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对中国近三百年来的学术研究作了总结。胡适把整理国故或国学研究纳入了他的“中国文艺复兴”的范畴之内。胡适发表了《说儒》，这不但是胡适治学的巅峰之作，也是1930年代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成就的代表作。胡适将禅宗史研究的问题点，由西天二十八祖的传承问题，转为禅宗革命家本身的问题。胡适的论断承载了日后的许多成果与成就。 胡适哲学思想不在于胡适提出的学术观点的本身，而是在于他在思想史上的开创性及其深远的影响。使中国传统哲学真正步入现代化进程的第一人，就是胡适。正是胡适于1919年2月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第一次突破了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的历史和思想史的原有观念标准、规范和通则，成为一次范式性的变革。这一变革确实起了典范的意义和前驱的作用，它不仅给当时学术界以破旧创新的空前冲击，影响了一批学人如梁启超、顾颉刚、郭沫若等，就是在以后的八十余年的风风雨雨中，甚至在今天，它仍然为人们所肯定。其次，胡适对中国哲学的贡献在于他为实现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换所做出的努力。中国近现代哲学史上，自胡适开创之后，又有一批哲学家如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金岳霖和冯契等人不断的在哲学思想上的精进，这不仅彰显了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征程，而且显示了胡适在中国传统哲学现代的转换中所作的开创之功。因为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换，是在胡适的勇于创新精神的烛照下不断向前推进的。 当历史行进到前“五四”时期时，曾给传统诗歌以极大冲击，但最终陷入困境的轰轰烈烈的“诗界革命”已经结束，喧嚣一时的中国诗坛开始趋于沉寂。然而，正是这一相对萧条的时期，诗坛却出现了一种声势并不显赫，但却十分深刻且与前代“诗界革命”有着本质区别的诗歌革新，——胡适前“五四”白话诗“尝试”。 从语言方面来看，胡适引入了新名词与开拓了新意境。从形式方面来看，胡适则在诗界革命“旧瓶装新酒”的基础上，采用多种革新方法，进一步把诗歌的外在形式导向了更加广阔、更加自由的领域。在句式上，胡适遵其“作诗如作文”和“不避文的文字”的主张，采用“散文化”的方法，打破旧体诗的章法结构和格律要求。在诗体上，胡适采用“背律向古”与“借用西方”的方式，向着“自由化”的目标进行了多种认真的尝试。在风格上，胡适此时期的诗作显示出了清新、平实、自然的特征。如他的“白话诗八首”就在其纯白的语言、活泼自由的形式，以及所描写的日常社会情状和抒发的个人生活情感之中，显示出了朴实与清新之风。正是以胡适这些“沟通新旧两个艺术时代桥梁”的前“五四”白话诗为标志，中国诗歌结束了其几千年来在古典形态里的发展变化，初步确立了中国诗歌新的艺术形态，转换了中国诗歌古典与现代的题型，开始了一个伟大的“新诗纪元”。 余英时（历史学家，汉学家）：对于这样一个启蒙式的人物，既不能用中国传统经师的标准去衡量他，也不能用西方近代专业哲学家的水平去测度他。他在西方哲学和哲学史两方面都具有基本训练则是不可否认的。这一点训练终于使他在中国哲学史领域中成为开一代风气的人。 季羡林（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作家，语言学家）：胡适是一个书生，说不好听一点，就是一个书呆子。举一小事称，胡适一次会议前声明要提前退席，会上忽而有人谈到《水经注》，胡适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擞，眉飞色舞，口若悬河起来，乃至忘了提早退席这件事。 张中行（学者，哲学家，散文家）：在当时的北京大学，交游之广，朋友之多，他是第一位。是天性使然还是有所为而然，这要留给历史学家兼心理学家去研究；专从现象方面说，大家都觉得，他最和易近人。即使是学生，去找他，他也是口称某先生，满面堆笑，如果是到他的私宅，坐在客厅里高谈阔论，过时不走，他也绝不会下逐客令。梁实秋（文学家）：胡先生，和其他的伟大人物一样，平易近人。“温而厉”是最好的形容。我从未见过他大发雷霆或盛气凌人。他对待年轻、属下、仆人，永远是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就是在遭到挫折侮辱的时候，他也不失其常。“其心休休然，其如有容。”唐德刚（美国华裔学者）：孙中山先生和胡适之先生都是开这个五百年中西文化新运的旗手。如果濂洛关闽后继有人，他们都是一代媳妇，万代祖宗。如果游行之后，大旗卷起，那么胡适之那几本破书，实在不值几文。所以我们如果把胡适看成个单纯的学者，那他便一无是处。连做个《水经注》专家，他也当之有愧。这便是海内外“专家”——不论“白专”或“红专”——之所以低估他的道理。 唐德刚又说：胡适的代表作《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皆有始无终，只有上卷而没有下卷，被黄侃讥讽为缺失下面一截的太监，成了将没有完稿的小说、论著称为太监的起源。 章太炎（民主革命家、思想家、朴学大师）：“哲学，胡适之也配谈么？康、梁多少有些‘根’。胡适之，他连‘根’都没有。” 鲁迅（文学家，思想家）：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李敖（作家）：以他唱重头戏的地位，四十年来，竟把文史学风带到这种迂腐不堪的境地，脱不开乾嘉余孽的把戏，甩不开汉宋两学的对垒，竟还披着‘科学方法’的虎皮，领着‘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的补助，这是多么不相称的事！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家）：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所以，鲁迅说胡适的文章浮华不实，但能凭孤本的考证过于他人。
这就是了，胡适能说出不少话来，然而凭着多少取巧和利用（虽然这些取巧和利用，终究是吸进了自己的脑袋）：似乎他不是少年成名，便不能借助他人当梯子攀登，有人反倒说他不为盛名所毁？
胡适的学问是怎么来的？作者：胡学博士对於中国的老百姓来说，“胡博士”这个名号就象是一个歇后语，他后面跟着的是“有学问”这三个字。事实上，对中国的多数知识分子来说，这样的认识也是相当普遍的。不说别的，胡适的三十五个荣誉博士学位还能有假吗？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不都是“开山之作”吗？他的弟子唐德刚不是称他为“十项全能的学人”吗？确实，这一切都是真的。我们且不管虽然胡适的三十五个荣誉博士学位都是真的、但他凭自己学习得到的那个学位却半真半假；也不用提《中国哲学史大纲》和《白话文学史》尽管都是“开山之作”，但却都是半部书。你看他，一会儿实验主义、科学方法，一会儿生物进化论、科学人生观；一会儿和别人辩论井田制、封建制，一会又和人辩论墨子、老子；一会儿研究《红楼梦》、《水浒传》，一会儿又研究《诗经》、《水经注》；一会儿“汉学”、“宋学”不绝于口，一会儿又大谈禅宗和佛教。这简直就是一副指东打西、京昆不挡、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架势。但是，我们如果认真地想一想，就会感到有些奇怪：胡适在上海读书期间，并未能够扎扎实实地读书；他在留学期间，也没有认认真真地学习。唐德刚说胡适“捞鱼摸虾，误了庄稼”，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胡适那么大的学问到底是怎么来的？1 “学艺不如偷艺”胡适晚年在其《口述自传》中，曾主动承认了自己早年的一桩抄袭行为。他说：“今日回看我在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日记上所写的第二个长篇《论训诂之学》；读毕觉得有趣而值得一提的，那便是这整篇文章实在是约翰·浦斯格(JohnP.Postgate)教授为《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ediaBritannica)第十一版所写的有关‘版本学’(textualcriticism)一文的节译。这篇文章今日已变成[版本学界]有权威性的经典著作了。今版《大英百科全书》所采用的还是这一篇。假如我不说出我那篇文章是上述浦文的节要，世上将无人知道，因为我那篇节要并未说明采自何书。我文中所举的也全是中国的例子，而不是浦氏原文所举的第一版雪莱诗集上的例子。浦文之所以对我别具吸引力的道理，便是中、西两方治校勘学的相同之处。所以我能够用中国古典哲学中的例子，去替代浦文中原举的例子。”(《胡适口述自传》140-141页)。现在，我们很难理解胡适在留学期间的这种行为。因为根据他的这段回忆文字来分析，胡适在当时就已经意识到这个行为不合乎学术道德，因此他采用了两个方法来掩盖它：第一，“我那篇节要并未说明采自何书”，所以他以为“假如我不说出我那篇文章是上述浦文的节要，世上将无人知道”。第二，“我文中所举的也全是中国的例子，而不是浦氏原文所举的第一版雪莱诗集上的例子。”如果我们再考虑到胡适在当时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留学生，而且也只是在日记中写一篇供自己日后参考的读书笔记，这就更加让人感到困惑。作过读书笔记的人都有体会：利用书中原有的文字作笔记，要比把书中的意思变换成自己的语言省力得多、快得多。而注明笔记的来源，更可以为日后的查询及深入学习提供极大的方便。但是，胡适却要干费力、费时、为以后学习制造障碍的事情。这是为什么呢？唯一的解释就是，胡适在当时，也就是1916年底，他就已经在为当“国人导师”做准备了。但这个准备不是真枪实弹，而是银样腊枪头，或者说是要把别人的东西当成自己的东西。实际上，胡适回国后发表的许多文章，都是以他的《留学日记》中的相关材料为主要内容的。了解到这一点，就不难明白胡适在四十多年之后，还能够记得这么一桩小事，可见它是胡适的一块心病。胡适在《口述自传》所说的《论训诂之学》，实际是指《论校勘之学》，它们都是作于1916年12月26日。(《胡适留学日记》下册326-329页)。根据后一篇札记，胡适在在1934年写成《校勘学方法论》，最初题为《〈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序》。胡适对这篇文章很得意。在他的《一九三四年的回忆》中，胡适说：“在学问方面，今年的最大成绩要算《说儒》一篇。……《说儒》之外，第二篇论学文字要数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序》了。此序长八千字，实在是一篇《校勘学方法论》。(将来此文重登《国学季刊》，即改题此名。)大概中国论校勘学的方法的书，要算这篇说的最透辟的了。此文的意思是要打倒‘活校’，提倡‘死校’，提倡古本的搜求，──是要重新奠定中国的校勘学。“……我在这二十年中，也做校勘的工夫，但都是‘活校’居多，够不上科学的校勘。近六七年中，我才渐渐明白校勘学的真方法被王念孙，段玉裁诸大师的绝世聪明迷误了，才渐渐明白校勘学必须建筑在古善本的基础之上。陈垣先生用元刻本来校补《元典章》董康刻本，校出讹误一万二千余条，缺文一百余页。这是最明显的例子，所以我发愤为他写这篇长序，重新指出校勘学的方法真意。这也是我自己纠谬之作，用志吾过而已。”(《胡适日记全编》第六册425-426页)。将这篇《校勘学方法论》与胡适十七年前的《论校勘之学》相比较，就不难发现前者不过是后者的扩展而已。比如，胡适在《校勘学方法论》最后说：“他这部书[指陈垣的《元典章校补释例》──引者注]的教训，依我看来，只是要我们明白校勘学的最可靠的依据全在最古的底本；凡版本不能完全解决的疑难，只有最渊博的史识可以帮助解决。”这个中心意思，实际就是《论校勘之学》的全部内容：它包括三部分，(一)、求古本。愈古愈好。(二)、求旁证。(三)、求致误之故。胡适在这篇札记的末尾说：“校书以得古本为上策。求旁证之范围甚小，收效甚少。若无古本可据，而惟以意推测之，则虽有时亦能巧中，而事倍功半矣。此下策也。百余年来之考据学，皆出此下策也。吾虽知其为下策，而今日尚无以易之。归国之后，当提倡求古本之法耳。”(《胡适留学日记》下册329页)。所以说，胡适在留学期间“偷来”的知识，直到他成名之后还能够派上用场。也许有人会对胡适的不打自招感到困惑不解。其实，原因很简单：第一，他的生命已经接近尾声，那些早年的荒唐行为早晚会被人发现的。与其让别人揭，莫不如自己揭，既显得自己光明磊落，也表明自己并无做贼之心。第二，胡适的《口述自传》是用英语口述的，他或许以为国人接触到这本书(在当时只是录音带)的机会很小，但讲英语的外国人将很容易发现他的“校勘学”知识的来源。