走好这一段路。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会看到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国。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全球化所引起的国际关系中的诸多问题日益引起政界、学界的重视。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希望大家喜欢!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篇一 《国际关系中的道德》 摘 要：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通过语义学对道德的分析，可以看 出国 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关键词：国际关系 道德 国际伦理 气候变化 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无”与“有”是学界争论通常的焦点。一种颇为流行的分析方式是把“非道德”(amoral，或译无涉道德或超道德)标签贴在现实主义身上，将其与“道德主义”作为对峙的两端加以比较，哈里斯(Own Harries)采取的就是这种 方法 [1]，国内学者石斌也认为，以“非道德”著称的现实主义与法理-道德主义双峰对峙，是影响最大的两大国际伦理传统[2]。在注重科学方法和价值中立的美国，也有很多学者把理性主义同道德主义对立起来，作为不可调和的矛盾[3]。更多的中国学者则强调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复杂性与伦理传统的多样性，并认为应对此采取更加灵活和宽容的态度[4]。 本文首先列举有关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的流行观点，然后从语义学角度即道德概念的内涵与作为这一概念外延的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入手，对上述争论进行分析，认为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第三部分将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案例，简要说明这一观点。 文章 的结论是：道德选择，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 1.争论的观点 在谈到国际关系中道德时，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但大概有六种观点，可以被学界普遍接受。下面简要列出的观点，前四种通常被视为包含在现实主义框架之内，后两者可以被归纳为理想主义的论点。 最极端的立场可以定义为“非道德主义”。这一立场认为，在国际政治中根本没有道德的位置,国家考虑道德义务非但不必要,甚至很危险,这还意味着“不道德”的行为有时也是必要的[5];“在国家外交政策中没有道德可言”,“外交政策与国际政治本质上是非道德的活动”[6]。 第二种观点则主张“道德相对”论。该观点怀疑道德原则的普世性，或者虽不赞成道德相对论,但仍然认为具有普世性质的道德原则较之国内政治领域极为有限,也殊少约束力。例如卡尔认为:“这些所谓的绝对和普世原则根本就不是原则，它们只不过是在特定时期、根据对国家利益的特定解读而制定的国家政策的下意识反应而已”[7]。凯南则指出:“不能认为自己的道德价值观对任何地方的人都必定正确有效”[8]。 另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国家理由”。它强调“个人道德”与“国家道德”的区别,把国家作为道德诉求的对象，使国家人格化，并赋予国家利益以道德内涵[9];认为国家本身乃价值之源泉，而非实现其他目的的必要手段。国家本身就是道德力量和高层次的善[10]。从这一观点看，“不战而屈人之兵”并非是从“不打仗”或“不杀人”的道德观念出发，而是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国家利益需要。 较温和的观点可以称之为“有限道德”。该观点认为国家及其政治代理人可以充当有限道义角色,但必须有利于增进国家利益，或者至少以不损害国家利益为度 [11]。 第五种观点是“形势伦理”(situational ethics) 或非完美主义。从坚持道德原则出发，该观点既讲求实际、又坚持道德伦理的适当指导作用, 并且按照具体情况来具体判断政治中的道德伦理问题, 具体决定道德伦理态度。 最后一种立场可以被称作理想主义或道德主义。“坚持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政治手段都必须符合根本的道德伦理”[12]。“应用于个人道德的共同原则――同情、慷慨、宽恕、仁慈、容忍――同样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13]。康德缔造永久和平的思想就是以普世道德作为基础，受其影响发展至今的“民主和平论”，也是把民主视为可以推广至全球的一种价值取向。 在图1中，非道德主义与道德主义各执一端，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两大派别，是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争论的焦点。在其间的广阔范围内，存在着各种温和的、偏左或偏右的派别。为了不被繁杂的标签所迷惑，从语义学角度开始厘清国际关系的道德概念，是有必要的。 2.道德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概念内涵与外延 道德(Morality),在《柯林斯英语词典》(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中的解释有三，a.道德是关于哪些行为是正确的和可以接受的以及哪些是错误的一种信念;b.道德是被某一社会或特殊人群所普遍接受的有关人行为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道德指某行为正确或可以接受的程度。 从这一定义中我们可以概括出道德概念的三种内涵：第一，道德是一种信念，此信念认为凡事或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有善恶美丑之别，人们必须以道德的眼光看待事物和行为，必须在各种价值判断中做出选择。第二，道德是信念的体系，当一个群体(无论个人还是社会)中出现被大家广为接受的某种或某些信念时，就形成普世或一定程度上普世的道德观。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群体与道德认同互为条件：群体中的互动既形成又调整个体的道德信念，道德认同又为群体的维系提供基础。第三，道德是评价标准，个人或群体根据自己的道德观或普世道德观对某一社会行为作以评价。从历史唯物论看，不同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不同个人或群体的评价标准必然不同，从辩证唯物论看，同一个人或群体在不同时间和环境下，其评价标准也可能不同。 我们再把这一概念延展到国际关系领域。根据道德的内涵，我们可以这样延展出这样的道德定义，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是：a.关于国际行为的是非与可否接受的信念;b.一些国家或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对国际行为作出的道德评价。 首先，凡是承认国际行为是可以评价的，即是承认国际关系中有道德存在。从这一点说，即使是“非道德主义”，也是有道德观的，实际亦是如此。马基雅维利在否定君主该受道德约束的同时，同时就是积极地对君主(国家)行为进行道德评价，只不过他对国家道德评价的标准与个人道德不同而已。同时，他也不曾忘记普世道德观的影响力，他认为“仁慈、守信、诚实、人道、虔诚”等品质,君主没有必要具备,但却“很有必要显得具备”[14]，为什么要“显得具备”? 显然是因为人们都认同这些品质，认为其是好的，是对的，是应该具备的事情。上文列出的所有观点实际上都是不同程度地承认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道德相对论”怀疑的是道德原则的普世性，但并不否认有道德;“国家理由”所强调的“国家利益”本身就是一项道德原则，相信只要坚持“国家理由”就是好的，是正确的事情;“有限道德”及“形势伦理”原则也肯定了道德的存在。总之，同个人行为相比，在国际关系领域，国家行为也是有是非对错之分的。 其次，国际关系中的普世道德。国内道德规范依据的是国内大多数人的认同，因而成为社会所普遍接受的价值取向，而如果存在国际道德规范，它所依据的也应该是国际社会大多数行为体的认同。那么实际上存在这样的道德规范吗?哈里斯在其文章中列举“国家道德”观点时讲道，“国家存在本质上是为了提高和保护自身及国民的利益，它的道德必须与那个目标协调一致。” “实施外交政策的人其首要责任不是阐释自己的道德观点或偏好，而是要确保其服务对象的利益。” “一个政治领袖的责任就是他的人民的福利、国家健康发展，而非纯洁他自己的灵魂，这两者并不必然一致”。“道德主义”立场则与其有本质不同，“国家行为没有什么不好判断的，因为应用于个人的道德判断标准同样适用于国家”[15]。可见，他们列举的或阐释的都只是某一部分群体的价值体系，而非“普世”的被大多数所认同的价值体系。从这一方面考察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尽管国际上存在着由一些国家、甚至大多数国家认同而形成的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但严格意义上的普世道德，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尚不存在。不仅如此，不同国家对不同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的认同，还有可能相互冲突，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基于认同导致的冲突，远比基于利益所导致的冲突更难和解。比如“人权高于主权”与“不干涉内政”这两种道德观念产生的冲突，还有以宗教认同为基础的种族冲突等等。第二，并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随着人类交往的日益密切，国家供给个人道德认同的能力逐渐削弱，逐渐受到更为广大的群体(国际社会或世界社会)的挑战，这个更广大群体有机会为更广泛的人群提供道德认同，而更广泛的道德认同又将会为真正的普世道德观念的形成创造条件，人类就有可能建筑一个道德的“巴别塔”。 再次，国际关系中的道德评价，是国际关系主体按照自己的道德标准对国际行为做出价值上的判断。这种评价是主观行为，不同国家做出的判断会有所不同，即使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同样是持“国家理由”观，但对国家利益的定义和国家需要的价值取向，可能在不同的时期有很大差异，那么国家在对国际行为的评价也会相应变化(如美国在不同时期对待阿富汗政府和伊拉克政府行为的评价)。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采取不附加条件、不干涉其内政的政策，这在中国和非洲等大多数国家看来，是正确的、道德的国际行为，然而让欧美等发达国家来评判，就是不正确的、不符合国际道德的行为。道德评价上的主观性，不仅存在见仁见智的层次，甚至会导致严重分歧、对立与对抗。 综上所述，从其涵义的第一个方面来看，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存在是毋庸质疑的，然而，关于道德认同即普世道德的存在，以及道德评价方面，由于国际关系的国家中心特性以及道德标准的主观化等原因，存在各种相互竞争甚至冲突的观点也有合理性。因此，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争论，不是简单的存在或不存在问题，而是更加复杂的“道德选择”问题。正如汤普森(Kenneth Thompson)而言，这“并非是对与错之间的争论，而是对与对(rights and rights)之间的争论，而这就使问题的解决变得无比复杂[16]。 