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元曲”这个概念而言，实际上它是包含了两种不同的文学样式的，即“散曲”与“杂剧”。散曲属诗歌，而杂剧属戏剧范畴。本文所说之“元曲”均指“散曲”。在中国文学史上，元曲与唐诗、宋词并列，三足鼎立。是中国古典诗词中一种重要的体裁。这三种文学形式都具有各自的艺术魅力。与诗、词相比，元散曲更贴近世俗生活，更接近当今语言，更具有开放色彩，更符合现代审美心理，以雅俗共赏见胜。元曲是在唐诗、尤其是宋词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对此前的格律诗词的有选择的继承和发展。是汉族传统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晶。“词”作为一种古典格律诗的样式，最初起源于民间，流行于歌楼市井，但虽着社会的发展，它逐渐成为各层次文人的“专利”，格律在不断的完善，词牌不断增多。经晚唐和五代的快速发展，到北宋初期已十分繁盛。南宋后期由于相当一部分作者过分强调格律，追求技巧，脱离生活现实，词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限制。元朝建立之后，北方的少数民族得以入主中原，形成了多民族共处共荣的格局。这直接导致了多民族文化的融合，为元曲这一文学形式的产生奠定了社会和文化基础。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的文人及士大夫阶层，对宋词这种典型的中原文化难以全盘接受，尤其对其中过于严格的格律及文言文语法等更是这样。于是他们在继承的基础上，与中原的文人秀士们共同对传统的古典格律诗词进行了改造，逐渐形成了元曲这种完全独立，自成一体的文学样式。与宋词比较，元曲具有如下特色：1.元曲属新格律诗，它与宋词相同之处是也有诸多“词牌”（元曲中称为曲牌），并且也有一定的格律定式。即每一曲牌的句数、字数、平仄等均有格律规范。但它允许在定式中加“衬字”；部分曲牌还允许增加句子。这种“衬字”的加入在一首散曲中还不限于一处和一字。所以经常可见在曲牌规定为三字句处，实际却为五字句；规定为五字句处，实际为八字句等现象；也经常可见到七句的曲牌，实际却为八句等现象。这使得宋词那种对作者思想及表达过分约束的现象大为减轻，作者可以根据需要做相应的调整。从而使元曲具有了“格律与自由相统一”的全新特征。例1：〔四块玉〕临邛市 （作者：马致远）美貌娘，名家子，自驾着个私奔车儿。汉相如便做文章士，爱他那一操琴，共他那两句诗，也有改嫁时。〔四块玉〕曲牌的定格句式为：三三七、七、三三三。在这首散曲中后面的三个三字句分别被加字为：六六四；第三句的七字句加了一字变为八字。由这首〔四块玉〕也可看出散曲与宋词在风格上的明显不同。例2：〔拔不断〕 （作者：马致远）菊花开，正归来。伴虎溪生、鹤林友、龙山客；似杜工部、淘渊明、李太白；有洞庭柑、东阳酒、西湖蟹。哎！楚三闾休怪！〔拔不断〕曲牌的定格居式为：三三七、七七四。其中三个七字句均被加衬字变为10字句。而结尾的四字句被分为两句。散曲中句子加衬字的现象十分普遍，衬字须加在句首或中部，所加字数不限，且不计平仄。2.元曲打破了传统的格律诗词以文言词语及语法为基础遣词构句的规则，而以当时的北方方言为准，去分四声、定平仄、归韵类。同时，大量口语词汇及句子结构，将传统诗词特质、民歌风韵及俚词俗语融为一体。使这种体裁更加大众化，更贴近生活，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文体语言风格。例1：〔叨叨令〕道情 （作者：邓玉宾）一个空皮囊包裹着千重气，一个干骷髅顶戴着十分罪。为儿女使尽了拖刀计，为家私费尽了担山力。你省的也么哥，你省的也么哥，这一个长生道理何人会。这首〔叨叨令〕即使放到现代社会，其词汇和语法也是十分口语化和通俗化的。其中的两处“也么哥”是该曲牌规定的语气助词。例2：〔沉醉东风〕闲居 （作者：卢挚）恰离了绿水青山那搭，早来到竹篱茅舍人家。野花路畔开，村酒槽头榨，直吃的欠欠答答。醉了山童不劝咱，白发上黄花乱插。曲中的“那搭”、（那边），欠欠答答均属方言中的俗语。3.元曲的修辞手法上与传统的古典格律诗词也有明显的不同，最突出的是着意使用叠词、重句和象声、拟形、拟态等形容词，以增强语言效果。这类词汇在传统诗词中，是“殊相”；在元曲中则为本色。也常见大量日常生活中的鲜活语汇，俗语、俚语入曲，增强了元曲的生动性，生活性及表现能力。例：〔天净沙〕即事 （作者：乔吉）莺莺燕燕春春，花花柳柳真真，事事风风韵韵。娇娇嫩嫩，停停当当人人。这首〔天净沙〕属叠词巧体，句句用叠词，诗中描述的是游春的美女。4.散曲的表现形式可分为小令、重头、带过曲、套数等。小令及重头：小令又称“叶儿”。曲的小令不同于词的小令。只要是具有独立表现能力的单只曲都叫小令，与其长短没有关系。曲的小令也不象词那样分为单调、双调、三叠、四叠。而是一曲一咏，意犹未尽则可用同一曲牌再续若干首，这样的表现形式就是所谓的“重头”。带过曲：即将属同一宫调、旋律上可以衔接的二支或三支小令合为一曲。带过曲的组合是固定的，元曲中带过曲仅三十余支。套数：是取同一宫调的若干曲牌组合的套曲。其表情达意的容量较单支小令为大。例1：“重头”的例子〔一半儿〕拟美人八咏 （作者：查德卿）春梦犁花云绕锦香亭，蝴蝶春融软玉屏。花外鸟啼三四声。梦初惊，一半昏迷一半醒。香困琐窗人静日初曛，宝鼎香消火尚温。斜倚秀床深闭门。眼昏昏，一半微开一半盹。春装自将杨柳品题人，笑捻花枝比较春。输与海棠三四分。再偷匀，一半胭脂一半粉。该〔一半儿〕组成的重头共连续八首，其余略。例2：带过曲的例子〔骂玉郎带过感皇恩采茶歌〕恨别 （作者：钟嗣成）风流得遇鸾凤配，恰比翼便分飞，彩云易散琉璃脆。 揣地钗股折，厮琅地宝镜亏，扑通地银瓶坠。香冷金猊，烛暗罗帏。支刺地搅断离肠，扑速地淹残泪眼，吃答地锁定愁眉。天高雁杳，月皎鸟飞。暂离别，且宁耐，好将息。你心知，我诚实，有情谁怕隔年期。去后须凭灯报喜，来时长听马频嘶。
散曲就是北方少数名族音乐与中原诗词结合的产物，并且贯穿整个元朝。
元曲是指元代的散曲。散曲是在某种程度发展而来的，。北宋灭亡后，中原文人吸收了民间兴起的曲词，以及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的乐曲后，经金末元初文人的介入，逐渐形成的一种新的歌曲形式，这就是散曲，因形成与北方，也城北曲。
曲在中国的文学史上，于元朝产生大变化，把诗词之美融入乐声中 而风行之，据考证，论曲起源可上溯至远古生民之始〔钧天九奏 〕〔葛天八阕〕，孔子亦诗三百篇作弦歌；安徽及湖南则以〔楚 辞九歌〕为祀歌，降至汉乐府〔延年协律〕、唐诗〔旗亭画壁〕 、宋词酒宴歌席，均以谱入管弦而歌之。曲为何能独得乐曲之名 ？也因其与音乐关系比乐府、诗词更加的密切。是韵文学发展极 致，故能占魁。就中国的韵文文学，与音乐关系密不可分。以词 来说，其源于唐曲子，唐曲子则出于隋唐燕乐，宋词是倚声而作 ，就是先有调，再按其所奏乐曲配词吟唱。又〔宋元戏曲考〕载 ：就元曲三百三十五调其渊源，出于宋代大曲十一、唐宋词七十 五、诸宫调二十八。当时，文人便作另一种文学发展而拟之。宋 末，民间出现更多新乐曲；如元人杨朝英编集之〔太平乐府〕与 〔阳春白雪〕中之小令、散套、加上少数民族乐曲。宋词渐无法 满足当时需要，以致〔词〕在声乐上的地位就逐渐被〔曲〕取代 之。散曲之文学形式，约产生于宋金。在元明时期发展，乃是集 少数民族之乐曲，南北各地小调。〔南词叙录〕载：永嘉杂剧兴 ，则又即村坊小曲而为之，本无宫调，亦罕节奏，徒取畸农，市 女顺口可歌而已，谚所谓〔随心令〕者，与入乐律宋词之大成如 〔秦月楼〕〔点绛唇〕〔太常引〕〔念奴娇〕又如曲调之〔柳外 楼〕即词调之〔忆王孙〕，及唐宋的〔大曲〕〔鼓子词〕〔传踏 〕〔诸宫调〕〔赚词〕等见于〔乐府诗集〕，北宋宣和年间，汴 京风行〔蕃曲〕即是少数民族之音乐，宋人曾敏行曾曰：宣和末 至京，街市鄙人，多歌蕃曲名曰：〔国朝〕〔四国朝〕〔六国朝 〕〔蛮牌序〕〔蓬蓬花〕等，其言至俚，一时士大夫亦皆歌之， 金朝女真乐曲亦传入，如北曲〔双调〕中〔风流体〕等，〔太和 正音谱曲论〕，元人周德清亦云：女真〔风流体〕等乐章，皆以 女真音声歌之，虽字有差误，不伤于音律者，不为害也，在<<中 原音韵>>北曲黄钟宫之〔者刺古〕双调之〔阿纳忽〕〔古都白〕 〔唐兀歹〕〔阿忽令〕，越调之〔拙鲁速〕，商调之〔浪来里〕 皆非北方汉族的曲调，应属于女真或蒙古乐曲。在明人王世贞<< 曲藻序>>：曲者，词之变，自金，元入主中国，所用胡乐，嘈杂 凄紧，缓急之间，词不能按，乃更为新声以媚之。
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 楚辞战国时期，我国出现了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 汉赋在汉武、宣、元、成帝时代，汉赋达到全盛期。司马相如是这一时期成就最大，名望最大，在汉赋史上被称为“赋圣”。他和卓文君的故事。民间广为流传。一曲《凤求凰》，千古传佳话。 《凤求凰》司马相如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时未遇兮无所将，何悟今兮升斯堂！有艳淑女在闺房，室迩人遐毒我肠。何缘交颈为鸳鸯，胡颉颃兮共翱翔！凰兮凰兮从我栖，得托孳尾永为妃。交情通意心和谐，中夜相从知者谁？双翼俱起翻高飞，无感我思使余悲。 唐诗唐代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王安石曾说：“世间好语言,已被老杜道尽。世间俗语言,已被乐天道尽。”唐诗作者众多：李白、杜甫、“小李杜”（杜牧、李商隐）等。唐诗的基本形式就是绝句和律诗，绝句共4句，律诗要8句，都可以分为五言和七言（即每句5个字或7个字）。 宋词词，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一种，始于梁代，形成于唐代而极盛于宋代，故名“宋词”。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皇冠光辉夺目的巨钻，历来与唐诗并称“双绝”。宋代最著名的词人有苏东坡、柳永、李清照等人。一首词，有的只有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为两段，称双调；有的分成三段或四段，称三迭或四迭。宋词句式不像唐诗那样整齐划一，而是长短错落参差。词牌如《点绛唇》、《曲江月》、《念奴娇》等，有的是沿用古代乐府诗题，有的是取诗词中的几个字，有的是根据某一历史典故，还有的则是名家自制。 元曲元曲是继唐诗宋词之后形成的另一种文学形式，元曲大致分为两种，一为元杂剧，一为元散曲。杂剧是一种把歌曲、说白和舞蹈结合起来的形式。散曲是诗歌。关汉卿的《窦娥冤》代表了元杂剧艺术的发展颠峰。马致远的散曲《天净沙"秋思》脍炙人口。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明清小说明清是中国小说史上的繁荣时期。《三国演义》罗贯中此书生动描述了东汉末年群雄割据﹐三国鼎立﹐最后司马氏统一天下的复杂历史。它是我国的第一部章回小说，也是我国第一部历史演义小说，也是中国古典小说中战争（三大战役：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描写最成功的一部。主要人物形象：曹操、诸葛亮、周瑜、关羽﹑张飞等。 《水浒传》施耐庵（罗贯中）此书描述北宋宣和年间以宋江为首的一百零八人逼上梁山，“替天行道”的雄壮故事。它是我国最著名的一部英雄传奇小说。梁山英雄形象：林冲、鲁达、李逵、武松、杨志等。 《西游记》吴承恩取材於唐代僧人玄奘去天竺(印度)取经的事迹。它是一部家喻户晓的浪漫主义神魔小说。书中塑造了神通广大的孙悟空和胆小自私的猪八戒两个受人喜爱的文学形象。 “三言二拍”冯梦龙：《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合称“三言”。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合称“二拍”。 《聊斋志异》蒲松龄它代表了文言小说的最高成绩。作者借神鬼狐怪的故事抒发自己的孤愤。 《红楼梦》曹雪芹是我国古典长篇小说中最优秀的作品。曹家曾三代居江宁织造任，后因事被抄而家道衰落。该书以曹家生活为原型﹐描写了贾氏家族由盛而衰的历史。艺术形像：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晴雯等 晚清的谴责小说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首，构成了一幅官场“百丑图”，发人深省。此外有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曾朴的《孽海花》，此四书与吴敬梓的《儒林外史（范进中举）》并称为明清时期五大奇书，它们提供了一幅鲜活的社会众生相。此外，被人熟知的明清小说还有许仲琳(或曰陆长庚)的《封神演义》、西周生的《醒世姻缘传》、《醒世姻缘传》、《隋唐演义》、《说岳全传》、《镜花缘》、《雷峰塔传奇》，李渔的《无声戏》、《十二楼》等
