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从事独山玉雕刻艺术的研究和独山玉文化的推广，所以，我们一直关注着南阳黄山遗址。随着南阳黄山遗址被评定为2021年中国考古十大发现，它再次成为人们所瞩目的焦点。近日，我们综合了数年、众多媒体学者关于黄山遗址的研究报导，将其梳理归纳，以期带给大家一个更为全面的黄山遗址全貌。 [图片上传失败...(image-3a570f-1652066382958)] [图片上传失败...(image-39767a-1652066382959)]
▲南阳黄山遗址考古现场 黄山遗址地理概况 黄山遗址位于河南省南阳市东北部，离南阳市中心约12公里、位于卧龙区蒲山镇黄山村北100米处，东临白河，北与蒲山、丰山遥遥相望，西南与中国四大名玉独山玉的主产地独山直线距离仅2.5公里。黄山遗址是一处极其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勘探确定遗址面积30万平方米左右，东西长600米，南北宽500米，分布在一处五级台地组成的高17米小土山周围，一般高出地面约30米，文化层厚1-3米。[图片上传失败...(image-8a3e82-1652066382959)]
▲南阳黄山遗址周边地形图** 黄山遗址大事记 ❶1959年1月，南阳黄山遗址第一次考古发掘，出土了5件独山玉玉制品，其中号称“中华第一铲”的独山玉铲距今约7000年左右，现藏于河南博物院。❷1963年河南省人民委员会公布黄山遗址为河南省第一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❸2003年至2006年，以江富建为代表的专家团队对黄山遗址进行过27次调查，在“不动黄山一铲土”的前提条件下，以地面采集为主，收集了很多独山玉制品碎片，拣选了一批石制品和陶器残片，与在独山采集了独山玉原材料标本进行比对研究，发表了一些研究性论文。❹2004年3月，中国独山玉文化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南阳独山玉文化阶段性成果评审会在南阳师院举行，国内著名的玉器、文物考古专家考察了南阳独山玉矿、黄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以及研究团队采集的遗物标本，并鉴定了采集的独山玉制品和其他石制品。评审意见指出:黄山遗址发现的有打制、切割、琢磨痕迹的独山玉制品，以及黄山遗址陶器上反映出来的仰韶文化早期的文化特征等，都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新石器时代的南阳已具有普遍采用独山玉料打制或磨制玉器的条件;采取就独山取材的方法，解决玉器材料的来源;黄山遗址可能是一处黄河流域与江汉平原间较大的独山玉加工场;南阳有悠久的用玉、治玉历史……❺2013年国务院公布黄山遗址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❻2016年，马俊才组队对黄山遗址进行大规模考古钻探调查。经过一年多的调查，确定黄山遗址以山顶为中心，面积达到30万平方米。❼2018年5月至2021年11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黄山遗址进行了连续性主动考古发掘。❽2018年4月底，“中原古代玉器制作技术研讨会”在南阳开幕，南阳黄山遗址考古调查和发掘部分成果一公布便受到了与会专家们的广泛关注。负责南阳黄山遗址考古发掘项目的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有关专家首次发布了“掏心法”一说，并首度公开了距今5000年至7000年的新石器时代的玉石手镯成品、半成品全套实物证据，引发国内与会专家的浓厚兴趣。❾2019年3月19日，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伯谦考察黄山遗址后，欣然题字:“中华瑰宝，千年一遇。”❿2019年4月2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科学家、学部委员王巍为遗址题字:“独山古玉，黄山天琢”，并题写了“文明在宛”。⓫2019年4月29日至30日，中国考古学会新石器时代考古专业委员会、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共同举办“南阳黄山遗址发掘与保护专家论证会”，20余名专家形成《会议纪要》称:“南阳黄山遗址面积大、文化堆积深厚，是新石器时代南阳盆地内大型遗址，对研究我国南北文化交流和文明起源等意义重大。”⓬2019年5月25日至26日，由中国先秦史学会主办的“中华文明探源与南阳历史地位考察研讨会”在南阳召开。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先秦史学会会长宋镇豪表示:“南阳是中华文明探源的核心区”。50余位专家认为，“南阳黄山遗址是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较大型遗址。文化遗存十分丰富，遗址时代跨度相当漫长，从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到河南龙山文化，序列完整，遗址的等级相当高，特别是发现了目前汉水流域最高等级的屈家岭文化时期墓葬群”。⓭2020年3月9日，中央电视十频道《探索·发现》栏目跟踪拍摄黄山遗址挖掘工作，播出《南阳卧龙史前墓葬》纪录片。⓮2020年4月，河南省文物局发布《关于切实做好黄河文化相关重大考古项目发掘研究传播工作的通知》，南阳黄山遗址入选河南省黄河文化9项重大考古项目之一。⓯2020年5月3日和5月4日，中央电视十频道《探索·发现》栏目播出纪录片《南阳黄山遗址》上下两集，展示的M18酋长墓和精美的独山玉钺，为广大观众揭开尘封数千年的历史面纱。⓰2020年11月，“考古中国”把夏文化、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目光投向南阳黄山遗址，并将其列为“考古中国重大新成果”之一。项目最终被纳入了“考古中国”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课题。黄山遗址，又一次进入了国家级考古研究层面。⓱2021年10月《独山玉文明之光——南阳黄山遗址独山玉制品调查报告》(简称《独山玉文明之光》)一书，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由南阳师范学院独山玉文化研究中心、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以江富建、乔保同、周世全、王建中等玉文化学、地质学、考古学、历史学多学科专家组成的团队，在2003年至2006年间对黄山遗址进行了30余次的考古调查，并在对发现的大批独山玉制品等进行深入研究基础上撰写而成。⓲2022年3月1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考古杂志社承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21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在北京举行，南阳黄山遗址入选“2021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六大考古项目之一。⓳2022年3月31日，由中国国家文物局委托中国文物报社和中国考古学会在每个年度举行的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新闻发布会在京召开，河南南阳黄山遗址被评为“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⓴2022年4月1日，南阳市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包括黄山遗址在内文物发掘、利用、保护等情况。计划建设内容包括遗址核心区本体保护、考古遗迹的复原展示、遗迹展示馆建设、遗址博物馆等，使其承担“遗址保护、文化展示、旅游休闲”三大功能。黄山考古遗址公园项目已列入省“十四五”文物工作规划和市重大建设项目，力争“十四五”期间初步建成。 第一次挖掘成果**1959年1月，原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黄继光小队”为配合焦枝铁路建设，对黄山遗址进行勘探，发现整个山顶与周边坡地皆是遗址分布区。“黄继光小队”在遗址西南部和北部试掘，考虑到后期保护等问题，试掘皆未清理到底，器物起出后回填保护。试掘深度在0.5米左右，个别探方深达1米。发掘面积1600平方米。第一次发掘时间并不长，成果却丰富。发现了大量红烧土，不同时期房基10间、墓葬57座，发现石器、骨器、陶器等遗物，遗物反映了仰韶文化特征，兼有屈家岭和龙山文化性质。[图片上传失败...(image-612c35-1652066382959)]
▲现藏于河南省博物院等“中华第一铲” 中华第一铲 出土的5件独山玉玉制品，是中原地区最早玉制品，距今有五六千年历史，它们把独山玉开采历史前提了500余年，填补了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治玉、用玉的历史空白。其中一件玉铲，距今约7000年左右，被称为“中华第一铲”，现藏于河南博物院的第一展厅。“中华第一铲”比其他常用玉铲大若干倍，刃部没有使用痕迹，表明不能用于农业生产，推测可能是用于祭祀的某种特殊器物。此次试掘，一直未出《发掘简报》。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对它有长篇的生动描述，考古成果能被当时最权威的史书收录，足见其分量。书中说:“在河南南阳黄山，一千平方米范围内，有同时期的十间房屋，其中有一处屋群略呈长方形，每边通长九、十米，六间民房交错相连在一起，有的独成一室，自开门户和设置烧灶，有的两间互通而以隔墙分开，共设一个灶址。这里还有单独的长方形套间房屋，如一座房子南北长六米多，东西宽四米多，大门在西南角，房屋中部有隔墙，辟为一大一小两间，隔墙一端设置门房，两间中部都有灶坑。” 第二次挖掘新发现 2018年5月至2021年11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黄山遗址进行了连续性主动考古发掘。
▲南阳黄山遗址考古现场黄山遗址不间断使用了4000年，遗址总面积超过30余万平方米，目前发掘面积共2400平方米，分三个发掘区:山顶台近2000平方米，发掘深度1至2米，均未到底；山东一台与山下西岗地各200平方米，挖深0.5至2.5米，最深7.5，均到生土。地层堆积山顶台仰韶早期至屈家岭文化堆积厚3至5米，基本由多层房址和墓葬叠压而成，遗迹极其丰富复杂。 黄山遗址新发现主要有两部分，一是屈家岭文化时期(距今近5000年)的墓葬；二是仰韶文化时期(距今约7000年至5000年，持续时间约2000年)房屋遗存。 “前坊后居”的坊居式建筑群 黄山遗址发现的仰韶文化“前坊后居”的坊居式建筑群是国内保存最好的史前建筑之一，墙体存留高，内部设施齐全，大批遗物原位保存，再现古人制造玉石器与生活的基本场景，完好保留了建筑技术和日常生活的细节，被专家称为“庞贝式”遗存。[图片上传失败...(image-1752fe-1652066382959)]
▲F1与F5航拍[图片上传失败...(image-28f69-1652066382959)]
▲F2部分陶器修好后全景仰韶时期F1、F2房址以及工房遗址，都是木骨泥墙经烘烤的高台式长方形多单元房基，呈前坊后居的布局，除居住生活功能外，主要磨制生产玉器石器，还生产骨镞和骨锥。房基的地面多有砂石浆残存，根据成分分析发现，残存的砂石浆大部为独山玉石和砂岩磨石粉的混合物，为玉石作坊的定性提供了关键证据。F2、F1面积均在120平方米以上，体量大、结构复杂，国内罕见，堪称全国同一时期最高等级的房子，目前基本可确定为玉石器加工人员住宅。保存完好程度十分罕见，同时发现了作坊工房遗迹，为研究江汉地区仰韶文化大型复杂建筑地面以上结构、建筑技法、功能分区等提供了直接参照标本；出土的一批玉石器、陶器、骨器等文物，填补了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玉器作坊的空白，基本上完备了玉石器制作工艺流程。F2是东西方向，由3套一室一厅单元房加一座两面坡式工房组成。三座单元房墙体残高80多厘米，墙体是木骨泥墙，厚度8至15厘米，推测建造时把木头编成篱笆再糊上厚泥，晾干成墙，或者糊泥后两边火烧，把墙烧得像砖一样硬。三座单元房每间都超过20平方米，前厅后室，有朝南的房门，屋内残存有灶围、陶器、砺石等。部分室内地面，像水泥地般光滑坚硬，是铺上泥土垫平后，地面再用火烧一次，类似现在的二次粉刷。三座单元房里，竟然还有推拉门装置，地面有槽，里面装着带滑道的龙骨。F2保存极为完好，三单元房顶和墙壁塌陷的瞬间，都原封不动保留下来了。先民的各种坛坛罐罐，也都原封不动封在里头，没有一寸挪移，时光静止在房屋坍塌的那一瞬间。 F1是南北方向，由5个一室一厅单元房组成，墙体最大残高40厘米，还有陶器、砺石、玉石器残次品等重要遗迹。F2、F1房子周围，都有半地穴式工房，工房内里有冶玉制石工具。这意味着先民已将作坊区和生活区分开了。[图片上传失败...(image-361bd4-1652066382959)]
