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没有《七宗罪》这本书，却是有一部《七宗罪》的电影。 七宗罪是在意大利作家但丁的长诗《神曲》中出现的，指的是骄、妒、怒、惰、贪、食、色，基督教的七罪。这些恶行最初是由希腊神学修道士庞义伐草撰出8种损害个人灵性的恶行，分别是贪食、色欲、贪婪、暴怒、懒惰、自负及傲慢。庞义伐观察到当时的人们逐渐变得自我中心，尤以骄傲为甚。懒惰在这里是指‘精神上懒惰’。 六世纪后期，教宗额我略一世将那8种罪行减至7项，将自负并归入骄傲，伤悲并归入懒惰，并加入妒忌。他的排序准则在于对爱的遗背程度。
找到太多了，希望能给你灵感！在电影《长江七号》中，就可以看到父亲对孩子那种惊人的娇宠，父亲为了孩子上贵族学校，可以忍受非人的磨难，牺牲自己的尊严乃至性命。这种父子关系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平民尤其是农民家庭结构的典型代表。孕育这种人格结构的亲子关系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发生在极端的贫穷和巨大的社会贫富差距的背景下，穷人（父亲）在这种社会中并没有起码的为人尊严，遭受到歧视和白眼；第二，以父亲为代表的整个家族把一个“救星”的形象投射给孩子，期望着通过孩子的成就（主要体现为学习的成就）能够改变整个家庭的社会地位，或者仅仅是获得失落的尊严（面子）；第三，在这种亲子关系中，父（母）亲以一种近乎自我虐待的方式省吃俭用，提供给孩子（往往是男孩子）优越的条件——读书，而孩子的整个人格通过读书学习和父母亲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所以当孩子的学习成绩下滑或者“贪玩”不学习的时候，出现的是整个家族系统自我的崩溃。父（母）亲会在此时突然从奴隶一般辛苦劳动供养太子读书的人，变成一个完全忽略儿童爱玩天性的暴君，开始殴打（虐待）孩子，之后又出现自我的崩溃、哭泣、自责。而通过这个过程，孩子开始真正进入家庭的系统自我中，他会开始刻苦地带有自我虐待色彩地学习，就像自己的父母一样，并且期待着学习能够带给整个家族（学校、村镇）荣耀。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格结构形成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孩子的自我理想、自我价值感、以及其情绪和认知模式都是和父母（家人）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并不会具有一个相对独立的自我判断标准，而他的情绪和欲望也是和父母紧密联系的。鲁迅说，中国人是合群的自大。正是说明了中国人的自我、超我乃至本我的一部分都是外化式的、关系性的。在《长江七号》中，父亲对孩子的教育我想大概绝大部分中国人都是耳熟能详的，这种教育可以总结为两条核心指令：千万不要让别人看不起咱们；读书学习是一切的核心。其实这第二点也是为第一点服务的，“学习好了，别人才会看得起咱们。”而这两点的共同目的都是要建立起“我们”和“别人”的一种关系。有些时候，对这种“我们-别人”关系的需求不过是要求“我们”和“别人”能够彼此平等、相互尊重。而更多时候，则是期望着“别人”能够无条件地欣赏、崇拜、羡慕“我们”，乃至在“我们”面前感到自卑或者混杂着几丝嫉妒。这后者就是“面子”，面子的背后，是自体-客体系统的施虐-受虐关系的循环和逆转。现在让我们来讨论一个话题——何以中国人会形成这么一个群聚性的关系性心理结构，恰如一位来访者所言，“我就像长在我妈身上的一个东西。”？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其实应该反问：“何以美国白人会形成一个独立的、和他人有清晰界限、有相对独立的情绪和欲望系统的心理结构？”美国白人的这种“个体性自我”的心理结构是最近200年来适应工业生产要求而在全球大批量生产的精神产品。“个体性自我”的产生是和民主社会、法治社会、物质丰富、社会大生产保持同步的。而“关系性自我”这种精神产品就特别适应于中国，尤其是中国农村。这就像高保真音响适用于发达国家的都市，而对于饥荒的非洲来说，手摇发电的矿石收音机是最适合的，因为贫穷他们没有电更买不起电池。在一个人口众多、国家无法提供足够保障的社会，“自我”必须是关系性的，才能提供一个社群足够的安全感和稳定性。农民子弟们如果不紧紧地把自己作为人的存在性和父母、乡亲们紧紧联系，那么不可避免的灾难性后果就是他们的父母在一个没有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下必然要度过穷困潦倒、孤独悲惨的后半生。
青岛学院的？
心理游戏 DAVID FINCHER是个出了名无视观众智商的导演。从《七宗罪》到《搏击俱乐部 》，他挖了大大小小无数个坑，大家就跟着往下跳，并且跳得心甘情愿，跳得乐此不疲。每次当你兴奋得以为你已然通晓了真相，他又来个180度的大反转，猛地给你一闷棍，一脸的坏笑：＂你丫还嫩了点＂。最难得的是为了那恍然大悟后的惊喜，观众们竟也期待着被涮。不过这部《the game》确实有些马失前蹄。 尝试着理解编剧的思路，大概是想要讲述这样的一个故事，NICK亲眼见证了父亲的死亡，潜意识里一直隐现着童年时父亲自杀的阴影。这个童年时阴霾的记忆影响了NICK的婚姻关系，兄弟情谊，还有行事风格，弟弟想要帮他走出来，便雇请了某个神通广大神机妙算无所不能的组织布下了这天罗地网。 首先容我来感叹一下这个CRS组织的神机妙算。设置的一道道未卜先知的关卡不算，单说那最后的一跳，一栋大楼四个方向，他怎么就掐算得出尼克会从那个角度扑出来，不偏不倚砸得恰到好处，岂一个精准了得。那么小的一个气垫，他又是怎么得知风朝哪一个方向吹，稍有差池，我们亲爱的NICK就不知被斜抛到哪去了，真是如有神助，活见鬼了。 再说精神承受能力的问题，这帮家伙尺度未免也太大了吧，电梯事故，被丢到墨西哥这些不在话下，把人反锁在车里丢进大海，他们就料定了NICK会那么冷静，还会随身携带个门把手，简直就是魔术师玩水底逃生，堪称骨灰级别的恶作剧。感慨NICK的和善，换作是我，如果有人放个图钉在你椅子上，等你破口大骂的时候跳出来喊“SURPISE！”，早就毫不犹豫的还他精准的一拳。另一方面，你不得不折服于那些恶作剧的想象力。中西美术的张勇老师曾给我们炫耀当年的经历。一早醒来，发现校园的树上挂了一圈的自行车，那叫一个飞扬跋扈放肆的青春。想想现在，想象力的匮乏，恶作剧都不上档次。 故事很多情节设置的令人费解，逻辑上也值得商榷。硬生生的把那些突兀的戏码砸给了来不及反应的观众。不过电影本来就是制造不可能的，再离奇的情节都是可以接受的。但就主题而言，应该是想表达圣经里的那句话，“我之前是盲的，现在我能看清一切”，这原应是一场对迷失灵魂的救赎。但是拍出来的效果却是比较作，有些值得挖掘的东西表现得相当肤浅，比如两兄弟之间的感情，父亲对NICK的影响，都可以成为悬疑背后的原动力和推动力。但是电影的展开把这些可能性都抹杀了，编剧暗含了一个逻辑即无论过程怎样，只要最后的最后尼克纵身一跳，只是简单的重现父亲当年的情境，那么一切都能迎刃而解，NICK就此过上幸福的日子，多么天真浪漫的想法阿。 从心理学上讲，人的精神创伤都与童年遭遇有关，生命的初期最深的烙印源于父亲和母亲的形象，基因也好，性格也好，这种影响都是根深蒂固，不可磨灭的。童年的经历对我们的人格铸型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我们也许一辈子都生活在童年所形成的诸多模式中而浑然不觉。或者为童年所丧失的所缺乏的需要的满足所牵制而精疲力竭。表面上看来我们是自由的，实际上我们总在相似的情景中，不自觉地经历着同样的开始和结束的过程。NICK的成年生活中不断地遭遇分离、磨难和冷漠，关于父亲最后的画面总是不时地在脑海里“情境再现”，心理学把这种现象称作“强迫性重复”，当然，这种再现并不是主观愿意的，它是一个潜意识过程。 在他的潜意识里试图通过再现当年的创伤，以期创造机会修复它。然而这种企图往往是无效的，它不仅不能真正有意义地修复创伤，反而使人不断地再经历创伤。 事实上，不仅要经由那些让我们痛苦的症状，在精神分析中，更重要的事要去了解、认识自己，理解自己深层的心理需求和冲突，卸除掉在长期生活中铸就的铜墙铁壁般的自我防御体系，然后轻装上阵，才能达到真正的自由之境。而影片中根本就没有解开关于父亲的那个结，NICK曾试图向女管家探询，可也只是不尴不尬，不生不熟的轻描淡写。他最终还是选择了步父亲的后尘，正说明了他还没有解开那个结。