不能否认的是，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其存在的痕迹总是若有若无、若隐若现的，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道德与价值、经济与利益、政治与权力常常作为国际行为的多种属性混杂一起，很难区分。当小布什宣布对伊拉克的战争时，很多人认为他是为了石油，也有人认为这是美国全球争霸的重要一步，而小布什公开的理由之一，则是“自由”。国际关系和价值判断的复杂性，使得人们很难对一种国际行为做一定论。比如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各国分歧，很多学者都从国家利益等非道德角度入手研究，当事国家的所作所为，也让人感觉在此问题上很难找到道德解释的立足之地。本文接下来将简要分析这一问题，对国际关系道德的实在性加以说明，并应用上文所列六种观点对该问题加以解释。 3.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中看国际关系中的道德 人类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的关注，源于温室效应理论，而该理论在近200年前便已经由法国科学家提了出来，1908年，瑞典科学家阿兰纽斯出版专著，首次提出人类活动将会极大影响地球气候，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比重将在未来几个世纪增加到引人注目的程度[17]。但此后半个多世纪，人们对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仍然采取“可接受”的态度，甚至给予“道德”的评价[18]。 相比之下，减排在当今世界几乎成为一种普世道德，就连一向对此无所作为的美国也于2008年4月17日发起第三次“主要经济体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会议”并提出在2025年前使本国温室气体排放不再增加的目标。 尽管国际上对减排问题几乎形成共识，但是谁在其中承担怎样的责任却没有定论。原因很简单：各个国际行为体都有自己难以割舍的利益。此时的“国际道德”让位给国家利益。欧盟在世界排量中的份额总共只占15%并且从趋势上还将减少，而门槛国家所占份额自然会有所增加。也就是说，谁也不能躲避开这个全球责任”。这种共同责任，建立在“形势伦理”的基础之上，因为欧盟的排放量本身就比较少(15%)，加上今后新能源的使用，减排对欧盟国家自身利益的影响并不算大，提出“共同责任”，既不削弱自身利益，又坚持了道德伦理，这是欧盟国家积极倡导减排的原因之一。 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此则采取了“有限道德”的态度。提出“算总帐”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算总帐”基于排放时间和总量的计算，要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区别对待，发达国家要率先减排，同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这样的原则，是在保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履行道德责任1。 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共同的道德压力下，不同的国家根据各自的价值判断、观念与原则，在“责任”、“义务”与“利益”间作出不同的道德选择，它们的国际行为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减排问题上是如此，其他的国际行为亦是如此。 参考文献： [1]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Orbis, Fall, 2005, pp. 599-612. [2]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载于《欧洲》2002年第1期，第1-11页。 [3]Fred M. Frohock,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Impossibility Theorem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4, No. 2, 1980, pp. 373-384, and Viktor J. Vanberg and Roger D. Congleton,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Exi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6, No. 2, 1992, pp. 418-431. [4]何怀宏：《国际伦理的特殊性和必要性》，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5-7页;时殷弘：《民族伦理传统与中国的伦理观》，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19-20页。 [5][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3-75页。 [6]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0. [7][英]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 [8]George F. Kennan, G. (1954). Realiti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47. [9]楚树龙，耿秦主编：《世界，美国和中国：新世纪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理论探索》，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 [10]Jack Donnelly, “Twentieth-Century Realsim”, in Terry Nardin and David R. Mapel, eds., Traditions of International Eth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85-111. [11]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第2页。 [12]时殷弘：《历史?道德?利益?观念――关于国际关系理论思想的谈话》，载于《欧洲研究》2003年第5期，第143-149页。 [13]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0. [14]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第74页，第84-85页。 [15]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1-605. [16]Kenneth W. Thompson, “Moral Valu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88, No. 3, 1973, pp. 368-374. [17]徐再荣：《从科学到政治：全球变暖问题的历史演变》，《史学月刊》2003年第4期，第115页。 [18]阿兰纽斯还期待着由二氧化碳比重增加带来的全球变暖会给人类带来更加丰富的作物，并为迅速增加的人类造福，见徐再荣：前引文，第115页。 注 释： 1.秦大河：《气候变化的事实、影响及我国的对策》，载于《 外交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篇二 《国际关系中的情感》 摘要：国际关系中的情感问题成为当下国际关系理论微观研究的 热点 。目前研究情感基本有两大路径：一是动态的分析，主要包括情感如何生成，生成的机制有哪些，情感如何导致合作与冲突，变量间的因果机制是什么，情感如何建构身份或认同等问题的分析;二是静态的分析，包括情感的类型学分析(即人际间或国际间存在多少种类型的情感)和情感的性质分析。本文认为，存在三种性质的情感，即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三种情感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 关键词：国际关系;情感;交换资源;情感动机;互动结果 一、引言 情感是人际关系的维持者，也是一种能够分裂社会的力量。情感在所有的层面上，从面对面的 人际交往 到构成现代社会的大规模的组织系统，都是推动社会现实的关键力量。然而，情感研究并非受到本应有的重视。著名的情感研究者特纳(Jonathan Turner)说：“……对情感的研究一直是隐形的——至少到最近几十年。在这门学科(指社会学)经典的创始人之中，较少研究情感的任何细节。”直到20世纪70年代，情感研究才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之前“情感主题被完全忽视”。[1](1?2)情感研究在国际关系学的境况更为糟糕，直到冷战结束后，尤其是2000年以来，才有为数不多的学者探讨情感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例如克劳福德(Neta Crawford)、罗斯(Andrew Ross)、麦克德莫特(Rose Mcdermott)、罗森(Stephen Rosen)、利博(Richard Ned Lebow)、郝拓德(Todd Hall)、默瑟(Jonathan Mercer)等。①近几年中国学者也在情感研究方面有所建树[2]，归纳起来，已有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具有情感基础，国际关系理论并不排斥情感要素。建构主义的集体身份理论、自由主义的合作命题和民主和平论、现实主义的均势联盟学说等都必然含有情感的成分，因而，用情感分析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具有正当性。[2] 第二，情感有助于而非有害于理性，理性决策需要情感的辅助，甚至在看似完全理性的状态下也有情感在发挥作用。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指出，我们可以假设存在纯粹理性的人，他们的行为仅受到自我利益的驱动，那么新的问题产生了：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而对他人漠不关心的话，社会秩序如何维持?弗兰克认为，情感可以解决行动者对集体目标和社会价值的承诺问题，情感将调整理性，培育助人行为。弗兰克还主张，人们在社会情境中通过多种微妙的线索交流他们的情感，并且这些线索对预测他们将如何行动发挥着重要的符号作用。因此，理性甚至是自我利益都要关注情感方面。[3] 第三，情感对合作与冲突均具有重要的影响。情感导致合作集中体现在情感促成内群体认同和联盟的研究上。[2]与之相对，情感也往往导致冲突。著名的情感社会学家舍夫(Thomas Scheff)和雷辛格(Suzanne Retzinger)结 以上研究丰富了人们对国际关系中的情感的认识。本文拟从一个静态的视角来认识国际关系中的情感，这个视角便是情感的性质界定，当然这个界定不是罗列国际关系中存在多少种不同的情感，而是从性质判定上概括国际关系中的情感形式。笔者打算首先分析情感和理性的关系，尽管这是情感研究的老问题，但确实是所有情感研究必须明确和肯定的根本性问题;然后分析三种形式的情感，即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 二、理性与情感 尽管国家之间的情感互动十分频繁，但总体上国际关系研究排斥情感关注，深刻的原因在于国际关系的理性统治，情感被认为是非理性的，甚至是反理性的，情感和欲望、意志一样，被认为是国际冲突与战争的根源，因此唯有依赖国家和领导人的理性及其内含的逻辑、审慎和推理方有可能实现国家利益和维护世界秩序。