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啊 要免费的参考文献就去“文发网”上找嘛 多得很哦城市化与过度城市化摘 要:工业化、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和政府的发展规划成为推动城市化的动力。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城市人口过度增长、政府的过度消耗、过度的资源消耗与污染以及过度的非人本指标等现象,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关键词:城市;城市化;过度城市化Abstract: Industrialization, change of rural economic & social structures and government development planning have become the driving force of urban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the phenomena of over-increase of urban population, over-consumption of government, over-consumption of resources and serious pollution and excessive non-human-oriented indexes, etc. bring a series of serious social problems.Key words: city;urbanization;over-urbanization一、城市与城市化要理解城市化问题,先要了解城市。什么是城市?美国学者曾经指出,有三种定义城市的方法,“在美国,城市是有2500人居住的社区,城市化地区是居民不少于5万人的城市”;“在巴西,人口规模则不是确定城市的依据——城市就是首府”;“按照社会学的传统,城市被定义为在地理上有一定范围并具有某些特征的社会组织形式”① 。中国学者对城市也有定义,有人指出:“城市是大规模高度聚集的人类活动区域。”②城市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基地,是人类文明的历史性产物。城市是特定国家或特定地区居民经过生活演变,在合适的地点逐步发展起来的,有稳定的生产布局和贸易市场,有各种相对完备的政治、法律、宗教、教育和文化事业组织,以及相对严密的专业化管理秩序的大规模人口聚居区。什么是城市化?可以把城市化看成一种指标,一种用以分析城市化实现水平的评估体系;也可以看成形容词,形容一个相对大的区域内城市的密集程度。50年代初期有一个划分城市的标准,3000人口以下的是农村集镇,3000人口以上的叫城镇,或者叫城市,所以在中国有城市、城镇和农村集镇的区别。建国初期江苏的城市化率是14%强,而根据有关统计资料,苏南地区的城市化率是17%强,大约高于全国平均数7个百分点,所以苏南是全国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城市化在当前,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即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当局以扩大城市的规模,强化城市的经济功能,提升城市的辐射能力为手段,加快国家经济建设的一种手段或者方案。站在这个角度上看,城市化就是政府的一种经济发展战略、方针或者策略,具有很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特征。关于城市化的发展方向,有关专家有许多研究,提出了很多设想,比如信息化城市、数字城市、生态城市、和谐城市、创新型城市等。这都是一些十分有价值的想法,实现起来有一个过程。严格说来,当代中国的城市化运动,是最近20多年的事情。尽管1949年以后,城市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但是,由于发展方针方面有问题,或者限于发展速度缓慢,都不能称之为城市化运动。最近20多年来,城市化运动才有了长足的进步,有以下三组数据能够说明这一点。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有关数据,笔者选取了四个年份,反映中国城市化水平的变化(表1)。综合有关《中国统计年鉴》的统计,笔者选取了1985年以来的四个年份,反映全国城市的建成面积(表2)。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运动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笔者选取了1990和2001两个年份中国城市发展的有关数字对比(表3)。二、过度城市化应该承认,我们的城市化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当然,经验教训也不少,其中过度城市化就是一个值得注意和预防的问题。西方学者曾经提出了“城市化过度”的概念。有学者指出:“城市化过度是伴随着前殖民地国家经济发展而产生的一种状况,即一国城市居民相对于全国人口的比例大于该国经济发展水平所允许的比例,一般说来,它是迅速城市化的孪生兄弟。”③上述西方学者关于过度城市化的观点,对我们研究这个问题有很大的启发性。现在看来,城市居民占全国人口的比例高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所允许的比例,当然可以作为讨论过度城市化问题的衡量指标;从占全国人口总数比例的角度上分析过度城市化问题,也是一个现实的因素。不过,由于各个城市的具体情况的差异,占全国人口总数的比例往往并不具备决定的意义。换句话说,在考察具体城市是否已经城市化过度的时候,单纯以其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比例来衡量,有可能并不十分科学。因为有的城市,虽然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比例较高,但是它的综合能力所决定的人口涵养能力比较强,因而并没有达到过度城市化的程度。除了人口因素之外,过度城市化的指标,应该包含城市生存质量和城市功能的因素。所谓过度城市化,是指城市发展过程中,产业落后、供养能力不足,管理水平低下,但是人口数量畸形增长,其膨胀速度大大超过了经济、环境与公共设施所能承受的程度,使城市不仅失去了现代化发展的牵引作用,而且成为充满社会不公、环境污染、疾病、贫困、混乱、犯罪、黑帮势力和政治冲突的恶劣生存空间。过度城市化是人口片面增长,经济社会发展失去协调性,城市管理严重失控的结果。在城市发展的历史上,过度城市化是任何国家在一定阶段上都会或多或少地发生的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一个更容易发生和更值得重视的问题。一般来讲,城市化的动力有三个:第一个是工业化。近代之前,包括西方世界的城市化,它的驱动力主要是工业化。由于工业化,城市里面兴办了大量的近代化工厂,致使大量人口向大城市流动,这是一个动力。工业化引起的城市发展,在欧洲特别明显:“在欧洲,十九世纪是城市大发展的年代。1816年德国城市人口略多于250万,到1895年就达到了1300万。1846年法国城市居民是850万,而1891年则增加到1450万。巴黎在1800年时只有50万人,1891年达到250万,是1800年的5倍。”④第二个是农村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农民的生存状况恶化,自发流入城市,增加了城市的人口。这个情况在近代以前很明显,据国外有关专家统计,1800年北京人口110万,伦敦86.1万,巴黎54.7万,东京49.2万,柏林12.7万,莫斯科23.8万,开罗26.3万,费城20万,汉城19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计划经济时期,由于人口控制得比较严厉,人口的流动性相对差一些,但是仍然有流入城市的,特别是一些省以上的政治中心城市。据统计,1949年北京市的城镇人口大约178万,1959年达到421万,1979年达到510万,其增长速度还是相当可观的。第三个动力来自政府的发展规划。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特别是2000年以来,中国城市化加快,最重要的动力来源于政府的规划和发展战略。政府把城市化率的提高作为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过度城市化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城市人口的过度增长。当前城市化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城市范围和人口规模的扩张。比如在城市买套房子,就给予城市户口;因各种圈占土地,郊区变成市区,农民成为城市居民;也有工业第三产业投资所带来的经济扩张。但是,有些城市的人口膨胀非常厉害,而其动力不是来自于工业化或者说第三产业的发展。工业化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是城市化最重要的前提,它们直接造成城市的劳动力需求,保证城市扩容的人口有稳定的职业和生活来源。离开了这个前提,离开了产业基础,盲目地扩大人口,会导致社会的极度不稳定。政府的过度消费。中国的城市化运动,是政府当局的一种经济发展战略、方针或者策略,与此相联系,城市化运动中的过度城市化,也就包括政府的过度消费。或者说,过度的政府消费,自然成为中国这样的政府主导型现代化国家城市化运动中的基本特征之一。公务员和编制外人员数量快速增长,公款消费数额巨大,政府楼堂馆所豪华气派,这实际上是现代化成果的不正当不健康的消耗。在有些城市,政府的消费非常大。有些地方的县政府,办公大楼里豪华的电梯,庞大的空调,加上物管费,每年支出费用极大,这是很大的浪费。应该把这些过度消费的钱用到更需要的地方去,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改善经济技术基础,增加物质储备,提高抗击各种社会风险的能力。过度的资源消耗与污染。这一点,有许多报道和研究。城市化过程中的资源透支、水透支、环境透支,已经非常严重,人们深有同感。现在即使到农村去,许多地方也是污水一片,奇臭无比。城市里出现地面开裂或下沉、地下水资源枯竭、噪音、粉尘、废气、酸雨、沙尘、热岛效应等现象。恶性疾病发病率上升,甚至已经成为常见病、多发病。过去讲“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是说苏州和杭州是人间天堂。现在,有哪些地方还可以真正称为人间天堂呢?假如我们不计后果地建设,把自己生活的地方污染到很严重的程度,终将有一天这个地方会成为死亡之域,经济发展再好,又有什么用?这是一件非常恐惧的事情。过度的非人本指标。城市化应该以人为本,致力于建设一个宜居城市,为居民创造优美的生活条件。除了环境的宜居之外,还有生活的宜居,工作的宜居,文化的宜居。这就要求一切发展的举措,都要以人为本。各种规章、制度、管理目标的提出,都要把以人为本放在核心的地位上考虑。要明白,非人本指标与宜居城市的目标是不协调的。过度的非人本指标存在于很多方面,比如市容的过度美化,造成很大浪费。为了城市的美观,造成老百姓生活的不方便,这就是非人本指标。在我们的城市,城管是一个工作难度最大的部门,也是一个群众意见比较集中的部门。有个城市曾经有人公开在店门口贴了“城管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讨论。其实不管理肯定是不行的,问题是怎么管,哪些该管,哪些不该管,用什么方法管。群众对城管意见那么大,为什么会这样?原因是复杂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城市管理的某些指标具有非人本化的性质。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和拆迁,也具有非人本化的性质。旧城改造是必要的,特别是城市的商业区、文化区、窗口地区和基础设施改造,有利于改善城市条件,美化环境,提升城市品位。但是,为了拉动房地产市场,不加区别地针对居民区的拆迁改造,只会增加群众负担,加重群众生活成本。国外有些城市,富人住郊区甚至远郊的别墅,公寓区、贫民区在市区。我们反过来,拆迁的困难户都转移到远郊,经济适用房多数建在远郊,他们的生活成本仅交通费就要多花许多。城市的建设为富人考虑多,为穷人考虑少。上海这样一个大都市,新中国成立前那么长时间有棚户区,过去每个城市都有棚户区,就是条件相对差一些的地方,有的甚至是有点破烂的地方,因为居民的经济水平不一样,所以棚户区的存在有其客观必然性。现在美化城市要把那些旧民房大片地拆掉,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是人为地加剧了社会矛盾。一些市区边缘的民房拆掉之后,没有便宜的地方能租住。有些地方的教育部门调整学区和学校布局,把农民工办的学校取消掉。这样一来,农民工子女读书很成问题。原来民工子女学校费用很低,现在把他们并入城市学校,他们要和城里孩子交一样的钱读书,农民工的生活成本增加。媒体曾报道,有个地方,政府专门花钱建造了楼房,一间房子放四张床,然后说对农民工说我,给你们谋利益了,一个月可以花一百多块钱用一张床,结果没有一个农民工要。记者采访农民工,他们说:“我在这边打工,工地就可以住,为什么要住那里?我每天工资才几十块钱,住在那边每个月要交一百多块钱,另外工地在城东,房子在城西,每天交通费又要加好几块钱,一个月下来,要多花不少,划不来。”结果政府为农民工造了房子,他们却不肯住。这种事情很多。有些城市建设草坪,大量采购,进口草皮,效果怎么样呢?一些中国土生的草可以上去踩,可以躺在上面,没什么事,外国进口的草很娇嫩,它只能看不能踩,这样做城市建设的成本无意间就扩大了。这些实际上都是为了完成脱离实际的非人本化指标的结果。过度城市化还带来了一些很严重的问题。公共设施跟不上,交通跟不上,电力、煤气、住房跟不上,生态恶化,大量人口失业,大众普遍贫苦化,犯罪率上升,城市管理成本上升等(城市管理是要成本的,我们现在城市管理成本很高,有些重大的案件破案很快,一打110警察就到场,这很好。我们的公安已经从静态管理转入动态管理,这是很了不起的,但要有成本的)。当初,在盲目扩充人口的时候,矛盾可能还不会马上暴露出来,但是这些问题,迟早会成为社会动荡的隐患。城市的各种利益阶层、各种等级之间的利益协调,做得很不够。城市居民各个等级间的利益和愿望要调节好,社会矛盾不能太尖锐。促进和谐社会建设不是没有矛盾没有差异,但是社会的利益分配,必须维护公平底线。党中央提出要研究收入分配政策,并且提出和切实落实关注弱势和推进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是正确和及时的。城市虽然扩大了,但是还没有建立成熟的社区伦理。城市有城市的伦理,过去西方学者把农村社会称之为通体社会,把城市称之为联组社会,是按照农村和城市的不同伦理精神来分析它们的性质的。通体社会和联组社会,这两个概念有一点玄。什么叫通体社会?在一个村子里面,可能聚集着一个宗族,本来就是一个熟人社区,居民有共同的价值观,也有比较稳定的民间纠纷的处理习惯,社会秩序比较稳定,所以叫通体社会。但城市人口来源于各个地方,他们脱离了原住地,来到了陌生的地方,没有了原住地居民之间在生产上、血缘上、情感上、历史渊源上的密切联系,必须自我奋斗,优先考虑个人利益才能生存,这就导致城市各个群体之间的亲合度不够,所以城市社会是一个联组社会。也有人反过来讲,说农村里是机械团结,而城市是一种有机团结。因为农村里虽然有统一的乡规民俗,但乡民之间缺乏共同利益,缺乏有机的分工合作,所以他们之间的互相团结不是很稳定。而城市里专业分工的程度很高,各个行业之间互相依存度比较高,某一个行业、某一个工种停下来,其他行业、其他工种,甚至整个城市的运转就要停下来。所以城市的人必须互相协作,互相支持,高度紧张地团结在一起,为了共同的生存而结合。城市居民的结合,当然比农村居民之间的结合,要密切得多、有机得多。以上两种看法都有一定道理。这两种看法取了两个极端,有点绝对化,因而可以继续讨论。但是,不管怎么说,城市确实应该有共同的社区伦理。所谓城市的社区伦理,是指城市居民共同遵守的体现都市文化特征的公共规范,包括城市的公共信仰、公共观念、公共权力、公共秩序、公共利益和公共制度等一系列规章性、制度性、观念性、习惯性价值与规则。有这一整套公共的规则,来维护市民的共同利益,把人们共同生活的代价降低下来。共同生活是有代价的,有时社会的组织不协调不合理,共同生活的代价就很大。城市是五湖四海的人的汇集,所以必须确保每一个人的利益,否则大家无法共同生存。只有建立起共同的社区伦理,让这些五湖四海、三教九流的人有一种公认的价值基础,才能团结起来,这是一个很长久的过程。培育新形势下的城市伦理,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目前已经可以看出,在有些城市,城市化的推进,不是提升了城市原有文明的水平,而是降低了水平。原因很简单,在有些地方,外来人口差不多占三分之一,二分之一,甚至超过了原住人口,城市原来的文化特色被消解了,甚至外来人口的语言、民俗、生活习惯、人际网络、利益诉求、群体风气改变了原有文化内涵,成为城市面貌的新的主流特色。多数情况下,这种新的特色带有许多负面意义的内容,或者说,具有负面的性质。怎样才能在人口急剧膨胀的条件下不降低城市的文明水平,强化城市的文明管理,让外来人口尽快融入城市生活,改善他们的文明素质,是一个十分艰巨的现实任务。提供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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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的形势与政策论文篇二：《广西农垦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 【摘要】广西农垦作为广西经济社会发展重要力量，主要以培育大型企业、构建大基地和优化产业结构作为发展导向，并且通过几十年的努力取得了瞩目的成果。目前，广西农垦正走向规模化、现代化道路，广西农垦经济发展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广西经济的发展。因此，为促进广西经济往又好又快趋势发展，做好广西农垦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工作具有重大作用。文章主要以广西农垦经济为研究对象，探究目前广西农垦经济形势、广西农垦经济发展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以及提出加快广西农垦经济发展对策建议。 【关键词】广西农垦 经济形势 分析 预测 一、前言 广西农垦始建于1951年，至今已经有61年历史，经过60多年的发展，广西农垦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经济体系，建立了以蔗糖、剑麻、木薯生化、畜牧、水产、茶叶、亚热带果蔬、矿泉饮料为主导产业的八大特色农业产业，走上了农业现代化、工业规模化、企业集团化、园区特色化发展的良好格局，是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因此，为进一步推动广西农垦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分析广西农垦经济形势，并给出预测具有重要意义。 二、目前广西农垦经济形势分析 (一)工业替代传统农业，三次产业结构日臻合理 目前，广西农垦加快了工业发展步伐，将结构调整作为发展主线，从根本上改变了农垦经济结构单一的格局，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巨额资金，直接造福于农业现代技术的运用及农业的稳产高产，创造了职工收入净增部分的三分之二，吸收了大部分农业劳动力，加快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广西农垦结构的调整实现一、二、三产业发展的有机统一，三次产业结构日臻合理。 (二)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发展后劲日益显现 自金融危机以来，广西农垦在银根紧缩、企业负担沉重的情况下，仍然加大了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工业技改、教育科研和技术服务体系建设的投入力度，并大力发展园区建设，促进了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园区建设的大力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投资领域日益扩大，投资结构日趋优化，发展后劲日益明显。 (三)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职工收入日趋提高 随着社会化发展进程的不断加大，广西农垦建立了14个产业园区(工业集中区)，农垦产业园区的建立，不仅促进了国有农场向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方向迈进的步伐，而且带动了垦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广西农垦非公有制经济在不断快速发展壮大，生产总值在不断增长，职工收入日趋提高，生活条件明显改善，人均住房面积也在提升，非公有制经济成为了新的经济增长点。 三、广西农垦经济发展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一)国有农林场土地管理与利用的问题 土地作为最大资源，合理管理与使用应得到极大的重视，当然也是广西农垦经济发展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管理与利用国有农林场时，要将城镇周边符合规划建设条件的农、林、养殖场等国有土地优先规划作为城镇近、远期建设用地。同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应当与修编后的城镇总体规划相衔接。纳入城镇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国有农林场土地，市、县人民政府可以依法将其作为城镇建设用地和工业用地，并按照国家供地政策和要求统一供应土地。凡涉及到农用地和林地调整的，应依法办理农用地和林地转用审批手续。 (二)农业产业化示范带动的问题 充分展现广西农垦农业产业化示范带头作用，促进特色农业走向产业化发展道路，不仅是国务院根据广西农垦所处地位作用给出的肯定，更为广西农垦走向现代化建设道路、带动示范农业发展、全区农村希望所在。发展广西农垦经济要考虑龙头产业示范带动作用，根据现代化发展需求，突出产业优势，广西农垦因此构建了八大集团专业公司，并成为了龙头企业。农业产业化示范带动不仅发挥出了广西农垦规模、人才、组织、技术和资源优势，还打破了界限，促进了农垦发展。 (三)农垦产业职工脱贫致富的问题 大力发展广西农垦经济势必要考虑农垦产业职工脱贫致富问题，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三个代表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把脱贫致富作为改善垦区民生、加强社会管理、促进农垦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继续坚持脱贫致富的方针，以国家扶持为引导，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着力发展现代农业、培育主导产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提高职工群众收入、提升人力资源素质，推动贫困农场尽快走上增强积累、稳定发展的轨道，努力实现贫困农场经济社会全面进步。 (四)资源工业换代升级问题 在另一角度看广西农垦经济发展，广西农垦的发展还需要思考资源工业换代升级问题。在大力发展工业产业时，要全面提高农产品的加工水平，塑造在国内外具备很强竞争能力龙头企业;塑造和培育农垦名牌产品，使得广西农垦工业产业发展不断更新换代，走向现代、国际化发展到道路，推动广西农垦经济的长效发展。 四、加快广西农垦经济发展对策建议 (一)建设特色农业，增加职工收入 广西农垦作为广西经济龙头，大力发展特色产业，积极培育名优产品，能有效促进农垦经济的发展，形成带动广西农业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农产品生产基地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基础，是龙头企业的第一车间，是培养特色农业重要基地。广西农垦要因地制宜、统一规划，发挥优势、合理布局，突出主导产业建设基地。一批高标准、大规模的农产品生产基地，为产业化经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升了农垦和当地农业现代化水平，带动了职工、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 (二)大力发展工业和服务业，优化产业结构 广西农垦发展在建设特色农业基础上，还需大力发展工业和服务业，优化产业结构。发展工业要着力于蔗糖业、淀粉加工业、剑麻加工业、畜牧水产加工业、茶叶加工业、果蔬产品加工业等管区优势产业，力求提升它们科技含量与竞争力。大力发展服务业要做好现代物流业、农业服务业、社区服务业、信息服务业、旅游房地产业等方面服务工作，不断优化产业结构。 (三)大力发展园区经济，壮大农垦经济总量 大力发展园区经济，要求充分整合管区土地资源，适度集中土地使用权，充分抓住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泛珠三角经济圈的建设和管区周边城市二三产业向农垦管区布局的战略性机遇，使农垦成为新一轮产业结构大调整和产业大转移的最大受益者。园区经济建设要重点放在广西农垦明阳工业区、广西农垦柳州新兴机动车零配件产业园区、广西农垦北部湾产业园区、广西农垦西江产业园区等上面，力求壮大农垦经济总量。 (四)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打造海外广西农垦 为推动广西农垦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要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创造良好的投、融资环境，加大招商引资工作力度，加快走出去步伐。首先，实施以东盟国家为重点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加强对外招商，实施走出去战略，使管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集团走出去，扩大对外贸易，增进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合作。其次，实施以珠三角区域经济圈为重点的区域合作战略，提升农垦综合经济实力和竞争力。 五、小结 综上所述，为促进广西农垦经济的快速发展，势必要综合考虑国有农林场土地管理与利用、农业产业化示范带动、农垦产业职工脱贫致富、资源工业换代升级等问题，并建设特色农业，增加职工收入;大力发展工业和服务业，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园区经济，壮大农垦经济总量;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打造海外广西农垦。 参考文献 [1]加快转型升级步伐，推动县域经济发展[N].巴彦淖尔日报(汉). [2]刘清慧，姜圣秋，孟繁宇.农垦北安局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能值分析及可持续发展对策[J].环境科学与管理，2012(3)：167-171. [3]贾大明，李红梅，尤飞.2009-2010农垦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J].中国农垦，2010(3)：29-35. [4]李均立，许能锐，莫文静.农场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分析：以海南农垦橡胶农场为例[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3)：253-257. [6]毛旭强，傅国华.海南农垦天然橡胶业经济增长实证分析[J].琼州大学学报，2006(4)：11-13 猜你喜欢： 1. 形势与政策一带一路1500字论文 2. 关于一带一路的形势与政策论文 3. 关于中东局势的形势与政策论文 4. 形势与政策论文范文3000字 5. 形势与政策一带一路1500字论文 6. 2017年有关形势与政策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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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内陆边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主要原因就是城市发展落后，大力发展城市经济是边疆地区走向现代化的必然起点。边疆地区不能步发达地区城市化道路的后尘，而应在发挥比较优势和加强产业特色的基础上，走培育中心城市、构造个性鲜明的中小城市及发展边贸口岸城镇三结合的城市化道路。关键词：内陆边疆；城市化；边疆地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开始加快，但由于地区之间社会经济、文化的差异较大，加之改革开放后采取倾斜发展战略，使得东部沿海地区获得了超常发展。目前，这一地区已经形成了城市群及城市带的发展格局，并出现了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势态。相比之下，内陆边疆省份的城市化发展进程无论在城市规模和功能上，还是在城市效应及布局上，都还需要极大地提升和加强。一、内陆边疆地区区域经济发展、城市化现状及成因分析所谓内陆边疆是指既有法定国界，又有直接国土相邻的国家，且位居国界线内侧并包括一定内腹地的经济社会区域。我国的内陆边疆地区是特指我国沿边的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新疆、甘肃、西藏、云南、广西，这9省区在地缘上同俄、哈、吉、塔、蒙、朝、越、老、缅、印、不、锡、尼、巴、阿15个国家国土直接相邻。辽宁和广西因兼有陆地边境和海岸线，又属于东部地区，故不在此文研究范围内。1.边疆地区经济发展及城市化现状从经济状况来看，根据1999年统计数据，7个边疆省区的固定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10%、社会商品零售额占全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10%、外资投资额占全国外资总额的1.8%。虽然在上个世纪末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及2003年开始了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战略行动，但从全国经济发展的总量与结构来看，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普遍状况是经济总量较小，国有企业比重偏大，非国有企业比重偏小，合资及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少、规模小；三次产业的比重除西藏以外，基本上呈现出“二、三、一”的结构，并以传统工业为主体，同全国其他地区、特别是沿海地区相比较，这些地区的第一产业比重过大，第三产业比重过小，第二产业中附加值高的工业产品所占的比重较低。从城市发展状况看，该地区城市化水平较高的省有吉林、黑龙江和内蒙。这其中主要是农垦、林区、矿区人口比重大等原因及“县改市”、“乡改镇”等行政区划变动导致城镇人口增加。从城市数量和规模看，见下表：从表中可见，人口超过2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只有2个，城市稀缺，大中城市过少。与沿海地区相比，小城市数量较少，规模过小。这种大、中城市过少，城镇布局松散、规模过小的状况，使得城市的聚集效益低，对经济的拉动和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不强，资金、技术、人才、信息得不到有效的积聚和合理流动。2.影响内陆边疆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从历史上看，中国的近代工业大多产生在东部地区。解放以后，由于历史、国际国内政治态势的种种原因，人们总是把边疆等同“边境”、“边防”、“国防线”，其着眼点仅仅是它的政治方面，强调“屯垦戍边”、“巩固边防”、“保卫边疆”等政治的和军事的地位，而把经济价值放在极其次要的位置。加之地处边缘、人口稀少、交通不便、信息缓滞等客观因素，就使我国广大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长期陷于落后境地。从政策上看，解放后，中央政府出于平衡布局的考虑，力图改变过去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格局，更由于战备的需要，加强了在中西部地区的工业投资，形成了一批内陆工业基地，如“一五”期间的156项工程和694个项目中，在甘肃就有16个。在106个民用工业企业中，东北有50个。然而，由于这种倾斜投资大多是重工业和军事工业项目，缺乏辐射力以致未能形成区域经济增长的中心，其吸收就业和带动经济整体发展的功能较弱，以致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发展的功能差距一直没有消除。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央政府实施沿海地区发展战略，东部地区依靠特殊政策和率先改革的优越条件加速增长的同时，中西部地区却相对落后了。从所有制结构上看，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力军是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非公有经济，而东部地区历史上本来就是具有较好的乡镇企业基础，对外开放的特殊政策又为这一地区引进外资和港澳台资金，以及建立三资企业创造了良好的基础。而边疆省区的经济主要是以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为主体，所有制结构改革滞后，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较低，没有出现东部地区国有经济、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三足鼎立的增长局面，与东部地区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差距。二、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化发展道路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是我国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对这两个地区城市化道路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探索和把握不同地区的城市化发展规律。长江三角洲城市约占全国城市总数的1/10，特大城市有上海、南京和广州，大城市5个，中等城市11个，小城市25个。从整体而言，该地区城市密度大，大中小城镇分布比较合理，彼此形成了密切的社会、经济、生活、文化联系，呈现城市带的雏形，空间布局上已形成若干各具特色的城镇主群。该地区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加快了小城镇的发展步伐，实现了农村城市化、农村工业化、农民市民化的城乡经济一体化的转化。另一方面，就是大城市的拉动作用，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协作区，正在构造上海国际金融、贸易和信息中心的大部分都市面貌，而把传统产业、传统产品转移到了长江三角洲及长江沿岸地区，形成物资、资金、技术、人才、信息交流的互补、互利、互动的统一市场关系。改革开放以来，长江三角洲乡镇企业成为城市工业的配套与补缺，改变了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和经济结构，有力支援了农业生产，并为中小城镇的建设发挥了巨大作用。长三角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依靠乡村社区自身的力量筹集资金，与大中城市的经济、科技、文化辐射相结合，促进城市化和地区经济的发展。这主要是因为长三角城市在人口素质、技术开发能力等方面都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自我发展能力强，其城市化运行机制属于内发式。另外，长江三角洲地区的15个城市市长联席会议和沪、浙、苏三省、市的常务副省(市)长的沟通渠道和机制已初步形成，从而该区域一体化进程将进入快车道。改革开放前，珠江三角洲是典型的农业地区，城市化水平很低，发展速度也很慢。1978年，珠三角只有5个城市和32个建制镇，城镇密度很低，每万平方公里只有9个城镇。目前，该地区城镇体系包括特大城市广州、大城市深圳、中等城市5个、小城市18个，以及建制镇401个。城镇星罗棋布，密度达到100个/万平方公里，城镇间的平均距离不到10公里，有些城镇的建成区已连成一片。该区面积占珠三角的总面积不到1/3，但却集中了珠三角一半以上的总人口和3/4的城市人口，以及超过3/4的GDP。与长江三角洲不同的是，珠三角城市化的动力不是来自区内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与扩散，而是由大量外资快速推动。这些流入的外资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投资者由于成本因素区位选择倾向于小城镇，不仅有效推进了小城镇的发展，而且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联度大大提高，市镇之间通过地理毗邻、产业关联等一系列因素而形成都市区域。珠江三角洲地区在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及城市化进程中，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由75%左右迅速下降到30%左右，不仅本地农业剩余劳动力为非农产业全部吸收，而且还吸纳了2 000万外地劳动力，其中，很大一部分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外资主导型区域非农化过程中，珠江三角洲这种自下而上的、以农村城镇化为主导的城镇化模式是建立在港澳台及外资推动下的产业结构升级和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的。三、边疆内陆地区城镇化发展的可行道路我国东部地区城市群及城市带的形成和发展，从本质而言就是市场化和工业化的过程。因为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工业化的发展要求要素在一定的空间聚集以形成规模效应，而城市就是这一重要的载体。城市经济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巨大的财富生产效应。众所周知，21世纪的经济集中表现为城市经济，经济竞争集中表现为城市竞争。提高城市化水平，提升城市的竞争力，才能在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而我国边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在市场化和工业化等方面的发展与东部地区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可以说，边疆地区的落后就是城市经济的落后，大力发展城市经济就成为边疆地区走向现代化的必然起点。首先，以培育优势产业带动区域中心城市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在一个区域内总有一二个增长极的超常规发展，从而带动了周边地区的联动发展，如深圳、珠海的迅速发展对珠江三角洲以及整个华南地区的带动效应；上海浦东的崛起对上海及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带动效应；厦门对闽南三角洲的带动效应。我国边疆地区自然资源丰富，但物质技术基础薄弱，交通不便，城镇化水平低，缺乏具有辐射能力的产业和中心城市。根据区域经济理论，中心与外围地区的发展关系在现实经济中也就是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的经济联动的关系。因此，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必须沿着中心地与外围地的发展逻辑，以现有的中心城市为发展极，培育支柱产业，重点投入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最基本的要素。如何吸引这些要素流入边疆地区呢?一是借助发达地区的传统产业向中部和西部地区转移的机会，采取跟进策略，向发达地区让出来的产业扩展。边疆地区有资源、人力、市场、工资成本低等优势，而东部沿海一带有资金、技术、人才的优势，目前正在寻找出路，让出原来的主导产业，向更高的主导产业转移。要根据优势互补的原则，通过与发达地区的产业合作，发挥资源、技术、工业基础等综合优势，利用“后发优势”，使边疆地区在东南沿海地区目前的水平上起步。二是利用边疆地区现有的产业基础和资源优势，发展与邻国的互补经济。边疆地区不可能“克隆”东部地区已走过的发展之路，如广东的外向型加工业；苏南的与城市大工业协作配套的产业；温州模式等城市发展道路。边疆地区只能因地制宜地对外开放，而与邻国发展互补贸易是当前一种有效方式。例如，北部边疆地区包括黑、吉、内蒙，面对的是俄罗斯远东、蒙古共和国及朝鲜，因其具有一定的工业基础，重点应建设农、副、土特产品的生产基地及加工工业基地。同时，可以充分利用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与周边国家广泛开发经贸往来；西南边疆地区包括西藏、云南，面对的是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特别是云南省要抓住湄公河开发的机会，与东南亚各国开发多种经济形式的往来；西北边疆地区包括新疆、甘肃两个省区，面对的是独联体的中亚和西亚地区。这两个地区工业基础都比较薄弱，应利用新欧亚大陆桥的陆路通道带动经济发展。三是借助西部大开发和老工业基地改造，优化和提升产业结构。在实现外开内联双推动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党中央提出的推进西部大开发和对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的调整改造两大战略机遇。随着西部重点工程的全部实施和基础设施条件的不断改善，激活西部地区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要素存量向西部流动，从而有利于西部地区的招商引资，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同时，又带动包括云南、甘肃等省在内的第三产业、特别是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东北老工业基地要借助国家政策及资金倾斜，抓住机遇，大力调整工业结构，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及城市功能的转换，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振兴东北地区的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其次，以边贸带动边境口岸城市的发展。外向型经济一直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的支柱，珠江三角洲是利用外资的海外销售关系，长江三角洲地区是利用其成本和质量优势，打开海外市场。那么，边疆地区必须发展边贸经济，以口岸城市为切入点，建立贸易网络及产业带，大力发展外向经济。在我国边境地区，与周边国家发展边境贸易，至少拥有地缘上的、资源上的和口岸上的得天独厚的三大优势。如黑龙江省边境开放城市以边贸为突破口，以贸促工，以贸促农，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开发资源，建立起黑河、绥芬河等各具特色的、不同规模的外贸出口体系和生产基地。最后，以地域经济带动特色中小城市。一个城市可以构筑多种产业功能，但从城市本性来看，只能突出一两项主功能，形成一两项强势产业。今日的城市经济竞争，其实是城市优势产业并由此而衍生出来的品牌的竞争。“大而全，小而全”就会缺乏鲜活个性与特色。城市的经济建设必须走特色化发展之路，这样才能形成“名城效应”，才能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提升城市的竞争力。边疆地区经济不仅具有边贸性，而且还有浓厚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因而，应该发展地方特色产业，包括旅游业、民族手工制品、民族土特产品等，这些产业应成为各中小城市及小城镇的支柱产业。边疆地区的城市化还应该走上发展个性化城市或者特色城市的城市化道路。纵观世界上知名城市，无论大小无一不是产业特色显耀、城市个性鲜明的功能城市。可见，城市的魅力不在其大而全，而在于其特色和强项。总之，边疆地区不能步发达地区城市化道路的后尘，而应根据本地区的特点，走培育中心城市、构造特色中小城市及发展边贸口岸城镇三结合的城市化道路，形成相互关联的产业带及资金、人才、信息、技术等要素在地区之间乃至全国的流动机制。避免改革开放以来各地方的产业结构趋于雷同化，没有能够完全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正如一些城市问题专家所指出的，中小城市的城市化在于做精，重点是城市的特色化和专业化，也就是在特色化的产业和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上实现城市的规模效应及综合功能。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与大城市及周边地区在产业链上的整合。参考文献：[1] 蔡昉，等.制度、趋同与人文发展——区域发展和西部开发战略思考[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2] 宋栋.中国区域经济转型发展的实证研究——以珠江三角洲为例[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3] 牛德林，等.全方位对外开放与边疆经济的超常发展[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4] 陈振光，宋平.城市化进程中的区域发展与协调[J].国外城市规划，2000(5).
