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目标与现实的统一加以把握 我们党为什么要在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两个方面全面把握。首先，和谐社会是我们要努力实现的理想目标。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把社会和谐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一起列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由富强、民主、文明三位一体的目标，发展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四位一体的目标。而且我们还要看到，过去由于长期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强调对立和斗争而不注意团结与和谐；由于长期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影响，忽视社会组织的功能和作用；由于我国社会脱胎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当前正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社会发育水平较低，所以我国社会建设是比较落后的，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很不协调，把社会和谐作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把社会建设作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是十分必要的。由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总目标和总任务的一部分，所以它已经成为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过程的全局性的战略性问题。我们还要看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既是一个阶段性的建设任务，又是一个持续不断的长远建设任务，即使是在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以后，社会建设和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一样，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任务，实现社会和谐仍然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而且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越是向前发展，人的自主和自由越是增强，国家的功能将越来越让渡给社会，社会建设也变得更加重要，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国家将完全消亡，整个社会将是一个自由人联合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他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从而使人类的社会和谐达到了最完美的理想状态。在认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时候，仅仅从目标的视角把握还是不够的。我们党现在提出这个问题还有其现实的原因和思考。这主要是三方面的原因：第一，我国经济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二十多年虽然发展起来了，但采取的基本上是粗放的发展方式，现在发展的质量和效益问题突出来了，发展的不平衡问题突出起来了，资源和环境问题突出起来了，这些矛盾和问题如果不解决，就会严重制约我国今后的继续发展，影响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至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二，我国在前二十多年的发展中着力于放开搞活，打破僵化体制和平均主义，实行了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大政策。现在我们在继续坚持这个大政策的同时，根据邓小平“两个大局”的思想，要把先富带后富、先富帮后富，促进落后地区的发展，增加后富群众的收入，最终实现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提到议事日程，更加注意社会公平问题。第三，当前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根据国际的经验，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000-3000美元，既是一个“发展的黄金期”，又是一个“社会矛盾多发期”，如果矛盾多发得到妥善处理，就有可能获得黄金发展，如果矛盾多发导致社会动乱，发展就会停滞甚至会出现倒退。所以实现社会和谐对于我们有效把握当前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战略性问题。二、要着力于解决面临的矛盾和问题 当前我们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就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存在着大量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问题，所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和方法，就是要承认和认识这些矛盾和问题，着力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如果不承认和分析这些矛盾和问题，追求社会和谐就有可能变为抹杀矛盾和掩盖问题，如果矛盾得不到正确的分析和处理，就会激化矛盾和问题，加剧社会的不和谐。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曾经有过切身的经验和教训。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完全适应的，整个社会不存在任何社会矛盾，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人们精神上和道义上的团结一致。他十分强调社会的团结、统一、一致，但这种团结一致是建立在抹杀矛盾和掩盖问题的基础之上的，是没有生机活力的表面上形式上的团结一致，结果许多矛盾和问题长期被掩盖着，一旦爆发出来就会引起巨大的社会震荡。斯大林去世后苏联东欧地区出现的波匈事件，整个国际共运出现的争论与分裂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在我国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以后，毛泽东同志敏锐地觉察出了这个问题，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各种社会矛盾依然存在，但由于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敌我矛盾退居到了次要地位，人民内部矛盾变得突出起来，成为必须十分重视的问题。他强调党和政府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统筹兼顾各方面的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社会主义。这就从基本理论上解决了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还需要重视社会矛盾和社会和谐的问题。但此后不久，我们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却出现了与苏联不同的另一种偏差。这就是片面地强调社会的矛盾和斗争，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直到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不但在社会发展问题上出现经济与政治关系严重失调，背离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且使整个社会长期处于对立和动乱状态，社会和谐受到了严重的破坏，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今天我们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是总结了历史上的这些经验教训，把全部工作建立在正确地认识和解决我国社会当前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的基础之上。在这个问题上首先必须明确的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时候，还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树立起以发展推动社会和谐和以社会和谐促进发展的思维，决不能把二者割裂和对立起来。围绕这个主要矛盾，在构建和谐社会中还需要着力解决其他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譬如经济发展中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居民收入分配中的差距过大和非法收入问题，党政干部中的贪污腐败问题等。只有下决心解决这些影响社会和谐的重大矛盾和问题，广大人民群众感到满意了，才会达到真正的社会和谐。三、必须抓住调节利益关系这个根本 利益关系是人类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人们所奋斗的一切归根到底都与其利益相关。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抓住了利益关系也就抓住了事情的根本，处理和协调好利益关系也就把握了工作的重心。利益问题是一个涉及社会全体成员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全局性的战略性的问题。国家、地方、部门、单位、群体、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可以说利益问题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利益关系错综复杂、人人关心。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都在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活动，利益观念被空前强化了，利益关系也空前多样化了，利益趋动已经成为加快社会发展最强有力的杠杆，调节利益关系也已经成为建立社会和谐最重要的问题。共同利益是社会力量实现联合的基础，是加强团结、化解矛盾的有力武器。要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加强人们对共同利益的认同，突出共同的方面，协调矛盾的方面。我们要以共同利益为纽带把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把社会各阶层的群众联合起来。对于全国人民来说，我们要加强中华民族和全中国人民共同利益的宣传，进行爱国主义、民族传统和民族精神的教育。每个地区、部门、行业、社区、企业、单位、村庄，都有其共同的利害，要通过有效的思想和宣传工作，使人们认识到自己的共同利益，为建设和谐的社会关系协力奋斗。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不同的地区、部门、行业、社区、企业、单位、村庄，也有其内部的利益矛盾，也要通过思想和宣传工作，让人们自觉地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和睦相处、团结协作，为达到社会和谐而共同努力。根据历史的经验，在利益关系的处理上要特别重视共同利益与特殊利益的关系。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在强调国家和集体利益的时候，往往忽视甚至否定局部和个人的利益，严重地影响了部门和个人的积极性。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纠正了这种倾向，注意发展和维护地区、部门、个人的利益，有力地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以个人、部门的利益损害社会和国家利益的现象有所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更有必要加强对国家、社会共同利益的维护，同时又注意保护单位、个人的特殊利益，为建设和谐社会构建起牢固的利益关系新格局。构建和谐社会决不是不承认矛盾，更不是掩盖或者抹杀矛盾，而是在承认矛盾的基础上去研究矛盾、解决矛盾，通过对社会利益矛盾的正确处理和脚踏实地的工作，达到团结、统一、和谐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长期奋斗的目标，实现这个目标要经历处理和化解社会矛盾的过程，即便是达到了我们所希望的和谐社会，这种社会和谐也仍然是相对的，它只是把社会矛盾和冲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而且我们还要看到，社会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旧的矛盾解决了又会出现新的矛盾，需要我们不断提高分析和处理社会矛盾的能力。所以构建和谐社会最重要的和最困难的任务，是正确认识和处理当前我国所面临的各种社会矛盾，尤其是那些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逐步形成能够准确反映社情民意的社会危机预警机制，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原则和方法。科学发展观提出的五个统筹，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武器和指导思想。这五个统筹虽然讲的是统筹发展问题，而对于利益的统筹同样是适用的。在推进社会发展的同时，必须统筹社会利益，才能构建起和谐社会。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中，要把利益统筹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这里有一些十分重要的问题需要研究和注意。例如，怎样统筹城乡、地区、部门之间群众的利益；怎样兼顾先富群体与弱势群体的利益；怎样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怎样才能使全国人民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怎样通过先富帮后富、先富带后富走向共同富裕，等等。这是从全国范围来讲的，每个地区、每个部门、每个单位，都有一大堆需要统筹解决的利益关系问题。我们要从现实出发提出问题，认真研究怎样进行统筹。总之要把利益统筹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有力武器，大力加以提倡和利用。人们的行动是由利益所趋使的，所以利益对于人们的行动具有根本的导向作用。我们要善于利用利益这个指挥棒，来引导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建设和谐的社会关系。例如，我们要制定相关的政策和法令，使乐于助人的人得到利益，使损人利己的人利益受损；使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的人得到利益，使制造动乱的人利益受损；使勤政廉洁的人得到利益，使危害社会的人利益受损；使保护生态环境的人得到利益，使破坏生态环境的人利益受损；使遵纪守法的人得到利益，使违法乱纪的人受到惩处；如此等等。我们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以利益为导向、构建和谐社会关系的事例和实际经验，需要我们认真总结和宣传，以充分发挥其对广大干部群众的示范效应和教育作用。四、关键是提高党和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 党和政府是我们国家的领导力量和政权机关，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不断提高党和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是我们首先应当加以重视的关键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已经作出了重要的决定，这里提出几个需要强调的问题。第一，要提高领导发展的能力。我们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的思路和模式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见物不见人的发展，单纯的经济发展，粗放式的发展，会造成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的不协调，经济建设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不协调，人与自然界的不协调，而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则会从根本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和谐，社会关系的和谐，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党中央在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第二，要提高协调社会关系的能力。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建立，我国的社会状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社会结构更加复杂，利益关系更加多元，人们思想更加多样，它对党和政府协调社会关系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现在不能像文化大革命以前那样，以阶级斗争为纲处理社会关系，也不能像计划经济时期那样，主要靠行政命令来处理社会关系，而必须探求新的途径和方法，这个方法就是和谐的思维和方法。