▲仰韶F2-4：47陶缸与缸内底解玉砂[图片上传失败...(image-f371b8-1652066382959)]
▲仰韶晚期作坊F32南部墙基与石工具石料堆 “掏心法”手镯制作工艺 除了大型玉石生产作坊外，此次还发掘出土了独山玉、大理石、黄蜡石、石英岩等大小不一的原材料以及石器、陶器等残片，可以想见当时作坊产品的丰富多样。
▲一组汉白玉手镯的原料、半成品、成品残片等，据此推断古人通过“掏心法”工艺来制作手镯。五六千年之前的原始社会，天然条件所限，加工石器特别是硬度较高的玉器，难度很高，对那个时期的石器玉器用具，加工过程一直是谜一般的存在，只有各种推测，少有具体的实物证据支撑。考古人员发现一套汉白玉手镯的原料、半成品、成品残片等，据此推断距今5000年——7000年前的人类是通过“掏心法”工艺来制作手镯。将圆饼形的汉白玉的边角进行打磨，使其外缘接近手镯形状，然后琢磨其中心部位，待其磨薄后，疑似通过敲击的方法去掉这一部位，使汉白玉成为圆环状，最后再经过精细打磨，制成圆润美观的手镯。 黄山遗址的发现的这些几千年前古人丢弃的残次品，佐证了古人治玉的一种制作工艺，让这个千古之谜，有了非常靠谱的答案。[图片上传失败...(image-d80a45-1652066382959)]
▲石钻头系列（上）与石磨棒系列（下)大钻头、二钻头、三钻头……大到拳头，小到指头肚，五个从作坊遗迹中发现的钻头展示了古人制作玉器的重要工具实证。当时的工匠将以砂石为原料做成的钻头绑在木棍的一端，缠上麻绳制作弓钻，木棍的另一端压上一块石头保持稳定，从而进行“切磋”和“琢磨”。除了钻头，南阳黄山遗址中还发现了石锤、石磨棒等手持石质磨玉工具，不同精细度的锉、锛等，在它们上面，还能依稀辨认出曾经加工的痕迹。 屈家岭文化大型高等级墓葬区 黄山遗址是一处居葬合一、统一规划的新石器时代重要中心聚落遗址。仰韶房址紧邻的屈家岭文化大型高等级墓葬区，是黄山遗址的另一重要发现。发现了屈家岭文化时期24座墓葬(距今近5000年)，这些墓葬方向一致、排列有序，头枕白河足蹬独山，多数人骨保存甚佳，从陪葬的物品来看，社会成员等级分明，梯形独木棺、双玉钺、象牙饰、单弓、成捆骨簇、少量陶器、大量猪下颌骨成为“酋长”类墓的标配，作为财富象征的猪下颌骨总数多达1600多个，堪称新石器遗址之最。这是目前在豫西南乃至汉水中游地区屈家岭文化时期等级最高的氏族墓地群。[图片上传失败...(image-468f0c-1652066382959)]
▲权力象征的独山玉玉钺 权力象征的独山玉玉钺 M18墓：墓主人遗骨身高1.65米左右，呈东北西南向安卧墓内。左手持武力象征的弓箭，右手擎权力象征的独山玉玉钺，足部放置大量象征财富的18个成年家猪下颌骨，并随葬有玉器、石器、陶器等。玉钺是新石器时期、夏商周时期独有的玉礼器，也是集军事统治权、战争指挥权、王权于一身的礼仪玉器，由此表明墓主人生前拥有权力、武力和财富，显然是黄山聚落的首领。象征权力的玉钺，由杂色独玉打磨而成，呈“风”形，外形与斧头相似，打磨平整光滑，刃部超薄，呈墨绿色，散发逼人的寒光。钺的上部有一个完整的圆孔和一个半圆缺孔，整体造型完美。[图片上传失败...(image-60de78-1652066382959)]
▲屈家岭文化墓葬玉钺系列[图片上传失败...(image-2e20ec-1652066382959)]
▲屈家岭大墓M77与陪葬坑M77大墓：最令人震撼的是400多块猪下颌骨由小到大排列，分层摆放，环环相扣，应属于聚落“最高层”人物。从保存完好的人骨判断，墓主身材高大，身边放置的长弓劲矢和玉钺，显示出社会领导者的威严。M171为女性墓葬，头骨位置有一排细小的骨片，每一块骨片长约1厘米，两端打磨圆滑，有细小的孔，推测是串缀起来的冠饰。这个墓的猪下颌骨目前发现了20多块，可以看出墓主人在女性当中的地位不低。墓中还放置有十几个女性墓独有的小陶罐，大小可放于手掌中。推测可能是放置化妆品的容器，目前已将罐内残留物送往北京化验。[图片上传失败...(image-791312-1652066382959)]
▲M172象牙编织针特写M172同样是女性墓葬，不同寻常的是，头骨左侧出土了一把疑似象牙质的编织针。专家认为，这些成束骨针应该具有编织功能，进一步清理墓葬，或许可以找到编织材料，不论是植物、动物毛发或丝，都将为我国史前纺织考古提供重要材料。M166为刚刚发现的大墓，才露出棺形一角，其形制规模更是超出了M77，目前清理猪下颌骨就有100多个，猜测随着发掘展开，应该有更多的惊喜出现。 新石器时代“运河与码头” [图片上传失败...(image-5577cd-1652066382957)]
▲码头护坡2021年，考古人员在黄山脚下发现了“码头”性质的遗迹——直径约50米的半月形港湾。发掘出一条长约500米、宽27米、深7米的人工河道遗迹。人工河道与连接起通往独山的自然河，和其他河流一起构成了水路交通系统，完备了遗址与独山、蒲山玉石资源供给体系，进一步验证了这里曾是以玉石开采、加工、物流为一体的基地和运输港口，专家称其为玉器加工、制作、销售的“工业园区”，这也是中原地区首次发现史前码头性质的遗迹，体现出古人对水资源的重视和利用能力。 新石器时代独山玉、石器制作中心 独山产玉，黄山遗址以玉闻名，黄山遗址出土的玉石材料极其丰富，以砂岩质的制玉石工具为大宗，约2.3万余件，另有玉器116件、独山玉半成品或废品500余件、玉片3518件、玉料4500余件。其中三块砾石上绘有褐红色的人物劳动、卧猪、兰草写意图，让人叫绝。 [图片上传失败...(image-7ae213-1652066382959)]
▲屈家岭文化彩绘磨石墩人物面[图片上传失败...(image-486514-1652066382959)]
▲距离黄山遗址2.5公里、盛产独山玉的南阳独山远景 黄山遗址与独山玉文化 “文化在宛，独山古玉，黄山天琢。”黄山遗址距离独山不远，独山有独山玉，这是人类最早利用独山玉玉这种优质材料的证明，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黄山遗址考古发掘现场不断取得的惊世发现，把产玉的独山和采玉、治玉、用玉的黄山“捆绑”在一起，是目前我国已知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玉制品最多的遗址之一；大量独山玉制品与独山玉料共存，是目前南阳地区乃至黄河流域与江汉平原间最大的一处新石器时代独山玉加工场；黄山遗址的发现，填补了中原和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玉器作坊遗存的空白，在南北文化交流碰撞的关键地区、距今五千年左右的关键时间为研究中华文明形成提供了关键材料，也有望推进独山与黄山成为国家文物局世界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预备名单项目。 华夏玉都5000年玉产业的发展根迹 站在黄山顶上四面眺望，南阳黄山遗址山河环抱，北边的丰山、蒲山，西南边的独山护卫遥望，玉带般的白河从东边山脚下流过，西边是已经被湮没的古河道，蜿蜒通向远方。独特而优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这里成为一个时期内集加工、交流玉石器为主的(玉石器制造基地+港口)大型中心聚落遗址。因独山玉石具有很强的唯一性和标识性，目前在全国20多个遗址出土的独山玉器疑似“黄山造”，反映了该遗址生产的玉石器交流范围已远远超出了南阳盆地。可以设想，5000年前的黄山热闹非凡，“玉器工坊”旁，港口中，或是从周围纵横的道路上，工人们把独山的玉料、蒲山和丰山的石料搬下船，又将加工好的玉器通过水路陆路辗转，走向中原、流通江汉，带往更远的部落……
▲盛产独山玉的南阳独山远景南阳黄山遗址与南阳独山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考古确定了黄山遗址在仰韶文化晚期和屈家岭文化时期这里就采集和打磨独山玉，黄山遗址这里出土的制玉工具距今已有5000多年，出土文物的数量和品种的丰富程度都让几千年后的我们惊叹不已，更重要的是，先民们在这里还是“团体式”的规模化生产加工玉石器，而且还是大型的玉石加工中心，从仰韶时期、屈家岭时期，一直延续至今，数千年过去，这里从事玉石开采加工的产业基因序列一直不曾改变。 5000多年后的当下，黄山南3公里的独山依旧存在，独山玉依旧在开采，全国最大的玉石加工基地也在30余公里之外的镇平如火如荼的发展，这里有近30万人从事着玉器和玉器相关的产业，这里被誉称“玉雕之乡”和“中华玉都”。黄山遗址大型玉器生产作坊的发现，证实5000多年前的南阳就是玉石器生产“基地”，寻根溯源，这给南阳玉文化产业以莫大的历史自豪感，对确立“中华玉都”的地位有着特殊而深远的意义。 独山玉一直为王公贵胄所青睐 独山玉，作为南阳文化的代表符号之一，从仰韶文化时期至今，已刻进了这片土地的基因之中。独山玉哺育了一代一代的玉雕人，独山玉从南阳的山河之中走出，因特殊的纹理与光泽，被苦心寻找，耐心切割，精心琢磨。生活在黄山的先民们，用勤劳的双手褪去蒙昧，创造了多姿多彩的独山玉文化，给我们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黄山遗址的发掘，将独山玉的应用利用历史确定在5000年以前，将黄山遗址的独山玉铲断代定位于良渚文化的玉琮之前。1952年在河南安发掘出土的独山玉鳖，距今约3000年，是独山玉俏色雕的鼻祖。和氏璧是历史上著名的美玉，早有专家推论为独山玉所治，被奉为“天下所共传之宝”，但在历史的更迭中，石沉大海，成了千古之谜。现存于北京北海团城的元代“渎山大玉海”是元世祖忽必烈建都北京后用一块巨大的独山玉料琢制而成的酒器，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大型玉雕作品，也是最大的独山玉雕件。这些都是独山玉曾经辉煌的有力证明，也共同揭示了独山玉作为四大名玉之一的尊贵基因密码。如今社会文化、经济、生活的诸多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南阳人的“独玉情结”不散，中国文化的“玉之品格”仍在。一脉相承的独山玉雕刻技艺和南阳玉文化在这里绵延数千年不曾中断，有序传承，健康发展。[图片上传失败...(image-4c88d0-1652066382959)]
▲镇平石佛寺国际玉城 关于南阳玉产业和独山玉的一些疑问和思考 黄山、独山、镇平，石佛寺，5000年来的缘分皆因一种玉。透过黄山文化遗址，玉人、独山玉、玉文化产业终于找到了绵延几千年根脉渊源！文化和文明的传承延展.......5000年的历史长河里，一种文化、一个基因是如何传承下来的？黄山文化遗址将带给我们深深的震撼和思考！1、南阳黄山遗址早在石器时代就成为中原地区的玉雕雕刻中心，在少有的文献典籍记录中，除了汉代南阳独山的玉街寺以外，记录和遗迹甚少，到了近现代，镇平的石佛寺逐渐成为中原玉雕的核心生产集散地，这中间经历了怎样的历史变迁？核心产区的位置是怎样一路西迁至30公里外的镇平？有哪些因素促成了一个新的玉雕集散中心？这些都带给我们深深的思考，也需要考古为我们揭开历史谜底。2、南阳独山玉早在石器时代就已经成为“王”的用玉，在秦代以后的一千多年中以和氏璧作为传国玉玺的身份辉煌千余年，但是如今却逐渐被边缘化，是哪些原因导致了如今的尴尬局面？也都是我们研究和思考的范畴。南阳黄山遗址的不断考古发现，引起文博考古学术届的巨大关注，足见其在中华文明史中的巨大价值，我们也希望通过考古挖掘、研究科考的不断展开，逐渐揭开历史神秘的面纱，通过一段段碎片的梳理，还原出一段鲜活的民族记忆，带给我们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参考资料： ➊ 2018年5月3日《大河网》：南阳黄山遗址部分考古成果首次公布，几千年前的残次半成品揭开千古之谜 ➋2019年7月19日《河南日报》：河南南阳：黄山遗址“千年一遇”➌2021年9月16日“云在青天萍在语”：黄山遗址上，”玉“见文明之光——《独山玉文明之光——南阳黄山遗址独山玉制品调查报告》一书出版➍2021年3月8日《南阳日报》政务新媒台：南阳黄山遗址｜祖先们如何加工独山玉，这批文物揭开谜底➎2022年2月9日《文化影响力》：南阳黄山遗址入围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名单➏2022年3月17日马俊才《文博中国》：十大考古终评项目 | 一眼史前三千年——河南南阳黄山遗址➐2022年3月18日河南日报客户端：快讯！河南黄山遗址入选2021“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➑2022年3月31日《河南考古》：喜讯|南阳黄山遗址入选“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➒2022年3月31日河南日报客户端：独家丨南阳黄山遗址—— 缘何一眼惊千年➓2022年4月2日《大象新闻》：黄山遗址将建考古公园，承担“遗址保护、文化展示、旅游休闲”三大功能
