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教育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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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事情，都是同一回事
历史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其 教育 本质是人文素质教育。新课程改革实施以来，更加强调历史学科的基础性作用，提出了三维教学目标。在中学历史的课堂中，不仅要传授知识，更注重对学生心理素质的培养。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中学历史教育教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提要 在中学历史教学中，进行社会美教育，一是挖掘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培养学生爱国主义的情感; 二是挖掘理想教育的内容，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三是挖掘道德教育的内容，培养学生良好的品质;四是挖 掘科学品格教育的内容，培养学生为科学献身的精神。在教学实施过程中，结合历史学科的特点，应充分运用 现代化视听手段，调动学生发现美、探索美的积极性;引导学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分析历史现象和历史事件的本质，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确立为人类理想社会奋斗终生的观念，从而实现社 会美教育的根本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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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人类生活和斗争的记录。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有着几千年的文明史。历史教材本身就是一部美育的 教科书。在历史教学中实施美育教育的原则，既是从学科特点出发，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需要，也是继承和发 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培养跨世纪人才的客观要求。
人的社会活动领域无限广阔，社会生活方式多种多样，到处充满着可供审美的对象。美，从形态上看，通 常可以分为自然美、社会美和艺术美三大类型。本文着重就历史教学与社会美的教育问题，谈点看法。
社会美是指社会生活中的美，经常表现为各种积极肯定的生活现象。马克思说过：“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 实践的。”社会美不仅根源于实践，而且本身就是实践的最直接的表现。历史学科的社会美往往是以历史人物 为中心，并且通过历史人物的 言行举止 所显示出来的美。历史教学中的社会美教育常常和德育结合在一起，表 现为美德教育。古往今来的风流人物，多如繁星的民族精英，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璀灿思想和精神风貌，是 我们进行社会美教育的极好教材。结合多年的教学实践，笔者认为，历史教科书中所包含的社会美教育的内容 ，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挖掘。
一、挖掘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培养学生爱国主义的情感
人的美包括人体美和心灵美，而起决定作用的则是心灵美。爱国，这是心灵美的最重要的表现，也是社会 美教育最基本的内容。列宁说：“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中 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千百年来，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 、解放和国家的繁荣、昌盛，多少志士仁人前仆后继，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正气歌。
从驱逐倭寇的戚继光 、收复台湾的郑成功，到虎门销烟的林则徐、血洒疆场的关天培，他们的民族气节是何等的忠贞;从与舰共存 亡的邓世昌、以身殉国的丁汝昌，到甘愿为变法而捐躯的谭嗣同、“为天下人谋永福”而献身的林觉民，他们 的爱国义举是何等的豪壮;朱自清宁死不吃美国救济粮，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抗战期间毅然留起了胡须， 拒绝为侵略者和汉奸演出，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__在狱中怀着满腔热血写下的《可爱的中国》，成为 后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好教材。
这些爱国者和革命者，尽管他们所处的时代和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但在他们身上所体现的中华民族的 爱国主义精神是一致的。正是因为有了他们这种不畏强暴、不甘屈服、百折不挠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才没有 在历次面临的严重危机中亡国;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前仆后继、抛头颅洒热血的精神，才有了我们的今天;也 正是这种爱国主义情感，成为我们今天实现腾飞，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的精神支柱。
同样，在世界史上，无数英雄人物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自由而奋斗不息。从被法国人民誉为“奥尔良姑娘” 的抗英英雄贞德，到出生入死，帮助黑人奴隶获得自由的塔布曼，从美国的开国元勋华盛顿、杰佛逊及其所起 草的《独立宣言》，到印度国大党领袖甘地倡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土耳其凯末尔党人制定的《国民公约》 ，无不洋溢着爱国主义的思想光辉，都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爱国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具体内容。其表现可以是惊天动地的壮举，也可以是默默无闻的奉 献。在今天和平建设环境中，作为一名中学生就是要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维护民族的团结和国家 的统一，刻苦学习科学 文化 知识，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聪明才智。
二、挖掘理想教育的内容，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
人本身的美是社会美的重要表现。人的美和理想是紧密相联的。理想是人生的奋斗目标，或者说是对未来 的憧憬、向往和追求。陶铸同志在《崇高的理想》一文中指出：“理想是有社会性、阶级性的。……一个人的 理想，是为多数人的利益，为社会的进步，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促进作用，也就是说，合乎社会历史发展的 规律，就是伟大的理想。”
青少年时期正是世界观形成时期。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人生观教育，帮助他们逐步树立起远大的革命理想， 特别重要。毋庸置疑，历史教学同其他学科教学一样，都担负着这一任务。
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无数史实雄辩地说明，古往今来，一切有作为的人都是具有远大理想的人。马克思在中 学 毕业 论文《青年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写道：“我们选择职业时所应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立志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己任。周恩来在学生时代就决心“为中华的崛起”而学习 。大发明家爱迪生说过：“我的人生哲学是工作，我要揭示大自然的奥秘，并以此为人类造福。”他们理想的 共同点都是为民族、为人类谋幸福，这是多么崇高的理想。
共产主义理想是人类最崇高最伟大的理想。为了实现这一理想，无数先烈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他们的 光辉业绩，永远载入史册，激励后人。
利用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理想教育的内容，对青少年进行理想教育，要帮助他们克服两种倾向，一种是片面 强调自我，另一种是胸无大志，缺乏远大的理想。要教育他们处理好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贡献与索取的 关系。历史教学要通过大量的史实，引导学生从优秀历史人物身上吸取营养，从小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和远大 的理想。要使青少年逐步懂得：社会是人的社会，人是社会的人，人总是受社会制约的。因此，个人的理想、 抱负是以国家、社会的需要为基础的，个人只有为社会、为国家作出应有的贡献，才能得到社会和国家的承认 ，才能得到应有的尊重，自我价值才能得以实现。
三、挖掘道德教育的内容，培养学生良好的品质
道德，是指在一定社会条件下调整人们之间行为的规范和准则。康德说：“美是道德的象征。”俄国著名 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说：“美和道德是亲姊妹。”由此可知，美和道德密切相关。
中学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中华民族素有注重道德修养的传统，历来强调要“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 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具有良好道德的人。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 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优秀的思想成果是我们需要继承和发扬的。
儒家历来重视修身养性，孔子主张 “温、良、恭、俭、让”，“克己”;孟子强调“善养浩然之气”;诸葛亮重视“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刘 备则主张“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等等。他们莫不认为注重道德修养是做人之本。中国古代有许 多清官，廉洁奉公、忧国忧民，受到历代人民的敬仰。明朝兵部尚书于谦两袖清风，为官清廉;诸葛亮一生“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岳飞强 调“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惜死”等等，都表现了高尚的道德情操。
平凡小事，如赡养父母、尊师敬友、乐于助人、大公无私等等，一旦表现出高尚的情感和情操来，就极为 感人。正是雷锋、朱伯儒、孔繁森等这样平凡而伟大的人物，他们的行为所表现出的高尚情感和情操，汇成了 时代的新风尚。
从历史的角度审视，我们可知，社会主义道德，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发展的必然结果 ，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进步、最高尚、最美好的道德。社会主义道德提倡的集体主义，它与封建社会的道 德规范“三纲五常”、“忠孝节义”，与资本主义的道德规范“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有着本质的区别。在我 国，集体主义的原则要求是：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集体利益。历史教科书中道德教育内 容的深入挖掘，必定有利于青少年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传统，以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为自己的行为 准则，做一个具有良好道德品质的人。
四、挖掘科学品格教育的内容，培养学生为科学献身的精
神
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般认为，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要尊重规律，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实际 上，社会科学领域也同样如此。
古今中外，无数思想家、科学家追求真理，献身科学，促进了人类事业的进步与发展，历来受到人们的尊 敬，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历史教学中努力挖掘科学品格教育的内容，从而培养学生献身科学的精神，主要体现 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热爱科学、刻苦求知的敬业精神。马克思将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了人类的解放事业，他从研究商品 入手，解剖资本主义社会，写下了《资本论》这部巨著，为无产阶级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 司马迁踏遍祖国各地，历尽艰辛，虽受腐刑之辱却矢志不渝，写成了史学巨著《史记》;明朝医药学家李时珍 ，呕心沥血27年，三易其稿，写成药物学巨著《本草纲目》;古罗马科学家普林尼为了实地考察维苏威火山而 献出了生命;近代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经过长期的观察和考察，创立了科学进化论;居里及其夫人在极其艰苦 的条件下，依靠简陋的实验设备，经过长期的辛勤劳动，终于发现了镭，开辟了科学世界的新领域。
许许多多 的史实告诉我们，在探索科学的道路上，只有像他们那样一丝不苟、孜孜以求，乃至献出宝贵的生命，才能有 所建树。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当今世界，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需要科学，需要人才，青少年一代，从小就应该立志献身科学，献身祖国的四个现代化。
第二，敢于坚持真理、捍卫真理的无畏精神。坚持真理、捍卫真理，需要勇气，有时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 价。历史上许多思想家、科学家为了坚持真理而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革命烈士夏明翰面对刽子手的屠刀英 勇就义：“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思想家和科学家布鲁诺坚守“日心说”，虽 被宗教裁判所监禁7年而毫不动摇，最后被教会处以火刑，临刑前他在火堆上高呼：“火不能征服我，未来的世 纪会知道我的价值。”这是何等刚烈!在探求科学奥秘、寻找真理的道路上，需要这种大无畏的精神。