这两个理由也同样可以解释他在《口述自传》终於承认他并不是“汉学世家”的后代──在冒名顶替了四十余年之后。2 向前人“借鉴”有证据表明，胡适的很多“学问”是靠道听途说、东拼西凑得来的。根据胡适在北大的同事沈尹默说，一次，清末翰林、民国初年的国务院秘书长陈仲恕慕名前去听胡适的讲演。他越听越觉得耳熟，后来发现讲演内容是胡适从明末清初学者颜元的书上搬来的，但却未加说明。还有一次，胡适赶场作学术讲演。钱玄同亲眼看到胡适在讲演之前，匆匆到琉璃厂买了一本旧书，“大约就是一般人不大看的颜习斋著作之类吧”，在洋车上翻阅了一遍。(沈尹默：《我和北大》)。1922年7月10日，胡适到济南讲学，在火车上“看见蔡先生为尔和写的扇子，写的是赵翼的三首白话绝句，内有一首云：‘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五百年。’我看了大惊喜：我生平不曾读瓯北诗，不料他有这种历史的见解！”胡适马上找来赵翼的《瓯北诗集》，细读起来。(《胡适日记全编》第三册723页)。胡适在写作他的成名作《中国哲学史大纲》时，大量参考了孙诒让、章太炎的著作，比如，是孙诒让最先发现《墨经》中含有科学内容，也是他把《墨子》中的文章进行了分类。但胡适在写这两部分内容时，都没有提到孙诒让的名字。据毛子水回忆，胡适“在西斋时，即将章氏丛书，用新式标点符号拿支笔来圈点一遍，把每句话都讲通了，深恐不合意，则询钱玄同，玄同不懂时，则问太炎先生自己。”“据我所知，胡先生之墨子，系取太炎先生的说而发挥之（在港遇钱宾四，宾四亦以为然），其实岂只墨子，胡先生乃惟一能发扬太炎子学的人。”（毛子水：《师友记》）。但是，在《大纲》中，胡适总共提到章太炎约二十余次，多数情况下是作为批驳对象才把对方提出来的。1923年12月16日，胡适第一次拜访国学大师王国维，两人交谈了一个多钟头。王国维谈到清代的大学者戴震的哲学时说，“戴东原之哲学，他的弟子都不懂得，几乎及身而绝”。(《胡适日记全编》第四册131页)。王国维的议论并非随意为之。就在这年1月，已经成为中国哲学史权威的胡适在《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中说，清朝“这三百年之中，几乎只有经师，而无思想家；只有校史者，而无史家；只有校注，而无著作。”虽然胡适在说这句话的后面，还加了句“这三句话虽然很重，但我们试除去戴震、章学诚、崔述几个人，就不能不承认这三句话的真实了。”但是，第一，胡适此时把戴震与章学诚、崔述并列，其地位远没有胡适后来推得那么高；第二，这三人之中，胡适更推重章学诚，因此不惜花费心力为他写年谱。实际上，胡适在写《<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时，刚刚读过戴震不久。1922年3月26日，胡适从刘文典处借得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看完一卷之后惊叹“此书真厉害！”(《胡适日记全编》第三册594-595页)，可见当时他尚未考虑到戴震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这个问题。王国维的话使胡适重新考虑这个观点。见到王国维的当天晚上，胡适就开始作文论述戴震在思想史上的位置。“今晚试作此文，成千余字，未完。”(《胡适日记全编》第四册133页)。1924年1月6日，胡适发表《戴东原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一文，推戴震为中国近八百年来三大哲学家之一。3 向后人“学习”对于上面的几个小例子，有人也许会说，那说明胡适善于向别人学习。但是，向人学习而不道出学习来源，就难免有抄袭之讥。确实，胡适的“学习方法”是比较巧妙的，他不学习人家的形式，而专学人家的“精神”，并且将人家的“精神”加以发展和引伸。因此，别人是很难抓住他抄袭剽窃的确凿证据的──除非他自己承认。无论如何，站在别人的肩膀上向上攀登，而不向脚下的人致谢，不公开承认人家的功劳，实际上自己的功劳也要大打折扣。下面，请继续看看胡适作学问的方法。1919年3月，傅斯年曾说：“清代的学问很有点科学的意味，用的都是科学的方法；不过西洋人曾经用在窥探自然界上，我们的先辈曾经用在整理古事物上；彼此的研究不同，虽然方法近似，也就不能得近似的效果了”。(转引自：罗志田：《从治病到打鬼：整理国故运动的一条内在理路》)。而胡适在1918年夏天完稿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说：“清代的训诂学，所以超过前代，正因为戴震以下的汉学家，注释古书，都有法度，都用客观的佐证，不用主观的猜测。”(第20页)。也就是说，在1919年之前，胡适尚不认为清代的考据学方法是科学方法。(胡适只说清代校勘学是“合科学的方法”，见第19页)。但是，从1919年8月起，胡适就研究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结果对它们的评价逐步升级，说清人懂得运用“归纳的方法”，“演绎的方法”，能够提出“假设”，知道通过寻求“证据”来证明假设。最后，胡适把音韵学说成是“有系统有价值的科学”，之所以如此，“正因为那些研究音韵的人，自顾炎武直到章太炎都能用这种科学的方法。”“凡成一种科学的学问，必有一个系统……清代的校勘学却真有条理系统，故成一种科学。”总之，胡适的结论就是，清代学者的研究方法就是“科学家常用的方法”。其实，比胡适早十五年，梁启超就已经指出清儒使用的逻辑方法：“考证之学，其价值固有不可诬者。何也？以其由演绎的而进于归纳的也。”(梁启超：《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近世之学术》)。不论胡适的观点是不是来自傅斯年或梁启超，他都毫无疑问地知道这些观点的存在，但他却都没有把这些说出来。另外，傅斯年说的中西学术，西洋人用科学方法窥探自然界，中国人则用来整理古事物，因此造成结果不同。这个观点被胡适在作于1928年9月的《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一文毫无保留地采用。1919年5月，北大学生毛子水在《新潮》上发表《国故和科学的精神》一文，认为对国故的研究，应该用“科学的精神”对之加以“整理”。在这篇文章的末尾，傅斯年附了一个“识”：“研究国故有两种手段，一，整理国故；二，追摹国故。由前一说是我所最佩服的：把我中国已往的学术，政治，社会，等等，做材料研究出些有系统的事物来”。1919年12月，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正式提出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虽然胡适对傅斯年和毛子水的观点有所发展，但谁都知道，一个观点的最先提出，其价值要比这个观点的完善和充实要高得多。但是，由於胡适的地位，“整理国故”这个口号一直都被当作胡适的专利品。确实，有人说，胡适的一生学术事业都是“整理国故”。本来，“整理国故”的口号是针对北大教授刘师培等人创办的《国故》月刊才提出来的，那么，胡适的“整理国故”和刘师培的“国故研究”有什么区别呢？胡适虽然在《新思潮的意义》中说是要“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但具体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应该说，在当时，连胡适自己也不知道。但是，到了1921年，胡适好象突然间开了窍。这年夏天，胡适在东南大学讲演《研究国故的方法》，其中说：“整理国故的条件，可分形式内容二方面讲：(一) 形式方面：加上标点和符号，替它分开段落来。(二) 内容方面：加上新的注释，折中旧的注解。并且加上新的序跋和考证，还要讲明书底历史和价值。”(胡适：《研究国故的方法》，原载1921年8月4日《民国日报觉悟》，转引自：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2册93页) 。在此之前的7月21日，胡适曾到商务印书馆“考察”。他无意间看到了一篇《改革编译所刍议》，於是把它抄到了日记本中：“到编译所。……华超君做了一篇《改革编译所刍议》，内分：(1) 设备。……(2) 时间。……(3) 人才。……(4) 审定。……(5) 整理旧书。‘照原书印成，没加上整理、考订、校误和说明，不能算作大贡献。以后印行旧书，宜聘专家来整理。可另置旧书整理部以统其事。’(6) 扩充图书。……(7) 编辑词典。……(8) 提高生活程度。……。”(《胡适日记全编》第三册387-388页)。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陈以爱女士在她的博士论文中写到：“这可以说是胡适谈到整理旧书时，第一次有比较切实的主张；至其内容，则明显以华超的建议为底本而发展出来的。”(陈以爱：《学术与时代：整理国故运动的兴起、发展与流行》41页)。实际上，胡适从商务印书馆“学”来的东西不止这一处。看他同年7月25日的日记：“到编译所。与方叔远、马涯民(瀛) 两先生谈论他们现在编纂《大字典》的计划。方先生拟有《商榷书》，内有一段说：字典辞典者，当以结账为主义，举数千年来一切事物训故，为之归纳，为之断制，不可偏举一家之说及为游移两可之词，俾检查者如习算数，得其答数，无烦更为之复核。(《胡适日记全编》第三册397页)。这实际上就是胡适在他那著名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所讲的“系统的整理”的三大方法之二，──“结账式的整理”──的来源。《〈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发表于1923年1月。在相当程度上，这篇文章奠定了胡适在“整理国故”运动中的领袖地位。在这篇文章中，胡适为国学研究指点古人，谋划未来，实在是继往开来之作。它指出“整理国故”的三种方法：甲、索引式的整理；乙、结账式的整理；丙、专史式的整理。胡适的“结账式的整理”显然来自商务印书馆方叔远的《商榷书》。他的“索引式的整理”是怎么来的呢？1917年7月，胡适在留学归国途中，到达日本东京，买到《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胡适在日记中写到：“又有日本人桑原隲藏博士之《中国学研究者之任务》一文，其大皆[旨]以为治中国学宜采用科学的方法，其言极是。……末段言中国籍未经‘整理’，不适于用。‘整理’即英文之Systematize也。其所举例，如《说文解字》之不便于检查，如《图书集成》之不合用，皆极当，吾在美洲曾发愿‘整理’《说文》一书，若自己不能成之，当教人为之。”(《胡适留学日记》下册393-394页)。这就是“索引式的整理”的来源。根据胡适自己的说法，他要对《说文解字》和《图书集成》做“索引式的整理” 早在读桑原隲藏的文章之前，因此我们就把这项“功劳”归到胡适的名下。但是，胡适的“专史式的整理”来自哪里呢？胡适在1948年底逃离北平，留下了大批来往书信。这其中，有一篇顾颉刚在1920年5月5日给罗家伦的信。在信中，顾颉刚谈了自己的学术计划，即要写三部书：《世界文明史》、《中国文明史》、《中国书籍目录》。如何达到这个宏伟的目标呢？顾颉刚说：“我再想，第一件着手的事业，应是《中国书籍目录》。这书目里头，用学术上的分类分，再用国故上的分类分，大概用学、派、时、地、人等来分，可以成二、三百卷的光景。……我想有了这部《书目》，才可以成一部《中国文明史》，有了一部完备的《中国文明史》，才可以做‘中西学术沟通’的事业。──这也是整理国故的具体计划。” (《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520页)。看看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怎么说：“索引式的整理是要使古书人人能用；结账式的整理是要使古书人人能读：这两项都只是提倡国学的设备。但我们在上文曾主张，国学的使命是要使大家懂得中国的过去的文化史；国学的方法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十分明显，胡适上面这段话的中心思想都已经包含在两年多以前顾颉刚的信中。那么，这封信是怎么到了胡适的手中的呢？原来，1920年5月31日，罗家伦给胡适写信，请求胡适给顾颉刚找一份工作。在信中，罗家伦说：“颉刚的旧学根底，和他的忍耐心与人格，都是孟真和我平素极佩服的。所以使他有个做书的机会，其结果决不只完成他个人求学的志愿，而且可以为中国的旧学找出一部分条理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97页)。顾颉刚的那封信，很可能就是罗家伦在这时转给胡适的。难怪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还莫名其妙地说了这么几句话：“历史不是一件人人能做的事；历史家须要有两种必不可少的能力：一是精密的功力，一是高远的想象。没有精密的功力，不能做搜求和评判史料的工夫；没有高远的想象力，不能构造历史的系统。