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散步》------------简 介------------ 《文学散步》简介 台湾学者龚鹏程的力作《文学散步》是一本享誉多年的文学入门经典读物，至今仍风行海外，倍受学界推崇。作者本人学贯中西，治学既重考据又不拘于专门，因此能够通观全体，深入浅出。该书一反传统文学理论套路，角度、观点别开生面，新鲜创见随处可见，从读者最关心的问题入手，直叩文学本质，曾在台湾引发学界大讨论，至今仍是文学理论专著中的一枝独秀。北大中文系主任温儒敏称：作者成就了一本很有学术含量、却又相当“好玩”的书。 用“散步”的方式来谈论，举重若轻，突破了一般“概论”的樊篱，富于才情的新鲜见解处处呈现，成就了一本很有学术含量却又相当“好玩”的书。 该书虽然属于概论一类，但问题意识很强，不少章节观点的提出都有现实针对性，有意针砭学界一些比较混乱的现象或者有争议的课题，读来很是“解渴”。 ——温儒敏（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如何欣赏文学作品？------------ 如何欣赏文学作品？文学到底是什么？有什么用？…… 龚鹏程先生的这本书摆脱了一般文学概论从理论到理论的套路，从读者关心又有兴趣的一个个问题入手，一步步深入梳理文学的知识系统。该书的理论阐述系统不但简明清晰,而且深入浅出,对一般读者来说这”很够用”,也很容易进入状态。作者以一种开放的态度探询文学内在的知识规律和方法基础问题。既有对西方文论的广泛涉猎和理论借力，又有深厚的中国古典文论素养及其水乳交融的化用，对文学的种种问题做了淋漓尽致、极尽透彻的解剖。 本书完全颠覆当前文学理论套路，痛诟坊间各种文学论调，是享誉多年并至今风行海外的文学入门经典，于2006年9月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在中国大陆出版，并很快取得各地经销商和读者的热烈反应，第一刷10000册很快就售罄。此书最初是在1985年由台湾汉光文化公司出版，由于与同类书相比，《文学散步》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观点，因此出版之初即在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争论颇多，褒贬不一，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这本书对于传统的继承和颠覆；这本书是否可以取代坊间的其他文学概论；这本书对于大学教育的适用性问题；这本书在思路上的开放和严谨之间的取舍得失问题。 作为龚先生早年少作，《文学散步》体现出作者灵动跳脱的思维和恣肆横溢的才华，不拘泥于传统，发前人未发之言。他认为文学知识系统的呈现必须贴近文学生活，应当重在讨论“文学内在知识规律以及方法学基础的问题”，而不是那些永远争吵不休、而又在学界反复运转的“假问题”。比如，他质疑说“作品是否存在？”“散文能被视为一种文学类型吗？”“文学应该讲形式吗？”该书所论及的基本命题有文学的欣赏、形式、意义、功能，以及文学与社会、道德、历史、哲学诸方面的关联等问题，谈论领域很集中，纲举目张，简明扼要，新鲜创见颇多，因此不免与既成的研究成果时时冲突；而少年常出“妄言”，写到与前辈存有冲突之处，就总有些辛辣犀利的文字。此书一出，冲撞了不少前辈时贤，引来骂声一片，尤其牵扯到所谓“学养”同“文气”的轻重问题。然而不得不承认，这本书在当时就已经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引发了广大读者的阅读快感。喧嚷过后，此书获得了台湾省“教育部”教材改进甲等奖，并被一些学校采为课本，可算是终于得到了承认。 在《文学散步》出版之后这十多年间，龚先生此书的价值逐渐被很多学者挖掘出来。比如台湾学者林湘华评论说：“像康德在哲学史上哥白尼式的转向一样, 询问形而上学知识成立之可能, 龚先生也意在透过文学知识基础的询问, 建构文学研究的基本认知。而其实这就是一种建立学科‘严密学’的理想。”应该说，龚先生这种理论的自觉意识在以前的文学理论著作里是非常罕见的。 “第四版”在大陆的引进，引起了很多大陆学者王一川、张颐武、黎湘萍及朱青生、刘苏里等人的关注，尤其得到了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温儒敏的倾力推荐，温教授说：“用‘散步’的方式来谈论，举重若轻，突破了一般‘概论’的樊篱，富于才情的新鲜见解处处呈现，成就了一本很有学术含量却又相当‘好玩’的书。该书虽然属于概论一类，但问题意识很强，不少章节观点的提出都有现实针对性，有意针砭学界一些比较混乱的现象或者有争议的课题，读来很是‘解渴’。” 《文学散步》使龚先生成为学术界的一个话题，或可称作鬼才，或可称作另类。不管怎么说，20年来，《文学散步》一直是同类著作所不可取代的一枝独秀。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的徐学先生说：“面对‘龚鹏程现象’，我们大陆学者应该有一种紧迫感。文化意义上的中心与边缘，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重建‘中原文化’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心力。”如今大陆读者可一睹此书风采，孰非幸事？------------龚鹏程的研究路数------------ “所有知识化的工作，都是我个人生命的体验，在一本书一本书、一个字一个字之间刻苦建立的。所有方法意识，也都是从凿山采铜的经验里，摸索获得的。……我用我法，而我法即从中国传统学术中变化而出，似洋似古，乃又不洋不古”——龚鹏程《四十自述》 “在写作过程中，我只想写成较平浅的东西，未运用严密的论证过程来达到目标。而在语言的使用上，也运用了一些文学语言，以呼唤读者的注意。这当然不是正规的做法。但我以为，这本书或许对一般流行的意见或套语，有澄清的作用，也可能是对文学概论这一门学科做尝试性的革命。我希望提出与现在一般的文学概论在性质、目的及写作方法上不同的意见。这也是其他各门学问进步的方法，通过方法及问题的反省，而造成该学科的大地震、大突破，往前推进。我这本书，只是小地震，所以称为‘散步’。这样的‘散步’，也显示了一个在封闭的环境下成长的人，如何独立思考问题，在很少外力支援下辛苦的思索历程。现在把此历程呈现出来，虽不见得有什么大风景，然或许也有一些小花小草、小的好意见，足供大家参考。”——龚鹏程《文学散步·后记》------------文学知识的性质------------ 《文学散步》选摘： 1．文学知识的性质 一个人可能很有学问，但并不能掩盖他不懂文学。我曾见过一位声韵学名家，用研究《广韵》的方式去研读东坡诗，先正襟危坐，以毛笔圈点苏诗及注本，然后归纳整理其用韵，分题分韵，用毛笔抄缮一遍，日日讽诵。所以，他认为自己对苏诗极熟，偶尔诗兴大发，又自诩做诗甚有苏味。但一位长辈却问我说：“天下什么事不好做，他为什么偏要去做诗呢？”如果一个人，真是天生的“钝根”，那我们无话可说；然而，大多的情形却来自不了解文学知识的性质，误以为拥有了其他的知识，也就当然能够了解文学，忽略了要跨越异质的知识时所需要付出的努力。 他们必须确实地知道，艺术上的意义与真理并不来自命题或推论，也不来自事实或经验，而只在于我们心中唤起的某种“生命的价值”。所谓文学的知识，就是为了成就这种艺术表现的意义或价值而建构的。因此，在文学的知识里，我们首先要关注的，不是作者的人品如何、属于何派何党、是否反映社会、是否指控现实、是否为真人实事……而是作品文字、意象、观点、人物、气氛、风格等问题。以诗来说，一位合格的读者自应熟谙各种“诗法”，明白各种风格类型，了解各种诗歌作品、诗史的知识，才不至于把“寒灯思旧事”的寒灯当做主语，而还要洋洋得意，自诩新解。 近代许多所谓的文学批评，在我们看来，有许多实在是欠缺文学细胞的僵尸，在非文学知识的大量填塞与凌迟、奸污之下，似乎它想保持人的身份和价值都很困难，更别提什么凌波仙子的绰约风貌了。故而，所谓充实知识，第一要务就是沉潜到文学里，汲取文学的知识，并借此体验文学作品所提供的生命的价值。我知道这是个艰巨的工作，但不能不以此来劝勉行步在文学道路上的旅人。 2．意义的主观面与客观面 首先，我们必须了解，读者对于意义的认识一定不同于作者。作者在创作时，必有一定的意图想要藉着作品传达给读者，但读者通过作品去掌握、去认识到的意义，往往与作者赋予的原初意义相去甚远。例如，台湾有首《补破网》的歌谣，原先只是作者抒发失恋情怀的哀叹，后来却被视为替渔民仗义执言的呼声。温庭筠的《菩萨蛮·懒起画蛾眉》被张惠言解释为“感士不遇”。晏殊、欧阳修的词，被王国维解释成人生三境界。这些解释，就连解释者自己也不得不承认：“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人间词话》）文学作品之能解者，尚且如此，那些原本不可能给予确定的解释，也不需要给予确定之解说的，更是“临渊窥鱼，意为鲂鲤；中宵惊电，罔识东西”（周济语）。何者方为作者之意，的确也难说得很。 假若文学欣赏，是以追探并吻合作者的初衷为终极目标，那么，这种活动就只好说是一种猜谜。而且，千百年来，无数才智之士殚精竭虑的结果，又大部分是已确定没猜中或不知道猜中了没有。这岂不令人沮丧吗？ 3．文学有什么用 曾有一位时髦贵妇对大画家威斯娄(Whistler)说：“我不知道什么是好东西，我只知道我喜欢什么东西。”威斯娄鞠躬对曰：“亲爱的夫人，在这一点上，夫人所见与野兽略同。”——每逢有人向我问道：“文学有什么用？”我总会想起这则人与野兽的故事。 一个人，在欣赏时装少女之余，也还知道别有此实用嗜好之外的崇高美术；在教书混饭吃之外，也知道另有学问；在应付实用之外，也还知道有个真理存在。日常生活中的实用或嗜好，不能与价值混为一谈，岂非甚为明显吗？何以面对文学，便忽然昏聩了起来？不是像戈蒂埃（Theophile Gautier)《奇人志》（Les Crotesques)里所说的商人财主，每看见孩子们写诗，立刻罹患恶疾，怒冲脑顶，神经发生变态；就是像古罗马教宗德尔图良(Tertullian)那样，主张若要大道光明、实现极乐世界，非铲除文学不可。 至于那一般文学家们，面临这恶劣的环境，又往往显得跼蹐不安，充满了自卑自怜的情愫，先就自己看不起自己，以免旁人鄙夷时少了心理准备。偶尔有一两个替文学辩护的，又嗫嚅口吃，只能结结巴巴地说些文学有益世道人心、能做宣传武器之类的话。他们愈是这么说，愈是让人相信文学果然是没什么用的了。 其实，这个问题本不难解决，难就难在世人问错了问题。好比铁槌原是用来敲东西的，现在拿来炒菜，当然炒不好。而世人居然还要指着铁槌痛骂：“要你有什么用？”而一帮为铁槌打抱不平的先生们，竟还要替铁槌辩护说，铁槌确实是可以炒菜的。这，这岂不是甚为滑稽吗？ 何况，文学也非铁槌所能比拟。文学根本是不能放入“有什么用”这样的考虑中的。 4．哲学在文学之中 自早期王国维把我国元剧《窦娥冤》、《赵氏孤儿》当做足以媲美西方的伟大悲剧之后，许多学者即套用“悲剧”一词来诠释中国文学。但事实上，在中国哲学以性善论为主流的人生观照底下，悲剧是无所存身的。中国人根本缺乏对死之憧憬，中国文学亦罕有人性幽暗底层原始罪欲的刻画。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说得好：“悲剧作为戏剧形式来看，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表达痛苦与个人主义的悲剧明显属于西方所有，这种观念和所暗示的人生观，是受希腊影响的。” 5．文学与科学 文学果真需要科学来撑腰吗？一位尊贵美丽的女孩，站在天光下，风姿绰约，就是她存在最好的证明。强拉一位毛发森然的彪形大汉来，说她必须具有彪形大汉的性质才有存在的价值，这种人若非愚蠢，定是癫痫。至于问那文学的创造者（作家）是否疯狂或行为不检，也像讨论宙斯是否犯过强奸罪一样，与其作品无甚关联。 …… 可是，没有认知意义就是无意义吗？《红楼梦》这部小说，我们初读它时，未必能了解或理会历史事实，即使历史上根本没有这个贾府，我们读来还是要痛哭叹息的，还是有真实的意义感觉的。所以，才有人会因读《西厢记》而悟道。这个真实的意义感受，就是科学知识里所不讲的人生具体的真实。 从前，亚里士多德就已经觑破了这层奥秘，指出诗比历史更真实、更具哲学性，因为诗所处理的不是已经发生的实际事件，而是可能或应该发生的人生。认知的历史对象永远是个别的、外延的，文学则揭示普遍而具体的事物（类似黑格尔所说的具体通性〔concrete universal〕）。文学家若抛弃了原有的职事，而竟去追求外延的、历史的、认知意义的事件，就会像周汝昌写《红楼梦新证》那样，硬把红楼故事镶进曹雪芹的生平里，把一个生机盎然的文学世界塑造成一册按事编列的账簿。戕害文学生命，莫此为甚了。------------欣赏的困难------------
形象学研究的是“他者”吧！
去看孙景尧主编的《简明比较文学》。都有。
在全球化的时代,民族文学的趋势是走向世界文学。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它特有的研究对象及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特征,对研究世界文学并对抑制 文化 霸权起着重要的作用。下面是我为大家推荐的比较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比较文学论文 范文 一：浅谈“天人合一”与“人天合一”的文明相通性
异质性包括文明原生性、独立性，只有明确意识到这种特征的存在，东西方对华才能得以进行，东西方文学才能实现互补。作为东西方不通文化代表的老庄学说“天人合一”同希腊神话中体现的人本主义精神的“人天合一”同样具有相通的跨文明异质性，只有认识到了这一点，才能在坚持传统老庄学说中的同时还能不断接受西方文明中的合理成分。然而，虽然这两种精神具有异质性而同时他们又是各自独立的。
一、“天人合一”中的“天”与“人天合一”中的“天”
老庄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天”。“天”的概念最早出自于远古时代的神话 传说 “盘古开天地”和“女娲补天”，《千字文》开宗名义：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这时的“天”是一个浑沌不清的大园筒，先民们把“天”看成一种绝对的力量来崇拜;到了周朝，对“天”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周文王作《易经》卦一：“乾。元享，利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里“天”是一个相当于河图、洛书的天园地方的宇宙，相当于“太极”阴阳两极相抱旋转的球，是一个造生万物的主体“一”。所以古人造字的时候，把“天”写作'天'就是一人头顶“一”，“一”就是“天”，“天，颠也。至高无上”;老子庄子则把它与“人”联系起来，多指是人意志之外的客观存在，老庄的“天”多指与人类共存的自然，按造字会意拆字讲“天”字可有二种理解：(1)“一大”就是“天”最大;(2)“一人一”就是“天人合一”之意。“人”，按文字学看它由一撇一捺组成。按《易经》的观点这一撇一捺就是一阴一阳、一男一女的相互支撑与相互抵抗，它是阴阳相斗相和的产物。按现在观点讲人是自然界中有智慧有意志的高级主体。在老子、庄子思想中“人”是相对于“天”的一个概念，还有很多新的意义，《庄子·逍遥游》提出了道家的理想人格--至人、神人、圣人，就有“人”意义的延伸。
按现代的理解则是，老庄中的“天”是至高无上的代表，人应该顺应而存在，自然万物皆是一样，要按自然规定的天命运转。
然而，与老庄不同的是，在希腊神话中，“天”并不是最至高无上的。或者也可以说是“人”与“天”有着同等的地位。希腊神话精神强调“人天合一”，强调人本主义，认为人即是神，而神即是代表天，神拥有非常高的地位，主宰着一切生灵的地位与命运。希腊神话体现了一种尚武的精神,崇尚力量，它更加侧重以自我为中心，鼓吹冒险、占有、自我满足的思想，所赞扬的是一种个人英雄主义以及人天合一的本位主义。原始幻想中最有力者是希腊的天神，是创造一切支配一切的能者。希腊崇拜力量和知识的精神最初表现为崇拜最有力的天神，希腊神话是以利作为推动历史的杠杆的。天并不代表一切，也并不是天主宰人，人与天地位相同，甚至可以说是忍有时还能控制天。
二、关于“人”的地位
老子庄子认为，在天、地、人的相互关系上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地自然，杜绝人们自以为是，和“不知常，妄作凶”的行为。反对将个人的意志强加于他人的人，更反对那些将政治强人与圣贤将主张、教条强加于社会与自然的主张。这是老庄“无为而治”、“ 大道自然”的“天人合一”。人应该要顺应自然而发展，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都同时要遵循天的规则。不存在任何人比别人低也不存在任何人比别人高一等，每个人都是顺应天命的个体，每个个体都是地位一样的不同个体，不能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别人。
也许仅从字面意思就能看到，老庄强调的是“天人合一”，是将“天”放在首位的，天就是一切，人必须要顺应天命。而在希腊神话所体现出来的“人天合一”精神则是将“人”凸现出来的，“人“与”天“同等重要，甚至超越了”天“而存在，它是充分肯定人的价值的。
希腊神话充分肯定个人的权利、利益和个人的价值，理解人的自然性和自由性，甚至认为为了获得功名利禄，为了个人尊严，可以不择一切手段，甚至走极端的做法。古希腊神话，因为它的肯定人欲，所以就非常注意个体的独立，个体的利益，所以就非常多的宣扬个