1.《〈孟子〉中的训诂》，《中国语文通讯》1985年第1期。2.《〈释名〉语言学价值新论》，《武汉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 人大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1991年第5期全文转载。3.《〈释名〉声训的文化内涵》，《中州学刊》1991年第5期。4.《训诂术语补正》，《河北师院学报》1992年第1期。5.《〈白虎通〉对训诂学的贡献》，《武汉大学学报》1992年第5期。《文汇报》1992年11月3日摘要介绍。《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1993年第1期摘要。 人大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1992年第12期全文转载。6.《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理论及其对语言研究的启示》，《武汉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世界史》1994年第7期全文转载。7.《谈谈当前辞书中存在的问题》（与杨合鸣合作），见《训诂与语法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8.《黄侃的语源学理论和实践》，《武汉大学学报》1995年第6期。9.《 ’95黄侃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武汉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10.《〈马氏文通〉“坐动”“散动”说评议》，《武汉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11.《元散曲重叠式形容词浅谈》，载《黄侃学术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12.《〈古尊宿语要〉的近指代词》，《武汉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1998年第12期全文转载。13.《〈古尊宿语要〉的旁指代词》，《古汉语研究》1999年第3期。14.《〈古尊宿语要〉的三身代词》，《人文论丛》1999卷。15.《〈古尊宿语要〉的语气助词“在”》，《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对外汉语教学论集”。16.《树立民族形象，推进社会文明》（谈《语言文字法》的意义），《湖北教育报》 2000年11月13日。17.《“移位说”献疑》，载《语苑集锦》，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18.《〈汉语变调构词研究〉读后》，《中国语文》2001年第3期。19.《湖北黄梅话的人称代词》，《湖北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20.《〈古尊宿语要〉的“如何”》，载《Collected Essays in Ancient Chinese Grammar》，Paris──2001。721.《“这”单独作主语问题补证》，《古汉语研究》2001年第4期。22.《“动+得+可能补语”中“得”字的语法性质》，载《汉语史论文集》，武汉出版社2002年版。23.《疑问代词“云何”的历史发展》，载《新疆大学语言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新疆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24.《湖北黄梅话的指示代词》，《方言》2002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2003年第4期全文转载。25.《先秦两汉时期的“云何”》，《语言研究》2003年第3期。26．“走作”补义，《中国语文》2004年第4期。27．面对三千年前的语法，《光明日报》2004年4月22日C1版头版头条。28．《全元散曲》中的“被”字句，《长江学术》第6辑（2004年5月）29. 黄侃，《中国现代语言学家传略》，河北省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30. “他”字复指词组的历史发展，《庆祝〈中国语文〉创刊50周年学术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4年12月版。31. 禅宗语录词义札记，《中国典籍与文化》2005年第1期。收入《简帛语言文字研究》第二辑（第七届全国古代汉语学术研讨会暨简帛文献语言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巴蜀书社2006年版。32. 佛教文献中“何”系疑问代词的兴替演变，《语言学论丛》（北京大学）第31辑（2005年）33. 《黄侃年谱》序，司马朝军《黄侃年谱》，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版。34. 《孙子兵法语法研究》序，蔡英杰《孙子兵法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8月版。35. 《故训汇纂》的语义学价值，《〈故训汇纂〉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36. 大力加强禅宗语录句法研究，《21世纪的中国语言学》（二），商务印书馆2006年12月版。37. 古今字与同源字、假借字、通假字、异体字的关系，《语文知识》（郑州大学）2007年第1期。38. 读《尔雅》及其注疏札记，《长江学术》2007年第2期。39. 无主语“被”字句的历史发展，《汉语新探》，湖北长江出版集团（崇文书局）2007年2月版。40．《宋元明清动量词研究》序，金桂桃《宋元明清动量词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41．古汉语判断句中“为”、“是”的连用，《中国语文》2008年第6期。42．魏晋以后疑问代词“云何”的发展与衰亡，《长江学术》2008年第4期。43．汉语にぉける古今命名方法の变迁について（汉语古今命名模式变迁漫议）（全文被译成日文），日本国际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一《东アジアにおける知的システムの近代的再编をめぐって》，2008年3月发行。44．动量短语句法功能补议，《古汉语研究》2008年第4期。45．《轻动词理论及汉语相关问题研究》序，刘长庆《轻动词理论及汉语相关问题研究》，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46．《全元散曲》中的动态助词，《苏州科技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47．《〈全相平话五种〉语词研究》序，周文《〈全相平话五种〉语词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48. 近代汉语书面文献与现代方言词语的考释，《湖北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49. 从黄梅方言与近代汉语文献互证看辞书相关条目，《合肥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50．从“小学”到“语言学”（『小学』より『语言学』ヘ），《东ァジァ近代における概念と知の再编成》（2008年11月日本京都日本“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举办的 “近代东亚概念和知识系统的再编成”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日本国际日本文化研究 センタ一2010年3月正式出版发行，刊号：issn0915-2822。51. 黄侃学术在武汉大学的传承与发展，《中国语言学》第四辑（北京大学，2010）。52.《近代汉语连词》序，席嘉《近代汉语连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53. 黄梅方言与近代汉语文献互证举隅，《中华字典研究》（第二辑，2009《康熙字典》暨词典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8月版。54.《“原来”、“从来”、“连连”三组时间副词研究》序，唐为群《“原来”、“从来”、“连连”三组时间副词研究》（学术丛书），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版。55. 汉译佛经中的“为”字选择问句，《汉文佛典语言学—第三届汉文佛典语言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湾法鼓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56. 禅宗语录中带语气副词的测度问句，《长江学术》2011年第3期。57. 配对型“也好”源流考，《中国语文》2012年第1期。58. 汉魏六朝汉译佛经中带语气副词的测度问句，《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收入《圆融内外 综贯梵唐—第五届汉文佛典语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2年版。59. 谈谈禅宗语录语法研究的几个问题，《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2年第4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12年第5期摘要。60.“莫非”源流考，《南开语言学刊》2012年第2期。61. 中国文化中花卉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中国文化研究》（韩国）第21集，2012年。62.“也罢”源流考，《苏州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63. 禅宗语录中选择问句的发展，《东亚文献研究》（韩国）第11辑，2013年6月。64. 汉译佛经透露汉语发展变化信息，《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1月18日B01版。65.“枉状”“月朵”词义考，《古汉语研究》2013年第4期。66．方以智语言哲学观浅论，《人文论丛》2013年卷。（排名第二）67. 黄梅方言中的“妈妈”和“老板”，《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十四辑，商务印书馆2014年12月版。68.“何莫不”小考，《正学》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9月版。69.《<景德传灯录>语言探索》序，《<景德传灯录>语言探索》，台湾学生书局2014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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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老师教学个人总结5篇
有总结才会有进步，才会有提高，为了解高二教学工作的效果，提高教学质量，有必要做一次总结了。那么该如何写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收集的高二老师教学个人总结，希望你喜欢。
本学期，我担任高二年3、4班的英语教学工作。这一学期来，本人用心地去了解学生，去摸清学生的学习基础，以便更好的“因材施教”。在教学中严格要求自己，结合本校的实际条件和学生的实际状况，认真备课、上课、听课、评课，及时批改作业、讲评作业，做好课后辅导工作，使教学工作得以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开展。
立足此刻，放眼未来，为使今后的工作取得更大的进步，现对本学期的教学工作总结如下：
一、教学任务完成状况
学期初制定了教学计划，资料为本册书所有单元，但由于开学初军训占用了时间，时间打的不紧，以及学生基础差，学习习惯差导致授课速度慢，未完成教学计划，尚有三个单元，留待下学期完成，鉴于本学期的问题，下学期务必计划好时间，严格要求，完成教学任务。
二、教学经验
首先，了解学情。透过一段时间的教学接触，对学生的学习状况有所了解：普遍英语底子差，基础薄，学习惰性大。所以针对这个实际状况，决定采取坚持“夯实基础，狠抓双基，改善学法，激发兴趣，提高潜力”的指导思想。以此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不断提高学习成绩。单词是英语学习的基础，
其次，认真备课。要提高教学质量，关键是上好课。上好一堂课难，但是要备好一堂课更难。因此，一学期来，在备课时努力做到如下几点：
认真钻研教材，对教材的基本思想、基本概念，每句话、每个字都弄清楚，了解教材的结构，重点与难点，掌握知识的逻辑，能运用自如，明白应补充哪些资料，怎样才能教好。
了解学生原有的知识技能的质量，他们的兴趣、需要、方法、习惯，学习新知识可能会有哪些困难，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
思考教法，解决如何把已掌握的教材传授给学生，包括如何组织教材、如何安排每节课的活动。
授课之后，做到精讲精练。针对单词，搜集一些针对性的单词题，课前利用时间做一个单词测试，直接把单词放在具体的语境中去理解。鉴于学生的基础薄弱，或是没有理解语境，无法补充所缺信息;或是明白是哪个词，不是拼写有误，就是该词的词形不对。所以单词还有待于加强巩固练习。在每单元结束时，会针对该单元教学重点难点，精简一些习题供学生练习巩固所学知识。习题或是从调研题选取，抑或是从其它套题或网络上选取具有针对性的习题供学生练习。
认真批改作业。布置作业时，坚持做到有针对性，有层次性，形式多样化。每个学生对课堂上的知识掌握程度，都会在作业中得以直接体现出来。对于难度较大的题目，学生出现错误较多的作业，课上利用时间统一详细讲评每个错误;对于学生不该出现的问题，指导学生及时纠正。
每周进行两次听写测试，对所学新单词、新短语、好句子进行听写。认真及时地批改听写。并针对学生的听写状况，认真透彻地进行讲评，根据其状况不断改善教法。从而做到因材施教，教学相长。
本学期以来，高二备课组全体老师围绕着学校的中心工作，坚持学习考纲，以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和文化素养为工作目标，积极开展学科组的教学教研活动，努力提高教师的思想素质和业务素质，在认真探讨英语教育的特点，结合新教材和学生的实际情况，努力实施自主学习的教学模式等方面，做了一些具体工作，现总结如下：
一、积极开展教学理论的研究学习
1、本学期，我们备课组参加“信息能力提升”的培训，通过学习和讨论，展开读书交流会，交流经验。教师们明确了今后教学工作的方向，每个老师都在学习的基础上，认真研究了自己的教学任务。
2、加强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为高二对英语新高考题型做好准备。针对各班的学情，出有针对性的练习，分层练习，照顾各层次学生，并举办了高二英语阅读能力提升竞赛。
3、积极到外校学习成功的教学改革经验。本学期，我们有参加县优质课市优质课观摩，参加学习新课程下英语读写培训，回校后，进行对比，进行借鉴，明确了今后的努力方向。
二、学科组和教师结合，积极开展英语教研活动
1、本学期，我们学科组的重心是“在阅读模式下渗透新高考题型”，大家在教学教法上都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取得了一些心得，初见成效。
