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现行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存在的问题从广义看，目前我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各级财政预算、决算的审查，各级审计机关和财政监督机构对财政资金的使用进行监督检查等，都或多或少涉及了评价财政资金绩效的内容，但这些行为主要是以监督检查为主要目的，还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财政资金绩效评价。从财政资金管理看，各级财政部门为加强财政资金管理，也采取了一些绩效管理的方法。从我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发展的现状看，虽然已有初步基础，但由于此项工作起步较晚，且缺乏系统性研究，仍不能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与财政改革的客观需要。总的来看，我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一）缺乏统一的法律保障。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要取得实效，必须得到立法支持，而且要制度化、经常化。而我国公共投资部门虽然也提出要完善项目投资决策程序，对国家重点投资项目要从立项决策、竣工验收直到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实行全过程管理，但迄今尚未出台全国统一的有关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法律法规，使我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缺乏法律约束和制度保障。（二）没有明确的管理机构。西方许多国家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都设有公共支出绩效评价机构。而我国，缺乏这样一个有权威性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综合管理机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主要分散在各管理部门，各部门又主要从技术性能、项目管理方面进行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方法和组织程序差异大，难以形成统一的、全面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标准不统一，使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结果差异大，缺乏可比性，难以保障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结果的客观公正性。这是目前我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三）未构建规范的指标体系。目前，各有关部门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主要通过若干固定的财务、技术和工程管理指标进行全过程评价，评价侧重于技术、工程和资金使用的合规性，对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评价不足。同时，各部门评价指标设置呈平面化和单一性，缺乏一套建立在严密数据分析基础上的科学、统一、完整的指标体系，不能从不同层面、不同行业、不同支出性质等方面进行综合、立体评价。由于缺乏科学、规范的方法和指标，影响了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结果的公正合理性。技术性缺陷是我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发展缓慢的直接原因。（四）支出评价内容不完整。体现在：一是侧重于合规性评价，忽视效益评价。从总体上看，目前各有关部门进行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带有明显的审计特征，即重点审核项目支出行为是否符合现行财务政策和国家有关规定，往往忽视对项目效率或发展效益方面的评价，或由于评价指标设置不完整，不能进行项目的效益评价；二是评价对象仅局限于项目本身，而忽视项目内外因素的综合分析。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不仅涉及项目审核、投资与回报的评价，而且包括各种宏观因素的评价，如投资的社会环境，包括政策环境和自然环境对投资行为的影响及投资行为对行业、社会乃至整个经济运行的影响等。目前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恰恰不包括这些内容，使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不能达到为政府宏观决策服务的目的。（五）支出评价结果的约束乏力。由于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体系不健全，缺乏法律规范，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结果只作为各有关部门项目建设档案保存，或作为有关部门加强新上项目管理的借鉴或参考，对财政资金支出项目中的成绩、问题与相关责任、项目执行过程中的各环节责任人并没有任何直接约束，不仅使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流于形式，而且影响了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权威性，制约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深入开展。二、构建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的路径选择（一）坚持系统化原则，整体规划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改革方案。有效的制度不可能是一项单一的制度，必须是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但这个制度体系不是以多少论效率，而是以其客观性、科学性论效率。比如，如何衡量财政支出的成本与效益遇到的一个技术难题是：公共产品或服务具有外部性特征，而且某项支出效益的取得又与很多因素有关。因此，试图直接、准确地评价财政支出效益确实不易。但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一难题，即在定性评价的前提下采用同类相比的方法实施定量评价。如用于学校教学楼建设的教育经费是“造楼”还是“造人”？从定性的角度看一目了然。财政支出绩效评价难度极大，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绩效评价涉及到某些人或某群人的小利益，但对整个国家有百利而无一害。制度体系的整体规划，应充分认识实施的难度，从理论上论证财政支出的供给范围与规模、预算会计核算模式、政府事业的发展规划、财政支出管理的决策机制、重要项目评价报告的听证制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二）采取循序渐进的实现方式，由易到难、由重点到一般逐步展开。英国和瑞典的经验告诉我们，他们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是从公众和议会特别关注的重大问题与具体项目开始，逐渐扩展到全部财政支出；从重点评价支出的经济性、合规性开始，逐步转移到对财政支出的经济性、效率性、有效性的全面评价。经济性指在财政支出管理中建立有效的支出决策机制和支出优先安排机制，克服财政支出活动中严重浪费和分配不均问题；效率性是政府及民众对财政支出在项目决策机制、实施进度、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方面要求的具体体现；有效性是财政支出所取得的最终成果的具体体现，需要结合当前效益与长远效益来衡量。我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实现方式也应采取渐进式的方法，由易到难、抓住重点、逐步展开。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重点，应由财政支出的经济性、合规性开始，逐步扩展到效率性和有效性。（三）按照动态管理的方法，在财政资金运行各环节建立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制度。财政资金总是处于不断循环过程中。在收缴环节，采取集中收缴方式明显要比分散收缴具有更高的效率；在存库环节，开展有效的现金管理可以提高资金效益与加强财政控制；在分配环节，预算目标数量化、分类细化有助于对财政支出进行监督和评价，还可清晰地衡量预算分配环节的成本与效益；在购买环节，实行政府采购制度可以取得分散采购方式下不可能取得的规模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支付环节，采取电子化集中式的直接支付方法，是提高财政资金绩效的必然要求。因此，财政支出流经的各环节存在一个绩效问题，不能仅就财政资金的最终使用成果为对象来评价财政支出的绩效状况，应建立覆盖财政资金运行各环节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制度。（四）根据科学化原理，建立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与评价机制。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是开展绩效评价工作的中心环节。设计一套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需要兼顾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直接利益与间接利益，既通用可比、简单适用，又易于操作。为此，可以按照部门、项目、环节分别建立绩效评价指标。部门评价指标用来衡量部门事业发展取得的业绩，可以和部门负责人政绩考核结合起来；项目评价指标是按照分类的原则对不同财政支出的使用效果进行评价；环节评价指标是衡量财政支出运动过程中存库、分配、购买、投资、支付等各环节的绩效水平。建立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机制，是充分利用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有效开展绩效评价活动的前提。所以，应建立各部门自我评价、财政综合评价、绩效审计评价为一体的绩效评价机制。部门自我评价是各部门对年初设定目标与实现情况的对比评价，并做出具体分析和说明；财政综合评价是财政部门对重点预算资金的绩效进行重点评价，对所有财政资金的绩效状况做出综合评价，并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对各部门的预算执行情况进行抽查，以保障各项计划目标及时、顺利地实现，更好地配合下一年度的预算分配工作；绩效审计是审计部门针对一些使用大量财政资金的部门和领域进行的专项审计，并提出相应的处理建议；社会评价是社会民众或媒体针对社会普遍关注、群众反映强烈的事件进行举报、采访或揭露，以改善财政支出绩效的整体状况。（五）逐步建立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信息收集网络和数据库。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活动的开展，离不开一定规模与容量的数据库，需要针对各类支出项目的投入、效益与影响，进行必要的横向与纵向比较，保证绩效评价工作的持续、高效开展。分不同行业、类型的财政支出项目，将有关的信息或资料作为初始数据源，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评价信息的收集范围，推动数据采集进入标准化工作阶段。充分利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建立有效的绩效评价信息收集网络，确保数据信息采集的有效开展。克服制度障碍，在不危害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实现信息公开、共享；大力推进政府与企业信息化进程，建设完备的财政管理信息系统，提高信息采集的效率性与安全性；发动社会力量，开展数据处理软件的设计与开发，以提高数据处理的效率。三、推进我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改革的对策针对我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存在的问题，结合国外发展经验，建立我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实施。（一）划分评价层次。根据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主体和客体的不同，可将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分四类：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单位财政支出绩效评价、部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财政支出综合绩效评价。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的主体通常是财政部门、项目实施单位及其主管部门，评价对象是财政支出项目的效益。由于财政支出项目是部门（单位）财政支出的重要方面之一，而且项目支出内容十分广泛、项目间差异大、项目效益不确定性大。因此，对财政支出项目开展绩效评价，对合理安排财政经费、提高财政资金效益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单位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主体通常是财政部门和主管部门，评价对象是主管部门所属二级和基层预算单位的财政支出效益。单位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是部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基础，单位作为财政部门预算管理的基层单位，其支出效益直接反映为财政支出的总体效益。因此是财政部门预算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部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主体通常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和财政部门，评价对象是各政府部门（使用财政经费的一级预算单位）的财政支出效益。部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是财政支出综合绩效评价的基础，是财政部门预算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财政支出综合绩效评价的主体通常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政府监督机构、财政政策研究机构等，评价对象是财政支出的整体效益，是部门财政支出效益的综合反映。综合绩效评价对象具有整体性，其范围可以是整个国家的财政支出，也可以是某一区域内的财政支出。（二）建立评价制度。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是一项涉及范围广、内容复杂的系统工程，无论是评价工作的组织实施，还是评价结果的具体应用都必须遵循一定的制度规范。首先，建立我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的基础是要制定《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办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方法选择及工作程序》、《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设置及标准选择》、《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等一系列统一的制度规范，明确全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规则、工作程序、组织方式及结果应用，并对相关行为主体的权利和义务进行界定。