莫名其妙大团圆的结局，是庆祝他终于找到了祸首，还是庆祝他的大难不死？他真的被救赎了吗？他果真重生了吗？刻意的让主角复活，导演一定很得意“看，你的死也是被我算计好了的。”死也由不得你，这种复活在我看来更有一番悲凉。如果没有最后五分钟的狗尾续貂，这部影片给人的思考也许会更深沉。 其实这个片子给我最深的感慨是“信任”二字。当你连自己眼睛看到的都无法相信，当你一无所有，当你无力抗争，第一个或许也是唯一一个想到的会是谁呢？ 在海底最危急的时刻，NICK倏忽间的冷静，他告诉自己“it’s just a game”是的，一切的一切，最后的最后，JUST A GAME……另外我想补充，lz 你是心理专业的？~？我今年11月份就要报考 心理咨询师2级了呵呵，其实，你可以自己多看看，我认为心理学真是很有趣，需要我多推荐几部 心理电影的话，就留言，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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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1、《卷宗》是正规省级期刊，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是中国人文社科核心期刊。2、报刊并没有停刊，只是办刊之前质量不佳，导致口碑不好，现如今经过中宣部大力整改后，整体水平都在提高。3、2019年12月30日，报社经过协商，将《卷宗》调设为一月一期的期刊。
日本军队为了占领中国，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自1937年6月起，驻丰台的日军连续举行所谓的军事演习。
1937年7月7日深夜，卢沟桥的日本驻军在未通知中国地方当局的情况下，居然擅自在中国驻军阵地附近举行所谓军事演习，并谎称有一名日军士兵于演习时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搜查。这显然是蓄谋已久的挑衅行为，中国守军当即严词拒绝了这一要求。日军立刻向卢沟桥一带开火，向城内的中国守军进攻。
1931年9月18日，日军挑起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并一手炮制了伪“满洲国”。日军占领东北后，将魔爪伸向华北，阴谋策动“华北自治”。
1936年6月，日本天皇批准了新的《帝国国防方针》及《用兵纲领》，公然宣称要实现控制东亚大陆和西太平洋，最后称霸世界的野心。
8月7日，日本五相会议通过了《国策基准》，具体地规定了侵略中国，进犯苏联，待机南进的战略方案。
同时，还根据1936年度侵华计划，制定了1937年侵华计划。从1936年5月起，日本陆续增兵华北，不断制造事端，频繁进行军事演习，华北局势日益严峻。当时，守卫平津地区的中国守军为第29军，军长宋哲元兼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卢沟桥事变
抗日战争胜利的启示历史会永远记住这一天。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在这一天，抗日战争以中国人民的胜利和日本法西斯的失败而告结束。岁月的脚步匆匆走过65年。黄河边上的硝烟已随风飘散，历史仿佛已经远去。但是，从卢沟桥头卷起的那场战争留下的教训却是刻骨铭心。对于中华民族来说，那是永远的国殇，永远的奋争，也是永远的追思。“历史是一面映照现实的明镜，也是一本最富哲理的教科书。”正如一位青年评论家所指出的：“将那段历史仅仅理解为灾难与愤怒，而不从中寻找其内在逻辑，理解其复杂性，则同样辜负了那些身经灾难的一代人的付出。” 那段历史留给我们的不仅是悲痛欲绝的哀伤、洗刷不尽的血泪、永志追思的英烈和伟岸壮阔的史诗，更是追求和平的渴望、永不再战的期盼、强国富民的决心和睦邻友邦的祝愿。启示之一：落后就要挨打血色黄昏：偶然背后的必然73年前，一个中国人民刻骨铭心的日子———1937年7月7日，枪炮声震惊了卢沟桥。日军以士兵失踪为借口，要强行进入宛平城搜查，遭到拒绝后即枪炮相加，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不屈的中华民族也开始了长达8年的全民抗战。 “七七事变”仅仅是近代日本侵华野心的总爆发。在此之前，日本已经对中国这块富饶的土地觊觎已久。早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在建立近代天皇制的同时就制定了以鲸吞中国为核心的所谓“大陆政策”，在之后的70多年里，日本曾发动了14次侵略战争，其中多次是对华战争。1894年蓄意挑起中日甲午战争，迫使战败的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台湾与澎湖列岛；10年后又在我国东北土地上发动日俄战争，强迫满清政府承认日本在东北的势力范围。“进入大陆”的迷梦、畸形膨胀的野心，使得这个受中国传统文化恩惠最重的国家成为近代以来祸害中国最深的国家。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时任日本首相的田中义一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抛出了对华侵略总战略：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趾高气扬的日本，已掩饰不住要彻底奴役中国的野心。上世纪30年代初，严重的经济危机加速了日本的侵略步伐：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占领我国东北地区，挑起侵华序幕，随后将枪口瞄向内蒙古、华北，步步进逼；1932年，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1933年，侵占热河省。回顾近代中日关系史，国防大学徐焰教授认为，中国抗击日本侵略的具体战斗在某一地点发生可能有其偶然性，但同日本进行一场决定民族命运的生死大战却是必然的！中日两国之间为什么会开战？这背后的根源在哪里？一个岛国为什么能一步步地侵吞国土面积数十倍于它的大国？历史学家的评论一针见血：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是其军国主义扩张野心不断膨胀的结果。战争是两国实力的对抗战争是精神的较量，更是物质的对抗。“七七事变”之后，中华民族奋起抗战。然而，虚弱的国力，有国无防的现实，没有做好开战准备的民心士气，让西方的观察家们在惊讶于中国人顽强战斗意志的同时，也预言中国人在这场实力悬殊的厮杀中前景黯淡。让我们来看一看开战之时，中日两国的国力和军事力量的对比。
按议论的性质不同可以把毕业论文分为立论文和驳论文。立论性的毕业论文是指从正面阐述论证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一篇论文侧重于以立论为主，就属于立论性论文。立论文要求论点鲜明，论据充分，论证严密，以理和事实服人。驳论性毕业论文是指通过反驳别人的论点来树立自己的论点和主张。如果毕业论文侧重于以驳论为主，批驳某些错误的观点、见解、理论，就属于驳论性毕业论文。驳论文除按立论文对论点、论据、论证的要求以外，还要求针锋相对，据理力争。按研究问题的大小不同可以把毕业论文分为宏观论文和微观论文。凡届国家全局性、带有普遍性并对局部工作有一定指导意义的论文，称为宏观论文。它研究的面比较宽广，具有较大范围的影响。反之，研究局部性、具体问题的论文，是微观论文。它对具体工作有指导意义，影响的面窄一些。
日本军队为了占领中国，先侵占我国东北地带后，继续向南前进，企图占领华北。从1937年6月起，驻丰台的日军连续举行军事演习。
1937年7月7日下午，日本华北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由大队长清水节郎率领，荷枪实弹开往紧靠卢沟桥中国守军驻地的回龙庙到大瓦窑之间的地区。晚7时30分，日军开始演习。
22时40分，日军声称演习地带传来枪声，并有一士兵（志村菊次郎）“失踪”，立即强行要求进入中国守军驻地宛平城搜查，中国第29军第37师第110旅第219团严词拒绝。日军一面部署战斗，一面借口“枪声”和士兵“失踪”，假意与中国方面交涉。
