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在主谓间的作用，衡阳师专学报1983.1间“之”主谓结构的语法功能，衡阳师专学报1983.3-4合刊试谈使动、意动用法的归属和注释问题，衡阳师专学报，1984.1也谈“M1之于(於)M2”，衡阳师专学报1984.2数量结构的误用，中国语文天地1986.6谈怎样掌握古代汉语被动句，湖南电大(报)1986.11.20“离黄”及相关语词考——联绵词性质新探，湖南师范大学学报（研究生增刊）1987《论语》里的“必也，P”句式，中国语文1987.3状语“请”字的意义分析，衡阳师专学报1987.3古汉语词汇学说略，衡阳师专学报1988.4古汉语词汇学与训诂学关系谈，《中国语言学发展方向》(论文集），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从《毛诗平议》看训诂中的逻辑问题（论据部分），古汉语研究1989.1从《毛诗平议》看训诂中的逻辑问题（证明部分），古汉语研究1989.4《毛诗平议》训诂结论的检验问题，汉字文化1990.2古汉语词汇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湖湘论坛1989.3使动、意动误例辨，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89.4信息修辞略论(合作)，修辞学习1990.1古文中的语句省略，语言研究1990.2王念孙父子的“连语”观及其训诂实践（上），古汉语研究1990.4；王念孙父子的“连语”观及其训诂实践（下），古汉语研究1991.2省略新论(上)，零陵师专学报1991.4省略新论(下)，零陵师专学报1992.1是误解，不是“挪用”——也谈古今连绵字观念的差异，中国语文1991.5《左传》训诂札记，古汉语研究1992.1生活中的语言困惑，《中国语言与中国文化论集》，亚太教育书局1993.12《左传》谓语“请”字句的结构转换，湖北民族学院学报1994.3“乐岁终身苦”新解，古汉语研究1996.1楚国简帛文字研究概观，江汉考古1996.3楚国简帛文字丛考(一) ，古汉语研究1996.3楚国简帛文字丛考(二) ，古汉语研究1997.1楚国简帛文字丛考（三），古汉语研究1998.2楚国简帛文字丛考（四），古汉语研究1999.1汉语表达中的“意域项偏举”，香港《中国语文通讯》总41期，1997.3汉字的形体演变与整理规范，语文建设1997.3从楚简帛文字构形系统看战国文字在汉字发展史上的地位，徐州师大学报1997.3《诗经·邶风·北风》篇新解，古汉语研究1997.3论汉语字词形义关系的表述，湖北民族学院学报1997.4《诗经·豳风·九蜮》新解，孝感师专学报1997.4战国文字“地域特点”质疑，中国社会科学1997.5论意域项的赘举、偏举和复举，中国语文1998.2考释古文字应重视构形理据的分析，日本《中国出土资料研究》第二集，1998.5凿通阃奥，化难为易——评庞月光《<抱朴子外篇>全译》，北京教育学院学报1998.2《尚书》《论语》札记十则，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8.4-5中·身·年音义关系小考，《中国文字研究》第一辑，1999.7本体·系统·比较－－汉字史研究方法论，中国教育报《语言文字版》，1999.8.20论古籍电子化的保真原则和整理原则，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0.1当务之急在于全面提高教师的文化素质：21世纪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漫议，《问题与对策：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10论汉字数量的统计原则，辞书研究2001.1佛经津梁，词典资源：读李维琦先生《佛经释词》《佛经再释词》，古汉语研究2001.1论汉字职能的演变，古汉语研究2001.4继承优秀文化传统 开创现代学术新风，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1.6传统语言文字学在现代语文教学中的应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1现代形声字的判定及“类义符”和“类声符”，古汉语论集（第三集），岳鹿书社，2002.1《孟子》“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疑诂，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2.2论汉字的字际关系，《语言》第3卷，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9散文名篇《春》修辞解析疑误二则，汉语学习2002.5试论地名标准化“语文标准”的原则问题，语言文字应用2002.2中学语文教材文言文注释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课程·教材·教法2002.11论汉字的记录职能（上），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3.1论汉字的记录职能（下）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3.2《包山楚简》“言菐”义解诂，古汉语研究2003.1楚简“言菐”字及相关诸字考辩，日本《中国出土资料研究》第7号，2003.7章太炎黄侃先生的文字学研究，古汉语研究2004.2字理与字理教学，吉首大学学报2005.2论出土文本字词关系的考证及表述，古汉语研究2005.2汉字语用学论纲，励耘学刊（语言卷）2005.4关于“异体字”的几个问题，语言文字应用2006.1汉字性质综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6.1论汉字起源的具体所指，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4集），商务印书馆，2006.12论汉字结构的演变，河北大学学报2007.1训诂材料的分析与汉语学术史的研究，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7.2早期有关“古今字”的表述用语及材料辨析，励耘学刊2007.2略谈源自佛教的汉语熟语（上），新加坡《愿海》（第56期）2008.7略谈源自佛教的汉语熟语（下），新加坡《愿海》（第57期）2008.9成语“一丝不挂”源流考辨，新加坡《愿海》（第58期）2008.11“余予古今字”考辨,古汉语研究2008.4科研项目参与的项目修辞学研究专题（湖南省教委重点项目1988-1990）章太炎在日本讲授说文段注笔记整理（全国高校古委会一般项目1994-1995）高校汉字学课程改革实验（北京市教委教改项目1997-2000）在高师增设汉字学为基础课程的教改试验（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改重点项目1997-2000）语言文学研究对基础教育教材的支撑作用（教育部“课程标准及教学大纲”课题2000-2001）楚简集释长编（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01—2004）独立承担项目二十世纪语言学研究概观（湖南师范大学校级项目1990-1991）楚文字集成（新闻出版署“九五”规划重点出版项目1997-2001）汉字“二笔输入法”学术评估报告（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教材评估处委托项目2000）现代汉字的构形原理与中小学汉字教学（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项目2001-2003）汉字学课程内容的优化组合（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精品课程项目2005-2006）宋代碑刻及手写文献电子典藏及属性描述（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05—2007）
以上回答均为搪塞。想了解中国古代文史，可以读文化史概论之类，但要说到研究，必须先从文献学入手，还有就是必须读哲学。下面我可以把两年来研究中国文化所总结的经典书目罗列出来，仅供参考 第二部分 古典文献举要 第一编 古典文学 第一章 古籍分类 一、经部：1.易类；2.书类；3.诗类；4.礼类；5.春秋类；6.孝经类；7.五经总义类；8.四书类；9.乐类；10.小学类。 二、史部：1.正史类；2.编年类；3.纪事本末类；4.别史类；5.杂史类；6.诏令奏议类；7.传记类；8.史钞类；9.载记类；10.时令类；11.地理类；12.职官类；13.政书类；14.目录类；15.史评类。 三、子部：1.儒家类；2.兵家类；3.法家类；4.农家类；5.医家类；6.天文算法类；7.术数类；8.艺术类；9.谱录类；10.杂家类；11.类书类；12.小说家类；13.释家类；14.道家类。 四、集部：1.楚辞类；2.别集类一（汉至五代）；3.别集类二（北宋建隆至靖康）；4.别集类三（南宋建炎至德佑）；5.别集类四（金至元）；6.别集类五（明洪武至崇祯）；7.别集类六（国朝）；8.总集类；9.诗文评类；10.词曲类。 第二章 诗文总集 第一节 《诗经》与《楚辞》 一、《诗经》：1.清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1915年虚受堂刊； 2.东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等正义《毛诗正义》； 3.南宋朱熹《诗经传》，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影印； 4.清姚际恒《诗经通论》，顾颉刚标点，中华书局1958年版； 5.近代吴闿生《诗经会通》，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版。 二、《楚辞》：1.东汉王逸《楚辞章句》； 2.南宋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57年版； 3.南宋朱熹《楚辞集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4.清王夫之《楚辞通释》，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版； 5.清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版； 6.清戴震《屈原赋注》、《通释》，乾隆光绪刻本。 第二节 通代诗文总集 1. 南朝梁萧统《昭明文选》，附：《古诗十九首》，（先秦至梁初）； 2. 宋李昉等《文苑英华》，（南朝梁至晚唐五代）； 3. 梁徐陵《玉台新咏》，（梁以前）； 4. 宋郭茂倩《乐府诗集》，（汉魏至唐五代，兼及先秦歌谣）； 5. 清杜文澜《古谣谚》，（上古至明代谣谚）； 6. 清沈德潜《古诗源》，（先秦至隋）； 7. 清王士祯《古诗选》，（汉至唐，也作《古诗笺》）； 8. 明冯惟讷《古诗纪》，（上起古初，下迄陈朝）； 9. 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汉至隋）； 10. 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上古至隋代）； 11. 清陈元龙《历代赋汇》，（上起先秦，下迄明代）； 12. 清李兆洛《骈体文钞》，（先秦至隋骈文）； 13. 清王先谦《骈文类纂》，（先秦至清末骈文）； 14. 清许连《六朝文絜》，（晋至隋骈文）。 第三节 断代诗文总集 1. 清康熙敕编《全唐诗》；孙望《全唐诗补逸》； 2. 清董诰等《全唐文》；陆心源《唐文拾遗》，《续拾》； 3. 唐代《唐人选唐诗》（十种）： （1） 佚名《唐写本唐人选唐诗》；（2）元结《箧中集》； （3）殷璠《河岳英灵集》； （4）芮挺章《国秀集》； （5）令狐楚《御览诗》； （6）高仲武《中兴间气集》； （7）姚合《极玄集》； （8）韦庄《又玄集》； （9）韦縠《才调集》； （10）佚名《搜玉小集》； 4.清吴之振等《宋诗钞》；曹廷栋《宋百家诗存》；管庭芬《宋诗钞补》； 5.陈焯《宋元诗会》； 6.南宋吕祖谦《宋文鉴》，（亦称《皇朝文鉴》）； 7.清庄仲方《南宋文范》； 8.陈述《全辽文》； 9.清郭元釪《全金诗》，（亦称《全金诗增补中州集》）； 10.清张金吾《金文最》，（收录金代骈散文）； 11.元苏天爵《元文类》，（原名《国朝文类》）； 12.清顾嗣立《元诗选》，席世臣补刻《元诗选癸记》； 13.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元末明初至明崇祯间）； 14.清朱彝尊《明诗综》； 15.明程敏政《明文衡》，（原名《皇明文衡》）；黄宗羲《明文海》； 16.清初陈济生《天启崇祯两朝遗诗》，附：陈乃乾《启祯两朝遗诗考》； 17.清卓尔堪《明遗民诗》，附其《近青堂诗集》； 18.《五朝诗别裁集》： （1）清沈德潜《唐诗别裁集》； （2）清张景星等《宋诗别裁集》； （3）清张景星等《元诗别裁集》；（4）清沈德潜等《明诗别裁集》； （5）清沈德潜等《清诗别裁集》； 19.清张应昌《清诗铎》。 第三章 诗文评 第一节 《文心雕龙》 1. 清黄叔琳注、纪昀评《文心雕龙辑注》； 2. 黄侃著《文心雕龙札记》。 第二节 诗话 1. 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收书二十八种； 2. 近代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收书二十八种,（唐至明）； 3. 近代丁福保辑《清诗话》，收书四十二种； 4. 北宋阮阅《诗话总龟》； 5. 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 6. 南宋魏庆之《诗人玉屑》； 7. 明胡应麟《诗薮》； 8. 明胡震亨《唐音癸签》； 9. 清吴景旭《历代诗话》； 10. 清袁枚《随园诗话》； 11. 清赵翼《瓯北诗话》； 12. 清方东树《昭昧詹言》。 第三节 历代诗纪事及其他 1. 南宋计有功《唐诗纪事》； 2. 清厉鹗《宋诗纪事》；陆心源《宋诗纪事补遗》，附《小传补正》； 3. 近代陈垣《辽诗纪事》，《金诗纪事》，《元诗纪事》； 4. 清陈田《明诗纪事》； 5. 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 6. 周钟游《文学津梁》，收书十二种； 7. 刘大櫆《论文偶记》。 第四章 词总集与词话 第一节 词总集 1. 五代后蜀赵崇祚《花间集》；李冰若《花间集评注》；华连圃《花间集注》； 2. 近人林大椿《唐五代词》； 3. 明毛晋《宋六十名家词》； 4. 近人朱孝臧《强村丛书》； 5. 清沈辰垣《历代诗余》，又名《御定历代诗余》； 6. 近人吴昌绶、陶湘《影刊宋金元明本词》； 7. 叶恭绰《全清词钞》 8. 陈乃乾《清名家词》； 9. 近人徐乃昌《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 10. 清朱彝尊《词综》，清王昶《补遗》。 第二节 词话 1. 清徐釚撰、唐圭璋校注《词苑丛谈》； 2. 清张宗橚《词林纪事》； 3. 清况周颐《蕙风词话》。 第五章 戏曲与小说 第一节 散曲总集与戏曲丛刊 1. 明臧懋循《元曲选》，又名《元人百种曲》； 2. 明人辑《元明杂剧》； 3. 明沈泰《盛明杂剧》； 4. 清邹式金《杂剧三集，又名《杂剧新编》； 5. 