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家乡在江南，可以从《边城》里看出来。而且有许多文学评论家都说他的文章没有波澜壮阔的气势，只是像江南缓缓流过的水一样，恬然疏淡。高考满分作文里有一篇关于他的，同样提及到水。我个人觉得他文章里面的人物性格像水一样，清澈，纤尘不染。
中国现代文坛，真个是大师云集之处。许多文化名人，在诸多领域里的贡献，都是今人难以企及的。就是其业余的爱好，也常有今人无法望其项背之处。鲁迅从幼年起就酷爱美术，对于《山海经》与《二十四孝图》的鲜明爱憎，往往是成人所不及的。到30年代，这种爱好，就主要发展为对木刻（版画）的热情倡导，从传统的“十竹斋笺谱”、“北平笺谱”以及陈老莲的“博古页子”，到西方的凯绥·珂勒惠之、革拉特珂夫，理解之深湛独到，介绍之不遗余力，都是令人惊异的（对此，友人崔云伟君有极好的界说，此刻不能详叙）。周作人于饮茶一道，造诣颇深，把自己的书斋名之曰“苦茶庵”，是颇具自知之明的。说二周兄弟，一有画缘，一有茶缘，大概是不会有大错的。李叔同早年热爱戏剧，留学时节，粉墨登场，一出《茶花女》震动东瀛的故事，早已妇孺皆知，堪称戏缘。丰子恺是居士，自有佛缘。沈尹默好书法，可称翰墨缘。郑振铎爱书如命，不但藏书极其丰富，在“孤岛”时期，还曾经倾全家财力从日寇汉奸手边买下大量珍贵书籍，为民族文化保存了一大批瑰玮的珍宝，可以称为书缘。从小学毕业，叶圣陶就喜欢上了喝酒，到九十四岁高龄，依然饮而不辍，是为酒缘。闻一多的大烟斗，是须臾不可离身的，上课讲演，好像都有此君陪伴，其有烟缘可知矣。梁实秋是美食家，刘半农是音乐家，胡适有考据癖，臧克家喜食大蒜、花生米，有乡土癖……这等嗜好，虽然不必到处提倡，要求人人效法，但在他们的成功之路上，却都是一种精神上的遇合，一种情怀的寄托，是精力弥漫情怀博大的象征或者说是折射。笔者不熟悉当代作家，说不好在这方面他们有什么独特建树。至于笔者以及同伴，实在鲜有出色的表现。爱好游泳下棋，喜欢旅游养花，也都是不错的选择，可惜成绩平平，难以与前辈抗衡。至于养狗蓄猫，吹牛撒谎，饱食终日，一事不为……，虽然属于个人的行为，但到底难登大雅之堂。那些更加不堪的勾当，为了避免污染，也为了不致应了九斤老太的谶语，还是不说为好吧。中国现代作家中，与水有着非常深厚的情缘者，当非沈从文莫属。他从湘西的沅水走将出来，走到有许多“海”的北京，又从东海之滨，来到黄海之滨——1931年秋，他终于落脚到建校伊始的青岛大学，在中文系担任一名讲师，与青岛的大海，海边的崂山，结下了不解的情缘。 他是以从未读过中学的学历走上大学讲坛的极少数天才之一。但当侧身于闻一多、梁实秋等留洋归来的名教授之间，又兼教学效果一时欠佳，班中25名学生给他教来教去仅剩5人，其中多数还是进修生的尴尬局面出现时，他却表现出“乡下人”独有的倔强和坚忍。为了在这“准”十里洋场的现代都市中生存下去，他硬是用手中的一支笔挖出了一条生活的通路。可是他流着鼻血写成的作品，在当时并不为青岛的报刊与出版机构认可，每有所作，往往只好送往千里迢迢的上海卖稿换米。这种处境，使他始终非常自觉地保持着“乡下人”的情感和理想，操守和气节。这在已经颇为殖民地化的都市和作为都市文化尖端代表的大学氛围里，他确乎成为一种颇不和谐的游离的音符。从文化角色到社会角色，他都或自觉或被动地成为“边缘人”、“边缘文化”的代表，但也正是这种非主流的特殊地位，却造就了他独树一帜的创作成就。在太平角高高的礁石上，他望着天边瞬息万变的云影霞光，想像力顿时升腾飞跃，化为既充满着野性又极其典雅的心灵的变奏曲《如蕤》。在青岛大学福山路的教师宿舍里，，他看到南来北往的教授们一个个为潜藏的情欲所折磨扭曲的苦闷，领悟到人类更年期的尴尬、烦恼与摆脱烦恼的无能和无奈，于是写下《八骏图》，其中也把自我感情“发炎”时的病态细细勾画进去。他在樱花与海棠的包围中，一鼓作气写成《从文自传》，颇具说服力地描画出一个朴野真纯的自然之子向理性和知识皈依的曲折故事和心路历程，构筑起人类童年的真纯与朴野的史诗。《从文自传》问世以后，周作人和老舍不约而同地推选它为“一九三四年我爱读的书”。他与青岛大学的教授们同游崂山，在北九水无意间邂逅一位风姿绰约的村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后来就作为翠翠的原型之一写进了舒徐的田园牧歌《边城》。深夜灯下，他怀想起身陷囹圄的旧友丁玲，于是有《三个女性》之作。都市的浇薄与势利，更使他怀念湘西的真诚与单纯，作为反拨，便有了闪烁着故乡山水的精灵的名篇《三三》，那神韵和风采，半个多世纪以后，还在涵育着像汪曾祺这样的作家……。当然，青岛之所以在沈从文的生命中具有特别的意义，还在于正是在这样的好山好水中，他完成了自我情感和婚姻的追求与圆满，找到了堪与白首的终身伴侣。沈从文远行已经快二十年了，依然在怀想着他的，当然不止是湘西山水的子民和青岛大学的学人。
可以看出沈从文从小就喜欢水，他从水中获得思想、知识，海水孕育了他的孤独，陶冶了他的情操。他写的故事多数是水边的；故事中人物的性格，也全为他在水边船上所见到的人物性格；水还使他的文字带有吸引人的忧郁的色彩。总之，他的生活、思想和写作都与水密不可分。下面所摘引的他自传里的文字可以说明这一点：“檐溜，小小的河流，汪洋万顷的大海，莫不对于我有过极大的帮助，我学会用小小脑子去思索一切，全亏得是水，我对于宇宙认识得深一点，也亏得是水。” “我的生活与思想皆从孤独得来，我的教育，也是从孤独中得来的，而这点孤独与水不能分开”。“我最欢喜天上落雨，一落了小雨，即或天气正当十冬腊月，我也有理由即刻脱下鞋袜赤脚在街上走路。但最使人开心事，还是落过大雨以后，街上许多地方阴沟中涌出水来，常常有人不能过身，我却赤着两脚故意向深水中走去。若河中涨了大水，照例上游会漂流得有木头、家具、南瓜同其他东西，就赶快到横跨大河的桥上去看热闹。我欢喜看人在洄水里扳罾，巴掌大的活鲫鱼在网中蹦跳。” “到十五岁以后，我的生活同一条辰河无从离开，我在那条河流边住下的日子约五年。这一大堆日子中我差不多无日不与河水发生关系。”“从汤汤流水上，我明白了多少人事，学会了多少知识，见过了多少世界！我的想象是在这条河水上扩大的。我把过去生活加以温习，或对未来生活有何安排时，必依赖这一条河水。这条河水有多少次差一点儿把我攫去，又幸亏它的流动，帮助我做着那种横海扬帆的远梦，方使我能够依然好好地在人世中过着日子！”“再过五年，我手中的一支笔，居然已能够尽我自由运用了。我虽离开了那条河流，我所写的故事，却多数是水边的故事。故事中我所最满意的文章，常用船上水上作为背景，我故事中人物的性格，全为我在水边船上所见到的人物性格。我文字中一点忧郁气氛，便因为被过去十五年前南方的阴雨天气影响而来，我文字风格，假若还有些值得注意处，那只因为我记得水上人的言语太多了。”“再过五年后，我的住处已由干燥的北京移到一个明朗华丽的海边。海既那么宽泛无涯无际，我对人生远景凝眸的机会便较多了些。海边既那么寂寞，它培养了我的孤独心情。海放大了我的感情与希望，且放大了我的人格。”
短篇小说《边城》，是著名作家沈从文先生写于1933年的一篇作品，这座《边城》，最为浓郁地飘绕着沈从文先生的湘西风情。《边城》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优秀的抒发乡土情怀的中篇小说，（沈从文小说的代表作）。它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边地特有的风土人情；借船家少女翠翠的爱情悲剧，凸显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与心灵的澄澈纯净。《边城》以清末时期的湘西茶峒地区为背景，以“小溪”渡口为起点，绕山岨流的溪水汇入茶峒大河，展开了旷野渡口少女“翠翠”与山城河街“天保”、“傩送”兄弟的动人爱情故事。沈从文先生极为优美而流畅的语言文字，如诗如画般描绘了白河沿岸恬静幽美的山村，湘西边城浓郁的风土民情：“近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春天只需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夏天则晒晾在日光下耀目的紫花布衣裤，可做为人家所在的旗帜。秋冬来时，房屋在悬崖上的，滨水的，无处不朗然入目。黄泥的墙，乌黑的瓦……” 。这些充满了自然真朴与生息传神的描写，给人以极美的享受。随着故事的展开，《边城》描述了河街繁华祥和的码头市井，湘西淳朴厚道，善良笃信的世道民风。河街虽有“一营士兵驻老参将衙门”，有地方的“厘金局（税收征稽）”，却仿佛并不存在，林林琅琅“五百家”，各处是一片繁忙的劳作、古朴的店铺、悠闲的生活景致。“船来时，远远的就从对河滩上看着无数的纤夫……带了细点心洋糖之类，拢岸时却拿进城中来换钱的。大人呢，孵一巢小鸡，养两只猪，托下行船夫打副金耳环，带两丈官青布或一坛好酱油、一个双料的美孚灯罩回来，便占去了大部分作主妇的心了”。河街上，就连妓女也为世风所感，“永远那么浑厚……尽把自己的心紧紧缚在远远的一个人身上，做梦时，就总常常梦船拢了岸，一个人摇摇荡荡的从船跳板到了岸上，直向身边跑来”。这些客观生动的描写，反映了沈先生凤凰县生活的深厚基础，当年对“河街”生活细腻的观察，对湘西民俗风情的谙熟，直观与遐想的特写抓住精彩的瞬间，给人以鲜活的生活场景。“河街”上虽有三教九流，以及“纤夫” 、“船夫” 、“妓女”等生活在最低层的民众，但做为当年“新文化”的杰出作家，也许是为了爱情主题，未提及阶级对立或社会矛盾。