不得不说，情感确实具有消极的国际政治效应，比如憎恨往往带来不加思索的战争冲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心理学家和情感社会学家在人类有多少种基本情感的问题上莫衷一是，但基本共识是高兴(如愉快、欣悦、满意)、恐惧(恐怖、焦虑)、愤怒(憎恨)和悲伤(忧伤、哀愁)构成人类四大基础情感，[5]可见人类的基本情感中绝大部分都是消极的。但是，消极情感的数量优势不能掩盖情感的积极效应，一方面，消极情感能够带来某种积极动力，如愤怒和悲伤同样可以带来发奋图强;另一方面，积极情感本身具有极大的良性效应，如情绪性信任是维系(内)群体认同、凝聚力以及团结的根本动力。 进一步分析，很容易发现国际关系理论对理性与情感的绝对划分是有问题的。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强调，理性是一个中性词，所以，非理性也非贬义词。非理性即情感，它并不需要理由(即理性)的支撑和证实，情感自身具有自在和自足性。换句话说，理性和非理性的区别并非是人们所简单理解的“好的和精明的”与“坏的和愚蠢的”，理性和感情可以各司其职。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认为，分化的社会为人的理性和感情的分化及其作用提供了前提，由于社会分化为系统与生活世界，因而支配系统的是理性原则，支配生活世界的则是感情，由理性来安排利益和效率，由感情赋予我们协调和平衡[6](138)。 如果以上只是说明感情具有独立的空间和运作过程的话，更为彻底的倾向则是把理性和情感融合起来。实际上，情感和理性绝非泾渭分明，著名的政治心理学家马库斯(G E Marcus)认为：“ 短语 ‘情感与认知’(affective and cognitive)可能给人这么一个印象，即一方或者另一方占统治地位。然而，更为可能的是，不是在情感评价和认知评价之间进行比较，而是在只有情感(affect—only)的评价和认知加情感(cognitive plus affective)的评价之间比较。几乎不可能存在缺失了情感内容或情感影响的思考对象。”[7]马库斯的话实际上说明，不管是行为体的心理(如认知、需要、态度和评价)还是行为，其中都必然包含感情的要素，而且感情的效应还相当重要和明显。这又告诉我们这么一个道理：具有情感能量②的人和国家，并非仅仅严格按照事实或逻辑采取行动，无论在什么情境之下，即使是理性的行动也掺杂着感情因子。实际上，当前的个性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情感社会学存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即情感是行动的动机中很有力的因素，情感发动理性、支撑理性并且帮助理性找出目标，只要有目标行动，就总会伴随相应的情感付出和回报。卢梭认为，人的理性和情感是相互施惠的，一方面，人的理性通过情感的活动才得以完善，因此很难想象“既无所畏惧又没有欲望的人会劳心费神的进行思考”;另一方面，情感的发展又受动于人的知识，对于任何事物，人是有了概念之后才会去希求或畏惧它，“否则就是纯粹出于本能的冲动”。[8](82?83)培根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人的理智不是干燥的光，而是有意志和情感浸透在里面。” 猜你感兴趣： 1. 关于2016-2017的形势与政策论文 2.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 3. 2016-2017年形势与政策论文 4. 2017年形势与政策论文范文 5. 2017形势与政策心得体会
我大学毕业论文的题目就是这个论商务谈判的技巧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尤其是我国加入WTO以后，我国各企业所面临的国际商务谈判越来越多。在谈判中双方都希望获得最大的利益，常常面临利益的冲突。当冲突出现时，要将问题与实质利益相区分，创造双赢的解决方案，借助客观标准解决谈判中的利益冲突问题。国际间的商务交往是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是和平时期国际交往的主旋律。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和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国际商务谈判作为商战的序幕，已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我国的经济之中。所谓谈判，其一般含义是指在社会生活中，人们为满足各自的需要和维护各自的利益，双方妥善地解决某一问题进行协商。曾有人说：“生活本身就是一场无休止的谈判”，这也不是不无道理的。而商务谈判，是指谈判双方为实现某种商品或劳务的交易，对多种交易条件进行的协商。随着商品社会经济的发展，商品概念的外延也在扩大，她不仅包括一切劳动产品，还包括资金、技术、信息、服务等。因此，商务谈判是指一切商品形态的交易洽谈，如商品供求谈判、技术引进与转让谈判、投资谈判等。一 商务谈判的语言技巧商务谈判的语言技巧——成功的商务谈判都是谈判双方出色运用语言艺术的结果。 1在谈判中旗开得胜 谈判是为了达到双赢的目的。然而现实生活中，一个要榨橘子汁，而另一个要用橘子皮烤蛋糕的情况毕竟太少见了。你坐在一个买家面前，心中都有同样的目的。这儿没有双赢的解决方案。他想要的是最低价，你想要的是最高价。他想从你的口袋里掏出钱来，放进他的腰包里。强力销售谈判（powersalesnegotiating）则完全不同。它可以教你如何在谈判桌上其开得胜，同时也要让对方感觉他赢了。事实上，正是这种本领决定了一个人能否成为谈判的高手。跟下棋一样，运用强力销售谈判技巧必须遵守一套特定的规则。谈判和下棋最大的区别在于，在谈判时对方不知道这些规则，只能预测你的棋路。2销售谈判的主要原则 谈判时不要只单纯的谈一个问题。如果你解决了其它所有的问题，最后只剩下价格谈判，那么结果只能是一输一赢。如果在谈判桌上多留几个问题，你总能找到交换条件达成公平的交易。人们的谈判目的各有不同。销售人员的最大误区就是认为价格是谈判中的主导问题。很明显，许多其他因素对于对方也同样重要，例如产品或服务的质量，按时送货和灵活的付款条件。不能过于得寸进尺，不能过于贪婪。在谈判中不要捞尽所有好处。你或许觉得自己胜了，但如果买方觉得你击败了他，你的胜利又有何用？所以要留点好处给对方，让他也有谈判赢了的感觉。 3双赢的谈判应符合什么标准通常，我们一般在谈判时侯都会要讲究一些原则和技巧。在买卖双方达成协议时，通常我们会看到，双方都在竭尽全力维护自己的利益。通常的谈判也最容易将谈判的焦点集中在价格上。例如，一位精明的卖主会把自己的产品讲的天花乱坠，尽量抬高自己产品的身价，报价要尽量高；而另一位出手不凡的买主也会在鸡蛋里挑骨头，从不同的角度指出产品的不足之出，从而将价格压到最低。双方都会讲出无数条理由，最后使谈判成为僵局。如果不是僵局，那么通常是由一方作出了让步，或双方经过漫长时间的多个回合，各自都进行了让步，从而达成的是一个中间价。这样的谈判方式，我们在商务活动中是很常见的。 上述谈判方式，我们在谈判学上称之为“立场争辩式谈判”。立场争辩式谈判的特点是，谈判时每一方都在为自己的立场争辩，通过一系列的让步从而达成协议。立场争辩式的谈判属于最普通的传统谈判模式。然而，我们认为，如果在商业活动中，大家都遵循这样的谈判原则与技巧，会使谈判陷入一种误区。我们从实践中得到的教训却是，这种谈判方式有时会使谈判不欢而散，甚至会破坏了双方今后的进一步合作机会。 因此，我们在这里就提出谈判时要达到目的和要解决的问题。从商务角度来看，谈判应使得双方都得到发展的机会。 二 商务谈判的技巧与原则商务谈判中，谈判的双方毕竟不是敌对的关系，但是也并不存在利益的冲突和矛盾。在没有任何技巧与原则的谈判中，谈判者往往会陷入难以自拔的境地，要么使谈判陷入僵局，要么双方在达成协议后总觉得双方的目标都没有达到，或者谈判的一方总有似乎失掉了一场对局的感觉。 在谈判双方彼此存在长期合作诚意的前提条件下，我们在此提出一个“商务谈判三步曲”的概念，即谈判的步骤应该为申明价值（claiming value），创造价值（creating value）和克服障碍（overcoming barriers to agreement）三个进程。1申明价值。此阶段为谈判的初级阶段，谈判双方应该充分的沟通，满足对方的需要。此阶段的关键步骤是弄清对方的真正需求，因此其主要的技巧就是多向对方提出问题，探询对方的需要；与此同时根据情况来说明我方的利益所在。因为你越了解对方的真正需求，就越知道如何才能满足对方的要求；同时对方了解你的利益所在，才能进一步满足你的要求。我们也看到有许多所谓“商务谈判技巧”诱导对方，不知道你的真正需要和利益所在，甚至想方设法误导对方，怕对方了解你的底细，会向你胡乱要价。我们认为，这并不是谈判的一般原则，如果你总是误导对方，那么很有可能导致最终吃亏的还是你自己。 2.创造价值。此阶段为谈判的中级阶段，双方彼此沟通，说明各自的利益 所在，了解对方的真实需要。但是，以此达成的协议并不一定是双方的最大利益。也就是，在利益不能达到有效的平衡时。即使达到了平衡，也不是最佳方案。因此，在谈判中双方都需要去寻求最佳方案，为谈判双方都能达到最大的利益，这一步的创造价值。 3.克服障碍。此阶段往往是谈判的最后阶段。谈判的障碍一般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谈判双方的利益冲突；另一个是谈判者自身的障碍。前一种障碍是需要双方按照公平合理的客观原则来协调利益；后者就需要谈判无障碍的一方主动去帮助另一方能够顺利决策。 三如何处理谈判中的情感冲突？在谈判中，人的因素除了观念问题之外，情感表露也对谈判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当然，我们将期待谈判对手的感情泄露能有助于谈判的顺利进行。感情泄露是谈判中双方都难以预料的。有时处理不当，矛盾激化，就使谈判陷入不能自拔的地步。双方为了顾及“脸面”而彼此绝不作出任何让步。结果双方很难再合作下去。有经验的谈判专家建议，处理谈判中的情感冲突，不能采取面对面的硬式方法。采取硬式的解决方法往往会使冲突升级，反而不利于谈判的继续进行。对待过激的情绪问题，我们不妨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着手解决。1.首先关注和了解对方的情绪，也包括你自己的情绪。如果你的谈判对手非常生气，或冲你大发雷霆，那么一定要密切注意对方的情绪波动，当然也包括你自己的情绪。应先弄清楚对方生气的原因。是对方在寻找报复的途径，还是个人家庭问题干扰了商业问题？对方是想通过发脾气的手段取得你的让步，还是对方在束手无策的情况下的一种情感宣泄？弄清楚原因是最终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在对方情绪不稳的情况下，不宜急于作出解释和澄清。2.让对手的情绪得到发泄。在对方情绪还在发泄时，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时机。这时，最好的办法就是静静地倾听对方，千万不要还击。为了能够让对方的情绪稳定下来，应引导对方将理由讲清楚，让对方继续发泄到最好一刻。3.使用象征性的体态语言缓解情感冲突。在商业上，个人情感的输赢没有实质意义。非要弄清谁是谁非并不是最终的目的。谈判者追求的是在双方利益均实现的基础上取得双赢的局面。因此，在缓解情感冲突时，有些象征的体态语言往往会起到意想不到的使局面发生逆转的作用，如，与对方握手，赠送一份小礼物，表示请吃饭等。经验丰富的谈判者认为，用行为表示道歉是谈判中成本最少，而回报最高的投资。综上所述,当双方就某一问题发生争执，各持己见，互不相让，甚至话不投机、横眉冷对时，这种环境更容易使人产生一种压抑、沉闷的感觉。在这种情况下，我方可以建议暂时停止会谈或双方人员去游览、观光，出席宴会，观看文艺节目，也可以到游艺室、俱乐部等处玩乐、休息。这样，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大家的心情自然也就放松了。更主要的是，通过游玩、休息、私下接触，双方可以进一步熟悉、了解，清除彼此间的隔阂，也可以不拘形式地就僵持的问题继续交换意见，寓严肃的讨论和谈判轻松活泼、融洽愉快的气氛之中。这时，彼此间心情愉快，人也变得慷慨大方。谈判桌上争论了几个小时无法解决的问题，在这儿也许会迎刃而解了。