明毛晋《六十种曲》； 6. 明冯梦龙《墨憨斋定本传奇》； 7. 清玩花主人、钱德苍《缀白裘》； 8. 金董解元撰、凌景埏校注《董解元西厢记》； 9. 元高明注、钱箕校注《琵琶记》； 10. 清洪升著、徐朔方校注《长生殿》； 11. 清杨潮观著、胡士莹校注《吟风阁杂剧》。 第二节 戏曲论著丛书 1. 近人陈乃乾《曲苑》，收书十四种，1921年； 2. 陈乃乾《重订曲苑》（石印本），收书二十种，1925年。 第三节 小说集 1. 北宋李昉等《太平广记》，（汉至宋初）；邓嗣禹《太平广记篇目及引书引得》； 2. 明嘉靖间洪梗编《清平山堂话本》，谭正璧《话本与古剧》； 3. 明末抱瓮老人《今古奇观》。 第二编 历史要籍 第六章 纪传体史书 第一节 二十四史 1.西汉司马迁《史记》，130卷； 2.东汉班固《汉书》，120卷； 3.南朝宋范晔等《后汉书》，120卷； 4.晋陈寿《三国志》，65卷； 5.唐房玄龄等《晋书》，130卷； 6.南朝梁沈约《宋书》，100卷； 7.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59卷； 8.唐姚思廉《梁书》，56卷； 9.唐姚思廉《陈书》，36卷； 10.北齐魏收《魏书》，130卷； 11.唐李百药《北齐书》，50卷； 12.唐令狐德盏等《周书》，50卷 13.唐魏征等《隋书》，85卷； 14.唐李延寿《南史》，80卷； 15.唐李延寿《北史》，100卷； 16.后晋刘昫等《旧唐书》，100卷； 17.宋欧阳修等《新唐书》，225卷； 18.宋薛居正等《旧五代史》150卷； 19.宋欧阳修等《新五代史》，74卷； 20.元脱脱等《宋史》，496卷； 21.元脱脱等《辽史》，116卷； 22.元脱脱等《金史》，135卷； 23.明宋濂等《元史》，210卷； 24.清张廷玉等《明史》，332卷。 第二节 二十五史 1.《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四史”或“前四史”； 2.唐人将前四史和《晋书》、《宋书》、《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总称为“十三史”； 3.宋人加《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称“十七史”； 4.明人加《宋史》、《辽史》、《金史》、《元史》为“二十一史”； 5.清乾隆初年修《明史》成，予以合刻，名“二十二史”； 6.乾隆四十年（1775）武英殿汇印各种正史，在“二十二史”之外加上《旧唐书》、《旧五代史》，称为“二十四史”； 7.1921年，柯劭忞修成《新元史》，遂有“二十五史”； 8.民国初年，赵尔巽等编成《清史稿》，但不在“二十五史”之列。 第七章 编年体史书 1. 东周孔丘《春秋》； 2. 东周左丘明《左传》； 3.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战国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至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 4. 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1977年更名为《春秋左传集解》； 5. 清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 6. 南宋胡三省《通鉴注》； 7. 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宋）； 8. 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南宋高宗朝）； 9. 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宋辽金元）； 10. 明末清初谈迁《国榷》，（明代）； 11. 清陈鹤《明纪》，（明代）； 12. 清夏燮《明通鉴》，（明代）。 13. 宋刘恕《通鉴外纪》，（上起伏羲，下迄周威烈王二十二年）； 14. 清蒋良骐、王先谦等《十一朝东华录》，（清太祖天命元年至清穆宗同治十三年）。 第八章 纪事本末体史书 1. 南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取材于《资治通鉴》）； 2. 清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取材于《左传》，扩充南宋章冲《春秋左传事类始末》）； 3. 清李铭汉《续通鉴纪事本末》，（两宋）； 4. 明陈邦瞻等《宋史纪事本末》； 5. 清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 6. 清李有棠《金史纪事本末》； 7. 清张鉴《西夏纪事本末》； 8. 明陈邦瞻等《元史纪事本末》； 9.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 10. 近代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 11. 清马骕《绎史》，（上古至秦末）； 12. 清同治年间江西书局本《纪事本末五种》。 第三编 目录学 第九章 常用综合性目录 第一节 史志书目 清道光五年（1825），日本人汇刻《八史经籍志》。 第二节 私人藏书目 1. 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全称《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 2. 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 第三节 四库总目及其相关书目 1. 清永瑢、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2. 清阮元等《四库未收书提要》； 3. 清姚觐元《清代禁毁书目》（附补遗）；近人孙殿起《清代禁书知见录》； 4. 清邵懿辰撰、邵章续录《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 5. 清周中孚《郑堂读书记》； 6. 张之洞、缪荃孙《书目答问》，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 7. 近人孙殿起《贩书偶记》。 第十章 专科目录 第一节 诗文别集目录 1. 明张溥著，今人殷孟伦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 2. 万曼《唐集续录》； 3. 近人陈乃乾《清代文集经眼目录》； 4. 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 第二节 戏曲曲艺目录 1. 元钟嗣成《录鬼簿》，（外四种）； 2. 近人董康等《曲海总目提要》，北婴《曲海总目提要补编》。 第四编 古代汉语 第十一章 语文辞书 第一节 《尔雅》、《说文》、《广韵》及有关辞书 1. 汉初学者《尔雅》，我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专著； 2.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我国第一部系统分析字形和考究字源的书； 3. 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 4. 近人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 5. 北宋陈彭年等《广韵》，全称《大宋重修广韵》； 6. 北宋丁度等《集韵》。 第二节 常用字典 1. 清张玉书等《康熙字典》； 2. 清阮元《经籍籑诂》。 第三节 文言虚词词典 1. 清刘淇《助字辨略》； 2. 清王引之著、孙世经补《经传释词》（附补及再补），吴昌莹《经词衍释》； 第四节 古代方言俗语词典 1. 西汉杨雄《方言》，吴晓铃《方言校笺及通检》； 2. 清翟灏《通俗编》； 3. 清钱大昕等《恒言录》、《恒言广证》； 4. 清钱大昕等《迩言等五种》。 第十二章 与古汉语有关的书目和论文索引 1. 清谢启昆《小学考》，近人罗福颐《小学考补目》； 2. 清末黎经诰《许学考》。 第五编 文字资料与实物资料 第十三章 1. 清冯云鹏等《金石索》； 2. 清王昶《金石萃编》； 3. 清孙星衍等《寰宇访碑录》； 4. 明王圻、王思义《三才图会》。 第六编 科技史料与古文教学 第十四章 1. 清戴震《考工记图》； 2. 北宋李诫《营造法式》； 3. 明宋应星《天工开物》； 4. 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 5. 明徐光启《农政全书》； 6. 乾隆年间官修《授时通考》； 7.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 8. 明王象晋《群芳谱》，清康熙年间《广群芳谱》； 9. 清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 10. 清阮元《畴人传》，黄钟骏《畴人传四编》。 第七编 诸子集成 第十五章 1. 清刘宝楠《论语正义》； 2. 清焦循《孟子正义》； 3. 民国王先谦《荀子集解》； 4. 周李耳撰、晋王弼注、唐陆德明音义《道德经》； 5. 清魏源《老子本义》； 6. 民国王先谦《庄子集解》； 7. 清郭庆藩《庄子集释》； 8. 周列御寇撰、晋张湛注《列子》； 9. 清孙诒让《墨子间诂》； 10. 清戴望《晏子春秋校注》； 11. 秦商鞅《管子校正》； 12. 清严可均校《商君书》； 13. 周慎到撰、清钱熙祚校并辑逸文《慎子》； 14. 清王先慎撰《韩非子集解》； 15. 周孙武撰《孙子十家注》； 16. 周吴起撰、清孙星衍校《吴子》； 17. 周尹文撰、清钱熙祚校《尹文子》； 18. 秦吕不韦撰、汉高诱注《吕氏春秋》； 19. 汉陆贾撰《新语》； 20. 汉刘安撰、高诱注、清庄逵吉校《淮南子》； 21. 汉桓宽撰《盐铁论》； 22. 汉扬雄撰、晋李轨注《扬子法言》； 23. 汉王充撰《论衡》； 24. 汉王符撰、清汪继培笺《潜夫论》； 25. 汉荀悦《申鉴》； 26. 晋葛洪《抱朴子》； 27. 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 28. 北宋颜之推撰《颜氏家训》。 第八编 常用类书 第十六章 1. 隋唐间虞世南《北堂书钞》； 2. 唐欧阳询等《艺文类聚》； 3. 唐徐坚等《初学记》； 4. 唐白居易《唐宋白孔六帖》，宋孔传续； 5. 宋李昉等《太平御览》； 6. 宋王钦若、杨亿等《册府元龟》； 7. 宋王应麟《玉海》； 8. 明解缙等《永乐大典》； 9. 明俞安期《唐娄函》； 10. 清张英等《渊鉴类函》，扩充《唐娄函》； 11. 清张廷玉《子史英华》； 12. 清陈梦雷等《古今图书集成》。 第三部分 现代文献举要 第九编 现当代“经史子集”研究 第十七章 集部研究 第一节 《楚辞》 1.《离骚全图》，1935年商务印书馆； 2.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版； 3.姜亮夫校注《屈原赋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4.沈祖锦《屈原赋正辨》，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0年版； 5.刘永济《屈赋通笺》，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 6.朱秀海《楚辞解故》，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3年版； 7.谭介甫《屈赋新编》，中华书局1978年版； 8.游国恩《离骚纂义》，中华书局1981年版； 9.王泗原《离骚语文疏解》，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版； 10.林庚《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11.游国恩《楚辞论文集》，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12.蒋天枢《楚辞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3.王力《楚辞韵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4.陆侃如等《楚辞选》，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15.马茂元《楚辞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16.郭沫若《屈原赋今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17.文怀沙《屈原离骚（九歌•九章）今译》，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18.《楚辞研究论文集》，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 第二节 诗文集 1.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 2. 傅璇琮、孙钦善等《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1999年版； 3. 薛瑞兆、郭明志《全金诗》，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4. 近代陈衍《近代诗钞》，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5. 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全宋文》，巴蜀书社1988年版； 6. 李修生主编《全元文》，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2004年版； 7. 沈粹芬、黄人、王文濡等《清文汇》，上海国学扶轮社1909年石印； 8. 张璋《全唐五代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9. 唐圭璋《全宋词》，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 10. 唐圭璋《全金元词》，中华书局1979年版； 11. 饶宗颐初纂、张璋总纂《全明词》，中华书局2004年版； 12. 程千帆、严迪昌等《全清词》，中华书局1994年版。 第三节 戏曲小说集 1. 隋树森《全元散曲》，陈加《全元散曲补遗》； 2. 卢前《饮虹簃所刻曲》； 3. 任讷《散曲丛刊》； 4. 徐沁君《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 5. 隋树森《元曲选外编》，赵景深《元人杂剧钩沈》； 6. 函芬楼《孤本元明杂剧》，亦称《也是园藏古今杂剧》，郑振铎《跋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孙楷第《也是园古今杂剧考》； 7. 郑振铎《清人杂剧》； 8. 古本戏曲丛刊编辑委员会编《古本戏曲丛刊》； 9. 傅惜华、杜颖陶《水浒戏曲集》； 10. 阿英《红楼梦戏曲集》； 11. 