和谐有其特定的内涵，它要求统筹兼顾各方利益，而不是片面强调一方或几方的利益，忽视甚至损害其他方面的利益；它要求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为共同的利益而奋斗，而不是压制和打击某些方面的积极性；它要求各方互相支持、互相促进、互相沟通，友好相处，而不是处于对立和敌对状态；它要求和而不同，尊重各方的价值和需要，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党的十六大把这种关系简要地概括为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和睦相处的关系。我们应当按照这种新的思维方式不断提高处理社会关系的能力，建立和谐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环境。第三，提高化解社会矛盾和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要建立和谐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环境，必须努力化解影响社会和谐的各种矛盾。利益是各种社会关系的基础，只有利益关系合理，人们各得其所，舒畅气顺，才会有和谐的社会关系。所以要抑制和化解社会矛盾，首先必须提高党和政府协调社会利益的能力。在坚持实现好、发展好群众利益的同时，还要协调好群众的利益。按照群众利益无小事的要求，解决好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问题。尤其要关心广大农民和城市弱势群体，切实保障他们的权利和利益，努力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真正做到使全国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其次，建立和完善相关的制度和机制。要完善我国的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在保持社会发展活力的条件下，更加注意社会公平，更加关心基本群众。要尽快建立社会协调机制，引导人民群众以合法的渠道和形式，调节与化解利益矛盾，维护社会安定团结。要完善信访、市长热线等群众利益诉求机制，引导群众理性合法地向党和政府反映情况和意见，党和政府的有关部门要认真负责地回答和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要建立重大决策的听证制度，倾听广大群众的呼声和意见，使之成为沟通政府与群众关系，以及协调群众利益关系的重要渠道。要建立社会预警机制和安全保障机制，及时有效地处理好各种突发事件。此外，还要改进和加强党和政府的群众工作。要经常深入群众，倾听群众的呼声，把工作做深、做细、做活、做实，充分发挥其解疑释惑、理顺情绪、启发诱导、化解矛盾的作用。第四，要提高社会管理的能力。彻底改变政府办企业、企业办社会的旧体制，政府要把属于企业的权力还给企业，把应当由社会组织管理的事情交给社会组织，科学地划分三者的职责和管理权限，在政府的主导下形成社会管理合力，推动社会和谐有序的发展。当前在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大管理领域中，社会管理是一个新兴的领域，也是最薄弱的领域，探索社会管理的规律、培养社会管理的人才，发展社会管理科学，建立和完善社会管理机制，不断提高社会管理水平，已经成为党和政府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必须给予高度的重视。
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活力，走共同富裕道路，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 一坚持协调发展，加强社会事业建设（一）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二）落实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三）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四）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促进教育公平（五）加强医疗卫生服务，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六）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七）加强环境治理保护，促进人与自然相和谐。 二加强制度建设，保障社会公平正义 （一）完善民主权利保障制度，巩固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 （二）完善法律制度，夯实社会和谐的法治基础。（三）完善司法体制机制，加强社会和谐的司法保障。（四）完善公共财政制度，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五）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三建设和谐文化，巩固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一）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二）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培育文明道德风尚。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三）坚持正确导向，营造积极健康的思想舆论氛围。正确的思想舆论导向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四）广泛开展和谐创建活动，形成人人促进和谐的局面。 ,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还需要进一步加强思想文化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对人的全面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应积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大力提高公民素质，使人的发展与社会整体发展相统一。
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没有文化，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文化因素深深地渗入其间，它为和谐社会的发展提供思想保证、精神支撑。同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扩展资料
建设和谐文化，要立足社会生活实际。构建和谐社会，是动态而不是静态的，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体现为目标和过程的统一。作为目标，构建和谐社会同我们的远大理想、同现阶段的共同理想是一致的。
作为过程，构建和谐社会是分阶段的、有层次的，不可能一蹴而就。构建和谐社会，是当前的重要任务，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建设和谐文化，要着眼于未来的发展，更要着眼于现实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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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发展，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社会变迁的研究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 要：探讨了中华民族民族精神中的文化内核：柔性文化，而阐述了面对国际社会变迁的大背景，秉性文化需要植根入更多刚性文化的因素以适应社会变迁。因此要以柔性文化为本源，挖掘本民族刚性文化因子，一方面继承 传统文化 ，另一方面呼唤刚性文化，以适应主流社会文化的变迁。
关键词：民族精神;文化内核;柔性文化;刚性文化
1 柔性文化——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核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民族精神与时代息息相关，一个时代的民族精神总是烙上了这一时代的社会经济因素，但是悉数世界各民族“民族精神”的历史发展脉络，我们似乎可以从各种文明中找到一种跨越了时代背景、源于地缘经济特征同时又决定了民族性格、民族制度、民族精神的特有民族文化主线，在伊斯兰世界里，伊斯兰文化是伊斯兰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神权至上的伊斯兰教义中，忠贞的服从以及为和平的圣战意识性文化支配着整个民族，因此伊斯兰世界各民族表现得异常团结与排外，无论是仇恨还是友好都不偏不倚的一致，而这种一致是任何时代都未曾改变的。
而中华民族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内核，它是“内敛含蓄”、“左右逢源”的，因此曾有学者形象的将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内核形容成“太极”，也正是如此，林语堂在《中国人》中给中国人的民族性格贴上老成温厚、消极避世、知足常乐、因循守教、中庸之道的标签，在这种文化内核下，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历来就具有“积极的人世态度、强烈的伦理道德色彩、注重‘中和’的思想特色以及兼容性与主导性并存的特点”。
究其原因，我们似乎可以从费孝通先生那里找到答案。费老先生笔下中国乡土社会中的中国人是与泥土分不开的，“从土里生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乡土社会下的中国人分外的“土气”，成员们更愿意生于斯死于斯，于是终老是乡土社会的常态，这种不流动注定了社会中成员间相同的生活环境、相似的生命归属、大体一致的生活方式。于是差序格局成为人与人交往的关系纽带，一方面由于这种横向弹性结构的“差”，中国人的 人际交往 总是“左右逢源”遵循“中庸之道”且“厚实而老成”的;另一方面，这种差序格局所锻造出的纵向刚性等级化的序列社会结构更是形成中国人宗族制度分明、强调伦理道德等等，因此在纵向等级结构的主导下，中国人的文化观念又会表现的或者积极人世，或者消极避世……
如果将上述一切看成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普遍的文化内核，那么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怎样的时代特征、怎样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怎样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中华民族民族精神中一定有着这样一支希翼和平、友好待客、中庸之道、左右逢源、尊长护幼的不变力量，这是中华民族得以自立自强、积淀文化、传承文明的优良民族性情，是我们始终应该恪守的古老训诫。
2 社会变迁下的文化变迁需求
按照托夫勒《第三次浪潮》所阐述的理论逻辑，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正在从传统以农业为主导的生产方式朝向以工业为主导甚至以信息、生物技术为主导的生产方式的快速变迁，这种变迁已经成为当今社会最显而易见的背景。我们的传统文化所穿插其中的民族精神是否足够完美到可以跟得上世界社会格局的变迁步伐，而不被甩出世界主流格局之外?费孝通先生阐述的是“乡土中国”的社会格局，既然冠以“乡土”之名，那么乡土社会结构的适用范围至少需要局限到中国的乡村，更何况此书的写作时间是在解放前。然而就在2003年费孝通先生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庆典上的讲话中，形容中国的社会结构时仍然采用“差序格局”一概念，且概念内涵没变，笔者赞同费孝通先生的阐释，因为有意无意间就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印证了这一点，也就是说，无论时代变迁、城乡变迁、制度变迁，人与人交往的网络结构始终未变，传统宗族观念仍然影响深远，如果按照上述“太极”的比喻，那么，我们的民族精神中“太极”的部分并没有发生实质的改变。
那么这种近似“太极”的柔性文化是否能够适应当今时代的变化，应对当今世界的竞争呢?显而易见，根植于“乡土”的中国中土文化所形成的差序格局是适应农耕民族的乡土社会的。因此在世界大同的农耕社会，中华民族的历史往往可以成为世界性历史，隋唐盛世、明清盛世便是最好的例证，原因可以理解成是我们植根于民族灵魂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民族文明是与当时世界主流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了的，在那样的时刻，我们民族的精神体现了世界主流文明的精神，因此当时我国的历史同时也被写人世界的主流历史部分，然而，随着西方工业经济的异军崛起，世界主流文明为工业文明所取代，伴随工业文明而来的是世界一体化的高速变迁。空间、时间距离不再是国与国、洲与洲的隔阂，掌握着主流经济技术的西方文明开始主宰世界，无论是____教义中的“原罪”、“救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还是西方民族中的理性精神、批判精神，抑或是大和民族对天皇绝对忠诚的武士道精神，都体现着一种不同于“太极”柔性文化的刚性文化，当世界主流经济告别了农耕时代。刚性文化大行其道的时候，我们该采取怎样的方式扬弃保留、锻造更为坚实的民族精神?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世界一体化、经济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我们国家的状况却面临着这样的尴尬：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科技文明三次浪潮并存。即“同一社会的不同部分处于不同的时代中”，属于各种时代的文化理念相互激荡，似乎传统的农耕文明在中国内陆乡村还没“过时”，工业文明的理念已经跟不上东部发达城市的步伐，需要做出改变去适应信息科技文明时代的文化了。这就造成在精神上民族情感很难统一，社会失范现象严重。
时代要求我们必须做出相应抉择，那么究竟是恪守柔性“太极”文化，继续维持“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还是选择一种刚性文化来锻造民族精神?诚如上面的论述，民族精神承载了厚重的地缘文化，其最精髓的部分是民族最深层次最本质的民族文化内核，也是民族得以存在之基、立足之本，这是我们无法改变也决不能改变的。然而现实要求我们在文化中注入刚性的血液，失范的社会情智急需重新整合民族情绪，因此笔者认为：应该继承中华传统的民族精神，并根据时代特色，挖掘和向社会呼唤属于本民族的刚性文化。 3 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刚性因素
事实上，如果按照中华大一统的说法，我们的民族并不缺乏刚性文化。2005年姜戎的《狼图腾》一经问世，就引发了国内文化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等诸多学科领域针对“狼性”的广泛探讨与研究，“狼性文化”便是一种属于中华民族的刚性文化，狼是游牧民族顶礼膜拜的图腾，也是与牧民们在草原上争斗了几千年几万年，教导牧民智慧、为牧民积聚力量、有胆识有组织的强大集团军。游牧民族因此英勇善战、睿智过人，说游牧民族在狼图腾的教导下“雄韬伟略”一点也不为过，元朝无边无尽的疆土便是最好的例证，其实也正是中华民族这一支铿锵豪迈的力量令世界各民族心存敬畏。也正是这一支力量如我肤色者依然被世界称为蒙古人种，一时间相见恨晚，对狼性的呼唤一度成为学界呼唤民族精神的主流，笔者赞同这种对于植根于民族文化中的刚性文化的呼唤。但是反对完全否定对传统主流文化的做法，对于民族中源于地缘文化的文化内核，是我们始终应该坚守的民族习性，而我们现阶段呼唤刚性文化、呼唤狼文化的作用在于适应社会变迁，适应时代发展，这正如同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民族精神必须要适应时代发展、烙上时代烙印一样。
4 总结
综上所述，民族精神有着自身不变的文化内核特质，这种特质在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内核中表现为“太极式”的柔性文化，同时这种特质有着深厚的地缘文化因素，是一个民族区别他民族的分野特征，也是一个民族的立足之本，生存之基。但是放眼当今世界，主流民族精神中刚性文化大行其道，依然严格恪守柔性文化就会面临着被甩出主流文明结构之外的危险，因此，应该在恪守传统民族精神的同时，挖掘本民族的刚性文化，使得民族精神适应主流、适应竞争、立于不败之地。
摘要：在现代化的视阈下，从社会结构的变迁考察近几个世纪以来的社会发展变化，能够增强我们对社会发展变化宏观主题的把握和认识;对比分析东西方社会变迁的背景差异，得出实现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主要背景条件，从而更好地为非西方国家现代化提供借鉴。
关键词：社会变迁;现代化;社会结构;背景差异
对西方社会近几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变化，社会学家们都试着用某一典型性词语去概括和总结。许多西方学者用“现代化”或者说“从传统到现代”来概括和描述，也有人从社会发展总趋势的角度将其总结为“进步”和“发展”。或许，从社会变迁的角度出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清和把握西方社会的发展变化。当前，我们往往看到的是西方社会充分发展，而非西方社会展现的则是亟待完善，很少去探究西方社会实现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或者背景因素。若将社会变迁与现代化这一历史主题相结合，对比分析东西方社会实现变迁的背景因素，能够帮助我们清醒认识西方社会迅速实现现代化和社会变迁的原因和动力，进而为非西方国家现代化和实现社会变迁提供借鉴和启迪。
一、社会变迁及现代化视阈下的社会变迁
社会是人为了达到单个人所无法实现的需求满足水平而有目的地形成的，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又可以看作是价值联结的生存单位。而变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问题之一，它涵盖了世界历史发展和变化的方方面面。那么，什么是社会变迁呢?