我们虽然仅仅是从文字上了解湘西的那个遥远的时代，未必真悟是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但《边城》却是沈先生描述的类似于陶渊明笔下的现代“桃花源”，与当时“争乱”的外世隔绝，从中不难看出沈从文先生对和谐美好社会的向往和追求。《边城》塑造的主人公渡船少女“翠翠”，是纯洁美丽的化身，是《边城》美好的灵魂：“爷爷”老船夫是淳朴厚道却也倔强的老人，他为翠翠美丽而自信骄傲，为了翠翠嫁一个好人家，他不计地位的贫寒低贱，内心凄苦忧虑与责任自信交错。前清解甲流落军官“顺顺”凭着一些积蓄经营木船，事业兴旺发达，又因大方洒脱，仗义慷慨，诚信公道，被众举为“掌水码头”一方豪杰绅士。他的两个儿子“大老”和“二老”受父亲江湖风范教育熏陶，在浪里行船摔打锤炼，皆成为江湖“岳云”式聪明英俊少年。在渡溪或“逮鸭”的竞技后，兄弟二人心中都是与翠翠一见钟情，深深爱上了美丽的翠翠，“二老”傩送为追求翠翠宁可要条破渡船而不要那座“新碾坊” 。“大老”天保在与翠翠提亲的一次次混沌不清的“马路” ，“车路”推辞中，决不放弃对美的追求，执着的兄弟二人互明心事后，毅然甘愿站在月夜山崖上为翠翠唱“三年六个月”的歌。《边城》是一幕爱情的悲剧，看似文字轻松酣畅的流淌，实则笔墨浓晕幽幽的凝重，她的感人正是爱情悲剧的美丽。沈先生笔下的妙龄翠翠，细腻的再现了一个少女春情朦胧的心里变化，生动的刻画了少女羞涩的恍惚与冷漠。由于从未有过母爱和做为女性的涉世，心理孤独的翠翠面对痴心爱情不知所措，一次次含蓄埋没，躲避推脱，终于忧郁等待竟是一场悲剧。山崖上再也听不到天保和傩送兄弟月夜的山歌，天保在漩涡中溺水身亡，傩送悲痛之际又不愿接受家中“新碾坊”的催逼，去了遥远的“桃源”地方。在这令人心碎的时刻，爷爷在吃了掌水码头“一闷拳”的怨恨后，那个暴雨雷鸣的夜晚，碧溪岨的白塔终于倒塌，翠翠唯一的亲人，辛劳一生的老船夫在睡梦中带着忧虑和期待撒手西去。翠翠在杨马兵等人述说中，明白了一切，她痛哭了一个晚上，可是那如歌的岁月似白河流水滔滔而去。《边城》的结尾也挥洒的十分悲壮幽深，意境深沉：“到了冬天，那个圯坍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可是那个在月下歌唱，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轻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沈先生诗歌般精妙的几笔点缀，给人留下了悠长的惋惜和无限的牵挂期盼。
论沈从文的宗教情怀 现代意义上的宗教精神是指深入探究人类命运问题,渴望减轻人类苦难,并且恳切希望将来会实现人类美好前景的一种终极关怀态度。沈从文正是这样一位具有深沉宗教情怀的文学家。在他的文学世界中饱含着博爱的基督教精神,天人合一的道家精神和追求心性自由的佛教精神。 一、沈从文的基督教情怀 基督教虽然在16世纪末就传入了中国,但基督教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在留学欧美的作家身上表现更为普遍。而自诩为“乡下人“的沈从文既没留过学,甚至没受过正规的现代教育,基督教文化却对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沈从文接触基督教是从读《圣经》开始的。1922年夏,二十岁的沈从文只身来到北京,虽满怀文学救国的崇高理想,却连基本的标点符号的使用都不熟悉,更何谈文学创作!当时身边唯一的师傅是一部《史记》,随后不久从燕京大学朋友处偶然得到一本破旧的《圣经》,他立即喜欢上了《圣经》“那接近口语的译文”和“部分充满抒情诗的篇章”,并从“反复阅读中”,“得到极多有益启发,学会了叙事抒情的基本知识”。可以说,沈从文作品自然、流畅、平白的风格,与《圣 经》有一定的传承渊源关系。而《圣经》所蕴涵的仁爱、善良、怜悯也成为他精神的寄托与支柱之一,他从中找到了不属于任何宗教派别的精神安慰,支撑他战胜一切困难与挫折。后来,沈从文认识了著名的教会学校燕京大学的一帮学生,如董秋斯、张采真、司徒乔、韦丛芜等。沈从文在与他们的交往中也间接地受到基督教的影响,这使他对教会生活、基督教知识有一定了解。1925年7月至1926年间,沈从文在其亲戚———曾任民国总理的熊希龄办的北京香山慈幼院里做事。慈幼院是一个慈善和救助机构,具体由中国基督教非圣职人员经办,沈从文在做事中也与不少基督教信仰者有往来,耳濡目染,受到一定影响。他因此写了一系列有基督教影响的作品,如《蒙恩的孩子》、《第二个狒狒》、《用A字记下来的事》等。 基督教“最根本的精神永远是爱———一种完全无私的精神,一种尊重他人并为他人寻求最高的善的行为”沈从文接受的主要就是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他在1933年回答有人提出的问题“你为什么要写作”时说:“因为我活到这世界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它崇拜和倾心。这点情绪同宗教情绪完全一样。”沈从文爱美丽,也爱永恒;爱世界,也爱人类。这种爱完全是一种宗教行为,闪烁着关爱人类未来的宗教情怀。 沈从文之所以接受基督教的博爱精神,是因为他一直生活在一个充满仇恨和冷酷的世界里。在湘西,沈从文难以忘记的是军队中那些血淋淋的杀人场面,无数无辜百姓被军队长官以“土匪”的名义杀掉;在北京,沈从文体验最深刻的是都市中人与人之间的虚伪和冷漠。从湘西到北京,生活空间的位移并未改变现实的严酷。人们之间缺少温情,找不到爱繁衍的土壤。既然现实中已经不存在爱,那么,爱又在何方呢?沈从文想到了《圣经》———一本充满爱意的圣书。他非常欣赏耶稣的“博爱”精神,并从中找到了永恒的精神慰籍。 在以后的生活中,这种爱逐渐内化为作家的一种心理内趋力,形成沈从文特有的“爱人类”“爱有生”“爱善”“爱美”的“爱的哲学”,伴随着沈从文漫长的一生。 二、沈从文的道家情怀 作为一种文化哲学体系,道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富有个性的一派。崇尚自然,强调以自然为本体的天人合一是道家哲学的一个重要观点。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应当效法自然并且顺应生命的自然,这样才能保持人的纯正本性,保持人性的健全和恒久。强调“天道自然无为”,推重自然人性观是庄子和老子哲学的共通之处。道家的人生观为生命的存在方式和存在质量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范式,对后世作家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京派作家身上或多或少都闪现出道家文化的影子,尤以沈从文为代表。 湘西古朴原始、神秘奇丽、浪漫洒脱的苗族文化氛围喂养滋润了沈从文的心灵和感情。这种地域性文化呈现出某些和道家文化相同的价值取向,如对自然的顺应,对与自然相契的人性的凸现等。沈从文拥有浓烈厚重的乡土情结,在他笔下的湘西世界里,人们终日与古朴、宁静、和谐、美妙如画而又充满灵性的大自然为伴,拥有原始、野性、蓬勃旺盛的生命力。他们的人性、人情、道德与孕养他们的大自然保持着一种异质同构的关系,完全是自然孕育造化的精灵。他们性情所至,率力而为,不受任何陈规陋俗羁绊,也不为任何世俗礼法约束。四狗和阿姐在山雨洗净了的大自然中“撒野”(《雨后》),儿子特意筑路以方便母亲去庙里与和尚相会(《沅陵的人》)。湘西民间的道德处于一种自由自在的状态,这种道德是纯审美的,它体现了人们的习惯、乐趣和愿望,反映了生命的需求和生命的趋向,完全符合人的生理自然和心理自然,彰示出生命的自由,生存的洒脱。 对人性的歌颂是庄子哲学的要义所在,沈从文的生命观、价值观明显受到道家文化的影响。其对健康的人性有着天然的倾心,他在《从文小说习作选集代序》中明确了自己的立场:“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4]在他笔下,农民、兵士、水手、娼妓、童养媳等等,都具有一种生命本性的美。他还在《水云》一文中宣称:“我是一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5]他笔下的画面与庄子“以自然为宗”的思想很相似,庄子思想中宣扬清淡无为、反对约束、恢复本性等特点在沈从文的小说中均有体现。沈从文笔下的主人公大都是“风日里长养着”的自然之子,这里的女子心地善良、温柔却刚强,体现着自然人性中和静柔美的一面;这里的男子诚实勇敢、,带有自然原始发力量与生命的冲动。这就是沈从文所认可的自然的人性和生命的本真状态,自然健康的人、人性是沈从文写作的起点,也是他的终点。 三、沈从文的佛教情怀 佛教虽然产生于印度,传入中国后却得到了创造性的发展,并形成了中国本土特点的禅宗。从文化学的角度看,禅宗是一种摆脱烦恼、追求生命自觉和精神自由境界的文化理想。沈从文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佛教的“心性论”为他思考“人”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使他掌握了人类自身的独特思维方式-———反视内心,从而体现出他对人类生命本质 认识的深刻性。沈从文最早接触到佛教,是他还在陈渠珍部下当兵的时候,当时他正处在精神上极度苦闷和困惑之中,内心有股难言的苦恼和寂寞需要向人倾诉,并希望有人能对他精神上紊乱的思绪进行疏导和启发。这时候,他饱读诗书的姨父聂仁德适时地出现在他的生活中,为沈从文带来了儒家理学、佛学、西方近代哲学等以前他闻所未闻的人类文化精华。