对于一个科研人员来说，如何选择科研课题，并无固定模式，总结科研选题的历史经验教训，可以概括出若干条原则：1.目的性原则。科研选题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应当是“为什么”，目的性是选题工作的首要原则。选题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党的十三大曾明确指出，发展科学技术的首要任务就是振兴经济。当前，我国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正以更大规模向着广度深度进军，需要解决和研究的课题越来越新、越多、越复杂和越困难。比如能源问题、交通问题、粮食问题、管理、贸易问题、就业问题、人口问题、人权问题等等，解决其中一现实问题，就是一种贡献。科研一定要满足社会需要，才会有真正前途。与选题的目的性、需要性相联系的是课题的价值性。只有科研课题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有价值的，比如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理论价值、学术价值等，才会达到满足社会需要的目的。所以课题的价值性就成了衡量选题目的性、需要性的标准，在选题中，目的性原则、需要性原则、价值性原则是一致的。2.创新性原则。科研的本质就应当具有创造性，评审科研成果质量的最重要原则就是看成果有无创新，因此，科研选题从一开始就应当充分注意到这一点。国家对学位论文有明确要求，其中硕士论文应当有新见解，表现作者具有从事科研工作或者独立担负专门业务工作的能力。博士论文应当是创造性成果。科研选题切忌重复别人解决了的课题。所谓具有创新性的选题，指的是那些尚未解决或未完全解决的、预料经过研究可获得一定价值的新成果的课题。如新见解、新观点、新思想、新设计、新概念、新理论、新手段、新产品、新质量、新效益等。创新性具有新颖性、探索性、先进性、风险性等特点。它进一步体现了课题的需要性、价值性。选题中，贯彻创新性原则，关键在一个“新”字上。这种创新的课题在哪里？一般而言，在各种各样的矛盾点上，尤其是新旧之间的矛盾点。比如新事实与旧理论的矛盾，新理论与旧理论的矛盾，不同学科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突出表现在：科学发展的前沿地带、学科之间空白地带、不同理论观点、学派相争论的地带，研究工作遇到挫折失败的地带等等。这需要科研人员目光敏锐，抓住线索，跟踪追击，以求突破。这些要求，对研究工作者来说，一般也是比较困难的。许多有经验的导师在指导学生科研时，常从这样三个方面入指导：第一、在局部性的课题上具有创新性。即解决一个多因素的大课题中的尚未解决的某一个因素，或者能作出深入透彻合理的分析见解；第二、在别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加以扩大，有自己的补充，新的见解或改进；第三、纠正别人的错误。总之，创新性可大可小，可难可易，如何选题，根据各人具体条件而定。
首先，根据自己的兴趣，比如你对行政领导感兴趣，可以选择一个小的角度去选题；其次，如果觉得没有感兴趣的，建议你翻一下《行政学原理》《政治学》等专业课本，哪一块比较熟悉建议从哪块选题；再次，如果实在没有头绪，可以直接去网上搜索，看看历年别人是怎么选题以及选了什么题目，然后再决定；最后，下面是关于行政管理专业的选题，希望对你有帮助：一、 选题方向：“政府经济学研究”、政府经济学、组织行为学1、 论管理者的性格培养与管理效能2、 论管理情景对管理方式和效果的制约性3、 有限政府的经济管理效能分析4、 政府行政成本控制分析5、 地方政府公共物品供给途径分析二、 选题方向：公共关系学原理、市场营销学、组织行为学、组织文化1、 论危机传播中的政府行为2、 论网络环境下的政府公关3、 论跨世纪城市文化形象战略4、 论受众社会心理与城市对外宣传5、 论新闻策划的原则和方法6、 新世纪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品味7、 试论未来行政领导的形象塑造8、 浅析组织文化创新走向9、 论中国IC策划的定位10、上海或广州城市国际形象的确立与推广三、 选题方向：行政管理论与行政、领导、行政组织学1、 全球化背景下的政府职能研究2、 论当代公共管理的绩效评估方法3、 论信息技术在政府公共服务传递中的作用4、 当代西方“公共管理运动”评析5、 论行政权力及其制约6、 论行政自由裁量权及其限制7、 论邓小平的行政改革思想8、 论政务公开9、 论西方公共行政学发展中的民主价值取向10、论西方政府改革运动中的市场取向四、 选题方向：行政管理学与行政领导、人力资源管理1、 人力资源配置方式比较（细分问题论述）2、 地方政府制度创新行为研究3、 政府与制度变迁4、 知识经济与人力资源开发（细分问题论述）5、 人力资源激励机制研究6、 考核制度比较研究7、 公务员培训制度创新8、 公务员薪酬制度改革9、 地方政府与市场化改革五、 选题方向：行政法制研究、公关传播法规1、 依法治国重点在治“吏”2、 依法治国与加强、改善党的领导3、 加速政府体制改革，适应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时代特点的要求4、 当前行政管理制度化法制化的思考5、 论地方政府与公共管理6、 依法治国与治吏7、 论中介机构与行政部门的脱钩和改制8、 小城镇行政体制之我见六、 选题方向：行政法制研究、监督学1、 论加强党内监督的重要性和必要性2、 健全和完善监督制度是反腐败的根本措施3、 在社会主义时期反腐败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4、 关于加强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监督的一些设想5、 如何看待中国古代的监督制度6、 舆论监督的作用7、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增强政府的监督意识七、 选题方向：公共行政管理、公共组织与管理、行政管理学、公共行政组织学、西方行政学说1、 当代中国行政模式研究2、 当代中国法治行政研究3、 当代中国社会中介组织发展与规模研究4、 当代中国行政价值观研究5、 加入WTO与政府制度创新研究6、 乡镇政府机构改革研究八、 选题方向：公共管理、领导科学、管理学、市政学1、 公共管理论的经济学分析2、 市场经济与政府体制改革3、 市场经济发展与人力资源管理创新4、 政府责任研究5、 市场经济与非赢利组织的发展6、 依法行政研究7、 城市发展与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8、 城市政府与法治9、 政府公开与民主行政10、现代科技发展与政府管理创新11、法治与德治12、制度建设与反腐倡廉九、 选题方向：公共预算与财政管理、西方行政史1、 1994年后我国地方政府预算外膨胀的原因分析2、 论西蒙的决策思想评新公共管理理论3、 论西方公共行政的民主管理思想4、 中美行政监督体系比较5、 中美行政管理运行机制问题分析6、 素质教育与政府教育体制问题分析7、 中国失业问题的现状、原因与对策8、 关于外来人口管理的调查与思考9、 中国公民政治人格的转型：从权威人格到民主人格十、 选题方向：西方经济学、公共财政、政府经济学1、 经济转型时期的就业政策选择2、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与公共政策选择3、 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与政府间关系的协调4、 非盈利性组织管理研究5、 经济体制转型与公共政策的重新顶性6、 中国入世与中国政府职能转变7、 非盈利性组织的地位与作用研究十一、城市行政管理（市政学研究）、市政学1、 城市政府规模的讨论2、 公共人力资源讨论3、 城市社区管理讨论4、 城市管理讨论5、 户籍管理讨论6、 城市公共管理专题讨论7、 市政体制比较讨论8、 社会网络与城市发展讨论十二、选题方向：市政学、管理学1、 论城市的本质2、 市政学研究的内容、界限及意义3、 西方市政学研究4、 比较市政学研究5、 城市管理、城市治理与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6、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变迁7、 撤退设市可否作为加快我国城市化发展的战略选择8、 外国城市管理体系的变迁路径及对我国的启示9、 第三部门研究综述10、制度变迁与城市管理十三、选题方向：政治理论与政治文化、中国政治思想史、政治学基础1、 西方政治理念在中国的接受情况（细分问题论述）2、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分析（细分问题论述）3、 公共伦理分析（细分问题论述）十四、选题方向：宪法学、中国当代政治制度1、 试论人大代表的作用2、 论人大对政府的监督3、 论权力制约技术十五、选题方向：行政管理学、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西方各国政治制度1、 市场经济中的地位政府间合作研究2、 市场经济下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3、 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研究4、 西方式民主及其影响研究5、 政治参与、行政参与问题研究6、电子政府与电子民主建设十六、选题方向：政治制度、地方政府与地方政策、政治学基础、中国公共政策概论1、 国家建设理论视野中的地方政府建构2、 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政治关系 （ 中国、外国或中外比较；历史演变或法理分析 ）3、 中国地方政府间的转移支付（ 特别是广东的改革经验 ）4、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分析5、WTO与中国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十七、选题方向：政治制度、 思想概论、国家公务员制度、中国党政制度1、当代中国中央政府体制研究（从中拟一题目）2、地方政府体制中的条块关系3、当代中国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研究4、党政关系（中国、外国或中外比较研究）5、 城乡社区自制制度建设6、 香港、澳门与台湾的地方政府体制（任选一个地区或进行比较分析）7、 关于政党政治的研究（自拟其中一个问题研究）8、 关于政府体制的研究（自拟其中一个问题研究）9、 关于行政法制的研究（自拟其中一个问题研究）10、 城乡社区自治制度建设（自拟其中一个问题研究）十八、选题方向：行政决策、政策分析、公共政策分析1、 从统治到自治：公共政策范式如何转换？2、 第三部门：公共政策制定的重要主体3、 听证制度与公共政策论证的公民参与——以珠江三角洲或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乡（镇）村与街道治理为例4、 珠江三角洲或长江三角洲地方政府治理机制下的政策制定——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5、 公共政策制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6、 试论公共政府的基本价值标准7、 试论公共政府政策执行的监督8、 试论政策问题建构中的程序约束十九、选题方向：政府体制与公共政策、比较政治学、当代国际关系分析1、 比较分析行政集权民主制与传统代仪民主制的异同2、 古罗马政治制度对西方民主制的影响3、 西方民主制度与政治文化的形成4、 比较英法革命及其对各自政治的不同影响5、比较英美政党结构及其功能的异同5、论公民社会与公民文化的形成二十、新增题目（一）行政管理、管理学 1.以行政角度审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某个社会问题2.依法保护我国环境问题的几点探讨3.浅谈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以某为例或某一方面）4.提升政府公共行政职能 适应社会快速发展（以某为例或某一方面）5.关于社会发展中的行政道德问题的思考（以某为例或某一方面）6.基层领导干部的素质要求之浅见7.浅论企事业发展中人才培养的作用与途径8.关于非公有制企业中养老保险工作的思考9.浅谈收入分配中的公平问题10.当前农村基础教育发展问题的几点探讨11.谈谈中小企业如何吸引人才的策略建议12.谈我市党政机关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的思路对策13.