体性。希腊神话就向一出正在上演的社会剧，活灵活现，有立体的真实感，如对宙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等行为描写的欣赏笔调;如赫拉克勒斯完成了12件大事，最后被宙斯接纳成了永在的天神，终于成就了辉煌的人生业绩。正因如此，赫拉克勒斯在西方文化中成了个人奋斗的典型。而在《奥德修记》中，更加侧重对冒险、征服和占有的赞美，充满了来自金钱、美女、奇珍异宝的诱惑，这类 故事 在希腊神话中大有文化原型的意义，如阿伽门农率众从遥远的希腊千里迢迢奔赴特洛伊，除了复仇和征服，更重要的目标则是珠宝财富和俘虏，以及能带来更大财富的东方贸易市场。借助神的形象,表达“人定胜天”的思想。
总之，在希腊神话中，回荡着一个由奋斗指向占有的主旋律，那就是对自我中心的推崇，对冒险占有的肯定，对物质利益的关注，这可能也是西方社会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理念的最早根源。
这也许就是老庄学说和希腊神话各自所代表的东西方文明差异最大的一点。
三、文化相通性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尽管东西方文明有着千差万别的差异，而她们同时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就是比较文学中常说的跨文明的异质性。
首先在于对人的价值的认同上。老庄学说虽然是把“天命”看得高于一切，但他同时也充分尊重个人的权利与利益。比如他们的“无为而治”。老庄的"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并不是不为,而是含有不妄为、不乱为、顺应客观态势、尊重自然规律的意思。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关系，不能将自己的主观意识强加于人。希腊神话所体现的“人本主义”精神更是对人的利益的维护。只是两者维护人的利益的程度不同而已。
其次在于对天的权利的肯定上。老庄哲学主张顺应自然变化，人不能试图去强行改变自然，而是应该在自然所赋予的权利下生活，天道自然才是一切。希腊神话中，将天的权利赋予到了神的神上，而神具有着不可亵渎的权利，其实他也只是天的权利的一种变异而已。
四、小结
无论是老庄学说中的“天人合一”还是希腊神话体现的“人天合一”的人本主义都具有着不可否认的长处与有点。我们应该在遵循天道自然的同时，充分保护个人的合理利益。在坚持老庄“无为而治”、“天人合一”的基础上，辩证地学习希腊神话中对人的价值的肯定精神。“天人合一”与“人天合一”有着相通的跨文明的异质性，只是双方的侧重点不同而已，我们应该学会将东西方文化实现互补，辩证吸收精髓，这样才更有利于人类文明的进步。
比较文学论文范文二：比较文学之课程 心得体会
这学期，《比较文学》这门选修课讲的主题是“性而上的寻求：《围城》与《简·爱》对读”。对于《围城》，我的了解并不多，这本书我没有通篇读过，只是读过有关于它的书介和书评，小说的主人公方鸿渐一踏上阔别四年的故土，就接二连三地陷入了“围城”。方鸿渐旅欧回国，正是一九三七年夏天。小说以他的生活道路为主线，反映了那个时代某些知识分子(主要是部分欧美 留学 生、大学教授等等)生活和心理的变迁沉浮。他们不属于那个时代先进的知识分子行列，当抗战烽烟燃烧起来的时候，他们大都置身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风暴之外，先在十里洋场的上海，继在湖南一个僻远的乡镇，围绕着生活、职业和婚姻恋爱等问题，进行着一场场勾心斗角的倾轧和角逐。这也是场战争，虽然不见硝烟，却处处闪现着旧社会你抢我夺的刀光剑影，腾跃着情场、名利场上的厮杀和火并;虽然没有肉体的伤亡，却时时看得到灰色的生活是怎样蚕食着人们的年华和生命，那恶浊的空气又是怎样腐化着人们的操守和灵魂。自然，这里也有真诚的友谊，善良的愿望;但这些在那个强大的旧社会壁垒面前，是显得多么软弱和无力。在那随处都可以陷入“鸟笼”或“围城”的人生道路上，哪里是这些还没有消磨尽人生锐气的知识分子的出路呢?这是这部深刻的现实主义小说留给人们深思的一个严肃问题。
至于《简爱》，很幸运的是高中在旧书店徘徊时无意中看到了并买了回去，因此，《简爱》我读过，也看过一些有关于它的书评，《简爱》是一部带有自转色彩的长篇小说，是英国十九世纪著名三姐妹作家之一的夏洛蒂*勃朗特所著。这是一本用自己的心与强烈的精神追求铸炼成的一本书，含着作者无限的情感和个性魅力，为女性赢得了一片灿烂的天空。“你以为，就因为我穷，低微，不美，我就没有心，没有灵魂吗?我跟你一样有灵魂，也完全一样有一颗心。要是上帝也赐予我美貌和财富的话，我也会让你难以离开我，就像我现在难以离开你一样!”每次读《简爱》的时候，都会被这段话所震撼。
这是两本不同国度的作者写的书，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心路历程，挣扎与奋斗，徘徊与盲目，《围城》里主要围绕男主人公方鸿渐写的，写他的历程。长篇小说《围城》共分九章，大体可以划做四个单元。由第一章至第四章是第一个单元，写方鸿渐在上海和家乡(江南某县)的生活情景，以写上海为主。在这个单元中，方鸿渐和苏文纨的“爱情”纠葛占了重要的分量。第五章可以算作第二个单元，是“过渡性”或“衔接性”的。在这个单元中，在个人生活上分别吃了败仗的方鸿渐和赵辛楣，从“爱情”牢笼中冲了出来，他们由假想的情敌变为真正的挚友，共同到湖南平成三闾大学谋事。第六、七章是第三个单元，主要描写三闾大学里的明争暗斗。我们这里所选的第六章是这个单元之中的重场戏。上自校长、训导长、各系主任，下至职员、学生、甚至还有家属，都卷入了一场令人头晕目眩的人事纠纷。职业上的排挤，情场上的竞争，堂而皇之的例行公事，见不得人的谣诼诽谤、阴谋诡计，一时间三闾大学成了竞相逐鹿的舞台。第八、九章是第四个单元。方鸿渐和孙柔嘉在返回上海途中结了婚。这对双方来说，都不能算做令人激动的结合，加以失业造成的对于前途的焦虑，使他们婚后不断发生争吵。这种争吵在返沪途中还较为单纯，定居上海后，由于双方家庭和亲族的介入，矛盾更复杂了;在婆媳、翁婿、妯娌、亲朋、乃至主仆之间，一度曾发生了一系列龃龉和纠纷。
而《简爱》主要写的是女主人公的的心路历程，简对于女性精神追求的历程，控诉男性的压迫，塑造作为强者的女性形象，大胆坦率地描写妇女的感情生活。在19世纪的男性心目中，理想的女性是天使般的纯洁、美丽、甜蜜、是被动的、玩偶式的、无自我的尤物。然而，就在这天使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怪物：具有破坏性的、冲动的、疯狂的女性，她使男性感到恐惧，正如《简·爱》中疯女人时时威胁罗切斯特一样。男性出于对女性既渴望又恐惧的心理，才创造出天使与恶妇的形象，后者充满了女性自身的原貌，代表着一种颠覆男性统治的竞争性力量。从伯莎烧掉桑菲尔德即可看出这一力量的威力。女性主义视野中的伯莎，成了简爱的另一重自我，女性的反叛者。盖茨海德是她旅行的起点，家的丧失，寄人篱下;劳渥德学校是她受 教育 和精神成长的地方。在此，简的“狠狠地回击”与海伦·彭斯的“以德抱怨”， “我还是觉得海伦·彭斯是借着一种我的眼睛所看不到的光亮来看事物的。”简的人生是一个逐渐归向上帝的历程。桑菲尔德是简的乐园，在这儿也失去了快乐，后来又回到了乐园， 简的出走到荒原，再到沼屋，再到回归，最后与罗切斯特走向他们永远的家。
媒介文化及其对当代文化格局的重构文学论文
自古至今，文化离不开传播。人类进入大众传播时代后，大众传媒成为聚合、播散与传承文化的主要渠道，正如美国学者塞伦·麦克莱所言，“大众传媒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文化中心’。”由此，“晚近一些研究，主张
把‘媒介’与‘文化’这两个关键词连用，曰‘媒介文化’或‘媒介化的文化’”。
1 定义及内涵阐释
媒介文化的定义有不少，但目前仍难以统一。大众传播时代，媒介文化，像一张无形而巨大的网，将每一个生活在其间的人都裹挟其中，难以逃遁。然而，往往我们越熟悉的东西，越难以下定义，“媒介文化”也是如此。因为，“媒介文化”是一个特别巨大的概念，它包含着太多东西，综合着当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如果将媒介文化作为一个文本，那它是一个没有明确边际的文本。
所以，道格拉斯·凯尔纳认为：“媒介文化极为复杂，至今为止它依然抵触任何较为综合的理论概括。”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他却无时无刻不被我们清清楚楚、明明确确地感知到。如果说，在最广泛意义上，文化被认为是某一类集群的生活样式,那么，在这个媒介化生存时代，媒介文化就是一种大众化的日常生活方式。因此，从内涵上看，媒介文化就是“影响乃至直接构成人们的一种大众化的日常生活方式的文化，他包括在媒介中栖居的那些意识形态及时尚潮流的意义指向。”正如陈卫星所言：“它就是我们每日在生活中所跟从的东西，他离我们如此之近，以至于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了”。
2 概念辨析
当前，有几个较为流行的文化概念 ， 比 如 “ 通 俗 文 化 ” 、 “ 市 场 文化”、“大众文化”等，常与“媒介文化”的称谓交织在一起，含混了媒介文化的意义指向，为了更准确地理解媒介文化，有必要对此进行简单的比较与区分。
2.1 通俗文化
通俗文化，主要是反映文化内容偏向上的一个概念，指内容上比较浅显易懂，容易为一般老百姓理解、接收与获得的文化形式，从而与精致、深思、专业的高雅文化或精英文化相区别，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媒介文化，基本上是属于通俗文化;至于市场文化，其主体是通俗文化;而大众文化本身就是一种通俗文化。
2.2 市场文化
市场文化，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它遵循商业逻辑，以获得经济利润为目标。因此，他以中性面目出现，无自己坚持的固定立场，只有利益原则，具有巨大的解构力、浸染力、吞噬力，任何文化资源都可以被纳入其中。大众文化，是一种典型的市场文化，具备市场文化的所有特征。而今天中国的.媒介文化，除少部分以政治或文化意识形态导向为核心目标的媒体，绝大部分都走上了市场化的道路，具备市场文化的属性，无论从媒介数量还是受众规模及影响力上看，这一部分是今天媒介文化的绝对主体。
2.3 大众文化
一般认为，大众文化是一个与工业化、城市化、商业化联系紧密的概念，是由商人雇佣技师进行批量化生产而制作的，是为了获利向大批受众销售的。
按照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大众文化是指借助于大众传播媒介而流行于大众之中的通俗文化，包括通俗小说、流行音乐、艺术广告等。它融合了艺术、音乐、政治、宗教和哲学等各方面，在闲暇时间内操纵广大群众的思想和心理，培植支持统治和维护现状的顺从意识。
这种观点较具批判意识。王一川则认为，“大众文化是以大众传播媒介为手段、按商品市场规律去运作的、旨在使大量普通市民获得感性愉悦的日常文化形态。”这也是目前很多学者较为认可的一个定义。无论何种理解，勿需置疑的是，大众文化自诞生之日起，就与大众媒介相依相存、共荣共生。一方面，大众文化促进了大众媒介的产生与发展，大众媒介只有依靠大众文化的通俗性和巨大受众，才能完成自身的商业过程;另一方面，大众文化溶于大众媒介之中，大众文化只有依靠大众媒介的加工、制造与传播，才能真正大众化，发展成为一种文化商品。可见，大众文化是媒介文化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大众传播时代，媒介文化与大众文化呈现出相互交织、相互包含、相互交融的关系。
3 传统多元文化结构被打破，媒介文化一元独大，重构当代文化格局如今，在商业浪潮与传播技术不断革新的双重推力下，媒介文化日益成为当今的主导性文化，他代替了以往精英文化的诸种形式成为文化注意力的中心，并深刻地变革了当代中国的文化格局，重新塑造着我们对这个世界及自我的认知。正如道格拉斯·凯尔纳所说，“媒介文化已经成为社会的主导性力量，他以图像、名流代替了家庭、学校、教堂等作为趣味、价值、思维的冲裁。”在传统文化格局中，主流文化、精英文化、民间文化三者共筑整个文化结构，各有各的文化旨归，分界鲜明。在传统文化语境下，主流文化居于绝对主导地位，表达国家正统意识形态，权威性是其主要特征，主旋律是其表达形式，突出党的领导、弘扬革命传统、倡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其基本特征。精英文化是在精神上有优越感的知识分子文化，他是社会良知的守护人，社会价值的权威阐释者，理性、真理、正义、价值、尊严是其赖以存在的条件及基础，他与主流文化交错融合，共同占据文化的中心，是社会文化的立法者之一。民间文化发端于社会底层，是民众自然而然的经验表达，通俗性、娱乐性、草根性是其典型特征。相对于前两者，民间文化处于较边缘化的位置。
不过，上世纪80年代后，尤其是90年代中后期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及市场经济的持续深入，中国文化开始了重大变迁，媒介文化，这种新的文化形态勃然兴起，并以其自身的包容性、杂糅性、商业性逻辑及通俗易懂的文化策略成为主导性文化，日益占据文化的中心，重构了当代中国的文化语境，并促使传统的文化格局走向转型。
在新的文化语境中，传统的主流文化日渐退居幕后，且越来越带有商业化和娱乐化因素。精英文化则在这场猝不及防的精神裂变中被逐渐边缘化，传统知识分子以理性方式影响社会的情景，正由商业明星、歌星、体育明星及政治活动家取代，各种思想性作品及高雅的文艺作品，其流行范围基本是同行之间，不再占据文化的中心。同时，精英文化内部开始分化，一部分钻进象牙塔继续清高、自娱自乐;一部分加入媒介文化行列，成为新型媒介文化制造者。而民间文化，其通俗性、娱乐性被媒介文化借鉴，并被改造，有些发展地更好了，有些则衰落了。
总之，作为媒介文化的载体，大众传播媒介就像一个“黑洞”，把整个社会生活以及人们的需要、愿望、兴趣、爱好等文化内容全部吸收过去，传统的主流文化、精英文化、民间文化三种文化的驳杂之色渐渐褪去，都向媒介文化靠拢。中国原有的三方共筑的文化结构被打破，在大众传播的漩涡中，当代中国文化格局已然被媒介文化重构。
浅谈提升大学生的网络媒介素养论文
1.新媒体对大学生群体的影响
大学生通过新媒体，获取国内外新闻资讯，了解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关注新形势下的方针政策，缩短了个体与世界的距离.新媒体对于信息的传递和评论的角度都是多元的。从积极层面来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民主和自由意识，思想上与先进文化实现同步；但大学生在心理上还有着明显的不稳定性和不成熟性，缺乏独立思考，青年群体有着昂扬斗志的同时也比较气盛，思想上很容易受到各种意识形态的同化，随波逐流.若没有及时的引导，大学生就会陷入迷茫和误区.网络媒体信息传播的开放性和隐匿性，冲击着大学生的思想阵地，弱化了大学生的传统文化意识和文明道德意识。
2.网络媒介素养认知
所谓网络媒介素养，指的是互联网用户在了解互联网的前提下，理性使用和正确利用互联网，使互联网媒体为个人的全面发展服务。这种能力包括对互联网的认知能力，对互联网信息的收集和整理能力，对互联网接触行为的自我管控能力和应该具备的网络道德基础和网络安全意识。而大学生的网络媒介素养，指的便是大学生群体在具备了网络基础知识的前提下，合理、健康、有效、创新地使用互联网信息为自身发展服务的能力。总体来说，大学生的网络媒介素养主要包括六个层次，分别是网络媒介认知素养、网络媒介辨别素养、网络媒介法律道德素养、网络安全意识素养、网络行为自我约束素养以及网络创新发展素养。
3.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的现状和构成
目前，我国大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并非通过科学的媒介理论指导学生以及借助系统的训练获得，而是依赖经验主义，即在日常的媒介接触经验基础上，通过自己的直觉形成所谓的媒介素养。这样的媒介素养，是自发的，是低层次低水平的。这种不科学的媒介素养无法帮助大学生对媒介传播信息的内容和形式做出理性和科学的评价，使得花费大量精力获取的信息不能为自己有效服务。
3.1网络媒介理论素养较低
大学生没有经过系统的传媒素养训练，参与媒介实践较少，对信息如何产生、如何选择信息、信息如何能有效传播、信息的传播意图是什么等问题并不了解。大学生对网络媒体的使用非常频繁，但是由于缺乏对媒体传播信息的特性及传播学方法论认知不足，缺乏基本的媒介理论知识，导致对于网络负面信息的免疫力较弱，信息接受效果较差。
3.2媒介道德水平有待提高
媒介道德水平，主要是指大学生在使用网络媒体时，能否自觉遵守国家有关知识产权、新闻出版和网络管理等方面的政策法规，能否自觉遵守媒体道德规范。新媒体因其独特的传播方式和特性，使其不自觉地具有了细节化监督的职能.所有人的言行被无限放大，遭受着来自社会全方位的关注和苛刻的审视。网络媒体的隐匿性和空前的自由性，使得有些网民侥幸地放纵自己的网络行为，肆意传播虚假信息，侵犯他人隐私，甚至引发网络犯罪行为。大学生群体中存在着很多网络语言暴力、上传他人隐私信息、通过安装越狱软件登陆非法网站等有悖于媒介道德规范的行为。
3.3面对新媒体的自我管理能力较弱
目前，大学生在网络运用方面，很迷茫，多数大学生使用互联网的主要目的是网络游戏、看电影、漫无目的地聊天、娱乐消遣。真正在使用网络查阅资料、交流有效信息的学生很少。有的大学生对于网络的自控能力较弱，沉溺在网络游戏，耽误了正常专业的学习；有的学生不能正确看待网络虚拟世界的爱情；有的学生对于非法网站、网络传播的不良信息等没有抵制能力和辨别能力。
3.4新媒体信息的运用能力有待加强