他在《从文自传》写道:“(聂仁德)为人知识极博,而且非常有趣味,我便常常过河去听他谈‘宋元哲学’,谈‘大乘’,谈‘因明’,谈‘进化论’谈一切我所不知道却愿意知道的问题。”这种谈话显然也使他十分快乐,因此每次所谈的时间总很长很久。但这么一来,“我的幻想更宽,寂寞也就更大了。”这里提到的谈话内容,根据沈从文后来思想的发展轨迹来看,其中佛学对他的影响最大,后来他读了大量的有关佛教经典。他在一本抗战时期出版的盗印本《月下小景》上的题字中写道:“(在武汉大学教书时)教书时间既不多,因此有四分之一时读书,有机会把碛砂藏内诸故事经卷大致看过一次或二次。”他很多作品如小说集《月下小景》中的小说、散文《七色魇》等都是直接以佛经故事为题材。 追求心灵自由是沈从文对佛教精神最深的感悟。个体生命是有限的,要摆脱个体生命的束缚,达到永恒的自在状态,必须扩张个体的心灵,追求心灵的无限自由。沈从文所感悟到的心灵自由是有“神性”的生命,也只有这样的生命才可以与日月同辉。他在追求心灵自由时主要凭借文学创作的方式,因为“凡知道用各种感觉文字去捕捉住此美丽神奇光影的,此光影在生命即终生不灭。”也就是说,文学创作是 心灵自由遨游的一种方式,而且感悟心灵自由时必须在一个清静的地方,同外物完全隔绝,“心有所悟,若有所契,无渣滓,少凝滞,”从而进入心灵自由的境界。正因为沈从文执着于生命的“神性”,才使他在现实的“人”的生活中感到精神上有无穷的困惑,不时发出“人生可悯”的慨叹! 综观沈从文的“神性”思想的全部内涵,其最核心部分就是要摆脱日益使人性异化的虚伪、堕落的社会生活,葆有一颗真心,恢复人之为人的神性生命。佛教心性论的明心见性思想为他提供了直指内心的思维方式,而大乘佛教的入世精 神又使他不逃避现实社会,呈现出一种天真、勇敢的进取精神。佛教对他毕生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晚年还说过:“七四年六月过苏州重买《法苑珠林》一部,作为纪念。四十年人事变迁极大,童心未失,和所读诸佛经有相当关系。”童心未失,生命的“神性”常在,这是沈从文的人格魅力所在,也是他的作品永恒的艺术魅力所在。参考文献：1、(英)詹姆士.里德.基督教的人生观[M].上海:三联书店, 19892、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9卷)[M].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3、郭国昌.论沈从文的宗教精神.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年5月4、袁启君，论沈从文的宗教情怀，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11期
hk kjdj kndjk nkadj nkjd njkd k dkdj kjsd kjdk k kj kj kj h jhjhdhj szh zszs c k cnm jmxhn jms jhsmd hjs jmsdf cjcnm sz cjhzs cd c xnj xnm xnm xmn nmx xnm xnm nm nmnmx nm m nm nm xn ksjsjk jksbkjs ssnm kaskjab jkb kjkkaj jkzas jks jk bnks kjas jks bjk k b k bsjkszjkfs jkks kjs ks k jbks kjs kj kjj kksj kj kjkj kj s j jk sx j n jks js jks jksx kjsx kjkj, bjkbdjkljsdjk jdljaa jka bjkajkd
1936年4月，海明威在《乡绅》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碧水之上：海湾来信”的散文，其中一段记叙了一位老人独自驾着小船出海捕鱼，捉到一条巨大的大马林鱼，但鱼的大部分被鲨鱼吃掉的故事。早在1939年，海明威搬到古巴时，他就开始计划以此为素材，写一篇情节完整的故事放到他的某个小说系类中。（实际上，他去世后，这个系类里其他篇目作为《海流中的岛屿》的一部分发表出来） 《老人与海》，美国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著。《老人与海》是海明威的代表作，也是一部象征性的小说。主人公桑地亚哥是一位老渔夫，他经过重重艰险，捕获了“一条不止一千五百磅重的大马林鱼”，可是在返航的途中，这条大马林鱼却被鲨鱼吃光了，桑地亚哥只拖回了一副鱼的骨架。小说对大海的凄凉景象，对老人的复杂心情与回忆，对老人与鲨鱼搏斗的情景以及他与一个孩子的友情，都作了极具特色的描写，可谓淋漓尽致、引人入胜。 欧内斯特•海明威（1899--1961年），美国小说家，195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获奖之作就是《老人与海》。这部小说是根据一位古巴渔夫的真实经历创作的，以摄像机般的写实手法记录了桑地亚哥老人捕鱼的全过程，塑造了一个在重压下仍然保持优雅风度、在精神上永远不可战胜的老人形象。这部小说创下了人类出版史上空前绝后的一个纪录：48小时售出500万册，50小时售出530万册！ 当他被宣布为当年的普利策文学奖得主时，评论界一致称好。"人可以被毁灭，却不可以被打败。"海明威在《老人与海》里所说的话，不仅打动了读者，也征服了评论者。 1954年，因为海明威"精通于叙事艺术，突出地表现在他的近著《老人与海》之中；同时也因为他在当代风格中所发挥的影响"，海明威又获诺贝尔文学奖。"每一句话和每一段落，都要尽量写得简洁。"这是海明威写作的信条之一，这使得他的作品改编成电影的数量比任何其他一位获奖者都多. 小说以写实手法展现了捕鱼老人桑地亚哥在重压下仍保持的优雅风度，这种精神上永远不可战胜者成为文学史上最著名的"硬汉"形象之一。对于《老人与海》这本被译成几十种文字的作品， 海明威自己认为 "是这一辈子所能写的最好的一部作品"。 这本书讲了古巴的一个名叫桑地亚哥的老渔夫，独自一个人出海打鱼，在一无所获的84天之后钓到了一条无比巨大的马林鱼。这是老人从来没见过也没听说过的，比他的船还长两英尺的一条大鱼。鱼的劲非常大，拖着小船漂流了整整两天两夜，老人在这两天两夜中经历了从未经受的艰难考验，终于把大鱼刺死，拴在船头。然而在返航时不幸遇上了鲨鱼，老人与鲨鱼进行了殊死搏斗，最终，大马林鱼还是被鲨鱼吃光了，老人历经一番艰辛，最后拖回家的只剩下一副光秃秃的鱼骨架和一身的伤，可还是得到了人们的赞赏。
其他学者对他这一作品在艺术手法方面的研究，然后最终总结其存在的不足，引出自己的观点。
阎连科文学家、作家、学者姓 名： 阎连科性 别： 男出生年月： 1958出生地点:河南洛阳嵩县田湖瑶沟民 族： 汉族河南嵩县人。1985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政教系，1991年又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1978年应征入伍，历任济南军区战士、排长、干事、秘书、创作员，第二炮兵电视艺术中心编剧，专业作家，文学创作一级。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199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情感狱》、《最后一名女知青》、《生死晶黄》、《日光流年》、《受活》，小说集《阎连科文集》(5卷)、《和平寓言》、《乡里故事》、《黄金洞》、《阎连科小说选》、《横活》、《朝着天堂走》、《欢乐家园》，散文集《回望乡土》，随笔集《桎梏》，中短篇小说《天宫图》、《年月日》等。《两程故里》、《祠堂》分别获1988年、1989年《解放军文艺》优秀作品奖，《瑶沟人的梦》获第四届《小说月报》百花奖、第三届《十月》优秀奖、1990年-1991年《中篇小说刊》优秀作品奖，《夏日落》获1992年-1993年《中篇小说选刊》奖，《耙耧山脉》获上海市1994-1995年中篇小说大奖，《黄金洞》获首届鲁迅文学奖，其作品曾获军内外奖20余次。 《黄金洞》（中篇小说）---第一届（1995-1996）鲁迅文学奖《年月日》（中篇小说）---第二届（1997-2000）鲁迅文学奖第八届“小说月报”百花奖第四届（1996-1997）上海优秀小说大奖《耙耧山脉》（中篇小说）---第三届（1994-1995）上海优秀小说大奖首届“中华文学选刊”优秀作品奖《耙耧天歌》（中篇小说）---第五届（1998-1999）上海优秀小说大奖《夏日落》（中篇小说）---1992-1993“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大校》（中篇小说）---第八届解放军文艺奖《朝着东南走》（短篇小说）---1999年“人民文学”优秀作品奖《黑猪毛 白猪毛》（短篇小说）---2001-2002年度“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04年他的新作《受活》引起文坛强烈关注，被称为中国的《百年孤独》，获第三届老舍文学奖。阎连科的小说创作有三个明显的阶段：温情时代，作家创作的“三个系列”充满着对人的处境的理解及其选择的宽宥和温情，这是他早年家庭命运和生活经历给予他的气质和情感，作家还没有摆脱自我体验，还没能从具体的人、具体的事件和经验中挣扎出来，进入一个更为阔大的世界；激情时代，疾病对阎连科的写作产生很大的影响，生命在绝望、反抗之中显示出强大的意志和激情，小说的事件和人物出现在茫茫无涯的空间之中，没有时间的局限，没有特定性和规定性，作家对于命运力量的阐释具有双关性，它既是个人的，又是人类的；既是特殊的，又是普遍的，充满了隐喻意义。