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分析：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和国库集中收缴制度共同构成了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是指政府将所有财政性资金都纳入国库单一账户体系管理，收入直接缴入国库或财政专户，支出通过国库单一账户体系支付到商品和劳务供应者或用款单位。逐步建立和完善以国库单一账户体系为基础，资金缴拨以国库集中收付为主要形式的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是整个财政管理制度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和主要内容。法律依据：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国库集中支付业务电子化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第三条 国库集中支付业务电子化管理，应当遵循安全、规范、便捷、高效的原则。
自收自支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不足与完善论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接触过论文吧，借助论文可以达到探讨问题进行学术研究的目的。一篇什么样的论文才能称为优秀论文呢？下面是我为大家收集的自收自支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不足与完善论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摘要： 自收自支事业单位不依赖于财政提供资金支持，自给自足，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然而这种特性也会对财务管理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财务管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自收自支事业单位的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本文以自收自支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中常见的问题为研究对象，从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固定资产管理混乱、预算管理不执行或执行不到位等方面对存在的问题和完善的对策展开论述。
关键词： 自收自支；事业单位；财务管理；问题；对策；
一、引言
自收自支事业单位在市场竞争中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如何抓住机遇，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是其必须面对的战略问题。自收自支事业单位的管理模式决定了其自主能力较强、对地方财政的依赖性较弱的特点。但正是由于监管力度降低，很容易出现财务风险，在一定程度上也直接或间接影响了自收自支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质量。对于自收自支事业单位而言，只有通过不断提升财务管理水平，才能够应对激烈市场的.竞争，才能真正实现单位的长期稳定发展。本文对通过自收自支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中常见的问题以及相应的完善对策这两个方面进行研究。
二、自收自支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重要性
1、有助于提升营利能力
自收自支事业单位属于我国行政事业单位分类中的一种，虽然从组织机构和人员编制等方面与其他类型的事业单位相似，但在经济来源方面需要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收自支事业单位由于不需要或仅有少量的财政拨款，从资金使用的角度来看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但是从财务管理的角度仍然需要受到政府主管部门的监督与管理，其经营模式更加趋向于企业，需要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
2、有助于推动可持续发展
自收自支事业单位又不同于企业，还需要兼顾社会效益、为民服务等公共职能。随着事业单位的深化改革，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等各项要求，结合政府会计制度改革，目前事业单位已建立起预算体系、政府采购制度、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等机制，而部分自收自支事业单位由于对改革认识不足，缺少相关的管理经验，在实际财务管理工作中存在一些问题限制或制约了单位的可持续发展，亟待研究解决。
三、自收自支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
1、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
内部控制是财务管理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关系。内控制度的健全与否，影响单位财务管理的状况。然而在自收自支事业单位中，由于种种历史或现实原因，缺少对内控制度的深入研究和优化，久而久之形成了会计基础薄弱、财务管理组织结构不完善、财务管理职权不明晰等现象，使得内控制度无法充分发挥作用。
单位业务流程不完整，业务环节不明确，就无法准确识别业务风险点，就无法有针对性的制定各项内控制度。如果一些重要的业务环节没有制度可依，就会增加经济利益流出的风险。同时很多单位由于部门人手短缺会出现职责交叉、无法做到不相容岗位相互分离的情况，例如一些关键岗位长期不轮岗，采购业务合同拟定和审核由同一人操作等。岗位职责不清无法形成相互牵制、相互监督的平衡局面，也容易产生舞弊现象。另外财政部门对于自收自支事业单位的自有资金监管不严，外部监督不到位，也容易使得内控制度得不到有效的实施和评价。
2、固定资产管理混乱
自收自支事业单位固定资产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由财政经费拨款购买；二是由自有资金购买；三是由专项经费购买。其中，自有资金购买是自收自支事业单位购置固定资产的主要形式。由于资金使用上的特殊性，使得固定资产购买审批流程不严格，随意性较强，极易造成固定资产浪费。而购入之后，没有明确的资产管理部门和责任人，入库和领用缺乏相应手续，造成资产使用状况不明。每年末，不及时进行固定资产盘点，造成账实不符，资产流失严重，无法追究责任。部分自收自支事业单位存在着会计核算不规范的现象，采购达到一定金额标准的办公用品等不按固定资产核算，而列入当期支出中；同时对固定资产没有依法计提折旧，随着使用年限的推移，账面价值与实际价值严重不符，造成账目混乱、财务数据失真。
3、预算管理执行不到位
因自收自支事业单位自身特点等原因，预算管理方法很早就已经被引入财务管理工作，但产生的效果却并不太理想，预算管理浮于表面。究其原因，首先对预算管理缺乏正确认识和全面理解。从单位管理者到各部门员工对于预算管理的认知大多停留在表面，将预算管理与财务工作混淆，简单地认为预算编制工作应该由财务部门独立完成，和其他部门工作没有关联。由此导致预算结果信息失真，数据偏差较大，预算无法执行。其次，缺乏有效的预算管理制度和监督机制。在预算执行过程中，没有按照预算严格执行，导致严重超支；未经审批随意调整预算项目，甚至出现无预算状况；预算和决算相互脱节，造成预算管理效率低下、执行不到位、评估结果无法运用到实际之中，从而影响了预算管理监督。
四、自收自支事业单位完善财务管理的对策
1、健全内部控制制度
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是财务管理规范有序、高效运行的重要保证，同时也是自收自支事业单位目标实现的长效机制。健全内部控制制度，有助于提高风险防范能力，及时有效的查找各项规章制度在执行中出现的问题并及时调整，确保财产物资的完整性和安全性。
自收自支事业单位的经营范围越来越广，随着业务环节的增多，往往很容易忽视每个环节可能存在的风险。单位必须认真梳理业务环节，明确好每个业务风险点，始终将风险防范贯穿于财务管理工作全过程。对于不相容岗位实行分离控制。对于各项经济业务，必须经过授权审批控制。自收自支事业单位要通过内外部审计相结合来强化监督职能，定期针对内部控制设计和运行的有效性进行评价，以评价结果作为单位部门和个人绩效考评的依据。必要时还可以聘请有资质的第三方审计机构针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审计和监督。通过一系列风险排查，及时掌握控制风险点，了解最真实的财务运营情况，有效推进自收自支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建设和实现控制目标。
2、提升固定资产管理水平
固定资产为提高自收自支事业单位效益和收入方面提供有力的物质保障。固定资产出现管理混乱的首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必要的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使各项业务工作有章可循、有据可依是做好固定资产管理工作的前提条件。
在固定资产购置前，应分析是否属于必需购置资产、是否有重复购买的现象、资产规模和价格是否在采购标准以内等，做好前期的可行性分析和调研，避免浪费资金。在固定资产使用过程中，重点加强实物管理，建立固定资产台账系统，由不担任会计岗位人员负责固定资产专项管理，定期或不定期对固定资产的使用状况进行跟踪。同时还要建立固定资产盘点制度，包括每年末定期盘点和不定期抽查盘点。通过盘点可以检查固定资产实物与账面是否一致，实现对固定资产的动态管理；在盘点的过程中，也可以对固定资产的使用状况有更全面的了解，便于后续管理。另外，在固定资产核算方面，财务人员要规范处理，对于固定资产的入账价值、折旧年限、报废残值等应严格按照政府会计制度规定执行。将规章制度和日常监督管理有机结合才能提升固定资产管理水平。
3、加强预算管理执行力