况且中国这么大，历史这么长，材料这么多，除了分功合作之外，更无他种方法可以达到这个大目的。”这实际上就是在敲打顾颉刚呢：不要不自量力！也许有人会说，当时胡适刚刚成名，学识不足，搞一点“顺手牵羊”的小花样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比如，唐德刚就为胡适假冒了十年洋博士的事这么开脱：“当年的北京大学──这个挤满了全国鸿儒硕彦的太学，岂可随便插足？以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伙子，标新立异，傲视士林，胡适多少有点胆怯。‘夜行吹口哨’，壮胆吓鬼”。(唐德刚：《胡适杂忆》75页)。但是，进入二十年代之后，胡适不仅已经“名满天下”，而且有“一言九鼎”之势，我们还能用“夜行吹口哨，壮胆吓鬼”这个理由来为他开脱吗？实际上，胡适“向学生学习”的活动一直持续到二十年代的后半部分。1926年，胡适与傅斯年在巴黎会面时，在交谈中，傅斯年向胡适阐述了自己的文学发展观，这就是，文学的生命最初来自民间，后来被文人借用了，而有的文人将之修改、完善，最终虽然形式完美了，生命力却逐渐丧失。就在这次见面的十天之后，胡适为自己编撰的《词选》作序，其中有这么一段话：“但文学史上有一个逃不了的公式。文学的新方式都是出于民间的。久而久之，文人学士受了民间文学的影响，采用这种新体裁来做他们的文艺作品。文人的参加自有他的好处：浅薄的内容变丰富了，幼稚的技术变高明了，平凡的意境变高超了。但文人把这种新体裁到手之后，劣等的文人便来模仿；模仿的结果往往学得了形式上的技术，而丢掉了创作的精神。”如果用胡适“历史的态度”来判断胡适这个文艺观点的形成，人们很容易得出结论说，它来自傅斯年。看看胡适1926年的日记(《胡适日记全编》第四册)：9月1日。“傅孟真来，我们畅谈。……晚上还是大谈。在吃饭时背后有人拍我的肩膀，我回头看时，乃是梅迪生。他自美洲来。别后两年，迪生还是那样一个顽固！”(273页)。9月2日。“这两天肚子很不好，今天没有吃饭，但孟真来了，我们还是大谈。孟真今天谈的极好，可惜太多了，我不能详细记下来。”(273页)。9月30日。“十点将睡了，忽然想起《词选》将出版，应有小序。就赶作一序，共写了十三页，校毕已是两点钟了。近年作文，此文要算最快的了。客中无书，竟不能作好文字。”(《胡适日记全编》第四册367)。胡适1926年7月赴欧洲，年底赴美，1927年4月回国。在欧洲的半年时间里，胡适写成的唯一一篇有份量的文章就是《〈词选〉自序》。(见：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编：《胡适著译系年目录与分类索引》47页)。在“客中无书”的情况下，能够以“近年最快的”的速度作成此文，真似得到了神助。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王泛森先生说：“就在胡适与傅斯年见面大约十天后，当胡适为自己所编《词选》写《序》时，便沿用了这个说法”，“胡适《白话文学史》基本上发挥这一想法。”(王泛森：《傅斯年对胡适文史观点的影响》)。所谓“沿用”、“发挥”，本文称为“学习”。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去世的消息传到美国的当天，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做学问，功力不同，而见解往往相接近。如我作《词选》序，指出中国文学的新形式，新格调，往往来自民间，遇着高才的文人，采用这种新方式，加上高超的内容，才有第一流文学产生。后来低能的文人只能模仿，不能创造，这新方式又往往僵化，成为死文学。孟真有‘生老病死’的议论，与我很相同。”(《胡适日记全编》第八册85页)。胡适与傅斯年交往三十多年，共同经历的大事何止千万，而在对方去世的当天，胡适却单单记起了这件小事，可见对胡适来说，它并不是小事。
胡适于1917年1月发表在＜＜新青年＞＞，是倡导文学革命的第一篇文章。提出改良文学应从＂八事＂入手，即需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是＂五四＂文学革命的开端。
《四十自述》是胡适生前唯一亲笔撰写的自传，是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名篇之作。在本书中，胡适讲述了自己童年、少年与青年时代的人生经历，回顾了前四十年的心路历程，是胡适先生与自己的青少年时代进行的心灵对话。《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中国哲学家胡适的先秦哲学思想史专著。该书原是胡适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时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1917年他根据此编成在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的讲义。《尝试集》系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开新文学运动之风气，是胡适先生里程碑式的著作。问世以来引起文学界、理论界的广泛争论，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白话文学史》把汉以后的中国文学史，定性为文言文学与白话文学彼此争斗、彼此消长的历史，表面上是以文言文学为正宗，实际上却是白话文学不断战胜文言文学。所以这部历史就是白话文学不断克服障碍，最终争得"正统"、"正宗"地位的历史。
著名学者胡适是积极推动白话诗的先驱者。他1917年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是倡导文学革命的第一篇文章。 1916年底，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将其《文学改良刍议》的文稿寄给了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发表在第2卷5期上。接着，陈独秀在下一期刊出了自己撰写的《文学革命论》进行声援。翌年，1918年5月，鲁迅又在该刊第4卷5期发表了《狂人日记》。于是，中国现代文学迈出了艰辛的第一步。
胡适作的提倡文学改良的论文，发表于1917年1月《新青年》第2卷第5号。
论文认为文学改良应从“八事”入手，即：“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这“八事”，显然偏重在形式方面，是针对旧文学的形式主义和拟古主义毛病而发的，没有真正接触到文学内容的革命。但这是文学革命中最初提出的意见，自有其积极作用；明确主张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也确实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
白话文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八不主义”，倡导“活文学”，是整个白话文运动的滥觞。同年1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三大主义”与之呼应。
随后，胡适又有《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章，提出“作诗如作文”，“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等主张。这期间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等都纷纷撰文阐明自己对“文学革命”的观点。
开创中国哲学史研究创办新青年，提倡白话文，新文学，开创白话新诗时代整理国故。古典文学研究成就很大，红楼梦权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方法
主要成就
1、学术成就
首先，胡适对中国近三百年来的学术研究作了总结。他把整理国故或国学研究纳入了他的“中国文艺复兴”的范畴之内，并发表了《说儒》，这不但是胡适治学的巅峰之作，也是1930年代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成就的代表作。
其次，胡适对中国哲学的贡献在于他为实现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换所做出的努力。
中国近现代哲学史上，自胡适开创之后，又有一批哲学家如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金岳霖和冯契等人不断的在哲学思想上的精进，这不仅彰显了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征程，而且显示了胡适在中国传统哲学现代的转换中所作的开创之功。
2、文学成就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其后陈独秀高张“文学革命”大旗，由此二人成为文学革命的领军人物。在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文学革命中，胡适堪称开路的先锋，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被誉为“中国文化革命之父”。
3、教育成就
胡适曾执教高校，高徒中包括牟宗三、罗尔纲、顾颉刚、俞平伯、傅斯年等。 其中顾颉刚还表示他的整套治学方法是看胡适《水浒传考证》一文看来的。
三十年代，胡适独具慧眼，提拔、任命、帮助梁实秋完成了日后号称梁实秋对文坛的三大功绩之一的翻译莎士比亚全集。陈之藩与胡适为忘年之交，赴美留学得到胡适赞助。致胡适信件收入《大学时代给胡适的信》。季羡林虽不是胡适的学生，但归国初期也受到胡适提拔。
扩展资料
胡适的思想主张：
1、实验主义
胡适师从美国"实验主义"大师约翰·杜威，他的文章，往往富有实验主义的精神，很有建设性。
2、自由主义
对于别人的意见和观点不要轻易去否定或肯定，也不要以为自己的观点是绝对的正确。胡适要告诫的容忍异己的声音，自由的前提是容忍，这样社会才会真正的自由。
3、大同主义
胡适认为，法律应该对任何人都有约束的。需要依法而治，就需要法律的普遍性。
4、乐观主义
胡适不提倡东方的圣人那种无为。人生在于奋斗，即使在潦倒的窘境，也要对前途有起码的乐观和自信。一步一步都可以踌躇满志，把每种进步都看成是巨大的希望，这正是胡适对于人生的乐观。
参考资料来源
百度百科-胡适
胡适对中国近三百年来的学术研究作了总结。胡适把整理国故或国学研究纳入了他的“中国文艺复兴”的范畴之内。胡适发表了《说儒》，这不但是胡适治学的巅峰之作，也是1930年代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成就的代表作。胡适将禅宗史研究的问题点，由西天二十八祖的传承问题，转为禅宗革命家本身的问题。胡适的论断承载了日后的许多成果与成就。 胡适哲学思想不在于胡适提出的学术观点的本身，而是在于他在思想史上的开创性及其深远的影响。使中国传统哲学真正步入现代化进程的第一人，就是胡适。正是胡适于1919年2月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第一次突破了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的历史和思想史的原有观念标准、规范和通则，成为一次范式性的变革。这一变革确实起了典范的意义和前驱的作用，它不仅给当时学术界以破旧创新的空前冲击，影响了一批学人如梁启超、顾颉刚、郭沫若等，就是在以后的八十余年的风风雨雨中，甚至在今天，它仍然为人们所肯定。其次，胡适对中国哲学的贡献在于他为实现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换所做出的努力。中国近现代哲学史上，自胡适开创之后，又有一批哲学家如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金岳霖和冯契等人不断的在哲学思想上的精进，这不仅彰显了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征程，而且显示了胡适在中国传统哲学现代的转换中所作的开创之功。因为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换，是在胡适的勇于创新精神的烛照下不断向前推进的。 当历史行进到前“五四”时期时，曾给传统诗歌以极大冲击，但最终陷入困境的轰轰烈烈的“诗界革命”已经结束，喧嚣一时的中国诗坛开始趋于沉寂。然而，正是这一相对萧条的时期，诗坛却出现了一种声势并不显赫，但却十分深刻且与前代“诗界革命”有着本质区别的诗歌革新，——胡适前“五四”白话诗“尝试”。 