其次，要在财政资金运行各环节建立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制度。财政资金总是处于不断运动中，在收缴环节，采取集中收缴方式明显要比分期收缴具有更高的效率；在库存环节，开展有效的现金管理可以提高资金效益与加强财政控制；在分配环节，预算目标数量化、分类细化有助于对财政支出进行监督和评价，还可清晰地衡量预算分配环节的成本与效益；在购买环节，实行政府采购制度可以取得分期采购方式下不可能取得的规模效益；在支付环节，采取电子化的集中式直接支付方法，是提高财政资金绩效的有效途径。因此，财政支出各环节上都存在绩效问题，应在财政资金运行各环节都建立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制度。最后，做好财政部门、预算单位、审计和财政监督机构、社会中介机构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中职责和业务分工的划分等制度建设，从多方面强化和推进对财政支出绩效的评价。（三）完善评价体系。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必须遵循短期效益与长期效益相结合、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统一与专门指标相结合的原则。我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设置的目标就是形成一套完整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指标库，这种指标库的形成不仅需要理论上的研究，更依赖于在实践中逐步完善和健全。根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层次，在财政支出分类的基础上，应分别建立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单位财政支出绩效评价、部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财政支出综合绩效评价指标库。从指标的适用性角度考虑，各类指标均可划分为通用指标、专用指标、补充指标和评议指标四种类型。并根据指标性质不同，将各类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划分为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四）制定评价标准。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标准指以一定量的有效样本为基础，测算出的标准样本数据，用来衡量和评价财政支出的绩效水平。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标准按照可计量性分为定量标准和定性标准。定量标准和定性标准又可根据标准的取值基础不同，分为行业标准、计划标准、经验标准和历史标准；按照时效性可分为当期标准和历史标准；按照标准形成的方法可分为测算标准和经验标准；按照区域可分为国际标准和国内标准。此外，还可分为政府标准、社会公众标准及民间机构标准等。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标准是准确衡量绩效的尺度，标准的正确选择对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结果具有较大影响，评价标准的制定既是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建立的主要环节，也是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具体工作所面临的一个重要工作步骤。通过对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标准进行总体规划设计，研究指标与标准的对应关系，研究不同评价对象的标准选择，选取恰当的评价标准值。。评价标准值应以财政支出性质、类别为基础，按照不同地区、行业、项目规模，采用历史经验、政策标准、数理统计分析、专家评估、公众印象等方法取得。通过各种渠道广泛收集整理各种分类标准数据后，可在条件成熟时研究建立绩效评价标准数据库。标准会随着经济发展和客观环境的变化不断变化。因此，如何建立和维护更新标准库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为提高有关评价标准的权威性，财政部门及有关部门可效仿企业绩效评价，定期发布有关评价标准。（五）创新评价方法。良好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方法是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结果的准确性具有决定性影响。目前理论界提出了成本效益分析法、最低成本法、综合指数法、因素分析法、生产函数法、模糊数学法、方案比较法、历史动态比较法、目标评价法、公众评判法等多种方法。其中，比较法、因素分析法、公众评价法和成本效益分析法已被《中央部门预算支出绩效考评管理办法（试行）》所采纳，应用到实践中。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财政体制框架中，社会效益评价是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重点内容，而现有评价方法中，能简便、精准地评价财政支出社会效益，满足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实际需要的方法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今后，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方法研究上，要着眼于增加政府工作与财政资金管理的科学性与公开性，提高政府理财的民主性和社会参与性，深入研究公众评判法等适用于社会效益评价的基本方法，按照民主、科学、简便、精准的原则创新绩效评价方法。（六）规范评价流程。财政支出效益评价应由国家统一规定评价应遵循的原则，确定评价的重点，明确评价采取的方法，规范评价的基本流程。坚持定性和定量评价、事前与事后评价、定期和经常性评价、当前与长远评价、自我与外部评价相结合，形成评价工作制度。可以设计评价工作的基本程序为：制定工作计划，确定评价对象，下发评价通知书；组织专业小组，聘请专家，成立评价工作组；制定评价方案，选定评价指标，确定评价方法和评价标准；下达评价通知；督促部门自评，收集、核实数据并实施评价；形成评价报告，做好评价总结；经本级财政部门审核后，予以备案。（七）设立评价机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机构是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的工作主体，为改变目前我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零碎涣散、缺乏独立性和权威性的状况，使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真正形成对计划、决策、管理的监督和制约，应在财政部门建立专门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机构，对全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实施统一管理。同时，在各政府部门设立专门的绩效评价机构，按照全国统一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的有关要求组织做好本部门、所属单位以及财政支出项目的具体评价工作。鉴于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对财政支出管理的监督作用，必须赋予工作机构及相关人员以必要的职权，如在信息查询、资料获取、独立取证以及行政处罚建议等方面给予一些特定的权力。
行政绩效评估的重要性（一）行政绩效评估意义的负面阐释绩效评估的重要性可以从正面和负面两个角度来阐释。正面阐释即从正面论述测定的积极意义，负面阐释则侧重于研究不进行测定或者不能精确测定可能导致的消极后果。经济学家沃尔夫曾从负面讨论绩效评估的重要意义。在他看来，不进行测定或测定不精确会导致几种消极后果：1、公共物品的过度供给，成本上升和浪费。“当不能很精确地测量非市场活动的产出和运行时，非市场活动的总供给，或特定的非市场活动的供给(比如，政府的防卫和规划功能)，就会趋向于较高。当它们的质量和数量经不起检测时，生产这些产品就需要更多的投入(或成本)。多余的成本可以被认为是由于缺乏精确地量度成本的标准而导致的浪费”。2、鼓励官僚的预算最大化倾向。由于缺乏把利润作为推动或评价其运行的标准，非市场机构“便根据机构成员和下级单位对扩大预算和保护其免受削减所做出的贡献来对其行为做出评价。机构内的动力是来自于对那些能够‘证明成本的合理性而不是减少成本’的成员的奖赏”。3、导致公共机构内部的私人目标。由于缺少直接的运行指示器，公共机构必须发展它们自己的标准，“用来确立非市场组织内的目标，用以指导、规制和评估机构运行和机构人员的行为。公共机构就具有‘私人的’内在目标”，从而偏离公共机构为公众服务的宗旨。（二）行政绩效评估意义的正面阐释1、行政绩效评估体现了公共管理的新思维迄今为止的行政管理实践中，以韦伯为代表的层级制模式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层级制行政模式以政府垄断为基础，权力高度集中、严格死板的规章制度、过程取向的控制机制、官吏的非人格化等等是其主要特征。层级制相对于小农经济时代的行政管理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最适应于烟囱林立的大工业时代。但是，人类已经进入了后工业时代和信息社会，层级制行政模式被认为已经过时，新时代呼唤着“后层级制行政模式”。根据当代行政改革的实践，学术界对公共管理的新范式和新思维做了概括和总结。从下面的讨论可以看出，绩效评估为公共管理新思维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行政绩效评估与市场模式。传统行政管理模式的基础是政府对公共服务的垄断，现代管理模式则强调市场机制和个人选择。市场机制主要是竞争机制——公私组织之间、公共组织之间的充分竞争，其主要形式是市场检验、合同出租、内部市场等。科学的绩效评估对公共管理“市场模式”的作用在于：帮助高层决策者根据实际绩效水平选择理想的公共服务提供者；帮助决策者对合同实施情况进行严密的监督和控制；提供各个公共服务机构绩效方面的信息，引导公众做出正确的选择；在公共部门内部形成浓厚的竞争意识，提高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行政绩效评估与分权化改革。传统行政模式的主要特征之一是权力高度集中，依靠烦琐的规章制度实行严密的层级控制。过分集权和死板的规章制度压抑人的积极性和首创精神，最终导致效率低下。现代行政管理的新范式则是“分权的政府：从等级制到参与和协作”。政府内部的分权化改革实现了上下级关系由直接隶属关系到契约关系的转变，上级对下级的控制由着眼于工作过程到着眼于工作结果的转变。对于分权化以后的机构，主管部门不再直接指导和干涉它们的日常工作。其主要责任是：配置资源，主要是拨款；建立工作要求、结果及产出方面的具体指标；设计具体程序和测定方法，监测和评估各独立单位的工作。显而易见，绩效评估是分权化改革的迫切要求，又是分权化改革得以顺利实施的技术保证。行政绩效评估与结果为本的管理。传统行政管理模式“注重的是投入，而不是结果”，而现代政府则是以结果为本的“讲究效果的政府”。结果为本的管理要求“按效果而不是按投入拨款”，而按效果拨款的前提是对结果(即绩效)的科学测定。传统行政管理模式“由于不衡量效果，也就很少取得效果”。反过来说，现代管理要取得效果，就必须对结果进行科学的量度。绩效评估是以结果为本的现代管理观念实施的前提和保证。2、行政绩效评估是提高政府绩效的有效工具现代政府管理的核心问题是提高绩效。管理学家阿姆斯特朗指出：“要改进绩效，你必须首先了解目前的绩效水平是什么”。“测定是绩效管理的一个关键环节：如果你不能测定它，你就无法改善它。除非在绩效目标实现程度的测定方法方面达成一致或谅解，否则，一切确定绩效目标或标准的努力都是徒劳无益的”。在公共部门管理中，绩效评估具有计划辅助、监控支持、报告、政策评价和激励等多项功能，对政府绩效的提高和改进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备受克林顿推崇的《改革政府》一书中，作者以“业绩测量的力量”为题，以许多生动的事例阐明了绩效评估对提高政府绩效的重要作用：测量能推动工作；若不测定效果，就不能辨别成功还是失败；看不到成功，就不能给予奖励；不能奖励成功，就有可能是在奖励失败；看不到成功，就不能从中学习；看不到失败，就不能纠正失败。3、行政绩效评估有助于提高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展示成果，能赢得公众的支持。绩效评估是向公众展示工作效果的机会，展示成果能赢得公众对政府的支持。 展示绩效状况，能推动公众对政府的监督。许多政府部门的服务处于垄断地位，无法同其他地方或部门比较——公民不能体验其他部门的服务，甚至不能直接体验本地区的服务(如消防、国防等纯公共物品)。绩效评估的实质是一种信息活动，其特点是评估过程的透明和信息的公开。因此，评估和公布绩效状况是公众“体验服务”的一种方式。把政府各部门、各个公共服务机构在各方面的表现情况做出全面的、科学的描述并公之于众，无疑有助于广大群众了解、监督和参与政府的工作。行政绩效评估，能帮助提高政府的信誉。绩效评估并不只是展示成功，它也暴露不足和失败。暴露不足和失败并不一定损害政府部门的信誉。相反，它有助于提高政府的信誉，因为它向公众展示了政府为提高绩效而做出的不懈努力。作为一种需求导致的活动，组织绩效评估是任何组织都无法回避的。当代西方行政管理实践已经证明了绩效评估对改进公共管理的重要意义。我国的组织绩效评估还没有制度化、规范化，基本上停留在自发、半自发状态，体现出盲目性、单向性、封闭性等特征，由此带来了运动式行政管理的弊端和检查评比中的不正之风。因此，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探讨和建立适合我国情况的组织绩效评估理论框架、方法体系及操作程序，从而使组织绩效评估规范化、系统化、制度化、科学化，已经成为我国行政管理现代化的迫切要求。行政绩效评估的指标体系行政绩效评估是运用不同的指标来衡量政府绩效的过程，因此，确立评估的指标体系是评估活动的基础和核心。所谓行政绩效评估的指标体系，是指行政组织根据一定的价值准则所设定的作为衡量行政绩效高低的一系列数据、标准的总和。前面已经谈到，行政绩效评估具有多目标性和弹性的特征。行政机关作为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必须服务于公共利益。但是，社会层面的公共利益范围广泛、内容颇多，政府所追求的价值也不一而足，这就为行政机关的行为设定了多种目标和价值取向，也对行政绩效的评估提出了指标体系系统化的要求。把行政绩效的指标单一化和简要化，会抹杀行政组织的价值多样性，对行政组织自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都会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在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并强调要教育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十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又强调指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是加强政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克服现实中存在的以单一的经济指标和数字进行政绩评估的错误倾向，引导绩效评估与考核逐渐走向全面化、科学化和整体化。根据不同的标准，对行政绩效评估的指标体系可作不同的分类。（一）根据行政绩效的内容性质划分1. 经济发展指标经济绩效表现在经济的持续发展上，国民经济不仅在量上扩张，而且在结构合理的前提下有质的提升。一般来说，一国的行政经济绩效主要是指宏观经济发展水平，主要指标有：①人均国民收入的水平；②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率；③社会就业率；④进出口总额；等等。当然，也有经济学家提出了不同看法。美国马里兰大学的两位经济学家默瑞尔教授和奥尔森教授指出，为更加准确地衡量一国经济的真实绩效，需要考虑其实际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和潜在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差距。换言之，良好的经济绩效意味着一国能尽可能地挖掘该国经济增长的潜在能力，缩小其实际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和潜在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差距。2. 社会发展指标社会绩效是在经济发展基础上的社会全面进步。