通过加强全面预算的执行力，可以有效提高内部财务管理水平。作为单位管理者要带头贯彻预算执行，各层级管理人员和全体职员都要参与预算管理工作，提高对预算管理的重视和关注度，尽可能为预算工作的开展提供相应的资源。各职能部门也要密切配合预算执行部门开展工作，建立良好的内部沟通协调机制。出现问题时，预算执行人员与各部门业务人员商榷沟通，确保在预算执行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问题能及时解决，为推动预算工作的高效开展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为保证预算的执行力度，防止发生预算超支和随意变动现象，提高预算方案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就要制定严格的预算标准和规范。同时还要对预算执行情况实施监督考核，区分预算执行率完成较好的、一般或因人为因素造成预算方案不准确而需要修正的情况，纳入部门和个人绩效评价系统，通过量化考核指标，激励预算人员切实履行自身职责，加强预算管理执行力，降低财务风险。
五、结语
财务管理是自收自支事业单位内部管理的重要内容，提升财务管理水平对于促进自收自支事业单位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自收自支事业单位在开展财务管理工作时要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加强管理者和员工对财务管理的认识，为各项工作营造所需的环境氛围。还要不断健全内部控制制度，提升固定资产管理水平，加强预算管理执行力，确保各项财务管理工作落到实处。同时还要不断探索提升财务管理工作水平的良好途径和方式，促进财务管理发挥出更大的价值和作用，为长期可持续稳定发展奠定夯实的基础。
六、参考文献
[1]胡铭.自收自支事业单位全面预算管理探讨.时代经贸,2020(13).
[2]林涛.内部审计视角下自收自支事业单位内控建设与策略分析.行政事业资产与财务,2020(03).
[3]施贞屹.我国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财经界(学术版),2019(09).
[4]李芳.自收自支事业单位推行管理会计的探讨.纳税,2018(02).
[5]王玺.浅谈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现状及应对措施.财会学习,2018(21).
2009年，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取得了新进展。国库集中支付改革全面深化，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国库集中支付范围不断扩大，公务卡改革全面推行，国库集中收缴改革进展顺利，预算执行动态监控效果日益显现，有力促进了财政改革与发展。 2010年，财政部门将进一步深化完善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一是健全国库单一账户体系。加强财政资金专户管理，研究制定强化地方财政资金专户管理指导性文件。加强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管理，逐步将其纳入动态监控管理范围。二是完善国库集中支付运行机制。进一步加大县级国库集中支付改革的推进力度，加快会计集中核算向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转轨工作进度。继续扩大中央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国库集中支付范围，建立健全中央专项转移支付资金运行管理新机制。推进公务卡改革。三是完善国库集中收缴运行机制。进一步扩大非税收入收缴管理改革范围，推进有非税收入的中央部门及具备条件的地方执收单位全部实施改革；进一步完善非税收入收缴程序和相关制度办法，建立统一规范的非税收入收缴制度体系。全面推进电子缴税横向联网，力争到2010年底所有省份都实行横向联网。四是完善预算执行动态监控机制。进一步推进动态监控系统的创新发展，着力推动建立覆盖各级财政的一体化预算执行动态监控机制。
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是以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技术为依托，需要有一个准确、及时的银行结算系统作保障。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是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主要控制目标和依据是财政预算指标，没有功能强大、快速的财政预算管理和信息反馈系统是无法实现的。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还涉及财政部门、预算单位、商业银行之间的工作流程的改变及利益关系的变化。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过程中许多工作需不断磨合、不断完善。1、网络接入方式成本太高，技术方式有待突破。大多数预算单位采用通过MODEM拨号的连接方式接入国库集中支付系统，速度慢、稳定性差，影响国库集中支付效率，并且MODEM这种硬件设备随技术进步而淡出市场。采用VPN方式接入，成本高昂，以省水利厅淮河局为例，16个预算单位增加办公成本2.88万元（固定包月费150元/月×12个月×16个单位），如此计算，安徽省级预算单位增加办公成本上百万元。为加快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及财政一体化建设，应提供一种广泛和安全的接入服务，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使用任何设备，通过任何网络连接，都可快速接入国库集中支付系统。2、商业银行的既得利益被打破，服务质量有待提高。现行的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商业银行减少了信贷资金来源，并且零余额账户代理银行网点要先垫付资金，再由代理银行分行汇总各网点的垫付款项后统一与人行国库单一账户清算，清算环节越多，资金在各账户周转的手续越多，资金支付速度就越慢。结算过程中存在个别开户银行人为设置保障，款项不能及时结算；或由于技术原因，零余额账户开户银行不能打印直接支付入账通知书、财政授权支付入账通知单等会计原始凭证。3、提高预算编制水平，继续加强预算执行的监督力度。真正实现公共财政、财政一体化战略、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预算的编制是根本。通过实行综合预算、零基预算、早编细编预算，加强了预算管理，从而实现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经济稳定及经济发展的职能。目前，国库集中支付，财政资金支付给供应商或劳务提供者前，对预算单位提供的资金申请、购销合同、商品供应者或劳务提供者的资质及收款账户等的真实性，缺少审核鉴定环节；各厅（局）年度预算中补助市县的项目，经费划转至市县财政后，省级国库集中支付系统无法监督该项经费的支付情况。另外，国库集中支付制度仅作为财政资金支出去向的一种监督控制手段，对预算单位其他资金的来源、去向的监督管理力度不够及时。我国应在“收支两条线”、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等相关政策的基础上，借鉴国库集中支付系统的成功经验，尽快开发统一的“国库集中收付”系统。并逐步建立以国库集中收付系统为基础、以信息化技术为支撑的预算执行动态监控机制。逐步拓展预算执行动态监控范围，要将监控范围逐步扩大到预算单位的所有资金。要逐步完善预算执行动态监控运行机制，以实时动态监控为重点，建立起综合核查、动态监控信息披露、监控检查通报、处理整改相配合的监控运行机制，从而提高预算的执行力、约束力。4、加快财政一体化战略的实施步伐，充分发挥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协同效用。加强财政国库管理信息系统建设规划，加快信息系统建设步伐。各级财政部门将国库集中支付、非税收入收缴管理、政府采购管理、财政决算等系统整合，将财政、税务、人民银行国库网络实行横向联网，建立联网信息系统，实行税款信息共享。实现各级财政非税收入分成信息的实时交换、收支信息及时汇总以及决算信息的及时生成。各级财政国库部门要与本地技术管理部门密切配合，建立健全财政国库管理系统的实施及日常维护队伍，保障国库改革与管理业务的顺利进行。
国库集中收付制度主要包括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和收入收缴制度两方面。主要内容包括：1、财政统一开设国库单一账户；2、所有财政收入直接缴入国库，3、财政支出通过国库单一账户体系，以财政直接支付和财政授权支付的方式，将资金支付到商品和劳务供应者或用款单位。如果是多选的话，应该选AB ，如果是单选的话，建议选B
公允价值会计研究 ,写这个，网上的素材多了去了。自己搜搜
对不起了！我无能为力，请另请高明吧！ O(∩_∩)O~ (*^◎^*)
服务行政——21世纪中国行政管理的方向选择 【内容提要】政府的产生源于人民的公意达成和公意授权，这就决定了行政管理的服务性质。21世纪，服务将是行政管理职能的必然选择。为公民服务，为国家服务，为社会服务，将是行政服务的主要对象；而效率与效益，将是行政服务的价值取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判断行政服务的标准，则看其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加国家的综合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最终依据将是用“人民是否满意”这个尺度来衡量。【关 键 词】行政管理/服务/衡量尺度 21世纪，以服务为方向的中国政府职能选择将成为一种必需和必然。政府将按照企业化的方式努力为公民、为国家、为社会服务，并自觉把“效率”和“效益”作为自身服务水平的内在评判尺度，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外在的评判尺度。 一、服务：21世纪中国行政管理的职能设计 管理在本质上就是服务，服务理所当然成为政府职能的必然选择。21世纪中国政府必然也应树立“小政府、大服务”的行政理念，进行职能的再设计。 1.管理就是服务 管理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本质上管理与服务是统一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主体产生分化，并逐步形成群众组织（包括国家），各组织内部及各组织之间都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各组织成员为避免无谓的消耗，以最少成本换取最大利益，相互订立契约，把自身的一部分权利让渡出来，形成公共权力，由全体成员选举的少数代表掌握。掌握权力的少数人根据其成员的要求，管理公共事务，维护组织及其成员的利益。同时，各组织之间也基于同样原因签订盟约，把部分权力交给凌驾于其他组织之上的组织（国家政府），管理全体社会的公共事务，维护社会秩序，进而维护整个社会的利益。管理的实质，就是利用组织及其成员赋予的权力为公众利益服务。因此，从本质上讲，管理就是服务。 