暴力性是这一时期作品明显的审美倾向；平静时代，在对生命、命运以及人的存在本质有了更深刻的体验之后，作家把思考的向度重新转向社会和现实，在历史和文化的语境之中思索并批判“耙耧山脉”的性格及其所代表的中国生活。不管在哪一个时期，阎连科小说的价值取向都有一定的道德倾向性，即“回家”。在描述这一“回家”的过程中，展示了作家最本质的思索：世界与人的关系，它们以何种冲突、何种形式存在。他的所有小说都致力于寻找、揭示这一存在的形态和内涵。一署名为阎连科的作品最早发表于1979年，《天麻的故事》，刊登于原武汉军区的《战斗报》上。那一年，阎连科21岁。那篇小说早已找不到了，它的意义在当时并不清晰，今天看来，它却标识着阎连科作家生涯的最初开始。1958年8月的某一天，阎连科出生于河南嵩县的一个偏远小镇田湖镇。耙耧山脉从远处延伸而来，山下是宽阔的、深深的谷沟，田湖镇就散落在这谷沟的尽头。在离田湖镇几里远之外，就是宋代理学大师程颐、程颢两兄弟的故里，现在只剩下一座残存有很少遗迹的寺庙和他们的后代。这座寺庙在作家的少年里，并没有太多的印记，他只知道“程寺”是耙耧山脉人的圣地和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源地，而与他的人生，似无太多的干系。至到有一天，当他拿起笔，游荡于“耙耧山脉”之间时，寺庙才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他仿佛看到寺庙的象征意义和无形的力量，看到了人们对“程寺”的敬畏和对“程寺”精神的继承，正是它们，主宰着耙耧山脉人的生活和灵魂。于是，诞生了《两程故里》、“瑶沟系列”、《黄金洞》、《年月日》、《日光流年》和《坚硬如水》等一系列令人惊异的作品。在这耙耧山下，阎连科度过他的童年、少年和青年初期。父母亲都是农民，善良，忠厚，为了让四个孩子上学，付出了难以想象的艰辛。大姐身体一直不好，“我童年最强烈的印记之一，就是大姐在病床上不绝于耳的疼痛的哭声，腰疼、腿疼、以至全身的疼痛。大姐躺在光线黑暗的屋里，一家人愁在一墙之隔的正间，大姐每一声穿透墙壁的尖叫，都深刻地刺在父母的脸上，使父母那本来瘦削缺血的脸上，更显出几分云色的苍白。（《大姐是老师》）”后来，父亲陪大姐到省会做手术，经常有要钱的口信捎回来，小小的阎连科就在家帮着大人卖正长个儿的猪、卖刚收的粮食、卖还不成材的树。这一切在少年阎连科心中留下深深的伤痛和阴影。《瑶沟的日头》和《瑶沟人的梦》里面那淡淡的温情和悲凉反映了家庭生活给他的最初情感。1988年，阎连科在《昆仑》1期发表中篇《两程故里》，这是耙耧山脉和程寺真正进入阎连科小说世界的开始，“程寺”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的象征第一次出现在阎连科的小说中并与经济改革下的道德观念产生冲突，乡村矛盾显得阔大，内蕴丰富。另外，阎连科语言的“黏稠”和“透明”已经有所展现，这使得他小说的气息始终有潜在的温情和湿润的感觉，它和乡村生活的沉滞、暗淡和地火的奔突相辅相成，使小说结构处于一种张力之中。1989年阎连科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院读书的阎连科进入了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只要铺开稿纸，阎连科就如老僧如定，完全进入状态，同宿舍人的活动一点也不影响他的写作，一天下来，少则八千字，多则万余，稿子一遍成，不抄不誊，没有太多的涂改。当时流传一个说法，阎连科写小说“短篇不过夜，中篇不过周”，写作之快可以想见。在军艺的第一年，阎连科连续在《昆仑》、《解放军文艺》、《中国作家》、《十月》、《莽原》、《时代文学》等大型文学刊物上发表了七部中篇小说，为阎连科赢得了广泛的声誉。第二年，阎连科的小说更是几乎覆盖了全国的大型文学刊物，《收获》、《人民文学》、《当代》、《小说家》、《黄河》等上都刊登有他的小说。他独特的创作风格和创作倾向开始引起评论家的关注。从1989年到1994年之间，阎连科的小说创作大致可分为三个系列。“瑶沟系列”。这一系列包括中篇《瑶沟人的梦》、《瑶沟的日头》、《往返在塬梁》《乡间故事》等，其中《瑶沟人的梦》获第四届《小说月报》百花奖和《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及《十月》优秀中篇小说奖。后来结集出版长篇小说《情感狱》。在某种意义上，这一系列实际上是带有自传体性质的小说，作者虽然有所否认，但作品中所蕴含的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生活却的确有生活的真实在里面。阎连科曾经这样说过，“《瑶沟人的梦》、《瑶沟的日头》等作品写得笨、实，但非常亲切，非常质朴，是对现实生活感受的真实描述，普通百姓喜欢看、尤其是从农村走出来的青年人特别喜欢。但是现在，要想回头再写那样质朴、温情的小说，怕是已经回不去了。……瑶沟系列可能是我所有小说中与日常生活经验最直接相通的小说了。……它可以说是来自心灵上的伤害。我宁可写不出这样的小说，也不愿有这样的伤害。”（阎连科、梁鸿：《巫婆的红筷子》，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0页）应该说，“瑶沟系列”是阎连科真正意义地描述苦难的开始，姐姐那病痛的呻吟在耙耧山脉深处回荡，他无法忘记这痛苦，无法忘记为摆脱贫困，家庭、村庄所做的努力和尊严的丧失。它们犹如“情感的炼狱”包围着生活在其中的人，这使他初步感受、理解到乡村的生存逻辑、乡村的苦难和权力的意义，并影响着他以后小说的倾向性。在这“情感狱”中，主人公始终处于强烈的耻辱感和不知所措的困惑之中，“我”被推向乡村的政治舞台，不被允许有丝毫的任性，不被允许有尊严和自我的表达，而“我”的每一次行动，包括爱情都有强烈的功利性，不得不暴露于几百双眼睛的盯视之下，这种人的“个体性”的丧失和痛苦应该说是阎连科对村庄思维最深刻的阐释，也是他所说的“心灵的伤害”的真正意义。“东京九流人物系列”。对于作者来说，这是一个偶得偶失的系列作品，据阎连科所言，他是在开封大街上买到一册《文史资料》，里面有人物志，于是，就按照上面的情节进行想象和扩展，最后，产生了《横活》（1989年）这部中篇小说。但是，对于当年的文坛来说，却带来巨大的新鲜和惊喜。小说充满浓郁的民俗气息和传奇性，人物命运大开大合，可以感觉出作者对故事情节和语言的用心经营。1990年作者又发表《斗鸡》，通过开封故都里老人斗鸡的一生，展示百年来中国的社会变迁和人的遭遇，语言生动，情节曲折，可读性非常强，深得读者的喜爱。但是，也正是因为过于追求故事性和传奇性，在这两篇小说中，具有阎连科特征的语言和小说观念却很少显示出来，小说意味较为淡薄。在两年后发表的《名妓李师师和她的后裔》、《芙蓉》（1993）中，可以看出，作者的语言功力和文学感觉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由于一些具体的原因，作者放弃了这一系列的写作，以后再也没有拾起来。“和平军人系列”。在这一系列里面，作者关注了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农民军人，致力于展现农民军人在当代语境中的遭遇和自我选择。主要作品有《中士还乡》（1991）、《从军行》（1992）、《寻找土地》（1992）等；二是和平时代军人的精神困境，如《和平雪》（1992）、《自由落体祭》、《夏日落》（1992）、《和平寓言》（1993）、《和平殇》、《和平战》（1994）等。二“也许这是天命。写完这部小说我就病了，不能说是因为写这部长篇病的，更不能说就是积劳而成疾。但这短短的二十几万字是我这一生身体好坏的一个分水岭。此之前，我写小说一天数千字乃至上万字可以坚持很长时间，曾经让同行们咂舌。此之后，因为腰椎病我再也不能坐在桌前写一篇小说，甚至连稍长的一封信也不能坐下写了。为此，每当我趴在床上写作时，时常黯然伤神，流下泪来；而到了如今，因长时期趴着写作，又使颈椎疼痛不止，百治而少有一效。到万不得已不能不写之时，我强迫自己仰躺着写作的时候，没有人能够体会到我对坐在桌前写作的那种怀念。”(阎连科：《最后一名女知青·自序》，1995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写这段话的时候，是1995年。阎连科病了。早年姐姐和父亲的病痛已经深深浸入阎连科的血液和情感中，他还没有从那阴影中走出。这一次，轮到他了。其实，从1992年开始病症已经出现了，刚开始还以为是单纯的腰病，治一治就好了，因此，并没有在意，仍然集中力量写作。从1992年到1995年间，阎连科共创作了将近20部中篇小说，一部长篇小说，同时，还创作了几部长篇电视连续剧。病却越来越严重了。极度的腰椎间盘突出，腿麻，腰痛，不能走，不能坐，不能干活，只能躺着不动。于是，阎连科在腰上绑一个非常宽的大腰带，用钢板做的，把腰硬支撑起来写作。最严重的时候，系上宽腰带也坐不起来了，就只得趴在床上写作，却又引起了颈椎疼痛。后来阎连科找到了一个写作的“姿势”：躺着写作。他在一家残疾人机械厂订了一张特殊的椅子：座位是半躺着的，前面固定着一块斜板，稿纸夹在上面，象写毛笔字一样，悬肘写作。但是，对于作家来说，疾病虽然痛苦，却也成为他们获得独特生命经验和社会感受的途径。