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清真美食文化是2010年9月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洪梅香、刘伟。本书主要介绍了回族的清真饮食文化。回族是中国人口较多的一个少数民族，中国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均有分布。宁夏回族自治区是其主要聚居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拥有回族人口186.25万，占全国回族总人口的18.9%。另外，回族人口在20万以上的地区还有：北京、河北、内蒙古、辽宁、安徽、山东、河南、云南、甘肃和新疆等。回族的族源可以追溯到唐代，学术界一般认为回族大致形成于明代，而元代是回族形成的准备时期，明代是回族最终形成的时期。各地回族还以不同的形式参加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为回族人民的彻底解放指明了方向。不论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回回民族在历史上都涌现过不少杰出的人物，对当时人民生活和生产建设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中国的饮食文化源远流长，其中，少数民族的饮食风俗占了举足轻重的一部分。正因为这些少数民族风格迥异的饮食文化的存在，中国才体现出了它在饮食方面的真正魅力所在。少数民族中饮食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有蒙古族、回族、藏族、维吾尔族。
中国疆域辽阔，民族众多，除汉族外，还有55个少数民族。据2001年5月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显示，汉族人口为115 940万人，占总人口的 91.59 %；中国少数民族共有10 643万人，占总人口的8.41 %。我国少数民族人口虽为全国人口的8.41 %，但其聚居区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64 %左右，大都分布在边疆和西部地区，并形成大分散、小聚居、交错杂居的状况。 各少数民族由于居住地区的自然环境不同，生产活动、生活方式、历史进程、宗教信仰、 风俗习惯的差异，因此，其饮食来源、制作、器具、礼俗、饮食观念和思想等也迥然不同，从而形成了各自的饮食文化模式。即使同一民族，因居住地不同也存在明显的差别。自古就有“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之说法。 中国少数民族饮食史是中国饮食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的饮食文化不仅多姿多彩，而且大都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和独特的风格。在璀璨绚丽的中国饮食文化中，他们和汉族一样有着自己辉煌灿烂的篇章，对中国饮食文化的繁荣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 纳西族的饮食习俗 纳西族现有27.8万多人，主要聚居云南西北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其余分布在云南的中甸、维西、宁蒗、永胜、德钦和四川盐源、盐边、木里及西藏的芒康等县。纳西族是一个善于接受先进文化的民族，但无论是它们的生活方式，还是它们的饮食习惯都保留了本民族的特色。 纳西族喜欢喝酒、喝茶、抽烟叶，爱吃辣、酸、甜味。一般每日三餐多为干饭，有米饭或大米、玉米混合饭，有2~3个菜及汤。冬春时爱吃热气腾腾的火锅菜；夏季农忙期间，多数农家皆以米酒拌凉水解渴。有些地方早上吃炒面和酥油茶。城镇居民的主食主要是大米和麦面，一般量少而精，蔬菜全靠郊区菜农供应。丽江的酱菜有独特的风味，豆豉、卤腐都是传统的咸菜，几乎每个家庭主妇都会腌制；丽江白醋，酸中有甜；调凉粉加辣椒，酸辣可口，凉透肺腑。 纳西族的风味食品很多，尤以火腿粑粑驰名，另外还有纳西火锅、鸡豆凉粉、鸡炖豆腐、酥油茶等。“丽江粑粑"以丽江麦面为主要原料，配上辣椒、火腿、苹果、糖、猪油、葱花，用小苏打发酵后做成。其制法是：冬天以热水，夏天以凉水和面，然后在一块平整的石板下燃一盆炭火加温，把已经揉好的面团整平，擀得薄薄的，涂一层猪油，上铺火腿肉丁和其他配料，烤熟以后，香脆爽口，油而不腻。因层薄如纸，故又称“千层饼”。锣锅饭也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煮饭用的锅及盖是用黄铜打制成的，有一个提把，煮时米饭飘香。丽江的铜锅、铜火锅闻名滇西。纳西族的特色食品还有一种琵琶肉，琵琶肉是用整条猪腌制的猪膘肉，与汉族的腊肉很相似，但腌制的方法有异。把猪宰杀以后，去毛剖腹，剔除内脏和猪骨，剜掉四蹄，然后，在猪肚内塞进盐巴和配制好的香料，再以麻线把猪体缝合，缝成琵琶状，平放于高处晾干即可。在冬季腌制，肉味清香，能保存数年不发霉。 纳西族现代常饮的酒，有白酒、黄酒、窨酒，尤以窨酒出名，曾获中国首届黄酒节二等奖、全国旅游饮品优质奖。窨酒呈琥珀色，透明，味甘醇清香，含酒精 20°、葡萄糖15 %及多种脂肪酸化合物、多种氨基酸和维生素，有良好的滋补作用。窨酒用大麦、小麦、高粱等粮食和特殊的丽江酒曲、玉龙山下的泉水酿造，酿好后入窨一定时间才算珍品。 稗子是纳西族人民的主要粮食，有悠久的种植历史。稗子一般是煮饭吃。小麦多烤粑粑(饼)。也常将粮食磨成细糁，炒后煮成半稀半干的饭，或者将粮食炒成炒面 (糌粑)。炒面是主要的食品，纳西族习惯吃炒面喝茶，经济条件好的喝酥油茶，用餐前必须先喝茶。几种粮食调剂着吃，例如早晚吃稗饭，中午吃其他杂粮。但也具有季节性，这与各种作物成熟期有关，如6月吃小麦，7月吃燕麦，8月吃玉米，10月以后吃稗。 侗族主要居住在湘、黔、桂毗邻地区，分布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黎平、榕江、从江、锦屏、天柱、和铜仁地区的玉屏、铜仁、江口等县及万山特区。湖南的新晃、靖州、通道、芷江侗族自治县和广西的三江、龙胜等县。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侗族共有人口297万。 侗族饮食文化也带有浓郁的民族色彩，保留着浓厚的民族传统，如“侗不离酸”、“侗不离鱼”的饮食习惯，食油茶、黑糯米饭和“腊也”(合拢饭)的食风，无不反映出侗族饮食文化的民族特点。
中国疆域辽阔，民族众多，除汉族外，还有55个少数民族。据2001年5月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显示，汉族人口为115 940万人，占总人口的 91.59 %；中国少数民族共有10 643万人，占总人口的8.41 %。我国少数民族人口虽为全国人口的8.41 %，但其聚居区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64 %左右，大都分布在边疆和西部地区，并形成大分散、小聚居、交错杂居的状况。 各少数民族由于居住地区的自然环境不同，生产活动、生活方式、历史进程、宗教信仰、 风俗习惯的差异，因此，其饮食来源、制作、器具、礼俗、饮食观念和思想等也迥然不同，从而形成了各自的饮食文化模式。即使同一民族，因居住地不同也存在明显的差别。自古就有“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之说法。 中国少数民族饮食史是中国饮食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的饮食文化不仅多姿多彩，而且大都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和独特的风格。在璀璨绚丽的中国饮食文化中，他们和汉族一样有着自己辉煌灿烂的篇章，对中国饮食文化的繁荣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 纳西族的饮食习俗 纳西族现有27.8万多人，主要聚居云南西北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其余分布在云南的中甸、维西、宁蒗、永胜、德钦和四川盐源、盐边、木里及西藏的芒康等县。纳西族是一个善于接受先进文化的民族，但无论是它们的生活方式，还是它们的饮食习惯都保留了本民族的特色。 纳西族喜欢喝酒、喝茶、抽烟叶，爱吃辣、酸、甜味。一般每日三餐多为干饭，有米饭或大米、玉米混合饭，有2~3个菜及汤。冬春时爱吃热气腾腾的火锅菜；夏季农忙期间，多数农家皆以米酒拌凉水解渴。有些地方早上吃炒面和酥油茶。城镇居民的主食主要是大米和麦面，一般量少而精，蔬菜全靠郊区菜农供应。丽江的酱菜有独特的风味，豆豉、卤腐都是传统的咸菜，几乎每个家庭主妇都会腌制；丽江白醋，酸中有甜；调凉粉加辣椒，酸辣可口，凉透肺腑。 纳西族的风味食品很多，尤以火腿粑粑驰名，另外还有纳西火锅、鸡豆凉粉、鸡炖豆腐、酥油茶等。“丽江粑粑"以丽江麦面为主要原料，配上辣椒、火腿、苹果、糖、猪油、葱花，用小苏打发酵后做成。其制法是：冬天以热水，夏天以凉水和面，然后在一块平整的石板下燃一盆炭火加温，把已经揉好的面团整平，擀得薄薄的，涂一层猪油，上铺火腿肉丁和其他配料，烤熟以后，香脆爽口，油而不腻。因层薄如纸，故又称“千层饼”。锣锅饭也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煮饭用的锅及盖是用黄铜打制成的，有一个提把，煮时米饭飘香。丽江的铜锅、铜火锅闻名滇西。纳西族的特色食品还有一种琵琶肉，琵琶肉是用整条猪腌制的猪膘肉，与汉族的腊肉很相似，但腌制的方法有异。把猪宰杀以后，去毛剖腹，剔除内脏和猪骨，剜掉四蹄，然后，在猪肚内塞进盐巴和配制好的香料，再以麻线把猪体缝合，缝成琵琶状，平放于高处晾干即可。在冬季腌制，肉味清香，能保存数年不发霉。 纳西族现代常饮的酒，有白酒、黄酒、窨酒，尤以窨酒出名，曾获中国首届黄酒节二等奖、全国旅游饮品优质奖。窨酒呈琥珀色，透明，味甘醇清香，含酒精 20°、葡萄糖15 %及多种脂肪酸化合物、多种氨基酸和维生素，有良好的滋补作用。窨酒用大麦、小麦、高粱等粮食和特殊的丽江酒曲、玉龙山下的泉水酿造，酿好后入窨一定时间才算珍品。 稗子是纳西族人民的主要粮食，有悠久的种植历史。稗子一般是煮饭吃。小麦多烤粑粑(饼)。也常将粮食磨成细糁，炒后煮成半稀半干的饭，或者将粮食炒成炒面 (糌粑)。炒面是主要的食品，纳西族习惯吃炒面喝茶，经济条件好的喝酥油茶，用餐前必须先喝茶。几种粮食调剂着吃，例如早晚吃稗饭，中午吃其他杂粮。但也具有季节性，这与各种作物成熟期有关，如6月吃小麦，7月吃燕麦，8月吃玉米，10月以后吃稗。 侗族主要居住在湘、黔、桂毗邻地区，分布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黎平、榕江、从江、锦屏、天柱、和铜仁地区的玉屏、铜仁、江口等县及万山特区。湖南的新晃、靖州、通道、芷江侗族自治县和广西的三江、龙胜等县。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侗族共有人口297万。 侗族饮食文化也带有浓郁的民族色彩，保留着浓厚的民族传统，如“侗不离酸”、“侗不离鱼”的饮食习惯，食油茶、黑糯米饭和“腊也”(合拢饭)的食风，无不反映出侗族饮食文化的民族特点。 奶茶是新疆少数民族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饮料。哈萨克、蒙古、维吾尔、乌孜别克、塔塔尔、柯尔克孜等民族都非常喜欢喝奶茶。他们常说：“无茶则病。”又说：“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