中国守军拒绝了这一要求。日军向卢沟桥一带开火，向城内的中国守军进攻。中国守军第29军37师219团予以还击。这便掀开了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的序幕。
7月8日早晨，日军包围了宛平县城，并向卢沟桥中国驻军发起进攻。中国驻军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官兵奋力反击。团长申仲明亲赴前线，指挥作战，最后战死。
日军挑起七七事变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通电全国，呼吁：“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且提出了“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
“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的响亮口号。蒋介石提出了“不屈服，不扩大”和“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蒋介石曾致电宋哲元、秦德纯（第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等人"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卢沟桥、长辛店万不可失守”。
1937年7月29日，第29军第38师在副师长李文田的率领下，发起天津保卫战。第38师攻击天津火车站、海光寺等处日军，斩获颇众，但遭日机的猛烈轰炸，伤亡亦大，遂奉命撤退。30日，天津失守。
扩展资料：
1、事变背景：
七七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它鲸吞中国的野心而蓄意制造出来的，是它全面侵华的开始。全面侵华，在中国建立殖民统治，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推行的方针。
日本早在明治维新时期，在确立近代天皇制的同时，迅速走上了扩张侵略的军国主义道路，并制定了以中国、朝鲜为主要侵略对象的所谓“大陆政策”。20世纪初叶，日本于日俄战争后取代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扩大殖民势力，屯驻关东军，设立殖民机构“南满铁路公司”，把东北作为对中国殖民扩张的基地。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利用西方列强无暇东顾，极力扩大对华侵略，出兵山东，胁迫袁世凯接受日本妄图鲸吞中国的“二十一条”，把侵略魔掌伸向中国内地。
一次大战后，日本企图通过加紧掠夺中国、朝鲜和其他亚洲国家，摆脱政治、经济危机，在1927年的“东方会议”上对侵略中国问题进行了精心策划。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对我国东北发动突然袭击，3个多月就占领东北全境。
翌年日军进攻上海（一·二八事变），并攻占大片华北土地，威逼平津，又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在华北搞所谓“自治运动”，妄图长期占领这些地区。
1936年日本制定的总体战略计划——“国策基准”出笼后，日本举行了一次“将官演习”，向参加演习的将官交代了全面发动侵华战争的战争部署。
此后，日本增兵中国东北，抽调精锐部队关东军进驻平津一带，频繁举行军事演习进行挑衅，伺机挑起战争。
1937年7月3日，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向日本政府提议立即给中国以打击，随即于7月7日发动了七七事变。7月9日，中日双方交战部队曾达成口头停火协议。但同时，日本乘机从中国东北和朝鲜抽调2万多军队和百余架飞机投入华北地区。
7月17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制定了《在华北行使兵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要》，日本政府决定动员40万兵力，妄图用武力灭亡中国。
2、事变影响：
七七事变后，日本动员几乎全部军事力量，标志着中华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开始。中国在东方开辟了第一个大规模的反法西斯战场。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形成；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
中国人民经过流血牺牲、艰苦抗战，终于在1945年8月15日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赢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七七事变
禅宗哲学是融合了佛家与道家、儒家之后的一种思想体系。它对中国哲学、文学和艺术等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随着对物理学研究的深入进行，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现代物理学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之间具有某种平行性。这种平行性的根源在于二者遵循相同的逻辑——禅宗逻辑。 认识人类自身、认识人类所面对的宇宙，是科学的根本任务，并由此而衍生出人类知识的两大系统——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二者之间最深刻的关联在于：人对自身认识有多深，对外部宇宙的认识就有多深，它们是同步进行的。作为自然科学重要分支的物理学是建立在分析与实证基础上的。在科学飞速发展的今天，物理学的研究无论在宏观还是在微观上早已超越了感官经验的范围之外。这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个困惑：我们以现有的感官经验去描述、解释远在我们经验之外的对象是可能的吗？要解决这一困惑，就必须转换逻辑思维的方式。对此，古老的禅宗哲学给了我们重大的启示。 一、禅宗与禅宗逻辑 “禅”或“禅那”是梵文Dhyana的音译，原意是沉思、静虑。佛教禅宗的起源，按传统说法，谓佛法有“教外别传，以心传心，不立文字”的教义，从释迦牟尼直接传下来，传到菩提达摩。达摩于梁武帝时（约520～526年）来到中国将心传传给二祖慧可（486～593年）。如此辗转相传，终于出现了以六祖慧能（638～713年）创始的南宗顿教，以后日益丰富发展，成为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佛学禅宗。禅宗是佛教的一个宗派，是“中国的佛学”，它是中国道家哲学与佛教空宗（亦称中道宗）相互作用的产物，对于中国哲学、文学、艺术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禅宗所依据的主要典籍为《金刚经》和《六祖坛经》。 其实早在达摩来华以前，空宗的代表人物僧肇与道生等就在吸收与融汇中国道家思想的基础上，为禅宗的出现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准备。如在道生的理论中，就有了“顿悟成佛”、“一切众生，莫不是佛”（《法华经疏》）等禅宗的基本思想。而在被僧肇所具体化了的关于三个层次的“二谛义”理论中（《肇论·般若无知论》），空宗所谓的第三层真谛即为禅宗之“第一义”。禅宗的一切修行以及最后的顿悟，都是为了成就作为其终极目标的“第一义”。这个第一义就是宇宙的本体、佛的本体，就是最后解脱的境界。 三个层次的“二谛义”理论认为：(1)第一个层次：普通人以为万物实“有”，而不知“无”。佛教认为万物实际上都是“空”、“无”。在这个层次上，认为万物是“有”，这是“俗谛”；认为万物是“无”是“真谛”。(2)第二个层次：认为万物是“有”与认为万物是“无”，都是片面的。因为“无”并不只是没有了“有”的结果。事实上“有”同时就是“无”。