社会生活方式是多种多样的，社会美的表现形式也是多方面的。历史教科书中所包含的社会美教育的内容 也不限于以上几方面。深入挖掘内容，进行社会美教育，是历史教学的长期任务。
实施历史教学中的社会美教育，在 方法 上除了应精心设计课堂教学程序、优化教学过程外，根据历史学科 的特点，应着重从两方面入手：
一是充分利用图片、幻灯、音响等现代化视听手段。历史的特点是它的过去性、具体性和多样性。这些特 点决定了现代化视听手段的运用在历史教学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教师要充分挖掘、利用教科书中社会美的 因素，并借助于历史图片、幻灯、录音等形象化的载体，再现历史场面，培养学生的审美观念。如讲述红军长 征时，播放一曲《过雪山草地》，激发学生对红军长征艰难历程的联想和对革命先辈的崇敬之情。也可编制简 易幻灯片，再现某一历史画面，“化虚为实”、“化远为近”，给学生以身临其境的感觉，从中得到美的享受 。
二是引导学生从具体史实中认识历史规律，以实施社会美教育。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的发展是有规律 的，社会历史的发展也是如此。古人强调“以史为镜”、“读史明智”，就是指认识和驾驭历史规律，指导社 会实践。历史教学，不仅要传授具体的历史知识，更重要的是引导学生从具体的历史知识中去认识规律，深层 次地理解历史现象的本质，预测未来，指导现实。如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其基本动因是物质资料的生 产方式，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决定的。
英、法资产阶级革命，日本明治 维新，俄国1861年改革以及美国两次资产阶级革命，究其终极原因，是这些国家当时的经济生活内部的矛盾冲 突。其共同规律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学生懂得这一规律，对资产阶级 革命或改革的历史必然性，对资本主义制度最终代替封建制度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同样，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 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日益成为新的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必然被新的生产关系所代替，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 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社会美教育归根到底是为了提高人本身的素质。历史教学中让学生通过对 诸多史实的归纳，认识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并在今后的实践中自觉地遵循和利用历史规律改造世界，创造未 来，从而实现社会美教育的根本目的。
论文关键词：中学历史教学;反思性教学;实践
论文摘要： 文章 将反思性教学理论运用于中学历史课堂教学之中，力图把中学历史学科反思性教学实践做一个完整的呈现，从而为广大一线教师提供一些有益的帮助。
反思性教学自产生之日起，无论是作为一种思潮，还是作为一种运动，都一路高歌，势不可挡。主要是因为它给当代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具体来说，反思性教学启发人们反思操作性教学的局限，不断探究教学中的新问题，在探索中把自己锻炼成学者型教师，从而改变凭 经验 教学或简单重复教学的现象。目前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已全面展开，新课改要求教师转变课程实践方式，为此“教师应超越常规教学中对课程内容的机械复制，积极对自身的课程与教学行为进行反思”。
反思性教学理论传入我国，无疑是为广大教师理解新课改提供了新的视角，这对他们创造性地实现新课程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近年来，笔者一直坚持将反思性教学理论运用于中学历史教学实践，现结合中学历史教材，就这一问题谈谈个人的体会，以求教于方家。
所谓中学历史学科反思性教学实践，就是在反思性教学理论的指导下，进行中学历史教学的过程。具体来说，就是教师借助对自己教学实践的行为研究，不断反思自我对历史教学内容，学生学习历史的规律，历史教学的方法、手段以及经验认识，以发展自我职业水平，努力提高教学实践合理性的活动过程。
一、教学实践前的反思
备课是教学工作的第一个重要环节，也是教师能否上好一堂课的关键前提。教师备课时，应对即将实施的教学目标、过程设计、采取 措施 、使用方法、时间安排等的合理性进行思考、预期和修正。例如：我在备《古代中国的经济政策》[高中人民版《历史》(必修Ⅱ)第4课]一课时，对课程标准进行了反思。
课标的内容是“了解‘重农抑商’‘海禁’等政策及其影响，分析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按课标要求“资本主义萌芽”必须讲授，而人民版教材却没有相关内容，这是教材编者的疏漏，还是课标制定者的失误?究竟如何处理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才更合理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查阅了大量资料，结果发现大多数学者都否认中国存在所谓“资本主义萌芽”。
著名历史学家萧功秦说：“实际上这种所谓萌芽的东西可能根本就长不大!在封建制度主张定于一尊，在这种‘求定息争、防争氓乱’为基本文化精神的社会里，哪怕长出来也是没有意义的。它总是会被扼杀掉，根本用不着西方势力动手。比如雇工制度，在宋朝就有了，可它永远是这个东西，几百年的时间里也没有长成资本主义的大树。因此，我认为称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是一个误导的概念，改称为永远长不大的‘资本主义死胎’，可能更接近事实一些。”另一位学者任爽也谈到这个问题，他说：“……我们在春秋战国时期，似乎已经可以依稀找到‘资本主义萌芽’，而在明清时期，似乎还可以发现大量的‘奴隶制’的残余。
这些现象给我的感觉是，在中国，社会形态的演进似乎不可能被严格而明确地或者说是硬性地加以区分。因为人们可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现同样的因素，或者说相同的因素往往可以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长期延续”。从上述学者的论述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目前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已遭到了学术界普遍质疑。虽然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但不能因为有争议就一字不提，况且课标中也有明确的要求，因此教学中不讲不行，关键是如何讲的问题。
如果讲得太深学生难以理解，若是给学生一个定论更有悖于科学性原则。鉴于上述情况，我在备课时一方面补充了有关资本主义萌芽的基本知识，同时也简单介绍了学术界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这样一来，既贯彻了课标要求，也弥补人民版教材的不足。
二、教学实践中的反思
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应对教学情境、进程、态度、内容、方法及时反思，以便验证教学设计是否合理，同时还要对课堂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有效调控。
例如：我在讲授《中国军民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高中人民版《历史》(必修Ⅰ)专题二第1课《列强入侵与民族危机》主要介绍了1840～1900年西方列强侵华史实，第2课《中国军民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讲述的是中国军民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而其他版本的教材在处理这部分内容时，都是将列强侵华史与中国军民抗争史同时介绍的。人民版之所以另辟蹊径，把中国人民的斗争史单独拉出来，专门设置一课，主要是为了进一步落实突出课程标准关于“体会中华民族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这一情感态度价值观主题。我在备课时基本沿袭了教材的这一思路，而没有把两课内容按时间顺序进行整合。
在讲授第一课时，学生都能按时间顺序掌握列强侵华的重大事件。而在上第二课时，我却惊奇地发现大部分学生都认为，“中法战争”(第1课中的内容)发生在“左宗棠收复新疆”(第2课中的内容)之前。产生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初中阶段历史教学没有到位，学生连最起码的时间概念都没有。怎么办?如果仍然按原来的教学设计授课，教学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当时我立即调整了教学进度，先给学生补习初中历史，等他们形成必要的时间概念后，再按原来的设计进行教学。虽然这一节课没有完成预期的教学任务，但由于及时调控却使得课堂教学更趋合理。三、教学实践后的反思
课后反思也是反思性历史教学实施过程中的重要一环。通过对实践结果的归因、 总结 评价、寻找差距，以便解决教学实践中的问题，指导现今、未来的教学活动。承前所述，上完《中国军民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一课后，我对教学中出现的问题，以及效果进行了反思：1.如何解决教学进度与课时不足的矛盾。高中历史课每周只有两节，如果在讲授新课过程中，还要补习初中的教学内容，肯定无法完成课标规定的教学任务。增加课时显然不可能，怎么办?能不能挖掘隐性课时呢?如果能设计一份预习提纲，让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进行预习，事先解决上课时的“拦路虎”，到授课时的进度自然就加快了;同时，预习题能帮助学生学会如何学习，而且这也是反思性教学目的——两个“学会”的具体体现。这样看来，设计一份既科学又经济的预习提纲就成了解决问题的关键。经过一番思考，我设计了如下提纲：
(1)按时间顺序列举列强侵华的事件及其后果?
(2)针对列强入侵，中国军民进行了怎样的抗争?结果如何?
(3)将列强侵华事件与中国军民的反抗斗争一一对应起来。(4)在课本中找出中国军民反抗斗争的典型事件。这份预习提纲能否奏效，还有待于下一节课的验证。
2.如何完成情感教育目标。我在授课过程中侧重史实讲解，忽视了情感渗透，这堂课本应该上得生动感人，结果却变成了简单史实的罗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首先查阅了有关情感教育的文章，其次还虚心向老教师请教，最后在大家共同努力下，拟定了如下措施：
(1)采取情景式教学。激活学生情感世界，不是靠教师简单的灌输，而是要学生亲身体验。上课时要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再现中国军民浴血奋战的感人场面，让学生从中体会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2)发掘教材的情感因素。教材选取的中国军民奋起抗争的事例都是具有其特有含义的。“三元里抗英”，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人民自发的大规模抵抗外国侵略的斗争;“左宗棠收复新疆”，颂扬了政府官兵为收复国家失地而作的积极努力;“黄海海战和反割台斗争”，表现了政府官兵、人民群众为维护国家主权，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义和团反帝运动”，则谱写了广大农民群众高举“反帝”大旗，与列强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的壮丽诗篇。上课应选择典型事件，从“中华民族”的视野来讲授。面对着列强的入侵，无论政府官兵，还是民众百姓，尽管他们形式不同，手段不一，或自发，或有组织，但他们都是站在民族的立场上，为维护国家主权，捍卫民族尊严而英勇抵抗外来侵略。
(3)启发学生主动参与。情感教育自然离不开学生的全程参与，是被动接受还是主动参与，直接影响到情感教育的效果。在讲授中国军民抗争时，可启发学生进行讨论，谈谈各自的感想，让学生在交流中进一步体验中国人民视死如归的斗争精神。从而把本节课的情感教育推向高潮。我将教学反思后形成的改进方案用于另一个班级的教学。相比之下，这节课有了明显的进步，但又涌现出一些新的问题。由于部分学生预习不充分，再加上学生讨论持续时间过长，教学进度再次被延误。这些问题又将成为反思性教学新的起点，反思性教学就是在这种不断循环中推动教学日趋合理的。
历史学科就是让人通过认识过去来认识自我、反思自我、矫正自我、超越自我。历史虽然是过去的事，但研究历史、学习历史的都是现代的人，我们所教所学的历史，实际是今人对前人的理解学、解释学，由于社会的进步，时代的不同，人们对历史的解释与认识也就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历史都是现代史，历史教师应当自觉树立反思意识，与时俱进，引领学生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培养学生富有时代意义的历史思维。综上所述，历史学科的特点决定了反思性教学必将成为中国历史教学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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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高中历史教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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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中的书刊著录项目依次为：作者、书名、文章名、出版社（前面注明所在城市）、刊名、出版年份、刊发年期、起止页码。其中文献类型和标志代码：普通图书[M]、期刊[J]、报纸[N]、会议录[C]、学位论文[D]、报告[R]、汇编[G]、标准[S]、专利[P]、数据库[DB]、计算机程序[CP]、电子公告[EB]、磁带[MT]、磁盘[DK]、光盘[CD]、联机网络[OL]。外文原文的参考文献体例要求相同。示例如下：[1]刘国均，陈绍业.图书馆目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15—17.[2]何龄修.读顾城《南明史》[J].中国史研究，1998（3）：167—173.[3]谢希德.创造学习的新思路[N].人民日报，1998-12-25（10）.[4]辛希孟.信息技术与信息服务国际研讨会论文集：A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5]张筑生.微分半动力系统的不变集[D].北京：北京大学数学系数学研究所，1983.[6]魏新.关于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对短期经济增长作用的研究报告[R].北京：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1999:13.[7]林慧芳.美国出版业概况[M]//陆本瑞.世界出版概观.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1：1-23.