我是苗族的，不晓得如何写，不过可以提供些建议：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在毁坏当地文化和风俗习惯的同时有利于当地的经济发展，总之，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对苗族而言，我们有我们独特的文化和深远的历史。文化内涵深厚，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使用惯常法的民族，也是第一个冶炼青铜的民族。现代苗族文化是多元而开放的,著名的苗族艺术有苗族芦笙舞，湘西苗鼓，湘西苗剧，苗族凳子舞，巴乌，苗琴，苗绣苗服，苗族蜡染等，苗族祖先古代发明了苗族历法-苗历。主要的苗族节日有：三月三，花山节（踩花山），六月六，苗年等。苗族因支系和地域分布的不同也可导致语言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对苗族而言，主要以稻米和玉米为主粮，过年有年糕，近似日本年糕的做法。苗族根据历史，有“盘瓠崇拜”，许多南方少数民族也有盘瓠崇拜，（《清史稿》：古西南夷多盘瓠遗种，曰僮，曰苗，曰瑶。。。。。。苗蛮尤多。），所以原则上苗族行医行药者不吃五爪动物。过年的时候，全家必须让自己的狗先吃（盘瓠：犬图腾），打苗人的狗视为对主人不敬。而苗族历史根据传说是这样的：苗族发源于上古九黎部落，其首领为蚩尤（苗文：Yeuf Chik)，，蚩尤即为苗人共祖。蚩尤和炎黄部落发生战争，即历史上著名的涿鹿之战。炎黄部落九战九败，遂造指南车，乘大雾弥漫进攻蚩尤，蚩尤战败，传说蚩尤死后化为枫树，故有地方苗族自称"蒙”（苗文：Hmongb/Hmoob)意为“树心”的意思，枫树心生妹榜妹留(汉语意思：蝴蝶妈妈），妹榜妹留才生苗族远祖姜央。
有人说中国的河山好，有人说中国的人口众多，但我说的是中国民族和民族文化。我国是一个团结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又汉，壮，蒙古，回，藏，维吾尔，苗族等56个民族成员。下面是各民族的人口统计各民族中，汉族人数最多接近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90.6.，其他民族人口仅占百分之9.4，称为少数民族我国各少数民族数量相差悬殊，其中人口最多的壮族约1600万，人数少的民族仅几千人，如珞巴族，赫哲族等各民族不论人多少，社会经济发展程度高低，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如何，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具有平等的地位。我国各民族分布的特点是“大杂居小聚居”，相互交错居住。汉族分布最广，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中部。少数民族则主要分布在西南，西北和东北部地区。汉族地区有少数民族居住，少数民族地区也有汉族居住。民族间的交错分布促进了民族交往与合作，为各民族共同繁荣提供了有利条件。我国民族众多，但各个民族都有独特的民族风情。我国民族众多，各民族都有自身的风俗习惯。各具特色的民族风情给人以美的感受。我们要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巩固和发展民族的风俗习惯，巩固和发展民族团结。各民族之间因和睦相处。各个民族的风俗都不一样，都具有特色在少数民族中各乐器都不一样，如；朝鲜族的长鼓，傣族的两面鼓，蒙古族的马头琴，壮族的合欢萧，哈萨克斯族的冬不拉等地民族乐器我就不一一详写了。这些就是我国的民族和民族文化。
现代文学从诞生到现在,与现代媒介一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呈现出一种互动共生、共同成长的态势。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文学类 毕业 论文，供大家参考。
文学类毕业论文 范文 一： 传统 文化 与现代文学的关联性
[摘要]传统文化是指民族在历史发展中沉淀下来的文化精华，是民族文化中哲学、美学和艺术的结晶。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的文化发展历史，也形成了独特的哲学、美学体系。这些传统文化以诗歌、戏剧、小说和 散文 等文学形式传承下来。在上世纪五四运动之后，一些传统文化被当做阻碍历史发展的精神枷锁抛弃，因此，我国的传统文化一度出现与现代文学隔离的现状。在21世纪的今天，发扬传统文化是国力的体现，在现代文学中体现传统文化是现代文学发展的新目标。
[关键词]传统文化;现代文学;批判;继承
一、传统文化的内涵
传统文化是民族特色和民族风貌的集中体现。目前，尽管世界的发展正朝着全球化迈进，但东方人和西方人还是有明显的区别，东方人的内敛含蓄和西方人的外向粗犷并没有随着全球化发展而改变。尽管同为东方人的民族特征，但表现在不同的民族和国家也明显不同，像中华民族和邻近的日本、韩国、泰国等国家民族相比，虽然都具有内敛含蓄的相同点，但民族区别还是存在的，这就是不同的传统文化在不同民族体现出来的不同印记。提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但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全部，中国传统文化除了儒家思想，还包括佛教、道教思想，这我还是广义的传统文化，如果细分起来，传统文化在表现形式上可以分为古诗、古文、诗词、 国画 、医学、戏剧、民族音乐。在时间上可以分为原始文化、古代文化、近代文化和现代文化;从社会层面上可分为宫廷文化、官方文化、文人文化和民间文化;从社会功用来分，还可以分为名号文化、服饰文化和礼仪文化等。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仅仅是限于汉民族文化，由于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因而中国传统文化也吸收了其他少数民族文化。就是在当前，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化还有自己的特色，这些文化特色和不同民族的信仰有关。从信仰来看，我国汉族人民和大多数民族信仰佛教和道教，这样就形成了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但我国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像西藏地区藏族人民信仰的喇嘛教、回族人民信仰的伊斯兰教以及部分民族信仰的萨满教、____，这些不同的宗教信仰形成了不同的民族文化，它们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传统文化以不同的方式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被人们一代一代继承下来，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一些传统文化正在经受着外来文化的冲击，有的正逐步退出人们的生活。像我国传统礼仪文化中的关于婚姻方面的“问名、纳彩”等文化形式，以及结婚典礼中的拜天地仪式，在当前的社会中逐步被西方神父证婚仪式所代替。而一些传统的文化游戏，像充满文化气息的对 对联 、猜灯谜等高雅活动也成为一去不复返的历史。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要发扬我国的传统文化，除了在生活中体现，最主要的还是通过文学艺术形式加以传承。
二、传统文化在传统文学中的体现
我国的传统文化能流传至今，除了在日常生活中广泛利用之外，更多的则是通过文学作品的形式传承下来的。我国的文学作品是以诗歌开始，然后发展到散文、戏剧、小说这些形式。在我国最古老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记载了我国奴隶社会时期人们的劳动、生活、祭祀等活动。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哲学得到了告诉发展，“诸子百家”用他们的散文记录了自己的思想，使后人了解到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的思想内涵。到了汉朝，儒家思想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漫长的封建时代，我国的文人都是用儒家思想来作为行事标准。这种文化思想在我国历代文学作品中都有体现。儒家思想对人的要求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品德的要求是“仁义礼智信”。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中国人追求的最高目标是“治国平天下”，天下太平是每个人的最终理想，因此“文死谏，武死战”成为一种最伟大的献身。一些有抱负的文人就将忧国忧民的思想写进了他们的诗歌中，这些诗歌在《乐府诗》和“建安七子”的诗歌中体现为对战争的不满;在太平年间，诗人们希望人们安居乐业，所以对于国家用人制度、赋税政策造成的内乱忧心忡忡，这种思想从魏晋时代的鲍照、左思一直延续到唐宋时期李白杜甫白居易，以及宋朝的范成大、范仲淹的诗歌中。他们用自己的诗歌表达对国家对人民的关心。因为儒家思想的最高准则是“平天下”，因此对于国家完整看得高过自己的生命，对于维护国家的尊严也超出了自己的生命的爱惜。因此才有苏武北海牧羊十八年不变节，辛弃疾的“栏杆拍遍”的愤慨，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牵挂，才有南厓海战后的十万军民跳海为宋帝殉葬的壮举，才有后来郑思肖的“宁可枝头抱香死”的不屈。进入元朝之后，我国的戏剧得到了高度发展，一些生活趣事，历史 典故 被编成戏剧广为流传，这种老少皆宜的文化形式不断传承了历史文化，还将人们生活中的一些礼仪文化进行了传播。进入明朝以后，小说又得到了空前发展，当时的小说种类繁多，不同题材的小说都宣传了不同的文化，像才子佳人小说中，大量的诗词唱和，表现了封建时代男女相爱的含蓄委婉;而流传后世的《三国演义》不仅宣传了儒家的忠君思想，还将我国的古代军事文化做了细致的描写;《水浒》宣扬的是我国的侠义文化;《西游记》则是描写了我国的佛教文化。我国明清时期的戏剧对传统文化的传播，都是以儒家思想为准则的。像戏剧中对于爱情的描写都是突出忠贞不移，在极端情况下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倾向，像《桃花扇》，将个人情感和国家民族气节结合在一起;而《清忠谱》则是为正义，为尊严不惜牺牲个人性命。这个时期流行的小说也是以宣传儒家思想的忠恕、信义、仁义为主，除了四大名著，像《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这些在民间广受欢迎的通俗小说，宣传的是朋友之间的仁义，为了正义而奋斗的主题。《金瓶梅》和《红楼梦》虽然描写的是家庭生活，没有直接歌颂仁义，但对于两个大家族走向衰败时，那些落井下石的背义之人还是进行了讽刺。
三、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的关系
现代文学是从五四运动之后开始的，以现代白话文写成的诗歌和戏剧、小说，它们和古代文学相比，无论是形式还是表现手法都有较大的区别。现代文学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播有个从隔离到传承的过程。
1、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的隔离
五四运动的爆发是在我国民族处在落后、衰微的状态之下，一代热心青年在为民族为国家的落后深感痛心的同时，在积极寻找落后的思想根源，认为中国的落后主要是几千年来思想体系建立在以儒家思想为准绳的体系之上造成。因此，五四运动在文化上对我国的儒家思想进行的彻底否定，将西方的个性解放思想引进到中国。五四运动之后的现代文学对传统文化的隔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形式上，用白话文代替了八股文，用现代诗代替了律诗。另一个是在表现内容上，现代文学受西方影响，表现的是人物个性和命运，对于传统文化中的忠孝和节操对人性的压抑进行了批判。与此同时，现代文学摈弃了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引进了西方一些思想家的哲学思潮，像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哲学。这种隔离在上世纪前半叶表现得还不明显，在新中国建国之后，尤其是“”时期，现代文学对我国的传统文化隔离现状发展到了彻底否定的地步，不仅否定了儒家文化，也否定了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好在这种状态随着“”的结束得到了改善。