中国必须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我国城市化进程加速是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但却有着许多发展中国家没有的困难与阻力，根据1999年联合国的世界经济发展报告，在21世纪，中国将面临“人口、就业、资源、环境上的四大挑战”。那么我们能否正确地处理中国人口的增长问题，使之成为重要的生产力；能否以经济、产业和技术上的革命，为国民提供更多的就业和发展机会；能否利用相对贫乏的资源，创造性地使社会消费和生产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并保障经济环境在持续发展中处于优化状态，均有赖于城市化道路的正确选择。在城市化道路的选择问题上，目前仍存在严重分歧，有的主张重点发展小城镇，有的主张重点发展大城市及城市群，有的则主张重点发展中小城市。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又有其局限性，其实城市化道路的选择应建立在客观分析的基础上，要遵循城市化发展的规律，立足我国国情，借鉴他国城市化的经验，总结我国以往城市化道路的教训。那么，我们应走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呢？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我们应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一）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之路是城市化客观规律的必然要求城市化的客观规律告诉我们，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在城市化进程中发挥着不同作用，都是不可或缺的，在功能上也是互补的，其规模结构是由内在规律决定的，也是市场选择的结果。我们不能强调一个方面而偏离另一个方面。就大城市（包括50万—100万人口的大城市，100万—2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和200万人口以上的超大城市）而言，大城市发挥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领头羊”作用。因为它具有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不可比拟的聚集效应、规模效应、扩散和辐射效应，可以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和地区的迅速发展，而且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竞争力的体现。无论是工业化起步最早的英国，还是后起的美国、日本、韩国等，其大城市在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目前，百万以上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即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集中度），2000年美国是39%，德国是41.8%，英国是23%，日本是37.5%，韩国是52%，而世界平均水平是16.5%，中等收入国家为22%，高收入国家为30%，都大大高于我国11.3%的水平。大城市不仅是城市化的主力，而且还是经济发展的主力，如美国3/4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聚集在大都市市区。日本80%的经济总量集中在3大都市圈；伦敦占了英国对外贸易货运量的75%；纽约占了全国对外贸易周转额的20%；东京拥有80%的出版社和86%的出版量，纽约和伦敦的文化氛围是世界上其他城市中难以比拟的。大城市的人口聚集、产业聚集，使得大城市在经济增长中起着龙头作用，如日本东京的GDP占全国比重为18.6%，伦敦占17%，汉城占4.6%。大城市发展速度快于中小城镇，这是世界各国城市化的普遍规律。在上世纪50年代300万—500万以上的城市地球上有6个，到90年代初已有30个。改革开放20多年来，就人口的可比增长速度而言，大城市的发展也是快于中小城市。正视大城市的作用及其大城市超先增长规律，我们推进城市化就不能抑制大城市的发展。只要大城市的经济发展是必然的，在城市经济增长不可能完全依靠内涵实现的情况下，体现城市规模的人口增加和建成区面积扩大就是难以避免的。上海的浦东开放开发，北京从二环到六环的建设，济南、长沙、杭州等省会城市的一再扩容，正说明控制大城市规模是多么不现实。在城镇体系中，我们既要发挥大城市的龙头作用，同时还要发展若干各具特色、专业化强的50万人口以下的中小城市。我国中小城市多数是制造业的基地。在本世纪中叶，中国有望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中小城市将功不可没。而小城镇的发展也是必须的。小城镇处于城之尾乡之头，易于就近吸纳农民进城。它是农村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对于促进农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农业产业化，传播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挥着重要作用。小城镇的发展也符合城市梯度成长规律。自发形成的城市都是从小城镇发展到小城市，小城市发展到中等城市，中等城市又发展到大城市，所以，推进城市化离不了小城镇的发展。综上所述，推进城市化，中国需要建设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同时需要建设一批富有特点的、专业性强的中小城市以及不可替代的小城镇。应当看到，不同类型的城镇具有不同的功能和吸引力，大城市具有中小城市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也会具有大城市所没有的特色，有些人愿意生活在大城市，甚至是小城镇，愿意享受更为悠闲、接近自然的生活，更为清洁的空气和价格更便宜的住房。我们绝不能再进行简单的量的对比，不能“崇大抑小”，也不能“崇小抑大”，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都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二）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之路是我国国情的内在要求我国地域间经济社会发展和工业化的差距很大，不宜实行全国统一的城市化道路。人口多、地域广、差距大，是我国的基本国情。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的京津、山东半岛、辽东半岛等地区，人口稠密，经济较发达。工业化处于中后期阶段，交通便利，并有一个或若干个特大型城市、大城市为依托，城镇体系较完整。在这类地区，城市化的重点是完善城镇体系及功能分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在特大和大城市的依托下，可以发展起来，而且个别特大城市确实存在过密，需要向周边地区转移工业和人口的问题。对这类地区，合理发展小城市和小城镇就是正确的。但在广大的西部地区，华北北部和东北的西北部，特别是人口稀少的西北地区，经济不发达，工业化处于初期阶段，乡镇企业不多，交通等基础设施不完备，且运距很长，缺乏具有辐射力和带动力的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中小城镇往往是由国家布局的资源开发和原材料加工项目形成的，城市功能不完善，对人口的吸纳力很弱，城镇体系不完整。在这类地区，实行大力发展中小城市，特别是小城镇是不现实的。因为你经济基础薄弱，对农民没有吸引力，既使建成起一座座小城来，也只能是空壳。城市化的重点可能主要应是发展和壮大现有大城市和少数中等城市规模，完善城市功能，增强吸纳力和辐射力。以上这是从经济发展水平来谈城市化模式不能一刀切，下面再从人口国情看，更得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共举。从人口国情看，我国的人口基数太大（13亿人），农民太多（约占60%的人口），城市化的任务之重（大约2亿的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其他国家都无法相比的。发达国家美、日、德还有发展中的高城市化水平国家，其人口基数和城市化人口规模都比中国小得多，几个或几十个大中城市即可担负起全国城市化的任务。如伦敦680万人，占英国人口的12%；东京12000多万人，占总人口的10%；汉城1100万人，占总人口的20%；墨西哥城2000多万人，占总人口的25%。而我国城市化的重任，就是20年内再建100个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也只能容纳1亿多人口，自然承受不了巨大的城市化人口的压力，中国城市化目标的实现必须是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共同分流。总之，推进城市化，我们应放弃按规模确定城市发展重点的方针，从全国统一的城市化道路，转向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元城市化道路。（三）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之路是对城市化发展经验的总结世界各国在推进城市化的发展中积累了许多的经验教训。就拿中国来说，以往走的是“严格控制大城市的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道路。这条道路严重制约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严格限制大城市的发展，导致大城市的人口集中度偏低，我国只有11.3%的人居住在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里，大大低于世界平均16.5%水平。由于人口集中度低，导致北京、上海这样全国最大的城市所产出的国民财富也处于较低水平。上海的GDP只占全国GDP的4.6%，北京只占2.5%，上海的GDP总量仅相当于香港的1/4，日本东京的1/20。因此，我国大城市还普遍存在着巨大的发展空间。我想建国以来如果我们不走控制大城市发展之路的话，在50年代与日本一块起飞，我们的上海有可能与东京一样并驾齐驱，成为国际大都市，如果是那样的话，中国的综合国力会比现在更强。以往城市化道路除了“抑大”之外就是“崇小”。即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走的是积极发展小城镇的道路。许多地方都在讲小城镇、大战略，把眼光都盯在了小城镇上，其实，城市化才是大战略，小城镇是一个重要战略措施：适当发展大中城市也是重要战略，甚至是更经济、更有效的措施。正如我们前面讲到的只有大城市，才能更好地形成城市功能，发挥辐射效应和扩散效应，产生规模效益，集聚效益和分工协作效益。过分强调发展小城镇，只能形成“走了一村又一村，村村像城镇；去了一镇又一镇，镇镇像农村”的局面。城乡一体化，不是城不城、乡不乡、小城镇遍地开花。现在有的镇人均只有2000人，这种局面造成了城镇规模结构不合理，小城镇占的比重过大，第三产业得不到有效发展，难以形成产业链、行业群，对人口的吸纳力极低，规模过小的小城镇其实不具有城市功能，过多会占用大量耕地，造成生态环境恶化。所以，小城镇只能是城市化的基础层次。城市化发展的重点不应是小城镇。发展小城镇的关键在于繁荣小城镇经济，把引导乡企合理集聚，完善农村市场体系，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和社会化服务等与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使小城镇有产业、市场支撑，特别注意不能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发展小城镇，应该在政府的引导下主要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建设小城镇，不能一哄而起，遍地开花，唱空城计，防止有城无市，有镇无产，城镇“空壳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现布局，协调发展。再从城市化发展的国际经验看，片面地发展大城市也不能使城市化健康发展。就拿墨西哥城来说，上个世纪70年代它就成为人口1000多万的世界第一大城市。现在4个墨西哥人中就有1个居住在首都。但是它与其它城市的发展极不协调。其第二大城市比首都人口差好几倍，由于大城市畸形发展，导致人口过多，交通相挤，污染较重，生态环境恶化。70年代由于人口过度集中导致地下水抽取过度，造成地面下沉非常严重，酿成了许多建筑事故。而且，人口过度集中，导致失业增多，社会治安极差。中国大陆一位学者曾到墨西哥调查贫民窟问题，多次央求，出租车司机才勉强成行，到了那里，不敢熄火，好随时开溜，可以想见那里的治安差到什么程度。再说韩国汉城人口高度集中，污染也较重，现在韩国准备将政府迁到另一个城市。以上事例说明走单一城市化道路不仅不会加快城市化进程，反而阻碍城市化进程。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也积累了少经验。发展大城市带这是城市化发展的一个国际经验。如美国在北起缅因州，南到福吉尼亚的长达550公里的地带内，以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华盛顿和波士顿等5个大城市为核心，以上百个中等城市和小城镇为纽带，以周围农村为腹地，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庞大，人口最集中的大都市市区。大都市带（区）的出现及发展，就是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具体体现（地域表现）。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发展城市带，既能发挥城市的吸引力，形成国民经济的增长极，又能增强城市的辐射力，扩大城市文明的普及范围，加速城乡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目前，我国的长三角地区城市化进程快，经济增长快，原因之一就是改革开放后注意了大中小城市及小城镇的相对协调发展。综上所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是城市化规律使然，国情使然，城市化发展的经验教训使然。
简单啊 要免费的参考文献就去“文发网”上找嘛 多得很哦城市化与过度城市化摘 要:工业化、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和政府的发展规划成为推动城市化的动力。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城市人口过度增长、政府的过度消耗、过度的资源消耗与污染以及过度的非人本指标等现象,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关键词:城市;城市化;过度城市化Abstract: Industrialization, change of rural economic & social structures and government development planning have become the driving force of urban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the phenomena of over-increase of urban population, over-consumption of government, over-consumption of resources and serious pollution and excessive non-human-oriented indexes, etc. bring a series of serious social problems.Key words: city;urbanization;over-urbanization一、城市与城市化要理解城市化问题,先要了解城市。什么是城市?美国学者曾经指出,有三种定义城市的方法,“在美国,城市是有2500人居住的社区,城市化地区是居民不少于5万人的城市”;“在巴西,人口规模则不是确定城市的依据——城市就是首府”;“按照社会学的传统,城市被定义为在地理上有一定范围并具有某些特征的社会组织形式”① 。中国学者对城市也有定义,有人指出:“城市是大规模高度聚集的人类活动区域。”②城市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基地,是人类文明的历史性产物。城市是特定国家或特定地区居民经过生活演变,在合适的地点逐步发展起来的,有稳定的生产布局和贸易市场,有各种相对完备的政治、法律、宗教、教育和文化事业组织,以及相对严密的专业化管理秩序的大规模人口聚居区。什么是城市化?可以把城市化看成一种指标,一种用以分析城市化实现水平的评估体系;也可以看成形容词,形容一个相对大的区域内城市的密集程度。50年代初期有一个划分城市的标准,3000人口以下的是农村集镇,3000人口以上的叫城镇,或者叫城市,所以在中国有城市、城镇和农村集镇的区别。建国初期江苏的城市化率是14%强,而根据有关统计资料,苏南地区的城市化率是17%强,大约高于全国平均数7个百分点,所以苏南是全国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城市化在当前,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即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当局以扩大城市的规模,强化城市的经济功能,提升城市的辐射能力为手段,加快国家经济建设的一种手段或者方案。站在这个角度上看,城市化就是政府的一种经济发展战略、方针或者策略,具有很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特征。关于城市化的发展方向,有关专家有许多研究,提出了很多设想,比如信息化城市、数字城市、生态城市、和谐城市、创新型城市等。这都是一些十分有价值的想法,实现起来有一个过程。严格说来,当代中国的城市化运动,是最近20多年的事情。尽管1949年以后,城市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但是,由于发展方针方面有问题,或者限于发展速度缓慢,都不能称之为城市化运动。最近20多年来,城市化运动才有了长足的进步,有以下三组数据能够说明这一点。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有关数据,笔者选取了四个年份,反映中国城市化水平的变化(表1)。综合有关《中国统计年鉴》的统计,笔者选取了1985年以来的四个年份,反映全国城市的建成面积(表2)。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运动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笔者选取了1990和2001两个年份中国城市发展的有关数字对比(表3)。二、过度城市化应该承认,我们的城市化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当然,经验教训也不少,其中过度城市化就是一个值得注意和预防的问题。西方学者曾经提出了“城市化过度”的概念。有学者指出:“城市化过度是伴随着前殖民地国家经济发展而产生的一种状况,即一国城市居民相对于全国人口的比例大于该国经济发展水平所允许的比例,一般说来,它是迅速城市化的孪生兄弟。”③上述西方学者关于过度城市化的观点,对我们研究这个问题有很大的启发性。现在看来,城市居民占全国人口的比例高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所允许的比例,当然可以作为讨论过度城市化问题的衡量指标;从占全国人口总数比例的角度上分析过度城市化问题,也是一个现实的因素。不过,由于各个城市的具体情况的差异,占全国人口总数的比例往往并不具备决定的意义。换句话说,在考察具体城市是否已经城市化过度的时候,单纯以其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比例来衡量,有可能并不十分科学。因为有的城市,虽然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比例较高,但是它的综合能力所决定的人口涵养能力比较强,因而并没有达到过度城市化的程度。除了人口因素之外,过度城市化的指标,应该包含城市生存质量和城市功能的因素。所谓过度城市化,是指城市发展过程中,产业落后、供养能力不足,管理水平低下,但是人口数量畸形增长,其膨胀速度大大超过了经济、环境与公共设施所能承受的程度,使城市不仅失去了现代化发展的牵引作用,而且成为充满社会不公、环境污染、疾病、贫困、混乱、犯罪、黑帮势力和政治冲突的恶劣生存空间。过度城市化是人口片面增长,经济社会发展失去协调性,城市管理严重失控的结果。在城市发展的历史上,过度城市化是任何国家在一定阶段上都会或多或少地发生的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一个更容易发生和更值得重视的问题。一般来讲,城市化的动力有三个:第一个是工业化。近代之前,包括西方世界的城市化,它的驱动力主要是工业化。由于工业化,城市里面兴办了大量的近代化工厂,致使大量人口向大城市流动,这是一个动力。工业化引起的城市发展,在欧洲特别明显:“在欧洲,十九世纪是城市大发展的年代。1816年德国城市人口略多于250万,到1895年就达到了1300万。1846年法国城市居民是850万,而1891年则增加到1450万。巴黎在1800年时只有50万人,1891年达到250万,是1800年的5倍。”④第二个是农村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农民的生存状况恶化,自发流入城市,增加了城市的人口。这个情况在近代以前很明显,据国外有关专家统计,1800年北京人口110万,伦敦86.1万,巴黎54.7万,东京49.2万,柏林12.7万,莫斯科23.8万,开罗26.3万,费城20万,汉城19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计划经济时期,由于人口控制得比较严厉,人口的流动性相对差一些,但是仍然有流入城市的,特别是一些省以上的政治中心城市。据统计,1949年北京市的城镇人口大约178万,1959年达到421万,1979年达到510万,其增长速度还是相当可观的。第三个动力来自政府的发展规划。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特别是2000年以来,中国城市化加快,最重要的动力来源于政府的规划和发展战略。政府把城市化率的提高作为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过度城市化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城市人口的过度增长。当前城市化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城市范围和人口规模的扩张。比如在城市买套房子,就给予城市户口;因各种圈占土地,郊区变成市区,农民成为城市居民;也有工业第三产业投资所带来的经济扩张。但是,有些城市的人口膨胀非常厉害,而其动力不是来自于工业化或者说第三产业的发展。工业化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是城市化最重要的前提,它们直接造成城市的劳动力需求,保证城市扩容的人口有稳定的职业和生活来源。离开了这个前提,离开了产业基础,盲目地扩大人口,会导致社会的极度不稳定。政府的过度消费。中国的城市化运动,是政府当局的一种经济发展战略、方针或者策略,与此相联系,城市化运动中的过度城市化,也就包括政府的过度消费。或者说,过度的政府消费,自然成为中国这样的政府主导型现代化国家城市化运动中的基本特征之一。公务员和编制外人员数量快速增长,公款消费数额巨大,政府楼堂馆所豪华气派,这实际上是现代化成果的不正当不健康的消耗。在有些城市,政府的消费非常大。有些地方的县政府,办公大楼里豪华的电梯,庞大的空调,加上物管费,每年支出费用极大,这是很大的浪费。应该把这些过度消费的钱用到更需要的地方去,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改善经济技术基础,增加物质储备,提高抗击各种社会风险的能力。过度的资源消耗与污染。这一点,有许多报道和研究。城市化过程中的资源透支、水透支、环境透支,已经非常严重,人们深有同感。现在即使到农村去,许多地方也是污水一片,奇臭无比。城市里出现地面开裂或下沉、地下水资源枯竭、噪音、粉尘、废气、酸雨、沙尘、热岛效应等现象。恶性疾病发病率上升,甚至已经成为常见病、多发病。过去讲“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是说苏州和杭州是人间天堂。