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治理的相关问题思考14.城市化建设中的信访问题及其对策措施15.论某地区民营企业的地位作用与发展对策16.浅谈市场经济社会的民主建设17.浅谈加快我市农村人口非农化的几点政策措施18.服务行政－－21世纪中国行政管理的方向选择19.论行政相对人与行政法制监督20.减轻农民负担的几点思考21.关于**乡镇政府体制改革的思考22.关于完善我市社会保障体系的思考23.浅析国有资产流失及管理体制的完善24.试论信息经济时代企业知识型员工的管理25.浅析我国公务员制度(××某一方面)26.试论依法行政（某一侧面和具体化）27.谈我国行政管理效率的现状及其改观对策28.浅谈公共行政管理的信息技术化29.浅论行政监督中的舆论监督30.谈谈中小企业发展的现状与对策31.略论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32.试论构筑科学规范的人才选用机制33.浅谈农村经济发展的问题与解决对策34.浅谈民办非企业单位职工的社会保障体系问题35.略论遏制吏治腐败的治本之策36.创新流动人口治安管理工作之我见37.浅谈现阶段腐败现象及其成因与惩治策略38.浅论我国当前社会诚信缺失的原因与重塑策略38.当前提高村级组织威信的几点想法40.关于当前**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思考41.浅谈企业行政管理的功能特点及其要求42.试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转变43.对我市实施小城镇战略若干问题的探索44.浅谈政府保护自然资源的若干措施45.浅谈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与措施46.浅谈我市（**地区）农村社会保障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工作措施47.正确认识并解决“三农”问题的几点想法48.尽快建立和健全我市农村社保体系的理由分析49.浅析干部腐败现象的成因与防治50.行政效率中出现的问题及解决的方法51.社区工作践与探索52.当前行政违法的原因分析及其预防与矫治53.坚持人本管理，尊重员工价值54.农村教育、成人教育的现状与对策建议55.我市政府优化发展环境的对策探讨56.我市目前城管行政执法队伍建设现状与措施
冲刺哥本哈根：稀缺“碳空间”的政治博弈8月10日至14日，德国西部小城波恩迎来了今年的第三场国际气候谈判。在3月底和6月初，这个“莱茵河畔的联合国城”已先后举办了两场大型气候问题谈判，成了今年当仁不让的“世界气候首都”。与此同时，在瑞士日内瓦，由世界气象组织筹备的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也将于月底登场。随着全球经济的回暖，特别是距离年底哥本哈根会议即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缔约国第15次年度大会日期的临近，气候问题谈判显得越来越紧张，国际社会对其的关注度甚至超过了去年以来的金融脱困。谈判回顾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依然盛行的今天，很少有全球性议题像气候变化这样，幸运地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神圣边界和僵硬外壳，并成功促成生活在这片星球上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信仰、不同政治歧见人们的共同行动。不仅如此，这一传统上被视为“低级政治”、完全被漠视的议题现在却排在各国国内议程的前列，与经济社会发展并列甚至位居其上。形势的发展难以想象，二十多年前，人类还将自己视为上帝的绝对宠儿，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还被看作一个社会的正义追求，而今天，随着气候变化等负面效应的显现，人类的发展观念正发生巨大变化。其实，气候变化作为全球性议题，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时间并不是很长。1988年6月，美国宇航局哥达德研究中心教授詹姆斯•汉森在国会作证，首次提到人类面临气候变暖的风险时，不少人还嗤之以鼻。直到1991年，国家间的多边气候谈判才真正拉开帷幕。但短短几十年间，国际社会已就应对气候变化达成广泛共识，并由科学验证迈向了实际行动。1992年6月签署、1994年3月正式生效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迄今已吸收191个国家加入，成为其缔约方。自1995年，缔约方每年召开一次大会，就公约的具体实施等问题进行谈判。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举行的第3次缔约方大会上，各国代表签署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京都议定书》。议定书规定，在2008—2012年第一承诺期，发达国家总体排放的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化物、全氟化碳、六氟化硫等6种温室气体的数量，要比1990年减少5.2％。由于议定书规定时限截至2012年，而且只对缔约国中的41个主要是工业化的国家具有法律效力，因而在议定书2005年生效的当年，在11月蒙特利尔第11次缔约方大会上就启动了“后京都”谈判。2年后，印尼举行的第13次缔约方大会，明确勾画了指导未来谈判的“巴厘路线图”，要求各国应在2009年12月哥本哈根大会上制定出新协议文本，以取代2012年到期的《京都议定书》,作为全球遏制气候变暖的新国际法文件。减排博弈尽管成绩斐然，眼下的政治谈判却丝毫轻松不起来。2007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小组第四份报告发布后，各国又有不少报告佐证了其对未来的悲观预测。实际上，不仅有日趋紧迫的科学警告，近些年，反常的极端气候如热浪、飓风、洪涝等频繁袭击地球各个角落，也陡然增加了人类的危机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站在科学一边，要求政治家迈出更大步伐。由此，各国谈判代表发现自己正处于尴尬位置，一方面他们要躲闪民族主义者攻击的箭头，另一方面，他们又要直面遍布全球的环保人士、气候受害者的批评声浪。要有效回避未来气候风险，科学家们提出的减排目标是：发达国家以1990年为基准年，到2020年减排25%～40%；全球排放在10～15年内达到峰值，2050年全球减排50%。根据这一标准，政治谈判显然远远落在后面。即使最低25%的中期减排要求，也大致相当于第一承诺期的三到六倍，对于未能如约完成《京都议定书》排放要求的国家来说，中期排放任务更为艰巨，除非大力推广新技术、新能源。根据美国、欧盟、日本等国业已公布的数据，到目前为止，发达国家计划到2020年实现的减排平均值为14%。即使一向担当气候谈判先锋的欧盟，目前其承诺的中期减排值也只有20%，最高30%。英国、德国、爱尔兰、瑞典等国排放水平大大高于其承诺，意大利作为G8成员之一，却在排放问题上不断拖后腿。由于欧盟成员国已增至27个，再提高指标将面临东欧国家的巨大压力。奥巴马政府回到气候谈判桌上之后，美国的减排立场让国际社会继续感到失望。根据6月底美国众院以219票对212票的微弱多数勉强通过的《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美国2020年前实现排放量比2005年减少17%，相当于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4%。而根据《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美国就应减排7%。但即使这一法案，也面临被参院否决的前景。日本频繁的政府更迭也影响到其在排放上的努力。首相麻生太郎在6月宣布，到2020年，日本温室气体排放相比2005年减少15%。尽管麻生强调这一数值超过了欧盟13%的同阶段减排目标，但由于东京和华盛顿一样，并未严格遵守《京都议定书》要求的6%减排计划，此前的气体排放不减反增，因而新目标若和1990年相比，只减少了约8%。也是大大低于国际期望。加拿大和俄罗斯，这两个同属北半球的石油富国，成了气候谈判中典型的“坏小子”。在世界自然基金会公布的G8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排名中，加拿大位列倒数第一。哈珀政府宣称在2020年使温室气体排放量比2006年减少20%，但2006年加拿大的排放量较1990年却大幅增加了22%，与《京都议定书》要求的6%减排目标大相径庭。与此同时，俄罗斯在减排问题上“几乎没有切实的政策”，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仅有1%的能源供应来自可再生能源。7月中旬，意大利拉奎拉举行的八国峰会上，八国同意到2050年实现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减半的目标，发达国家排放总量届时减少80%以上，但对中期减排目标，则只字未提。在全球气候谈判进程中，发达国家明确中期减排目标是哥本哈根达成新协议的最重要一步。部分处于排放大户的发达国家受制于国内政治议程，迟迟不愿做出太大让步，这无疑给今年的气候谈判投下了重重阴影。中印受压在国际气候谈判的三大集团中，由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俄罗斯、挪威等国组成的伞形集团，此前一直受到掌控谈判制高点的欧盟和发展中国家的两头挤压，处境艰难。目前这种局面虽未改变，但欧盟和伞状集团国家在此轮谈判中也开始联手对部分发展中国家发起凌厉攻势。根据《京都议定书》，发展中国家在第一承诺期并无减排义务。发达国家主张，发展中国家内部已经出现巨大分化，对于像中国、印度、巴西、阿根廷等“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大国”和韩国、墨西哥、新加坡、沙特等“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理应采取相应的减排行动，否则将抵消发达国家的减排努力。在攻势所指的发展中国家当中，中国可谓首当其冲。2007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温室气体排放第一大国。按照世界资源组织的测算，中国1990-2004年的碳排放增长量为108.3%，印度为87.%，巴西为67.8%，而美国则是19.8%。与印度相比，中国人均碳排量是其3倍多。按“人均排放量”和“人均历史累计排放量”，中国尽管可以要求按照气候公约中“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继续拒绝接受强制性减排目标，但将面临巨大凶险。在奥巴马政府改变其前任对气候谈判的拒绝姿态后，中国正成为新的靶心，面临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双重压力。6月份以来，美国、欧盟气候谈判代表团和联合国秘书长接踵而来，向中国施压。奥巴马政府更试图拉中国为之垫背，树立其全球气候谈判的领袖地位。从2月份希拉里国务卿首次中国行，到7月份两位华裔部长联诀来访，美国官员频繁访华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迫使北京在气候谈判中改变姿态。7月底两国首次战略与经济对话，气候与能源合作是结出的唯一硕果。美国方面称，中美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合起来超过40%）之间的谈判，将决定“后京都时代”的“措辞”。面对压力，国务院在连续开会研讨的基础上，8月中旬，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苏伟郑重宣布，“2050年后，中国的排放将不会继续上升。”尽管只是远期承诺，而且并无具体减排计划，但和5月发布的《落实巴厘路线图——中国政府关于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的立场》，已经出现重大突破 和中国灵活的谈判姿态相比，印度可以说是在“死撑”。2007年，辛格政府曾承诺，印度人均排放量不会超过发达国家。拉奎拉八国峰会上，印度代表继续鼓吹这种论调。