从语言方面来看，胡适引入了新名词与开拓了新意境。从形式方面来看，胡适则在诗界革命“旧瓶装新酒”的基础上，采用多种革新方法，进一步把诗歌的外在形式导向了更加广阔、更加自由的领域。在句式上，胡适遵其“作诗如作文”和“不避文的文字”的主张，采用“散文化”的方法，打破旧体诗的章法结构和格律要求。在诗体上，胡适采用“背律向古”与“借用西方”的方式，向着“自由化”的目标进行了多种认真的尝试。在风格上，胡适此时期的诗作显示出了清新、平实、自然的特征。如他的“白话诗八首”就在其纯白的语言、活泼自由的形式，以及所描写的日常社会情状和抒发的个人生活情感之中，显示出了朴实与清新之风。正是以胡适这些“沟通新旧两个艺术时代桥梁”的前“五四”白话诗为标志，中国诗歌结束了其几千年来在古典形态里的发展变化，初步确立了中国诗歌新的艺术形态，转换了中国诗歌古典与现代的题型，开始了一个伟大的“新诗纪元”。 余英时（历史学家，汉学家）：对于这样一个启蒙式的人物，既不能用中国传统经师的标准去衡量他，也不能用西方近代专业哲学家的水平去测度他。他在西方哲学和哲学史两方面都具有基本训练则是不可否认的。这一点训练终于使他在中国哲学史领域中成为开一代风气的人。 季羡林（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作家，语言学家）：胡适是一个书生，说不好听一点，就是一个书呆子。举一小事称，胡适一次会议前声明要提前退席，会上忽而有人谈到《水经注》，胡适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擞，眉飞色舞，口若悬河起来，乃至忘了提早退席这件事。 张中行（学者，哲学家，散文家）：在当时的北京大学，交游之广，朋友之多，他是第一位。是天性使然还是有所为而然，这要留给历史学家兼心理学家去研究；专从现象方面说，大家都觉得，他最和易近人。即使是学生，去找他，他也是口称某先生，满面堆笑，如果是到他的私宅，坐在客厅里高谈阔论，过时不走，他也绝不会下逐客令。梁实秋（文学家）：胡先生，和其他的伟大人物一样，平易近人。“温而厉”是最好的形容。我从未见过他大发雷霆或盛气凌人。他对待年轻、属下、仆人，永远是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就是在遭到挫折侮辱的时候，他也不失其常。“其心休休然，其如有容。”唐德刚（美国华裔学者）：孙中山先生和胡适之先生都是开这个五百年中西文化新运的旗手。如果濂洛关闽后继有人，他们都是一代媳妇，万代祖宗。如果游行之后，大旗卷起，那么胡适之那几本破书，实在不值几文。所以我们如果把胡适看成个单纯的学者，那他便一无是处。连做个《水经注》专家，他也当之有愧。这便是海内外“专家”——不论“白专”或“红专”——之所以低估他的道理。 唐德刚又说：胡适的代表作《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皆有始无终，只有上卷而没有下卷，被黄侃讥讽为缺失下面一截的太监，成了将没有完稿的小说、论著称为太监的起源。 章太炎（民主革命家、思想家、朴学大师）：“哲学，胡适之也配谈么？康、梁多少有些‘根’。胡适之，他连‘根’都没有。” 鲁迅（文学家，思想家）：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李敖（作家）：以他唱重头戏的地位，四十年来，竟把文史学风带到这种迂腐不堪的境地，脱不开乾嘉余孽的把戏，甩不开汉宋两学的对垒，竟还披着‘科学方法’的虎皮，领着‘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的补助，这是多么不相称的事！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家）：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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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很久以前胡适被抨击和嘲笑“实用主义”，近来已经很少有人提及了。确实，“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现在重读这句话，再对应着本篇《学术救国》，胡公的超世智慧与爱国情怀跃然纸上。
今天时间很短，我不想说什么多的话。我差不多有九个月没到大学来了！现在想到欧洲去。去，实在不想回来了！能够在那面找一个地方吃饭，读书就好了。但是我的良心是不是就能准许我这样，尚无把握。那要看是哪方面的良心战胜。今天我略略说几句话，就作为临别赠言吧。
去年八月的时候，我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到救国与读书的，当时就有很多人攻击我。但是社会送给名誉与我们，我们就应该本着我们的良心、知识、道德去说话。社会送给我们的领袖的资格，是要我们在生死关头上，出来说话作事，并不是送名誉与我们，便于吃饭拿钱的。我说的话也许是不入耳之言，但你们要知道不入耳之言亦是难得的呀！
去年我说，救国不是摇旗呐喊能够行的；是要多少多少的人投身于学术事业，苦心孤诣实事求是的去努力才行。刚才加藤先生说新日本之所以成为新日本之种种事实，使我非常感动。日本很小的一个国家，现在是世界四大强国之一。这不是偶然来的，是他们一般人都尽量的吸收西洋的科学、学术才成功的。你们知道无论我们要作什么，离掉学术是不行的。
所以我主张要以人格救国，要以学术救国。今天只就第二点略为说说。
在世界混乱的时候，有少数的人，不为时势转移，从根本上去作学问，不算什么羞耻的事。“三一八”惨案过后三天，我在上海大同学院讲演，就是这个意思。今天回到大学来与你们第一次见面，我还是这个意思，要以学术救国。
这本书是法人巴士特（Pasteur）的传。是我在上海病中看的，有些地方我看了我竟哭了。
巴氏是一八七零年普法战争时的人。法国打败了。德国的兵开到巴黎把皇帝捉了，城也占了，订城下之盟赔款五万万。这赔款比我们的庚子赔款还要多五分之一。又割亚尔撒斯、罗林两省地方与德国，你们看当时的文学，如像莫泊桑他们的著作，就可看出法国当时几乎亡国的惨象与悲哀。巴氏在这时业已很有名了。看见法人受种种虐待，向来打仗没有被毁过科学院，这回都被毁了。他十分愤激，把德国波恩大学（Bonn）所给他的博士文凭都退还了德国。他并且作文章说：“法兰西为什么会打败仗呢？那是由于法国没有人才。为什么法国没有人才呢？那是由于法国科学不行。”以前法国同德国所以未打败仗者，是由于那瓦西尔（Lauostes）一般科学家，有种种的发明足资应用。后来那瓦西尔他们被革命军杀死了。孟勒尔（Moner）将被杀之日，说：“我的职务是在管理造枪，我只管枪之好坏，其他一概不问。”要科学帮助革命，革命才能成功。而这次法国竟打不胜一新造而未统一之德国，完全由于科学不进步。但二十年后，英人谓巴士特一人试验之成绩，足以还五万万赔款而有余。
巴氏试验的成绩很多，今天我举三件事来说：
第一，关于制酒的事。
他研究发酵作用，以为一个东西不会无缘无故的起变化的。定有微生物在其中作怪。其他如人生疮腐烂，传染病也是因微生物的关系。法国南部出酒，但是酒坏损失甚大。巴氏细心研究，以为这酒之所以变坏，还是因其中有微生物。何以会有微生物来呢？他说有三种：一是有空气中来的，二是自器具上来的，三是从材料上来的。他要想避免和救济这种弊病，经了许多的试验，他发明把酒拿来煮到五十度至五十五度，则不至于坏了。可是当时没有人信他的。法国海军部管辖的兵舰开到外国去，需酒甚多，时间久了，老是喝酸酒。就想把巴氏的法子来试验一下，把酒煮到五十五度，过了十个月，煮过的酒，通通是好的，香味、颜色，分外加浓。没有煮过的，全坏了。后来又载大量的煮过的酒到非洲去，也是不坏。于是法国每年之收入增加几万万。
第二，关于养蚕的事。
法国蚕业每年的收入极大。但有一年起蚕子忽然发生瘟病，身上有椒斑点，损失甚大。巴氏遂去研究，研究的结果，没有什么病，是由于作蛹变蛾时生上了微生物的原故。大家不相信。里昂曾开委员会讨论此事。巴氏寄甲、乙、丙、丁数种蚕种与委员会，并一一注明，说某种有斑点，某种有微生虫，某种当全生，某种当全死。里昂在专门委员会研究试验，果然一一与巴氏之言相符。巴氏又想出种种简单的方法，使养蚕的都买显微镜来选择蚕种。不能置显微镜的可送种到公安局去，由公安局员替他们检查。这样一来法国的蚕业大为进步，收入骤增。
第三，关于畜牧的事。
法国向来重农，畜牧很盛。十九世纪里头牛羊忽然得脾瘟病，不多几天，即都出黑血而死。全国损失牛羊不计其数。巴氏以为这一定是一种病菌传入牲畜身上的原故，遂竭力研究试验。从一八七七年到一八八一年都未找出来。当时又发生一种鸡瘟病。巴氏找出鸡瘟病的病菌，以之注入其他的鸡，则其他的鸡立得瘟病。但是这种病菌如果放置久了，则注入鸡身，就没有什么效验。他想这一定是氧气能够使病菌减少生殖的能力。并且继续研究把这病菌煮到四十二度与四十五度之间则不能生长。又如果把毒小一点的病菌注入牲畜身上，则以后遇着毒大病菌都不能为害了。因为身体内已经造成了抵抗力了。
当时很有一般学究先生们反对他，颇想使他丢一次脸，遂约集些人买了若干头牛若干头羊，请巴氏来试验。巴氏把一部分牛羊的身上注上毒小的病菌两次。第三次则全体注上有毒可以致死的病菌液。宣布凡注射三次者一个也不会死，凡只注射一次者，一个也不会活。这不啻与牛羊算命，当时很有些人笑他并且替他担忧。可是还没有到期，他的学生就写信告诉他，说他的话通通应验了，请他赶快来看。于是成千屡万的人来看，来赞颂他，欢迎他，就是反对他的人亦登台宣言说十分相信他的说法。
这个发明使医学大有进步，使全世界前前后后的人都受其赐。这岂只替法还五万万的赔款？这简直不能以数目计！
他辛辛苦苦的试验四年才把这个试验出来。谓其妻曰：“如果这不是法国人发明，我真会气死了。”
此人是我们的模范，这是救国。我们要知道既然在大学内作大学生，所作何事？希望我们的同学朋友注意，我们的责任是在研究学术以贡献于国家社会。
没有科学，打仗、革命都是不行的！
（本文根据相关史料和回忆文字整理而成。）胡适终其一生，获得35个荣誉博士的帽子，但自他1917 年离开哥伦比亚大学返国后，他的博士帽子问题就引起学界与坊间关注，内在的悬疑直到今日仍未搞清。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这一问题又成为研究者疑惑、考据、争论的热点。 1919 年2 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由蔡元培推荐，商务印书馆出版，封面署名“胡适博士著”，蔡元培亲自为之作序。 蔡氏在序中说胡适是著名的绩溪大学问家“三胡”的后代，并云：“适之先生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虽自幼进新式的学校，还能自修‘汉学’，至今不辍；又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兼治文学哲学，于西洋哲学史是很有心得的。所以编中国古代哲学史的难处，一到先生手里，就比较的容易多了。” 后世有一种说法认为，蔡元培明知道胡适没有拿到博士学位，且不是绩溪大学问家“三胡”的后代，但在《大纲》中有意加上“博士”二字，以抬高胡适的身价。 而在序中有意移花接木向“三胡”靠拢，为的是彰显其具有深厚的家学渊源。所有这一切，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震慑当时北大气焰嚣张的保守派和反对派。 亦有人认为，当时的蔡元培对胡适这路英雄的家底并不熟悉，关于“博士”与“三胡”问题，是受胡适巧妙的蒙而稀里糊涂地落入圈套的。 也就是说“蔡氏固不明胡氏的底细，而胡适明知而照登在书前，直到后来有了《南‘安全感’后，才说（自己）原非出自汉学世家的绩溪胡氏”。（汪荣祖《胡适历程的曲直》，载《读书》，2005 年第2 期）到底哪种说法更具历史的真实，还有待研究者进一步考证。 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胡适于1917 年离开哥伦比亚大学时并没有戴上博士帽子，而是光着头，空甩着十个手指头归国的，直到10 年后的1927 年才获得博士学位。 有争论的是，胡氏为何毕业10 年才得以戴上他梦寐以求的那顶博士帽子，其中的奥秘何在？ 金岳霖晚年曾写过一小段关于胡适的回忆文章，叫作《胡适，我不大懂他》，其中涉及胡氏毕业论文事。 金说：“在国外留学，写中国题目论文的始作俑者很可能是胡适。他写的博士论文好像是《在中国的逻辑发展史》。在论文考试中，学校还请了一位懂中国历史的、不属于哲学系的学者参加。这位学者碰巧是懂天文的，他问胡适：‘中国历史记载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准确的？’胡适答不出来。那位考官先生说：‘《诗经》上的记载“十月之交，率日辛卯，日有食之”，是正确的记载，从天文学上已经得到了证实。’这个情节是我听来的，不是胡适告诉我的。虽然如此，我认为很可能是真的。”（《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刘培育主编，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 年出版） 老金说这话的时候已是新中国成立后的若干年，当年老成持重的金岳霖已变成了老金头，记忆力明显衰退，回忆起往事也就免不了有一些失误。 