2.服务是政府职能的必然选择 政府是公民间契约的产物，它在本质上是一种为公民和社会共同利益服务的组织。随着社会的发展，它日益脱离并凌驾于社会之上，但这种服务性质不可能改变，只不过是服务的对象不同而已。政府最根本的职能仍然是服务职能。政府作为众多社会组织中的一种，也是为社会需要而存在，为社会利益而存在。因而，它必须为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服务，为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服务，而不是相反。政府行政在理论上不仅仅是单纯的管理制行政，而应是为社会和公众提供服务的行政。服务是政府的首要职能。现代西方各国政府的职能再设计也正是出于这种选择。 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各国行政管理陷入信任危机，引起了国际性的公共管理改革，要求政府的职能进行重新定位和设计。西方各国通过多方面探索，最终选择了服务职能，实现了由过去重管理控制轻服务、“以政府为中心”到开始注重公共服务、“以满足人民的需求为中心”的转变。中国的行政管理，离不开国际公共行政发展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特殊性，更何况中国政府本身就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此，最终实现政府职能的方向性选择，就成为一种必需和必然。 3.转变观念：“小政府”与“大服务”服务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成为政府职能的必然取舍。但我们的政府仍然习惯于全面干预，强调行政管理。这首先是因为，我们的各级领导行政人员及公民本身还没有意识到政府就是服务机关，政府的职能就是为公民、为国家、为社会服务。我们的政府仍然习惯于“全能”角色，不该管的也要管，结果什么都管不好。我们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也习惯于政府的全面干预和行政控制，不仅不争取自己应有的权利，而且对政府过分依赖。公民更是“势单力薄”，一味指望政府能“为民作主”。一方面权力主体没意识到自己的权力，自然也不对政府提出什么要求；另一方面，政府最大限度地行使自己的权力，忽视了权力主体的权力。现代政府职能的转变首先要求政府树立新的行政理念，从制度和体制及运作机制上，使行政管理为公共利益服务。其次，还要求权力主体观念也要有所转变，要认识自己的权力，争取自己的权力，限制政府的权力，主动要求政府提供服务，最终实现“小政府、大服务”的理想格局。 二、政府该为谁服务 既然服务是政府职能的必然选择，那么，政府到底该为谁服务呢？ 1.为公民服务 从政治学角度理解：“契约理论”认为，政府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公民与政府、公民之间的政治契约的基础上的，政府的一切权力来自公民之间的契约或公民与政府之间的权能委托，政府应保护全体公民的公共利益，维护和平的社会秩序，充当公民的忠实“奴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否则，公民有权收回委托之权能，选举出新的政府。众所周知，政府机关本身并不直接创造社会财富，它们的运转和活动靠公民所交纳的赋税支持，公职人员靠纳税人来供养，公民是公职人员的“衣食父母”。政府为公民服务，反映公民的意愿，为公民利益尽心工作，完全是应有之义，应有之举，而非政府单方面的“恩赐”。 经济学尤其是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理解模式。经济学理论认为，政府管理过程就是基础设施、治安、政策、法律等公共产品的生产过程。而公民则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消费者，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以尽可能高效率、高质量的公共产品的生产与服务争取消费者的支持〔1〕。 按照这种理解，政府不仅要为公民服务，而且要提供尽可能好的服务，否则，就难以赢得公众的支持，从而失去存在的基础。 各种理论虽然理解的角度不同，但它们都证明了这样一个观点：政府必须为公民服务。 2.为国家服务 行政管理是国家发展的产物，它通过自身的管理活动来发挥、实现国家的职能，执行国家的意志。它不可能脱离国家而独立存在。任何行政管理活动都服从于国家、服务于统治阶级。行政管理在本质上是为国家服务的，政府代表并为国家的利益开展活动。 任何国家都有安全的需要〔2〕，从内外两个方面表现出来。 内部安全是统治阶级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防止政权丧失，保持国内稳定。政府为实现内部安全，维护统治，一方面要代表国家利用暴力工具强制被统治阶级服从国家的意志、法律和政策，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另一方面则采取改善福利等措施协调和缓解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保护内部的安全和稳定，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外部安全就是要保证主权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受它国侵犯，维护国家的尊严。政府代表国家通过外交、战争等方式实现国家的这种安全需要。 在内外安全和稳定的政治环境下，统治阶级还要努力发展本国的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事务，以巩固自己的经济基础。政府通过执行经济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职能，为国家经济文化等发展服务。当然，政府代表国家与它国开展经济和科技等方面的竞争，进行综合国力的较量，也是政府为国家服务的应有之义。 3.为社会服务 政府职能除了为国家服务和具有强制性的一面之外，还具有为社会服务的非强制性的一面，这是由国家和社会关系决定的。专制社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出现了颠倒，国家日益凌驾于社会之上，对社会超常控制。现代民主社会，才真正体现了社会决定国家，国家按照社会的指意运作的内在涵义。国家与社会的这种关系“具体化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权组织与社会、国家机构与社会民众的关系。一句话，是上层建筑服务于经济基础的关系”〔3〕，所以， 国家要为社会服务。政府则代表国家执行这种服务职能，这种服务具体表现为政府为市场服务，如“培育市场体系、制定市场规则、维护市场秩序、进行宏观调控、克服市场缺陷”等；为企业服务，即“统筹规划、掌握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检查监督”；为社会良性行为服务，如：环境保护、治理污染、维护生态平衡、制定法律和制度、保障公共安全、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为公民服务，如提供公共产品、保障公民权益。 三、21世纪中国政府：掌舵而非划桨 “今天我们政府失败的主要之处，不在目的而在手段”〔4〕。 政府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以何种方式提供服务，是我国各级政府必须思考的关键问题。 1.掌舵与划桨 现代国家的政府，既具有决策与指挥的职责，又具有执行和操作的职责。如果把决策、指挥比作“掌舵”的话，那么具体的服务执行就是“划桨”。掌舵是一种方向性、目标性的引导，而划桨则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从另一方面来理解，“掌舵”是政府方针政策等宏观方面的服务，而“划桨”则是具体的服务。 2.掌舵而非划桨 彼得·德鲁克在《不连续的时代》一书中说：“我们面对的不是‘国家的逐渐消亡’。相反，我们需要一个有活力的、强大的和非常活跃的政府。但是我们面临着选择，选择一个庞大的但软弱无力的政府，还是选择把自己局限于决策和指导从而把‘实干’让给他人去做的强有力的政府”。我们需要一个能够以治理而实行治理的政府。这不是一个‘实干’的政府，不是一个‘执行’的政府，这是一个‘治理’的政府”〔4〕（P25）。当代管理者也认为：“任何想要把治理和‘实干’大规模地联系在一起的做法只会严重削弱决策的能力。任何想要决策机构亲自去‘实干’的做法也意味着‘干’蠢事，决策机构并不具有那样的能力，从根本上说那也不是它的事。”〔4〕（P64）政府不是“实干”的机构，而是“决策机构”。因为“政府并不善于划桨”〔4〕（P32），政府的职责只能是“掌舵（决策）”而非“划桨（实干）”。政府的义务是保证服务提供得以实现。 3.满足公众的需要 政府是决策机构，如何掌舵，即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并不能由政府自身说了算，而要根据服务对象，尤其是政府服务的直接受益人——公众的要求而确定。 政府使用纳税人的钱，为公众服务，理应“以顾客为中心”，按照公众的要求提供公共服务，满足公众的需要，就是说政府的服务要面向公众，而不是面向权力；政府对公众的利益、需要和要求应具有灵敏的反应能力；政府的一切活动要围绕着公众的切身利益，树立“公众至上”意识，一切以服务对象的满意为标准。 4.把竞争机制注入到提供服务工作中去 政府服务也是一种经济行为，需要进行收益——成本分析，只有其收益高于成本才是合理的。因此政府服务也存在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要求。在政府服务中引入市场机制，把竞争注入到政府服务工作当中将有助于实现政府服务“低成本、高收益”的预期。同时，这也是满足公众需求、提高服务质量、打破政府垄断的有效途径。 政府服务中引入竞争机制，主要考虑三个方面。一是政府内部的竞争。在政府同类部门中政府雇员以及为政府服务的机构，如印刷、会计、采办、通讯数据处理，车队、修理等之间开展竞争，可以解开官僚主义的死结。二是政府与私营部门的竞争。在一些由政府垄断的服务中，如交通、电信、邮政、水电等引入竞争机制，打破政府垄断，给政府形成竞争压力，迫使服务质量的提高。三是私营部门之间的竞争，把一些政府可以撤手不管的服务，诸如清除垃圾、城市环卫、医疗卫生、职业培训等通过招标方式出租或承包给私营部门，实行“有偿服务”，由市场来完成，可减轻政府负担，以便政府更好地“掌舵”。 竞争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但至少能使我们的政府服务质量有所改观。 四、效率与效益：政府服务的价值评判 行政效率与效益是行政服务的核心问题，贯穿于行政服务的各个环节，是全部行政活动追求的目标，也是检查政府工作质量的客观标准，政府服务的好坏都要经过效率与效益这一对价值判断标准的检验。高效率基础上的高效益是良好行政服务追求的目标。 1.