2、传统文化在现代文学中的体现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的现代文学虽然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出现了隔离状态，但由于作家的思想观念不同，一部分人认为传统文化落后，但也有一部分作家在作品中用现代的文学眼光来传承传统文化。沈从文在他的小说中以反映湘西地域文化为主，他的代表作《边城》就将我国传统的道教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儒家的“和”“仁”“信”等思想通过小说反映出来。巴金的《家》《春》《秋》是用批判的态度来描写封建家族，但对于封建家族方面的文化也有所涉及。在张恨水的系列小说中，通过对生活在下层的民间艺人生活的描写，将我国的民间曲艺和家族文化都做了比较细致的描写。老舍的《四世同堂》描写的是抗战时期一个大家族的遭遇，其中对于国家兴亡的关心和我国古代作品中对于国家兴亡的看法是一致的。丰子恺的散文集《缘缘堂 随笔 》通篇都充满了传统的佛教思想，将爱护生灵，体现童真作为表现主题。叶圣陶等人的作品也同样反映了当时下层劳动人民的疾苦，和我国古代诗人对民生的关注相似。解放后，赵树理写的一系列“山药蛋”派作品，像《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等反映农村生活题材的作品，其中也蕴含着深厚的传统文化。“”结束后，我国的文学创作在思想上得到了彻底解放，文学作品出现了异彩纷呈的局面，出现了大批既有现代文学特点又有传统文化特色的文学作品。像莫言的《红高粱》，内容是反映国家兴亡与个人的关系，但表现方式上又综合了西方的文学表现手法。阿来的《尘埃落定》，表现的是我国藏族土司文化小说中有大量的佛教文化的表现;而陈忠实的《白鹿原》反映的是“民族的秘史”，涉及到了我国传统的儒家精髓，而白鹿两家秉承的“耕读传家”的治家传统以及家传的“修身齐家”的人格理想都对儒家思想做了诠释。在当代现代文学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方面，值得一提的是黑龙江籍作家迟子建，她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反映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人生活，其中对于鄂温克的历史、生活现状以及他们信奉的萨满教都做了详细描写。《伪满洲国》则是将伪满时期的下层百姓作为表现对象，表现了东北地区特有的传统文化。在她的所有作品中，都是以表现东北地区的传统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为主，向世人展示了东北黑土地上的特色文化。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一些著名作家都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上来，像王蒙对老子的研究，刘心武对《红楼梦》的研究。可见，随着时代的发展，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传统文学对现代文学发展的主要作用，离开了传统文化，文学也失去了民族特性。
[参考文献]
[1]骆素青,刘义婧,赵秀忠.中国传统文化的实用理性[J].中国宗教.20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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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朱德发.重探60年五四文学革命研究的误区———质疑“彻底反传统文学”论[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05).
文学类毕业论文范文二：现代文学 教育 文本细读的地位与 方法
【摘要】文本细读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提升学生的审美情趣和学术能力，是克服现代文学教育中片面注重文学史弊端的重要手段。高校现代文学教育应该通过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注重学生阅读的直觉 经验 ，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形成以问题为导向的阅读习惯;坚持审美批评和社会批评相结合，提升学生直觉阅读经验后的理论深度;从外部创新课堂形式，树立学生课题教学中的主体地位，使学生在丰富多彩的课题形式中培养自觉阅读的习惯。
【关键词】文本细读;高校;现代文学教育;地位与方法
自1929年春，朱自清在清华开设“中国新文学研究”至今，现代文学教育走过了近90个春秋，并逐步形成了一整套以文学史为中心的学术体制和教学体系。文学史教育在建构学生的理论体系、培养学生史的意识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主要体现在学生轻视文本细读，以至于学生文本解读能力下降，文学审美趣味减弱，进而影响到学术研究风气：“对于‘宏大阐释’和‘宏观把握’的热衷”，“喜欢制造宏大课题”，其害大焉。因此，我们必须 反思 文学史中心论教学体制的弊端，重视文本细读在现代文学教育中的基础性地位。
一、文本细读在中国现代文学教育中的地位
对于文本与文学史之间的关系，陈思和先生曾有这样生动的比喻：二者“类似于星星和天空之间的关系。构成文学史的最基本元素是文学作品，是文学的审美……构成天幕下一幅壮丽的星空图”。2试想，我们如果天空没有星星，只有几个符号，说这是月亮、这是太阳，那么估计我们都没有看星空的兴致了。因此，文本是文学史的内核，在以文学史为核心的现代文学教学体制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其价值主要体现在：首先，文本细读是调动学生阅读兴趣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兴趣是如果我们的课堂，一开始就是大谈文学史关于某段时期的基本概况，谈某位作家的基本特色，举几个老调重弹的例子，那么学生如听天书，不知所云，甚至会轻视现代文学，以为现代文学不过就是反封建，追求自由平之类的枯燥名词。如《狂人 日记 》，按传统讲法，先分析鲁迅生平，揭示其思想是讲“礼教吃人”，艺术成绩，简单枯燥，理论先行。但是，如果我们带着学生去读《狂人日记》让学生去体会，提出问题。如“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学生也许会问：为何见了月光，就爽快，觉得以前全是发昏?引发思考。接着就是“我怕得有理!”为何?既有对过去的害怕，三十年来一直吃人和被人吃，也有对未来的恐惧，梦醒了，不知路在何方。这恰是一个刚觉醒者的心理写真。接着引导学生读吃人的意象演变，辩证吃人与封建意识形态的关系，将抽象的吃人变为丰富的审美的存在，从而引发阅读兴趣，调动他们课后阅读的积极性。其次，文本细读是提高学生审美能力和学术修养的基础。在当今社会，大学教育已经成为基础教育。塑造学生健全的人格、高雅的趣味、理性的精神是大学特别是综合性大学基本功能，俗话说，“腹有诗书气自华”，那么怎么样才能提高学生的人格修养、审美趣味和理性精神呢?阅读是重要手段。陈思和先生曾说：“在大学本科生阶段，甚至是硕士研究生阶段，能够指导学生细读文学名著，提升学生的艺术审美能力，通过文学名著的阅读提高他们对文学史的基本理解，要比言目的理论鼓吹或者死记硬背一些文学史知识有益得多。”现代文学是既具有文学的一般特性，也有其特殊性，即现代性，既是语言的现代性，也是“人学”的现代性。如读宗白华的《流云小诗•夜》。将自我瞬间的感觉融入宇宙中。看似物我相融，其实早不是古典的意境，而是现代人的情怀，人不是自然的附庸，而是理性的存在。情绪的瞬间变化，就在“星”与“宇宙”的意象的关系中得到转化，节奏虽情感而起伏跌宕。如果我们带着学生朗诵体味，一字一句地分析，慢慢地欣赏，在这种体味到人的渺小与伟大，对于我们理性地看待自己，理性地看待社会，不是善莫大焉吗?亦能让他们分辨出诗歌的美学，提高欣赏的趣味，或许可以对网络语言起到净化作用。
二、文本细读的方法
首先，以人为本，注重直觉体验，不断设问，追寻问题进行思考，形成以问题为导向的阅读习惯。文学即是人学。文学阅读是读者和作者之间的心灵交汇的过程。因此我们在读文学作品时，应该直面作品，注重直觉体现。特别是现代文学，写的是现代人的境遇，更容易与读者产生心灵的碰撞，碰撞之后，我们就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了问题，就有了阅读的起点，也就逐步找到进入作品的切口，进而一步步观照作品，反观自身。譬如说，读鲁迅的《过客》，我们现代读者第一印象就觉得这个人“在路上”，而且坚持“在路上”，那么他为什么要一直在路上。我们也一直在路上，我们会是为鲜花而活吗?抑或是看到坟墓就不走呢?我们是否思考自己是谁?这些直觉体验后的思考，让我们一步步解开他所拒绝的事物的喻指，进一步思考“过客”的生命状态和人生哲学，鲜花是希望，放弃，坟墓是绝望，亦放逐，就连我是谁都不思考，只为“我还得走”的绝对命令而活着，这恰恰是最强大的意志力，在反复的疑问和解疑过程中，我们一步步切近鲁迅“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其次，坚持文史结合，坚持审美批评与社会批评相结合。文本细读，要坚持论从史出，文史相合，坚持审美批评与社会批评相结合，切记陷入“新批评”形式主义批评的窠臼。具体方法，我比较赞成王卓慈所言的“教师通过文木细读的 教学方法 ，引导学生从文学作品的阅读中上升到理论思考，再运用相应的文学理论对作品进行剖析和评论”，“从而使其能够对接触到的文学作品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具体说来，即先直觉体验，再结合文学史、作者生平及相关的文学理论使学生的阅读理论化，最后再回来文本，加深印象， 总结 方法，积累经验，指导今后的阅读。如徐志摩的诗歌，我们先通过直觉读出《雪花的快乐》的欢快，《再别康桥》中淡淡的哀愁，《火车擒住轨》中发愤，我们在结合徐志摩的生平、思想，联系中国现代诗歌史，加深理解，会发现，这是徐志摩爱情、人生和思想一步步发展的写照，更是徐志摩诗歌从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嬗变的轨迹，然后我们再结合这些理论、知识读徐志摩诗歌，理解即更深刻。最后，打破老师在教学中的中心地位，通过引导，使学生成为作品阅读的主体。老师先示范，带领学生进入阅读的情景，引导学生设问，逐步深入思考，负责解释难点。例如，我们在讲解小说时，可以让学生通过阅读体悟，将小说改编成剧本，并进行排演，改编的过程既是阅读深入以至再创造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学生无论是对思想内蕴，艺术手法，都会作深入的思考，应用到实践中去;排演的过程，既是加深学生阅读理解的过程，又是陶冶学生人格、提升学生审美情趣的过程。此外，还可以让学生来主导课堂，设计问题，分组研讨，集中评点，提升学生的阅读兴趣，增强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总之，实现课堂形式的多样化，也是从外部培养学生文本细读能力的重要手段之一。
三、结语
文本细读是调动学生阅读兴趣，提高学生审美情趣，培养学生学术能力的重要途径，在现代文学教学中具有基础性地位。为了更好地开展现代文学教育，纠正文学史中心主义的现代文学教学体制，我们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教学观念，重视文本细读中学生的直觉作用，在直接中设疑，建立问题意识，形成以问题为导向的阅读习惯;需要坚持审美批评和社会历史批评相结合的阅读方法，培养学生文本细读中的思辨能力和理论深度;需要通过创新课堂教学形式，打破老师的中心地位，引导学生成为文本细读的主体，自觉地在丰富多样的阅读形式中培养文本细读的能力。
参考文献：
[1]徐克瑜.当前文本研究中的文本细读问题[J].文艺争鸣,2009(03).