其实，胡适的论文题目是《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1922 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以英文刊行，底稿的中文本标题是《先秦名学史》。1983 年上海学林出版社以《先秦名学史》书名出版了中译本。 金岳霖对胡适的学问向来有轻视意味，蔡元培说胡适“旧学邃密，新知深沉”，而金氏却说胡“旧学不过乾嘉，新学止于赫胥黎”（余世存《非常道》），又说“西洋哲学与名学又非胡先生之所长”（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二）等。 从老金表示对胡适不太懂的文章中还曾举过几个小事例，其中一个说：“这位先生我确实不懂。我认识他很早的时候，有一天他来找我，具体的事忘了。我们谈necessary 时，他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必需的或必然的事要做。’我说：‘这才怪，有事实上的必然，有心理上的必然，有理论上的必然……’我确实认为他一定有毛病。他是搞哲学的呀！”又说：“还有一次，是在我写了那篇《论手术论》之后。谈到我的文章，他说他不懂抽象的东西。这也是怪事。他是哲学史教授呀！”（《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 通过这些小事例，看出金岳霖对胡适这位哲学博士的疑义，同时也隐约透出金氏怀疑胡适当年在博士学位考试中没有合格的信息。 这个信息得到了海内外学术界见仁见智不同的评述，相信者有之，否定者亦不乏其人。 早年毕业于中央大学，曾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的美籍华人，著名史家唐德刚就曾明确指出：“金岳霖先生说‘西洋哲学与名学又非胡先生所长！’这就很明显的是一种‘文人相轻’的心理在作祟。”“但是在中国哲学界里像金氏这种能够和胡氏‘相轻’一下的‘文人’也实在不多啊！在文学、史学、宗教……等各行各业，其情形亦复如是。相轻者既鲜，剩下如我辈的芸芸众生就只有‘爱而且慕’了。这也该是‘我的朋友胡适之’所以能为举国上下一致接受的主要原因吧！”又说：“加以胡氏气味好，有所为，有所不为；深知自重，因而纵使‘批胡’‘搞胡祸’的专家们也断难信口雌黄，骂胡适之‘无聊’‘无耻’‘无行’。他们如果以三‘无’中的任何一‘无’来加诸胡适，也就会‘不得人心’了。无聊、无行乃至无耻之人，在今日世界里，真是滔滔皆是！但是，凭良心，不是胡适！”（《“我的朋友”的朋友》，载《胡适杂忆》，唐德刚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出版） 为此，唐德刚给胡适当年的博士问题辩诬，专门用功费力做了仔细精密的考证。 按唐的说法，胡适时代的哥伦比亚大学文科博士学位研读过程是：研究生修毕规定学分之后（胡氏在康奈尔研究院的学分，哥大是承认一部分的），还要考过一道笔试、一道口试、一门欧洲语。门门及格，这样才算是“博士候选人”。既为候选人便可选择题目，撰写“博士论文”了。论文完毕，再来一道“防卫口试”。防卫口试是最后一道关，也是最容易的一道关。但是尽管比较容易，考后仍有三种，通称“三栏”或“三柱”的不同结果。其分别如后：第一柱，“小修通过”。“通过”之后，由主任论文导师监督，“小”事“修”改就成了。第二柱，“大修通过”。“通过”之后，要另组考试委员会监督“大”加“修”改。这是件极麻烦的事。论文“大修”之后，还要回校参加“补考”。第三柱，“不通过”。十年之功，废于一旦，不许补考，博士告吹。 还有，哥大当年博士论文一定要出版成书，缴入大学100 本（今日用缩微胶片），才算有正式学位。所以不论你考得大修、小修，至少要一年半载以后才能算真博士。加以那时美国出版太贵，中国学生论文频多带回上海交商务印书馆一类的出版商代印，然后以100 本寄回哥大，才算大功告成。 所以那时的中国留学生在美国，不管考得哪一“柱”，甚至没有考，一旦回国，都迫不及待地以“博士”自居了。 所以那位疑胡派诗人张子英先生说的“哥伦比亚读未终，先把博士使用”，那时几乎个个博士都如此。张诗人如把他的《西江月》里的“先”字改成“都”字就更贴切了。不过有的“先用”一年半载，有的三年五载乃至十载。“先用”一辈子的也不是没有的。 夏（志清）、富（路得）二教授认为胡公先用了10 年，别无他因，只是“论文缓交了”就是了。 夏、富二先生都“有疑处不疑”地认为他考得第一柱——小修通过。如此，则胡氏的论文便立刻可以在上海出版，1917 年底便可拿得哲学博士学位了（哥大博士学位是论文随缴随拿，不以学期为限），何必等到1922 年杜威离华之次年始付印，1927 年亲返纽约始拿学位呢？！ 事实上，胡氏在1917 年口试上所遭遇的困难略同于后来的“二柱”。考入第二柱在普通情况之下，便非返校补考不可了。那时中美之间又无喷气客机，返校补考，谈何容易！所以他就只有“拖”之一途了，一拖就是10 年！ 杜威来华讲学归国后，以杜氏当年在哥大的地位，配合胡氏本身在中国和国际间的声望，从大修改小修，自然就没有补考之必要了。如果杜威遗札尚存，哥大记录犹在，“胡适学位问题”的官司也就不必再打了。（见《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释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年出版） 唐德刚之说遭到了胡颂平、余英时等人的反对与责难，胡颂平在《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的“编者按”中引述了唐德刚在《胡适杂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 年出版）中的一段记述。唐说：“胡氏在哥大研究院一共只读了两年（1915—1917 年）。两年时间连博士学位研读过程中的‘规定住校年限’（required residence）都嫌不足，更谈不到通过一层层的考试了。……所以胡适两年时间读完是不可能的。” 对此，胡颂平为胡适辩护说：“照《胡适杂忆》的话，似哥大不应授予胡先生博士学位的。但哥大授予胡先生博士学位乃是事实，若非唐君推断有错误，则是哥大办理博士学位授予的人有错误。” 按史家余英时的说法，“胡适的‘博士学位问题’全无问题，除了因‘论文缓交’延迟了十年之外，别无其它可疑之处”。也就是夏志清所说的，只是“手续未完”而已。 为证明这一说法，余英时根据胡适日记、往来书信与《口述自传》等材料，列举了几项与此相关的事例加以论述，认为胡适在康奈尔大学的最后两年已修够了哲学史和哲学课程，所以加上哥伦比亚的两年，读博士学位的时间一共是四年，“有了这样充分的准备，胡适两年内在哥大完成‘哲学博士学位的一切必需课程和作业’便丝毫不必诧异了”。（《重寻胡适历程》，余英时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出版。下同） 余氏还指出，在已出版的《胡适秘藏书信选》续篇（台北：远景出版公司出版）中，有一封1919 年9 月7 日朱经农给胡适的信，文曰：“今有一件无味的事体不得不告诉你。近来一班与足下素不相识的留美学生听了一位与足下‘昔为好友，今为雠仇’的先生的胡说，大有‘一犬吠形，百犬吠声”的神气，说‘老胡冒充博士’，说‘老胡口试没有pass’，‘老胡这样那样’。我想‘博士’不‘博士’本没有关系，只是‘冒充’两字决不能承受的。我本不应该把这无聊的话传给你听，使你心中不快。但因‘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这种谣言甚为可恶，所以直言奉告，我兄也应设法‘自卫’才是。凡是足下的朋友，自然无人相信这种说法。但是足下的朋友不多，现在‘口众我寡’，辩不胜辩，只有请你把论文赶紧印出，谣言就没有传布的方法了。 据史家余英时考证，这“昔日好友，今日雠仇”乃指与胡适同在美国留学的梅光迪。这是当年“谣言”的策源地，但朱经农显然知道问题的症结在于胡适的博士论文没有印出来。 1920 年8 月9 日，朱经农在致胡适函中附注说：“又，你的博士论文应当设法刊布，此间对于这件事，闹的谣言不少，我真听厌了，请你早早刊布罢。” 根据这两封信件，余英时认为胡适的论文终于在1922 年刊出，与其有一定的关系。按唐德刚的说法，如果胡适在哥大不是在考试时遭遇了大修通过而且必须补考，胡氏何必等到1922 年杜威离华之次年始付印，1927 年亲返纽约始拿学位呢？（《胡适口述自传》） 余英时认为此说比较荒唐，当时哥大“博士论文‘口试’是‘最容易的一道关’，这是唐先生也承认的。除非‘哥大纪录’中有关于胡适从‘大修’改‘小修’的明确记载，我们实在很难想象考官中有谁故意和杜威过不去，一定要挑剔他所指导的论文”。 余英时的解释是：“胡适1917 年回国后立即卷入了如火如荼的‘文学革命’，紧接着又是1919 年的五四运动。在最初四五年中，他活动之多和工作量之大简直到了不可想象的地步。我们只要一查1919—1920 年《日程与日记》残本（《全编》第三册）便可见其一斑。这一段时期内他心中不可能有印论文、拿学位证书的念头。 那么他为什么终于在1922 年出版了这篇论文呢？除了与上引朱经农的信有关外，另一原因是他一度动念，愿意应哥大之聘，去教一两年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这应该是他决定将论文付印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完成学位的最后手续；另一方面也可用为讲授中国哲学的教材。 不但如此，1923 年6 月他还有赴美参加教育会议的机会。所以论文不迟不早，就在1922 年出版，决不是偶然的。后来这两个远行计划都取消了，因此拖延到1926—1927 年才有欧美之行。……总之，胡适的‘博士学位问题’除了因‘论文缓缴’延迟了十年之外，别无其他可疑之处。”（《重寻胡适历程》） 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并在该校任教授，后出任过香港新亚书院院长与中文大学副校长的余英时——这位钱穆的追随者，一向自视甚高，号称海外研究胡学的权威人物，虽没有到当年傅斯年“目空天下士”的份上，但也牛气哄哄，不把其他史家放在眼里。因而便有了痛责海外史学界大腕唐德刚的“义举”。 不过与“天子门生”唐德刚相比，无论在哪个方面都不是一个等级，英时堪称小字辈，无法与修炼得几乎成精的唐老夫子对阵匹敌。就唐德刚而言，英时只不过是个娃娃，无须与之较真，面对责难乃避而不言，一笑了之。 但英时的“犹大之吻”却惹恼了与其年龄相当的台湾史家汪荣祖，汪氏同样出于看不惯唐德刚遭受问责的“义举”，像大陆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经常说的一句政治术语一样，“自己跳出来”挥刀弄棒地对余氏进行了一番痛击。 汪说：“余氏澄清事实的主要依据就是胡适的日记，根据胡适日记所载来纠正一些有意的误传与谬误，当然有其正面的意义；不过，胡适日记的权威性也不能说百分之百。除了日记常因事后追记、补记而失真外，胡适由于成名甚早，而又爱惜羽毛，他的日记明摆着是要公之于世，给别人看的，不免因谨言慎写而掩遮真相。换言之，胡适的日记并不全是胡适的私密空间，像他与何炳棣在纽约闲聊时所说的‘陈寅恪就是记性好’‘雷海宗就是笨一点’‘马寅初每天一个冷水澡，没有女人是过不了日子的’（见何著《读史阅世六十年》）等‘真情表白’全无掩饰的话，在胡适日记里是找不到的。”（汪荣祖《胡适历程的曲直》，载《读书》，2005 年第2 期。以下引文同） 在谈到胡适“博士问题”的关键点时，汪荣祖说：“大力捧胡而又出版《犹大之吻》来痛骂唐德刚的苏雪林，也承认她当年上胡适课时，胡适用的就是印有‘胡适博士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不过，她引胡适的话说：‘我向来不喜以学位的头衔炫人，这胡适博士著数语，是出版商弄的花样。’所谓不喜炫耀学位，乃表示有学位不炫耀而已，至于出版商又如何能擅自弄此花样？ 如苏雪林所引不误，反而显示胡适的不诚实。当年北大并没有非博士不能当教授的规定，若非胡适尚未取得学位时已自称博士，就不会有识者所谓‘老胡冒充博士’的反应，朱经农也没必要在一九一九年的信里提醒胡适，并希望他赶快将论文印出，以释群疑。 胡适在此压力下，并没有尽快将论文印出，取得博士学位，却等待了十年之久，当然可疑。 余氏的解释是：胡适于一九一七年回国后，‘立即卷入了如火如荼的文学革命’；换言之，胡适无暇去印论文、拿学位。然而，如果学位考试在一九一七年就已通过，论文既不需要大修或小修，但须交给书商印书，则所谓‘没有时间’或‘没有念头’（在朋友们质疑下念头应该很强），就难成理由；剩下的理由没钱印论文，恐怕也难以成立，其中必有蹊跷。 唐德刚曾告知笔者，胡适博士论文未于一九一七年通过的档案资料仍存哥伦比亚大学，他曾取阅过，也曾当面与胡适谈过；不过，现在这些档案非经家属同意，不再能够调阅……” 汪荣祖最后说：“胡适的缺点在余氏的笔下可以成为优点，甚至是‘健全的榜样’。