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的什么著作是中国古代建筑调查研究学术历程的总结之作?《中国建筑史》是一个里程碑,但梁思成只同意将其以油印的形式印刷,作为高校的讲义。在油印版的序言中,他将其描述为一本 "古人写的古书",供人批判参考。油印版于1955年2月在上海首次印刷。这时,风云突变,《建筑学报》发起了 "对梁思成领导的复古风格的建筑理论的批判"。建筑工程部召开设计施工会议,批判 "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思想"。
理论家们认为,梁思成有手稿,"不多问社会背景,只谈各种结构风格,因而不讲这些结构风格的成因和演变","作为中国建筑史的研究者,对于建筑'在社会、宗教、政治活动上的历史'是不应该有丝毫的关注"。思成的学术成就也引起了国外学术界的关注。在美国,专门研究梁思成生平的学者出版了他的英文专著《图像中的中国建筑史》。专门研究中国科学史的英国著名学者说,梁思成是 "中国建筑史的大师"。
中国建筑史》是中国建筑师梁思成于1944年在四川宜宾李庄撰写的第一部建筑史,当时战火纷飞。当时,中国建筑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对古建筑的实地调查只限于l932--1937年,短短的五年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如果要了解两千年来中国建筑发展的历史渊源,梳理其发展脉络,只能从主流建筑入手,这也是本书以宫殿和寺庙为重点的原因(即以大木作为重点)。
而中国建筑中的特色园林和多彩民居则没有讨论。此书完成后,先生却在当时正值抗日战争胜利,兵荒马乱,城破人亡。收复失地后,立即开展了艰苦卓绝的工作,让这片焦土重现生机。最紧迫的任务是为国家培养建设人才,首先是建筑师。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国家的建设需要这一代的人才。因此,他到清华大学建立了建筑系,建筑史的研究不得不暂停。
编辑词条 梁思成 梁思成梁思成,建筑学家和建筑教育家。毕生从事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和建筑教育事业。系统地调查、整理、研究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历史和理论,是这一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培养了大批建筑人才,以严谨、勤奋的学风著称。曾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等设计,努力探索中国建筑的创作道路,还提出文物建筑保护的理论和方法,在建筑学方面贡献突出。新中国首都城市规划工作的推动者,建国以来几项重大设计方案的主持者。广东省新会人,1972年1月9日病逝于北京。目录[隐藏]个人简历职业生涯建筑研究教育事业家庭生活建筑理论主要论著[编辑本段]个人简历1901年4月20日出生于日本东京,原籍为广东省新会县。1915—1923年北京清华学校学习。1924—1927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院先后获学士、硕士学位。1927—1928年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肄业。1928—1931年沈阳东北大学建筑系主任、教授。1931—1946年中国营造学社法式组主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通讯研究员及兼任研究员。1944—1945年任教育部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副主任。1946—1947年美国耶鲁大学聘问教授,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建筑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赠授文学博士。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6—1972年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1972年1月9日逝世于北京。[编辑本段]职业生涯梁思成, 1901年4月20日出生于日本东京,是他父亲梁启超因“戊戌政变”失败后亡命日本的第三年,原籍广东省新会县。童年时代的梁思成在日本的华侨学校上学,在父亲的影响和督促下,梁思成自幼就攻读《左传》、《史记》等古籍,使他对中国古文化有良好的基础和浓厚的兴趣。当时是甲午之战和庚子赔款以后,中国屡受外国欺凌,这种环境培养了梁思成浓厚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他11岁由日本回到北京,14岁进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这是一所留学美国的预备学校。梁思成在学习期间,不但学业优秀,而且兴趣广泛。他爱好美术和音乐,经常为校刊画插图,被聘为美术编辑,他参加学校的合唱队、军乐队,担任过乐队队长和第一小号手;他还爱好体育,喜欢踢足球。梁思成也很关心政治,五四运动时,他是清华学校“义勇军”等爱国组织的中坚分子。1923年5月,他去天安门广场参加二十一条国耻日的纪念活动,在途中被军阀金永贵的汽车撞伤,左腿骨折,使他留学美国不得不推迟一年。1924年,梁思成赴美国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建筑,他刻苦好学,尤其对西方文化和建筑历史有特殊爱好。他自己说是用“笨功夫”到图书馆博览群书,研究古代历史,参观古代文物,把著名古建筑一个个默画下来,1927年,以优异成绩获得建筑硕士学位。接着他到美国哈佛大学入研究生院,准备进行“中国宫室史”的博士论文,但是他感到研究工作不能光在书本中寻找资料而必须到实践中去考察研究,于是决定离开哈佛到欧洲考察建筑。1928年,梁思成回国后应东北大学之邀去沈阳创办了建筑系,任系主任和教授。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梁思成举家迁到北平,他参加了中国营造学社,这是专门从事对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学术机构,他担任法式部主任,从此投入了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梁思成收到日方主办的“东亚共荣协会”的请柬,邀他出席会议,他坚决不与侵略者同流合污,立即带领全家长途跋涉于1938年1月到达昆明,1939年,又搬到四川省南溪县的李庄乡下,这时,营造学社的经费来源断绝,有时连工资也发不出。梁思成的妻子林徽因患了严重肺病,长年卧床不起,他自己也得了脊椎软组织硬化症,行动极为不便,全家陷入了贫病交加的境地。当时美国有好几处学校和机构邀请梁思成全家去美国工作和治病,但他表示:“国难当头,绝不离开祖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率领营造学社的少数同仁坚持在抗日战争后方继续古建筑的调查研究工作,直至抗日战争的胜利。1916年,梁思成赴美国讲学,因他在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1946年,梁思成回到母校清华大学创办了建筑系。1947年,被中国政府派往美国担任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团的中国顾问。1948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梁思成除了仍在清华大学任教授和建筑系主任外,一直以高度热情参加了各项建设工作,先后担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文联中国委员会委员,中华中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委员,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理论与历史研究室主任,北京市城市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等职他是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梁思成还积极参加了国家的政治领导活动,曾任: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委员,政协北京市委员会副主席,第一、二、三届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三届人代会常务委员。1959年,梁思成加入中国共产党,1972年,病逝于北京。[编辑本段]建筑研究1928年, 梁思成在回国之前,曾到欧洲参观了希腊、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地的著名古建筑.他亲眼看到国外的古建筑受到妥善保护,许多学者在对它们进行专门的研究,而对比自己的国家,一个有着几千年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祖先给留下了如此丰富的古建筑遗产,如今却是满目苍凉。珍贵的龙门石窟、敦煌壁画任意被盗卖,被抢劫,千年文物流落异邦,大批古建筑危立在风雨飘摇之中。只有少数外国学者对它们进行过一些考察,而国内学者反而无力从事研究,甚至中国人学习自己祖先的文化遗产都要依靠国外编著的书刊,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状况。梁思成深深感到这是一种民族的耻辱,他下定决心:中国人一定要研究自己的建筑,中国人一定要写出自己的建筑史。从1931年起,他将毕生精力投入到这项事业中去。一开始梁思成就把近代的科学方法应用到研究中国古建筑上,他明确提出:“近代学者治学之道,首重证据,以实物为理论之后盾,俗谚所谓‘百闻不如一见’,适合科学方法。”所以,他坚持研究古建筑首先必须进行实地的调查测绘。选择北京故宫作目标,因为这是目前留存最大量的明、清两代古建筑的代表。他手执清代朝廷公布的《工部工程作法则例》为课本,对着实物,从整体到局部,一一逐个辨识、测量、记录。他求教老工匠,在他们帮助下逐渐弄清了清代建筑的结构与形制,这如同跨入了门槛,为扩大调研范围创造了条件。从1932年4月开始,梁思成对蓟县独乐寺辽代建筑进行了调查,写出了详细的报告,在不长的时间里,又连续写出了《正定古建筑调查纪略》、《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赵县大石桥》、《晋汾占建筑预查纪略》、《曲阜孔庙之建筑及修葺计划》等10余篇论文和报告,将一座座从汉唐、宋辽到明清各代的古建筑珍宝展现在人们面前。对古建筑的调查研究,梁思成坚持测量力求细致,分析要有根据,绘图要严密,所出成果要与世界水平比高低。30年代的华北,人民生活极端困苦,梁思成每次外出调查都要经受不少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难,条件十分艰苦,但他对测绘工作始终一丝不苟,并且身体力行。他和助手们一起,对建筑物从整体到局部进行详细地绘图测量;对各种构件与装饰,从里到外,从正面到侧面都细致地加以摄影记录;对所有碑文、史料都一一抄录无误。正是凭着这一种民族自尊心和志气,使当时营造学社的许多研究成果,测绘的许多图纸都达到了国际水平。经过对古建筑的系统调查研究,1934年,他编著了《清式营造则例》一书,这部著作第一次将繁杂的中国古建筑构造和形制作了科学的整理和分析,对清代建筑的各部分作法和制度作了较详细的介绍和论述,第一次用近代的建筑投影图绘制出清式建筑构架、门窗、装饰和彩画的详图,使人们在多彩的占建筑遗迹面前不再停留在般的感叹上,而获得了科学的认识和了解。几十年来.这部《清式营造则例》成了初学中国古建筑的入门必读教材,研究中国古建筑的不可少的资料,也是如今古建修整工作人员常用的工具书1937年, 梁思成和林徽因、莫宗江等人去山西五台山调查佛光寺。正当他们为第一次发现一座唐代建筑而欢喜若狂时,北京芦沟桥畔已燃起了抗的烽火梁思成和刘敦桢带领着仅有的几位研究人员,在云南、四川等地仍坚持着古建筑的研究,他们调查了40余个县,为当时的中央博物馆绘制了大量古建筑模型图,在印刷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出版营造学社的汇刊。1944年,梁思成开始撰写《中国建筑史》。这时,多病的身体折磨着他,脊椎软骨硬化病使他不得不经常戴着铁马甲工作;学社经费来源的断绝又使他不得不多次去重庆政府募化微薄的津贴;十分短缺的物质条件使得只能靠大量的线描图来弥补照片的不足。在林微因、莫宗江、卢绳等人的协助下,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中国古代建筑史,终于在抗日时期西南的一个小山庄里完成了。在这部著作中,梁思成根据大量的实物和文献资料,第一次按中国历史的发展,将各时期的建筑,从城市规划、宫殿、陵墓到寺庙、园林、民居都作了详细的叙述,并对各时期的建筑特征作了分析和比较。这些论述和分析都远远超过了过去外国人对中国建筑的研究水平,达到了前人所没有达到的高度。1946年10月,美国耶鲁大学聘请梁思成去讲学,他带着《中国建筑史》和同时完成的《中国雕塑史》的书稿、图片,以丰富的内容和精湛的分析博得了国外学术界的极大钦佩和赞扬。这些成就离不开集体的劳动,中国营造学社的成员们在十几年的时间里,走访了15个省,近200个县,测量、摄影、分析、研究了2000余项建筑与文物,积累了大量资料。梁思成正是根据这些丰富资料,去粗存精,分析比较,和同事们一起使中国古建筑这一瑰宝,终得拂去尘埃,重放异彩于世界文化之林。[编辑本段]教育事业在梁思成的一生中, 除了研究中国古建筑以外,他为祖国的教育事业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培养了大批建设人才。1928年,他刚一回国就到东北大学担任建筑系主任,一心要为中国培养新型的建设者。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梁思成又想着战后和平建设需要人才,于是回清华大学筹办了建筑系,从此,他把自己的后半生投入了中国的教育上。在长期的教育工作中,梁思成总是站在教学第一线,即使在他担负着十分繁重的行政工作的情况下,他坚持亲自教课。