效率与效益的可比性 广义的行政效率是质与量的统一，包括质量和数量两个方面的规定性。数量上的规定性，是指行政服务总产出与总投入的比率，即所谓狭义“效率”；质的规定性，是指行政服务的社会和政治价值，看其是否达到了有益于社会，能够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既定价值目标，即“效益”，这是对行政效率的社会性评价。 “效率”（狭义）与“效益”虽同为行政服务的价值评判标准，但二者并非完全一致，或者说，二者之间具有某些可比性。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只注意到二者的一致，却忽略了它们的区别。“效率等于效益，效率越高，效益越高”，这话包含了部分真理。在一般情况下，人们从效率中获取相应的效益，二者成正比。但问题还有另一面，如果行政服务活动远离了原定目标，或给社会带来不利影响，其效率越高，结果就越糟。这表明，效率越高，效益也可能越低，甚至成为负值，在一定条件下，两者成反比。只有当两者以最恰当的方式结合起来，并产生最佳值，效率与效益才可兼得。否则，为片面追求效率，而忽视行政目标的正确与否，会给国家、社会和人民的利益带来重大损失。 2.短期与长期的统一性 衡量行政工作的真正效率与效益往往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作出恰当的评价。有些行政活动刚开始，效率或者很差，效益很不明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条件的日趋成熟，效率会逐步提高，效益也会日益明显，并最终变得极为可观。因此，对效率和效益的追求，不能只看眼前，仅在短期效率和效益上作文章，还要顾及长远利益，更不应为片面追求短期的效率和效益而损害长期的效率和效益。任何放弃长远效率和效益的行政行为，都不可能真正实现行政服务的高效率和高效益。所以，对效率和效益的考察，既要看到眼前，又要防止急功近利。在相当多的行政服务领域，例如环境保护等，更应把眼光放长远些，把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结合起来，实现行政服务的短期与长期效率和效益的统一。 3.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以“人民满意”为尺度 效率和效益的统一及二者长期性的统一，都只是政府服务的价值评判原则问题。对于政府来说，终极目的是要实现效率基础上的高效益。究竟什么样的服务才是高效率基础上的高效益，则有一套客观的判断标准和尺度：就是看政府服务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最终依据“人民是否满意”这个尺度来进行衡量。 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的生产力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需要”，落后的生产力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这种现实也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语）。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来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切工作是非得失都要根据“三个有利于”标准进行判断。我国的政府是服从和服务于这一根本任务的，其服务质量的优劣，服务效益的高低，最终也要看是否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增强了综合国力，是否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三个有利于”是一种实践标准。政府的服务是否达到了这一标准，最终要依据“人民是否满意”这个尺度来衡量。政府服务是否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是否能让广大人民群众得到真正的好处……都主要看“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这是对政府高质量、高效率和高效益服务的最具权威性和决定性的价值评判。【参考文献】 〔1〕何小随． 论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是行政体制改革需要处理的基本关系〔J〕．地方政府管理，1998（10）． 〔2〕威廉·冯·洪堡．论国家的作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3〕王振海．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J〕．新华文摘，1998． 〔4〕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 12回答者： sx754455501
韦庆远、柏桦《中国政治制度史》（第二版）2005年3月吴宗国：《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李治安、杜家骥：《中国古代官僚政治》，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白钢：《中国政治制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楼劲、刘光华：《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周良宵：《皇帝与皇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徐连达、朱子彦：《中国皇帝制度》，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刘泽华：《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1年。吕思勉：《中国制度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91年。马克垚：《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学林出版社，1997年。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黄留珠：《中国古代选官制度述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阎步克：《职位与品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华书局，1963年。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吴宗国：《盛唐政治制度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关文发、颜广文：《明代政治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法律出版社，2003年。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通史》（1--10）人民出版社 1996年余华青：《中国宦官制度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年6月陈茂同：《中国历代选官制度》华东师大出版社 1988年3月左言东： 《中国古代官制》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5年5月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 1999年张晋藩：《中国政治制度史》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1987年张创新：《中国政治制度史》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年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三联书店，2000
政治是社会交往不断发展的产物，是社会交往不断趋于规模化、标准化、程序化、清晰化、精确化和条 文化 的结果。下面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政治论文格式参考文献，大家快来跟我一起欣赏吧。 政治论文格式参考文献 一、论文格式必须包含如下六大要素： 论文标题、论文作者署名及其单位、中文摘要及关键词、英文摘要及英文关键词、论文正文，最后是论文的参考文献。这是论文格式的六大要素，是任何论文都必须要包含的内容。 此外，在不同学术领域，其论文还有其他一些内容，比如论文致谢、论文封面以及 毕业 论文要写明指导老师等。 最后，不同的学术研究或者编辑出版机构，对论文格式也有自己的一些要求。 二、论文内容必须按照论文格式要求进行编辑排版： 论文除了要包含如上六大要素之外，还有按论文格式要求对论文内容进行编辑排版，比如纸张大小、标题居中、段落缩进、列表编号、字体字号等。在信息化时代，这个要求更为迫切。 论文格式化之后，内容条例清晰，结构一目了然。 政治论文参考文献 政治安全与政治体制改革 在民族国家作为国际交往和处理国内事务首要主体的条件下，国家安全尤其是政治安全，不仅关系到一个民族的兴衰，而且直接关系到每个国民的切身利益和福祉。当前中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各种矛盾和问题错综复杂、相互交织，维护政治安全，保持政治稳定，对于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对于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一、政治安全及其影响因素 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指在一定环境和条件下，国家主权、领土疆界、民族尊严、意识形态、价值文化、国家制度和权力体制等方面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自主，并免受各种干扰、侵袭、威胁和危害的能力和状态。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最根本的象征，是国家利益的最高目标。只有当政治安全获得保证的条件下，才能有效地谋求和维护经济、科技、文化、社会、生态等其他领域的安全。一般认为，政治安全的内涵主要包括国家主权安全、政治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和社会政治秩序安全等四个要素。对于中国来说，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实现政治安全的根本保障。