史料是指可以据以为研究或讨论历史时的根据的东西。
一般将史料区分为第一手史料（primary source）以及第二手史料（secondary source）。
前者是指接近或直接在历史发生当时所产生，可较直接作为历史根据的史料，后者是指经过后人运用一手史料所作的研究及诠释，但二者的界限经常并不明确（例如史记就很难说是一手或二手史料）。
一般中文所称史料，主要是指第一手史料而言。
我认为参考文献比史料更正规一点，更加官方，书面。
史料可分为四类，一般被认为是较为全面合理的传统史料分类法。
第一类为书报，包括历史记录、历史著作、文献汇编和史部以外的群籍。
第二类为文件，包括 *** 文件、团体文件和私人文件。
第三类为实物，包括生产工具、生活资料和历史事件的遗迹。
第四类为口碑，包括回忆录、调查记录、群众传说和文艺作品。
参考文献是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对某一著作或论文的整体的参考或借鉴。
征引过的文献在注释中已注明，不再出现于文后参考文献中。
史记史记《史记》约成书于前104年至前91年，本来是没有书名的，司马迁完成这部巨著后曾给当时的大学者东方朔看过，东方朔非常钦佩，就在书上加了“太史公”三字。“太史”是司马迁的官职，“公”是美称，“太史公”也只是表明谁的著作而已。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在著录这部书时，改成《太史公百三十篇》，后人则又简化成“太史公记”、“太史公书”、“太史公传”。久而久之，人们根据“太史公记”而省略成《史记》。近人梁启超称赞这部巨著是“千古之绝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全书略于先秦，详于秦汉，所述秦商鞅变法至汉武帝晚年的历史，约占全书篇幅的五分之三左右。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本纪”实际上就是帝王的传记，因为帝王是统理国家大事的最高的首脑，为他们作纪传而名之曰“本纪“，正所以显示天下本统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一定的纲纪的缘故。同时，也是全书的总纲，是用编年体的方法记事的。在“本纪”的写作中，司马迁采取了详今略远的办法，时代愈远愈略，愈近愈详。“本纪”托始黄帝，是因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又是“正名百物”的祖师。将项羽列入“本纪”，一是秦汉间几年“政由羽出”，一是推崇其人格。�“书”，是记载历代朝章国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专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无法撰写成书的。班固《汉书》改称“志”，成为通例。“书”的修撰，为研究各种专门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世家”是记载诸侯王国之事的。这因诸侯开国承家，子孙世袭，也就给了他们的传记叫做世家。从西周的大封建开始，发展到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先后称霸称雄，盛极一时，用“世家”体裁记述这一情况，是非常妥当的。司马迁把孔子和陈涉也列入“世家”，是一种例外。孔子虽非王侯，但却是传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况汉武帝时儒学独尊，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将之列入“世家”也反映了思想领域的现实情况。至于陈涉，不但是首先起义亡秦的领导者，且是三代以来以平民起兵而反残暴统治的第一人，而亡秦的侯王又多是他建置的。司马迁将之列入“世家”，把他的功业和汤放桀，武王伐纣，孔子作《春秋》相比，将他写成为震撼暴秦帝国统治、叱咤风云的伟大历史英雄，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列传”是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的。有单传，有合传，有类传。单传是一人一传，如《商君列传》、《李斯列传》等。合传是记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传》、《老庄申韩列传》等。类传是以类相从，把同一类人物的活动，归到一个传内，如《儒林列传》、《循吏列传》、《刺客列传》等。司马迁把当时我国四周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也用类传的形式记载下来，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等，这就为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列传》。其中《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和《日者列传》四篇由汉博士褚少孙补缺。《汉书·艺文志》载冯商续补《太史公》七篇,韦昭注云冯商“受诏续《太史公书》十余篇”,刘知几认为续补《史记》的不只是褚,冯两家,而有十五家之多。“《史记》所出,年止太初,其后刘向,向子欲,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继撰续,迄于哀平间,尤名《史记》”。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史记》以后的历代正史，除极个别例外，都是由朝廷主持、按照君主的意志修撰的，是名副其实的官史。而司马迁虽然是朝廷的史官，《史记》却并不体现最高统治者汉武帝的意志。据说武帝读《史记》后，对其中几篇感到愤怒，下令加以删削，这也是有可能的。 司马迁写《史记》秉笔直书,在某些方面,敢于批评朝廷,这是封建统治者所不能允许的。朝廷对《史记》既憎之,又重之,秘不示人,阅读范围限制于朝廷上层的极少一部分人中。朝廷曾下诏删节和续补《史记》。《后汉书·杨终传》云,杨终“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被删后仅十余万言的《史记》,在汉以后即失传,以后一直流传的是经续补的《史记》。（补注：许多人认为褚少孙是《史记》的主要续补者,但是他到底补缺多少,各人说法不一。张晏认为褚少孙续补四篇。但姚振宁在《隋书·经籍志考证》中说《史记》缺少十五篇,全由褚少孙续补。有的人认为《傅勒列传》文章,格调酷似司马迁,褚少孙未必能写出如此文章。《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这部体大思精的史书的贡献和特点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一）开创了“纪传体”体例。何谓纪传体呢？纪，指本纪，即皇帝的传记；传，指列传，是一般大臣和各式人物的传记。历史人物是丰富多彩的，历史现象是纷纭复杂的。怎样才能把大千世界的各种人和事都包容在一部书里呢？司马迁在前人的基础上，在《史记》中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结构。创造性地探索了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编纂学方法。“本纪”按年代顺序记叙帝王的言行和政迹；“表”按年代谱列各个时期的重大事件；“书”记录了各种典章制度的沿革；“世家”载述诸侯国的兴衰和杰出人物的业绩；“列传”记载各种代表人物的活动。司马迁创造性地把这五种体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系。（二）《史记》开创了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各种知识的综合纂史方法。它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时期，记载了我国近三千年的历史。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贯通古今、内容广博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在《史记》中，司马迁第一个为经济史作传：《平准书》、《货殖列传》；司马迁又第一个为少数民族立传：《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等；他还第一个为卑微者列传：《刺客列传》、《游侠列传》等。《史记》第一次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包容在历史学的研究范围之内，从而开拓了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推动了我国历史学的发展。由于纪传体可以容纳广泛的内容，有一定的灵活性，又能反映出封建的等级关系，因而这种撰史方法，为历代史家所采用，影响十分深远。（三）秉笔直书，是我国宝贵的史学传统，司马迁的《史记》对此有很好的发挥。所谓秉笔直书，就是史学家必须忠于历史史实，既不溢美，也不苛求，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撰写历史。《史记》明确表示反对那种“誉者或过其失，毁者或损其真”的作法。项羽是司马迁心目中的英雄，因此，司马迁以极大的热情和强烈的爱记述了项羽的伟业。但对于项羽的骄傲自大和企图以武力征服天下的致命弱点，司马迁也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对于先秦的法家和秦代的暴政，从感情上司马迁是愤恨的，但他做到了不因憎而增其恶。相反，对法家的改革和秦代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他都予以充分的肯定。正因为司马迁的实录精神，才使《史记》以信史闻名于世。《史记》还贯穿一条重要线索，即重视人的历史作用。司马迁是反天命的。强调人是历史的中心。因此，他在写帝王将相的同时、注意为社会上的各种人立传，尤其是把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放到与王侯功臣以及封建社会的圣人孔子同等的地位来写。所以在《史记》中，既有战国七雄的世家、萧丞相（萧何）。留侯（张良）的世家、孔子的世家，同时也有《陈涉世家》。司马迁也很重视物质生产活动在历史上的作用，把经济状况同政治上的治乱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还强调总结历史经验。提出以史为镜、鉴往知来的思想。由于司马迁在历史编纂学上的伟大创造精神，他的进步的史学思想和严谨的治史方法，使《史记》成为我国史学史上一座巍峨的丰碑，司马迁也赢得了“中国史学之父”的美名。（四）《史记》也是一部形象生动的历史，它的文采历来为我国文学界所称颂，它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司马迁像一个出色的画家，以他那十分传神的画笔，为我们勾画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像；又像一位善于捕捉瞬间的雕塑家，以他那锋利的刻刀，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风采各异的雕像。在《史记》这座人物画廊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历史上那些有作为的王侯将相的英姿，也可以看到妙计藏身的士人食客、百家争鸣的先秦诸子、“为知己者死”的刺客、已诺必诚的游侠、富比王侯的商人大贾，以及医卜、俳优等各种人物的风采，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思想上的启迪。司马迁创造性地把文、史熔铸于一炉，为我们写下了一部形象的历史。所以，鲁迅先生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因为如此，在我国浩瀚的史著中，《史记》拥有的读者量是首屈一指的。《史记》在我国比较广泛地传播流行，大约是在东汉中期以后。它成为司马迁著作的专称，也开始于这个时候。在这以前，《史记》都称为《太史公书》、《太史公记》和简称“太史公”。据现知材料考证，最早称司马迁这部史著为《史记》的，是东汉桓帝时写的《东海庙碑》。到唐朝时候，由于古文运动的兴起，文人们对《史记》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当时著名散文家韩愈、柳宗元等都对《史记》特别推崇。宋元之后，欧阳修、郑樵、洪迈、王应麟各家，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赞赏《史记》的文笔。于是《史记》的声望与日俱增，各家各派注释和评价《史记》的书也源源不断出现。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俗称“三家注”的《史记集解》（刘宋时裴骃(裴松之子）注）、《史记索隐》（唐司马贞注 补:司马贞，字子正，唐河内（今沁阳）人。开元中官至朝散大夫，宏文馆学士，主管编纂、撰述和起草诏令等。唐代著名的史学家，著《史记索隐》三十卷，世号“小司马”。司马贞以《史记》旧注音义年远散失，乃采摭南朝宋徐广《史记音义》、裴骃《史记集解》、齐邹诞生《史记集注》、唐刘伯庄《史记音义》、《史记地名》等诸家的注文，参阅韦昭、贾逵、杜预、谯周等人的论著、间己见，撰成对后世很有影响的史学名著《史记索隐》，该书音义并重，注文翔实，对疏误缺略补正颇多，具有极高的史学研究价值，与南朝时期的宋国裴骃的《史记集解》、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合称“史记三家注”。后世史学家誉称该书“价值在裴、张两家之上。” ）和《史记正义》（唐张守节注）。《集解》兼采当时裴骃所能见到的前人有关《史记》诸书的研究成果，并一一注明作者名字。一丝不苟。《索隐》进一步指出了《集解》中考证不当的错处。并对《史记》原文提出辨正，发语警辟。《正义》的作者长于舆地之学，对《史记》中地名的考证尤为精辟。读《史记》原文，同时注意看一看这三家注，对原书会有更进一步的理解。1959年中华书局重新标点排印的《史记》，就是与这三家注合刻的本子。裴骃，裴松之的儿子，字龙驹。继承家学，博览宏识，亦以注史著称于世。司马迁的《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裴骃为《史记》作注而垂名于中国史坛。他反复研究《史记》，“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秋，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他博采经传百家及先儒学说，凡对作注有所稗益，便广而录之；凡所注引，务必去其浮言游辞，取其精旨要义；如各家说注不同，则兼收并蓄，不肯偏弃；如有未详之处，宁缺不议，不凭臆想，妄加解说。终于写成《史记集解》八十卷不朽之作，成为现存最早的《史记》注本。与唐司马贞《史记索引》、张守节《史记正义》合称“史记三家注”。由于司马迁受时代的限制，《史记》也存在某些缺点与不足之处。例如，存在“天命”、灾异和历史循环论的神秘思想的影响。在《六国年表序》论述秦并天下的原因时，指出这是“天所助”的结果。《高祖本纪》带有“三统循环论”的色彩，以为“三五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在《天官书》中，记述各种特殊的自然天象时，常常与人事联系在一起，更多地表现了灾异的神秘思想。这些说明《史记》在“究天人之际”时，仍然没有摆脱“天人感应”神学思想的影响，等等。《史记》成书后，由于它“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汉书·司马迁传》），被指责为对抗汉代正宗思想的异端代表。