我很无奈，非专业。
我觉得和田玉最好历史悠久而且参加了奥运
发源于新石器时代早期而绵延至今的“玉文化”是中国文化有别于世界其她文明的显著特点。中国人把玉看作是天地精气的结晶，用作人神心灵沟通的中介物，使玉具有了不同寻常的宗教象征意义。取之于自然，琢磨于帝王宫苑的玉制品被看作是显示等级身份地位的象征物，成为维系社会统治秩序所谓“礼制”的重要构成部分。同时，玉在丧葬方面的特殊作用也使玉具有了无比的神秘宗教意义。而把玉本身具有的一些自然特性比附于人的道德品质，作为所谓“君子”应具有的德行而加以崇尚歌颂，更是中国人的伟大创造。因此，玉于古代中国所产生出来的精神文化在世界文明中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特例，是东方精神生动的物化体现，是中国文化传统精髓的物质根基。 中国玉作为这一独特文化的物质基础，是中华民族的先民从各种石头中筛选出来的“石之美者”，具有温润莹泽、缜密坚韧的美感和实用功能。这个筛选过程极为漫长，可以说贯穿于石器时代的始终。在这个漫长的筛选过程中，“昆山之玉”也就是“和田玉”成为公认的“宝玉”、“真玉”。 中国是爱玉之国、崇玉之邦，玉石来源约有一百余处，中国历史上在用玉制度方面早已体现出真玉、非真玉的界定。帝王是中国古代最高阶级，和田玉在成为真玉的同时，也就成为帝王用玉。此后，经过无数的岁月，和阗玉方才走入民间，遍及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和田玉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是中国的“国石”。它象一颗明珠，在中国历史文化中放射出灿烂的光辉，是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象征。 和阗玉与中国文明的发生、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可谓渊源深远。我国考古学者最新研究考证并提出了中国在石器和青铜器、铁器时代之间存在着一个玉器时代，有着三千多年的历史，玉器时代是中国文明的起源时代。早在新石器时代，昆仑山下的先民们就发现了和田玉，并作为瑰宝和友谊媒介向东西运送和交流，形成了我国最古老的和田玉运输通道??“玉石之路”，即是后来的“丝绸之路”的前身。和田玉七千多年的开发利用历史，证明了我国边疆和中原、东方和西方的文化与商贸交流的第一个媒介既不是丝绸，也不是瓷器，而是和田玉。和田玉在东西方文化和经济交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和田玉历来是中国各民族友谊的象征物，和田玉作为历史的鉴证，雄辩地证明了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从殷商开始，中国就开辟了以和田玉为主体的玉器工艺美术新时代。由于和田玉登上了华夏民族的玉坛，才出现了称誉世界的“东方艺术”，才形成了一部波澜壮阔的中国玉器史，成为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人类艺术史上的辉煌成就和世界文化艺术宝库的珍贵遗产。 由于和田玉的优良玉质，几千年来在中华民族中形成了民族爱玉心理，“对玉的爱好，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特色之一。三千多年以来，玉的质地、形状和颜色一直启发着雕刻家、画家和诗人们的灵感”（李约瑟）。历代诸子百家以儒家学说诠释和田玉并赋予“德”的内涵，于是，玉有十一德、九德、五德之说广泛传播，并被全社会所接受，成为我国玉器久盛不衰的精神支柱。这种寓德于玉，以玉比德的观念把玉和德结为一体；同时，又将玉与君子结缘，物质、社会、精神三合一的独特玉意识是我们华夏民族的思想建树，成为中国玉文化的丰富思想和精神内涵。有七千多年历史的中国玉文化，延续时间之长，内容之丰富，范围之广泛，影响之深远，是许多其他文化难以比拟的。中国玉文化的辉煌不亚于伟大的长城和秦代兵马俑的奇迹。中国玉文化的成就远远超过了丝绸文化、茶文化、瓷文化和酒文化。中国玉文化包含着伟大的民族精神，有“宁为玉碎”的爱国民族气节；“化为玉帛”的团结友爱风尚；“润泽以温”的无私奉献品德；“瑜不掩瑕”的清正廉洁气魄；“锐廉不挠”的开拓进去精神~！
玉文化是东方精神文明的代言人，君子如玉，形象的把人和物整合统一到了精神高度。
我给你个大概 给你个参考一、玉文化与中华文明史二、玉、玉器、古玉器的定义三、古玉器的价值和功能四、主要文化遗址一、玉文化与中华文明史 中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她有着七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起源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玉器，玉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基石之一，这是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中国人的文化中，玉是文化构成的一个重要基因。 1、玉器伴随中华民族走过了七千多年的历程，在这么悠久的岁月中，罕有一件 器物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几经兴衰，再度繁荣时却更加辉煌。 2、中国玉和玉器在世界享有盛誉。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民族一看到玉就想到中国 3、玉从很早就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潜意识的内在性格的一个组成部分。数千年 来，人们对玉的崇敬和热爱始终未变，其传统绵延不断，传承至今。 4、玉器具有无穷的魅力，她能为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人们所接受二、玉、玉器、古玉器的定义 1、古人对玉的认识 ▲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定义："玉，石之美者，有五德。" ▲旧石器时代，玉与石不分；新石器时代，区分了玉与石。 ▲甲骨文中出现了"宝、玉"的概念。 ▲古代，宝石与玉是不分的，如水晶水玉，红宝石红玉、牙乌、雅姑、雅琥都 是波斯语的"宝石"，如紫牙乌。 ▲1863年Alexis Damour将和田玉称为软玉，将翡翠称为硬玉。 2、现代定义 天然玉石：指自然界地质作用形成的,具有美观、稀少、耐久性和工艺价值的矿 物集合体。玉就是特殊的岩石。 玉器：用玉石雕琢成的器物。 古玉：自雕琢成器算起100年以上的玉器称为古玉或古玉器。 即清末及以前的玉器属古玉器。又分为传世古和出土古。参考资料：
中国素有“玉石王国”的美誉，不仅开采历史悠久，而且分布地域极广，蕴量丰富。昆仑-祁连山、东北-内蒙、秦岭、天山-阿尔泰山、阴山、喜马拉雅山及东南沿海等地是我国宝玉石资源主要成矿带。目前已发现各种玉石170余种，其中软玉、硬玉等高档玉9种，其他为中低档玉，印章石和彩石。最著名的是新疆和田玉、河南独山玉、辽宁岫玉和湖北绿松石，称为中国四大名玉。中华玉文化是伴随着玉器生产而产生的，正是中国玉器在上万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玉文化体系，玉器逐渐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文化内涵，主要包括:生产工具或武器。据文献记载，处于中原的仰韶文化、处于黄河流域的大汶口文化和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均出土过玉制的凿、矛、斧、锛、铲、纺轮等生产工具，有的带有使用痕迹，说明它曾用于生产或战争。祭器。在我国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玉制祭器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原始先民认为，玉器具有通神的功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的祭祀制度为封建社会历代帝王所承袭。装饰品。随身装饰玉器的风俗从新石器时代就开始了，目前已知最早用玉器作装饰品的是距今8200年的兴隆洼文化。殷商时代，佩饰玉也较常见，殷墟妇好墓中就有大量的发饰、头饰、颈饰和腰饰。战国时代，出现了由许多玉器组成的“组佩”。秦汉时代，佩玉更成为普遍风尚。汉代以后，特别是明清两代，装饰玉的种类和形式日趋丰繁，制作也更精致。权力、等级、财富的标志。以玉器显示权力、等级的现象在辽河流域的新乐与长江流域的河姆渡两处原始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器中已见端倪。玉器不仅是权力、等级的标志，而且是财富的一种炫示。殓葬。用玉殓葬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到了秦汉皇权独尊的时代，在孝道和厚葬风气的影响下，有数千年历史的葬玉日趋完善。吉祥物。我国古代很早就视玉为祥瑞之物，明代以后，各种吉祥图案的玉佩玉饰尤其普遍，反映了人们祈求吉祥的共同愿望。德行操守的象征。自春秋末年，随着社会制度的变革，统治阶级为了维护社会安定，巩固其国家权力而崇尚玉器，并从社会理念上提倡“君子比德于玉”，玉器作为德行操守的象征，日益受到重视。美好事物的代名词。由于玉的直观美一直受到人们的钟爱，所以“玉”也就成为了一切美的事物象征，以“玉”为美的修饰词在古代文献中比比皆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重德、重义，不论贫富、贵贱，皆把玉视为中国文化的代表、民族文化的基石、情操和道德的化身。玉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深入到中国人的血脉，是有七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留给当今世界极为宝贵的文化资源。玉文化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考古价值。历史价值:中国玉器发展源远流长，最早出土的玉器是距今1.2万年的辽宁海城县小孤山仙人洞古人类洞穴遗址出土的三件绿色蛇纹石制作的砍斫器。玉器的产生、发展和演变，贯穿于中国文化史的始终，与中华民族7000年的文明史同步。中国的玉文化，延续时间之长，内容之丰富，范围之广泛，影响之深远，是世界上其他文化难以比拟的，其成就和辉煌不亚于伟大的万里长城和秦始皇兵马俑。艺术价值:玉器往往表现出“天公之美”(质地)加“人工之美”(工艺)的社会美，它是天地造化和精美工艺的融合。玉质感温润细腻，佩之则倍感体贴;它色感纯洁无暇，赏之则净化心灵;它音感清脆悦耳，听之则涤荡胸怀。而这些美学要素结合起来，不禁会使人感叹玉石乃天地之精华，进而在崇敬、景仰之余产生神秘的美感，这种神秘的美感与宗教等相互联系，更加深了人们对玉的既爱又敬、不平凡中又蕴涵神秘的独特审美趋向。“玉器时代”的玉器是中华民族自己的艺术，是由远古先民心目中完美品格的作用形成了中国独特的玉文化，其文化品位最高，反映历史、社会风貌最为全面和深刻，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石和世界文化艺术的奇葩。科学考古价值: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玉器作为一种重要的物质文化遗物在中华文明史上形成了经久不衰的玉文化传统。玉器的研究、鉴赏、辨伪和收藏是相辅相成的，它是一种高雅的、学术气氛浓厚的文化活动，正是这种活动的经久不衰，将我国的玉器、玉文化研究不断推向更高级的阶段。玉文化旅游资源是开发玉文化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是旅游业发展的灵魂，文化旅游是地方旅游业品质、品位提升的关键。在中国诸文化的历史传承中，从文明发祥就始终一脉相传、未曾中断的就是玉文化。数千年来，中华民族生息繁衍在亚洲东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在史前时期便用心血的结晶建造了属于中国自己的“玉器时代”和博大精深的玉文化，在改造自然中形成了卓尔不群的民族风格。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玉文化鲜明的个性、丰厚的底蕴为玉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奠定了深厚的物质、文化基础。特色是旅游之魂，而旅游资源的特色是发展特色旅游的基础，是构成旅游吸引力的关键因素。开发玉文化旅游资源有利于弘扬中国玉文化。玉文化是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创造的以玉器为主要内容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玉器经过无数能工巧匠的精雕细刻，经过理学家的诠释美化，成为高尚人格的象征、美丽形象的代表，融合在传统文化与礼仪之中，能比较系统地、完整地反映出地方风貌、生活习俗等，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弘扬玉文化是传承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也是助推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