政治安全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其他领域的安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其中经济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的组成部分)，对政治安全产生着尤为重要的影响。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经济出了问题，政治也会出问题。从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看，在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矛盾比较尖锐的情况下，由天灾导致的饥荒和民不聊生，往往会成为引发农民起义的直接原因。从西汉末年直至清朝中后期，历史一直围绕着经济领域的治乱循环为轴心旋转着。即使是现代社会也难以逃出这条铁律的规制。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印尼经济陷入困境，引发政治危机，导致统治印尼32年的苏哈托政权于1998年倒台。同样，南美的庇隆、皮诺切特、藤森等政权兴衰乃至苏东剧变，其动因也都在于经济领域的危机。有鉴于此，邓小平在 总结 新中国成立以来 经验 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等论断，明确指出了经济发展对于保持政权稳定和政治安全的决定性影响。当然，另一方面，政治安全问题也可能反作用于经济安全领域，这在苏东剧变以来的原社会主义国家、近年来的泰国、菲律宾以及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家的现实政治中都可以找到很好的反面例证。总之，在思考经济安全与政治安全的关系时，完全可以将其视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在国家安全领域的投射。 意识形态既是政治安全的组成部分，也是影响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任何一个政权，除了依靠国家机器和经济利益两手来维系，统治阶级倡导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能否为多数民众接受和尊奉，也是保持政权稳定的重要因素。清代学者龚自珍有句 名言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说的就是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对政治安全的重要影响。毛泽东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说的也是同样的道理。对于每一个执政党或执政阶级而言，能够产生立竿见影功效的是暴力工具和直接与民众自身相关的经济利益要素，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可能是最不容易引起足够重视的政治安全要素，因为政治安全的积极影响是以一种潜移默化的形式反映出来的，需要长期持续的资源投入和对政治文化、社会舆论前沿的跟踪和引导，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历史上许多执政集团丧失政权是始于丧失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或公信力。 二、人民利益与政治安全 决定一国政治安全的根本因素，是人民的拥护和支持。那么，一个政权或执政党如何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呢?说到底，就在于它能不能给人民带来利益和福祉。如果能带来利益，人民就拥护，政权就巩固;如果会损害人民的利益，人民就反对，政权就不稳固。我们可以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中加深对这一规律的认识。 1949年以前，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饱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欺凌，国内政局不稳、战乱不止，国家积贫积弱，人民颠沛流离。摆脱任人宰割的屈辱地位，结束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是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之所在。谁能带领人民实现这个任务，谁就维护了人民的利益，就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推翻了三座大山，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得到了人民的拥护。所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国家统一、政局安定以后，就要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新中国成立后，党带领人民迅速医治了战争创伤，国民经济得到快速恢复发展，整个国家呈现出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局面。但由于受特殊的国际环境影响，加上极“左”思想在党内泛滥，党的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没能得到有效贯彻。运动接连不断，经济建设受到严重干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没能充分发挥出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果断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 ““””，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了生产力。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社会之所以能够稳定快速发展，国家政治安全，从根本上讲，还是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各项政策。 在人民富裕起来的同时，只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持社会的公平正义，才能在中国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一方面继承了邓小平使人民富起来的历史使命，继续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另一方面，致力于解决富起来以后出现的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腐败现象蔓延等问题，保证社会公平，实现共同富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党的建设的创新发展，也是对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创新发展。 如何在国家发展和人民富裕起来以后，让社会更公平、更和谐，人民过上更有尊严的生活?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问题难度更大，任务更艰巨。以胡锦涛同志为的党中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庆祝建党90周年讲话中，胡锦涛进一步指出，“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指引、评价、检验我们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解决好经济社会发展起来以后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解决好人民群众的利益问题。在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只要始终坚持代表人民根本利益，防止党员干部脱离群众，国家就能长治久安，这已经成为了全党上下的共识。 通过上述不同历史时期党中央的重要理论和实践成果，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找出一条贯穿其间的红线——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体系中，以人民利益为最根本出发点，是党始终没有动摇过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党才可能克服那些难以克服的困难，在确保社会主义政治的人民性本质的前提下，不断夯实政治安全的基础。 三、政治安全与政治体制改革 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影响政治安全的因素，可以按矛盾性质分为两大类：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包括西方敌对势力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及国内颠覆势力和国家政权之间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又可以分为人民群众之间的利益矛盾，以及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 显然，当前影响中国政治安全的重要因素，是人民内部矛盾。在改革开放30多年时间里，中国走过了西方国家几百年走过的道路，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使矛盾和问题在短期内集聚。应该说，这些矛盾绝大多数是由于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引起的，是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短期内难以根本解决导致的，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虽然这些矛盾是在全体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但如果不能引起重视并及时予以化解，就有可能不断积累甚至激化，同样会动摇党的执政地位，影响中国的政治安全。