因此，在两汉时，《史记》一直被视为离经叛道的“谤书”，不但得不到应有的公正评价，而且当时学者也不敢为之作注释。唐初，《隋书·经籍志》在介绍《史记》、《汉书》的流传时说：“《史记》传者甚微”，司马贞说“汉晋名贤未知见重。”（《史记索隐》序） 我们注意到汉晋时期对《史记》也有一些积极的评价，如西汉刘向、扬雄“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汉书·司马迁传》）西晋华峤也说：“迁文直而事核。”（《后汉书·班彪传论》。据李贤注，此句为“华峤之辞”。）在晋代，也有人从简约的角度夸奖《史记》。张辅说：“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晋书·张辅传》）这些评价虽然不错，但在今天看来，却还远不足以反映出《史记》的特殊地位，因为得到类似评价的史书并不止《史记》一家。如《三国志》作者陈寿，“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晋书·陈寿传》）南朝刘勰说“陈寿三志，文质辨恰。”（《文心雕龙?史传》）华峤所撰《后汉书》在西晋也颇受好评，时人以为“峤文质事核，有迁固之规，实录之风”。（《晋书?华峤传》）至于说到简约，那也不是《史记》独有的，如“孙盛《阳秋》，以约举为能”，（《文心雕龙·史传》）干宝《晋纪》，“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晋书·干宝传》）总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并没有把《史记》看得很特殊。这与我们对待《史记》的态度大不相同。 自宋以后，研究《史记》的著述增多了，较有代表性的如清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崔适的《史记探源》、张森楷的《史记新校注》、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以及清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和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的有关部分，都是重要的参考书籍。张文虎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一书对《史记》的史文及注文进行了精审的校订。他根据钱泰吉的校本和他自己所见到的各种旧刻古本和时本，择善而从，兼采诸家，金陵局本就是经过他的校考之后刊行的。日本学者泷川资言撰《史记会注考证》，《考证》资料比较详实。各种版本《史记》包括标点本多只附录三家注，《考证》则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引录三家注以来有关中日典籍约一百二十多种，其中国人著作一百零几种，日人著作二十几种，上起盛唐，下迄近代，别择缀辑于注文中，时加审辨说明，将一千二百年来诸家众说，以事串联，较为系统地介绍出来，大大节省搜检群书之劳，为研究者提供极大方便，显然比三家注优越。《考证》资料丰富还表现在《正义》佚文整理上。三家注原各自单独成书，自宋代合刻于《史记》正文下，妄加删削，大失原貌，尤以张守节《正义》最为严重，后世通行本《史记》三家注皆袭此。可是张书既不像《索隐》有单刻本流传，也不像《集解》有宋版《史记》集解本存世，以致佚文极难搜集。泷川从日本所藏几种古本《史记》校记中，辑得《正义》佚文一千二三百条，补入书内。这些资料有人认为并非全部是张书原文，但它们对探求《正义》原貌或理解《史记》，俱有裨益。《考证》内容繁富。裴骃等三家注解一般局限于就事论事，泷川却综合历代研究成果，联比考索，对史实、文字、词语进行考辨、校订、解释，从而揭示出某些史事演变窜易、文字歧异正误、疑难文句意义，以及记载矛盾、失误，等等。对前人未加解说或解之未详的亦往往加以考说。再《史记》一书，多采旧典。泷川常于正文之下，指出此事见于某书；与他书文字有异，也予注明。由于《左传》、《国语》、先秦诸子具在，因而春秋史事出处，几乎逐节逐事交待明白，便于溯本求源，比勘研究。《考证》特别注重地理，每一地名，必注今地名，有助于了解事件的演变和人物的活动。此外，正文、注文全部断句，这在标点本未问世之前，不能不说是一项成果。全书末附有泷川所撰《史记总论》，论述了司马迁事历和《史记》作书资料、体例、流传、演变、版本等事，不失为研究司马迁其人其书的有用材料。应当指出，《考证》一书是有缺点的，有的还是比较突出的。首先在资料方面仍有遗漏，黄震、鲍彪、吴师道、张鹏一、雷学淇等人说法就未罗致。尤其令人遗憾的是，金石文字和近人论著汲取不多，甚至连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王先公考》也只字未载。其次在材料抉择去取之间，也有偏守一说、疏漏失当之处；而摘引某些评论，既违背考证体例，见解又颇为迂腐。在某些问题上，则徘徊两可，甚少发明。再次，泷川资言在训诂方面，有时失于强自为解，断句亦有失误。但从总体讲，张森楷《史记新校注稿》虽于六十年代影印问世，却已部份残缺，其他《史记》校证，固不乏精审之作，然未成书，因此《考证》纵然有不少缺点，仍瑕不掩瑜。在当前《史记》新集释性注本未出现之前，《考证》堪称是资料最丰富的《史记》注本，是研治《太史公书》和中国古代史的重要参考书。《考证》虽参校了一些本子，可是不作校记而径改径补。后来水泽利忠在五十年代撰《史记会注考证校补》，以补其阙。它以《考证》本为底本，广校众本达三十多种，参考中日校记资料近四十种。其中宋本八种、元本二种、日本古本四种、炖煌写本残卷三种、日本古抄本残卷十几种，现存版本网罗殆尽。《考证》辑录《正义》佚文，省略出处，《校补》为之一一注明。又据二十多种日本古抄本校记等资料增辑《正义》佚文二百余条，其中保存了少数失传的古书文字。同时对《考证》迻录三家注张冠李戴错误，也加以订正。汇集历代学者的注释，加上他自己的考证，内容相当丰富，造诣非浅。中华书局新标本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史记》重新作了校点。《史记》作为第一部传记文学的确立，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过去欧洲人以欧洲为中心，他们称古希腊的普鲁塔克为“世界传记之王”。普鲁塔克大约生于公元46年，死于公元120年，著有《列传》（今本译作《希腊罗马名人传》）50篇，是欧洲传记文学的开端。如果我们把普鲁塔克放到中国古代史的长河里来比较一下，可以发现，普鲁塔克比班固（32—92）还要晚生14年，若和司马迁相比，则要晚生191年了。司马迁的《史记》要比普鲁塔克的《列传》早产生几乎两个世纪。《史记》无论在中国史学史还是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堪称是一座伟大的丰碑。史学方面姑且不论，文学方面，它对古代的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首先，从总体上来说，《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的大规模作品，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和多种可能性。《史记》所写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但是，通过"互见"即突出人物某种主要特征的方法，通过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及在细节方面的虚构，实际把人物加以类型化了。在各民族早期文学中，都有这样的现象，这是人类通过艺术手段认识自身的一种方法。只是中国文学最初的类型化人物出现在历史著作中，情况较为特别。由此，《史记》为中国文学建立了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在后代的小说、戏剧中，所写的帝王、英雄、侠客、官吏等各种人物形象，有不少是从《史记》的人物形象演化出来的。在小说方面，除了人物类型，它的体裁和叙事方式也受到《史记》的显著影响。中国传统小说多以"传"为名，以人物传记式的形式展开，具有人物传记式的开头和结尾，以人物生平始终为脉络，严格按时间顺序展开情节，并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评论，这一切重要特征，主要是渊源于《史记》的。至于直接取材于《史记》的历史小说，那就更不用说了。在戏剧方面，由于《史记》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人物性格鲜明，矛盾冲突尖锐，因而自然而然成为后代戏剧取材的宝库。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取材于《史记》的剧目就有180多种。 据李长之统计，在现存132种元杂剧中，有16种采自《史记》的故事。其中包括《赵氏孤儿》这样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名作。已经失传的类似作品，当然更多。到后来的京剧中，仍然有许多是取材于《史记》的，如众所周知的《霸王别姬》等。在传记文学方面，由于《史记》的纪传体为后代史书所继承，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传记。虽然，后代史书的文学性显著不如《史记》，但其数量既浩如瀚海，如果将其中优秀传记提取出来，也是极为可观的。此外，史传以外的别传、家传、墓志铭等各种形式的传记，也与《史记》所开创的传记文学传统有渊源关系。《史记》固然"究无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从而开创了史学的种种先河，也堪称是脍炙人口的文学佳作，但《史记》最为耀眼的闪光点在于它的平民立场。在司马迁的《史记》之前，所谓的历史仅仅是王侯的发家史、光荣史、太平史。在司马迁的《史记》里，自以为功高盖世的帝王们同样有无耻、暴戾、虚假和懦弱的一面；虽然有着种种的过失和缺点并最终兵败陔下，自刎乌江的楚霸王项羽不失为顶天立地的英雄；一介布衣陈胜曾经在田间耕作，既是不折不扣的庄稼汉，也是满怀鸿鹄之志的豪杰，正是他第一个揭竿而起反抗秦的暴政；就在正统文人对浪迹江湖的行径嗤之以鼻的时候，司马迁却对荆轲、唐雎等四海漂泊的游侠们和快意恩仇的游侠精神赞誉有加、不胜神往……《史记》就是这样以平民的立场、平民的视角、平民的情感看历史、写历史、评说历史，从而第一次给历史以真实可亲的面 目，第一次给那些值得尊敬的灵魂们以尊严。清朝诗人宋湘曾经有句诗说："史有龙门诗少陵"，《史记》中所透出的民间精神，再现在杜甫那些忧国忧民的不朽诗作中，并成为流传千古的力量源泉。自汉至清,《史记》的研究专著达101部,单篇论文1435篇,囊括了名物典章、地理沿革、文字校勘、音韵训诂、版本源流以及疏解、读法、评注等领域,方法是抄摄材料,排比引证,基本是微观的甲说乙说的"文献"研究。详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二所合编的《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也可参阅载于《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四集的陈乃乾《二十四史注补表谱考证书籍简目》。他们所举较为重要的有：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和《考史拾遗》。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和清赵翼《廿二史札记》中有关前四史部分，清梁玉绳《史记志疑》，清郭嵩焘《史记札记》，清沈家本《史记琐言》，近人陈直《史记新证》。上述诸书中，清人之作以钱大昕、梁玉绳、郭嵩焘之作最为特出。近人陈直之作，则多取甲骨文、金文及秦汉权量、石刻、竹简、铜器、陶器之铭文印证《史记》，独辟蹊径，创获尤多。因所著《汉书新证》成书在前，《史记新证》稿中关于汉武帝以前西汉史之考证与之重复者，均已删去。《史记》是我国历史学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是司马迁对我国民族文化特别是历史学方面的极其宝贵的贡献。全书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除《秦本纪》外，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帝王的政迹；“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是个别事件的始末文献，它们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与后世的专门科学史相近；“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人物的传记，少数列传则是叙述国外和国内少数民族君长统治的历史。《史记》就是通过这样五种不同的体例和它们之间的相互配合和补充而构成了完整的体系。它的记事，上自黄帝，下至武帝太初(前104—101)年间，全面地叙述了我国上古至汉初三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历史发展，是我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汇集《史记》各家注释考订之作，有近人张森楷《史记新校注稿》，成书于二十年代，惜未定稿。1967 年由杨家骆编纂整理，交由台湾中国学典馆筹备处印行，但文有残缺。南京图书馆收藏有张森楷《史记新斠注》稿本。从文学研究来看,因时代文化环境与研究者知识场域的局限,近代以前的学者多侧重于感性的直观式评点的单篇读感,缺少具有综合性、逻辑性的宏观义理阐释和文、史兼顾的文学本体论分析。20世纪以来,司马迁与《史记》的学术研究队伍日益壮大,学者除了对司马迁生年、生平、家世和《史记》的名称、断限、体制、取材、篇章残缺与补窜、义例等具体问题的考