2、认真组织好各种类型的教学公开课。本学期，我们每个组员都开了一次公开课、供大家学习研究每个人上课的特点，想方设法，采用多种教学手段，使课堂教学生动、形象、可感。
三、坚持常规教学，狠抓课堂教学质量
1、在备课组内加强听课评课活动。本学期，我们一如既往，在备课组内开展互相听课评课活动。通过坚持这个教学常规，保证备课组的教学质量和教师的取长补短。
2、对于落实教学常规的各个环节，我们在备课组内强调了教师个人落实、组长负责，加强对备课、上课、作业、辅导、考查等教学环节的督促、管理工作，本学期的重点放在对新教材的备课落实以及“在阅读模式下渗透新高考题型”上。
3、认真抓好教学质量检查工作。本学期，我们根据学校严格考试制度的规定，备课组内更加强调了考试的纪律，按照学校要求，指定专人负责，考后有质量分析及学生的成绩的跟踪，使考试成为检查我们教学的一个重要尺度。
本学期，本人继续担任高二级（5）班和（20）班的语文科任教师。学期初，我以《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为指导，以语文科组工作计划级高二备课组工作计划为参考，按照本人的教学特色和所教班级的学情特点，制定切实可行的教学工作计划。一学期以来，本人按照教学计划的指引，在学校领导的正确指导下，在备课组老师们的互相协作下，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本人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业绩，现将本学期的工作情况作如下总结：
一、班级基本情况
本学期本人担任高二（5）（20）两个班语文教学任务。其中（5）班是理科平行班，语文成绩特别差。及格人数不足班级的三分一。而且男多（近四十人）女少（只有十几人）。（20）班是理科实验班。名为实验班，但由于偏爱理科，语文成绩虽比（5）班好，但学习兴趣并不浓厚。总之，理科学生语文科基础都比较薄弱，又不乐于学习这一科目，因此，教学任务十分艰巨。
语文学科是一门厚积薄发的课程，学习重在平时一点一滴的积累和训练，而这两个班学生有一些非常懒惰（20班稍好，5班尤甚），所以要想语文成绩有所的突破，还需要激发大批差生的语文学习兴趣，培养语文学习习惯，锻炼语文能力。
二、工作概况
本学期重点学习《必修五》和选修教材《唐宋散文选读》《唐诗宋词元散曲》和《传记选读》。本学年的训练重点是议论文的写作。《必修五》《唐宋散文选读》和《传记选读》的文言文和新闻单元是我们学习的重点。特别是新闻单元是高考实用文阅读的一个难点。《唐诗宋词元散曲》《唐宋散文选读》和《传记选读》重在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对重点作家的创作风格要有所了解。
1本学期使用的训练题以《周周练》为主。《周周练》每周两练，题目的质量较高，题目的量也较适中，学生基本能按时按质按量完成，起到了为高三复习打好基础的作用。
三、所做具体工作
1、因材施教
本学期任教的是两个不同层次的班级。这两个班学生的语文总体水平和语文素养差异较大，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也很不相同，学生的语文基础和积累更是有很大差距。基于此，因材施教就成了必做的功课。在教材的处理上做到有深有浅，在作业的布置上有难有易，学习的要求上有高有低。总之，没有简单粗暴的一刀切，而是根据学生情况的差异使用不同的教学方法。
2．加强文言文的常规教学与积累
利用粤教版必修五及选修《唐宋散文选读》和《传记选读》的作品，加强文言文字词句等知识积累，继续提高学生已经形成的阅读分析文言文能力。
指导和训练重点是古诗文。古诗文的教学和训练贯穿整个学年，由浅入深加大训练难度，扩大训练量。精选精讲，切实帮助学生提高古诗文阅读水平。每周课外文言文拓展至少两篇。一学期保证学生有20篇以上的课外文言文训练。在文言文学习的基础上，还逐步渗透了古诗词的教学和训练。结合课本中“唐诗”“宋词”两个板块的内容让学生能自如应对简单的古诗词鉴赏。
3．重点抓好诗歌鉴赏教学。
《唐诗宋词元散曲选读》的教学，是对必修五册中古典诗歌教学的深化和提升，为高三诗歌鉴赏专题辅导做准备。
学习古典诗词，能丰厚学生语文素养。继续强化学生在阅读作品时知人论世，查阅有关资料，了解与作品相关的作家经历、背景以及作品的社会影响等的学习习惯，加深对作家作品的理解。能引导学生从文本入手，捕捉并明确诗歌中的意象，体味意象，领会作者思想情2绪，从而顺利进入诗歌意境。运用多种教学手段，建立情境，创造新鲜、生动、生动的课堂。
4．写作教学。
本学期写作教学的目标是在规范作文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扩大视野，关心身边的人和事，提高思维深度，并学会创新，在作文构思上花心思。强化作文讲评教学。总共6次大作文。每次作文训练都有目标，有针对性，让学生每练必得。文体以议论文为主。课堂写作重在限时训练，课外要求学生养成每日每周练笔的习惯，善于观察身边的生活，乐于表达对生活、社会的思考和认识。
5．辅导
（1）面对成绩薄弱的学生：主要是“练讲”方式，内容以字音、熟语、选词、语病、连贯、标点、诗歌鉴赏、语言运用、小段文言文（翻译和断句）。
（2）面对成绩较好的学生：以个性化辅导为主，意在提升。
6抽查默写
100分题目，100个需要填写的空。学生成绩高于80分才为“过关”，未能“过关”同学需要“补救”。
7．早读
主要用来进行高考必考篇目的背诵及默写。落实基础知识，加强量的积累。
本学期担任高二年级一班和六班两个班的语文课教学工作。为了有效的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和语文能力，学期初就根据学生的特点和不同层次，以及新课程教材的编排，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教学计划，并在落实中不断调整完善，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效果，现将本学期的语文教学工作进行小结，以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促进今后的教学工作更上一个台阶。
一、夯实基础，温故知新，全面提高学生语文学习的兴趣，培养语文学习的能力。
高二阶段对学生来说是个比较重要的时期，尤其是对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非常重要，这对将来的高考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在教学中有意识的从最基本的字词句入手，引领学生掌握基本知识，并将学习中遇到的已在初中学过的知识点，进行强化复习，然后联系所学到的新的内容，做到温故知新。由于有相当一部分学生的基础较差，学习兴趣淡薄，通过基础知识的巩固加强，诱发这部分学生的兴趣，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二、严格按照学校的总体教学要求和目标去组织教学，抓好教学中的每一个环节。
备课认真规范，每一堂课都保证有备而来，内容丰富。课堂教学基本功扎实，课堂教学效果比较好。继续注意了学生学习习惯的养成,加强了对笔记的要求,注重打牢基础。并且分层次作要求，对基础好的学生提高阅读和写作要求，尤其写作方面，以学促写，为以后高三的学习作好足够准备，在上学期的基础上更上一个台阶。所以，让学生学会为自己负责，提高对自己的要求一直是我这个学期的工作重点。同时我在其他同学科老师的启发下,加强了教学手段的探索和变化,以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平时我和其他同志经常一起备课,共同探讨,寻求最好的方法来处理每一课.
三、尝试“先学后教”的方法，落实“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全面提高语文能力。
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是很重要的，而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提高学生学习的能力。而“先学后教”就是适应了这一要求，学生通过自己的自学发现
问题，同学相互讨论，问题明了，深入探究后，如果还有疑问，教师给予适时的点拨和讲解，这样就可以加深印象。课上，以小组为单位，围绕问题，展开讨论，进行评比，极大的调动了学习积极性。
四、开展多种多样的语文学习的活动，促进语文学习，提高语文能力。
学习语文，最重要的就是积累。因而，在抓住课堂这一主渠道的同时，还通过多种方式来提高学生语文学习的积极性。我除要求学生认真做好课堂记录听好 课外，还建立了《语文学习积累本》，做好语文的学习积累，开展语文课文背诵比赛，课后诗词背诵比赛,课堂上进行朗诵比赛，号召学生积极参加，在校报上发表作品，激发他们的写作热情，并准备将优秀的作品推荐到“中学语文报刊上”发表。
五、认真搞好培优辅差工作，全面提高学生的成绩
现在的在校生的学习程度参差不齐，因而，做好培优辅差就显得很重要了。教学中，我根据学生的不同程度，在教学过程中面向全体学生，利用每一节的培优辅差课分别对优生进行强化训练，对基础较差的学生加强基础训练。
六、以高考为方向，强化高考意识，明确奋斗的目标。
高二的学生对高考都比较陌生，为此，我就不断的利用各种机会向学生讲解有关高考的各种信息，介绍高考的状元经验，学习方法，往届的高考语文试卷，使学生及早的对高考有所了解，明确高考的题型，树立高考的意识，做好准备。 总之，高二上学期语文教学工作已经告一段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在今后的工作中将不断的完善。
本学期我担任高二年级二（11）班与（12）班的数学教学工作，本学期期末考试即将进行。回顾本学期走过的路程，有付出，也有收获，更积累了许多教学经验，同时也多了几分教训。
我相信，在总结本学期教学工作的基础上，在学校领导的正确指导下，在各位同事的共同探讨下，在课改的热潮之下，下学期我将本着“精学、精讲、精练、实干”的准则，一如既往，再接再厉，把个人教学工作做好、做扎实，争取实现大纲规定的教学目的。同时，激发和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树立自信心，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为数学学习打下扎实基础。 现对本学期教学工作总结如下：
一、在新课标的要求下，学会用教材，理解课标。
例如，在概念讲解的过程常采用“具体实例——概念定义——典型题型”的方式来完成，采用以具体实践为出发点的方式，发现同学们对概念有了较好的理解。以及对概念的注意点和要挖掘的地方，都尽量采用判断题形来加以巩固，这种方式也能够让学生易理解和掌握，更能提高教学质量，还能激发和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树立自信心。
二、在新课标的要求下，精心组织好每一堂课，细心关注每一个学生。
同时还要注意信息反馈，调动学生的有意注意，使其保持相对稳定性，激发学生的情感，使他们产生愉悦的心境，创造良好的课堂气氛，课堂上讲练结合，适当布置课后作业，做到少而精，减轻她们的负担。除此之外，还要做好课后辅导工作，虽然学生已是高中生了，但思想和重点的学生是有较大的差别的，还很爱好玩，缺乏自控能力，常在学习上不能按时完成作业，有的学生抄袭作业，学习不自觉，针对这些问题，就要抓好学生的思想教育，并使这一工作惯彻到对学生的学习指导中去，还要做好对学生学习的辅导和帮助工作，尤其在后进生的转化上，要从情感上温暖他们，取得他们的信任。从赞美着手，所有的人都渴望得到别人的理解和尊重，所以，和差生交谈时，对他的处境、想法表示深刻的理解和尊重；还有在批评学生时，注意阳光语言的使用，使他们真正意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或自身存在的缺点。
三、在面对90后的学生时，关心爱护和转变差生是至关重要。
因为他们的数学基础薄，生活条件好，所以关心爱护和转变差生尤为重要，就如这两个班而言，虽说是文科实验班，但是数学基础很弱，如果只抓个别，那到了高三几乎没了。因此，当她们取得一点点进步时，我就给她们极大的鼓励，使她们充满学习数学的信心。
四、在信息化的时代里
社会对教师的素质要求更高，因此，不仅要利用网络远程教育进行学习，而且在今后的教育教学工作中，还要积极参与听课、评课，虚心向同行学习教学方法，博采众长，提高教学水平。
因为数学的特殊情况，学生在不断学习中，会出现好差分化现象，差生面扩大，会严重影响班内的学习风气。因此，绝对不能忽视。为此，我制定了具体的计划和目标。对这部分同学进行有计划的辅导。我把这批同学分为三个组。第一组是有能力提高，但平时懒动脑筋不学的同学，对这些同学，我采取集体辅导，给他们分配固定任务，不让他们有偷懒的机会，让他们发挥应有水平； 第二组是肯学，但由于能力不强的同学。对这部分同学要适当引导，耐心教导，慢慢提高他们的成绩，不能操之过急，且要多鼓励。只要他们肯努力，成绩有望搞提高；第三组是纪律松散，学习不认真，基础又不好的同学。对这部分人要进行课余时间个别辅导。因为这部分同学需要一个安静而又不受干扰的环境，才会立下心来学习。只要坚持辅导，这些同学基础重新建立起来，以后授课的效果就会更好。