社会全面进步内涵丰富，包括：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普遍改善和提高；社会公共产品供给及时到位，社会治安状况良好，人们安居乐业；社会和谐有序，社会群体、民族之间协调，没有明显的对抗和尖锐的冲突；等等。具体来说，可以有以下一些指标：(1)社会教育事业发展指标。包括适龄儿童就学率，单位人群的初中、高中和大学毕业率，国家财政年度投入教育的比例，学生身体素质指标等一系列指标。(2)社会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指标。包括单位人群的医疗机构数目、单位人群的医疗设施数目、年度人均医疗健康支出、不同地区之间健康支出的差异值、国家医疗投入的实际效果等指标。(3)环境保护指标。包括国家森林面积、人均森林面积、人均耕地面积、人均水资源数量、人均绿化面积等指标。(4)社会治安和事故指标。包括年度治安事件的发生率，各类案件的发案率和破案率，各类交通、安全事故的频率，事故死亡人数等指标。3. 政治发展指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绩效最经常表现为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是一种政府制度安排，这是政府核心能力之一。政府制度安排的能力越强，政治绩效就越容易体现。政治发展内容宽泛而抽象，指标不易确定，但主要包括：(1)行政机构管理指标。包括行政机构中公务员数量、与人口总数的比例，行政机关自身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比例等。(2)行政决策指标。包括政治性的行政决策民主化程度指标、公众和社会专家参与决策程度指标、决策程序的时效指标等。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三类指标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宏观层面的行政绩效评估指标。经济发展在整个行政绩效体系中发挥基础作用，没有经济发展，后两者将失去物质基础。社会发展是行政绩效体系中的价值目标，没有社会全面发展，经济发展也将失去意义。政治发展是整个行政绩效体系的中枢与核心，为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提供制度和法律的保证。只有这三方面指标有机地、全面地运用于行政绩效评估，才能达到客观和公正地评估行政绩效的目的。（二）根据评估的方法划分行根据评估的方法划分，行政绩效评估也有若干类指标，国内外学者对此有着不同的看法。学者芬维克认为行政绩效评估包括了三个层面：经济(economy)、效率(efficiency)和效益(effectiveness)，即著名的3E指标。学者弗莱恩在此基础上加上了公平(equity)指标，成为4E，受到世界各国管理实践者的认同，下面进行具体说明。1. 经济评估指标经济评估指标即成本评估指标，一般指组织投入到管理项目中的资源水准。成本指标关心的是“投入”的项目，以及如何使投入的项目获得最经济的利用。换句话说，成本指标要求的是以尽可能低的投入或成本，提供与维持既定数量和质量的公共产品或服务。成本指标好像是在询问：“某组织在既定的时间内，究竟花费了多少钱?是不是按照法定的程序花费金钱?”经济指标并不关注服务的品质问题。资金是行政管理活动的血液。然而，一个行政组织从事管理活动时实际投入的并不是金钱，而是由金钱转化而来的人力、物力、设备等等。即使在一些涉及金钱直接付出的活动中(如救济金的发放)，也需要人力、物力和固定资产来处理个案申请。这些人力、物力、设备等构成了行政组织对特定管理活动的投入，而获得和维持这些人力、物力、设备所花的资金，就是投入的成本。不经济既可以表现为获得某一投入(如购买一台设备)花了高于市场价的资金，又可以表现为超量投入，如办公条件过于豪华、设备闲置等等。2.效率评估指标效率指标要测定的是“行政机关在既定时间内，预算投入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人们通常将行政效率定义为行政投入与行政产出的比率关系。一般说来，行政效率与行政投入呈反比例关系，在行政产出一定的情形下，行政投入越高，行政效率越低；反之，行政效率越高。而行政产出与行政效率则呈正比例关系，在行政投入一定的情形下，行政产出越高，行政效率越高。效率评估主要测定产出与投入的关系。这一关系可由一系列效率指数显示出来。效率指标通常包括：服务水准的提供、活动的执行、服务与产品的数量、每项服务的单位成本等。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效率这一概念。例如一项公益政策从决策到实施用了很短的时间，我们就说行政组织的效率很高。但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效率评估。效率评估对效率的描述至少应具备两个特征：第一，这一描述是定量而非定性的；第二，这一描述反映的是整体而非个别情况。这是组织绩效评估的必然要求。效率一般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生产效率(productive efficiency)，它是指生产或提供服务的平均时间成本；另一类是配置效率(allocative efficiency)，它是指组织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是否能满足利害关系人的不同偏好，也就是说，在政府部门所提供的各种项目中，如国防、教育、健康等，其预算配置比例是否符合民众的偏好顺序。例如，英国政府部门和社会科学界在长期的实践中，开发了一套复杂的效率测定技术方法。它涉及一些专门的概念，如“技术效率”、“配置效率”，包括不同的分析技术，如回归分析、数据网络分析、参照系与非参照系比较技术等等。3.效益评估指标效益评估关注的是组织工作的质和社会效果，也就是行政管理的有效性。没有质的量和没有效益的效率是毫无意义的。效益评估是评估内容中最为重要的一项。行政管理工作包罗万象，不同部门的工作性质差别很大，因而其效益的展示方式也不同。对某些行政管理活动而言，其效益只能通过产出的质来体现，而有的行政管理活动的效益则只能体现为产出的社会效果。一般来说，人们对社会效果的测定可以从两方面着手：一是看管理活动的产出是否满足了社会或公众的需求；二是看这一活动的产出对既定目标的实现作出多大贡献。前者是直接测定，后者是间接测定，因为既定目标并不总是等同于客观效果，尽管人们正是追求特定社会效果才选择这些目标的。效益同样需要一系列效益指标来测定。效益指标的设计是十分困难和复杂的。困难的主要原因是：有的测定需要与既定目标比较，而目标往往不十分明确，也没有充分量化；指标要求的是量的描述，而质与社会效果往往难以量化；社会效果测定需要到行政组织之外去收集有关的信息资料，这一工作开支庞大，费时费力；行政管理活动的社会效果与直接产出比较具有明显的时间上的滞后性，而实践往往要求在某些活动的社会效果未充分展示时就对它进行效益评估。目前一些流行的主要做法如下：(1)质的量化展示。例如，在卫生与社会保险部门为医疗卫生系统拟订的评估方案中，为医院的服务质量制定一些指标，如手术前后死亡人数、非计划重新人院人次、病人在院感染率、免疫接种率等。可见，质的量化可通过一系列量的分析综合来反映一个事物的质。在那些难以直接量化展示的领域，往往需要使用替代指标或中介指标。替代指标是对质或社会效果的间接显示。举例来说，不同大学的毕业生质量难以进行直接测定和比较，于是人们用毕业生在一定时期的就业率、申请就业的成功率、首次就业的平均工资水平等来间接测定。中介指标就是用中间效果来推断或预测最终社会效果，它是针对组织产出的社会效果具有滞后性这一特点而设计的测定方法。举例来说，交通安全宣传教育的最终社会效果是交通事故率的降低。在最终社会效果未充分展示时，可以用公众对交通规则的了解程度、司机系安全带的比率等来测定宣传效果。但要注意的是，替代指标和中介指标是有其缺陷的，因而不能滥用此类指标。(2)用民意测验测定效益和服务质量。既然行政管理活动的目的是满足社会或公众的需求，那么测定社会效果和质量的最佳方法，就是面向服务对象，了解他们的评价、他们的满意程度。民意测验法虽备受青睐，但也有局限性，如成本高，受公众判断力的影响而难以准确可靠。此外，受益者的满意并不能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这一服务是否提供给了最需要它的人?(3)质量保证体系。质量保证是一套完整的质量控制过程，主要应用于那些从事量的处理工作的行政部门和业务性质单一的公共服务机构。对于那些应用了质量保证体系的部门来说，其绩效评估只注意效率。4. 公平评估指标在20世纪70年代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中，公平问题开始日益受到广泛重视。公平评估指标因而成为衡量政府绩效的重要指标。公平指标主要关注于：“接受政府提供的服务的团体或个人是否受到了公平的待遇?社会中相对的弱势群体是否能够同样享受到公共服务?”因此，公平指标通常是指接受行政机关服务的团体或个人所获得的公正性，一般无法由市场经济自身自发解决。公共行政学者弗雷德里克森曾经提出社会公平的复合理论，认为社会公平可以分为下列类型：(1)单纯的个人公平。系指一对一的个人公平关系，例如每人获得某种公共物品的数量或者机会平等。(2)分部化的公平。系指同一类别下的公平关系，如农夫与商人有不同的赋税标准与薪资水平，这是基本分工所造成的实际公平。(3)集团性的公平。系指团体或次级团体所要求的公平，例如黑人要求与白人有平等的享受公共服务的权利，女性和男性享受平等的政府失业补助金等。(4)机会公平。每个人的天赋不同，后天的发展也不同，但如果两人都有相同的机会参与竞争某种行政职位，就是机会平等。(5)代际公平。指这一代与未来一代之间的公平。目前美国行政机关运用3E指标进行绩效评估的情形相当普遍，其中至少有68%的政府机关使用“效益”指标，14%使用“经济指标”，8%使用“效率”指标。可见，不同政府部门根据自身的特点，可以选取不同的指标对行政绩效进行评估。
浅析政府采购及其存在的意义政府采购是指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实施政府采购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规范政府的采购行为，加强对政府财政支出的管理和监督；降低采购成本，提高政府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贯彻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促进政府宏观调控水平的提高。在我国建立和推行政府采购，具有极其深远的现实意义。接下来就政府采购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存在的意义我简单的谈一些认识。一、政府采购中存在的问题随着《政府采购法》在全国的实施，目前的政府采购已逐步纳入规范化、法治化的轨道。各地区在贯彻实施这部法律的过程中摸索出了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具体表现为：首先，计划性不强。按照《政府采购法》规定，政府采购应严格按照批准的预算执行。由于部门预算编制缺乏前瞻性、合理性，很难完全预料预算年度中可能发生的财政支出事项，中途预算追加相对频繁，造成政府采购计划性不强。其次，方式不规范。由于政府采购的批次多、数量少，公开招标的范围和规模较小，大部分商品采购采用询价方式，加之各单位自行采购补办手续的事项较多，影响了政府集中采购的规模效益。其三，采购监督管理部门缺少日常监督检查。《政府采购法》规定，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政府采购活动及集中采购机构的监督检查。从审计中了解的情况看，有相当一部分采购人对采购的商品不满意，认为部分采购商品质次价高，而且供应商的售后服务跟不上，直接影响了使用单位的商品使用效果和正常工作的开展。这些充分说明了，当下政府采购的监督体系弱化，难以有效防范政府采购过程中违法乱纪行为的发生。其四，规章制度体系不完善。虽然政府采购制度实施以来，相继出台了包括《政府采购法》在内的一系列法规、制度，加强了政府对财政资金使用过程的影响，有效地制约和规范了政府购买行为。但由于与《政府采购法》相配套的实施细则至今仍未出台，各地在政府采购实际操作中还存在着较大的不规范和随意性，特别是管理体制还不顺，操作上也是各行其是，这样既影响了政府采购的质量和效率，又不利于公平竞争，还容易滋生腐败。这些违背了实施政府采购的初衷，使政府采购的质量和信誉受到了影响。其五，政府采购人员素质亟待提高。政府采购不同于一般的采购业务，是一项全新的系统工程，由于政策性强、涉及面广，需要采购人员掌握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多方面的知识，要求管理、执行和评标人员不仅要熟悉财政业务，还应掌握招投标、合同管理等多方面的知识和技能。但目前我国政府采购工作人员大都来源于原来的财政部门，离专业要求仍有较大差距，这使的政府采购工作缺乏强有力的组织力量，工作上形不成合力，规模上不去，也难以做到规范。随着我国政府采购工作的不断推进，政府采购工作上需要一支庞大的专业知识过硬的队伍，人才的缺乏将会制约我国政府采购的进一步发展。二、政府采购的意义（一）有利于节约采购资金成本，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实行政府采购，通过招标的方式进行集中性的政府采购，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供应商之间的竞争，使得政府采购部门能获得优质廉价的商品和劳务，从而节约采购的资金成本，使财政支出在使用中能体现出规模效益。（二）有利于规范政府的采购行为，加强对财政支出的管理和监督分散采购中，政府的采购行为由各预算单位自行分散完成，采购过程往往缺乏必要的监督，采购形式缺乏必要的规范。而政府采购的实施将使得政府采购行为被控制在有关法律和制度的范围之内，使采购过程在财政、审计、监察等部门的监督下进行，提高了政府采购的规范化水平和透明度，增强了对财政支出的管理和监督。（三）有利于加强廉政建设，消除腐败消除腐败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难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能否将反腐倡廉坚持到底，是对政府领导市场经济能力的严峻考验。实行政府采购制度有利于从源头上堵塞漏洞，为反腐倡廉提供了制度保障。（四）有利于贯彻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随着我国经济向市场化推进，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也越来越明显。在这种情况下，要保持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就必须发挥政府宏观政策的作用。政府采购支出作为一种购买力是社会需求的有机组成部分。根据不同时期的宏观经济政策，政府可通过调整政府采购的规模和结构来对社会需求总量和结构施加影响。政府采购这种宏观调控手段，政府是市场经济中惟一的买主。在我国，全社会每年生产的商品和劳务中约有25%是由政府购买的，因而政府采购的数额和内容会对市场供求产生重大的影响。在经济萧条时，可采取扩大政府采购规模的措施，以增加社会需求，刺激经济增长；在经济过热时，可通过压缩政府采购规模的办法，以减少社会需求，一定程度上可起到给经济降温的作用。随着我国财政采购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加之在财政、审计等相关部门的有效管理和监督下，我们的财政采购将越来越趋于成熟，也将会进一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意义。