从广义上讲，社会变迁指的是一切社会现象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及其结果。在社会学中，社会变迁这一概念比社会发展、社会进化具有更广泛的含义，它包括一切方面和各种意义上的变化。因此，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如社会变迁的规模、方向、性质、人们参与和控制的程度等，社会变迁类型就会呈现多样性。罗荣渠先生就将社会变迁的方式划分为微变和巨变，并将其阐述为渐进性微变、突发性微变、传导性巨变和创新性巨变。
我们所讲的社会变迁主要是从社会结构的变迁出发的。所谓社会结构，它指的是“社会系统的构成要素间相对稳定的关系，这种关系使社会系统具有形态特征(它是一个描述性概念，它不是对现实的复制，而是根据认识和思考而抽象出来的)，是对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实在侧面的相对静止的形态或者说状态的特性的描述。”简单说来，社会结构就是指在社会变迁中长期保持不变而带有一定方向性变动的那部分。社会结构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功能性结构的变化，表现为人们为了满足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各种经济、政治、组织、制度等结构要素的分化和组合;二是社会成员地位结构的变化，表现为社会成员由于其经济地位、职业、 教育 水平、权力、社会声望等的不同和变化，所造成的社会阶级和阶层关系的变化。
西方学者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理论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假设的前提，即社会可分为“传统”与“现代”两个部分，并且认为现代化的过程就是“现代”的部分逐渐膨胀、“传统”的部分逐渐萎缩的过程。许多早期的现代化理论学家都曾详细讨论过“传统”和“现代”的特征或差异。他们主要从经济、政治、文化、个人人格与行为特征等方面去对比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典型差异，当然也有许多学者从社会结构出发去研究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如美国学者C·E·布莱克将关于伴随现代化进程而发生的社会结构变化的主要内容和走势归结为：人口分布走向城市化，地理流动性和社会流动性提高;社会的收入分配趋向公平，文化教育趋向普及，机会趋向平等;社会动员和社会整合水平的提高，个人主义愈来愈强，责任中心由社区转向社会，由地方转向国家等。丁建弘认为布莱克的概括“并非十分全面和合理”，他认为现代化背景下社会结构的变迁主要体现在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和从地方共同体到整合的社会的变化。尽管将传统和现代的概念引入现代化研究会带来一些不足之处，但是对于我们研究现代化背景下的东西方社会变迁问题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
现代化一词可以说是对“世界历史”开始以来至今对人类社会发展主题较具代表性和说服力的概括之一。从逻辑上讲，社会变迁理论从宏观上就包含了现代化理论，因而我们将范围限定在现代化视野下。现代化背景下的社会变迁我们也主要是从现代化这个历史发展的主题出发，着重考察在现代化视域下社会变迁中的社会结构变迁。
二、东西方社会变迁的不同背景及其差异
为了更好地对比东西方社会结构之间的不同之处，我们选择社会结构变迁中比较突出和代表性的五组变量进行比较。
(一)社会的开放性与流动程度不同
许多学者从西欧与其他国家历史发展的比较中探索西欧率先迈入工业社会的原因。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就从非西方国家的自身条件出发，他认为东方国家古代文明太发达以至于难以产生新的文明。钱乘旦则直接将原因归结为社会结构的不同。他认为西欧的封建社会是一种金字塔的等级结构，形成以贵族集团共同分享权利为特征的等级君主制，并且在这金字塔外面，还有一个异己的力量存在即“市民社会”。而东方的封建社会则是一个“大屋顶”结构，它笼罩一切，控制社会的一切方面，极大地阻止了资本主义的自发产生。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曾经谈到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英国)在构成上有“三大骨架”，即土地贵族、“中间阶层”和工资劳动者。17～18世纪英国“三层式”社会结构为英国启动工业革命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力量和阶级力量。除了这个主体性力量外，英国还具备了使社会生产力的基本要素充分发挥的两个社会特征：社会的开放性和社会的流动性。英国社会的阶级与阶级、阶层与阶层之间的界限趋向重叠，个人在社会的区域流动、职业流动和经济地位的流动也是相对自由的。当然，法国和德国各阶级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与同时代的英国进行比较时，显示出了相互隔绝的状态，但是他们在19世纪后期都出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和随之而来的中产阶级的发展和壮大。如法国在19世纪最大的社会变化是贵族和资产阶级社会角色的转变。贵族在政治上经济上逐渐失去了昔日的风采，从权势的巅峰上跌落了下来。在1950年代，德国的统治阶级的大部分容克开始分化、资产阶级化。通过改革，普鲁士一德意志的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一个基本上是封建的社会转变为一个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从而迅速地走上了现代化道路。
而在东方国家，村社和类似于原始社会的村落制度将人们紧紧地捆绑到了一起，个人完全依赖于他所处的村社和村庄。村社体现的是一种类的、集体的主体意识，个人主体性丧失。村社培育着人们的集体意识，他们往往聚族而居，一个村庄的居民相互血缘关系盘根错节，拥有共同的祖先，因而村庄成为由宗法关系联结在一起的集体，这点俄国、中国、印度表现得尤为突出。特别是在俄国，村社的最高权力机构是被称为“米尔”的村民大会，负责和决定村长及其他公职人员的选举、土地的重新分配、村社成员的迁徙及新成员的接纳、赋税徭役的分配等重要事务。此外，还有为保证服役完税而建立了连环保制度。这样，个人的一切都离不开集体，取决于集体，只有作为集体的一员，个人方能生存。而在印度由于村社和种姓制度的严密性，人们也被死死地束缚在他所在的村落和种姓阶层里。在以上的社会里，人们之间除了和村社内部人员的交流外，基本上不需要也不能与其他村落和人员进行交往，人们彼此生活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里，社会流动性和开放的程度极低。
(二)角色和地位分配的原则不同
现代化的所谓合理化倾向要求的水平不过是机会均等，以便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都能找到最适合于自己能力和兴趣的角色。帕森斯提出，任何社会都存在着一整套“角色期待”，它规定了社会中每个成员彼此期待着要充当的社会角色，进而形成了“社会价值观念体系”。对比东西方社会，我们就会发现，东方国家在现代化起步阶段的社会结构是稳态、封闭和静止的。东方社会特有的社会等级制度使人们习惯于承袭而来的地位和角色，几乎从不考虑改变职业和居所。如印度的村落统治机构是依据传统习惯进行活动的，缺乏明确的法律以及关于权利、义务的契约，统治者的资格基本上是以先天条件(如出身、年龄等)为优先，并且是世袭的，财富、受教育程度以及个人能力等后天因素居次要地位：俄国的村社在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宗法共同体内部的简单协作传统，如劳动改组、公耕地等等，在价值观念上轻视自由个性，强调整体和谐，把个人视为共同体的附属物而否定其独立人格。这样，人们对于自己的角色和地位就有了先天性并且自然的逆来顺受;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也是如此，虽说中国有士大夫精神，但出发点还是想一劳永逸，即“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个人几乎不期望改变自己的地位，并且相信以往的社会秩序是天经地义和不可改变的，地位和爵位的世袭成了中国古代社会角色和地位分配的重要原则。
而在西方社会，虽说也是封建社会，但它的封建社会是一种“分封建邦”的社会，各封建邦国之间相互独立。并且西方社会是一种阶级制度。等级与阶级的一个明显区别在于，前者的成员资格基于出生机会，后者则基于职业和经济地位。西方发达国家则在生存斗争中创造出具有强烈经济追求的新教精神，将崇尚个人才能和力主个人权益的世俗主义和个人主义构成他们的价值取向。这样，决定他们地位和角色的不再是先天的出生条件了，而是要靠自己的职业和经济地位了。西方发达国家有一共同点，那就是在社会结构中诞生了具有主体性力量的中间力量(市民社会)并逐步发展成为强大的资产阶级。如在19世纪下半叶，法国由于文官制度的推行，社会升迁又多了两条途径：学历和成就。整个19世纪，法国人的社会地位变迁大致以一种渐进方式实现的：最底层的工人首先改变工种，一般工人经过几代努力，也许可进入小资产阶级的行列，一部分的小资产阶级升入更上一层的社会集团。英国的“三层式”社会结构形成特有的开放性和流动性，使生产力要素得以充分发挥，进而影响到角色地位分配原则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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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我赞成“冲击—反应”模式认为中国传统历史发展是属于停滞的，中国社会自身是无法产生进入近代社会的动力，所以中国要进入近代社会就需要外在的力量，需要外在“冲击”，中国“反应”其“冲击”，这种模式突显了外部的“冲击”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意义。
②如材料中所指中国自鸦片战争冲击后，依然引不起足够的反应，于是接着第二次鸦片战争，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巨大的冲击下中国地主阶级洋务派开展了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一步一步向西方学习，由学习“器物”到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时期的“制 ，度” 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 ， “思想” 在这种学习的过程中也存在着外部巨大的 “冲击”——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和凡尔赛和约等事件的发生。不能不说外部的 “冲击”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有着影响，从上述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轨迹可以得知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国外的“冲击”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所以这种模式还是很有启发意义。 《共产党宣言》所述“资本主义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世界扩张过程中，非正义的侵略者同时又往往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进步者；而正义的反侵略者常常又是落后者，以贪欲为动机的侵略过程常常成为历史不自觉的工具。
③中国社会踏上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近代化道路， 当然我并不赞同西方的一些史学家的论断：鸦片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中国的近代化。但是，不可否认的一点，即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确实打破了中国封建社会链条， 给中国提早走向近代化提供了一种契机，使 19 世纪的中国由封建落后走向了近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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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实的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的经济增长率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获得延续约20年的高速增长。1978-2000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9.52％。这一增长速度，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高速增长时期的年均增长率大致相近，而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高速增长期大体也持续了20年左右。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期以后，都出现了减速的过程。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也都经历了类似的发展过程。中国经济发展在经历一定时期的高速增长之后，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减速的情况。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已经呈现出这种趋势。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经济的现实增长率已由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约平均10％左右，过渡到1998-2001年的8－7％之间。这一趋势将左右本世纪最初十年的中国经济增长率。 今年我国经济形势好于预期，现实的经济增长速度将比去年加快。我们希望经济增速加快的势头能够持续下去。当然我们不能指望现实的增长速度回复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两位数的高峰。然而经过努力，现阶段的潜在增长速度是可以达到的。只要我们大力促进增加内需，把未充分利用的财力物力人力资源动员起来，这个目标是能够实现的。 二、就业优先的增长模式和效率与就业并重 中国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是今后一、二十年世界上无与伦比的一件大事。但中国劳动力丰盛目前却形成了巨大的就业压力。由于人口基数大，且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劳动参与率较高，当前10年20年又处于劳动力资源增加高峰期，每年新供劳力逾千万。加上失业下岗人员，农村待转业的剩余劳动力，今后每年需要增加千万个以上工作岗位。而目前能提供的就业岗位只约800万个。并且，随着科技进步，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所能吸纳劳动力的弹性系数每况愈下。目前我国劳动力人数约7.5亿，相当于西方发达国家劳动人口4.35亿的1.73倍，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要安排这么多就业岗位。中国就业问题的出现又是经济转型过程中，为提高经济效率而付出的代价，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成本。中国大量人口的就业压力，源于极大的劳力供给与有限的资源（自然资源、资本资源）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在经济发展战略上应采取就业优先的增长模式，而不能采取其他资源优先的增长模式。 三、 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要继续实施并要正名 1998年从过去“适度从紧”的政策开始实现宏观政策的转变时，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都是中国条件下“扩张性”政策或“松动性”政策的一种变换的提法。“积极财政政策”的扩张性实质是无疑问的。货币政策只是因为考虑防范金融风险和稳定币值，才赋予“稳健的货币政策”以复杂的内涵。它既包含反对通货紧缩的内容，又包含反对通货膨胀的内容（戴根有）。这样可以操作自如，但是人们的印象是缺乏方向感。 如前所述，我国目前现实的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社会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总需求不足的局面尚未过去，依然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格局。为对应此种问题，除在结构、体制方面采取措施，消除长期性障碍以外，还得运用宏观调控政策，进行治理。宏观调控政策的取向，一般地说，可分三种情况：(1)当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现实的经济增长率高于潜在的增长率，出现通货膨胀趋势时，需要采取紧缩性的政策；(2)当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现实的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的增长率，出现通货紧缩趋势时，需要采取扩张性的政策；(3)当总供给与总需求大体相当，现实经济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差距不大，无明显通胀与通缩趋势的迹象时，就应采取中性的政策。这是经济学的A.B.C，宏观经济政策要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目前，我国的经济形势明显处于第(2)种情况。现期我国现实的经济增长速度略有回升，但与潜在增长率仍有距离，通货紧缩趋势是低度的，且有减缓迹象。在此情况下，宏观调控政策取向，以继续实施适度从松的政策为宜。我以为，现在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就其扩张性实质而言）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就其松动的一面或防止通货紧缩的一面而言），实际上是一种“适度从松”的政策，因此，这两个政策目前还没有改弦更张的必要。今后一段时间还是要继续实施，但其内容需要适应形势变动加以调整。 检举 提问人的追问 2009-06-03 23:59 请问你这是从哪找来的?是09年的经济形势么? 检举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6-03 23:59 国际经济环境更趋严峻对我国形成较大的周期性调整压力，我国企业还面临生产要素价格上升、市场需求结构变化和节能减排等政策性导向所形成的结构性调整压力，2009年国内外经济环境中不利因素和不确定因素增多。1.次贷危机的恶化使世界经济复苏艰难次贷危机继续向纵深发展，正在严重破坏国际金融体系的运行秩序。这场金融危机到底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和什么时候充满不确定性。次贷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继续扩散，由于发达国家金融领域普遍出现信用和信心危机，企业从资本市场直接融资规模缩水，商业银行普遍的惜贷行为使工商业实体经济活动失去金融支持。美国、欧盟和日本三大经济体经济增长前景黯淡，经济全球化造成的世界各国经济周期同步性将放大次贷危机对全世界实体经济的拖累。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资产价格大调整严重打击经济信心，使世界经济的复苏可能进一步推迟。世界经济复苏缺乏新的增长点，2009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和贸易增长率将低于2008年。