唐诗泛指创作于唐代的诗。唐代被视为中国各朝代旧诗最丰富的朝代，因此有唐诗、宋词之说。大部分唐诗都收录在《全唐诗》，自唐朝开始，有关唐诗的选本不断涌现，而流传最广的当属蘅塘退士编选的《唐诗三百首》。按照时间，唐诗的创作分四个阶段初唐、盛唐、中唐、晚唐 唐诗意象图唐代(公元618-907年)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唐诗是我国优秀的文学遗产之一， 也是全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尽管离现在已有一千多年了，但许多诗篇还是为我们所广为流传。 唐代的诗人特别多。李白、杜甫、白居易是世界闻名的伟大诗人，除他们之外，还有其他无数的诗人，像满天的星斗一般。这些诗人，今天知名的就还有二千三百多人。他们的作品，保存在《全唐诗》中的也还有四万二千八百六三首。唐诗的题材非常广泛。有的从侧面反映当时社会的阶级状况和阶级矛盾，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有的歌颂正义战争，抒发爱国思想；有的描绘祖国河山的秀丽多娇；此外，还有抒写个人抱负和遭遇的，有表达儿女爱慕之情的，有诉说朋友交情、人生悲欢的等等。总之从自然现象、政治动态、劳动生活、社会风习，直到个人感受，都逃不过诗人敏锐的目光，成为他们写作的题材。在创作方法上，既有现实主义的流派，也有浪漫主义的流派，而许多伟大的作品，则又是这两种创作方法相结合的典范，形成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 唐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唐代的古体诗，主要有五言和七言两种唐抄本 《唐诗卷》(24张)。近体诗也有两种，一种叫做绝句，一种叫做律诗。绝句和律诗又各有五言和七言之不同。所以唐诗的基本形式基本上有这样六种：五言古体诗，七言古体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古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宽：一首之中，句数可多可少，篇章可长可短，韵脚可以转换。近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严：一首诗的句数有限定，即绝句四句，律诗八句，每句诗中用字的平仄声，有一定的规律，韵脚不能转换；律诗还要求中间四句成为对仗。古体诗的风格是前代流传下来的，所以又叫古风。近体诗有严整的格律，所以有人又称它为格律诗。 唐诗的形式和风格是丰富多彩、推陈出新的。它不仅继承了汉魏民歌、乐府传统，并且大大发展了歌行体的样式；不仅继承了前代的五、七言古诗，并且发展为叙事言情的长篇巨制；不仅扩展了五言、七言形式的运用，还创造了风格特别优美整齐的近体诗。近体诗是当时的新体诗，它的创造和成熟，是唐代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把我国古曲诗歌的音节和谐、文字精炼的艺术特色，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古代抒情诗找到一个最典型的形式，至今还特别为人民所喜闻乐见。但是近体诗中的律诗，由于它有严格的格律的限制，容易使诗的内容受到束缚，不能自由创造和发挥，这是它的长处带来的一个很大的缺陷。 《全唐诗》序中，谓全书共“得诗四万二千八百六三首，凡二千五百二十九人”，后人多从其说。其实，玄烨所举数并不精确，近年日本学者平冈武夫编《唐代的诗人》、《唐代的诗篇》，将《全唐诗》所收作家、作品逐一编号作了统计，结论是：该书共收诗四万九千四百零三首，句一千五百五十五条，作者共二千八百七十三人。山水田园诗派 相思代表人物王维、孟浩然、卢纶、李益 特点： 题材多青山白云、幽人隐士；风格多恬静雅淡，富于阴柔之美；形式多五言、五绝、五律、五古。 代表作：王维：《山居秋瞑》、《送元二使安西》、《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孟浩然：《过故人庄》边塞诗派代表人物 高适、岑参、王昌龄、李益、王之涣。 特点： 描写战争与战场，表现保家卫国的英勇精神，或描写雄浑壮美的边塞风光，奇异的风土人情，又或描写战争的残酷，军中的黑暗，征戍的艰辛，表达民族和睦的向往与情怀。 代表作：高适：《别董大》 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浪漫诗派代表人物李白。 特点： 以抒发个人情怀为中心，咏唱对自由人生个人价值的渴望与追求。诗词自由、奔放、顺畅、想象丰富、气势宏大。语言主张自然，反对雕琢。 代表作：李白：《月下独酌》、《梦游天姥吟留别》、《蜀道难》。现实诗派代表人物 杜甫。 特点： 诗歌艺术风格沉郁顿挫，多表现忧时伤世，悲天悯人的情怀。自中唐到宋代以来都继承了杜甫的写实风格. 代表作：《三吏》、《三别》、《兵车行》。词，诗歌的一种。因是合乐的歌词，故又称曲子词、乐府、乐章、长短句、诗余、琴趣等。始于唐，定型于五代，盛于宋。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皇冠上光辉夺目的一颗巨钻，在古代文学的阆苑里，她是一座芬芳绚丽的园圃。她以姹紫嫣红、千姿百态的风神，与唐诗争奇，与元曲斗艳，历来与唐诗并称双绝，都代表一代文学之盛。后有同名书籍《宋词》。起源“曲于词”源自民间，俚俗粗鄙乃是其天然倾向。由于敦煌石窟中大量的“曲子词”被重新发现，词源于民间俗文学的观点已得到广泛承认。隋唐之际发生、形成的曲子词，原是配合一种全新的音乐--“燕乐”歌唱的。“燕”通“宴”，燕乐即酒宴间流行的助兴音乐，演奏和歌唱者皆为文化素质不高的下层乐工、歌妓。且燕乐曲调之来源，主要途径有二：一是来自边地或外域的少数民族。唐时西域音乐大量流入，被称为“胡部”，其中部分乐曲后被改为汉名，如天宝十三年（754）改太常曲中54个胡名乐为汉名。《羯鼓录》载131曲，其中十之六七是外来曲。后被用作词调的，许多据调名就可以断定其为外来乐，如《望月婆罗门》原是印度乐曲，《苏幕遮》本是龟兹乐曲，《赞浦子》又是吐蕃乐曲等等。《胡捣练》、《胡渭州》等调，则明白冠以“胡”字。部分曲调来自南疆，如《菩萨蛮》、《八拍蛮》等等。部分曲调直接以边地为名，表明其曲调来自边地。《新唐书·五行志》说：“天宝后各曲，多以边地为名，如《伊州》、《甘州》、《凉州》等。”洪迈《容斋随笔》卷十四也说：“今乐府所传大曲，皆出于唐，而以州名者五：伊、凉、熙、石、渭也。”伊州为今新疆哈密地区，甘州为今甘肃张掖，凉州为今甘肃武威，熙州为今甘肃临洮，石州为今山西离石，渭州为今甘肃陇西，这些都是唐代的西北边州。燕乐构成的主体部分，就是这些外来音乐。二是来自民间的土风歌谣。唐代曲子很多原来是民歌，任二北先生的《教坊记笺订》对教坊曲中那些来自民间的曲子，逐一做过考察。如《竹枝》原是川湘民歌，唐刘禹锡《竹枝词序》说：“余来建平（今四川巫山），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卒章激讦如吴声。”又如《麦秀两歧》，《太平广记》卷二百五十七引《王氏见闻录》言五代朱梁时，“长吹《麦秀两歧》于殿前，施芟麦之具，引数十辈贫儿褴褛衣裳，携男抱女，挈筐笼而拾麦，仍和声唱，其词凄楚，及其贫苦之意。”宋代民间曲子之创作仍然十分旺盛，《宋史·乐志》言北宋时“民间作新声者甚众”，如《孤雁儿》、《韵令》等等。燕乐曲调的两种主要来源，奠定了燕乐及其配合其演唱歌辞的俚俗浅易的文学特征。歌词在演唱、流传过程中，以及发挥其娱乐性功能时，皆更加稳固了这一文学创作特征。歌词所具有的先天性的俚俗特征，与正统的以雅正为依归的审美传统大相径庭。广大歌词作家所接受的传统教育，历史和社会潜移默化之赋予他们的审美观念，皆在他们欣赏、创作歌词时，发挥自觉或不自觉的作用。努力摆脱俚俗粗鄙、复归于风雅之正途，便成了词人们急迫而不懈的追求。发展宋词以描写艳情为主。张炎说：“簸弄风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盖声出于莺吭燕舌间，稍近乎情可也。”（《词源》卷下）就是对这方面特征的一个总结。宋词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第一个抒写艳思恋情的专门文体，“诗言志词言情”、“词为艳科”都是宋词这种创作主流倾向的归纳。宋词的题材集中在伤春悲秋、离愁别绪、风花雪月、男欢女爱等方面，与“艳情”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被后人推尊为“豪放词”开山祖的苏轼，其绝大多数词仍属“艳科”范围。即使是“艳情”之外的题材，也要受到主流倾向的渗透，或多或少地沾带着“艳”的情味宋词创作的主流倾向，正属于被孔子屏弃的淫靡的“郑卫”之声一流，与风雅篇什背道而驰。它只有表层次上的享乐生活追求，决没有深层的意蕴供回味。所以，宋词人们一面沉湎于声色的快乐享受，另一面又自我掩饰，自我辩解，“自扫其迹”。后人“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也为其曲意解释。贪图享受，人所难免，兴发情动，形诸歌咏。事后又觉得不合雅趣，有失颜面。这种矛盾普遍存在于歌词的创作之中。如能将艳情的表述含蓄化、朦胧化，似有兴寄，让接受者产生无限言外托喻之想。且将字面、句子、声韵皆加以锻炼，使其具有典丽高雅之风貌，岂不是两全其美?基于这样的立场，“去俗复雅”作为宋词创作的主要努力方向，从不自觉到自觉，从零星的努力到形成创作流派，从创作的实践到出现较完整.高峰苏轼是文人抒情词传统的最终奠定者。陈师道用“以诗为词”评价苏词，道中苏词革新的本质。从整体上观照，词的“雅化”进程，某种意义上也是词逐渐向诗靠拢的一个过程，努力跨越“言志”与“言情”界限的过程，所以，陆辅之才说：“雅正为尚，仍诗之支流。不雅正，不足言词。”苏轼以前，这个过程是渐进的，至苏轼却是一种突飞猛进的演变。首先，苏轼词扩大了词境。苏轼之性情、襟怀、学问悉见之于诗，也同样融之于词。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他外出打猎，便豪情满怀地说：“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他望月思念弟弟，便因此悟出人生哲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水调歌头》）他登临古迹，便慨叹：“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念奴娇》）五彩纷呈，令人目不暇接。刘熙载《艺概》卷四概括说：“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其次，苏轼词提高了词品。苏轼的“以诗入词”，把词家的“缘情”与诗人的“言志”很好结合起来，文章道德与儿女私情并见乎词，在词中树堂堂之阵，立正正之旗。即使写闺情，品格也特高。《贺新郎》中那位“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的美人，可与杜甫《佳人》“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之格调比高。胡寅《酒边词序》因此盛称苏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豪气超乎尘埃之外。”词至东坡，其体始尊。再次，苏轼改造了词风。出现在苏轼词中的往往是清奇阔大的景色，词人的旷达胸襟也徐徐展露在其中。传统区分宋词风格，有“婉约”、“豪放”之说，苏轼便是“豪放”词风的开创者。凡此种种“诗化”革新，都迅速地改变着词的内质，况周颐因此肯定说：“熙丰间，词学称极盛，苏长公提倡风雅，为一代山斗。”（《蕙风词话》卷二）刘熙载转换一个角度评价说：“太白《忆秦娥》，声情悲壮，晚唐、五代，惟趋婉丽，至东坡始能复古。”（《艺概》卷四）东坡的复古，正是词向诗的靠拢，突出“志之所之”，也是向唐诗的高远古雅复归。至此，词之“雅化”也取得了本质性的突破。宋词是继唐诗之后的又一种文学体裁，基本分为：婉约派、豪放派两大类，还有一种为花间派。 花间派的代表人物：温庭筠等。婉约派代表人物 柳永、晏殊、晏几道、周邦彦、李清照、秦观、姜夔、吴文英、李煜、欧阳修等。 代表作 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蝶恋花（伫倚危楼风细细） 晏殊：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浣溪沙（一向年光有限身） 晏几道：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鹧鸪天（彩袖殷勤捧玉钟） 周邦彦：兰陵王（柳阴直）、蝶恋花（月皎惊乌栖不定）、 李清照：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 姜夔：扬州慢（淮左名都）、暗香（旧时月色） 吴文英：莺啼序（残寒正欺病酒）、风入松（听风听雨过清明） 李煜：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相见欢（林花谢了春红） 主要特点 婉约派的特点，主要是内容侧重儿女风情。结构深细缜密，重视音律谐婉，语言圆润，清新绮丽，具有一种柔婉之美。内容比较窄狭。由于长期以来词多趋于宛转柔美，人们便形成了以婉约为正宗的观念。就以李后主、柳永、周邦彦等词家为“词之正宗”，正代表了这种看法。婉约词风长期支配词坛，直到南宋姜夔、吴文英、张炎等大批词家，无不从不同的方面承受其影响。豪放派代表人物 辛弃疾、苏轼、岳飞、陈亮、陆游、张孝祥、张元干、刘过等。 代表作 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江城子·密州出猎》 辛弃疾：《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千古江山） 张元干：贺新郎（梦绕神州路） 张孝祥：六州歌头（长淮望断） 岳飞：满江红（怒发冲冠） 主要特点 豪放派的特点，大体是创作视野较为广阔，气象恢弘雄放，喜用诗文的手法、 句法和字法写词，语词宏博，用事较多，不拘守音律，北宋黄庭坚、晁补之、贺铸等人都有这类风格的作品。南渡以后，由于时代巨变，悲壮慷慨的高亢之调，应运发展，蔚然成风，辛弃疾更成为创作豪放词的一代巨擘和领袖。豪放词派不但屹然别立一宗，震烁宋代词坛，而且广泛地沾溉词林后学，从宋、金直到清代，历来都有标举豪放旗帜，大力学习苏、辛的词人。 元曲原本来自所谓的“蕃曲”、“胡乐”，首先在民间流传，被称为“街市小令”或“村坊小调”。随着元灭宋入主中原，它先后在大都（今北京）和临安（今杭州）为中心的南北广袤地区流传开来。 元曲有严密的格律定式，每一曲牌的句式、字数、平仄等都有固定的格式要求。定义 元曲元曲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宝库中的一朵奇葩，它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上都体现了独有的特色，和唐诗宋词鼎足并举，成为我国文学史上三座重要的里程碑。 元代是元曲的鼎盛时期。一般来说，元杂剧和散曲合称为元曲，两者都采用北曲为演唱形式。散曲是元代文学主体。不过，元杂剧的成就和影响远远超过散曲，因此也有人以“元曲”单指杂剧，元曲也即“元代戏曲”。 虽有定格，但并不死板，允许在定格中加衬字，部分曲牌还可增句，押韵上允许平仄通押，与律诗绝句和宋词相比，有较大的灵活性。所以读者可发现，同一首“曲牌”的两首有时字数不一样，就是这个缘故(同一曲牌中，字数最少的一首为标准定格)。编辑本段地位继唐诗、宋词之后蔚为一文学之盛的元曲有着它独特的魅力：一方面，元曲继承了诗词的清丽婉转；一方面，元代社会使读书人位于“八娼九儒十丐”的地位，政治专权，社会黑暗，因而使元曲放射出极为夺目的战斗的光彩，透出反抗的情绪；锋芒直指社会弊端，直斥“不读书最高，不识字最好，不晓事倒有人夸俏”的社会，直指“人皆嫌命窘，谁不见钱亲”的世风。