他十分重视对学生专业基础知识的培养,所以他除了讲授中、外建筑史外,还经常给刚进大学的学生讲“建筑概论”,担任低年级的“建筑设计”课程。他不但具有渊博的知识,而且善于深入浅出地、用生动的语言和比喻向学生讲明什么是建筑,建筑师的任务和建筑师应该怎样工作等。他善于从课内到课外,经常教育和引导学生时刻注意周围的环境,观察所见到的建筑,研究与建筑师有关系的一切事物,启发学生对建筑事业的责任感,培养学生对自己专业的兴趣和感情。梁思成在古建筑研究中坚持的严谨学风也贯穿在他的教育工作中。他审阅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的论文都是逐句修改,从内容到错别字,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放过。他不仅自己做到,而且也要求教师和学生熟悉古今中外的著名建筑,能随手勾画出这些建筑的形象和记住它们的建造时期。他不但培养学生的高超技艺,同时也十分注意培养学生的良好作风,反对少数艺术家的所谓不修边幅的那种散漫习气。他强调一个建筑师要对一个工程负责,必须要有严格和科学的工作作风。他要求每一张设计图纸都要制图清楚,尺寸准确、连写字大小都要按不同等级的规定,文字与图分布均匀,干净利索,一目了然。梁思成在学风上要求严谨,在学术上平等待人。当他听到教师和助手们在学术上的不同意见,包括反对他的看法的意见,总是很高兴地与大家一起讨论,从不把自己的看法强加于人。梁思成为培养人才,在学术上是大公无私的,他恨不得把全部知识都传授给年轻一代。无论他过去积累或新近获得的资料,他从不保密,尽其所有地为大家所有。在梁思成去世后,遵照他生前的嘱咐,将他收藏的丰富的图书资料捐赠给了清华大学建筑系,让它们发挥更大的作用。[编辑本段]家庭生活1928年3月21日, 梁思成与林徽因在加拿大渥太华梁思成姐夫任总领事的中国总领事馆举行婚礼。之后按照其父梁启超的安排,赴欧洲参观古建筑,于8月18日回京。1929年8月,林徽因从东北回到北平,在协和医院生下其女儿,取名再冰,意为纪念已故祖父梁启超“饮冰室”书房雅号。婚后夫妻二人致力于建筑事业,他们在山西对古建筑所做的调查和实测工作,不仅对科学研究贡献巨大,也使山西众多埋没在荒野的国宝级的古代建筑开始走向世界,为世人所知。学者金岳霖,是中国一流的哲学家。金岳霖191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留学美国、英国,又游学欧洲诸国。回国后主要执教于清华和北大。他从青年时代起就饱受欧风美雨的沐浴,生活相当西化,身高一米八,极富绅士气度。金岳霖在晚年回忆说,他还是通过徐志摩认识林徽因的。林徽因一家在北京东城北总布胡同居住的时候,金岳霖与林家比邻。梁氏夫妇的客厅有一扇小门,穿过“老金的小院子”到他的屋子,而他常常穿过这扇门,参加梁氏夫妇的聚会。到星期六下午,老金在家里和老朋友们聚会的时候,梁氏夫妇就穿过他的小院子来参加老金家的聚会。据说金岳霖的生活很讲究,他家的厨师做面包做得好,每天早上就给林徽因家送过去,没事了就到梁家一起喝茶聊天。这样交往久了,两个人就互相有了爱慕之心。大概是1932年夏天,梁思成从河北宝坻考察古建筑回来,林徽因告诉他自己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道该怎样办才好。当晚梁思成想了一夜,第二天他跟林徽因说:你是自由的,如果你选择了老金,我祝你们永远幸福。梁思成后来对他的第二个妻子林沫说,当时他和林徽因都哭了。后来林徽因把梁思成的话告诉了金岳霖。金岳霖说,思成能说这个话,可见他是真正爱着你,不愿你受一点点委屈,我不能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退出吧。从那以后,他们三人毫无芥蒂,金岳霖仍旧跟他们毗邻而居,相互间更加信任,甚至梁思成林徽因吵架,也是找理性冷静的金岳霖仲裁。金岳霖此后终生未娶,一直到八十多岁去世。在林徽因去世后,梁思成曾跟林沫说过,作为徽因的丈夫,确实有点累。梁思成说到这个话题,是因为林沫问他关于金岳霖为了林徽因终生不娶的故事。据林沫说,梁思成笑了笑说:“林徽因是个很特别的人,她的才华是多方面的。梁思成这样评价过林徽因之后,诙谐地说:“所以做她的丈夫很不容易。中国有句俗话,‘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可是对我来说,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我不否认和林徽因在一起有时很累,因为她的思想太活跃,和她在一起必须和她同样地反应敏捷才行,不然就跟不上她。”费正清在《梁思成与林徽因》一文里回忆说:“我经常骑自行车或坐人力车在天黑时到梁家去。红漆双扇大门深锁,佣人把庭院入口的门闩打开,我就径自穿过内花园去找徽因。在客厅舒适的角落里坐下,泡上两杯热茶,我们迫不及待地把那些为对方保留的故事和想法讲出来。我们有时分析比较中国和美国的不同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但接着就转向彼此在文学、艺术和冒险方面的许多共同兴趣,谈谈对方不认识的朋友。”据《林徽因传》的作者张清平介绍,当年梁思成是因为林徽因喜欢建筑学而学建筑的。建筑学在他们之间,是共同的事业,也是情感沟通的基础。关肇邺《忆梁先生对我的教诲》回忆说:“在先生那朴素而高雅的书房里,经常可以听到他们对学术上不同观点的争论。有时争得面红耳赤,但都有很充足精深的论据。我在旁静听,极受教益。也常有某一雕饰在敦煌某窟或云岗某窟、某一诗句出于何人之作等的争论而评比记忆力,等到查出正确结论,都一笑而罢。这些都使我感到多么像李清照和赵明诚家庭生活中的文化情趣。”[编辑本段]建筑理论在梁思成的一生中,虽然以主要精力投入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和建筑教育事业,但始终不忘他从事这些工作的根本目的是要在中国创造出新的建筑。梁思成早在青年时期就到过欧美许多国家,参观过各国古代和近代的城市和建筑。他清楚地看到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它自己的传统文化,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建筑也多具有自己的传统风格。人类进入20世纪,物质文明大大提高,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日趋频繁,在这样的时代,中国新的建筑应该是什么样子?将会朝着什么方向发展?这个问题长久地在他脑海中思考着。早在30年代,他总结了近代国外建筑的发展和近百年中国建筑的状况,他提出既反对全盘西化,将洋式建筑照搬进来,也反对那种完全仿古的做法,认为这决不是中国新建筑的方向。他向往着一种既能用新技术、新材料,又具有民族传统的新建筑形式的出现。40年代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各国都在准备着战后的和平建设,讨论着新城市的理想规划,探索着新住宅的多种形式。梁思成也向往着自己祖国在胜利后的建设,他在四川乡下读着国外新出版的书刊,研究城市规划,住宅建筑新的理论;他著书写文,探讨中国新时期的建筑设想;但是,在旧中国,他的这种向往和主张是不可能实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梁思成向往已久的新建设终于在中国大地上开始了。人民政府给予梁思成以极大的信任,委任他担任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副主任,他开始为新中国首都的建设日夜操劳。他四处写信,邀集国内建筑专家来北京筹建国家建筑设计机构,以担负起新中国的建设任务;他参加制定国家基本建设的计划,提出不要只着眼于个别工程的兴建而必须着手制定一个省,尤其是每一座城市的整体规划。1950年初,他与都市计划委员会的陈占祥先生一起向政府提出了新北京城的规划方案。他们根据北京作为中国政治中心的性质,预见到北京的长远发展,提出将新的政府行政中心区放在旧北京城的西郊。他们从新行政区占地面积、交通联系、长远发展等几方面加以分析比较,论证如将这个新区放在旧城之内则将带来一系列不可克服的困难。他们认为北京旧城是一座规划严整,保留有众多文化古迹而且至今仍保存得十分完整的古城,他们主张把这座世界上少有的历史名城保留下来,在改建中保持它的传统风格。1950年,梁思成带领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教师设计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1951年,他又组织教师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并担任纪念碑设计委员会的领导,在他主持下确定了碑形的式样。梁思成就是这样,怀着满腔热情,以一个技术专家的极大责任心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之中,他自己说:“差不多每天都在兴奋激动的心情中度过高兴愉快的一天。”在繁忙的工作中, 梁思成始终没有忘掉为新中国创造新建筑的理想,始终没有停止对建筑创作理论的探索。他学习了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尤其是其中关于新中国文化的论述,受到很大的教益,他认为新中国建筑也和新中国的文化一样,应该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他写文章,作报告,连续发表了《中国建筑的特征》、《中国建筑发展的历史阶段》、《中国建筑与中国建筑师》等,热情地介绍中国建筑传统,论述建筑创作的主张。他十分注意新建筑的实践,对于北京民族宫、美术馆这样较多的应用了大屋顶和古代建筑装饰的建筑,梁思成并不认为他们就是最好的和唯一的民族形式;他发现有些地区、有些农村的住宅采用了中国建筑的横向开间比例,用普通砖砌出少许具有中国风格的装饰,他十分高兴地认为这可能是创造民族形式的广阔途径。可以说,在建筑创作这样复杂的学术问题上,几十年来,梁思成始终在进行着思考和探索。1963年,他为促进中日两国的友好,特地设计了扬州“鉴真和尚纪念堂”。在这项设计中,梁思成根据1200年前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传播中国文化,在日本兴造了奈良招提寺的史实,特地采用了中国唐代建筑的式样和风格,以象征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在扬州市建设局的具体领导和组织下,这一组精美的纪念性建筑于1973年建成,1984年,荣获中国优秀建筑设计一等奖。1962年,梁思成带着助手又开始了对宋《营造法式》的研究工作。《营造法式》是中国宋朝朝廷颁行的一部关于建筑制度的法规的书,是中国历史上留存至今最完整的建筑经验总结。但是由于留存到今天的宋代建筑很少,名称与后代又多不相同,所以今人很难读懂。梁思成在青年时代就有志于研究此书,从30年代开始就决心将难于理解的论述和名称加以注释,用现代科学制图方法画出宋代建筑的图样,这样做对深入研究中国建筑的传统技艺有很重要的意义。但是,此项研究由于难度大始终没有完成,1965年,梁思成终于完成了上卷的工作。这时,他虽然已经60多岁了,身体又多病,们他仍满怀信心地表示:“要为社会主义干他一二十年”。然而,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这位学者被迫终止了一切工作。梁思成先后著书5种,发表学术论文60多篇,共150多万字,现已整理成《梁思成文集》(1—4)全部出版。他和他领导的科学研究集体因为在“中国古代建筑理论和文物建筑保护”这个领域取得突出成就,1987年,被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授予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梁思成的学术成就也受到国外学术界的重视,美国有专门研究梁思成生平的学者并出版了他的英文专著《图像中国建筑史》。专事研究中国科学史的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说:梁思成是研究“中国建筑历史的宗师”。[编辑本段]主要论著1梁思成.《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营造学社汇刊三卷一期,1932.3.梁思成全集2梁思成.《蓟县独乐寺山门考》.营造学社汇刊三卷二期,1932.6.3梁思成.《宝坻县广济寺三大士殿》.营造学社汇刊三卷二期,1932.6.4梁思成.《正定古建筑调查纪略》.营造学社汇刊四卷,1933.4.5梁思成.《云岗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营造学社汇刊四卷,1933.12.6梁思成.《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与刘敦桢合写).营造学社汇刊四卷,1933.12.7梁思成.《赵县大石桥》.营造学社汇刊五卷一期,1934.3.8梁思成.《修理故宫景山万寿亭计划》(与刘敦桢合写).营造学社汇刊四卷,1934.9梁思成.《汉代建筑式样与装饰》(与刘敦桢、鲍鼎合写).营造学社四卷,1934.10梁思成.《清式营造则例》(单行本).1934.11梁思成.《杭州六和塔复原状计划》.营造学社汇刊五卷三期,1935.3.12梁思成.《治故宫文渊阁实测图说》(与刘敦桢合写).营造学社汇刊四卷,1935.13梁思成.《故宫文渊阁楼面修理计划》(与蔡方荫、刘敦桢合写).营造学社汇刊四卷,1935.14梁思成.《曲阜孔庙之建筑及修茸计划》.营造学社汇刊六卷一期,1935.9.15梁思成.《建筑设计参考图叙述》.营造学社汇刊六卷二期,1935.12.16梁思成.《建筑设参考图集简说及(一)台基,(一)台栏杆.(三)店面.(四)斗棋(汉一宋).(五)斗拱(元明清)》.营造学社特刊.1935.12.17梁思成.《中国建筑史》(单行本).1945.18梁思成.《中国建筑和艺术》(英文稿).为美国百科全书作.1916.19梁思成.《城市计划大纲序》(单行本).1951.20梁思成.《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文物二卷五期,1952.2121梁思成.《中国建筑与中国建筑师》.文物,1953.(10).22梁思成.《中国建筑的特征》.建筑学报,1954.(1).23梁思成.《中国建筑发展的历史阶段》(与林徽因、莫宗汇合写).建筑学报.1954.(2).24梁思成.《东亚城市建设与改造》.在国际建筑协会会议上的报告,1958.25梁思成.《建筑创造的几个重要问题》.建筑学报,1961.(7).