当笔者问到身体疾病对阎连科创作的影响时，他回答到，“身体状况会影响一个人对生命的认识，它对生命的认识肯定会不同于健康的时候。身体不健康的人可能对生命的感觉更复杂、更敏感一些。病虽然不是致命的，但对生命的韧性加强了，对生命与活着的渴望也增加了许多。一个不健康的人对生命常有一种绝望的情绪，但是，常常在绝望中会爆发出一种激情。一个人肉体的抵抗力在减弱，但是他内心的、精神上的抵抗力一定在增强。健康人可能不需要对生命有什么对抗的东西，但是，非健康人的内心可能始终处于和生命的某种东西在对抗之中。（《巫婆的红筷子》）”疾病对阎连科的生命观、哲学观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影响。1995年也因此成为阎连科写作的重要分水岭。如果说1995年前的作品更多地来自于他的生活，他的家庭和他的军队经历等等具体的生活经验的话，那么，1995年之后的作品则与他的身体感受密不可分，由此重新进入世界，进入耙耧山脉。这时候的天与地，世界的构成，在作家的思维中已经不同于前期作品。耙耧山脉富于本质意义的色彩开始浮现了。世界病了。耙耧山脉病了。与以往作品中耙耧山脉淡淡的温情和温暖相反，世界染上了疾病的色彩，病态的耙耧山脉，病态的社会和人，暗淡、灰色，却也有作者隐隐的暴烈在内，那是对生命的绝望、无奈，和绝望之后的反抗和挣扎。他把这种感受通通转化为文字表达出来。中篇小说《年月日》、《耙耧天歌》和长篇小说《日光流年》集中传达了这种生命的挣扎和呼喊，绝望和反抗。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度、密度，生的痛苦，生的挣扎，生的意志，要活着，活下去！这是生命发出的最微弱也最坚硬的呼喊，穿越时间、空间，回荡在耙耧山脉之中。读者被作品中的气息惊呆了，他们还不能习惯作家的这种极端惨烈，更不能接受作品中这种狂暴、绝望和激情。他们不明白这是从哪里来的？还没有一个中国作家在作品中把生的希望和绝望交织得如此复杂、如此彻底、如此真切。生的意志如此强烈，文字中所蕴含的色彩、声音和欲望汇合成巨大的洪流震撼着读者，撕裂着读者，从感官、视觉、听觉，到经验、理性、智慧，都经受着炙热的炼狱般的考验。这强流、这激情最终化为巨大的象征力量呈现于文本之中。《年月日》、《耙耧天歌》基本上就是一个神话或寓言故事：一个老人，一条盲狗，一株随时都可能死去的玉米和荒漠、干旱的原野，以及无穷尽的饿鼠，生与死之间进行着殊死搏斗；一位母亲，在茫茫的耙耧山脉行走，为她的四个傻儿女寻找健康，母亲的形象是母爱的象征，也可以说是牺牲、是奉献、是人类对活着的焦灼和最大欲望，能阐释出多重的主题和意义。如果说这也是长期处于病痛之中的阎连科内心世界隐秘的要求和渴望也并不过分。对疼痛和生命的体验，对生存和活着的渴望折射进他的小说中，成为小说的基本底色和哲学意识。这些人物没有姓名，但却有具体的生命感。他们为着一种生存的本能生活，但最终却展现出一种崇高、庄严甚至阔大的东西。世界表现为一种超验的神话和寓言，那有着地方色彩的耙耧山脉被带入了普遍的、精神的世界之中。在《年月日》、《耙耧天歌》甚至《日光流年》中，没有时间的局限，没有特定性和规定性，事件和人物出现在茫茫无涯的空间之中，是永恒的存在，具有某种象征的意味；人物陷入不可知的命运之中，无法逃避，也不去逃避。在这耙耧世界里，对于命运力量的阐释都具有双关性，它既是个人的，又是人类的；既是特殊的，又是普遍的。人物在毫无意义的挣扎、冲突，最终仍陷入命运的网罗之中，正如俄狄浦斯的弑父娶母，无法避免。他们所面对的不是社会的压力，或者说，社会的压迫性背景在小说中被淡化，而命运的力量则被强化。先爷面对的是大旱年，尤四婆面对的是遗传基因，三姓村人面对的是大自然中的微量元素，这些都是无法克服、无法逃避的东西，是命运，人就是要与这不可逆转的命运抗争，因此，也更见惨烈，更见绝望和其意志。其实，在《日光流年》中，作者也涉及到社会道德、文化和权力对三姓村人的影响，但是，你会感觉到，那只是背景而已，对三姓村人的命运没有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真正对三姓村人施加压力和暴力的还是命运，即不可抗拒的“天命”。作者把笔墨的着重点放在人对命运的抗争上，三姓村人对活着的渴望实际上是人类命运的缩影。因此，作者才在前言中写道：“谨以此献给给我以存活的人类、世界和土地，并以此作为我终将离开人类、世界和土地的一部遗言。”这一时期的作品充满了暴力性。这里所说的“暴力”并非指暴力事件，而是一种冲击力和震撼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审美倾向。暴力形象在阎连科最初的小说中并不多见，生病之后，作家对意志的强度、生命的韧性和极端性的东西非常感兴趣。小说语言、情节和结构的设置变得极为峭奇，超出人的一般想象力之外，也远远超出生活经验范畴和通常的承受能力之外。在毫无防备下阅读阎连科的小说，你真的会被击倒，你的整个感官神经会为之颤抖，常规的理性思维被完全打乱，你会为那绝望的生命状态而恐怖、为那荒谬和酷烈的人生而震惊、慌乱，它对你的内在世界构成一种巨大的威胁，你不得不进入他的世界去思考。你得做好全方位地被侵犯和被挑战的准备，这种侵犯和震惊最终成为一种暴力审美，并且逐渐成为阎连科小说的美学特征。但是，这种暴力激情里面却又蕴含着特殊的诗情和诗性，我们为其中的残酷而震惊，却常常在同时，感受到某种温柔的诗意。阎连科小说的每一个事件，每一次对话和生活场景中，整个耙耧山脉都参与其中，作者给我们呈现的始终是整体的氛围：有植物生长的声音，有日光的味道，有山梁坚硬的影子和灰暗的天空，它们形成小说的色彩、背景和带着土味的气息缠绕于小说之中，无处可寻，却又无处不在。这枝枝蔓蔓的繁复色彩和土地气息使小说充满着温柔和诗意。这几部小说所呈现出的文体特征也暗示了阎连科创作的某种本质性变化。《年月日》和《耙耧天歌》巨大的象征意义使小说本身具有一种文体的意味，而《日光流年》则用宏大的文体结构和生命还原的逆叙展开人物的命运，有人把他的这部小说称之为“索源体小说”，“在逆向叙述中叩探生死循环和生死悖论及其与原初生死仪式的关联，由此为探索中国人的现代生存境遇的深层奥秘提供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奇异而又深刻的象征性模型，似乎正是这种索源体的独特贡献所在。”(王一川：《生死游戏仪式的复原——〈日光流年〉的索源体特征》，《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6期)然而，阎连科却对文体有自己的看法，“我个人，还是更愿意从他们的故事中去体会文体，而不愿意从文体中去体会故事。……掌握故事与文体之间的平衡之度，我想那不仅是一种技能，而且是一种神圣。仿佛，没有神喻的暗示，似乎永远达不到你想要的平衡的境界。”(阎连科：《寻找支持——我所想到的文体》，《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6期)《日光流年》在某种意义上是一次尝试，也是他所渴望的故事和文体之间“平衡之度”的一次探索。三正象他作品所表达的那种对生命的抗争一样，阎连科一直与疾病作着艰苦卓绝的斗争，身体有了很大程度的恢复，早几年那椎心的身体之痛和心灵的绝望逐渐淡了。在对自己前期的高产和健康状况做了检讨之后，阎连科逐渐放慢了写作的速度，每天上午写作，下午读书，思考，散步，处理一些琐碎的事情。那张椅子已经被放在了阳台上，成了昔日疼痛的见证和象征。对于阎连科来说，生命象河流一样，在经历清浅透明的跃动，艰难曲折的急流险滩之后，慢慢进入了宽阔然而平缓、深沉的流动之中。如果说在激情时代，阎连科把整个思想放在对生命存在状态和命运的思考之中的话，那么，从2000年开始，作家逐渐把笔回转过来，开始重新关注人与社会的关系，关注人的社会存在。前者展示的是生命本质的虚无、绝望和抗争，后者则着重于展示社会、文明对人的规定性以及对历史的反思。其实，在阎连科的“温情时代”，作者所关注的大部分也是社会主题，但是，更多的却是经验性的描述，作家自身的力量还不够强大。1995年之后，作家的生命观和世界观的改变使他对社会的观察点也改变了，在经历了命运主题之后，在对生命有了更深刻的体验之后，作家把思考的向度重新转向了社会。这时，作者超越了原来过于实在的经验叙述，进入历史和文化的语境之中思索耙耧山脉的性格和所代表的中国生活。《日光流年》中三姓村人修建灵隐渠，从山外面引来污水的悲剧已经初步展示了作者对社会、文明的愤怒和控诉，在随后的长篇小说《坚硬如水》和《受活》中，作者把这种批判意识发挥到了极致，集中力量描述社会对人的规定性以及人对这种规定性的反抗和付出的代价。“令人震惊的不是触目惊心的事物本身，而是它的自然明了。”(乔治·卢卡契（匈牙利）：《弗兰茨·卡夫卡抑或托马斯大林·曼》（节选），《论卡夫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39页)阎连科把这种“自然明了”推向了极致，迫使人物和它的读者进入这种荒谬之中，也就是进入历史之中。而一旦成为历史中的人，这种“自然明了”就变得混沌不清。荒谬开始发生作用，作用于历史和人生。“历史中的人”以一种天真、毫不知情的态度开始自己的人生，也与其生活的外部世界发生着各种具体的联系，朴素、真实，却又荒谬异常，这形成小说的叙述基调。2001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坚硬如水》使读者又一次陷入震惊之中。最明显的就是语言风格的突变，从以往的“黏稠、浓厚、沉郁”和“内在的密度”一下子变得“狂放、急切、张扬”。表面上似乎与阎连科平静时期所应有的感觉并不一致，但是，这却是内有的、真正的平静。