我国地方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2008年底以次贷危机为爆点的全球性经济衰退,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形成了极大的冲击,为此中国政府重启了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出台了规模空前的政府投资和经济刺激计划。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其效果是不容怀疑的,中国经济迅速复苏,并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但是,基于财政支出的内容依旧更多的属于外延式扩张,如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环节且主要流向国有经济主导部门,而较少的涉及福利保障、消费刺激和技术进步及结构调整上,故而也有不同的声音聚焦在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与持续性上,更多的关注政府支出的增加能否有效的传导到私人投资和消费环节,从而在完成总量刺激的同时,实现增长方式的扭转和增长质量的改善。 财政政策的增长效应是如何实现与传导的,政府该如何借助于支出的规模和结构优化提高财政调节的效率并形成可持续的增长路径,围绕这一问题而展开的研究早已从“政府是否该干预经济”衍生到“政府如何干预经济”,财政支出变化对经济的影响分析也从理论争论和探讨发展到实证的检验和判别。并集中于不同体制、政策和发展条件下,财政政策有效性的度量。将之与现阶段的中国实际相结合,则更加凸显出其价值与意义。大量逆周期财政政策的实施确实有效的刺激了经济增长,但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在保证增长的同时,能否有效的传导到私人消费和投资环节?经济刺激计划能够在一个长时期内发挥作用并对中国经济的繁荣提供长久动力吗?本文正是由此出发,从增长、投资和消费三个途径对我国地方政府支出的增长效应进行再检验,并考察地方政府行为的典型特征如何反映在效应的传递上,从而对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和持续性给出经验的判定。 具体的,本文在第一、二章中对政府支出增长效应的相关研究和基础理论进行了梳理,并借助于AD-AS以及IS-LM分析框架,刻画了政府支出的变化对增长、投资、消费和就业等经济系统的各方面产生的冲击,进而形成了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此后,在此基础上,在第三章中对地方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总量效应进行了实证测度,结果证实了地方政府财政调节的主体地位,这也为本文将研究对象集中在省际政府提供了依据,但是,地方政府支出的增长效应呈现出显著的时变特征,更重要的是,政府支出不同构成对经济的作用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政府生产性支出与政府投资的增加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更为突出,在当前以区域经济增长为核心的政府考核和绩效评价体系下,政府的投资饥渴和投资冲动、政府支出结构偏重于生产性支出和微观经济领域而忽视福利与公共品提供,就不难解释了,投资性支出的增加的确能产生更显著的增长成绩,结构矛盾正是源自于不同层级政府间激励机制的扭曲。 第四章则主要集中在政府支出与私人投资的关系研究上,脉冲响应分析的结果实际否定了财政支出对私人投资的长期有效性,虽然,在短期内,政府支出的增加确实能够促进私人投资的上升,但是,这样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发生逆转,长期内,并没有呈现出明显的挤入效应。同时,中央投资的增加也无法显著的影响到私人投资的变化上。这部分的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经济刺激计划更多的属于对私人投资和民营经济的替代,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仅通过产生出直接的社会需求而促进增长,结合我国产业和部门经济的结构差异,或许,这形成了两种循环,国有经济主导的行业内部,政府支出与投资的增加形成了强烈的产业需求,并通过产业链传导,微弱的反映在传统的竞争性领域和民营经济行业中,也一定程度促进了私人投资的上升,但是,两个循环的相对独立、有限货币供给条件下稀缺性上升导致的资金成本增加,却会在更长的时期挤出私人投资,进而形成“热者更热”与“冷者愈冷”的现实。如果再考虑到地方政府的投资偏好及国有资本对传统和下游产业的介入,这种挤出将在更短时间内发生。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实际恶化了结构失衡的格局。 在将视野从投资转移到消费环节,政府支出的增加能否改善消费水平,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又能够对国内消费市场的扩大和消费驱动机制的形成提供帮助吗?我们在第五章中进行了分析。基于模型的灵活性,我们在构建区域消费的面板模型时,导入了度量政府行为特征的控制变量。并确实得到了显著的结果。政府支出相对规模的差异,即大政府与小政府模式,以及政府支出的约束强弱,显著影响着财政政策对消费的传导与效果。总体看来,大政府模式下,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挤入效应更为突出,同时地方政府的生产性支出对居民消费存在挤出效应,而非生产性支出的作用则正好相反。因此非生产性支出与转移支付的增加,确实能够对消费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但是,这一切必须有赖于政府支出约束机制的建设与监督机制的完善。实证结果实际展现了这样一副情景,随着省际政府职能转变及政府边界的清晰化,政府将主要精力投向公共服务建设,一个小政府的财政模式似乎是更为高效,但如果不辅之于有效的监督与制约机制,预算外资金比重的上升,地方政府资金支配能力的自主性得到强化,政府收支体系的扭曲程度进一步加深,财政政策也许得到相反的结论：财政支出的增加反而抑制了消费的增长。 最后,在对地方政府支出的增长效应完成初步度量后,我们在第六章还从效率的角度对我国省际政府的财政调节智慧与政府支出相对效率进行了分析。结合当前地方政府行为特征和目标诉求,我们调整了衡量政府效率时往往偏重于公共服务职能与公共品提供的能力差异的研究方向,重构了政府支出的投入产出核算体系,将政府支出效率的衡量更多的集中于调控目标的实现。结果表明,我国地方政府的支出效率确实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且具有很大的改善空间。从这个角度将,将目光更多的集中在效率的改善,而非支出规模的调节上,是未来财政政策优化的重要方向。 同时,分区域的政府效率考察也揭示了我国东、中、西部政府效率差异确实存在明显的区域特征。特别的是,结果展示出中部地区存在一个持续的效率恶化过程。在此基础上,针对政府效率的变迁与影响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结论证实了“小政府更具效率”的假说,但有趣的是,在西部地区,更大规模的政府支出及政府干预的进一步增强,似乎对经济增长及政府效率提高能够产生积极影响。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条件下,政府效率的改善存在截然不同的路径。 我也在做，这是网上找的，暂时只找到这一篇
写作思路：根据题目要求，以“政府预算管理过程”为主题，可以以政府采购预算管理的意义作为主线，展开论述，正文：
政府采购预算集中反映了预算年度内各级政府用于政府采购的支出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事业行政单位的资金收支规模、业务活动范围和方向。加强事业行政单位政府采购预算管理，不仅对保证事业计划和行政任务的完成，而且对财政预算的顺利执行，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是有利于国家有关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政府采购的主体是事业行政单位。事业单位主要在文化、教育、科学、卫生、社会福利、农业等领域从事公益性的业务活动；行政单位则从事着组织协调经济和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秩序等工作。
二是有利于实现财政收支平衡。政府采购预算是事业行政单位预算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各级财政预算的组成部分。国家财政预算中很大一部分是用于各项事业发展和国家政权建设的支出，政府采购活动实质上是财政资金运动的一种形式。各单位政府采购预算执行如何，既影响着单位预算的平衡，也影响着财政预算的平衡。
因此，要实现财政预算收支平衡，就需要各事业行政单位加强政府采购预算管理，在政府采购预算的编制和执行过程中，量力而行，精打细算，合理、有效、节约地使用资金，为财政预算的平衡奠定好基础。
三是有利于提高事业行政单位财务管理水平。政府采购预算是单位财务、资产管理的重要内容，需要各单位财务部门、资产管理部门及其他业务部门的共同配合。严格的政府采购预算管理，对于提高单位财务管理水平具有四个方面的作用：
第一，政府采购预算管理为单位财务管理奠定了基础，提供了依据；
第二，可以使单位财务管理按照预算规定的内容，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避免工作的盲目性；
第三，通过编制政府采购预算，可以促使单位合理安排支出，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
第四，通过政府采购预算的编制与执行，可以实现财务部门、资产管理部门及业务部门的工作的有效衔接。
四是有利于政府采购活动健康有序地开展。政府采购工作有别于以往的财政工作，它除了要结合现有财政政策之外，还与贸易政策、产业政策、招投标法、合同法等关系密切，加强政府采购预算管理，可以促进政府采购工作有序开展，使政府采购制度化、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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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思路：根据题目要求，以“政府预算管理过程”为主题，可以以政府采购预算管理的意义作为主线，展开论述，正文：
政府采购预算集中反映了预算年度内各级政府用于政府采购的支出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事业行政单位的资金收支规模、业务活动范围和方向。加强事业行政单位政府采购预算管理，不仅对保证事业计划和行政任务的完成，而且对财政预算的顺利执行，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是有利于国家有关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政府采购的主体是事业行政单位。事业单位主要在文化、教育、科学、卫生、社会福利、农业等领域从事公益性的业务活动；行政单位则从事着组织协调经济和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秩序等工作。
二是有利于实现财政收支平衡。政府采购预算是事业行政单位预算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各级财政预算的组成部分。国家财政预算中很大一部分是用于各项事业发展和国家政权建设的支出，政府采购活动实质上是财政资金运动的一种形式。各单位政府采购预算执行如何，既影响着单位预算的平衡，也影响着财政预算的平衡。
因此，要实现财政预算收支平衡，就需要各事业行政单位加强政府采购预算管理，在政府采购预算的编制和执行过程中，量力而行，精打细算，合理、有效、节约地使用资金，为财政预算的平衡奠定好基础。
三是有利于提高事业行政单位财务管理水平。政府采购预算是单位财务、资产管理的重要内容，需要各单位财务部门、资产管理部门及其他业务部门的共同配合。严格的政府采购预算管理，对于提高单位财务管理水平具有四个方面的作用：
第一，政府采购预算管理为单位财务管理奠定了基础，提供了依据；
第二，可以使单位财务管理按照预算规定的内容，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避免工作的盲目性；
第三，通过编制政府采购预算，可以促使单位合理安排支出，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
第四，通过政府采购预算的编制与执行，可以实现财务部门、资产管理部门及业务部门的工作的有效衔接。
四是有利于政府采购活动健康有序地开展。政府采购工作有别于以往的财政工作，它除了要结合现有财政政策之外，还与贸易政策、产业政策、招投标法、合同法等关系密切，加强政府采购预算管理，可以促进政府采购工作有序开展，使政府采购制度化、规范化。
多年来，我国地方财政普遍面临的一个老大难问题是：地方财政收入远远不能满足地方财政支出的需求。为缓解这种矛盾，各级立法部门、行政部门及理论部门就如何增加地方财力的问题进行过许多有益的探讨与实践，但有限的收入增长始终难以满足巨大的资金需求，财政困难依旧，甚至有增无减。它表明，对于问题的解决而言，上述思路的能量是有限的。笔者认为，财政收入作为对政府提供公共商品所付财政成本的补偿，与财政支出有着本质的内在联系。二者互为因果，而且，从最基本的意义上讲，财政收入是以财政支出为基本前提的。因此，认真研究地方财政支出是促进地方财政状况改善的更有效的手段。 一 自体制改革以来，地方财政支出作为地方政府履行其职能的经济基础，为我国地方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伴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化，地方财政支出领域中存在的问题也日趋明显，财政支出结构也亟待优化。这主要可以通过以下四个方面的矛盾加以剖析： 1.支出总量高速增长与财政支出结构失衡的矛盾 自实施“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以来，地方财政支出在整个财政支出中的份额不断提高。1983年，预算内支出、预算外支出中中央和地方所占份额分别为49.7％、50.3％；34.3％、65.7％。到1995年，上述指标分别变为29.2％、70.8％；15.1％、84.9％。（注：从1993年起，预算外收支中不含国有企业和主管部门收支。但是，这一变化并不影响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的总格局，相反，这更清楚地表明了中央和地方实际使用预算外资金的情况，即地方是主角，中央是配角。）它表明，地方财政支出已占整个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二左右，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实际上已形成“大地方、小中央”的格局。十余年来，地方财政支出迅猛增长，其增幅远远超过同期财政收入的增幅。1986年～1992年同口径比较，地方收支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1.6％和14.3％；从绝对量上看，1996 年的财政支出是1985 年的4.79倍。然而，在地方财政支出总量大幅增长的同进， 财政资金所产生的效用并没有同步增长，且财政支出结构失衡，其基本表现是： 一是地方经常性财政支出在整个地方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及增长速度均高于建设性支出所占的比重及增长速度，从而使地方财政具有明显的“吃饭”型财政特征。1992年～1996年地方本级财政支出的情况显示，地方财政建设性支出从未达到过本级财政支出的30％。这种状况似乎表明政府正逐步退出私人商品领域，但问题在于，我国财政建设性支出中绝大部分项目均属市场经济下政府应有所作为的领域。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我国整个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不合理。 二是地方财政的经常性支出中， 行政经费日益膨胀。 1992 年、 1994年和1996年，全国地方财政支出中行政管理费、公检法支出之和分别为388.36亿元、670.56亿元和969.36亿元，其占当年地方财政经常性支出的比重分别为19.89％、22.43％和22.14％。行政经费的膨胀， 大量挤占了急需的地方公共支出项目，表明我国公共劳务提供的成本过高。 三是在各单项支出中，人头经费远远超过公用经费。以1994年为例，我国文教卫生事业支出、教育事业费支出、行政管理费类支出中人头经费均在80％左右。（注：人头经费包括工资、补助工资、职工福利费、离退休人员费用、人民助学金和主要副食品价格补贴。公用经费包括公务费、设备购置费、修缮费、业务费、其他费用和差额补助。）尤其是工资改革后，人头经费在大部分支出项目中更是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这进一步扩大了行政经费在整个地方财政支出中的份额，因此，支出总量的扩大，不仅未能优化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相反还导致了更为明显的不平衡与不合理。 2.越背越重的赤字“包袱”与日益增长的事业发展需要的矛盾 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当前地方财政赤字“包袱”越背越重，资金调度空前困难，部分地方财政不能按期发放工资，不能及时足额报销差旅费、医药费，上级财政拨付的专款因被挪用而常常不能及时到位。因此，部分地方财政成为实实在在的“吃饭”财政，少数地方连“吃饭”财政都难以维持。资料表明，从1986年开始，预算内财政收支中，地方财政几乎年年出现为数不小的财政赤字。此点在少数民族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赤字额呈现扩大趋势的同时，赤字面也呈扩大趋势，使地方财政支出仅限于保工资和办公经费，而且这种“双保”又限于低水平，地方财政实际上是以欠帐“包袱”的加重来换取赤字的减少。而这种状况必然影响“九五”乃至更长时期地方财政收支平衡基础的稳固，也必然与日益增长的事业发展需要产生矛盾，从而使农业的“基础”地位，教育的“根本”地位，计划生育的“国策”地位，公检法的“重点”地位，无法从财政上得到保证，也使得缓解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变得极为困难。 