现在,有哪些地方还可以真正称为人间天堂呢?假如我们不计后果地建设,把自己生活的地方污染到很严重的程度,终将有一天这个地方会成为死亡之域,经济发展再好,又有什么用?这是一件非常恐惧的事情。过度的非人本指标。城市化应该以人为本,致力于建设一个宜居城市,为居民创造优美的生活条件。除了环境的宜居之外,还有生活的宜居,工作的宜居,文化的宜居。这就要求一切发展的举措,都要以人为本。各种规章、制度、管理目标的提出,都要把以人为本放在核心的地位上考虑。要明白,非人本指标与宜居城市的目标是不协调的。过度的非人本指标存在于很多方面,比如市容的过度美化,造成很大浪费。为了城市的美观,造成老百姓生活的不方便,这就是非人本指标。在我们的城市,城管是一个工作难度最大的部门,也是一个群众意见比较集中的部门。有个城市曾经有人公开在店门口贴了“城管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讨论。其实不管理肯定是不行的,问题是怎么管,哪些该管,哪些不该管,用什么方法管。群众对城管意见那么大,为什么会这样?原因是复杂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城市管理的某些指标具有非人本化的性质。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和拆迁,也具有非人本化的性质。旧城改造是必要的,特别是城市的商业区、文化区、窗口地区和基础设施改造,有利于改善城市条件,美化环境,提升城市品位。但是,为了拉动房地产市场,不加区别地针对居民区的拆迁改造,只会增加群众负担,加重群众生活成本。国外有些城市,富人住郊区甚至远郊的别墅,公寓区、贫民区在市区。我们反过来,拆迁的困难户都转移到远郊,经济适用房多数建在远郊,他们的生活成本仅交通费就要多花许多。城市的建设为富人考虑多,为穷人考虑少。上海这样一个大都市,新中国成立前那么长时间有棚户区,过去每个城市都有棚户区,就是条件相对差一些的地方,有的甚至是有点破烂的地方,因为居民的经济水平不一样,所以棚户区的存在有其客观必然性。现在美化城市要把那些旧民房大片地拆掉,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是人为地加剧了社会矛盾。一些市区边缘的民房拆掉之后,没有便宜的地方能租住。有些地方的教育部门调整学区和学校布局,把农民工办的学校取消掉。这样一来,农民工子女读书很成问题。原来民工子女学校费用很低,现在把他们并入城市学校,他们要和城里孩子交一样的钱读书,农民工的生活成本增加。媒体曾报道,有个地方,政府专门花钱建造了楼房,一间房子放四张床,然后说对农民工说我,给你们谋利益了,一个月可以花一百多块钱用一张床,结果没有一个农民工要。记者采访农民工,他们说:“我在这边打工,工地就可以住,为什么要住那里?我每天工资才几十块钱,住在那边每个月要交一百多块钱,另外工地在城东,房子在城西,每天交通费又要加好几块钱,一个月下来,要多花不少,划不来。”结果政府为农民工造了房子,他们却不肯住。这种事情很多。有些城市建设草坪,大量采购,进口草皮,效果怎么样呢?一些中国土生的草可以上去踩,可以躺在上面,没什么事,外国进口的草很娇嫩,它只能看不能踩,这样做城市建设的成本无意间就扩大了。这些实际上都是为了完成脱离实际的非人本化指标的结果。过度城市化还带来了一些很严重的问题。公共设施跟不上,交通跟不上,电力、煤气、住房跟不上,生态恶化,大量人口失业,大众普遍贫苦化,犯罪率上升,城市管理成本上升等(城市管理是要成本的,我们现在城市管理成本很高,有些重大的案件破案很快,一打110警察就到场,这很好。我们的公安已经从静态管理转入动态管理,这是很了不起的,但要有成本的)。当初,在盲目扩充人口的时候,矛盾可能还不会马上暴露出来,但是这些问题,迟早会成为社会动荡的隐患。城市的各种利益阶层、各种等级之间的利益协调,做得很不够。城市居民各个等级间的利益和愿望要调节好,社会矛盾不能太尖锐。促进和谐社会建设不是没有矛盾没有差异,但是社会的利益分配,必须维护公平底线。党中央提出要研究收入分配政策,并且提出和切实落实关注弱势和推进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是正确和及时的。城市虽然扩大了,但是还没有建立成熟的社区伦理。城市有城市的伦理,过去西方学者把农村社会称之为通体社会,把城市称之为联组社会,是按照农村和城市的不同伦理精神来分析它们的性质的。通体社会和联组社会,这两个概念有一点玄。什么叫通体社会?在一个村子里面,可能聚集着一个宗族,本来就是一个熟人社区,居民有共同的价值观,也有比较稳定的民间纠纷的处理习惯,社会秩序比较稳定,所以叫通体社会。但城市人口来源于各个地方,他们脱离了原住地,来到了陌生的地方,没有了原住地居民之间在生产上、血缘上、情感上、历史渊源上的密切联系,必须自我奋斗,优先考虑个人利益才能生存,这就导致城市各个群体之间的亲合度不够,所以城市社会是一个联组社会。也有人反过来讲,说农村里是机械团结,而城市是一种有机团结。因为农村里虽然有统一的乡规民俗,但乡民之间缺乏共同利益,缺乏有机的分工合作,所以他们之间的互相团结不是很稳定。而城市里专业分工的程度很高,各个行业之间互相依存度比较高,某一个行业、某一个工种停下来,其他行业、其他工种,甚至整个城市的运转就要停下来。所以城市的人必须互相协作,互相支持,高度紧张地团结在一起,为了共同的生存而结合。城市居民的结合,当然比农村居民之间的结合,要密切得多、有机得多。以上两种看法都有一定道理。这两种看法取了两个极端,有点绝对化,因而可以继续讨论。但是,不管怎么说,城市确实应该有共同的社区伦理。所谓城市的社区伦理,是指城市居民共同遵守的体现都市文化特征的公共规范,包括城市的公共信仰、公共观念、公共权力、公共秩序、公共利益和公共制度等一系列规章性、制度性、观念性、习惯性价值与规则。有这一整套公共的规则,来维护市民的共同利益,把人们共同生活的代价降低下来。共同生活是有代价的,有时社会的组织不协调不合理,共同生活的代价就很大。城市是五湖四海的人的汇集,所以必须确保每一个人的利益,否则大家无法共同生存。只有建立起共同的社区伦理,让这些五湖四海、三教九流的人有一种公认的价值基础,才能团结起来,这是一个很长久的过程。培育新形势下的城市伦理,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目前已经可以看出,在有些城市,城市化的推进,不是提升了城市原有文明的水平,而是降低了水平。原因很简单,在有些地方,外来人口差不多占三分之一,二分之一,甚至超过了原住人口,城市原来的文化特色被消解了,甚至外来人口的语言、民俗、生活习惯、人际网络、利益诉求、群体风气改变了原有文化内涵,成为城市面貌的新的主流特色。多数情况下,这种新的特色带有许多负面意义的内容,或者说,具有负面的性质。怎样才能在人口急剧膨胀的条件下不降低城市的文明水平,强化城市的文明管理,让外来人口尽快融入城市生活,改善他们的文明素质,是一个十分艰巨的现实任务。提供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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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探讨中国城市化道路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富生气和活力的形态之一，产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浪潮靡满全球的社会现实已充分证明其本身的普遍性。与此同时，在人文社会科学界，至少有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对此给予热情的关注。纷繁复杂的城市化理论，林林总总的城市化研究成果，又使“城市化”概念本身显得模糊不清，甚或无所适从。大体而言，社会学家从人类行为方式的角度考察，认为城市化是人们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化的过程；人口学家强调城市化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地理学家视城市化为一种地理景观，认为城市化是乡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化过程；经济学家侧重于产业结构的变化，认为城市化是人们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变的过程；历史学家则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农业社会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过程。应当说，从不同学科的基本特征出发，给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内涵，是学术史上的正常现象。值得重视的是，无论学者们给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数学科所接受，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因为，社会是一个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口集团，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必定集中一定数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来源必然来自农村。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埃尔德里奇(H.T.Eidridge)认为：人口集中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断发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随即停止。（注：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是：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是指人口向城镇或城市地带集中的过程。这个集中化的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个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充。（注：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选编：《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由此可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城市化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城市史 研究在国内外的普遍展开，人口流动与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应的成就，对此进行学术史意义上的检讨，或许会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一检讨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研究历程，以本世纪70年代为分界，我将此分为两个阶段。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现象即已引起学界重视。然而，直至70年代初的整整半个世纪中，本领域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有关资料的整理方面，“足够系统的研究”尚未出现。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先生在其“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的英文本《现代中国人口》中如此写道：国内的迁徙运动，是最普通的一种移民运动。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着乡村与都市的人口移动，这种移动的结果，不断地使许多年青人从乡村徙入都市里，包括长江流域和沿海各城市如上海、无锡、汉口、广州及天津等地。潮水似的继续不断的徙民都是来自乡间的。虽然移民运动的进行，其吸引力及离心力究是如何，还没有足够系统的研究，但大量人口朝向都市流入，确是普遍的事实。（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88页。）国内对本研究领域的关注首先出现在20、30年代活跃的社会学界。1929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首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先河，该书简明扼要地指出了都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介绍了西方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对都市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进行了初步论述。一些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也开始涉及此一领域，如1922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的黎世衡的《历代户口通论》，就有根据海关报告整理的各商埠人口资料和10万人口以上都市表。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仕廉《中国人口问题》（此书为作者在燕京大学所讲“中国社会问题”之一部分），列有“城乡人口之分布”一节并对当时中国城乡人口比重作出估计。20年代以降，农民离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严重问题之一，初步统计对此进行研究的论文至少在20篇以上。其中最有份量者，乃是《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五号（1937年8月），第二十二——二十四号（1937年12月）连载的吴至信的《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专文。该文分农民离村之时代背景、原因、数字分析、出路、社会影响、展望、结论七部分，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另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是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号1926年1月），该文在研究江浙两省人口密度的基础上，对江浙地区人口在一万至十万以上的城邑进行统计分类，并与全国及世界主要国家进行了对比。日本学者对本领域的研究具有自己的学术风格。20-70年代，加藤繁、佐伯富、中村治兵卫等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的集市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其中一些论文对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集市人口作出了统计或估计。（注：参见（美）施坚雅(Skinner)“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注释20，原文载Skinner.G.W.ed: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Staofard University Press,1977。按，笔者至少见到施坚雅此文的三种中译本，即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2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 城市史 研究》第1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式》。惟《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有注释译文，后两种均删去未刊（或未译？），亦属憾事。本文以下引用施坚雅此文者，均依前者。）加藤繁的《清代村镇的定期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该文根据康熙、乾隆以来，以至光绪、宣统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方志，考察了直隶（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福建、广东、广西七省各州县的定集市，并尽可能地估计了各州县定集市的平均人口。（注：原文载1936年2月《东洋学报》第23册第2分册，中译文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另一位不应忘记的日本学者是饭田茂三郎。1934年10月，根据饭田茂三郎在“望月军四郎氏基金中国问题讲座”的演讲稿，由洪炎秋、张我军合译《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由北平（北京）人人书店刊行，该书专辟“中国人口的都市和村落别的构成”一节，对30年代初的中国都市化提出看法。另外，在1929年《社会月刊》第一卷第六号上，还刊登过曾任上海《每日新闻》及《上海周报》记者的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一文，该文分农民离村的沿革、农民离村的数量、农民离村的质量，农民离村的原因、农民离村的类别、农民离村的时期、农民离村的职业、农民离村的影响，共八章近两万言，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比吴至信同题文章早8年）。大洋彼岸美国学者也对本领域资料的整理和初步研究作出了贡献。笔者所见最早的此类资料整理是夏之时(Father Richard)的《中华坤舆详志》，辑录范围主要限于20世纪头十年。（注：Father 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of Chinese Empire.）此后40年均有城市人口资料的论著出现：如史杜弗(stuffer)在《中华归主》中辑录了1922年的数据；（注：Stuffer:The Christion Occupation of China.）杜格谢夫(Boris. p.Torgasheff)在其论文《中国城市人口》中辑录了1920年代末的城市人口资料；（注：Boris P. Torgasheff:TownPopalation in China,The China Critic April 3.1930）Gleen T·Trewartha则综合40年代以前的各种资料，著有《中国城市：数量与分布》；此类资料集大成者乃为莫里斯·B·厄尔曼(ullman,morris B)的著作《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8》。施坚雅和珀金斯(Dwight H·perkins)均认为此书是此类资料最为完整的一部。（注：参见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54-5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70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最富理论色彩的是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1964-1965年施坚雅的长文《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连载于《亚洲研究学刊》（注：Skinner.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AsiaStudies 24.1-3。），在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alter chirstaller)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施坚雅根据其在1949-50年间在四川成都东南25公里处的集市高店子所作的田野调查以及对许多定居海外的大陆移民的采访，并参阅各地方志和其他出版物，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同下一级的中心地相比，上一级的中心地能够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供应，并拥有更为广阔的腹地。据此，施氏还划分出了五个等级的中心地：基层集市、中型集市、中心集市、地方城市、区域城市。应当说，40年代陈达先生概括的本领域缺乏“足够系统的研究”局面一直沿续到70年代。1966年，新当选的美国亚洲研究会主席奈特·毕乃德在其题为《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的就职演说中，仍然不无遗憾地讲道：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近代交通运输和商业的扩展以及十九世纪末以来近代工业的扩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刺激。虽然这种发展与现代化的大部分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首先出现在外国控制的通商口岸，但在1919年以前，纯粹的中国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遗憾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的可靠数据几乎没有，也几乎没有人去把分散的资料收集起来，以说明城市化的趋势。（注：奈特·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译文见（美）西里尔·E·希等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版，第218页。）二七十年代后，本领域研究开始打破长期沉寂的局面，而新局面的出现首先来自美国汉学界。大体而言，七十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受费正清(John k.Fairbank)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ense model)和利文森(JoesphR.Levenson)为代表的“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一个长期停滞的状态，循环往复而缺乏突破传统社会框架的内部动力，只有到19世纪中叶遭遇西方冲击后，才发生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剧变，柯文(PaulA. Cohen)批评其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六、七十年代之交，在美国方兴未艾的历史反思潮流中，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一面尖锐地批评“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一面又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以实证的研究成果向其发起挑战。柯文将此概括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并将其特点归纳为四点：(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注：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5页。）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怪杰”施坚雅先生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而其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注：G.William Skinner,The Cityin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Press.1997.）