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斯·巴斯德（公元1822-1895年），法国微生物学家、化学家。他研究了微生物的类型、习性、营养、繁殖、作用等，奠定了工业微生物学和医学微生物学的基础，并开创了微生物生理学。循此前进，在战胜狂犬病、鸡霍乱、炭疽病、蚕病等方面都取得了成果。英国医生李斯特并据此解决了创口感染问题。从此，整个医学迈进了细菌学时代，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人们的寿命因此而在一个世纪里延长了三十年之久。……去百度百科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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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由来:1973年8月23日，两名有前科的罪犯 Jan Erik Olsson与Clark Olofsson，在意图抢劫瑞典斯德哥尔摩内最大的一家银行失败后，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在警方与歹徒僵持了130个小时之后，因歹徒放弃而结束。然而这起事件发生后几个月，这四名遭受挟持的银行职员，仍然对绑架他们的人显露出怜悯的情感。本案因歹徒放弃而结束，然而所有的被害者在事后都表明并不痛恨歹徒，并表达他们对歹徒非但没有伤害他们却对他们多所照顾的感激，并对警察采取敌对的态度，事后，更有进者，被绑架的人质中有一名女职员克丽斯蕬汀(Christian)竟然爱上欧陆森并与他订婚这两名抢匪劫持人质达六天之久，在这期间他们威胁受俘者的性命，但有时也表现出仁慈的一面。在出人意表的心理错综转变下，这四名人质抗拒政府最终营救他们的努力。研究者发现到这种综合症的例子见诸于各种不同的经验中，从集中营的囚犯、战俘、受虐妇女与乱伦的受害者，都可能发生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经验。什么样的人会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又称为人质情结，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据心理学者的研究，情感上会依赖他人且容易受感动的人，若遇到类似的状况，很容易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通常有下列几项特征：人质必须有真正感到绑匪（加害者）威胁到自己的存活。 在遭挟持过程中，人质必须体认出绑匪（加害者）可能略施小惠的举动。 除了绑匪的单一看法之外，人质必须与所有其他观点隔离（通常得不到外界的讯息）。 人质必须相信，要脱逃是不可能的。 而通常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会经历以下四大历程：恐惧：因为突如其来的胁迫与威吓导致现况改变。 害怕：笼罩在不安的环境中，身心皆受威胁。 同情：和挟持者长期相处体认到对方不得已行为，且并未受到‘直接’伤害。 帮助：给予挟持者无形帮助如配合，不逃脱，安抚等；或有形帮助如协助逃脱，向法官说情，一起逃亡等。
据外媒报道，水是自然界中最丰富却又最不为人所知的液体。它表现出许多科学家仍难以解释的奇怪行为。大多数液体温度越低密度越大，而水的密度在39华氏度（略高于冰点）时最高。这就是为什么冰会浮到饮水杯的顶部，而湖泊则是表面以下的位置会结冰从而让海洋生物能在寒冷的冬天生存。 水还具有异常高的表面张力进而使昆虫能在其表面行走，另外还具有巨大的存储热量的能力从而使得海洋保持稳定的温度。 现在，一个由来自美能源部SLAC国家加速器实验室、斯坦福大学和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研究人员组成的团队首次直接观察到，当水分子被激光激发时水分子中的氢原子是如何拉动和推动邻近的水分子的。他们的研究结果发表已于当地时间8月25日发表在《自然》上。这项研究揭示了可能支持水的奇怪属性的微观起源的关键方面的影响，并可能让人们更好地理解水是如何帮助蛋白质在生物体内发挥作用的。 “尽管这种所谓的核量子效应被假设为许多水的奇怪性质的核心，但这个实验标志着它首次被直接观察到，”这项研究的论文合作者、斯德哥尔摩大学化学物理学教授Anders Nilsson说道，“问题是，这种量子效应是否可能是描述水异常特性的理论模型中缺失的一环。” 每个水分子包含一个氧原子和两个氢原子，一个分子中带正电的氢原子和相邻分子中带负电的氧原子之间的氢键网将它们连接在一起。这种复杂的网络是水的许多令人费解的特性背后的驱动力，但直到最近，研究人员还无法直接观察水分子是如何跟它的邻居相互作用的画面。 “氢原子的低质量突出了它们的量子波行为，”合作伙伴、SLAC斯坦福脉冲研究所科学家Kelly Gaffney表示，“这项研究首次直接证明，氢键网络对能量脉冲的响应关键取决于氢原子间距的量子力学性质。长期以来，它被认为是水及其氢键网络的独特属性的原因。” 到目前为止，由于氢键的运动是如此得微小和快速，要进行这样的观察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挑战。然而现在这个实验使用SLAC的MeV-UED克服了这个问题，MeV-UED是一种高速的“电子摄像机”，它通过向样品散射强大的电子束来探测分子的细微运动。 该研究小组创造了100纳米厚的液态水射流--约是人类头发宽度的1000倍--并用红外激光使水分子振动。然后，他们使用MeV-UED产生的高能电子短脉冲轰击这些分子。 这产生了高分辨率的分子原子结构变化的快照，它们串在一起以形成一个定格动画电影，这展示了水分子网络如何对光作出反应。 这些快照聚焦于三个水分子组成的一组，其揭示了当一个激发态的水分子开始振动时氢原子将邻近水分子中的氧原子拉得更近，然后使用新发现的强度将它们推开以扩大分子之间的空间。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研究人员一直试图利用光谱学技术来了解氢键网络，”前SLAC科学家、现任中国清华大学教授的Jie Yang说道，“这个实验的美妙之处在于，我们第一次能够直接观察这些分子是如何运动的。” 研究人员希望利用这种方法来深入了解氢键的量子性质以及它们在水的奇异性质中所起的作用、这些性质在许多化学和生物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 “这真的为研究水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SLAC科学家和论文研究合作者Xijie Wang指出，“现在我们终于可以看到氢键的运动，我们想把这些运动跟更广阔的图景联系起来，这可能会阐明水是如何导致地球上生命的起源和生存的并为可再生能源方法的发展提供信息。”
西方哲学中国化是一个崭新的命题,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提出一种新的理论,更在于为西方哲学研究提出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西方哲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西方哲学论文 范文 一：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
论文摘要：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是他全部认识论哲学的起点，也是他“普遍怀疑”的终点。他从这一点出发确证了人类知识的合法性。也就是说：笛卡尔是唯心主义者，但并不是从此命题看出来的，我思故我在并不是唯心命题，而是纯粹认识论的内容。说笛卡尔是唯心论者是纵观他的哲学体系而得出的结论，而并不是从这一命题既不是唯物也不是唯心 。“当我怀疑一切事物的存在时，我却不用怀疑我本身的思想，因为此时我唯一可以确定的事就是我自己思想的存在”。我无法否认自己的存在，因为当我否认、怀疑时，我就已经存在!所以，否认自己的存在是自相矛盾的。而否认和怀疑是一种思考活动，所以他说，我思故我在。并非是平时所说的“我思考，故我存在!