顾肇仓《元人杂剧选》； 12. 周贻白《明人杂剧选》； 13. 赵景深、胡忌《明清传奇选》； 14. 吴晓铃《关汉卿戏曲集》； 15. 吴晓铃《大戏剧家关汉卿杰作集》； 16.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关汉卿戏曲选》； 17.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汤显祖集》； 18. 徐朔方、杨笑梅校注《牡丹亭》； 19. 王季思等校注《桃花扇》； 20. 吴曾祺《旧小说》，（汉代至清代）； 21. 鲁迅《古小说钩沉》，（先秦至隋）； 22. 汪辟疆《唐人小说》； 23. 鲁迅校录《唐宋传奇集》； 24. 缪荃孙《京本通俗小说》； 25. 傅惜华《宋元话本集》； 26. 吴晓铃等《话本选》； 27. 胡士莹《古代白话短篇小说选》； 28. 上海古籍出版社《古代白话小说集》。 第四节 文学评论集 1. 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 2. 简夷之等《中国近代文论选》； 3. 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 4.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 5. 林纾《春觉斋论文》； 6. 罗根泽《两宋诗话年代存佚残辑表》； 7. 罗根泽《两宋诗话辑校叙录》； 8. 郭绍虞《宋诗话辑佚》； 9. 郭绍虞《宋诗话考》； 10. 刘师培《论文杂记》； 11. 山东大学中文系古代文艺理论史编写组《中国古代文艺理论资料目录汇编》； 12. 唐圭璋《词话丛编》； 13. 唐圭璋《宋词纪事》； 14. 上海六艺书局《增补曲苑》； 15. 中华书局《新曲苑》； 16. 中国戏曲研究院编校《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 第十八章 史部研究 1. 王伯祥《史记选》； 2. 王利器等《史记选注》； 3. 顾廷龙、王煦华《汉书选》，冉昭德、陈直等《汉书选》； 4. 束世澄《后汉书选》； 5. 缪钺《三国志选》； 6. 韩席等《左传分国集注》； 7.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附《春秋左传注附图》，沈玉成《左传译文》； 8. 王伯祥《春秋左传读本》； 9. 朱东润《左传选》；徐中舒《左传选》； 10. 陈垣《通鉴胡注表微》； 11. 瞿蜕园《通鉴选》； 12. 王仲荦《资治通鉴选》； 13. 广雅书局《纪事本末汇刻； 14. 上海文盛书局《历朝纪事本末》。 第十九章 子部研究 1. 马叙伦《老子校诂》； 2. 高亨《老子正诂》； 3. 朱谦之《老子校释》； 4. 高明《帛书老子校注》； 5. 刘武《庄子集释内篇补正》； 6. 杨伯峻《列子集释》； 7. 高亨《墨子校诠》； 8. 谭介甫《墨辩发微》； 9. 岑仲勉《墨子诚守各篇简注》； 10. 马非伯《管子轻重篇新诠》； 11. 黎翔凤《管子校注》； 12. 蒋礼鸿《商君书锥指》； 13. 谭介甫《公孙龙子形名发微》； 14. 杨宽、沈廷国《吕氏春秋集释》； 15. 王利器《新语校注》； 16. 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 17. 何宁《淮南子集释》； 18. 王利器《盐铁论校注》； 19. 汪荣宝《法言义疏》； 20. 黄晖《论衡校释》； 21.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释》； 22.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 第二十章 经学研究 第一节 《诗经》 1. 郑振铎《关于诗经研究的重要书籍介绍》； 2. 闻一多《诗选与校笺》； 3. 余冠英《诗经选》； 4. 余冠英译《诗经选译》； 5. 李长之选译《诗经试译》； 6. 陈子展选译《国风选译》，《雅颂选译》； 7. 金启华译《国风今译》； 8. 高亨注《诗经今注》； 9. 张西堂注《诗经六论》； 10. 孙作云注《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 11. 朱东润著《诗三百篇探故》； 12. 王力著《诗经韵读》； 13. 人民文学出版社《诗经研究论文集》。 第二节 其他经书索引 1. 燕大引得特刊《周易引得》； 2. 顾颉刚《尚书通检》； 3. 燕大引得《礼记引得》； 4. 燕大引得特刊《春秋经传引得》； 5. 燕大引得特刊《论语引得》； 6. 陈立夫《四书章句速检》； 7. 叶圣陶《十三经索引》。 第十编 常用丛书 第二十一章 1. 张元济编辑《四部丛刊初编》、《续编》、《三编》，商务印书馆1919—1936年影印； 2. 《四部备要》，中华书局1920—1936年陆续编辑排印； 3. 《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5—1937年陆续印出； 4. 《中国丛书综录》，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1962年版； 5. 《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上海图书馆1979—1982年编辑出版； 6. 《万有文库》，商务印书馆1929—1937年版。 第十一编 期刊 第二十二章 中文旧期刊 1. 全国第一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1833—1949； 2. 上海图书馆《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辛亥革命时期期刊总目》； 3.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研究室《五四时期期刊介绍》； 4. 三联书店《东方杂志总目》、《国闻周报总目》、《新中华总目》。 第二十三章 外文新书通报 1. 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外文新书通报》； 2.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外文新书通报》； 3. 上海图书馆《上海市外文新书联合目录》； 4. 南京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南京地区外文新书联合目录》； 5. 北京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国外研究中国问题数目索引》；
先读《史记》交好 一定要对比的看结合当时背景因为有的史书是有冲突的 也要根据著者来看书
一、文字部分 《说文》部首的文化学研究（贝部研究、女部、玉部） 《说文》部首研究 《说文》省声研究 《说文》中农业文化探讨 《说文》重文研究 《说文解字》“女”部字研究 《说文解字》“尸”部字研究 《说文解字》“心”部字研究 半坡刻符的性质及其与文字的关系 对汉字性质的认识 古汉字指事字的表义功能 汉字编码研究及方案设计 汉字的结构（论汉字的结构规律或者论汉字的结构类型等） 汉字的形体演变（汉字形体演变中的文化探讨，汉字形体演变的原因探讨等） 汉字起源研究述评 汉字教学方法研究 汉字考释方法述评 汉字前途讨论述评 汉字析形方法研讨 汉字形体演变的基本规律 汉字字形的文化信息研究 会意兼形声问题探讨 假借字与通假字 古今字和异体字 甲骨文形声字研究 江永“女书”的形体结构研究 江永“女书”源流研究 六书性质特点（六书文化探讨、从六书的演变看汉字的造字法等等） 论汉字发展演变的规律 论汉字的性质 论汉字的音义联系 论汉字形体演变的繁简分合 论现代汉字中的变体字 论现代汉字中的会意字 论现代汉字中的象形字 论现代汉字中的形声字 浅论《说文解字》一书的历史价值 声符表义的成因初探 声符表义的成因初探 试论词义引申的规律与方式 说会意 说假借 探求本义的方法种种 现代汉字的表记功能 现代汉字构形特点 形声字起源试论 形声字声符说略 形声字义符说略 许慎六书说论评 义符表义与声符表义异同论 原始汉字的认定及其构形特点 二、词汇研究 《论语》（某个或某些）代词研究 《论语》常用词汇研究 《孟子》（某个或某些）语气词研究 《世说新语》第二人称代词研究 《儒林外史》某类虚词研究。 《诗经》叠音词研究 《诗经》连绵词研究 词的多义性和词素的多义性 词义演变的深层意义基础 词义引申的原则和方法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对词义引申的分析 对词义转移的分类考察 对确认古汉语中词的同义关系（或其他关系）的看法 古今词义变化(现象\原因\规律) 同义词和同源词浅说 先秦偏义复词研究 先秦同义复词研究（《左传》、《论衡》、《墨子》等） 音义联系的任意性和命名的理据性 专书的词汇研究 汉语词汇双音化动因研究 三、语法部分 “是”的用法及其发展 《韩非子》中的被动句 《老子》（某种）句型研究 《论语》句法研究（判断句研究、祈使句研究、疑问句研究） 《孟子》中的“其”字 《孟子》中的“之”字 《史记》（某种）固定结构研究 《荀子》副词研究 《战国策》中的“是”字 《左传》“焉”字研究 《左传》“之”字研究 《左传》被动句研究 《左传》判断句研究 《左传》祈使句研究 《左传》疑问句研究 《左传》中语气词“也” 被”字的词义演变 词类活用问题探讨(起源\新说\评价) 从《韩非子》看先秦的副词 从《庄子》看先秦的宾语前置句 从唐宋元明清的白话作品切入考察近代汉语语法的有关问题 古代汉语“把”字句研究 古代汉语“所”字结构（或“者”字结构）研究 古代汉语“之”字结构（或“其”字结构）研究 古代汉语处置式考察 古代汉语词类活用现象综述 古代汉语词序研究 古代汉语单句（或复句）研究 古代汉语活用现象研究 古代汉语兼语式研究 古代汉语介词（或连词）研究 古代汉语连动式研究 古代汉语判断句研究 古代汉语省略现象研究 古代汉语使成式考察 古代汉语双宾语考察 古代汉语重叠词研究 古汉语的后置定语问题 近代汉语代词研究 近代汉语量词研究 秦双宾语句的类型 所’十动词”的内部结构层次 唐诗句法研究 指代性“见”字词性研究 指代性“见”字词性再研究 主谓间“而”字的形成和发展 主谓间“而”字的形成和发展 主谓间“之”字探源 专书的语法研究 四、音韵研究 专书的用韵研究 学习音韵学的心得体会 陶渊明用韵研究 论音韵学在古籍阅读中的作用 联系古音考察现代汉语方音问题 汉语语音演变规律考察 联系汉语语音史研究现代汉语语音规范方面的有关问题 古代韵文用韵考察 五、方言研究 方言词汇研究 方言语法研究 方言音系研究 方言保存的古代汉语特殊成分 六、训诂学研究 标点研究 论中学教材文言文的注释 试论“据文证义”的训诂方法 试论“因声求义”的训诂方法 校勘研究 训诂学与中学语文教学 注释研究 反训研究 七、修辞研究 《左传》的外交辞令研究 杜甫诗文修辞研究 以义为单位，给一部先秦文献（或其中的一部分）作词表 《红楼梦》人物语言风格研究 《左传》人物语言风格研究 《水浒传》人物语言风格研究 古今修辞方式的比较 《孟子》论辩艺术研究 《战国策》外交辞令研究 八、其他相关研究 辞典学理论研究 中学文言教学研究 《说文》释义方式研究 古代汉语字词典释义辨正 总之选题尽量对专书、专人进行词汇、语音、语法研究。
起源 汉字的起源，可追溯到距今8000年左右的两类符号：汉字演变一类是以甘肃大地湾遗址的彩陶上的刻符为代表的抽象的、方折形的符号；另一类是以河南贾湖遗址的甲骨上的刻符为代表的肖生象形的符号。前者有序地演变为西安半坡临潼姜寨上的刻划符号系列；后者则发展成为大汶口陶器上的图象。到龙山文化后期，父系社会基本确立，该时期出现了良渚文化玉器上的成组的刻符。这些刻符，有与大汶口陶器图象相同或相象者，也有与西安等地的刻符相类者。这些刻符可能是当时的雏形前汉字系统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良渚文化处于中国中央集权的奴隶制国家诞生的前夕，夏朝应该是正式的汉字系统形成的最关键的时期。那么，问题是：汉字为什么出现得这么晚？根据考古学、遗传学方面的研究，语言诞生的时间，距今约几十万年，而真正的汉字系统却是直到距今约5000年的时候才形成的。趋势 汉字从甲骨文以来发生了许多变化。根据史实，这些变化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改革和自然流变。汉字改革是指人们有意识地、主动地治理汉字的过程，而汉字的自然流变是指汉字自然的变化过程。汉字的改革一般是非连续的、剧烈的、短期内完成的；而汉字的自然流变是连续的、缓慢的、长期的。汉字的自然流变有时间上的因素，也有地理上的因素，它使得汉字的字形、字音、字义多样化，造成异体字越来越多，字音读法不同，字义发生变化，导致了汉字不统一、不规范。因此，经过一段时间的自然演变后，人们必须对汉字进行改革，使得汉字规范化、统一化。此外，汉字不可能一产生就很完美，就能满足各个时期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因此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也会主动地改革汉字，使得汉字满足生产力继续发展的需要。而当改革的措施推广之后，汉字又开始新一轮的自然流变。汉字演变 汉字的变化好像路的变化一样。路是人们走出来的；路走出来之后，人们隔一段时间就得修缮一次；修缮之后，路又渐渐发生一些变化，如变宽、变直、损毁，或者出现新的分支，需要再次修缮。此外，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前的路渐渐不能满足时代 发展的需要，需要建设新的道路，如铁路、高速公路等等。修路相当于汉字的改革，而路渐渐自然变宽、变直、损毁、分支等变化，相当于汉字的自然流变。这两种变化过程有着不同的性质、趋势、规律和作用，因此过去我们笼统地把这两种变化放在一起讨论汉字的历史演变，得出的一些结论，如“汉字的发展趋势是由繁到简”，难免模棱两可，似是而非！汉字演变-古字到小篆 在这本书里，古字是指包括大篆在内的小篆以前的文字，含有金文、甲骨文和大篆等字体。汉字演变 金文：古代称铜为金，故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叫做金文，又叫钟鼎文、铭文。金文始见于商代二里岗的青铜器，不过商代二里岗发现的青铜器有金文的只有少数几件。殷墟出土的青铜器上金文增多；至西周时，青铜器上金文已经较为普遍。商代金文多为象形字以及由象形字合成的会意字。这些字像一幅幅图画，生动逼真，浑厚自然，有的呈团块状。 甲骨文：古代用写或刻的方式，在龟甲、兽骨上所留下的文字。现在发现最早的甲骨文是商朝盘庚时期的甲骨文，其内容多为“卜辞”，也有少数为“记事辞”。甲骨文大部分也是象形字或会意字，形声字只占20％左右。甲骨文象形程度高，且一字多体，笔画不定。这说明中国的文字在殷商时期尚未统一。 大篆：据传为周朝史籀所创，故又称籀文、籀篆、籀书等。史籀是周宣王的史官。大篆散见于《说文解字》和后人所收集的各种钟鼎彝器中，其中以周宣王时所作石鼓文最为著名。大篆是古字向小篆过渡的一种汉字字体。 小篆：小篆是由大篆简化而成。相对于大篆而言，小篆的形体结构简明、规正、协调，笔势匀圆整齐，偏旁也发生一定的变异和合并。与大篆相比，小篆的图画性已经大大减弱，每个字的结构已经比较固定。 相传小篆是战国时期秦国宰相李斯负责整理出来。如果小篆的确是在短时期内整理出来的，则在秦国国内必然有一个主动推广小篆和主动摒斥包括大篆在内的古字的改革过程。 秦国以外的国家所用的文字统称为“六国文字”。六国文字属于古字范畴，图画性强，形状不定，难以识别。 公元前221年，秦将王贲攻破齐国首都临淄，齐亡。至此，秦统一六国。