梁思成( 1901——1972),建筑学家。广东新会人。1927年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硕士学位。1928年入美国哈佛大学美术研究院学习。回国后,曾任东北大学教授、建筑系主任,中国营造学社研究员。1947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建国后,历任清华大学教授、建筑系主任,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中国建筑学会第一至四届副理事长,北京市第一至三届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盟员。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长期从事古建筑研究和教学工作。1946年创设清华大学建筑系。对中外古建筑、城市规划、建筑设计造诣颇深。曾参加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设计了扬州“鉴真和尚纪念堂”。著有《中国建筑史》、《中国雕塑史》、《营造法式注释》、《APictorialHistoryofChineseArchitecture》(英文版)等。 梁思成,作为学者,是敢于为捍卫中国建筑空间文化尊严而冲锋陷阵的勇士。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他就与朱启钤先生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事们一起,引用近代科学实验研究方法,对当时现存的古建筑进行勘测调研及归纳分析,为中国建筑的现代探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北平解放前夕,他与夫人林徽因女士怀着对共产党领导的信任共同为即将攻打北京城的解放军标绘了重要文物建筑保护图。在建国初期,他不断撰文论述人民中国首都北京的建设策略与城建发展规划。他曾出任北平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和北京市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一片赤诚、废寝忘食地为新中国的北京城建设贡献着智慧。从北京的城市规划到北京新建筑的方案设计,从国徽的图案设计到中国现代建筑教育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处处点染着梁思成先生的心血。 然而,梁先生在历史文化底蕴之上追求真正的现代建筑创新的学术观点却始终被误解。在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人们将对封建半封建、殖民地半殖民地制度的痛恨具体地发泄到了城市的古老建筑形态上,控诉前门牌楼是如何“夺去”劳动人民的宝贵生命、众人齐心协力拆毁“封建城墙”并希冀着借以敞开人民北京的胸怀去迎接美好新生活的未来。在这种民众情绪下的北京城市建设,不可避免地将涤荡“封建制度”的城市空间形态作为追求进步与建设理想生活的行为标识。梁先生关于《北京———都市规划的无比杰作》的建议最终被当时的人们误读为对封建城市建筑形态的顽固。他成为舆论的焦点,成为人们批判的靶子,成为“落后文化”的活道具。 处在那样的激情氛围中的梁思成先生同样被社会的风风火火感染着。他曾虔诚地反省过,不断地、谨慎地、认真地研究着北京城市建设的发展途径以及中国建筑的历史与未来。他真诚地期望他与他的同事及他的学生们能够尽快找到中国现代建筑传承历史的发展道路。在一切都还未及实现时,沉溺于新建设激情中的人们已经站在北京城墙的废墟上高唱“建设者之歌”了。这距梁思成先生提出建设北京古城墙环城公园的设想没有相差多少时日。梁思成站在被人们善良的愿望夷为平地的北京城墙残迹前,默默地流下了学者的眼泪。我们遗失的是祖先用几千年为我们沉淀提纯的灿烂文明的空间传承,我们竟用自己的手将这巨大的财富成斤成两地毁灭了。北京古老城市肌理开始在新建设的匆忙中被逐渐地肢解。作为学者,梁先生在之后的北京城市社会变迁中逐渐沉默,他的泪在当时的社会热情中孤独地飘逝了。这是北京城市建设史上永远的痛。 现在,在新北京的建设中,梁思成先生的那种“为后代保存传统建筑文化生命力而不能”的悲哀,正逐渐引起后人的不安,尽管尊重建筑文化遗产的传承,对于现在的我们是一种令人痛心的迟到的觉醒。但,人们毕竟开始认真思考城市建筑文化的承上启下与继往开来,这是一件十分美好的事情。 发展是民族生存的硬道理。如何发展却是我们城市建设至关重要的“软件”,任何一点程序上的失误,都有可能将我们一息尚存的文明古城的城市“硬件”摧毁于须臾。 在这百年的怀念中,如果我们的建设者们能多些踏实的感悟,多些心思、耐得清平,好好研究建筑的继承与发展,对民族、对城市、对建筑、对大家都好。我们能够真正给予那些为树立民族建筑文化纪念碑而默默奋斗的人士更多的关怀,让中国建筑发展的基础研究不再是清贫与失落的代名词,我们的建设者们一定会创造出属于中国文化传承的、适应现代人生活方式的中国现代城市与建筑。 今天,历史发展的现实使人们开始认识到梁先生当年建议的意义。人们在回顾着先生的点滴。可是,在历史、在怀念,甚至是在断想中将梁思成先生当成一面迎风飘扬的旗帜,其实都不如对中国城市与建筑多做些踏实的工作更能慰藉先生那本不该落下的泪水。 修订版的《新华词典》,终于有了关于梁思成先生的条目。虽然寥寥数语不能涵盖梁先生的成就与正直,但我们毕竟已经开始普及一种认识,一种对学术的正直性的认识。梁先生是在正直的寂寞中逝去的,却又在莫名的喧嚣中被各式各样的理由“怀念”着。纷乱和喧嚣是历史长河水面的浮萍,惟有真诚和正直才是支撑知识时代欣欣向荣的坚实支点。但愿我们的孩子们能够从纷乱和喧嚣中知道,曾经有一位建筑学家用他不懈的追求留下了实事求是的精神。
梁家 一门九英梁启超后代人才辈出梁思成,梁启超的长子,是著名建筑学家,中国古建筑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中国建筑教育的奠基人之一; 梁思永,梁启超的次子,是中国杰出的考古学家,对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对新石器时代和商朝的考古有重大的贡献; 梁思达,梁启超的四子,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 梁思礼,梁启超的幼子,是中国当代著名的火箭控制系统专家; 梁思庄,梁启超的次女,是著名图书馆学家。梁思懿,梁启超的三女,主要从事社会活动。 梁启超孙辈中,梁从诫现为全国政协常委,曾领导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群众性、会员制的民间环境保护组织“自然之友”;吴荔明现为北京大学环境科学系教授。梁思成,1901年4月20日出生于日本东京,那是他父亲梁启超因“戊戌政变”失败后亡命日本的第三年,原籍广东省新会县。童年时代的梁思成在日本的华侨学校上学,在父亲的影响和督促下,梁思成自幼就攻读《左传》、《史记》等占籍,使他对中国古文化有良好的基础和浓厚的兴趣。当时,正是甲午之战和庚子赔款以后,中国屡受外国欺凌,这种环境培养了梁思成浓厚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他11岁由日本回到北京,14岁进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这是一所留学美国的预备学校。梁思成在学习期间,不但学业优秀,而且兴趣广泛。他爱好美术和音乐,经常为校刊画插图,被聘为美术编辑,他参加学校的合唱队、军乐队,担任过乐队队长和第一小号手;他还爱好体育,喜欢踢足球。梁思成也很关心政治,五四运动时,他是清华学校“义勇军”等爱国组织的中坚分子。1923年5月,他去天安门广场参加二十一条国耻日的纪念活动,在途中被军阀金永贵的汽车撞伤,左腿骨折,使他留学美国不得不推迟一年。1924年,梁思成赴美国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建筑,他刻苦好学,尤其对西方文化和建筑历史有特殊爱好。他自己说是用“笨功夫”到图书馆博览群书,研究古代历史,参观占代文物,把著名占建筑一个个默画下来,1927年,以优异成绩获得建筑硕士学位。接着他到美国哈佛大学入研究生院,准备进行“中国宫室史”的博士论文,但是他感到研究工作不能光在书本中寻找资料而必须到实践中去考察研究,于是决定离开哈佛到欧洲考察建筑。1928年,梁思成回国后应东北大学之邀去沈阳创办了建筑系,任系主任和教授。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梁思成举家迁到北平,他参加了中国营造学社,这是专门从事对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学术机构,他担任法式部主任,从此投入了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梁思成收到日方主办的“东亚共荣协会”的请柬,邀他出席会议,他坚决不与侵略者同流合污,立即带领全家长途跋涉于1938年1月到达昆明,1939年,又搬到四川省南溪县的李庄乡下,这时,营造学社的经费来源断绝,有时连工资也发不出。梁思成的妻子林徽因患了严重肺病,长年卧床不起,他自己也得了脊椎软组织硬化症,行动极为不便,全家陷入了贫病交加的境地。当时美国有好几处学校和机构邀请梁思成全家去美国工作和治病,但他表示:“国难当头,绝不离开祖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率领营造学社的少数同仁坚持在抗日战争后方继续古建筑的调查研究工作,直至抗日战争的胜利1916年.梁思成赴美国讲学,因他在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1946年,梁思成回到母校清华大学创办了建筑系。1947年,被中国政府派往美国担任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团的中国顾问。1948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梁思成除了仍在清华大学任教授和建筑系主任外,一直以高度热情参加了各项建设工作,先后担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委员,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理论与历史研究室主任,北京市城市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等职他是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梁思成还积极参加了国家的政治领导活动,曾任: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委员,政协北京市委员会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三届人代会常务委员。1959年,梁思成加入中国共产党,1972年,病逝于北京。 1963年,他为促进中日两国的友好,特地设计了扬州“鉴真和尚纪念堂”。在这项设计中,梁思成根据1200年前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传播中国文化,在日本兴造了奈良招提寺的史实,特地采用了我国唐代建筑的式样和风格,以象征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在扬州市建设局的具体领导和组织下,这一组精美的纪念性建筑于1973年建成,1984年,荣获全国优秀建筑设计一等奖。 1962年,梁思成带着助手又开始了对宋《营造法式》的研究工作。《营造法式》是我国宋朝朝廷颁行的一部关于建筑制度的法规的书,是我国历史上留存至今最完整的建筑经验总结。但是由于留存到今天的宋代建筑很少,名称与后代又多不相同,所以今人很难读懂。梁思成在青年时代就有志于研究此书,从30年代开始就决心将难于理解的论述和名称加以注释,用现代科学制图方法画出宋代建筑的图样,这样做对深入研究中国建筑的传统技艺有很重要的意义。但是,此项研究由于难度大始终没有完成,1965年,梁思成终于完成了上卷的工作。这时,他虽然已经60多岁了,身体又多病,们他仍满怀信心地表示:“要为社会主义干他一二十年”。然而,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这位学者被迫终止了一切工作。 梁思成先后著书5种,发表学术论文60多篇,共150多万字,现已整理成《梁思成文集》(1—4)全部出版。他和他领导的科学研究集体因为在“中国古代建筑理论和文物建筑保护”这个领域取得突出成就,1987年,被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授予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梁思成的学术成就也受到国外学术界的重视,美国有专门研究梁思成生平的学者并出版了他的英文专著《图像中国建筑史》。专事研究中国科学史的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说:梁思成是研究“中国建筑历史的宗师”。 简历 1901年4月20日 出生于日本东京,原籍为广东省新会县。 1915—1923年 北京清华学校学习。 1924—1927年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院先后获学士、硕士学位。 1927—1928年 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肄业。 1928—1931年 沈阳东北大学建筑系主任、教授。 1931—1946年 中国营造学社法式组主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通讯研究员及兼任研究员。 1944—1945年 任教育部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副主任。 1946—1947年 美国耶鲁大学聘问教授,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建筑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赠授文学博士。 1948年 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6—1972年 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 1972年1月9日 逝世于北京。