关键字：笛卡尔 我思故我在 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 哲学思想 文艺复兴 要了解笛卡尔的哲学思想必然先得了解其人的生平。笛卡尔简介：
勒奈·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另译笛卡儿，1596年3月31日生于法国土伦省莱耳市-1650年2月11日逝于瑞典斯德哥尔摩)，法国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他对现代数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将几何坐标体系公式化而被认为是解析几何之父。他还是西方现代哲学思想的奠基人，他的哲学思想深深影响了之后的几代欧洲人，创立了“欧陆理性主义”(ContinentalRationalism)哲学。 生平笛卡儿出身于一个地位较低的贵族家庭，父亲是布列塔尼议会的议员。在他8岁时笛卡儿就进入拉夫赖士(La Fleche)的耶稣会学校接受 教育 ，受到良好的古典学以及数学训练。1613年到巴黎学习法律，1616年 毕业 于普瓦捷大学(Université de Poitiers)。毕业后笛卡儿决心游历欧洲各地，专心寻求“世界这本大书”中的智慧。因此他于1618年在荷兰入伍，随军远游。1621年笛卡儿退伍，并在1628年移居荷兰，在那里住了20多年。在此期间，笛卡儿专心致力于哲学研究，并逐渐形成自己的思想。他在荷兰发表了多部重要的文集，包括了《 方法 论》、《形而上学的沉思》和《哲学原理》等。1649年笛卡儿受瑞典女王之邀来到斯德哥尔摩，但不幸在这片“熊、冰雪与岩石的土地”上得了肺炎，并在1650年2月去世。 1663年他的著作在罗马和巴黎被列入禁书之列。1740年，巴黎才解除了禁令，那是为了对当时在法国流行起来的牛顿世界体系提供一个替代的东西。说Rene Descartes(笛卡尔)是法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大概也不过分。德国存在哲学大家Heidegger(海德格尔)曾说：“自从Leibniz(莱布尼兹)以来，德国思想界所达到的，Descartes的基础理论的(各种)主要发展(变化)，丝毫没能超越这个基础理论，而恰恰展开了它形上学的广度，而为十九世纪创造了前提。但是，在笃信 经验 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人们眼里，Descartes却有一个致命的把柄被人抓在手里，那就是他那句回荡了几个世纪的 名言 ：“我思故我在”。这句被Descartes当作自己的哲学体系的出发点的名言，在过去的东欧和现在的中国学界都被认为是极观唯心主义的总代表，而遭到严厉的批判。很多人甚至以“存在必先于意识”、“没有肉体便不能有思想”等为论据，认为Descartes是“本末倒置”、“荒.唐可笑”。我们读书论坛就有一位网友特意为自己起了“我在故我思”的笔名，以示对唯物主义的坚定信念。
笛卡尔的主要科学哲学思想：笛卡尔的哲学开始与科学，他是一位伟大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在天文学上也有很深的造诣。笛卡儿对数学最重要的贡献是创立了解析几何。笛卡儿成功地将当时完全分开的代数和几何学联系到了一起。在他的著作《几何》中，笛卡儿向世人证明，几何问题可以归结成代数问题，也可以通过代数转换来发现、证明几何性质。笛卡儿引入了坐标系以及线段的运算概念。笛卡儿在数学上的成就为后人在微积分上的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后者又是现代数学的重要基石。在物理学方面，笛卡儿也有所建树。他在《屈光学》中首次对折射定律提出了理论论证。他还解释了人的视力失常的原因，并设计了矫正视力的透镜。力学上笛卡儿则发展了伽利略运动相对性的理论，强调了惯性运动的直线性。笛卡儿发现了动量守恒原理。他还发展了宇宙演化论、漩涡说等理论学说，虽然具体理论有许多缺陷，但依然对以后的自然科学家产生了影响。
笛卡尔之思与在。(cogito，“意识”或“语言”)(being，“ 有”或“是”)?“思”外之“在”是否只是“思”为自身所建构的逻辑基础和合理性根据?如果“思”外有“在”，它如何在“思”中显现、如何被言说?如果“思”外无“在”，我们的意识为何能自觉到自身的非自足性而去寻索一个“思”外的存在论基础?如同康德所言人性中潜存着形而上学的本能冲动，言说不可言说者成为哲学的千古悖论。古代哲学撇开其显现方式而直接断言终极实在，笛卡尔则居于二者之中。人们一般认为笛卡尔确立了人类理性而摧毁了上帝的权威。的确，笛卡尔之后的很多西方近现代哲学家只能在自明的意识范围内谈论“在”的问题，但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的副标题是：“展示上帝的存在和人的灵魂与身体的差异”。他在第三、第五沉思中以“上帝”的名号探讨终极之“在”，这种探讨与第一、第二沉思的反独断论相结合，形成了全新的现象学存在之思。当笛卡尔确立了近现代哲学的自明性原则而步入自我学之后，他没有像其后继者一样停留在那里，而是很快跨越了出来。
在此，笛卡尔所走的第一步是把近现代哲学引上自我主体的路向，这一步的任务是清除独断的终极实体和上帝存在的问题。“我一直认为上帝和灵魂这两个问题，应该是借助于哲学的论证而不是神学的论证去阐明的基本问题。”(Descartes，1986，p. 3)如同黑格尔所评说的，怀疑一切是笛卡尔哲学的第一要义。现在让我们追寻一下笛卡尔式的怀疑的思路。笛卡尔按照认识的顺序而怀疑，笛卡尔首先揭示了感官的欺性：“有时候塔从远处看是圆形的，而从近处看则是方形的„„我发现外知觉的判断是错误的„„任何我曾经认为在我清醒时所拥有的感性经验，我都同样可以在睡梦中拥有。”(Descartes，1986，p. 53)笛卡尔花了较大的篇幅讨论睡梦的问题。经验实在论认为我们通过感觉经验可以达到客体实在，认为一旦我们感觉了，我们就是感觉到了某种引起我们感觉而又处于感觉之外的对象客体。但我们每个人都在睡梦中感觉过并不具有实在性的东西，尽管在梦中我们坚信其实在性。对梦的思考给东西方哲学大师们以极大的启示。“庄周梦蝶”更是逼近本体论思考：人们皆以为庄周为现实，蝴蝶为梦，庄子反问之，为何不能是蝴蝶为实而庄周为梦?“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还是“蝴蝶之梦为周与”?笛卡尔和庄子一样，也认为从意识的直观性而言，笛卡尔说：“于是我决定把一切曾经进入我的心智的事物都认为并不比我梦中的幻觉更为真实。”而追问“无”，即是言说不可言说者。在逻辑和语言终止之处，维特跟斯坦的“神秘”、海德格尔的“诗”开始进入哲学话题。笛卡尔顺着安瑟伦的思路进入信仰之思而探讨终极的“在”，也就有着逻辑的必然。笛卡尔没有直接强言不可言说的“无”，而是通过描述剖析“有”的非自足性而间接地言说“无”，因此他的终极之思亦是现象学之思。 笛卡尔的哲学思想更让他运用于自然科学之中，然后又相互理解由此及彼。他从逻辑学、几何学和代数学中发现了4条规则：
1. 绝不承认任何事物为真，对于我完全不怀疑的事物才视为真理;
2. 必须将每个问题分成若干个简单的部分来处理;
3. 思想必须从简单到复杂;
4. 我们应该时常进行彻底的检查，确保没有遗漏任何东西。