给你个提纲你自己挑着写一、传统文化的内涵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国历史上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体系。它有着悠久历史。是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集体劳动和智慧的结晶。它从时间上讲，中国传统文化大致是指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文化。因为鸦片战争后由于西方文化的剧烈冲击。中国文化开始大幅度的震荡，调整。这种变化一直持续至今。从地域范围看，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包括传统的中国地理概念，还包括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越南、朝鲜等国家和地区，没有一个清晰的地域界限。她是我们的祖先传承下来的丰厚遗产，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活的现实性、变异性。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人．为我们开创新文化提供历史的根据和现实的基础。今天中国人的思维与行为仍在不自觉中深受其影响。纵观历史，传统文化主要包括儒学、美德、礼仪、民族精神、榜样、诚信、和谐观、负面道德经验等方面。二、多视角看传统文化教育的德育价值和体现传统文化教育的德育价值，众说纷纭，许多专家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此各抒己见。有些学者们论证了儒学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认为儒学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思想政治课程改革、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等具有极为有益的作用。还认为新儒学伦理道德思想有助于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对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也有启示。改革开放以来和加入WTO以后，中国的人文精神及传统文化思想受到挑战。对学生进行儒学教育，坚定信仰教育有利重建精神家园，凸显人文精神，要求我们加强儒学伦理教育，倡导道德体验教育。〔1〕有学者从美育及传统美德的角度看其德育的促进作用。也认为当代德育的社会文化环境受以现代传媒为特征的大众文化影响，人的审美受到侵蚀、精神世界也被无情的挤压着。青少年的奋斗精神、进取精神、创造精神受到巨大影响，自我意识强全局意识差、竞争意识强合作意识差、好胜心强抗挫折能力差等不健全人格结构。而美育与德育的终极价值取向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和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审美教育与价值观的培养及形成有密切的关系，这也是我国把美育作为学校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原因；当前可以通过艺术教育、经典导读、看经典戏剧电影、文学导读、注重课程教材改革、重视校园文化建设等措施来实施美育。〔2〕对于美德作为知识可教性，有学者论证了其可教的限度和方式。苏格拉底说：“美德即知识”。但美德作为知识被教师有限度的。原因是它主要通过理性去获得、美德本身的内涵在当代社会中的失落、合格的美德教育教师的失落。所以传授也有其特殊的方式，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3〕香港中文大学刘国强教授阐述了中华美德教育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指出儒家伦理教育之特点，尤其分析了仁的不同层面的含义和与诸德的关系，认为它们都是相互关联和融通的一个体系。他的关于中华美德的当代意义提醒了我们不要一味的追求现代的、西方的、流行的价值观，而忽略中华传统美德所蕴涵的价值。〔4〕 至于道德榜样、榜样教育问题，部分学者论述了榜样的道德价值，道德榜样的类型、可能和功能。一般的榜样并不特指道德榜样，它们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只有具有正面价值的榜样都有道德的崇高性或崇高的道德价值。从道德主体的角度看，可分为个体道德榜样与群体道德榜样：从社会生活的实际来看，不可能人人都成为道德榜样，主要是：掌握和控制社会道德资源者、对社会负有重大责任和具有重要影响者以及成年人。道德榜样有几种产生的可能，即先验论、发现论、需要论、实践论。不管怎样，道德榜样产生的条件至少应该是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的诉求。道德榜样的功能如下：传统优秀道德的典型承载者，现实主导价值的积极弘扬者，未来理想道德的开拓创新者。这三种内在功能决定了道德榜样具有示范和激励的外在功能。〔5〕现实教育中要积极发挥道德榜样的外在功能，使其转化为内在功能，以不断扩大的道德榜样的力量和影响力。但如何处理好榜样教育与偶像崇拜呢？有学者指出要合理运用它们之间的耦合，来建设新时期的文化和进行学校道德。需正确认识偶像崇拜语境下的榜样教育。随着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和现代传播媒介产品的普及，新的文化形态和现象的出现冲击并改变着传统的文化模式和文化观念。时下榜样曲高和寡，偶像却层出不穷。这就要求找出新时代文化背景下榜样与偶像的差异与共生，建构它们间的耦合机制。需要我们贯通理性思维与情感体验；协调价值目标与现实生活。〔6〕民族精神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和重要价值，当前有学者对学校如何进行民族精神教育作了研究和思考。指出民族精神教育应具有生活性、综合性、发展性，体现民族性和全球性的统一，且要设置专门的民族精神教育课程。拟定民族精神教育目标，不同的学习阶段，目标层层深入。至于其教育方法，不能脱离学生实际，而要从学生生活出发，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在活动中开展教育，这样民族精神才可能真正被内化。〔7〕在崇尚个人自由的现代社会里和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的教育市场化改革的影响下，当代学校民族精神教育面临着危机和价值困境，即如何处理好国家认同和个人自由的关系。学者认为，当代学校民族精神教育本身而言，强调个人自由与国家认同各有优缺点，因为他们反映人的精神需求中既渴求自由又希望有所归依的二重性，因此有学者要建立一种必要与可能的民族精神教育价值取向：基于个人自由的国家认同。根据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通过达致共识的对话教学来实施民族精神教育，用讨论、辩论、说服教育的教学方法，使学生主动获得些道德规范和自己的价值观。〔8〕有学者指出负面道德经验也有其德育价值，负面道德经验是指在道德生活世界中表现出来的具有假、恶、丑性质的道德事件或行为。但它在学校教育中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有人认为负面道德经验会对学生的道德成长产生消极的影响，因而在实践中采取回避或拒斥的态度。他们认为负面道德经验一旦被课程化，就会对学生的道德成长具有积极的影响；有利于发展学生处理负面道德经验的意识和能力，适应真实的道德生活世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道德自主力、更好的理解正面道德经验和进行道德反省。我们知道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是矛盾的统一体，道德经验也不例外，学生不应该只知其一面，而不知另一面。那么负面道德经验在当前德育中缺位的原因是什么呢？根本原因在于人们认识上的偏差。有些人认为呈现负面道德经验与学校教育的性质不相符合；有些人认为学生的德性很大程度上是环境熏陶的结果，因而在学校教育中呈现负面的道德经验不利于学生的德性成长；有些人认为由于学生的身心发展还不成熟、缺乏道德免疫力，因而不宜向学生传递负面的道德经验。但它们不应成为学校摈弃负面道德经验的理由。学校德育不只是教师和学生过道德生活的地方，更是学生学习如何在社会上过道德生活的地方。社会上永远存在着真、善、美与假、恶、丑。学生不可能完全封闭在学校内，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与社会打交道。既然和社会交往，学生就不可避免的遇到负面道德经验。如果学校不让学生掌握面对负面道德经验的智慧，那么他们在遇到负面道德经验时就会茫然不知所措。所以学校应该将负面道德经验课程化以促进学生的道德成长。〔9〕中国自古就被称为“礼仪之邦”。显然先秦时期的礼就是道德规范的载体，也是传承主流社会伦理思想的符号，具有重要的道德功能，有学者说其功能主要表现在道德内化、示范和传承等方面。礼的践履使人们逐渐养成遵守道德规范的行为习惯，形成道德观念，培育道德情感，使外在的道德规范转化为内在的道德自觉。礼仪则以理想的模式向社会成员展示主流社会的价值取向和供他们效仿的行为准则。礼仪还通过礼仪活动标准化的语言和动作，使社会道德规范成为可以习得的东西。先秦时期的礼具有传统礼仪的共性，另外，它的德育功能有其特殊性，第一，先秦礼教与乐较大配套进行，相辅相成；第二，先秦礼的道德教化与国家机器的推动密不可分。礼的法制化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礼的道德教化的作用，还有中国古代政教合一的机制是礼的道德教化的重要途径。〔10〕也有学者分析了人生礼仪的德育内涵，它是一种特殊的民俗事象，指围绕着人的生命历程的关键时刻或时段而形成的仪式活动，具有丰富的德育功能。因为人生礼仪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连接着寻常百姓的人生追求和需要，另一面连接着受儒家文化支配的传统价值观念，千百年来始终发挥着规范人生和统一教化的作用。当然人生礼仪德育功能的实现，要注意在开展礼仪活动时讲究实效性；要在庄重神圣的场合下，以富有象征和表现力的方式使受礼者完成道德教化过程。这对于今天的德育有借鉴意义。〔11〕和谐是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的机制和状态，它是发展着的联系。