因此，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巩固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和实现国家政治安全的一项根本任务。 而在人民内部矛盾中，对政治安全影响最大的，是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所谓的干群关系、党群关系。在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府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从根本上讲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但在具体单位、具体问题上干群矛盾、党群问题是存在的。关键是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和干部要善于体察民情，及时发现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并努力做好工作，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及时化解人民群众的不满和情绪。只要党和政府真正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就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即使工作中有缺点和不足，也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谅解。 为了防止党夺取政权后蜕化变质，重蹈历史上封建统治者的覆辙，中国共产党人很早就对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安全问题进行了探索。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同民主人士黄炎培进行了著名的窑洞谈话。黄炎培提出，共产党如何跳出“其兴也浡焉，其衰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国家保证政治安全的根本途径，在于实现民主。毛泽东在窑洞谈话中提出民主，实际上包含了两层含义： 第一，人人起来负责。就是要真正让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管理，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这也是真正的民主的含义。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也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党的十七大 报告 也明确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建党90周年讲话中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正确道路。” 第二，人民监督政府。现代国家，特别是对于大国来说，除了在基层和一定范围内实行直接民主、协商民主，在整个国家层面，主要还是实行间接民主、代议民主，即人民通过行使选举权，将权力交给选出来的政党和民意代表，由政党组成政府，来代表人民行使管理国家的职责。任何国家要发展、要稳定，都离不开政府，离不开公共权力。但权力一旦失去监督，就会腐化变质，损害人民的利益。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英国学者阿克顿提出：权力导致腐败，失去有效监督的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古今中外无数的事例证明，不受约束的权力，是腐败和暴政的根源，也是影响政治安全的根源。让人民监督政府，用权利制约权力，是防止权力腐化变质，危害人民利益，进而影响政治安全的最有效办法。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从中国的现实看，权力腐败、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严重损害了群众利益，已经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是当前社会矛盾尖锐、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的根源，并直接影响国家政治安全。遏制腐败，跳出历史周期律，确保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安全，说到底就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就是要坚定不移地坚持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解决权力来自人民同时又服务于人民的问题，解决权力受到应有的监督和制约问题。一是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就要满足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社会事务管理的愿望，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真正把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的民主权利落到实处。要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 渠道 ，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二是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政府。制约权力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方面是以权力制约权力，强调政权内部的分权制衡;另一方面是以权利制约权力，用人民的权利制约政府的权力。为此，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既要学习借鉴世界各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有益经验，更要结合中国实际，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做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健康发展的保证。这里特别要强调两点：一是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并不矛盾，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从历史和现实看，在中国，只有共产党能够从根本上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领导中国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从中国正处于剧烈变革的情况看，要保持政局稳定，更需要一个有权威、有力量的政党来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二是在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中，是否有效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是衡量党的领导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在党的领导下，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坚持依法治国，不断提高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水平，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成功的现实路径，也是确保政治安全的关键所在。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看了“政治论文格式参考文献”的人还看： 1. 标准学术论文参考文献格式 2. 参考文献学术论文格式要求 3. 标准学术论文参考文献格式模板 4. 毕业论文参考文献国家标准 5. 2017届高校行政管理论文范文参考文献 6. 参考文献格式学术论文
秦王朝实行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 全国实行郡县制, 将权力收归中央, 皇帝成为全国的最高统治者, 结束了以前的分封割据局面。可以这样说秦汉时期是我国政治制度的形成时期。隋唐宋时期, 从隋开始, 中央开始确立以三省六部为核心的中央政权机构, 到唐宋时进一步完善, 成为日后中国封建社会中央政府的基本政治结构。 三省指尚书省、门下省、中书省(隋时为内史省)。其中尚书省负责国家政务的执行, 门下省、中书省掌决策 (中书出令, 门下封驳)。 三省同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 尚书省之下, 设具体分管国家政务的六部:吏、户(隋为民)、礼、兵、刑、工。 六部执掌国家具体政令。元代为少数民族第一次大规模对全国进行统治。 其政治制度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 , 主要是吸收沿用了历代汉王朝行之有效的制度和保留了自己民族的一些统治形式, 如专制集权, 民族分治等。忽必烈进入中原后, 为加强对地方控制, 便以中书省分驻地方,称行中书省, 简称行省或省, 不久行省遂成为固定行政区。行省代表中央主管一省的军国大事和监察, 权力极大。 它的建立, 有效地防止了分裂。 所以从它问世后, 就一直成为了中国地方行政的一级机构。明清两代是封建社会的晚期。 两朝统治者反思了历代的成败得失, 对沿袭下来的各种制度进行了权衡取舍, 建了一些新制度, 健全了一些旧制度。 因此, 明清的政治制度明显凸现出高度成熟化的特点, 使传统政治制度发展到了它的顶端。 无论是明代设立的内阁, 还是清代设立南书房、军机处, 虽然有时很有实权, 犹如以前的中书门下省或尚书省, 内阁首辅或首席军机大臣有时俨然以前的宰相, 但从制度上说, 内阁和军机处等都不是正式的行政机构, 而是办事部门和咨询机构。 他们虽能涉猎国家机密, 但仅为顾问和传达,无处置权(如果有处置权的话, 那反而是非正常状态下的事情), 所有大权完全集中于皇帝手中, 君主专制达到顶峰。参考文献：陈祥英，制度建构:现代国家建构的关键因素——基于西方大国崛起和我国传统政治制度变迁的分析。2008.