万物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之中，一物此时此刻的存在状态与其在另一时刻的存在状态是不同的，在这种意义上，此时此刻的“有”在另一时刻就是“无”了。故在这个层次上，说万物是“有”与说万物是“无”，都同样是“俗谛”。只有不片面的中道，认识到万物非有非无才是“真谛”。(3)第三个层次：说“中道”在于不片面（非有非无），这意味着进行区别，而一切区别本身就是片面的。故在这一层次上，说万物非有非无就是俗谛了。真谛是：万物非有非无，而又非非有非非无（《大藏经》卷四十五）。禅宗的第一义，指的就是这种“非有非无，而又非非有非非无”的境界。《金刚经》云：“……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这种“非非”的境界是经验之外的，是普通的逻辑思维达不到的，是不可言说的。所以“说似一物即不中”（《六祖坛经·机缘品第七》），“我向尔道是第二义”（《五灯会元卷第十·清凉文益禅师》），“道，可道，非常道”（《老子·第一章》）。 为了证悟禅宗的第一义，“只有打破和超越任何区分和限定（不管是人为的概念、抽象的思辨，或者是道德的善恶、心理的爱憎、本体的空有……），才能真正体会和领悟到那个所谓真实的绝对本性。它在任何语言、思维之前、之上、之外，所以是不可称道、不可言说、不可思议的。束缚在言语、概念、逻辑、思辨和理论里，如同束缚于有限的现实事物中一样，便根本不可能‘悟道’”[1]。而这也正是六祖慧能临终传授宗旨的“秘诀”：“先须学三科法门，动用三十六对，出没即菩提场，说一切法，莫离自性。忽有人问汝法，出语尽双，皆取对法，来去相因。究竟二法尽除，更无去处。……若有人问汝义，问有将无对，问无将有对，问凡以圣对，问圣以凡对。二道相因，生中道义”（《六祖坛经·付嘱品第十》）。应用六祖的这种“对法”，从“有”、“无”始，便可达到非有非无，进而证悟非非有非非无的第一义境界。 仔细分析禅宗的“第一义”以及六祖慧能的“对法”，不难发现，它实际上是给出了一种全新的逻辑，在此将其称为“禅宗逻辑”。 众所周知，作为逻辑演算的对象可以是事物、事物的类、事物之间的关系，也可以是命题之间的关系。禅宗逻辑同布尔逻辑[2][3]相似，也具有明显的类代数的特点。令全类为"1"，空类为"0"。以A和B分别代表两个类，也称之为选取符号。A代表在论域中选取所有A的结果，B代表选取所有B的结果，则 A=B表示两类之间有完全相同的分子； AB表示两类相交，即逻辑相乘，代表既属于A类又属于B类的类； A+B表示两类相并，即逻辑相加，代表或属于A所标记的事物的类，或属于B所标记的事物的类； 附图表示A的补类，即由论域中除去类A的事物的类。 按照上述的基本约定，在传统的布尔逻辑中，如果A表示类“有”，B表示类“无”，则明显有A+B=1，即类A和类B互为补类，即这意味着同时属于两个互补的类的类是可能存在的，即传统逻辑中的“不矛盾律”在禅宗逻辑中不一定成立。其次，由禅宗逻辑的基本求和公式可以清楚地看到，对于不可言说的本体的“认识”过程在逻辑上只能是一个无限逼近的渐进过程，这正从逻辑上显示了它的不可言说性的根源所在。逻辑原子主义的代表人物维特根斯坦曾指出：“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逻辑充满着世界；世界的界限也是逻辑的界限。”[4]原来不可言说的禅宗“第一义”是在传统的语言和逻辑之外的存在，现在随着逻辑的扩展，在禅宗逻辑框架内，它便不再是逻辑之外的存在了。逻辑扩展了，世界也随之扩展了。 根据禅宗逻辑的基本求和公式，在零级近似下（对应于在求和公式中只取n=0一项），逻辑求和公式变成： A+B=1. 附图而这正是布尔逻辑，即布尔逻辑是禅宗逻辑的零级近似。可见禅宗逻辑比传统的只研究矛盾对立双方间的关系的二值逻辑具有更大的包容性。首先，它在逻辑对象上，除了包含互补的、矛盾的两个基本的逻辑类之外，它还同时容纳了与之相关联的其余所有可能的独立的类，这就为在逻辑上去研究“非非”之类（传统逻辑之外的、不可言说的）的对象奠定了基础。其次，就逻辑自身而言，禅宗逻辑包容了那些不矛盾律不再成立的逻辑，为逻辑自身的扩展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二、物理学中的“波粒二象性”与禅宗逻辑 物理学按照其研究对象的不同，可分为经典物理学和量子物理学（现代物理学）两大类。经典物理学所研究的是人们感官经验之内的物质客体，适用于牛顿力学。站在经典物理学的立场上，一个具体的物质客体只能以粒子的方式或波动的方式存在，不存在其它的可能存在方式，即一个物理客体要么以粒子的方式存在，要么以波动的方式存在。以粒子的方式存在的客体在某一时刻具有确定的空间位置；以波动的方式存在的客体在某一具体时刻在全空间存在而不具有确定的空间位置，例如水波和声波等。无论是经典的粒子还是经典的波，它们都存在于人们的经验范围之内，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借助于牛顿力学理论，人们可以运用日常经验中的语言、概念来描述、理解它们，而不会产生任何逻辑上的困难。 物理学研究一旦深入到微观的领域，它的客观对象（如原子）就不再是人的感官所能直接体验的了。微观客体的微观运动本身已不再是感官所能直接观测和认识的对象。为了“认识”微观客体及其运动，只有借助于复杂的科学仪器，通过人工安排的科学实验，观测由其引起的在仪器中发生的某种不可逆放大过程所导致的宏观可观察效应。这种通过仪器的读数所“认识”到的对象已不再是微观客体本身，而这又是对微观客体的唯一的一个认识途径，即只能这样来认识微观客体，对微观客体的认识就是这种意义上的一种“认识”。 在通过各种科学实验对微观客体的研究中，人们发现微观客体（原子、电子等）在某些条件下表现出粒子性的一面，而在另一些条件下又表现出波动性的一面，这就是所谓的“波粒二象性”问题。微观粒子在某种意义上既是粒子又是波，既不是粒子又不是波，也不是粒子和波的简单综合。这种“波粒二象性”在经典物理学框架内是完全不可理解的。“物理学家们在原子物理学初期面临的自相矛盾的境遇与之（指禅宗）惊人地相似，与禅宗的情况一样，真谛隐藏在佯谬之中，这些佯谬不能用逻辑推理来解决，而只能靠一种新的认识来理解。”[5]尽管物理学家们无法在逻辑上解决“波粒二象性”佯谬，但是经过许多人的努力，最终在数学上建立起了一套完备的理论体系——量子力学来描述微观客体的运动。在量子力学体系中，微观客体一般就表现为一个数学上虚的态函数，它可以通过薛定谔方程来确定。但是，无论如何量子力学的数学形式理论本身并不能给出关于微观客体波粒二象性的物理解释，因为数学上的虚数无论如何是无法同外在的客观存在相对照的。1927年，物理学家玻尔提出了所谓的“互补原理”来解释微观客体的“波粒二象性”问题。“玻尔把两种图象——粒子图象和波动图象——看作是同一个实在的两个互补的描述。这两个描述中的任何一个都只能是部分正确的，使用粒子概念以及波动概念都必须有所限制，否则就不能避免矛盾。”[6]不难发现玻尔的互补性解释只是一种哲学上的尝试，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由“波粒二象性”所导致的逻辑困难。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传统逻辑是无法解释微观客体的“波粒二象性”疑难的，唯一的出路是求助于比传统逻辑包容性更大的新的逻辑。本文所给出的禅宗逻辑正好可以用来解释“波粒二象性”问题。首先，波和粒子作为两个类在传统逻辑（经典物理学框架内）上是完全互补的两个类，因此可令：A表示粒子，B表示波，翻译成逻辑的语言就是：在逻辑上存在这样的类，它同时既是粒子又是波。物理学上的微观粒子就正好是这样的一种客观存在的类。这又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微观客体所遵循的逻辑是禅宗逻辑的一级近似的结论的正确性。 三、总结 禅宗哲学（包括禅宗逻辑）同现代物理学之间的平行性，早已引起过人们的关注。玻尔在1937年访华时就曾被中国的对立两极的概念所震惊。而美国著名物理学家F.卡普拉则更是为这种平行性所吸引，写出了轰动一时的《物理学之“道”——近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一书。尽管有许多人都意识到了现代物理学与古老的中国哲学思想之间具有某种相通性，但没有人能明确指出其背后的根由。通过本文的研究，不难发现这种平行性、相通性的根源在于二者所研究和指向的对象都遵循相同的逻辑——禅宗逻辑。禅宗逻辑的对象是感官经验之外的，是日常的语言、逻辑所不能言说的，物理学所研究的微观客体同禅宗所要证悟的最终本体恰恰都是这种对象。人的思维离不开形象、直观，离不开日常经验中的语言、概念和逻辑，而禅宗所要证悟的本体和物理学所研究的微观客体却又都是直接经验之外的存在，是无法从形象和直观上把握的。正如玻尔所指出的：“物理学面临的困难来源于我们被迫使用日常生活的词汇和概念，即使我们是在从事于精炼的观察也如此。我们除用粒子或波就不知道其他描写运动的方式。”[7]因此要想“认识”和“把握”这类对象，就只有超越传统逻辑的束缚，应用全新的包容性更大的逻辑进行思维，才能将其重新纳入到逻辑的框架之内加以“言说”、“认识”。