则将晚清 城市史 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按不同主题分为三编，每编各收入论文五、六篇，并冠以施坚雅所撰的专题导言，其中施氏本人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与地方体系层次》、《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等重要论文均收入其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诺顿·金斯伯格(Norton Ginsburg)评论道：“此书标志着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已经跳出了晦涩难懂的传统汉学的窠臼，开始进入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比较城市研究的轨道。”（注：引自陈桥驿：《读〈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的两篇书评》，载《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施坚雅对晚清城市史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其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regional system theory)，在他看来，“工业化前期，以中国作为整体的全国城市化率实际上几乎毫无意义，要重新系统地阐述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各个区域出发。”（注：《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1页。）按照河流系统从支脉到干流的层次，施坚雅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长江下游、岭南、东南、西北、长江中游、华北、长江上游、云贵及东北（施氏认为，19世纪90年代以前，此区尚在开发之中，不宜列为完整地域进行系统分析）。施坚雅的这种划分，不仅打破了传统以政治边界（即省份）划分中国的方法，而且改变了自2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城市化无从谈起的韦伯模式，其意义重大且影响巨深。施坚雅的理论并没有停止于此，他还在其宏观区域理论中引入了中心边际论，即每一个宏观区域都包括中心和边际两大部分。中心地区是人口众多，耕地面积较大，交通运输发达的大城市所在地；而边际地区则是较中心地区各方面均为萧条的、联系较为松散的地区。换言之，人口和资源往往集中在中心地区，并随着从中心向边际地带外移越来越稀落。柯文对此评论说：“在我看来，施坚雅取向的最大优点在于他同时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一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的差异。”（注：柯文前揭书，第145页。）应当说，施坚雅的理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例如许多学者对施氏理论忽略各巨区(macroregion)间的联系，忽略全国性因素在区域研究中的重要性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注：Barbara Sand. Ramon H. Myers,The Spatial Approach to Chinese Hstory: a Tes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Aug,1986). Gilbert Rozman,Population and Marketing in China.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不能忽略的是，施坚雅的理论受到过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兹曼(Glbert Rozman)的影响。（注：有关罗兹曼的介绍，可参见郑羽：《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吉·罗兹曼教授》，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3期。）罗兹曼在1973年出版的《清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注：ClbretRozman,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73.此书由罗兹曼先生赐寄，谨致谢意。）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罗兹曼认为，在中日两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明显落后于日本，在此书的扉页，他特别绘制了两个金字塔形的图形来说明中日两国城市结构的差异。罗兹曼强调，由于中国人口集中于城镇和乡村，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寥寥可数，因而金字塔的形状是“上小下大”的锥形结构。这种城市网络，使中国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城市体系，从而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日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19世纪初期开始，伴随着各地大城市的出现，农村的集市却呈衰微之势，日本的城市网络表现为规格的金字塔形状。中日两国城市网络的差异，正表现在城市化指数的巨大差异，罗氏认为，18世纪日本的城市化指数已是中国的两倍多，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内，这种差距愈发加大。还应注意的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珀金斯的相关成果。珀金斯在6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注：Perkins.Dwight,Agricultural Dverlopment in 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中译本由伍丹戈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书中，曾专辟《城市人口资料，1900-1958》一节作为附录，罗列了约1900-1910年、20年代初期、1938年、1953年、1957年、1958年6个年份（代）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据，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参考资料。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冈先生长期致力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据笔者陋见，80年代后赵冈先生对中国 城市史 研究给予关注，1983年作者的长篇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在台湾《食货月刊》第13卷第3-4期发表，可以视其为城市人口的代表作。该文估算了自战国迄至近代的城市人口，并判断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的发展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即十二世纪的南宋和十九世纪的清末。他认为，南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22.4%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至19世纪中叶降至最低点。90年代初，《历史研究》杂志又发表了赵文《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995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又出版了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收录了他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最后，有关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个案著作，最应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威廉(wlillan,T. Rowe)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即1984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1989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976-1985》。（注：William T.Rowe,Hankow:Commerceand andSociety in a ChineseCity,1796-1889,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4;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其中，在1989年的著作中，罗威廉在第一个部分就将“城市人口”作为重点首先进行了讨论，涉及到汉口城市人口总量、人口移动、人口异质度增强等问题，以便展开对其冲突与社区主题的讨论。罗威廉此书还以汉口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八、九十年代以来风靡美国汉学界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范畴，正如杨念群先生概括的那样：“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以史实勾勒出了一幅国家向社会公域让渡权益的斑斓画面。”（注：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1995年5月总第5期。）台湾学者刘石吉对江南市镇研究多有贡献，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作者有关江南地区专业市镇、太平天国后市镇发展、市镇数量分析三篇论文，其中即有“市镇人口的一个估计”。又，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项目，迄今所出版的湖北、山东、闽浙台、湖南、江苏、安徽六种，均有对人口及城市化的专门论述。三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着国内史学研究新局面的出现，“中国 城市史 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张仲礼语）。“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将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城市历史列为重点研究课题。进入90年代，大部头的四城市研究专著陆续问世；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论文10年间已超出千篇；各种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讨论会在各地相继召开；专门的《城市史研究》杂志应运而生。有学者预言，城市史有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虽然本领域的研究只被视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但其成果也足以令人欣喜。除“七五”期间被列为重点研究的四城市史均辟专章或专节对城市人口以专门论述外，（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罗澍伟主编《天津 城市史 》，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还出版了对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人口研究的专题著作：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竞能主编的《天津人口史》1990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拙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史明正《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唐振常主编《上海史》、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以及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何一民《中国 城市史 纲》、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等专著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本领域的研究。有关江南市镇研究的论著也有两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与有关专著相比，本领域的学术论文相对为少，初步统计不过30余篇。1989年拙文《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或许是最早涉及本领域的学术论文，此文初步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化水平领先，近代落伍的史实，并对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模式及城市化与近代化的关系提出了拙见，虽不免粗略缺陷，似亦抛砖引玉。90年代后，本领域的学术论文逐渐增多，其中乐正先生的《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1840-1911)》及《近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对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与迟滞、近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及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对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的概况、原因、特点也有粗略的罗列和论述；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地区流动》，以人口城乡流动为主线，论述了人口流动的形式及流动者身份、流动人口的归宿及地域构成两个问题；张景岳《北洋政府时期的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也对此期人口城市化的加速与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趋势有概略阐述；张庆军《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就民国时期都市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婚姻结构、职业结构、教育结构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有关农民离村问题的研究则有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和鲁西奇《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两文。（注：以上可谓本领域的综合研究成果，分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天津社会科学》1992第2期；《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6期；《人口经济》1991年第4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近代中国》第3辑；《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个案的城市人口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主要有：周源和、吴申元《上海历史人口研究》、王跃生《清代北京流动人口初探》、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沈毅《近代大连城市人口略论》、竺菊英《论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吕实强《清末民初期间四川城市的发展》、何一民《近代成都城市人口发展述论》、徐曰彪《近代香港人口》、王笛《清代重庆移民、移民社会与城市发展》、吉石羽《传统期之天津城居人口探析》、张利民《论近代天津城市人口的发展》、许擅《16-19世纪山东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势》等。（注：分见《复旦学报》1995年第4期；《人口经济》1989年第6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江海学刊》1993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3期；《 城市史 研究》第1、2、4、11-12辑。）另外，笔者所见的未刊论文尚有杜语博士的毕业论文《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夏明方博士的毕业论文《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马学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1368-1911年江南地区分析》等，也对本领域问题有所研究。对于明清以来城镇的研究，尤其是对江南城镇的研究可谓成果斐然。涉及本领域的两篇综论性的城镇研究论文是黄苇《中国近代集镇墟集的兴衰存废问题》和慈鸿飞的《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问题》。（注：分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3、4期；《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至于地区性和个案城镇的研究论文至少在数百篇以上，兹不赘录。四对本研究领域作上述扫描式的回顾之后，这里有必要就城市发展史与城市化史的区别稍费笔墨。笔者认为，城市史与城市化史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研究范畴。就联系而言，二者研究的对象都离不开历史存在的城市客体；就区别而言， 城市史 要回答的问题是城市本身发展的历史，而城市化史回答的重点则在城市的“化”这一过程，当城镇或城市出现于地球之时，并不意味着城市化的历史已经开始，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城市化乃是一个发端于18世纪后期产业革命而迄今尚未完成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现代的历史是乡村的城市化”，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上述回顾主要限于本领域的研究，而没有宽泛到整个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领域。（注：有兴趣全面了解国内外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状况的读者，可参见刘海岩《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王笛《近代美国关于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史明正《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5期）。详细的论著目录则见《 城市史 研究》第1辑，第11-12辑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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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很远很远的森林里住着好多好多小动物，森林里有一只特别威武的虎大王，小动物们都特别怕它，森林里还住着一只自以为是的花狐狸，总是觉得自己最聪明。这一天，虎大王捉住一只又肥又大的野牛，可虎大王却舍不得自己把它吃了，因为自己心爱的儿子就要过生日了。一不小心被狐狸看见了，狐狸就上前殷勤的说：“大王大王，是不是您的儿子要过生日了啊！”老虎头也不抬的说：“是啊！怎么了”，“那我去您家做客吧！”大王停了一下说：“嗯！好吧！晚上你来我家做客吧！”狐狸一听就高兴了，心里美滋滋的想：可有一顿美味让我享受了，我都已经饿了好多天了呢？晚上，狐狸兴冲冲的去了虎大王家，去了以后看见虎大王还在哪里躺着一动不动，狐狸就上前问道：“大王，晚上我们吃什么啊！”“吃什么，呵呵！吃肉啊！”“吃什么肉呢？怎么看不见在哪呢？”“就在眼前啊！”“没有啊！”话音刚落，只觉眼前一黑，一只虎掌已经把它掀翻在墙角，“你还想在我这里坐享其成，想跑我这里蹭吃蹭喝，简直白日做梦，自己不辛苦的付出劳动，就想不劳而获，根本不可能，在老虎头上动土，不是自寻烦恼么，哈哈哈，活该”，说完就一口咬死了狐狸，“这下我儿子又有一样美食了，哼哼！”。故事说到这里，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做什么事都不能坐享其成，不要自以为是，应该通过自己的努力、自己的劳动，得到的果实才是最重要的。每次写作文的时候，都有一些发愁，那是因为我平时不好好的读书，读的课外书有些少，没有好的词语，没有把内容加进去，读了以后才发现没有故事，以后我一定要多多听妈妈和老师的话，把这些缺点都改正，开头太简单，内容有点太简单，结尾太快，以后，一定要把作文写得充实，写得丰富，没有错字，这些都需要改正，一定要做到。家长评语：很高兴地发现：这学期的你不仅自己努力学习，还能督促旁边的小朋友及时完成作业，必要时给予帮助，多么称职的小干部呀！课堂上，你的发言总是那么响亮清楚，让小伙伴们羡慕不已。我更想看到你在读书上能更进一步：不要满足于把课文背完，更要追求读好，争取带好领读，每天如果再能多读一些书，把优美词汇，好句、好段多多补充一些不是更好么，现在的你在写作文的时候，老是为了字数而写，没有把态度放端正，如果把这些稍加改正就更棒了，不要为了读书而读书，愿意一试每次写作文的时候，都有一些发愁，那是因为我平时不好好的读书，读的课外书有些少，没有好的词语，没有把内容加进去，读了以后才发现没有故事，以后我一定要多多听妈妈和老师的话，把这些缺点都改正，开头太简单，内容有点太简单，结尾太快，以后，一定要把作文写得充实，写得丰富，没有错字，这些都需要改正，一定要做到。山西省实验小学四年级：王佳龙
桂林是最适合自助游的旅游胜地，它地处低纬，属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光照充足，四季分明，气候条件十分优越。 桂林“三冬无雪”、“四季常花”，年平均气温在摄氏19度左右，春夏秋冬一年四季都是游览的好季节。桂林，无论是晨昏午夜，阴晴雨雾，景致变化无常。美景层出不穷。 春天，是桂林最冷的天气，但平均气温也在摄氏8度左右，而且以晴日居多。这时，北方还身披银装，桂林却已是一个花红柳绿，春意盎然的世界了。春季三月，平均气温在摄氏10度左右，有时也有沥沥春雨，寒风还不时侵入肌肤，但只要身着春装，带上比较御寒的风雨衣，也就能应付自如了。你如果选择在春季旅游桂林，最好备好雨具。 夏季，是桂林的雨季，降雨量集中在4、5、6、7月。桂林全年降雨量为1900毫米，而夏季降雨量将近1000毫米，占全年总降雨量的一半以上，有“雨桂林”之说。在雨雾烟岚之中观看桂林山水，更有飘飘若仙之感。“漓江烟雨”更是世界一绝，如果来游桂林，没能领略“漓江烟雨”，是一大憾事。漓江两岸的青竹丛，碧翠如滴，浓荫作朵，长长的排成十里长廊，因此，“漓江翠竹”又是桂林夏季游的一绝。 秋天，金风送爽，天高云淡，是桂林旅游的高峰季节。此时，天气晴朗，气温适人，波平如镜，是看群峰倒影的最佳季节，江水澄澈，明净若镜，整个江底世界，清清楚楚的呈现在游人眼前，幻化出山托水，水浮山的“船在青山顶上行”的神奇境界。 初冬的十月，平均气温在摄氏20度左右，是桂林市的市花——桂花盛开的时节，金桂、银桂、四季桂、丹桂洒满枝头，迎风怒放，满城飘香，遍植数十万株桂树的桂林城又变成了一座花城。 桂林的冬季，平均气温在摄氏8度左右，很难见到大雪，在最冷的春节前后，到兴安县的猫儿山、市区边的尧山，在山顶间或可以欣赏到冬雪的景致。