2008年8月份以来，全球经济降温使国际油价跌幅超过30%，带动其他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不同程度下降，近期各国通货膨胀率纷纷呈现见顶回落迹象，预计2009年随着世界经济进一步降温，通货膨胀压力较2008年减弱。2.国际经济低迷将进一步收缩我国外部需求2008年，美国经济陷入次贷危机后的低迷状态，美元对人民币大幅贬值，我国对美国出口增速大幅放缓，1~8月份仅增长10.6％。但由于人民币对欧元汇率相对稳定，1~8月份对欧盟出口仍然增长26.3%。次贷危机的负面影响已经从美国向欧洲、日本和新兴国家传导，欧盟和日本第二季度经济负增长；同时，8月份以后美元汇率反弹使人民币对欧元、日元升值加快，2009年我国对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出口可能全面放缓，外贸顺差规模进一步缩小，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下拉影响可能比2008年更加严重，使我国2009年产能过剩矛盾更加突出。检举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6-03 23:59 3.房地产开发投资降温，带动相关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减速2008年1~8月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29.1%，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21.4%。但房地产成交量大幅萎缩，房价调整迹象明显，房地产开发商资金链紧张，市场可能由“量跌价滞”进一步发展为“量价齐跌”。初步预计，在2008年高基数的台阶上，2009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将下滑到10%以下，房地产投资增量从6800亿元减少为3200亿元，这将导致固定资产投资明显减速。由于房地产是产业链较长的支柱产业，也是这一轮经济扩张的龙头产业，它的周期性调整将拖累一连串行业景气度下降，钢铁、建材等相关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可能随之减速。地方政府基础设施投资资金主要来自土地出让金收入，2008年以来各地土地出让金收入增幅明显下降将影响2009年的基础设施建设规模。4.城乡居民收入增幅下降，保持消费需求快速增长难度加大2008年支撑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柱是居民消费的快速增长。但农民进一步增收面临许多制约因素，股市和房市调整使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缩水，扣除物价因素后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增幅比前几年下降。“奥运景气”消失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速度可能逐步放缓。汽车、住房两大消费热点开始降温。1~7月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10.8%，增幅下降37.2个百分点。上半年汽车销量增幅回落11.4个百分点，8月份全国汽车销售环比下降5.53%，同比下降6.34%。房地产和汽车两大消费热点退潮后在短期内很难由其他消费热点替代，200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名义增长和实际增长都可能低于2008年。5.成本上升与产能过剩“两碰头”，企业效益不容乐观2008年不得已对成品油、电力、公用事业等价格实行行政管制的负面作用越来越大，经济运行正常秩序受到较大影响。８月份火力发电仅增长1.8％，从供给方面约束了工业生产正常增长，如不及时解决这一突出矛盾，工业急剧减速将会威胁到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基本面。2009年我国能源资源等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势在必行，但在产能过剩背景下企业将面临成本上升而销售价格难以提高的重压，企业效益将大幅滑坡，财政收入形势严峻。检举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6-04 00:00 1.以“保增长、促转型”为宏观调控的基本取向当前，价格上涨压力尚未根本缓解，但从国内农产品价格走势、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次贷危机后国际货币流动性变化趋势和美元汇率走势等因素看，我国控制物价过快上涨有了更加有利的国内外环境，控制物价的政策效果2009年将进一步显现。与此同时，次贷危机对世界各国实体经济的破坏作用不断加剧，国内一些地区和行业增长速度回落过快，经济过快下滑的风险在逐步增大。建议2009年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作为宏观调控首要政策目标。之所以要将“保增长”和“促转型”并列为首要政策目标，是因为我国当前经济运行中总量矛盾和结构矛盾同样突出，解决当前经济困难不仅需要总量政策的适度放松，更重要的是只有通过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才能重构中国经济增长新活力，重获中国经济新的国际竞争力。将“保增长”和“促转型”并列为首要政策目标有利于进一步统一全党全国应对复杂形势的思想和行动，将各级政府和企业的发展积极性更好地引导到落实科学发展观上来，防止为保增长重走粗放型发展老路。2.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多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建议2009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同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所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这次不仅要扩大政府建设投资，由政府配置资源来集中力量办大事，更要强调通过市场配置资源来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通过减税费降低企业成本和居民负担，增强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的积极性。加大对结构转型的财政支持力度，在全国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以促进企业设备装备更新；建立财政科技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加大对公益性科研机构和公益性行业科研的支持力度，支持国内重大装备制造业振兴和国家战略性产业发展。开展企业创新风险投资试点，为企业技术创新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建议2009年中央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扩大到2000亿元，重点用于灾后重建、国家重点基础设施建设、节能减排和结构升级等产业发展项目，以及支持“三农”项目，采用银行配套贷款、吸收民间资金入股等办法，扩大国债投资的带动作用。检举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6-04 00:00 3.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2009年我国货币流动性局面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既可能因为次贷危机进一步恶化使国内金融机构对国内经济形势和企业盈利前景预期转坏，普遍出现惜贷现象，同时国际热钱大量撤出，造成我国信贷市场、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交易量大幅萎缩，突然由流动性过剩转变为流动性不足，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资金严重短缺；也可能因为中国经济表现明显好于其他国家从而国际热钱继续大量流入我国，延续我国这几年一直存在的货币被动投放局面，银行体系流动性过剩。面对不确定性，实行紧缩或扩张的货币政策都不适宜，因此建议2009年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货币当局要根据货币流动性变化实际情况，灵活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控制在16%~17%，取消信贷额度管理，重点加强信贷结构引导，在重视中小企业贷款的同时，引导资金向结构调整、自主创新、节能环保和国债项目配套倾斜，更好地发挥货币政策在促转型中的独特作用。4.加大政府对保障性住房投资，稳定房地产市场前几年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超出了城镇居民的承受能力，出现调整实属必然。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要以改善供给结构和满足自住需求为导向，既要促进房价的理性回归，也要防范多重不利因素叠加导致市场过度调整。改善供给结构，增加廉租房、经济适用房、普通住宅的土地供应，加大保障性住房和普通住宅供给，大中型城市要扩大政府对保障性住房的投资，完善住房保障体系。金融机构应对在施房地产投资项目进行风险评估，保证对普通住宅和经济适用房等房地产项目的正常贷款，稳定房地产投资规模，保证在施房地产投资项目正常施工和竣工，防止因资金链断裂而出现大面积“烂尾楼”现象。要允许房地产上市公司和其他优质房地产公司通过企业债券市场筹集资金，鼓励房地产行业的兼并重组。前期出台的住宅交易环节税反而增加了购房人负担，应当及时取消。适当降低居民首套自住房贷款利率，取消对“第二套住房”特别贷款限制政策，吸引居民在房价回落到合理水平时踊跃入市。检举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6-04 00:00 5.完善消费政策，进一步挖掘消费增长潜力要深化全党对扩大消费重要性的认识，未来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必然在13亿人民的消费需求上，经济结构转型最重要的方面是需求结构从主要依靠外需转向主要依靠城乡居民消费升级。要从宏观收入分配环节千方百计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建议把居民储蓄存款利息个人所得税税率降为零，提高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到3000元，增加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减轻低收入者税负。实行积极就业政策，扩大城乡就业，落实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相关政策，根据物价水平变动提高各地最低工资标准。加大对农村商贸流通体系和文化服务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完善消费税制度，引导居民合理消费。大力发展旅游、文化、体育等服务性消费，培育新的消费热点。6.完善外贸政策，帮助外向型企业渡过难关建议稳定人民币汇率，减弱人民币升值预期，消除次贷危机对我国出口的汇率传导机制，避免汇率成为美国转嫁危机的政策工具。次贷危机恶化后，发达国家未来的贸易壁垒会更多，贸易保护措施会更加频繁使用，中外贸易摩擦也会进一步增加。为此，中国政府和企业应有预见性地做好应对措施，务实、有效化解中外贸易可能出现的纠纷。如有必要，还可联合其他相关国家，在WTO框架下联合抵制发达国家可能出现的通过贸易保护向国际社会转嫁危机的做法。可细化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不同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含量，对纺织轻工行业的鼓励类产品进一步提高出口退税率。重点支持自主品牌产品与高技术附加值产品出口，加快建立和完善自主性国际营销网络和售后服务体系。要对中小型外贸企业在资金、技术上予以一定支持，帮助企业通过技术升级渡过难关。继续严格控制粮食、化肥、钢材、煤炭和焦炭等“两高一资”产品出口。努力扩大重要资源、先进技术装备和关键零部件进口。检举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6-04 00:00 7.抓住有利时机，理顺资源能源价格当前，国内农产品价格上涨压力逐步减轻，国际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全面回落，为我国理顺资源能源价格、改革资源能源价格形成机制提供了有利时机。要标本兼治，以治本为主，下决心适时推出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加快电价改革步伐，促进合理电价机制的形成。主要采用经济手段解决当前电煤、成品油、供热等由价格引发的供需矛盾，做好电力、煤炭、成品油、供热等供给保障工作，从供给面保障生产生活正常秩序。要进一步强化电力需求侧管理，抑制不合理需求。改革资源税费制度，完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检举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6-04 00:01 要想对2009年中国经济运行情况作出比较准确的分析和预测确实非常困难，因为2009年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和不确定性丝毫不亚于2008年。但经过分析，我们认为，只要宏观调控政策应对得当，作为一个经济基本面仍比较好的“大国经济体”，中国经济可以在十分困难和复杂的国际大环境下，获得9%左右的增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上涨也可以维持在3%以下。从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看，2009年可以说是近10年来最糟糕的一年。有许多分析家认为“滞胀”可能是2009年全球经济的基调。可笔者认为“滞胀”作为今后2～3年的一个趋势是很有可能的，但对于2009年来说却不一定。关于经济增长，“滞”已成定局。对于发达国家而言，现在尚存争论的是“滞”的程度，即是温和衰退？还是严重衰退？对于全球经济而言，争论的是增长速度的降幅会有多大？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有关国际组织的最新预测，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将会把世界经济拖入一个低增长的阶段。2009年世界经济的经济增长率可能在3%左右，只有2003～2007年的年均增长速度4.6%的2／3。其中，美国、欧元区、日本的经济增长率都会在衰退的边缘挣扎，零增长的可能性极大，增长速度最多不会超过1%。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也将有较大幅度的放缓。但通货膨胀的“胀”在2009年则不会加重，而且很有可能的结果是会比2008年下降。因为，伴随着全球，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减速，原油等大宗能源、原材料产品的需求会下降，加上前两年美元贬值过大，人们对美元的预期出现变化，美元开始反弹或至少已经趋于平稳，以美元计价的国际市场价格水平也会下降。我们预测，国际市场上的原油价格，2009年可能会在90美元左右。因此，总体上看通货膨胀的压力在2009年可能会得到暂时的舒缓。检举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6-04 00:01 国际经济环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除了金融部门直接持有国外机构不良资产，会受到一定的损失之外，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于世界经济减速，会使出口需求下降；二是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出现会对人们的心理产生较大影响，进而使金融机构的贷款更加谨慎，使投资者的投资行为更加小心。如果说2007～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程度还十分有限，那么2009年的影响将会变得更实在、影响程度也会更大。因此，当我们将国际经济环境作为中国经济的决策背景进行考虑时，宁可将国际环境想得严重一些。以便一旦出现问题，我们将能够更加从容地加以应对。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作为大国经济体，作为一个对外开放，特别是金融领域对外开放相对有限的大国经济体，以及我国较好的宏观经济基本面和国际收支状况，可以说我们有较好的条件和较大的回旋空间，去应对和减轻国际经济冲击带来的不利影响。毫无疑问，我们需要采取一定措施，如调整出口退税政策等，帮助企业尽可能使出口需求下降的冲击变得小些。但也要看到，只要外贸顺差下降的幅度不太大，这种冲击对中国解决贸易顺差过大的问题就会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对于外部冲击带来的心理影响，只要我们能够将中国的优势讲清楚，将政府的信心和将要采取的措施讲清楚，获得公众的理解和信任，我们可以使这种影响程度降到相对比较小的水平。从国内环境看，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仍是宏观调控应平衡的首要关系。“保增长、防通胀”是宏观调控的正确选择，只是应该由2008年的防通胀为主，转为保增长为主。这种选择的主要依据是：2008年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涨幅已经大幅回落到较低的水平。但与此同时，中国经济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容不得我们简单地扩张去保增长；科学发展的要求，也容不得我们简单地扩张去保增长。而且，由于我国经济的基本面尚好，国际收支状况也较好，高储蓄率、劳动力相对宽裕等经济发展基本动力仍在，大国经济体应对国际冲击的能力较大，不需要对经济增长的适度减缓而过度反应。目前已经陆续采取的一系列财政和货币政策是正确的，但也应注意矫枉过正。检举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6-04 00:01 关于通货膨胀，如果仅仅用CPI来衡量，可以控制在3%以内。其原因，一是2008年农业继续获得大丰收；二是中国消费品的产能仍处在过剩状态；三是世界经济不景气，导致能源、原材料等大宗商品的国际市场价格回落；四是前几年，特别是2008年宏观调控的滞后影响。按目前的水平测算，2008年CPI上涨对2009年形成的翘尾因素几乎为零。但我们切不可因此实行过于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因为9%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不低了。无论在哪个国家，经济都无法长期处于超过潜在经济增长能力的区间运行。泡沫总是要破的。与其大起大落，破坏性地调整，还不如循序渐进，稳步发展。况且，从我国通货膨胀潜在的压力看，也需要我们继续对防止通货膨胀给予足够的重视。因为，2008年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等上游产品的价格指数的上涨幅度均较高，在10%～16%之间，经过一定的时滞，会在2009年影响居民消费价格等下游商品和服务的价格。随着经济发展和新《劳动合同法》及其实施细则的实施，劳动力成本仍会以较快的速度提高。房地产等资产类的价格仍处在高位。因贸易顺差、资本流入等引发的被动性货币发行仍会继续，且前几年过剩的流动性还没有完全消化。检举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6-04 00:01 关于经济增长。从供给的角度看，生产能力不是问题，主要看生产成本的上升程度和信贷资金的松紧。由于政府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生产成本上升的叠加因素正在从政策层面给予削减；信贷政策也已经开始向实体经济部门，特别是中小企业倾斜。因此，经济增长的关键是产品的销路，即需求是否足够强劲。2009年，外需会继续减弱，贸易顺差可保持在2000亿美元左右，比2008年下降10%。主要原因是，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量中仍有40%左右是加工贸易；在经济萧条时期，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可进一步发挥效用。因此，贸易顺差不会下降过大。消费需求的增长幅度也会有小幅回落。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居民个人的收入增长幅度2008年低于2007年，股市、房市等疲软导致居民的资产收入缩水；另一方面，居民消费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一般不会有大的起伏，且我国正处在城镇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居民改善生活的需求仍比较强烈。上述分析表明，要使经济增长能够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主要取决于固定资产投资需求。从大的方面看，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分为三大块：基础设施投资、制造业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其中制造业投资受产能相对过剩和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影响，难以有大的突破，重点应放在技术创新、标准创新、产品创新等结构调整方面。房地产投资因为受前几年房地产价格水平上涨过快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出居民的承受能力，需要有一个休整和泡沫释放的过程，也很难再像前几年那样，继续以较高的速度增长。对此，应通过恰当的政策调控和心理疏导，使其在房地产价格水平适度回落的基础上，继续保持一定速度的增长。因为，现阶段我国居民居住条件改善的需求，仍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而且，房地产投资仍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具体的建议是，鼓励正常居住需求、抑制投机需求、保障低收入群体基本居住需求。特别是各级政府应加大财政资金对廉租房建设的投入，以起到维持房地产投资增长和改善低收入者生活条件、扩大消费的目的。基础设施投资是政府应该也能够有所作为的领域，因为交通通信等许多基础设施本身就是公共产品，应该由政府组织引导进行投资。另外，在经济增长乏力时，政府应该采取一定刺激措施。再者，这些年财政收入增长较快，财政平衡状况良好，能够有所作为。综上所述，从需求角度看，2009年，中国面临的经济形势比较严峻，需要认真应对才能较好地化解危机