秦王嬴政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第一个皇帝，自称“始皇帝”。秦始皇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上实行一系列的巨大改革，以加强和方便他所代表的地主阶级对全国的统治力量。文字改革就是其中之一。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下令规定以小篆为统一书体在全国推行，并“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的各种文字。为推行小篆，秦始皇命令李斯、赵高等人编写了《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等书文，作为标准的文字范本。由于皇帝的高度重视以及皇权巨大的影响，小篆迅速在全国推行开来，而纷繁复杂的“六国文字”也随即退出历史的舞台。汉字演变-小篆到隶楷 在小篆通行不久，民间又创造一种比小篆更为简便、更为定型的新书体。这就是“隶书”。隶书开始时是写得比较草率的和不够规范的小篆。到秦始皇统一文字时，隶书已经形成一种固定的、规范的字体。隶书改篆书一味圆转的线条为方折的笔画，顺应了社会对书写方便和规范的需要。汉字演变 相传，有一位名叫程邈的犯人，在狱中把民间流行的隶书整理出三千个字，传给秦始皇。秦始皇大为赏识，并破格提拔程邈为御史，并准许其字用于皂隶小民之间。此后，隶书不仅仅在秦朝民间广泛流行，政府文件一般也都用隶书书写，但重要的诏书仍用小篆书写，所以隶书在秦代又称“佐书”。 隶书的出现是汉字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隶书以前的汉字是用绘画式的线条书写的，而隶书以后的汉字是用横竖撇点折等笔画构成的。自隶书出现后，汉字的结构基本上固定了下来，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 随着秦王朝的覆灭，小篆也就迅速退出历史舞台，隶书成为社会首要书写方式和书法的典范。其后不久，出现了更为规范的楷书字体。汉朝以后楷书占据正统地位。汉字演变-繁体字到简化字 下面详细说一下在这个阶段的汉字结构上的改革过程。 汉字中许多字自古以来在民间就有多种写法，有的写法笔画多，有的写法笔画少。笔画多的叫做繁体字，笔画少的叫做简体字。 隶书和楷书走上历史舞台之时，自然而然地消除了小篆形式的各种繁体字和简体字，但是针对隶书和楷书形式的一些汉字，人们又渐渐创造出的新的书写形式，有的写法笔画多，有的写法笔画少。一般笔画少的占多数。这些笔画少的书写形式叫做简体字，笔画多的叫做繁体字。简体字一般不被官方认可，只流行于民间，因此又叫俗体字。顺便说一下，上个世纪，我们实行简化字运动后，有些简体字或俗体字取代占正统地位的繁体字，成为占正统地位的文字，这些简体字叫做简化字。可见“简化字”和“简体字”是两个相关但不相同的概念。 1909陆费逵在《教育杂志》上发表《普通教育当采用俗体字》一文，首次向国人阐明简体字的优越性，并且说明简体字并非本身不雅观。这篇文章被认为是近代简化字运动的开端。 1922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划委员会成立了汉字省体委员会，正式进行汉字简体字研究的组织领导工作，并通过钱玄同的《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此案首先说明了减省汉字笔画的重要性，指出虽然改用拼音是治本的办法，而减省汉字的笔画是治标的办法，但是当时汉字的弊病已日益明显，而治本的方法又一时拿不出来，所以减省笔画的治标方法是当时唯一的选择。此案还讲述了减省笔画的几种方式，而这些方式都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和民间使用的历史。 1935年，经过了十几年的学术讨论和准备，国民党政府通令全国，推行《第一批简体字表》。但该表推行不久就遭到某些保守人士的反对。1936年，教育部奉行政院的命令，正式下达了“简体字应暂缓推行”的训令，标志着民国时期的简化字运动的夭折。 但是，简化字运动在人民群众仍旧继续进行着，特别是红军解放的地区，到处都可以看到简体字。它们出现在人们手写的稿子和各种印刷品上，人们称之为“解放字”。随着解放区的扩大，“解放字”也普及全国，在群众中为新中国汉字简化运动打下良好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后，汉字简化工作很快就提上了议事日程。1949年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正式成立，并选举吴玉章为主席。1952年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主任委员是马叙伦，下设拼音方案组、汉字整理组、教学试验组、编辑出版组、秘书处。1954年10月，这个委员会将多方研究讨论并经过四次大的修正的《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上报中央，得到中央的批准，并下达地方进行进一步审阅，并开展初步试验。同年10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隶属于国务院直属单位。1956年国务院通过《汉字简化方案》以及《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开始正式推行汉字简化方案。汉字演变 根据国务院的决议，《汉字简化方案》分四批进行。1956年2月推行第一批简化字260个，包括230个简化字和方案之外的30个偏旁类推字；1956年6月推行第二批简化字95个；1958年推行第三批简化字70个；1959年推行第四批简化字92个，另外附录了54个简化偏旁。四批合计517个简化字，其中有30个是《汉字简化方案》之外的偏旁类推字，而《汉字简化方案》中还有28个没有推行。1964年，文改委编印了《简化字总表》，此表分为3个表。第一表收录了352个不作偏旁的简化字，第二表收录了132个可作偏旁的简化字和14个简化偏旁。第三表收录了1754个简化字，是应用第二表的简化字和简化偏旁，对基本上以《新华字典》收录的8000个汉字进行类推简化。总表外还有两个重要的附录：一个是被看作简化字的异体字表，一个是国务院批准的生僻地名用字表。《简化字总表》的编印表明中国第一次简化字运动最终取得了成功。 第一次简化字运动的效果突出：①它把2235个汉字从平均16.03个笔画减省到10.3个笔画，学习起来和书写起来都方便了许多；②消除了一批异体字；③构造更为合理，比如“偿”容易读成“shǎng”，变成简体字“偿”后就不会误读了；④在结构上更为美观，字形之间的差异也更为突出。笔者曾经把繁体字和简化字的汉语报纸给不认识汉字的德国人和泰国人看，让他们比较那种形式的汉字更美观，结果他们大多数认为简化字美观。 在扫盲试验中，简化字扫盲的效率比繁体字扫盲的效率高出20％左右。 第一次简化字运动也存在一些问题：①有些字简化不合理；②有些繁体字该简化的没有简化。这些问题，相对于其上述有益的效果而言，是次要的。 任何事情都有一定的惯性，简化字运动也不例外。第一次简体字成功之后，有些人又在思索着如何进一步简化汉字，于是开始了第二次简化字运动。其大致过程如下： 1966年到1971年，汉字简化工作处于停滞状态。1972年3月，中国科学院下设文字改革办公室，文字改革工作开始恢复。当年7月，文字改革办公室开始拟定《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并广泛征集群众中流行的简化字。1973年国务院同意恢复“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名称，归国务院科教组管。1975年文改委拟定出《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以下称《二简》。1977年文改委在广泛征集各方意见的基础上，拟定出《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的修订稿，收录了简化字853个。 1977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加快文字改革的步伐》，并于次日开始试用《二简》中第一表中248个简化字。1978年3月教育部通知要求全国统编教材一律试用《二简》中第一表字，开始推行《二简》。 但是《二简》中不合理的地方很多：①没有规律地简化了一些字；②不合理的兼并了一些汉字，如把“雕”和“刁”并为一个字。此外，汉字的整体局面被“一简”深刻地冲击后，刚刚恢复平静，又受到“二简”的冲击，弄得有些混乱。因此，从1978年开始人们反对《二简》的呼声越来越高。1978年8月，全国报刊都停止了试用《二简》中第一表中的简化字。汉字演变 从1980年起，有关机构开始修订《二简》，一直持续到1985年。但是在似乎修订完善的时候，被政府废止了：1985年12月，文改委更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年6月24日，国务院批转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关于废止《二简》和纠正社会用字混乱现象的请示，并在通知中明确指出“1977年12月20日发表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自本通知下达之日起停止使用。”这个通知宣告了第二次简化字运动的失败。 第二次简化字运动为什么失败了？笔者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第二次简化字运动的效益非常有限。第一次简化字运动对汉字的结构改动得那么大，而产生的效果在扫盲试验中，简化字扫盲的效率比繁体字扫盲的效率只提高了20％左右。第二次简化字运动的规模远不及第一次简化字运动，群众基础也赶不上第一次简化运动，合理性也不如第一次简化字运动，因而其产生的效益不会有多大。 第二次简化字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值得思索的问题和很多值得吸取的教训。其中关键的一点是“不熟不做”。因此，1992年11月6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批转国家语委关于当前语言文字工作请示的通知》中进一步明确指出今后对汉字简化应持慎重态度，使汉字保持稳定，以利社会应用。汉字演变-自然流变 （1）汉字结构的自然流变汉字演变 汉字结构上的自然流变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异体字越来越多，也就是说同一个字不同的书写形式越来越多；②笔画的模式越来越多；③书写方式越来越多。 汉字在起源之时，实际上是一幅幅逼真的图画，各个部落甚至各个人在写这些字，或者说画这些画时，都可能不一样，所以每个字的写法有很多种。这种现象在商代甲骨文中仍然非常明显。例如，甲骨文中“尊”字的写法至少有20种，“羊”字写法至少有45种。一个字多种写法相互之间称为异体字。 在汉字结构变革过程中，新的字体取代了旧的字体，旧的字体中各种写法往往同时也被废止了，即消除了许多异体字。但是对于新的字体而言，通过自然演变，在民间又有简化、草化、快写、随便写的现象、要求和趋势，由于各地、各时、各人在简化、草化、快写、随便写时没有统一的规矩，国家又一直没有制定汉字书写的标准，所以一个汉字又产生多种写法，出现了新的异体字。 此外，由于人们对社会和自然的认识不断增长，现有的字往往不够。因此，就会另造一些字来，由于各个时期各个人造的字往往没有经过专门的机构进行审查就流传开来了，有些字实际上是表示同一个意思，这就又增加了异体字出现的机会。 在字体方面，汉字也发生过较大的流变。例如，隶书走上历史舞台不久，其笔画经过自然流变，形成了楷书。宋朝发明了印刷术，为适应印刷，尤其是书刊印刷的需要，笔画发生进一步的自然流变，出现了横平竖直、方方正正的印刷字体——宋体。随看文化事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在西方文字字体的影响下，汉字又出现了黑体、美术字体等多种新的字体，如海报体、综艺体、勘亭流、少女字体、仿宋、扁宋等。这些字体一般用电脑而不是手来“书写”，所以现在又可统称为“电脑字体”。 此外，为手写之便捷以及书法艺术的开拓，人们还创造出行书和草书等多种书写方式。行书的结构和楷书基本相似。草书的结构虽然和楷书差别较远，但是草书一般只作为一种书法，或者作为一种速记方式，在信息交流中应用较少并常遭排斥。 （2）汉字数量的自然流变 在自然流变过程中，汉字的数量是逐渐增多的，这是因为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人们不断地制造出一些新字来满足生产和生活的需要。此外，异体字的自然增多也是汉字数量增加的原因之一。 （3）汉字读音的自然流变 从远古时期到现在，汉字的读音发生过一定的自然流变，如上古时期，有一些复辅音，现在都从汉语中消失了。此外，在音调方面，也有一些显著的变化。长期以来，汉字一直没有一个规范的注音工具，是其读音自然流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4）汉字字义的自然流变 从远古时期到现在，有些汉字的字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汉朝以前，“低”只表示“头向下垂”；汉朝以后，“低”才表示和“高”相反，包括“矮”、“地势低洼”、“声音细小”、“程度差”等意义。 （5）汉字的规范化问题 上述汉字的自然流变如果不加以约束、规范和清理的话，将带来严重的混乱。汉字演变 传说中创造汉字的“仓颉”可能是远古时期一个伟大的汉字整理者。周朝史官史籀可能也是一位杰出的汉字整理者。他撰写的童蒙识字课本《史籀篇》客观上起到了规范汉字的作用。上述秦朝以小篆统一中国汉字，也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汉字整理规范运动。其后不久，隶书的出现，进一步规范和简化了汉字。此后，汉代的许慎、唐代的颜元孙、宋代的郭忠恕和张有等都对字形混乱的局面做了一些拨乱反正的工作。此外，始于汉末的反切汉字注音方法和魏晋的韵书，为汉字读音的统一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五四”运动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对汉字而言，也是一场大规模的整理和规范过程。在字义方面，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白话文运动的推进，即提倡用口语书写文章，反对用文言文书写文章，废弃了许多汉字在文言文中特有的意义，也使得常用汉字的数量至少减少了很多。 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展简化字运动的同时，也非常重视汉字的规范化运动，这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清理和废除异体字；②统一和规范汉字的字形、笔画、笔顺；③统一和规范汉字的读音。关于这个方面的历史，读者可以参考高更生先生所著的《现行汉字规范问题》一书。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人口的流动急剧增长，文化教育和广播电视事业蓬勃发展，全国人民的普通话水平提高很快，很多偏远乡村的老人虽然不会说普通话，但是能听懂普通话。这说明现在中国人民在汉字的发音问题上统一和规范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从上述汉字发展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得出两点启示： （1）汉字的结构可以在短时期内发生巨大的变化 这体现在大篆向小篆的变革之中、小篆向隶书变革之中、繁体字向简化字的变革之中。 （2）汉字的改革是和生产力的大发展相互对应着。 这体现在汉字两大改革活跃时期（秦朝和20世纪）都是发生在生产力大发展的时期。这种现象可以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来解释：汉字本质上是一种生产工具，生产力的大发展为生产工具的革新提供了技术和人文基础，而生产工具的革新将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从而又满足了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此外，生产力大发展和汉字改革都需要中国处于一个相对统一和稳定的政治局面。这也是其原因之一。演变过程