文明的曙光漓江边的溶洞，是桂林人类的摇篮。
考古工作者发现，早在远古时代，桂林市的漓江沿岸就有祖先居住在宝积岩、甑皮岩、轿子岩、丹桂岩等20多个山洞里了。桂林当时是一个峰林谷地，气候温暖湿润，山区有着茂密的原始森林，生长着落叶长绿植物，附近是淡水湖和沼泽地，大自然赐予了动物和植物丰富的资源，野兽成群，亚热带野生果实遍地。
先民们吃着采摘来的野果和狩猎来的动物充饥，喝着清冽的江水，穿着树叶树皮或者兽皮打扮自己、抵御寒风。他们住在桂林冬暖夏凉的石灰岩洞穴里，穿行在莽莽的原始森林和茂密的灌木丛中，用原始的石器，作为打击野兽的武器和劳动工具，用烧制的陶器来加工食物，在此劳动生活、繁衍生息。
他们打造了桂林人类的文明史。 1979年，桂林市区的宝积山岩洞里，考古工作者发掘出两枚人类牙齿的化石和一批打制的石器，还有剑齿象、猕猴、牛羊等哺乳动物化石，据中国科学院专家鉴定，桂林宝积山的宝积岩为旧石器时代晚期洞穴遗址，距今约有3万年左右历史。
出土遗物中有人类臼齿化石两枚，呈乳白色，为同一老年个体，属晚期“智人阶段”化石，命名为“宝积岩人”。这是迄今为止在桂林发现的最早的桂林远古先民的遗迹。
宝积岩的发现和发掘，弥补了广西“柳江人”与 “甑皮岩人”之间的缺环。 桂林的洞穴遗址中，甑皮岩的发掘是我国考古界的重要成果，是我国目前发现古文化遗物最多、保存最完好的一个洞穴遗址，它的年代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7500年至9000年，是我国南方重要的、可与北方的“山顶洞”相媲美的洞穴文化遗址。
甑皮岩位于桂林市南郊的独山，距市中心9公里。独山，是一座高约60米的石灰岩孤山，四周群峰并秀，峰林谷地开阔。
洞口高出地表约有5米，如此高度既能够避免水淹，又可防御野兽侵入袭扰。甑皮岩洞高8米，宽13米，洞内面积约200平方米，地面较为平坦，气流贯通，光照条件好。
洞的一侧，另有一个水洞，地下河常年流水，保证了洞穴中的先民们饮水不愁。阳光，空气，水分，是动物和植物生存的必要条件，桂林祖先是有眼光的，他们把这个洞穴作为他们的居室，正是看中了这样的生态环境。
石灰岩的洞穴，经过石缝中渗透出来的水凝结成的碳酸钙的长期侵蚀，渐渐积成了一层坚硬的钙化板，将桂林人的祖先遗体密封于地底下，一直不为人所知。 寂静的山洞里，先民的身影消逝了，人声消逝了，但他们的遗迹存了下来。
从石缝里渗下的水滴，滴过了漫长岁月，滴答之声，声声不息，象发电报时的密码一样，传达着一种神秘的信息… 1965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和桂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联合组成的桂林地区文物普查队，终于发现了这个远古时代桂林先民的天然住宅。 1973年，桂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的考古工作者对甑皮岩洞穴遗址进行了发掘。
当发掘人员揭开那层结实的盖板时，看到了大量的人类的遗物、遗迹和遗骸，从盖板之下到洞底有浅灰色的“文化层”，最厚之处达两米多。考古人员细心寻找，挖掘出土了其中的部分人类骨骼30多具、动物骨骼40多种、洞穴中还发现了大量的陶器、骨器、蚌器和各类野兽的残骨。
先民的遗物为生产和生活用具，打制的石器居多，有大量用来砍劈和敲打的石器。磨制的石器较少，主要有石斧和石锛等，石斧的中间部分凿有凹槽。
专家考证，这个凹槽是用来装木柄的。出土的骨器中，多为兽骨磨制的镖、镞、锥、针等工具。
其中用来缝缀的骨针3枚，从它们光滑度来看，是常用之物。令人吃惊的是，一枚骨针只有米粒大的孔径。
要知道，当时他们还并未懂得使用金属，用石头居然能够钻出这么精细的活来，可见当时他们已经有一双巧手了。骨针是缝制工具，这工具用来缝制什么东西呢？专家推断，这里的先民用骨针缝制兽皮一类衣饰物品，那时懂得追求美，懂得抵御寒冷，开始穿衣服了，不再像过去那样赤身裸体。
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先民们也懂得这个道理，他们已经从劳动实践中渐渐学会了制造和加工各种实用的工具，懂得了怎样省力方便地使用石器，以提高劳动效率。这事实也说明劳动创造了人，劳动提高了人，劳动教导了人，劳动推动了人类的文明和进步。
洞穴遗址中出土的男女老幼30多件人骨中，专家进行测定认为，从头骨的特征看，与“柳江人”相近似，有较为明显的继承关系，同属于“南方蒙古人种”。从先民的遗骨来看，那时已经有了葬俗，葬俗为罕见的“屈肢蹲葬”和“仰身屈体葬”，这种姿势非常奇怪，与黄河、长江流域及东南沿海等地在新石器时代所盛行的“仰身直肢葬”截然不同。
为何如此？有人推测可能是一种原始宗教信仰，意味着灵魂可以不死，可以转世轮回。有人认为这是模仿生活姿势或者睡眠姿势。
还有人说这是模仿母腹胎儿的姿势，体现了一种恋母情结。“屈肢蹲葬”这种葬俗在新石器时代曾流行于世界各地，是原始的葬俗。
桂林轿子岩，还发现旧石器时代末或新石器早期的洞穴遗址，年代在公元前1万多年以前，岩洞里的葬俗也是“屈肢蹲葬”。 甑皮岩里，人们还发现洞穴中有“二次葬”的葬俗，即妇女和幼儿合葬：一个妇女死后葬了，又从其它。
桂林概述
桂林不仅以甲天下的自然山水名闻遐迩，同时也是一座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桂林先民早在三万年前就已在洞穴中谱写自己的历史，当步入文明社会后，秦始皇以一道灵渠把五岭化为坦途，中原文明沿漓江而下，与当地质朴的百越文化相融汇，创造了两千年与山水辉映的桂林历史文化。今天，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交融在一起，构建出桂林独特的文化旅游。
建议参考：
地理与历史
地理位置
1、地理位置：桂林是世界著名的风景旅游城市和历史文化名城，地处南岭山系西南部，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109°45'-104°40'，北纬24
°18'-25°41'。
2、行政区划：辖秀峰，象山，七星，叠彩，雁山5城区和灵川，兴安，全州，临桂，阳朔，平乐，荔浦，龙胜，永福，恭城，资源，灌阳12个县，行政区域总面积27809平方公里。其中市区面积565平方公里。
城市历史
桂林历史悠久。根据市区宝积岩和甑皮岩洞穴发现的遗物，经考证，甑皮岩人已进入母系氏族社会阶段，距今约一万年。
夏商周时期，这里是“百越”人的居住地。秦始皇置桂林，象，南海三郡，这是“桂林”名称的最早起源，但郡治不在今天的桂林市。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在这里设始安县，隶属荆州零陵郡。东汉时改属始安侯国。三国时先属蜀，后归吴。甘露元年（265年），置始安郡始安县，郡县治所都在今之桂林。隋唐时属岭南桂州总管府。唐武德四年（621年），李靖修城于独秀峰南。贞观八年（634年）改名临桂县，属桂州始安郡。光化三年（900年）始，属静江节度。五代十国时先后属楚和南汉的桂州。宋时，前属广南西路桂州，后属静江府。元时属广西行中书省静江路。明清时均属广西省桂林府。民国时属广西省。1914年改名桂林县，1940年始设桂林市。1944年11月至1945年7月28日，为日寇占领。光复后仍为广西省辖市。历史上长期为广西省会。 1949年11月22日桂林解放，为广西省辖市，1958年改称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辖桂林城区和郊区。
1981年7月、1983年10月阳朔、临桂划归桂林市管辖。
1996年12月26日桂林市委，市人民 *** 按国务院，自治区批复的方案，实行区划调整，将郊区更名为雁山区。
1998年9月8日经国务院批准，桂林市和桂林地区合并，组建新的桂林市。
桂林概述 桂林不仅以甲天下的自然山水名闻遐迩，同时也是一座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
桂林先民早在三万年前就已在洞穴中谱写自己的历史，当步入文明社会后，秦始皇以一道灵渠把五岭化为坦途，中原文明沿漓江而下，与当地质朴的百越文化相融汇，创造了两千年与山水辉映的桂林历史文化。今天，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交融在一起，构建出桂林独特的文化旅游。
建议参考： 地理与历史 地理位置 1、地理位置：桂林是世界著名的风景旅游城市和历史文化名城，地处南岭山系西南部，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109°45'-104°40'，北纬24 °18'-25°41'。 2、行政区划：辖秀峰，象山，七星，叠彩，雁山5城区和灵川，兴安，全州，临桂，阳朔，平乐，荔浦，龙胜，永福，恭城，资源，灌阳12个县，行政区域总面积27809平方公里。
其中市区面积565平方公里。 城市历史 桂林历史悠久。
根据市区宝积岩和甑皮岩洞穴发现的遗物，经考证，甑皮岩人已进入母系氏族社会阶段，距今约一万年。 夏商周时期，这里是“百越”人的居住地。
秦始皇置桂林，象，南海三郡，这是“桂林”名称的最早起源，但郡治不在今天的桂林市。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在这里设始安县，隶属荆州零陵郡。
东汉时改属始安侯国。三国时先属蜀，后归吴。
甘露元年（265年），置始安郡始安县，郡县治所都在今之桂林。隋唐时属岭南桂州总管府。
唐武德四年（621年），李靖修城于独秀峰南。贞观八年（634年）改名临桂县，属桂州始安郡。
光化三年（900年）始，属静江节度。五代十国时先后属楚和南汉的桂州。
宋时，前属广南西路桂州，后属静江府。元时属广西行中书省静江路。
明清时均属广西省桂林府。民国时属广西省。
1914年改名桂林县，1940年始设桂林市。1944年11月至1945年7月28日，为日寇占领。
光复后仍为广西省辖市。历史上长期为广西省会。
1949年11月22日桂林解放，为广西省辖市，1958年改称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辖桂林城区和郊区。 1981年7月、1983年10月阳朔、临桂划归桂林市管辖。
1996年12月26日桂林市委，市人民 *** 按国务院，自治区批复的方案，实行区划调整，将郊区更名为雁山区。 1998年9月8日经国务院批准，桂林市和桂林地区合并，组建新的桂林市。
桂林是一座具有光辉灿烂的桂林历史文化名城，桂林山水之美天下皆知，使桂林旅游文化又多了一张世界注目的品牌。
漓江边的溶洞，是桂林人类的摇篮。 考古工作者发现，早在远古时代，桂林市的漓江沿岸就有祖先居住在宝积岩、甑皮岩、轿子岩、丹桂岩等20多个山洞里了。
桂林当时是一个峰林谷地，气候温暖湿润，山区有着茂密的原始森林，生长着落叶长绿植物，附近是淡水湖和沼泽地，大自然赐予了动物和植物丰富的资源，野兽成群，亚热带野生果实遍地。先民们吃着采摘来的野果和狩猎来的动物充饥，喝着清冽的江水，穿着树叶树皮或者兽皮打扮自己、抵御寒风。
他们住在桂林冬暖夏凉的石灰岩洞穴里，穿行在莽莽的原始森林和茂密的灌木丛中，用原始的石器，作为打击野兽的武器和劳动工具，用烧制的陶器来加工食物，在此劳动生活、繁衍生息。 他们打造了桂林人类的文明史。
1979年，桂林市区的宝积山岩洞里，考古工作者发掘出两枚人类牙齿的化石和一批打制的石器，还有剑齿象、猕猴、牛羊等哺乳动物化石，据中国科学院专家鉴定，桂林宝积山的宝积岩为旧石器时代晚期洞穴遗址，距今约有3万年左右历史。出土遗物中有人类臼齿化石两枚，呈乳白色，为同一老年个体，属晚期“智人阶段”化石，命名为“宝积岩人”。
这是迄今为止在桂林发现的最早的桂林远古先民的遗迹。宝积岩的发现和发掘，弥补了广西“柳江人”与 “甑皮岩人”之间的缺环。
桂林的洞穴遗址中，甑皮岩的发掘是我国考古界的重要成果，是我国目前发现古文化遗物最多、保存最完好的一个洞穴遗址，它的年代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7500年至9000年，是我国南方重要的、可与北方的“山顶洞”相媲美的洞穴文化遗址。 甑皮岩位于桂林市南郊的独山，距市中心9公里。
独山，是一座高约60米的石灰岩孤山，四周群峰并秀，峰林谷地开阔。洞口高出地表约有5米，如此高度既能够避免水淹，又可防御野兽侵入袭扰。
甑皮岩洞高8米，宽13米，洞内面积约200平方米，地面较为平坦，气流贯通，光照条件好。洞的一侧，另有一个水洞，地下河常年流水，保证了洞穴中的先民们饮水不愁。
阳光，空气，水分，是动物和植物生存的必要条件，桂林祖先是有眼光的，他们把这个洞穴作为他们的居室，正是看中了这样的生态环境。石灰岩的洞穴，经过石缝中渗透出来的水凝结成的碳酸钙的长期侵蚀，渐渐积成了一层坚硬的钙化板，将桂林人的祖先遗体密封于地底下，一直不为人所知。
寂静的山洞里，先民的身影消逝了，人声消逝了，但他们的遗迹存了下来。从石缝里渗下的水滴，滴过了漫长岁月，滴答之声，声声不息，象发电报时的密码一样，传达着一种神秘的信息… 1965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和桂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联合组成的桂林地区文物普查队，终于发现了这个远古时代桂林先民的天然住宅。
1973年，桂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的考古工作者对甑皮岩洞穴遗址进行了发掘。当发掘人员揭开那层结实的盖板时，看到了大量的人类的遗物、遗迹和遗骸，从盖板之下到洞底有浅灰色的“文化层”，最厚之处达两米多。
考古人员细心寻找，挖掘出土了其中的部分人类骨骼30多具、动物骨骼40多种、洞穴中还发现了大量的陶器、骨器、蚌器和各类野兽的残骨。 先民的遗物为生产和生活用具，打制的石器居多，有大量用来砍劈和敲打的石器。
磨制的石器较少，主要有石斧和石锛等，石斧的中间部分凿有凹槽。专家考证，这个凹槽是用来装木柄的。
出土的骨器中，多为兽骨磨制的镖、镞、锥、针等工具。其中用来缝缀的骨针3枚，从它们光滑度来看，是常用之物。
令人吃惊的是，一枚骨针只有米粒大的孔径。要知道，当时他们还并未懂得使用金属，用石头居然能够钻出这么精细的活来，可见当时他们已经有一双巧手了。
骨针是缝制工具，这工具用来缝制什么东西呢？专家推断，这里的先民用骨针缝制兽皮一类衣饰物品，那时懂得追求美，懂得抵御寒冷，开始穿衣服了，不再像过去那样赤身裸体。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先民们也懂得这个道理，他们已经从劳动实践中渐渐学会了制造和加工各种实用的工具，懂得了怎样省力方便地使用石器，以提高劳动效率。
这事实也说明劳动创造了人，劳动提高了人，劳动教导了人，劳动推动了人类的文明和进步。 洞穴遗址中出土的男女老幼30多件人骨中，专家进行测定认为，从头骨的特征看，与“柳江人”相近似，有较为明显的继承关系，同属于“南方蒙古人种”。
从先民的遗骨来看，那时已经有了葬俗，葬俗为罕见的“屈肢蹲葬”和“仰身屈体葬”，这种姿势非常奇怪，与黄河、长江流域及东南沿海等地在新石器时代所盛行的“仰身直肢葬”截然不同。为何如此？有人推测可能是一种原始宗教信仰，意味着灵魂可以不死，可以转世轮回。
有人认为这是模仿生活姿势或者睡眠姿势。还有人说这是模仿母腹胎儿的姿势，体现了一种恋母情结。
“屈肢蹲葬”这种葬俗在新石器时代曾流行于世界各地，是原始的葬俗。桂林轿子岩，还发现旧石器时代末或新石器早期的洞穴遗址，年代在公元前1万多年以前，岩洞里的葬俗也是“屈肢蹲葬。
距今约一万年前 根据市区宝积岩和甑皮岩洞穴发现的遗物考证，甑皮岩人已进入母系氏族社会阶段。
夏商周时期 这里是“百越”人的居住地。
秦始皇公元前214年置桂林，象，南海三郡，这是“桂林”名称的最早起源，但郡治不在今天的桂林市。当时的桂林郡治在布山，位于今天的桂平市西南。
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一说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 在这里设始安县，隶属荆州零陵郡。
东汉 改属始安侯国。
三国 先属蜀，后归吴。
甘露元年（265年） 置始安郡始安县，郡县治所都在今之桂林。
南朝改为桂州。
隋朝 属岭南桂州总管府。
唐武德四年（621年） 李靖修城于独秀峰南。
贞观八年（634年） 改名临桂县，属桂州始安郡。
光化三年（900年） 属静江节度。
五代十国 先后属楚和南汉的桂州。
宋 前属广南西路桂州，后属静江府。
元 属广西行中书省静江路。
明、清 均属广西省桂林府。
1911年为广西省会。
1914年（一说1912年） 改名桂林县。
1940年 始设桂林市。
1944年11月-1945年7月28日 为日寇占领。光复后为广西省辖市。历史上长期为广西省会。
1949年11月22日 桂林解放，为广西省辖市。
1958年 改称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辖桂林城区和郊区。
1981年7月、1983年10月 阳朔、临桂划归桂林市管辖。
1996年12月26日 桂林市委、市 *** 按国务院，自治区批复的方案，实行区划调整，将郊区更名为雁山区。
1998年9月8日 经国务院批准，桂林市和桂林地区合并，组建新的桂林市。
历史沿革：桂林历史悠久。市区宝积山和甑皮岩洞穴发现多种距今约一万年前的人类遗物。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开凿灵渠沟通湘漓水系，置桂林、象郡、南海三郡，这是“桂林”名称的最早起源，但郡治不在今天的桂林市。两千多年来，桂林先后成为郡、州、府、县治的所在地。1940年始设桂林市，曾长期为广西省府。解放后，桂林为省辖市。1998年9月8日，经国务院批准，桂林市和桂林地区合并，组建成新的桂林市。
历史人物：桂林山水甲天下，奇山异水自然地灵人杰，藏龙卧虎。古有赵观文、曹邺、蒋冕、吕调阳、石涛、陈宏谋、陈继昌、王鹏运、况周颐、唐景崧、近有马君武、李任仁、白鹏飞、李宗仁、白崇禧、周祖晃、梁漱溟、黄现璠、李天佑（以出生年为序）等一大批出生或长期生活工作在桂林的名人，成为“文化名城”桂林的骄傲。
桂林是一座具有光辉灿烂的桂林历史文化名城，桂林山水之美天下皆知，使桂林旅游文化又多了一张世界注目的品牌。
漓江边的溶洞，是桂林人类的摇篮。 考古工作者发现，早在远古时代，桂林市的漓江沿岸就有祖先居住在宝积岩、甑皮岩、轿子岩、丹桂岩等20多个山洞里了。
桂林当时是一个峰林谷地，气候温暖湿润，山区有着茂密的原始森林，生长着落叶长绿植物，附近是淡水湖和沼泽地，大自然赐予了动物和植物丰富的资源，野兽成群，亚热带野生果实遍地。先民们吃着采摘来的野果和狩猎来的动物充饥，喝着清冽的江水，穿着树叶树皮或者兽皮打扮自己、抵御寒风。
他们住在桂林冬暖夏凉的石灰岩洞穴里，穿行在莽莽的原始森林和茂密的灌木丛中，用原始的石器，作为打击野兽的武器和劳动工具，用烧制的陶器来加工食物，在此劳动生活、繁衍生息。 他们打造了桂林人类的文明史。
1979年，桂林市区的宝积山岩洞里，考古工作者发掘出两枚人类牙齿的化石和一批打制的石器，还有剑齿象、猕猴、牛羊等哺乳动物化石，据中国科学院专家鉴定，桂林宝积山的宝积岩为旧石器时代晚期洞穴遗址，距今约有3万年左右历史。出土遗物中有人类臼齿化石两枚，呈乳白色，为同一老年个体，属晚期“智人阶段”化石，命名为“宝积岩人”。
这是迄今为止在桂林发现的最早的桂林远古先民的遗迹。宝积岩的发现和发掘，弥补了广西“柳江人”与 “甑皮岩人”之间的缺环。
桂林的洞穴遗址中，甑皮岩的发掘是我国考古界的重要成果，是我国目前发现古文化遗物最多、保存最完好的一个洞穴遗址，它的年代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7500年至9000年，是我国南方重要的、可与北方的“山顶洞”相媲美的洞穴文化遗址。 甑皮岩位于桂林市南郊的独山，距市中心9公里。
独山，是一座高约60米的石灰岩孤山，四周群峰并秀，峰林谷地开阔。洞口高出地表约有5米，如此高度既能够避免水淹，又可防御野兽侵入袭扰。
甑皮岩洞高8米，宽13米，洞内面积约200平方米，地面较为平坦，气流贯通，光照条件好。洞的一侧，另有一个水洞，地下河常年流水，保证了洞穴中的先民们饮水不愁。
阳光，空气，水分，是动物和植物生存的必要条件，桂林祖先是有眼光的，他们把这个洞穴作为他们的居室，正是看中了这样的生态环境。石灰岩的洞穴，经过石缝中渗透出来的水凝结成的碳酸钙的长期侵蚀，渐渐积成了一层坚硬的钙化板，将桂林人的祖先遗体密封于地底下，一直不为人所知。
寂静的山洞里，先民的身影消逝了，人声消逝了，但他们的遗迹存了下来。从石缝里渗下的水滴，滴过了漫长岁月，滴答之声，声声不息，象发电报时的密码一样，传达着一种神秘的信息… 1965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和桂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联合组成的桂林地区文物普查队，终于发现了这个远古时代桂林先民的天然住宅。
1973年，桂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的考古工作者对甑皮岩洞穴遗址进行了发掘。当发掘人员揭开那层结实的盖板时，看到了大量的人类的遗物、遗迹和遗骸，从盖板之下到洞底有浅灰色的“文化层”，最厚之处达两米多。
考古人员细心寻找，挖掘出土了其中的部分人类骨骼30多具、动物骨骼40多种、洞穴中还发现了大量的陶器、骨器、蚌器和各类野兽的残骨。 先民的遗物为生产和生活用具，打制的石器居多，有大量用来砍劈和敲打的石器。
磨制的石器较少，主要有石斧和石锛等，石斧的中间部分凿有凹槽。专家考证，这个凹槽是用来装木柄的。
出土的骨器中，多为兽骨磨制的镖、镞、锥、针等工具。其中用来缝缀的骨针3枚，从它们光滑度来看，是常用之物。
令人吃惊的是，一枚骨针只有米粒大的孔径。要知道，当时他们还并未懂得使用金属，用石头居然能够钻出这么精细的活来，可见当时他们已经有一双巧手了。
骨针是缝制工具，这工具用来缝制什么东西呢？专家推断，这里的先民用骨针缝制兽皮一类衣饰物品，那时懂得追求美，懂得抵御寒冷，开始穿衣服了，不再像过去那样赤身裸体。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先民们也懂得这个道理，他们已经从劳动实践中渐渐学会了制造和加工各种实用的工具，懂得了怎样省力方便地使用石器，以提高劳动效率。
这事实也说明劳动创造了人，劳动提高了人，劳动教导了人，劳动推动了人类的文明和进步。 洞穴遗址中出土的男女老幼30多件人骨中，专家进行测定认为，从头骨的特征看，与“柳江人”相近似，有较为明显的继承关系，同属于“南方蒙古人种”。
从先民的遗骨来看，那时已经有了葬俗，葬俗为罕见的“屈肢蹲葬”和“仰身屈体葬”，这种姿势非常奇怪，与黄河、长江流域及东南沿海等地在新石器时代所盛行的“仰身直肢葬”截然不同。为何如此？有人推测可能是一种原始宗教信仰，意味着灵魂可以不死，可以转世轮回。
有人认为这是模仿生活姿势或者睡眠姿势。还有人说这是模仿母腹胎儿的姿势，体现了一种恋母情结。
“屈肢蹲葬”这种葬俗在新石器时代曾流行于世界各地，是原始的葬俗。桂林轿子岩，还发现旧石器时代末或新石器早期的洞穴遗址，年代在公元前1万多年以前，岩洞里的葬。
桂林，以她独特美丽的自然风光饮誉中外，同时，也以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令人神往。桂林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1982年），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如果说甲天下的山水是一幅画，那么厚重的历史就是一部书。这部书从封面到扉页，从前言到内容，都展示了她那深邃迷人的文化底蕴。
桂林历史文化名城，概括言之有七大主要特色：
以甑皮岩遗址为代表的史前人类文化。
以灵渠为代表的古代军事水利文化。
以桂海碑林为代表的摩崖石刻和山水诗文文化。
以靖江王府、王陵为代表的明代藩王文化。
以西南剧展为代表的抗战文化。
以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和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为代表的中国革命文化。
以李宗仁官邸及故居、徐悲鸿故居为代表的历史名人在桂官邸、故居。