建议[摘 要]2008年，美国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引发了更多的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对本来正处于劳资冲突高发期的我国劳动关系无疑是雪上加霜。减少劳资矛盾、缓和劳资冲突，保障社会安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已成金融危机背景下，党、政府和企业面临的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关键词]金融危机；劳资关系；对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劳动关系问题越来越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日益加深，受金融危机影响最大的是我国的企业，对本来正处于劳资冲突高发期的我国劳资关系无疑是雪上加霜。金融危机背景下，如何减少劳资矛盾、缓和劳资冲突，保障社会安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 已成为党、政府和企业面临的重要而紧迫的任务。一、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劳动关系现状分析劳动关系是企业内部最基本的关系。劳动关系是否稳定和谐，直接决定和影响着企业的存在和发展。为了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应当对劳动关系不和谐的表现及其因果进行探究。劳动关系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为实现劳动过程而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最为基本的社会关系。影响劳动关系的因素有许多：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内部因素；经济环境、政治法律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外部因素，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就是这些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目前影响我国劳动关系大的经济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经济体制改革，二是当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伴随我国经济体制进入了一个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转型期，我国的劳动关系经历着由行政化的劳动关系向市场化的劳动关系的转变过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的实质是劳动和资本的结合。利润最大化是资本的直接追求，工资最大化则是劳动的直接追求，劳动关系的矛盾和冲突即由此而来，这是影响劳动关系的内部因素。劳资冲突体现为劳动者的生存权和资本的财产权的冲突。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居于社会经济关系中主导的核心的地位，而劳动者居于从属和被动的地位，所以，劳资冲突产生的一般原因，都是由于劳动者一方的权利或利益被侵害或其合理要求未能实现而致发生。从我国目前劳资冲突的性质来看，绝大多数是由于劳动者的基本劳动经济权益被侵害，而又长期得不到解决而致”[1]。总之，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劳资矛盾积累越来越多，进而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是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劳资矛盾、劳资冲突一定增多、一定激化，回答是不一定的。那么造成我国劳资矛盾高发这一状况的原因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主要的目标是实现国家经济的现代化、企业效率的增长，而且这种现代化和企业的效率增长，是以出口导向型工业化作为一个推进器来推动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就要把能够去参与国际竞争的要素确立下来，毫无疑问这就是劳动价格的比较优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是要靠牺牲劳动者的就业条件和劳动条件作为一个发展的代价和前提。”[2]随着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劳动争议不断增多，争议数量和涉及劳动者人数不断上升，国有企业劳动争议案件的绝对数已经是所有类型企业中最高的。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显示， 2003 年国有企业结案48771件，占全国总数的21. 5%;其中集体争议案件3623件，占全国总数的33. 5%。在48771 件劳动争议案件中， 有45613件是由劳动者申诉的，占93. 5% ,只有3158件案件由用人单位申诉，只占6. 5%。2003年公安部做了一个统计，在全国的群体性事件当中，如果把它作为一个总体来看，就是劳工的群体事件占到全国当地群体性事件总数的46. 9% ,将近一半。那么在各种分类的统计里面，劳资关系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是第一位[2]。影响劳动关系的另一个大的外部因素是当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一些企业订单减少、库存增加、资金紧张、有的企业赖账、毁约甚至是倒闭和半倒闭。降薪、停发工资、无限期放假、裁员是许多企业无耐的选择，一些企业主不愿意按法律给予解除合同的工人经济补偿，出现了突然逃跑等种种行为，使得劳资纠纷井喷增多，引发更多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给本来就比较脆弱劳资关系带来不少的冲击。从2008年中国劳动争议案件的数量来看，比起2003年增长了95% ,就是增长了几乎是一倍。像东部地区，比如说像上海、深圳这两地分别增长了300%和280%。根据杨宜勇研究员所提供的国家发改委的数据，去年中国共有6. 7万家中小规模的企业倒闭，全年倒闭的企业超过了10万家。由于长三角、珠三角大规模的企业倒闭，所以大量的民工失业，有的被拖欠工资，有的提前退保还乡，所以导致劳动争议和罢工的现象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频率在增加。其实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一种无法避免的客观的存在，尤其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大多数工厂采用减薪、不买社保、克扣工资、推迟发工资、放假停工等形式转移国际金融危机的风险，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不仅增多，表现也更是激烈。面对这种情况，如果对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处理得当，可以成为推动市场经济条件发展和完善、成为帮助走出经济困境的内在动力之一。但是如果处理不当，轻则会影响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重则要引发社会动乱以威胁社会安全，于是减少劳资矛盾、缓和劳资冲突，保障社会安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就成为党、政府和企业面临的重要而紧迫的任务。二、和谐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和谐劳动关系是指劳动过程中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和谐关系，包括人与人、人与物（自然环境劳动条件等）的关系。什么是和谐劳动关系？ 这是我们建立和谐劳动关系必须首先明确和把握的问题。从劳动关系本身属性出发，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劳动关系的变化，通过对和谐劳动关系的内涵、要素、标准的分析研究，可以看出所谓和谐的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应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和谐劳动关系应当是合同型的。《劳动法》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劳动合同一经双方当事人签订，即确立了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法律关系，他们之间的有关劳动权利义务通过书面形式确定下来，使之固定化、具体化、以此规范和约束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的行为，并且通过劳动合同的履行，实现双方各自的权利[ 3 ]。任何一方违约侵害另一方权益的，都要承担经济或法律责任。建立和谐劳动关系，必须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度，加强劳动合同管理，不断提高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的合同意识，依法签订并严格履行劳动合同，充分发挥劳动合同在调整劳动关系中的积极作用。（二）和谐劳动关系应当是法制型的。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法律是调整劳动关系的基本手段，是规范人们行为的规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在构成、运行、处理等方面应当实现法制化，法律原则、法律方式应当成为调整劳动关系的主要模式[ 4 ]。我国已经颁布了一系列劳动法律法规，劳动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以《劳动法》为龙头建立了调整劳动关系各个方面的法律规范，在劳动关系运行的各个环节，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这是建立和谐劳动关系的基本依据和保障。论文网（三）和谐劳动关系应当是民主型的。民主化的劳动关系主要包括：（1）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各级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应当会同同级工会和企业方面代表建立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共同研究解决劳动关系方面的重大问题，共同参与劳动法律、法规、政策的制定与实施。（2）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平等协商集体合同制度是市场经济国家调整劳动关系的最基本法律制度。也是工会从整体上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基本手段，对涉及职工劳动权益问题，如工资、工时、劳动保护、社会保险、生活福利等，由工会代表职工与用人单位进行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用以规范劳动关系双方的行为，体现了劳动关系的共同决定权，改变了劳动关系事务的处理由用人单位一方独占的局面，从而提升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的地位和权利。（3）职工民主管理制度。职工民主管理是职工依法直接或间接参与管理所在单位内部事务，其在协调劳动关系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职工意志对用人单位意志的影响和制约，用人单位意志对职工意志的吸收和体现，从而使劳动关系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我国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是职工代表大会，应当加强职代会制度建设，依法落实职代会职权，使职代会成为调整劳动关系的重要机制。（四）和谐劳动关系应当是救助型的。劳动关系双方由于价值取向的差异和看问题角度的不同，产生一些矛盾难以避免，关键是看有没有一套解决矛盾和化解冲突的有效机制。我们既要正视矛盾，又要努力地去解决矛盾。劳动争议就是劳动关系矛盾的表现，劳动争议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其影响范围比较大，看似简单的劳动争议，如果处理不好，就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稳定
随着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能源需求保持稳步增长，温室气体排放与气候变化问题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和需要共同面临的挑战。根据国际环保组织“全球碳计划”的测算，中国作为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兴国家，能源消费增长迅速，中国的碳排放总量于2006年超过美国，人均碳排放于2014年超越欧盟。作为碳排放总量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碳减排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与贡献，相继制定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强化应对气候变化等行动政策。根据《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我国确定于2030年前碳排放达到峰值，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逐步实现向低碳经济的转型。但长期以来我国各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这不仅表现在人均GDP差异巨大，还表现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能源利用效率等方面，并进一步产生地区间碳排放转移与碳泄漏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厘清地区发展不平衡对低碳经济转型造成的压力与挑战，明确各地区碳排放的驱动因素，为各地区制定差异化的二氧化碳减排政策提供依据。
一、地区发展不平衡与碳排放现状
二氧化碳排放主要由经济活动中的化石能源燃烧产生，因此碳排放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能源问题。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表现在经济活动在空间分布上的差异，并会反映到能源系统上，导致碳排放在地区间的不平等。二氧化碳减排是一个涉及时间、空间和行业的复杂系统，政策制定需要地区间的协调与配合，从而减小地区间发展差距，实现二氧化碳减排目标的分解与最终实现[1]。
(一)地区间碳排放差异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资源禀赋、地理条件、国家给予的定位与政策不尽相同，导致各地区发展速度不一致，地区之间存在巨大的发展差异。由于二氧化碳排放与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能源利用效率等方面息息相关，最终在二氧化碳排放方面各地区也存在显著的差异。碳排放的核算问题一直是学界研究的一个主题，目前采用最多的是基于能源消费量的计算方法[2]。参考IPCC和国家气候变化协调小组办公室和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提出的方法，计算出各种化石能源的碳排放系数。由EPS中国能源数据库获得各省各种能源消费量，计算出各省2013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并进一步计算出碳生产力①(见图1)。
2013年二氧化碳排放最多的五个省份从高到低依次是山东、河北、山西、江苏、内蒙古，其排放量均超过80 000万吨;排放最少的三个省份海南、西藏和青海均只有约8 000万吨，前者是后者的10倍以上，可见省份之间碳排放的巨大差异。考虑到省份之间人口数量与碳排放总量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用碳生产力考察省份之间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碳生产力最高的省份是北京市和广东省，两者的碳生产力均超过0.9万元/吨二氧化碳，北京市该指标更是高达1.79万元/吨二氧化碳。山东、山西、内蒙古、辽宁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都位居前十，但其碳生产力比较低，都没有达到0.5万元/吨二氧化碳，不及北京和广东碳生产力的一半。碳排放量和碳生产力的差异揭示出地区间低碳经济转型的差异，而其根源很大程度上在于地区发展的不均衡。