一、历代史书:梁‧沈 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5月出版。梁‧萧子显:《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5月出版。唐‧姚思廉:《梁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5月出版。唐‧姚思廉:《陈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5月出版。齐‧魏 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5月出版。唐‧李百乐:《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5月出版。唐‧令狐德棻:《周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5月出版。唐‧李延寿:《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5月出版。唐‧李延寿:《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5月出版。唐‧魏 徵:《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5月出版。二、古代典籍(包含近人所辑校、点校、校注之古代典籍):清‧严可均辑:《三代先秦两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清‧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清‧逯钦立辑校:《先秦魏晋南北朝诗》上中下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9月出版。梁‧僧 佑:《弘明集》,台北:新文丰出版社。(未详出版年)唐‧道 宣:《广弘明集》,台北:新文丰出版社。(未详出版年)魏‧刘 劭:《人物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梁‧刘 勰,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明‧张 溥:《汉魏六朝百三家诗题解》,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清‧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台北:木铎出版社,1983年。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江苏古籍出版社。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顾绍柏:《谢灵运集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8月。三、近人研究著作:《第二届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思想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成功大学中文系主编,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第三届国际辞赋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国立政治大学文学院编,国立政治大学发行,1996年。《第三届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思想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成功大学中文系主编,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王力坚:《六朝唯美诗学》,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7月出版。刘大杰:《魏晋思想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9月第2次印刷。宁稼雨:《魏晋风度——中古文人生活行为的文化意蕴》,东方出版社, 1996年12月第2次印刷。徐公持编著:《魏晋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9月。王力坚:《由山水到宫体》,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年12月出版。王国璎:《中国山水诗研究》,台北:联经出版社,1988年4月出版。王梦鸥:《古典文学论探索》,台北:正中书局,1987年8月出版。王 瑶:《中古文学史论》,长安出版社,1982年。宋李昉:《文苑英华》,台北:华文书局,1967年出版。柯庆明、曾永义编辑:《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资料汇编》,台北:成文出版社,1978年9月出版。洪顺隆:《六朝诗论》,台北:文津出版社,1985年3月出版。洪顺隆:《由隐逸到宫体》,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7月出版。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台北:中文出版社,1980年出版。张师蓓蓓:《汉晋人物品鉴研究》,台北市:中文研究所,1984年。张师蓓蓓:《东汉士风及其转变》,台北市:国立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85年。张师蓓蓓:《中古学术论略》,台北市:大安, 1991年。张师蓓蓓:《魏晋学术人物新研》,台北市:大安, 2001年。简宗梧:《赋与骈文》台北市:台湾书店, 1998年。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北京市: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张少康:《中国古代文学创作论》,台北市: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张少康:《文心雕龙研究史》,北京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张少康:《文赋集释》,上海市:上海古籍社出版:新华发行,1984年。张少康:《古典文艺美学论稿》,淑馨出版社,1989年。曹道衡:《中古文学史论文集》,洪叶出版社,1996年。曹道衡:《中古文学史论文集续编》,文津出版社,1994年。曹道衡:《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梅家玲:《汉魏六朝文学新论——拟代与赠答篇》,台北:里仁书局,1997年。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学论著精选》,台北:华正书局,1991年8月出版。傅 刚:《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论》,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童庆炳:《中国古代心理诗学与美学》,台北:万卷楼,83年8月。童庆炳:《文学审美特徵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萧 驰:《中国抒情传统》,允晨文化实业有限公司,1999年1月。周勋初:《魏晋南北朝文学论丛》,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11月。逯钦立:《汉魏六朝文学论集》,陜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叶 朗:《中国美学史大纲》,台北:沧浪,1986年。廖蔚卿:《六朝文论》,台北:联经出版社,1985年三版。廖蔚卿:《汉魏六朝文学论集》,台北:大安出版社,1997年。刘师培:《中古文学史》,台北市:世界,1962年。刘跃进、范子烨编:《六朝作家年谱辑要》,哈尔滨市:黑龙江教育,1999年。刘跃进:《中古文学文献学》,南京市:江苏古籍,1997年。刘跃进:《门阀世族与永明文学》,北京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年。王钟陵:《中古文学诗歌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张可礼:《东晋文学系年》,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葛晓音:《山水田园诗派研究》,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葛晓音:《汉唐文学的嬗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葛晓音:《八代诗史》,陜西:陜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林文月:《中古文学论丛》,台北市:大安,1989年。林文月:《山水与古典》,台北市:纯文学,1976年。蔡英俊:《比兴物色与情景交融》,大安出版社,1995年。郑毓瑜:《六朝文气论探究》,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88年。郑毓瑜:《六朝情境美学综论》,学生书局,1996年。郑毓瑜等人:《古典文学与性别研究》,里仁书局,1997年。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台北:石门图书有限公司,1976年1月出版。骆玉明、张宗原:《南北朝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钟 涛:《六朝骈文形式及其文化意蕴》,东方出版社,1997年。颜昆阳:《六朝文学观念丛论》,台北市:正中书局,1993年。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胡令远:《人的觉醒与文学的自觉—兼论中日之异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四、期刊论文:蔡钟翔:〈典论论文与文学的自觉〉,《文学评论》第5期,1983年。王兴华:〈人的自觉与魏晋南北朝的美学思想〉,《美学》第4期,1986年。魏正申:〈论陶渊明“文学的自觉”——从立德立功到立德立言的转变〉,《九江师专学报》,1993年3-4期合刊。王力坚:〈从觉醒到迷误-六朝文人生命意识对唯美诗歌创作的影响〉,《广东社会科学》,第五期,1994年。卢佑诚:〈曹丕文学价值观新论〉,《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1994年。俞灏敏:〈陆机与魏晋文学自觉的演进〉,《阴山学刊》(社会科学版),第四期,1994年。金化伦:〈论汉代文学的自觉性及其意义〉,《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4年第12期。吴瑞霞:〈“六朝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初探〉,《湘潭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王力坚:〈自我的觉醒与文学的自觉 〉,《学术交流》(第四期,1995年4月高人雄:〈魏晋“文的自觉”与山水田园诗的产生、发展〉,《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袁 峰:〈文学的自觉与玄学理论〉,《人文杂志》第6期,1995年。卢佑诚:〈姗姗来迟的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中国文学研究》,第4期,1996年。解德枫:〈个体生命的自觉—《古诗十九首》主题意义阐释〉,《南都学坛》(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6卷1996年第2期。孙明君:〈建安时代「文的自觉」说再审视〉,《北京大学学报》第6期,1996年。张少康:〈论文学的独立和自觉非自魏晋始〉,《北京大学学报》第2期,1996年。詹福瑞:〈文士、经生的文士化与文学自觉〉,《河北学刊》1998年4期。詹福瑞:〈从汉代人对屈原的批评看汉代文学的自觉〉,《文艺理论研究》2000年第5期。王红蕾:〈魏晋风度与文的自觉〉,《佳木斯师专学报》,第3期,1997年。李文初:〈从人的觉醒到“文学的自觉” ——论“文学的自觉”始于魏晋 〉,《文学理论研究》(第二期,1997年2月)。李文初:〈再论我国“文学的自觉时代”——“宋齐说”质疑 〉,《学术研究》(第十一期,1997年11月)。刘晟等:〈魏初文学自觉说质疑〉,《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第4期,1998年。刘明今:〈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批评的自觉意识〉,《辽宁师范大学》(社科版),第3期,1998年。李文初:〈三论我国 “文学的自觉时代”〉,《文学理论研究》(第六期,1999年6月)。赵彩芬:〈略论魏晋玄学与文学的自觉〉,《邢台师范高专学报》(第十四卷第四期,1999年12月)。李德平:〈六朝文人的群体自觉与文学社团〉,《洛阳师专学报》(第十八卷第一期,1999年2月)张少康:〈刘勰的文学观念—兼论所谓杂文学观念〉,《北京大学学报》第4期,2000年。段吉方:〈“人之自觉”与六朝美学观念的新变〉《怀化师专学报》(第十九卷第六期,2000年12月)。吴宏聪:〈人的觉醒与文的自觉—重读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四十一卷第六期,2001年6月)。力 之:〈文学自觉与骈文之兴起—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论之六〉《柳州师专学报》(第十六卷第三期,2001年9月)。闵 虹:〈文学的自觉时代—魏晋文学创作与文学观念的自觉〉《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三十三卷第六期,2001年11月)。范卫平:〈“文学自觉”问题论争评述—兼与张少康、李文初先生商榷〉,《甘肃社会科学》,第5期,2001年。刘毓庆:〈论汉赋对文学自觉进程的意义〉,《中州学刊》,第三期,2002年5月。徐国荣:〈中国文学自觉的契机及其代价〉,《学术研究》。林继中:〈文学自觉与诗赋的消长〉,《东南学术》2002年1期。杨德贵:〈汉赋的创作标志著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2001年7月。王力坚:〈西晋文学与建安文学承传关系论〉,《学术论坛》,第一期,1996年。关於曹丕的讨论:寇效信:〈曹丕文以气为主辨〉,《陜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3卷第2期,1994年6月。张文生:〈文学自觉时代的第一声号角-《典论‧论文》〉,《锦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1995年。吴怀东:〈建安诗歌型态论〉,《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1996年。刘伯严:〈论曹丕诗歌的抒情特徵〉,《湖南教育学院学报》,第14卷总63期,1996年。王佑江:〈曹丕文学理论的系统描述〉,《黄冈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6卷第3期,1996年。孙明君:〈曹丕典论‧论文甄微〉,《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3卷第1期,1998年。其他:陈良运:〈「诗缘情」诗学意义新识〉,《文艺理论研究》4期,1990年。程千帆:〈关於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一点想法〉,《程千帆全集》,石家庄 : 河北教育出版发行,新华经销,2000年。