我们每天使用的汉语，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演变，不同的历史时期所使用的汉语都是不同的。是因为上古汉语一般都是通过甲骨文而制造出来的，甲骨文所代表的意义比较多，反正是按照每个年代变化而来的。
古汉语中词的兼类与活用的联系和区别古代汉语中的词类转换情况多而复杂，而现在语法界对词的转换的处理方法不统一。例如：在“（诸葛）亮身率军攻祁山”句中，“军”充当宾语，是“军队”的意思，具有名词的语法特点，属名词类；在“以河内守亚夫为将军，军细柳”句中，“军”带补语“细柳”，是“驻扎”的意思，具有动词的语法特点，又属动词类，对此有人认为“‘军’兼属名词、动词两类”，应把它作“兼类”讲，不应作“活用词”讲；有人认为“‘军细柳’的‘军’是名词活用为动词，不属兼类”。这个问题争论的焦点在于对“兼类”和“活用”两个概念的理解。前者认为一个词只要兼属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类，就属“兼类”，不要有“活用”的说法；后者认为一个词只要改变了本身的意义，作别类词用，起别类词的作用，就是“活用”，不需要有“兼类”的说法。笔者认为，以上两种说法都比较片面，都没有对“兼类”和“活用”作出科学的解释。我主张古汉语中词的“兼类”和“活用”应二者兼而有之。为什么要“兼类”和“活用”二者兼而有之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什么是词的“活用”，什么是词的“兼类”的问题。什么样是词的活用呢？从语法角度讲，汉语中的每个词，都属于一定的类别。按本类的语法属性去用词叫本用，反之，叫活用。张世禄教授给“活用”这样定义：“有些词往往在实际的语法结构中临时充当别的成分，和它们经常的用法不合的，这叫‘词的活用’。”（《古代汉语》）廖序东教授给“活用”是这样定义的：“如果一个词偶尔改变本身的意义，作别类词用，起别类词所起的作用，这就叫词的活用。”（《文言语法分析》）这两位教授对词的活用下的定义都强调“临时”或“偶尔”。这就说明词类的活用实际是词在语法结构中的临时运用，一离开结构，那种用法就不存在。词类的活用，属于语法学的范围，不能算是兼类。例如：名词，其语法特点是：可以自由用作主语、宾语；可以用作名词谓语，但不能用作叙述句的谓语，不带宾语；它的前面可加名词、数量词、形容词，但不能加副词。“人”这个词，被用作主语、宾语、定语，是它的经常“职务”，因此它是名词； 至于“人”在“有狼当道，人立而啼。（《中山狼传》）”，这句中的“人”，不是作主语，也不是用作宾语、定语，而是作“立”的状语，意思是“像人似的”。这是它的临时“职务”。这个作用和意义 ，离开了这个具体的句子，就没有了。因此，我们只能说这个“人”是名词作状语，这是它临时取得了作状语的作用，是词的活用，而不能说“人”是兼类词。什么叫词的兼类呢？“如果一个词经常具备两类词的语法特点，那就是词的兼类。”（《中学语文教师手册•古代汉语》243页）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词的兼类和活用不同，活用属临时用为某类，兼类属经常用为两类或两类以上。词的兼类和活用有着很大的联系，当一种活用经常化，约定俗成，就变成了兼类了。吕叔湘先生说：“语义的变化比较特殊，只是偶尔这样用，没有经常化，这算是临时‘活用’，不同于永久性的词类转变……这种活用如果经常化了，就成了词类转变了。”(《汉语语法分析问题》46至47页)兼类的词由于在实际语法结构中多次“活用”，以至经常化而把它们的“变性”固定下来，这往往就是词义的引申转变，但是词义的引申转变和“词类活用”毕竟不是一回事，词义的引申转变，是使语言中形成“同词异义”的现象，产生大量的“多义词”，这属于词汇学、词义学范围。“词性活用”则是实际语法结构中的临时运用，一离开结构，那种用法就不存在，所以是属于语法学的范围。活用可以发展为兼类，而兼类词，当其中某一类用法在历史中消亡了，这样兼类词就变成了单类词。例如“衣”现在属名词，而在先秦，它兼属名词和动词两类。“衣”在《论语》、《孟子》、《荀子》、《韩非子》四部书中使用的情况如下表：书 名 名 词 动 词 合 计《论 语》 8 5 13《孟 子》 4 9 13《荀 子》 40 9 49《韩非子》 50 22 72合 计 102 45 147这种情况不是个别的，例如“友”，在《论语》中出现19次，其中作名词用7次，作动词用12次。“军”，在《左传》中出现42次，其中作名词22次，作动词20次。由于这些词在现代汉语里都是名词，所以当看到“乘肥马，衣轻裘”(《论语》)，“友直友谅友多闻”(《论语》)，“晋军函陵，春军汜南”(《左传》)，就自然而然将它们看作词类活用；而古代它们本属兼类。我们读秦汉时的代的古籍，深感词类活用的情况很多，这一方面是因为古代词类活用的确较现代为多，而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古代属兼类词，发展到后来成了单类词。而古代汉语语法书大部分将其视为词活用。中学语文教材，在注释时将兼类词全部注释为活用，这就使学生感到古代词类活用很多，形成古代汉语“词无定类”感觉。对于那些本属兼类的词，用今天的眼光看来属活用的临时义，而在古代它们属常用义，“像夏雨雨人”的“雨”，往往容易看成是活用，其实在古代“雨”是兼类词，名词义、动词义都是常用义。而教材编写者是以今度古，这显然是不合适的。综上所述，兼类和活用两种提法并存的理由：一、只取“活用”或只取“兼类”的提法，不符合汉语语言发展的实际和规律。“兼类”不仅古代汉语中有，现代汉语中也有。只不过古代汉语中的“兼类”比现代汉语更多罢了。而我们承认现代汉语中的“兼类”，却不承认古代汉语中的“兼类”，显然是主观臆断，忽视了语言源和流的关系。二、只取“活用”或只取“兼类”的提法，混淆了词汇学和词义学与语法学的概念，因为兼类属于词汇学和词义学的范畴，词的活用属于语法学的范畴。三、“活用”和“兼类”是互不包含的两个定义，如果只取其一，均有不能涵盖的部分。四、只取一种提法不利于文言文的教学。因为词类转换是古汉语教学的重点和难点，如果只取“活用”的提法，那么活用的词就太多了，学生会望而生畏；如果只取“兼类”的提法，似乎造成词无定类的感觉。既然如此，那么怎么样区分词的“活用”和“兼类”呢？一、 看其出现的频率高不高。词的兼类和活用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是“偶尔”转类，后者是“经常”转类。因此，兼类的词已被人们约定俗成，有社会性，在古代汉语书面语言中，它的出现频率是比较高的。如“目”字在中学文言教材中共出现20次，其中用作动词的6次；“名”在中学文言教材中共出现37次，其中用作动词的15次；近二分之一；“轻” 字在中学文言教材中共出现9次，其中用作动词的就有6次。活用的词，从整体上来说，是常见的现象，但就某一具体的词来说，只是偶尔用作别类词。例如“臣”本是名词，在“夫破人之与破于人也，臣人之与臣于人也，岂可同日而语哉!”(《史记•苏秦列传》)句中的两个“臣”不属本用，也不是兼类，而属活用。“臣人”，“臣”后带有宾语“人”“臣人”是名词用为使动，使人来臣；“臣于人”，有介词结构作补语，是被人所臣的意思。所以在古汉语中词的转类出现频率的高低是区别兼类和活用的重要条件。二、看辞书义项收没收。兼类词由于它们经常用作几类词，因此它们所兼类的几个词类的义项，大都被辞书列为义项。例如：“雨”“亲”“枕”等兼类词的几个义项，在辞典中都可以查到。而活用的词，它活用的这个义项，因其是临时赋予的，其意思主要根据语境来确定，辞典一般都不作为一个义项列出。所以辞典中是否查到这个词作别类词的义项可以作为区别兼类和活用词的主要依据和简便方法。三、 看是否读破。前人把用本义、按本音读出的字，叫如字；用改变一个字的读音表示其他意义或词性的转变的读音，叫读破。古代汉语中读破，绝大多数是把原来读为平声或上声的字变为去声。由于有些词，尤其是名词，经常转类为动词，也就经常要读破，因此兼类词，尤其是名词兼属动词，多数是多音词，辞书中大都把它们列为多音多义词。例如“语”，本来是名词，读“yǔ”，但有时用作动词，读“yù”。如《鸿门宴》中“臣为韩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不可不语”中的“语”就是一例。“王”当名词用时读wáng,当动词用时读wàng。名词活用动词，尽管也有人主张在朗读时采用破读的方法，但由于它们是“偶然”转类，这类词，字词典都不会列为多音多义词。因此，在转类的词中，凡是辞书中列为多音多义词，都是兼类词；但不能说，在转类的词中，凡是辞书中没有列为多音多义词，都不是兼类词。因为有许多古书中注明的“读破”词由于诸种原因并没有保留下来，辞书也无法将其注为多音多义词。四、 看有没有派生词义的能力。兼类词往往有固定的词义，因此，它就具有按词义引申规律派生新义的能力。如“履”以“踩踏”为基本义，又派生出“实行”、“执行”等义，如“处其位而不履其事”(《礼记•表记》)中的“履”就是“实行”的意思。而活用的名词的临时义则没有，也不可能有这种派生新义的能力。综上所述，古代汉语中词的“兼类”和“活用”并存，不但有这个必要，也有这个可能.古汉语心理动词研究论文引言心理动词是动词里很有特点的一个小类。吕叔湘明确地把心理动词列为动词的小类。此后，学者对心理动词进行的研究主要围绕心理动词的判定、分类和句法功能等几个方面展开。相对其他的动词小类，心理动词研究仍显薄弱。古代汉语心理动词研究落后于现代汉语，且研究方法滞后。笔者不揣鄙陋，就古汉语心理动词研究的一些想法求教于方家。二、心理动词的判定及分类心理动词判定问题是汉语研究的一个难点，很多学者提出自己的判定标准，概括来说可分为三种：(1)意义标准，如黄伯荣、廖序东等；(2)形式标准，如周有斌、邵敬敏等；(3)形式与意义相结合标准，如王红斌等。一方面，由于单一依据意义标准或形式标准在语法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另一方面，因为心理动词自身的复杂性，它不仅牵涉语法问题，而且和心理学、认知科学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形式与意义相结合的原则在心理动词研究中尤为重要。因此，我们认为心理动词表示情感、意向、认知、感觉、思维等方面的活动或状态，心理动词原则上都是及物的。心理动词内部的分类也是相当复杂的问题。结合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心理动词，分为状态和动作两个大类。状态心理动词表示心理情绪状态，如“哀”、“患”、“妒”等，该类动词一般能受程度副词的修饰；行为心理动词表示心理动作行为，如“猜”、“测”、“悉”等，该类动词一般不能受程度副词的修饰。依据情绪的特点，状态心理动词分为负面和正面两个次类，如“怜”、“怨”、“厌”、“惋惜”等为负面心理动词，表达心理负担意义；如“爱”、“喜”、“敬重”等为正面心理动词，表达积极的心理意义。动作心理动词可分为思维和感知两类。三、心理动词的研究方法古汉语心理动词的研究成果并不太多，目前所见主要有李启文、陈克炯、刘青等几篇，与其重要的词类地位并不相称。现在的研究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研究方法陈旧，还停留在心理动词所带宾语、状语、补语等的描写上；研究内容狭窄，主要是专书、专题的描写和统计上。鉴于古汉语心理动词研究存在的问题，结合现代语言学理论，古汉语心理动词的研究可从以下方面进行拓展：(一)心理动词及物性研究汉语中的一些词的组合功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发生一些变化，心理动词也是这样。及物性是施事通过行为对受事的影响，及物性事件的典型形态句法是“施事+受事”。及物动词作为动词的一个小类，其内部也不是匀质的，有的及物性高，有的及物性低。从抽象层面看，及物性是一个语法原型，构成一个及物性的连续统。越靠近原型，及物性越强，反之及物性就越弱。将及物性理论运用于古汉语心理动词研究，可以加强我们对心理动词的认识。心理动词及物性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心理动词能否带宾语。如“怒”、“悲”在上古汉语中是动词，可以带宾语，如：(1)以德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调君而辅之，次忠也；以是谏非而怒之，下中忠也。(《荀子·臣道》)(2)我悲人之自丧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后而日远矣。(《庄子·徐无鬼》)而现代汉语里，“怒”、“悲”变成形容词，不可以带宾语。“怒”、“悲”从上古汉语到现代汉语的发展过程中，动词的及物性逐渐减弱，情态特征逐渐增强，最终从动词转变为形容词。二是心理动词带宾语能力的强弱。有些心理动词以带宾语为常，宾语类型丰富；有些心理动词常不带宾语，且宾语类型较单一。以《世说新语》“知”、“安”为例，“知”作心理动词共99见，其中带宾语85见，带宾语比重占86％；“安”6见，带宾语只有2例，带宾语比重占33％，如：(3)由是知之。(《世说新语·文学》)(4)顾劭尝与庞士元宿语，问曰：“闻子名知人，吾与Y,-T孰愈?”(《世说新语·品藻》)(5)班彪识刘氏之复兴，马援知汉光之可辅。(《世说新语·言语》)(6)岳于是始知必不免。(《世说新语·仇隙》)(7)不知有功德与无也。(《世说新语·德行》)(8)既还，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请死。(《世说新语·德行》)(9)一坐成不安孙理，而辞不能屈。(《世说新语·文学》)(10)劭亦安其言。(《世说新语·品藻》)“知”的宾语类型有体词性宾语，如名词(3)、代词(4)、偏正l生名词词组(5)；谓诃性宾语，如偏正性动词词组(6)、并列词组(7)；小句宾语，如(8)。“安”所带宾语类型简单，只有名词—类，如(9)、(10)。(二)语义场理论语义场是指若干个彼此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义位聚合而成的系统。将分散、零星的个案研究纳入相应的聚合群中，加以系统地考察，能更好地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发现一些语言规律。陈克炯将“怜”系、“怨”系、“厌”系、“忧”系和“惧”系均看作同义义场。陈先生发现各系心理动词的述谓功能存在不匀质的现象，除了与各系词义所反映的心理负担轻重的不同有某种关系之外，最主要的是各系对不同宾语的选择性上存在差别。为此，我们调查了《世说新语》里12个表“忧怕”义的心理动词带宾语的情况，统计情况见表l。一方面，“忧怕”类动词内部的使用频率也不平衡。使用频率最高的3个分别是“忧”、“患”和“恐”，共43例，次之是“惧”、“畏”和“惮”3个，共18例，这6个动词共占“忧怕”类动词91％，即《世说新语》“忧怕”义主要由“忧”、“患”、“恐”、“惧”、“畏”和“惮”这6个动词承担。