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有和谐的思想，如：“天人合一”、“整体和谐”、“和而不同”的思想都包含有和谐的意义。传统文化注重“修身”的价值追求，有助于提升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传统文化崇尚“和为贵”的思想，有助于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有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传统文化“以民为本”的观念，有利于巩固社会和谐的基础。从一定意义上讲，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宏伟目标的提出，正是中国传统大同社会理想在现代的延续和升华。中国文化传统中追求和谐的思想由来已久，讲求和谐是往圣先贤们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文化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当把构建和谐社会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中，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智慧和精神动力。例如：传统文化注重“修身”的价值追求，有利于提升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修身”，强调个人道德人格的培养，对于提升全体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具有极其宝贵的启示；传统文化崇尚“和为贵”的思想，有利于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儒家提出“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就是主张人与人、人与社会要宽容和谐。儒家“和为贵”的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生命价值的尊重和对和谐理想的追求。〔12〕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为“和”的思想赋予崭新的时代内容，进一步倡导以和为贵的新型人际关系准则，无疑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减少人际摩擦和社会内耗，在全社会形成“贵和尚和”的价值取向，增强人际关系的亲和力和凝聚力；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是与中国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一脉相承的。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把天地万物视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只有处于和谐关系中，才能得到发展并生生不息。儒家认为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界基本上是和谐的，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虽然是农业文明的产物，但它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亲和感和相互依存关系，对于我们反思现代工业文明对自然的征服态度，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当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加速发展的时期，正以历史上最脆弱的生态环境，承载着最庞大的人口，也正在以最快的速度消耗着可再生和不可再生的资源，面临着最突出的人与自然的矛盾。因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走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还有，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有利于巩固社会和谐，“民本”思想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重要的精神资源，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先秦文献中提到“民”的地方很多。我们只有把构建和谐社会植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善于汲取“民本”思想的精华并赋予其崭新的时代内容，才能夯实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一个以民为本的社会，才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中国古代文化是儒释道精神蕴涵其中，有着高深的智慧和内涵。一. 阴阳五行 天人感应"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德经》） 阴阳五行，相生相克，构成宇宙万事万物。世间任何事物，在宇宙空间中都有相对应的物质。五行在天上对应金、木、水、火、土五星，在地上就是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在人就是仁、义、礼、智、信五种德性，这五类物质在天、地、人之间形成串联，如果天上的木星发生了变化，地上的木类和人的仁心都随之产生变异。古代就是以这种天、地、人三界相互影响和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来推算人的命运的。调阴阳、 顺四时、序五行，敬天知命，重德行善，方能平安吉祥。"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易·乾卦·文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乐记·乐论篇》）。人与自然融合相亲，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这世界是全息的。二. 中国古代文化是修炼文化恭敬，端正，心平气和，把自己的心全然安定下来，心无旁骛，不疾不徐，泰然自若，全身的精气神是调和的，和宇宙中的太和之气相通。与神合灵，与道合妙。这和修炼何其相似？！一直觉得中国古代文化是修炼文化。以古代文人的琴棋书画来说，是闲情逸致，更是修身养性。造诣深者可达到相当高的境界。1．琴中国古代推崇正音雅乐，以"清幽平淡"为上，不以繁声热闹为趋。琴瑟、箫笛、胡琴，都音色柔和，恬淡而音韵绵长。如此幽婉清雅的音乐背后是丰厚的文化底蕴。儒家注重社会伦理的"教化"，推崇中和之美，平稳节制、含蓄淡雅，排斥媚惑喧闹的溺音淫乐。道家倡导自然、清静、无为、柔弱、和谐。老子说："大音希声，" 正声应"简静"，静才会有空灵渺远的空间感，与万物合一的心灵体验。庄子提出"平易恬淡"为人生理想。"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故其德全而神不亏。"文人逸士，以琴会友，觅知音，不竞不求，不炫技，不卖弄，远离名利纷扰，清修自娱。2．棋"古松流水间，唯闻棋声" ，"闲敲棋子落灯花", "胜固欣然，败亦可喜" ，古人弈棋的乐趣可见一斑。闲暇时，下棋交友，益智增慧。下棋讲究棋品。弈棋情状种种，往往表现出棋手的性格修养。宋大臣潘慎修以孔孟之道比喻围棋，曰："棋之道在乎恬默，而取舍为急。仁则能全，义则能守，礼则能变，智则能兼，信则能克。君子知斯五者，庶几可以言棋矣。" 梁武帝善弈棋，著书写的多是经验之谈。"若局势已胜,不宜过轻，祸起于所忽，功坠于垂成。"棋盘虽小，却玄妙多变，见仁见智。如：天地阴阳，王政、兵法韬略等等。棋局如战场，黑白双方运兵布阵，攻占御守，斗智比勇。东汉文士应玚说："博弈之道，贵乎严谨。" 既要有出世之大略，又要有入世之细谋。历史上，儒释道代表人物及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数学家、哲学家等,都对围棋颂扬备至，认为从中收益匪浅。3．书书法是中国古代极为普及的、雅俗共赏的艺术形式，习书法能调神修心、健康长寿。历史上许多著名的书法家大都是寿星，唐代写《九成宫》的欧阳询，活了85岁；写《夫子庙堂碑》的虞世南，活了89岁。当代书法家上海的苏局仙、北京的孙墨佛都年逾百岁。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帖 王羲之观鹅掌拨水而得笔法，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而得草书之法，黄庭坚观樵夫荡桨而得笔势......书法家悬腕运笔，掌虚指实，快而不急，慢而不滞。捕捉到"鸾舞"之姿，"龙腾"之态，可达浑然忘我的天人合一状态。古代书论普遍关注品德与书法的关系，即有"书如其人"之说。清代的朱和羹在《临池心解》中写道："书学不过一技耳，然立品是第一关头。品高者，一点一画，自有清刚雅正之气；品下者，虽激昂顿挫，俨然可观，而纵横刚暴，未免流露楮外。"唐太宗李世民酷爱书法艺术, 重视培养书法人才, 发掘整理了魏晋遗墨, 确立了王羲之的书圣地位，为唐代的书法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唐太宗 唐太宗在书论上也有独特见解，强调书的"筋骨"和"神气"，还主张书法要有"冲和之气"。"中则正。正者, 冲和之谓也。" "用锋芒不如冲和之气，自然手腕轻虚， 则锋含沉静。" 太宗亲自撰写《王羲之传论》, 书写了不朽佳作《温泉铭》。遒劲雄健，雍容和雅，朗润俊逸，通篇洋溢出一种英武豪放又圣明高超的气概。
中国传统文化参考文献有如下：
1.《如何保护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2.《谈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3.《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中国”、“中华”、“华夏”乃同义词（古指中原或中原王朝，当代指中国国家），源于中原地区指黄河中下游一带。其流传年代久远，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印度的其他三大古文明大概同时期产生。
流传地域广至东亚与东南亚地区，影响层面包含政治意识、思想宗教、教育、生活文化。其文化圈概念亦被称为“华夏文化圈”与“汉文化圈”。
中华文明亦称华夏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明之一。中华文明历史源远流长，若从黄帝时代算起，已有5000年 。
举世公认，中国是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一般认为，中华文明的直接源头有多个，而其中又以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为主，黄河与长江被人们称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中国神话，中华文化与历史的瑰宝，通过口耳相传或书面文字记载等各种形式流传在寓言、小说、宗教、舞蹈、戏曲中。某方面而言，上古神话会被假定是历史真实的一部份，
最初的文字记载散见于《山海经》、《水经注》、《尚书》、《史记》、《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古典中。
晋代至明清时，中国文学史上又出现了一种被称为“志怪小说”或“神魔小说”的类别，当中很多是参考了神话、传说和仙话，其中有名的当属《西游记》、《封神演义》及《聊斋志异》、《搜神记》等。