读《 史记》后有感论文 史记》是我国最早的纪传体通史.这部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多字.此书也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形式,对后来历朝历代的正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先谈《史记》。读它，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是在和活人谈话。司马迁，好人。好人经常倒霉，我对他很同情，也很佩服，觉得他这一辈子没有白活。 《史记》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大家都知道，它是一部史书，而且是史部第一，就像希罗多德之于希腊，我们也是把司马迁当“史学之父”。但此书之意义，我理解，却并不在于它是开了纪传体的头。相反，它的意义在哪儿？我看，倒是在于它不是一部以朝代为断限，干巴巴罗列帝王将相，孳孳于一姓兴亡的狭义史书，像晚于它又模仿它的其他二十多部现在称为“正史”的书。我欣赏它，是因为它视野开阔，胸襟博大，早于它的事，它做了总结；晚于它的事，它开了头。它是一部上起轩辕，下迄孝武，“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的“大历史”。当时的“古代史”、“近代史”和“当代史”，它都讲到了。特别是他叙事生动，笔端熔铸感情，让人读着不枯燥，而且越想越有意思。 司马迁作《史记》，利用材料很多。它们不仅有“石室金匮”（汉代的国家图书馆兼档案馆）收藏的图书档案，也有他调查采访的故老传闻，包含社会调查和口头史学的成分。学者对《史记》引书做详细查证，仅就明确可考者而言，已相当可观。我们现在还能看得到的早期古书，它几乎都看过。我们现在看不到的古书，即大家讲的佚书，更是多了去。这些早期史料，按后世分类，主要属于经、子二部，以及史部中的“古史”。经书，其中有不少是来自官书旧档，年代最古老。它们经战国思想过滤，同诸子传记一起，积淀为汉代的“六艺之书”和“六家之学”。司马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是我们从汉代思想进窥先秦历史的重要门径。不仅如此，它还涉及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包含后世集部和子部中属于专门之学的许多重要内容，同时又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总汇。它于四部仅居其一，但对研究其他三部实有承上启下（承经、子，启史、集）的关键作用。借用一句老话，就是“举一隅而三隅反”。据我所知，有些老先生，不是科举时代的老先生，而是风气转移后的老先生，他们就是拿《史记》当阅读古书的门径，甚至让自己的孩子从这里入手。比如大家都知道，王国维和杨树达，他们的古书底子就是《史》、《汉》。所以，我一直认为，这是读古书的一把钥匙，特别是对研究早期的学者，更是如此。读《史记》，除史料依据，编纂体例也很重要。这本书的体例，按一般讲法，是叫“纪传体”，而有别于“编年体”（如鲁《春秋》、《左传》、《纪年》及后世的《通鉴》）和“纪事本末体”（如《国语》、《国策》和后人编的各种纪事本末）。但更准确地说，它却是以“世系为经”，“编年”、“纪事”为纬，带有综合性，并不简单是由传记而构成，在形式上，是模仿早期贵族的谱牒。司马迁作史，中心是“人”，框架是“族谱”。它是照《世本》和汉代保存的大量谱牒，按世系分衍，来讲“空间”（国别、地域、郡望）和“时间”（朝代史、国别史和家族史），以及“空间”、“时间”下的“人物”和“事件”。它的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本纪”是讲“本”，即族谱的“根”或“主干”；“世家”是讲“世”，即族谱的“分枝”；“列传”是讲“世”底下的人物，即族谱的“叶”。这是全书的主体。它的本纪、世家都是分国叙事、编年叙事，用以统摄后面的列传。本纪、世家之外，还有“十表”互见，作全书的时空框架。其“纪传五体”，其中只有“八书”是讲典章制度，时空观念较差，属于结构性描述。原始人类有“寻根癖”，古代贵族有“血统论”，春秋战国“礼坏乐崩”，但“摆谱”的风气更盛（“世”在当时是贵族子弟的必修课），很多铜器铭文，都是一上来就“自报家门”，说我是“某某之子某某之孙”。司马迁虽生于布衣可取卿相的汉代，但他是作“大历史”。他要打通古今，保持联贯，还是以这样的体裁最方便。这是我们应该理解他的地方。 司马迁作《史记》，其特点不仅是宏通博大，具有高度概括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能以“互文相足之法”，节省笔墨，存真阙疑，尽量保存史料的“鲜活”。比如初读《史记》的人，谁都不难发现，它的记述往往自相矛盾，不但篇与篇之间会有这种问题，就是一篇之内也能摆好几种说法，让人觉得莫衷一是。但熟悉《史记》体例的人，他们都知道，这是作者“兼存异说”，故意如此。它讲秦就以秦的史料为主，讲楚就以楚的史料为主，尽量让“角色”按“本色”讲话。这非但不是《史记》的粗疏，反而是它的谨慎。如果吹毛求疵，给《史记》挑错，当然会有大丰收，但找错误的前提，首先也是理解。 《史记》这部书伟大，它的作者更伟大。我们“读其书而想见其为人”，一定要读他的《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太史公自序》当然很重要，因为只有读这篇东西，你才能了解他的学术背景和创作过程，知道他有家学渊源、名师传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人生老道，所以文笔也老道。但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他还有一封《报任安书》。如果我们说《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的“学术史”，那么《报任安书》就是他的“心灵史”。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篇“欲死不能”之人同“行将就死”之人的心灵对话，每句话都掏心窝子，里面浸透着生之热恋和死之痛苦。其辗转于生死之际的羞辱、恐惧和悲愤，五内俱焚、汗发沾背的心理创伤，非身临其境者，绝难体会。小时候读《古文观止》，我总以为这是最震撼人心、催人泪下的一篇。 司马迁为“墙倒众人推”的李将军（李陵）打抱不平，惨遭宫刑，在我看来，正是属于鲁迅所说敢于“抚哭叛徒”的“脊梁”。他和李将军，一个是文官，一个是武将，趣舍异路，素无杯酒交欢，竟能舍饭碗、性命不顾，仗义执言，已是诸、刿之勇不能当。而更难的是，他还能在这场“飞来横祸”之后，从命运的泥潭中撑拄自拔，发愤著书，成就其名山事业。读《报任安书》，我有一点感想：历史并不仅仅是一种由死人积累的知识，也是一种由活人塑造的体验。这种人生体验和超越生命的渴望，乃是贯穿于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历史的共同精神。史家在此类“超越”中尤为重要。它之所以能把自身之外“盈虚有数”的众多生命汇为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首先就在于，它是把自己的生命也投射其中。我想，司马迁之为司马迁，《史记》之为《史记》，人有侠气，书有侠气，实与这种人生经历有关。一帆风顺，缺乏人生体验，要当历史学家，可以；但要当大历史学家，难（我以为，“大历史”的意义就在通古今，齐生死）。 以个人荣辱看历史，固然易生偏见，但司马迁讲历史，却能保持清醒客观，即使是写当代之事，即使是有切肤之痛，也能控制情绪，顶多在赞语中发点感慨，出乎人生，而入乎历史，写史和评史，绝不乱掺乎。 对司马迁的赞语和文学性描写，我很欣赏。因为恰好是在这样的话语之中，我们才能窥见其个性，进而理解他的传神之笔。例如，在他笔下，即使是“成者为王”的汉高祖也大有流氓气，即使是“败者为贼”的项羽也不失英雄相。就连当时的恐怖分子，他也会说“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就连李斯这样的“大坏蛋”，他也会描写其临死之际，父子相哭，遥想当年，牵黄犬，逐狡兔的天伦之乐。很多“大人物”写得就像“小人物”一样。 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有关，《李将军传》也值得一读（有趣的是，它是放在《匈奴传》和《卫将军传》的前边）。他讲李陵之祸，着墨不多，对比《汉书》，好像一笔带过。这种省略是出于“不敢言”还是“不忍言”，我们很难猜测。但他在赞语中说： 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 一个个耐人寻味的小故事编织成了世世代代流传的史记. 司马迁笔下的人物个个栩栩如生,有着鲜明的个性.生动的语言,优美的文字让读者读起来仿佛置身于一个个优美的意境中.随着情节的起伏,我的心情也在为之而改变.喜着主人公的喜,忧着主人公的忧,感受着主人公的感受.轻松幽默的语言,紧张刺激的情节,仿佛把我带到了那个遥远的时代.各个时代的背景特色;各个国家的风土人情;各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在《史记》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绘声绘色. 看《史记》就仿佛在作一次足不出户的历史旅行,领略了那个时代的一切,回顾了各种令人难以忘怀的历史事件.体会了当时人们的思想感情. 看《史记》就仿佛在读一本有趣的故事书.生动形象的历史人物有声有色的为你讲述他们身上发生的有趣的故事,带领你进入他们的世界. 看《史记》就仿佛在和一个历史学家面对面的谈话.深深的被他那准确到位的语言所打动.在不知不觉中也增长了必要的历史知识,丰富了头脑. 《史记》是一本既生动有趣又能增长知识的值得一看的好书.
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
《史记》读后感 喜欢在边缘与缝隙中窥看历史。 喜欢把历史读成小说，也就把《史记》读成小说。《史记》写男子也写女子，写男子不吝笔墨，写女子一笔带过；写女子多淫荡，也多真性情。《史记》于我历历在目的也便是这些女子。 “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说之，为数举烽火。其后不信，诸侯益亦不至。”褒姒任性不知轻重；然天下不负幽王，而王自负。曾看过无名氏《烽火戏诸侯》，画中褒姒就像观音低眉，正如佛经云：“仪容婉媚，庄严和雅，端正可喜，观者无厌。”或许这是后世对褒姒的一种阐释，政治也好，淫荡也罢，全归于禅意。 《史记》不写妲己形貌，看过只是很简单地知道纣王沉迷于她的美色，听信过她的话。但许仲琳《封神演义》谓其：“乌云叠鬓，杏脸桃腮，浅淡春山，娇柔柳腰，真似海棠醉日，梨花带雨，不亚九天仙女下瑶池，月里嫦娥离玉阙。”真真尤物！妲己成为经典也都使世人心思。 女子如水，君子当如器。可中国对女子历来缺乏宽容与平和，不但男子对女子，女子对女子也不过如此。那些烟视媚行的尤物常常引起他们本能的嫉妒，嫉妒而生亲近之意，一旦不可企及，便本能地恐惧，又生贬抑之心。妲己成为了狐，女子们也并未像最初的狐一样受到尊敬与膜拜，倒是为“红颜祸水”之说制造了那么一点点可疑的佐证。便痛恨那些古代风气，于女子而言，全是轻蔑与禁欲的压抑。 记得蔡姬故事：“桓公与夫人蔡姬戏船中。蔡姬习水，荡公，公惧，止之，不止，出船，怒，归蔡姬，弗绝。蔡亦怒，嫁其女。桓公闻而怒，兴师望伐。”也背诵过“齐侯以诸候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至此，不由大笑桓公也有此狼狈滑稽。其实，淫荡却无邪，才是女子本色，只会让人觉得是美的，而淫荡无邪的绰约处子，更是女子中的极致。我爱的就是蔡姬轻狂如处子，天然情性。蔡姬故事，《史记》未详写，也正因这简略，则惊鸿一瞥，随意怀想之间尽是明媚与凄艳。 骊姬二字极佳，骊可为好马，也可为猛龙，骊姬之骊为骊戎之骊，也并不妨碍我将她与好马与猛龙连起来想。先秦女子之名，可同鸟兽虫草，有时候是这些名字在刻画它们各自的主人，以兽为名的女子，只观其名，似乎就是有了兽类的野性以及这种野性天赋的属于自然之子的骄傲与高贵。而且骊姬为人险毒，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若以旁观者的眼睛来看，不失为另一种美；自然，这样的女子，于当下流行文学的小说作者倒是好材料。 讨厌卫子夫，大概是先听了“金屋藏娇”，如此，卫子夫成了凭借美貌趁机而入的第三者。到底我在为阿娇不平。卫子夫是个大花瓶！或者是宁静演的那个卫子夫实在让我失望。可卫子夫的下场也不好，有些狼狈，《史记》女子们也大抵如此，得善终者少。而她们也不过亲自充当了是古代中国女子的谶言罢了。 女子降生本是福气，女子的敏锐，朴拙，凌厉，温和，才艺，美貌，诸般种种，是女子的福气，也应是人间的福气，但为何这诸般种种却是一具埋葬在灵魂深土下的腐尸，无论曾经有多么绚烂光华，却已朽烂着并长存着，常常在她们沉睡时游离成恶梦，妆扮成她们醒来时猛然发现的躺在身边的骷髅。最是谁喂养了她们少女时代的情欲？其实那些本是一种极致之美，少女的情欲美好而惨烈，惨烈是因禁欲。那些情欲，让她们无法回首，回首之时，人世已深。这无端秀色，当真好没来由！ 鲁元公主若不曾被爸爸刘邦几次踹下车，我也不会觉得她是可怜可爱的；而我所喜欢的那个卫子夫，却一定是个夏夜里将萤火虫关进骷髅壳里的少年女子；刘陵聪慧，有辩才，最终死陷囹圄，父亲刘安也留下了鸡犬升天的传说，却不知长生一梦醒，淮南草木又深了几许。 女子好像是突然就失去了最初的神性，不会再有女娲与伏羲的乱伦，从此神灵便是神灵，女子，则彻底沦落，青楼不是真风月，而世间于女子，却处处是艰辛风尘。而《游侠列传》里全是男子，女子无游侠，女子成为游侠是在以后的侠义小说里开始的。《史记》女子，也全无游侠气，到底她们是无此心，游侠本也是一种心境而已，聂荣为弟而死，那江湖终究也与她无关。 不喜欢赵太后，并不因为她已经是“媪”的缘故；就再说说薄太后与窦太后，我喜欢的都是她们还没有成为太后、即当初失意时，那时她们心怀失意与不满，才是人间的可爱女子。她们成为了太后或皇后，就不是当初的那种感觉了，仿佛有什么东西，一去不复返。究竟为何我也难以表清，感觉本身过于微妙，难以捕捉，迷离又神往…… 可惜古之女子无自由，骊姬得以横行后宫，却反为权谋所溺，又不是真自由了。或许自由意味着更高层次上的抉择，并且不为此抉择所累。除了自由本身，谁也没有权利来确认一个女性的价值。但愿能够看到一个活着的女子，她真的足够强大，这样的女子，又应该有怎样的心境？我怎么知道！ 还是可惜了，太史没与王昭君活在同一个时代，还真想看太史会怎样写昭君。四大美女，以前喜欢西施，可能是因为她扮演了半个间谍的角色，后来才喜欢昭君，接着就一直最喜欢昭君了。汉帝痛悔，吾当快哉！当昭君的容光震惊了大殿上的所有人，单于使者们的谢恩与君王欲反悔而不得便是昭君的复仇之得逞。明妃去国，汉川亦为之失秀，失意之仇得偿后，又是怎样的虚空与苍凉？昭君自知。 曾怀疑过昭君的存在，这段故事太像传奇，像一部真实的悲剧。且将昭君看作一种情结，慰藉后之怀才不遇者。然昭君之前并无昭君，昭君去后，亦无昭君，世人从来各欲所欲，各哀其哀，又何必以昭君自许？ 伍举入谏时，楚庄王左拥右抱的郑姬越女，郑姬越女，你们去国离乡，可会想着回去？夜深也忽梦少年事？这也足以让我凝神感伤。在边缘与缝隙对向历史，所见所闻是血淋淋的断面，有时觉得都是戏，戏里春风别旧梦，而戏外则叹息如此春风又一年。其实戏里戏外，知道了就记住不忘，何必当真执着？历史常常被刻意湮没，那些真实的、残酷的，也就成了化不开的象征与情结
国内的历史学核心期刊目录 1.中国社会科学 2.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3.社会科学战线 4.学术月刊 5.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6.天津社会科学 7.学术研究 8.江海学刊 9.江汉论坛 10.江苏社会科学 11.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2.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13.文史哲 14.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15.浙江学刊 16.浙江社会科学 17.社会科学研究 18.求是学刊 19.社会科学(上海)(吸收: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 20.社会科学辑刊 21.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22.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3.中州学刊 24.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5.人文杂志 26.求索 27.思想战线 28.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9.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30.国外社会科学 31.南京社会科学 32.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33.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34.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35.齐鲁学刊 36.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改：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37.