[2]陈思和.文本细读在当代的意义及其方法[J].河北学刊,2004(02).
[3]王卓慈.文木细读与名著选木的叠交汇通[J].黑河学刊,20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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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传承模式面临现实冲击儿童是民族文化血脉的继承者和文化基因的承载体。儿童获得文化传承的知识首先是从家庭开始的，比如土家族、畲族等民族，有语言而没有本民族文字，他们的文化靠口耳相传，言传身教，孩子自一出生就开始了文化传承与习得的过程。这种家庭与文化传承的关系是人类最古老、最强韧的关系之一。但是在今天，这种关系出现了松动的迹象。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很多外出务工人员将孩子留在了农村，出现了大批“留守儿童”。以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例，长年在外务工的青壮年人数在10万左右，其中80%是朝鲜族，留守儿童达到3万多人，其中个别学校的个别班级有85%以上的学生是留守儿童。在中西部地区，留守儿童也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群体，其中有不少是少数民族儿童。这种人口流动的趋势带来了文化生态的改变，民族文化的家庭传承方式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一些青壮年在经济发达地区创业、成家而后定居，置身于一个没有本民族文化底蕴的城市，民族传统习惯的保持更加困难。文化生态具有不可再生性，传统纽带一旦被割断，要想再重新拾起难上加难。另外一个冲击来自集中规模办寄宿制学校。有些农村地区开始推行低年级寄宿制学校，三年级小学生基本要求到各所属的乡镇完全小学寄宿。这样，学生的学习条件的确得到了改善，但长年的寄宿生活使少数民族学生与家庭的接触大大减少，使得那些原本依附于本民族文化之上的儿童的个人行为和经验日渐淡薄，对本民族的认同也随之减弱。这种情况已经引起了很多有识之士的忧虑。学校教育能否扛起文化传承的大旗由于家庭教育的缺失，人们将更多的目光转向了学校教育。在不少学校，民族文化的教育也已经开始。云南省昆明市明德民族中学通过开设“民族常识”、“民族文化”、“阿语基础”等课程对学生进行教育，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校本课程（现行课程分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即以校为本开发的课程）体系；贵州省贵阳市民族中学将民族知识校本课、民族体育、民族歌舞、民族手工艺制作纳入各年级教学计划，全校100％的学生都能得到民族优秀文化的熏陶；宁夏自治区银川市六中则以学校大型活动和常规活动为契机，开展了一系列的民族文化活动；江苏省南通市西藏民族中学把藏语文课程作为学生的必修课程，开展民族历史文化教育和民族节庆活动，让这些与父母相隔千里的藏族学子也能感受到浓浓的民族文化氛围。但是记者了解到，民族文化的学校传承还有不少难题需要破解。其一，师资缺乏民族文化的传承，关键在于教师。在不少民族学校，师资问题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湖北省仙桃市沔城回民中学就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们没有专业的民族教师，教民族文化课程的教师基本上都是兼职教师，真正懂得回族文化内涵的教师则更少，参加过培训的教师根本没有，上课方式还很呆板。”在青海省西宁市，有的民族学校因为缺少具备相关教学能力的教师，把开设阿语课的任务交给了清真寺承担，由清真寺阿訇对学生进行普及性的知识教育。农村地区、偏远山区的民族学校师资力量本来就很薄弱，要想再解决民族文化课程的师资问题，对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其二，语言危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每一种语言都蕴藏着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智慧，寄托着深厚复杂的民族情感。对于我国许多少数民族来说，民族语言是他们最古老、最辉煌的成就，是他们世世代代创造能力的主要表现。为了保护民族语言，我国在条件成熟的民族地区实行了双语教育。如新疆、内蒙古、吉林延边、西藏等地，都开展了双语教学，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民族出版物的挖掘和整理工作也成绩斐然。但是在另外一些地方，民族语言的传承情况令人担忧，很多语言现在正在成为濒危语言。比如满语，现在全国能讲满语的人也就100人左右，而精通满语的人不足50人，而且多数都年龄偏大。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民族中学校校长高春梅说：“我小时候居住在达斡尔族自然屯，所有达斡尔族的孩子都用母语交流，甚至连汉族等其他民族的孩子也都会用达斡尔语交流。如今在民族地区，40多岁的汉族兄弟还能用达语交流，但是达斡尔族的青少年却很少会说母语了，人与人交流的主导语言完全变成了汉语。”达斡尔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语言的传承面临更大挑战。同样在东北，赫哲语也没有文字记载，现在能说赫哲语、懂赫哲族历史的也就20多人。在我国，像达斡尔族、赫哲族这样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的民族一共有29个。民族语言的危机，部分来自于民族成员对自己的语言、文化缺乏正确的认知，认为本民族的弱势地位是由文化造成的，产生了对民族耻于认同的心理，导致青少年对自己的“母语”不熟悉、不了解、不喜欢的不正常状况，对有关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没有任何了解，甚至表现得极为冷漠。民族语言的危机还源于社会经济的压力。在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形势下，学习民族语言之后的出口问题是教师、家长关注的焦点。近几年来，受到中韩贸易的影响，朝鲜族语言成为了香饽饽，有些汉族学生甚至转到朝鲜族学校读书学习。但是其他一些民族语言的学习，情况就没有这么乐观了。有些少数民族认为自己的语言不实用，没有保留的价值，抛弃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转而使用另外一种语言，民族学校的学生也大量流入汉族学校学习。即使在开展双语教学的民族地区，这样的现象也不鲜见。在全球化、现代化的背景下，如何转变民族成员的观念，形成“文化自觉”，让民族语言得到更好的传承，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命题。其三，关注不够学校是民族文化传承的主要阵地。但在不少地方，民族学校的发展非常艰难，得不到应有的重视。随着集中办学的推进，不少民族学校面临被兼并的危险。一些民族学校迫于生存压力，更改了校名。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目前国家的政策倾斜性还不强，资金扶持的力度不够。民族文化校本课程的开发、师资培训、民族文化活动的开展等都离不开资金的支持，但是目前还没有足够的经费来做保障，民族文化的传承在民族中小学还处于自发阶段，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再加上民族地区相对贫困，发展举步维艰。在很多地方，民族文化的学校传承缺乏整体规划。其四，传承困惑民族文化包含一个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在学校传承中，如何去梳理这些内容，如何界定传承的范围，哪些文化可以注入时代元素使其走得更远，都是困扰民族学校的难题。在少数民族散杂居地区，如何发挥民族文化对学生的吸引力，解决生源问题，如何应对当前应试教育的影响，解决民族文化传承与提高升学率的矛盾，是这些地区民族学校的校长最头疼的问题。部分民族学校领导缺乏民族感情,忽略了传承、弘扬、保护民族文化的职责，还有的认为，民族文化进校园是一种作秀，是一种形式主义，在民族文化传承方面措施不力。在传承的模式上，如何突破现有的模式，使传承的载体从显性向隐性渗透，使民族文化的精髓真正融入到少数民族学生的血液中，而不仅仅是表面光鲜亮丽的文艺演出，这又是一个难题。在学校教育充分发挥出对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功能之前，民族地区原生态文化氛围的保护更加紧迫。在一些注重记忆和口传心授民族传统技艺濒临消失之前，如何培养好接班人，如何实现与学校教育的对接，考验着政府与学校的决心和智慧。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一个民族如果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文化传统，那么，这个民族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许多发展中的国家、民族在经历经济发展巨变的过程中，其传统文化都经历了从被忽视到重新回归的过程。我们应该吸取前车之鉴，在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问题上做好充分的准备，及时破解传承中的难题，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哪有什么所谓不想谈恋爱的借口，他只是不喜欢你罢了
我知道的更多，我能写，我来完成的
我与中华传统文化携手。在我国传统节日里，我“遥望”古代诗句而感慨。传统文化在我的脑海里似乎已转化成了一串串饮食文化的符码，为我品尝中华“小吃”划定了时间表，我津津有味的咀嚼着传统文化的结晶，我不论在什么时候，都察觉得到它的存在。正月十五元宵节，我知道吃汤圆的时候又到了。“汤圆呢？今天可是元宵节啊！”餐桌上的面包既让我惊讶又让我纳闷。汤圆汤圆，就是一大家子人要团团圆圆的意思。传统文化在不同的节日里，用不同的东西告诉我们。它没有消失，就像大家春节一家要团聚在一起，吃着年饭。不同的人用它们不同的眼光看待它，它的重要性也随之改变。传统文化不仅是流动时间的凝固剂，更是民族个性的烙印。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用自己的个性情感，仿佛群体无意识般地充实着传统文化。内敛含蓄，善良仁义，乐观信赖，天人合一……这是一种纯粹的情感，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传统文化经过几千年的洗礼一路走来，不同时代的人们赋予了它不同的形式，有的至今为人们所熟知，有的已湮没在时代的滚滚洪流中，而现在的我们，尽管奋力追溯着一切传统文化的习俗，争相效仿，但同时并存的，却是日渐冷漠的人情，有的人可以为了工作利益而挤压出更多的时间，却从不为自己的亲友，家人甚至是自己的心灵留一点空间。渐渐地，他们看不见世间的大象，听不到世间的大音，他们与传统文化分手，他们与人间真情绝缘。我们回忆着传统文化，那我们何时能回味传统文化呢？莎士比亚曾经说过：我们所谓的玫瑰，如果换一个名字，不也一样芳香吗？传统文化需要我们的传承，但花谢了无关紧要，我们所必须做的，是让那余香渐飘渐远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以老庄、佛释为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系统 老庄之学与佛释之学从根本学理上来说都是否定诗文存在价值的,但是这两种思想系统却又都对古代诗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什么原因呢? 