大学生通过网络获取的信息主要集中在娱乐信息和时政新闻，对于专业技能信息和就业信息的获取还比较机械，层次较低。多数大学生是为了应付学期末论文才搜索专业技能信息，而且只是机械地拼凑。因此，大学生尚未有效借助网络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对于新闻信息的获取，也仅是简单地表层认识，缺乏理性的思考和评判，对于新媒体的运用能力有待加强。
4.提升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的途径
随着传媒的`发展，人们获取和交流信息的途径更加广泛、自由和多样化，与此同时，受众被传播活动中的噪音也严重困扰着。因此，在当前新媒体环境下，面对网络媒体的传播特点，引导大学生提高自身借助网络实现获取、分析、评价和传播各种信息的能力以及使网络信息服务于个人的思想、学习、工作和生活的能力，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4.1对学生进行系统和专业的媒介素养教育
所谓媒介素养教育，就是“指导学生正确理解、建设性地享用大众传播资源的教育，通过这种教育培养学生具有健康的媒介批评能力，使其能够充分利用媒介资源完善自我，参与社会发展.”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英国学者最早倡导进行媒介素养教育，意在“反对当时传媒中的流行文化价值观念，训练青少年抗拒大众媒介中提供的低水平的满足”。国外的传媒素养教育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而在我国还是刚刚兴起。2004年9月，上海交通大学首次开设了传媒素养教育课程，这在我国大陆高校中是首创，该校还出版了专著《新闻 传媒 传媒素养》。授课对象除了新闻传播学专业学生外，还有很多其他专业的学生，培养大学生具有健康的媒介批判能力及建设性地使用大众传播资源提升自己的能力，使得大学生成为真正的“具有批判性的媒介使用者”。从目前我国大学生媒介素养现状来看，大学生很有必要接受专业的媒介素养教育，高校开展科学、系统的媒介素养课程迫在眉睫。陈先元在《大众传媒素养论》中曾这样指出，一个人的传媒素养反映着“个体和社会传播机制之间的一种互动关系”.“媒介素养教育作为现代媒介社会中应该普及展开的公民素质教育，在大学启动推广，是一现实可行又功效显著的战略.高校实施媒介素养教育，符合现代大学的功能和国家推行素质教育的目标。当代大学生作为高校媒介素养教育的主体，他们的媒介素养现状不容乐观，对其实施媒介素养教育显得更为重要。”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有着重要的意义。“通过开设正规的媒介素养教育课程，使大学生系统地掌握科学的媒介理论，为媒介素养实现从由自向自觉的转变提供理论指导。”此外，通过媒介素养教育课程，提高学生辨别、传播、评判和利用媒介信息的能力，使得大学生成为新媒体的功能发挥者，而不是沦为“大众媒介或信息的奴隶”。
4.2充分利用和不断构建网络媒介素养教育平台
新媒体时代大学生的学习途径和学习方式是多样的。媒介素养教育更不应该局限在新闻传播学相关专业内进行，而应面向全校大学生深入开展宣传，新闻传播学的专业师生应起到骨干作用。“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大环境下，让媒介素养教育走出专业教育的局限，成为全体大学生的通识教育，应该成为传播学教育的发展方向，也是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主要方面。⑥此外，依赖传统的第一课堂远不能满足媒介素养教育的要求。通过校园媒体报纸、广播、网站、手机媒体等对网络媒介知识进行有效地并充分利用大学生使用频率较高的新媒体开展网络媒介知识的宣传、竞赛等活动，针对热点问题开设论坛专区，在探讨中积极引导，帮助学生形成健康的思维方式和理性的评判体系，增强大学生对网络不良信息的免疫力，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学生的媒介素养。
4.3提高大学生的媒介互动和媒介制作能力
与传统媒体信息传播时要经过严格的把关不同，网络媒体有着极大的自由性和开放性。大学生面对网络媒体，可以真正掌握话语权，大学生也非常享受这种主导感受，他们更容易参与到媒介互动和媒介制作环节。例如，交际平台的QQ空间、微信、微博等，网民可畅所欲言，随时随地发表自己的看法。通过论坛自由互动，组织发起讨论，甚至可以担任版主，管理他人的言论。在网络实践过程中，大学生积极进行着媒介互动，参与了媒介制作，会对媒介理论有更深刻的认识。而实践收获的认知，会指导他们的网络行为更加理性、更加有效。
我们知道,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先秦文学还处在一种文史哲不分的状况,所谓纯文学的概念尚未形成。文学史重点介绍的对象,如《老子》、《庄子》、《论语》、《韩非子》等,既是文学作品,同时也是哲学著作;同样,《尚书》、《左传》、《国语》、《国策》等,恐怕首先是历史著述,其次才是文学创作;就是文学色彩较为明显的《诗经》、《楚辞》,也多少不无历史和哲学的意味。在这一时期(其实后代也有延续),作家同时也是思想家、历史家,我们甚至可以说,诸如老子、庄子、孔子等人,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远远高于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作为世界文化名人,他们的贡献更多地表现在哲学、伦理学方面。所以,对于此类作品,仅仅从文学角度进行研究是不够的,还必须引入哲学、伦理学、历史学观念;而且即使是文学研究,也不能不多几个视角,在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历史之间互为参照,进行比较,这才有可能更好地理解作品,更好地把握其在文学发展史上的意义。而两汉以降,哲学、宗教对文学的影响同样是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方面。如经学之于两汉文学,玄学之于魏晋文学,禅宗之于唐宋文学,理学、心学之于宋明文学,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该时期的文学特色的形成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以魏晋时期的文学研究为例,文论中的意、物、文关系之讨论,创作中的玄言诗、宫体诗,或源自先秦道家思想,或与印度佛学相关,若只是将视野局限在文学范围内,恐怕很难探究其发展演变的深层原因,因此也就难以对之作出客观公允的评判。文学家兼通其他艺术,如绘画、音乐、书法等,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种颇为常见的现象。魏晋时期的文人不少具有多方面的才能,竹林名士如嵇康、阮籍、阮咸等人,除了擅长诗文以外,在音乐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既能演奏,亦能作曲。如嵇康作过“嵇氏四弄”(《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四首琴曲),阮籍作有《酒狂》,阮咸则有《三峡流泉》传世。王羲之、顾恺之二人分别以书法、绘画著称于世,但在当时也颇有文名。魏晋时期的文论多有取譬音乐者,如曹丕《典论·论文》论文气不可力强而致,谓“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陆机《文赋》更直接从音乐中借用来“应、和、悲、雅、艳”五个术语用于评论文病,认为好的文章应该具备“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的特征,给人以“犹舞者赴节之投袂,歌者应弦而遣声”的美感。当然,造成此种现象之原因不能完全归结为兼才的出现,而毋宁说是由于音乐、绘画、书法和文学同步成熟所形成的时代风气。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固然可以举出像王维那样集诗人、画师、乐师于一身的特殊人才,但更具有普遍意义的,是不同艺术样式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借鉴而导致的体式、风格、技巧的趋同或新变。对于这两方面——在多个艺术领域都颇有创获的文人和不同艺术样式相互影响的研究,也需要我们有一种开放的视野,需要打通不同艺术样式之间的壁垒。还有一种情况应该提到。中国古代文学中有一类综合了两种以上艺术样式的特殊文体,如词是文学(诗)和音乐相结合的产物,戏曲则除了文学、音乐之外还有表演的成分。我们固然可以撇开其他因素对之作纯文本的研究,等同于一般的抒情文学或叙事文学,但那也就取消了它们的独特性。事实上,对于词(应该还包括散曲)这类特殊文体,不论是探讨它的起源、发展,还是研究其文体特性,音乐的引入都必不可少;而且应该承认,在词的起源,词体的演变,词、曲之间的过渡衔接等方面还存在不少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最终解决,恐怕仍需从词与音乐的关系,从诗乐分合的历史入手去进行探究;戏曲亦然。清人李渔曾区分案头之曲与场上之曲,这说明他已明确意识到戏曲并不只是曲词,还有一个表演的问题。研究中国古代戏曲,除音乐因素外,至少还有表演、剧场、观众等因素必须关注。换句话说,要有戏剧意识,在戏剧艺术与文学艺术的关联中来考察研究古代戏剧文学。李渔《闲情偶寄》之所以能在中国古代戏剧理论史上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主要原因也就在此。古代小说的情况与此相类而略有不同。英国著名小说理论家福斯特曾经这样描述小说:“它处于两座峰峦连绵但并不陡峭的山脉之间……一边是诗,另一边是历史。”[3](P4)中国古典小说有不少正属于这种情况。譬如,早期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小说,文学史家将其作为小说来评价,同时它又是研究魏晋时期社会文化的重要历史文献,与当时其他历史著述具有同样的价值。后来的历史演义小说更是如此,尽管不乏虚构的成分,但大体上并不违背史实。就是《三言》、《二拍》之类的白话小说,也因其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而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对于这些作品,除了从文学角度进行考察研究,也还有必要关注诸如历史家与小说家如何处理同一题材,以及文体的差异在其中起了何种作用等问题。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不把它当历史看,但仍无法回避历史。三正是因为存在这样一个悠久的文学传统,中国古人很早就在文学批评中有意无意地尝试了跨学科比较的方法;而自近代以来,运用该方法研究古代作家作品的论文、著作更是层出不穷,并取得了颇为可观的成果。上文曾提到陆机《文赋》借音乐以评文,而据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陆机还将文章与绘画作过比较,认为“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文与画各有短长。这已经体现出一种不同艺术样式之间的比较意识。相对说来,早期的跨学科比较似乎更关注比较对象之间的同而不是异,如扬雄《法言》谓言为心声,书为心画;刘勰《文心雕龙·情采》论文质关系,认为“形文”、“声文”、“情文”虽然表现形式不一,但都遵循文质相符的原则。宋代苏轼评论前人诗画,仍着眼于二者的相通。他对王维诗的评论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此外,如“少陵翰墨无形画,韩干丹青不语诗”(《韩干马》),同样是将杜甫诗与韩干画并举,寓含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意味。《书鄢陵王主薄所画折枝》更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宋元人大多附和苏轼此论,如《王直方诗话》引述苏轼二诗,谓“欲常以为法”。元人杨维桢《无声诗意序》道:“东坡以诗为有声画,画为无声诗,盖诗者心声,画者心画,二者同体也……故能诗者必知画,而能画者多知诗,由其道无二致也。”王冕《梅谱》也说:“写梅做诗,其来一也。名之虽异,意趣实同。”明清以后,人们逐渐认识到诗、画到底分属两种艺术样式且各有其特征,因而不宜简单等同。如明人张岱指出,前人之所以说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原因在于“摩诘一身兼此二妙,故连合言之”;实际上,诗以空灵为妙,“可以入画之诗,尚是眼中金银屑也”。(《琅环文集·与包介严》)叶燮也承认,像杜诗“碧瓦初寒外”、“晨钟云外湿”,即使让董源、巨然那样的高手来画,恐怕也只能束手搁笔。(《原诗·内篇下》)应该说,像这类对诗、画异同的辨析,与跨学科比较方法的精神是相通的。不止是不同艺术样式之间的比较,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除了诗与音乐、诗与绘画、诗与书法的比较外,诗与史、诗与禅也都是谈论较多的话题。王充的《论衡》、刘知几的《史通》,是讨论诗史之别、文史之别较为典型的例子;严羽的《沧浪诗话》则立足于诗禅的相通,所谓“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范温《潜溪诗眼》论韵,更是出入诗文书画,兼及立身行事,堪称古代韵论中空前绝后之作。钱钟书先生对之极为称许,认为范温所论,“因书画之‘韵’推及诗文之‘韵’,洋洋千数百言,匪特为‘神韵说’之弘纲要领,抑且为由画‘韵’而及诗‘韵’之转捩进阶……融贯综赅,不特严羽所不逮,即陆时雍、王士祯辈似难继美也”。[4](P13611363)虽然这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跨学科比较,但的确表现出一种较为开阔的视野和融贯会通的态势。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外来文学观念和方法的引入,以及古代文学研究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比较成为一种为研究者普遍采纳的研究手段。这不难理解,正如方孝岳在其1934年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中所说:“百年以来,一切社会上思想或制度的变迁,都不是单纯的任何一国国内的问题;而且自来文学批评家的眼光,或广或狭,或伸或缩,都似乎和文学作品的范围互为因果,眼中所看到的作品愈多,范围愈广,他的眼光,也从而推广。所以‘海通以还’,中西思想之互照,成为必然的结果。”[5](P227)中西思想之互照对于文学研究的影响,除了推动中外比较文学研究的开展之外,还促进了人们对文学自身性质的思考。在外来文学观念、理论的影响下,人们开始反思中国文学传统,文学自身的独立意识渐趋明显——以小说、戏剧、诗歌、散文为内涵的纯文学观念彻底取代了传统的泛文学观念,文学的审美特征及功用得以被重视。正是在这一进程中,文学与其他艺术的关联受到关注,从而引发了文学与哲学、历史、宗教和文学与其他艺术样式的比较。另一方面,随着中外比较文学的拓展与深化,为更好地认识中外文学各自的特征及其形成原因,研究者的目光必然会从文学层面延伸到文化层面,而这也会将研究导向多学科、跨学科比较。说到底,文学和其他艺术样式、社会意识形态一样,都是特定文化的产物,同时也是该文化的具体表现,因此,对于文学的深度研究便不能不将其置于整个文化的有机构成中来考察,不能不关注文学与其他文化构成之间的关系。以是之故,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跨学科比较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产生了一批颇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如钱钟书之《谈艺录》,朱光潜之《文艺心理学》、《诗论》,宗白华之《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等。这些论著的一个共同特色,就是打通文学与艺术的疆界,或探询中外古今文艺创作的共同规律,或在比较中凸显中国古典文学、艺术各自的特色。前者如钱钟书《谈艺录》“说圆”一节,通过广征博引,多方比较,论述“贵圆”乃是中外文艺创作史上共有的现象;后者如朱光潜《诗论》对莱辛“诗画异质说”的讨论,指出中国画推崇“气韵生动”而诗歌却偏重物象刻画以传情达意,均与莱辛所说有明显的差异。此外,如闻一多有关《诗经》物象的研究,融语言学、民俗学、文化学于一炉;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以史释诗、以诗证史,兼及不同作家、不同文体的比较辨析,也具有明显的跨学科比较的特征。20世纪80年代以后情况与三四十年代不无相似,同样是文学观念的变革,同样是方法、理论的引入,同样是中外文学比较和跨学科比较。所不同者,在方法、理论的借鉴上较先前更为丰富多样,跨学科比较的对象更为宽泛,研究更趋深入, 成果也更为显著。以唐代文学研究为例,程千帆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傅璇琮的《唐代科举与文学》、戴伟华的《唐代幕府与文学》、《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等专著,对唐代科举制度、幕府制度与文学的关系作了较前更为深入全面的探讨;孙昌武的《唐代文学与佛教》、葛兆光的《想象力的世界——道教与唐代文学》则将目光集中于唐代宗教与文学的关系。