套一句殷海光的口头禅：‘要我们从何说起呢？’” 近来又看到余英时新近发表的一篇名为《胡适“博士学位”案的最后判决》。（见《余英时文集》，第5 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年出版）余氏在文中称自己又发现了几条新证据，足以彻底解决胡适“博士学位”的悬案，并举例说明，以“作为全案的最后判决”。 余氏所得新证据为胡适的一篇“略记”和一封信。“略记”写于1922 年1 月，是胡适为亚东版《先秦名学史》所写，内中说：“这部论古代中国逻辑方法之发展的专著是我在1915 年9 月到1917 年4 月旅居纽约市时期写成的。它已被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接受，作为完成哲学博士学位的一部分要求。……过去四年中我曾渴望能有机会，对这篇论文进行一次彻底的修改。但工作的压力使我无法达成这一愿望，这是此书迟迟未能出版的原因。在华的英、美朋友读过此书原稿的，都一再劝说我将四年前的旧作照原样刊印出来。我现在决定这样做，虽然很有些勉强……” 就这一“略记”，余英时得出结论：“我们由此确知两个基本事实：第一，1917 年他的博士论文呈缴后，当时便已为哥大哲学系所正式接受；第二，1922 年亚东刊本，除‘略记’和‘导论’之外，与1917 年呈缴的论文原稿完全相同，并无改动。1926 年12 月[ 胡适]《日记》记：‘发电亚东，请他们寄《名学史》一百册到杜威处。’可知他1927 年正式取得博士学位即是凭着1917 年写成的论文定稿。这一事实必须建立在一个绝对性的前提上面，即1917 年5 月22 日的论文口试已顺利通过。” 第二个凭证是，1917 年4 月13 日，胡适有一封长信给韦莲司，信末说：“我还在写论文的结论。我把写好的部分给了杜威教授，他对我所写的非常满意，并给了我许多鼓励。我估计再一星期就可以整个写完了。” 余英时得信后，认为“这真是一条铁证，可以摧毁任何关于论文口试未通过的妄测”。针对唐德刚一段“极其生动而有趣的‘想象’，最主要的关键人物当然在于指导教授杜威对它的评价如何”。 因而余英时认为：现在“我们已确实知道，杜威读过了除‘结论’以外的全部论文初稿，感到‘非常满意’并且给予‘许多鼓励’，那么所谓‘口试未过’的推测已彻底失去了存在的根据……指导教授杜威既已肯定了论文的价值，任何奇峰突起的意外是不可能在这一场最后的口试中发生的。” 因而，余氏认为胡适的博士学位迟拿了10 年的根本原因就是论文迟交的缘故，其他的解释和猜测都是妄言。“八十五年来的一件疑案终于完全消解，再也没有争论的余地了。”余氏所做的这个结论是否就是真正的结论，在这一悬案破译的过程中还有没有“奇峰突起”的可能？且等历史的检验吧。
胡适一生获有35个荣誉博士学位.时间跨度从民国24年 (1935年)至1959年.按学科分:法学24个.文学9个.人文学 1个.不明学科1个,按国家和地区分:美国31个.加拿大2个.英国1个.香港1个。
胡适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兴趣广泛，作为学者他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进行研究。
他曾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大文学院院长、辅仁大学教授及董事、中华民国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位于台北南港）院长等职。胡适还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
唐骏说他是为了祖国回来的。
胡适是博士,获得的正式博士学位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另有荣誉博士学位35个，详见后面介绍。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的获得也是有故事的，民国6年(1917年)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毕业，民国16年(1927年)3月，胡适访问美国，向哥伦比亚大学重新递交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副本， 才正式领取哲学博士学位，详细见后面介绍。胡适（1891一1962），原名胡洪〔马辛〕，字适之，安徽绩溪人。学者。1910年留学 美国，入康乃尔大学，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从学于杜威，深受其实验主义哲学的影响。 1917年初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呵呵，不确），同年回国， 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编辑《新青年》，并发表论文《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出版新诗集《尝试集》，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很有影响的人物。1919年发表《多 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改良主义。1920年离开《新青年》，后创办《努力周 报》。l923年与徐志摩等组织新月社。1924年与陈西滢、王世杰等创办《现代评论》周 刊。1932年 与蒋廷〔fu2]、丁文江创办《独立评论》。1938年任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 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8年离开北平，后转赴美国。1958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一生在哲学、文学、史学、古典文学考证诸 方面都有成就，并有一定的代表性。 著有《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胡适文存》、《白话文学史》、《中国章回小说考证》 等。 胡适一生的学术活动主要在史学、文学和哲学几个方面，主要著作有《中国哲 学史大纲》（上） 、《尝试集》、《白话文学史》（上）和《胡适文存（四集）等。他在学术上影响最大的是提倡“大胆的假设 、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晚年潜 心于《水经注》的考证，但未及写出定稿。1962年在台北病逝。 胡适一生中获得过三十五个荣誉博士学位，并以此作为胡适是世界著名的“思想家”、“学者”的证据。但很少有人知道以下事实：这三十五个荣誉学位中，有二十七个是在他大使任内得到的，超过总数的四分之三。而在这二十七个学位之中，有一大半是法学博士学位(L.L.D.)，这个学位一般是授给政界人士的。所以说，胡适的这些学位并不能说明胡适的学术水平或学术成就已经得到了美国人的认可，它们至多可以说是他的“事业上的成就”得到了美国人的承认。 也许有人会为胡适抱不平说，美国大学的荣誉学位是他们主动送给胡适的，又不是胡适自己去争取的，那些傅斯年所谓“反对先生”的人凭什么指责他“只好个人名誉，到处领学位”呢？对於持这样观点的人，首先要提请他们注意的是，第一，胡适不是一般的大使，而是“战时”大使；第二，胡适是当时中国驻外大使中最重要的一位大使。1938年，行政院长孔祥熙在催促胡适就任的电报中说：“此次赴美，国家前途利赖实深。列强惟美马首是瞻，举足轻重，动关全局，与我关系尤切。”(王松、蒋仕文：《宋子文传》，武汉出版社1993年9月第1版168页)。他“到处领学位”之时，正值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中国的大部分领土沦入敌手，中央政府退缩山城重庆，北京大学困顿西南边陲，而美国几乎是中国能否继续坚持下去的唯一希望。在这个时刻，胡适不努力开展外交攻势，争取美援(胡适后来曾说自己在大使任内没有为中国争来一枪一弹，虽是自矜，大半却是实情)，而是南来北往地接受学位，这对於当时和平主义、孤立主义气氛浓厚的美国来说，真是求之不得的好大使(胡适被免职之后，《纽约时报》曾发表文章为他打抱不平)；但对于嗷嗷待哺的中国政府来说，对胡适的期望岂止是望梅止渴，简直就是望洋兴叹。所以，宋子文告诉他：“你还是多管管正事罢！”傅斯年劝告他：“此等事亦可稍省精力，然后在大事上精力充足也。”这一敌一友两方面的“建议”，足以说明问题的实质：接受这么多的学位，已经影响到他管“正事”、干“大事”了。 从另一方面讲，胡适对这些学位是相当在意、相当得意的。1940年2月1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昨天接受了BrownUniversity赠与名誉学位的邀请；今天又接受了WesleyanUniv.的邀请。今年共有五个名誉学位”。(《胡适日记全编》第七册348-349页)。1940年3月21日，胡适在家信中说，去年得了两个名誉学位(因病辞掉三个)，今年可得八个，连同以前的总共十三个名誉学位。(耿云志：《胡适年谱》)。1943年11月15日，胡适在日记中总结自己的荣誉学位，计文学博士学位(Litt.D.)四个，古典文学博士(L.H.D)一个，法学博士(L.L.D.)十五个，民法博士(D.C.L.)一个。(《胡适日记全编》第七册550-551页)。如此的斤斤计较，不由让人想起魏晋时期“竹林七贤”之一王戎“每与夫人烛下散筹算计”的掌故。========================胡适获得的正式博士学位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胡适民国6年(1917年)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毕业，提交的论文是《中国古代哲学方法进化史》。当时由7人组成的考评组中，只有1位德国教授精通汉语，故论文被搁置下来。胡适当时急着回国，未能进行论文答辩，因此也就没有被正式授予博士学位。民国8年(191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了胡适的论文，并定名为《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由蔡元培作序，署胡适博士著，轰动学术界。当时有人对胡适的“博士”身份提出疑问，说胡适是“假博士”。民国16年(1927年)3月，胡适访问美国，向哥伦比亚大学重新递交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副本，正式领取哲学博士学位。 胡适一生获有35个荣誉博士学位。时间跨度从民国24年 (1935年)至1959年。按学科分：法学24个，文学9个，人文学 1个，不明学科1个；按国家和地区分：美国31个，加拿大2个，英国1个，香港1个。 胡适所获荣誉博士名录： 1935年 香港大学 法学博士 1936年 美国哈佛大学 文学博士 美国南加洲大学 文学博士 1939年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法学博士 美国芝加哥大学 法学博士 1940年 美国韦斯尔阳大学 法学博士 美国杜史大学 法学博士 美国克拉大学 法学博士 美国卜隆大学 法学博士 美国耶鲁大学 法学博士 美国联合学院 法学博士 美国柏令马学院 X X博士 美国宾州大学 法学博士 1941年 美国加州大学 法学博士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 文学博士 美国森林湖学院 法学博士 美国狄克森学院 法学博士 美国密达瑞学院 法学博士 加拿大多朗多大学 法学博士 美国佛蒙特州大学 法学博士 1942年 美国达脱茅斯学院 文学博士 美国第纳逊大学 文学博士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 文学博士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 法学博士 美国罗却斯德大学 法学博士 美国奥白林学院 法学博士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 法学博士 美国妥尔陀大学 法学博士 美国东北大学 法学博士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法学博士 1943年 美国伯克纳尔大学 文学博士 1945年 英国牛津大学 法学博士 1949年 美国柯鲁开特大学 文学博士 1950年 美国克莱蒙研究院 文学博士 1959年 美国夏威夷大学 人文博士
二胡的艺术特色论文【1】
摘要:二胡是我国影响最大、流传最广、最具代表性和最具中国气质和韵味的拉弦乐器。