另一方面，心理动词的使用频率与所带宾语的比例不一定成正相关关系。如“忧”使用次数最多，带宾语比例为53％，而“恐”少于“忧”，带宾语比例却为86％，使用频率与带宾语的能力并不是正相关的。据此可以认为表“忧怕”义的动词在组合功能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语义场内部并不是匀质的。这一研究方法可运用到其他义的心理动词语义场的研究之中。(三)心理动词的量级问题受程度副词修饰是心理动词的一个重要特征，心理动词受程度副词修饰有量级的差别。如《世说新语》心理动词所带的程度副词共有15个，它们分别是：甚、大、了无、深、殊、雅相、绝、至、雅、弥、横、殊自、深相、真、奇。这些词内部也存在级的差别，大致可分为“极”类和“甚”类。“极”类有殊、殊自、绝、至、横、奇共6个，表示程度达到极点；“甚”类有甚、大、了无、深、雅相、雅、弥、深相、真共9个，表示程度超过一般但未达到极点。同一心理动词用表1不同程度的副词修饰，其表达的程度量自然不同。“极”类副词的程度量要高于“甚”类副词，如：(11)a.向雄为河内主簿，有公事不及雄，而太守刘淮横怒，遂与杖遣之。(《世说新语·方正》)b．族人大怒，便举棵掷其面。(《世说新语·雅量》)(12)a．晋文王称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藏否人物。(《世说新语·德行》)b．左右宜深慎此!(《世说新语·假谲》)上面各组a句均使用的是“极”类程度副词．b句使用的是“甚”类程度副词。每组的a句的情绪量要高于b句。(四)心理动词的过程结构表达动词的过程结构与许多语言现象，特别是与语言的“体”表达有密切关系。郭锐系统分析了汉语动词的过程结构，认为动词的过程结构就是起点、终点和续段三要素的组织。根据三要素的有无和强弱的差异，他把汉语动词过程结构分为无限结构、前限结构、双限结构、后限结构和点结构五类。郭先生认为前限结构的动词多为心理动词。这一观点正确地揭示了汉语心理动词的一个重要特征，颇有见地。古汉语与现代汉语存在较大的差别，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现代汉语动词过程表达使用的助词“着”、“了”和“过”在上古和中古汉语还没出现；二是古代汉语动词的过程结构主要是由置于谓语动词之前的“已”、“既”、“方”、“正”等副词或置于谓语动词之后的“毕”、“竞”、“讫”、“已”、“罢”等半虚化动词来表达。(13)吾以君为垦知之矣，故入；犹未知之也，又将出矣。(《国语·晋语四》)(14)君子垦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也。(《礼记·学记》)(15)想芏，仍往潇湘馆来，偏黛玉尚未回来。(《红楼梦·第七十八回》)(16)暗自想罢，不觉大喜，因此就有些不甚防备。(《七剑十三侠·第七十七回》)上举(13)、(14)例分别为副词“已”、“既”用于心理动词之前表时态，(15)、(16)例分别为半虚化动词“毕”和“罢”用于心理动词之后表时态。(五)心理动词的认知研究认知与心理动词密切相关，心理动词的认知研究是一种新的研究思路。李明从“叙实性”角度分析了言说动词向认知动词的引申问题，引申路线是：言说—认为—以为。在这个过程中，词义一步步打上主观性的烙印，预设义逐步融入词汇的理眭意义，最终成为词语的常用意义。心理动词的语法化也是主观化的过程，高增霞认为“怕”的语法化历程是：害怕—担心—担心—认识情态—认识情态。我们认为，除了“怕”以外，其他“害怕”类心理动词也具有类似的语法化过程。如“恐怕”最初只是一个心理动词，在使用过程中主观性增强，逐渐成为副词。根据调查发现，“恐怕”较早出现在文献里的时代是唐代，为“害怕”意义，明清时期逐渐演化出表情态的副词用法。其语法化过程是：心理动词一心理动词／副词—副词。在这个过程中，“恐怕”的动词义逐渐减弱，主观义逐渐增强，主观义最终基本取代动词义，“恐怕”的词性就由动词转变为副词。
世俗方面，是礼的缘故，特别是从周代始，一反商代的恣肆浪漫，尽可能地规矩人的周身一切事物和关系，然后在出现磕绊时只要依循礼的秩序就可以了。礼法不一定合理，但会谋取稳定的社会制度，让所有人依循社会制度去生活，而社会制度的结构显体就是对方方面面的确定不移的定义。
自然方面，是古代先人对世z'Q界现象变化观察的细致入微，像基于不同山势变化给予特定称呼，或基于云气变化带来的不同气象予以特定名称，有意思的是，如果说神话传说中的伏羲一画开天、仓颉造字还是对自然之理的摹刻，那么像霓与虹的区分则附带上人法理天地的意识。
艺术方面，尤其以赋的文学体裁的创作，为了极尽文采斑斓，造字是不可避免的，而到两晋南北朝世俗体制崩坏后，士大夫投情山水，从庙堂市井转向山水田园，对自然的进一步认识必然带来更新的发现。
我们每天使用的汉语，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演变，不同的历史时期所使用的汉语都是不同的。
上古汉语是指先秦两汉到魏晋时期的汉语，其书面语是在先秦口语基础上形成的文言。上古汉语距今，年代久远，没有直接的文献资料可以研究上古汉语的发音，我们是从中古汉语的韵书中倒导上古汉语的发音，以及通过先秦时期的《诗经》推测当时的发音。
因为在上古汉语中，一个汉字并不是一个单个音节，所以，上古汉语是汉语发展历史中，最复杂的时期。
中古汉语是指南北朝到唐宋时期的汉语，其书面语为六朝之后在北方话基础上形成的古白话。到了中古汉语的时期，古人已经学会了记录汉语的发音，通过韵书，如：《广韵》，《切韵》。和韵图，如：《韵镜》，《七音略》。我们通过分析研究以上材料，基本可以还原中古汉语的发音。总的来说，从这个时期开始，汉语已经开始向现代汉语靠拢了。
近代汉语指元明清时期的汉语，其书面语是以近代北方话为基础的近代白话。从近代汉语开始，汉语的声母和声调相对稳定，已和现代汉语十分相似。从明代开始，汉语出现了标准语，也就是当时的“普通话”，被称为“官话”。在这个时期就形成了现北方话的雏形。
现代汉语是指“五四”以后的汉语，其书面语是在现代北方话基础上形成的普通话。
现代汉语就是我们日常使用的汉语，现有七大方言：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粤方言。并且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高本汉，歌德堡大学教授、校长，远东考古博物馆馆长。高本汉是瑞典最有影响的汉学家，瑞典汉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的建立，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中国历代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欧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探讨古今汉语语音和汉字的演变，创见颇多。王力，字了一，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白县人。生于1900年8月10日，卒于1986年5月3日。中国语言学家、教育家、翻译家、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散文家和诗人，北京大学中文系一级教授。郑张尚芳，著名语言学家、中古汉语和上古汉语语音研究大师。浙江温州人，长期以来，他从事汉语方言、古音、汉藏语言比较研究，他所建立的上古音体系，被海内外汉藏语学界认同。他也因此成为国内语言学界古音韵研究的权威，汉语古音学说有代表性的八大家之一。李方桂，语言学家。原籍山西省昔阳县。1902年8月20日生于广州，1987年8月21日卒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先后在密执安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读语言学，是中国在国外专修语言学的第一个人。为国际语言学界公认之美洲印第安语、汉语、藏语、侗台语之权威学者，并精通古代德语、法语、古拉丁语、希腊文、梵文、哥特文、古波斯文、古英文、古保加利亚文等，有“非汉语语言学之父”之誉。白一平，美国的汉语学家。1970年从安默斯特学院获得人类学学士学位。后进入康奈尔大学学习，1974年获得语言学硕士学位，1977年获语言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中古重钮的上古来源——对汉字音的研究》。1990年起任密歇根大学汉语及语言学副教授。从2011年开始与沙加尔建立统一的上古汉语构拟系统（白一平-沙加尔系统）。潘悟云，主要研究方向是汉语历史音韵学、方言学和东亚语言历史比较。潘教授很早就认识到，这些研究工作所需要分析的大量语言材料，只有通过计算机辅助才能完成，为此，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潘悟云就自学计算机知识，把计算机技术运用于语言的历史比较与历史层次分析，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叶正渤，江苏省响水县人，教授，文学硕士。金理新，男，1964年8月生，浙江永嘉岩头人。1986年，毕业于温州师范学院中文系。1994年3月，获南京大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硕士学位，导师杨建国教授。2005年5月，获上海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博士学位，导师潘悟云教授；2005年9月，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做博士后，合作导师黄行研究员。
都是成熟学科，资料都很丰富，看你兴趣。个人觉得写资料丰富的不如写资料不丰富的，毕竟写论文还是要看资料的，资料少了你可以少看……资料最少的自然是新世纪文学，比如现在的青春小说，网络文学什么的都是可以做的。不推荐古代汉语，训诂神马的太难了。现代汉语的话，也可以研究一下当前的语言现象，如火星文之类。文艺理论主要是就是找一种理论进行分析，比如福柯，布尔迪厄，巴赫金的文论中的某一点的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资料也仿佛，比如研究某个词牌，某位诗人，某个文学流派。现代文学也不好做，大部分都被研究过了，不过只是本科毕业论文的话，做做作家作品分析也是可以的，还有学术流派和学术思潮研究。当代文学的话也分好几段，十七年，敏感词年代，80年代，90年代，新世纪，主要也是作家作品流派思潮研究，比如朦胧诗，先锋派。外国文学的话还包括比较文学，方法差不多，理论+文本分析。你可以分析莱辛的作品之类的。关键看你自己的兴趣在哪。懒得看书最好还是选个资料少的~
一、文字部分 《说文》部首的文化学研究（贝部研究、女部、玉部） 《说文》部首研究 《说文》省声研究 《说文》中农业文化探讨 《说文》重文研究 《说文解字》“女”部字研究 《说文解字》“尸”部字研究 《说文解字》“心”部字研究 半坡刻符的性质及其与文字的关系 对汉字性质的认识 古汉字指事字的表义功能 汉字编码研究及方案设计 汉字的结构（论汉字的结构规律或者论汉字的结构类型等） 汉字的形体演变（汉字形体演变中的文化探讨，汉字形体演变的原因探讨等） 汉字起源研究述评 汉字教学方法研究 汉字考释方法述评 汉字前途讨论述评 汉字析形方法研讨 汉字形体演变的基本规律 汉字字形的文化信息研究 会意兼形声问题探讨 假借字与通假字 古今字和异体字 甲骨文形声字研究 江永“女书”的形体结构研究 江永“女书”源流研究 六书性质特点（六书文化探讨、从六书的演变看汉字的造字法等等） 论汉字发展演变的规律 论汉字的性质 论汉字的音义联系 论汉字形体演变的繁简分合 论现代汉字中的变体字 论现代汉字中的会意字 论现代汉字中的象形字 论现代汉字中的形声字 浅论《说文解字》一书的历史价值 声符表义的成因初探 声符表义的成因初探 试论词义引申的规律与方式 说会意 说假借 探求本义的方法种种 现代汉字的表记功能 现代汉字构形特点 形声字起源试论 形声字声符说略 形声字义符说略 许慎六书说论评 义符表义与声符表义异同论 原始汉字的认定及其构形特点 二、词汇研究 《论语》（某个或某些）代词研究 《论语》常用词汇研究 《孟子》（某个或某些）语气词研究 《世说新语》第二人称代词研究 《儒林外史》某类虚词研究。 《诗经》叠音词研究 《诗经》连绵词研究 词的多义性和词素的多义性 词义演变的深层意义基础 词义引申的原则和方法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对词义引申的分析 对词义转移的分类考察 对确认古汉语中词的同义关系（或其他关系）的看法 古今词义变化(现象\原因\规律) 同义词和同源词浅说 先秦偏义复词研究 先秦同义复词研究（《左传》、《论衡》、《墨子》等） 音义联系的任意性和命名的理据性 专书的词汇研究 汉语词汇双音化动因研究 三、语法部分 “是”的用法及其发展 《韩非子》中的被动句 《老子》（某种）句型研究 《论语》句法研究（判断句研究、祈使句研究、疑问句研究） 《孟子》中的“其”字 《孟子》中的“之”字 《史记》（某种）固定结构研究 《荀子》副词研究 《战国策》中的“是”字 《左传》“焉”字研究 《左传》“之”字研究 《左传》被动句研究 《左传》判断句研究 《左传》祈使句研究 《左传》疑问句研究 《左传》中语气词“也” 被”字的词义演变 词类活用问题探讨(起源\新说\评价) 从《韩非子》看先秦的副词 从《庄子》看先秦的宾语前置句 从唐宋元明清的白话作品切入考察近代汉语语法的有关问题 古代汉语“把”字句研究 古代汉语“所”字结构（或“者”字结构）研究 古代汉语“之”字结构（或“其”字结构）研究 古代汉语处置式考察 古代汉语词类活用现象综述 古代汉语词序研究 古代汉语单句（或复句）研究 古代汉语活用现象研究 古代汉语兼语式研究 古代汉语介词（或连词）研究 古代汉语连动式研究 古代汉语判断句研究 古代汉语省略现象研究 古代汉语使成式考察 古代汉语双宾语考察 古代汉语重叠词研究 古汉语的后置定语问题 近代汉语代词研究 近代汉语量词研究 秦双宾语句的类型 所’十动词”的内部结构层次 唐诗句法研究 指代性“见”字词性研究 指代性“见”字词性再研究 主谓间“而”字的形成和发展 主谓间“而”字的形成和发展 主谓间“之”字探源 专书的语法研究 四、音韵研究 专书的用韵研究 学习音韵学的心得体会 陶渊明用韵研究 论音韵学在古籍阅读中的作用 联系古音考察现代汉语方音问题 汉语语音演变规律考察 联系汉语语音史研究现代汉语语音规范方面的有关问题 古代韵文用韵考察 五、方言研究 方言词汇研究 方言语法研究 方言音系研究 方言保存的古代汉语特殊成分 六、训诂学研究 标点研究 论中学教材文言文的注释 试论“据文证义”的训诂方法 试论“因声求义”的训诂方法 校勘研究 训诂学与中学语文教学 注释研究 反训研究 七、修辞研究 《左传》的外交辞令研究 杜甫诗文修辞研究 以义为单位，给一部先秦文献（或其中的一部分）作词表 《红楼梦》人物语言风格研究 《左传》人物语言风格研究 《水浒传》人物语言风格研究 古今修辞方式的比较 《孟子》论辩艺术研究 《战国策》外交辞令研究 八、其他相关研究 辞典学理论研究 中学文言教学研究 《说文》释义方式研究 古代汉语字词典释义辨正 总之选题尽量对专书、专人进行词汇、语音、语法研究。
以下题目作为参考：
1、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女性形象 （或其他形象）。
2、 试析《诗经》中的婚恋诗（或选“战争诗”、“农事诗”）。
3、 建安文学研究（需选定一个角度）。
4、 论宫体诗的审美情趣与文化心理。
5、 唐代宫廷诗研究（需选定一个角度）。
6、 浅谈唐代边塞诗的演变.