和气体排放相比，印度坚持“贫困才是最大的污染”。7月希拉里五天的访程，在气候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对美国的软硬兼施，新德里毫不买账。辛格政府的环境部长拉梅什此后甚至批驳有关全球变暖的关键科学发现，引起人们对印度解决气候变化的担忧。在三大集团密集的气候博弈当中，对“碳排放空间”的争夺其实只是冰山一角。气候议题关系到经济模式的转变、政治议程的重新排定，乃至私人生活观念和方式的更新。比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由于在国内遭遇传统产业群体的有利抵制，气候议题始终难以迈开大步。而英德等欧盟诸国之所以愿意率先减排，除处于后工业化阶段更注重环境问题外，还在于他们希望借此抢占未来“低碳经济”的有利地势，以带动国内产业结构更新换代，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在英国，从事“低碳”行业工作的人数已达88万，布朗首相相信，发展“低碳经济”将是帮助英国走出当前经济低谷的关键。由于发展中国家缺乏相应的资金及技术投入，这些国家更愿意紧守传统模式，首先实现工业化。难言乐观种种迹象表明，后京都气候谈判形势相当不妙。《京都议定书》从签署到生效，用去了八年时间。此次哥本哈根即使能够顺利达成新协议，留给各国国内批准的时间也只剩三年。更重要的是，与12年前相比，减缓气体排放只是本轮会谈议题之一，除此之外，为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哥本哈根还须就适应（气候变化）、（减排中的）技术及资金支持问题达成相关方案。气候变暖导致海平面上升，使得低地及海洋岛屿国家率先成为受害者。非洲国家气体排放只占总排放量的5%，但受气候变化影响却相当大。据预计，到2050年，全球至少有2亿“气候难民”，他们亟需得到救助，这涉及到国际正义问题。去年12月波兹南第14次缔约方大会的一个亮点，就是开始运行“适应基金”。资金来源有两个，一部分是来自清洁发展机制的2%抽成，另一部分是由各缔约国自愿捐款。到2012年，“适应基金”大概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约9亿美元的资金。不过，与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上千亿美元的需求相比，如此数额的“适应基金”无疑杯水车薪。发展中国家提出，发达国家是气候变化的罪魁祸首，应用其GNP的0.5%-1%为所有发展中国家提供充足、稳定、可预测的资金，以帮助他们应对气候变化。要自己纳税人承受如此负担，发达国家不愿点头，他们认为，适应资金流向应主要是最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在“低碳经济”潮流冲击下，发展中国家由于技术落后，公共资金不足，处于明显不利地位，也影响到其排放积极性。为此，发展中国家呼吁，发达国家尽快解除技术封锁，并为前者提供资金支持。但发达国家认为减排技术掌握在私营企业手中，存在知识产权问题；主张筹集资金及实现技术转让主要由市场机制、通过私营部门投资、碳市场交易等渠道实现。而发展中国家则认为，发达国家主导的市场机制只会让自己利益受损，私营部门投资只应是资金来源的补充。对于知识产权问题,印度倡议设立一个全球基金，买断相关技术,然后向发展中国家无偿分配。由于进展缓慢，今年的气候谈判次数被迫增加。按照计划，在哥本哈根大会前的五次谈判中，第一次用于阐明各自立场和目标，第二次应制订出新协议草案，剩余三次用于敲定最终协议文本。6月初波恩的第二次谈判会上，由非政府组织的气候变化专家联合起草的气候协议初稿，被交到全球182个国家谈判代表手上。初稿原本只有30多页，但因各方在诸多议题上立场相去甚远，联合国的谈判协调员只好以括弧的形式把不同意见都保留在初稿里。十多天的谈判结束后，初稿已“增肥”至200多页，包括了2500多个括弧。8月14日落幕的波恩第三次谈判，主要任务就是为初稿“瘦身”。不过，由于会期短暂，并未取得太大进展。联合国负责主持初稿谈判的主席迈克尔?库塔亚希望，到下一轮曼谷会议结束时，初稿能缩减至30页。这样各方在剩余的两个多月里，可以集中攻坚，以确保哥本哈根大会能够成功。现在是最后的冲刺机会。没有人希望哥本哈根最终破裂，但到目前为止，也很少有人对前景乐观。剩余的时间越来越短，谈判的任务却越发艰巨。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负责人德布尔也开始对谈判进程不满意，他提醒各国，“从现在到哥本哈根会议开幕，只剩下15天的谈判时间。”(03)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全球化所引起的国际关系中的诸多问题日益引起政界、学界的重视。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希望大家喜欢!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篇一 《国际关系中的道德》 摘 要：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通过语义学对道德的分析，可以看 出国 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关键词：国际关系 道德 国际伦理 气候变化 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无”与“有”是学界争论通常的焦点。一种颇为流行的分析方式是把“非道德”(amoral，或译无涉道德或超道德)标签贴在现实主义身上，将其与“道德主义”作为对峙的两端加以比较，哈里斯(Own Harries)采取的就是这种 方法 [1]，国内学者石斌也认为，以“非道德”著称的现实主义与法理-道德主义双峰对峙，是影响最大的两大国际伦理传统[2]。在注重科学方法和价值中立的美国，也有很多学者把理性主义同道德主义对立起来，作为不可调和的矛盾[3]。更多的中国学者则强调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复杂性与伦理传统的多样性，并认为应对此采取更加灵活和宽容的态度[4]。 本文首先列举有关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的流行观点，然后从语义学角度即道德概念的内涵与作为这一概念外延的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入手，对上述争论进行分析，认为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第三部分将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案例，简要说明这一观点。 文章 的结论是：道德选择，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 1.争论的观点 在谈到国际关系中道德时，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但大概有六种观点，可以被学界普遍接受。下面简要列出的观点，前四种通常被视为包含在现实主义框架之内，后两者可以被归纳为理想主义的论点。 最极端的立场可以定义为“非道德主义”。这一立场认为，在国际政治中根本没有道德的位置,国家考虑道德义务非但不必要,甚至很危险,这还意味着“不道德”的行为有时也是必要的[5];“在国家外交政策中没有道德可言”,“外交政策与国际政治本质上是非道德的活动”[6]。 第二种观点则主张“道德相对”论。该观点怀疑道德原则的普世性，或者虽不赞成道德相对论,但仍然认为具有普世性质的道德原则较之国内政治领域极为有限,也殊少约束力。例如卡尔认为:“这些所谓的绝对和普世原则根本就不是原则，它们只不过是在特定时期、根据对国家利益的特定解读而制定的国家政策的下意识反应而已”[7]。凯南则指出:“不能认为自己的道德价值观对任何地方的人都必定正确有效”[8]。 另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国家理由”。它强调“个人道德”与“国家道德”的区别,把国家作为道德诉求的对象，使国家人格化，并赋予国家利益以道德内涵[9];认为国家本身乃价值之源泉，而非实现其他目的的必要手段。国家本身就是道德力量和高层次的善[10]。从这一观点看，“不战而屈人之兵”并非是从“不打仗”或“不杀人”的道德观念出发，而是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国家利益需要。 较温和的观点可以称之为“有限道德”。该观点认为国家及其政治代理人可以充当有限道义角色,但必须有利于增进国家利益，或者至少以不损害国家利益为度 [11]。 第五种观点是“形势伦理”(situational ethics) 或非完美主义。从坚持道德原则出发，该观点既讲求实际、又坚持道德伦理的适当指导作用, 并且按照具体情况来具体判断政治中的道德伦理问题, 具体决定道德伦理态度。 最后一种立场可以被称作理想主义或道德主义。“坚持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政治手段都必须符合根本的道德伦理”[12]。“应用于个人道德的共同原则――同情、慷慨、宽恕、仁慈、容忍――同样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13]。康德缔造永久和平的思想就是以普世道德作为基础，受其影响发展至今的“民主和平论”，也是把民主视为可以推广至全球的一种价值取向。 在图1中，非道德主义与道德主义各执一端，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两大派别，是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争论的焦点。在其间的广阔范围内，存在着各种温和的、偏左或偏右的派别。为了不被繁杂的标签所迷惑，从语义学角度开始厘清国际关系的道德概念，是有必要的。 2.道德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概念内涵与外延 道德(Morality),在《柯林斯英语词典》(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中的解释有三，a.道德是关于哪些行为是正确的和可以接受的以及哪些是错误的一种信念;b.道德是被某一社会或特殊人群所普遍接受的有关人行为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道德指某行为正确或可以接受的程度。 从这一定义中我们可以概括出道德概念的三种内涵：第一，道德是一种信念，此信念认为凡事或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有善恶美丑之别，人们必须以道德的眼光看待事物和行为，必须在各种价值判断中做出选择。第二，道德是信念的体系，当一个群体(无论个人还是社会)中出现被大家广为接受的某种或某些信念时，就形成普世或一定程度上普世的道德观。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群体与道德认同互为条件：群体中的互动既形成又调整个体的道德信念，道德认同又为群体的维系提供基础。第三，道德是评价标准，个人或群体根据自己的道德观或普世道德观对某一社会行为作以评价。从历史唯物论看，不同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不同个人或群体的评价标准必然不同，从辩证唯物论看，同一个人或群体在不同时间和环境下，其评价标准也可能不同。 我们再把这一概念延展到国际关系领域。根据道德的内涵，我们可以这样延展出这样的道德定义，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是：a.关于国际行为的是非与可否接受的信念;b.一些国家或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对国际行为作出的道德评价。 首先，凡是承认国际行为是可以评价的，即是承认国际关系中有道德存在。从这一点说，即使是“非道德主义”，也是有道德观的，实际亦是如此。马基雅维利在否定君主该受道德约束的同时，同时就是积极地对君主(国家)行为进行道德评价，只不过他对国家道德评价的标准与个人道德不同而已。同时，他也不曾忘记普世道德观的影响力，他认为“仁慈、守信、诚实、人道、虔诚”等品质,君主没有必要具备,但却“很有必要显得具备”[14]，为什么要“显得具备”? 