二胡发展至今在保持原有特色的基础上,经过不断精益求精的改进,独特的物质基础赋予了二胡独具个性的音色,二胡鲜明的艺术特色使其无论走在哪里,都能使人感觉到它的生命力。
关键词:二胡艺术 传统民族文化 音质 音色 演奏技巧
一、二胡的发展历史
宋代陈阳的《乐书》,自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开始编纂,于建中靖国元年完成,历时近40年,文图并茂、规模宏大、卷目浩繁。
这是目前能找到的关于二胡最早的文字记载。
唐朝已经出现胡琴一词,当时将西方、北方各民族成为胡人,胡琴为西方、北方民族传入乐器的统称。
到了宋代,又将胡琴取名为“嵇琴”。
宋代大学者沈括在《补笔谈・乐律》中记载:“熙宁中,宫宴,教坊伶人徐衍奏嵇琴,方进酒而一弦绝,衍更不易琴,只用一弦终其曲。”由此可见,在北宋时代已有很高的二胡演奏水平。
元代,二胡艺术进一步发展,二胡艺术得到进一步的传播。
元朝《元史・礼乐志》所载“胡琴制如火不思,卷顾龙首,二弦用弓捩之,弓之弦以马尾”就清楚阐述了胡琴的制作原理。
明清时期,胡琴成为拉弦乐器的通称,传遍大江南北。
直至近代,胡琴始更名为二胡。
半个多世纪以来,二胡演奏水平已进入旺盛时期。
刘天华先生就是现代派的始祖,他大胆、科学地将二胡定位为五个把位,从而扩充了二胡的音域范围,丰富了表现力,确立了新的艺术内涵。
由此,二胡从民间伴奏中脱颖出来,成为独特的独奏乐器,也为以后走进大雅之堂的音乐厅和音乐院校奠定了基础。
二、二胡艺术特色分析
1.博大精深的传统民族文化是二胡艺术的源泉
二胡是中华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民族艺术精粹。
二胡艺术根植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汲取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渊源于我们民族审美传统。
二胡所具有的独特的静态幽淡美、自然美,包含了丰富的内涵。
二胡艺术音色柔和、抒情细腻、重神韵,重意趣,崇尚自然美,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审美传统。
琴在中国发展的历史由来已久,文献中有的说是伏羲或神农这两个原始氏族“削桐为琴,绳丝为弦”而创制的,有的说“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有的说“帝俊生晏龙,是始为琴”。
究竟如何,因无实证,尚无定论。
就已知资料而言,琴在周代已确实存在。
古文献中就有记载琴能“尚恬淡希声,决糜漫烦响”。[1]此外,《乐记》中对琴声的感觉描述得栩栩如生:“其哀心感进,其声噍以杀,其声心感者,其声蝉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和以柔。”二胡艺术的发展就受了民族文化的深刻影响,从演奏方法到审美趣味无一例外,其追求的是天地浑然一体的境界。[2]
音乐的创作灵感源于生活得方方面面,神灵的崇拜,景物的诱发,心中的激情,现实的冲击,个性的挣脱,结构的探寻等等,丰富的生活阅历才能激发出动人的旋律创作。
二胡艺术的创作形象动人,不但受益于我国民族文化深厚的底蕴,而且在借鉴我国传统民间音乐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了灵感。
《红楼梦》里描写黛玉最怜惜花,觉得花落以后埋在土里最干净,说明她对美有独特的见解。
她写了葬花词,以花比喻自己,在红楼梦中是最美丽的诗歌之一。
宝玉和黛玉在葬花的时候有一段对话,成为红楼梦中一场情人之间解除误会的绝唱。
书中林黛玉的《葬花吟》是林黛玉感叹身世遭遇的全部哀音的代表,也是作者曹雪芹借以塑造这一艺术形象,表现其性格特性的重要作品。
[3]二胡曲《黛玉葬花》,是取自评弹曲目“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演奏者以轻拢慢捻的手法,丝丝入扣,声声入情,再现了林黛玉“自卑、自尊、自怜”的悲情艺术形象,让人产生怜香惜玉般的无限伤感。
《满江红》是宋代民族英雄岳飞所作的词牌,宋人王善及近代的作曲家曾为之谱曲,在我国广为流传。
作者将多种素材融为一体加以变化发展,将四川扬琴音乐与昆曲巧妙揉合,为图表现民族英雄岳飞的光辉形象。
该二胡协奏曲通过对古代英雄人物的描绘,激发起对侵略者的憎恨。
祖国的大好河山历经艰险,但英雄辈出的中华民族能打败一切侵略者,历史证明了这个事实。
全曲充分表现了深情激越、慷慨悲壮的音乐主题,它具有历史题材所需的古朴色彩,又充分利用了民间的丰富养料。
2.纯净的音质、淳厚的音色是二胡艺术的生命
音质和音色是两种不同的概念。
音质是指声音的质量,如声音的纯净度、清晰度、噪音或杂音的程度等。
音色是指声音的属性,是由其谐音的多少,及谐音的相对强度所决定的。
如声音亮丽、甜美、圆润、淳厚等。
[4]在音乐世界中,各种乐器都有自己特殊的音质、音色,从而构成了繁复奇妙的音响现象。
二胡,是中国民族器乐中“腔”味最浓的乐器之一。
所谓“腔”,是指声乐演唱中的声腔。
之所以说二胡带“腔”,是因为二胡极富歌唱性的圆润音色近似人声,而中国乐器演奏的`最高旨趣则恰恰在于充分发挥乐器的人声韵味,并以接近人声为贵。
同时,二胡又长于演奏旋律以表现音乐中细腻、缠绵、哀戚、柔美闻名于世。
二胡多变的音色,是传统民族乐器的一个特点和亮点。
正是由于这一独有的特色,使二胡更具有丰富的表现力和感染力,更具有民族味、中国味。
从中可以体现出民族音乐文化的魅力。
欣赏者通过二胡声音的变化,体现出二胡这一乐器所特有的艺术魅力,进而能够把握乐曲中的内容、情感,使听众获得充分的审美体验。
3.多变的演奏技巧是二胡艺术的特色
二胡的演奏技巧非常之多,具有浓厚的民族韵味和独有的风格特点。
在左手的指法和右手的弓法上,它的演奏技巧丰富多彩,各显特色。
二胡的演奏技巧是比较丰富的,主要分为指法和弓法两大类,左手上有滑音、揉弦、拨弦、颤音等演奏技巧;右手则有跳弓和顿弓、拨弦、碎弓等各种技巧,其中左手的滑音和揉弦,右手弓法的在二胡演奏中显得最有特色。
滑音,就是按指在弦上有意识的滑动所得出的发音。
滑动的方法不同,产生的滑音效果也就不同。
滑音是二胡左手最有特点的技法之一。
其功能:一为表现音乐,二为调节技巧。
滑音的音乐表现功能首先体现为点缀音色,深化感情色彩。
滑奏的力度、速度、幅度、方向对发音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这四个因素往往交织在一起,既相互制约又浑然一体。
[5]手指在弦上某一音位上的扇面形滚动就叫“揉弦”,揉弦会发出一种类似波浪形的声音,演奏时恰当运用揉弦能使旋律更富于歌唱性,丰富二胡的演奏技巧。
揉弦给二胡音乐艺术带来了无尽的美,例如二胡曲《江河水》中为了表现特定的性格,顿挫的节奏感,以及颤动的内心情感,采用了压揉技巧,压揉,即是二胡揉弦技巧的一种独特方法,其效果压抑、激愤,具有明显的内在潜力,更富感染力。
三、结语
综上所述,二胡是我国影响最大、流传最广、最具代表性和最具中国气质和韵味的拉弦乐器。
二胡发展至今在保持原有特色的基础上,经过不断精益求精的改进,独特的物质基础赋予了二胡独具个性的音色,二胡鲜明的艺术特色使其无论走在哪里,都能使人感觉到它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祝桐君校注.与古斋琴论四卷[M].
[2]郑艳丽.中国传统文化下的音乐审美思维[J].黄钟,2006,(z1).
[3]李庆霞.片言谁解诉秋心――试论林黛玉诗歌的追问意识[J].海南大学学报,2002,(1).
[4]雨牧.浅谈二胡音色的变性[C] .二胡文集.
[5]苏沙宁.二胡滑音的二重功能[J].乐器,1993,(4).
二胡艺术地域特色研究【2】
摘要：近些年来， 中国 二胡 艺术 的 研究 在 发展 ，特别是从时间角度研究其发展的脉络、演奏的技巧及艺术的风格流派较多，但其中的地域性研究相对薄弱，对地域和空间因素往往关注不够。
本文试从时间的历时性研究转入空间的共时性研究，就二胡艺术的地域特色作简略探讨，以求从新的角度提出 问题 ，并就此阐述了个人的观点。
关 键 词：二胡艺术地域特色
一、地域特色概言
人，总是在一定的 自然 地理 环境中生存，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因此,人的体质和 社会 生活方式，都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大到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小到不同的村落、不同的办公室，其地域空间特征的差异都很明显。
人的 文化活动和其他活动，也必然与其所处的自然与人文环境有着不可分割的 联系。
这一乍看浅俗的论断，已由地域学及其他相关学科提供了可靠的 科学 依据。
所谓地域学或曰文化地 理学 的研究 方法 ，就是将文化现象的分布、扩散和变化，与发生地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因素联系起来考虑，而对文化区域的划分、鉴别、定义和 分析 ，则是进行此类研究的基础。
我国幅员辽阔，在自然地理上最大的分野是南方和北方。
南北地形地貌不同，气候物产不同，民风民俗不同，人的生活方式和精神气质也不同，所以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已习惯将中国的文化形态划分为南北两类。
这种划分虽然不可能与地理分界完全相符，但从历代学者的论述和人们普遍能感受到的社会现象看，这样的一种划分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古往今来，中国南北两地的确存在不少文化差异。
从最简单的角度说，衣，南丝北棉;食，南米北面;住，南床北炕;行，南舟北车;至于“南腔北调”，那就离 音乐 范畴更近了。
通过这些罗列，可说明地域文化的差别，不是仅凭概念就可以诠释的，它实际上浸润在具体而细微的生活之中，不仅会日日时时对我们的生活发生 影响 ，更能点点滴滴地塑造出不同的性情和趣味，而这些性情和趣味，正是文艺创作的源泉。
所以，我们从古今文艺作品中能看到或感受到某些因南北文化不同而产生的差异。
二、二胡艺术发展的地域特色
二胡艺术发展的地域特色可由以下几个视角窥知。
从出版发行的作品看，西北一带的二胡作品主要有《葡萄熟了》(周维曲)、《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陈刚编曲 刘天华移植 刘长福改编)、《牧羊女》(曹元德编曲)、《天山风情》(王建民曲)等。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气候现象、人文习俗，赋予了那里热烈奔放的音乐风格;从旋律音上说，普遍都运用了增二度的音程。
如《葡萄熟了》的倒数第十小节和倒数第二小节,特别是《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一曲，此类情况就更是随处可见。
从节拍上说，也许是崎岖不平的山区小路这一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这一地区的音乐在节拍上多采用八五拍、八七拍、八九拍。
客观地说，像这样的非均分律动节奏，一方面音乐的动感性、舞蹈性强，另一方面增添了特殊的音乐效果。
如《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一曲中多次 应用 了上述节拍。
从演奏技巧上说，这一地区的二胡独奏曲特别注重两手写实性技巧的发挥。
如乐曲《葡萄熟了》的第144小节至151小节，通过左手指的拨弦及右手以同样节奏型的拉奏，形象生动地反映了那里的人们在丰收的时候，打着手鼓，载歌载舞的情景。
这显然与当地人们的生活方式及生存环境有关。
在南方的二胡作品当中，如《山村变了样》(曾加庆曲)、《江南春色》(朱昌耀、马熙林曲)、《姑苏春晓》(邓建栋曲)、《忆江南》(闵惠芬曲)等，同样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气候现象、人文习俗，赋予了这里细腻柔美的音乐特点;从旋律音上说，大都是级进的自然音程，乐曲《忆江南》的主题即是如此。
从节拍上说，似乎由于这里为江南平原的地理条件，使得这里的音乐主题在节拍上常用平稳流畅的均分律动感强的四二拍或四四拍。
从演奏技巧上说，这一地区的二胡独奏曲更注重写意性技巧的发挥。
如乐曲《江南春色》，通过采用江南丝竹特有的滑音、垫指滑音及圆润饱满的音色刻画江南水乡的优美景色。
综上所述，二胡 艺术 发展 至今，笔者认为，对地域性二胡作品的优与劣、演奏技巧的高与低的评价，本没有绝对的标准，凡依据当前流行的审美眼光妄加判断，也不堪作为 科学 的评价。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南北两地的二胡作品风格及演奏 方法 的确存在着不同，则是没有疑义的。
那么，我们应该从什么角度或者说依据什么原理去 研究 二胡艺术中的地域风格或者描述地域二胡现象呢?