桂林现有文物古迹552处，被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346处，其中灵渠、靖江王府及王陵、李宗仁官邸及故居、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甑皮岩遗址、桂林石刻6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一、文化, 现代旅游业发展的立足点和灵魂由于世界经济持续发展及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的趋势, 在当代文化价值更加深刻地影响着各国的生产和消费, 尤其是旅游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因为, 人们的物质需求是有限的, 一旦物质需求满足以后, 更多的是追求文化、精神方面的享受。今天中外旅游者不再满足于浮光掠影式的观光旅游, 而是渴望通过旅游活动获取知识, 追求有一定文化境界的精神感受, 寻求深层次的美的欣赏。前不久, 世界旅游组织所作的《世界旅游报告》分析了国际旅游的趋势, 指出在21 世纪, 旅游市场对文化的需求不断增强, 文化旅游正以每年10～ 20% 的速率增长, 现代旅游已从传统的观光旅游向更高层次发展, 文化旅游已成为一种时尚, 并呈现出迅猛发展的势头。欧美有70% 的旅游者是进行文化旅游消费。近两年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居世界第一的美国和法国, 有2/3的旅游收入与文化旅游有关。国外旅游消费是这样, 国内旅游亦如此。文化旅游正在国内受到广大游客的青睐。北京的故宫、长城, 深圳的“锦绣中华”, 云南的民族村, 陕西的兵马俑等大批文化内涵丰富、文化特色突出的旅游产品成为人们旅游首选的对象。如桂林市靖江王陵墓出土了大量明代梅瓶, 2001 年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 经新闻媒体报道后, 有28 个国内外参观团分别从韩国、日本、广东、陕西等地专程来桂林旅游, 除了看青山秀水,另一主要目的便是欣赏明代花瓶。近年来在中国掀起了西欧诸国游、澳新游、新马泰游等, 人们舍得花费这么多钱参加这些旅游活动, 主要目的是领略异国风情和质文化。这一现象, 现实地展示了旅游文化的人文魅力。国内不少游客亦提出这样的口号: 带着文化去旅游才是旅游的真谛, 也才是较高层次的旅游; 高质量的旅游就是品味文化、回味文化; 玩到最后是玩文化⋯⋯这一切告知我们: 旅游业已进入了竞争的最高阶段——文化竞争阶段。文化旅游的兴起和迅猛发展是旅游业发展的必然。旅游的本质属性是文化, 而感受文化差异、探索文化、体验文化则是旅游行为永远的动机。换言之, 旅游业本身就是生产文化、经营文化、销售文化的产业, 尤其是景区景点的建设和经营。如魏小安研究员所说: 旅游景区景点的经营彻头彻尾就是文化, 而旅游者的旅游活动则是在消费文化、享受文化、购买文化。一些知名度较高的风景名胜区, 往往代表着某种独特的文化, 其本身就是一本耐读的书, 所谓“入目三分景, 七分在内涵”就在于此。但旅游资源不等于旅游产品,只有经过文化的挖掘、冶炼、设计和制作, 才能成为旅游产品。所以说, 旅游文化是现代旅游业发展的立足点和灵魂, 亦是旅游产品竞争的底蕴所在, 抽去这个灵魂, 就没有吸引力,更谈不上竞争力了。国内外文化旅游的兴起和迅速发展, 得到了国家旅游局和各级旅游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目前, 国家旅游局已把“文化导向”作为一个重要内容补充到《旅游区(点) 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中。从等级划分和评定标准上强调旅游景区(点) 的文化内涵, 意在要求各地注重提升旅游景区(点) 的产品档次, 以进一步提高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充分挖掘自然资源中的文化内涵, 是中国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立足点, 已成为旅游界的共识。二、桂林旅游文化资源现状及旅游景点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一) 桂林有丰富多彩的旅游文化资源生动多彩的民族风情——桂林聚居的壮、侗、苗、瑶等少数民族有着独特的风土人情和风俗习惯, 有各具特色的建筑、饮食、服饰以及婚嫁、节庆等传统习俗, 构成了桂林多彩多姿的民族风情文化资源。歌仙刘三姐已成为能歌善舞的壮乡人民的化身, 这些特有的民族文化享誉海内外。古老悠久的历史文化——桂林有着2000 多年的历史, 距今1～ 5 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人类遗址和旧石器时代人类遗址保存完好。桂林作为首批全国历史文化名城, 一些景区(点) 历史文化内涵丰富, 既有兴修于秦代的兴安灵渠、明代的靖江王城、王陵, 还有着丰富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的桂海碑林, 以及展现近代革命历程的桂林八路军办事处, 红军突破湘江纪念碑园等。灿若星河的山石溶洞文化——桂林是个以山地为主的地区, 地形复杂, 石山林立, 喀斯特地形地貌遍布,奇峰异洞比比皆是, 形成了独特的峰林山地和岩溶洞穴景观。如桂林的芦笛岩、七星岩、荔浦的丰鱼岩等。从南朝著名诗人颜延之吟咏桂林独秀峰起, 唐代如韩愈、柳宗元、杜甫、宋之问、李商隐、张九龄、元晦, 宋代的苏轼、范成大、张孝祥、秦观、黄庭坚、李纲, 元至清代的著名文人石涛、袁枚、戴钦, 大地理学家、大旅行家徐霞客和现代著名文学家郭沫若、贺敬之等, 均写下了大量的诗词、游记、对联、碑铭和摩崖题词, 这是先人给我们留下的一份十分丰富而珍贵的文化遗产, 它不仅从不同的角度记下了桂林的历史风貌, 亦给桂林的山水风景注入了深厚的文化内涵。丰富多姿的水文化——桂林水资源十分丰富, 年降雨量是广西4 个最集中的地区之一, 年降雨量在1 599～ 2 827 毫米之间。历代文人名士对桂林的水均有高度评价, 也不乏传世佳作, 如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的“水作青罗带, 山如碧玉簪”的千古佳句、现代著名诗人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世人皆知。名扬天下的桂林漓江、可与四川都江堰媲美的兴安灵渠、还有青狮潭、龙胜温泉等一大批人们早已熟知的景区(点) , 它们的美不仅在水,还在于它们的历史、意蕴和与之相辉映的湖畔、江畔建筑艺术。极具潜力的生态农业文化——桂林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 森林覆盖率达66. 46% , 植物种类达1 415 多种, 目前我区有动物种类1 593 种, 是全国野生动物分布最多的地区之一; 自治区级以上的自然保护区有8处, 其中国家级2 处; 自治区森林公园5 处, 国家级森林公园2 处; 近年来, 桂林的森林旅游、农业旅游悄然兴起, 桂林龙胜的龙脊梯田、资源资江—八角寨, 茶文化、酒文化、生态农业科普知识、田间实践技能的尝试、乡间生活的体验等, 构成了桂林魅力无穷的生态农业旅游文化。凝重渊博的宗教文化——广西在东汉时期起就有宗教传入, 佛教和道教在广西已有近2000 年历史。其中桂林有不少古代佛教建筑, 如佛寺、佛塔、石窟(主要是摩崖造像)、塑像, 如全州的湘山寺、恭城的文武庙, 除此外, 还有基督教的礼拜堂, 伊斯兰教的清真寺等, 这些建筑既有精湛的技巧, 也有感人的艺术, 它包括了建筑、雕塑、绘画、景观、造型诸方面, 内容十分丰富, 且极具桂林特色。这些都是了解桂林宗教文化的珍贵资料。独具特色的建筑文化——桂林少数民族多聚族而居, 其房屋建筑以干栏型为主, 建筑样式却各有不同, 壮族的麻栏木楼、瑶族的半边楼、苗族的吊脚楼、侗族的鼓楼、风雨桥等, 虽是古老的传统建筑形式, 至今仍十分适合桂林地理环境和气候特征。此外还有不少古老的桥、亭、阁以及明清古镇等, 构成了桂林极具特色的建筑文化。(二) 桂林旅游景点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近年来桂林市各地虽然较为注重观光型自然景观的开发建设和宣传包装, 一些地方注意了民族节庆的开发和举办, 一些景区(点) 也以民族风格表演的形式来增加文化含量, 然而相当一部分景区(点) 深层次的、优秀的文化内涵还是未得到较好地挖掘和利用。即使是景区内的人文景观, 也只是重视实物的利用, 而忽略内在文化的挖掘, 没有把实物与无形的文化内涵有机结合起来, 使得一些人文景观外观形象丰富而内容空洞枯燥。一些地方的民族风情表演中有的节目格调欠高, 甚至有些庸俗化、过分商业化的倾向⋯⋯更为令人忧虑的是,一些地区还处于单纯出售旅游产品甚至是出售旅游资源的阶段, 没有在品牌策划、品牌运作上下功夫, 结果致使一些景区(点) 文化含量明显不足, 旅游产品档次不高, 游客到景区(点) 只是走马观花式看看山水风景和实物, 对游客的吸引力自然就不大。除此外, 旅游景区(点) 的讲解员和导游人员对景区(点) 所蕴含的深厚的历史文化、浓郁的民族风情、独特的地理概貌、丰富的科学知识等不甚了解, 以致景区(点) 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内涵没有得到充分地展现和宣传, 旅游者得不到高层次的文化享受, 其满意程度大大降低。 三、建设有桂林特色的旅游文化, 打造旅游景点新品牌在现代旅游市场的运作中, 人们已从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认识到: 只有走出单纯出售旅游产品的低层次经营的老路子, 实行“品牌战略”, 才是旅游业长盛不衰的发展之路。旅游品牌的打造是要以深厚的文化内涵为基础的。从狭义利用文化资源的角度, 每个景点都有其历史背景、地域背景和景点本身的文化积淀。认真地分析、收集、整理和利用文化素材, 特别是那些可以用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文化素材, 结合旅游者需求特点演示和解说, 定会为景点增光生色, 形成新的卖点, 新的吸引力。笔者认为应从以下3 个方面打造好自己的旅游景点品牌。(一) 更新老品牌桂林的旅游资源十分丰富, 且种类多样, 特点突出,一些旅游景点经过不断的开发建设和宣传包装, 已成为区内乃至国内外有一定知名度的品牌。但是一些老品牌无论是在产品开发、宣传包装还是运作方式上, 只重视自然景观和外观形象的策划, 忽略了其文化内涵的深度挖掘, 故未能充分发挥品牌效应。因此, 笔者认为, 要打造桂林旅游景点的新品牌, 首先要抓好老品牌的更新改造。这里所说的更新, 不是对老品牌的全盘否定, 而是指深入挖掘这些景点的文化内涵, 进一步丰富景点内容,提升品牌档次。对现有老品牌可以从以下4 个方面挖掘其文化内涵:1. 历史文化内涵的挖掘凡知名老品牌大都有着悠久的历史背景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 如桂林山水之所以能“甲天下”, 绝不仅因其单纯的自然风光, 而是神奇秀丽的自然风光与附丽于其上的厚重的文化内涵的有机结合。桂林是我国著名的山水文化城, 已有2000 多年历史, 1982 年就被国务院公布为首批历史文化名城, 以甑皮岩、宝积岩为代表的史前古人类遗址文化异常珍贵; 以靖江王府、靖江王陵为代表的明代藩王历史文化壮观而完整, 全国罕见, 已成国宝; 还有南朝至近代的迁谪文化、科举文化、抗战文化⋯⋯正是这些丰厚而珍贵的历史文化和桂林秀丽的自然风光的完美融合, 才构成了桂林这座旅游城市的知名品牌, 文化底蕴是桂林山水的灵魂。前不久在桂林召开的宋人王正功“桂林山水甲天下”研讨会上, 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均提出: 桂林旅游发展, 必须在自然与人文资源开发上齐头并进, 才能真正实现国际化, 桂林山水首先要打好历史文化牌。兴安灵渠建于秦始皇33 年(公元前214 年) , 它不仅是中国, 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人工运河之一。属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灵渠的修建勾通了长江、珠江两大水系, 构成东、南半个中国水运网, 对秦始皇统一岭南发挥了重要作用。灵渠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亦是一处饱含文化内涵的旅游胜地。兴安旅游如打好“秦文化”牌, 可以让人们在游览中真切地了解历史, 进一步激发爱国主义激情。2. 科学文化内涵的挖掘旅游景点的科学文化价值主要体现在其蕴含的自然科学知识和各有关门科的知识方面。如喀斯特地形地貌和丹霞地貌的成因、岩溶洞穴景观及其洞穴内千姿百态的钟乳石的形成过程及种类、温泉的来历及其利用价值、动植物的种类及特性, 以及许多著名木建筑靠榫卯而能经受几百年风雨安然无恙等有关地理、气候、地质、建筑、动植物等方面丰富的科学知识, 均蕴含于景区景点之中, 各景区(点) 如能深入挖掘这些知识并加以整理, 根据不同的旅游者的需求, 或用文字或由导游人员进行深入浅出地讲解, 比到处是雷同化的比拟和象形更能激发旅游者的兴趣, 同时也满足了旅游者的求知需求。3. 文学审美内涵的挖掘桂林知名品牌文化内涵的另一个层面是: 秀美无比的自然风光与历代文人墨客无数之诗词吟咏、题记、楹联等文学作品交相辉映, 可以说是无景不诗, 无诗不妙,人文与美景融为一体, 由此营造出诗情画意的文化氛围。桂林旅游景区(点) 的开发建设及宣传包装应该着力于渲染强化这种独特的文化氛围。如唐代文学大家韩愈的“江作青罗带, 山如碧玉簪”, 现代诗人贺敬之的“情一样深呀梦一样美, 如情似梦漓江水”等, 只要精心策划和运作, 定能使游人慕名而来陶醉于其中而留连忘返。如把这些诗词歌赋用天然奇石刻成碑, 置于景区(点) 观景的最佳处, 美文与美景相互辉映, 渲染出浓浓的诗情画意, 使人在观赏山水的形态美、结构美的同时, 又能欣赏并诵读这些脍炙人口的美文, 引发其审美思维, 使其达到情景交融的最高审美境界。4. 宗教文化内涵的挖掘宗教文化博大精深, 内容丰富, 桂林的宗教及宗教建筑共100 处, 如西山摩崖石刻、湘山寺、文武庙等。其中湘山寺素有“楚南第一刹”之称, 为唐代所建,历朝皇帝5 次膜拜。有康熙皇帝御笔亲题的“寿世慈荫”崖刻。栖霞寺建于唐代, 殿宇幽深, 规模宏大。如能认真挖掘并加以整理, 便能使桂林的宗教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旅游市场优势。5. 附会文化发掘整理附会文化主要指人为赋予自然的民间传说或民间故事, 它使人们对自然景观的单一造型审美转向更加丰富多彩的人文审美, 从而增加自然审美的文化内涵。桂林自然景区(点) 的附会文化多与山、水、石、洞有关, 形式以象形为主, 如象动物或人物等。这些自然景观有了附会于其上的美丽动人(或凄婉动人) 的传说, 便由单一变得丰富, 生硬呆板变得生动而有活力, 景物的美感由此而生。如象鼻山的传说、刘三姐的传说等。可组织力量对桂林山水自然景观附会文化进行广泛地搜集, 根据不同景点的历史背景、地域背景和民族民俗文化背景进行去粗取精的加工, 同时还可在相应的景点进行必要的附会文化氛围的营造。(二) 打造新品牌1. 发挥民俗文化魅力推出民俗文化品牌桂林是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 境内居住着壮、汉、苗、瑶、侗、仫佬、回、满等41 个民族, 民族风情浓郁。民俗风情是一种区域性极明显、渗透性极强、涵盖面极广、内容极为丰富的人文现象, 主要体现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有文化特色的情趣上。长期以来, 各族人民在桂林这块土地上生活、生产和斗争, 创造了多彩多姿的民族文化, 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生产性文化、艺术性文化、竞技性文化、工艺性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居住文化、婚俗文化和节庆文化等, 构成了桂林“人无我有, 人有我特”的民族风情旅游资源体系。如前国家旅游局局长刘毅所说“民族文化、民俗风情, 是具有强大吸引力的旅游产品, 要努力开发它完善它精化它。”对桂林的民俗风情文化如能精心策划并采取各种形式表现之, 定能形成具有强烈吸引力的旅游品牌。2. 发掘历史文化内涵打造历史文化品牌人文景观大多具有史学价值, 是直观的历史教科书, 是历史的见证, 亦是历史的载体, 对这些历史知识承载物的发掘和利用, 能使游人了解人类的昨天, 从而获得书本上得不到的知识。如兴安灵渠与陕西的郑国渠、四川的都江堰一道被称为“秦代三大水利工程”, 它不仅是中国, 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人工运河之一, 它的古、灵、巧令中外专家名士和旅游者叹为观止。参加在灵渠召开的中国水利史研究会的中外专家学者一致认为:2000 多年前有这样伟大的工程并且现在尚存完好, 这是奇迹, 不但中国没有, 全世界也没有。人们评价灵渠之游为“不到灵渠岸, 无由识始皇”。悠久的历史形成了桂林灿烂的历史文化, 不管是上万年前的古人类文化遗址, 还是红军第一次重大战役——突破湘江等, 都能激发旅游者对桂林的深刻认识和旅游欲望。3. 充分利用名人文化资源发挥景点名人效应本着尊重历史、尊重史实的原则, 根据旅游者的需求和创造品牌的需要, 发掘整理历史上有广泛影响的名人在桂林的遗迹、遗存, 采用旅游者喜闻乐见的形式, 并进行适当的包装和宣传, 使其充分发挥“名人效应”, 是使文化资源转化为旅游产品的重要途径之一。桂林的名人文化共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古代到桂任职或旅桂的著名文人名士, 他们中许多人留下了不少珍贵的文学艺术遗迹。二是近现代以及当代来桂的外国著名人士及国家领导人, 他们对桂林的赞美和评价是桂林名人文化中最具影响力的成分。三是近现代以及当代我国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和著名人物到桂林游历、考察留下的踪迹以及对桂林的评价等。四是桂林涌现出来的在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传奇人物和军政名人等。对名人文化的发掘利用, 可根据不同人物的情况和景区(点) 的文化需求采取不同的形式。如对有巨大影响力的人物, 可将他们对桂林的评价或作品用文字形式展示出来, 以扩大景区(点) 的地位和影响力; 对在桂林留下遗迹遗物的还可开放他们的故居, 展示他们的遗物等; 而对那些有着传奇经历的人物则可将他们的传奇经历、传说故事进行包装, 增强景观的神秘性和生动性, 从而增强吸引力。 4. 弘扬古建筑文化内涵重塑景点品牌建筑师们曾这样诠释建筑:“建筑是石头的史书”,“是灵感的凝结, 历史的注脚, 文化地平线上的侧影”, 简言之, 建筑是物质外显和文化内涵的结合, 是某一历史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道德和审美观的综合写照。一些名建筑还体现了建筑师和工匠们为人类造福的理想和人们对某种美好生活的向往。因此, 开发建筑文化资源, 重点不在建筑本身, 而是在其结构外观背后所蕴藏的深厚文化意味。这种体现在建筑物中的文化才是人们的审美价值所在, 只有把它挖掘出来, 并为游客所理解和欣赏, 才能使建筑文化转化为独具魅力的旅游产品。桂林悠久的历史为我们留下了一批独特的建筑遗产。如可与四川都江堰媲美的兴安灵渠, 恭城的文庙、武庙等。除此外, 市内众多施工巧妙、结构严整、情趣独特、造型美观、保存完好的明清古镇和亭、台、楼、阁、桥等, 均是各个历史年代的文化纪念碑。对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在采取有效地保护措施的同时, 挖掘和体现它们所蕴藏的民族精神和历史知识, 对增强华夏子孙的民族凝聚力和认同感, 有着特别的意义。(四) 注重导游文化的建设为品牌景点锦上添花导游工作者作为旅游文化的传播者和旅游审美行为的引导者、协调者, 其个人的文化素养、审美水平、导游艺术以及对景观文化内涵的理解等, 直接影响到游客对景观文化的审美和认知。一个知识丰富、审美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强的导游工作者, 能够凭借艺术化的语言, 故事化的讲解, 借鉴前人的审美结果, 结合自已的亲身体验, 根据游客的审美需求, 巧妙地引导游客去欣赏美、体验美, 使游客“化景物为情思”, 得到审美上的最大满足, 情感上的充分陶冶, 精神上的高度升华, 从而使景观文化价值得以极大限度地增值, 游客也因得到超值精神享受而对该景观产生认同和赞美。反之, 如果导游员素质不高, 对景区(点) 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一知半解甚至根本不了解, 则会导致上等绝美的景致, 高品位高等级的景观, 在他们的导游下黯然失色。因此, 培养一支文化素养高、内在气质好、语言能力强、热爱导游工作并具备较好地导游技能技巧的导游员队伍, 是桂林旅游文化建设中的一项重要而迫切的工作。总之, 桂林旅游要上新台阶, 必须注重文化导向, 发掘景区(点) 的文化内涵, 打造好具有桂林特色的旅游景点新品牌。完善国际旅游城市新形象。
其实这个很好找的,上百度查一下就有相关的了,修改下就可以了希望对你能有帮助
摘要：我国内陆边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主要原因就是城市发展落后，大力发展城市经济是边疆地区走向现代化的必然起点。边疆地区不能步发达地区城市化道路的后尘，而应在发挥比较优势和加强产业特色的基础上，走培育中心城市、构造个性鲜明的中小城市及发展边贸口岸城镇三结合的城市化道路。关键词：内陆边疆；城市化；边疆地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开始加快，但由于地区之间社会经济、文化的差异较大，加之改革开放后采取倾斜发展战略，使得东部沿海地区获得了超常发展。目前，这一地区已经形成了城市群及城市带的发展格局，并出现了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势态。相比之下，内陆边疆省份的城市化发展进程无论在城市规模和功能上，还是在城市效应及布局上，都还需要极大地提升和加强。一、内陆边疆地区区域经济发展、城市化现状及成因分析所谓内陆边疆是指既有法定国界，又有直接国土相邻的国家，且位居国界线内侧并包括一定内腹地的经济社会区域。我国的内陆边疆地区是特指我国沿边的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新疆、甘肃、西藏、云南、广西，这9省区在地缘上同俄、哈、吉、塔、蒙、朝、越、老、缅、印、不、锡、尼、巴、阿15个国家国土直接相邻。辽宁和广西因兼有陆地边境和海岸线，又属于东部地区，故不在此文研究范围内。1.边疆地区经济发展及城市化现状从经济状况来看，根据1999年统计数据，7个边疆省区的固定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10%、社会商品零售额占全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10%、外资投资额占全国外资总额的1.8%。虽然在上个世纪末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及2003年开始了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战略行动，但从全国经济发展的总量与结构来看，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普遍状况是经济总量较小，国有企业比重偏大，非国有企业比重偏小，合资及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少、规模小；三次产业的比重除西藏以外，基本上呈现出“二、三、一”的结构，并以传统工业为主体，同全国其他地区、特别是沿海地区相比较，这些地区的第一产业比重过大，第三产业比重过小，第二产业中附加值高的工业产品所占的比重较低。从城市发展状况看，该地区城市化水平较高的省有吉林、黑龙江和内蒙。这其中主要是农垦、林区、矿区人口比重大等原因及“县改市”、“乡改镇”等行政区划变动导致城镇人口增加。从城市数量和规模看，见下表：从表中可见，人口超过2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只有2个，城市稀缺，大中城市过少。与沿海地区相比，小城市数量较少，规模过小。这种大、中城市过少，城镇布局松散、规模过小的状况，使得城市的聚集效益低，对经济的拉动和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不强，资金、技术、人才、信息得不到有效的积聚和合理流动。2.影响内陆边疆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从历史上看，中国的近代工业大多产生在东部地区。解放以后，由于历史、国际国内政治态势的种种原因，人们总是把边疆等同“边境”、“边防”、“国防线”，其着眼点仅仅是它的政治方面，强调“屯垦戍边”、“巩固边防”、“保卫边疆”等政治的和军事的地位，而把经济价值放在极其次要的位置。加之地处边缘、人口稀少、交通不便、信息缓滞等客观因素，就使我国广大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长期陷于落后境地。从政策上看，解放后，中央政府出于平衡布局的考虑，力图改变过去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格局，更由于战备的需要，加强了在中西部地区的工业投资，形成了一批内陆工业基地，如“一五”期间的156项工程和694个项目中，在甘肃就有16个。在106个民用工业企业中，东北有50个。然而，由于这种倾斜投资大多是重工业和军事工业项目，缺乏辐射力以致未能形成区域经济增长的中心，其吸收就业和带动经济整体发展的功能较弱，以致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发展的功能差距一直没有消除。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央政府实施沿海地区发展战略，东部地区依靠特殊政策和率先改革的优越条件加速增长的同时，中西部地区却相对落后了。