1996年,漓江出版社推出了由梁超然主编的“唐诗与中国文化丛书”,分别为林继中的《唐诗与庄园文化》、朱易安的《唐诗与音乐》、陶文鹏的《唐诗与绘画》、张明非的《唐诗与舞蹈》、陈飞的《唐诗与科举》、毛水清的《唐诗与佛教》、黄世中的《唐诗与道教》、梁超然的《唐诗与儒家》。丛书以“唐诗与中国文化”为名,同时也可以说是应用跨学科比较方法对唐诗的研究。此外还有数以百计的论文,围绕唐代文学与政治、历史、宗教、艺术的关系作了多角度、多方位的研究。跨学科比较方法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的盛行,于此可见一斑,无怪徐公持先生在概括上个世纪后20年古典文学研究特点时,特别将“学科的拓展与打通”列为该时期“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徐先生指出:“自80年代中期以来,古典文学研究逐渐融入其他学科的观念和方法,如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神话学、宗教学、心理学、语言学等等。这大大拓宽了研究视野,增添新的研究手段,并且为学科开拓了许多边缘性的研究课题。尤其是文化学的研究视角的确立,给本学科带来了新的气象。”[6](P159)1998年9月在天津召开的全国古代文学文献学博士点新世纪学科展望及信息交流座谈会上,罗宗强先生也谈到这一点:近20年来,“与观念和方法多元共存的同时,学科交叉也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普遍现象,国学文史不分家的传统得到了发扬,人类学、民俗学、心理学、语言学、宗教与神话等等学科广泛介入古代文学研究,整个古代文学研究界在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上表现出多元并存的活跃局面”。[7](P105)四由此说来,跨学科比较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确有其独特的意义,而不应视为比较文学研究者的专利。但有意思的是,在古代文学研究界很少有人提跨学科比较,而似乎更倾向代之以“多学科融和”、“学科交叉”一类术语,那么,比较文学研究者心目中的跨学科比较,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所使用的方法究竟有无差异?这种方法称谓上的差异,是否意味着古代文学研究者对该方法有自己的理解和取舍?事实恐怕正是如此。如前所述,跨学科比较的意义主要在于将文学与人类整个精神活动联系起来,通过比较更好地认识文学的独特性、文学与其他人文学科乃至自然科学的基本差异,以及文学与其他学科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推进跨国别、跨文化的“总体文学”的研究。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首先是一种国别文学研究,其所关注的重点不在“总体文学”而在中国文学自身,尽管对于中国文学自身的认识也需借助比较,但到底与比较文学关注的重心不同。此外,就跨学科比较的功用而言,更侧重解决理论层面的问题,因而更近于比较诗学;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则主要以具体的作家作品为对象,即使与其他学科发生关联,也不必强求比较或从中抽绎出具有普遍性的规律。是否可以说,这两个差异决定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更倾向于“多学科融合”——引入、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来考察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现象,而不是像比较文学研究者那样从国别文学研究走向总体文学研究。就具体的操作层面来说,无论是跨学科比较还是多学科融合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如何真正做到以文学为本位。在罗宗强先生的上述发言中就曾谈到这个问题。他一方面肯定了多学科的交融“是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向”;另一方面也表示了对存在问题的隐忧:“多学科融合的落脚点是什么?……文史哲不分、文学社会学、文学人类学、文学心理学等等,落脚到什么地方?是落脚到不分,落脚到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还是落脚到文学?是用文学来解释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等?还是用这些学科来解释文学?这个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似都还没有完全解决。”[7](P106)这确实是多学科融合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从实际的研究情况来看,虽然有不少成功应用多学科融合解决文学问题的研究,但也有一些论著不过是将文学作品当作印证其他学科理论的材料,这在罗先生提到的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研究中表现尤为突出。其实类似的情况在哲学、历史、宗教、艺术研究中也同样存在,只是由于和文学关系较近而不那么明显罢了。如果认真追究起来,这种解释的偏离可以说由来已久。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等诗于史,等诗于禅,等诗于画,其实也就是以史释诗,以禅释诗,以画释诗,就是抹煞了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区别。韦勒克将文学研究分为两种类型: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认为外部研究尤其要注意“以文学为中心”,也是有见于外部研究常常会偏离文学。[8](P67)跨学科比较同样如此。既然是比较,就免不了要互为主客、彼此参照,因此也必然就会有用文学解释、印证其他学科特性的时候。钱钟书的《中国诗与中国画》、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是跨学科比较的经典之作,尚且难免以诗证画、以诗证史,更何况才力远在钱钟书、陈寅恪二人之下的一般人的研究呢!所以,问题的关键恐怕不在名目,而在研究者的动机、目的。外部研究也罢,跨学科研究或多学科融合也罢,关键是如何应用。不错,我们是可以强调、可以规定必须以文学为本位,但在具体应用过程中往往因人而异,研究者的学术背景、知识构成、研究兴趣等因素对其研究指向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鲁迅论《红楼梦》有一段名言,说“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9](P145)阅读如此,学术研究当然也不例外。与一般说的多学科融合或外部研究相比,跨学科比较之于古代文学研究的特殊意义或许在于:(1)不同于外部研究的单向考察。跨学科比较强调比较,因之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必须变换视角,互为主客,虽然不能保证绝对不偏离文学研究,但较之单向考察当更有利于回归文学,而且双向阐发确实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文学的特性。毕竟比较的最终目的仍在解决文学问题,作为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之一的跨学科比较所以不同于比较史学、比较宗教学或比较艺术学中的同类研究,根本原因也就在此。(2)不同于多学科融合的多角度切入。多角度切入自有其优势,即能够以一种宏观的视野多方位、多侧面地研究文学现象,然相对说来在具体问题的考辨方面不免鞭长莫及,难以深入到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内部去识同辨异;而跨学科比较在此方面似更具条件,尤其是在相邻学科的比较中更易于聚焦放大,洞幽烛微,辨疑似于毫厘之间。(3)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更为密切。跨学科比较需要在一个更为宽泛的背景下来进行,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联、彼此的共性与个性,既与各自的构成要素相关,也受制于特定的文化背景。所以,随着跨学科比较趋于深入,自然会将研究导向文化层面,并由此整合文学的外部研究,形成点面结合的立体研究格局。总之,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角度来说,跨学科比较与多学科融合、外部研究的关系应该是互补而非互斥,也就是说,对于跨学科比较方法可以采取一种灵活的态度,而不必拘泥于比较文学理论的约定。我们相信跨学科比较有助于更好地认识总体文学,但仍可以将研究限定在中国古代文学的范围之内;承认跨学科比较更多理论色彩,但也可以借助该方法来考察具体的文学现象;我们赞成跨学科比较应该在具有体系性的独立的学科之间进行,但未尝不可以将之用于文学内部,譬如对于文学史上以文为诗、以诗为词等现象,若能循此思路进行比较,识同辨异,相信会有更客观公允的认识。说到底,方法总是由研究对象来决定的,是对象选择方法而不是方法选择对象,从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出发,以跨学科比较为平台整合传统与现代学术范式,应该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选择。
在全球化的时代,民族文学的趋势是走向世界文学。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它特有的研究对象及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特征,对研究世界文学并对抑制 文化 霸权起着重要的作用。下面是我为大家推荐的比较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比较文学论文 范文 一：浅谈“天人合一”与“人天合一”的文明相通性
异质性包括文明原生性、独立性，只有明确意识到这种特征的存在，东西方对华才能得以进行，东西方文学才能实现互补。作为东西方不通文化代表的老庄学说“天人合一”同希腊神话中体现的人本主义精神的“人天合一”同样具有相通的跨文明异质性，只有认识到了这一点，才能在坚持传统老庄学说中的同时还能不断接受西方文明中的合理成分。然而，虽然这两种精神具有异质性而同时他们又是各自独立的。
一、“天人合一”中的“天”与“人天合一”中的“天”
老庄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天”。“天”的概念最早出自于远古时代的神话 传说 “盘古开天地”和“女娲补天”，《千字文》开宗名义：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这时的“天”是一个浑沌不清的大园筒，先民们把“天”看成一种绝对的力量来崇拜;到了周朝，对“天”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周文王作《易经》卦一：“乾。元享，利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里“天”是一个相当于河图、洛书的天园地方的宇宙，相当于“太极”阴阳两极相抱旋转的球，是一个造生万物的主体“一”。所以古人造字的时候，把“天”写作'天'就是一人头顶“一”，“一”就是“天”，“天，颠也。至高无上”;老子庄子则把它与“人”联系起来，多指是人意志之外的客观存在，老庄的“天”多指与人类共存的自然，按造字会意拆字讲“天”字可有二种理解：(1)“一大”就是“天”最大;(2)“一人一”就是“天人合一”之意。“人”，按文字学看它由一撇一捺组成。按《易经》的观点这一撇一捺就是一阴一阳、一男一女的相互支撑与相互抵抗，它是阴阳相斗相和的产物。按现在观点讲人是自然界中有智慧有意志的高级主体。在老子、庄子思想中“人”是相对于“天”的一个概念，还有很多新的意义，《庄子·逍遥游》提出了道家的理想人格--至人、神人、圣人，就有“人”意义的延伸。
按现代的理解则是，老庄中的“天”是至高无上的代表，人应该顺应而存在，自然万物皆是一样，要按自然规定的天命运转。
然而，与老庄不同的是，在希腊神话中，“天”并不是最至高无上的。或者也可以说是“人”与“天”有着同等的地位。希腊神话精神强调“人天合一”，强调人本主义，认为人即是神，而神即是代表天，神拥有非常高的地位，主宰着一切生灵的地位与命运。希腊神话体现了一种尚武的精神,崇尚力量，它更加侧重以自我为中心，鼓吹冒险、占有、自我满足的思想，所赞扬的是一种个人英雄主义以及人天合一的本位主义。原始幻想中最有力者是希腊的天神，是创造一切支配一切的能者。希腊崇拜力量和知识的精神最初表现为崇拜最有力的天神，希腊神话是以利作为推动历史的杠杆的。天并不代表一切，也并不是天主宰人，人与天地位相同，甚至可以说是忍有时还能控制天。
二、关于“人”的地位
老子庄子认为，在天、地、人的相互关系上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地自然，杜绝人们自以为是，和“不知常，妄作凶”的行为。反对将个人的意志强加于他人的人，更反对那些将政治强人与圣贤将主张、教条强加于社会与自然的主张。这是老庄“无为而治”、“ 大道自然”的“天人合一”。人应该要顺应自然而发展，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都同时要遵循天的规则。不存在任何人比别人低也不存在任何人比别人高一等，每个人都是顺应天命的个体，每个个体都是地位一样的不同个体，不能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别人。
也许仅从字面意思就能看到，老庄强调的是“天人合一”，是将“天”放在首位的，天就是一切，人必须要顺应天命。而在希腊神话所体现出来的“人天合一”精神则是将“人”凸现出来的，“人“与”天“同等重要，甚至超越了”天“而存在，它是充分肯定人的价值的。
希腊神话充分肯定个人的权利、利益和个人的价值，理解人的自然性和自由性，甚至认为为了获得功名利禄，为了个人尊严，可以不择一切手段，甚至走极端的做法。古希腊神话，因为它的肯定人欲，所以就非常注意个体的独立，个体的利益，所以就非常多的宣扬个
体性。希腊神话就向一出正在上演的社会剧，活灵活现，有立体的真实感，如对宙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等行为描写的欣赏笔调;如赫拉克勒斯完成了12件大事，最后被宙斯接纳成了永在的天神，终于成就了辉煌的人生业绩。正因如此，赫拉克勒斯在西方文化中成了个人奋斗的典型。而在《奥德修记》中，更加侧重对冒险、征服和占有的赞美，充满了来自金钱、美女、奇珍异宝的诱惑，这类 故事 在希腊神话中大有文化原型的意义，如阿伽门农率众从遥远的希腊千里迢迢奔赴特洛伊，除了复仇和征服，更重要的目标则是珠宝财富和俘虏，以及能带来更大财富的东方贸易市场。借助神的形象,表达“人定胜天”的思想。
总之，在希腊神话中，回荡着一个由奋斗指向占有的主旋律，那就是对自我中心的推崇，对冒险占有的肯定，对物质利益的关注，这可能也是西方社会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理念的最早根源。
这也许就是老庄学说和希腊神话各自所代表的东西方文明差异最大的一点。
三、文化相通性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尽管东西方文明有着千差万别的差异，而她们同时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就是比较文学中常说的跨文明的异质性。
首先在于对人的价值的认同上。老庄学说虽然是把“天命”看得高于一切，但他同时也充分尊重个人的权利与利益。比如他们的“无为而治”。老庄的"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并不是不为,而是含有不妄为、不乱为、顺应客观态势、尊重自然规律的意思。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关系，不能将自己的主观意识强加于人。希腊神话所体现的“人本主义”精神更是对人的利益的维护。只是两者维护人的利益的程度不同而已。
其次在于对天的权利的肯定上。老庄哲学主张顺应自然变化，人不能试图去强行改变自然，而是应该在自然所赋予的权利下生活，天道自然才是一切。希腊神话中，将天的权利赋予到了神的神上，而神具有着不可亵渎的权利，其实他也只是天的权利的一种变异而已。
四、小结
无论是老庄学说中的“天人合一”还是希腊神话体现的“人天合一”的人本主义都具有着不可否认的长处与有点。我们应该在遵循天道自然的同时，充分保护个人的合理利益。在坚持老庄“无为而治”、“天人合一”的基础上，辩证地学习希腊神话中对人的价值的肯定精神。“天人合一”与“人天合一”有着相通的跨文明的异质性，只是双方的侧重点不同而已，我们应该学会将东西方文化实现互补，辩证吸收精髓，这样才更有利于人类文明的进步。
比较文学论文范文二：比较文学之课程 心得体会