浅谈佛教艺术中飞天形象的变迁【摘要】飞天是佛教艺术中的重要形象之一，其形象随佛教艺术的产生和发展广泛传播，并随佛教从印度传播到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渐渐脱去印度艺术风格，糅合进中国的艺术特色。【关键词】佛教艺术飞天形象的变迁。飞天是佛教艺术中多见的艺术形象，以轻快优美的动态和流转飘动的舞姿吸引观众。飞天出现在经变、佛传等故事壁画中，一般分布于佛教石窟窟顶、壁面上方，以及佛像的背光之中。佛经中没有对飞天进行正式的记录，没有明确出现过“飞天”这个词语。关于这种现象，通常的看法是，“飞天”并不是一个佛教的词汇，而是一种世俗的称谓。关于飞天形象所包含的人物内容，有多种不同观点，最早正式提出“飞天”名词的是日本学者长广敏雄。长广敏雄在1949年出版的《飞天艺术》中正式提出这个名词，是学术意义的角度上系统探讨飞天艺术的开端。长广敏雄认为佛经中“飞天”所描述的形象，总的来说是佛教诸天形象，而在佛教艺术中，飞天的形象大部分与演奏音乐和表现歌舞有关。在佛教诸神中，乾闼婆和紧那罗是音乐神，在佛说法时以音乐来供养佛，即凡是诸天举行法会，都是他们担任奏乐的工作，所以佛教艺术中的飞天形象通常以乾闼婆及妻子阿卜莎罗以及紧那罗的形象来表现。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在不同方面有不同差异的观点。如认为“广义的飞天，包括飞行无碍的诸天神，如侍从护法、歌舞散花、供养礼赞佛、帝释天等等。狭义的来讲，则是乾闼婆、阿卜莎罗、紧那罗、歌舞散花供养礼赞佛、菩萨，凌空飞舞的天神等。”在关于飞天形象的描绘范围上，把飞天确认为乾闼婆、阿卜莎罗和紧那罗的观点影响较广。但无论是古代传说，还是佛教经典的记述，都能看到佛本生故事、佛传故事以及佛说法的场景中有诸天人、天女歌舞供养。当用艺术手法表现这些记述时，就是我们看到的飞天，其中自然包括乾闼婆、阿卜莎罗、紧那罗的形象，但很明显，飞天所代表的形象不仅仅局限于此。因此以乾闼婆、紧那罗的形象来认识飞天所象征的人物相对便利，而用“佛教诸天”来理解飞天所代表的广泛含义更加准确。印度的佛教艺术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了飞天的形象，例如巴尔胡特佛塔的浮雕、桑奇大塔的佛经故事中。巴尔胡特佛塔的两片浮雕描述的是凡人礼拜佛塔的画面，这一时期还没有出现佛陀的形象，而以佛塔、菩提树或者佛座来象征佛，在表现供养或者礼拜佛塔的场景里，往往在佛塔或者菩提树之上雕出飞天形象。马拉图雕刻中，飞天出现在佛说法的场面，并有了较规范的表现，在佛尊上部，佛光外围的两侧各有一身飞天。公元1世纪，出现了最早的佛陀形象，2世纪到5世纪的马拉图雕刻中，飞天所环绕的形象也表现为佛陀的形象。这时候的雕刻技法也有了进步，以体型大小差异来表示不同人物的地位，飞天形象在画面中以较小的体型表现。马拉图的雕刻是在深度空间中表现人物排列的前后顺序，而相对小的体型和在佛光外围的布局也可以显示出飞天飞动的高度，人物排列方式显示出更加生动真实的空间感。阿旃陀石窟是印度佛教艺术品内容最为丰富的石窟之一，石窟群内的飞天形象既出现在雕刻中，也出现在石窟的壁画中。阿旃陀石窟中的飞天场景基本沿袭马图拉雕刻的范式。飞天形象肢体刻画得像可爱的小孩，配以较大的动作，身形生动，服饰以较短的飘带体现飞动的感觉。阿旃陀石窟不仅有单身飞天，还出现双身飞天的对称表现。这种双身飞天并不出现在每身佛尊的上方，而是出现在相对更庄重的佛说法场面中。双飞天形象大多裸体，或仅有飘带缠身，特别突出女性的胸部和臀部，这种丰润圆满的表现是印度佛教艺术的特征之一。阿旃陀壁画中的飞天多集中在窟顶图案中。一般在方形单元内，中央圆形图案与外侧方形之间的夹角中，有单身的天人，也有男女成组的天人。多用晕染法，人物效果真实，男女成组的飞天形象依偎，好像一对恋人。壁画中的飞天形象大都看不出飞行的姿态，更像坐在地上。埃洛拉石窟也存有有丰富的飞天形象，大都是男女成组，表现欢乐腾飞的姿态。在第10窟外的门楣两旁，有两组飞天对称向中央飞来。此处不同之处在于，飞天既不是单身，也不是双身，而是各有两女一男共三身飞天，形象依然裸体，女性飞天上部有刻划为弧形的飘带。随佛教东传，飞天形象伴随佛教艺术传入中国。传播的过程中，受到中国神仙思想影响，飞天与中国式神仙逐渐结合，形象更加飘逸。佛教中诸天形象，如龙神、乾闼婆、人头鸟身的紧那罗、阿修罗、迦楼罗等形象特征都逐渐难见，演变为飞行于天空的人形。在组合形式上，飞天保持着来自印度的因素，既有单身飞天、双身飞天，也有多身飞天，一部分保持对称的格局，同时出现不完全对称的变化。龟兹石窟中的飞天图像是石窟壁画中的主要内容之一，比重大大增加。飞天本身没有承载深厚的内容，却在气氛的渲染中起重要作用。龟兹石窟飞天图画出现在主室正壁、后室券顶处较为重要和面积较大的壁画中。形体比例明显增大，多呈V字形弯曲。龟兹飞天形体的力量构成画面中的浑重气势，如克孜尔1窟后室券顶飞天，虽然券顶较低，但飞天与真人尺寸相同。龟兹飞天的姿态可分两种，一种是飞天双腿坐奔腾跳跃的动作，是一种舞蹈化了的运动动作；另一种是飞天动作中双腿动态幅度较少，整个形体的飞动感主要靠腰部的动态变化体现。在飞天的服饰中，龟兹飞天较少使用飘带传达飞动的效果，而是由人物动作呈现雄浑跃起的状态。伎乐飞天形象大量出现，在空中持各种乐器，强化了龟兹石窟浓郁的乐舞氛围。敦煌石窟是中国佛教艺术的宝库，留存有最丰富的飞天艺术。敦煌北凉272窟的南北壁说法图，有对称的双飞天，北魏254、260等窟至北周428窟说法图中在佛上部出现对称的双飞天。绘画依然采用凹凸画法，人体丰满程度低于印度绘画。从西魏开始，受中原风格影响，飞天多为结队飞行，如285窟南壁共12身飞天，排成一行随流动的云朵而轻盈飞翔。出现在同一场面的飞天数目呈增长趋势，如北周和隋代，常在窟顶相连的地方，绘一周飞天；隋代佛龛扩大，佛像的上部，也画出大量飞天，如412窟的佛龛，飞天多达20多身；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唐，如初唐321窟中，在象征天空的蓝色背景中画出成群的飞天。云冈北魏7、8窟，窟内顶部藻井部分的飞天，两两紧身相靠，行动一致，使人联想到印度男女飞天组合的形式，但此处无明显男女差异。类似的还有敦煌北周428窟。飞天从形象到服饰，从数量到布局的变化可简要归纳为以下几点：1.人物身体描绘上由丰满逐渐转向俊逸；动作由较为僵硬机械逐渐转向流畅婉转。印度佛教艺术中裸体的女性飞天形象在中国基本消失。2.人物服饰由裸体缠裹飘带转为衣裙伴以飘带，衣饰刻画由较死板的刻画发展为生动的飘动。这些绘画技法的提升与中国画技法发展紧密相连，例如唐代飞天飞舞的飘带，明显给人“莼菜条”技法的印象。3.飞天形态由散花发展为舞蹈、伎乐等多种供养形态。4.飞天组合由单身飞天、双身飞天发展为多身飞天，成群的飞天，表现效果更加辉煌。5.总体来说，无论是人物身体、服饰或是动作、表现场面，都是由简单发展为繁复而华丽。飞天在中国，其数量远超过印度，飞天在中国的变迁反映了中印两国审美精神的差异。印度所欣赏的注重肉体感官之美的形态在中国几乎消失殆尽，而代以自魏晋以来对神仙境界的追求，在形式上则追求流动飘逸的美。中国画的流畅舒展的线条美在飞天身上淋漓尽致的表现，也是中国艺术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参考文献：[1]王志强《美术大观》2007.10自由飘洒话飞天--佛教艺术形象解析。[2]陈剑《艺术探索》2007.21（2）飞天的美学意蕴。[3]师娟《莫高窟艺术中“飞天”的本土化研究》。
我觉得和田玉最好历史悠久而且参加了奥运
北宋官窑瓷之我见（中国文物鉴赏论文）提要：中国地大物博，拥有着灿烂文明的五千年历史，出土的文物数不胜数。其中北宋官窑瓷器款识多达数种，因为专门为宫廷用瓷而制造的，所以产量很少，因而流传至今的瓷款也极少。关键词：北宋 官窑 五大名窑 特点 造型 釉色 烧制 支钉一．揭秘北宋官窑中国陶瓷的发展源远流长，瓷都景德镇更是名扬中外，到了宋代，瓷器的发展到达了黄金鼎盛时期，其中五大名瓷汝、官、哥、钧、定更是争奇斗艳，各领风骚，其中由官窑烧造的贡御瓷器更是工艺先进，制作精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在北宋，瓷器可分为官窑和民窑。首先简单说下民窑，当时生产者看重的是实用、使用价值，生产者考虑了成本，所以工料就不是很讲究。但官窑却不同，官窑是为宫廷而制作的，制作时不计成本，精益求精，窑址的地和生产技术也是严格保密，工艺精美绝伦，因而流传下来的瓷器很多都是稀世珍品。很多人就产生疑问，北宋制作的官窑的地方在哪？是景德镇吗？随着时代的变迁，当时的京师即汴京（今开封），因宋代汴京遗址已沉入地底，至今日为止，尚未发掘出北宋官窑遗址，对于北宋官窑遗址缺乏考古发掘地资料和充足的文献资料的支撑，因此，时至今日，关于北宋官窑遗址在何处，仍有不同说法，一般有三种说法：一说北宋官窑即为汝窑；二说否认北宋官窑的存在；三说为北宋官窑即为汴京官窑，它与南宋时的修内司官窑先后存在①。至今官窑到底在何处是一个谜团，等待后人的探索与发现。二．北宋官窑瓷款的特点②1.造型别致制作精巧以这张图为例子进行简单分析，可以看出，此制品的上下两端都好似喇叭一样，上端略微比下端要大些，中间鼓出且上面有等距离排列的四根齿状的棱角，中间鼓出的地方下面有条凹槽，底部随着四根棱角的地方有淡淡不明显的三角形突起。这样的造型对于瓷器的制作是一种挑战，像一般的瓷器，我们常见常见的都是类似与家中装饰的花瓶一样，造型上很单一，而北宋官窑瓷器就造型精致，气度不凡，给人眼前一亮，别致新颖的感觉。2.釉色美丽烧制精湛北宋徽宗朝的官窑汝窑制作的天青无纹椭圆水仙壶，釉色是淡淡的情色，像一面镜子一样，晶莹光亮，无论你从哪个角度看过去，都光泽闪亮。此青色釉彩是天青釉，又被成为雨过天青，是一种幽淡隽永的高温兰色釉。给人的感觉虽朴素但却高雅清新，给人以脱俗之感。此天青釉因为其价格昂贵，所以只有官窑会使用，一般民窑不会以此作为原材料。和一般的瓷器相比，其烧制水平也高超，瓷器表面光滑，没有半点瑕疵，光亮照人，内部也没有小的气泡。试问现在我们现在还能见到这样美丽的釉色精湛的烤制技术吗？即使在景德镇也很难再见到这样的珍物了。3.釉层厚度极为薄我们可以看到，北宋官窑瓷器的釉层的厚度很薄，这在一般的瓷器上是很难遇见的，并且想要模仿也是难。并且断处呈现的是流畅的线状，这也是其独有的特点（赝品呈现的是不连续的齿状）。现今有些人为了赚取不义之财，制作假的文物变卖，如果这样我们完全可以根据瓷器釉色的厚度和断处的裂缝来判断它是不是北宋官窑的真品。4．底部的支钉痕迹北宋官窑的制作采用烧钉制作，器底留有细小的支钉痕；支钉烧大多为3个、5个或6个。可以清晰的看出，支钉痕小，形如芝麻，呈白色。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凡传世的北宋汝窑瓷器物的器底都有支钉痕迹，无一例外。三．总结历史传承，在对北宋官窑瓷的了解研究中，同时对北宋宫廷生活有了一些推测和估计，可以联想到当时宫中歌舞升平奢华的生活。也透过瓷器看到古代工匠的精湛技艺和智慧，相信有些是在科技迅速发展生活的我们也无法想到，无法达到的。
玉 <名> 象形。甲骨文字形。象一根绳子，串着一些玉石。“玉”是汉字的一个部首。本义：温润而有光泽的美石同本义 玉，石之美者，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说文》君无故玉不去身。――《礼记?曲记》。疏：“玉谓佩也。”五玉。――《虞书》。郑注:“执之曰瑞,陈列曰玉。”王齐则共食玉。――《周礼?王府》惟辟玉食。――《书?洪范》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左传在距今七、八千年前，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辽宁阜新查海遗址、沈阳新乐遗址和浙江河姆渡遗址，出土了中国最早的真正玉器。而玉的文化、宗教和政治属性，夏、商、周三代已经渐次完善。 在约距今七千至四千年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掌祭祀大权者，多用珍贵的美玉制作「祭器」，礼拜神只祖先。他们相信天圆地方，便琢制圆璧与方琮，来礼拜天神与地只；他们相信氏族远祖的生命，是经由神物源自上帝，便在玉器上雕饰想像中神只祖先的形貌，甚至刻绘极具深义的符号，以礼拜之。希望藉玉器特有的质地、造形、花纹与符号，产生感应的法力，与神只祖先交通，汲取他们的智慧，获得福庇。上古社会里，个人地位的高下，端视人与神只祖先关系的亲疏而定。事神之「礼」，建立了人神之间的沟通管道，也维系了人际间的和谐关系。「瑞器」就是象徵身份地位的玉器。「祭器」与「瑞器」的制度，都源起於新石器时代晚期，夏、商、周三代，配合不同的政治体制与社会结构，继续发展。在宗庙祭典与朝享会盟上，发挥其形而上的功能，以维系礼制，故总称为「礼器东周时，人文主义兴起，儒家将一些传承自原始宗教的文化成份，道德化，生活化，提倡「君子比德於玉」的观念。於是佩玉之风大盛，而雕琢之精美，后世亦难出其右汉室崇玉，生者佩玉、食玉；亡者裹玉、填玉。甚至在帛画、墓砖上，都饰以玉璧图象。圆璧有助於灵魂通天的观念，此时发挥至极早在近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中国人的先祖就发现并开始使用玉石了。一般认为上古时的人们在制作、使用石制工具时发现了玉这种矿物。它比一般石头更为坚硬，于是人们就用它来加工其他的石制品。它又有与众不同的色泽和光彩，晶莹通透，惹人喜爱，于是人们慢慢就用它来做装饰品。又由于玉的数量不是很多而且加工困难，因此就只有族群里少数头面人物如族长、祭师才有资格佩带并使用它，这又使它渐渐演变成礼器、祭器或图腾。正是在这种长期缓慢的进化过程中，玉由原来仅仅是一种特别性质的石头转化为代表权力、地位、财富、神权的象征。