毫无疑问,这只能说明无论老庄之学还是佛释之学都与诗文价值具有某种相通之处。在我看来,这种相通之处是一种超越的精神品格,是对物欲横流之现实世界的否定。对此,人们名之曰审美主义。这是在康德的意义上使用“审美”这个概念的,即无直接的功利目的,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老庄、佛释之学当然有诸多差异,它们各自在学理上也是头绪繁多。但究其主旨,可以说正在于否定一切现实世界所奉行的价值观念,将人的心灵提升到一个无知无识、无利无害的价值真空之中。所谓挣脱“名缰利锁”,也就是否弃现实生活中人人信奉的价值观念之意。老庄之“无”,佛释之“空”,根本言之即是将通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统统荡涤之后剩下的空灵心境,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灵在消除了一切内在与外在强制之后的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老庄的“体道”、“达道”,佛禅的“顿悟”,大约就是指进入这种精神状态之中了。这种精神状态究竟如何,以平常心境自然很难真正体会得到,但根据老庄、佛释之学的言说以意度之,则这种精神状态与人人都可以体会到的“审美体验”大约有某种重要的相似之处。或者可以说, “达道”或“悟”的境界是恒常的审美体验;审美体验是瞬间的“达道”或“悟”的境界。老庄、佛释之学追求的是这种超越境界的恒常性故而否定诗文之价值。然而诗文和其他审美活动却是在现实中体验老庄、佛释境界的方便形式,故而对其多有汲取。正如人们不能在现实中成为英雄豪杰,就愿意借助于想象在虚拟的世界中实现这一理想一样,老庄之学以自然为指归,但是绝大多数现实社会的人却是无法真正回归自然之中,于是吟咏自然山水与田园生活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精神需求了;佛释之学以“四大皆空”为人生至上境界,然而现实生活的人绝大多数都在追求“实”而逃避“空”,于是描绘静谧、空灵、清幽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对“空”的向往了。简言之,老庄、佛释之学在现实生活的实际实现是难以确知的,但其于文学审美领域的实现却是有目共睹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念于是成为中国古代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相媲美的话语系统。 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念是在魏晋六朝时期才形成的。此期主流文化的承担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而是其变体——士族文人。士族文人是具有实际贵族身份的文人。他们与传统文人士大夫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无须依靠个人奋斗就可以获得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这一切都来自家族门第。再加上这个时代的世家大族与君主集团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他们自然就将家族利益看得远远高于社稷利益,以至于可以说,在士族文人心目中是有家无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在中国古代十分独特的文化场域——以谈论哲理、品藻人物、赏析诗文书画为主要内容的言说空间形成了,即所谓“清谈”。这个文化空间的形成实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尚、价值观念、审美趣味、诗文风格都是在这个文化空间中形成并充分发展起来的。这个文化空间是士族文人开拓出来的,体现了一种贵族化的精神倾向;反过来,它又大大强化和孕育了主流文化的贵族气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开掘出一个具有超越性的、极为精密细微、高远深湛的精神之域。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都是在这个时期臻于成熟的。 在这样一种贵族气息浓厚的文化空间中产生出来的诗文价值观,当然也不再是两汉经学语境中的诗学观念,“经世致用”的口号也被“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所取代。审美主义文论观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先秦时期道家那种自然主义的社会乌托邦与个体精神乌托邦在这时都成功地转化为诗文书画的审美风格与艺术境界了。 我们可以随意挑选几个文论概念来说明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的基本特征: (1) 自然。在六朝的文论话语系统中,自然这个概念是指诗文作品看上去像自然生成的一样,没有丝毫人为痕迹。这个概念的深层文化内涵是老庄崇尚自然无为、否定一切人为的文化建构的精神。在玄学风尚熏陶下,六朝文人极为欣赏自然山水,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总是生活在山水之间,于是他们一方面大造园林,将山水林木搬到自家庭院中来,另一方面又大量创造表现自然山水的诗文及绘画作品,以寄托向往自然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以自然为上、雕琢为下的审美价值观就形成了,于是, “自然”就成为文论话语中的核心范畴之一。(2) 远。这个概念在六朝时期正式成为重要文论范畴。“远”本来指空间距离之大,后来引申为时间距离之大。在《老子》一书中曾用来指“道”循环往复的运行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即所谓“逝曰远,远曰返”。六朝文人借这个概念意指精神对现实的超越,是诗文的一种重要审美境界。诸如“淡远”、“清远”、“高远”、“玄远”、“深远”以及“意远”、“心远”等等,其文化内涵都是指诗文所言说描绘的意象、意境对现实政治生活或通行的价值观念的超越与背离,是指精神对物质、灵魂对肉体、无对有、无为对有为、超验之物对经验之物的超越与背离。(3)韵。这个概念本是关于声音的,由于有韵之音能够令人回味无穷,所以后来引申为言辞表面之意背后隐含的余意、余味。六朝文人将这个概念用之于诗文书画的评价,有神韵、气韵以及风神气韵等用法。老庄之学有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说,认为能够用通常言辞说出的东西不是那个真正有意义的东西。老庄又有“大象无形”、“大音稀声”之说,意指真正的“象”与“声”是不可以用通常的感官把握的。这样,老庄就给出了一种具有阐释学意义的观念:应该重视没有说出的东西。六朝士族文人秉承了老庄这种精神,在人物品藻上崇尚内涵与风骨,在书画鉴赏上标举“气韵生动”与“传神”,在诗文评价上则讲究“滋味”与“言不尽意”。总之,就是主张含蓄蕴藉而反对浅陋直白,这也是老庄之学在审美层面的显现。 经过六朝时期的张扬,自隋唐以降,审美主义文论观已然成为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相抗衡的文论话语系统了。以王昌龄(托名)《诗格》、释皎然《诗式》、司空图《诗品》为代表的审美主义文论观与元白的新乐府运动、韩柳的古文运动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并行不悖,足见这种文论观已经深入人心,获得了言说的合法性。宋、元、明、清同样如此。这说明在长期的碰撞磨合之后,在古代文化场域之中,儒、释、道三家学说已经找到了共存的方式;它们之间的互相渗透、触发,已经构成了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儒学与道、释之学的同时共存现象表征着古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在生存智慧上走向了成熟——他们建立起了一种将出世与入世、建功立业与心灵自由、博施济众与人格提升融为一体的新型文化人格。在中国古代,文论或诗学话语、哲学或学术话语、文人士大夫文化人格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同构关系,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 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专门关注诗文的文本构成、语言形式、表现技巧等等方面的文论话语在中国古代同样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传统,对此以往的古代文论研究重视不够。这个文论话语系统并不直接与某种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精神发生联系,因此可以说是“价值中立”的,也可以说是关于“形式”或“技艺”的言说。《易传》中关于言、象、意关系的论说,可以看作是这种文论话语的滥觞。在六朝时期,这种诗文评话语系统才正式形成并蓬勃发展起来。自隋唐以至清季,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文论话语系统。概而言之,这种文论话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文体论。中国古代文体意识成熟较晚,汉儒刘歆《七略》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标准只能算是文体意识的萌芽状态。只是到了六朝时期,文体意识才算比较成熟起来。曹丕有“四科八体”之分,首次从文体角度将“诗赋”与奏、议、书、论等实用文体区分开来;陆机《文赋》有“体有万殊,物无一量”之说,是讲诗文文体的复杂多样;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则进一步以专篇论述文体之流变与特征,自《明诗》至《书记》凡二十篇,论及文体三十余类。而且对这些文体中所包含的更细微的文体差别也言之甚详。因此, 《文心雕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成熟的标志。此后,文体论的演变基本上都离不开刘勰给出的范围。当然,按照现代文学的定义和分类标准,刘勰依然存在着文学与非文学浑然不分的问题。因为从审美角度看,古代文体几乎没有不讲究审美性的。即使是一封书信,也要写得情文兼至才行。对他们来说,无往而非文学;相比之下,倒是现代人的审美范围缩小了。另外,六朝时期的“言、意之辨”、“文、笔之辨”都是文体意识成熟的表现。 二是创作技巧、技法。先秦乃至两汉时期,文人普遍相信“有德者必有言”以及“诚实在胸臆,文章著竹帛”的观点,不大重视诗文的写作技巧问题。同样也是在六朝时代,由于精神生活成为士族文人首要关注的事情,并且因此而在各个精神生活门类中都形成了独立而细致的评价系统,于是各种“技艺”也就被空前地重视起来了。刘勰根据各种文体的特征,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写作要求,已经涉及到写作技法问题。沈约等人更进一步提出“四声八病”之说,从声律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技法方面的原则。