显然是因为人们都认同这些品质，认为其是好的，是对的，是应该具备的事情。上文列出的所有观点实际上都是不同程度地承认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道德相对论”怀疑的是道德原则的普世性，但并不否认有道德;“国家理由”所强调的“国家利益”本身就是一项道德原则，相信只要坚持“国家理由”就是好的，是正确的事情;“有限道德”及“形势伦理”原则也肯定了道德的存在。总之，同个人行为相比，在国际关系领域，国家行为也是有是非对错之分的。 其次，国际关系中的普世道德。国内道德规范依据的是国内大多数人的认同，因而成为社会所普遍接受的价值取向，而如果存在国际道德规范，它所依据的也应该是国际社会大多数行为体的认同。那么实际上存在这样的道德规范吗?哈里斯在其文章中列举“国家道德”观点时讲道，“国家存在本质上是为了提高和保护自身及国民的利益，它的道德必须与那个目标协调一致。” “实施外交政策的人其首要责任不是阐释自己的道德观点或偏好，而是要确保其服务对象的利益。” “一个政治领袖的责任就是他的人民的福利、国家健康发展，而非纯洁他自己的灵魂，这两者并不必然一致”。“道德主义”立场则与其有本质不同，“国家行为没有什么不好判断的，因为应用于个人的道德判断标准同样适用于国家”[15]。可见，他们列举的或阐释的都只是某一部分群体的价值体系，而非“普世”的被大多数所认同的价值体系。从这一方面考察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尽管国际上存在着由一些国家、甚至大多数国家认同而形成的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但严格意义上的普世道德，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尚不存在。不仅如此，不同国家对不同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的认同，还有可能相互冲突，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基于认同导致的冲突，远比基于利益所导致的冲突更难和解。比如“人权高于主权”与“不干涉内政”这两种道德观念产生的冲突，还有以宗教认同为基础的种族冲突等等。第二，并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随着人类交往的日益密切，国家供给个人道德认同的能力逐渐削弱，逐渐受到更为广大的群体(国际社会或世界社会)的挑战，这个更广大群体有机会为更广泛的人群提供道德认同，而更广泛的道德认同又将会为真正的普世道德观念的形成创造条件，人类就有可能建筑一个道德的“巴别塔”。 再次，国际关系中的道德评价，是国际关系主体按照自己的道德标准对国际行为做出价值上的判断。这种评价是主观行为，不同国家做出的判断会有所不同，即使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同样是持“国家理由”观，但对国家利益的定义和国家需要的价值取向，可能在不同的时期有很大差异，那么国家在对国际行为的评价也会相应变化(如美国在不同时期对待阿富汗政府和伊拉克政府行为的评价)。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采取不附加条件、不干涉其内政的政策，这在中国和非洲等大多数国家看来，是正确的、道德的国际行为，然而让欧美等发达国家来评判，就是不正确的、不符合国际道德的行为。道德评价上的主观性，不仅存在见仁见智的层次，甚至会导致严重分歧、对立与对抗。 综上所述，从其涵义的第一个方面来看，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存在是毋庸质疑的，然而，关于道德认同即普世道德的存在，以及道德评价方面，由于国际关系的国家中心特性以及道德标准的主观化等原因，存在各种相互竞争甚至冲突的观点也有合理性。因此，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争论，不是简单的存在或不存在问题，而是更加复杂的“道德选择”问题。正如汤普森(Kenneth Thompson)而言，这“并非是对与错之间的争论，而是对与对(rights and rights)之间的争论，而这就使问题的解决变得无比复杂[16]。 不能否认的是，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其存在的痕迹总是若有若无、若隐若现的，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道德与价值、经济与利益、政治与权力常常作为国际行为的多种属性混杂一起，很难区分。当小布什宣布对伊拉克的战争时，很多人认为他是为了石油，也有人认为这是美国全球争霸的重要一步，而小布什公开的理由之一，则是“自由”。国际关系和价值判断的复杂性，使得人们很难对一种国际行为做一定论。比如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各国分歧，很多学者都从国家利益等非道德角度入手研究，当事国家的所作所为，也让人感觉在此问题上很难找到道德解释的立足之地。本文接下来将简要分析这一问题，对国际关系道德的实在性加以说明，并应用上文所列六种观点对该问题加以解释。 3.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中看国际关系中的道德 人类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的关注，源于温室效应理论，而该理论在近200年前便已经由法国科学家提了出来，1908年，瑞典科学家阿兰纽斯出版专著，首次提出人类活动将会极大影响地球气候，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比重将在未来几个世纪增加到引人注目的程度[17]。但此后半个多世纪，人们对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仍然采取“可接受”的态度，甚至给予“道德”的评价[18]。 相比之下，减排在当今世界几乎成为一种普世道德，就连一向对此无所作为的美国也于2008年4月17日发起第三次“主要经济体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会议”并提出在2025年前使本国温室气体排放不再增加的目标。 尽管国际上对减排问题几乎形成共识，但是谁在其中承担怎样的责任却没有定论。原因很简单：各个国际行为体都有自己难以割舍的利益。此时的“国际道德”让位给国家利益。欧盟在世界排量中的份额总共只占15%并且从趋势上还将减少，而门槛国家所占份额自然会有所增加。也就是说，谁也不能躲避开这个全球责任”。这种共同责任，建立在“形势伦理”的基础之上，因为欧盟的排放量本身就比较少(15%)，加上今后新能源的使用，减排对欧盟国家自身利益的影响并不算大，提出“共同责任”，既不削弱自身利益，又坚持了道德伦理，这是欧盟国家积极倡导减排的原因之一。 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此则采取了“有限道德”的态度。提出“算总帐”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算总帐”基于排放时间和总量的计算，要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区别对待，发达国家要率先减排，同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这样的原则，是在保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履行道德责任1。 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共同的道德压力下，不同的国家根据各自的价值判断、观念与原则，在“责任”、“义务”与“利益”间作出不同的道德选择，它们的国际行为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减排问题上是如此，其他的国际行为亦是如此。 参考文献： [1]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Orbis, Fall, 2005, pp. 599-612. [2]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载于《欧洲》2002年第1期，第1-11页。 [3]Fred M. Frohock,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Impossibility Theorem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4, No. 2, 1980, pp. 373-384, and Viktor J. Vanberg and Roger D. Congleton,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Exi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6, No. 2, 1992, pp. 418-431. [4]何怀宏：《国际伦理的特殊性和必要性》，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5-7页;时殷弘：《民族伦理传统与中国的伦理观》，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19-20页。 [5][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3-75页。 [6]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0. [7][英]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 [8]George F. Kennan, G. (1954). Realiti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47. [9]楚树龙，耿秦主编：《世界，美国和中国：新世纪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理论探索》，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 [10]Jack Donnelly, “Twentieth-Century Realsim”, in Terry Nardin and David R. Mapel, eds., Traditions of International Eth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85-111. [11]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第2页。 [12]时殷弘：《历史?道德?利益?观念――关于国际关系理论思想的谈话》，载于《欧洲研究》2003年第5期，第143-149页。 [13]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0. [14]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第74页，第84-85页。 [15]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1-605. [16]Kenneth W. Thompson, “Moral Valu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88, No. 3, 1973, pp. 368-374. [17]徐再荣：《从科学到政治：全球变暖问题的历史演变》，《史学月刊》2003年第4期，第115页。 [18]阿兰纽斯还期待着由二氧化碳比重增加带来的全球变暖会给人类带来更加丰富的作物，并为迅速增加的人类造福，见徐再荣：前引文，第115页。 注 释： 1.秦大河：《气候变化的事实、影响及我国的对策》，载于《 外交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篇二 《国际关系中的情感》 摘要：国际关系中的情感问题成为当下国际关系理论微观研究的 热点 。