章培恒:〈关於魏晋南北朝文学评价〉,《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期,1987年。高友工:〈文学研究的美学问题〉,《中外文学》7卷11期,1987年。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陈寅恪先生论文集补边编(上卷)》,台北 : 九思,1977。简宗梧:〈从汉到唐贵游活动的转型与赋体变化之考察〉,《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民88.06 页59-78。简宗梧:〈生锈的文学主环--赋〉,《国文天地》,民87.11 页7-11。颜昆阳:〈论汉代文人「悲士不遇」的心灵模式〉,《汉代文学与思想学术研讨会论文及汉代文学》,台北市:文史哲,1991年。颜昆阳:〈从「言意位差」论先秦至六朝「兴」义的演变〉,《清华学报》,民87.06 页143-172。颜昆阳:〈六朝文学「体源批评」的取向与效用〉,《东华人文学报》,民90.07 页1-35。王国璎:〈李白的名士形象〉,《汉学研究》,民80.12 页257-273。王国璎:〈陶渊明对声名的重视〉,《中国文哲研究通讯》,民81.06 页49-65。王国璎:〈陶诗中的隐居之乐〉,《台大中文学报》,民84.04 页93-119。洪顺隆:〈论「洛神赋」对六朝赋坛的投映〉,《国立编译馆馆刊》,22:2,1994年12月,页1-29。洪顺隆:〈论六朝叙事诗〉,《华冈文科学报》,民84.04 页65-97。洪顺隆:〈六朝异类恋爱小说刍论〉,《中国文化大学中文学报》,民82.02 页25-81。洪顺隆:〈六朝家族史诗论略〉,《中国文化大学中文学报》,民84.07 页13-54。洪顺隆:〈六朝咏怀题材诗论〉,《汉学研究》,民85.12 页265-288。洪顺隆:〈汉魏六朝文学丛考‧续篇〉,《华冈文科学报》,民86.03 页93-120。洪顺隆:〈中外六朝文学研究文献目录1992.7-1997.6(上)〉,《汉学研究通讯》,民87.11 页548-562。洪顺隆:〈中外六朝文学研究文献目录1992.7-1997.6(中)〉,《汉学研究通讯》,民88.02 页95-104。洪顺隆:〈中外六朝文学研究文献目录1992.7-1997.6(下)〉,《汉学研究通讯》,民88.05 页221-247。洪顺隆:〈六朝杂歌题材类型论 (上)〉,《中国文化大学中文学报》,民89.03 页15-51。洪顺隆:〈六朝杂歌题材类型论 (下)〉,《中国文化大学中文学报》,民90.03 页1-13。洪顺隆:〈六朝杂诗题材类型论〉,《华冈文科学报》,民90.03 页19-91。林丽真:〈魏晋人对传统礼制与道德之反省——从服丧论、同姓婚论与忠孝论谈起〉,《台大中文学报》,2000年5月。林丽真:〈论魏晋的孝道观念及其与政治、哲学、宗教的关系〉,《台大中文学报》,1991年6月。林丽真:〈王弼玄学与黄老学的基本歧异〉,《台大中文学报》,2000年5月。林丽真:〈「列子」书中的「圣人」观念及其思维特徵〉,《台大中文学报》,2000年6月,页119~140。林丽真:〈张湛「贵虚」论及其与玄佛思想之交涉〉,《台大中文学报》,2001年12月,页61~89。林丽真:〈魏晋人论「情」的几种面向〉,《语文、情性、义理—中国文学的多层面探讨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1996年4月。郑毓瑜:〈文学典律与文化论述--中古文论中的两种「原道」观〉,《汉学研究》,37 民89.12, 页285-318。郑毓瑜:〈直谏形式与知识分子--汉晋辞赋的拟骚、对问系列〉,《中国文哲研究集刊》,2000年3月,页151-212。郑毓瑜:〈知音与神思--六朝人周旋交错的生命情识〉,《台大中文学报》,1994年6月,页129-170。郑毓瑜:〈六朝文学审美论探究〉,《中外文学》,1992年10 月,页77-125。郑毓瑜:〈六朝书论中的审美观念〉,《台大中文学报》,1991年6月,页307-339。郑毓瑜:〈六朝文学审美论探究〉,《中外文学》,1992年10月,页77-125。郑毓瑜:〈由话语建构权论宫体诗的写作意图与社会成因〉,《汉学研究》,1994年12 月,页259-274。康正果:〈辞赋论述及其策略——评郑毓瑜著《性别与家国——汉晋辞赋的楚骚论述》〉,《中国文哲研究通讯》,2002年3月,页161-172。杨兴华:〈六朝形式主义文风的历史作用〉,《衡阳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第18卷第2期,1997年4月。刘昆庸:〈论陆机的《拟古诗》〉,《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1998年。刘勰:〈刘勰与文的自觉时代〉,第4期,2000年。王文生:〈「诗言志」——中国文学思想的最早纲领〉,《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三期,1993年3月。王金凌:《先秦两汉文学理论研究》,私立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论文,1986年4月。王梦鸥:〈陆机文赋所代表的文学观念〉,《中外文学》第8卷第2期,1979年7月。王梦鸥:〈魏晋南北朝文学之发展(下)〉,《中华文化复兴月刊》,第十四卷第九期,1981年7月。王梦鸥:〈魏晋南北朝文学之发展(上)〉,《中华文化复兴月刊》,第十四卷第七期,1981年7月。王梦鸥:〈魏晋南北朝文学之发展(中)〉,《中华文化复兴月刊》,第十四卷第八期,1981年7月。古 风:〈建构「诗言志」的理论体系〉,《文明探索丛刊》第六期,1996年7月。吕正惠:〈物色论与缘情说〉,《文心雕龙综论》,台北:学生书局,页285-312。林丽真:〈魏晋人论「情」的几种面向〉,语文、情性、义理-中国文学的多层面探讨,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页,1996年4月。施淑女:〈汉代社会与汉代诗学〉,中外文学10卷10期,1982年3月,页70-107。张少康:〈谈谈关於文赋的研究〉,《文献》第2辑,1980年。张 亨:〈陆机论文学的创作过程〉中外文学1卷8期,1973年1月,页6-29。梅家玲:〈毛诗序〉「风教说」探析-兼论其与六朝文学批评之关系-,台大中文学报第3期,1989年12月,页489-526。梅家玲:〈刘勰神思论与柯立芝想像说之比较与研究〉,中外文学12卷1期,1983年6月,页140-154。陈良运:〈魏晋南北朝文学中的个性和情〉,《复旦学报》第5期,1988年。彭彦琴:〈文赋之文艺心理学思想探析〉,《九江师专学报》,1999年第2期。黄景进:〈论儒学对魏晋至齐梁文论之影响-兼论六朝文艺美学之特徵〉,中华学苑第36期-庆祝高仲华教授八秩华诞。郑毓瑜:〈诗歌创作过程的两种模式--「诗缘情」与「诗言志」〉,《中外文学》第十一卷第九期,1983年2月。邓仕梁:〈释「放荡」--兼论六朝文风〉,《香港地区中国文学批评研究》,陈国球主编,台北:学生书局,1991年5月。钱 穆:〈论文选〉,《新亚学报》第3卷第2期,1958年。颜昆阳:〈关於文学史上的指称与断代--以六朝为例〉,收於《第三届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思想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杨玉成:〈乡村共同体: 陶渊明「劝农」诗〉,《大陆杂志》,民84.03 页22-33。杨玉成:〈世纪末的省思:「桃花源记并诗」的文化与社会〉,《中国文哲研究通讯》,民87.12,页79-100。杨玉成:〈田园组曲:论陶渊明「归园田居」五首〉,《国文学志》,民89.12 页193-231。文学史参考著作:胡 适:《中国文学史选例》(台北:台湾商务,1963 年)。胡 适:《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台北市:启明,1958 年)。胡 适:《文学与革命》(台北县板桥市:骆驼出版社出版,台北县新店市:学欣经销,1998 年)。胡 适:《白话文学史》(香港:启明,1962 年)。胡 适:《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海市:上海古籍社出版:新华发行,1988年)。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上海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年)。周作人:《周作人随笔集》,(东京市 :改造社,昭和13(1938))。周作人:《秉烛谈》,(石家庄市:河北教育, 2002 年)。羊达之:《中国文学史提要》,(台北市:正中,1970 年)。宋海屏:《中国文学史》,(台北:学生书局,1974 年)。胡云翼:《中国文学史》(台北:第一文化社,1962 年)。童行白:《中国文学史纲》。黄公伟:《中国文学史》(台北市:帕米尔,1967 年)。叶庆炳:《中国文学史》(台北市:台湾学生,1987 年)。刘麟生:《中国文学史》(台北市:中新,1977 年)。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北京市:人民文学出版:新华发行,1982 年,1957 年版权)。1968年)。西 谛:〈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中国文学研究》(台北市:国泰文化,1980年)。吴文祺:〈文学革命的先驱者——王静庵先生〉,《中国文学研究》(台北市:国泰文化,1980年)。戴 燕:《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
奇门遁甲,这本书听说叫国家给禁了~你好好找找吧~
两个是有交集的,不能完全区分。比如说,学术思想中会体现学术观点,李泽厚的美学思想也是由他对美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这一学术观点体现出来的。而学术观点的提炼,自然也有学术思想的映现,李凇对宗教美术的研究也能够反映出他对艺术学理论的思想认识。当然,某些时候,我们还是可以明显的看出他到底是偏重思想还是偏重观点。大致来说,哲学、 美学等偏重于思想,又有观点的支撑;而历史的研究,多是观点的体现;历史学理论,则是二者并重。
术跟政治是两码事,学术传授客观知识,政治带有政治偏见的,中国还很难做到学术和政治分开,要知道我们的学校都有党支部,团支书之类的强大组织在控制着学术的自由的
思想一般是一种成体系,比较成熟的认识;观点,点表明是某一种认识,相对思想要小,而且可能背后没有体系支撑。
1、什么是学术思想。 2、什么是学术思想和学术观点。 3、什么是学术思想创新。 4、学术思想怎么形容。1.中国学术思想,特点是在和其他文明的比较中凸现出来的,所以我们不妨以西方乃至印度的学术思想为背景探讨这个问题。 2. 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3.但我认为,中西书写文字的差异,是造成两者思维方式不同的根本原因。 4.固然,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它不同于语言,不等于思维的工具。 5.但是作为人们最经常使用的交流工具,文字对思维无疑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6.西方语言的书写形式是字母文字,这种文字既不表形,也不表意,而仅仅表音;也就是说,它完全割断了和形象的直接联系,是一种纯粹的记录语言的符号。 7.这种纯粹记录语言的字母文字频繁地、广泛地刺激人们的大脑,就逐渐地形成了西方人长于语言思维的特点,使之语言思维特别发达。 8.而汉语书写符号是方块汉字,它不仅表音,而且还能表形、表意。 9.这种音、形、意互相联系的文字,为形象思维提供了方便的工具,使中国人长于形象思维。 10. 文字影响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又影响文化的发展特点。 11.中西文字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使中西文化表现出各自的独特风貌。 12.西方学者认为,语言和思维是相互依赖的。 13.如黑格尔就声称:“思维形式第一表现和记载在人们的语言里。 14.”杜威也指出:“吾谓思维无语言则不能自存”。 15.而我们的语言学教科书则反复强调,语言和思维是外壳和内核的关系。 16.和此相反,许多中国学者却认为自己思想的最高境界无法用语言表达的。 17.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今本《老子》一章)、“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庄子·秋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周易·系辞上》)、“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诗品·含蓄》)等等。
哲学既是知识体系,又是意识形态。哲学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以抽象的概念体系来反映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现实的社会运动,体现特定的阶级或社会集团的利益、愿望和要求。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哲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哲学论文 范文 一:非连续性哲学 教育 思想论文
一、存在主义哲学与非连续性教育
(一)人发展的非连续性
就人的发展一般过程而言,生命会按照一定的方向和预定的目的,持续、不间断、呈一定规律性地发展下去。但由于个体存在的多样性和人类社会生活的复杂多变,人并非总是按照既定的路线去发展。在人的连续发展过程中,常常存在一些突如其来的事件和不可预测的外在因素,引起生命发展顺序的局部中断、停止或转向。这些非连续性的发展主要发生在与 理性思维 相对的非理性领域里,例如人情感的突然转变、兴趣上的转向等,一次偶然的事件、一场特殊的经历都可能会突然改变人原本的情感、愿望和兴趣。“世界上没有规定人的本质的天然规则,人必须自己创造自己。人是一种具有主体生命的设计者,他在自己的选择、决定和行动中创造自己,成为自己。”因此,人的发展是非连续性的自我生成或自我创造。海德格尔将此在生存状态分为本然的存在状态与非本然的存在状态。通常情况下人们会选择以非本然的状态存在,通过压制自己的个性而与他人保持一致,从属于他人,将自己隐藏于大众的决策意见中,拒绝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逃避做出自我抉择,与公众的想法亦步亦趋,此种状态被称为沉沦。在这种状态下,只有通过彻底的转变和飞跃才能达到本然的存在状态,进行非连续性的自我创造或自我生成。斯普朗格由此提出,可以通过“觉醒”的形式实现自我飞跃式的非连续性发展。他认为觉醒是生命过程中非连续性、非阶段性的瞬间生成,是人在某一时刻的突然顿悟。博尔诺夫对此加以发展,意识到一时的“觉醒”对克服生存危机的重要性。
(二)非连续性教育思想