隋唐之时,诗人沿着六朝开创的创作习惯写作,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和丰富了创作技法与技巧。到了宋代,诗人们开始关注所谓“诗法”、“句法”问题。由于宋代新产生了“诗话”这种文论体裁,所以宋、元、明、清几代关于“体”、“格”、“音律”、“句法”等诗歌写作技巧和修辞方式的议论大大发展起来。涉及这方面的文字远远超过了那些工具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文论。 三是关于诗文发展源流的观点。这也是这派文论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钟嵘《诗品》分析魏晋六朝时期诗人们的渊源,虽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注意到诗歌创作的前后继承关系应该是一项重要贡献。唐宋以后的诗文评,都把梳理诗人对前人的承继关系作为重要内容。例如,宋人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梳理江西诗派源流关系;明人许学夷《诗源辩体》从体制、格律、风格等角度入手,对自《诗经》以迄宋代的诗歌发展演变源流进行梳理,等等。这种着眼于形式诸因素的源流辨析并不属于工具主义或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而是一种比较客观的论说,故而应归于诗文评系统。 传统文论的现代命运 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文论陷于窘境。由于现代汉语的言说方式代替了古代汉语的言说方式,面对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创作,传统文论似乎失去了阐释能力。但是,传统文论毕竟是曾经延绵千百年的主流话语,事实上,它们构成了现代文论话语形成的基础,并且以改头换面的方式进入到现代文论话语系统之中。如果说中国现代文论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中国现代知识阶层接受西方文论话语的过程,那么,古代文论话语也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这一接受过程的“前理解”或“前结构”,从而对接受对象的选择、接受方式以及接受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传统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在现代以来一直拥有很大市场。无论是“启蒙”、“救亡”,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都需要将文学这种具有莫大社会效果的言说方式当作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工具来看待。于是,现代文论就与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建立起极为亲密的关系——后者成为前者最有力的话语资源之一,前者则成为后者合乎逻辑的现代发展。从晚清改良主义者对文学社会功用的空前阐扬,到自由主义者主张的“为人生的艺术”、左翼作家主张的“文学革命论”,再到20 世纪50 —70 年代一系列文艺政策的推出,其间无论存在着多大的差异,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精神却是比较鲜明的,这就是文学应该服务于社会。可以说,正是由于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做基础,才使得这种以现实服务为宗旨的现代文论话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主导地位。从1980 年代至今,由于来自中国传统与西方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资源在一个时期内被过度使用,导致了文论话语主流地位先后被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精神分析主义等等五花八门的西方文论话语所占据;倡导文学社会功用的言论空间受到挤压,日益被淡化和边缘化了。 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文论话语中的影响则比较微妙,现代只有那些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文论家才与之结缘。审美主义文论虽然以老庄佛释之学为理论依托,但它并不一定直接体现具体的老庄、佛释思想,后者只是为前者提供了进入纯精神、无功利的意义空间的阶梯而已。对于那些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奉行老庄清静自然或佛释无住无执修身原则的大多数文人士大夫来说,偶尔躲进空灵、超越的审美境界之中小憩一刻,也是对心灵的抚慰与净化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文人士大夫,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几乎人人对这种审美境界钟爱有加。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积淀,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知识阶层那里也依然时时有所显露,这也就是他们接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的文化心理基础。我们知道,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是在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其核心口号就是“为艺术而艺术”。20 世纪20 年代,中国文学界有不少作家、文论家(主要是创造社成员)接受了这个口号,成为与“为生活而艺术”相对立的重要文艺主张。从表面来看,这种主张毫无疑问是从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拿”过来的,但是如果细加考察就不难发现,他们所“唯”之“美”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传统审美主义文论的东西。例如,周作人、林语堂、宗白华、朱光潜等人的文论观点就是如此。再看看那些在“为艺术而艺术”口号下进行的创作实绩,例如小品文、抒情诗之类,所表现的艺术境界也同样带有明清小品文的鲜明印记。这就足以说明,中国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在现代唯美主义思潮中实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传统诗文评可以说是中国式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它只关注文学文本构成方面的事情。这种文论传统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论对西方以“新批评”和“意象批评”为代表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接受的文化心理基础。例如,英美“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燕卜荪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两次来中国任教,他的诗歌批评方法对当时中国诗歌创作与批评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人对燕氏提出的著名的“含混七型”说颇能心领神会,因为他们是从中国传统文论中固有的“含蓄蕴藉”角度来接受这种观点的。20 世纪80 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在中国文论界掀起热潮,将人们的眼光从社会历史拉向文本自身,这当然主要是当时文化历史语境所决定的,但是中国传统文论对于文本分析的重视以及积累的大量经验肯定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另外的相关资料：
家庭传承模式面临现实冲击儿童是民族文化血脉的继承者和文化基因的承载体。儿童获得文化传承的知识首先是从家庭开始的，比如土家族、畲族等民族，有语言而没有本民族文字，他们的文化靠口耳相传，言传身教，孩子自一出生就开始了文化传承与习得的过程。这种家庭与文化传承的关系是人类最古老、最强韧的关系之一。但是在今天，这种关系出现了松动的迹象。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很多外出务工人员将孩子留在了农村，出现了大批“留守儿童”。以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例，长年在外务工的青壮年人数在10万左右，其中80%是朝鲜族，留守儿童达到3万多人，其中个别学校的个别班级有85%以上的学生是留守儿童。在中西部地区，留守儿童也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群体，其中有不少是少数民族儿童。这种人口流动的趋势带来了文化生态的改变，民族文化的家庭传承方式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一些青壮年在经济发达地区创业、成家而后定居，置身于一个没有本民族文化底蕴的城市，民族传统习惯的保持更加困难。文化生态具有不可再生性，传统纽带一旦被割断，要想再重新拾起难上加难。另外一个冲击来自集中规模办寄宿制学校。有些农村地区开始推行低年级寄宿制学校，三年级小学生基本要求到各所属的乡镇完全小学寄宿。这样，学生的学习条件的确得到了改善，但长年的寄宿生活使少数民族学生与家庭的接触大大减少，使得那些原本依附于本民族文化之上的儿童的个人行为和经验日渐淡薄，对本民族的认同也随之减弱。这种情况已经引起了很多有识之士的忧虑。学校教育能否扛起文化传承的大旗由于家庭教育的缺失，人们将更多的目光转向了学校教育。在不少学校，民族文化的教育也已经开始。云南省昆明市明德民族中学通过开设“民族常识”、“民族文化”、“阿语基础”等课程对学生进行教育，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校本课程（现行课程分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即以校为本开发的课程）体系；贵州省贵阳市民族中学将民族知识校本课、民族体育、民族歌舞、民族手工艺制作纳入各年级教学计划，全校100％的学生都能得到民族优秀文化的熏陶；宁夏自治区银川市六中则以学校大型活动和常规活动为契机，开展了一系列的民族文化活动；江苏省南通市西藏民族中学把藏语文课程作为学生的必修课程，开展民族历史文化教育和民族节庆活动，让这些与父母相隔千里的藏族学子也能感受到浓浓的民族文化氛围。但是记者了解到，民族文化的学校传承还有不少难题需要破解。其一，师资缺乏民族文化的传承，关键在于教师。在不少民族学校，师资问题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湖北省仙桃市沔城回民中学就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们没有专业的民族教师，教民族文化课程的教师基本上都是兼职教师，真正懂得回族文化内涵的教师则更少，参加过培训的教师根本没有，上课方式还很呆板。”