3.预算内收入短缺与非规范性财政活动大量进行的矛盾 统计资料显示的地方财政收支情况几乎是年年赤字，这表明预算内收入短缺，无法满足正常的财政资金需要。但与此同时，有目共睹的事实是，由财政供给资金的单位，无论发达地区还是不发达地区，干部和职工的生活条件却越来越上档次、上台阶。这显然是一种奇怪的不对称现象。其直接原因在于预算外资金的大量存在及非规范性创收活动的“合法化”。它起码带来如下三个后果：其一，预算内收入难以随着经济增长而增加；其二，为非规范性财政活动的进行提供可能；其三，预算外收入成为地方财政平衡的“蓄水池”，有关机构与部门难以获得地方财政收支情况及其它真实信息。正因为如此，我们基本上只能从预算外收入这个侧面来考查预算内收入短缺而非规范性财政活动大量进行的直接原因。 从全国来看， 同口径比较， 1992 年全国地方预算外收入总额是1984年的2.99倍，年均增长速度为14.7％，而同期地方预算内收入年均增长速度只有12.5％。1996年，地方预算外收入较之1993年的增幅更是高达171.78％。从积极的方面看，预算外资金的增长和政府对这部分资金流向的控制，对各级政府综合平衡社会财力，补充国家预算资金的不足，支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各项事业的发展，都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是也正是这部分资金的相当一部分被用于单位办公条件（包括办公楼和办公设施）的改善，交通、通讯工具的便捷，职工福利（包括职工住宅、补贴、津贴）等额外消费的增加，而这些支出基本上是个人、集团消费方面的非建设性支出。它进一步使整个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出现“一头沉”的不合理局面。 4.不同地区之间以及同一地区不同级次之间支出水平、支出结构失衡的矛盾 当前，我国经济发达程度不同的地区，人均财政支出水平极为悬殊。从收入来看，1996年青海省人均财政收入不到广东的2％； 从支出来看，排序最末的贵州省，人均财政支出仅为上海的11.93％。 此种情况直接导致不同地区财政支出结构的差异。例如，仅从财政经费占支出的份额来看，1996年上海、北京、天津行政管理费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为3.55％、5.32％、5.55％，而青海、贵州、西藏分别为15.99 ％、14.86％、21.75％。因此，在经济发达地区，财政除满足政权建设和一般支出需要外，还有财力进行建设性支出，而不发达地区，其财政支出主要用于保工资和最低水平的公务支出。这种差别除导致地区之间财政支出结构的失衡外，还进一步拉大了地区之间的差距。上述现象在同一地区的不同级次之间也同样存在，它使得中央和地方出台的统一的支出标准在同一地区的不同级次出现较大差异，从而带来地区内部不同级次之间的支出水平、支出结构的失衡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任何一种现象的出现，都可以从某种或某几种现象上找到原因。当前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存在的诸多问题，离不开以下一些深层次的原因： 第一，在市场经济下，政府和市场的分工应十分明确，即市场能做且做得好的应尽量交给市场去做，只有市场做不好或不能做的才应由政府去做。但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的转轨变型期，政府、市场、企业的分工尚未相应转轨，因而在相当的程度上造成了当前财政支出的不合理和财政困难。例如，单纯从我国当前吃“皇粮”者众多，且增长过猛，从而导致财政支出大幅增长的情况就可以说明，当前的财政支出结构与我国的改革尚未触及计划经济时期建立起来的大政府行政机构这一历史“遗产”相关。 第二，由于历史、地缘、政策及其他主客观原因，我国不同地域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且这种不平衡是多方面的，包括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的总量、人均占有量、城乡人民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等等。以农民人均纯收入为例，沿海部分发达地区相当于低收入地区的15倍以上；以省份为例，1996年，贵州人均GDP与上海相差26倍。不仅如此， 在同一省区内部，也存在较为明显的地区差距，例如，1992年广东最富的珠海市与最穷的河源市，人无GDP相差16.4倍。 而地方财政状况作为一个地区经济水平的综合反映，本身就是地区经济发展的一面镜子。财政收不抵支、财政巨额赤字、中央财政补助比重高，很大程度上即是地区经济发展落后的基本表现形式。而地区之间财政收支水平悬殊，财政收支状况迥异，则是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反映。 第三，财政体制作为划分中央和地方分配关系的制度，是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基本法律规范。但自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大部分年份实行的是五花八门的财政包干制，即使是1994年开始实行的分税制，实行操作中也沿袭包干制下的陈旧做法，有其名而无其实。由于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关系未能从法律上规范，因此地方各级的分配关系也不可能规范，在各级财政普遍困难的情况下，财政支出地区结构的优化亦难以有效进行。 第四，市场经济的发展，引致对地方性公共商品的需求增大。公共支出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范围项目与规模。其一般发展规律是：范围、项目由少到多，规模则由小到大。我国目前尚处于经济体制的转型期，在这个特殊时期里，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客观上要求提供越来越多的带有明显地域性的公共商品，但是现行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制度不能适应这种客观要求。在有限的财政收入无法满足巨大的财政需求，而“创收”制度合法化的情况下，各种税外收费、摊派、罚款、赞助、集资等非规范性的收入形式大量衍生且鱼目混珠，从而导致大量非规范性财政活动的进行。 三 显然，目前地方财政收支状况及地方财政面临的困难，不是或主要不是财政本身的原因造成的，它是我国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诸多因素综合作用在财政上的反映。因此，缓解地方财政困难，改善地方财政收支状况，也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大工程，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为使短期内收到较好的效果，当前，必须从财政内外部着手，改造现有环境，并重点作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对政府作用进行正确定位，降低公共商品的供给成本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政府与市场分工的基本思路与原体制截然不同，因此，列入地方财政支出的事项大多属于满足地方公共需要的层次，即主要为社会提供难以按市场原则提供的地方性公共商品。公共商品的提供需要成本，但不能带来任何直接收益，这在客观上需要政府通过必要的技术装置使公共商品的享用者为之付费。从这个意义上看，地方财政收入是公民为消费地方公共商品而付出的价格或费用。而从公共需要的决定到公共商品提供出来，中间还需要经过许多环节，需要政府设立相应的科层组织。而且，在公民付费一定的情况下，政府设立的科层组织越庞大，公共商品的供给成本越高，公共商品的供给数量越少，质量越差。因此，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应切切实实地按照市场经济原则的要求转换地方政府职能，对地方政府作用领域进行正确定位，借第七次机构改革的东风，下大力撤消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机构；因岗设人，降低公共商品的供给成本。 2.配合市场化改革进程，认真清理财政供给范围及供给成本 随着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加快，许多原来的差额预算单位已变为或逐渐变为独立核算的经济实体；许多原统由财政供给资金的单位无偿供给的商品与劳务已变为有偿供给，并逐渐由低价位供给改为高价位供给，而且，许多单位的收入已进入相对稳定阶段，如自1997年起，大中专院校招生全面并轨，所有通过入学考试的学生都必须交费上学，学费收入已成为此类事业单位的固定收入。因此，在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变型中，应十分注意配合市场化的改革进程，适时清理财政供给范围，对已经或已具备条件按市场化原则提供商品和劳务的单位不再由财政供给资金。同时，重新调整财政供给标准，对提供纯公共商品的单位，应足额供应资金，同时采取措施防止经费的过快增长；对提供混合商品、有一定收入来源的单位，则可分别具体情况采用定额或定项补助的办法核拨经费，以使财政资金的使用真正限于公共需要的满足。 3.整顿分配秩序，建立规范化的地方财政收入体系 当前，非规范的、混乱的分配秩序是造成地方财政困难、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的最重要的原因，也是政府行为不规范的主要表现。因此，必须在规范政府行为的基础上，下大力气整顿分配秩序。首先，应将现行各种收费、基金中宜于采用税收形式的非规范收入纳入税收征收轨道；其次，应适应分税制改革，逐步下放税权，适当开征地方性税种，以使地方财政收入能随着地方公共商品需求增加而增长；第三，明确费权，并统一预算管理。费与税均属财政收入的必要形式，但二者之间存在着客观的界限：一般来说，涉及面较广，延续时间较长，收入用于一般性公共支出，而受益的地域性和边界性相对模糊者应用用税收形式；而涉及面较窄，延续时间较短，收入用于专项支出，则受益的地域性、边界性相对明确者可采用收费形式。因此，在确保税收收入占整个地方财政收入主体地位的同进，可通过制定收费决策程序及相应的决策制衡机制，明确各级地方政府，包括乡一级政府取得一定收入的权力。这不仅有助于地方公共收入体系的建立，而且，对于我国分配秩序的改善及财政收支状况的好转也是大有裨益的。 4.加强中央及省一级地方财政的财权和财力，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一般具有配置资源、平衡收入分配和稳定经济的三大职能，其中，后两个事关全局利益的职能主要应赋予中央政府，中央财政在宏观调控中也应居于主导地位。这是国民经济持续、协调发展的基本保证。而我国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听任这种不平衡发展，既不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也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建立科学的转移支付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般来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既包括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支出转移，也包括下级政府对上级政府的收入让渡。这里，主要是指前者。由于我国的政权组织包括中央、省、市、县、乡5级，因此，要建立科学的财政转移制度， 其前提条件是加强中央和省一级支付的财权和财力，即应使中央财政收入在整个国家财政收入中、省级财政收入在整个地方财政收入中占有较高的比重。其最终目的是使中央财政和省一级地方财政能够以各种灵活多样的财政转移支付形式对其下级财政进行补助，以平衡不同地区的财政供给能力，缓解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并实现各级政府各自承担的基本职能。
2008年底以次贷危机为爆点的全球性经济衰退，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形成了极大的冲击，为此中国政府重启了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出台了规模空前的政府投资和经济刺激计划。
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其效果是不容怀疑的，中国经济迅速复苏,并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但是，基于财政支出的内容依旧更多的属于外延式扩张。
如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环节且主要流向国有经济主导部门，而较少的涉及福利保障、消费刺激和技术进步及结构调整上，故而也有不同的声音聚焦在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与持续性上。
更多的关注政府支出的增加能否有效地传导到私人投资和消费环节，从而在完成总量刺激的同时，实现增长方式的扭转和增长质量的改善。
财政政策的增长效应是如何实现与传导的，政府该如何借助于支出的规模和结构优化提高财政调节的效率并形成可持续的增长路径。
围绕这一问题而展开的研究早已从“政府是否该干预经济”衍生到“政府如何干预经济“，财政支出变化对经济的影响分析也从理论争论和探讨发展到实证的检验和判别。
并集中于不同体制、政策和发展条件下，财政政策有效性的度量。将之与现阶段的中国实际相结合，则更加凸显出其价值与意义。
扩展资料
政府经济学研究对象
从定义可知，政府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政府的经济行为及经济关系。这里所说的政府，是指由“公共当局及其通过政治程序设立的机构组成，并在它的疆域内或管辖地区实施强制的垄断权力”。
政府也可以解释为：通过政治程序建立的，在特定区域内行使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行为实体。政府除对特定区域内居民负有政治责任之外，还参与非市场性的社会生产活动和社会财富的分配。
政府参与的非生产性活动是指政府为满足居民的公共消费需要，通过向社会成员征税和强制转移财富的办法来筹措资金，以不营利为目的从事生产和提供诸如国防、治安、教育、卫生、文化、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