7、 唐诗中的女性形象。
8、 唐传奇中的侠客形象。
9、 唐五代曲子词研究（需选定一个角度）。
10、 宋词的跨文化传播（需选定一个角度）。
汉语言文学呢，我一向建议从三个方向去写，一个是文学，一个是语言学，一个是民俗学。
对于文学呢，在我的写作生涯中，明清小说居多。但是这里也有一个问题，明清小说其实研究得很多很多了，再难翻出新意了。真的。如果老师没有特别的要求，而你也没有什么好的方向呢，我建议几个题目，希望可以给你一些参考。
比如明代宦官专权对文人文风的影响，比如正德文坛的大佬，李梦阳啊，王阳明啊。
比如你可以写才子佳人小说，将其中的媒介，媒约的叙事功能做一个演变对比。
比如你可以写诗歌，如果选唐诗我建议你写李贺和白居易，一个诗歌辞赋化，一个诗歌通俗化。
如果你写人，那么有很多比如袁枚，他的翻案诗值得研究研究。
古汉语中词的兼类与活用的联系和区别古代汉语中的词类转换情况多而复杂，而现在语法界对词的转换的处理方法不统一。例如：在“（诸葛）亮身率军攻祁山”句中，“军”充当宾语，是“军队”的意思，具有名词的语法特点，属名词类；在“以河内守亚夫为将军，军细柳”句中，“军”带补语“细柳”，是“驻扎”的意思，具有动词的语法特点，又属动词类，对此有人认为“‘军’兼属名词、动词两类”，应把它作“兼类”讲，不应作“活用词”讲；有人认为“‘军细柳’的‘军’是名词活用为动词，不属兼类”。这个问题争论的焦点在于对“兼类”和“活用”两个概念的理解。前者认为一个词只要兼属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类，就属“兼类”，不要有“活用”的说法；后者认为一个词只要改变了本身的意义，作别类词用，起别类词的作用，就是“活用”，不需要有“兼类”的说法。笔者认为，以上两种说法都比较片面，都没有对“兼类”和“活用”作出科学的解释。我主张古汉语中词的“兼类”和“活用”应二者兼而有之。为什么要“兼类”和“活用”二者兼而有之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什么是词的“活用”，什么是词的“兼类”的问题。什么样是词的活用呢？从语法角度讲，汉语中的每个词，都属于一定的类别。按本类的语法属性去用词叫本用，反之，叫活用。张世禄教授给“活用”这样定义：“有些词往往在实际的语法结构中临时充当别的成分，和它们经常的用法不合的，这叫‘词的活用’。”（《古代汉语》）廖序东教授给“活用”是这样定义的：“如果一个词偶尔改变本身的意义，作别类词用，起别类词所起的作用，这就叫词的活用。”（《文言语法分析》）这两位教授对词的活用下的定义都强调“临时”或“偶尔”。这就说明词类的活用实际是词在语法结构中的临时运用，一离开结构，那种用法就不存在。词类的活用，属于语法学的范围，不能算是兼类。例如：名词，其语法特点是：可以自由用作主语、宾语；可以用作名词谓语，但不能用作叙述句的谓语，不带宾语；它的前面可加名词、数量词、形容词，但不能加副词。“人”这个词，被用作主语、宾语、定语，是它的经常“职务”，因此它是名词； 至于“人”在“有狼当道，人立而啼。（《中山狼传》）”，这句中的“人”，不是作主语，也不是用作宾语、定语，而是作“立”的状语，意思是“像人似的”。这是它的临时“职务”。这个作用和意义 ，离开了这个具体的句子，就没有了。因此，我们只能说这个“人”是名词作状语，这是它临时取得了作状语的作用，是词的活用，而不能说“人”是兼类词。什么叫词的兼类呢？“如果一个词经常具备两类词的语法特点，那就是词的兼类。”（《中学语文教师手册•古代汉语》243页）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词的兼类和活用不同，活用属临时用为某类，兼类属经常用为两类或两类以上。词的兼类和活用有着很大的联系，当一种活用经常化，约定俗成，就变成了兼类了。吕叔湘先生说：“语义的变化比较特殊，只是偶尔这样用，没有经常化，这算是临时‘活用’，不同于永久性的词类转变……这种活用如果经常化了，就成了词类转变了。”(《汉语语法分析问题》46至47页)兼类的词由于在实际语法结构中多次“活用”，以至经常化而把它们的“变性”固定下来，这往往就是词义的引申转变，但是词义的引申转变和“词类活用”毕竟不是一回事，词义的引申转变，是使语言中形成“同词异义”的现象，产生大量的“多义词”，这属于词汇学、词义学范围。“词性活用”则是实际语法结构中的临时运用，一离开结构，那种用法就不存在，所以是属于语法学的范围。活用可以发展为兼类，而兼类词，当其中某一类用法在历史中消亡了，这样兼类词就变成了单类词。例如“衣”现在属名词，而在先秦，它兼属名词和动词两类。“衣”在《论语》、《孟子》、《荀子》、《韩非子》四部书中使用的情况如下表：书 名 名 词 动 词 合 计《论 语》 8 5 13《孟 子》 4 9 13《荀 子》 40 9 49《韩非子》 50 22 72合 计 102 45 147这种情况不是个别的，例如“友”，在《论语》中出现19次，其中作名词用7次，作动词用12次。“军”，在《左传》中出现42次，其中作名词22次，作动词20次。由于这些词在现代汉语里都是名词，所以当看到“乘肥马，衣轻裘”(《论语》)，“友直友谅友多闻”(《论语》)，“晋军函陵，春军汜南”(《左传》)，就自然而然将它们看作词类活用；而古代它们本属兼类。我们读秦汉时的代的古籍，深感词类活用的情况很多，这一方面是因为古代词类活用的确较现代为多，而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古代属兼类词，发展到后来成了单类词。而古代汉语语法书大部分将其视为词活用。中学语文教材，在注释时将兼类词全部注释为活用，这就使学生感到古代词类活用很多，形成古代汉语“词无定类”感觉。对于那些本属兼类的词，用今天的眼光看来属活用的临时义，而在古代它们属常用义，“像夏雨雨人”的“雨”，往往容易看成是活用，其实在古代“雨”是兼类词，名词义、动词义都是常用义。而教材编写者是以今度古，这显然是不合适的。综上所述，兼类和活用两种提法并存的理由：一、只取“活用”或只取“兼类”的提法，不符合汉语语言发展的实际和规律。“兼类”不仅古代汉语中有，现代汉语中也有。只不过古代汉语中的“兼类”比现代汉语更多罢了。而我们承认现代汉语中的“兼类”，却不承认古代汉语中的“兼类”，显然是主观臆断，忽视了语言源和流的关系。二、只取“活用”或只取“兼类”的提法，混淆了词汇学和词义学与语法学的概念，因为兼类属于词汇学和词义学的范畴，词的活用属于语法学的范畴。三、“活用”和“兼类”是互不包含的两个定义，如果只取其一，均有不能涵盖的部分。四、只取一种提法不利于文言文的教学。因为词类转换是古汉语教学的重点和难点，如果只取“活用”的提法，那么活用的词就太多了，学生会望而生畏；如果只取“兼类”的提法，似乎造成词无定类的感觉。既然如此，那么怎么样区分词的“活用”和“兼类”呢？一、 看其出现的频率高不高。词的兼类和活用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是“偶尔”转类，后者是“经常”转类。因此，兼类的词已被人们约定俗成，有社会性，在古代汉语书面语言中，它的出现频率是比较高的。如“目”字在中学文言教材中共出现20次，其中用作动词的6次；“名”在中学文言教材中共出现37次，其中用作动词的15次；近二分之一；“轻” 字在中学文言教材中共出现9次，其中用作动词的就有6次。活用的词，从整体上来说，是常见的现象，但就某一具体的词来说，只是偶尔用作别类词。例如“臣”本是名词，在“夫破人之与破于人也，臣人之与臣于人也，岂可同日而语哉!”(《史记•苏秦列传》)句中的两个“臣”不属本用，也不是兼类，而属活用。“臣人”，“臣”后带有宾语“人”“臣人”是名词用为使动，使人来臣；“臣于人”，有介词结构作补语，是被人所臣的意思。所以在古汉语中词的转类出现频率的高低是区别兼类和活用的重要条件。二、看辞书义项收没收。兼类词由于它们经常用作几类词，因此它们所兼类的几个词类的义项，大都被辞书列为义项。例如：“雨”“亲”“枕”等兼类词的几个义项，在辞典中都可以查到。而活用的词，它活用的这个义项，因其是临时赋予的，其意思主要根据语境来确定，辞典一般都不作为一个义项列出。所以辞典中是否查到这个词作别类词的义项可以作为区别兼类和活用词的主要依据和简便方法。三、 看是否读破。前人把用本义、按本音读出的字，叫如字；用改变一个字的读音表示其他意义或词性的转变的读音，叫读破。古代汉语中读破，绝大多数是把原来读为平声或上声的字变为去声。由于有些词，尤其是名词，经常转类为动词，也就经常要读破，因此兼类词，尤其是名词兼属动词，多数是多音词，辞书中大都把它们列为多音多义词。例如“语”，本来是名词，读“yǔ”，但有时用作动词，读“yù”。如《鸿门宴》中“臣为韩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不可不语”中的“语”就是一例。“王”当名词用时读wáng,当动词用时读wàng。名词活用动词，尽管也有人主张在朗读时采用破读的方法，但由于它们是“偶然”转类，这类词，字词典都不会列为多音多义词。因此，在转类的词中，凡是辞书中列为多音多义词，都是兼类词；但不能说，在转类的词中，凡是辞书中没有列为多音多义词，都不是兼类词。因为有许多古书中注明的“读破”词由于诸种原因并没有保留下来，辞书也无法将其注为多音多义词。四、 看有没有派生词义的能力。兼类词往往有固定的词义，因此，它就具有按词义引申规律派生新义的能力。如“履”以“踩踏”为基本义，又派生出“实行”、“执行”等义，如“处其位而不履其事”(《礼记•表记》)中的“履”就是“实行”的意思。而活用的名词的临时义则没有，也不可能有这种派生新义的能力。综上所述，古代汉语中词的“兼类”和“活用”并存，不但有这个必要，也有这个可能.古汉语心理动词研究论文引言心理动词是动词里很有特点的一个小类。吕叔湘明确地把心理动词列为动词的小类。此后，学者对心理动词进行的研究主要围绕心理动词的判定、分类和句法功能等几个方面展开。相对其他的动词小类，心理动词研究仍显薄弱。古代汉语心理动词研究落后于现代汉语，且研究方法滞后。笔者不揣鄙陋，就古汉语心理动词研究的一些想法求教于方家。二、心理动词的判定及分类心理动词判定问题是汉语研究的一个难点，很多学者提出自己的判定标准，概括来说可分为三种：(1)意义标准，如黄伯荣、廖序东等；(2)形式标准，如周有斌、邵敬敏等；(3)形式与意义相结合标准，如王红斌等。一方面，由于单一依据意义标准或形式标准在语法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另一方面，因为心理动词自身的复杂性，它不仅牵涉语法问题，而且和心理学、认知科学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形式与意义相结合的原则在心理动词研究中尤为重要。因此，我们认为心理动词表示情感、意向、认知、感觉、思维等方面的活动或状态，心理动词原则上都是及物的。心理动词内部的分类也是相当复杂的问题。结合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心理动词，分为状态和动作两个大类。状态心理动词表示心理情绪状态，如“哀”、“患”、“妒”等，该类动词一般能受程度副词的修饰；行为心理动词表示心理动作行为，如“猜”、“测”、“悉”等，该类动词一般不能受程度副词的修饰。依据情绪的特点，状态心理动词分为负面和正面两个次类，如“怜”、“怨”、“厌”、“惋惜”等为负面心理动词，表达心理负担意义；如“爱”、“喜”、“敬重”等为正面心理动词，表达积极的心理意义。动作心理动词可分为思维和感知两类。三、心理动词的研究方法古汉语心理动词的研究成果并不太多，目前所见主要有李启文、陈克炯、刘青等几篇，与其重要的词类地位并不相称。现在的研究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研究方法陈旧，还停留在心理动词所带宾语、状语、补语等的描写上；研究内容狭窄，主要是专书、专题的描写和统计上。鉴于古汉语心理动词研究存在的问题，结合现代语言学理论，古汉语心理动词的研究可从以下方面进行拓展：(一)心理动词及物性研究汉语中的一些词的组合功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发生一些变化，心理动词也是这样。及物性是施事通过行为对受事的影响，及物性事件的典型形态句法是“施事+受事”。及物动词作为动词的一个小类，其内部也不是匀质的，有的及物性高，有的及物性低。从抽象层面看，及物性是一个语法原型，构成一个及物性的连续统。越靠近原型，及物性越强，反之及物性就越弱。将及物性理论运用于古汉语心理动词研究，可以加强我们对心理动词的认识。心理动词及物性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心理动词能否带宾语。如“怒”、“悲”在上古汉语中是动词，可以带宾语，如：(1)以德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调君而辅之，次忠也；以是谏非而怒之，下中忠也。(《荀子·臣道》)(2)我悲人之自丧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后而日远矣。(《庄子·徐无鬼》)而现代汉语里，“怒”、“悲”变成形容词，不可以带宾语。“怒”、“悲”从上古汉语到现代汉语的发展过程中，动词的及物性逐渐减弱，情态特征逐渐增强，最终从动词转变为形容词。二是心理动词带宾语能力的强弱。有些心理动词以带宾语为常，宾语类型丰富；有些心理动词常不带宾语，且宾语类型较单一。以《世说新语》“知”、“安”为例，“知”作心理动词共99见，其中带宾语85见，带宾语比重占86％；“安”6见，带宾语只有2例，带宾语比重占33％，如：(3)由是知之。(《世说新语·文学》)(4)顾劭尝与庞士元宿语，问曰：“闻子名知人，吾与Y,-T孰愈?”(《世说新语·品藻》)(5)班彪识刘氏之复兴，马援知汉光之可辅。(《世说新语·言语》)(6)岳于是始知必不免。(《世说新语·仇隙》)(7)不知有功德与无也。(《世说新语·德行》)(8)既还，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请死。(《世说新语·德行》)(9)一坐成不安孙理，而辞不能屈。(《世说新语·文学》)(10)劭亦安其言。(《世说新语·品藻》)“知”的宾语类型有体词性宾语，如名词(3)、代词(4)、偏正l生名词词组(5)；谓诃性宾语，如偏正性动词词组(6)、并列词组(7)；小句宾语，如(8)。“安”所带宾语类型简单，只有名词—类，如(9)、(10)。(二)语义场理论语义场是指若干个彼此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义位聚合而成的系统。将分散、零星的个案研究纳入相应的聚合群中，加以系统地考察，能更好地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发现一些语言规律。陈克炯将“怜”系、“怨”系、“厌”系、“忧”系和“惧”系均看作同义义场。陈先生发现各系心理动词的述谓功能存在不匀质的现象，除了与各系词义所反映的心理负担轻重的不同有某种关系之外，最主要的是各系对不同宾语的选择性上存在差别。为此，我们调查了《世说新语》里12个表“忧怕”义的心理动词带宾语的情况，统计情况见表l。一方面，“忧怕”类动词内部的使用频率也不平衡。使用频率最高的3个分别是“忧”、“患”和“恐”，共43例，次之是“惧”、“畏”和“惮”3个，共18例，这6个动词共占“忧怕”类动词91％，即《世说新语》“忧怕”义主要由“忧”、“患”、“恐”、“惧”、“畏”和“惮”这6个动词承担。