这学期，《比较文学》这门选修课讲的主题是“性而上的寻求：《围城》与《简·爱》对读”。对于《围城》，我的了解并不多，这本书我没有通篇读过，只是读过有关于它的书介和书评，小说的主人公方鸿渐一踏上阔别四年的故土，就接二连三地陷入了“围城”。方鸿渐旅欧回国，正是一九三七年夏天。小说以他的生活道路为主线，反映了那个时代某些知识分子(主要是部分欧美 留学 生、大学教授等等)生活和心理的变迁沉浮。他们不属于那个时代先进的知识分子行列，当抗战烽烟燃烧起来的时候，他们大都置身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风暴之外，先在十里洋场的上海，继在湖南一个僻远的乡镇，围绕着生活、职业和婚姻恋爱等问题，进行着一场场勾心斗角的倾轧和角逐。这也是场战争，虽然不见硝烟，却处处闪现着旧社会你抢我夺的刀光剑影，腾跃着情场、名利场上的厮杀和火并;虽然没有肉体的伤亡，却时时看得到灰色的生活是怎样蚕食着人们的年华和生命，那恶浊的空气又是怎样腐化着人们的操守和灵魂。自然，这里也有真诚的友谊，善良的愿望;但这些在那个强大的旧社会壁垒面前，是显得多么软弱和无力。在那随处都可以陷入“鸟笼”或“围城”的人生道路上，哪里是这些还没有消磨尽人生锐气的知识分子的出路呢?这是这部深刻的现实主义小说留给人们深思的一个严肃问题。
至于《简爱》，很幸运的是高中在旧书店徘徊时无意中看到了并买了回去，因此，《简爱》我读过，也看过一些有关于它的书评，《简爱》是一部带有自转色彩的长篇小说，是英国十九世纪著名三姐妹作家之一的夏洛蒂*勃朗特所著。这是一本用自己的心与强烈的精神追求铸炼成的一本书，含着作者无限的情感和个性魅力，为女性赢得了一片灿烂的天空。“你以为，就因为我穷，低微，不美，我就没有心，没有灵魂吗?我跟你一样有灵魂，也完全一样有一颗心。要是上帝也赐予我美貌和财富的话，我也会让你难以离开我，就像我现在难以离开你一样!”每次读《简爱》的时候，都会被这段话所震撼。
这是两本不同国度的作者写的书，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心路历程，挣扎与奋斗，徘徊与盲目，《围城》里主要围绕男主人公方鸿渐写的，写他的历程。长篇小说《围城》共分九章，大体可以划做四个单元。由第一章至第四章是第一个单元，写方鸿渐在上海和家乡(江南某县)的生活情景，以写上海为主。在这个单元中，方鸿渐和苏文纨的“爱情”纠葛占了重要的分量。第五章可以算作第二个单元，是“过渡性”或“衔接性”的。在这个单元中，在个人生活上分别吃了败仗的方鸿渐和赵辛楣，从“爱情”牢笼中冲了出来，他们由假想的情敌变为真正的挚友，共同到湖南平成三闾大学谋事。第六、七章是第三个单元，主要描写三闾大学里的明争暗斗。我们这里所选的第六章是这个单元之中的重场戏。上自校长、训导长、各系主任，下至职员、学生、甚至还有家属，都卷入了一场令人头晕目眩的人事纠纷。职业上的排挤，情场上的竞争，堂而皇之的例行公事，见不得人的谣诼诽谤、阴谋诡计，一时间三闾大学成了竞相逐鹿的舞台。第八、九章是第四个单元。方鸿渐和孙柔嘉在返回上海途中结了婚。这对双方来说，都不能算做令人激动的结合，加以失业造成的对于前途的焦虑，使他们婚后不断发生争吵。这种争吵在返沪途中还较为单纯，定居上海后，由于双方家庭和亲族的介入，矛盾更复杂了;在婆媳、翁婿、妯娌、亲朋、乃至主仆之间，一度曾发生了一系列龃龉和纠纷。
而《简爱》主要写的是女主人公的的心路历程，简对于女性精神追求的历程，控诉男性的压迫，塑造作为强者的女性形象，大胆坦率地描写妇女的感情生活。在19世纪的男性心目中，理想的女性是天使般的纯洁、美丽、甜蜜、是被动的、玩偶式的、无自我的尤物。然而，就在这天使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怪物：具有破坏性的、冲动的、疯狂的女性，她使男性感到恐惧，正如《简·爱》中疯女人时时威胁罗切斯特一样。男性出于对女性既渴望又恐惧的心理，才创造出天使与恶妇的形象，后者充满了女性自身的原貌，代表着一种颠覆男性统治的竞争性力量。从伯莎烧掉桑菲尔德即可看出这一力量的威力。女性主义视野中的伯莎，成了简爱的另一重自我，女性的反叛者。盖茨海德是她旅行的起点，家的丧失，寄人篱下;劳渥德学校是她受 教育 和精神成长的地方。在此，简的“狠狠地回击”与海伦·彭斯的“以德抱怨”， “我还是觉得海伦·彭斯是借着一种我的眼睛所看不到的光亮来看事物的。”简的人生是一个逐渐归向上帝的历程。桑菲尔德是简的乐园，在这儿也失去了快乐，后来又回到了乐园， 简的出走到荒原，再到沼屋，再到回归，最后与罗切斯特走向他们永远的家。
【推荐】比较文学的论文
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大家最不陌生的就是论文了吧，论文是学术界进行成果交流的工具。你写论文时总是无从下笔？下面是我整理的【推荐】比较文学的论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摘 要：
开展比较文学有利于各民族文化的交融，有利于增进民族之间的了解、团结与合作，有利于各民族吸取他民族的文化精华，创造世界性文学。
关键词：
比较文学 民族文化 交融
文学是一个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以及特定历史时代赋予的意识形态的载体。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和商品交换的日趋频繁，各民族的文化也随着贸易往来、战争、迁徙而相互渗透、融合、影响。但是，这种渗透、融合以及影响直到十九世纪初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无意识的，缓慢的。一个民族吸取外民族的文化也是感性的，不自觉的。自从1816年法国在大学课堂开设比较文学教程后，人类才开始自觉地理性地将本民族文化的表现形式――文学与外民族的文学进行比较，比较出民族精神，文化的精品，从而辩证地快捷地吸取前人创造的文化精髓。近两个世纪以来，随着机器大生产的高速发展，竞争日益激烈，文明与落后的差距越来越大，各民族的性格特点暴露无遗。于是，吸取本民族的经典文化和外民族的精品文化，使本民族强盛、在竞争大潮中立于不败之地成为当务之急，创造世界性文学将纳入议事日程。为此，作为民族文化精神比较的比较文学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在各国大学开设和发展壮大起来。
首先，开展比较文学有利于各民族文化的交汇融合，有利于我们对外民族文化去伪存真，他为我用，创造世界性文学。一个民族的文学总离不开本民族特定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地域环境。文学存在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各民族文学都有相对稳定的阵地，起初接受外来文化是被动的，不自觉的，缓慢的，这是因为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支配着自己。
在中国，春秋战国时的诸子百家争鸣，汉魏六朝时的佛教，都足以说明中国文化巨大的包容性。而蒙古族统治时的元朝，满州族统治时的清朝，中原人虽然成了他们的“俘虏”，但他们却成了中原文化的俘虏（汉化）。“国家当行汉法无疑也”（《元文类鲁斋遗书》卷七），“习汉书入汉俗，渐忘我满州旧制”（《清世祖实录》卷八四），体现了中国文化非同寻常的坚韧性，向心力，化合力。正因为这一特点，才使国人盲目地处在“举世皆浊，惟我独尊”的自我陶醉之中，使得一统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儒家文化已经走过了辉煌时期，走进了死胡同。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七十年是中国人接受西方文化的艰难期，渐进期，当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碎了紧闭的国门时，有识之士认为应向西方人学习现代技术，“师夷长技以制夷”，尽管这种出发点是报仇雪恨的“制夷”，在某些国人看来过于委屈，但这却是思想意识的一次解放，它至少让国人睁眼看世界，看到了因自身落后惨败的甲午中日海战，泱泱大国输在历来向自己学习的弹丸小国手下，使国人进一步清醒地认识到仅仅有先进的技术是不足以拯救国家的，要富国强兵还必须从制度上变革。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的失败，使国人再次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应当从思想观念、意识形态、民族精神上变革。在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刻反省的过程中，鲁迅挖掘出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国民的劣根性；柏杨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酱缸文化”，它很容易让人变成“酱缸蛆”。二十世纪上半叶翻译文学的兴盛，正是国人大量吸取外来文化有力的例证。新中国成立后20多年的文学，除了少量的苏联文学翻译外，又迈入了闭关自守的误区，改革开放后的思想大解放，翻译界才又活跃起来。
从二十世纪初到世纪末，不管是作家的创作还是广大读者以及国民的思想意识无不受西方文化强劲的冲击和影响，他们无一不在吸取外来文化的精髓。鲁迅的《狂人日记》受俄国作家果戈里同名小说的影响，借狂人之口发泄内心的激愤；郭沫若的《女神》形式上受美国自由诗人惠特曼的影响，在思想上受印度诗人泰戈尔泛神论和德国诗人歌德的影响。王蒙五十年代曾说：“我们这一代是吸苏联文学的奶长大的。”就王蒙等人当时的创作来说无不在模仿苏联文学，而王蒙新时期的创作《春之声》、《蝴蝶》等一系列作品受到西方意识流作家作品的影响，这些关系与其说是中国作家在跟进摹仿外国作家的创作方法，不如说外国作家作品为中国作家提供了观察审视社会现实人生的新视角，他们不但为国人创造了丰富的精神食粮，而且拓展了国人的视野，启迪了国人的思想。不过，作家也好，读者也罢，他们生存在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土壤，在吸取外来文化精髓时不可能完全西化，因为还有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滋养着他们。他们从中西文化交融中吸取有价值的.养料。
比较文学正是站在理性的高度对各民族文化进行客观的比较，让作家继承借鉴有价值的创作手法及创作风格，让读者去伪存真，吮吸各民族文化的精华。而各民族在共同吸取前人文化的过程中对生存、生态、环境、发展等方面的认识会逐渐趋于一致，时间一长，作家自然会创作出人类共同关注关心的文学作品，世界文学的大同时代也就不远了。
其次，开展比较文学有利于增进民族间的了解，有利于民族间的团结与合作。在当今经济一体化与世界多格局的国际环境下，各国民间往来、商品贸易、政治外交日趋频繁，互助互利的合作得到不断加强。但是，团结与合作的前提是了解，由于民族、地域环境、政治制度、历史渊源的差异，各民族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质，要交往与合作就必须互相了解对方的特质，进而理解包容他们的这种特质，求同存异。只有这样，才能消除互相间的隔阂，建立互助互利的关系。日本大和民族，他们在侵华战争中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心灵创伤，但是，我们在不忘耻辱的同时，还应该理性地看到大和民族不甘落后、敢为人先的开拓进取精神。他们从大化改新、明治维新一步一步跃入世界强国之林。因此，我们不要停留在痛恨仇视的民族感情上，应找准契机学习他们的民族精神。文学上，日本平安和江户时期曾大量吸取中国的古典文化，但二十世纪，日本文学已走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前面。日本江户时期的文学――世界上最短的诗歌形式――俳句，与中国的唐诗宋词在创作上的音韵格律意境有惊人的相似。
再次，开展比较文学，可以为文学研究开辟新道路，有利于其他学科如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文学理论等学科研究的深入。这里比较文学已超过了这门课程本身，而是作为一种方法论运用到其他学科领域，使研究更为深入、成就更为显著。以前，我国是文学与理论研究大多局限在历时性的单线条的承袭与发展关系之中，极少把它放在世界文学及理论的大背景下考察，忽略了各国文学及理论之间的渊源关系，使我国的文学研究难以取得新的成果。我们的文学批评多是感性的直观的，缺乏西方文学批评的逻辑性、思辨性和理论深度。在这方面晚清著名文学理论家王国维给我们做出了榜样。他大胆运用了康德、黑格尔的思想，采用比较的方法，把《红楼梦》放在世界文学背景下进行研究，在研究宋元杂剧时自觉与西方戏剧进行比较，给后人留下了不朽的学术著作《人间词话》、《宋元戏剧史》。在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时，更不能只是纵向研究，而应将其放在国际大背景下进行横向的比较研究。这样，就可以避免孤立的研究，使研究更为深入、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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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开展比较文学有利于各民族文化的交融，有利于增进民族之间的了解、团结与合作，有利于各民族吸取他民族的文化精华，创造世界性文学。
关键词：
比较文学 民族文化 交融
文学是一个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以及特定历史时代赋予的意识形态的载体。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和商品交换的日趋频繁，各民族的文化也随着贸易往来、战争、迁徙而相互渗透、融合、影响。但是，这种渗透、融合以及影响直到十九世纪初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无意识的，缓慢的。一个民族吸取外民族的文化也是感性的，不自觉的。自从1816年法国在大学课堂开设比较文学教程后，人类才开始自觉地理性地将本民族文化的表现形式――文学与外民族的文学进行比较，比较出民族精神，文化的精品，从而辩证地快捷地吸取前人创造的文化精髓。近两个世纪以来，随着机器大生产的高速发展，竞争日益激烈，文明与落后的差距越来越大，各民族的性格特点暴露无遗。于是，吸取本民族的经典文化和外民族的精品文化，使本民族强盛、在竞争大潮中立于不败之地成为当务之急，创造世界性文学将纳入议事日程。为此，作为民族文化精神比较的比较文学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在各国大学开设和发展壮大起来。
首先，开展比较文学有利于各民族文化的交汇融合，有利于我们对外民族文化去伪存真，他为我用，创造世界性文学。一个民族的文学总离不开本民族特定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地域环境。文学存在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各民族文学都有相对稳定的阵地，起初接受外来文化是被动的，不自觉的，缓慢的，这是因为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支配着自己。
在中国，春秋战国时的诸子百家争鸣，汉魏六朝时的佛教，都足以说明中国文化巨大的包容性。而蒙古族统治时的元朝，满州族统治时的清朝，中原人虽然成了他们的“俘虏”，但他们却成了中原文化的俘虏（汉化）。“国家当行汉法无疑也”（《元文类鲁斋遗书》卷七），“习汉书入汉俗，渐忘我满州旧制”（《清世祖实录》卷八四），体现了中国文化非同寻常的坚韧性，向心力，化合力。正因为这一特点，才使国人盲目地处在“举世皆浊，惟我独尊”的自我陶醉之中，使得一统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儒家文化已经走过了辉煌时期，走进了死胡同。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七十年是中国人接受西方文化的艰难期，渐进期，当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碎了紧闭的国门时，有识之士认为应向西方人学习现代技术，“师夷长技以制夷”，尽管这种出发点是报仇雪恨的“制夷”，在某些国人看来过于委屈，但这却是思想意识的一次解放，它至少让国人睁眼看世界，看到了因自身落后惨败的甲午中日海战，泱泱大国输在历来向自己学习的弹丸小国手下，使国人进一步清醒地认识到仅仅有先进的技术是不足以拯救国家的，要富国强兵还必须从制度上变革。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的失败，使国人再次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应当从思想观念、意识形态、民族精神上变革。在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刻反省的过程中，鲁迅挖掘出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国民的劣根性；柏杨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酱缸文化”，它很容易让人变成“酱缸蛆”。二十世纪上半叶翻译文学的兴盛，正是国人大量吸取外来文化有力的例证。新中国成立后20多年的文学，除了少量的苏联文学翻译外，又迈入了闭关自守的误区，改革开放后的思想大解放，翻译界才又活跃起来。