笛卡儿将这种方法不仅运用在哲学思考上，还运用于几何学，并创立了解析几何。笛卡儿第一步认为怀疑就是出发点，感官知觉的知识是可以被怀疑的不能信任我们的感官，所以他不会说“我看故我在”、“我听故我在”。 从这里他悟出一个道理：我们不能怀疑“我们的怀疑”意指 我们无法怀疑的，是我们正在“怀疑”这件事的“怀疑本身”，只有这样才能肯定我们的“怀疑”。 而当人们觉得理所当然或习以为常，他却感到疑惑，由此他推出了著名的哲学命题――“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 笛卡儿将此作为形而上学中最基本的出发点，从这里他得出结论，“我”必定是一个独立于肉体的、在思维的东西。笛卡儿还试图从该出发点证明出上帝的存在。 笛卡儿认为，我们都具有对完美实体的概念，由于我们不可能从不完美的实体上得到完美的概念，因此有一个完美实体――即上帝――必定存在。 从所得到的两点出发，笛卡儿继续推论出既然完美的事物(神)存在，那么我们可以确定之前的恶魔假设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一个完美的事物不可能容许这样的恶魔欺人们，因此我们可以确信“这个世界真的存在”，而且数学逻辑都应该是正确的。现实世界中有诸多可以用理性来察觉的特性，既它们的数学特性(如长、宽、高等)，当我们的理智能够清楚地认知一件事物时，那么该事物一定不会是虚幻的，必定是如同我们所认知的那样。
虽然笛卡儿证明了真实世界的存在，他认为宇宙中共有2个不同的实体，既思考(心灵)和外在世界(物质)，两者本体都来自于上帝，而上帝是独立存在的。他认为，只有人才有灵魂，人是一种二元的存在物，既会思考，也会占空间。而动物只属于物质世界。
笛卡儿强调思想是不可怀疑的这个出发点，对此后的欧洲哲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思故我在 所产生的争议在于所谓的上帝存在及动物一元论(黑猩猩、章鱼、鹦鹉、海豚、大象 等等都证实有智力)，而怀疑的主要思想，确实对研究方面很有贡献。
因为一个完美的事物不可能容许这样的恶魔欺人们，因此我们可以确信“这个世界真的存在”，而且数学逻辑都应该是正确的。现实世界中有诸多可以用理性来察觉的特性，既它们的数学特性(如长、宽、高等)，当我们的理智能够清楚地认知一件事物时，那么该事物一定不会是虚幻的，必定是如同我们所认知的那样。虽然笛卡儿证明了真实世界的存在，他认为宇宙中共有2个不同的实体，既思考(心灵)和外在世界(物质)，两者本体都来自于上帝，而上帝是独立存在的。他认为，只有人才有灵魂，人是一种二元的存在物，既会思考，也会占空间。而动物只属于物质世界。
这种终极存在的观念，不可能来自于外在经验，也不可能来自于自我的创造，因此追寻终极观念的来源，“唯一的可能性选择就是它被天赋在我的心灵中”。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笛卡尔的这段话：“我用‘上帝’这个词来指其观念存在于我心中的那个‘在’，我无法达到这种‘在’所拥有的所有完善性，但却能以某种方式在我的思维中达到它。”
参考文献
罗素《西方哲学史》
刘华《存在哲学》
King，Magda，2001《剑桥名人史》
西方哲学论文范文二：西方哲学史论文——东西方哲学比较浅谈
从古希腊先哲们开始，西方哲学就建立在严密的逻辑分析推理的基础上，这种层层递推的思维必然导致数学的发达，于是毕达格拉斯主义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西方哲学的中流砥柱，西方人思维的特点，逻辑性强、规则性强、进攻性强、思维严密、对自然知识和终极真理的追求有无法遏制的狂热等无一不是由此衍生出来的。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哲学恰恰相反，在漫长的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把儒学、道学、佛学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安静、圆通、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追求心灵的不断净化，最终达到出于宇宙融于宇宙的境界。冯友兰先生说“中国的哲学家不需要科学的确定性，因为他们想知道的只是自己;同样的，中国哲学家不需要科学的力量，因为他们想征服的是自己的心灵。对他们而言，智慧的内容不是知识，其功能也不在于增加自己的财富。”
简言之，西方哲学的目的在于增加积极的知识，东方哲学的目的在于提高心灵的境界。前者必然以不断的发展、不断的扩张、不断的进攻、不断的破坏来达到目的，以无法遏制的欲望作为推动自身发展的唯一动力;后者强调适可而止、物极必反、和谐静谧、天人合一，以知足长乐为座右铭。
古希腊哲学对西方世界最大的影响莫过于留下了逻辑概念，这一点正是我们，中国的科技工作者，今天所羞愧的，因为我们的老祖宗并没有这个遗产。然而这种严密的逻辑概念又怎样呢?其基础不过是同一率(A是A)、矛盾率(A不是非A)和排中率(A不能既是A又是非A，也不能即不是A又不是非A)，这一理论对西方人影响之深以至于他们无法理解“X既是A又是非A”，并且对逻辑的追求也一发不可收。中国哲学里占主导地位的是与西方相反的悖论，即不追求清晰的逻辑关系，对混沌状态的接受程度比较高。西方哲学把重点放在思想上，指望通过不断的逻辑推理找到终极真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呢?究其原因就让我们从东西方哲学的产生条件进行对比：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产生的阶段，产生的过程也许不是明朗的，相反却有可能是模糊不清的。这就需要去探寻事物产生的源头，从头开始，厘清事物发展的脉络并且试图预期事物的未来发展，哲学也不例外。在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中，古希腊是不能抛开的一个必经环节，古希腊哲学就是西方哲学的源头。西方哲学起源于古希腊，并且经历过古希腊哲学、__哲学、近代哲学、现代哲学等阶段，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西方哲学所关注的哲学问题也在不断地变化，先后出现近代哲学和现代哲学的两次转向，近代西方哲学所探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认识论方面，而现代西方哲学则开始向人本主义转变(当代的哲学特征并不明显，以后现代命名的宽泛的 文化 更分布在文艺批评、人类学以及一些边缘的问题研究，但仍然处于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阶段)，尽管在古希腊之后的西方哲学发展不尽相同，但其承继的仍然是古希腊的哲学精神——都表现为对各种现象之后的原因的关注和对确定性的追求;而中国哲学的产生，并不象西方哲学那样可以找到明确的起点，也没有出现类似古希腊早期的哲学家试图截然与传统分开或创立新的传统。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哲学是从《易经》开始甚至可以上溯到更早的阴阳五行等观念，而此后中国哲学、科学的发展以及理论依据往往都来自于这些传统观念。纵观整个中国哲学，各种学说的前后相继性很明显，各个学派所讨论的问题虽然有所不同，但是主要都集中在政治伦理方面，即都表现为对人的关怀和规范。
哲学的产生需要一定的自然、社会和经济条件，作为西方哲学初始阶段的古希腊哲学如此，中国哲学也不例外。但是由于古希腊典籍的缺乏，资料不齐全，所流传下来的往往是一些传记学家或者是哲学家的零碎记载形成的残篇，这对于全面了解古希腊哲学家的思想以及中西哲学的对比有很大限制。以下所进行的主要是古希腊哲学和中国哲学的产生之初的条件对比，以此试图揭示中西方哲学在源头之处的不同，从而更好地理解两个哲学的方向和发展，最终达到两者相互的交流和融合：