德国现代教育学家博尔诺夫批判性地吸收发展了存在主义哲学与 文化 教育学派的非连续性教育思想,并基于此发展形成自己的教育思想。传统的教育学理论往往把教育看作是一系列连续的活动, 儿童 是在这种连续的教育活动中循序渐进、不断趋向完善的。博尔诺夫将以往的传统教育观点归结为两种典型,一种是积极塑造的工艺学观点,一种是消极的顺其自然的器官学观点。前者把学生看作是随意加工的原始材料,教育者可以按照一定的目的对其进行塑造,后者认为学生自身的发展有其内部的发展规律,应不受外界的干扰和控制,因此,教育不能随便干涉学生自身自由的发展。由此,博尔诺夫指出:“且不论教育的本质是积极的塑造还是自发的发展,有一点对这两种看法来说是一致的,这就是教育活动的连续性。”可以看出,博尔诺夫肯定人在发展过程中存在连续性的假设,并指出以往的教育是按照确定的目的和已知的规律去塑造培养人,因此对于儿童施加的教育便是连续性的,这种观点基本揭示了教育过程的本质。但在他看来,这并不全面,教育者还需承认和充分重视非连续性因素如危机、唤醒、告诫、号召和遭遇等在教育过程中的客观存在,否则,它将必然干扰甚至导致教育的失误或失败。“在人的生活中会有一些突然出现的、非连续性的事情,无论如何不能把这些事件纯粹的视为外来干扰。相反,这些事件具有重要的积极的作用。”博尔诺夫认为,人的非连续性发展是由个体的复杂多样性和生活中各种偶然性因素综合影响而形成,教育需在承认其连续性的基础上,突出强调教育的非连续性形式,并将其看作是对人的一生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属于这类事件的有威胁生命的重大危机,突发的对新的更高级生活的向往,使人摆脱无所事事状态的号召和告诫,以及对今后生活起决定性作用的遭遇等等。”博尔诺夫将这些事件看作是教育非连续性的原因,同时也将其看作是非连续性教育的形式,进行非连续性教育的途径。因此,运用危机、唤醒、号召和告诫、遭遇等非连续性教育形式在人的生命发展过程中施加影响,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作为对连续性教育的补充,是十分必要的。
二、非连续性教育的现实启示
非连续性教育思想是基于存在主义哲学对人的理解、并重视发展人的非连续性教育的基础上而形成的。非连续性教育并不是一味否定之前的连续性教育,而是将被人们长久忽视的非连续性教育引入公众视野中,使其作为连续性教育的补充。突出强调教育的非连续性形式,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转变传统教育观念,为全面理解教育提供一个全新视角
教育过程是连续性教育与非连续性教育的有机统一,非连续性教育是对连续性教育的补充。非连续性教育的价值不仅仅在于给人们揭示了非连续性教育形式的内容,提供了进行非连续性教育的途径,还在于它打破了人们的传统教育观念,使人们真正认识到了这些非连续性事件对人的生命过程所产生的根本性的影响,从而使人们形成了对教育过程本质的全面认识。教育过程中,对人的培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给受教育者教授精心组织和安排教育内容时,总会时不时地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从而影响教育者按照既定目的培养人的过程。由于人的复杂性、社会生活的丰富性,更加不可避免地加重了教育过程中不连续性的成分,使得教育难以按照预先设定的固定轨道发展,总会因为突发性的因素偏离轨道,偏离之前的教育目的。既然这些外在的复杂的因素不为教育者所控制,且深深地影响着教育的进程和效果,那么,不妨换一种视角,改变原有传统的教育观念,认识和重视这些非连续性因素在教育中的独特作用,并通过相应的教育 措施 加以引导,使得非连续性因素产生积极的作用。教育者不能固守成规,对教育中的非连续性因素视而不见或消极回避,而应是大胆地正视和面对教育中会出现突变的现实,积极地采取相应的对策,为学生提供切实有效的帮助,保障教育向着有利于学生健康成长的方向发展。
(二)为现存的教育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思路
在当今这个社会高速发展、信息交流迅猛的时代,信息获取手段的多样和便捷使学生接触到的外界事物异常丰富起来。学生学习知识的手段不再仅仅局限于教师的讲授,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获取信息。这样一来,各种非连续性因素也跟着学生与外界交流的增多而变得更加活跃丰富起来,这些因素都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学生的思想和行为。现实生活中,学生在与外界进行交流、与他人进行交往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困惑、不解,会出现一时情绪的波折、会遭遇一些不可避免的危机、挫折。这些看似很平常的遭遇,或许会在学生的内心世界里出现很大的转变。当下,出现的许多教育问题如青少年心理疾病、自杀事件和青少年犯罪等都反映出教育在这些问题上的缺失。这些教育问题的产生不是一时的涌出,而是教育对学生非连续性教育常年忽视的一个结果。学校教育注重于学生知识技能的学习,却轻视了学生在情感、态度上的轻微转变,忽视了一系列非连续性因素对学生自身的干扰。因此,教师应当用非连续性的观点去剖析教育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扎根于学生的生活,情系于学生的生活际遇,从分析非连续性因素的影响入手,解答学生的困惑,帮助学生走出困境。教育应当意识到人的一生中会遇到各种挫折、危机等客观因素的影响。教育者应通过一定的挫折教育、危机意识教育等生存领域的教育,让学生在挫折中更清楚地认识世界、认识自我,磨练学生克服困难的意志和勇气,增强学生抵抗生活中各种苦难与不幸的能力。
哲学论文范文二:哲学引导建筑设计论文
1哲学思想与古代建筑
回顾中外古代建筑史,可以发现哲学对建筑设计的巨大引导作用。宗教建筑因其在建筑艺术和建筑技术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崇高的社会地位成为西方古代建筑史的重点研究对象。宗教建筑中“神性”和“人性”的较量,或者说是宗教和世俗之间的斗争是研究宗教建筑乃至整个西方古代建筑史发展演进的一条重要线索。神性占主导的时期,宗教领袖作为神在人间的代表被无限崇敬,建筑利用幽暗、压抑的空间体现神的崇高和宗教领袖的权威;人性占主导的时期,建筑体现出世俗化的倾向,宗教神秘感和压抑感明显减弱,取而代之的是人性的张扬和对世俗生活的美好期望。古埃及的金字塔和神庙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神以及神在人间的化身———法老的崇拜和敬畏。金字塔以其高大沉重的体量和简洁精准的几何形体反映出神权和皇权的威严和永恒。神庙建筑利用强烈的秩序感和压抑的空间感体现出神的强大和神秘。
神权政治成为古埃及建筑的主宰。古希腊具有自由宽松的社会环境,创造了丰富的精神文明,是欧洲文明的重要源泉。古希腊的建筑追求人性美而不是宗教精神,体现了平等、民主的世俗精神,优雅而明亮,功能也更加实用化。而古希腊建筑中精美迷人的比例尺度以及完美细腻的人体 雕刻 都明确体现了古希腊自然哲学的思想。毕达哥拉斯学派以数为万物法则的理念与古埃及的神权建筑的精神内涵有着本质的不同。雅典卫城充分表现了这种世俗情怀和审美追求。古罗马统治者通过宏大壮丽的建筑炫耀自己的丰功伟绩和古罗马帝国的空前强大。古罗马城市中拥有巨大尺度穹顶的建筑和纪念帝王个人功绩的广场都强烈地反映了这种精神追求和需要。万神庙、竞技场、凯旋门、凯撒广场、输水道等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进入中世纪后,神学再次占领了统治地位,建筑也变回了神权统治的工具。适合世俗精神需要的希腊十字式教堂不再流行,取而代之的是适合宗教崇拜需要的拉丁十字式教堂,集中式的穹顶因为降低了宗教领袖的神圣感和向心力也被教廷打压。哥特式教堂体现了这一时期世俗精神针对宗教权威的抗争。高耸的室内空间使人们对天的向往远远超过了对宗教领袖的关注。哥特式教堂成为建筑师和工匠们宣扬自身工艺、审美,歌颂世俗之美的载体,在神高阔威严的空间里顽强地表达人性的存在。文艺复兴的光芒穿透了中世纪的黑暗,带来了智慧的复苏和人性的光辉。拥有恢宏的集中式穹顶的佛罗伦萨大教堂和圣彼得大教堂都体现了人文精神的回归。文艺复兴之后建筑出现了一段时期的波动性变化,古典复兴、浪漫主义、巴洛克、洛可可粉墨登场,建筑特征不再统一,但各自都明确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思想。
这一时期哲学思想不断变化,建筑形式也随之变化。建筑形式的变换印证了人们的思想上的变化;相反,了解当时人们思想的变化也更能理解建筑发生的变化。古代欧洲建筑如此,古代亚洲建筑亦是如此。中国古代建筑是基于古人的哲学思想而产生的。中国古代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都源于天人合一、宗法思想、阴阳五行等哲学思想。例如,中国古代建筑多用木材而不用石材与中国古典阴阳观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卑宫室”传达了儒家思想中不过多追求奢侈高大建筑的观念。群组建筑内各单体的等级关系和空间序列表现了古人重宗法、重伦理、重社会秩序的世界观。儒家思想长期处于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的统治地位,使得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相对于欧洲哲学思想的阶段性变革而言变化较少,也因此影响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发展速度。鸦片战争后,工业革命以及资本主义哲学思想在中国逐步传播,使得中国建筑界有了新的突破,出现了很多适应工业化需要的新建筑。日本的桂离宫体现了传统日本哲学中的禅宗思想。桂离宫从整体布局到每一栋建筑,再到建筑的每一个细节,都深深地烙下了禅宗思想的烙印。纵观世界古代建筑史可以看出建筑随着思想变革而产生的时代性变化,建筑明显地反映出当时的社会人文历史环境对人们建筑观的影响甚至决定作用。
2哲学思想与近代、当代建筑
20世纪“现代主义”建筑大师的作品深刻体现了建筑师个人的世界观对其个人建筑设计的影响。而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论战的焦点不在设计手法上,而在建筑哲学上,也就是建筑观的论战。当代世界著名建筑师都持有一套深具哲理和个性的建筑思想。哲学因素在建筑大师的建筑设计中发挥了显著的引导作用。关注当代建筑师的作品,首先要了解建筑师个人的建筑思想、建筑哲学和建筑观。当代建筑理论的发展呈现了多元化的特点,愈加明显地体现了哲学的引导甚至决定作用,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解构主义建筑和非线性建筑的出现。解构主义建筑是基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哲学发展起来的。解构主义哲学强调打破现有单元化的秩序,包括社会道德秩序、伦理秩序、个人思想准则甚至由人的内心抽象的文化底蕴所形成的无意识的民族性格等等。而解构主义建筑则运用相贯、偏心、反转、回转等手法,具有了运动而不安定的外部形态。非线性建筑植根于德勒兹的哲学思想,以“平滑”思想和“游牧空间”去“生成”建筑,像植物生长一样,用自然的状态实现建筑设计,而不是将建筑与自然对立起来。非线性建筑是非线性哲学的物质实体,而不是简单的建筑视觉设计。也正是因为如此,业内将一部分空有其表而无其实的建筑定义为“伪非线性”。直接将哲学理论作为建筑设计理论是近一时期建筑理论发展的特点之一。这种理论上的哲学思想的明晰和外向性表达,给建筑设计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回眸最近半个世纪的建筑理论的发展,可以发现建筑师不仅从哲学思想中汲取灵感,甚至将哲学思想直接作为建筑设计理论的源泉和根基。哲学与建筑设计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哲学直接引导了建筑设计的进行。同时建筑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将实用功能与哲学思想糅合在一起,使建筑设计有了完全不同的思路和手法。
3哲学对建筑设计的引导作用
3.1理解新建筑
从传统的艺术、力学或者施工技术发展的角度分析当下建筑界各种新理论和新作品的出现,不易得出令人信服的理由,但从哲学层面去思考,认识到建筑是建筑哲学的表达的时候,就容易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那样的建筑理论和新颖建筑迸发出来。例如在中国国家美术馆投标中,库哈斯的设计没有采用传统的走廊加展厅的排列方式,而将展厅设计成“街”,展品的分类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设计不仅体现了建筑师对建筑功能的认识,也体现了他对人、对文化、对行为方式的新理解。用哲学视角分析蕴含丰富哲学思想的新建筑,更容易理解建筑师的初衷和建筑作品的内涵。脱离哲学思想的新建筑往往徒有其表,哗众取宠。
3.2创新建筑设计
创新建筑设计,就是要打破常规,打破思维定势。思维定势对于建筑设计来讲,可以理解为“用别人的建筑观来做自己的设计”。大家都这么做,就是所谓的“常规”。建筑方案最吸引人目光的首先是“想法”,其次是艺术性,最后是功能造价等技术性问题。或许“首哲学、次艺术、后技术”是人们审视一个设计作品的常规顺序和心理状态。从哲学层面上入手,建筑师综合历史、文化、社会生活、建筑技术,产生的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更符合时代要求的设计理念并将这个设计理念作为核心展开设计,可以找到创新建筑设计的突破口。“本土建筑”寻求地域历史文脉的传承性。“山水城市”具有深刻的生态学哲理,其目的是建立“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相融合的人类最后的环境。日本建筑师安藤忠雄融合东西方文化理念,反对机能主义,认为建筑是人与自然的中介,是一座脆弱理性的庇护所。光、水、风教堂系列是安藤忠雄表达其建筑思想的杰作。作为非科班出身的建筑师,安藤忠雄凭借其独特的建筑风格成为建筑界特立独行的鬼才。创新建筑哲学可以提升建筑设计的品味,使建筑更具深度,更有内涵。建筑外在表现形式创新的动力来源于哲学思想的创新。从哲学高度审视建筑的社会功能,实现利用建筑解决社会发展问题的理想,是建筑设计进入更高的境界的途径之一。
3.3创新建筑理论
“反映人的精神需求并解决社会问题”是新时期人们对建筑、对建筑师提出的新的更高的要求。创新建筑设计必然要求创新建筑设计理论。与时俱进的建筑设计,要求从实用功能、精神需求两个方面满足人的需要。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看,满足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是较低层次的建筑目标;社交需求是很多建筑正试图达到的目标;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是建筑的高级目标。让建筑满足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首先要分析需求要点,整理设计目标,然后才是寻找途径实现该目标。缺乏哲学分析手段,建筑师很难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哲学与建筑设计的跨界联姻,使建筑理论有了新的突破口。建筑设计理论的发展必须适应人类物质、精神需求的发展。今后的建筑设计理论已经不再满足于外观、空间、功能、安全等较低层次需求方面的内容,更多地关注了满足较高层次需求的哲学思想的创新。马斯洛晚年提出“超自我实现”需求,犹如音乐家在演奏音乐时感受到的短暂的“忘我”体验。建筑应该帮助身处其中的人实现“忘我”,达到人类需求的终极目标。建筑设计满足人们更高层次的需求必然要求将建筑设计上升至哲学高度,用更高的视角、更宽广的思维去审视、去思考。建筑设计理论的发展对哲学的依赖程度也会逐步加深。