从二十世纪初到世纪末，不管是作家的创作还是广大读者以及国民的思想意识无不受西方文化强劲的冲击和影响，他们无一不在吸取外来文化的精髓。鲁迅的《狂人日记》受俄国作家果戈里同名小说的影响，借狂人之口发泄内心的激愤；郭沫若的《女神》形式上受美国自由诗人惠特曼的影响，在思想上受印度诗人泰戈尔泛神论和德国诗人歌德的影响。王蒙五十年代曾说：“我们这一代是吸苏联文学的奶长大的。”就王蒙等人当时的创作来说无不在模仿苏联文学，而王蒙新时期的创作《春之声》、《蝴蝶》等一系列作品受到西方意识流作家作品的影响，这些关系与其说是中国作家在跟进摹仿外国作家的创作方法，不如说外国作家作品为中国作家提供了观察审视社会现实人生的新视角，他们不但为国人创造了丰富的精神食粮，而且拓展了国人的视野，启迪了国人的思想。不过，作家也好，读者也罢，他们生存在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土壤，在吸取外来文化精髓时不可能完全西化，因为还有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滋养着他们。他们从中西文化交融中吸取有价值的.养料。
比较文学正是站在理性的高度对各民族文化进行客观的比较，让作家继承借鉴有价值的创作手法及创作风格，让读者去伪存真，吮吸各民族文化的精华。而各民族在共同吸取前人文化的过程中对生存、生态、环境、发展等方面的认识会逐渐趋于一致，时间一长，作家自然会创作出人类共同关注关心的文学作品，世界文学的大同时代也就不远了。
其次，开展比较文学有利于增进民族间的了解，有利于民族间的团结与合作。在当今经济一体化与世界多格局的国际环境下，各国民间往来、商品贸易、政治外交日趋频繁，互助互利的合作得到不断加强。但是，团结与合作的前提是了解，由于民族、地域环境、政治制度、历史渊源的差异，各民族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质，要交往与合作就必须互相了解对方的特质，进而理解包容他们的这种特质，求同存异。只有这样，才能消除互相间的隔阂，建立互助互利的关系。日本大和民族，他们在侵华战争中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心灵创伤，但是，我们在不忘耻辱的同时，还应该理性地看到大和民族不甘落后、敢为人先的开拓进取精神。他们从大化改新、明治维新一步一步跃入世界强国之林。因此，我们不要停留在痛恨仇视的民族感情上，应找准契机学习他们的民族精神。文学上，日本平安和江户时期曾大量吸取中国的古典文化，但二十世纪，日本文学已走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前面。日本江户时期的文学――世界上最短的诗歌形式――俳句，与中国的唐诗宋词在创作上的音韵格律意境有惊人的相似。
再次，开展比较文学，可以为文学研究开辟新道路，有利于其他学科如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文学理论等学科研究的深入。这里比较文学已超过了这门课程本身，而是作为一种方法论运用到其他学科领域，使研究更为深入、成就更为显著。以前，我国是文学与理论研究大多局限在历时性的单线条的承袭与发展关系之中，极少把它放在世界文学及理论的大背景下考察，忽略了各国文学及理论之间的渊源关系，使我国的文学研究难以取得新的成果。我们的文学批评多是感性的直观的，缺乏西方文学批评的逻辑性、思辨性和理论深度。在这方面晚清著名文学理论家王国维给我们做出了榜样。他大胆运用了康德、黑格尔的思想，采用比较的方法，把《红楼梦》放在世界文学背景下进行研究，在研究宋元杂剧时自觉与西方戏剧进行比较，给后人留下了不朽的学术著作《人间词话》、《宋元戏剧史》。在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时，更不能只是纵向研究，而应将其放在国际大背景下进行横向的比较研究。这样，就可以避免孤立的研究，使研究更为深入、客观。
比较文学研究因其研究物件是文学文字或文学现象,这就需要立足于文学现象或事实的文学性,不能脱离语言艺术层面或诗学,把审美现象替代为历史、哲学、宗教等。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参考。
范文一：中国比较文学的转向分析
摘要：中国比较文学在它的成长之路上经历了全面向西方学习、对外开放，关注比较文学自身文学性问题，再次回转归向东方的实践探索历程。但回归并不是一种倒退，反而体现出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不断成熟与发展的良好趋势。学界在开放与退守、文化研究还是文学研究、向西方看齐还是向东方回转等诸多问题上相互争鸣，各抒己见，共同把握著衡量比较文学“度”的围栏与框架，使得比较文学在平衡中不断发展，走向繁荣。
关键词：比较文学;对外开放;文学性;回归东方
时至今日，比较文学之跨界色彩鲜明，包容范围之深之广有目共睹。在其开放性和国际性不断滋养下的民族交流之树日益繁茂，但学科发展中也存在着学科边界日益泛化，理论体系不够完善，创新思维固化以及因缺乏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立足点而成为西方理论阐释的注脚等问题，这使得比较文学经历了一次深刻而严重的危机。对此，比较文学走向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中国首届“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导高层论坛”提出了中国学者应找到民族文化的自我，与他种文化共同建构新的文化语境，从而形成一种文化自觉的命题。叶舒宪也在其论文《论西方思想的“东方转向”问题》中谈及“比较文学学者研究的兴趣点发生了转移，因而呈现出一种‘自西向东’方向性的改变，‘东方转向’问题从某种意义来说具有其双重颠覆性，它既颠覆著西方沙文主义的知识现状，又质疑其社会科学的基本假设和思维方式，进而引发人们对独具特色的本土文化资源的探寻热潮，以及对其文化价值的重估”[1]。由此可见，针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缺少独立性和自主性的现状，学界基本上采取从东方文化与文学自身内部寻求未来发展的途径，这种“向内转”的趋势已然成为一种潮流，逆向与比较文学的“文化”转向，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比较文学的“人类学”转向等潮流沟通交流，双向疏通比较文学国际性之河。本文旨在归纳梳理转向时期的重要文献，勾画出一条近些年来比较文学转向路线。
一
中国比较文学自成立之日起，就确立了“走出去”的战略方针。此时探讨重点还集中在学科建设是否具有合理性、学科的本体论究竟为何、比较文学的名与实等一些基本问题的探讨上。同时，一些民族主义者丢掷“不忘国粹，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等尖锐命题来挑战比较文学界因年幼而暂时的无所适从。中国学派所应对的方式就是在保持传统文化特质的同时，吸纳法国影响研究学派和美国平行研究学派的学科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的同时，自创阐发法研究，用西方理论解读中国文学，从而推动中国文学国际化程序。正如曹顺庆所展望的那样：“在构建文化软实力上，他国化也给我们开辟了一条行之有效的研究路径。当前，如果要想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就必须对软实力的两翼———‘拿来’和‘送去’的他国化状况进行深入的研究，从中探讨文化发展与创新的规律，分析既能增强我们的文化资源基础，又能提高我们的文化影响力的文化传播规律。”[2]
由此可见，比较文学学者的确具备开放性的眼光，在研究过程之中立足比较文学这一根本特性，可以说没有开放性，比较文学自身难以为继，开放性是比较文学的动力之源。有三位学界权威无疑促进了比较文学未来发展的对外开放性。一是中国比较文学学术带头人乐黛云先生，她提出在当前文化转型时期比较文学研究应当更加关注“新的人文精神”，即以文化传统中“和而不同”思想为基，大力促进世界异质文化相互交流，多元共生。二是王宁教授，他在《比较文学、世界文学与翻译研究》一书中表明：在经济全球化、国际一体化的当下，人文学者应当充分顺承这一浪潮，推动中国文化与文学走向国际化。三是天津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孟昭毅教授，他在论文中谈及从文化多元主义的思想来分析，人们企图以强调不同族群艺术表达的多样性，来改变民族文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而族群间的文化交流与连线，又以消解民族性的反作用在全球化时代表现得异常强大。因此，新的族群离散与族群融合也形成了一种冲击民族的力量[3]。
他认为，一个民族能够成立的前提是应具有相同的语言文字，独特的文化传统，积淀到一定程度的文化情结以及审美准则。而文化全球化恰恰在极力冲刷这一切，它让人们通过各种交流媒介了解他者文化，效仿他者文化，并在此过程中学习对方的语言文字以便更加深入地了解彼此。但是在交流沟通的过程中，已经成为主流的文化强者的偏好以及审美准则往往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冲击文化弱者的头脑，因而造成其学术心态的失衡，在一味学习中忘记了自己研究的立足点。而这个问题恰恰是值得注意的，因为正是它敲响了比较文学开放性的警钟，学界应该反思对外开放“度”的问题，以及自身研究“质”的问题。在文化交流的程序之中，在强势的“他者”眼中，中国比较文学为欧洲中心主义所轻视，所扭曲，安门立户的阐发法不过被其当做一种注脚而非一门学派来对待。在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程序中，应正视其所存在的问题，一是阐发法既然过度依赖于对文学文字进行生搬硬套的理论分析，因此很容易成为西方先进理论的注脚，同时也局限了学界研究方法的创新。因此，有的学者认为比较文学研究应当从关注自身的“文学性”转向关注比较文学跨文化的特性，即文化转向。叶舒宪认为，由于比较文学具有跨语言、跨学科的重要特性，所以它能较早地接受来自外界的形形 *** 的理论资讯，领先于一般的学科研究，较早地把握学科探索变异的节奏与趋势[4]。刘贵珍在评论王宁新著《比较文学、世界文学与翻译研究》时介绍了王宁本人对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之间关系的看法。王宁认为，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并非单纯是对抗性的关系，其间也能达成通力合作。他们认为，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不是对立性的，而能构成一种张力，互相推动双方的发展。也有人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们认为关注“文学性”，关注“经典”的做法有失恰当。因为当某些作品一旦被认为是“经典”，其中的某些杰出表达就具有了“文学性”。
而这种认定不过是特定审美情趣在读者的脑海中固化，它的背后竖立著某种具有统治秩序的意识形态之墙。人们呼吁“回归文学性”，“回归文学性经典”，他们实际上是希望能退回到这面墙体之后保护自己。但是文化研究则恰恰相反，它恰恰质疑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并试图从整体的历史关系中探寻其形成过程。持此观点的研究者必然是站在文化研究的立场上，而不是一个文学人的眼光看待此问题。二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泛化问题值得关注，并且有待改善。比较文学在其文化转向阶段虽然日胜一日，但渐渐脱离开了它的文学本质，从而使比较文学学科模糊泛化，边界不明。比较文学虽然具有包容性的特点，但又不是无所不包，否则就不能作为一个正统学科来界定它的内涵与外延。因此，孟昭毅教授在极为认真地反思比较文学本体论意义之后，提出比较文学学者应当关注对文学文字的细读。他认为，比较文学归根结底还是关于文学的研究，无论它包含的范围有多广，文字研究还是其最终的根基。离开文学的特性来谈比较文学研究是一种极其错误的方式，这种现象的出现值得当代学界去反思。此外，还有一些文章也关涉到这一问题，如王志耕提出：“比较文学危机的真正原因是学科边界的泛化，其出路在于找到与文化研究分而治之的可能性。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其实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都具有明显差别。
文化研究的物件是文化系统中文化诸要素与艺术文字的隶属关系，比较文学则是文化系统中艺术文字的并置结构关系;文化研究致力于破解文化系统中非文学因素与文学的各种隐喻关系，是一种纵向研究;比较文学致力于破解文化系统中不同文学因素之间的各种转喻关系，是一种横向研究。基于此，比较文学应当放弃跨科际研究的属性，通过退守的形式维护其学科的完整性。”[5]这篇文章更为系统地分析了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在物件、范围、研究重点等方面的差异性，比较文学应当更加关注对文学要素的研究。笔者认为如此的倡导自然有其合理的因素，但“退守”是否就真正把握了比较文学的脉搏?无论是走出去也好，退回来也罢，比较文学自身的特性决定着它发展变化的轨迹，学界需要认真体会它的“度”到底在哪里。因为比较文学在中国属于新兴学科，它还像个未发育成熟的孩子，自身的特征并未充分表现出来。
二
至于退守到何种程度，学界见仁见智。但较为权威的观点认为，回归后的“文学性”有了某种升级的意味，它不仅涵盖历史与传统，而且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富有人文关怀。不仅注重文字中呈现的“个体”的生存境遇，更加关注其“人类学”走向。叶舒宪在《“世界文学”与“文学人类学”》中表示，原来人们关注“文学性是什么?”，现在则思考“族群的种类与各自的文学性”，还有“到底哪一种文学性具有普适性?欧洲中心主义标榜的文学标准是否能一直延续下去?”答案不言自明，因为欧洲中心论已经阻碍了比较文学健康平衡的发展，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内部的多样性构成，理所当然成为未来研究关注的焦点。这不仅仅为中国学界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还成为国外研究者转换新视角的巨大宝库。
于连的《对比较的重新思考》中谈及不应将“远东”视为一种欧洲理性的神话式反面，要研究这样的反面还要关注自身内部。这与叶舒宪提到的比较文学研究东方转向不谋而合。可见比较文学的转向趋势已经为中外学者所觉察。其实，当人们去关注比较文学“文学性”这一要素时，自然而然的会界定出“文学性”的范围。它的根基是文字，但是不止文字研究那样简单。它研究文学内部要素的问题，也关注文学研究的安身立命，发展趋势，独立地位等重大课题。简单讲就是比较文学是研究自身存在以及其存在的合理性问题。而关注“文学性”问题的时候，必然会涉及到“东方转向的问题”。叶舒宪认为，西方世界虽然依靠强大的科技力量走上了繁荣之路，但是工业革命的成功却扭曲、异化了现代西方人的灵魂，很多人都经历了重大的精神危机，但是他们却不能依靠自身的免疫力来治疗，因此，东方文化便成为他们所能找到的最好的解毒剂。20世纪西方哲学也同样在质疑自身传统的形而上学观。他们主张承继并发扬舒本华、尼采的悲剧意识，进而探寻东方智慧的神秘乐园，在伊甸之中寻找精神慰藉，开掘苦难之源。
这可以看做是比较文学实现其“东方转向”的外在条件。此外，叶舒宪在《再论20世纪西方思想“东方转向”》中，分别从哲学、经济学、生态伦理学、心理学、女性主义等方面论证了东方转向与中国密不可分。上述几种思潮已为中国学者广泛借鉴并加以运用，几乎研究任何一个稍有名气的文人学者，抑或诗人理论家，都要从这几种思潮择取一二加以分析，成为注脚解读的典型现象。但是这些典型的西方思想在经历了历史的冲蚀之后，也开始转向东方，关注东方，因为东方的特质是如此的明显，蔓延范围是如此的深广，存在数量是如此的巨大，它不可能因为距离的遥远而被永远忽视。比较文学是一门与时俱进的学科，它随着历史的发展，经历了全面学习西方、对外开放———回归文学性———再次回转归向东方的历程，这种回归并不意味着是一种形式上的倒退，反而体现出它的不断成熟与发展。学界在开放与退守，文化研究还是文学研究，向西方看齐还是向东方回转等问题上相互争鸣，各抒己见，共同把握著衡量比较文学“度”的围栏与框架，使得比较文学在平衡中不断发展，走向繁荣。
这条回辙型的流动轨迹，体现出中国比较学界在学科体系中，在如此曲折的探索中不断地自我完善与自我更新，它仿佛一条长河一样沟通南北，跨越东西，将比较文学流动成一种国际性的学科。在交流之中不断重视自身的特性，不断丰富发展，精益求精。当然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需要广大学者能够真正做到求同存异，海纳百川，探索钻研，共同促进比较文学之大兴盛、大发展。
【参考文献】
[1]叶舒宪.论西方思想的东方转向问题[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2***.