在最近将近三十年的时间中,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与其他人文科学的学科一样,学术上的发展是巨大的。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古代文学史论文参考范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古代文学史论文参考范文篇1 浅析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理解 文学史一词的复杂性，是近年来学界每有讨论的问题。就这个词的全部含义来讲是指文学自身的纯客观的生成与发展的历史，一些学者称为文学史的“本体”，还有一些学者称为文学史的“原生态”。在我们对文学史进行直觉性的想象时，我们意识到这种文学史的“本体”或“原生态”是存在的，并且它有一种纯客观的性质。科学的文学史研究，把向文学的真实的历史逼近作为研究的一个终极目标，并且也将此作为判断某一文学史研究成果的价值高下的一个标准。但是，“原生态”和“本体”事实上只存在于直觉的想象与逻辑的思辨中，实际存在于人们的认识与阐述中的文学史，最直观的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种种以“文学史”为题的著作，它们事实上是通过一种认识体系构建出来的。 文学史的这种性质甚至在它处于史料状态时就已经体现出来了，这些史料即保存至今的文学作品和一些文学史的文献，都是经过自然与人为的选择的结果，都是经过叙述的。另外就产生文学的历史文化背景来看，我们所依赖的也多是历史学家的成果。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原生态，早已成为历史的东西，无法复原。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所把握住的文学史，无沦是零星的还是系统的，无不是进入我们的自身的认识领域的东西，即构建出来的东西。文学史越系统、越宏观，它的构建的性质也就越突出。 中国古代文学史理论的叙述首先得提及孔子。孔子的《春秋》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私人撰写的史书，司马迁认为《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史旧文“约其辞文，去其烦重”整理而成，主要记载政治事件和人物活动。《春秋》对文学史论的贡献至少有二。一是它按年、时、月、日记载史实，后世编年史基本上沿袭此法，这对后人撰写编年体文学史、作家年谱、文学大事记等类型的文学史著影响久远。二是《春秋》于客观记事之中“寄其微言大义”，故有“春秋”笔法之说，对后代学者撰写文学史影响极大。 有当代学者认为：“新文学史既然是史，又与现代政治有那么密切的关系，研究中就必有禁忌，因而要有精神准备，在史德遇到考验时，能够站稳脚跟。古时所以创造了‘春秋笔法’，就因为在不让讲真话的时候，可以隐蔽地讲真话’，川。孔子的《论语》提出“十世可知”即以往知来、以见知隐的历史观，“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印的进化论思想，“不以人废言”即的治史准则，都是中国古代文学史理论的重要内容。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川，“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明，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已成为历代文学史研究的原则与方法。 魏晋南北朝是文学自觉的时代，文学相对于其他学术或学问独立出来，确立自身的价值和范围，初次形成清晰独立的文学概念，出现了较为完整、自成体系的文学思想和观念。魏晋南北朝也是文学史研究自觉的时代，主要标志有三个。 一是史书中立《文学(文苑)传》。范哗的《后汉书》在《儒林传》外别立《文苑传》区分出儒学与文章之学的不同。萧子显在《南齐书》中立《文学传》，并在传后撰写一篇长论，叙述属文之道及文章体变。此后《文学(文苑)传》便成为多数正史沿用的通例。 二是出现研究文学史的专论。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对文学体裁专门考察其源流，分别其特征，概略而全面、条理化地勾划出文体发生发展的历史线索，是一篇文体史研究专论。钟嵘的《诗品》探讨五言诗体的源流变化，把品诗与辨流结合起乘，在对作家品评时都把每位诗人放人这种诗体、题材和表达方式的继承源流关系之中。《诗品序》史论结合，既系统阐发他的诗歌理论，也概述了五言诗的发展历史。钟嵘品评作家作品的优劣虽然也有不少涉及社会因素，但大多是以审美因素为标准，他提出并推祟诗歌创作的“滋味”，以为“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显示出钟嵘的文学史观的审美倾向。 三是出现了专门的文学史论。《文心雕龙》中的《通变》、《时序》是论述文学发展的文学史论专篇。《通变》被作者归之于“剖情析采”的创作论，实际上是从文学自身演变的历史来探讨文学发展规律，作者概述历代文风的衰变之后，从文学创作自身寻找原因：“竞今疏古，风味气衰也”，争相模仿现代的而忽略借鉴古代的，是造成文风黯淡文气衰落的原因，如何解决文学发展中出现的这类令人优虑现象，刘娜认为：“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文学的生命力在于革新，“通变则久”，但革新之时必须注意继承，一方面要“变”，一方面要“通”，这样，文学的发展才能充满活力，‘旧新其业”。《时序》论述文学发展与时代社会的关系，是一篇严格意义上的完整的文学史论。刘叙述了“蔚映十代，辞采九变”的文学发展历史，考察了文学演变与历史社会状况的关系。如文学受政治教化的影响：“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又如，文学受包括学术风气与文化氛围的世情的影响。屈原、宋玉等人的瑰异文思与艳丽文辞“出乎纵横之诡俗”;建安文学由于当时“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的;东晋由于清谈风气的影响，时势虽极艰难，文辞却写得平静宽缓，“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刘聪在《时序》中还涉及到影响文学发展的其它因素，见解应该说是相当深刻的。 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学科建设既要确立它自己的独立地位，还要确定它本身的系统的内容。作为一门学科，中国古代文学史应该有更深的层次。它应包括断代文学史、各体文学史、文艺批评史和文艺思潮史等。此外，中国古代文学史还应当有自己的辅助性学科。初步想来，至少应有如下几项： (1)文学史文献学。它是为文学史研究提供资料的，是整个文学史研究的基础，包括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整理和校勘作晶、作家传记材料和其它背景性材料等第一手文献，二是对有关古代文学的研究成果以及已有的文学史研究成果进行摘编和分类，以备索引和参考。 (2)文学史方法论。它属于文学史研究的基础理论，从理论上总结以往的文学史研究的经验与教训，注意文学史研究最新成就在方法上的特点，并评介不同学派的研究方法，引进国外文学史研究的最新思潮，不断探索既体现人类思维和现代科学理论的新成就，又适合于中国国情和古代文学史实际的研究方法。对文学史学科特点的探讨，也属于方法论的范围。 (3)文学史编纂学。它专门研究文学史著作的叙述方法与编纂体例。诸凡记传体、编年史体或“分体合编”式、“时代为纲作家为序”式等不同体例，都要分析其优劣、比较其高下，然后为已有的研究成果找到最适合的叙述方法。 综上所述，文学史有其不可靠性。如前所说，而许多原始记录已经不复存在，文学史是人写的，而且是被不同时代不同的作者所创作。人无论希望自己立场多么公正只要是人都会有自己的主观思想，并且会受到当时的社会文化所影响因而无论是再好的史学家，其所记录的历史都会带有其主观意向，都会与真实的历史有偏差，而且在历代传抄学习中，因所读之人与成书时的时代不同，知识程度不同，以及普遍存在的误读现象，可以说“文学史”即为“人学史”。 然而，因为事物的发展是螺旋式上升的，前人写的文学史终究是给后的人所看，前人有的主观意识在后人身上同样能找到，前人所做过经历过的事情后人未必就不会去做去经历。相反，许多后人所做的事情在前人那都能找到相同或相似的记录。正如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朝代如何更替，在中国可追溯的近三千年历史中，中国文坛几乎每个朝代都会发生文艺复古运动，每次复古运动之后又会有更激烈的新思想新文化爆发。因而文学史又有其可靠的一面，毕竟前人还是留下了不少文字作品，白纸黑字还是有根可寻的。 如果可能，在编撰中国古代文学时，应该同时关注不同朝代同一文学运动或者相似的文学改革(如观察不同朝代但同样都发生过的“复古”运动)，以此作为对比，相互对校，从中发现它的规律或者谬误，这样大概更有利于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构建。 参考文献： 《试论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学科建设》 张弘 社会科学辑刊 一九八六年第一期 《中国古代文学史理论述论》 佴荣本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997年第5期 《中国古代的文学史构建及其特点》 钱志熙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文学遗产-二三年第六期 古代文学史论文参考范文篇2 试论古代文学史课中的师生互动 摘 要：中国古代文学史课要改变传统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提倡课堂中的师生互动。在知识与能力方面教学相长、情感上互相感染和观念上相互碰撞，从而提高教学效果，达到培养理论和知识扎实、具有较高鉴赏、分析和创造能力的人才的目的。 关键词：古代文学史课程师生互动 近年来，课堂中的师生互动在高校的教学改革中越来越多地受到重视，甚至成为教学效果评价的一个重要指标。中国古代文学史课是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课程内容涵盖上自先秦下至近代的中华民族五千年优秀的文学遗产，历来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即教师讲授，学生听与记的方式进行。教学内容上，采用文学史知识与作家作品介绍相结合的方法。但在实际教学中这种“填鸭式”教学方式越来越不能被学生接受，教学效果受到极大影响。笔者在在教学中，借鉴同行的教学经验，尝试引进师生互动的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笔者认为古代文学史课的师生互动主要体现在教师与学生在知识与能力方面的教学相长、情感的互相感染和观念的相互碰撞三个方面。 一、知识与能力的教学相长：传授正确的知识这是古代文学史课的基本要求，在此基础上培养学生开阔的文化视野，尤其是培养学生对经典作品的审美能力、感悟能力，增强人文素质，是古代文学史课的一个较高目标。实现以上的目标首先要学生有学习的兴趣，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这就需要突破传统授课方式。 改变“满堂灌”、“填鸭式”的进课堂教学模式，采用让学生参与到讲课环节中的课堂结构方式，即提前将要讲授的课堂内容提炼出几个典型问题布置给学生，学生围绕相关问题查阅资料，撰写出发言或讲授提纲。课堂教学中，教师根据所设计的问题采取不同的课堂教学形式。如讨论(或辩论)式、教师(或学生)答辩式、案例分析式及学生主讲教师总结式等多种方式开展教学。这样不仅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还促进学生对所学内容做进一步深入的理解、分析，同时促进教师自身的业务进步，因为教师要花比传统授课方式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备课，以准备问题的设计和课堂中学生有可能提出的各种问题的解答。 