元曲中描写爱情的作品也比历代诗词来得泼辣，大胆。这些均足以使元曲永葆其艺术魅力。 元曲的兴起对于我国民族诗歌的发展、文化的繁荣有着深远的影响和卓越的贡献，元曲一出现就同其他艺术之花一样，立即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它不仅是文人咏志抒怀得心应手的工具，而且为反映元代社会生活提供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崭新的艺术形式。编辑本段兴起元曲的组成，包括两类文体：一是包括小令、带过曲和套数的散曲；二是由套数组成的曲文，间杂以宾白和科范，专为舞台上演出的杂剧。“散曲”是和“剧曲”相对存在的。剧曲是用于表演的剧本，写各种角色的唱词、道白、动作等；散曲则只是用作清唱的歌词。从形式上看，散曲和词很相近，不过在语言上，词要典雅含蓄，而散曲要通俗活泼；在格律上，词要求得严格，而散曲就更自由些。散曲从体式分两类:“小令”和“散套”。小令又叫叶儿，体制短小，通常只是一支独立的曲子(少数包含二三支曲子)。散套则由多支曲子组成，而且要求始终用一个韵。散曲的曲牌也有各式各样的名称，如《叨叨令》、《刮地风》、《喜春来》、《山坡羊》、《红绣鞋》之类，这些名称多很俚俗，这也说明散曲比词更接近民歌。元曲以其作品揭露现实的深刻以及题材的广泛、语言的通俗、形式的活泼、风格的清新、描绘的生动、手法的多变，在中国古代文学艺苑中放射着璀璨夺目的异彩。 元曲的兴起与发展，有着复杂的原因。首先，先代的社会现实是元曲兴起的基础，元朝疆域辽阔，城市经济繁荣，宏大的剧场，活跃的书会和日夜不绝的观众，为元曲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其次，元代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和融化，促进元曲的形成；再次，元曲是诗歌本身的内在规律及文学传统继承、发展的必然结果。编辑本段发展元曲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初期：元朝立国到灭南宋。这一时期元曲刚从民间的通俗俚语进入诗坛，有鲜明的通俗化口语化的特点和犷放爽朗、质朴自然的情致。作者多为北方人，其中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王小军、白朴等人的成就最高，比如关汉卿的杂剧写态摹世，曲尽其妙，风格多变，小令活泼深切，晶莹婉丽，套数豪辣灏烂，痛快淋漓。马致远创作题材宽广，意境高远，形象鲜明，语言优美，音韵和谐，被誉为元散曲中的第一大家“曲状元”和“秋思之祖”。 中期：从元世祖至元年间到元顺帝后至元年间。这一时期的元曲创作开始向文化人、专业化全面过渡，散曲成为诗坛的主要体裁。重要作家有郑光祖、睢景臣、乔吉、张可久等。 末期：元成宗至正年间到元末。此时的散曲作家以弄曲为专业，他们讲究格律词藻，艺术上刻意求工，崇尚婉约细腻、典雅秀丽，代表作家有张养浩、徐再思等。 总之，元曲作为“一代之文学”，题材丰富多样，创作视野阔大宽广，反映生活鲜明生动，人物形象丰满感人，语言通俗易懂，是我国古代文化宝库中不可缺少的宝贵遗产。 元曲四大家：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 元曲三要素：唱（唱词），科（动作），白（对白） 元曲的代表作：窦娥冤。元曲兴起并代表这一时期文学的最高成就，就其本身而言则是由于元曲确立并完善了体制形式，曲的体制具体表现为以下六个方面： 1、宫调：宫调是指中国古代音乐的调式，曲与宫调出于隋唐燕乐，南北曲常用的有五宫四调，通称九宫或南北九宫，包括有正宫、中吕宫、南吕宫、仙吕宫、黄钟宫（五宫）、大面调、双调、商调、越调（四调），曲的每一个宫调都有各自的风格，或伤悲或雄壮，或缠绵或沉重。元曲中的戏曲套数和散曲套数，是由两支以同一宫调的不同曲牌相联而成。 2、曲牌：俗称“曲子”，是对各种曲调的泛称，各有专名，如《点绛唇》、《山坡羊》等总数很多，元代北曲共335个，每一个曲牌都有一定的曲调、唱法，同时也规定了该曲的字数、句法、平仄等。据此可以填写新曲词，曲牌大都来自民间，一部分由词发展而来，故曲牌名也有和词牌名相同的，但是内容并不完全一致。此外，还有专供演奏的曲牌，但大多只有曲调而无曲词。 3、曲韵：元曲在押韵方面严守《中原音韵》十九部的要求而分平、上、去，用韵上有以下特点：平仄通押，不避重韵，一韵到底，借韵、暗韵、赘韵、失韵。 4、平仄：曲在用字的平仄上比诗词更严，而特别注重每首末句的平仄。 5、对仗：曲的对仗要求比较自由，可平仄相对，也可平声相对，即平声对平声，仄声对仄声。曲的对仗形式有“两字对”、“首尾对”、“衬字对”等十三种，在语言的运用和词序组合上有许多特点，主要表现在：有工对也有宽对，但宽对的现象更普遍；句中自为对；错综成对或倒字为对，如“忠臣不怕死，怕死不忠臣”；以俗语入对。 6、衬字：曲与词最显著的区别是有无衬字，有衬字的是曲，没有衬字的是词。所谓“衬字”指的是在曲律规定必须的字数之外所增加的字，它不受音韵、平仄、句式等曲律的限制，衬字一般用于句首。 元曲作家中留有姓名、曲作的共二百二十多人，流传至今的作品有四千五百多首（套、部），其中小令三千八百多首（含带过曲），套数四百七十余套，杂剧一百六十余部（本）。 在众多作家中，对元曲的形成作出开创性贡献的是元好问，他生于金元战乱之际，是名冠金元两代诗坛的巨星。他的作品清润疏俊，迥出时作，对元曲创作起着启导统领、规范的作用。编辑本段声情特点元曲的宫调各具声情，音乐韵律皆可从其宫调中显现，元人芝庵〔唱论〕：大凡声音各应于律吕。分做作六吕十一调，共计十七宫调。如下： 仙吕宫唱：〔清新绵邈〕 南吕宫唱：〔感叹伤悲〕 中吕宫唱：〔高下闪赚〕 黄钟宫唱：〔富贵缠绵〕 正宫唱：〔惆怅雄壮〕 道宫唱：〔飘逸清幽〕 大石唱：〔风流蕴藉〕 小石唱：〔绮丽妩媚〕 高平唱：〔条畅晃漾〕 般射唱：〔拾缀坑崭〕 歇指唱：〔急并虚歇〕 商角唱：〔悲伤宛转〕 双调唱：〔健捷激袅〕 商调唱：〔凄怆怨慕〕 角调唱：〔呜咽悠扬〕 宫调唱：〔典雅沉重〕 越调唱：〔陶写冷笑〕
（三）元曲：清李调元《雨村曲话》引《弦索辨讹》称：“三百篇而为诗，诗变而为词，词变而为曲”，明王世贞《曲藻》又称：“词不快北耳而后有北曲，北曲不谐南耳而后有南曲”，说明了曲的起源。曲与词的主要区别是，词的字数有一定限制，曲的字数不定，词韵大致依照诗韵。前期主要是文人和戏曲家创作后期产生专业的散曲作家，起了重要作用，使曲坛更为绚丽多彩。元散曲分为豪放、清丽两大派别。元曲的特点：元曲韵密，有时每保句韵，甚至句中的韵，同时元曲是平仄。元曲可加衬字，尤其是套曲，衬字较多，如不分正字衬字，作品的句式、平仄等就分不清。
内容摘要：
本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业余文化生活也越来越丰富多彩，而戏曲也渐渐重新得到了人们的青睐，学者、专家对其的研究也逐渐提上了日程。
关键词：
元曲四大家、戏剧经典人物形象、研究述评
正文：
关汉卿的《窦娥冤》，感天动地，使闻者伤心，听者流泪；白朴的《梧桐雨》，向我们讲述了一位帝王与妃子的真挚情感；马致远的《汉宫秋》，写尽了一代明君为了国家的兴盛痛失所爱的心酸；王实甫的《西厢记》表达了“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好愿望。走近他们，觉得这些人物仿佛成了一个个活灵活现的形象出现在我们眼前，引得我们不住的去探究、思索。
一、 感天动地窦娥冤
关汉卿，号已斋叟，汉卿是他的字，前半生坎坷，在夹缝中求生存，后半生积极创作，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剧作，如带有喜剧色彩的《救风尘》和悲剧《窦娥冤》，体现了他对人民的同情和对黑暗腐朽社会的不满。但相比较而言，我更欣赏窦娥，以下是对她的形象研究分析。
简单地说，窦娥的一生充满悲剧色彩，幼年时父亲为了能有盘缠上京赶考，把她卖给蔡婆婆家当童养媳，成年后又经历了丧父之痛，不过这一切对于从小在苦日子中“浸淫”过的窦娥来说，都算不了什么。但是从这时起，才是她悲剧命运的开始及生命的终结。在要不要改嫁的问题上，窦娥和蔡婆婆产生了意见分歧，蔡婆婆是年长寂寞，本无可厚非，但她最不该的是不顾窦娥的意愿逼她改嫁，这倒也就罢了，蔡婆婆毕竟是她的长辈，“尊老爱幼”的孝道不允许她忤逆婆婆。当然，如果放在现代，我绝对支持窦娥的做法——拒婚不从，但是那个时代这样的做法是不明智的，更何况她并不是完完全全的不尊重蔡婆婆，至少她的死因是帮蔡婆婆顶罪。窦娥不畏强权、敢于抗争的'精神值得人称道，但她的死往往会让人产生“生不逢时”的惋惜。
在窦娥死前，她曾经发了三个誓言，即血溅白练、六月飞雪、三年大旱，我个人觉得，这三个誓言，除了六月飞雪，都是有可能发生的，而“无巧不成书”，这样的际遇也恰恰证明了窦娥遭受的不平，所以可以说，她是一个骨子里倔强但却有着自己为人处事的原则的人。
二、秋雨梧桐夜落时
白朴，字仁甫，号兰谷。他自幼颠沛流离，作品的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浓重的沧桑感。而他所传至今的《梧桐雨》和《墙头马上》，却偏偏是爱情题材的戏剧，而我这里所要说的是及爱情、政治为一体的历史剧《梧桐雨》，题名来自白居易的同题材诗作《长恨歌》中“秋雨梧桐夜落时”一句。这一句给人一种暗示李隆基和杨玉环的结局的意味，因而我很喜欢，这是一种凄楚之美。
李、杨的爱情故事，有点俗套于传统的“才子佳人”小说，但因为男女主角身份尊贵，再加上当时的政治动荡，而使得这样的爱情有了一抹不一样的色彩。“自古帝王多薄情”，所以李对杨的情，成了杨“红颜祸水”的佐证，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作为一名帝王，“要江山更要美人”其实有时候是一种遥不可及的梦想，现实情况是“为江山弃美人”，四大美女之一杨玉环的悲剧命运其实与她所处的时代密不可分的。
三、破幽梦孤雁汉宫秋
马致远，号东篱，他的《天净沙 秋思》被称为“秋思之祖”，他本人也有“曲状元”的美誉。同时，马致远也写过一系列杂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汉宫秋》。
《汉宫秋》是围绕历史上出名的“昭君出塞”的故事而创作的，关于这一历史事件一直以来都是众说非云，而我比较欣赏的“事实”是前几年拍的由李彩桦主演的电视剧《昭君出塞》，毛延寿对昭君一见钟情，因而私藏昭君真实画像，昭君与呼韩邪在成婚前巧遇，两情相悦，而汉元帝则成了彻彻底底的“跑龙套”。这个版本降低了昭君在边塞生活的艰难困苦的生活，将呼韩邪与昭君之间由美色产生的欲望上升到由情爱产生的欲望，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昭君由为国牺牲变成了为爱奉献，削弱了她的形象对后人的启发影响作用。不过说到底，她也只是个小女人罢了。但是，即便如此，我仍然很佩服她的远嫁他乡的勇气。毕竟，就现代的观念来看，远距离恋爱都难保劳燕凤飞，何况是为了爱人嫁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呢，也或许，你勇敢了一回，做了选择，但当激情退去，你还能用什么来支撑你的婚姻？因而我认为，“有情人终成眷属”并不难，难的是之后你该怎么做。
所以说，昭君是果决的，亦是幸福的，因为她一直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并愿意为此付出努力。
四、天长地久西厢记
王实甫，名德信，代表作《西厢记》，简言之，讲的是丞相之女崔莺莺与赴考考生张君瑞一见钟情，私定终身后终成眷属的故事。
《西厢记》不同于一般的“才子佳人”类的小说，它有一个完美的大结局，但这并不表示我对崔莺莺的做法是赞同的。身为一名大家闺秀，私会男子并以身相许是绝对不明智的，不然现代也不会有“先上车后补票”的事件的发生了，其实追溯起来，古来有之。记得曾经有人说过，年轻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而我要说，女孩子要懂得保护自己，嫁给一个爱自己而自己不爱的人并不可怕，糟糕的是，当一切尘埃落定，“不贞”却成为了夺走你幸福的侩子手。
结论：
“情”之一字，其实是世上最难解的题，当友情、亲情、爱情产生冲突时，该如何取舍？我记得《昭君出塞》中昭君决定虽呼韩邪离开时，呼韩邪问过她选择的原因，昭君说“离开父母我会心痛，而离开你我会心碎，所以我情愿心痛也不愿日后心碎”。这句话曾一度感动了我，至今记忆犹新。誓言往往是美好的，可当它冲撞了现实，选择便成了最为艰难的事，有些事我们没经历过所以不能带有偏见，综观现实才能做出最为恰当的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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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元曲四大家中“郑”之归属研究综述》，吴庆晏，四川戏剧，2007年05期
10、《白仁甫杂剧人物形象塑造深探》，田景丽，芒种，2012年08期