政府所从事的社会财富分配是指为了保证特定区域内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平和公正，维护社会的稳定，采取税收、补助、转移支付等手段对各社会成员的财富进行重新分配。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政府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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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政府采购及其存在的意义政府采购是指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实施政府采购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规范政府的采购行为，加强对政府财政支出的管理和监督；降低采购成本，提高政府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贯彻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促进政府宏观调控水平的提高。在我国建立和推行政府采购，具有极其深远的现实意义。接下来就政府采购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存在的意义我简单的谈一些认识。一、政府采购中存在的问题随着《政府采购法》在全国的实施，目前的政府采购已逐步纳入规范化、法治化的轨道。各地区在贯彻实施这部法律的过程中摸索出了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具体表现为：首先，计划性不强。按照《政府采购法》规定，政府采购应严格按照批准的预算执行。由于部门预算编制缺乏前瞻性、合理性，很难完全预料预算年度中可能发生的财政支出事项，中途预算追加相对频繁，造成政府采购计划性不强。其次，方式不规范。由于政府采购的批次多、数量少，公开招标的范围和规模较小，大部分商品采购采用询价方式，加之各单位自行采购补办手续的事项较多，影响了政府集中采购的规模效益。其三，采购监督管理部门缺少日常监督检查。《政府采购法》规定，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政府采购活动及集中采购机构的监督检查。从审计中了解的情况看，有相当一部分采购人对采购的商品不满意，认为部分采购商品质次价高，而且供应商的售后服务跟不上，直接影响了使用单位的商品使用效果和正常工作的开展。这些充分说明了，当下政府采购的监督体系弱化，难以有效防范政府采购过程中违法乱纪行为的发生。其四，规章制度体系不完善。虽然政府采购制度实施以来，相继出台了包括《政府采购法》在内的一系列法规、制度，加强了政府对财政资金使用过程的影响，有效地制约和规范了政府购买行为。但由于与《政府采购法》相配套的实施细则至今仍未出台，各地在政府采购实际操作中还存在着较大的不规范和随意性，特别是管理体制还不顺，操作上也是各行其是，这样既影响了政府采购的质量和效率，又不利于公平竞争，还容易滋生腐败。这些违背了实施政府采购的初衷，使政府采购的质量和信誉受到了影响。其五，政府采购人员素质亟待提高。政府采购不同于一般的采购业务，是一项全新的系统工程，由于政策性强、涉及面广，需要采购人员掌握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多方面的知识，要求管理、执行和评标人员不仅要熟悉财政业务，还应掌握招投标、合同管理等多方面的知识和技能。但目前我国政府采购工作人员大都来源于原来的财政部门，离专业要求仍有较大差距，这使的政府采购工作缺乏强有力的组织力量，工作上形不成合力，规模上不去，也难以做到规范。随着我国政府采购工作的不断推进，政府采购工作上需要一支庞大的专业知识过硬的队伍，人才的缺乏将会制约我国政府采购的进一步发展。二、政府采购的意义（一）有利于节约采购资金成本，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实行政府采购，通过招标的方式进行集中性的政府采购，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供应商之间的竞争，使得政府采购部门能获得优质廉价的商品和劳务，从而节约采购的资金成本，使财政支出在使用中能体现出规模效益。（二）有利于规范政府的采购行为，加强对财政支出的管理和监督分散采购中，政府的采购行为由各预算单位自行分散完成，采购过程往往缺乏必要的监督，采购形式缺乏必要的规范。而政府采购的实施将使得政府采购行为被控制在有关法律和制度的范围之内，使采购过程在财政、审计、监察等部门的监督下进行，提高了政府采购的规范化水平和透明度，增强了对财政支出的管理和监督。（三）有利于加强廉政建设，消除腐败消除腐败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难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能否将反腐倡廉坚持到底，是对政府领导市场经济能力的严峻考验。实行政府采购制度有利于从源头上堵塞漏洞，为反腐倡廉提供了制度保障。（四）有利于贯彻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随着我国经济向市场化推进，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也越来越明显。在这种情况下，要保持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就必须发挥政府宏观政策的作用。政府采购支出作为一种购买力是社会需求的有机组成部分。根据不同时期的宏观经济政策，政府可通过调整政府采购的规模和结构来对社会需求总量和结构施加影响。政府采购这种宏观调控手段，政府是市场经济中惟一的买主。在我国，全社会每年生产的商品和劳务中约有25%是由政府购买的，因而政府采购的数额和内容会对市场供求产生重大的影响。在经济萧条时，可采取扩大政府采购规模的措施，以增加社会需求，刺激经济增长；在经济过热时，可通过压缩政府采购规模的办法，以减少社会需求，一定程度上可起到给经济降温的作用。随着我国财政采购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加之在财政、审计等相关部门的有效管理和监督下，我们的财政采购将越来越趋于成熟，也将会进一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意义。
多年来，我国地方财政普遍面临的一个老大难问题是：地方财政收入远远不能满足地方财政支出的需求。为缓解这种矛盾，各级立法部门、行政部门及理论部门就如何增加地方财力的问题进行过许多有益的探讨与实践，但有限的收入增长始终难以满足巨大的资金需求，财政困难依旧，甚至有增无减。它表明，对于问题的解决而言，上述思路的能量是有限的。笔者认为，财政收入作为对政府提供公共商品所付财政成本的补偿，与财政支出有着本质的内在联系。二者互为因果，而且，从最基本的意义上讲，财政收入是以财政支出为基本前提的。因此，认真研究地方财政支出是促进地方财政状况改善的更有效的手段。 一 自体制改革以来，地方财政支出作为地方政府履行其职能的经济基础，为我国地方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伴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化，地方财政支出领域中存在的问题也日趋明显，财政支出结构也亟待优化。这主要可以通过以下四个方面的矛盾加以剖析： 1.支出总量高速增长与财政支出结构失衡的矛盾 自实施“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以来，地方财政支出在整个财政支出中的份额不断提高。1983年，预算内支出、预算外支出中中央和地方所占份额分别为49.7％、50.3％；34.3％、65.7％。到1995年，上述指标分别变为29.2％、70.8％；15.1％、84.9％。（注：从1993年起，预算外收支中不含国有企业和主管部门收支。但是，这一变化并不影响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的总格局，相反，这更清楚地表明了中央和地方实际使用预算外资金的情况，即地方是主角，中央是配角。）它表明，地方财政支出已占整个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二左右，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实际上已形成“大地方、小中央”的格局。十余年来，地方财政支出迅猛增长，其增幅远远超过同期财政收入的增幅。1986年～1992年同口径比较，地方收支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1.6％和14.3％；从绝对量上看，1996 年的财政支出是1985 年的4.79倍。然而，在地方财政支出总量大幅增长的同进， 财政资金所产生的效用并没有同步增长，且财政支出结构失衡，其基本表现是： 一是地方经常性财政支出在整个地方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及增长速度均高于建设性支出所占的比重及增长速度，从而使地方财政具有明显的“吃饭”型财政特征。1992年～1996年地方本级财政支出的情况显示，地方财政建设性支出从未达到过本级财政支出的30％。这种状况似乎表明政府正逐步退出私人商品领域，但问题在于，我国财政建设性支出中绝大部分项目均属市场经济下政府应有所作为的领域。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我国整个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不合理。 二是地方财政的经常性支出中， 行政经费日益膨胀。 1992 年、 1994年和1996年，全国地方财政支出中行政管理费、公检法支出之和分别为388.36亿元、670.56亿元和969.36亿元，其占当年地方财政经常性支出的比重分别为19.89％、22.43％和22.14％。行政经费的膨胀， 大量挤占了急需的地方公共支出项目，表明我国公共劳务提供的成本过高。 三是在各单项支出中，人头经费远远超过公用经费。以1994年为例，我国文教卫生事业支出、教育事业费支出、行政管理费类支出中人头经费均在80％左右。（注：人头经费包括工资、补助工资、职工福利费、离退休人员费用、人民助学金和主要副食品价格补贴。公用经费包括公务费、设备购置费、修缮费、业务费、其他费用和差额补助。）尤其是工资改革后，人头经费在大部分支出项目中更是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这进一步扩大了行政经费在整个地方财政支出中的份额，因此，支出总量的扩大，不仅未能优化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相反还导致了更为明显的不平衡与不合理。 2.越背越重的赤字“包袱”与日益增长的事业发展需要的矛盾 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当前地方财政赤字“包袱”越背越重，资金调度空前困难，部分地方财政不能按期发放工资，不能及时足额报销差旅费、医药费，上级财政拨付的专款因被挪用而常常不能及时到位。因此，部分地方财政成为实实在在的“吃饭”财政，少数地方连“吃饭”财政都难以维持。资料表明，从1986年开始，预算内财政收支中，地方财政几乎年年出现为数不小的财政赤字。此点在少数民族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赤字额呈现扩大趋势的同时，赤字面也呈扩大趋势，使地方财政支出仅限于保工资和办公经费，而且这种“双保”又限于低水平，地方财政实际上是以欠帐“包袱”的加重来换取赤字的减少。而这种状况必然影响“九五”乃至更长时期地方财政收支平衡基础的稳固，也必然与日益增长的事业发展需要产生矛盾，从而使农业的“基础”地位，教育的“根本”地位，计划生育的“国策”地位，公检法的“重点”地位，无法从财政上得到保证，也使得缓解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变得极为困难。 3.预算内收入短缺与非规范性财政活动大量进行的矛盾 统计资料显示的地方财政收支情况几乎是年年赤字，这表明预算内收入短缺，无法满足正常的财政资金需要。但与此同时，有目共睹的事实是，由财政供给资金的单位，无论发达地区还是不发达地区，干部和职工的生活条件却越来越上档次、上台阶。这显然是一种奇怪的不对称现象。其直接原因在于预算外资金的大量存在及非规范性创收活动的“合法化”。它起码带来如下三个后果：其一，预算内收入难以随着经济增长而增加；其二，为非规范性财政活动的进行提供可能；其三，预算外收入成为地方财政平衡的“蓄水池”，有关机构与部门难以获得地方财政收支情况及其它真实信息。正因为如此，我们基本上只能从预算外收入这个侧面来考查预算内收入短缺而非规范性财政活动大量进行的直接原因。 从全国来看， 同口径比较， 1992 年全国地方预算外收入总额是1984年的2.99倍，年均增长速度为14.7％，而同期地方预算内收入年均增长速度只有12.5％。1996年，地方预算外收入较之1993年的增幅更是高达171.78％。从积极的方面看，预算外资金的增长和政府对这部分资金流向的控制，对各级政府综合平衡社会财力，补充国家预算资金的不足，支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各项事业的发展，都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是也正是这部分资金的相当一部分被用于单位办公条件（包括办公楼和办公设施）的改善，交通、通讯工具的便捷，职工福利（包括职工住宅、补贴、津贴）等额外消费的增加，而这些支出基本上是个人、集团消费方面的非建设性支出。它进一步使整个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出现“一头沉”的不合理局面。 4.不同地区之间以及同一地区不同级次之间支出水平、支出结构失衡的矛盾 当前，我国经济发达程度不同的地区，人均财政支出水平极为悬殊。从收入来看，1996年青海省人均财政收入不到广东的2％； 从支出来看，排序最末的贵州省，人均财政支出仅为上海的11.93％。 此种情况直接导致不同地区财政支出结构的差异。例如，仅从财政经费占支出的份额来看，1996年上海、北京、天津行政管理费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为3.55％、5.32％、5.55％，而青海、贵州、西藏分别为15.99 ％、14.86％、21.75％。因此，在经济发达地区，财政除满足政权建设和一般支出需要外，还有财力进行建设性支出，而不发达地区，其财政支出主要用于保工资和最低水平的公务支出。这种差别除导致地区之间财政支出结构的失衡外，还进一步拉大了地区之间的差距。上述现象在同一地区的不同级次之间也同样存在，它使得中央和地方出台的统一的支出标准在同一地区的不同级次出现较大差异，从而带来地区内部不同级次之间的支出水平、支出结构的失衡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任何一种现象的出现，都可以从某种或某几种现象上找到原因。当前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存在的诸多问题，离不开以下一些深层次的原因： 第一，在市场经济下，政府和市场的分工应十分明确，即市场能做且做得好的应尽量交给市场去做，只有市场做不好或不能做的才应由政府去做。但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的转轨变型期，政府、市场、企业的分工尚未相应转轨，因而在相当的程度上造成了当前财政支出的不合理和财政困难。例如，单纯从我国当前吃“皇粮”者众多，且增长过猛，从而导致财政支出大幅增长的情况就可以说明，当前的财政支出结构与我国的改革尚未触及计划经济时期建立起来的大政府行政机构这一历史“遗产”相关。 第二，由于历史、地缘、政策及其他主客观原因，我国不同地域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且这种不平衡是多方面的，包括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的总量、人均占有量、城乡人民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等等。以农民人均纯收入为例，沿海部分发达地区相当于低收入地区的15倍以上；以省份为例，1996年，贵州人均GDP与上海相差26倍。不仅如此， 在同一省区内部，也存在较为明显的地区差距，例如，1992年广东最富的珠海市与最穷的河源市，人无GDP相差16.4倍。 而地方财政状况作为一个地区经济水平的综合反映，本身就是地区经济发展的一面镜子。财政收不抵支、财政巨额赤字、中央财政补助比重高，很大程度上即是地区经济发展落后的基本表现形式。而地区之间财政收支水平悬殊，财政收支状况迥异，则是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反映。 第三，财政体制作为划分中央和地方分配关系的制度，是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基本法律规范。但自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大部分年份实行的是五花八门的财政包干制，即使是1994年开始实行的分税制，实行操作中也沿袭包干制下的陈旧做法，有其名而无其实。由于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关系未能从法律上规范，因此地方各级的分配关系也不可能规范，在各级财政普遍困难的情况下，财政支出地区结构的优化亦难以有效进行。 第四，市场经济的发展，引致对地方性公共商品的需求增大。公共支出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范围项目与规模。其一般发展规律是：范围、项目由少到多，规模则由小到大。我国目前尚处于经济体制的转型期，在这个特殊时期里，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客观上要求提供越来越多的带有明显地域性的公共商品，但是现行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制度不能适应这种客观要求。在有限的财政收入无法满足巨大的财政需求，而“创收”制度合法化的情况下，各种税外收费、摊派、罚款、赞助、集资等非规范性的收入形式大量衍生且鱼目混珠，从而导致大量非规范性财政活动的进行。 三 显然，目前地方财政收支状况及地方财政面临的困难，不是或主要不是财政本身的原因造成的，它是我国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诸多因素综合作用在财政上的反映。因此，缓解地方财政困难，改善地方财政收支状况，也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大工程，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为使短期内收到较好的效果，当前，必须从财政内外部着手，改造现有环境，并重点作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对政府作用进行正确定位，降低公共商品的供给成本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政府与市场分工的基本思路与原体制截然不同，因此，列入地方财政支出的事项大多属于满足地方公共需要的层次，即主要为社会提供难以按市场原则提供的地方性公共商品。