浅论禅宗 中国佛教宗派之一。 禅是禅那（巴利文Jhāna，梵文dhyāna）的简称，汉译为静虑，是静中思虑的意思，一般叫做禅定。此法是将心专注在一法境上一心参究，以期证悟本自心性，这叫参禅，所以名为禅宗。禅的种类很多，有声闻禅、有菩萨禅、有次第禅、有顿超禅。禅学方面，在中国有一支异军特起，那就是所谓“教外别传”的禅宗。这个宗所传习的，不是古来传习的次第禅，而是直指心性的顿修顿悟的祖师禅。[编辑本段]历史简介 以菩提达摩为中国始祖，故又称达摩宗；也因自称得佛心印，又称为佛心宗。以禅定作为佛教全部修习而得名。以参究、禅定为方法，以彻见本有佛性为宗旨。 相传中国禅为菩提达摩(南朝宋末人)创立，达摩于北魏末年首先活动于洛阳（今河南洛阳市），后来来到嵩山（今河南登封市）少林寺，面壁九年修持佛法，修习禅定，倡二入四行之禅修原则，以《楞伽经》授徒，后世以达摩为中国禅宗初祖，以嵩山少林寺为禅宗祖庭，嵩山少林寺并有“天下第一名刹”之称。达摩在少林寺有嗣法弟子慧可、道育等，僧璨为再传。璨弟子为道信。信弟子弘忍立东山法门 ，为禅宗五祖。门下分赴两京弘法，名重一时。其中有神秀 、惠能二人分立北宗渐门与南宗顿门。神秀住荆州玉泉寺 ，晚年入京，为三帝国师，弟子有嵩山普寂、终南山义福；惠能居韶州曹溪宝林寺，门下甚众，以惠能为六祖。时称"南能北秀"。北宗主张"拂尘看净"的渐修，数传后即衰微；南宗传承很广，成为禅宗正统，以《楞伽经》、《金刚经》、《大乘起信论》为主要教义根据，代表作为《六祖坛经》。[编辑本段]顿悟祖师 六祖慧能是禅宗的发扬光大者，主张教外别传、不立文字，提倡心性本净、佛性本有、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是世界佛教史尤其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慧能以后，禅宗广为流传，于唐末五代时达于极盛。禅宗使中国佛教发展到了顶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禅宗佛学特点在于其高度的理性化，几乎完全没有神学气息。禅宗修持以定慧一体为特色。后世禅宗流入禅语机锋、呈口舌之辩，违反了禅宗的本意。禅宗强调心性的运用，以明心见性为宗旨，对中华气功学的理论和方法有巨大贡献。 相传南北二宗之争，始自五祖弘忍选嗣法弟子。神秀作偈为：“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忍以为未见本性。慧能也作一偈：“菩提本无树 ，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忍以为得其禅之心要，故密授法衣，认可其嗣法地位。以后北宗主拂尘看净之渐修；南宗主张顿悟而即身成佛。认为舍离文字，直探心源，闻言当下大悟，顿见真如本性才是修禅正途。其禅法可概言为无所住而生其心，即由定发慧。[编辑本段]传承弟子 惠能弟子中最负盛名的是南岳怀让（677～744）与青原行思（ ？～740 ）。另有神会居洛阳菏泽寺，创菏泽宗，被尊为七祖。门下有磁州智如、益州南印等。怀让住古南岳天柱山，创南岳系。青原住江西吉安，创青原系。怀让弟子道一(709～788)尊称马祖。其门下怀海影响最大，称洪州禅。怀海弟子有黄檗希运，沩山灵佑。希运门人义玄（ ？～867 ）在河北镇州创临济宗。灵佑与其弟子仰山慧寂（814～890）创沩仰宗。行思门下石头希迁（700～790）一系数传至洞山良价 ，再传至曹山本寂，师徒共创曹洞宗。希迁另一弟子天皇道悟数传至义存（822～908），其门下师备之再传文益（885～958）创法眼宗，住金陵清凉寺；师备同门文偃（？～949）住韶州云门山，创云门宗。晚唐至五代，禅宗发展极盛。两宋之后，儒道释三教合流，禅宗风格略变。大量“公案” 、“诵古”文字著述问世。宋代 ，临济宗中又分出方会（ 992～1049 ）所创之杨岐宗和慧南（ 1002～1069 ）所创之黄龙宗。元明之后，禅净合流形势大成，禅宗衰微。 禅宗流入朝鲜始于神秀门下之新罗僧信行（704～779），所传为北宗禅。马祖门下之道义则将南宗禅带到朝鲜（ 820 ）。越南禅宗最早为天喜禅派，为从僧璨受禅法之毗尼多流支（ ？～594 ）所创。南宋时，日僧荣西在天台山受法，禅宗临济黄龙派随传入日本；南宋末中国僧人东渡日本又传去杨岐禅法。13世纪初日僧道元又将曹洞禅法带至日本。稍晚从百丈怀海受禅法之无言通创无言通禅派；后更有黄龙系（一说云门系）的草堂禅派（11世纪）和临济系的竹林禅派（13世纪末）等。 17世纪，福建黄檗山万福寺隐元隆琦应邀赴日弘法，设坛传授禅戒，成为日本与曹洞、临济并列的黄檗宗，至今不衰。禅宗少林潘国静[编辑本段]五家七派 曹洞宗。由洞山良价与其弟子曹山本寂创立，良价禅师治所在今江西宜丰县洞山，良价的弟子本寂在豫章洞山(今江西宜丰洞山)普利院学法数年，后到曹山(今江西宜黄境内)弘扬师法。由于良价住洞山，本寂居曹山，所以禅林中把师徒两人创立、弘扬的新禅宗称为“曹洞宗”。曹洞宗以自忘来完成自我的实现。 临济宗。黄檗希运禅师住持宜丰的黄檗山寺（今江西境内）时初露端倪，义玄从希运学法33年之后往镇州(河北正定)建临济院后创立。因义玄住镇州（治所在今河北正定）临济院而得名。临济宗传至楚圆门下，又分出黄龙派、杨岐派。临济宗认为无位真人就是真实的自我。 沩仰宗。沩山灵佑及其弟子仰山慧寂创立于湖南宁乡沩山密印寺。沩仰宗强调机和用，信位和人位，及文字和精神之间的差别。沩山在得意忘言这一点上跟庄子完全相同。 云门宗。文偃创立。因文偃住韶州云门山（在今广东乳源瑶族自治县北）光泰禅院而得名。云门宗一面逍遥于无极，一面又回返人间。 法眼宗。文益创立。南唐中主李璟赐谥其为“大法眼禅师”而得名。法眼宗完全奠基于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 黄龙派。慧南创立。因其住黄龙山（在今江西南昌市）而得名。 杨岐派。方会创立。因住杨岐山（在今江西萍乡县北）而得名。[编辑本段]禅学点滴 禅学，像所有活泼的传统一样，它们的起源，都是充满了许多神话和传奇，因此禅的开展，也自然和释迦牟尼佛发生了关系。 据说有一次，释迦牟尼在灵山会上说法，他拿着一朵花，面对大家，一言不发，这时听众们面面相觑，不知所以。只有迦叶会心地一笑。于是释迦牟尼便高兴地说： “吾有正法眼藏，涅盘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 因此禅便在一朵花和一个微笑之间诞生了。你也许以为这故事太美了，可能不是真的；而我却认为正因为它太美了，不可能是假的。禅的生命并不依靠历史的事实。无论是谁创造了这个故事，显然他已把握住禅的精神——因花微笑，由笑花开。 迦叶，据说是印度禅的初祖，在他以后传了二十七代，至菩提达摩是第二十八祖，也是印度禅的最后一祖。达摩来到中国后，便成了中国禅的初祖。所以达摩在禅宗史上，可说是沟通中印思想的一座桥梁。 印度禅这二十八祖的法统，据考证是后人捏造的（译者按，胡适博士在菏泽大师神会传中曾考证过），在梵文中也没有印度禅宗法统的记载。禅宗的这个“禅”字本来是从巴利文 Jhāna “禅那”音译来的（梵文是Dhyāna），但其意义上有很大的差别。“禅那”是指一种精神的集中，是指一种有层次的冥想，而“禅”以中国祖师所了解的，那是指对本体的一种领悟，或是指对自性的一种参证。他们一再地提醒学生，冥想和思索，都会失去禅的精神。 胡适博士曾发挥说： “中国禅并不来自于印度的瑜珈或禅那，相反的，却是对瑜珈或禅那的一种革命。” 也许这不是一种有目的的革命，而是自然的转变，但无论是革命或是转变，“禅”不同于“禅那”却是事实。铃木大拙博士曾说：“像今天我们所谓的禅，在印度是没有的。” 他认为中国人把禅解作顿悟，是一种创见，也足证中国人不愿囫囵吞枣似的吸收印度佛学，他说：“中国人的那种富有实践精神的想像力，创造了禅，使他们在宗救的情感上得到了最大的满足。” 以笔者的看法，禅宗的形成最早是受到大乘佛学的推动，否则单靠老庄等道家思想的复兴，实不足以构成禅宗那种生龙活虎般的精神。