摆脱了事件表层的障碍和情绪化的东西，阎连科直接进入了文化象征层面。他看到了语言在文革中的密码作用。作者在谈到《坚硬如水》时，曾经说过，写作时他只在桌子上放一本毛主席语录和一份文革时的旧报纸，整个时代的感觉和语言马上被还原了出来。扑天盖地的语言。对联、语录歌、演讲、民间三句半、样板戏等等许多种文革语言形式出现在小说中。一开始你会以为是作者的语言有点失控或者显示了作家思维的某些贫乏，但是，随着语言形式的重复使用，它在文中具有了某种隐喻：它给我们提供了时代的某种情绪和症状。抒情、韵律、口号式的激昂代替了民族日常生活用语，在诗情中一个民族走上思维的极致暴动。在这其中，政治话语控制了人和人性，人完全失去了自我的话语权，而仅仅是时代的符号和被动的参与者。这种“人”的意识的缺失，人与政治之间的不平等性恰恰是中国文化最基本的匮乏。《坚硬如水》用一种几乎是象征性的狂欢化语言和文体为我们揭示时代的荒谬和民族文化中的悲剧特性，这让人不由得想起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的一句话，“法国革命令人惊讶的结果，是它经历了一个向自身对立面的转变。让人获得自由的决心，演变为破坏自由的恐怖。”(雅斯贝斯（德）：《时代的精神状况》，王德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 2002年阎连科在《广州文艺》上所发表的短篇小说《黑猪毛、白猪毛》也显示了作者对社会问题中所包含的文化性格的再思索。镇长开车轧死了人，村庄里的人争着替镇长去认罪，坐牢，甚至不惜给其它人下跪求情，到最后，“去坐牢”竟成了“奔前程”的最佳出路。这乡村的悲喜剧让人无法不感叹，无法不去面对那让人窒息的中国权力和文化网络。长篇小说《受活》的写作意味着阎连科对社会、政治的进一步探索和思考，在语言和文体上，也有全方位的变化。毫无疑问，这将又会给文坛带来一次新的震动。小说荒诞、残酷，充满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激情和象征意味。许多读过这部小说的人都认为，这是一部“不可说”的小说。“汇集了不可思议的奇迹和最纯粹的现实生活。”瑞典皇家学院对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评价对这部小说来说也许很合适。在这里，奇迹和现实生活并不相悖，想象、夸张和现实生活也不相悖，相反，任何奇迹都是现实生活的表现和象征。在某种意义上，这部小说是作者对现实主义的一次挑战和重新定义。《受活》的底稿上曾有这样一句前言，“现实主义，我的兄弟姐妹；现实主义，请滚到一边去。”我不知道出版单行本时会不会用这句话，但是，它至少表明了作者的一种思考。现实主义对于中国作家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他们全部的文学营养都来自于此，但是，中国的现实主义又是一种经过被修正了的现实主义，早已失去它应有的内涵和外延，对作家来说，更多地是一种束缚，影响其创造力的发挥。在和阎连科的一次谈话中，他说道，毫无疑问，现实主义是最具生命力的创作方法，中国作家几经周折，最终都不约而同地回到这条路上，但是，现实主义究竟是什么？这却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诉衷情 当年万里觅封侯。 匹马戍梁州。 关河梦断何处？ 尘暗旧貂裘。 胡未灭， 鬓先秋， 泪空流。 此生谁料， 心在天山， 身老沧州。 【赏析】“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是陆游在梁州战斗生活的概述。当年自己胸怀报国鸿图，匹马单枪驰骋于万里疆场，确实想创立一番不朽的业绩。“觅封侯”不单是渴望追求高官厚禄，因为作者在这里暗用了《后汉书·班超传》记载的班超投笔从戎的典故。班超投笔“以取封侯”，后来在西域立了大功，真的被封为“定远侯”。说明陆游当年也曾有过象班超那样报国的雄心壮志。可是，他的愿望并未变成现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睡梦里仍然出现旧日战斗生活的情景，说明作者雄心未已，睁眼看看眼前，“关河”毋庸说已经无影无踪，当年的战袍却早就被尘土所封，满目是凄凉惨淡的景象。 “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下片紧承上片，继续抒发自己念念不忘国事，却又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郁闷心情。“胡未灭”说明敌寇依然嚣张；“鬓先秋”慨叹自己已经无力报国；“泪空流”包含作者的满腔悲愤，也暗含着对被迫退隐的痛心。 结尾三句，苍劲悲凉，寓意深刻。“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谁料”二字感叹自己被迫退隐，流露了对南宋统治集团不满的情绪。“心在天山，身老沧州”是年迈苍苍的陆游血与泪的凝聚，它很容易让读者想起放翁那首常常使人热泪盈眶的《示儿》诗：“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这是因为，两者所表现的爱国主义思想完全是一致的。 情感真挚，丝毫不见半点虚假造作；语言通俗，明白如话；悲壮处见沉郁，愤懑却不消沉。所有这些，使陆游这首词感人至深，独具风格。 诉衷情 陆游 青衫初入九重城，结友尽豪英。 蜡封夜半传檄，驰骑谕幽并。 时易失，志难城，鬓丝生。 平章风月，弹压江山，别是功名。 陆游有《诉衷情》词二首，其中一首的首句是“当年万里觅封候”，另外一首即此词。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陆游六十六岁，闲居山阴（浙江绍兴），曾作诗《予十年间两坐斥，罪虽擢发莫数，而诗为首，谓之‘嘲咏风月’。既还山，遂以‘风月’名小轩，且作绝句》，这首词中有“平章风月，别是功名”之句，可能是同一时期的作品可以此为参照。 词的上片是忆旧。起首两句写早年的政治生活。 高宗绍兴三十年（1160），陆游由福州决曹掾被荐到临安，以右从事郎为枢密院敕令所删定官，由九品升为八品，这是他入朝为官的开始。唐宋时九品官服色青，陆游以九品官入京改职，言“青衫”十分贴切。 绍兴三十二年九月，任枢密院编修兼编类圣政所检讨官。这两任都是史官职事。这期间交识的同辈人士，有周必大、范成大、郑樵、李浩、王十朋、杜起莘、林栗、曾逢、王质等，都是一时俊彦。所以才说“结友尽豪英”。下两句词反映出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很鼓舞人的。“蜡封侯夜半传檄，驰骑谕幽并。”写任圣政所检讨官时的活动。这时宋孝宗刚即位，欲有所作为，遂恢复。起用主战派的著名人物张浚，筹划进取方略。 陆游曾奉中书省、枢密院（当时称为“二府”）之命作《与夏国主书》，提出申固欢好，永为善邻，以便全力抗金。又作《蜡弹省札》，以喻中原人士：“有据北州郡归命者，即以其所得州郡，裂士封建。”实际上是作敌后的分化瓦解工作。“蜡封”是用蜡封固，便于保密的文书。“幽并”，指幽州和并州，主要是河北北部及山西北部地方，在这里统指北方入于金国的地区。“夜半传檄”和“驰谕幽并”表明主战派在朝廷占上风，图谋收复旧山河的种种指施得以进行，陆游不分昼夜地投入抗金工作，透露出他的无比振奋的心情。 词的下片是抒愤。换头三句既是词意的转折，也反映了他的政治经历的转折。接连三个三字句如走丸而下，表现出他激动的心情。“时易失”，先就大局而言，就是说，好景不长，本来满有希望收复中原的大好机会竟被轻易地断送了！宋孝宗操之过急，张浚志大才疏，北进结果遭到符离之败，反而又结成了屈服于金人的隆兴和议。这些史实概括在这一短语之中，表现出了陆游的痛惜之感。“志难成，鬓丝生”就个人方面说，正因为整个政治形势起了变化，自己的壮志未酬，而白发早生，以致成终身大恨。六字之中，感慨百端。歇拍三句写晚年家居的闲散生活和愤懑情绪。“平章风月，弹压江山”相对上片结交豪英，夜半草檄而言。那时候终日所对的是英雄豪杰，所作的是羽书檄文；今天终日所对的则是江山风月，所作的则是品评风月的文字，成了管领山川的闲人。天壤之别的场景，怎能不令词人痛心疾首，透出无奈之态。 苏轼曾说过：“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东坡志林·临皋闲题》）风月的品评，山川的管领，原是“闲者”的事，与“功名”二字沾不上边，而结句却说“别是功名”，这是幽默语，是自我解嘲；也是激愤语，是对那些加给他“嘲咏风月”的罪名的人们，予以有力的反击，套用孟子的一句话就是：“予岂好嘲咏风月哉；予不得已也！” 全篇率意而写，不假雕琢，语明而情真，通过上下片的强烈对比，反映出陆游晚年的不平静心情 诉衷情① 陆游当年万里觅封侯，② 匹马戍梁州。③ 关河梦断何处？④ 尘暗旧貂裘。⑤ 胡未灭， 鬓先秋， 泪空流。 此生谁料， 心在天山，⑥ 身老沧洲！⑦ 【翻译】回忆当年鹏程万里为了寻觅封侯，单枪匹马奔赴边境保卫梁州。如今防守边疆要塞的从军生活已成梦中之串，梦一醒知在何处？灰尘已经盖满了旧时出征的招裘。胡人还未消灭，鬓边已呈秋霜，感伤的眼泪白白地淌流。这一生谁能预料，原想一心一意抗故在天山，如今却一辈子老死于沧洲！ 【作者】 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孝宗时赐进士出身。他一生志在恢复中原，是南宋杰出的爱国诗人。生平诗作逾万首。四十六岁入蜀任夔州（今四川奉节）通判，其后为四川宣抚使幕僚远至南郑（今属陕西前线，诗风由此一变。他特别珍视蜀中十年的生活。诗集因此题名为《剑南集》以志纪念。晚年退居山阴，始终保持昂扬的爱国热情，临终犹念念不忘祖国的统一。其诗以豪迈雄放为主导风格，词则兼备豪放、婉约之长。有《放翁词》。 【注释】 ①此调原为唐教坊曲。又名《桃花水》、《画楼空》等。五代词人演为《诉衷情令》，用以写相思之情。陆游此词，就体制而言，当是《诉衷情令》。双调，四十四字，平韵。 ②万里觅封侯：东汉班超说过，大丈夫当“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后来他出使西域，使葱岭以东五十余国归附汉朝，因功封为定远侯。这里借指立功报国。 ③梁州：汉中。汉中有梁山，故名梁州。匹马戍梁州：指乾道八年（1172）陆游四十八岁时在汉中任四川宣抚使王炎的幕僚。 ④关：关塞。河：河防。关河：泛指边地险要的战守之处。 ⑤“尘暗”句：传说苏秦十次游说秦王无成，回家时“黑貂之裘弊”（《战国策•秦策》）。这里则是以貂裘积满灰尘，陈旧变色，暗示自已长期闲置而功业未成。