第一，自然条件：古希腊境内多山，不具备农耕的条件，没有如同多数文明古国那样有丰饶的土地，但是却适合 种植 果树，其尤为盛产的是葡萄和橄榄，其生产的葡萄酒和橄榄油多数用于对外出口，因此从根本上说，古希腊还是农本经济，而不是一些学者所认为的商品经济。在陆路交通不畅和不具备如同中国那样农耕条件的情况下，古希腊的经济要发展必须利用它的良好的海岸线，大力发展海上贸易，进而才能够通过海上与其他地区交往、交流，互通有无，所以，古希腊在海上贸易过程中形成相对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在与其他地区的经济交往过程中，有机会接触到不同的文明(例如对亚细亚文明和埃及文明等当时先进文明)，学习和汲取它们的文明成果和文化精华，并且对之进行批判、改造和综合，从而形成具有古希腊特色的哲学-科学文化。在自然因素这一条件中，中国的地理环境和古希腊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因为中国与古希腊的自然条件不同，首先，中国有着广袤而丰腴的土地以及便利的陆路交通，农业比较发达，经济的交流主要通过内陆各个国家(甚至只集中在几个诸侯国)之间的互通有无，而不必也难以(因为尽管中国也有漫长的海岸线，但是太平洋在当时的航海条件下是无法跨越的)通过海上贸易交往来实现经济发展。其次，在古代，由于交通条件的限制，同一地域的文化往往具有相似性，例如在中国的周边国家的文化要么没有根本区别(如印度文明)，要么是中国文化的“文化卫星国”，虽然在具体表现上有所不同，但在本质上都是面向自身的“内在文化”，这样的外在条件使中国文化的视野被限制在一个类似的传统环境当中，成为一种内向型文化。再次，中国的文化是当时的先进文化，先进文化往往难以接受和认同落后文化，而落后文化却能较好地接受、认同先进文化(如古希腊、日本等)，因而，在这种诸多的自然条件影响下，造成古代中国与其他不同的文明交往较少，进而引进其他文明的先进文化也较少，从而形成了独特的、稳定的和完善的文化结构。这些自然条件使中国哲学的特征表现为一种封闭的自我发展，具有稳定性。
第二，社会条件：由于古希腊自然因素的阻隔使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难以形成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各个城邦被自然而然地隔离开来，这也就有利于各个城邦独立自由发展，多种政体在相对独立的情况下依照城邦的实际情况不同而出现，并且创造了诸多形式的政体，有僭主制、寡头制、贵族制、共和制、民主制、君主制等形式。这种状况“实在得益于这一地区在一定生产力水平以及希腊人政治组织能力下的相对割裂的地理环境”。在多样性的环境里能促进相互之间的比较和思考，人们的思想也呈现出多样化，激发人的批判精神和创造能力，也有利于在相互比较中形成新、更正确的认识。另一方面，在一些较为宽松的城邦里形成了古希腊著名的民主制，这种民主制总体上为哲学的产生提供了社会条件，因为在民主制度下，自由思想和相互 辩论 可以允许合法存在，它允许甚至保护公民自由思想的权利，有利于使一些背离传统的或与时下流行的思想得以产生和发展，甚至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一些权贵常常邀请一些“社会名流”进行聚会、探讨，极大地促进思想的多样性，一部分人试图开辟另一些道路或者对传统进行批判——而不是简单继承，用于提出自己的观点，在这种自由的环境下，对传统(主要是巫术和神话)采取超越成为可能，由此形成古希腊哲学的新的传统：超越传统。
因此古希腊哲学具有科学精神和不断超越的特点，因此城邦制和民主制为古希腊哲学的产生创造了必要的社会环境。在中国，虽然较早形成中央集权的国家，有利于经济的迅速发展，但是由巫术、仪式直接继承下来的敬天、祭祖的传统思维，在宗法制度的制约下，产生了以家庭为中心，注重人与人的关系以求得身心内外谐调的价值取向，在大一统的国家内形成具有自身的特点的中国文化，并通过国家权力来强力推行，使思想传统较早形成和比较一致。另一方面，较严厉的思想钳制使思想自由被限制在狭窄的范围内(尽管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中国哲学的繁荣时期，但是这已经是在传统定型的前提下继承下的发展)，能够进行讨论、研究和辩论的空间较小，多数思想家把传统思想当作政治行为、礼仪和道德规范的主要来源，使中国哲学整体朝向伦理(政治)的方向进一步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的观点虽然不尽相同，但是都无法超越传统，都是在传统所限定的范围内展开，他们的学说也试图从古代的 传说 和古籍中寻求证明，用以支持自己的学说，这也表明了中国哲学对传统的态度并不是采取积极的批判，而是继承和诠释，这种态度被强化成为中国哲学的主流：继承传统。
第三，经济条件：社会、经济的日益发展，物质资料日益丰富，使一部分人能够直接脱离物质生产劳动，而从事脑力劳动。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的产生来自于“人生的必需品以及使人快乐安适的种种事务几乎全都获得了以后”因此，在古希腊，探讨政治和哲学在社会经济发展后获得了物质前提，只不过多数人主要思考政治问题，有一部分人则转移了注意力，把对政治体制和政治规范以及对人和社会的关注转向对自然和现象之后的原因的关注，用理性而不是经验去探求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他们惊叹于自然的各种现象的奇妙，“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较重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做成说明”。并试图寻求在各种自然现象后面的非神的、恒定的原因，试图用理论来论证其合理性，注重概念的明晰和逻辑的严密，进而产生古希腊独特的哲学-科学 思维方式 。但在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应当比古希腊时期更为繁荣，可拥有物质满足前提的中国为什么没有如同古希腊那样对自然“惊异”呢?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是中国 传统文化 重视经验的作用。在中国的各种理论当中，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伦理道德都需要具有可实践性，就是哲学也不例外，因此，中国的古代科学一直具有丰富的实用技术和各种发明创造，但却缺乏科学理论资源;另一方面，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士人阶层)也同样处于物质满足的前提下，但是他们在社会地位上并不是独立的，必须依附于权贵，被权贵豢养，因而需要为权贵的争权夺利斗争服务，因此士人关注的焦点放在政治斗争、权利斗争中，而不是如同古希腊的哲学家那样关注自然等对现实“无用之事”。