1、积极影响
科举制度是封建时代所可能采取的最公平的人才选拔形式，它扩展了封建国家引进人才的社会层面，吸收了大量出身中下层社会的人士进入统治阶级。特别是唐宋时期，科举制度正当发展成熟之初，显示出生气勃勃的进步性，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
从总体上来说，史学界对于唐代的科举制度基本上持肯定的态度，认为它为唐统治者招揽了人才，为社会下层民众提供了新的上升通道，动摇了门阀制度，扩大了统治基础，推动了文化的发展。
2、消极影响
在科举制度发展成熟之初的唐宋时期，其积极性还占主导地位。但在宋代以后，随着封建专制的非人道发展，科举的消极性越来越大。宋代以后，士大夫知识阶层的文化创造能力每况愈下，人才一代不如一代。
后期的科举制度使儒学成为统治者奴化臣民的工具；官僚队伍壮大，但导致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人才力量相对薄弱。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特别是在封建社会下，科举制度也会产生一些消极的影响。
科举制度导致官场腐败。科举制度随着历史车轮的推进，出现了科举制度的政治化，天地君亲师的教育又造成了师门关系的盛行。这样造成了严重的师门裙带关系现象。这些师门关系在官场中互相拉帮结派，并且官官相护。
清朝乾隆年间的大贪官和珅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借着乾隆皇帝对他的宠爱而一手遮天，收受贿赂，富可敌国。而且就多次利用科举考试的题目为饵收取考生贿赂的钱财。这就不利于国家建设一个公正、公平、公开的社会良好制度。造成了官场的黑暗和社会的混乱。
考试科目：
各朝科举考试科目都在不断变化。唐朝考试科目很多，常设科目主要有明经（经义）、进士、明法（法律）、明字（文字）、明算（算学）。到明朝只设进士一科。清袭明制，但也开过特制（特别科），如博学鸿词科、翻译科等。
科举除了特制科目外，明经，进士科考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考试在各个朝代也有不同，唐朝主要有时务策（策问）、墨义、口试、贴经、诗赋等，宋朝主要是经义、策问、诗赋等，到明代只有经义一门了。
中国科举制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很大的帮助中国人民选拔人才。
1、要点：科举制度在中国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对中国的影响很大，尤其是对文化的影响。诚然，任何一个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同样，我们评判科举制度也是一分为二，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积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通过科举考试吸收了不少寒士进入政权，有益于扩大和巩固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改变了封建社会前期豪门士族把持朝政的局面；广大庶族通过科举入仕做官，给封建政权注入了生机与活力；选拔官吏从此有了文化知识水平的客观依据，有利于形成高素质的文官队伍；把权、位与学识结合起来，营造了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传统和刻苦勤奋读书的氛围；促进了文学的繁荣。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明清时实行八股取士，严重束缚应考者，使知识分子不讲求实际学问，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对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清末科举制度严重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是导致近代中国自然科学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制度不利于知识创新，更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2、详情：追溯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一种熠熠发光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制度——科举制度。科举文化博大精深。中国是一个科举大国，科举制度延续了一千多年，在中国历史上承负着整合传统社会生活并维系社会内部的文化生态平衡的功能。它对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思想、教育、经济与社会生活的运行均起到枢纽与调节作用。这种制度创立于隋代,完善于唐,发展于宋,中落于元,鼎盛于明,终结于清。100年在中国文明史上不过短短一瞬，但科举的施行历史却超过1300年。以科举为核心的教育制度与精英选拔制度，既是维系社会精英与政治精英相互依存关系的纽带，也是维系社会个阶层对君主、儒家意识形态和国家权威效忠的基础。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代统治者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都十分重视培养和选拔人才，国家一方面大力发展教育；另一方面不断探索、逐步建立了一套考试与选官制度，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科举制度的创立与完善。科举制度与以前的各种人才选拔制度最大的不同，也使得它在最大范围内吸引着全国各地的贤能志士。它的确立似乎为那些出生贫寒的人指明了一盏明灯，为他们带来了终有一天将飞黄腾达的美好希望。科举制的发明，最大限度摒除了权力的干扰，保证了官员选拔的公正、公平。相对于世袭、举荐等选材制度，科举考试无疑是一种公平、公开及公正的方法。有人称科举是中国文明的第五大发明。今天的考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仍是科举制度的延续。科举制度所坚持的是“自由报名，统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取，公开张榜”的原则，打破了血缘世袭关系和世族对政治的垄断，对我国古代社会的选官制度是一个直接有力的改革。它给中小地主阶级和平民百姓通过科举入仕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在使大批地位低下和出身寒微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同时，也扩大了封建统治基础。特别是在科举制度日趋完善的宋朝，历代皇帝几乎都以奖掖孤寒、抑制势家自诩，采取了特别举措限制“贵家”子弟，这客观上给了平民子弟更容易崭露头角的机会。宋朝不但出现了“平民”状元的现象，而且很多普通百姓子弟通过科举改变了自身及其家庭的命运。