公共商品的提供需要成本，但不能带来任何直接收益，这在客观上需要政府通过必要的技术装置使公共商品的享用者为之付费。从这个意义上看，地方财政收入是公民为消费地方公共商品而付出的价格或费用。而从公共需要的决定到公共商品提供出来，中间还需要经过许多环节，需要政府设立相应的科层组织。而且，在公民付费一定的情况下，政府设立的科层组织越庞大，公共商品的供给成本越高，公共商品的供给数量越少，质量越差。因此，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应切切实实地按照市场经济原则的要求转换地方政府职能，对地方政府作用领域进行正确定位，借第七次机构改革的东风，下大力撤消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机构；因岗设人，降低公共商品的供给成本。 2.配合市场化改革进程，认真清理财政供给范围及供给成本 随着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加快，许多原来的差额预算单位已变为或逐渐变为独立核算的经济实体；许多原统由财政供给资金的单位无偿供给的商品与劳务已变为有偿供给，并逐渐由低价位供给改为高价位供给，而且，许多单位的收入已进入相对稳定阶段，如自1997年起，大中专院校招生全面并轨，所有通过入学考试的学生都必须交费上学，学费收入已成为此类事业单位的固定收入。因此，在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变型中，应十分注意配合市场化的改革进程，适时清理财政供给范围，对已经或已具备条件按市场化原则提供商品和劳务的单位不再由财政供给资金。同时，重新调整财政供给标准，对提供纯公共商品的单位，应足额供应资金，同时采取措施防止经费的过快增长；对提供混合商品、有一定收入来源的单位，则可分别具体情况采用定额或定项补助的办法核拨经费，以使财政资金的使用真正限于公共需要的满足。 3.整顿分配秩序，建立规范化的地方财政收入体系 当前，非规范的、混乱的分配秩序是造成地方财政困难、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的最重要的原因，也是政府行为不规范的主要表现。因此，必须在规范政府行为的基础上，下大力气整顿分配秩序。首先，应将现行各种收费、基金中宜于采用税收形式的非规范收入纳入税收征收轨道；其次，应适应分税制改革，逐步下放税权，适当开征地方性税种，以使地方财政收入能随着地方公共商品需求增加而增长；第三，明确费权，并统一预算管理。费与税均属财政收入的必要形式，但二者之间存在着客观的界限：一般来说，涉及面较广，延续时间较长，收入用于一般性公共支出，而受益的地域性和边界性相对模糊者应用用税收形式；而涉及面较窄，延续时间较短，收入用于专项支出，则受益的地域性、边界性相对明确者可采用收费形式。因此，在确保税收收入占整个地方财政收入主体地位的同进，可通过制定收费决策程序及相应的决策制衡机制，明确各级地方政府，包括乡一级政府取得一定收入的权力。这不仅有助于地方公共收入体系的建立，而且，对于我国分配秩序的改善及财政收支状况的好转也是大有裨益的。 4.加强中央及省一级地方财政的财权和财力，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一般具有配置资源、平衡收入分配和稳定经济的三大职能，其中，后两个事关全局利益的职能主要应赋予中央政府，中央财政在宏观调控中也应居于主导地位。这是国民经济持续、协调发展的基本保证。而我国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听任这种不平衡发展，既不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也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建立科学的转移支付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般来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既包括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支出转移，也包括下级政府对上级政府的收入让渡。这里，主要是指前者。由于我国的政权组织包括中央、省、市、县、乡5级，因此，要建立科学的财政转移制度， 其前提条件是加强中央和省一级支付的财权和财力，即应使中央财政收入在整个国家财政收入中、省级财政收入在整个地方财政收入中占有较高的比重。其最终目的是使中央财政和省一级地方财政能够以各种灵活多样的财政转移支付形式对其下级财政进行补助，以平衡不同地区的财政供给能力，缓解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并实现各级政府各自承担的基本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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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我国地方财政普遍面临的一个老大难问题是：地方财政收入远远不能满足地方财政支出的需求。为缓解这种矛盾，各级立法部门、行政部门及理论部门就如何增加地方财力的问题进行过许多有益的探讨与实践，但有限的收入增长始终难以满足巨大的资金需求，财政困难依旧，甚至有增无减。它表明，对于问题的解决而言，上述思路的能量是有限的。笔者认为，财政收入作为对政府提供公共商品所付财政成本的补偿，与财政支出有着本质的内在联系。二者互为因果，而且，从最基本的意义上讲，财政收入是以财政支出为基本前提的。因此，认真研究地方财政支出是促进地方财政状况改善的更有效的手段。 一 自体制改革以来，地方财政支出作为地方政府履行其职能的经济基础，为我国地方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伴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化，地方财政支出领域中存在的问题也日趋明显，财政支出结构也亟待优化。这主要可以通过以下四个方面的矛盾加以剖析： 1.支出总量高速增长与财政支出结构失衡的矛盾 自实施“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以来，地方财政支出在整个财政支出中的份额不断提高。1983年，预算内支出、预算外支出中中央和地方所占份额分别为49.7％、50.3％；34.3％、65.7％。到1995年，上述指标分别变为29.2％、70.8％；15.1％、84.9％。（注：从1993年起，预算外收支中不含国有企业和主管部门收支。但是，这一变化并不影响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的总格局，相反，这更清楚地表明了中央和地方实际使用预算外资金的情况，即地方是主角，中央是配角。）它表明，地方财政支出已占整个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二左右，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实际上已形成“大地方、小中央”的格局。十余年来，地方财政支出迅猛增长，其增幅远远超过同期财政收入的增幅。1986年～1992年同口径比较，地方收支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1.6％和14.3％；从绝对量上看，1996 年的财政支出是1985 年的4.79倍。然而，在地方财政支出总量大幅增长的同进， 财政资金所产生的效用并没有同步增长，且财政支出结构失衡，其基本表现是： 一是地方经常性财政支出在整个地方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及增长速度均高于建设性支出所占的比重及增长速度，从而使地方财政具有明显的“吃饭”型财政特征。1992年～1996年地方本级财政支出的情况显示，地方财政建设性支出从未达到过本级财政支出的30％。这种状况似乎表明政府正逐步退出私人商品领域，但问题在于，我国财政建设性支出中绝大部分项目均属市场经济下政府应有所作为的领域。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我国整个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不合理。 二是地方财政的经常性支出中， 行政经费日益膨胀。 1992 年、 1994年和1996年，全国地方财政支出中行政管理费、公检法支出之和分别为388.36亿元、670.56亿元和969.36亿元，其占当年地方财政经常性支出的比重分别为19.89％、22.43％和22.14％。行政经费的膨胀， 大量挤占了急需的地方公共支出项目，表明我国公共劳务提供的成本过高。 三是在各单项支出中，人头经费远远超过公用经费。以1994年为例，我国文教卫生事业支出、教育事业费支出、行政管理费类支出中人头经费均在80％左右。（注：人头经费包括工资、补助工资、职工福利费、离退休人员费用、人民助学金和主要副食品价格补贴。公用经费包括公务费、设备购置费、修缮费、业务费、其他费用和差额补助。）尤其是工资改革后，人头经费在大部分支出项目中更是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这进一步扩大了行政经费在整个地方财政支出中的份额，因此，支出总量的扩大，不仅未能优化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相反还导致了更为明显的不平衡与不合理。 2.越背越重的赤字“包袱”与日益增长的事业发展需要的矛盾 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当前地方财政赤字“包袱”越背越重，资金调度空前困难，部分地方财政不能按期发放工资，不能及时足额报销差旅费、医药费，上级财政拨付的专款因被挪用而常常不能及时到位。因此，部分地方财政成为实实在在的“吃饭”财政，少数地方连“吃饭”财政都难以维持。资料表明，从1986年开始，预算内财政收支中，地方财政几乎年年出现为数不小的财政赤字。此点在少数民族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赤字额呈现扩大趋势的同时，赤字面也呈扩大趋势，使地方财政支出仅限于保工资和办公经费，而且这种“双保”又限于低水平，地方财政实际上是以欠帐“包袱”的加重来换取赤字的减少。而这种状况必然影响“九五”乃至更长时期地方财政收支平衡基础的稳固，也必然与日益增长的事业发展需要产生矛盾，从而使农业的“基础”地位，教育的“根本”地位，计划生育的“国策”地位，公检法的“重点”地位，无法从财政上得到保证，也使得缓解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变得极为困难。 3.预算内收入短缺与非规范性财政活动大量进行的矛盾 统计资料显示的地方财政收支情况几乎是年年赤字，这表明预算内收入短缺，无法满足正常的财政资金需要。但与此同时，有目共睹的事实是，由财政供给资金的单位，无论发达地区还是不发达地区，干部和职工的生活条件却越来越上档次、上台阶。这显然是一种奇怪的不对称现象。其直接原因在于预算外资金的大量存在及非规范性创收活动的“合法化”。它起码带来如下三个后果：其一，预算内收入难以随着经济增长而增加；其二，为非规范性财政活动的进行提供可能；其三，预算外收入成为地方财政平衡的“蓄水池”，有关机构与部门难以获得地方财政收支情况及其它真实信息。正因为如此，我们基本上只能从预算外收入这个侧面来考查预算内收入短缺而非规范性财政活动大量进行的直接原因。 从全国来看， 同口径比较， 1992 年全国地方预算外收入总额是1984年的2.99倍，年均增长速度为14.7％，而同期地方预算内收入年均增长速度只有12.5％。1996年，地方预算外收入较之1993年的增幅更是高达171.78％。从积极的方面看，预算外资金的增长和政府对这部分资金流向的控制，对各级政府综合平衡社会财力，补充国家预算资金的不足，支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各项事业的发展，都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是也正是这部分资金的相当一部分被用于单位办公条件（包括办公楼和办公设施）的改善，交通、通讯工具的便捷，职工福利（包括职工住宅、补贴、津贴）等额外消费的增加，而这些支出基本上是个人、集团消费方面的非建设性支出。它进一步使整个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出现“一头沉”的不合理局面。 4.不同地区之间以及同一地区不同级次之间支出水平、支出结构失衡的矛盾 当前，我国经济发达程度不同的地区，人均财政支出水平极为悬殊。从收入来看，1996年青海省人均财政收入不到广东的2％； 从支出来看，排序最末的贵州省，人均财政支出仅为上海的11.93％。 此种情况直接导致不同地区财政支出结构的差异。例如，仅从财政经费占支出的份额来看，1996年上海、北京、天津行政管理费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为3.55％、5.32％、5.55％，而青海、贵州、西藏分别为15.99 ％、14.86％、21.75％。因此，在经济发达地区，财政除满足政权建设和一般支出需要外，还有财力进行建设性支出，而不发达地区，其财政支出主要用于保工资和最低水平的公务支出。这种差别除导致地区之间财政支出结构的失衡外，还进一步拉大了地区之间的差距。上述现象在同一地区的不同级次之间也同样存在，它使得中央和地方出台的统一的支出标准在同一地区的不同级次出现较大差异，从而带来地区内部不同级次之间的支出水平、支出结构的失衡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任何一种现象的出现，都可以从某种或某几种现象上找到原因。当前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存在的诸多问题，离不开以下一些深层次的原因： 第一，在市场经济下，政府和市场的分工应十分明确，即市场能做且做得好的应尽量交给市场去做，只有市场做不好或不能做的才应由政府去做。但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的转轨变型期，政府、市场、企业的分工尚未相应转轨，因而在相当的程度上造成了当前财政支出的不合理和财政困难。例如，单纯从我国当前吃“皇粮”者众多，且增长过猛，从而导致财政支出大幅增长的情况就可以说明，当前的财政支出结构与我国的改革尚未触及计划经济时期建立起来的大政府行政机构这一历史“遗产”相关。 第二，由于历史、地缘、政策及其他主客观原因，我国不同地域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且这种不平衡是多方面的，包括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的总量、人均占有量、城乡人民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等等。以农民人均纯收入为例，沿海部分发达地区相当于低收入地区的15倍以上；以省份为例，1996年，贵州人均GDP与上海相差26倍。不仅如此， 在同一省区内部，也存在较为明显的地区差距，例如，1992年广东最富的珠海市与最穷的河源市，人无GDP相差16.4倍。 而地方财政状况作为一个地区经济水平的综合反映，本身就是地区经济发展的一面镜子。财政收不抵支、财政巨额赤字、中央财政补助比重高，很大程度上即是地区经济发展落后的基本表现形式。而地区之间财政收支水平悬殊，财政收支状况迥异，则是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反映。 第三，财政体制作为划分中央和地方分配关系的制度，是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基本法律规范。但自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大部分年份实行的是五花八门的财政包干制，即使是1994年开始实行的分税制，实行操作中也沿袭包干制下的陈旧做法，有其名而无其实。由于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关系未能从法律上规范，因此地方各级的分配关系也不可能规范，在各级财政普遍困难的情况下，财政支出地区结构的优化亦难以有效进行。 第四，市场经济的发展，引致对地方性公共商品的需求增大。公共支出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范围项目与规模。其一般发展规律是：范围、项目由少到多，规模则由小到大。我国目前尚处于经济体制的转型期，在这个特殊时期里，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客观上要求提供越来越多的带有明显地域性的公共商品，但是现行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制度不能适应这种客观要求。在有限的财政收入无法满足巨大的财政需求，而“创收”制度合法化的情况下，各种税外收费、摊派、罚款、赞助、集资等非规范性的收入形式大量衍生且鱼目混珠，从而导致大量非规范性财政活动的进行。 