相反，在古希腊，哲学家与权贵的关系一般来说是平等的，人格是独立的，甚至有的哲学家本身就是贵族，因此可以自由、自主地进行思考。在中国相对例外的是老子和庄子，他们都不是为贵族服务的士人，他们的哲学思想与古希腊的哲学思想也最为相像，都提出了关于本原(甚至更进一步提出“道”的一般性本原的规定性)的观点和较为丰富的辩证法观点，但他们所形成的道家文化并没有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流，反而在中国文化关注人事的大方向决定下，道家最后也变成主要地关注人的生存问题，他们虽然也探讨自然，但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个人的自我修养，而不是找到世界的本原，从而形成与古希腊哲学的不同的发展方向，最后成为一种修身养性的宗教。再次，古希腊哲学把自然当作一种认识对象，而中国从原始神话和原始宗教影响下形成的“天人合一”思想传统以及敬天、孝祖的思想对中国哲学的发展起较大影响，其中的是“敬天”的思想尤为重要，“敬”在于相信和畏惧，也就把天当作一个不可怀疑具有神圣地位的东西，至于这个“天”是神还是其他的什么，在中国传统思想看来是不证自明的，没有必要也不用去关心，所以“天”并没有西方神话和宗教那样的神的巨大力量，也不具备事物本原的至上地位，虽然万事万物都是从“天”产生，但是却需要阴阳变化、五行化生才能产生万事万物，因而没有形成如同古希腊哲学那样的绝对性思维方式。总而言之，中国文化在面对自然事物时，总是避开了对自然现象背后原因的关注，更多地落到现实当中，通过经验解决现实当中出现的问题和对人的行为的规范，古希腊哲学重在“是什么?”，而中国哲学则探讨“怎样做?”。
以上所探讨的是中西方哲学的不同思想比较以及中西方哲学在产生之初的条件的相互对比，从中看出中西方哲学在方向上和方法上的巨大差异，但从对比中找出两者的差异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要找到一个中西方哲学融合的新的立足点、结合点，从而形成一个坚实的基础，实现中西方文化的融合和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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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篇发表在国内高水平期刊上的学术论文中有32.31%的贡献可归功于我国在校研究生。其中，人文社科类期刊中在校研究生的贡献率为14.93%，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低于理工农林类期刊中在校研究生的贡献率(38.74%)和医学类期刊中在校研究生的贡献率(37.75%)，但理工农林类和医学类之间并无显著差异。同时，不同类型机构在校研究生的学术贡献率也有所不同。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985工程”大学的在校研究生学术贡献率(37.22%)明显高于科研院所(35.22%)和一般高校(26.92%)；“211工程”大学的在校研究生学术贡献率(36.48%)和科研院所的在校研究生学术贡献率(35.22%)相当，但均显著高于一般高校(26.92%)。
也可以说是第一作者还是第二作者的区别。第一作者的贡献值自然要比第二作者大。因而论文发表，第一作者的含金量要比第二作者大。
论文贡献，就是定论文 是参考的那些资料。另一个意思，就是论文本身给社会科技帯来的进步。
首先，撰写毕业论文是检验学生在校学习成果的重要措施，也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大学生在毕业前都必须完成毕业论文的撰写任务。申请学位必须提交相应的学位论文，经答辩通过后，方可取得学位。可以这么说，毕业论文是结束大学学习生活走向社会的一个中介和桥梁。毕业论文是大学生才华的第一次显露，是向祖国和人民所交的一份有份量的答卷，是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报到书。一篇毕业论文虽然不能全面地反映出一个人的才华，也不一定能对社会直接带来巨大的效益，对专业产生开拓性的影响。但它总是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一个人的能力与才华，向社会展示自身的价值。撰写毕业论文在学业生涯中是一件值得留恋的事情。论文写作过程中所唤起的对科学研究的极大兴趣，所激发的对科学事业的满腔热情，以及写作中辛勤的耕耘，导师的教诲和拿到学位证书时激动人心的场面等，都会变成美好的回忆，深藏在记亿中。此外，撰写毕业论文是大学生在校学习期间专业考核的重要环节。教学计划规定大学三年级学生要写学年论文，四五年级即将毕业的学生要写毕业论文。1981年全国实行学位制度，规定凡申请学位者，都要提交学位论文。目前，撰写毕业论文制度，不仅在全国高等院校中普遍实行，而且在电大、函大、职工大学、刊授大学等各种形式的高等业余教育中也得到了全面贯彻。实践证明，撰写毕业论文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是保证出好人才的重要措施。其次，通过撰写毕业论文，提高写作水平是干部队伍“四化”建设的需要。党中央要求，为了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领导班子成员应当逐步实现“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个“四化”的要求，也包含了对干部写作能力和写作水平的要求。毛泽东同志指出：“一个革命干部，必须能看能写，又有丰富的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以为从事工作的基础与学习理论的基础，工作才有做好的希望，理论才有学好的希望。”(《文化课本序》。《论语文学习》，人民出版社 1961年)“四化”干部必须是“开拓型”人才，他们应当具备科学研究的能力，发明创造的能力，组织管理的能力，获取信息情报的能力，语言和文字表达的能力，社会活动的能力等等，这些能力的培养和形成都是与写作能力的提高密切相关的。大学毕业生是我国干部队伍的重要来源之一，他们写作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整个干部队伍的素质。目前，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即使是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干部，并不是每个人都具有较高的写作水平的，有的人学理工不学文，有的人学文不撰文，有的人专业能力可能很强，写作能力却很差。有的领导只会动口不会动手，会议报告、草拟文件，甚至一个座谈会讲几句话，都要秘书代劳。这种人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批评的那样“官僚主义，工作不努力，不踏实，不深入基层，不亲自动手，不动脑筋，靠秘书办事，讲五分钟话都要人家写成稿子照着念，有时还念错了。这是思想懒惰。”(《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页)要解决这一问题，除了端正思想路线，克服懒汉思想和官僚主义之外，力、法之一，就是帮助干部学习写作知识和进行写作练习，提高他们的写作水平，这是实现干部队伍“四化”的一项不容忽视的重要任务。从而也对加强大学生的毕业论文写作，提高写作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再次，提高大学生的写作水平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在新的历史时期，无论是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技知识和科学管理方法，还是培养社会主义新人，都要求我们的干部具有较高的写作能力。