2006年1.明散曲发展史之重新认识 中国社会科学 2006年第1期2.近几年散曲研究的新进展与相关问题思考 文学遗产 2006年第3期2005年1、论稼轩俗词的曲体特征及其意义 中国韵文学刊 2005年第1期2、关于康海的散曲创作 文学评论 2005年第1期3、元明散曲比较论略 戏曲艺术 2005年第2期4、晚明闺阁曲家群体形成原因初探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 2005年第2期5、论清代文人的小曲创作 河南大学学报 2005年第6期6、论明代成化、弘治间南曲之兴盛与明中叶曲文学之复兴 文艺研究 2005年第12期7、《中国古代文学通论辽金元卷》，参与编写散曲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2004年1、《散曲学学理意义刍议》（载《中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1期）2、《散曲学的成绩与危机》（载《中国韵文学刊》2004年第1期）3、《中国文学史编写问题三人谈》（与李修生、宁宗一教授合作，载《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4、《“嘌唱”考论》（载《文学遗产》2004年第4期）5、《论汤式的散曲创作与历史贡献》（载《四川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6、《论分南北曲进行曲学批评模式的得失》（载《戏曲艺术》2004年第4期）7、《女曲家徐媛初论》（载《苏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8、《永乐后期至成化前期散曲文学衰微探因》（载《学术月刊》2004年第12期）9、《元散曲通论》修订本（学术专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3月出版）2003年1、《论元曲家笔下的苏轼形象》（在2001年8月眉山苏轼学术研讨会上交流，载《中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2期）。2、《明散曲兴盛年代论》（载《学术研究》2003年第6期）3、《论词场才子之曲与明中叶散曲之复兴》（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6期）4、《新世纪曲学研究文存两种》（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出版）2002年1、《论词曲之异同》（在国际首届词曲比较研讨会上交流/2001年9月锦州，载大会论文集《词曲研究的新拓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又载《文史知识》2002年10期）。2、《20世纪元散曲研究综论》（学术专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出版，获同行专家如吴新雷、李修生、黄天骥等教授赞赏，并有《东南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书评肯定其学术价值）2001年1、《20世纪元散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文学评论》2001年第2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该刊《编后记》特别推荐，并获该刊当年中国文学研究学术论文特别提名）。2、《元曲宫调曲牌研究述略》（《音乐研究》2001年第3期）。3、《文学史编写中的历史本位主义批判》（载《学术研究》2001年第1期）。4、《元散曲衬字研究述略》（载《文史知识》2001年第8期）。5、《论元代曲论的务实尚用》（1998年在北京国际元代文化学术研讨会上交流，载《元代文化研究——国际元代文化学术研讨会专集》/北京师师大版社2001年出版）。6、四卷本《中国文学分体史》（全书四卷150万字，与李修生先生共任主编，并组织全国13院校20位学者共同编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7月出版，同年9月通过教育部组织的专家鉴定，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大、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单位的同行专家对该书的学术创新给予度评价。《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等发表了中国社科院吕薇芬研究员和北京师大郭英德教授撰写的书评）7、《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辽金元文学研究》（参编，北京出版社2001年出版）2000年1、《元散曲章法技巧及修辞艺术研究述评》（《中国文学研究》2000年第1期）。2、《元散曲发展分期研究述评》（载《东南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3、《20世纪元散曲体制特征研究述评》（载《佛山大学学报 》2000年第4期）。1999年1、《王国维元曲考源补正》（《文学遗产》1999年第5期）。2、《元曲渊源研究述评》（1999年9月在“世纪之交中国戏曲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交流/广州、东莞，发表于《中国韵文学刊》1999年第2期）。3、《论元代曲论的开渠布道之功》（《文艺争鸣》1999年第2期）。4、《斜出斋曲论前集》（个人学术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获学界同行如李修生、宁宗一、吴新雷、吴国钦等教授高度评价）5、《中国文学通典小说通典》（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年出版）1998年1、《笔下苍生苦 曲中汗血声——张养浩哀民散曲简论》（在中国散曲研究会第三届年会上交流/福建泉州，载《四川师院学报》1998年第2期）。2、《务实必有得——评〈元散曲艺术论〉》（《理论与实践》1998年第2期）。3、 15卷本《巴蜀文化大典》（四川人出版社1998年出版，全书500万字。本人任全书常务副主编、文学卷主编）4、《小品文观止》（参编，陕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1997年1、《文学史编写的重大突破》（《重庆师院学报》1997年第3期）2、《古本戏曲剧目提要》（参编并参与全书统稿，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出版）1996年1、《风雅文化系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本人任副主编，并独著其中《君子的风范松竹梅兰》一书，四川人出版社1996年出版）2、《中国文学大辞典》（参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出版）1995年1、《元曲大辞典》（参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5年出版，本人任编委）1994年1、《马致远、张可久等散曲创作年代论考》（1993年于河北承德首届国际元曲学术讨论会上交流，载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之《国际元曲研讨会论文集》）。2、《中国哲理诗鉴赏辞典》（参编，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3、《山水美探胜》(参编，重庆出版社1994年出版)1993年1、《陈草庵、鲜于必仁考略》（《文学遗产》1993年第2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2、《论宋金俗词及其对元散曲的影响》（《四川师院学报》1993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3、《论元散曲繁荣发展的黄金时代》（1993年于河北承德国际元曲学术讨论会上交流，载《中国韵文学刊》1994年第1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4、《元散曲通论》（笔者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元散曲研究的终极成果，巴蜀书社1993年出版，该书出版后得到王利器、李修生、邓绍基等著名学者的高度评赞；国内有三家刊物发表了书评；在新旧世纪之交，北京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等单位联合推介20世纪优秀学术著作，本书获得推介）5、《中国一绝》（参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出版）1992年1、《近年来元散曲研究概论》（与李修生合作，载《文学遗产》1992年4期）。2、《四川历代曲选注》（巴蜀书社1992年出版，在《巴蜀艺文五种》内）3、《元曲百科大辞典》（参编，学苑出版社1992年出版）4、《中国古代各体文学作品选讲》（参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5、《中国历代诗分类鉴赏辞典》（参编，中国旅游出版社1992年出版）6、《中国历代词分类鉴赏辞典》（参编，中国旅游出版社1992年出版）7、《稽古拓新集》（参编，成都出版社1992年出版）1991年1、《元散曲发展叙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元代文学研究专号》）。2、《从关汉卿笔下女性形象的描写重新审视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访问学者专辑》）。3、《论元山水散曲的意境与元代文人的审美趣尚》（《吉安师专学报》1991年1期）4、《中国游记鉴赏辞典》（参编，青岛出版社1991年出版）5、《历代小品文鉴赏辞典》（参编，陕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1990年1、《论关汉卿散曲艺术的审美特征》（1990年于石家庄国际元曲学术讨论会上交流，载《河北师院学报》1990年第2期）。2、《论〈三国志通俗演义〉人物塑造的审美特征》（《四川师院学报》1990年4期）。3、《花鸟诗歌鉴赏辞典》（参编，中国旅游出版社1990年出版）4、《唐宋元小令鉴赏辞典》（参编，华岳出版社1990年出版）1989年1、《论诗乐同源及分流与中国诗歌之基本特色》（《四川师院学报》1989年第5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2、《山水诗歌鉴赏辞典》（参编，中国旅游出版社1989年出版）1988年1、《关于秦观名的读音》（《文史》第29辑）。2、《唐宋词鉴赏辞典》（参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年出版）1987年1、《论近唐异宋的淮海诗》（《南充师院学报》1987年第2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2、《论秦观词的风格》（《南充师院学报》1987年第2期）。1986年《唐宋词鉴赏辞典》（参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1983年《试论秦观歌妓词的思想意义》（《南充师院学报》1983年第3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近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中国社科院《中国文学研究年鉴》有关部分摘要介绍）。
“文明”一词，早在17、18世纪被欧洲启蒙学者提出来以后，便引起了人们的注意。19世纪美国学者摩尔根发表了《古代社会》一书，把人类历史分为蒙昧、野蛮和文明时代。1911年，西国埃及学家F·皮特里发表了《文明的革命》，反映了人们对古代文明的重视。20世纪前半叶，德国的斯宾格勒和英国的汤因比关于文化形态的文明论，尽管有其明显的政治倾向性，但却足以引起人们对文明研究的兴趣。特别是古埃及文明作为最古老而又最悠久的文明之一，更具有典型意义。总结一下20世纪古埃及文明研究的主要成就，尤其是其发展趋势，将促进我们21世纪的古埃及文明及其他古代文明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一、20世纪上半叶古埃及文明研究的开展古埃及文明是世界文明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一些早期的世界通史著作中都有所涉及，但在那时谈不上严格的专门研究。20世纪前半叶，对古埃及文明的研究不仅开始作为专门的领域展开，而且被纳入“近东”古文明的范围内。把“近东”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揭示了埃及在“近东”历史上的地位。1.古埃及文明研究的专门著作20世纪前半叶，古埃及文明研究的重要著作有两部。第一部是G·E·史密斯的《古代埃及人和文明的起源》，初版于1911年。史密斯原本是解剖学家和人类学家，他把人类学与古埃及文明的研究结合在一起，发表了多部有关木乃伊和埃及文明史的著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古代埃及人和文明的起源》。其主要论点有二：一是文明起源于埃及；一是埃及文明的向外传播。在该书中，作者强调：“不再有任何疑问，文明的本质因素的确起源于埃及。”“事实上，埃及是文明的创造者。”“依据她对世界文明的实际贡献，埃及在人类学的殿堂中应该占有特别卓越的地位。”史密斯除了充分肯定文明起源于埃及以及埃及文明的重要地位外，还提出了一个关于埃及文明传播的理论或假说。传播论或扩散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些欧洲人类学家中相当流行。他们认为全世界的文化都是由一个中心或几个中心向外扩散的，但却完全忽略了文化扩散的其他因素。史密斯作为传播论的一个代表，一再强调埃及是最古老的文明，世界上的其他一切文明都是埃及传播或扩散的结果，至少是受到埃及文明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作为人类学者，史密斯强调“种族的扩散源于东非”。不论阿拉伯人,南波斯人,或其他任何民族,他们的身体特征都非常类似于原始埃及人。[1]史密斯一再强调，西欧的“新石器文化……直接或间接起源于埃及，这一时期的石头制品模仿于埃及第6王朝以前的纪念物。”[2]在谈到美索不达米亚的灌溉农业时，他认为，苏美尔人的灌溉农业是从埃及学来的。[3]涉及到人类的风俗习惯和艺术时，作者指出：“埃及作为文明的发明者，在形成信仰，风俗习惯和丧葬艺术中占据了支配地位。”[4]关于埃及文明传播的原因和传播的方式，史密斯认为，“对矿物诸如铜的搜寻变成了文明传播的主要原因之一。”“对铜的经济价值的承认驱使埃及人到国外去找寻珍贵的矿物，进而变成了一种对矿藏的开发过程，于是埃及文明便被传播到了整个世界。”[5]此外，他还谈到了海员和移民活动在传播中的作用。按照史密斯的传播理论，我们可以绘制出一幅早期埃及文化传播的路线图，其中包括12条路线：以埃及为出发点，直接到克里特、叙利亚、南阿拉伯、苏美尔，印度等；以埃兰和土耳其为出发点的传播路线甚至远达中国。[6]作为20世纪初的传播学派中泛埃及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史密斯在“近东”文明之间、“近东”与欧洲文明之间的文明传播和影响的研究上，做出了贡献。30年代以后，该学派的影响逐渐衰微。原因就在于传播学派的泛埃及主义的偏激和武断，在专业史学家和埃及学家中少有市场，并遭到了他们的严厉批判，认为这种观点具有过分强烈的目的论色彩。