学海 38.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39.江西社会科学 40.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1.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2.河北学刊 43.学术界 44.东岳论丛 45.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46.东南学术 47.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48.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49 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并入:社会科学) 50.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51.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52.北京社会科学 53.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54.学术论坛 55.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56.广东社会科学 57.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58.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59.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60.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61.山东社会科学 62.探索 63.学术交流 64.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65.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66.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67.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68.北方论丛 69.山东师大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70.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71.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72.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73.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74.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75.宁夏社会科学 76.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77.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78.云南社会科学 79.长白学刊 80.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81.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82.江淮论坛 83.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84.河南社会科学 85.内蒙古社会科学 86.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87.甘肃社会科学 88.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89.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90.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91.晋阳学刊 92.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93.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94.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95.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96.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97.贵州社会科学 98.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99.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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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一篇历史学术论文，不谨谨是要对历史这方面熟悉，还要懂得论文的结构顺序。下面是我整理的历史学术论文如何写，希望你能从中得到感悟!历史学术论文如何写 下面按论文的结构顺序依次叙述。(一)论文——题目科学论文都有题目，不能“无题”。论文题目一般20字左右。题目大小应与内容符合，尽量不设副题，不用第1报、第2报之类。论文题目都用直叙口气，不用惊叹号或问号，也不能将科学论文题目写成 广告 语或新闻报道用语。 (二)论文——署名科学论文应该署真名和真实的工作单位。主要体现责任、成果归属并便于后人追踪研究。严格意义上的论文作者是指对选题、论证、查阅文献、方案设计、建立 方法 、实验操作、整理资料、归纳 总结 、撰写成文等全过程负责的人，应该是能解答论文的有关问题者。现在往往把参加工作的人全部列上，那就应该以贡献大小依次排列。论文署名应征得本人同意。学术指导人根据实际情况既可以列为论文作者，也可以一般致谢。行政领导人一般不署名。 (三)论文——引言 是论文引人入胜之言，很重要，要写好。一段好的论文引言常能使读者明白你这份工作的发展历程和在这一研究方向中的位置。要写出论文立题依据、基础、背景、研究目的。要复习必要的文献、写明问题的发展。文字要简练。 (四)论文——材料和方法 按规定如实写出实验对象、器材、动物和试剂及其规格，写出实验方法、指标、判断标准等，写出实验设计、分组、统计方法等。这些按杂志 对论文投稿规定办即可。 (五)论文——实验结果 应高度归纳，精心分析，合乎逻辑地铺述。应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但不能因不符合自己的意图而主观取舍，更不能弄虚作假。只有在技术不熟练或仪器不稳定时期所得的数据、在技术故障或操作错误时所得的数据和不符合实验条件时所得的数据才能废弃不用。而且必须在发现问题当时就在原始记录上注明原因，不能在总结处理时因不合常态而任意剔除。废弃这类数据时应将在同样条件下、同一时期的实验数据一并废弃，不能只废弃不合己意者。实验结果的整理应紧扣主题，删繁就简，有些数据不一定适合于这一篇论文，可留作它用，不要硬行拼凑到一篇论文中。论文行文应尽量采用专业术语。能用表的不要用图，可以不用图表的最好不要用图表，以免多占篇幅，增加排版困难。文、表、图互不重复。实验中的偶然现象和意外变故等特殊情况应作必要的交代，不要随意丢弃。 (六)论文——讨论 是论文中比较重要，也是比较难写的一部分。应统观全局，抓住主要的有争议问题，从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进行论说。要对实验结果作出分析、推理，而不要重复叙述实验结果。应着重对国内外相关文献中的结果与观点作出讨论，表明自己的观点，尤其不应回避相对立的观点。 论文的讨论中可以提出假设，提出本题的发展设想，但分寸应该恰当，不能写成“科幻”或“畅想”。 (七)论文——结语或结论 论文的结语应写出明确可靠的结果，写出确凿的结论。论文的文字应简洁，可逐条写出。不要用“小结”之类含糊其辞的词。 (八)论文——参考义献 这是论文中很重要、也是存在问题较多的一部分。列出论文参考文献的目的是让读者了解论文研究命题的来龙去脉，便于查找，同时也是尊重前人劳动，对自己的工作有准确的定位。因此这里既有技术问题，也有科学道德问题。一篇论文中几乎自始至终都有需要引用参考文献之处。如论文引言中应引上对本题最重要、最直接有关的文献;在方法中应引上所采用或借鉴的方法;在结果中有时要引上与文献对比的资料;在讨论中更应引上与 论文有关的各种支持的或有矛盾的结果或观点等。 一切粗心大意，不查文献;故意不引，自鸣创新;贬低别人，抬高自己;避重就轻，故作姿态的做法都是错误的。而这种现象现在在很多论文中还是时有所见的，这应该看成是利研工作者的大忌。其中，不查文献、漏掉重要文献、故意不引别人文献或有意贬损别人工作等错误是比较明显、容易发现的。有些做法则比较隐蔽，如将该引在引言中的，把它引到讨论中。这就将原本是你论文的基础或先导，放到和你论文平起平坐的位置。又如 科研工作总是逐渐深人发展的，你的工作总是在前人工作基石出上发展起来做成的。正确的写法应是，某年某人对本题做出了什么结果，某年某人在这基础上又做出了什么结果，现在我在他们基础上完成了这一研究。这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样表述丝毫无损于你的贡献。有些论文作者却不这样表述，而是说，某年某人做过本题没有做成，某年某人又做过本题仍没有做成，现在我做成了。这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样有时可以糊弄一些不明真相的外行人，但只需内行人一戳，纸老虎就破，结果弄巧成拙，丧失信誉。这种现象在现实生活中还是不少见的。 (九)论文——致谢 论文的指导者、技术协助者、提供特殊试剂或器材者、经费资助者和提出过重要建议者都属于致谢对象。论文致谢应该是真诚的、实在的，不要庸俗化。不要泛泛地致谢、不要只谢教授不谢旁人。写论文致谢前应征得被致谢者的同意，不能拉大旗作虎皮。 (十)论文——摘要或提要：以200字左右简要地概括论文全文。常放篇首。论文摘要需精心撰写，有吸引力。要让读者看了论文摘要就像看到了论文的缩影，或者看了论文摘要就想继续看论文的有关部分。此外，还应给出几个关键词，关键词应写出真正关键的学术词汇，不要硬凑一般性用词。 历史学术论文 范文 历史理论与历史教学 [关键词]通史体例，历史哲学，高中历史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 文章 编号]0457-6241(2011)21-0003-03 近年来，随着课程改革的进程，中学历史教科书的体例几经变化。2007年，新编上海市高中历史教科书采用了通史体例，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新教材要在高一、高二阶段用于实现对学生基本的历史观念 教育 ，达到公民教育的目标。中学历史课程不是要培养专业历史工作者，而是要学生学习作为一名合格的公民所应该了解的中国历史、世界历史知识，而且这种历史知识应该是成体系的，其理论基础也应达到历史哲学层次。通史体例有利于实现这一教育目标。另一方面，高中生也是接受通史教育最合适的年龄阶段，他们有能力理解并接受作为历史哲学的通史观教育，教学也可以在这个层面去强化。 综合这两方面看，高中历史教材采用通史体例是合理的。同时，我们也借鉴了上海市编写的前两套高中历史教材和国内外同类教科书的 经验 ，采用中外历史合编的通史体例，更加强化世界通史的整体结构，更好地体现中国历史与外国历史的联系和互动，这样既有助于学生理解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历史进程及其阶段性特征，也能够与初中教材在体例结构上有所区别。 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我们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历史理论作为教材的指导思想，这是通过比较各种历史理论后做出的选择。 目前通行的世界通史编纂体系大致可分为三种理论范式： 1.综合―比较范式：认为历史的整体性是一种历史叙述的框架，即国别史的综合与比较，不存在客观的整体性世界历史运动。这种世界通史体系建立在民族主义史观的基础上。 2.联系―互动范式：认为历史的整体性是人类社会不同空间单元之间的联系与交流，随着人类交往空间的扩大，世界史的范围也随之扩大，但并不改变人类社会的多元结构。这种世界通史体系建立在 文化 形态史观的基础上。 3.结构―演进范式：认为历史的整体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社会形态演进的结果，客观的世界史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高度、使之有能力在世界意义上形成整体性结构的产物。这种世界通史体系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 近年来流行的“全球史观”包含以上后两种理论范式，因此衍生出不同历史理论指导下的“全球史”体系。 从文化形态史观的联系―互动范式出发，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人们的交往史即“世界史”，因此，交往的历史起点即世界史的发生。同理，在联系和互动的意义上，“世界史”与“全球史”没有本质的区别，如果从交往的空间范围和联系的紧密程度上区分，两者也许可以作为表达阶段性差异的概念：从局部的、有限的联系和互动走向全球化的联系和互动。 从唯物史观的结构―演进范式出发，世界史的发生有赖于人类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及其方式需要并且能够将分散的社会单元(民族、国家)通过各种联系形式“聚合”为结构性的整体运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世界史的本质――整体性获得了“结构”的内涵，而不是泛指的联系和交往。因此，所谓“世界史”的发生史也就是人类社会整体性结构的起源。 从分散的、联系和互动的人类社会到结构的、整体运动的人类社会，是通过一种特殊的历史动力实现的，这就是“工业生产力”。所以，工业化的起点是与世界史的发生相一致的，第一个“工业社会”也就是世界史结构的原型。原型的扩展及其与其他社会的冲突、融合构成了过程性的世界历史运动。在人类社会的整体性历史运动(工业文明的全球化)进程中，早期的、尚具有明显地域性结构特征、单向度扩展的“世界史”逐渐向越来越具有“全球性”结构特征、多向度融合的世界史(“全球史”)演进。显然，这种发展的阶段性表达的不仅是人们交往范围的扩大和联系程度的紧密，更重要的是结构意义上人类社会整体性的提升。 我们认为，“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通史观是对世界历史宏观进程的科学阐释。我们这套教材以此为指导思想，以中外通史合编为基本体例，在内容上突出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生产方式及制度演进线索，突出古代地域性文明向现代世界体系发展中纵向性因素与横向性因素的互动作用，突出中国历史进程中本土性因素与外部性因素的互动作用。