另一方面，心理动词的使用频率与所带宾语的比例不一定成正相关关系。如“忧”使用次数最多，带宾语比例为53％，而“恐”少于“忧”，带宾语比例却为86％，使用频率与带宾语的能力并不是正相关的。据此可以认为表“忧怕”义的动词在组合功能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语义场内部并不是匀质的。这一研究方法可运用到其他义的心理动词语义场的研究之中。(三)心理动词的量级问题受程度副词修饰是心理动词的一个重要特征，心理动词受程度副词修饰有量级的差别。如《世说新语》心理动词所带的程度副词共有15个，它们分别是：甚、大、了无、深、殊、雅相、绝、至、雅、弥、横、殊自、深相、真、奇。这些词内部也存在级的差别，大致可分为“极”类和“甚”类。“极”类有殊、殊自、绝、至、横、奇共6个，表示程度达到极点；“甚”类有甚、大、了无、深、雅相、雅、弥、深相、真共9个，表示程度超过一般但未达到极点。同一心理动词用表1不同程度的副词修饰，其表达的程度量自然不同。“极”类副词的程度量要高于“甚”类副词，如：(11)a.向雄为河内主簿，有公事不及雄，而太守刘淮横怒，遂与杖遣之。(《世说新语·方正》)b．族人大怒，便举棵掷其面。(《世说新语·雅量》)(12)a．晋文王称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藏否人物。(《世说新语·德行》)b．左右宜深慎此!(《世说新语·假谲》)上面各组a句均使用的是“极”类程度副词．b句使用的是“甚”类程度副词。每组的a句的情绪量要高于b句。(四)心理动词的过程结构表达动词的过程结构与许多语言现象，特别是与语言的“体”表达有密切关系。郭锐系统分析了汉语动词的过程结构，认为动词的过程结构就是起点、终点和续段三要素的组织。根据三要素的有无和强弱的差异，他把汉语动词过程结构分为无限结构、前限结构、双限结构、后限结构和点结构五类。郭先生认为前限结构的动词多为心理动词。这一观点正确地揭示了汉语心理动词的一个重要特征，颇有见地。古汉语与现代汉语存在较大的差别，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现代汉语动词过程表达使用的助词“着”、“了”和“过”在上古和中古汉语还没出现；二是古代汉语动词的过程结构主要是由置于谓语动词之前的“已”、“既”、“方”、“正”等副词或置于谓语动词之后的“毕”、“竞”、“讫”、“已”、“罢”等半虚化动词来表达。(13)吾以君为垦知之矣，故入；犹未知之也，又将出矣。(《国语·晋语四》)(14)君子垦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也。(《礼记·学记》)(15)想芏，仍往潇湘馆来，偏黛玉尚未回来。(《红楼梦·第七十八回》)(16)暗自想罢，不觉大喜，因此就有些不甚防备。(《七剑十三侠·第七十七回》)上举(13)、(14)例分别为副词“已”、“既”用于心理动词之前表时态，(15)、(16)例分别为半虚化动词“毕”和“罢”用于心理动词之后表时态。(五)心理动词的认知研究认知与心理动词密切相关，心理动词的认知研究是一种新的研究思路。李明从“叙实性”角度分析了言说动词向认知动词的引申问题，引申路线是：言说—认为—以为。在这个过程中，词义一步步打上主观性的烙印，预设义逐步融入词汇的理眭意义，最终成为词语的常用意义。心理动词的语法化也是主观化的过程，高增霞认为“怕”的语法化历程是：害怕—担心—担心—认识情态—认识情态。我们认为，除了“怕”以外，其他“害怕”类心理动词也具有类似的语法化过程。如“恐怕”最初只是一个心理动词，在使用过程中主观性增强，逐渐成为副词。根据调查发现，“恐怕”较早出现在文献里的时代是唐代，为“害怕”意义，明清时期逐渐演化出表情态的副词用法。其语法化过程是：心理动词一心理动词／副词—副词。在这个过程中，“恐怕”的动词义逐渐减弱，主观义逐渐增强，主观义最终基本取代动词义，“恐怕”的词性就由动词转变为副词。
一、文字部分 《说文》部首的文化学研究（贝部研究、女部、玉部） 《说文》部首研究 《说文》省声研究 《说文》中农业文化探讨 《说文》重文研究 《说文解字》“女”部字研究 《说文解字》“尸”部字研究 《说文解字》“心”部字研究 半坡刻符的性质及其与文字的关系 对汉字性质的认识 古汉字指事字的表义功能 汉字编码研究及方案设计 汉字的结构（论汉字的结构规律或者论汉字的结构类型等） 汉字的形体演变（汉字形体演变中的文化探讨，汉字形体演变的原因探讨等） 汉字起源研究述评 汉字教学方法研究 汉字考释方法述评 汉字前途讨论述评 汉字析形方法研讨 汉字形体演变的基本规律 汉字字形的文化信息研究 会意兼形声问题探讨 假借字与通假字 古今字和异体字 甲骨文形声字研究 江永“女书”的形体结构研究 江永“女书”源流研究 六书性质特点（六书文化探讨、从六书的演变看汉字的造字法等等） 论汉字发展演变的规律 论汉字的性质 论汉字的音义联系 论汉字形体演变的繁简分合 论现代汉字中的变体字 论现代汉字中的会意字 论现代汉字中的象形字 论现代汉字中的形声字 浅论《说文解字》一书的历史价值 声符表义的成因初探 声符表义的成因初探 试论词义引申的规律与方式 说会意 说假借 探求本义的方法种种 现代汉字的表记功能 现代汉字构形特点 形声字起源试论 形声字声符说略 形声字义符说略 许慎六书说论评 义符表义与声符表义异同论 原始汉字的认定及其构形特点 二、词汇研究 《论语》（某个或某些）代词研究 《论语》常用词汇研究 《孟子》（某个或某些）语气词研究 《世说新语》第二人称代词研究 《儒林外史》某类虚词研究。 《诗经》叠音词研究 《诗经》连绵词研究 词的多义性和词素的多义性 词义演变的深层意义基础 词义引申的原则和方法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对词义引申的分析 对词义转移的分类考察 对确认古汉语中词的同义关系（或其他关系）的看法 古今词义变化(现象\原因\规律) 同义词和同源词浅说 先秦偏义复词研究 先秦同义复词研究（《左传》、《论衡》、《墨子》等） 音义联系的任意性和命名的理据性 专书的词汇研究 汉语词汇双音化动因研究 三、语法部分 “是”的用法及其发展 《韩非子》中的被动句 《老子》（某种）句型研究 《论语》句法研究（判断句研究、祈使句研究、疑问句研究） 《孟子》中的“其”字 《孟子》中的“之”字 《史记》（某种）固定结构研究 《荀子》副词研究 《战国策》中的“是”字 《左传》“焉”字研究 《左传》“之”字研究 《左传》被动句研究 《左传》判断句研究 《左传》祈使句研究 《左传》疑问句研究 《左传》中语气词“也” 被”字的词义演变 词类活用问题探讨(起源\新说\评价) 从《韩非子》看先秦的副词 从《庄子》看先秦的宾语前置句 从唐宋元明清的白话作品切入考察近代汉语语法的有关问题 古代汉语“把”字句研究 古代汉语“所”字结构（或“者”字结构）研究 古代汉语“之”字结构（或“其”字结构）研究 古代汉语处置式考察 古代汉语词类活用现象综述 古代汉语词序研究 古代汉语单句（或复句）研究 古代汉语活用现象研究 古代汉语兼语式研究 古代汉语介词（或连词）研究 古代汉语连动式研究 古代汉语判断句研究 古代汉语省略现象研究 古代汉语使成式考察 古代汉语双宾语考察 古代汉语重叠词研究 古汉语的后置定语问题 近代汉语代词研究 近代汉语量词研究 秦双宾语句的类型 所’十动词”的内部结构层次 唐诗句法研究 指代性“见”字词性研究 指代性“见”字词性再研究 主谓间“而”字的形成和发展 主谓间“而”字的形成和发展 主谓间“之”字探源 专书的语法研究 四、音韵研究 专书的用韵研究 学习音韵学的心得体会 陶渊明用韵研究 论音韵学在古籍阅读中的作用 联系古音考察现代汉语方音问题 汉语语音演变规律考察 联系汉语语音史研究现代汉语语音规范方面的有关问题 古代韵文用韵考察 五、方言研究 方言词汇研究 方言语法研究 方言音系研究 方言保存的古代汉语特殊成分 六、训诂学研究 标点研究 论中学教材文言文的注释 试论“据文证义”的训诂方法 试论“因声求义”的训诂方法 校勘研究 训诂学与中学语文教学 注释研究 反训研究 七、修辞研究 《左传》的外交辞令研究 杜甫诗文修辞研究 以义为单位，给一部先秦文献（或其中的一部分）作词表 《红楼梦》人物语言风格研究 《左传》人物语言风格研究 《水浒传》人物语言风格研究 古今修辞方式的比较 《孟子》论辩艺术研究 《战国策》外交辞令研究 八、其他相关研究 辞典学理论研究 中学文言教学研究 《说文》释义方式研究 古代汉语字词典释义辨正 总之选题尽量对专书、专人进行词汇、语音、语法研究。
佩服老兄在这里照论文，要原创吗，来不及了，哈哈郭本《古代汉语》“通论”部分商兑 由郭锡良等五位专家编写的《古代汉语》（简称郭本）是广大任课教师乐意采用，在全国有很大影响的一部教材。这部教材继承了王力先生首创的文选、通论、常用词三结合的体例，而又有所创新，特别是“词义分析举例”六个单元的编写体现出明显的进步。我认为，这部教材是适合教学的一部高质量的教科书。当然，“高质量”并不意味着完美无缺。多年来，我一直使用该教材作为教本，在历年的教学中陆续发现一些问题。对文选注释部分若干问题的讨论发表在山东省语言学会编辑的《语海新探》第四辑（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这里对“通论”中的若干问题谈谈个人看法。如果我的认识当中有错误，欢迎编者和广大同行批评指正。我个人的意愿是希望这部教材更臻完善，在古汉语的教学中进一步发挥它的作用。� 本文所指版本是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版的上下册修订本。为了便于查对，本文行文次第依照教材页码的顺序，1－597页在上册，599－1126页在下册。� 一、举例不合� 1、97页第三段－98页：“在考察词的本义与引申义的关系时，还要注意语音、字体的变化，这种变化容易掩盖本义和引申义之间的关系，使人误以为是毫无联系的两个词。……字形的变化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代表本义的字形变了。如《诗经·曹凤·候人》：‘何戈与�’。这个‘何’字的本义是‘儋’的意思，因为假借作疑问代词，后来，用‘荷’字表示‘儋’的意义，‘何’字反而失去了本义。” 按：既然讲的是词的本义、引申义和由引申而产生的语音、字体的变化，那就不应该把“何荷”这种“因为假借”而造成的字形变化拿来作例子，因为“假借”是不存在引申关系的（是“假借”就不是“引申”，有“引申”就不能说是“假借”，二者是不相容概念），“假借”与“被假借”正是“毫无联系的两个词”。这个例子应换“原源”、“内纳”之类。� 2、285页，名词作状语例：“河渭不足，北饮大泽”。（山海经·夸父逐日）� 按：“北”是方位名词活用作动词，作谓语，“北”和“饮”是连谓结构。理由如下：（1）方位名词作状语的翻译只在前面加上介词就可以了（大江东去——向东流去，“东”前面加上介词“向”，谓语已经有了“去”），作谓语则还要补出适当的谓语（江水又东——向东流去，前添加介词“向”，后补出谓语“流去”），第7页注［3］对“北饮大泽”的翻译是“到北边去喝大湖的水”，“到北边去”也就是“向北走”。（2）后文有“未至”，可见夸父在“道渴而死”之前的确“北”（“到北方去”）了，只是“未至”而已。（3）“北”后可点断，“饮”前可加上能愿动词“欲”，变成“北，欲饮大泽”；如果“北”作状语，是不能点断和加上“欲”的。（4）《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对“连动句”下的定义是“相连的两个动词短语之间有目的、方式、先后等关系”，此例中的“北”与“饮”正具有这些关系。 3、281页对“名词的使动用法”下的定义是“使宾语所代表的人或事物成为这个名词所代表的人或事物”，例二举了“生死而肉骨”（左传·襄公二十二年）为例，解析说“例二是更典型的例子，……‘生死’相当于递系结构‘使死生’，即‘使死者复生’；‘肉骨’相当于递系结构‘使骨肉’，即‘使白骨生肉’，也就是‘使死者复生’的意思”。�〖HT〗按：例二恰恰是不典型的例子。“生死”应该是动词的使动用法，这里只是附带讲解；“肉骨”是名词的使动用发中比较复杂的例子，“使骨肉”的“肉”又活用作动词，是“生长出肉”的意思，这并不是定义中的“成为”所能概括的。要使定义与举例协调，要么修改定义，要么更换例句。� ４、２９7页讲“……者，……也”式的判断句，例二是“吾所欲者，土地也”（韩非子·五蠹）。� 按：331页讲“所……者”的格式和“所……”相同，“所食者”等于“所食”；那么，“所欲者”显然是“所”字短语的一种格式，是一个整体，指“想要的东西”，这个“者”字跟例一“南冥者”、例三“陈胜者”中“者”的语法性质是不一样的。� ５、３０9页：古代汉语“但”则主要是表示范围的副词，和现代的“只”意思相当。例二：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尔。（三国志·华佗传） 按：此例中的“但”是“只是”、“不过”之义，表示轻微的转折，应归连词。杨伯峻《古代汉语虚词》，还有其他工具书都把这种用法的“但”归入连词。“但”的“只是”“不过”义是从“只”义向“但是”义发展的过渡状态。这个例子不典型。�〖HTK〗 ６、３２3页讲“谦称和尊称都是名词，不是代词”，例五“愚谓大计不如迎之”（三国志周瑜传） 按：“愚”表示自谦，但不是名词，性质与前四例中的“寡人”、“臣”、“妾”、“仆”不一样，而与３１9页上的“窃”等一样，同属表敬副词。“愚”在句中作状语，前面省掉了主语“臣”。 ７、３３6页讲介词“与”表示处所和时间，其中表示时间例三是“有志乎古者希矣”（答李翊书），讲解说“这种表示处所和时间的‘于’，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介词‘在’、‘到’、‘从’等”。�〖HT〗 按：此例中的“与”不能用“在”、“到”、“从”来替换，它相当于“对”、“对于，应该入第二种用法“介绍涉及的对象”（“有志乎古者”——“对古代的学问有兴趣”）。 ８、３４2页讲“而”用在偏正结构里，连接状语和谓语动词，例五是“为坛而盟，祭以尉首”（史记·陈涉起义）。� 按：“为坛而盟”是两种行为（教材１９9页注［１８］：筑起高台，在上面宣誓订约），两种行为之间有先后、目的等关系，这是连动句，而不是状谓式，“而”表示“两种行为的联系”。� 9、341页“则”的用法：第一，表示两事在时间上相承。例三：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论贵粟疏）� 按：此例当入第二种用法，“表示因果或情理上的联系”。� 10、350页：“用‘矣’表示将然，在表示假设和条件的复句中看得最清楚。”例二：“天下必以王为能市马，马今至矣。”（战国策·燕昭王求士）例三：“向吾不为斯役，则久已病矣。”（捕蛇者说）� 按：例二的前后两个分句之间并无“假设”和“条件”的关系，而应该是“顺承”的关系。例三中的“矣”不表将然，句中的“向”、“久”和“已”已经把“过去”说得明明白白。 11、351页“祈使句也可以用‘矣’字”，例一：“善哉，吾请无攻宋矣”。（墨子·公输）按:祈使句是用来要求对方或禁止对方行动的句子。此例中的“无攻宋”是楚王自己放弃自己计划的行为，“请”也不是表示“请求”的动词，而和319页“臣请完璧归赵”的“请”一样，是表敬副词。因此，这一例句应该属于陈述句，它表达了楚王自己的意愿。�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