[2]曹顺庆.“他国化”：构建文化软实力的一种有效方式[J].当代文坛，2014***1***.
[3]孟昭毅.从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文学[J].中国比较文学，2012***4***.
[4]叶舒宪.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后文学时代”的文学研究展望[J].新东方，1995***2***.
[5]王志耕.比较文学：在退守中得到生机[J].中国比较文学，2006***1***.
范文二：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构建思路
[摘要]自比较文学这门课程在内蒙古民族大学蒙汉双语专业开设以来，由于比较文学这一学科自身及蒙汉双语专业学生的特点，比较文学教学面临着诸多困境。在建构主义理念下，立足于教学物件的实际特点，以蒙古文学为基点，不断增强学生民族文学认同感和责任感，努力培养比较研究意识，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进而营造开放的课堂，是今后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建构主义;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
从1978年华东师范大学施蛰存教授开设比较文学讲座开始，比较文学在中国开始复兴。全国许多高等院校陆续开设了比较文学课程，进而设立了比较文学系。内蒙古民族大学于2010年将比较文学作为专业选修课***24学时***，面向蒙汉双语专业的本科生开设，并在2011版人才培养方案中作为专业必修课开设***40学时***。从比较文学教学实践来看，以往比较文学课程都是在中文系或外语系开设，其物件大都是汉族学生。比较文学能够走进少数民族学生课堂，让少数民族同学了解比较文学，进而培养文学比较意识方面奠定了初步基础。这对于比较文学的全面发展和演进来说也是一件意义非凡、影响深远的事情。比较文学教学在少数民族学生中如火如荼地开展的同时，在蒙汉双语专业的具体教学实践中，比较文学教学面临着诸多困境。其中有些问题是全国所有开设比较文学专业的高校所面临的共同的问题，有些则是蒙汉双语专业所独有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着该课程的教学效果，丞须教育工作者反省并着力解决。
一、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的困境与原因
比较文学教学一直是众学科教学的难点之一，从比较文学课程的开设及实践效果来看，大多数中文系的学生都觉得“有点难”、“没什么兴趣”，对于蒙汉双语专业的蒙古族学生来讲，这样的情况更为普遍而深刻。从学理层面讲，比较文学属于新兴学科又是“舶来品”，中国的比较文学理论体系尚处于建设阶段。比较文学始于欧洲，法国学派是比较文学研究的滥觞。在法国比较文学理论产生之初，研究的是两国或两国以上文学的相互影响关系;美国学派作为法国学派的对立面，将没有“事实联络”和“相互影响”的文学关系研究方法———平行研究引入比较文学领域，从而大大发展并更新了比较文学的观念，开拓了比较文学的领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的比较文学努力克服“欧洲—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虚心地向先行者学习。在学习和借鉴的同时，摸索著适合自己的比较文学道路，从而努力构建“中国学派”。然而无论是从比较文学的理论建设还是从高校的比较文学教学实践来讲，我们所运用的理论和方法都是欧洲的、西方的。所以作为这一新兴学科的产物———比较文学课程，对于授课教师及学生来讲，都是一种全新的挑战，都需要一个积累经验，总结教训的过程。这一过程对于少数民族学生来讲，或许更加漫长，更为艰辛。从比较文学学科性质来讲，比较文学的跨界性、开放性和巨集观性、抽象性等特点，导致这一门课程教学中的难度加大。“比较文学的研究物件是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界限和跨学科界限的各种文学关系”[1]14。作为比较文学的研究者可以着力从某一角度，即从某一种或两种跨界角度去研究文学关系。
对于本科生来讲，在有限的课时中，要求他们全面了解比较文学的跨界性特点，无论是抽象的理论学习，还是初步的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都很难达成;比较文学研究比以往的文学研究更具开放性和自由性。它比传统的文学研究更具有广泛的内容。这样的特点导致学生学习难度的加大。从蒙汉双语专业学生的实际特点来看，比较文学教学难度要更高一筹。内蒙古民族大学蒙汉双语专业的生源，大多来自农村牧区。他们一直接受母语教学，来到大学之后则改为汉语授课。蒙古族学生接受汉语授课，并且所学内容大致与汉语言文学专业内容相同，加之比较文学课程本身所存在的难度。因此，对于蒙汉双语专业的学生来说，可谓是难上加难。另外从课程设定上来讲，许多高校在大学一二年级大都安排了公共必修课，而专业必修课则一般都安排在三四年级。由于比较文学课程对各门课程内容都有所涵盖，因此常常安排在三四年级的学习阶段。这样的安排应该是合理的，但由于三四年级是学生着手考研、实习和找工作的阶段，好多学生已经无暇顾及这门课程的学习;另外，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课程开设时间较晚，所以对于授课教师来讲，所积累的教学经验较少，可借鉴的案例不多;适合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材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编写出版。
二、建构主义理念下的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
建构主义认为，学习不是简单地将知识由外向内的转移和传递，而是学习者主动以原有的知识经验为基础，生成意义、建构理解的过程，即充实和改造自己的知识经验。由于每个人的经验以及对经验的信念不同，导致人们对外部世界的理解也就有所不同。因此，建构主义十分关注以原有的经验、心理结构和信念为基础，来建构新的知识。强调学习者学习的主动性、社会性和情境性。建构主义对学习和教学方法都提出了有别于传统教学方法的许多新的观点。因此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学，可以基于建构主义理念，结合被施教者原有知识经验的特殊性，可以大胆地构拟出建构主义理念下的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设想。任何理念最终只能在实践中进行检验。有了科学合理的理念，更应有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法。彰显民族文学特色，营造开放课堂。唯有如此，建构主义理念下的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才具有更广泛的影响和深远的意义。基于蒙汉双语学生实际特点，建立民族特色比较文学教学模式。“跨民族比较的根本意义在于跨文化”[1]12，“民族”才是文化的表现，不论是文化还是文学，各民族之间的差别才是极其鲜明的。因此“一个多民族国家之内的各民族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应该顺理成章地划入比较文学的范围之内”[1]12。蒙古族与其他民族文学关系的比较研究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领域，蒙古族学生责无旁贷。因此，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可以说是培养蒙古族比较文学专门人才的重要途径。蒙汉双语专业的学生，虽说汉语水平及汉文学素养不及中文系的学生，然而他们却有着自身独特优势，即蒙汉语言、文学知识的掌握。跨民族、跨文化、跨语言，这是比较文学教学的有利先天条件。在教学中努力让学生思考蒙古文学、文化同其他民族文学、文化之间的关系。因此，不断强化学生民族文学认同感和责任感，鼓励他们学好民族文学的同时，努力具备多元文化知识储备，为比较文学的学习打下良好基础。
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学，首先要基于学生特点，善于扬长避短，发挥学生的蒙、汉文学方面的优势。在巨集观上让学生了解比较文学概念，掌握比较文学基本常识的同时，还让学生以蒙古族文学为中心，比较蒙古族文学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蒙古族有着丰富而灿烂的民族文化和文学传统，因此，在比较文学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建构主义的理念，在学生原有的蒙古族文化和文学知识储备的基础之上，通过将蒙古族文学同其他民族文学的比较中，构建新的比较文学知识经验，从而建立富有民族特色的比较文学教学模式。教师优化知识结构，改进教学方法，打造开放课堂。比较文学是一门综合性的交叉学科，因此比较文学教学，对授课教师来讲，是一项综合能力的挑战，他们需要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同时又需要掌握先进的教学手段来辅助教学工作。主讲教师搭建课程教学网路辅导站或微信教学群，有效利用该平台，上传为课堂改革教学制作的特色电子教案、微课视讯及习题、讨论题等，与学生进行互动，为学生经常性学习创造便利条件。理论联络实际，多以实际案例代替理论讲解。在课堂上教师将有限的课时统筹安排，合理规划，为学生勾勒出该课程总体脉络的同时，又要突出重点，将比较文学基本原理的讲解同具体典范的案例相结合，改进传统教学方法，采取学生分组讨论模式。引导学生主动思考，继而营造开放课堂。如，讲到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时，我们可以以学生熟知的蒙古族作家尹湛纳希和哈斯宝作为例子，谈他们对汉文化的吸收、借鉴以及创作情况。其重点在于将问题抛给学生，让他们依据现有的知识储备，来印证作家是如何对汉文学、汉文化吸收借鉴的。学生在不同观点的碰撞中，会开动脑筋主动思考，进一步强化所学内容。
在讨论过程中教师应适时提供点拨和提醒，及时纠正学生错误观点，有效控制课堂节奏，进而营造开放课堂，从而激发学生对比较文学这门课程的学习兴趣，培养其独立思考能力，使其具备初步的比较文学意识。布置小论文或提炼小提纲。教师可以要求学生在分组讨论之后，以一篇小论文或提纲的形式将自己的观点或结论进行总结提交。这将是学生所学知识融会贯通的有效途径。通过准备作业，学生可以主动查询资料，进一步充实知识体系，提高理论思维能力，激发学术研究兴趣。例如，可以选取当今比较热门的话题作为探讨的切入点。如，《狼图腾》电影的热映，再次引起了各界对“狼是否是蒙古民族图腾”的话题。教师可以围绕这一话题，设定与比较文学相关的问题，如《狼图腾》文学作品与同名电影之间的联络与区别，以及其他民族的图腾是什么，各民族图腾的特点及图腾之间的联络与区别。最后要求学生以论文的形式，将所讨论话题进行总结提交。这样教师以实际生动的话题引入教学讨论中，再结合教材上的经典案例进行补充讲解。结合教学经验，组织编写蒙古比较文学教材。
目前全国大部分高校蒙汉双语专业虽已开设比较文学必修课，甚至一些高校蒙古语言文学专业也已设立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授予点，但至今还没有《蒙古比较文学》一类的教材出版。纵观国内比较文学教材，其主体内容庞杂，抽象理论知识偏多，实际案例分析相对较少，学生极难消化和吸收。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中所使用的教材，都是针对中文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所编写的，因此对于蒙汉双语专业学生的学习理解来讲有一定的难度。与内蒙古地区讲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课程的蒙汉双语专业或蒙古语言文学专业的一线骨干教师通力合作，编写一本面向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材，促进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势在必行。总之，在民族院校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中，教师必须尊重各民族文化历史的多样性的同时，在建构主义的理念下营造开放的课堂，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蒙古文学为基点，在不断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责任感中，比较研究蒙古文学同其他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而促进比较文学在民族地区高校的繁荣发展。
[参考文献]
[1]陈惇，刘象愚.比较文学概论[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推荐】比较文学的论文
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大家最不陌生的就是论文了吧，论文是学术界进行成果交流的工具。你写论文时总是无从下笔？下面是我整理的【推荐】比较文学的论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摘 要：
开展比较文学有利于各民族文化的交融，有利于增进民族之间的了解、团结与合作，有利于各民族吸取他民族的文化精华，创造世界性文学。
关键词：
比较文学 民族文化 交融
文学是一个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以及特定历史时代赋予的意识形态的载体。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和商品交换的日趋频繁，各民族的文化也随着贸易往来、战争、迁徙而相互渗透、融合、影响。但是，这种渗透、融合以及影响直到十九世纪初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无意识的，缓慢的。一个民族吸取外民族的文化也是感性的，不自觉的。自从1816年法国在大学课堂开设比较文学教程后，人类才开始自觉地理性地将本民族文化的表现形式――文学与外民族的文学进行比较，比较出民族精神，文化的精品，从而辩证地快捷地吸取前人创造的文化精髓。近两个世纪以来，随着机器大生产的高速发展，竞争日益激烈，文明与落后的差距越来越大，各民族的性格特点暴露无遗。于是，吸取本民族的经典文化和外民族的精品文化，使本民族强盛、在竞争大潮中立于不败之地成为当务之急，创造世界性文学将纳入议事日程。为此，作为民族文化精神比较的比较文学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在各国大学开设和发展壮大起来。
首先，开展比较文学有利于各民族文化的交汇融合，有利于我们对外民族文化去伪存真，他为我用，创造世界性文学。一个民族的文学总离不开本民族特定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地域环境。文学存在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各民族文学都有相对稳定的阵地，起初接受外来文化是被动的，不自觉的，缓慢的，这是因为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支配着自己。
在中国，春秋战国时的诸子百家争鸣，汉魏六朝时的佛教，都足以说明中国文化巨大的包容性。而蒙古族统治时的元朝，满州族统治时的清朝，中原人虽然成了他们的“俘虏”，但他们却成了中原文化的俘虏（汉化）。“国家当行汉法无疑也”（《元文类鲁斋遗书》卷七），“习汉书入汉俗，渐忘我满州旧制”（《清世祖实录》卷八四），体现了中国文化非同寻常的坚韧性，向心力，化合力。正因为这一特点，才使国人盲目地处在“举世皆浊，惟我独尊”的自我陶醉之中，使得一统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儒家文化已经走过了辉煌时期，走进了死胡同。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七十年是中国人接受西方文化的艰难期，渐进期，当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碎了紧闭的国门时，有识之士认为应向西方人学习现代技术，“师夷长技以制夷”，尽管这种出发点是报仇雪恨的“制夷”，在某些国人看来过于委屈，但这却是思想意识的一次解放，它至少让国人睁眼看世界，看到了因自身落后惨败的甲午中日海战，泱泱大国输在历来向自己学习的弹丸小国手下，使国人进一步清醒地认识到仅仅有先进的技术是不足以拯救国家的，要富国强兵还必须从制度上变革。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的失败，使国人再次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应当从思想观念、意识形态、民族精神上变革。在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刻反省的过程中，鲁迅挖掘出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国民的劣根性；柏杨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酱缸文化”，它很容易让人变成“酱缸蛆”。二十世纪上半叶翻译文学的兴盛，正是国人大量吸取外来文化有力的例证。新中国成立后20多年的文学，除了少量的苏联文学翻译外，又迈入了闭关自守的误区，改革开放后的思想大解放，翻译界才又活跃起来。