然而，科举不是一个单纯的考试制度，它一直在发挥着无形的综合能力，将文化、社会、经济诸领域与政治权力的结构紧密的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多面互动的整体。科举制度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因为通过科举可以取得名位，一般出身低微的知识分子都强烈要求进学读书。科举制度的产生在客观上推动了封建教育的发展。科举考试主要是以儒家经典为内容，这对于结束魏晋以来学校教育所流行的清谈学风和玄虚思想，对于学校教育教学内容的统一和标准的一致，对于造成当时出现的所谓“五尺童子耻于不闻文墨”的风气，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科举制度促进了传统儒学文化的传承与普及带动了民间社会崇尚人文、教育。其对于国内民族文化融合、社会整合以及国家统一做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它推动了汉语言文字的规范化及书法艺术的发展。同时，科举对民俗文化也有重大影响，对文化习俗的流行具有自发性，有的科举甚至转化为民俗。科举为中国历朝发掘、培养了大量人材。一千三百年间科举产生的进士接近十万，举人、秀才数以百万。当然其中并非全是有识之士，但能过五关斩六将，通过科考成进士者，多数都非等闲之辈。宋、明两代以及清朝汉人的名臣能相、国家栋梁之中，进士出身的占了绝大多数。明朝英宗之后的惯例更是“非进士不进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科举成为高级官员必经之路。利玛窦在明代中叶时到中国，所见负责管治全国的士大夫阶层，便是由科举制度所产生。科举对于知识的普及和民间的读书风气，亦起了相当的推动作用。虽然这种推动是出于一般人对功名的追求，而不是对知识或灵性的渴望；但客观上由于科举入士成为了风尚，中国的文风普遍得到了提高。明清两朝时，中国的读书人以秀才计，大部份时间都不下五十万人；把童生算在内则以百万计。当中除少数人能在仕途上更进一步外，多数人都成为在各地生活的基层知识份子，这样对知识的普及起了一定作用。而且由于这些读书人都是在相同制度下的产物，学习的亦是相同“圣贤书”，故此亦间接维持了中国各地文化及思想的统一和向心力。科举产生出一大批善于治国安邦的名臣、名相和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众多有杰出贡献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学者、教育家、外交家等，如唐代的王维、韩愈、柳宗元、刘禹锡、颜真卿、柳公权、白居易，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司马光、朱熹、包拯、寇准，明代的张居正、汤显祖、海瑞、徐光启，清代的纪晓岚、刘墉、郑板桥、林则徐、翁同龠、张、蔡元培等文化名人都出自状元、进士和举人之中，都是中华民族的英才。时至今日，尽管我们已经进入了计算机、多媒体的时代，但是传统的制度还是影响着我们的文化。因为制度和文化相辅相成，制度是文化的载体。所以看今日的高考，我们不难发现科举与现代高考有很多相似之处,从探索科举与学校教育教学关系的历史发展规律入手,看现代高考与学校教育教学的关系,可以为当前的高考改革提供历史借鉴,使高考改革有利于中学的育才,大学的选才育才。科举有如古代的高考，高考有如现代科举。两者都是竞争性的公开的选拔考试，只认成绩不认人。在当代中国，高考制度是社会上最为公平的制度之一，考试选材所遵循的是能力本位的原则，就像游泳一样，游得过去就游过去，游不过去，权力、出生、金钱等其他的办法都旧不了你。科举和高考都能选拔出文化素养较高的人才。科举调动了民间办学的积极性和士子的积极性，推动了文化教育的普及，有利于澄清吏治，以任人为贤取代任人为亲。科举制度植根于我国的具体土壤，它的存在既依赖于专制王朝，又促进国家的统一与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共同发展的历史。以科举为“正途”而又以儒家学说为科举考试内容的做法，把政权的世俗性与意识形态的灌输自然地融合为一体，是我国传统政治的一大创造。它客观上使中华文化统一到儒家文化的前提下来，这有利于传统中央集权国家的发展。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科举制度的弊端不断暴露，已经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由于科举制度是以儒家的政治标准和价值来选拔人才、凝聚人心和构成获取地位、权力的基本途径的，科举制度的废止，从长远来看，就使国家丧失了维系儒家意识形态和儒家价值体系的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这就导致中国历史上传统文化资源与新时代的价值之间的最重大的一次文化断裂。科举制度也产生了家庭悲剧。由于科举制度及第者享有丰富的优待的荣誉，而且科举也是普通人出头的重要途径，因此经常会有贫士高中之后抛妻弃子的悲剧发生，相信陈世美的丑名是无人不知晓了。这虽然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当事人的思想价值观，和责任感，但是科举毕竟给了它这样一块生存的土壤。最后，科举制度导致官场腐败。科举制度随着历史车轮的推进，出现了科举制度的政治化，天地君亲师的教育又造成了师门关系的盛行。这样造成了严重的师门裙带关系现象。这些师门关系在官场中互相拉帮结派，并且官官相护。清朝乾隆年间的大贪官和绅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借着乾隆皇帝对他的宠爱而一手遮天，收受贿赂，富可敌国。而且就多次利用科举考试的题目为饵收取考生贿赂的钱财。这就不利于国家建设一个公正公平公开的社会良好制度。造成了官场的黑暗和社会的混乱。由于科举的这些弊端，改革科举制度已经成为社会共识，终于在1905年9月2日，科举制度结束其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从而使这一年成为新旧时代的分水岭。科举制度的废止，从长远来看，就使国家丧失了维系儒家意识形态和儒家价值体系的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这就导致中国历史上传统文化资源与新时代的价值之间的最重大的一次文化断裂。在中国相当一部分地区的农村，文盲率反而较之传统社会更为上升。中国近代与现代之间在文化上的断层，至少可以由此得到部分的解释。科举兴废影响深远，意味着中国历史的一个根本性断裂，相对与此前中国的“千年”传承，他是终结之时，相对于此后的“百年变革”它又是开端之时，它构成中国社会变迁链条中关键的一环，其意义要超过一个王朝的覆灭。如今，科举制度已经消失100多年了，尽管科举已如失去的流水，但其作为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是中国原创力的重要基础。它代表的是一种趋势和追求，包括对知识的追求、对人才的渴望和不问背景的公平竞争。百年回眸，我们感到科举制度虽有种种的局限和弊端，但着却是我们民族智慧的一大创造，一个重大发明。科举制度无论过后多少年，它依然功不可末，人们依然能记起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参考文献：杨齐福：《科学制度与近代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