一些学者甚至主张必须“抛弃中心和边缘的概念”，并用“人类文明多中心成长论”取代它。[7]20世纪上半叶，关于古埃及文明研究的第二部重要著作是A·摩赖的《尼罗河与埃及之文明》。该书的法文原版出版于1926年，随后有英文、中文译本问世，并成为奥格登主编的《文明史》系列丛书中的一部重要著作。该书是从民俗学的角度来论述古埃及文明的，所以作者在论述埃及社会生活与政治制度时，“均以宗教为枢纽。”[8]关于埃及王权，摩赖强调其神圣性。他用相当大的篇幅介绍了埃及的王衔、国王的登基仪式和赛德节。但是他所使用的政治发展史上的一些术语，特别是某些专业术语的“现代化”倾向，需要谨慎对待。例如，他认为，至第6王朝末期，专制主义演变为欧洲的封建制度；[9]中王国第12王朝至新王国第20王朝成为“国家社会主义”；[10]埃赫那吞改革之际，法老欲推行“帝国主义”等等。[11]尽管如此，《尼罗河与埃及之文明》一书以宗教与民俗为纲联系政治、艺术、文学，深刻阐述了古埃及文明之演进，给我们提供了一般历史著作少有的，丰富而有趣的内容。2.古代“近东”文明中的古埃及文明研究除了古埃及文明本身的专门研究外，作为“近东”文明一部分的古埃及文明的研究也开展起来。涉及“近东”文明研究的古埃及文明著作，至少可以举出3部重要著作。首先是法国学者A·摩赖与G·戴维合著的《从氏族到帝国：古代东方的上古期间社会组织》。该书出版于1923年，1926年被译成英文，1936年被译成中文，名为《近东古代史》。《从氏族到帝国》是奥格登主编的《文明史》系列丛书中的又一部力作，其主要内容和观点可归纳为以下几点：首先，作者指出，文明的发源地在东南地中海地区，即从尼罗河到美索不达米亚。在公元前4000年或更早些时间，在叙利亚或美索不达米亚没有人类的足迹存在，而此时，埃及人的历史已经开始。[12]在这里，作者强调了埃及文明的早熟性。其次，谈到埃及文明之形成，作者认为，青铜时代之工业的产生是文明形成的一个标志，而把语音符号与表意符号结合起来的文字的产生则是文明形成的另一个标志。[13]第三，关于国家之形成的问题，作者谈到埃及神王朝、荷鲁斯的追随者和美尼斯之统一。作者提供了一个埃及国家统一的模式：诺姆——两个王国——统一王国。[14]第四，关于埃及民族的来源，作者驳斥了前王朝时代亚洲民族入侵说，认为埃及人应属于地中海人种。[15]第五，作者认为，埃赫那吞在宗教政策上推行一神教就是帝国主义。[16]虽然这部著作中的某些提法并不完善确切，但是它仍不失为研究“近东”古代历史的一部重要著作。此外，还有柴尔德的两部重要著作。柴尔德是英国著名的考古学家，马克思主义者。他试图创立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观念，并用唯物主义解释历史发展的进程。他涉及“近东”古代史的代表著作是《远古东方新探》和《人类创造了自己》。《远古东方新探》初版于1934年，以后几经再版，并有法、俄文译本。这部著作以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的早期文明为中心，连带论述了印度与欧洲文明的起源。就埃及早期文明而言，这是一部以考古学为依据系统论述史前埃及到文明形成时期历史的著作之一。其中值得强调的贡献是，作者把埃及史前文化分为巴达里文化—阿姆拉文化—格尔塞文化3个发展阶段。作者不仅做了考古学上的详细论述，而且根据考古资料，揭示了社会的贫富化、私有制和奴隶制的形成等问题。[17]关于一向多有争论的阿姆拉和格尔塞之间的文化是否中断的问题，作者认为，“没有明显的断绝。”[18]这部著作还涉及到了某些史学理论问题。有些学者常常把征服者的文化传播到被征服地说成是“民族迁移”，柴尔德反对这种迁移论，坚持了民族文化独立发展的基本理论。[19]尽管在埃及早期文明起源研究上，柴尔德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有些论述仍令人无法令人接受。例如，所谓“美索不达米亚的王权形式和国王安葬仪式，采用了埃及法老的君主制。”[20]他甚至以为纸草是由埃及人从苏美尔人那里“借用”的。他还强调带轮的车和陶轮是从苏美尔传到印度，又从印度传到西亚的奥伦特河地区的。[21]所有这些观点显示了他的“传播论”思想。事实上，文明之间的交往和影响是必然的，根本没有必要确定文明是以某个中心或某几个中心的文明向外传播和扩散的。在《远古东方新探》中，柴尔德首次论述了史前人类由食物采集经济到食物生产经济的转化，以及由于手工业和交易的产生而产生了城市文明这两大人类革命，即新石器时代革命和城市革命。柴尔德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是《人类创造了自己》，初版于1936年，以后修订，多次再版,中文译本名为《远古文化史》。这部著作的重点是论述“近东”的史前到文明时代的三大革命：新石器时代革命，城市革命和人类知识的革命。柴尔德用了相当的篇幅说明了“食物采集者”的生产活动，和“食物生产经济”的概念。而从前者转变到后者，正是人类从采集、狩猎到农耕、畜牧的演进。他把这种“变更人类经济”，使人类控制自己的食物补给的转变，称为第一次革命。[22]此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其次，关于城市革命的问题，柴尔德指出：“第二次革命，把许多自给自足的小农村，变成了人口众多的城市；这种城市，用较高级的工业和对外贸易来培养，而且正式形成了国家。”[23]最后，柴尔德提出了人类知识的革命，认为“文字和数学的起源与重量和度量的标准化，在时间上刚好与革命相符。”[24]在这里，柴尔德还特别提到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25]柴尔德的由史前向文明过渡过程中的三次革命的学说，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但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学术界对其新石器时代革命一说，提出了疑义。美国学者布雷伍德甚至提出了用“农业革命”代替“新石器时代革命”的概念。二、20世纪下半叶古埃及文明研究的扩展随着考古学，历史学研究的进展，埃及文明问题的研究在20世纪下半叶，进一步引起人们的注意，出现了一大批著作。近半个世纪以来埃及文明的研究成就与特点主要有二：第一是把古埃及文明纳入更广泛的领域中从事研究，重新审视埃及文明的地位。所谓“更广泛的领域”，即在“近东”文明研究的基础上，扩大到地中海文明研究的新领域中，把埃及与希腊、罗马文明联系在一起，而且还要在全球化视野中评价古埃及文明。第二是在继续扩大埃及文明研究的新领域的同时，古埃及文明专门研究更加深入化，出现了一批别具特色的古埃及文明研究的专门著作。1.地中海文明新领域中的古埃及文明研究在20世纪下半叶，古埃及文明作为世界文明中的重要一环，得到了充分的肯定。此外，“地中海区域文明”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而受到人们的关注。“地中海区域文明”或是“地中海世界历史”，包括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小亚、克里特、希腊、罗马等地中海沿岸和岛屿上的一些文明。这个新视野的研究领域中，不仅对埃及、希腊和罗马等国家和地区进行个体研究，更重要的是把地中海周围的东方与西方国家连接在一起，把地中海区域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区域内国家之间文明交往的研究，这是近半个世纪文明研究中的新课题。在这一方面，有两部著作特别值得注意。首先是C·弗里曼的《埃及、希腊和罗马：古代地中海文明》，1996年出版。弗里曼强调，把埃及、希腊和罗马放在一起，体现了3个文明之间的联系，这是现代学者深入探讨和研究的问题，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26]这本著作的主要特点和论点如下： 第一，把埃及与希腊罗马联系在一起，尽力提供对每个时期的主要事件的评论，同时强调文化和社会史的发展，并展示出作者的判断依据。[27]第二，内容包罗万象，不仅充分论述了3大文明的历史，有些章节还涉及到了“近东”、伊达拉里亚、克里特和波斯等，而且覆盖了每个文明区的经济、文化、宗教及历史背景。第三，强调“东方化”及其重大意义。如果说“希腊化”是人们的一种传统观念，那么“东方化”术语自1980年O·默里提出之后，就得到了广泛响应。弗里曼认为，所谓“东方化”乃是延续了几个世纪的希腊人和东方各民族之间交往的结果。古代“近东”的这些文明既不彼此孤立，也不与外部世界孤立。[28]作者认为，埃及融入了地中海世界，对希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对于希腊而言，埃及是智慧的源泉，并且某些人相信，埃及是他们自己文明的发祥地。[29]但是，作者在强调“东方化”的同时，并未忽视希腊文化的本土性以及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并且提出，即使强大的罗马也受到了“东方的冲击”。罗马从东方战争中不仅带回了大量的战利品，而且还带回了丰富的东方文化。[30]第四，对古埃及文明史作了系统简要的叙述。在全书30章中，古埃及仅占了3章。作者正确地肯定了在公元前3100年统一国家产生之前，埃及人便已创建了文明。[31]他对希克索斯时代予以很高的评价，认为那是“丰富埃及文化的时期”。[32]在总结埃及成就时，作者表示，尽管它是相对独立的，但不可避免地将对外部世界有一些影响。[33]应该说，作者关于埃及史的论述过于简略，没有什么新的内容，但是，把埃及作为地中海文明的一环，从整体上论述地中海文明，却是有价值的。第五，作者把古代地中海文明的下限定在公元600年，本书的最后两章标题是“新欧洲的产生，395-600”和“拜占庭帝国的演进”。弗里曼指出，传统罗马帝国历史到戴克里先时代便宣告终结，而这部著作则把罗马历史延长到戴克里先以后。作者采用了“后古典时代”的学说，选择了公元600年作为古代世界结束的日期。其所以这样做，也是为了展现罗马几个世纪的长期统治对西方世界所产生的影响。[34]但遗憾的是，作者对古埃及史的下限基本上维持了传统的作法，即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征服埃及，把随后的埃及历史看成希腊、罗马史的一部分。这表明作者仍然没有把古代埃及文明当成一个独立完整的体系，因而也就没有把古代埃及历史与罗马帝国新的结束时间统一起来。涉及地中海区域文明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是伯纳尔的《黑色雅典娜》，全书共3卷，内容广泛，深奥，难以阅读，1987年在英国出版。从这部书的书名我们就可以看到埃及与希腊的联系。这部著作的出版有其特殊的学术和社会背景。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史密斯的埃及“传播论”随着英帝国主义的扩张而一度流行，那么20世纪下半叶则出现了非洲中心主义。这种学说最初是由非洲的美国人和非洲的知识分子提出的。在非洲中心主义者看来，古代埃及是黑非洲文明，埃及被认为是很多古典世界文化遗产的渊源。《黑色雅典娜》一出版，立即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同时也产生了激烈争论。在该书的开端，作者便交待了关于希腊史研究的古代模式和雅利安模式，然后作者又提出了一个“修正的模式”。《黑色雅典娜》集中论述了公元前2100—1100年之间的希腊文化借用古代埃及和利凡特文化的问题。关于“近东”对爱琴文化或埃及对希腊的不同时期的影响问题，伯纳尔划分了3个时期，分别作了具体的论述：第1次高潮可追溯到公元前21世纪，中王国时期的埃及对外进行了广泛的联系，其中包括克里特，可能还有欧洲大陆。克里特岛壁画上的公牛形象和希腊神话中的公牛的传说，都与埃及的公牛神孟图有关。[35]据说希腊底比斯城的废墟是尖顶的金字塔。底比斯的斯芬克斯传说也是众所周知的受到埃及影响的例证。爱琴海地区信奉的羊头神就是埃及的阿蒙神，因为在埃及宗教中羊是阿蒙神的一个形象。[36]传说中雅典的建立者凯克罗普斯是埃及人。[37]凡此种种，都可以说明埃及对希腊文明的影响。[38]古埃及对希腊影响的第2个高潮在希克索斯时期，这个时期，在宗教方面对希腊的影响集中于希腊神话中的海神波塞东等神的崇拜上。作者认为，希克索斯人崇拜埃及的塞特神。在埃及神话中，赛特的职司等同于希腊的波塞东神，而雅典娜就是埃及的奈特神。[39]一般认为希腊语形成于公元前17—16世纪，它的印欧语系结构和基本词汇与非印欧语相联系。作者认为其中大部分词汇源于埃及语和西塞姆语，这恰好与埃及和西塞姆语族的征服，在希腊进行长时间的统治相吻合。[40]埃及对希腊影响的第3次高潮出现在公元前15世纪中叶的埃及的第18王朝时期。这一时期，埃及在“近东”地区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帝国，并接受来自爱琴海地区的贡品。公元前12世纪，多利安人入侵，他们的后继者—希腊古典时代的希腊人，被认为是埃及人和腓尼基人的后代。[41]此外，作者还提到在雅典、科林斯、底比斯等地建立了埃及的神庙和圣殿。埃及的宗教对罗马的影响，超过了希腊。在罗马，哈德良皇帝尤其信奉埃及神，他甚至试图把他最喜欢的安提诺斯神变成埃及神。[42]伯纳尔搜索了大量资料，证明希腊、罗马文明起源于非洲，特别是埃及，至少说明希腊罗马文明是在埃及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他所搜索的资料和有关论据有其一定的可信度，但也有些是牵强附会的。所以，这部著作也遭到了批评。无论如何，这部著作有其重要价值：针对欧洲中心论，提供了又一部批判性著作；同时打开了人们的眼界，重现了东方文明，特别是非洲文明的历史意义。2.“全球化”历史视野中的古埃及文明研究美国学者L·S·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1945年以后，世界已经进入全球一体化的新阶段。对于反映这个新形势的历史学的需要也显得越来越迫切了。[43]英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其《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强调：“认识到需要建立全球的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线，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是当前主要特征之一”。