不过说起来好像是矛盾的，由于大乘佛学的推动使老庄的透彻见解，在禅的方式上获得了复兴和发展。汤姆士默顿（Thomas Merton）先生曾极有见地地说：“唐代的禅师才是真正继承了庄子思想影响的人。” 我们也可以说，禅师们最根本的悟力是和老庄的见地一致的，道德经的第一、二两章便说出了禅的形而上基础。至于禅和庄子的关系，铃木大拙博士分析得非常清楚，他说：“禅师的最明显的特质是在于强调内心的自证。这种自证，和庄子的坐忘，心斋和朝彻是如出一辙的。” 如果这种说法不错，那么庄子的根本精神是禅的核心。唯一的不同，是庄子仍然停留在纯粹的悟力中，而禅则发展为一种导致开悟的训练；这种训练也是今天日本禅的特殊贡献。 因此懂得庄子心斋，坐忘，朝彻的境界后，将有助于我们了解禅的本质.[编辑本段]三种境界 ①心斋： “心斋”见于庄子人间世中孔子和颜回的一段对话，据说颜回有一次要到卫国去游说，孔子浇了他一盆冷水，认为他一身的功夫还没有做到纯一不乱的境界，如果贸然去谏，非但无益，反而有害，于是颜回便向孔子请教方法，孔子告诉他要“心斋”说：“一若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心。” ②坐忘： “坐忘”两字的原意，莱济（Legge）翻为“我坐着而忘了一切”，伽尔斯（Ciles）和林语堂翻为“我坐着而忘了自己”，冯友兰翻为“忘了一切”，铃木大拙翻为“心忘”，我认为这个“坐”字不应从字面上去体味，它的意思，可以说是坐于忘，或沉入于忘的境界。这个忘的范围很广，包括了忘己和忘物，不仅要坐着才能忘，而是在任何情形中都能忘。下面是庄子描写有关坐忘的故事： 有一次，颜回告诉孔子说，他的功夫大有进步，已忘了仁义，孔子认为他还不够深刻。过了几天，他告诉孔子说他已忘了礼乐，孔子仍然没有加以赞许。再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告诉孔子说他已“坐忘”了。这境界连孔子也有所不知，反问颜回，颜回解释说：“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 ③朝彻 “朝彻”是道家修练的一种境界，庄子曾描写过一段有关朝彻的故事。 有一次，有人问女偊，为什么他年纪那么大了，但容貌还是嫩得像小孩一样，女偊告诉他这是得了道的功效。那人又问女偊：他是否可以学道呢？女偊坦白地说他不是学道的材料；接着便把自己教学生卜梁倚的经过告诉他说： “以圣人之道，告圣人之才，亦易矣。吾犹守而告之，三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 上面，笔者之所以冗长地引证了庄子的这三段文字，乃是因为其中包含了很多的禅的种子。当然我们不能否认禅师们都是佛家，但他们对于老庄思想的偏爱，却影响了他们在佛学中选取了那些和老庄相似的旨趣，而作特殊的发展。 此外，庄子“真人”的思想也深深影响了后代的禅师，最显著的是临济义玄，和他开展出来的临济宗都以真人为最高境界。庄子最重要的一个观念是“夫有真人而后有真知”，这是强调存在先于知，这也是禅的一大特色——先存在而后能知。禅的思想正好和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相反，而是“我在故我思。”[编辑本段]禅学应用 最近美国弗吉尼亚州（Virginia）有一位墨芬蒂（William．C．Mcfadden）教授，曾召集了一个为期三日的各大学学生会议，讨论目前大学青年紧张心理的因素，他在“是什么使他们烦恼”一文中简述会议的经过说： “当一切可能的紧张因素都列举出来后，一位学生说：“这些原因统统是，又统统都不是。我总觉得还有一个别的原因”。另一位附和说：“我也觉得有那么一个说不出的东西使我烦恼”？又有一位说：“这个令人烦恼的东西，好像是虚空无物的，但是如何才能描写这个虚空呢”？还有些认为是缺少嗔，或美所致。但这些看法都立刻被否定了，大家都觉得这个东西恍恍惚惚，不可名状，最后有一位口若悬河的学生作了如下的结论，他说：“在我们的心灵中，总觉得欠缺空间，使我们透不过气来””。 墨教授接着发挥说： “人类心灵的不安由来已久，他们寻求绝对，寻求不朽，寻求永恒，寻求无限。但事实上这个绝对既然是无限的，那么一定是不可捉摸的，不可界限的，是一种类似虚空无物的东西。这个无限如果可以界限的话，那就不再是无限了。 这位作者并没有想到禅和道家。但他却揭出了一个极为生动的看法，使我们了解为什么禅和道家是如此的吸引了西方青年，他们希望从禅和道家中去寻求那个使他们烦恼的东西。他们已厌倦那些既定的观念以及传统的宗教信条。传统的禅学对他们来说，好像几何学一样，只强调那些可以传达的，而完全忽略了那些不能传达的。这个不能传达的东西就是禅和道家探讨的天地。禅和道家并不是真能传达那个不能传达的东西，而是他们有方法把它引托出来，使我们的心境开阔，有更多呼吸的空间。 中国精神的最大特色，不是喜作有系统的观念说明，我们最动人的诗，就是那些“言有穷而意无尽”的绝句，能够用字、声色所表现的，都不是最真实的。中国精神是超出字、声、色之上，它是借字以写无限，借声以说无响，借色以明无形，也就是借物质以烘托精神。[编辑本段]中西差异 斯曲兰催（Lytton Strachey）读了伽尔斯所翻的中国诗后，曾比较希腊和中国诗的差别说：“希腊的艺术，在文字方面的造诣，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它永远地寻求最好的表现，在希腊诗集中最精彩的抒情诗，实质上都是格言式的，这和中国的抒情诗大不相同。中国诗不是格言式的，它要留下一个印象，这个印象不是终结的，而是无穷境界的开端。它完全是呈现在一种不可思议，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气氛中。” 譬如李白的那首五言绝句： “美人卷珠帘，深坐颦峨眉，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 斯曲兰催会评赞这首诗说： “突然的，帘子卷起来了，一刹那间，呈现出一幅动人的图画。使我们的心灵化作一只游艇，在不可思议的，愈流愈广的想像之河上飘荡。这一类的诗，富于写意，但并不是一个摄影式的记录，而是对于切身体会到的经验，用微妙的笔触表达了出来。” 这就是中国的诗画和生活艺术的风格，这也就是禅的风格，在这方面，禅可以说是中国精神的象征。 西方文明，可说是希腊精神的产物，在目前已发达到饱和状态，所以西方的好学深思之士，反而感觉不足，也就在这时，认识到东方的伟大。由于东方人反都注意力集中于西方的科学文明，因此禅的那种两难的论法对西方人的吸引力远胜过东方人，事实上，今天禅的精神已渗入到西方思想的前锋，将来又会反转来影响东方。人性本是一致的，是超越了东西方的；而且唯有超越东西，才能综合东西，假如我要作个预言的话，我将说这种综合必先成熟于西方，然后再散布到全世界。 东方人最好记得爱伦维特（Alan Watts）所说：作为禅学源头的庄子哲学是和现代人的境遇息息相关的。维特认为庄子和查定（Teilhardde Chardin）在把宇宙看成一个有机整体的这一点上是相同的。这种看法比起牛顿把宇宙看成像弹子球撞击那样的机械化，显然是更近于二十世纪的科学了。 另一方面，西方人也应认清禅并不是完全没有理性和节奏的，它的疯狂中自有法则，默顿说得好： “在某些西方人圈子里所流行的禅只是适合于精神上的混乱而已。它表现了他们对习俗、伦理和宗教的一种不可理解的不满。它象征了他们在机械所窒息的世界中要恢复自性的迫切需要。但是由于只恢复意识经验，使西方的禅学带有道德放任的色彩，而忽略了中国和日本禅宗那种严格的训练和严肃的传统。庄子的思想也是如此。他易被今天一般人误作放荡不羁，其实庄子早就强调不要劝别人去做他们自己所不知的事情。我们要了解庄子对儒家的批评是怀疑的，也是很实际的。庄子的哲学在本质上，是宗教的，玄秘的，是追求一种绝对圆满的境界”。笔者撰写本书的目的，就是希望描绘出禅的真面目。本书之所以只写唐代的大禅师，乃是因为由于他们的真知彻悟，和特殊的个性才创造了禅宗。 禅宗有一段公案说：慧可向达摩大师请教安心法门，因为他总是感觉自己的心不能安。达摩说，你先把你的心找出来，我再给你安心。慧可是一个有着较高佛学造诣的佛教徒，也就是后来的中国禅宗二祖。他遵循达摩的话去找自己的心，却怎么也找不到。他只好说，我找不到。达摩说，我已经为你安心完毕。这是什么意思？ 如果让你找你的心，你能找得到吗？显然，你也找不到。因为三心不住，即过去之心不住，现在之心不住，未来之心不住。你的心是不住的呀。也就是说，你的心并不执着于任何外物。《金刚经》云：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禅宗六祖闻此而开悟。这里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如果你执着于法，执着于物，执着于我，那么你就会产生妄念。其实这世间的一切都在不断地流转变化。请问你能执着于什么？你的心时时刻刻都在变化。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根本不需要你去安。要说安，你顺其自然不就安了吗？ 用一句话来说，就是“船过水无痕”。这大千世界的万事万物就是那船，而你的心就是那水。船曾经在水面上行驶过，且留下过倒影，但是水就是水，依然不舍昼夜地流去，何曾被铭刻些许痕迹？你的心本自圆满具足，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不生不灭，你只是被贪嗔痴所惑。你要做的就是内心无喘外屏诸缘。