(二)产业结构差异
由于行业间存在的异质性，导致不同行业的能源强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存在差异。从产业结构上看，第二产业是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但在工业内部，不同行业的能耗强度也是不同的，其中炼焦化工和金属制造业以及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消耗的化石能源数量巨大，其碳排放占工业部门碳排放的80%以上[3]，这些部门就成为减排重点关注的部门，关系到减排目标能否顺利实现。
由于各省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表现在产业结构上就是各产业占比存在较大差异。如图2所示，2013年第二产业占比最高的五个省份是青海、陕西、河南、吉林和辽宁，这些省份或者是处于工业化前期，工业处于扩张阶段，或者是属于传统的工业大省。工业占比最低的两个省份是北京和上海，两个省份都基本完成工业化，产业结构以服务业为主导。其余省份的'第二产业占比基本都在50%左右，能源消耗强度相对较高。鉴于工业部门的能耗强度不同，进一步计算出高耗能行业产出占工业产出的比值②。该比值最高的省份是河北省，其值高达83.63%，这不仅给节能减排造成巨大压力，还给周围省份的环境带来负面影响，由此可见京津冀建立联合行动机制治理大气污染的必要性。部分中西部省份如甘肃、青海、宁夏等高耗能产业产出占工业产出的比值也比较高，虽然工业化前期或许需要高耗能产业占比提高的过程，但这无疑给碳减排造成一定难度。北京、上海等的高耗能产业占工业比值在30%左右，相对于黑龙江、重庆等省市而言，仍有一定下降空间，应进一步实现工业向低能耗、低污染转型。
(三)能源结构差异
二氧化碳排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含碳的化石能源燃烧引起的，涉及到不同能源的利用问题。由于我国资源分布不均，西部和东北地区的煤炭和油气资源比较丰富，而中部和沿海地区在水力发电和核电资源上有优势，地区间的能源结构存在一定差异。我国2013年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的比重超过70%，在山西、陕西等煤炭资源富集地区，煤炭消费的占比更高。另一方面煤炭的碳含量更高，产生相等的能量，煤炭燃烧所产生的二氧化碳要多于同样是化石能源的石油和天然气。
在不同地区之间，不仅使用的能源品种占比存在差异，在用途上也存在差异。能源既可以用于生产活动，也可以用于消费活动，也就是生产端和消费端都会有二氧化碳排放[4]。各地区由于产业结构和经济活动分布的差异，在生产端和消费端排放二氧化碳的比例也是不相同的。能源用于消费主要包括家庭取暖、私人交通等，其中城镇和农村的能源消费存在一定差距。各地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一致，能源用于生产和消费的比重也存在差异。以北京和四川为例，根据2014年北京和四川的能源平衡表，2013年北京能源用于生产活动的比例超过70%，其中用于农业和工业生产的比例只占30.37%，而用于服务业的比例达48.62%，剩下的约20%用于消费，而消费部分中90%以上由城镇居民消费。与之形成对比的是，2013年四川能源用于生产活动的比例约为94%，但其中约82%用于农业和工业的生产，能源用于私人消费的比例不足6%。能源用途的占比的不同对碳减排的隐含意义是不同的，更多的能源被用于生产活动意味着要在生产端着重落实好减排政策，另一方面在消费端需要加强宣传和强化低碳生活的理念，营造节约能源、低碳生活的社会氛围。
二、地区发展不平衡给碳排放造成的挑战
由于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在碳排放责任划分上会产生如碳排放转移、碳泄漏等一系列问题，客观上给二氧化碳协同减排造成一定的挑战。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地区间发展水平的差距仍会存在，因此在考察地区间二氧化碳减排目标的分配时，需要对这些问题做充分的调查和研究。
(一)碳排放转移问题
由于各省能源富集程度和产业结构不尽相同，在相互之间的经济往来中会产生碳排放转移问题。从碳足迹③的角度观察，我国地区间碳排放转移的规律是碳排放从能源丰裕地区和重化工业基地向经济发达和产业结构不健全的地区转移，并且碳排放在转移规模、层次上都存在一定区别[5]。此外各省处于一个经济体中，各省的需求不仅会拉动本地区的经济增长，还会通过省际间的贸易对其他省份有相互的驱动作用，对碳排放有转入或转出的作用，即贸易隐含碳问题[6]。碳排放转移的规律显示，山西、陕西等能源和重化工业富集区域是碳排放净调出地区，表明这些地区是碳排放的受益者，因此一定程度上需要承担更多的碳减排责任。
地区间的产业转移是减小地区间差距的一种途径，但该过程可能会导致碳排放转移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和沿海地区利用政策优势实现率先发展，其产业逐步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型升级，同时由于高劳动力成本、高地价等趋势，东部地区一些劳动密集型行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成为明显的趋势。在地区间产业转移过程中，相应的产业排放的二氧化碳也会随之转移[7]。如果不注意产业转移过程中碳排放转移的问题，就可能导致局部地区碳排放量下降、而另一些地区碳排放量上升的情况，最终全国的碳排放可能不降反升。
(二)碳泄漏问题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各国间的贸易往来密切。西方国家由于技术较为先进和更为严格的环境规制，中国长期以来在世界价值链低端生产、出口高能耗产品，由此产生碳泄漏问题。碳泄漏是全球范围内的外部性问题，部分发展中国家宽松的环境政策，发达国家的高能耗产品生产被转移到该国，二氧化碳排放也在国家间转移。由于中国各省发展程度不一致，出口所占比重也不尽相同。中国的碳泄漏问题最严重的地区包括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等省份，这些地区都是制造业大省，主要出口金属及非金属制品、化工产品等高能耗产品，诸如此类的碳泄漏问题也是发达国家要求对我国征收碳关税的一个重要依据[8]。
(三)地区间碳减排政策的协调
我国是个负责任的世界性大国，在二氧化碳减排方面做出了自主贡献和承诺。目前我国碳减排措施主要分为行政手段和市场化机制，自2013年以来，中国陆续启动了深圳、北京、上海、广东、天津、重庆七个省市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并计划于2017年建立全国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引入碳排放权交易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截至2015年，七家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共纳入控排企业一千多家，累计交易额突破十亿元。已有研究表明，碳排放交易相比于行政命令减排，由于碳减排造成的产出和福利损失都是更小的[9]，成本节约也更加明显[10]。
在有序建立全国性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同时，需要注意到地区间发展的差异，在控制全国排放总量的基础上，根据地区的实际情况，有区别地将减排指标分解下去。另一方面需要设计合理的制度和措施，鼓励企业积极参与节能减排，活跃碳排放权市场。在这个过程中，地区间的政策协调成为一个关键，关系到全国碳减排目标能否顺利实现。
三、地区碳排放驱动因素的LMDI分解与碳减排路径分析
(一)双层LMDI分解法
由于地区间产业结构、能源结构都存在差异，为考察各省二氧化碳排放变化的驱动因素，将碳排放量做双层分解。参考Wu et al(2005)的思路[11]，各省碳排放总量可以表示为：
Ci=■■■■■■Yi
=■■CIijkESijkEIijYSijYi，i=1，…，30(1)
式(1)中，C表示二氧化碳排放量，E表示能源消耗量，Y表示产出。对应地，CI表示碳排放强度，ES表示能源结构，EI表示能源强度，YS表示产业结构。下标i表示省份，j表示部门，四个部门分别是农业部门、工业部门、服务业部门和私人消费部门，把私人消费剥离出来是为了考察生产端和消费端对碳排放的影响。k表示能源，8种能源分别是煤炭、焦炭、原油、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和天然气。因为西藏缺失数据，因此只使用剩余30个省市的数据做实证分析。
利用LMDI分解法[12]，碳排放增量的变化可以分解为：
ΔCi=CiT-Ci0=■ΔCl，l=CI，ES，EI，YS，Y(2)
ΔCl=■■■ln■，l=CI，ES，EI，YS，Y(3)
式(2)将碳排放增量(ΔCi)分解为碳排放强度效应(ΔCCI)、能源结构效应(ΔCES)、能源强度效应(ΔCEI)、产业结构效应(ΔCYS)、经济规模效应(ΔCY)。式(3)进一步给出了各种效应的计算方法。通过定量分析各省在给定时间段中二氧化碳排放的变化和增量的构成部分，可以比较得出碳排放的驱动因素，为碳减排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二)碳排放变化的分解结果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年份为2003年和2013年，数据来源于2004年和2014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根据原始数据计算出碳排放强度、能源结构、能源强度、产业结构等变量，按照式(2)和式(3)进行分解，分解结果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各省份二氧化碳排放在该时间段都是上升的，并且上升的幅度不同，其中山东、内蒙古、河北三个省份增加量最大，都超过了5亿吨。进一步观察分解结果，促使各省碳排放增加的各效应的构成是不同的。仍以山东、内蒙古和河北为例，虽然三个省份碳排放增加最多，但驱动因素不同，其中山东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是能源强度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和经济规模效应，而内蒙古和河北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则是能源结构效应和经济规模效应。值得指出的是北京和上海的产业结构效应为负，说明北京和上海产业结构变化减少了碳排放，原因在于北京和上海近十年来工业占比不断下降而服务业占比上升，而服务业的碳排放强度明显小于工业的碳排放强度。
碳排放分解的五个因素中，碳排放强度效应和经济规模效应是无法直接控制的，因为碳排放强度与各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和能源结构有关，最终仍落实到改善能源结构和能源使用效率。在新常态下，可以预见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仍会保持稳步增长，重点在于经济增长的质量，即需要通过调整产业结构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效应。以河北和贵州为例，河北碳排放的三个控制因素中，能源结构效应和能源强度效应远大于产业结构效应，因此河北在碳减排政策的制定过程中需要着重考虑改善能源结构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而贵州产业结构效应明显大于能源结构和能源强度效应，因此对贵州而言，尽快完成工业化前期和中期阶段，促进经济结构向服务型转变是完成碳减排目标的一个主要途径。
(三)碳减排路径分析
我国各地发展水平不一致，碳排放变化的趋势也不尽一致，碳减排的责任和压力也会有所区别。LMDI分解结果表明各地区碳排放变化的驱动因素有自己的特点，因此在碳减排路径上需要因地制宜，针对碳排放的主要贡献因素制定相应的政策目标，争取碳减排目标的顺利实现。
具体而言，碳排放的减排路径如图3所示。改善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和改善产业结构三个主要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往往能源方面的调整也涉及到产业结构的调整。三个方面的最终目标都是发展低碳经济，其中改善能源结构可以通过减少煤炭，增加天然气、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来实现。另外发展新能源不仅可以增加替代能源的使用，还可以提高能源效率。关于能源使用效率，合理的城镇化模式和技术进步是两个主要选择途径：合理的城镇化应是结合城市的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引导人口向适宜开发的区域集中，推动主体功能区建设，促进城市的集约化发展;技术进步可以通过研发和自主创新来实现，在能源的开发、使用环节减少损失量。在产业结构方面，高耗能产业占比降低是未来需要努力的一个方向。另外发展服务型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发展，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将是未来碳减排的一个行之有效的途径。
因此各省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碳减排路径，并做好协调工作，争取顺利完成碳减排目标。以北京和河北为例，北京的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改善明显，2013年北京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占比降至20%，服务业占比77.9%，在碳减排方面效果显著。未来北京在碳减排政策方面应该注重提高能源效率，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推广新能源的使用。河北作为经济大省，在环境压力下能源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势在必行。2013年河北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66%，根据2014年国家发改委出台的《重点地区煤炭消费减量替代管理暂行办法》，2017年河北将比2012年压缩煤炭消费4 000万吨，占京津冀控煤指标约60%。同时河北需要着力改变高能耗、高排放的传统产业，包括钢铁、水泥、电力和玻璃四个治理重点，建立绿色、低碳的现代产业体系。
四、地区碳减排的对策建议
鉴于我国地区间发展差距较大，不同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能源效率对协调碳减排政策带来一定挑战。在做好区域规划，缩小地区发展水平差距的同时，需要因地制宜选择合适的碳减排路径，打破体制机制壁垒，推动区域减排政策的协调与配合，明确各地区碳排放的责任和减排目标在地区间的分解，做好统筹规划和协调行动。
1. 加快建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在现有的七个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地区的经验基础上，总结各试点地区在实际运行中的不足与缺陷，充分做好试点向全国推广的前期研究和验证工作。进一步完善应对气候变化的顶层设计工作，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和体制机制，创新财税、价格、金融等一系列政策和市场化机制，最大程度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现实操作层面，需要采取一套激励措施，提高企业参与碳排放交易的积极性，引导民间资本广泛投入到应对气候变化领域，活跃碳排放交易市场。
2. 发展清洁能源和新能源。各地区应结合自己的优势，选择发展可替代的能源，以减少煤和其他化石能源的使用。天然气无疑是替代煤炭的一种现实选择。已有勘探结果表明，我国天然气资源潜力大于石油，并且天然气是相对最为清洁的化石能源，未来减煤增气将势在必行。此外，各地可以根据自己的优势开发新能源，如日照充足的新疆等地区可以加大扶持光伏发电的力度，风力资源最丰富的内蒙古可以选择大力发展风力发电项目，其他有条件的地区可以选择发展潮汐发电、水力发电、核电等项目，推动新能源行业的发展，逐步减少化石能源特别是煤炭的使用。
3. 完善能源品种价格形成机制。加快改革电价、气价等价格体系，充分发挥价格成本的倒逼机制作用，引导企业积极改善能源消费结构。理顺能源价格机制，完善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政策，推进天然气价格和电力改革的深入推进。积极疏导价格矛盾，逐步放开与居民生活没有直接联系的专业服务价格，吸引社会资本进入相关领域。
4. 限制高耗能产业的发展。建立严格的高耗能行业准入机制，避免高耗能行业盲目建设和重复投资造成的产业同构化问题。针对传统行业占比高的地区，需要建立一个合理的、有效的高耗能产品淘汰制度，限制高能耗、高污染行业的发展空间。加强对重点高耗能企业能耗的统计监测工作，为限制高耗能产业发展提供决策依据。进一步增加对自主研发和创新的投入，加大对节能技术的支持力度，促进节能技术向企业实践的转化和推广。
5. 发展服务型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服务型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是未来产业发展的趋势，相比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能耗更低，污染更小。各地区在制定产业战略时，应注意差异化和错位发展，如有较好工业基础的东北地区可以推动发展装备制造业以及相应的服务业，有资源禀赋条件的中西部地区可以大力发展现代化农业、食品加工业和配套的服务业。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注意地区间产业的协调发展，防止区域间产业结构的同构化，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与自由流动。