当然，我们对编写体例和指导思想的选择并非仅仅是主观偏好，而是吸取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已经成为史学界共识的、最新的、发展的世界通史观。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史学界最突出的理论成果之一就是突破了苏联通史体系的束缚，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作出了比较完整的、合乎其本义的阐发。在这方面我国历史学家吴于廑和罗荣渠作出了重要贡献。吴于廑先生在国内率先提出要准确地理解和阐述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并按照这一观念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归纳为“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历史进程”。罗荣渠先生在国内最早将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研究相结合，就现代社会的形成和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化世界进程展开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史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也体现在我们编写的这套教材中。 我们认为，对世界历史的认识应基于两个基本观点。第一，在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它的地域性很强，多元的地域文明是古代历史的特征。第二，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工业革命的发生是人类历史进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从此人类摆脱了地域性条件的束缚，开始走向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的整体性发展，直至进入“全球化”时代。所以，到了工业文明阶段以后，人类社会的整体性发展应当成为历史叙述的主线。如果不区分时间维度上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差异，只是在空间维度上强调地域文明的特殊性，就会陷入“文化形态史观”的片面性。我们在编写教材时，尽可能地将上述对世界历史宏观进程的认识贯穿于中外通史合编的框架体系中。 目前使用的上海市高中历史教科书中，第一到第三分册是放在地域文明发展的大背景下来展开的，古代东方，古代欧洲、美洲、非洲，都是并行发展的。由于是中国的历史教材，所以教材中中国史占有较大的比重，但中国史内容的比重大并不代表历史观念上将中国历史看作世界历史的主线。正确的理解是，中国历史是人类历史上若干主要地域文明之一。我们提醒教师在教学中注意，古代历史无论是说西欧主导还是中国主导都是不正确的。所以建议大家对第一到第三分册――也就是工业革命以前的古代历史的讲解，应该把不同地域性文明的地理环境、历史起源、生产方式、制度特征、文化类型讲解清楚，并作适当的比较。在古代历史的教学中还应当注意各个地域文明发展的连续性和传承性，以及各相邻地域间文明因素的传播和渗透。地域文明起源阶段的社会结构演进过程及其特殊性尤应引起重视，因为在这一阶段，原始血缘社会共同体向地域社会共同体的演进呈现出不同的类型，并由此衍生出不同的发展道路和不同的文化传统。其中，西欧的古典文明和中世纪文明孕育了后来被称作“现代性”的社会基因，为工业文明的发生提供了制度基础和相应的观念文化。所以，在引导学生进行古代地域文明的比较时，重点应放在社会结构和制度的差异上，而不仅仅是表现为多样性的文化类型。在文明发展的时间轴上，制度的差异会表现出“先进”与“落后”，而在文明分布的空间轴上，文化的多样性始终是人类社会的特征。 第四分册重点介绍西欧社会如何走向工业革命的历程，并由此展开整体性世界历史的进程。这一分册的内容是人类历史重要的转折点，教师的讲解应该把握住这一重点。在第四分册中不仅出现了资本主义的概念、工业革命的概念，还有民族国家的概念、世界体系的概念。第四分册最后一个单元的题目是“世界体系的形成”，我们认为在工业革命之前，整个世界的体系结构尚未形成，虽然有文化的交往、贸易的往来、武力的征服，但这些交流并未导致各文明区域走向整体性的发展道路。现代世界体系是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并通过殖民主义的强制启动了世界整体性发展的进程。所以教师在使用第四分册进行教学的时候，不要简单地把它理解为仅仅介绍西欧历史，而要把它放到走向整体性世界历史的背景下去理解。 第五、第六分册重点叙述在20世纪现代化世界进程中整体性与区域特殊性的关系及其进一步发展，并突出中国在此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20世纪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最充分地展示了具有内在统一性的世界历史运动。这一百年间，大工业所开创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决定性地超越了区域性发展阶段，工业文明的全球普及和现代社会发展机制的全球扩散最终把世界各个区域联成为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人类在经济力量的驱动下，在伴随着种种矛盾和冲突的历史进程中，进入了全球性现代化的新阶段。20世纪是世界体系经历裂变和重组、向全球统一的世界市场过渡的时代，奠定了经济全球化的基础结构。以战争与革命为基本特征的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进程也就是以殖民主义为标志的世界体系初级形态的解构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世界体系从解构走向重构的转折点，世界主导力量的转移和殖民体系的瓦解为世界体系的重新整合准备了条件。但是，二战后出现的东西方冷战格局推迟了统一的世界市场的形成，在国际政治层面的两极结构影响下，世界体系一度表现出二元特性。实际上，这种二元性所反映的仍然是世界体系重构中的过渡性。作为世界体系基础的世界市场的本质是由经济运动的客观规律决定的，所以，即使在冷战过程中，世界体系的重构仍然按其固有的规律调整着世界历史运动的各个层面，其中包括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国际政治朝多极化方向的发展，最后以二元结构的整合和两极结构的崩溃结束了冷战。冷战后，世界市场的一元性和全球性得到了充分展示，市场经济的运作机制也得到了普遍认同。世界体系的发展所提供的结构性要素与科技革命所提供的技术性要素相结合，成为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的深刻根源。当然，全球化也带来了诸多“全球性问题”，乃至演化为“全球性危机”，这是当今世界全人类必须面对的挑战。对此我们在教科书中也做了必要的提示。 最后要强调的是，时空关系的处理是历史教学的关键性环节。通史比较凸显人类历史的时间性，它是在时间的前提下来考察各个空间的具体发展道路及其历史地位。因此，教师在教学中突出历史的时间性非常重要。如果忽略时间的线索，就变成了各个不同地域空间和各种历史事件的随意或简单组合，这就背离了唯物史观和通史体例的宗旨。当然，在正确把握历史时间的前提下，空间因素的表达也十分重要，因为丰富多彩的历史叙事就是在人类生活的各个空间地域具体展开的，无论是文本书写还是课堂教学，历史叙事的建构者及其接收对象都是具有空间身份(民族、国家、地域)的人。 【作者简介】余伟民，男，1951年生，上海人，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市高中历史教科书主编。看了“历史学术论文如何写”的人还看： 1. 关于大学历史论文范文参考 2. 历史教学学术论文 3. 学术论文写作标准格式要求 4. 大学历史论文范文参考 5. 本科学术论文引言部分写法
史学，亦称“历史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性的科学。自古以来，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出现过许多有名的历史学家，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著作，积累了丰富的历史资料，也表述了各种史学思想、观点以及治史 方法 。这些从不同角度对人类进步所作的记录，乃是人类 文化 遗产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历史理论和史学观点，就其主流而言，基本上是从保护剥削阶级利益的立场出发的。以下是我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关于历史学的论文 范文 。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论史学的求真与经世 全文如下：
求真是史学的学术性的根本原则，经世是史学的社会性的必然要求。求真是经世的基础，经世是求真的提升。古希腊一位学人卢奇安说过：“历史只有一个任务或目的，那就是实用，而实用只有一个根源，那就是真实”(《论撰史》，见《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1卷，第19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这话说得直率而中肯。一位中国学人说得好：“史学成立的经过，当在求真;其存在的理由，则为致用”(《周谷城学术精华录》，第300页，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如果说，求真乃是史学的生命所在，那末经世则是史学的生命力之社会历史价值的反映。
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及其辩证统一，是所有正直的史学家所恪守的原则和追求的目标。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来看，特别是从史学与社会公众的生活和工作的关系来看，人们认清楚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及其辩证统一的特点，这不仅标志着史学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标志着人们对现实生活与历史前途的关注和热情。
一求真是史学学术性的根本原则
古今中外，凡是严肃的史学家，都把揭示历史的真相作为自己的职责，尽管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所达到的程度有所不同，但是这种意识和努力历来是受到人们尊重的。这种意识和努力，就是历史研究中的求真精神。在中国，春秋末年孔子作《春秋》，只记人事活动，不记诬妄之说，为后世史家树立了求真的榜样。司马迁说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史记·孔子世家》)，也可以表明孔子撰写历史的严肃态度。至于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受到自刘向、扬雄及以后历代名家的高度评价，称其为“实录”(《汉书·司马迁传》)。司马迁所记殷商诸王世系，为新发现之甲骨文证明为确，致使西方学者大为惊叹，认为“中国人有深刻的历史意识”(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1卷，第88页，袁翰青等译，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中国古代史学求真原则的发展，在思想上和理论上的积累以及在历史撰述上的积累，都十分突出。南朝梁人刘勰《文心雕龙·史传》 总结 了“辞宗邱明，直归南、董”的传统，提出了“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的命题。唐人刘知几《史通》有“直书”专篇，论述了直书的传统及其意义。此后，历代史家都有这方面的论述，而以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所论最为深刻。章学诚认为：史德反映了作史者的“心术”，“心术”的最高境界是“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凡此，表明中国史学之坚守求真原则的一贯传统在思想上、理论上的发展轨迹。同时，这一传统在历史撰述的积累方面也极为丰富。在刘知几之后，具有代表性的历史著作如杜佑《通典》、司马光《资治通鉴》、郑樵《通志》、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马端临《文献通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王圻《续文献通考》、谈迁《国榷》，以及王世贞、钱大昕、赵翼、王鸣盛、崔述的考史之作等，就总体而言，每一部书都是求真之作。
求真是为了揭示历史的真相。但对史学家揭示历史真相的努力及其成果，不能作绝对的要求。这是因为：第一，客观历史包罗万象、纷繁复杂且已成为过去，任何人都无法完全再现历史。从这个意义看，求真，就是“求”得反映历史主要趋势的本质的“真”。第二，史学家在反映客观历史过程中，其主观意识总是要发挥作用的;因此，史学家撰写出来的历史乃是客观历史同史学家主观意识结合的产物。第三，一般说来，即使是严肃的和正直的史学家，亦难免有知识上、器局上的局限，这种局限无疑是其通往求真道路上的障碍，只是因各人的具体情况不同而可能遇到的障碍大小有异罢了。此外，由于史学同政治的密切关系，故史家的求真，有时还会受到政治的无理干扰或无理政治的干扰而陷于艰难的境地。唯其如此，人们对以往的史学家在求真道路上之所得，都应给予应有的尊重和恰当的评价。
历史撰述的求真原则同任何事一样，也有它的发展过程。先秦时期，史官所“求”的是在当时伦理原则下“书法不隐”的“真”(《左传·宣公二年》)，这是当时的“书法”准则。两汉时期，史学有了进步，《史记》突破伦理名分，承认秦、项而作通史，并为项羽立纪以表明项羽在历史中的位置。盛唐刘知几撰《史通》，其中“直书”、“曲笔”两篇专论，是非之分明，言词之严峻，跃然纸上。但他承认维护“名教”是“直道不足”的表现，这也就意味着真正的求真应当突破伦理的障碍而尊重历史事实本身。在这个问题上，宋人吴缜比刘知几又前进了一步，认为事实、褒贬、文采是史书的三个基本要素，主张把对事实的认知和对事实的褒贬区别开来，认为：“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新唐出纠谬》序)。吴缜的这个见解，不仅强调了事实和褒贬的区别、强调了以事实为基础，同时也表明了事实和褒贬的结合乃是历史撰述所必需的。是否可以认为：强调事实为基础，这是历史撰述求真的第一步;在事实的基础作出恰当的价值判断，这是历史撰述求真的第二步。这就是说，只有事实认知和价值判断的合理的结合，才是近于完全意义上的求真。
二经世是史学社会性的必然要求
史学的经世之旨是伴随着史学的产生而产生的。在中国史学上，至晚在春秋时期的士大夫中间，已十分明确地论述到史学的社会功能。楚国的申叔时认为：学习史书，可以使人“耸善而抑恶”、“昭明德而废幽昏”、“知兴废而戒惧”(《国语·楚语上》)。这是表明史学对于个人修养的重要作用。楚国有位左史倚相，他通晓史籍，“能道训典，以叙百物”，经常向国君讲述历史上的得失成败，使国君不忘记先人创业的艰难(《国语·楚语下》)。这是史学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春秋末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这是说的史学所具有的广泛的社会作用。可见，人们很早就认识到史学(或者说史书)对于个人、政治、社会都是非常有用的。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来看，人们的这些认识，都折射出社会对史学的要求。