4 总结
纵观历史,建筑自古以来便是人们头脑中的世界观在物质世界的反映,体现了人们的物质要求和精神追求。建筑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和取得的重要成就,都反映了社会哲学发展的成就。哲学引导建筑设计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今后前行的途径。社会在发展,思想在进步,利用发展的哲学引导建筑设计,可以使建筑更好地体现人文精神,解决社会问题,满足人们不断提高的物质和精神需求。
哲学论文相关 文章 :
1. 哲学论文
2. 西方哲学论文
3. 中国哲学论文
4. 科技哲学论文
5. 西方哲学论文
6. 大学选修哲学论文
“天人合一”思想贯穿我国 传统 文化 ,其整体性、和谐性、平等性和内生性的哲学内涵折射在 教育 上具有强效的治理功能。以下是我整理分享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论文的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天人合一”思想贯穿我国传统文化,其整体性、和谐性、平等性和内生性的哲学内涵折射在教育上具有强效的治理功能。本文从教育哲学角度入手,分析了“天人合一”思想对我国当前的教育目的、教育内容、师生关系、教学过程、 教学 方法 以及道德教育这六个方面所带来的效应和启示。
天人合一 教育哲学 教育问题 效应
“天人合一”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核心。“天人合一”思想提倡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辩证关系,这是哲学所追求的终极理念。季羡林认为“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有不少好东西等待我们去研究、去探讨、去发扬光大,‘天人合一’就属于这一范畴”,“‘天人合一’这个代表中国古代哲学主要基调的思想,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含义异常深远的思想”。[1:9]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人重新重视起这一思想,但大多数学者只用其作为当前环境问题的解决思路,用“天人合一”的哲学思维思考自然与人的问题。其实这一哲学思想对于思考当前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将其作为一种指导思路具有重大意义,“天人合一”思想所带来的教育哲学效应也是不容忽视的。
一、“天人合一”思想分析
1.“天人合一”思想的演变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基本精神。张岱年认为:“评论天人合一,首先须对中国哲学史上的天人合一学说有比较明确的了解。”[2:68]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主要经历了先秦的百家争鸣、西汉的“天人相副”和宋明的“万物一体”三个发展阶段。
“天人合一”思想起源于西周时代,其认为的天人关系还是一种神人关系。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产生了各具特色的“天人合一”思想,特别是儒道两家。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一般都是以孟子为代表,孟子的“天”是具有道德含义之天,他的“天人合一”思想讲的是人与义理之天的合一。“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天人合一”在孟子这里就是指人性、人心以天为本。[3:35]总的来说,孟子在保持了天命宗教内容的同时,还赋予天命以道德属性。道家“天人合一”思想与儒家不同,无论是自然而然之“道”还是指自然本身,老庄的“天人合一”思想中的“天”都没有人伦道德的含义,其思想更多强调的是贬抑人为,提倡不要以人灭天。[3:35]
秦汉以后,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到了两汉时期,天人关系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哲学命题。而其中最为突出的发展就是西汉董仲舒的“天人相副”说,他是第一个对“天人合一”思想进行系统论证的人。他提出“人副天数”,他关于天人关系的结论是:“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4:4]董仲舒的“天”不仅仅是自然之天,而且还是意志之天,他认为天人具有一种感应的关系,将天道与人事结合起来,把天道作为人伦的根据,以此来论证封建等级制度的合理性。
宋明是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发展到了顶峰的时期。理学家们摈弃了董仲舒粗陋的天人相副说,从心性本体论来论证了“天人合一”。张载在《正蒙・诚明》篇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命题:“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5:16]在宋代道学家中,程颢是明确提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论断的第一人。程朱理学的代表朱熹则认为万物的根本为“理”,理与人相通,其“天人合一”就表现为“与理为一”。而陆王心学则强调心即是理,其代表王阳明继承和发展了程颢的“万物为一体”的思想,认为“人心一点灵明”“人心是天渊”,认为人心就是万物之心,只有人心的感应才能使天地万物的存在具有意义,他的“天人合一”思想使人与天地万物之间达到更加融合无间的地步,王阳明成为中国哲学史上“天人合一”说之集大成者。[6:315]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经过先秦和西汉时期的发展,到宋明时期的“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而达到成熟,完成了自身发展演变的过程。虽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天人合一”所呈现的内容层次不同以及不同哲学流派和哲学家的解释也并不相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思想所包含的哲学内涵和特性是具有内在一致性的。
2.“天人合一”思想的哲学内涵
“天人合一”作为一个哲学命题,有着其深刻的内涵和精髓。
(1)整体性。“天人合一”思想倡导用整体的视角看世界,从先秦的“天人合一”说到宋明的“万物一体”论,无一不体现着整体观。
道家老子认为,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道”是天地万物的根源和基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把天、地、人等宇宙万物连贯为一个以“道”为核心的有机统一的整体。儒家孟子提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这一整体递推命题,认为人之性善需要调动人心之作用,而“天命之谓性”即人的心性是为天命所赋予的,这样就可以达到人心与天地一体即“天人相通”的整体和一的境界。[7:38]从以上儒道两家的思想可以看出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是将天与人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就是把世界看作是相互影响相互协调的一个整体,要求我们用整体性的视角去看待这个世界。
(2)和谐性。和谐是“天人合一”思想的核心价值取向,“天人合一”作为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其本质就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
“和”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具有核心价值意义,天人合一并不是简单的“同一”,而是丰富多样化的“和一”。张岱年对“天人合一”及“和”的剖析非常精确:“古代所谓合一,与现代语言中所谓和可以说是 同义词 。合一并不否认区别,合一是指对合的双方彼此又有密切相联不可分离的关系。”“和可以说是多样性的统一。‘和实生物’,和是新事物生成的规律。”[8:246]这种和谐观指导和影响着解决当前出现的很多问题的思路,尤其是常常应用到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并且这种观念也为人们越来越重视,“天人合一”这种“和而不同”的和谐性是一种至高的哲学思维,我们应该将其作为解决更多问题的一种思维模式。 (3)平等性。中国“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强调“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生命平等意识。
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对于自然万物都抱有一种博大的胸怀,认为自然万物都具有其存在的价值,其生命都应该受到爱护、受到尊重。儒家孔子的核心思想就是“仁”,其仁爱原则倡导以平等的眼光去看待天地万物,道家传统中天地万物平等观念更为明显,庄子“以道观之,物无贵贱”。[9:53]在宋明时期更是提出了“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观念,正是由于这种敬意以及万物一体的生命情怀,因而使其与人类中心主义不同,它强调了“万物一体”的生命平等意识。延伸到现在的哲学意义上来说,即是天地万物平等,更不必说人与人之间的平等。
(4)内生性与内在性。“天人合一”最深刻的哲学涵义之一,就是承认自然万物所具有的“生命意义”与内在价值。
孔子对“天”始终怀有深深的敬意:“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自然的基本功能就是天地万物的自然生长,孔子明确肯定了自然万物的“生命意义”。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是天也。”(《孟子・尽心上》)“天人合一”思想十分重视内在性的价值,强调一种价值自觉的能力,相信主体内在力量,强调人的内省自律性,要求人从自身内在进行体悟,通过个体自身的自悟 反思 和自我修养与完善,追求自律自信自强,追求人与大自然的和谐统一,最终达到天人合一的至上境界。这一点对于当前教育中出现的某些问题是一个很好的考量思路。
“天人合一”思想它可能不能作为直接解决具体教育问题的方法,但它作为一个哲学命题、作为一种思维模式,它所包含的哲学内涵对于解决教育问题提供了启迪性的 思维方式 ,我们应发掘和重视它在解决教育问题上的无用之大用功能。
二、“天人合一”对我国当前教育的启示
当前“天人合一”思想大多被用在思考人与自然环境的问题之中,其实它也是中国古代教育哲学的基本特点。这一点在黄济《教育哲学通论》一书中有很好的阐述,他认为儒家教育哲学思想的基本特点有“天人合一”、“政教统一”、“文道结合”和“知行一致”四个方面。其中对其论述主要是:“从天与人的关系到人与教育的关系,《中庸》做了最概括的阐明:‘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三句话勾画出了中国古代教育哲学逻辑结构的基本脉络。”[10:16]在上一部分中对“天人合一”思想的哲学内涵进行了概括和解读,在对其哲学思想进行领会的基础上来重新审视当前的教育,用它来诊断当前我国教育中出现的问题,“天人合一”思想思考问题的路子是治疗这些“病症”的一剂良方,它带来的教育哲学效应是巨大的。
1.教育目的――终极关怀:真善美的统一
教育目的问题是教育哲学中的一个核心和重要问题,它是教育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它对教育制度的建立,教育内容的选择以及全部教育过程的组织都起着指导作用。[10:428]“天人合一”思想下的教育目的观可以说是完满与理想化的,“天人合一”追求的是真善美的统一,重和谐是“天人合一”思想的核心价值取向,也是当代教育的价值追求,这种和谐的境界即是真(自然的和谐)、善(人的和谐)和美(天人的和谐)的统一,“天人合一”思想的哲学内涵折射在教育目的上体现的是教育的一种终极关怀。“天人合一”所代表的古代教育是一种整体主义的教育,其提倡的教育目的可以说包含三个层次:一是修炼个体自身内在真善美的统一,二是培养整个社会共同体的卓越,三是达到人与自然乃至宇宙万物的和谐。它提倡的是整体和谐却也有着层次性和阶段性,既不是遥不可及,也不是一蹴而就。将视角投放在我国当前学校教育上可以看到,首先在微观的教育目标即人才培养上,“天人合一”思想提倡培育全面发展的人,个体自身真善美的统一,重视学生健全人格的塑造。但当前在西方科学主义“工具理性”的思想以及应试教育观念的影响下,我国学校教育在人才培养方面出现偏差,更多重视的是学生的考试分数及升学率这些数字,可以说数据控制了教育目标和学生培养,造成学校教育片面化、单一化,忽视了学生的内在和全面性的培养。“天人合一”思想倡导的人才培养观启迪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要关注学生各方面的和谐发展,注重学生内在真善美的统一,将学生培育成具有健全人格的人,从而通过对每个个体的培育和塑造来培养社会群体的卓越,最终达到人与自然万物的和谐,实现教育的终极关怀目标。
2.教育内容――重视人性化知识
“天人合一”思想下的知识观,其特征是传播速度慢,知识大多是不可言传的知识,是变动的人为知识。主张在教育内容设置上重视人性化知识,倡导在当前客观知识的泛滥灌输下多重视人文情怀的培养。由于“天人合一”思想注重内生性的价值,因而其注重传授的知识大多是一些不可言传的知识。我们知道由这一思想主宰的我国古代教育的核心就是伦理教育和哲学教育,而这种教育是深入灵魂的,可以看成是一种“灵魂修养”的教育。当前我国教育受西方影响较大,而西方的哲学传统是“主客二分”,重视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它看重的是客观知识,即可以言传的知识。我国教育过程中所传授的知识多是些可言传的知识,现代教学中很少关注那些不能言传的知识,忽略了它的重要性,而往往这些知识内容恰恰是远离对功利的追求,注重的是人与自然的融合,重视人性,这对于人之所以为人、人的生存价值与意义、人格教育与培养方面具有重大意义。“天人合一”所倡导的知识观和其具有的人文精神教育对于当前我们一味追求功利性知识具有很好的警醒作用,加强现代人文主义的教育,有助于我们去寻回失落的“灵魂”。
3.师生关系――圆融的生命共同体