在青海省西宁市，有的民族学校因为缺少具备相关教学能力的教师，把开设阿语课的任务交给了清真寺承担，由清真寺阿訇对学生进行普及性的知识教育。农村地区、偏远山区的民族学校师资力量本来就很薄弱，要想再解决民族文化课程的师资问题，对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其二，语言危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每一种语言都蕴藏着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智慧，寄托着深厚复杂的民族情感。对于我国许多少数民族来说，民族语言是他们最古老、最辉煌的成就，是他们世世代代创造能力的主要表现。为了保护民族语言，我国在条件成熟的民族地区实行了双语教育。如新疆、内蒙古、吉林延边、西藏等地，都开展了双语教学，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民族出版物的挖掘和整理工作也成绩斐然。但是在另外一些地方，民族语言的传承情况令人担忧，很多语言现在正在成为濒危语言。比如满语，现在全国能讲满语的人也就100人左右，而精通满语的人不足50人，而且多数都年龄偏大。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民族中学校校长高春梅说：“我小时候居住在达斡尔族自然屯，所有达斡尔族的孩子都用母语交流，甚至连汉族等其他民族的孩子也都会用达斡尔语交流。如今在民族地区，40多岁的汉族兄弟还能用达语交流，但是达斡尔族的青少年却很少会说母语了，人与人交流的主导语言完全变成了汉语。”达斡尔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语言的传承面临更大挑战。同样在东北，赫哲语也没有文字记载，现在能说赫哲语、懂赫哲族历史的也就20多人。在我国，像达斡尔族、赫哲族这样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的民族一共有29个。民族语言的危机，部分来自于民族成员对自己的语言、文化缺乏正确的认知，认为本民族的弱势地位是由文化造成的，产生了对民族耻于认同的心理，导致青少年对自己的“母语”不熟悉、不了解、不喜欢的不正常状况，对有关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没有任何了解，甚至表现得极为冷漠。民族语言的危机还源于社会经济的压力。在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形势下，学习民族语言之后的出口问题是教师、家长关注的焦点。近几年来，受到中韩贸易的影响，朝鲜族语言成为了香饽饽，有些汉族学生甚至转到朝鲜族学校读书学习。但是其他一些民族语言的学习，情况就没有这么乐观了。有些少数民族认为自己的语言不实用，没有保留的价值，抛弃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转而使用另外一种语言，民族学校的学生也大量流入汉族学校学习。即使在开展双语教学的民族地区，这样的现象也不鲜见。在全球化、现代化的背景下，如何转变民族成员的观念，形成“文化自觉”，让民族语言得到更好的传承，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命题。其三，关注不够学校是民族文化传承的主要阵地。但在不少地方，民族学校的发展非常艰难，得不到应有的重视。随着集中办学的推进，不少民族学校面临被兼并的危险。一些民族学校迫于生存压力，更改了校名。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目前国家的政策倾斜性还不强，资金扶持的力度不够。民族文化校本课程的开发、师资培训、民族文化活动的开展等都离不开资金的支持，但是目前还没有足够的经费来做保障，民族文化的传承在民族中小学还处于自发阶段，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再加上民族地区相对贫困，发展举步维艰。在很多地方，民族文化的学校传承缺乏整体规划。其四，传承困惑民族文化包含一个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在学校传承中，如何去梳理这些内容，如何界定传承的范围，哪些文化可以注入时代元素使其走得更远，都是困扰民族学校的难题。在少数民族散杂居地区，如何发挥民族文化对学生的吸引力，解决生源问题，如何应对当前应试教育的影响，解决民族文化传承与提高升学率的矛盾，是这些地区民族学校的校长最头疼的问题。部分民族学校领导缺乏民族感情,忽略了传承、弘扬、保护民族文化的职责，还有的认为，民族文化进校园是一种作秀，是一种形式主义，在民族文化传承方面措施不力。在传承的模式上，如何突破现有的模式，使传承的载体从显性向隐性渗透，使民族文化的精髓真正融入到少数民族学生的血液中，而不仅仅是表面光鲜亮丽的文艺演出，这又是一个难题。在学校教育充分发挥出对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功能之前，民族地区原生态文化氛围的保护更加紧迫。在一些注重记忆和口传心授民族传统技艺濒临消失之前，如何培养好接班人，如何实现与学校教育的对接，考验着政府与学校的决心和智慧。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一个民族如果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文化传统，那么，这个民族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许多发展中的国家、民族在经历经济发展巨变的过程中，其传统文化都经历了从被忽视到重新回归的过程。我们应该吸取前车之鉴，在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问题上做好充分的准备，及时破解传承中的难题，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你可以用百度搜一下 有很多的说到饮食，不仅是以大米为主食、蔬菜、鱼与肉为副食的日本式餐点，而且西欧中国餐点一般也很普及，在日本可以品尝到丰富多样的餐食。日本是一个优质水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卫生设施也很完善，所以自来水在日本的任何地方都可以饮用。现代的日本文化更是多彩多姿。女孩子们在学习自古以来的日本传统文化，如茶道、花道的同时，也跳迪斯科。观览市区、古老寺院和高层建筑相邻而建的情景并不稀奇。故而现代的日本文化是结合了古老的、新兴的、西洋的和东洋的文化而形成。 日本人普遍爱食用生鱼，因而盖着生鱼片的寿司是日本国内最流行的食物。 日本料理非常讲究保持食物的原味，不提倡加入过多调料，以清淡为主。对菜肴的色面尤其有着很高的要求，不但使用各式各样非常精致的盛器来装食物，对食物的形状、排列、颜色搭配也都有很细腻的考虑。看着那一道道精细得有如风景画一般的日式料理，初到日本的游客往往不忍破坏那份美丽。 饮食习惯 日本的冷面是放在竹制盘上，用筷子夹起一口的数量放在冷汤里进食。有些餐馆没有附上汤匙，日本人习惯拿起来喝汤。 夜生活 日本人习惯下班后三五成群地去喝酒。在大都市内的娱乐中心区，到处都有酒吧、的士高及夜总会。 日本的酒类啤 酒：日本人最喜欢喝啤酒，无论是生啤酒或是瓶装的都受欢迎在夏天，部分百货公司更高有露天啤酒馆，吸引大量游客。日本清酒：清酒可以热喝或冷喝，无论那一种清酒，都是日本菜肴的最佳搭配。酒味可口甜美，容易喝过量而醉。威 士 忌：日本人喜爱喝威士忌加冰加水称(Mizuwari)烧 酒：这种酒是用蕃薯、大麦、蔗糖等材料制成，经过滤后的 酒精，与伏特加有些类似。 标准的日本菜： Sukiyaki:祸置于餐桌上，在祸汤内不断放入牛肉片，蔬菜，豆腐等等，且煮且食。天妇罗(Tempura):在麦粉中加入鸡蛋和冷水，拌成麦粉浆，然后把虾，鱼，蔬菜等等，放入锅内油煎。 寿司(Sushi)：在有醋昧的饭团上，加以各种生鱼片。 生鱼片(Sashimi)：生的鱼片，用酱油佐食。 怀石菜(Kaiseki)：被认为是日本烹调技术的精华。利用蔬菜，鱼介，海草等精制而成，味道异常鲜美。 串烧(Yakitori)：一串串的鸡肉或肝脏，巨火烘熟。 炸猪排(Tonkatsu)：猪肉片在面包屑里一滚，然后用油煎 ！ 日本菜的拼摆 日本菜的拼摆独具一格，多喜欢摆成山、川、船形状，有高有低，层次分明。有人用插花来比喻日菜的拼摆，叫做“真、行、草”。“真”为主， “行”为附，“草”为装饰、点缀。摆出的菜要有主，有次，有点缀。一份拼摆得法的日餐菜点，犹如一件艺术佳作，色泽自然，色调柔和，情趣高雅，悦目清心，给人以艺术享受，使人心情舒畅，增加食欲。 日菜的刀法和切出的形状与中餐、西餐不同。日菜的加工多采用带棱角、直线条的刀法，尽量保持食品原有的形状和色泽，同时还要根据不同的季节使用不同的原料。用不同季节的树叶、松枝或鲜花点缀，既丰富了色彩，又加强了季节感。 例如：秋季喜欢用柿子叶、小菊花、芦苇穗等，突出秋季的特点。 同时，拼摆的数量一般用单数，偶数的“二”可以用，“四”是绝对不能用的，原因是“四”与日语“死”的发音相同。一般多采用三种、五种、七种。 各种菜点要摆成三角形，如果三种小菜即采用一大二小。五种则采用二大三小，看起来是三角形。
每一种饮食文化都有其自己的历史,饮食以其自身的存在证明着历史的沧海桑田。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饮食文化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饮食文化论文篇1 浅析台湾饮食文化 摘要：饮食是一种生活，也是一种文化表现。台湾特殊的历史背景、突出的海岛特征、独特的文化习俗融合形成了多元化的饮食文化。台湾饮食文化以福建闽南饮食文化为主，但又结合了中国大陆各地的饮食文化特点。本文旨在通过对台湾饮食文化的介绍，使人们对台湾的饮食文化能有一个大概地了解。 关键词：台湾;饮食文化;地方性;多元化 台湾是我国第一大岛，位于北回归线附近地，暖湿的气候正是孕育新鲜蔬果的最佳环境，而四面临海的位置更是各式海产品丰富的蕴藏之地。因为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再加上各式美食文化的融合，而发展出于台湾人地道的美食。对于台湾人而言，饮食是一种生活，也是一种文化表现，尤其台湾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突出的海岛特征，外来移民族系繁多，使得饮食文化更加多元化，不仅各系的中华菜肴在此发扬光大，更汇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精致饮食，包括美、欧、日、亚热带、地中海等世界美食，都可以在台湾吃到。而台湾菜作为中华菜系中的一种，在台湾占有重要的位置，成为台湾最基础的饮食，深为台湾人民所喜爱。台湾饮食文化，是和当地的物产、文化传统紧密相关的，它是在台湾独特的历史文化、地理环境基础上，经过多次的文化融合而形成的多元化饮食文化。 中国美食甲天下，是全世界公认的。台湾继承了中华美食的传统，但又由于历史发展的不同路径，形成了今日丰富多彩的性格，也体现出台湾文化的开放与多元。梁实秋先生曾说“台湾地区之饮食本属闽南系列，善治海鲜，每多羹汤”，这也许是因为台湾与闽南地区仅有一水之隔，地理环境与气候物产相似的缘故，而台湾的先民又大多是从福建省的漳州和泉州移民的，因此我们很容易在台湾早期的饮食文化中看到闽南的地方风味。然而1949年，国民党政权退踞台湾，带去了大陆各地的风味菜，从此，大陆各大菜系就在宝岛得以发扬光大，逐渐形成多元而且独特的“台湾菜”文化。台湾小吃很有特色，它来自民间，扎根乡土，以其淳朴自然的本色深受食客的喜爱，造就了台湾人生活中最具代表性的饮食文化。举凡“蚵仔煎”、“虱目鱼肚粥”、“炒米粉”、“万峦猪脚”、“大肠蚵仔面线”、“甜不辣”、“台南担仔面”、“棺材板”、“烧仙草”、“筒仔米糕”、“花枝羹”、“卤肉饭”等等，都是独具台湾风味的名食小吃。 