在经济建设中，作为领导人员和机关的办事人员，要写指示、通知、总结、调查报告等应用文；要写说明书、广告、解说词等说明文；还要写科学论文、经济评论等议论文。在当今信息社会中，信息对于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发挥着愈来愈大的作用。写作是以语言文字为信号，是传达信息的方式。信息的来源、信息的收集、信息的储存、整理、传播等等都离不开写作。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一方面要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社会主义的新人新事，宣传共产主义理想，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国人民。另一方面要批评和抵制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更新陈腐的观念和旧的思维方式，揭露新形势下出现的各种阻碍改革开放的不正之风和腐败丑恶现象，还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科学文化教育事业，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这就要求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不但自己会写文章，而且懂得修改别人的文章，指导群众性的写作活动。大学生要写好毕业论文，努力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让写作这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工具在今后的工作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既是探讨问题进行学术研究的一种手段，又是描述学术研究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工具。它包括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学位论文、科技论文、成果论文等。
2020年12月24日，《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抽检办法（试行）》提出，本科毕业论文抽检每年进行一次，抽检比例原则上应不低于2%
关键词定义
关键词是从论文的题名、提要和正文中选取出来的，是对表述论文的中心内容有实质意义的词汇。关键词是用作计算机系统标引论文内容特征的词语，便于信息系统汇集，以供读者检索。每篇论文一般选取3-8个词汇作为关键词，另起一行，排在“提要”的左下方。
主题词是经过规范化的词，在确定主题词时，要对论文进行主题分析，依照标引和组配规则转换成主题词表中的规范词语。（参见《汉语主题词表》和《世界汉语主题词表》）。
就是你的论文，在学术上做了哪些有意义有价值的研究
让学生把四年所学的东西都浓缩到这一篇文章中去，对学生综合能力和实际运用能力的一个考察，不能轻视，也不要忽略，认真对待也是会有很大收获的。是带有一定的学术性质的。
学生的毕业论文是大家再习以为常的一件事情了，在这个过程中有紧张，有愤怒，有低落各种情感都参杂了在一起。对于他们来说，顺利通过学校论文检测系统是最最愉快的一件事情了。
那这些这些毕业论文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呢，有什么意义呢？第一点，毕业论文是需要每个学生独立的去完成的，是一篇具有深刻的总结性的学位文章。换种说法就是，文章的创作方向在一定的相关范围内的针对性的研究的。这样的话，对于那些毕业生而言，学校对文章的论文检测重复率的要求又不会低的，就好比你是对于毕业生而言，知网检测系统的要求也不会低。比如说，你的汉文学系的，那就只能对这一领域的某个范围来选题研究。
毕业论文不是散文美文，简简单单的叙述就可以的，不能凭借自己的喜好随意的记录，它是具有一定的研究性的。如此一来，毕业论文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是带有一定的学术性质的，当你提出一个具有研究性的观点的时候，就需要我们有充分的论据去证明。除了这些之外，高质量的文章还要有一定的贡献意义和价值。
其实毕业时要撰写的论文是去让学生把四年所学的东西都浓缩到这一篇文章中去，对学生综合能力和实际运用能力的一个考察，不能轻视，也不要忽略，认真对待也是会有很大收获的。
提起一杆金笔，写一篇好文，轻轻松松通过学校的论文检测系统，未来是美好的。
因为这确实是一篇非常精彩的论文，里面引经据典，特别的有逻辑，并且可以很好的进行分析，可以很好的进行理解。
李斯，战国时楚国上蔡人，是著名思想家荀子的弟子。后辅助秦始皇统一中国，官至丞相，定郡县制，焚书坑儒，以小篆为标准统一文字。秦始皇死后，李斯听从赵高阴谋，矫诏杀太子扶苏，立胡亥。秦二世继位后，赵高专权，污蔑李斯谋反，李斯受五刑而死于咸阳，夷灭三族。 李斯，字通古。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县）人，是秦朝著名政治家， 在我国历史上声名显赫，功绩卓著。他年轻时当过小穷，后拜荀子为师，学习帝王之术、治国之道。学业完成以后，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楚国不足事，而六国皆弱”，唯有秦国具备统一 天下，创立帝业的条件，于是他决定到秦国去施展自己的才能与抱负。 公元前247年，李斯来到秦国，先在秦相吕不韦手下做门客， 取得吕的信任后，当上了秦王政（嬴政，即秦始皇）的近侍。李斯利用经常接近秦王的机会，给秦王上了《论统一书》，劝说秦王抓紧“万世之一时”的良机，“灭诸侯成帝业”，实现“天下一统”。 秦王政欣然接受了李斯的建议，先任命他为长史，后又拜为客卿， 命其制定吞并六国，统一天下的策略和部署。 公元前237年，秦国宗室贵族借口韩国水工郑国在秦搞间谍活动事件，即利用修水利工程（郑国渠）消弱秦国国力，要求秦王下令驱逐六国客卿，李斯也在被逐之列。李斯在被逐离秦途中，写了《谏逐客书》，劝秦王收回成命。他在《谏逐客书》中，列举大量历史事实，说明客卿辅秦之功，力陈逐客之失，劝秦王为成就统一大业，要不讲国别，不分地域，广集 人才。秦王看了《谏逐客书》深受感动，立即取消了逐客令，并恢复了李斯的官职，不久又提升了他当廷尉。《谏逐客书》不仅是具 有重要价值的历史文献，而且也是一篇胎炙人口的代秀文章。鲁迅先生曾说：“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 李斯重新受到秦王政的重用后，他以卓越的政治才能和远见， 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佐助秦王政制定了吞并六国，实现统一的 策略和部署，并努力组织实施。结果仅仅用了十年的时间，就先后灭了六国，于公元前221年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 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第一次完成了统一大业。 秦朝建立以后，李斯升任丞相。他继续辅佐秦始皇，在巩固秦朝政权，维护国家统一，促进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等方面屡建奇 功。