三 显然，目前地方财政收支状况及地方财政面临的困难，不是或主要不是财政本身的原因造成的，它是我国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诸多因素综合作用在财政上的反映。因此，缓解地方财政困难，改善地方财政收支状况，也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大工程，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为使短期内收到较好的效果，当前，必须从财政内外部着手，改造现有环境，并重点作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对政府作用进行正确定位，降低公共商品的供给成本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政府与市场分工的基本思路与原体制截然不同，因此，列入地方财政支出的事项大多属于满足地方公共需要的层次，即主要为社会提供难以按市场原则提供的地方性公共商品。公共商品的提供需要成本，但不能带来任何直接收益，这在客观上需要政府通过必要的技术装置使公共商品的享用者为之付费。从这个意义上看，地方财政收入是公民为消费地方公共商品而付出的价格或费用。而从公共需要的决定到公共商品提供出来，中间还需要经过许多环节，需要政府设立相应的科层组织。而且，在公民付费一定的情况下，政府设立的科层组织越庞大，公共商品的供给成本越高，公共商品的供给数量越少，质量越差。因此，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应切切实实地按照市场经济原则的要求转换地方政府职能，对地方政府作用领域进行正确定位，借第七次机构改革的东风，下大力撤消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机构；因岗设人，降低公共商品的供给成本。 2.配合市场化改革进程，认真清理财政供给范围及供给成本 随着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加快，许多原来的差额预算单位已变为或逐渐变为独立核算的经济实体；许多原统由财政供给资金的单位无偿供给的商品与劳务已变为有偿供给，并逐渐由低价位供给改为高价位供给，而且，许多单位的收入已进入相对稳定阶段，如自1997年起，大中专院校招生全面并轨，所有通过入学考试的学生都必须交费上学，学费收入已成为此类事业单位的固定收入。因此，在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变型中，应十分注意配合市场化的改革进程，适时清理财政供给范围，对已经或已具备条件按市场化原则提供商品和劳务的单位不再由财政供给资金。同时，重新调整财政供给标准，对提供纯公共商品的单位，应足额供应资金，同时采取措施防止经费的过快增长；对提供混合商品、有一定收入来源的单位，则可分别具体情况采用定额或定项补助的办法核拨经费，以使财政资金的使用真正限于公共需要的满足。 3.整顿分配秩序，建立规范化的地方财政收入体系 当前，非规范的、混乱的分配秩序是造成地方财政困难、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的最重要的原因，也是政府行为不规范的主要表现。因此，必须在规范政府行为的基础上，下大力气整顿分配秩序。首先，应将现行各种收费、基金中宜于采用税收形式的非规范收入纳入税收征收轨道；其次，应适应分税制改革，逐步下放税权，适当开征地方性税种，以使地方财政收入能随着地方公共商品需求增加而增长；第三，明确费权，并统一预算管理。费与税均属财政收入的必要形式，但二者之间存在着客观的界限：一般来说，涉及面较广，延续时间较长，收入用于一般性公共支出，而受益的地域性和边界性相对模糊者应用用税收形式；而涉及面较窄，延续时间较短，收入用于专项支出，则受益的地域性、边界性相对明确者可采用收费形式。因此，在确保税收收入占整个地方财政收入主体地位的同进，可通过制定收费决策程序及相应的决策制衡机制，明确各级地方政府，包括乡一级政府取得一定收入的权力。这不仅有助于地方公共收入体系的建立，而且，对于我国分配秩序的改善及财政收支状况的好转也是大有裨益的。 4.加强中央及省一级地方财政的财权和财力，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一般具有配置资源、平衡收入分配和稳定经济的三大职能，其中，后两个事关全局利益的职能主要应赋予中央政府，中央财政在宏观调控中也应居于主导地位。这是国民经济持续、协调发展的基本保证。而我国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听任这种不平衡发展，既不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也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建立科学的转移支付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般来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既包括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支出转移，也包括下级政府对上级政府的收入让渡。这里，主要是指前者。由于我国的政权组织包括中央、省、市、县、乡5级，因此，要建立科学的财政转移制度， 其前提条件是加强中央和省一级支付的财权和财力，即应使中央财政收入在整个国家财政收入中、省级财政收入在整个地方财政收入中占有较高的比重。其最终目的是使中央财政和省一级地方财政能够以各种灵活多样的财政转移支付形式对其下级财政进行补助，以平衡不同地区的财政供给能力，缓解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并实现各级政府各自承担的基本职能。
从预算意识问题方面来理解全面预算 预算是指用数字编制未来某一时期的经营计划，未来某一时期一般指一个会计期间，可以是月、季或年度，简单地说就是把企业的经营计划通过货币化的形式来体现出来。 全面预算就是在企业的经营过程中，把预算的手段纳入到企业日常的生产经营管理过程中，通过围绕行业或企业的发展战略和年度经营管理目标，对各类经营管理活动及其资源配置进行预测、控制和管理。 但就是这个全面预算的定义，到目前，有很多企业还不能准确的把握，以至于单纯的认为预算只是财务行为，应该由财务部门负责预算的制定和控制，甚至把预算理解为是财务部门控制资金支出的计划和措施。全面预算管理是集业务预算、投资预算、资金预算、利润预算、工资性支出预算以及管理费用预算等于一体的综合性预算体系，预算内容涉及业务、资金、财务、信息、人力资源、管理等众多方面。尽管各种预算最终可以表现为财务预算，但预算的基础是各种业务、投资、资金、人力资源、科研开发以及管理，这些内容并非财务部门所能确定和左右。财务部门在预算编制中的作用主要是从财务角度为各部门、各业务预算提供关于预算编制的原则和方法，并对各种预算进行汇总和分析,而非代替具体的部门去编制预算。 企业推行预算管理的真正主旨是利用预算在计划、协调、控制、考核方面的工具特性以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有的企业负责人简单地把“全面预算”定位为“财务预算”，甚至定位为“财务部门的预算”，甚至认为预算管理就是财务部门控制资金支出的计划和措施。事实上，尽管各种预算最终表现为财务预算，但预算管理决不只是财务部门的事情。财务部门的作用主要是从财务角度提供关于预算编制的原则和方法,并对各种预算进行汇总和分析。从而使预算管理的全面控制约束力得不到很好的发挥,最终导致全面预算管理陷入困境。也有很多企业认为预算与公司的战略关系不大，从而缺乏明确手段对公司整体战略、发展目标和年度计划的进展状况进行细化。有句老话：“三分战略，七分执行”。重战略而疏执行，往往会使有价值的战略无法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甚至会使企业的发展与其设计的战略南辕北辙。相反的，企业制定预算却没明确公司的战略方针，一样也无济于事。因此企业通过全面预算可以使企业的长期战略和年度行动紧密结合起来，使企业的目标和各级单位的具体行动相结合，从而实现“化战略为行动”。 认为预算只是编给上级或领导看的，与实际工作没什么关联。其实通过实施全面预算管理，不单单是给上级或领导看，重要的是它能明确各单位的分工，能够减少各单位操作中的隔阂，防止部门之间出现不协调的现象，从而提高运作效率。预算能表明企业内部各级、各部门、各成员怎样工作才能达成企业的总体目标，不同层次、不同单位之间预算信息的传递、协调可以引导企业的整体活动，有效地避免无序的部门行为，通过预算编制协调企业资源，使资源达到最优配置，并通过预算的执行控制、分析、调整，使企业实现整体战略目标。 解决决策层和执行层的权限划分、职责定位致关重要，为此，实行全面预算管理成为必然。因此一开始企业就应该对预算的定义来理解透才能完善的进行下一步的操作。 目前，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采用全面预算管理模式。假若企业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全面预算管理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并加以改进，那么一定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
我国地方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2008年底以次贷危机为爆点的全球性经济衰退,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形成了极大的冲击,为此中国政府重启了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出台了规模空前的政府投资和经济刺激计划。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其效果是不容怀疑的,中国经济迅速复苏,并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但是,基于财政支出的内容依旧更多的属于外延式扩张,如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环节且主要流向国有经济主导部门,而较少的涉及福利保障、消费刺激和技术进步及结构调整上,故而也有不同的声音聚焦在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与持续性上,更多的关注政府支出的增加能否有效的传导到私人投资和消费环节,从而在完成总量刺激的同时,实现增长方式的扭转和增长质量的改善。 财政政策的增长效应是如何实现与传导的,政府该如何借助于支出的规模和结构优化提高财政调节的效率并形成可持续的增长路径,围绕这一问题而展开的研究早已从“政府是否该干预经济”衍生到“政府如何干预经济”,财政支出变化对经济的影响分析也从理论争论和探讨发展到实证的检验和判别。并集中于不同体制、政策和发展条件下,财政政策有效性的度量。将之与现阶段的中国实际相结合,则更加凸显出其价值与意义。大量逆周期财政政策的实施确实有效的刺激了经济增长,但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在保证增长的同时,能否有效的传导到私人消费和投资环节?经济刺激计划能够在一个长时期内发挥作用并对中国经济的繁荣提供长久动力吗?本文正是由此出发,从增长、投资和消费三个途径对我国地方政府支出的增长效应进行再检验,并考察地方政府行为的典型特征如何反映在效应的传递上,从而对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和持续性给出经验的判定。 具体的,本文在第一、二章中对政府支出增长效应的相关研究和基础理论进行了梳理,并借助于AD-AS以及IS-LM分析框架,刻画了政府支出的变化对增长、投资、消费和就业等经济系统的各方面产生的冲击,进而形成了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此后,在此基础上,在第三章中对地方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总量效应进行了实证测度,结果证实了地方政府财政调节的主体地位,这也为本文将研究对象集中在省际政府提供了依据,但是,地方政府支出的增长效应呈现出显著的时变特征,更重要的是,政府支出不同构成对经济的作用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政府生产性支出与政府投资的增加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更为突出,在当前以区域经济增长为核心的政府考核和绩效评价体系下,政府的投资饥渴和投资冲动、政府支出结构偏重于生产性支出和微观经济领域而忽视福利与公共品提供,就不难解释了,投资性支出的增加的确能产生更显著的增长成绩,结构矛盾正是源自于不同层级政府间激励机制的扭曲。 第四章则主要集中在政府支出与私人投资的关系研究上,脉冲响应分析的结果实际否定了财政支出对私人投资的长期有效性,虽然,在短期内,政府支出的增加确实能够促进私人投资的上升,但是,这样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发生逆转,长期内,并没有呈现出明显的挤入效应。同时,中央投资的增加也无法显著的影响到私人投资的变化上。这部分的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经济刺激计划更多的属于对私人投资和民营经济的替代,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仅通过产生出直接的社会需求而促进增长,结合我国产业和部门经济的结构差异,或许,这形成了两种循环,国有经济主导的行业内部,政府支出与投资的增加形成了强烈的产业需求,并通过产业链传导,微弱的反映在传统的竞争性领域和民营经济行业中,也一定程度促进了私人投资的上升,但是,两个循环的相对独立、有限货币供给条件下稀缺性上升导致的资金成本增加,却会在更长的时期挤出私人投资,进而形成“热者更热”与“冷者愈冷”的现实。如果再考虑到地方政府的投资偏好及国有资本对传统和下游产业的介入,这种挤出将在更短时间内发生。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实际恶化了结构失衡的格局。 在将视野从投资转移到消费环节,政府支出的增加能否改善消费水平,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又能够对国内消费市场的扩大和消费驱动机制的形成提供帮助吗?我们在第五章中进行了分析。基于模型的灵活性,我们在构建区域消费的面板模型时,导入了度量政府行为特征的控制变量。并确实得到了显著的结果。政府支出相对规模的差异,即大政府与小政府模式,以及政府支出的约束强弱,显著影响着财政政策对消费的传导与效果。总体看来,大政府模式下,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挤入效应更为突出,同时地方政府的生产性支出对居民消费存在挤出效应,而非生产性支出的作用则正好相反。因此非生产性支出与转移支付的增加,确实能够对消费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但是,这一切必须有赖于政府支出约束机制的建设与监督机制的完善。实证结果实际展现了这样一副情景,随着省际政府职能转变及政府边界的清晰化,政府将主要精力投向公共服务建设,一个小政府的财政模式似乎是更为高效,但如果不辅之于有效的监督与制约机制,预算外资金比重的上升,地方政府资金支配能力的自主性得到强化,政府收支体系的扭曲程度进一步加深,财政政策也许得到相反的结论：财政支出的增加反而抑制了消费的增长。 最后,在对地方政府支出的增长效应完成初步度量后,我们在第六章还从效率的角度对我国省际政府的财政调节智慧与政府支出相对效率进行了分析。结合当前地方政府行为特征和目标诉求,我们调整了衡量政府效率时往往偏重于公共服务职能与公共品提供的能力差异的研究方向,重构了政府支出的投入产出核算体系,将政府支出效率的衡量更多的集中于调控目标的实现。结果表明,我国地方政府的支出效率确实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且具有很大的改善空间。从这个角度将,将目光更多的集中在效率的改善,而非支出规模的调节上,是未来财政政策优化的重要方向。 同时,分区域的政府效率考察也揭示了我国东、中、西部政府效率差异确实存在明显的区域特征。特别的是,结果展示出中部地区存在一个持续的效率恶化过程。在此基础上,针对政府效率的变迁与影响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结论证实了“小政府更具效率”的假说,但有趣的是,在西部地区,更大规模的政府支出及政府干预的进一步增强,似乎对经济增长及政府效率提高能够产生积极影响。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条件下,政府效率的改善存在截然不同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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