我们该怎样看待社会转型●关于社会转型的含义，学界有哪些论争？●中国社会转型的动力是什么？●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主要有哪些历史教训？●社会转型成功的标志是什么？社会转型问题，自1992年李培林在《“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一文中提出后，学界对此进行了持续深入地研究。现将近年来该领域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作一些梳理。A、社会转型就是社会现代化吗？关于社会转型的含义，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九种：第一种观点是由陆学艺、景天魁提出。他们认为“社会转型是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第二种观点是由郑杭生、李强等提出。他们认为社会转型是一个有特定含义的社会学术语，是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或者说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变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它和社会现代化是重合的，几乎是同义的。第三种观点是认为社会转型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发展过程，它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过程，二是指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此消彼长的进化过程，三是指一种整体性的社会发展过程。第四种观点认为社会转型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概念，但对其含义的理解又不完全相同。一种观点认为：广义的社会转型是指人类社会从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转变，这是一种质的变化；狭义的社会转型是指在同一个社会形态下，社会生活的某一个或几个方面发生了较大甚至较为剧烈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不涉及社会形态的变化，只是一种量变。第五种观点认为社会转型是一种整体性发展，即包括经济增长在内的人民生活、科技教育、社会保障、医疗保健、社会秩序等方面在内的社会全面发展。第六种观点认为社会转型是一种特殊的结构性变动，即意味着经济结构的转换，也意味着其他社会结构层面的转换，因此是一种全面的结构性过渡。第七种观点认为应把社会转型提升到哲学层面来思考，即认为社会转型是代表着历史发展趋势的实践主体自觉地推进社会变革的历史创造性活动。第八种观点认为从广义文化学的角度看，社会转型就是文化转型。所谓文化转型，是指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整体性变革。第九种观点认为社会转型意味着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样化，社会由此成为一个万象的图景。在以上九种观点中，我认为第一种观点比较简明、确切，但还需要加以补充。因为现在社会已经开始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因此应该把中国社会转型表述为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B、中西社会转型的根本差别在哪儿？有的学者认为社会转型具有整体性和复杂性的特征，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整体性和复杂性体现得更为明显。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三种意义的社会转型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复合型的转型，即在中国由独立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国家的同时，封建社会也开始变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传统农业社会也开始了向现代工商社会过渡。关于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特征，有的学者认为激变性和复杂性是主要特征。首先，这种转型是在西方文化强行侵入、中国文化自身进程被打断的情形下发生的，因此给中国传统文化造成激荡之深切是空前的。其次，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激变性与复杂性，还表现在任务的交叉性与多重性上。西方人用数百年时间解决的问题，如工业化、民主化、市场化等，一起积压到一个世纪，要求中国人一并解决，这就决定了中国近代转型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我认为，社会转型不仅具有整体性和复杂性的特征，而且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具有长期性的特征。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原来都十分落后的国家来说，尤其是如此。因此，不能急于求成，急于过渡，主观地在短期内就想达到什么目标，而应该遵循社会转型的规律，循序渐进地进行。C、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转型有哪两大转折点？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主任吴忠民教授认为，从1840年以来，中国就开始了社会转型的漫长历程。到20世纪上半叶，社会转型的进程明显加快。但是，这种社会转型又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之下进行的，因此既持续进行，又表现出一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特有的情况：一是现代经济的增长缓慢和畸型化，二是城市化进程的停滞和畸型化，三是开放的进行但带有明显的半殖民地色彩，四是社会分化呈现出一种十分不规则的状态。这说明，这时的社会转型是一种典型的“低度发展”。也正因为如此，争取民族独立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第一要务，即必须为中国社会转型的正常进行争取必要的前提条件。我认为，这些分析都是正确的。由于这时的社会转型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条件下进行的，所以必须为中国社会转型的正常进行争取必要的前提条件，救亡图存、争取民族独立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第一要务。在完成这个第一要务的过程中，辛亥革命是第一个转折点，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使中国社会真正具有了近代的色彩。而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建立了新中国，完成了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历史使命。这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第二个转折点。从此，中国社会进入了独立自主地进行社会转型的新阶段。E、当前中国社会转型始于何时？有哪些特点？关于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研究，主要涉及到了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关于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时间界定，即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从什么时间开始的。在这个问题上，主要有四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从总体上说是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正式开始的，其中从1840年到1949年为第一阶段，1949年到1978年为第二阶段，1978年至今为第三阶段。第二种观点认为开始于五四运动。第三种观点认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核心是从匮乏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转化，这种社会转型开始于新中国成立。第四种观点认为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端。第二，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内容。有的学者认为，从社会的角度，社会转型具体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在社会的生产和生产力层次上，集中地表现在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二是在社会经济关系、经济形态、经济体制层次上，集中地表现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三是在上层建筑层次上，集中地表现在由高度集权的传统政治体制向民主政治体制转变；四是在思想文化的层次上，集中地表现在反映自然半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的精神文化向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精神文化转变。第三，关于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特点。有的学者认为，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高度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二是高度的自觉性和计划性；三是高度的系统性和配套性；四是全方位的大开放性和赶超跳跃性。有的学者认为，二元结构转换（即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的转换）和新旧体制转轨（即从传统的产品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同时并存，是当前我国社会转型的基本特点。有的认为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有三大矛盾：一是世界潮流与中国特色之间的矛盾；二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三是调控主体之间的矛盾。矛盾解决了，就说明社会转型成功了。关于当前社会转型的内容，我认为上述分析是有道理的。至于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特点，可以从不同的方面进行分析。但巨大的转折性，明显的跳跃性，政治与经济转型的不协调性，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似乎是最主要的特点。（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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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发展，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社会变迁的研究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 要：探讨了中华民族民族精神中的文化内核：柔性文化，而阐述了面对国际社会变迁的大背景，秉性文化需要植根入更多刚性文化的因素以适应社会变迁。因此要以柔性文化为本源，挖掘本民族刚性文化因子，一方面继承 传统文化 ，另一方面呼唤刚性文化，以适应主流社会文化的变迁。
关键词：民族精神;文化内核;柔性文化;刚性文化
1 柔性文化——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核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民族精神与时代息息相关，一个时代的民族精神总是烙上了这一时代的社会经济因素，但是悉数世界各民族“民族精神”的历史发展脉络，我们似乎可以从各种文明中找到一种跨越了时代背景、源于地缘经济特征同时又决定了民族性格、民族制度、民族精神的特有民族文化主线，在伊斯兰世界里，伊斯兰文化是伊斯兰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神权至上的伊斯兰教义中，忠贞的服从以及为和平的圣战意识性文化支配着整个民族，因此伊斯兰世界各民族表现得异常团结与排外，无论是仇恨还是友好都不偏不倚的一致，而这种一致是任何时代都未曾改变的。
而中华民族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内核，它是“内敛含蓄”、“左右逢源”的，因此曾有学者形象的将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内核形容成“太极”，也正是如此，林语堂在《中国人》中给中国人的民族性格贴上老成温厚、消极避世、知足常乐、因循守教、中庸之道的标签，在这种文化内核下，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历来就具有“积极的人世态度、强烈的伦理道德色彩、注重‘中和’的思想特色以及兼容性与主导性并存的特点”。
究其原因，我们似乎可以从费孝通先生那里找到答案。费老先生笔下中国乡土社会中的中国人是与泥土分不开的，“从土里生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乡土社会下的中国人分外的“土气”，成员们更愿意生于斯死于斯，于是终老是乡土社会的常态，这种不流动注定了社会中成员间相同的生活环境、相似的生命归属、大体一致的生活方式。于是差序格局成为人与人交往的关系纽带，一方面由于这种横向弹性结构的“差”，中国人的 人际交往 总是“左右逢源”遵循“中庸之道”且“厚实而老成”的;另一方面，这种差序格局所锻造出的纵向刚性等级化的序列社会结构更是形成中国人宗族制度分明、强调伦理道德等等，因此在纵向等级结构的主导下，中国人的文化观念又会表现的或者积极人世，或者消极避世……
如果将上述一切看成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普遍的文化内核，那么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怎样的时代特征、怎样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怎样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中华民族民族精神中一定有着这样一支希翼和平、友好待客、中庸之道、左右逢源、尊长护幼的不变力量，这是中华民族得以自立自强、积淀文化、传承文明的优良民族性情，是我们始终应该恪守的古老训诫。
2 社会变迁下的文化变迁需求
按照托夫勒《第三次浪潮》所阐述的理论逻辑，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正在从传统以农业为主导的生产方式朝向以工业为主导甚至以信息、生物技术为主导的生产方式的快速变迁，这种变迁已经成为当今社会最显而易见的背景。我们的传统文化所穿插其中的民族精神是否足够完美到可以跟得上世界社会格局的变迁步伐，而不被甩出世界主流格局之外?费孝通先生阐述的是“乡土中国”的社会格局，既然冠以“乡土”之名，那么乡土社会结构的适用范围至少需要局限到中国的乡村，更何况此书的写作时间是在解放前。然而就在2003年费孝通先生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庆典上的讲话中，形容中国的社会结构时仍然采用“差序格局”一概念，且概念内涵没变，笔者赞同费孝通先生的阐释，因为有意无意间就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印证了这一点，也就是说，无论时代变迁、城乡变迁、制度变迁，人与人交往的网络结构始终未变，传统宗族观念仍然影响深远，如果按照上述“太极”的比喻，那么，我们的民族精神中“太极”的部分并没有发生实质的改变。
那么这种近似“太极”的柔性文化是否能够适应当今时代的变化，应对当今世界的竞争呢?显而易见，根植于“乡土”的中国中土文化所形成的差序格局是适应农耕民族的乡土社会的。因此在世界大同的农耕社会，中华民族的历史往往可以成为世界性历史，隋唐盛世、明清盛世便是最好的例证，原因可以理解成是我们植根于民族灵魂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民族文明是与当时世界主流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了的，在那样的时刻，我们民族的精神体现了世界主流文明的精神，因此当时我国的历史同时也被写人世界的主流历史部分，然而，随着西方工业经济的异军崛起，世界主流文明为工业文明所取代，伴随工业文明而来的是世界一体化的高速变迁。空间、时间距离不再是国与国、洲与洲的隔阂，掌握着主流经济技术的西方文明开始主宰世界，无论是____教义中的“原罪”、“救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还是西方民族中的理性精神、批判精神，抑或是大和民族对天皇绝对忠诚的武士道精神，都体现着一种不同于“太极”柔性文化的刚性文化，当世界主流经济告别了农耕时代。刚性文化大行其道的时候，我们该采取怎样的方式扬弃保留、锻造更为坚实的民族精神?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世界一体化、经济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我们国家的状况却面临着这样的尴尬：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科技文明三次浪潮并存。即“同一社会的不同部分处于不同的时代中”，属于各种时代的文化理念相互激荡，似乎传统的农耕文明在中国内陆乡村还没“过时”，工业文明的理念已经跟不上东部发达城市的步伐，需要做出改变去适应信息科技文明时代的文化了。这就造成在精神上民族情感很难统一，社会失范现象严重。
时代要求我们必须做出相应抉择，那么究竟是恪守柔性“太极”文化，继续维持“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还是选择一种刚性文化来锻造民族精神?诚如上面的论述，民族精神承载了厚重的地缘文化，其最精髓的部分是民族最深层次最本质的民族文化内核，也是民族得以存在之基、立足之本，这是我们无法改变也决不能改变的。然而现实要求我们在文化中注入刚性的血液，失范的社会情智急需重新整合民族情绪，因此笔者认为：应该继承中华传统的民族精神，并根据时代特色，挖掘和向社会呼唤属于本民族的刚性文化。 3 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刚性因素
事实上，如果按照中华大一统的说法，我们的民族并不缺乏刚性文化。2005年姜戎的《狼图腾》一经问世，就引发了国内文化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等诸多学科领域针对“狼性”的广泛探讨与研究，“狼性文化”便是一种属于中华民族的刚性文化，狼是游牧民族顶礼膜拜的图腾，也是与牧民们在草原上争斗了几千年几万年，教导牧民智慧、为牧民积聚力量、有胆识有组织的强大集团军。游牧民族因此英勇善战、睿智过人，说游牧民族在狼图腾的教导下“雄韬伟略”一点也不为过，元朝无边无尽的疆土便是最好的例证，其实也正是中华民族这一支铿锵豪迈的力量令世界各民族心存敬畏。也正是这一支力量如我肤色者依然被世界称为蒙古人种，一时间相见恨晚，对狼性的呼唤一度成为学界呼唤民族精神的主流，笔者赞同这种对于植根于民族文化中的刚性文化的呼唤。但是反对完全否定对传统主流文化的做法，对于民族中源于地缘文化的文化内核，是我们始终应该坚守的民族习性，而我们现阶段呼唤刚性文化、呼唤狼文化的作用在于适应社会变迁，适应时代发展，这正如同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民族精神必须要适应时代发展、烙上时代烙印一样。
4 总结
综上所述，民族精神有着自身不变的文化内核特质，这种特质在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内核中表现为“太极式”的柔性文化，同时这种特质有着深厚的地缘文化因素，是一个民族区别他民族的分野特征，也是一个民族的立足之本，生存之基。但是放眼当今世界，主流民族精神中刚性文化大行其道，依然严格恪守柔性文化就会面临着被甩出主流文明结构之外的危险，因此，应该在恪守传统民族精神的同时，挖掘本民族的刚性文化，使得民族精神适应主流、适应竞争、立于不败之地。
摘要：在现代化的视阈下，从社会结构的变迁考察近几个世纪以来的社会发展变化，能够增强我们对社会发展变化宏观主题的把握和认识;对比分析东西方社会变迁的背景差异，得出实现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主要背景条件，从而更好地为非西方国家现代化提供借鉴。
关键词：社会变迁;现代化;社会结构;背景差异
对西方社会近几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变化，社会学家们都试着用某一典型性词语去概括和总结。许多西方学者用“现代化”或者说“从传统到现代”来概括和描述，也有人从社会发展总趋势的角度将其总结为“进步”和“发展”。或许，从社会变迁的角度出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清和把握西方社会的发展变化。当前，我们往往看到的是西方社会充分发展，而非西方社会展现的则是亟待完善，很少去探究西方社会实现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或者背景因素。若将社会变迁与现代化这一历史主题相结合，对比分析东西方社会实现变迁的背景因素，能够帮助我们清醒认识西方社会迅速实现现代化和社会变迁的原因和动力，进而为非西方国家现代化和实现社会变迁提供借鉴和启迪。
一、社会变迁及现代化视阈下的社会变迁
社会是人为了达到单个人所无法实现的需求满足水平而有目的地形成的，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又可以看作是价值联结的生存单位。而变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问题之一，它涵盖了世界历史发展和变化的方方面面。那么，什么是社会变迁呢?