日本的茶道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不象中国茶文化那样主要受儒道佛三位一体的中国文化综合影响。日本的茶文化是由中国传入的。在7世纪之前，日本人没有喝茶记录。而在这一文化传入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佛教的僧侣们。他们去中国学习佛教，同时将寺院的生活文化也带了回来。其中之一便是饮茶与茶礼。由此，日本茶文化自开初就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在饮茶习俗传入日本的初期，饮茶活动是以寺院、僧侣为中心展开的。据史料记载，公元805年日本传教大师最澄从中国带回茶籽，栽种在比睿山麓，形成了日本最古的“日本茶园”。从那以后，弘法大师空海于806年把从中国带回来的茶献给了嵯峨天皇，他还从中国带回了茶碾、茶籽。至815年4月，嵯峨天皇幸游近江时，在唐代生活了长达30年之久的高僧都永忠亲自煎茶献给天皇，嵯峨天皇对此大为欣赏，由此命令近江等地修建茶园。至荣西为止，茶与禅宗的关系可以说是以禅为主，以茶为辅。茶为坐禅修行时的饮料、禅案的素材、行道之资、救国之助等等。这些都只能说明茶与禅宗生活的密切关系，仍不能证明两者之间的法嗣关系。 茶道的集大成者是千利休。利休在茶道圣典《南方录》中说：茶道的技法以台子技法为中心，其诸事的规则、法度有千上万种，茶道界的先人们在学习茶道时，主要是熟记、掌握这些规则。并且将此作为学习茶道的目的。 由此可见，日本的茶道艺术的思想背景为佛教，其思想的核心是禅。它是以禅的宗教内容为主体，以使人达到大彻大悟为目的而进行的一种新型宗教形式。 在日本文化中，禅文化占有很大比重，这是日本文化中最有代表性、有特色的文化现象。禅的思想及禅宗的形式影响到日本文化的大部分角落，如建筑、园林、音乐、茶道、书画、武术等。 在日本，历代大茶人都要去禅寺修行数年，从禅寺获得法名，并终生受禅师的指导，但在他们获得法名之后并不留在禅寺，而是返回茶室过着茶人生活。茶人的生活近似常人的生活，近似艺术家的生活。所以说，茶人虽通过禅宗学习到了禅，与禅宗持有法嗣关系，但茶道有其独立性，是独立存在于禅寺之外的一种“在家禅”。如果把禅寺里的宗教活动叫做“寺院禅”的话，那么茶道与禅宗就是一组平行并行的关系。 久松真一说：“茶道的第一目的为修炼身心，其修炼身心是茶道文化形成的胎盘。无相的了悟为一种现象显示出来的才是茶道文化。茶道文化真是一种内容丰富的文化形式，自己开始研究茶道以后感到惊讶的是，其文化形式有着强烈的独特性，即它是一种由无相的了悟，无相的自己表现出来的形式。未渗透着无相自己的茶道是不存在的，反过来说，茶道中必须渗透着无相的自己。即茶道文化是无相的自己的外在表现。茶道又是一种根源性文化，它修炼人的身心，创造无相的人、了悟的人，即创造文化的创造者。所以说，茶道是创造文化创造者的文化。这些创造者创造的文化反过来又创造文化创造者。茶道是这样一种修炼人的天地，是这样的一个文化创造的领域。在此意义上来说，茶道是无相自己的形成及无相自己表现的场所。”如上所述，真正意义上的日本茶道的形成，是以珠光为开山，邵鸥为先导，千利休为集大成者而完成的。 在日本，最纯正的茶道被称之为“草庵茶”。草庵茶的茶道是对高贵、财富、权利的彻底批判，以及对低贱、贫穷的新的价值发现与价值创造。 至今，茶道已成为日本人最喜爱的文化形式，也是最常举行的文化活动。喜爱茶道的人比比皆是。为追求茶道而终身不嫁的女子，为追求茶道而辞去公职的男人屡见不鲜。现在，茶道被认为日本文化的结晶，日本文化的代表。 学术界对日本茶道精神的解释主要使用三个概念：（一）和敬清寂；（二）一期一会；（三）独坐观念。这些概念与禅的思想是相联系的。 “和敬清寂”被称为茶道的四谛、四规、四则。是日本茶道思想中最重要的理念。茶道思想的主旨为：主体的“无”，即主体的绝对否定。而这个茶道的主旨是无形的。作为“无”的化身而出现的有形的理念便是和、敬、清、寂。它们是“无”派生出的四种现象。由这四个抽象的事物又分别产生了日本茶道艺术成千上万种形式，如茶室建筑、点茶、道具、茶点心等。 “一期一会”一词出自江户末期最大的茶人井伊弼所著茶论《茶汤一会集》。井伊说：追其本源，茶事之会，为一期一会，即使同主、同客可反复多次举行茶事，也不能再现此时此刻之事。每次茶事之会，实为我一生一度之会。由此，主人要千方百计，尽深情实意，不能有半点疏忽。客人也须以此世再不能相逢之情赴会，热心领受主人的每一个细小的匠心，以诚相交。 “独坐观念”一语也出自井伊弼的《茶汤一会集》。面对茶釜一只，独坐茶室，回味此日茶事，静思此时此日再不会重演，此刻茶人的心里不禁泛起一阵茫然之情，又用起一股充实感。茶人此时的心境可称为“主体的无”。 由此可见，茶道是一场静心清魂的佛事。茶人不愧为在家的僧人。茶室可比作寺院的佛堂。所以，日本茶道思想是茶与禅的融会贯通。茶中有禅理，禅理又在品茶中深刻体会到。 日本茶道一直可追溯到一千二百年前的奈良时代，由中国唐代的鉴真和尚及日本的留学僧最澄法师带入日本，很快在日本的上层社会流传。 十五世纪初，名僧村田珠光（1423-1502）采用“茶寄合”的大众化形式。吸收“茶数寄”的品茶论证和鉴赏茶具的内容，结合佛教庄严肃穆的仪式。创立了茶道艺术。提倡茶禅合一，旨在清心。以后由禅门逐渐普及民间，形成20多个流派。如内流、乐流、细流、织部流、南声流、宗偏流、松尾流、石洲流等，十六世纪后期丰臣秀吉时代的茶道高僧千利休，集茶道之大成。创立了最大众化的“一派茶道”又称“千家茶道”后来，千利休子孙分三支，又称“三千家”。“一派茶道”在日本流传最广，影响最深。千利休也被日本人尊为茶道宗匠。 所谓茶道，就是有关沏茶，饮茶的礼仪，有一整套形式，用以修心养性，增进友谊和学习礼法。千利休提出茶道的根本精神是“和，敬，清，寂”。称“四规”是茶道的宗旨。 日本的茶道源于中国，却具有日本民族味。它有自己的形成、发展过程和特有的内蕴。 日本茶道是在“日常茶饭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将日常生活行为与宗教、哲学、伦理和美学熔为一炉，成为一门综合性的文化艺术活动。它不仅仅是物质享受，而且通过茶会，学习茶礼，陶冶性情，培养人的审美观和道德观念。正如桑田中亲说的：“茶道已从单纯的趣味、娱乐、，前进成为表现日本人日常生活文化的规范和理想。”十六世纪末，千利休继承、汲取了历代茶道精神，创立了日本正宗茶道。他是茶道的集大成者。剖析利休茶道精神，可以了解日本茶道之一斑。 村田珠光曾提出过“谨敬清寂”为茶道精神，千利休只改动了一个字，以“和敬清寂”四字为宗旨，简洁而内涵丰富。“清寂”也写作“静寂”。它是指审美观。这种美的意识具体表现在“佗”字上。“佗”日语音为"wabi"，原有“寂寞”、“贫穷”、“寒碜”、“苦闷”的意思。平安时期“佗人”一词，是指失意、落魄、郁闷、孤独的人。到平安末期，“佗”的含义逐渐演变为“静寂”、“悠闲”的意思，成为很受当时一些人欣赏的美的意识。这种美意识的产生，有社会历史原因和思想根源：平安末期至镰仓时代，是日本社会动荡、改组时期，原来占统治地位的贵族失势，新兴的武士阶层走上了政治舞台。失去天堂的贵族感到世事无常而悲观厌世，因此佛教净土宗应运而生。失意的僧人把当时社会看成秽土，号召人们“厌离秽土，欣求净土”。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很多贵族文人离家出走，或隐居山林，或流浪荒野，在深山野外建造草庵，过着隐逸的生活，创作所谓“草庵文学”，以抒发他们思古之幽情，排遣胸中积愤。这种文学色调阴郁，文风“幽玄”。 室町时代，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竞争激烈，商务活动繁忙，城市奢华喧嚣。