如在讲《史记》文选时，学生对《项羽本纪》和《李将军列传》做了大量的查阅文献的准备，分小组做了幻灯片，对作者及其思想和艺术成就，传主的生平事迹及历史评价、作者艺术特色等都有独特的分析、讲解和讨论。学生也对一些不清楚的问题提出来请老师解答。对师生来说，都是一个促进和提高的机会。教学相长，收获很大。 二、情感的互相感染：古代文学史课的师生互动，应是在情感层次的互动。文学是人的文学，历代的经典作品中往往蕴含着深厚的人生情感与深刻的生命感悟。一部古代文学史也是一个民族的性格和情感形成发展的历史。通过对文学史的学习、对文学作品的阅读，领悟凝结于其中的个人与民族的信仰情操精髓.对于陶冶接受者的精神品位与人文素养，有着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作用。 古今社会文化背景和氛围不同，今人思想感情、心理结构、感知世界的方式、思维方式以及情感方式等与古人有较大差异，学生不可避免地对古代文学感到隔膜，他们常常不能很好地理解古代人的所感、所思，对古代人的生活、对古代文学普遍缺乏兴趣。作为教师有责任和义务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培养高尚的人格。 无论是一个作家的生平创作、一种文学现象的出现、一种创作方法的产生和更新等都离不开特定时代的人。这就要求教师要掌握大量史料，要非常熟悉史料，以致烂熟于心，在向学生讲解之前要预先转化为自己呼之欲出的感性体验，用带有情感色彩的语言进行描述与讲解，使学生产生身临其境般的现场感。在对作家作品进行讲解时，采用一种领悟式的体验阅读与理解方式，尽量避免理性的拆解与分析或直接的结论宣导有可能带来负面效应，避免损害作品情境的浑融和圆满或对作品及作家真实感情和主旨的片面理解。重在实践一种获得结论的过程，从而使学生在富有情感的环境感召下，激发学生自身对作品情感体验的认同。 如在讲魏晋南北朝文人的名士风范产生的时代背景时，学生对阮籍、嵇康等名士的言行觉得可笑、不可理解。讲授中引用大量数据和事例分析，并调动教师和学生的生活经验和事例做类比，用富有情感的语言论述这一时期“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使学生从理性和情感上认同当时文人的特异言行的合理性。 再比如古代文学中有许多思乡思亲的名篇，讲授时调动学生的人生经历，联系作品产生的具体背景，使学生对作品能从内心深处产生共鸣。 情感互动应贯穿于古代文学史教学的始终，可以是对祖国灿烂文化的款款深情，也可以是对某一文学现象的慷慨叙述，还可以是对某个作家境遇的深切同情拟或是对某部作品的深情解读，等等不一而足。教师在教学中的情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激发学生学习和研究的兴趣，使教学效果成倍提高。 三、观念的相互碰撞：古代文学史教学对于人文精神的发掘的意义在于传统生命精神对现代生存的启迪。古代文学史教学既要引领学生走入过去，重新体验文学作品本身所达到的人文境界，又要走出来立足当下，让学生自身的人文精神感受融入文本所传达的人文意义境界。而在教学过程中以当下意识阐释经典文本新的价值内涵与精神意义时.既是对于古代文学作品的重塑又是一种有生命力的传承。 由于古代文学的含蓄蕴藉的特质，历代文论的繁复和时代的远离.今人的价值观与古人之间存在分歧、断裂甚至背离，使得当下教学环境中对古代文学作品的意义与精神的理解趋于复杂。在教学中会出现师生间观念上的矛盾，作为教师不要害怕和回避这种矛盾，在宽松的气氛中，耐心平等的与学生进行对话，在这种观念的碰撞中，既可以修正学生的某些偏激、肤浅、片面甚至错误的观念，也可使教师更接近当代学生的思想和精神世界，某种程度上也为教师修正某些落后于时代的观念提供了契机。 这样的观念碰撞在古代文学史课的教学中甚为多见，如对屈原之死的评价、对杜甫“忠”的看法、对古代文人仕与隐的分析、对文以载道的论点的评论等等，教师可适度引导，但不必急于将所有问题均在课堂上找到答案，有些是在目前理论界尚争议的问题，或在课堂上不能一下解决的问题，可留下存疑，让学生带着疑问进一步深入学习和研究。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吴小如.关于怎样学和教中国文学史的问题[J].文学遗产,1991,(3). [3]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猜你喜欢： 1. 古代文学论文范文精选 2. 古代文学史论文 3. 浅谈古代文学研究论文范文 4. 古典文学论文精选范文 5. 浅谈古代文学论文
从“女儿国”看时代——《西游记》和《镜花缘》对比赏析 增大字体 泊头师范语文组：黄冬冬 摘要：《西游记》、《镜花缘》都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中的文化瑰宝，在当今时代仍是魅丽不减，两部书作者不同时代背景不同，是女儿国这个意象把两者紧密联系在一起。无论是从女儿国本身还是他们的荒诞、诙谐之风中，我们都可以找到许多共性的东西，但“文以载道”、“明其本然”，我们不能仅仅停留于表面，还要逐层深入，挖掘实质，找寻其时代意义。关键字： “女儿国” 封建礼教 “女尊男卑” 实质 时代意义 《西游记》、《镜花缘》都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中的文化瑰宝，在当今时代仍是魅丽不减，两部书作者不同时代背景不同，是女儿国这个意象把两者紧密联系在一起。无论是从女儿国本身还是他们的荒诞、诙谐之风中，我们都可以找到许多共性的东西，但“文以载道”、“明其本然”，我们不能仅仅停留于表面，还要逐层深入，挖掘实质，找寻其时代意义。掀起“荒诞”、“诙谐”的现象外衣，我们要立足于时代背景、作者的社会经历来探求两部书中女儿国所蕴含的社会实质和时代意义： 首先我们从两部作品“女儿国”内女性所处的角色来分析。西游记中“女儿国”虽也有“农士工商皆女辈，渔樵耕牧尽红妆”的涉及，但作者并没有展开来描绘，而是把视角放在女王求爱和举国臣民女子对男人的态度上，说明在这个女儿国中作者目的是突出女性作为爱情主角的实质。而其现实意义也生发于此。《西游记》成书于明中叶，当时程朱理学统治着整个社会，他们主张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为大”，对女子这种三从四德、从一而终的教化根深蒂固。在这种封建伦理道德的压制之下女性本身也成为扼杀自己的刽子手。在宋元时代作品就已出现了许多列女形象，她们把自己的贞操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有的女性手被男子碰一下就认为有辱自己名节而自断手臂。而如果女子稍有反抗则被舆论灌之为“坏女人、不贞不洁的妖妇”之恶名。《水浒传》中潘金莲、潘巧云和卢夫人等女性由于背叛丈夫、没有从一而终，而只有落得被杀的下场。这些作品中作者的思想还没彻底开化，她们是被封建道德束缚了手脚。而今我们在幻想的“女儿国”中看到另一图景：女王得知御弟驾临，立即对众臣子宣布：“寡人愿招御弟为王，我愿为后，与他阴阳配合，生子生孙”。这是何等大胆的求爱之举呀！而举国上下女子对男女交合之事无任何羞怯之态。作者也敢于涉足这一方面，勇气可嘉!在现实社会中女子从小处于深闺之中，习熟“礼教”，万事遵礼教而行，即使心中青春萌动，也羞于出口，而最终往往在家人的摆布之下葬送个人幸福。构想中“女王”则勇敢的冲出了这个樊笼，女王从没接触过男性，但他对情爱有着强烈的渴求，他对唐僧大胆的求爱实质是理学禁欲主义窒息下妇女们发出的心灵呐喊。但“女儿国”在描述这种正义之举时，也向我们展示了在礼教桎梏下女性心理的扭曲变态发展。唐僧一行刚进入西梁边界就从一中年妇女口中得知：“那年小之人”不忘“风月之事”，“那个肯放你过去！就要和你交合，假如不从，就要害你性命，把你们身上肉都割了做香袋”。这是何等的凶残与变态呀。这正寓指：在现实社会下由于封建道德、礼教的压榨，女性不能自由、合理追求情爱、幸福，最终使她们走上邪恶之路而不能自拔。如《水浒传》中潘金莲、潘巧云等就是这种扭曲人物。两者都是在封建包办婚姻下背夫偷情，更甚者潘金莲和西门庆狼狈为奸毒害亲夫。他们大胆追求幸福的勇气可嘉但不道义的行为又让人生恨。是封建社会扼杀了他们的躯体，泯灭了他们善良的灵魂。《西游记》作者正是站在社会高度逆时代不能为而为之，这种冲破时代枷锁的壮举实为可敬。但《西游记》的“女儿国”只是局限于女性自身情爱角度，没有上升到社会层面。而《镜花缘》女儿国中女性角色则发生了变化，已经成为社会活动参与者。有人会认为《西游记》中“女儿国”也是由女子来掌管国家、处理社会事务。但那只是虚渺的假象，因为在此国中作者向我们突出展现的是：河水受孕、女王求爱、国师说媒和摆席设宴。只要从深层次探求，便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原型，即现实社会中“女主内、男主外”大环境下女主母的行为：处理家务，管理婢妾、内眷。这种“常理”行为对封建礼教冲击力度不大。吴承恩展示的“女儿国”只在个人圈子里徘徊，他本人也难以想象女子还有社会的一面。由于作者这种局限，是他回避了这方面的渲染。而李汝珍则把重点停留于此，而且进行了大胆设想：“女主外，男主内”让女性管理国家，处理社会一切事务。这在其中“治河除水患”中得到精彩体现。此项工程虽是由唐敖这一外来男性协助，但如此庞大的工程一直是女王、国舅操心费力之事，而且这么艰巨而繁重的劳动还是由国中“女百姓”来担负完成的。它们有制铁造具上的“心灵手巧”，也是力量上的强者。书中对此工程的艰巨作了详细描述：挖坑、推坝、搅土且“要费许多力气”。“娇弱”女子们完成如此重任，的确难以想象，但作者所传达给我们得女性却做到了，而且还做的很成功，这不得不让人敬佩、叹服。由此及彼，让我们也会联想到“女儿国”中女性在其他国家事务、社会劳动上的潇洒身影。在此作者把女性的才能、智慧和力量充分体现出来，让现实中的男性看了也不得不汗颜。这些俗人们整天叫嚣“唯女子和小人难养也”的谬论，但一向“柔弱”、“浅薄”的女子在“女儿国里”则成了社会的主力军，这对现实社会的冲击非同一般呀。 其次我们从两部作品“女儿国”内：女王外来男性的态度上挖掘深层次的进步性。《西游记》中西梁女王对唐僧总体上采取屈卑的求爱。当女王得知唐僧已来本国，立刻按耐不住向臣子们宣布：“寡人以一国之富愿招御弟为王，我愿为后”，这就把自己放在了第二位上，紧接着又派国师去说媒，“礼”字为上。在见到唐僧后那种娇羞、妩媚、风流尽情展现，且又“御弟哥哥”叫个不停。这表明在她心目中仍是男性占主体地位，男性统治女性才天经地义，男尊女卑的意识没有改变。在这一点上作者仍受时代局限，没有重大突破。与吴承恩相距几百年的李汝珍却提出了“女尊男卑”的石破天惊的设想。在这个王国中女王对外来男性“林之洋”就没有了礼遇，而是强制性的逼娶，逼林之洋“穿耳”、“缠足”，做其“王妃”。在国王眼中“男性”是处于屈卑之地，应顺从自己。此国中体现的“女尊男卑”意识，虽有些矫枉过正之感，实则是作者在向社会呼吁“人人平等”思想，让男女倒置，唤起世间南子正视封建社会对女子近百年的摧残。这种女子苦痛遭遇的转嫁的确让女子们扬眉吐气了一回。这在时代进步和现实意义上已远远优越于《西游记》了。 从以上两大方面的分析对比，让我们切实感受了《镜花缘》中“女儿国”的优越与进步。是什么因素导致的呢？两位作者都是在封建专制大环境中成长起来，在逆境的压抑下，使他们有此惊人的创造和成就。但两人所处的毕竟不是同一时代，而他们的个性风格也应有所差异。明中叶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并发展，启蒙思潮也在兴起，但明前期近一个世纪的政治高压和文化封锁，使此时的经济文化在休养生息中没完全摆脱出来。而此书又是作者对前人作品的综合和完善，放不开手脚，创造性不大正是作者的这种成书经历和时代的局限，才使《西游记》中女儿国的现实意义稍逊色了些。到了清中后期，经历了时代的更替、社会的进步和人们思想意识的升华。封建专制虽仍甚严，但也是“秋后的蚂蚱，蹦不了几天了”，资本主义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人们的思想异常活跃，文学创作也进入繁荣兴盛期，李汝珍正是这个时代的产儿，他虽然和吴承恩有着相似的个人经历，可他生存于高度发展、高度激越的时代，生性乐观豪放，正是时代的熏染和作者的狂放不羁之风才有了我们的《镜花缘》，也才为我们构筑了奇妙的“女儿国”。而我们正是通过两部作品中“女儿国”片断的对比赏析才真正透彻的从立体上审视了时代的进步和作者思想的升华。 参考资料：赖力行 《中国古代文学史》 吕晴飞 《〈镜花缘〉为妇女大唱赞歌》（山东师大学报）章培恒/骆玉明 《中国文学史（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