目前研究情感基本有两大路径：一是动态的分析，主要包括情感如何生成，生成的机制有哪些，情感如何导致合作与冲突，变量间的因果机制是什么，情感如何建构身份或认同等问题的分析;二是静态的分析，包括情感的类型学分析(即人际间或国际间存在多少种类型的情感)和情感的性质分析。本文认为，存在三种性质的情感，即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三种情感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 关键词：国际关系;情感;交换资源;情感动机;互动结果 一、引言 情感是人际关系的维持者，也是一种能够分裂社会的力量。情感在所有的层面上，从面对面的 人际交往 到构成现代社会的大规模的组织系统，都是推动社会现实的关键力量。然而，情感研究并非受到本应有的重视。著名的情感研究者特纳(Jonathan Turner)说：“……对情感的研究一直是隐形的——至少到最近几十年。在这门学科(指社会学)经典的创始人之中，较少研究情感的任何细节。”直到20世纪70年代，情感研究才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之前“情感主题被完全忽视”。[1](1?2)情感研究在国际关系学的境况更为糟糕，直到冷战结束后，尤其是2000年以来，才有为数不多的学者探讨情感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例如克劳福德(Neta Crawford)、罗斯(Andrew Ross)、麦克德莫特(Rose Mcdermott)、罗森(Stephen Rosen)、利博(Richard Ned Lebow)、郝拓德(Todd Hall)、默瑟(Jonathan Mercer)等。①近几年中国学者也在情感研究方面有所建树[2]，归纳起来，已有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具有情感基础，国际关系理论并不排斥情感要素。建构主义的集体身份理论、自由主义的合作命题和民主和平论、现实主义的均势联盟学说等都必然含有情感的成分，因而，用情感分析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具有正当性。[2] 第二，情感有助于而非有害于理性，理性决策需要情感的辅助，甚至在看似完全理性的状态下也有情感在发挥作用。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指出，我们可以假设存在纯粹理性的人，他们的行为仅受到自我利益的驱动，那么新的问题产生了：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而对他人漠不关心的话，社会秩序如何维持?弗兰克认为，情感可以解决行动者对集体目标和社会价值的承诺问题，情感将调整理性，培育助人行为。弗兰克还主张，人们在社会情境中通过多种微妙的线索交流他们的情感，并且这些线索对预测他们将如何行动发挥着重要的符号作用。因此，理性甚至是自我利益都要关注情感方面。[3] 第三，情感对合作与冲突均具有重要的影响。情感导致合作集中体现在情感促成内群体认同和联盟的研究上。[2]与之相对，情感也往往导致冲突。著名的情感社会学家舍夫(Thomas Scheff)和雷辛格(Suzanne Retzinger)结 以上研究丰富了人们对国际关系中的情感的认识。本文拟从一个静态的视角来认识国际关系中的情感，这个视角便是情感的性质界定，当然这个界定不是罗列国际关系中存在多少种不同的情感，而是从性质判定上概括国际关系中的情感形式。笔者打算首先分析情感和理性的关系，尽管这是情感研究的老问题，但确实是所有情感研究必须明确和肯定的根本性问题;然后分析三种形式的情感，即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 二、理性与情感 尽管国家之间的情感互动十分频繁，但总体上国际关系研究排斥情感关注，深刻的原因在于国际关系的理性统治，情感被认为是非理性的，甚至是反理性的，情感和欲望、意志一样，被认为是国际冲突与战争的根源，因此唯有依赖国家和领导人的理性及其内含的逻辑、审慎和推理方有可能实现国家利益和维护世界秩序。不得不说，情感确实具有消极的国际政治效应，比如憎恨往往带来不加思索的战争冲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心理学家和情感社会学家在人类有多少种基本情感的问题上莫衷一是，但基本共识是高兴(如愉快、欣悦、满意)、恐惧(恐怖、焦虑)、愤怒(憎恨)和悲伤(忧伤、哀愁)构成人类四大基础情感，[5]可见人类的基本情感中绝大部分都是消极的。但是，消极情感的数量优势不能掩盖情感的积极效应，一方面，消极情感能够带来某种积极动力，如愤怒和悲伤同样可以带来发奋图强;另一方面，积极情感本身具有极大的良性效应，如情绪性信任是维系(内)群体认同、凝聚力以及团结的根本动力。 进一步分析，很容易发现国际关系理论对理性与情感的绝对划分是有问题的。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强调，理性是一个中性词，所以，非理性也非贬义词。非理性即情感，它并不需要理由(即理性)的支撑和证实，情感自身具有自在和自足性。换句话说，理性和非理性的区别并非是人们所简单理解的“好的和精明的”与“坏的和愚蠢的”，理性和感情可以各司其职。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认为，分化的社会为人的理性和感情的分化及其作用提供了前提，由于社会分化为系统与生活世界，因而支配系统的是理性原则，支配生活世界的则是感情，由理性来安排利益和效率，由感情赋予我们协调和平衡[6](138)。 如果以上只是说明感情具有独立的空间和运作过程的话，更为彻底的倾向则是把理性和情感融合起来。实际上，情感和理性绝非泾渭分明，著名的政治心理学家马库斯(G E Marcus)认为：“ 短语 ‘情感与认知’(affective and cognitive)可能给人这么一个印象，即一方或者另一方占统治地位。然而，更为可能的是，不是在情感评价和认知评价之间进行比较，而是在只有情感(affect—only)的评价和认知加情感(cognitive plus affective)的评价之间比较。几乎不可能存在缺失了情感内容或情感影响的思考对象。”[7]马库斯的话实际上说明，不管是行为体的心理(如认知、需要、态度和评价)还是行为，其中都必然包含感情的要素，而且感情的效应还相当重要和明显。这又告诉我们这么一个道理：具有情感能量②的人和国家，并非仅仅严格按照事实或逻辑采取行动，无论在什么情境之下，即使是理性的行动也掺杂着感情因子。实际上，当前的个性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情感社会学存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即情感是行动的动机中很有力的因素，情感发动理性、支撑理性并且帮助理性找出目标，只要有目标行动，就总会伴随相应的情感付出和回报。卢梭认为，人的理性和情感是相互施惠的，一方面，人的理性通过情感的活动才得以完善，因此很难想象“既无所畏惧又没有欲望的人会劳心费神的进行思考”;另一方面，情感的发展又受动于人的知识，对于任何事物，人是有了概念之后才会去希求或畏惧它，“否则就是纯粹出于本能的冲动”。[8](82?83)培根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人的理智不是干燥的光，而是有意志和情感浸透在里面。” 猜你感兴趣： 1. 关于2016-2017的形势与政策论文 2.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 3. 2016-2017年形势与政策论文 4. 2017年形势与政策论文范文 5. 2017形势与政策心得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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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灿烂几千年，神州华夏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作为中华文化精髓的礼仪文化博大精深，礼仪历来是衡量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尺。首先从个人修养角度看，礼仪是一个人内在修养和素质的外在表现；从社会交往角度看，礼仪是人际交往中适用的一种艺术和方法。礼仪课上，为了能让我们更好的理解到礼仪的重要，腾老师在课堂上总能举出古今中外或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实例。比如讲到职场礼仪那节课时，老师既回忆起自己当初刚工作时在学校办公室的亲身经历，也列举了最近几年她的学生中毕业找工作时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通过老师所讲的那么多实例，我们深刻的认识到礼仪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礼仪课上最令我难忘的还是那节自我介绍的课堂实践活动。由于很紧张，我站在讲台上表现的不是很理想。然后老师和同学对我们每个人的自我介绍给予点评，同学和老师的点评让我发现了自身的不足和差距，以后必定会加强这方面的训练，让自己在以后面对工作面试或各种陌生环境下能表现得更从容，走向社会时能更加自如的与人交往。一个学期的礼仪课，不仅帮着我们更加规范了言行举止，更让我们学会了接人待物，让我们更加深刻的认识到塑造良好的个人形象是多么重要。礼仪不仅关系到个人的生活幸福和事业成败，更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国民素质和繁荣昌盛。一个国家只有人人以礼相待，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并创造出和谐温馨的社会环境，使社会真正达到和谐稳定的状态。当今世界，尽管各国的社会形态及其经济发展水平各不相同，但各名族都很注重礼貌和礼节。在国际交往中，人们普遍对交往对象的个人形象更加关注。因为个人形象不仅真实的体现着个人的教养和品质，也体现着一个人对交往对象的尊重程度。一般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主要来自于他有机会接触到得中国人。正因此，我们每个人如果不注意维护个人自身的形象，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到集团的形象和国家的形象。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维护自己的个人形象，从而维护单位民族和国家的形象。总得说来，一学期的国际礼仪课让我深刻的认识到礼仪的作用，礼仪可以塑造我们的形象，提高我们的修养，协调好我们的人际关系，使我们正确的沟通信息。只要我们能严格按照老师课上说的那些礼仪技巧和基本规范去做的话，对我们的成长将会有很大帮助，同时对社会的和谐也大有益处。只要我们每个人都严格要求自己做一个有礼貌讲礼节的人，我们的社会将是多么的和谐与美好！呵呵，这是选修课上的！
好多 不过必修的就4门 我看了下 有国际政治经济 外交政策的理解战争于和平（汗个！！！） 毕业论文地球村的主要问题必修加选择 加教养课 这个专业一共诗39个 了
留学生论文《The Silent Revolution in Europe: Intergenerational Change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ies》 寂静的革命在欧洲:后工业社会代际变化 范文
门罗主义针对的地理范围在拉丁美洲,但是门罗时期的美国不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国际社会仅有美国承认拉美独立，在拉美独立问题上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对年轻的美国是一次重要的考验，最终美国获得了外交的胜利。在以后的历史中，门罗主义在事实上和外交风格上塑造了美国一个多世纪的对外关系，美国日后的发展、强大离不开门罗主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