“天人合一”思想倡导的师生关系是强调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师生应该是一个圆融的生命共同体,师生不应该处于对立的两面,而是平等的整体,应该进行深度交往。在当前的教育中,教师总是处于一种高高在上的地位,这一点从各个方面都可以体现出来,如教室中的讲台设置,教师所处的讲台要比学生的课桌椅高出一截,这是一种无形的影响和教育,使得学生把教师看作是高高在上不敢靠近的对象,虽有敬却很难做到爱,而教师也总是处于高位,有种俯看学生之感,很难做到真正的平等,更不用说深度交往,成为圆融的生命共同体,久而久之,学生心中自然而然对教师产生出距离感。古时孔子带其弟子去游历学习,随时教导,并且还抱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好学心态,并不把学生看作是单纯的受教对象,而是更注重在彼此交往中的互 相学 习,是谓教学相长也。“天人合一”思想倡导的正是这种师生关系,只有将教师和学生看作是平等的个体,师生才有深度交往的可能,才有能融合为一体的可能。当前关于教师与学生之间冲突的教学事故频发,如“虐童”事件、学生自杀等等,当然也存在着学生结派殴打教师、报复教师等等,诸如此类事件层出不穷,这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单独个体的原因,要看到这种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因素,师生关系的不平等,教师群体与学生群体的分离分化。从这个意义上看“天人合一”对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 4.教学过程――师生共同体悟
“天人合一”思想倡导的教学过程不是帮受教育者认识世界的过程,而是体悟的过程;不是师生单向交往,而是师生共同体悟的过程。“天人合一”体现出的整体性、内生性,认为当前我们教育中的教学过程应是一种体悟过程,是一种由内而外的认识过程,是教师和学生共同去体悟的过程。由于受西方教育思想的影响,而西方的教育思想与他们“主客二分”的哲学思想一脉相承,“主客二分”强调主体与客体的分离,主客体是彼此对立的实体,这种哲学思想体现到教育中来就是教师与学生的一种分离,教师教学的重点就是去帮助学生认识和了解世界,体现的是一种以教师为主体的教学过程,学生只是受教育对象。我国受其影响并且由于现实中的种种原因,导致在当前教学过程中出现“满堂灌”、“一言堂”的现象,教师是教学主体,其主要目的就是向学生传授知识,将所有课本上既定的知识灌输给学生,而学生只需要带着耳朵去听,再通过练习和作业的方式进行检查巩固,没有产生一个互动的教学过程,是不注重内在性的一种教学。“天人合一”思想强调教学过程应是师生共同体悟进行互动的过程,而不是单向的、机械静止的。注重一种内在性和内生性,其实孔子的教学过程就可以为我们所倡导,他十分注重去启发诱导学生的思维,与学生共同去体悟知识、体悟道理。
5.教学方法――强调内省自悟
“天人合一”注重内省与自我体悟的方法。这种方法自古以来就被用作自身道德素质修养的方法,孔子教育学生要“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这对于当前道德教育也有很好的启示作用。当前我国采取的道德教育内容主要是学校里开设思想政治课程等与之相关的内容,可是其收效并不大,这主要是因为学校传授的道德知识并没有被学生所内化,道德教育没有通过学生自主性内化成自身的道德意识,便无法表现出相应的道德行为和形成既定的道德行为习惯。学生的自主能动性是学习的关键要素,“天人合一”强调的价值自觉能力,重视学生的内省自悟,通过自我认识、评价、自我激励等一系列自我内省教育因素的协调,最终提高学生自我认知的能力,塑造良好的人格,培养道德认知感,增强道德内化能力,做到由他律转变为自律的境界。通过内省自悟、自我修养与完善而获得道德规范与内心自由,最终达到天人合一的至上境界。
6.道德教育――注重内在整合
“天人合一”所体现的教育观是一种整合教育,强调的是道德教育内部结构的整合,即道德意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信念和道德行为习惯的整合。当前在学校里进行道德教育的方式主要是道德知识的灌输,从某些方面来看这也确实促进了学生道德意识的形成,但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并没有使学生形成真正的道德行为习惯,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道德教育内部结构的不完整与脱节,即道德意识的灌输与道德情感的培养和道德行为的养成并没有做到内在整合。所以当前很多中小学包括大学也开始进行改革,譬如增加了道德体验这一环节,组织学生参观以及进行 社会实践 活动,这是一种很好的道德教育方法,却在实践中流于形式,教师为主体的方式导致学生在道德体验与实践中最终只是进行“三观”:参观、围观和旁观,并没有真正的代入自己的道德情感,科尔伯格的“道德两难问题” 故事 法其策略就在于让学生作为学习主体,代入自己的道德情感,通过外在的及时引导和教育来阶段性地提高学生的道德信念。因而在道德教育中我们应重视内部的整合:通过提高道德认识,陶冶道德情感,锻炼道德意志,确立道德信念,从而最终促使道德行为和习惯的养成。道德教育整合思想应成为进行道德教育的指导思想。
――――――――
参考文献
[1] 季羡林.“天人合一”新解.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1).
[2] 张岱年.天人合一评议.社会科学战线,1998(3).
[3] 张世英.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求是,2007(7).
[4] 张岱年.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思想的剖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1).
[5] 张连伟.对“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及其关系的几点思考.沈阳教育学报,2001(3).
[6] 张世英.境界与文化――成人之道.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7] 徐春根.论中国古代作为世界观的“天人合一”思想.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5).
[8] 张岱年,方立克.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9] 李振刚.解读“天人合一”哲学的四重内涵.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
[10] 黄济.教育哲学通论.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
[作者:夏敏(1990-),女,安徽安庆人,江苏南京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在读硕士。]
下一页分享更优秀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论文
林徽因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即使身患病重
正面:梁思成保护奈良,和平解放北京,解放军进上海反面:消逝的文化古巴比伦,两河流域等是人类共同的损失 敦煌差不多够了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笑音点亮了四面风; 轻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 你是四月早天里的云烟, 黄昏吹着风的软, 星子在无意中闪, 细雨点洒在花前。. 那轻,那娉婷,你是, 鲜妍百花的冠冕你戴着, 你是天真,庄严, 你是夜夜的月圆。. 雪化后那片鹅黄,你像; 新鲜初放芽的绿,你是; 柔嫩喜悦,水光浮动着你梦期待中白莲。. 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 是燕在梁间呢喃, ——你是爱,是暖,是希望,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个性对人生可谓是至关重要,它不仅能启迪我们的人生,还能丰富,成就人生。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文章,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以个性为题的议论文一】
个性是浩瀚、深邃的海。 个性是层峦叠嶂、连绵起伏的峰。 个性是悠扬的驼铃。 个性是一块小石子投入到平静的湖面时,你的诧异你的惊喜。 如果只诧异于石子打破湖面平静的美,而不惊喜于石子击起的一道道涟漪,那么又何来个性?总是试图让内向的人活泼一些,让开朗的人沉稳一些,诸如此类,那么又何来“个性”的张扬? 改变人的个性,就如同把一座雕刻精美的玉塔打磨成毫无棱角的玩物。 “韩寒”的个性算是张扬吧!你是否打算改造他?改造成只知学习的学生,毫无个性的学生,这样才算真正的人才?没有韩寒那特有的个性,你怎么会看到像《三重门》《零下一度》等有个性的优秀之作?如果没有个性的张扬,你是否知道松江二中还有一个叫韩寒的男孩? 李白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是个性的张扬;李清照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是个性的张扬;苏轼的“大江东去”的豪情是个性的张扬;李煜的“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几多愁”也是个性的张扬。如果让李白成为李清照,苏轼成为李煜,恐怕那许多礼赞的文章都不会出现,文化宝库将失色不少。 个性的色彩如此斑驳,我爱它的刚毅,也不排斥它的温柔。个性的味道如此多样,我喜欢它的甜美,也不怨恨它的苦涩。喜欢评头论足、企图改变别人个性的人,那么你自己的性格又是怎样的呢?别人会认为你挺爱管闲事,难道不是吗?别人的性格你都想改变,那么你还有什么不想改变的呢? 不知道自己是活泼开朗,还是沉稳寡言,也许介于两者之间吧!我认为自己既开朗有余,又沉稳不足;既想沉默寡言,又不甘寂寞。这样,也许别人也会说假深沉、扮酷,真是没办法!只好用“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来搪塞。 大海的浪花也有澎湃的时候,群峰的走势也有起伏的时候,为什么个性就必须遵守那所谓的束缚? 个性的色彩多样,才会创造出五彩缤纷的世界;个性的色彩多样,才知道你、我之间除了面部的差异之外,还存在着许许多多的不一样。 如果有一天,你走在繁华的闹市之中,看到那高耸入云的大厦,完全是一个模式,你是否会苦恼?那千人一面的感觉,你是否感到悲哀?人们如果都板着面孔,抑或嘻嘻哈哈,你是否会叹息?只有个性的张扬才体现出社会的多彩。而那些试图改变别人性格的人,岂不是忧天的杞人吗? 因此,我们需要个性的张扬,我们呼唤个性的张扬! 因为它有大海的深邃。 因为它有山峰的起伏。 因为它也有驼铃的悠扬。
【以个性为题的议论文二】
个性如月光,柔和才美丽;个性如晚霞,绚丽才美丽;个性如晨雾,朦胧才美丽。 纵观历史,还看今朝,不论是古人还是现代人,都离不开个性。李白的个性让人琢磨不透,给人一种豪放的感觉,正因为他与众不同地个性才令世人记住了他,记住了“李白”这个名字。屈原的满脑奇想,问天索地,最终他投身汨罗江;王昭君却甘心远嫁匈奴,终逝他乡。他们的选择充分体现出他们各自的个性。说起与众不同的个性,现代科学家钱学森和现代建筑学家梁思成也略高一筹。钱学森对社会上的一些不正之风,采取坚决抵制的态度。他把一些世俗之人追求的金钱、地位看得比清水还淡。最重要的是钱学森面对国外的优厚条件和国内的贫穷落后,毅然选择了自己的国家,这体现了钱学森的那颗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 至于梁思成,他更是拥有别人难以想象的个性,在他眼里,古建筑永远是有生命的物体,是活生生的存在的。当梁思成得知日本的名城奈良将要在炮火下顷刻之间灰飞烟灭时,他冷静下来,他的理性战胜了仇恨,他做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决定——要尽全力保护奈良,他说:“建筑是社会的缩影,民族的象征,但决不是某一民族的,是全人类的结晶。”终于,文化的永恒价值取代了战争的非理性,奈良得到了保护。或许,许多人都不理解他们的做法,唯一可以解释的是:他们因个性而永垂不朽! 不止是人,大自然的一些景物也拥有它们独特的个性。高峰峻骨,鼎足而立的黄山,倏来倏去的云,扑朔迷离的雾,绮丽多彩的霞光,雪浪滚滚的云海。略无缺处,重岩叠嶂的三峡。正是因为它们的个性,才使它们招来了许多文人墨客,诗人词人,才使世人记住它们的名字。正是因为它们独特的个性,才让它们更加的美丽。
【以个性为题的议论文三】
人生就好比平静的大自然,在这儿,草木缓慢生长,人以适合自己的生长方式成长。而在自然生长过程中呈现出的独特个性差异,形成了多样性的世界。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什么样的个性造就什么样的人生,个性就像人生的催化剂,使人生宕荡起伏,丰富多彩。 个性启迪人生。朋友,你是否曾为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而烦恼?曾经有这么一个人,他出身显赫并就读于哈佛大学。第二学年时,他迷上了软件开发,于是不顾家庭阻挠和校方劝解放弃了当时人们梦寐以求的法律专业。虽然不再有校园中那优厚的条件和先进的设备,但他坚持自我的个性,找到了正确的自身定位,努力向软件开发业发展,为光明的前途开辟了康庄大道。他就是微软大亨—比尔·盖茨。 个性丰富人生。在当今社会,台湾作家李敖,可称得上是一位标新立异,个性十足的人了。2003年,他投笔从政,并成功当选了台北市的立法委员。在议政期间,他曾用扔鞋子,送玩具给立法机构主席这些独具个性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政见的不满。人们乍一看,这似乎有些无理取闹。其实不然,对于台湾过度泛滥的虚假民主,是需要有像李敖这样的人出来鞭挞。在担任立法委员期间,李敖一心为市民服务,解决了市民诸多的问题,深受人们的喜爱与称颂。李敖正是用这种特立独行的方式成功地批判了泛滥的政治并深受人们的爱戴,为百姓谋福址,使自己的人生由作家上升到政治家的高度,实现了人生的突破,丰富了人生的内涵。 个性成就人生。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发展史上,陶渊明又是一位遗世独立,特立独行的人物。在政治黑暗,百姓温饱难以解决的年代,他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放弃了一份稳定的工作,而去归隐耕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我不愿随波逐流”。于是,他写下了流芳百世的佳作《归园田居》、《归去来兮》……从而在文学史上成为一位泰斗人物,为后人所尊敬。而他那独特的个性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文人,如蒲松龄、鲁迅、朱自清等。可见,个性不仅能成就自我的人生,对他人的人生也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并促使传统文化健康向上发展。 个性对人生可谓是至关重要,它不仅能启迪我们的人生,还能丰富,成就人生。相信只要我们成功运用好自我的个性,使之为人生理想服务,就一定能开辟出属于我们自己的美好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