他建议秦始皇废除了造成诸侯分裂割据、长期混战的分封制， 实行郡县制。把全国分为36郡（后增加到41郡），郡下设县、乡，归中央直接统辖，宫吏由中央任免。在中央设三公、九卿，分职 国家大事。这一整套封建中央集权制度，从根本上铲除了诸侯王国分裂割据的祸根，对巩固国家统一，促进社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所以，这一制度在秦以后的封建社会里一直沿用了近两千年。 秦统一后，由于过去各诸侯国长期分裂割据，语言、文字有很大差异， 对于国家的统一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极端不利。李斯及对地向秦始皇提出了统一文字的建议，并亲自主持这一工作， 他以秦国文字为基础，废除异体字，简化字形，整理部首，形成 了笔画比较简单、形体较为规范，而且便于书写的小篆（也称秦篆和斯篆），作为标准文字。他还亲自用小篆书写了一部《仓颉篇》，作为范本，推行全国。小篆的出现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 鲁迅先生说，李斯在我国文学史上是有“殊勋”的。今人遗憾的是，斯手书已汛大多散失。现在，中国历史博物馆还收藏有李斯亲书的琅玡刻石，山东泰山岱庙现存有李斯篆书的秦二世诏书刻石的残片，这些刻石虽己严重残损，但它是我国已发现的最早文字刻石，实为稀世珍宝。李斯还在统一法律、货币、度量衡和车轨等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做出了重大贡献。 此外，人们所熟知的“焚书坑儒，也是李斯建议为打击儒生以古非今、诽谤朝政的倒行逆施，为巩固中央集权所采取的非常 措施。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无积极作用，但它毕竟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次大浩劫，对我国秦以前文化典籍的破坏是极其严重的。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死后，李斯为保全自己的既得利益， 附和赵高伪造遗诏，立少子胡亥为帝，赵高篡权后又施展阴谋， 诬陷李斯“谋反”，将其处以五种酷刑：黥刑（在脸上刺字）、劓刑（割掉鼻子）、断舌、砍趾后腰斩于市，并夷灭三族。 李斯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实践着法家思想的。他重新受到秦王嬴政的重用后，以卓越的政治才能和远见，辅助秦王完成了统一六国的大业，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秦朝建立以后，李斯升任丞相。他继续辅佐秦始皇，在巩固秦朝政权，维护国家统一，促进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等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建议秦始皇废除分封制， 实行郡县制。又提出了统一文字的建议，之后又在统一法律、货币、度量衡和车轨等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这些措施，都是以法家的加强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为指导的。李斯在他生平的后期，虽然将法家的思想推向了极端化，但是他仅仅是一个提出者，而不是一个完全的执行者。并且，此时的李斯，已经彻底蜕变，他写《督责书》，很大的原因是为“阿二世意，欲求容”，此时的李斯，已经没有了“依法治国”的志向。他已经不再代表法家了。因此，李斯后期的思想是否应该归入法家的体系，是值得商榷的。因此，李斯归根到底还是一个法家的最完全的执行者。
关于李斯 【老鼠哲学】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处耳！’” 这是《史记•李斯列传里》的头一段，意思是：李斯少年时，家境贫寒，但李斯很小便聪慧过人，好学不倦。成人后，因办事干练，被人举荐为看管粮仓的小吏。有一次，他看到吏舍厕所中的老鼠，吃的是肮脏的粪便，又经常受到人和狗的侵扰。李斯来到粮仓，却看到这里的老鼠吃的是堆积如山的谷粟，住着宽大的房舍，而且没有任何人来打扰，于是，心中顿然明白，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意思是说，一个人有无出息就像这老鼠，在于能不能给自己找到一个优越的环境。 开宗明义，指出了李斯的哲学思想。这种哲学的意思是说：人的贤与不贤，决定于他所处的地方。譬如老鼠，在厕所里吃屎的，惊恐不安；而在大仓里吃粮食的，却不受打扰，安逸自在。这就是李斯著名的“老鼠哲学”，千百年来为人们所称道，复习，研读，也因此出了不少深谙此道的人才。 【谏逐客书】 《谏逐客书》写于李斯刚为客卿不久，正欲大展宏图之际，秦国内部却祸起萧墙。当时，秦国正大兵攻韩，韩国无计可施，遂想了一条妙计，让一个叫郑国的水利专家假降秦国，然后鼓动秦王政派人兴修水利，借此消耗秦国国力，以达到延缓秦国攻韩的战略目的。但不久，郑国的计谋不慎败露，秦国内大哗。秦宗室大臣认为从别国来的客卿都有可能是各国间谍，应迅速驱逐出去。秦王政一怒之下，下逐客令，凡外国人一律赶出国门。李斯本是楚人，自是在被驱逐之列。当他知道自己将被驱逐出去之后，他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束手就范，而是展开了一场绝地反击，冒着被杀头的危险上书秦王政，毫不客气地指出逐客之举太愚蠢。李斯说，自从秦穆公起一直到秦昭公、庄襄王都有客卿，如百里奚、蹇叔、丕豹、公孙友、商鞅、张仪、范睢等都是外国人，可他们并不是间谍，恰恰相反，这些人以自己的能力给秦国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怎能一概而论，把外国人都当成间谍而驱逐出境呢？ 李斯接着说，如果外国的什么都不好，那你秦王宫里用的包括宫中装饰的玉石奇珍，如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太阿之剑、纤离之马、翠风之旗都来自国外，秦国一样都没有，你又为何认为它好呢？ 最后，李斯话锋一转，提醒秦王：泰山不辞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此是三皇五帝之所以无敌于天下的根本所在，你这样的做法只不过是削弱自己，壮大敌人，是把钱粮和兵器送给敌人、反过来害了自己的愚蠢之举。 《谏逐客书》不知是通过何种途径送到秦王政手中的，但秦王政确实是在读过之后，翻然醒悟，不仅立刻停止了逐客，还将李斯请到宫内，商讨统一天下的大计，随后，又任命李斯为廷尉，直接参与朝政。 一场政治和命运的危机就这样化险为夷。不经意间，李斯为后人留下了一篇千古吟颂的美文，以至于2000年后，一向评价文章极为苛刻的大文豪鲁迅先生也按捺不住对此文的推崇，称：“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 【制《秦律》】 新朝初立，天下未稳，为了维护国家秩序，李斯向秦始皇建议：今天下初定，六国人心尚未臣服，应该罢去六国与秦不同的法律，重新修订法律典章，使法度一统、万民遵循。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下令大臣在原有法律的基础上加以修订、扩充，吸取其他各国的有关条文，然后制定出一套完整、严密的刑法制度，发布全国。