从广义上讲，社会变迁指的是一切社会现象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及其结果。在社会学中，社会变迁这一概念比社会发展、社会进化具有更广泛的含义，它包括一切方面和各种意义上的变化。因此，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如社会变迁的规模、方向、性质、人们参与和控制的程度等，社会变迁类型就会呈现多样性。罗荣渠先生就将社会变迁的方式划分为微变和巨变，并将其阐述为渐进性微变、突发性微变、传导性巨变和创新性巨变。
我们所讲的社会变迁主要是从社会结构的变迁出发的。所谓社会结构，它指的是“社会系统的构成要素间相对稳定的关系，这种关系使社会系统具有形态特征(它是一个描述性概念，它不是对现实的复制，而是根据认识和思考而抽象出来的)，是对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实在侧面的相对静止的形态或者说状态的特性的描述。”简单说来，社会结构就是指在社会变迁中长期保持不变而带有一定方向性变动的那部分。社会结构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功能性结构的变化，表现为人们为了满足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各种经济、政治、组织、制度等结构要素的分化和组合;二是社会成员地位结构的变化，表现为社会成员由于其经济地位、职业、 教育 水平、权力、社会声望等的不同和变化，所造成的社会阶级和阶层关系的变化。
西方学者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理论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假设的前提，即社会可分为“传统”与“现代”两个部分，并且认为现代化的过程就是“现代”的部分逐渐膨胀、“传统”的部分逐渐萎缩的过程。许多早期的现代化理论学家都曾详细讨论过“传统”和“现代”的特征或差异。他们主要从经济、政治、文化、个人人格与行为特征等方面去对比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典型差异，当然也有许多学者从社会结构出发去研究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如美国学者C·E·布莱克将关于伴随现代化进程而发生的社会结构变化的主要内容和走势归结为：人口分布走向城市化，地理流动性和社会流动性提高;社会的收入分配趋向公平，文化教育趋向普及，机会趋向平等;社会动员和社会整合水平的提高，个人主义愈来愈强，责任中心由社区转向社会，由地方转向国家等。丁建弘认为布莱克的概括“并非十分全面和合理”，他认为现代化背景下社会结构的变迁主要体现在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和从地方共同体到整合的社会的变化。尽管将传统和现代的概念引入现代化研究会带来一些不足之处，但是对于我们研究现代化背景下的东西方社会变迁问题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
现代化一词可以说是对“世界历史”开始以来至今对人类社会发展主题较具代表性和说服力的概括之一。从逻辑上讲，社会变迁理论从宏观上就包含了现代化理论，因而我们将范围限定在现代化视野下。现代化背景下的社会变迁我们也主要是从现代化这个历史发展的主题出发，着重考察在现代化视域下社会变迁中的社会结构变迁。
二、东西方社会变迁的不同背景及其差异
为了更好地对比东西方社会结构之间的不同之处，我们选择社会结构变迁中比较突出和代表性的五组变量进行比较。
(一)社会的开放性与流动程度不同
许多学者从西欧与其他国家历史发展的比较中探索西欧率先迈入工业社会的原因。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就从非西方国家的自身条件出发，他认为东方国家古代文明太发达以至于难以产生新的文明。钱乘旦则直接将原因归结为社会结构的不同。他认为西欧的封建社会是一种金字塔的等级结构，形成以贵族集团共同分享权利为特征的等级君主制，并且在这金字塔外面，还有一个异己的力量存在即“市民社会”。而东方的封建社会则是一个“大屋顶”结构，它笼罩一切，控制社会的一切方面，极大地阻止了资本主义的自发产生。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曾经谈到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英国)在构成上有“三大骨架”，即土地贵族、“中间阶层”和工资劳动者。17～18世纪英国“三层式”社会结构为英国启动工业革命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力量和阶级力量。除了这个主体性力量外，英国还具备了使社会生产力的基本要素充分发挥的两个社会特征：社会的开放性和社会的流动性。英国社会的阶级与阶级、阶层与阶层之间的界限趋向重叠，个人在社会的区域流动、职业流动和经济地位的流动也是相对自由的。当然，法国和德国各阶级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与同时代的英国进行比较时，显示出了相互隔绝的状态，但是他们在19世纪后期都出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和随之而来的中产阶级的发展和壮大。如法国在19世纪最大的社会变化是贵族和资产阶级社会角色的转变。贵族在政治上经济上逐渐失去了昔日的风采，从权势的巅峰上跌落了下来。在1950年代，德国的统治阶级的大部分容克开始分化、资产阶级化。通过改革，普鲁士一德意志的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一个基本上是封建的社会转变为一个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从而迅速地走上了现代化道路。
而在东方国家，村社和类似于原始社会的村落制度将人们紧紧地捆绑到了一起，个人完全依赖于他所处的村社和村庄。村社体现的是一种类的、集体的主体意识，个人主体性丧失。村社培育着人们的集体意识，他们往往聚族而居，一个村庄的居民相互血缘关系盘根错节，拥有共同的祖先，因而村庄成为由宗法关系联结在一起的集体，这点俄国、中国、印度表现得尤为突出。特别是在俄国，村社的最高权力机构是被称为“米尔”的村民大会，负责和决定村长及其他公职人员的选举、土地的重新分配、村社成员的迁徙及新成员的接纳、赋税徭役的分配等重要事务。此外，还有为保证服役完税而建立了连环保制度。这样，个人的一切都离不开集体，取决于集体，只有作为集体的一员，个人方能生存。而在印度由于村社和种姓制度的严密性，人们也被死死地束缚在他所在的村落和种姓阶层里。在以上的社会里，人们之间除了和村社内部人员的交流外，基本上不需要也不能与其他村落和人员进行交往，人们彼此生活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里，社会流动性和开放的程度极低。
(二)角色和地位分配的原则不同
现代化的所谓合理化倾向要求的水平不过是机会均等，以便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都能找到最适合于自己能力和兴趣的角色。帕森斯提出，任何社会都存在着一整套“角色期待”，它规定了社会中每个成员彼此期待着要充当的社会角色，进而形成了“社会价值观念体系”。对比东西方社会，我们就会发现，东方国家在现代化起步阶段的社会结构是稳态、封闭和静止的。东方社会特有的社会等级制度使人们习惯于承袭而来的地位和角色，几乎从不考虑改变职业和居所。如印度的村落统治机构是依据传统习惯进行活动的，缺乏明确的法律以及关于权利、义务的契约，统治者的资格基本上是以先天条件(如出身、年龄等)为优先，并且是世袭的，财富、受教育程度以及个人能力等后天因素居次要地位：俄国的村社在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宗法共同体内部的简单协作传统，如劳动改组、公耕地等等，在价值观念上轻视自由个性，强调整体和谐，把个人视为共同体的附属物而否定其独立人格。这样，人们对于自己的角色和地位就有了先天性并且自然的逆来顺受;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也是如此，虽说中国有士大夫精神，但出发点还是想一劳永逸，即“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个人几乎不期望改变自己的地位，并且相信以往的社会秩序是天经地义和不可改变的，地位和爵位的世袭成了中国古代社会角色和地位分配的重要原则。
而在西方社会，虽说也是封建社会，但它的封建社会是一种“分封建邦”的社会，各封建邦国之间相互独立。并且西方社会是一种阶级制度。等级与阶级的一个明显区别在于，前者的成员资格基于出生机会，后者则基于职业和经济地位。西方发达国家则在生存斗争中创造出具有强烈经济追求的新教精神，将崇尚个人才能和力主个人权益的世俗主义和个人主义构成他们的价值取向。这样，决定他们地位和角色的不再是先天的出生条件了，而是要靠自己的职业和经济地位了。西方发达国家有一共同点，那就是在社会结构中诞生了具有主体性力量的中间力量(市民社会)并逐步发展成为强大的资产阶级。如在19世纪下半叶，法国由于文官制度的推行，社会升迁又多了两条途径：学历和成就。整个19世纪，法国人的社会地位变迁大致以一种渐进方式实现的：最底层的工人首先改变工种，一般工人经过几代努力，也许可进入小资产阶级的行列，一部分的小资产阶级升入更上一层的社会集团。英国的“三层式”社会结构形成特有的开放性和流动性，使生产力要素得以充分发挥，进而影响到角色地位分配原则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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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变化就是我国变成了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以往有很多番邦，早期有羌人，突厥，鲜卑，匈奴，后来有很多建国的，像辽、金、西厦、大理、高丽也可以算一个。这些都不算是中国人。但元朝时，很多都被统一了。成为中国的一员。中国就此成了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了。到了清朝，西藏也加入了进来，我国56个民族的大家庭就建立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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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强化信息化建设，建立经济责任审计对象库，分类管理，确定审计重点二、深入研究创新，探索实践“1+N”审计模式三、强化审计结果利用，加强干部队伍管理四、整合审计资源、加强队伍管理、提高审计人员综合素质五、坚持两个原则、客观公正界定审计责任六、采用定量和定性评价结合的方法，完善审计评价
比如上面：6 论谨慎性原则在资产计价中的运用 16.企业购并的成本效应分析 我写的论文题目是：对我国当前增值税转型的探讨，对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修订通过的《增值税暂行条例》进行了评价，就增值税转型改革对企业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最后，指出了增值税转型面临的问题，同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