[44]巴勒克拉夫提出的“全球历史观”就是用全球的眼光去看待世界历史，[45]而不是“国别史的拼揍”，更不是以西方历史为中心，而是“研究不同的国家、地区和文明之间的差别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46]全球化历史观的著作中，最具代表性的，而且被巴勒克拉夫唯一推崇的，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著作。斯塔夫里阿诺斯是美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他有多部著作涉及全球史，其中尤以《全球通史》为代表。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引言一开头就表明，这部世界史的主要特点在于：“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全球化视野之所以必要，其重要价值就在于：“要确认西方的历史和非西方的历史……只有运用全球性观点，才能了解各民族在各时代中相互影响的程度，以及这种相互影响对决定人类历史进程所起的重大作用。”[47]巴勒克拉夫对《全球通史》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这部著作可以与“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相比拟。《全球通史》分为两册，本文就《1500年以前的世界》中有关古代文明部分做以简短评述：第一，最早的文明在苏美尔，而不在尼罗河。约公元前3500年，苏美尔已完成了向文明的过渡，而埃及文明起源于约公元前3000年。[48]第二，文明形成的标志是城市中心、国家的政治权力、纳贡或税收、文字、社会分为阶级或等级、巨大的建筑物、各种专门的艺术和科学等等。但是，作者强调，并非所有的文明都具备这一切特征。“埃及文明和玛雅文明没有通常所说的城市。”[49]第三，古代文明有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克里特、印度和中国几种类型。[50]但是作者没有把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纳入古代文明类型中，令人费解。第四，埃及文明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但作者又强调“埃及人创造的文明决不是苏美尔文明的复制品，而有其自己的特色。[51]第五，埃及文明稳定和保守，但决不是静止的。[52]第六，希腊化时代东西文明“合二为一”，“它打破了历史上形成的东、西各自独立的模型”，人们首次想到“把整个文明世界当作一个单位”。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化”史观打破了传统的西欧中心论，给人们以崭新的视觉。在全球化视野下作者就古埃及文明研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论点。但是，作者毕竟不是埃及学家，他关于埃及文明晚于苏美尔文明，形成于公元前3000年，埃及没有城市等看法还需进一步讨论。在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出版前后，还有几部类似的世界文明史值得介绍。首先在美国广为流行的拉尔夫、伯恩斯等人的《世界文明史》，初版于1955年，先后修订，1991年出版了第8版。《世界文明史》的重要价值在于“世界整体”论。作者认为在通往文明进程中，所有民族彼此互惠；他们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越来越互相依赖；另外，他们负有共同的责任来确保人类和所有其他生物的存在。[53]尽管作者强调“文明”的最初根基在西南亚和北非，并提到了印度和中国的影响，但把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称为“寻求商业交往”[54]，当然是不合理的。另外，把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都称为“极权主义”，[55]显然是把不同性质的意识形态混为一谈。那么，在《世界文明史》中古埃及文明究竟占有什么地位呢?作者把埃及和苏美尔文明都称为最古老的文明，但是，在第5版和第8版中，埃及与苏美尔的章节排列颠倒，可以看出，作者后来的倾向性，就是美索不达米亚为“历史的第一章”。[56]值得肯定的是，作者对埃及的文化给予很高的评价。在谈到埃赫那吞的宗教改革时，他非常谨慎地表示，那是“一种有保留的一神教”。[57]在全球化视野中的另一部重要著作为A·汤因比的《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初版于1976年。这部著作从全球角度对世界文明史进行了“全景式考察”，描述了人类文明的区域类型，起源、发展演变过程，以及文明之间的交往。可以说，这部著作是汤因比《历史研究》一书所提出的“文明论”的具体化。在这部著作中，汤因比把整个世界历史分成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奥尔梅克文明、叙利亚文明、希腊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中美洲文明与安第斯文明、拜占廷文明、西方文明等共82章。汤因比的“文明中心”及其转移的论点，具有其重要的价值。他指出：公元15世纪，西欧人开始在文明中心发挥主导作用。在20世纪，主导作用转移到美国，但在关于文明中心历史的下一章节中，主导者可能从美洲转移到了东亚。[58]关于埃及文明的历史地位，作者把它看成是“第2个最古老的地域文明”。作者认为，苏美尔文明影响了法老文明，但又指出了埃及文明本身的个性。他说“象形文字干脆就是埃及人自己的发明。气势恢宏、规模巨大的石头建筑也是埃及本土的发明。埃及金字塔设计之完美，施工之精确，都是无与伦比的。[59]汤因比以“区域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为题，论述了苏美尔、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关系。在这里，他谈到，由于蛮族(希克索斯人)的入侵，“传统的内向性中便滋生出了好战的仇外心理”，结果，埃及人驱逐外来者，并且反击到巴勒斯坦和叙利亚。[60]所谓埃及人的“仇外心理”导致对西亚的战争并非确切，应该探讨其经济、政治和历史等多种社会背景。三、20世纪下半叶古埃及文明专题研究的新成就在20世纪下半叶，古埃及文明研究领域不仅扩大，而且也有了更细微、更深入的多视角的探讨，出现了一批埃及早期文明的专著和系统全面的埃及文明史专著。1.别具特色的多视角研究埃及早期文明的专著随着考古学的进展，近年来埃及早期文明的成就，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有关埃及早期文明的专著，可以举出两部代表作。首先是B·J·特里格尔的《早期文明：环节中的古埃及》。这部著作是作者根据1992年4月间在开罗美国大学所作的《作为早期文明的古代埃及》的4个演讲稿撰写而成的。目的是鼓励埃及学家从事埃及与其他早期文明的比较研究，同时把古埃及的研究恢复到比较人类学的层面上来。作者曾经对6种早期文明作了比较研究，出发点是既考虑到古代埃及与其他早期文明相似方面，又要考虑到其独特的方面。[61]在谈到古埃及文明研究的几种理论与学说时，作者首先联系到人类学，他认为，人类学家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文化相对论，但长期坚持“历史单一主义”(Historical Particularism)。20世纪初，F·博厄斯就曾说过“每一文化都是其大部分偶然历史发展的一个独特的产物。”[62]20世纪60年代，人类学家受社会人类学中的文化生态学和新世纪论趋势的鼓舞，放弃了传统的历史单一主义而开始更加关注人类行为中的多文化规律。在这个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文化生态学家J·斯图尔德。他的生态理论强调研究多文化中的共性，但却忽略了特性的重要。[63]此外，作者还谈到了“过程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的相关理论。这些观点在社会人类学家中获得了巨大影响，但许多考古学家相信，过程考古学家对科学与历史、进化与历史、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区分是无成效的和误导的，因此应被抛弃。我们应该遵循的是较早一代的学者，如柴尔德、弗兰克福特和魏特夫等人的观点，既对早期文明的差别感兴趣，又对其类似之点感兴趣。[64]作者进一步指出，对早期文明特点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古代埃及，同时，古埃及的独特性对理解所有其他的早期文明同样是重要的。[65]页。
关于古埃及文明的研究有两部重要著作。第一本是G.E.史密斯的《古埃及人与文明起源》，该书首次出版于1911年。史密斯最初是一位解剖学家和人类学家。他将人类学与古埃及文明研究相结合，出版了许多关于木乃伊和埃及文明史的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古埃及文明的起源》。有两个主要论点：第一，文明起源于埃及；首先，埃及文明向外传播。在这本书中，作者强调：“毫无疑问，文明的要素确实起源于埃及。”“事实上，埃及是文明的创造者。”“根据她对世界文明的实际贡献，埃及应该在人类学殿堂中占据特别突出的位置。”史密斯不仅充分肯定了埃及文明的起源和埃及文明的重要地位，而且对埃及文明的传播提出了理论或假说。传播理论或扩散理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些欧洲人类学家中相当流行。他们相信世界文化是从一个或几个中心向外传播的，但他们完全忽视了文化传播的其他因素。作为传播理论的代表，史密斯一再强调埃及是最古老的文明，世界上所有其他文明都是埃及传播或扩散的结果，至少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埃及文明的影响。作为人类学家，史密斯强调“种族的传播起源于东非”。无论是阿拉伯人、南波斯人还是任何其他民族，他们的身体特征都与原始埃及人非常相似。[1] 史密斯一再强调，“西欧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直接或间接起源于埃及，这一时期的石制品模仿了埃及第六王朝之前的纪念碑。”[2]在谈到美索不达米亚的灌溉农业时，他相信苏美尔灌溉农业是从埃及学来的。[3] 谈到人类的习俗和艺术，作者指出：“埃及作为文明的发明者，在信仰、习俗和葬礼艺术的形成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然而，承认世界文明的多元性并不是很容易的。站在一种文明的位置上，每每认为其他文明只是本文明的派生物，如果不是，也是次等的，不足称道的。实际上，如马克思指出的：“世界历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只有在欧洲工业革命和所谓地理大发现之后，从世界的角度研究和比较各种文明才成为可能。就中国而言，晚明时开始了中西文明的遭遇、交流和碰撞，于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潮流和运动。文明比较研究的重要性，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凸显出来的。④不知道有多少中外学者谈论过中国文明的特点，看法虽纷纭不一，但在一点上可说是相当一致的，就是中国文明有独特的持续性。与中国古代文明并时兴起的古埃及等文明，都未能像中国文明这样绵延久远，迄今不衰。这确实是极值得探索的大问题，不比“李约瑟难题”逊色。⑤谈到绵延久远，即涉及文明的起源。最近我常有机会讲，在自然史和人类史上有五个“起源”，都是科学研究的重大课题，即：。探讨文明起源的论作，很早就有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专门研究了从野蛮到文明的过渡，是我们都熟悉的。
古埃及文明研究的重要著作有两部。第一部是G·E·史密斯的《古代埃及人和文明的起源》，初版于1911年。史密斯原本是解剖学家和人类学家，他把人类学与古埃及文明的研究结合在一起，发表了多部有关木乃伊和埃及文明史的著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古代埃及人和文明的起源》。其主要论点有二：一是文明起源于埃及；一是埃及文明的向外传播。在该书中，作者强调：“不再有任何疑问，文明的本质因素的确起源于埃及。”“事实上，埃及是文明的创造者。”“依据她对世界文明的实际贡献，埃及在人类学的殿堂中应该占有特别卓越的地位。”史密斯除了充分肯定文明起源于埃及以及埃及文明的重要地位外，还提出了一个关于埃及文明传播的理论或假说。传播论或扩散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些欧洲人类学家中相当流行。他们认为全世界的文化都是由一个中心或几个中心向外扩散的，但却完全忽略了文化扩散的其他因素。史密斯作为传播论的一个代表，一再强调埃及是最古老的文明，世界上的其他一切文明都是埃及传播或扩散的结果，至少是受到埃及文明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作为人类学者，史密斯强调“种族的扩散源于东非”。不论阿拉伯人,南波斯人,或其他任何民族,他们的身体特征都非常类似于原始埃及人。[1]史密斯一再强调，西欧的“新石器文化……直接或间接起源于埃及，这一时期的石头制品模仿于埃及第6王朝以前的纪念物。”[2]在谈到美索不达米亚的灌溉农业时，他认为，苏美尔人的灌溉农业是从埃及学来的。[3]涉及到人类的风俗习惯和艺术时，作者指出：“埃及作为文明的发明者，在形成信仰，风俗习惯和丧葬艺术中占据了支配地位。”[4]关于埃及文明传播的原因和传播的方式，史密斯认为，“对矿物诸如铜的搜寻变成了文明传播的主要原因之一。”“对铜的经济价值的承认驱使埃及人到国外去找寻珍贵的矿物，进而变成了一种对矿藏的开发过程，于是埃及文明便被传播到了整个世界。”[5]此外，他还谈到了海员和移民活动在传播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