《钗头凤》：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依旧，人空瘦，泪痕红邑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岗。纵观全词，诗人用朴实无华、近似白话的言词，写实情真，记梦意深；虚实相间，轻重结合，全无雕琢痕迹，却意义深远。诗人选用《江城子》词调写悼亡之作，恰如其分。《江城子》词调，凡是有韵脚的地方，皆为平声，三、五、七言间用、迭用‘这样音韵谐协而又起伏不平。从内容上看，所表达的正是深沉而又复杂的感情。如上阕“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由于句式参差，虽明白如话，却韵味醇厚，使人倍感沉痛。苏轼在其后的一首与其胞弟子由久别相见的诗中曾有“犹胜相逢不相识，形容变尽语音存”，显然没有达到此种的意境。再如诗人化用“欲知肠断处，明月照松岗”，填出“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岗”，与上阕中“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相呼应，充分利用词中长短句的长处，使人读后有一种回味无穷的感受。苏门六君子之一的陈师道曾用“有声当彻天，有泪当彻泉”评赞此词。读此词，确实能看到它字字都浸着血泪，听到作者锥心裂肺的恸哭之声。这两首爱情诗，都一改作者原来豪放雄壮的诗风，转而写出了这两首婉约悲情、绯侧缠绵的诗，这两首都是诗人很难得的与其不一样诗风的几首诗。爱国诗《书愤》“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陆游的“一片丹心”始终得不到报国的机会，不能不常常感到压抑和愤慨，在诗中也就表现为在激昂的基调中又鸣响着悲怆。“气如山”的雄心壮志与“空自许”的现实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郁结在心的郁闷、失意、悲怆化做了滔滔江水狂泻而出，有着非常强的感染力。《卜算子·咏梅》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陆游酷爱梅花，因为它象征着气节。他的《落梅》诗说：“雪虐风饕愈凛然，花中气节最高坚。过时自合飘零去，耻向东君更乞怜。”梅花开时不畏严寒，落时不恋春光，来得光明，去得磊落。陆游所心折的正是梅花的这种高洁品格。他甚至幻想“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梅花绝句》）， 希望终身与梅花为伴。此词咏梅，实际上是借梅花的品格自明心迹，自抒怀抱。上片感遇。“驿外”二句，说梅花流离沦落，所居非地；“已是”二句，说梅花备受风雨摧残，所遇非时，突出梅花遭遇的不幸。下片咏梅历尽磨难，留得芳香而去。从中不难看到作者身世与人格的投影。他早年因爱国议论触犯秦桧被黜，后来又因“力说张浚用兵”被免职。他在南宋苟且偷安的环境中，一直颇遭时忌，但爱国斗志始终不衰，甚至老而弥笃。此词是他晚年所作，借咏梅以表达其坚定不移的爱国立场和政治节操。《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僵卧荒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作此诗时作者已经六十八岁，尽管年老体衰，闲居乡下，却仍然盼望着为国尽力。一个深夜，风雨交加，诗人睡梦中仿佛正在战场上激烈拼杀。诗歌深沉地表达了作者收复国土、报效祖国的壮志和那种“年既老而不衰”的矢志不渝的精神，充分表现了诗人崇高的爱国之情。忧国、爱民、誓死抗战，是陆诗的最大特色并能传诵千古的原因。他的诗歌创作，植根于现实生活，基本特征表现为现实主义，同时许多诗中又洋溢着浪漫主义精神。陆游语言造诣很高，风格简练自然，一方面由于内容的扎实，感情的充沛，诗人本无须专意于字句的雕琢，另一方面为了把主旨表达的清晰通畅，使作品富有感染力，诗人也很重视在语言的锤炼上精益求精，追求新意，读起来亲切感人。陆游的诗不仅在当时，也给后世的诗坛以深刻的影响。梁启超在《读陆放翁诗》中写道“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诗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更是把陆游的诗用来鼓舞民族的斗志。
《关山月》描绘了一幅清冷苍茫的月夜图,将关山边塞风光和戍边将士思乡情怀融入月夜高楼,表达了诗人对征人的关切和向往和平的思想感情.此诗气势博大,意境深远,读来哀婉凄凉而又雄浑悲壮.诗人将战士的思乡、家人的思亲融于广阔苍茫的景色里,使得景因情而怨,情因景更伤.用广阔苍茫、深沉磅礴的图景抒发戍人思乡的意境,其实就是诗人博大的胸怀的自然流露.这首写“关”“山”“月”的诗,就表现了他关心民生、悲天悯人的另一种情操.
分为好几部分，如教学类的，文学类的等等，每部分题目不一，大约在交论文前一个月，他们会给你寄一本书，当然题目并不一定必须从这里面选。题目太多，不方便一一输入，转发几个相关题目吧~一、自考生毕业论文选题指南（一）、美学1、论自然美2、生活丑与艺术美关系研究3、论优美4、论崇高5、悲剧理论研究6、市场经济与美学研究7、文学作品美学风格研究8、丑的美学意义研究9、应用美学研究，如园林美学、书法美学、服饰美学、广告美学等10、中国古代美学专题研究，如古代美学思相家，美学范畴注变，某一美学著作等11、西方美学专题研究12、喜剧性研究13、艺术品与非艺术品关系研究14、审美时尚研究15、审美趣味的个性化研究16、审美教育与完美人格培养的研究17、美的民族性研究18、美的历史发展性研究19、中西美学思想的比较研究，如人物比较、范畴比较等20、中国当代美学思想的研究（二）、文学理论1、市场经济对艺术创作的影响研究2、文艺政策研究3、文艺与现实生活关系研究4、文学语言研究5、文学风格研究6、文学欣赏对文学创作的影响7、艺术灵感研究8、论艺术欣赏的主体性9、文学作品的理论反向10、中国文化专题研究11、西方文论对中国文学影响研究12、中西文论比较研究，如文论家、理论13、艺术真实性问题研究14、当代文学与传统文化关系研究15、当代文学与西方文化关系研究16、文学作品与宗教关系研究17、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研究18、关于文学与人生的研究19、文学社会效果研究20、目前文学理论热点研究二、外国文学论文选题范围 1、荷马史诗研究2、古希腊戏剧研究3、古希腊文学对后代文学影响研究4、但丁研究5、莎士比亚喜剧研究6、莎士比亚悲剧研究7、文艺复兴时期文学思潮研究8、弥尔顿诗歌研究9、古典主义戏剧研究10、歌德研究11、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研究12、拜伦研究13、雨果研究14、普希金研究15、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研究16、《红与黑》研究17、《人间喜剧》研究18、狄更斯研究19、果理研究20、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21、易卜生研究22、托尔斯泰研究23、海明威研究24、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研究25、卡夫卡研究26、圣经文学研究27、《沙慕达罗》研究28、《一千零一夜》研究29、《源氏物语》研究30、泰戈尔研究31、川端康成研究32、大江健三郎研究三、现当代文学选题目录 1、鸳鸯蝴蝶派再认识2、张恨水社会言情小说论略3、论《春明外史》的“野史”特点4、论《金粉世家》中冷清秋形象5、论《啼笑因缘》中樊家树形象6、《啼笑因缘》与《秋海棠》比较研究7、论平江不肖生的武侠小说8、还珠楼主武侠小说论9、王度庐“鹤一铁”系列武侠小说10、金庸武侠小说简评11、回顾与瞻望：新派武侠小说的过去与未来12、试析鲁迅小说的人物形象系列13、鲁迅小说的叙事艺术14、鲁迅小说中的忏悔意识15、鲁迅小说中的女性世界16、《伤逝》再解读17、《孔乙己》的叙事艺术18、鲁迅小说 