第一，地理条件与地域 文化艺术成就不成正比。
就 音乐 中最小的题材——民歌来说，山西河曲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穷乡僻壤，但那里民歌的艺术成就却很高。
尤其在表现爱的艰难、生活的艰辛这些 内容 的民歌，更是震撼人心。
说得远一点，荷兰很小，西班牙很偏，但那里的艺术成就很高。
二胡艺术亦是如此。
浏览近50年来在全国正式出版的约300首作品之中的较为经典的50部作品，不难发现，其中以《秦腔主题随想曲》《蓝花花叙事曲》《陕北抒怀》《调》《红军哥哥回来了》等极富地方特色的、风格浓郁的作品，形成了在 中国 二胡艺术中 影响 较大、分量较重的一大派别体系即“秦派二胡”。
对此，在朱道忠先生的《二胡人文精神之我见》一文中这样说道：“‘秦派二胡’在这个体系中，通过传承、探索、 实践、创新，也以极其感人的风韵别树一帜地高扬于西北风中。此‘风’从黄土地高原向东吹醉了神州大地，国人无不惊异地引颈‘西望长安’，惊觉八百里秦川。”北京是中国 政治 文化的中心，也是音乐艺术最为集中的地方，然而以京风、京韵为主题创作的二胡作品，无论是数量上或是影响力上，尚不及“长安乐派”。
因此,地理条件与地域文化成就不可概而言之。
第二，二胡的地域特色有远近而无高低。
一国之内有中心与边缘的区别，世界范围内也有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区别。
但文化的发展与艺术的特色却不以地域为界划分高低。
不能说发达国家的文化是好的，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是不好的;同样道理，北京的二胡艺术有其非常明显的优势，而其他省市的二胡艺术也有其独特风味和特色，客观地说，各有所长，不分轩轾。
第三，数量标准和质量标准的差异。
艺术的价值主要在于其内在的质量而不在于外在数量。
研究二胡地域现象不仅应该重视作品的数量、演奏的技巧，更应该注重地域二胡艺术所反映的那一方水土、一方文化价值的高度与深度，或曰更应注重其凝练的深刻厚重的文化内涵。
第四，结合时间因素考虑。
空间和时间是不可分的，不同的空间往往承载着不同的 历史 文明程度。
比如17世纪，本是中国封建文化高度成熟的时期，但那时在中国边远地区的人可能仍然处于狩猎文化的阶段。
即使是在科学技术比较发达、 经济 连年出现高速增长的当前，地域之间同样存在着贫富差别。
这说明相同的年代不一定处在相同的文明体系之内。
这样，才能因地域文化差异而产生许多特殊的艺术现象。
二胡艺术亦莫能外。
在二胡艺术的研究中考虑到空间 环境的作用，实则并非新思想。
丹纳在《艺术 哲学 》中认为,艺术作品的产生不仅取决于“ 时代 精神”，也取决于“周围的风俗”，地域研究也不仅仅是研究山川河流，还要研究地区的文化及艺术。
生活在一定地域的人，必然受到这个地域内 自然 与文化氛围的影响。
他们的作品及演奏这些作品的人，甚至非本地人在欣赏这些作品时，都不可避免地存有这种地域文化的痕迹或是想象、感受这个地域的文化。
可以这样说，没有一个人在创作、演奏、欣赏一首细腻悠扬的江南作品时，他所捕捉、感受的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情景。
这是为什么呢?
近些年来中国二胡艺术的研究在发展，但其中的地域性研究是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对地域和空间因素往往不甚关注。
从时间角度研究二胡艺术的发展是天经地义、合情合理的，但这不是唯一的角度。
“历史不仅是河流，河流不仅是一条。历史不但是时间的动态变化，更有赖以存在的空间的静态差异，亦即还有纵向曲线——历史的空间特征及其组合。”窃以为，这一看法甚是符合二胡艺术发展史的研究情况。
如果能从新的角度提出 问题 ，将注重时间的历史性研究与空间的共时性研究结合，可为二胡艺术的研究 工作增加立体而鲜活的气息。
参考 文献 ：
[1]朱道忠 《二胡人文精神之我见》中国二胡 2004年 第2辑
[2]程民生 《开拓历史的空间——历史的地域研究刍议》光明日报1999年6月25日第7版
二胡的艺术魅力论文【3】
摘 要：二胡是我国民族乐器中的一种重要乐器，以其独有的艺术魅力自立于世界音乐艺术之林。
本文以二胡的艺术优长、二胡的艺术成就、二胡的艺术创新为三大理论层面，对二胡的艺术魅力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细致的研究与论述。
力图对于二胡艺术的繁荣发展，提供理性思辨与艺术实践的双重参照系。
关键词：二胡;艺术;魅力;优长;成就;创新
二胡是我国民族乐器中的一种重要乐器，以其独有的艺术魅力自立于世界音乐艺术之林。
研究二胡的艺术魅力，对于二胡艺术的繁荣与发展，既具有重要的理论思考价值，又具有重要的时间参考意义。
为此，本文专门对二胡的艺术魅力作全面系统、深入细致的论述，为之引起关注与讨论。
具体而言，二胡的艺术魅力，可以分解为以下三大层面进行分析与解读。
一、二胡的艺术优长
二胡作为我国民族乐器中一种拉弦乐器，有明显的自身艺术优长。
其一是历史悠久。
二胡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据文献记载，早在唐代，即有“轧琴”，即系北方少数民族奚部落得“奚琴”，这就是二胡的前身。
北宋的陈��在他所著的《乐书》中说：“奚琴，本胡乐也;出于弦鼗而形亦类焉，奚部所好之乐也.盖其制，两弦间以竹片扎之，至今民间用焉。”①到了元代，改用马尾拉奏，《元史。
礼乐志》载：“胡琴，制如火不思，卷颈，龙首，二弦，用弓捩之，弓之弦以马尾。”②明代，二胡已用马尾弓夹于两弦之间拉奏，并有了“千斤”。
清代，二胡出现了各种型制。
“五四”运动以后，经阿炳(华彦钧)、刘天华两位大师的改革，把二胡艺术推向一个新的艺术高峰，使其走向世界。
其二是功能多样。
二胡不仅是一件理想的独奏乐器，也是重奏、协奏、合奏的理想乐器。
不仅可以演奏民族乐曲，还是民族戏曲、民族曲艺、民间歌舞以及弦索乐、丝竹乐、鼓吹乐、吹打乐等不可或缺的伴奏乐器，有的甚至成为主奏乐器。
梅兰芳先生就率先把二胡引入京剧伴奏之中。
其三是音色优美。
二胡音色亲和优美，极富艺术表现力，出现出民族音乐含蓄、婉曲、蕴藉等美学特征。
其四是技巧丰富。
二胡的演奏技巧分为指法技巧与弓法技巧两大部分。
指法技巧又包括揉弦、滑揉、压揉、滑音、颤音等;功法技巧也包括长弓、分弓、连弓、快弓、换弓、换弦、组合弓等技巧，显示出丰富的特点。
由此可见，二胡的艺术优长是全方位的，这是它艺术魅力的基础与保证。
二、二胡的艺术成就
二胡的艺术成就十分显著。
其一是曲目众多，质量上乘，期中有许多艺术精品与世界音乐珍品。
例如人们耳熟能详的《江河水》、《二泉映月》、《听松》、《病中吟》、《光明行》、《赛马》、《良宵》、《山村变了样》、《赶集》、《行街》、《空山鸟语》、《湘江乐》、《江南春色》等等。
尤其是《二泉映月》，1993年被评为“二十世纪华人艺术精品”，并被誉为“国际乐坛十大名曲”之一，已经蜚声中外。
在国内也达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转变。
“作品艺术成就中旋律创作的成功，是不容忽视的，旋律深刻抒情性的美感，这时于后来人对作品的理解和演奏应该有启迪。”③日本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在听到阿炳演奏的《二泉映月》的录音后，禁不住热泪盈眶，激动而虔诚地说：“这样的音乐应当跪着听!”另一首二胡名曲《病中吟》，是刘天华先生创作的10首二胡曲中的第一首，也是他的代表作，1993年也被评为“二十世纪华人艺术精品”。
这首名曲一起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结合充分表现出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深受国人与海外华人的喜爱。
其二是名家辈出、成果辉煌。
杰出的二胡作曲家有阿炳、刘天华、刘文金、赵砚臣等。
杰出的二胡演奏家有阿炳、刘天华、闵慧芬、张韶、张继让、张慧元、张令杰等。
其三是影响广泛，意义深远。
二胡艺术影响到民族器乐、民族声乐、民族戏曲、民族曲艺、民族舞蹈等各个艺术领域，对于打造民族艺术与民族文化，功不可没。
由此可见，二胡的艺术成就是高水准的，这是它艺术魅力的核心与标志。
三、二胡的艺术创新
世界上所有国家、所有民族的所有艺术，都以创新为生命与灵魂，同样，二胡的艺术创新也是二胡艺术的生命与灵魂。
“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事实充分证明，二胡的艺术创新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其一是作品的创新。
如刘文金创作的《三门峡畅想曲》、《长城随想曲》，吴厚元创作的《红梅随想曲》等，都是成功的创新之作。
其二是演奏的创新。
如女子十二乐坊中的二胡演奏员的站立边舞边演奏;赵本山与郎朗的二胡与钢琴混搭二重奏《赛马》;北京“国乐天骄女子乐用与法国钢琴王子理查德・克莱德曼的混搭演奏等等，都令人耳目一新。
由此可见，二胡的艺术创新是深层次的，这是二胡艺术魅力的支撑与动力。
注释：
①②王晓红.民族乐器系统论[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163.
③张慧元.全活二胡(业余)考级作品集诠释[M].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1996：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