从二十世纪初到世纪末，不管是作家的创作还是广大读者以及国民的思想意识无不受西方文化强劲的冲击和影响，他们无一不在吸取外来文化的精髓。鲁迅的《狂人日记》受俄国作家果戈里同名小说的影响，借狂人之口发泄内心的激愤；郭沫若的《女神》形式上受美国自由诗人惠特曼的影响，在思想上受印度诗人泰戈尔泛神论和德国诗人歌德的影响。王蒙五十年代曾说：“我们这一代是吸苏联文学的奶长大的。”就王蒙等人当时的创作来说无不在模仿苏联文学，而王蒙新时期的创作《春之声》、《蝴蝶》等一系列作品受到西方意识流作家作品的影响，这些关系与其说是中国作家在跟进摹仿外国作家的创作方法，不如说外国作家作品为中国作家提供了观察审视社会现实人生的新视角，他们不但为国人创造了丰富的精神食粮，而且拓展了国人的视野，启迪了国人的思想。不过，作家也好，读者也罢，他们生存在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土壤，在吸取外来文化精髓时不可能完全西化，因为还有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滋养着他们。他们从中西文化交融中吸取有价值的.养料。
比较文学正是站在理性的高度对各民族文化进行客观的比较，让作家继承借鉴有价值的创作手法及创作风格，让读者去伪存真，吮吸各民族文化的精华。而各民族在共同吸取前人文化的过程中对生存、生态、环境、发展等方面的认识会逐渐趋于一致，时间一长，作家自然会创作出人类共同关注关心的文学作品，世界文学的大同时代也就不远了。
其次，开展比较文学有利于增进民族间的了解，有利于民族间的团结与合作。在当今经济一体化与世界多格局的国际环境下，各国民间往来、商品贸易、政治外交日趋频繁，互助互利的合作得到不断加强。但是，团结与合作的前提是了解，由于民族、地域环境、政治制度、历史渊源的差异，各民族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质，要交往与合作就必须互相了解对方的特质，进而理解包容他们的这种特质，求同存异。只有这样，才能消除互相间的隔阂，建立互助互利的关系。日本大和民族，他们在侵华战争中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心灵创伤，但是，我们在不忘耻辱的同时，还应该理性地看到大和民族不甘落后、敢为人先的开拓进取精神。他们从大化改新、明治维新一步一步跃入世界强国之林。因此，我们不要停留在痛恨仇视的民族感情上，应找准契机学习他们的民族精神。文学上，日本平安和江户时期曾大量吸取中国的古典文化，但二十世纪，日本文学已走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前面。日本江户时期的文学――世界上最短的诗歌形式――俳句，与中国的唐诗宋词在创作上的音韵格律意境有惊人的相似。
再次，开展比较文学，可以为文学研究开辟新道路，有利于其他学科如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文学理论等学科研究的深入。这里比较文学已超过了这门课程本身，而是作为一种方法论运用到其他学科领域，使研究更为深入、成就更为显著。以前，我国是文学与理论研究大多局限在历时性的单线条的承袭与发展关系之中，极少把它放在世界文学及理论的大背景下考察，忽略了各国文学及理论之间的渊源关系，使我国的文学研究难以取得新的成果。我们的文学批评多是感性的直观的，缺乏西方文学批评的逻辑性、思辨性和理论深度。在这方面晚清著名文学理论家王国维给我们做出了榜样。他大胆运用了康德、黑格尔的思想，采用比较的方法，把《红楼梦》放在世界文学背景下进行研究，在研究宋元杂剧时自觉与西方戏剧进行比较，给后人留下了不朽的学术著作《人间词话》、《宋元戏剧史》。在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时，更不能只是纵向研究，而应将其放在国际大背景下进行横向的比较研究。这样，就可以避免孤立的研究，使研究更为深入、客观。
比较文学论文可以写的内容如下：
比较文学是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与跨学科为比较视域而展开的文学研究，在学科的成立上以研究主体的比较视域为安身立命的本体，因此强调研究主体的定位。
同时比较文学把学科的研究客体定位于国族文学之间与文学及其他学科之间的三种关系：事实材料关系、美学价值关系、学科交叉关系。比较文学一词最早出现于法国学者诺埃尔和拉普拉斯合编的《比较文学教程》中，但该著作未涉及它的方法与理论。
使这一术语得以流行的，是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维尔曼，他于1827年在巴黎大学开设了18世纪法国作家对外国文学和欧洲思想的影响的讲座，并于两年后将讲稿整理，以《18世纪法国文学综览》的书名出版。
比较文学介绍：
比较文学研究，不同国家的学者强调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以梵第根、伽列等为代表的法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影响研究，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平行研究，以阿历克谢耶夫和日尔蒙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学者则认为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不可分，应该同时并重。
在中国，鲁迅、茅盾、郭沫若等曾广泛比较研究过各国文学的发展，如鲁迅的《摩罗诗力说》、茅盾的《俄国近代文学杂谈》等，20世纪30年代中国开始介绍外国比较文学的历史和理论。陈铨的《中德文化研究》、钱钟书的《谈艺录》、朱光潜的《诗论》等，在某个方面对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奉献。
在全球化的时代,民族文学的趋势是走向世界文学。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它特有的研究对象及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特征,对研究世界文学并对抑制 文化 霸权起着重要的作用。下面是我为大家推荐的比较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比较文学论文 范文 一：浅谈“天人合一”与“人天合一”的文明相通性
异质性包括文明原生性、独立性，只有明确意识到这种特征的存在，东西方对华才能得以进行，东西方文学才能实现互补。作为东西方不通文化代表的老庄学说“天人合一”同希腊神话中体现的人本主义精神的“人天合一”同样具有相通的跨文明异质性，只有认识到了这一点，才能在坚持传统老庄学说中的同时还能不断接受西方文明中的合理成分。然而，虽然这两种精神具有异质性而同时他们又是各自独立的。
一、“天人合一”中的“天”与“人天合一”中的“天”
老庄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天”。“天”的概念最早出自于远古时代的神话 传说 “盘古开天地”和“女娲补天”，《千字文》开宗名义：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这时的“天”是一个浑沌不清的大园筒，先民们把“天”看成一种绝对的力量来崇拜;到了周朝，对“天”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周文王作《易经》卦一：“乾。元享，利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里“天”是一个相当于河图、洛书的天园地方的宇宙，相当于“太极”阴阳两极相抱旋转的球，是一个造生万物的主体“一”。所以古人造字的时候，把“天”写作'天'就是一人头顶“一”，“一”就是“天”，“天，颠也。至高无上”;老子庄子则把它与“人”联系起来，多指是人意志之外的客观存在，老庄的“天”多指与人类共存的自然，按造字会意拆字讲“天”字可有二种理解：(1)“一大”就是“天”最大;(2)“一人一”就是“天人合一”之意。“人”，按文字学看它由一撇一捺组成。按《易经》的观点这一撇一捺就是一阴一阳、一男一女的相互支撑与相互抵抗，它是阴阳相斗相和的产物。按现在观点讲人是自然界中有智慧有意志的高级主体。在老子、庄子思想中“人”是相对于“天”的一个概念，还有很多新的意义，《庄子·逍遥游》提出了道家的理想人格--至人、神人、圣人，就有“人”意义的延伸。
按现代的理解则是，老庄中的“天”是至高无上的代表，人应该顺应而存在，自然万物皆是一样，要按自然规定的天命运转。
然而，与老庄不同的是，在希腊神话中，“天”并不是最至高无上的。或者也可以说是“人”与“天”有着同等的地位。希腊神话精神强调“人天合一”，强调人本主义，认为人即是神，而神即是代表天，神拥有非常高的地位，主宰着一切生灵的地位与命运。希腊神话体现了一种尚武的精神,崇尚力量，它更加侧重以自我为中心，鼓吹冒险、占有、自我满足的思想，所赞扬的是一种个人英雄主义以及人天合一的本位主义。原始幻想中最有力者是希腊的天神，是创造一切支配一切的能者。希腊崇拜力量和知识的精神最初表现为崇拜最有力的天神，希腊神话是以利作为推动历史的杠杆的。天并不代表一切，也并不是天主宰人，人与天地位相同，甚至可以说是忍有时还能控制天。
二、关于“人”的地位
老子庄子认为，在天、地、人的相互关系上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地自然，杜绝人们自以为是，和“不知常，妄作凶”的行为。反对将个人的意志强加于他人的人，更反对那些将政治强人与圣贤将主张、教条强加于社会与自然的主张。这是老庄“无为而治”、“ 大道自然”的“天人合一”。人应该要顺应自然而发展，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都同时要遵循天的规则。不存在任何人比别人低也不存在任何人比别人高一等，每个人都是顺应天命的个体，每个个体都是地位一样的不同个体，不能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别人。
也许仅从字面意思就能看到，老庄强调的是“天人合一”，是将“天”放在首位的，天就是一切，人必须要顺应天命。而在希腊神话所体现出来的“人天合一”精神则是将“人”凸现出来的，“人“与”天“同等重要，甚至超越了”天“而存在，它是充分肯定人的价值的。
希腊神话充分肯定个人的权利、利益和个人的价值，理解人的自然性和自由性，甚至认为为了获得功名利禄，为了个人尊严，可以不择一切手段，甚至走极端的做法。古希腊神话，因为它的肯定人欲，所以就非常注意个体的独立，个体的利益，所以就非常多的宣扬个
体性。希腊神话就向一出正在上演的社会剧，活灵活现，有立体的真实感，如对宙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等行为描写的欣赏笔调;如赫拉克勒斯完成了12件大事，最后被宙斯接纳成了永在的天神，终于成就了辉煌的人生业绩。正因如此，赫拉克勒斯在西方文化中成了个人奋斗的典型。而在《奥德修记》中，更加侧重对冒险、征服和占有的赞美，充满了来自金钱、美女、奇珍异宝的诱惑，这类 故事 在希腊神话中大有文化原型的意义，如阿伽门农率众从遥远的希腊千里迢迢奔赴特洛伊，除了复仇和征服，更重要的目标则是珠宝财富和俘虏，以及能带来更大财富的东方贸易市场。借助神的形象,表达“人定胜天”的思想。
总之，在希腊神话中，回荡着一个由奋斗指向占有的主旋律，那就是对自我中心的推崇，对冒险占有的肯定，对物质利益的关注，这可能也是西方社会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理念的最早根源。
这也许就是老庄学说和希腊神话各自所代表的东西方文明差异最大的一点。
三、文化相通性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尽管东西方文明有着千差万别的差异，而她们同时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就是比较文学中常说的跨文明的异质性。
首先在于对人的价值的认同上。老庄学说虽然是把“天命”看得高于一切，但他同时也充分尊重个人的权利与利益。比如他们的“无为而治”。老庄的"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并不是不为,而是含有不妄为、不乱为、顺应客观态势、尊重自然规律的意思。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关系，不能将自己的主观意识强加于人。希腊神话所体现的“人本主义”精神更是对人的利益的维护。只是两者维护人的利益的程度不同而已。
其次在于对天的权利的肯定上。老庄哲学主张顺应自然变化，人不能试图去强行改变自然，而是应该在自然所赋予的权利下生活，天道自然才是一切。希腊神话中，将天的权利赋予到了神的神上，而神具有着不可亵渎的权利，其实他也只是天的权利的一种变异而已。
四、小结
无论是老庄学说中的“天人合一”还是希腊神话体现的“人天合一”的人本主义都具有着不可否认的长处与有点。我们应该在遵循天道自然的同时，充分保护个人的合理利益。在坚持老庄“无为而治”、“天人合一”的基础上，辩证地学习希腊神话中对人的价值的肯定精神。“天人合一”与“人天合一”有着相通的跨文明的异质性，只是双方的侧重点不同而已，我们应该学会将东西方文化实现互补，辩证吸收精髓，这样才更有利于人类文明的进步。
比较文学论文范文二：比较文学之课程 心得体会
这学期，《比较文学》这门选修课讲的主题是“性而上的寻求：《围城》与《简·爱》对读”。对于《围城》，我的了解并不多，这本书我没有通篇读过，只是读过有关于它的书介和书评，小说的主人公方鸿渐一踏上阔别四年的故土，就接二连三地陷入了“围城”。方鸿渐旅欧回国，正是一九三七年夏天。小说以他的生活道路为主线，反映了那个时代某些知识分子(主要是部分欧美 留学 生、大学教授等等)生活和心理的变迁沉浮。他们不属于那个时代先进的知识分子行列，当抗战烽烟燃烧起来的时候，他们大都置身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风暴之外，先在十里洋场的上海，继在湖南一个僻远的乡镇，围绕着生活、职业和婚姻恋爱等问题，进行着一场场勾心斗角的倾轧和角逐。这也是场战争，虽然不见硝烟，却处处闪现着旧社会你抢我夺的刀光剑影，腾跃着情场、名利场上的厮杀和火并;虽然没有肉体的伤亡，却时时看得到灰色的生活是怎样蚕食着人们的年华和生命，那恶浊的空气又是怎样腐化着人们的操守和灵魂。自然，这里也有真诚的友谊，善良的愿望;但这些在那个强大的旧社会壁垒面前，是显得多么软弱和无力。在那随处都可以陷入“鸟笼”或“围城”的人生道路上，哪里是这些还没有消磨尽人生锐气的知识分子的出路呢?这是这部深刻的现实主义小说留给人们深思的一个严肃问题。
至于《简爱》，很幸运的是高中在旧书店徘徊时无意中看到了并买了回去，因此，《简爱》我读过，也看过一些有关于它的书评，《简爱》是一部带有自转色彩的长篇小说，是英国十九世纪著名三姐妹作家之一的夏洛蒂*勃朗特所著。这是一本用自己的心与强烈的精神追求铸炼成的一本书，含着作者无限的情感和个性魅力，为女性赢得了一片灿烂的天空。“你以为，就因为我穷，低微，不美，我就没有心，没有灵魂吗?我跟你一样有灵魂，也完全一样有一颗心。要是上帝也赐予我美貌和财富的话，我也会让你难以离开我，就像我现在难以离开你一样!”每次读《简爱》的时候，都会被这段话所震撼。
这是两本不同国度的作者写的书，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心路历程，挣扎与奋斗，徘徊与盲目，《围城》里主要围绕男主人公方鸿渐写的，写他的历程。长篇小说《围城》共分九章，大体可以划做四个单元。由第一章至第四章是第一个单元，写方鸿渐在上海和家乡(江南某县)的生活情景，以写上海为主。在这个单元中，方鸿渐和苏文纨的“爱情”纠葛占了重要的分量。第五章可以算作第二个单元，是“过渡性”或“衔接性”的。在这个单元中，在个人生活上分别吃了败仗的方鸿渐和赵辛楣，从“爱情”牢笼中冲了出来，他们由假想的情敌变为真正的挚友，共同到湖南平成三闾大学谋事。第六、七章是第三个单元，主要描写三闾大学里的明争暗斗。我们这里所选的第六章是这个单元之中的重场戏。上自校长、训导长、各系主任，下至职员、学生、甚至还有家属，都卷入了一场令人头晕目眩的人事纠纷。职业上的排挤，情场上的竞争，堂而皇之的例行公事，见不得人的谣诼诽谤、阴谋诡计，一时间三闾大学成了竞相逐鹿的舞台。第八、九章是第四个单元。方鸿渐和孙柔嘉在返回上海途中结了婚。这对双方来说，都不能算做令人激动的结合，加以失业造成的对于前途的焦虑，使他们婚后不断发生争吵。这种争吵在返沪途中还较为单纯，定居上海后，由于双方家庭和亲族的介入，矛盾更复杂了;在婆媳、翁婿、妯娌、亲朋、乃至主仆之间，一度曾发生了一系列龃龉和纠纷。
而《简爱》主要写的是女主人公的的心路历程，简对于女性精神追求的历程，控诉男性的压迫，塑造作为强者的女性形象，大胆坦率地描写妇女的感情生活。在19世纪的男性心目中，理想的女性是天使般的纯洁、美丽、甜蜜、是被动的、玩偶式的、无自我的尤物。然而，就在这天使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怪物：具有破坏性的、冲动的、疯狂的女性，她使男性感到恐惧，正如《简·爱》中疯女人时时威胁罗切斯特一样。男性出于对女性既渴望又恐惧的心理，才创造出天使与恶妇的形象，后者充满了女性自身的原貌，代表着一种颠覆男性统治的竞争性力量。从伯莎烧掉桑菲尔德即可看出这一力量的威力。女性主义视野中的伯莎，成了简爱的另一重自我，女性的反叛者。盖茨海德是她旅行的起点，家的丧失，寄人篱下;劳渥德学校是她受 教育 和精神成长的地方。在此，简的“狠狠地回击”与海伦·彭斯的“以德抱怨”， “我还是觉得海伦·彭斯是借着一种我的眼睛所看不到的光亮来看事物的。”简的人生是一个逐渐归向上帝的历程。桑菲尔德是简的乐园，在这儿也失去了快乐，后来又回到了乐园， 简的出走到荒原，再到沼屋，再到回归，最后与罗切斯特走向他们永远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