中的童年叙事19、鲁迅小说的诗化特征20、鲁迅与老舍国民性批判比较21、老舍小说的京味特征22、老舍小说的语言艺术23、沈从文小说中的湘西世界24、沈从文小说的抒情化倾向25、论沈从文创作中的人性内涵26、萧红小说创作的抒情色彩27、萧红《呼兰河传》的诗化特征28、郁达夫小说艺术论29、废名小说的审美特征30、废名小说艺术论31、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32、张爱玲小说中电影表现手法运用33、郁达夫小说中的孤独者形象34、审美化的人生——张爱玲散文论35、冯至诗歌中的现代意识36、论艾青诗歌中的忧郁37、《围城》新论38、孤独与梦想——重读《边城》39、郭沫若诗中的抒情主人公40、《女神》浪漫主义风格论41、胡适与中国现代新诗42、周作人散文艺术论43、朱自清散文艺术浅析44、冰心“小诗”简论45、徐志摩散文艺术论46、徐志摩诗歌中的意境47、戴望舒与中国现代诗派48、卞之琳诗歌“非个人化”倾向论49、穆旦诗歌中的“自我”50、曹禺戏剧的诗意特征51、茅盾小说中的“现代女性”52、《腐蚀》的心理分析艺术53、巴金《寒夜》新论54、郭小川诗歌论55、贺敬之诗歌论56、李瑛诗歌论57、论闻捷的爱情诗58、论李季的诗歌59、公刘诗歌论60、艾青新时期诗歌论61、论艾青国际题材的诗歌62、论艾青的创作道路63、论舒婷的诗歌64、顾城诗歌论65、论“朦胧诗”的产生66、论“朦胧诗”的艺术特征67、“第三代”诗人论68、论“朦胧诗”与“第三代”区别69、论赵树理的《三里湾》70、论赵树理建国后的小说创作71、信纸柳青的小说创作72、论柳青的《创业史》73、《创业史》艺术论74、论建国后战争题材的小说75、茹志鹃的小说创作论76、论吴强的《红日》77、论《保卫延安》的思想与艺术78、论王蒙的小说79、论王蒙的《活动变人形》80、蒋子龙小说创作论81、高晓声小说创作论82、张洁小说创作论83、论新时期军事题材的小说84、贾平凹小说论85、张炜小说论86、论莫言的《红高梁》系列小说87、论杨朔的散文艺术88、论刘白羽的散文艺术89、论秦牧的散文艺术90、论新时期的文化散文四、古代汉语论文题目 1、古代汉语词类活用现象综述2、《论语》句法研究3、《孟子》中的“之”字4、《孟子》中的“其”字5、《左传》被动句研究6、先秦“是”的用法及其发展7、《韩非子》中的被动句8、先秦双宾语句的类型9、“被”字的词义演变10、从《韩非子》看先秦的副词11、从《庄子》看先秦的宾语前置句12、《苟子》副词研究13、先秦修辞方式研究14、《战国策》中的“是”字15、《国语》中的判断句16、《国语》中的被动句17、试论词义的演变类型18、词义引申的原则和方法19、试论汉字形体演变对字形结构分析的影响20、古今修辞方式的比较五、古代文学及近代文学题目1、中国古代洪水神话考论2、《诗经》燕乡食诗的场面描写3、《离骚》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塑造4、《战国策》中策士言辞的抒情化特征5、《庄子》中的畸人描写及其思想蕴涵6、论《诗经》中的婚恋诗7、《左传》中行人引诗分析8、《孟子》文章的论辩技巧9、《庄子》寓言的场景描写10、宗玉赋试论11、贾谊政论文的策士风范12、司马相如赋的现实政治企向13、论《史记》中下层人物的描写14、汉乐府民歌的讽谕特征15、论蔡邕的碑体文16、曹植诗风的衍变17、潘岳哀诔文的创作特色18、陶渊明田园诗的艺术风格19、梁园文人群体的辞赋创作20、汉武帝时期赋家考论21、《史记》人物合传的结构安排22、《古诗十九首》中的人生思考23、邺下文人游宴活动与游宴诗创作24、阮籍咏怀诗的抒情特征25、左思咏史诗的咏怀特质26、谢灵适山水诗的摹象特点27、宫体诗的女性描写28、论《文选》对诗的分类29、论《子夜歌》30、《世说新语》的语言风格31、陈子昂的诗歌理论与诗歌创作32、王维诗中的禅趣33、论杜甫安史之乱时期的诗歌创作34、盛唐时期绝句的特色35、柳宗元的山水游记36、李商隐诗歌的朦胧美37、岑参边塞诗初探38、论李白的梦诗39、论白居易的感伤诗40、韩孟诗派的艺术追求41、晚唐苦吟派诗人的创作心态42、论中唐传奇的创作特色43、试论西昆体的艺术风格44、欧阳修记体文的创作特色45、苏轼黄州诗试论46、论陆游的爱国诗47、论辛弃疾的以文为词48、李清照词的艺术个性49、柳永词的语言特点50、苏轼对词境的开拓51、贺铸词的艺术个性52、论诚斋体53、宋末逸民诗初探54、王安石散文的写作风格55、论关汉卿的喜剧创作56、马致远的神仙道化剧57、论《倩女离魂》的艺术特点58、《高祖还乡》的讽刺艺术59、《水浒传》的忠义观60、《三国演义》的战争描写61、猪八戒形象分析62、“三言”中的商人形象描写63、公安派的小品文创作64、《金瓶梅》的家庭生活描写65、《西厢记》的继承与创新66、《琵琶记》悲剧意蕴分析67、元代少数民族诗人的诗歌创作68、元代散曲的情感企向69、宋江形象分析70、《牡丹亭》的浪漫主义特色71、论西门庆形象的文化警示意义72、“三言”“二拍”中的风尘女性73、李贽“童心说”的文学价值74、论《西游记》的谐趣75、清初历史剧兴盛原因初探76、明清才子佳人小说的叙事模式77、《聊斋志异》中的书生形象78、《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79、大观园的文化意义80、《红楼梦》的梦幻描写及其意义81、《长生殿》的爱情观82、狐鬼花妖尽世情83、《儒林外史》的批判意识84、论贾宝玉的人生悲剧85、论林黛玉86、论桐城义法87、张飞、李逵形象塑造比较88、花间词的艺术成就89、《红楼梦》中的丫环群象90、魏晋散文的骈俪化倾向91、归有光的散文创作92、《桃花扇》的结构艺术93、论晚唐的怀古咏史诗94、江西诗派宗杜论95、论《史记》对后世小说创作影响96、宋代豪放词的艺术风格97、论明清小说题材的邅变98、《文心雕龙》对创作构思的分析99、严羽《沧浪诗话》以禅喻诗分析100、道家虚静说对古代诗歌创作论的影响
以前写过沈从文的论文，但是我觉得写沈从文的很难出新意，他的作品被研究的很多了，比如人性美、水意象等。如果按好写得话，我觉得可以从沈从文湘西小说中的悲剧意识着手，这方面比较好搜集资料，写得范围很广，相对来说比较好写。可以把重点放在他的一部小说（他的作品太多）探究它的悲剧根源，这样就比较深了。
沈从文小说丰富独特的悲剧意识是中国现代文学重要的美学遗产，正是悲剧意识，使沈从文抵达了民族情感和思想的深层，使他的小说成为一种具有独特文化价值和美学意蕴的艺术存在。因此，悲剧视角是读解沈从文小说的一把钥匙。 本文从沈从文悲剧意识生成的特异性入手，进而分析悲剧意识在其小说的具体表现和悲剧文体的形式特征，旨在从另一个基点探寻沈从文小说丰富的文化、美学内涵。 本文认为，沈从文的悲剧意识是他复杂的民间生活经历和痛苦的生命流浪，楚骚湘楚地域文化的浸染和心理承传，都市困境对“乡下人”意识的强化和坚守，以及对人生百态和人情物事的体验而水到渠成般形成的。是敏感自尊的沈从文从童年的生活经历以及成年后的人生阅历中，在湘西和都市人事的两相对照里体验和感悟到了悲剧的精神和生命形式，他的悲剧意识具有自然性、内在性、个体性特征。 沈从文独特的悲剧意识无形而自觉地浸润到他的小说创作中，在审美上呈现为一种特殊的悲剧氛围，一种贯穿作品始终的悲悯情绪，一种可感知的，然而又难以言说的悲剧情调，以及一种介于悲壮与悲哀之间的动人心魄的悲悯美，表现为一种清淡而纯真的诗化风格。 它在一种外在和谐的抒情氛围中，表现了对人的生存和命运的关怀，对人的文化形态的理性沉思。具体地说，沈从文小说悲剧意识主要体现为生命的悲剧，人性的悲剧和文化的悲剧。 沈从文小说的生命悲剧意识，主要体现为对湘西人缺少主体性的自 由生命的悲剧反思和对都市生命萎缩、异化的悲剧性关照；人性的悲剧主 要集中表现为对湘西优美人性赞美的同时又对其人性简陋的沉思，以及对 都市人性堕落的批判。沈从文小说通过生命和人性的反思，更深层次指向 了对湘西“边城文化”失落解体的哀叹。文化的悲剧是沈从文小说悲剧意 识的内核，他通过一系列湘西题材小说建立起他“边城文化”理想的乌托 邦／‘边城文化”对现代文明有着大然抗拒和排斥，它是自足、和谐、重情、 守义、自尊、保守的中国农业文化的代表，沈从文在世界性文化大潮的交 汇与吞没过程中，以难以言说的沉痛与悲哀，实现文化边沿对于文化中心 的拯救，体现为暂处弱势的民族文化对于西方强势文化的悲剧抗争。“边城” 的文化显示出沈从文精神理想的失落与悲哀。 本文在探讨沈从文悲剧意识的形成和悲剧意识内涵的同时，还着力分 析了沈从文对悲剧情绪化、心灵化表达的文体创造。为契合悲剧意识自然 流露与呈现，沈从文小说的悲剧在诗意抒情和平淡的叙述中不经意地加入 命运突变、事与愿违的偶然因素，在情节触目惊心的突转与对照中使整个 悲剧由内向外弥漫着浓郁的悲悯情绪。沈从文通过对悲剧矛盾的隐伏和同 极处理，对情节突转与人物身心反应平和之间的张力设计，以及对乡土怀 念和都市困境情感的两相比照，运用诗意抒情化的语言来实现了悲剧文体 的创造。 特有文体形式使沈从文的悲剧在表面抒情的背后拥有含蓄、隽永的内 在情感，增添了深长的“意味”而非观念的说教，呈现出淡雅抒情的独特 风格。他的悲剧具有“非事件性”、超现实性、超历史性的特点。诗化语言 的流畅和悲剧意识的含蓄蕴藉，消解了悲剧事件的表层化，从而把悲剧性 隐含在情感和精神的深处，使读者在一种情感的共呜和情绪的浸润中达到 感‘清释放的快乐，在关注和思考人和民族的命运和文化的过程中升华出一 种悲悯的情怀和严肃的诫‘惧。 本文认为，悲剧意识是沈从文小说的重要美学意义和文化内涵，它增 加了沈从文小说的丰富性、复杂性和深刻性，提升了沈从文小说的艺术境 界和艺术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