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这种要求和史学家的这种认识都在不断地提高与丰富。从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记·太史公自序》)、“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汉书·司马迁传》)，到刘知几说的“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史通·史官建置》)，再到龚自珍说的“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尊史》，见《龚自珍全集》第1辑)，反映了约两千年中这一提高与丰富的历程。
史学之所以能够产生社会作用，能够经世，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史学能够延伸人们思考的时间范围，扩大人们视野的空间世界，这就是刘知几所概括的“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史通·史史建置》)。唐太宗所谓“不出岩廊，而神交千祀以外”，“发挥文字之本，通达书契之源，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晋诏修书》，《唐大诏令集》卷81)，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第二，由于历史同现实本有天然的联系，因而在悠长的时间和广阔的空间中曾经出现过的人们的活动及其原因与结果，总是会引起今人的关注、回忆和兴趣。如人品的贤佞、国家的安危、朝代的兴亡、政策的得失、社会的治乱、世风的厚薄，以及文化传承及其种种 措施 ，天灾人祸及其应对之方，还有域外诸国的有关情况等等，凡此都对今人有很大的吸引力。
第三，史学不仅给人们提供了悠长、恢宏的思考时空和丰富、纷繁的思考对象，而且可以由此陶冶性情、知理明道、增益智慧，进而积极参与创造美好的现实与未来。这是史学具有永久魅力之所在。元代史家胡三省批评一种重经轻史的错误观点，指出：“世之论者率曰：‘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无弊，史可少欤?”(《新注资治通鉴》序)那种认为史书只不过是记事、记人而已，这是对史学的一种浮浅认识。反之，通过读史，了解了历史上史事、人物，进而从中认识其始末原委、常理法则，得到启示，有所借鉴，这才是对史学的真正的理解。
史学的经世作用，表现在它的社会功能的诸多方面。以下数端，是比较突出、比较重要的几个方面。
——史学是认识历史的基本途径。人们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认识历史，但通过史学认识历史无疑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途径。只有当人们真正认识了历史，才可能继承优秀历史遗产，为现实的历史运动提供借鉴、 经验 、智慧，开辟和创造新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通过史学去认识历史，确乎是史学的社会作用中最根本的方面，即所谓“居今识古，其载籍乎!”(《文心雕龙·史传》)历史知识、历史思想、历史经验、历史上的真善美等等，主要是凭借着史学活动来记载、积累和传承的。
——史学对于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这种积极作用以政治、文化、 教育 三个方面最为突出，也最为重要。在政治方面，又以政治决策、历史经验、忧患意识同史学的关系最为密切。从政治决策来看，历史知识、历史参照是重要依据之一。如汉初，汉高祖刘邦命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后陆贾“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刘邦大为称赞，命名曰《新语》(《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新语·无为》篇指出：“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政而用刑太极故也”;认为实行“宽舒”、“中和”之政是非常必要的。这是阐明了秦朝政策的失误，也是为汉初“与民休息”基本国策的确立提供了历史的和理论的根据。从历史经验来看，史学的重要作用之一，是从对历史的记载、描述中，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总结前人在历史活动中的经验教训作为今人和后人的借鉴。譬如从司马迁在《史记》中以深刻的见解、翔实的材料、精彩的史笔总结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开始，以后许多“正史”都有所效法，其中往往亦不乏优秀之作。又如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的主旨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入史，以便于“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
明清之际王夫之著《读通鉴论》，以其深邃的历史见解，阐述了历史上的种种经验教训，他所总结的“谀臣”是否得势、得宠与国之存亡的关系，统治阶层是否看重“积聚”、“宝货”与政治得失的关系，“风教之兴废”与朝代兴亡的关系(以上见《读通鉴论》卷1、12，卷2、12，卷17、19)等历史经验，都是极具启发性的通论。再如，自贾谊《过秦论》以下历代史学家、思想家所撰史论、政论，其真知灼见，不乏于时。从忧患意识来看，因其理性和深刻而具有特殊意义。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之一。这个品质在史学上反映得十分突出，清人龚自珍强调说：“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龚自珍全集》第1辑)这句话从一个重要方面概括了中国历史上“良史”的优秀品质。“良史之忧”的内在精神是自强不息、奋发进取。它以洞察历史为基础，以关注现实为旨趣，以经世致用为目的。许多事实证明：史学上反映出来的忧患意识对社会各阶层人们的思想影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之一。
——史学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的记录和纽带。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自秦汉以后更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因此，民族文化的发展在中华文化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史学以其独特的形式推动着民族文化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史书对于多民族历史活动的记载成为历代“正史”的重要内容之一，从而对于多民族共同心理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深刻的作用。第二个方面，史书对于西周、汉、唐这些盛大朝代的记载，既作为史学的形式又作为文化的形式影响着周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这种影响，反映在多民族活动的历史舞台上，反映在对多民族历史渊源的共识上，也反映在各民族历史文化的相互吸收、融汇上。第三个方面，中华文明不曾中断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观，其主要标志之一，是历史记载不曾中断，这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历史底蕴。史学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史学还是人生修养的重要的教科书，是历史教育的巨大宝藏。史学的全部社会功能，都是史学对于人的作用的结果，都是通过人的认识的提高和人的 社会实践 来实现的。这是因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0页)。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的经世，史学的社会作用，本质上是历史教育作用。中国史学的优秀史学遗产，有大益于人生修养和历史教育：一是具有广泛的社会性，使社会公众都能受到这方面的教育和熏陶。二是具有突出的适应性，使社会各阶层人们都能从与之相适应的历史著作中得到启示和教益。三是由于历史著作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之民族精神的底蕴和众多杰出人物的人格魅力，以及各方面的经验和智慧，从而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深刻的感染力。
60多年前，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一位反法西斯的英勇战士布洛赫，在牺牲前写了一本名为《历史学家的技艺》的书，其主旨是回答“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他在《导论》中这样写道：“‘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已远远超越了职业道德之类的枝节问题，事实上，我们整个西方文明都与之有关”(见此书中译文本第7页，张和声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这里，借用布洛赫的话来说，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中华文明以至整个东方文明不也是与之有关吗!史学的经世作用，实在是不可轻视的一件大事。
三求真与经世的辩证统一
史学的求真与史学的经世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
首先，我们从理论上看。刘知几《史通·人物》篇强调史书“诫世”、“示后”的作用，作者在篇末作结论说：“名刊史册，自古攸难;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笔削之士，其慎之哉!”所谓“诫世”和“示后”，是指史学的经世作用;所谓“难”，所谓“重”，所谓“笔削之士，其慎之哉”，是强调史学的求真。刘知几是把史学的求真视为史学经世的基础。上文说到宋人吴缜论批评史书的三个标准，一是事实，二是褒贬，三是文采。他认为，事实是一部史书的根本，有了这一条，才不失为史之意。他说的褒贬，是著史者的价值判断，其中包含着史学经世的思想，而这些都应以事实为基础。吴缜所论，同刘知几所论相仿佛，都强调了史学的经世以史学的求真为前提。可见，求真和经世就是如此天然地结合在一起。由此也可以看出，凡对史事采取轻浮的、曲解的、实用主义的态度和做法并用以比符现实，既违背了史学求真的原则，也失去了史学经世的基础及其本来意义。
其次，我们再从实践上看。史学的求真，是史学家在学术追求上的实践。史学的经世，是一切运用历史知识、历史经验、历史智慧于现实历史运动的人们的实践，其中也包括史学家所作的努力。司马迁著《史记》，被后人誉为“实录”，当之无愧。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史记》的经世作用产生了巨大的力量;秦朝的二世而亡，使多少统治集团引以为戒;汉初的“与民休息”的国策，使多少杰出的政治家受到启示;汉武帝时代的富庶和浮华，使一代又一代后人陷于沉思;还有那些具有“国士”之风的名将贤相，那些“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各阶层人物，以及各种各样的奸佞小人，使多少后来者“思齐”、“自省”。大凡读过《史记》和比较熟悉历史的人都会感受到这样一个事实：《史记》的经世作用之大，非笔墨可以形容。
唐贞元十七年(801年)问世的《通典》是制度文明的杰出代表作。作者杜佑撰写此书的宗旨是：“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通典》自序)。这里说的“人事”，是指历代制度的演变，“群言”是指历代群士关于制度的制订、实施、得失的议论，无疑都是建立在求真的基础之上;这里说的“将施有政”，意在以所著之书用于施政的参考。《通典》在唐代和唐代以后的政治活动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受到许多政治家的称赞：“诞章闳议，错综古今，经代(世)立言之旨备焉”(《唐文粹》卷68权德舆《歧国公杜公墓志铭并序》)：“本末次第，具有条理，亦恢恢乎经国之良模矣”(乾隆丁卯《御制重刻通典序》，参见咸丰九年崇仁谢氏重刊本)。作为通晓史学的政治家和精于政治的史学家，杜佑把“经邦”“致用”之旨缜密地、严谨地寓于制度史的阐述之中，史学的求真与史学的经世可谓相得益彰。
同样，司马光与《资治通鉴》鲜明的经世之旨，也是人们交口称赞的。司马光撰《资治通鉴》的主旨已如上述。朱熹评论《资治通鉴》说：“(司马)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朱子语类》卷134)。王夫之认为《资治通鉴》包含着“君道”、“臣谊”、“国是”、“民情”，为官之本、治学之途、做人之道等多方面内容与启示(见《读通鉴论·叙论四》)。南宋以下，《资治通鉴》受到各族统治者的重视和广大士人的敬重，自有其史学上的崇高地位和实践中的参考价值。世人盛赞史学上的“两司马”，绝非偶然。上举三种体裁的三部通史，大致可以表明中国古代史学之主流在求真与经世上的一致性。类似的或相近的史书历代都有所出，不一一列举。
再次，我们还应从全局上和本质上看。毋庸讳言，中国史学上确有曲笔的存在，对此，刘知几《史通·曲笔》篇不仅有事实的列举，还有理论的分析。刘知几之后，史学上的曲笔现象仍然存在。举例来说，官修史书，时有修改，不论是修改曲笔，还是曲笔修改，都说明了曲笔的存在。而此种曲笔产生的原因，往往是政治因素影响所致，当然也跟史家“心术”相关。但是，在中国史学上有一个基本准则或总的倾向，这就是：直书总是为人们所称道，而曲笔历来受到人们的揭露和批评。诚如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所说的那样：“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若斯之科，亦万代一准焉。”对奸邪给予惩戒，正是优秀史家的直笔所为，正如农夫看到田间的莠草就一定要把它锄掉一样。像这种做法，也是万代同一的准则。在中国史学上，曲笔或可得逞于一时，但终究免不了落下骂名，为人们所唾弃。
最后，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就是史家的职业角色与史家的社会责任是相联系的，史学的求真要求与史学的经世目的也是相联系的;这两种联系，存在着一种更深层次的本质的沟通，即在史学的信史原则和功能信念上统一起来。可以这样人为：揭示出这种联系，就是从一个重要的方面揭示出中国史学的总相和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