从所有制结构上看，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力军是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非公有经济，而东部地区历史上本来就是具有较好的乡镇企业基础，对外开放的特殊政策又为这一地区引进外资和港澳台资金，以及建立三资企业创造了良好的基础。而边疆省区的经济主要是以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为主体，所有制结构改革滞后，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较低，没有出现东部地区国有经济、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三足鼎立的增长局面，与东部地区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差距。二、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化发展道路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是我国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对这两个地区城市化道路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探索和把握不同地区的城市化发展规律。长江三角洲城市约占全国城市总数的1/10，特大城市有上海、南京和广州，大城市5个，中等城市11个，小城市25个。从整体而言，该地区城市密度大，大中小城镇分布比较合理，彼此形成了密切的社会、经济、生活、文化联系，呈现城市带的雏形，空间布局上已形成若干各具特色的城镇主群。该地区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加快了小城镇的发展步伐，实现了农村城市化、农村工业化、农民市民化的城乡经济一体化的转化。另一方面，就是大城市的拉动作用，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协作区，正在构造上海国际金融、贸易和信息中心的大部分都市面貌，而把传统产业、传统产品转移到了长江三角洲及长江沿岸地区，形成物资、资金、技术、人才、信息交流的互补、互利、互动的统一市场关系。改革开放以来，长江三角洲乡镇企业成为城市工业的配套与补缺，改变了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和经济结构，有力支援了农业生产，并为中小城镇的建设发挥了巨大作用。长三角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依靠乡村社区自身的力量筹集资金，与大中城市的经济、科技、文化辐射相结合，促进城市化和地区经济的发展。这主要是因为长三角城市在人口素质、技术开发能力等方面都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自我发展能力强，其城市化运行机制属于内发式。另外，长江三角洲地区的15个城市市长联席会议和沪、浙、苏三省、市的常务副省(市)长的沟通渠道和机制已初步形成，从而该区域一体化进程将进入快车道。改革开放前，珠江三角洲是典型的农业地区，城市化水平很低，发展速度也很慢。1978年，珠三角只有5个城市和32个建制镇，城镇密度很低，每万平方公里只有9个城镇。目前，该地区城镇体系包括特大城市广州、大城市深圳、中等城市5个、小城市18个，以及建制镇401个。城镇星罗棋布，密度达到100个/万平方公里，城镇间的平均距离不到10公里，有些城镇的建成区已连成一片。该区面积占珠三角的总面积不到1/3，但却集中了珠三角一半以上的总人口和3/4的城市人口，以及超过3/4的GDP。与长江三角洲不同的是，珠三角城市化的动力不是来自区内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与扩散，而是由大量外资快速推动。这些流入的外资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投资者由于成本因素区位选择倾向于小城镇，不仅有效推进了小城镇的发展，而且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联度大大提高，市镇之间通过地理毗邻、产业关联等一系列因素而形成都市区域。珠江三角洲地区在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及城市化进程中，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由75%左右迅速下降到30%左右，不仅本地农业剩余劳动力为非农产业全部吸收，而且还吸纳了2 000万外地劳动力，其中，很大一部分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外资主导型区域非农化过程中，珠江三角洲这种自下而上的、以农村城镇化为主导的城镇化模式是建立在港澳台及外资推动下的产业结构升级和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的。三、边疆内陆地区城镇化发展的可行道路我国东部地区城市群及城市带的形成和发展，从本质而言就是市场化和工业化的过程。因为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工业化的发展要求要素在一定的空间聚集以形成规模效应，而城市就是这一重要的载体。城市经济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巨大的财富生产效应。众所周知，21世纪的经济集中表现为城市经济，经济竞争集中表现为城市竞争。提高城市化水平，提升城市的竞争力，才能在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而我国边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在市场化和工业化等方面的发展与东部地区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可以说，边疆地区的落后就是城市经济的落后，大力发展城市经济就成为边疆地区走向现代化的必然起点。首先，以培育优势产业带动区域中心城市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在一个区域内总有一二个增长极的超常规发展，从而带动了周边地区的联动发展，如深圳、珠海的迅速发展对珠江三角洲以及整个华南地区的带动效应；上海浦东的崛起对上海及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带动效应；厦门对闽南三角洲的带动效应。我国边疆地区自然资源丰富，但物质技术基础薄弱，交通不便，城镇化水平低，缺乏具有辐射能力的产业和中心城市。根据区域经济理论，中心与外围地区的发展关系在现实经济中也就是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的经济联动的关系。因此，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必须沿着中心地与外围地的发展逻辑，以现有的中心城市为发展极，培育支柱产业，重点投入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最基本的要素。如何吸引这些要素流入边疆地区呢?一是借助发达地区的传统产业向中部和西部地区转移的机会，采取跟进策略，向发达地区让出来的产业扩展。边疆地区有资源、人力、市场、工资成本低等优势，而东部沿海一带有资金、技术、人才的优势，目前正在寻找出路，让出原来的主导产业，向更高的主导产业转移。要根据优势互补的原则，通过与发达地区的产业合作，发挥资源、技术、工业基础等综合优势，利用“后发优势”，使边疆地区在东南沿海地区目前的水平上起步。二是利用边疆地区现有的产业基础和资源优势，发展与邻国的互补经济。边疆地区不可能“克隆”东部地区已走过的发展之路，如广东的外向型加工业；苏南的与城市大工业协作配套的产业；温州模式等城市发展道路。边疆地区只能因地制宜地对外开放，而与邻国发展互补贸易是当前一种有效方式。例如，北部边疆地区包括黑、吉、内蒙，面对的是俄罗斯远东、蒙古共和国及朝鲜，因其具有一定的工业基础，重点应建设农、副、土特产品的生产基地及加工工业基地。同时，可以充分利用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与周边国家广泛开发经贸往来；西南边疆地区包括西藏、云南，面对的是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特别是云南省要抓住湄公河开发的机会，与东南亚各国开发多种经济形式的往来；西北边疆地区包括新疆、甘肃两个省区，面对的是独联体的中亚和西亚地区。这两个地区工业基础都比较薄弱，应利用新欧亚大陆桥的陆路通道带动经济发展。三是借助西部大开发和老工业基地改造，优化和提升产业结构。在实现外开内联双推动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党中央提出的推进西部大开发和对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的调整改造两大战略机遇。随着西部重点工程的全部实施和基础设施条件的不断改善，激活西部地区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要素存量向西部流动，从而有利于西部地区的招商引资，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同时，又带动包括云南、甘肃等省在内的第三产业、特别是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东北老工业基地要借助国家政策及资金倾斜，抓住机遇，大力调整工业结构，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及城市功能的转换，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振兴东北地区的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其次，以边贸带动边境口岸城市的发展。外向型经济一直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的支柱，珠江三角洲是利用外资的海外销售关系，长江三角洲地区是利用其成本和质量优势，打开海外市场。那么，边疆地区必须发展边贸经济，以口岸城市为切入点，建立贸易网络及产业带，大力发展外向经济。在我国边境地区，与周边国家发展边境贸易，至少拥有地缘上的、资源上的和口岸上的得天独厚的三大优势。如黑龙江省边境开放城市以边贸为突破口，以贸促工，以贸促农，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开发资源，建立起黑河、绥芬河等各具特色的、不同规模的外贸出口体系和生产基地。最后，以地域经济带动特色中小城市。一个城市可以构筑多种产业功能，但从城市本性来看，只能突出一两项主功能，形成一两项强势产业。今日的城市经济竞争，其实是城市优势产业并由此而衍生出来的品牌的竞争。“大而全，小而全”就会缺乏鲜活个性与特色。城市的经济建设必须走特色化发展之路，这样才能形成“名城效应”，才能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提升城市的竞争力。边疆地区经济不仅具有边贸性，而且还有浓厚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因而，应该发展地方特色产业，包括旅游业、民族手工制品、民族土特产品等，这些产业应成为各中小城市及小城镇的支柱产业。边疆地区的城市化还应该走上发展个性化城市或者特色城市的城市化道路。纵观世界上知名城市，无论大小无一不是产业特色显耀、城市个性鲜明的功能城市。可见，城市的魅力不在其大而全，而在于其特色和强项。总之，边疆地区不能步发达地区城市化道路的后尘，而应根据本地区的特点，走培育中心城市、构造特色中小城市及发展边贸口岸城镇三结合的城市化道路，形成相互关联的产业带及资金、人才、信息、技术等要素在地区之间乃至全国的流动机制。避免改革开放以来各地方的产业结构趋于雷同化，没有能够完全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正如一些城市问题专家所指出的，中小城市的城市化在于做精，重点是城市的特色化和专业化，也就是在特色化的产业和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上实现城市的规模效应及综合功能。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与大城市及周边地区在产业链上的整合。参考文献：[1] 蔡昉，等.制度、趋同与人文发展——区域发展和西部开发战略思考[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2] 宋栋.中国区域经济转型发展的实证研究——以珠江三角洲为例[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3] 牛德林，等.全方位对外开放与边疆经济的超常发展[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4] 陈振光，宋平.城市化进程中的区域发展与协调[J].国外城市规划，2000(5).
广告是经济和文化的结合体，它在推销产品的同时也传播着文化。这种文化带着明显的时代文化的痕迹。早在1927年，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就说过，“广告为商业发展之史乘，亦即文化进步之记录”。无疑，广告在追求商业目的的同时，还蕴藏着某种文化观念和文化价值，而这些文化价值和文化观念对人起着潜移默化的教化功能。 成功的广告往往有其深厚的时代文化内涵，它是时代进步文化的一面镜子。本文拟从一些广告实例入手，对部分广告所反映的背景文化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流行文化的展示 广告本身就是一种大众文化的形式。广告必须在紧追时尚的文化背景下进行创作，才能赢得消费者的认同。因此，广告是流行文化的施展舞台。如利用名人效应、权威效应所做的广告宣传，表现了当代文化的特征。许多商家往往会借助名人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影响力，树立商品或品牌的良好形象。宝洁公司的“舒肤佳”香皂和“潘婷”营养洗发露，分别以“中华医学会”和“瑞士维他命研究院”两个权威机构的认可向消费者推荐，很快使商品流行起来。这些广告的成功，无疑都巧借了当代人对名人的崇拜和对权威的信任心理。另外还有的表现为：标新立异的物质追求、自我完善的个性显示。如南京天纬无线寻呼台的报刊广告画面登载了一个十分聪颖的小伙子的头像，他的头上居然还有头的叠影，广告词让我们恍然大悟，“既然你目标更高，为什么在乎人家说你眼界太高？”这个广告是在消费者个性追求上找到了连结点，反映了富有朝气、不敢平庸的的年轻一族强烈的自尊、自信。再如，宝洁公司“飘柔”洗发水的广告主题为“表现最好，自然全国流行”，充分运用“赞赏”手段来提高消费者对商品的期望值，反映的是人们渴望在大众面前展露自己的优点，并获得众人的认可和赞赏。而非常可乐——“年轻没有失败，非常可乐，亮出你自己”；雪碧——“我就是我，晶晶亮”等饮料广告，更是代表了当代青年人突出个性，尽展个人风采的心理倾向。 二、地域文化与混合文化的碰撞 除了上面所讲的流行文化这个主流外，广告还反映了一定地域的特定文化。每个区域都有自己的文化，包括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审美意识等，许多广告以此为创意背景，反映了文化的差异。如“金利来领带，男人的世界”的广告。“金利来”原名金狮，虽然在广告上做了一番努力，但领带的销路还是不佳。原来香港“狮”、“输”读者相近，与粤港澳人特有的“好意头”心理相悖。自从有了吉利的好名称“金利来”后，广告引起消费者心理活动的有选择地指向，“金利来”也就名扬四海。“雅戈尔”品牌从最初的“青春”到“北仑港”，都获过全国服装金质奖，但知名度并不高，最后更名为“雅戈尔”（英文younser青春的译音）后，才使“雅戈尔”一路高歌。原因是“雅戈尔”的名字符合人们心理，人人都希望拥有年轻人那样的朝气。 当然，广告业是跨时代、跨民族文化的融合。如美国HVM美健军系列高级补品的宣传口号是“一年之计在于春”，采用的是汉语成语；比如“内衣外穿不是从麦当娜开始”的广告口号，从当代性感女星的服装跳跃到一百多年前的《天鹅湖》中芭蕾舞演员的服饰，在古代与现代之间跳跃自如，反映了“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各类文化的糅合信息。 三、超前文化的演绎 广告向人们展示着一种超前的文化形象。这超前的文化形象从内容的角度，总是向人们展示一个新世界，并且是一个可以通过购买获得的新世界。例如“雀巢”咖啡。中国人素有喝茶的习惯，很少喝咖啡，但“雀巢”咖啡却敢于打进来，并且一举成功，原因之一就在于“味道好极了”这句话以及它的广告形象画面：如果你喝“雀巢”咖啡，你就能够得到一种高品位、高档次的生活。这就是“雀巢”咖啡带来的超前文化。这种超前文化从视觉的角度，利用“图底关系”，把要宣传的东西凸显出来，同时借助于摄影、电影等大众传播媒介，给人造成一种身临其境之感，这种身临其境之感往往会被消费者误认为身同其境。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广告文化在推销利益的蛊惑下，呈愈演愈烈的不良态势。首先广告是一种消费信息，只有在循环反复的强化传播中才能与受众构建一种认同关系。广告商为了达到目的，势必利用一切行之有效的手段，不遗余力地把广告展现在受众的注意力范围，在所难免夸大、扩张广告信息的本来含量，甚至以虚假信息混淆、干扰受众对广告的接受、使用和价值判断。其次广告传播为了迎合某一阶层人的“品味”，不得不可以破坏广告本身的价值内涵，而把它降低为一种媚俗化的时尚，引诱社会价值向媚俗靠拢。 总之，在广告信息大爆炸的今天，广告已日益成为人们文化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随着人们人文素养的不断提高，凸现文化魅力的广告将拥有越来越深厚的文化底蕴，将有更多的文化内涵等待我们去探究。
内容摘要：当代广告文化对社会生活有着深刻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当代广告文化影响了人们的消费观念；其二，当代广告文化影响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其三，当代广告文化侵蚀了当代文化心理。 关键词：广告文化价值观念文化心理 说到广告这个词，大家马上会想到报刊上的广告文字，电视中的广告画面，网络上飘来闪去的Flash……也就是说，广告离不开现代传媒。那么，农村靠近马路边的院墙上写着“学裁剪，到霞飞”，这算不算是广告呢？还有，据《水浒传》所写，宋朝时酒店前都插着酒旗作为酒店标记，这酒旗的作用就是告诉过路人，这是酒店，可以来喝酒，那么，这是否也是广告呢？如果我们承认这是广告，那么，过去穷人家卖孩子、卖妇女，在被卖者的头上插一根草，来广而告之，这也应该算是广告了。由此可见，作为传播信息的一种方式，广告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可以说古来就有，但很显然，过去的广告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微乎其微，而今天的广告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却已经达到了我们不能不关注的地步。从乡村靠近马路的院墙，到大都市、小城镇的街道，再到广、电、网、报，可以说，广告充满了现代生活的所有空间，叫你无处躲藏；而且，许多缺乏创意的粗劣的广告一遍又一遍地“顽强”地在你面前出现，像“过年不收礼呀，收礼就收脑白金”，像“你买了吗？买了吗？买了吗？！！”这样的广告简直就是广告暴力，它对人们视听感觉的强暴，丝毫不亚于其它暴力！因此，研究当代广告文化的社会影响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课题。 我认为，当代广告对当代社会生活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它对人们消费观念的影响上。我们知道，古代社会，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提倡勤俭节约，反对奢侈浪费，如果有人寅吃卯粮地去消费，人们肯定要骂他是败家子。鲁迅的小说《风波》中，九斤老太看到小孙女六斤晚饭前还吃豆子，就认定这是一代不如一代，这个家肯定要败了。但是，我们今天却鼓励人们贷款买房、买车，买其它奢侈品，然后再分期还款，这种寅吃卯粮的提前消费，使得许多高收入的白领时常处于囊中羞涩的贫穷状态，而事实上，他们却又认同这是一种合理的，或者说是时尚的消费观念，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们认同提前消费这种消费观念的呢？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经过研究，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提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代广告不断刺激所造成的。[1]一般来说，人的需要可以分成两大部分，一类是满足人们生存、发展所必须的，得不到满足，人们就会觉得很痛苦，这类需要，我们可以称之为匮乏性需要；另一类需要则是在某种文化观念影响下产生的，比如爱情需要、身份地位的需要、审美的需要等，这类需要得到满足，他会感到很愉快，得不到满足，他也不会觉得特别痛苦，这类需要，我们可以称为丰富性需要。 当然，也有人会认为，“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把丰富性需要看得比匮乏性需要还重要，但这是特例，我们不作讨论。根据上述划分，我们可以发现，现代生活中的许多消费，都并不是必不可少的匮乏性消费，而是在广告宣传诱发下产生的丰富性需要。也就是说，现代生活中，人们的许多需要都并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被制造出来的。比如，人们本来并不认为住房一定要搞木质装修，出行一定要开私家车，穿着一定要名牌，各种生活用具一定要美观时尚，但是，由于各种广告的不断宣传、鼓动，人们居然逐渐认为，如果没有好的房子，好的车子，上档次的穿着，这还叫生活吗，所以，即使贷款，也要买房、买车。那么，问题是，广告究竟是怎样把人们的“丰富性需要”变成“匮乏性需要”的呢？美国学者杰姆逊认为，当代广告主要是通过一系列广告形象把人们无意识深处的欲望激发成消费需要的。[2]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具体的广告文本分析来说明这个问题。 二十年前的一些广告往往只是介绍一下产品的性能，然后再拿出几张奖状，说是省优、部优，来证明一下它的质量可靠，就完了。我们知道，那时的广告产品大多是针对人们匮乏性需要的，而人们对生活必需品所关注的事实上也就是它的性能与质量，所以，那时的广告很少玩什么花样。现在的广告可大不相同了，我们不妨看一看“雪碧”饮料广告，画面是一个非常漂亮而又入时的白领女孩向一位年轻而帅气的男上司递交辞职报告，说要去日本，男上司诚恳地挽留她，但她还是走了，但刚到门口，她又回来了，男上司很惊喜，但女孩回来只是为了拿饮料的，她拿起饮料很潇洒地一甩秀发，又来一个飘然欲飞的优美转身，歌唱般地说：“雪碧，透心凉！”对于这个广告文本，我们可以发现几个特点：一是具有故事性，而且故事差点遮蔽了广告的意图；二是广告形象代言人不仅是酷男美女，而且是有身份有地位的酷男美女；三是画面的色调、音乐具有一种大都市气息，令人向往。我们知道，人们在阅读文学作品时，往往在潜意识中会把自己想象成主人公，或者把主人公想象成自己，从而发生同情。 其实，人们在看这个具有故事性的广告文本时，就像阅读文学作品一样，在潜意识中往往也会不自觉地的发生同情，并在现实生活中很可笑地把喝饮料，与萧亚轩，与白领生活，与都市情调联系在一起，从而在口渴或并不口渴的时候手中都拿着一瓶饮料。也许你并不赞同这样的分析，但广告创意人与他的老板肯定认同这个看法，否则，他们就不会花费那么多投入来讲这个并不有趣的现代生活故事了。其实所有当代广告文本，其广告形象都会使人们不自觉的把广告所宣传的产品与想象中的所谓现代生活、现代情感联系在一起，从而激发起消费欲望。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从儿童消费中也许能看得更明显些。我们知道，日本的卡通片制作是世界一流的，据说，当初他们花费了很大本钱制造《铁臂阿童木》、《变形金刚》、《玩具总动员》等卡通片，后来居然无偿送给世界各国电台播放，当时人们都感到很不理解，后来，当人们看到日本厂家按这些已经深受儿童喜爱的卡通形象设计的儿童服装、食品、玩具、文具等无不畅销市场时，才恍然大悟。我们只要留心看一看，就会发现，现在小孩吃的、玩的、用的无不与广告形象有关，尤其是与上述软广告中的形象有关，现在的小孩如果在街上看到一个用他所所熟悉的某个卡通形象制造的玩具，那是非买不可的，这就说明，当代儿童的许多消费欲望是被制造出来的，而不是本来就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