1、闽客饮食文化 台湾移民中闽南人移民时间最长、人数最多，所以闽菜可以说是台菜的主轴，是台湾最主要的饮食文化。闽菜以盛行汤菜和烹制山珍海味而着称，尤以清鲜、和醇、荤香、不腻的风味特色，独树一帜，以偏甜、偏淡、偏酸的“三偏”为特色。另外，与福建一样，台湾具有浓厚的饮茶文化，喜欢冲饮壶茶，讲究茶具的精美和冲泡方法，特别流行“功夫茶”。在历史上，台湾还生产过供春、秋圃、潘壶等几种质坚耐热、外观雅致的紫砂名壶。 2、少数民族饮食文化 台湾本土的华人融合了闽南、客家、土著(在台湾称“原住民”)等多种族群。饮食文化除了以闽南饮食文化为主外，还融合了各少数民族的传统饮食文化。 “客家”是汉民族中一支独特的族群。客家人在台湾已有二三百年的历史，目前共有400万人，约占台湾人口的1/6，他们拥有自己独特的饮食文化。传统的客家饮食与昔日农耕劳动的生活息息相关。其中糯米制的饭，因教一般的米食保存的时间长，而成为著名的客家主食，包括饭条、菜包等。由于生鲜食物比较匮乏，所以酸、咸和腌渍的菜肴特别多;像姜丝大肠、梅干扣肉、咸猪肉、客家小炒等都是知名的客家菜。 土著的饮食夺取自自然，如山产肉类、鱼、野菜、农产等，种类繁多，但吃法简单豪迈。不少高山族部落仍保留着不少传统特色，如兰屿的雅美族吃鱼有男女之别限制。土著人喜喝酒，尤其是自己用米或栗所酿的小米酒，风味香甜，呈现出了特有的饮酒文化。 3、食补文化 药膳是中医中药、饮食烹饪中的一朵奇葩，是饮食文化与中医文化的共同结晶：饮食文化是内容，中医文化是基础。药膳的最大特点是：有病治病，无病强身，男女老幼皆宜。他首先讲的是“膳”，即以食为主;然后才讲的是“药”，其药效寓于食品之中。现代药膳，是根据中国医药学的传统理论，结合现代营养学的研究成果，精心设计各种营养素的比例，用中药和食物相配合进行烹调加工，在考虑药物功效的同时要兼顾到味觉的可口，以收到“食助药力，药助食威”的效果。 台湾与大陆南方一样，饮食非常讲究食补。现在可以说是一种健康饮食文化。在台湾，养生防老，“阴阳互补”，“五行调和”等观念深厚。目前台湾食物养生方式主要有素食、生食、有机饮食、断食疗法及传统中医食疗。台湾民间常有以“四神汤”(淮山、芡实、莲子与茯苓)作滋补饮料，是著名的滋补小吃。 4、小吃文化 台湾小吃的发源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最能诠释台湾本土文化、体现民间生活真实的一面。“就地取材”是个是小吃的特色。夜市则是体验台湾小吃的最佳场所，他以浓厚的地方特色与地道的乡土原味，紧紧住住了台湾本地人的胃与游客的心;不但拥有琳琅满目的小吃种类，而且相对于传统中国菜的讲究与精致，反而有一份不必正襟危坐的自在感。台湾各地都有夜市，多半位于交通枢纽、庙会和集市等人潮最旺、发展最早的地方。台湾虽然不大，但因为各地文化特色的不同，长期以来各夜市都有自成一个的特色小吃。 除了多样化的小吃种类外，小吃摊汇聚人潮的效应，带动了民生消费商品的进驻，如各式服饰、鞋类地摊与百货公司、餐饮店等，让以“吃”为主要形式的夜市，增加了“逛”的趣味，“有得吃又有得玩儿”成了台湾夜市最大的特色，从而聚集了更多的人潮。 5、快餐文化 快餐文化的传入让不少小吃文化受到冲击，因为快速又便利，但是却让某些地区性的饮食文化一步步的消失。过去富含地区风味的饮食习惯及饮食文化，也因为新的一代渐渐接受属于快餐的口味，而慢慢消失，家乡的滋味已不复存在，旅客到了陌生异地，只要找到某些快餐餐厅，一切便已然让人感到安全、踏实，我们的家乡，飘落在充满薯条、炸鸡、可乐、汉堡的一家全球化餐厅里。 参考文献 [1]焦桐，《台湾味道》，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2]刘汉琴，《诱人的台湾风味小吃》，《烹调知识》，2009 [3]王学泰，《中国饮食文化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4]林博专，《台湾高山族饮食风情》，《烹调知识》，2004 饮食文化论文篇2 浅谈金陵饮食文化 【摘 要】谈饮食，势必会想到“民以食为天”这一古训。饮食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必不可少。每个地区、民族的饮食生活各不相同。 【关键词】金陵;饮食;文化 南京地处长江下游，气候湿润，土壤肥沃，物产富饶，交通便利，经济强盛，市场繁荣，加之南京乃是“六朝古都”，古称建邺、建康、江宁、金陵等，早在六朝时期，西晋左思的《吴都赋》就以“金陵佳丽地，自古帝王洲”来描写当时金陵的盛况。悠久的历史和古老的文化是南京饮食业发展的渊源，优越的地理条件和繁荣的市场经济，就是饮食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 一、原料物产 南京地区素有“鱼米之乡”的美誉，水陆交通都很发达，一年四季水产、禽、蔬菜联翩上市，金陵人最讲究饮食的时令性。优越的自然条件，为源远流长的金陵烹饪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特产资源。每个地区都有各具特色的特产和原料，对这些原料在加工上也都有本地区的特殊方法，形成本地区的地方风味特色。南京一年四季季节分明，既可生长南方作物， 又适应于北方作物的生长，可说是集南北作物的优势于一地，形成了鲜明的地方性。 二、食医结合 食疗在我国历史悠久，自古就有着把烹调技艺同医疗保健紧密联系的传统，几千年前就很重视“医食同源”、“药膳同功”，利用食物原料的药用价值，烹制成各种美味佳肴，达到预防和治疗疾病的目的。南京的一种特产蔬菜——菊花涝就具有此功效。菊花涝，又名菊花脑、菊花叶、菊花菜等，是一种多年生宿根性野花，属菊科。可食部分为其嫩梢。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蛋白质、黄酮和挥发油等。据中医学称“菊花涝，味甘、凉，无毒，有清热凉血、调中开胃，降血压，清凉解毒之功效。适用于胃热心烦，便秘口苦，头痛目赤等疾。”它当年播种，最迟到清明前即可收食。南京素有“火炉”之称，盛夏几乎家家必食菊花涝，这时正是它功效的最佳时期，也是人们最需要它的时候，它既能降暑， 又是可口的美食，这足以显示它清热凉血、调中开胃、降血压、清凉解毒之功效。食医结合在它身上得到充分的体现。 三、讲究时令的饮食风习 南京人在饮食方面似乎也不乏天赋，常把饮食跟季节联系起来。如“春有刀鲚夏有鲥”、“秋有肥鸭冬有蔬”、“小暑黄鳝赛人参”，“冬鲫夏鲤”、“稻熟鸭肥”……等等。人们掌握原料的生长规律，不同季节运用不同原料，讲究适时而食。 这也说明饮食原料与季节的密切关系。在《周礼》中记载有“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调以滑甘”的说法，这就是讲味道要应和季节时令。对调味品也要按时令调配，如“脍，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自古以来，我们一直遵循调味、配菜的季节性，冬则味醇浓厚，夏则清淡凉爽; 冬多炖焖煨焐， 夏多凉拌冷冻。特别注意按节令排菜单。正如一代美食名家袁枚的《随园食单》时节须知中说的“……冬益食牛羊， 移之于夏。非其时也。……萝卜过时则心空;山笋过时则味苦，刀鲚过时则骨硬。所谓四时之序，成功者退，精华已竭……”这里是说：宜于冬季用的牛羊改到夏季来吃，就不合时令。萝卜过时就空心无味，山笋过时就有苦味;刀鱼、鲚鱼过时骨就硬，万物都按四季的时序生长，旺盛期一过，精华耗尽……。袁枚的这一精辟阐述，说明当时人们就注意到了自然界的变化规律对饮食的影响及饮食与季节的结合。 四、繁荣发达的饮食业 中国烹饪的发展，可说是从隋唐起(或更早些)，经历了封建社会的发展时期，饮食业也在起伏中不断向前发展。对外贸易的交流，丰富了中国烹饪的食物原料;多民族的统一，使各地烹饪技艺得到了交流。特别是许多烹饪著作的出现，使中国烹饪以技术型慢慢过渡到学问研究的新阶段。唐代社会的昌盛，为饮食业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原料和品种。当时南京在面点制作方面，水平已达到相当的高度。陶谷在《清异录》中列举的“建康七妙”，就可反映出当时南京厨师烹饪水平。“齑可照面，馄饨汤可注视， 饼可印字，饭可擦擦台，温面可穿结带，饼(一本作醋)可以作劝盏，寒具嚼着惊动十里人。”这里是说：碎切捣烂的腌酸菜，平均得像镜子一样可以照见人面;馄饨汤清如洁水，可以注入砚台磨墨写字;饼很薄，如蝉翼，下面的字可以映出来;饭粒光滑， 擦台上不碎不粘;面韧如裙带，打成结也不断;面饼入水不化，可以做酒盏用不漏酒;馓子又脆又香， 嚼起来十里内的人们都可以闻到香味而惊动。这当然是有些夸饰之辞，但反映了当时南京厨师烹饪水平之高。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商业的繁荣。唐代不仅饮食店分布极广，而且大城市里有了热闹的“夜市”供应。“夜泊秦淮近酒家……隔江犹唱后庭花”(杜牧《泊秦淮》)。可见那时在夜市可以办酒宴，足见当时饮食行业的营业是非常兴旺的。 五、对外的影响 中国的饮食文化直接影响到日本、蒙古、朝鲜、韩国、泰国、新加坡等国家，是东方饮食文化圈的轴心;与此同时，它还间接影响到欧洲、美洲、非洲和大洋洲，像中国的素食文化、茶文化、酱醋、面食、药膳、陶瓷餐具和大豆等，都惠及全世界数十亿人。由于政治上的影响，南京地区的人口几经流动，每一次朝代的更换，都带来了一部分外地居民(包括商人)，这样给南京地区的传统饮食带来了新的内容，从而创造了极好的与外界交流的机会。饮食生活在长期的发展中，一方面兼收并蓄，接收外地菜肴的影响，另一方面南京又有许多技术和菜肴传到外地，在相互交流中却保持了本地区的地方特色，使之更加具有区域性、地方性。如当时驰名中外的“北京烤鸭”最早始于金陵。北京著名烤鸭店“老便宜坊”于一九三四年所作的题为“首创焖炉烤鸭”的广告：“本坊自金陵移平三百余年，首创焖炉烧鸭烧鸡，精制各种菜谱，屡承中外士媛交相赞许，认本坊所烧鸡鸭为中国第一美味，深合卫生美旨，是以欧美杂志，均有记载(《中国饮食谈古》)”。不过金陵烤鸭在北京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他们选用填鸭制作，使之更加肥润、香嫩。这也体现出在交流中求发展，在发展中求创新的这一宗旨，以一个侧面，也体现出整个中华民族的融合性。 猜你喜欢： 1. 健康饮食文化论文范文 2. 饮食与健康论文1000字 3. 英国饮食文化论文 4. 中西饮食文化差异论文 5. 欧洲饮食文化论文
蒙古旅游禁忌＊火忌蒙古族崇拜火、火神和灶神，认为火、火神或灶神是驱妖避邪的圣洁物。所以进入蒙古包后，禁忌在火炉上烤脚，更不许在火炉旁烤湿靴子和鞋子。不得跨越炉灶，或脚蹬炉灶，不得在炉灶上磕烟袋、摔东西、扔脏物。不能用刀子挑火、将刀子插入火中，或用刀子从锅中取肉。＊水忌蒙古族认为水是纯洁的神灵。忌讳在河流中洗手或沐浴，更不许洗女人的脏衣物，或者将不干净的东西投入河中。草原干旱缺水，逐水草放牧，无水则无法生存。所以牧民习惯节约用水，注意保持水的清洁，并视水为生命之源。＊病忌牧民家有重病号或病危的人时，一般在蒙古包左侧挂一根绳子，并将绳子的一端埋在东侧，说明家里有重患者，不待客。＊产忌蒙古族妇女生孩子时的忌讳。各地习俗大同小异。蒙古族妇女生孩子不让外人进产房。一般要在屋檐下挂一个明显的标志。生男孩子挂弓箭，生女孩则挂红布条。客人见标志即不再进入产房。＊忌蹬门槛到牧民家作客，出入蒙古包时，绝不许踩蹬门槛。农区、半牧区的蒙古人也有此禁忌。在古代，如果有人误踏蒙古可汗宫帐的门槛，即被处死。这种禁忌习俗，一直延续到现在。＊忌摸头蒙古族忌讳生人用手摸小孩的头部。旧观念认为生人的手不清洁，如果模孩子的头，会对孩子的健康发育不利。＊忌打狗到牧民家作客时，要在蒙古包附近勒马慢行，待主人出包迎接，并看住狗后再下马，以免狗扑过来咬伤人。千万不能打狗、骂狗，闯入蒙古包。＊作客忌讳牧民虽好客，但作客的忌讳也比较多。客人进蒙古包时，要注意整装，切勿挽着袖子，把衣襟掖在腰带上。也不可提着马鞭子进去，要把鞭子放在蒙古包门的右方，并且要立着放。进蒙古包后，忌坐佛龛前面。否则主人就会冷待客人，并认为客人不懂礼俗，不尊重民族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