《秦律》主要法律形式有律、令、法律问答、式、廷行事等多种。其内容包括行政机构设置、官吏任免、军事、外交、司法、监狱管理、社会治安、徭役戍边等，并且每项法律都有具体实施的办法和规定。这部法律的实施，不仅在当时史无前例，而且对以后历朝历代制定法典都影响巨大。 【建郡县制】 就在《秦律》颁昭天下之时，有关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皇权体制又在宫廷中形成了强烈对峙。以当时的左丞相王绾为首的封国制说甚嚣尘上。王绾向秦始皇建议：“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无以镇之，请立诸子。”言下之意是仿照周王的分封制，将土地分封给王子和有功之臣。秦始皇拿不定主意，让李斯等人进行商议。李斯对秦始皇说：当初，周文王、周武王所封子弟同姓太多，造成许多矛盾，之间相互攻击，如仇人一般，贤能的周天子也不能禁止。现在海内仰仗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王子功臣以功赋税重赏赐他们。这样，天下无异议，是使国家安宁之术。这些建议得到了秦始皇的赞许，说：天下战事不断，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割据的王侯。现在天下初定，又像原来一样封国置地，是树兵树敌之举，那样再想使国家安宁可就难了。于是，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罢免了丞相王绾。按照李斯的方法，皇帝以下设三公、九卿，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收天下兵器聚咸阳销毁，并让12万户天下豪杰士子集中在咸阳，以便约束管理。从此，李斯的郡县制度被后来的朝代纷纷效法。 【统一文字】 同是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接受丞相李斯“书同文字”的建议，命令全国禁用各诸侯国留下的古文字，一律以秦篆小篆为统一书体。在此之前，中国的文字从新石器时代彩陶刻画文字的萌芽，经过商代的甲骨文和西周的金文，成长到春秋战国时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和发展过程。战国时代由于群雄割据，“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因而出现了“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现象，使这一时期的汉字形体产生了地域性的差异。原本只有一种写法的字，到了这时，往往齐秦有异，燕赵不同。因此，统一后的中国急需一种统一的官方文字。李斯便奉秦始皇之命制作这种标准字样，这便是小篆。而关于小篆的由来，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李斯等人在奉秦始皇之命制作标准字样时，“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而小篆的名称也是为了尊崇大篆而卑称其“小”的。紧接着，为了推广统一的文字，李斯亲作《仓颉篇》七章，每四字为句，作为学习课本，供人临摹。不久，李斯又采用秦代一个叫程邈的奴隶创造的一种书体，打破了篆书曲屈回环的形体结构，形成新的书体———隶书。从此，隶书便作为官方正式书体，始于秦，盛于汉，直到魏晋楷书流行才渐被取而代之。但作为书法艺术，篆书、隶书因其独具一格，深受后人喜爱。中国书法四大书体真、草、隶、篆，隶、篆占其半壁江山，李斯之功，功及千秋。 【统一度量衡】 秦统一之前，中国的度量衡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各国诸侯按照自己的喜好，制定了不同的计算单位和不同的计算进制。这种原始状态复杂多样的度量衡只适应于政治割据社会的需要。大一统的秦王朝建立后，为了不使其影响王朝的经济交流和发展，李斯上奏皇帝，建议废除六国旧制，把度量衡从混乱不清的状况下明确统一起来，得到了秦始皇的允许。于是，在李斯的亲自指挥下，把度制以寸、尺、丈引为单位，采用十进制计数；量制则以合、升、斗、桶为单位，也采用十进制计算；衡制则以铢、两、斤、钧、石为单位，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钧，四钧为一石固定下来。为了有效地统一制式、划一器具，李斯又从制度上和法律上采取措施，以保证度量衡的精确实施。这是秦王统一中国，李斯位居丞相之后的又一惊世之作。而它的影响不言而喻。几千年来，无论朝代更迭，这种计量方法从无更改。甚至时至今日，我们的生活当中依然还有它的身影。 【修驰道、车同轨】 公元前220年，统一中国一年有余的秦始皇渐感隐忧，庞大的中央集权要想在辽阔的疆域上政令畅通，物资交流便利，就必须改变以往的交通条件。此时，深谙皇上心思的李斯又立刻建议让全国的车轨统一，并在全国范围内修筑驰道。就这样，一场大规模的统一车轨、修筑驰道的运动在全国展开。李斯以京师咸阳为中心，陆续修建了两条驰道，一条向东通到过去的燕、齐地区（今河北、山东一带），一条向南，直达吴楚旧地（今湖北、湖南、江苏、浙江等地）。这种驰道路基坚固，宽50步，道旁每隔三丈种青松一株。后又修筑“直道”，由九原郡直达咸阳，全长1800余里。又在今云南、贵州地区修筑“五尺道”，以便利中原和西南地区的交通。在湖南、江西一带，修筑攀越五岭的“新道”，便利通向两个地区的交通。就这样，一个以咸阳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网把全国各地联系在一起。同时，为与道路配套，李斯还规定车轨的统一宽度为六尺，以此保证车辆的畅行无阻。 【统一货币】 公元前210年，即秦始皇三十七年，在秦始皇最后一次出游，也就是命丧沙丘之前，李斯向秦始皇上了最后一道重要的奏折：废除原来秦以外通行的六国货币，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货币。这一行动被司马迁的《史记》称作“始皇三十七年，复行钱”。此举虽然对秦王朝的经济发展已无大用，但对后世的影响可谓大矣。当初，秦统一中国后虽大部改头换面，天下一统，但惟独货币依然沿袭过去的形式。市面上使用的货币包括布币、刀币、贝钱和圆钱等形式，使用起来十分不便。因此，统一货币及结算制度、统一货币铸造便成了当务之急。在李斯的主持下，货币规定了以黄金为上币，以镒为单位，每镒重二十四两，以铜半两钱为下币，一万铜钱折合一镒黄金。并严令珠玉、龟、贝、银、锡之类作为装饰品和宝藏，不得当作货币流通。同时，规定货币的铸造权归国家所有，私人不得铸币，违者定罪等。李斯此举被后人认为是经济史上的一个创举。而当初他所主持铸造的圆形方孔的半两钱（俗称秦半两）因其造型设计合理、使用携带方便，一直使用到清朝末年。 至此，李斯在他辅佐秦始皇匡扶天下的过程当中，完成了他最后一个使命。纵观李斯这些作为，可以这样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当中，名相重臣比比皆是，累世之功不乏其主，但大多不过功在当朝，时过则境迁。而李斯几乎每干一件大事都能产生影响千年的效果，并荫及后代。司马迁在《史记》中评价李斯时说：李斯作为一个普通平民事秦，利用机遇和能力辅佐秦始皇终成霸业。如果不是因为种种无法让人容忍的恶行（杀韩非、焚书、坑儒）毁坏了他的声誉，那么他的功绩可与周公、召公媲美了。
就是阿旁宫赋，这一篇真的是比较的好，写的特别的出彩，而且也有很多好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