不少人厌弃这种生活，追求“佗”的审美意识，在郊外或城市中找块僻静的处所，过起隐居的生活，享受一点古朴的田园生活乐趣，寻求心神上的安逸，以冷峻、恬淡、闲寂为美。茶人村田珠光等人把这种美意识引进“茶汤”中来，使“清寂”之美得到广泛的传播。 茶道之茶称为“佗茶”（不是沱茶），“佗”有“幽寂”、“闲寂”的含义。邀来几个朋友，坐在幽寂的茶室里，边品茶边闲谈，不问世事，无牵无挂，无忧无虑，修身养性，心灵净化，别有一番美的意境。千利休的“茶禅一味”、“茶即禅”观点，可以视为茶道的真谛所在。 而“和敬”这一伦理观念，是唐物占有热时期中衍生的道德观念。自镰仓以来，大量唐物宋品运销日本。特别是茶具、艺术品，为日本茶会增辉。但也因此出现了豪奢之风，一味崇尚唐物，轻视倭物茶会。热心于茶道艺术的村田珠光、武野绍鸥等人，反对奢侈华丽之风，提倡清贫简朴，认为本国产的黑色陶器，幽暗的色彩，自有它朴素、清寂之美。用这种质朴的茶具，真心实意地待客，既有审美情趣，也利于道德情操的修养。 日本的茶道有烦琐的规程，如茶叶要碾得精细，茶具要擦得干净，插花要根据季节和来宾的名望、地位、辈份、年龄和文化教养等来选择。主持人的动作要规范敏捷，既要有舞蹈般的节奏感和飘逸感，又要准确到位。凡此种种都表示对来宾的尊重，体现“和、敬”的精神。
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伟大的文学家，他的诗文创作及其艺术观念对中国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认识和把握苏轼的艺术观念，并揭示这种观念形成的文化原因，探索苏轼在他的时代的人生态度和处世原则，对现代人生的价值取向与创作亦大有裨益。 在中国文化的天宇里，苏轼是一颗璀灿的星斗，他是继李白、杜甫之后，在中国文坛上影响深远的艺术巨匠。他的诗、词、散文、书法、绘画在宋代艺术天地里独放异彩。他以聪慧的察赋才华、全面的艺术修养、坎坷的人生道路、超然的生活态度，对后代的文人及传统思想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值得我们不断去认识和思考，并帮助我们来把握自我、体悟人生的一份宝贵精神财富。 苏轼不仅有丰富的艺术创造实践，而且对艺术的本质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与思考，形成他别具一格的艺观念。苏轼艺术观的核心是写意传神，当然写意传是中国艺术的传统理论，是中国传统哲学与美学话语中重要的思想资源。苏轼的艺术观念所折射出来的人生态度，具有非常深刻的文化意义，成为封建时代走向溃败时的所有正直文人普遍选择的一种处世原则。苏轼的时代，由于各种社会的、政治的、思想的原因，禅宗成为文人学士深为向往而趋之若鹜的精神归宿。苏轼对佛禅更是情有独钟。一生与禅宗有不解之缘。他和禅僧们有密切的交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的积极进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是主流形式，庄老玄学、魏晋风度，虽然提倡追虚尚无，但终古如斯、不生不灭，贯通天地人的“道”却是空不掉的，即使佛教，还有一个佛—大慈大悲的释迎牟尼，为了尘世的苦难而普渡众生。然而禅宗却把一切空掉了，自性清净，空诸所有，无善无恶，此岸就是彼岸，净土就是尘世，识心见性，自成佛道，砍柴打水，即是参惮悟道，人的解脱就是无念，无念就是般若。我们绝不是在苛求苏轼，无论怎样的天才，也不能超越时代而天马行空。中国诗的精神在唐达到高峰，在李杜的创作中得到高扬，然后就是退潮期的败落，苏轼的诗文正好真实地、全面地展现了这个过程，苏轼之后的中国诗坛也再没有出现与之比肩的诗人。社会生活里已缺乏诗意，剩下的都是市井情怀，琐事趣闻，“话本”这种文学形式应运而生了。所以说苏轼是伟大的文学家，是中国诗的精神发展和溃败的一个征象。他的伟大绝不是因为他有大量传世的诗文，他的伟大还在于他的不足、缺憾，都是这个时代中孕育出来的，是由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乳汁养育成长的，他的一切是那个时代的精神的全息影像，真实记录了那个时代的思想、情感、苦闷与无奈。他也为那个时代的人们找到了一条安身立命、自我解脱之路。苏轼清醒地看到社会的浑浊，官场的腐败，他可以退出官场，但他无法退出社会，所以庄禅思想使他能够在精神上超越生命的悲剧，“吾无往而不乐也，善游于物外也。”可以说这种空诸所有，独善其身的智慧选择，使他人生如梦的空幻感得以慰藉。从文化意义上看，苏轼的人生选择就是一种处世原则，一种人生态度，这也许是后来许多人推崇和喜爱他的原因。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以他非常喜爱的荷尔德林的一句诗来发问:“在一个贪困的时代，诗人何为?”这不仅是一个诗人应该思考的，也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关注的问题。
《七七事变》是我国抗战题材影片的代表作之一，那么下面是我带来的关于七七事变观后感1000字，希望对你有帮助哦。
作文观《七七事变》有感1000字
当和平鸽在蔚蓝空灵的天际掠过，当人类满身的血腥味仍在我们的鼻头飘荡，我们可曾记否：那年的冻结灵魂——七七事变。
从掌心顺连到心脏，相背而驰。像撕碎了一般堙没赤裸裸的人性。那厮扯般的疼痛，那一片片血河的汹涌，依然触目惊心。当孩稚嘻笑、地上乱耍;当朝阳少年、花季少女;当丝丝白发、手持拐杖。就当这所有的一切还在夕阳下泛着光晕，一把把无情的刺刀一伸一回……无数个这样的动作。捅向他们的心窝，撞碎他们唯一不变的幸福。血涌红了刀、浸湿了衣、染红了双眸……这血海得痕迹醒目了理想，激起了无数同胞反抗的斗志。天地汇一句：“国不可灭”。
历史告诉我们，7月7日不是一个平凡的日期，看宛平城墙上的弹坑依然有血的痕迹;听，卢沟桥畔边的晨风似乎在诉说当年的屈辱——血祭卢沟。国人难忘历史，面对未来新的经济国际挑战，国际军事挑战，我们任重而道远。76年前，在战云密布的卢沟桥头;日军帝国主义打响了全面侵华战争的第一枪。如今，日军又荒谬的钓鱼岛问题重新挑起两国的外交矛盾。现今，日益富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绝对有能力、实力让赤裸裸的日本帝国懂得荒诞之后的代价。
21世纪的中国境内，伟大的民族自信心仍然值得被珍视和发扬。今天距离七七事变爆发已经过了76年头了，但日本帝国主义的阴魂至今不散。日本极右势力极力通过各种方式来企图为侵略战争翻案。今天重温历史，不仅为对这涌尽血流的悲痛，更是为了富强，自强。为了开创未来，以史为鉴，珍惜和平年代的自由与繁荣，体味和平的珍贵。
今天抗战胜利已经63个年头了，心中不免有太多话要说，但我知道更多的是为国家富强，为世界和平奉献智慧和力量的时代已经到来。
这些年，我们中国一心谋发展，经济的脚步日新月异。 然而再前行的路上却是磕磕绊绊的。总有一些棘手的问题在眼前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们周边的领土不断被别国所“敌视”，可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深深了解中国领土的在并不是一味拿来填补你们的缺少，中国迟早会用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震撼你们的耳目。
清晨，卢沟桥畔的微风又漂浮了，血腥的历史痕迹提醒游者：中国的复兴之路才刚刚开始。
鸟儿的鸣叫，游人的呐喊，和平鸽的搧翅，都只为一种声音——中国加油!
七七事变观后感作文1000字
在七十六年前，宛平城外的卢沟桥上响起了一阵枪响，拉开了七七事变的序幕，也即卢沟桥事变。这个事件成为了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的开始，是他们为实现它鲸吞中国的野心而蓄意制造出来的丑恶事件!
在那天晚上十点，日军在卢沟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向中国驻军挑衅。日军诡称有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桥边的宛平县城搜查，遭到拒绝后，就向宛平县城和卢沟桥开枪开炮。7月8日早晨，日军包围了宛平县城，并向卢沟桥中国驻军发起进攻。我国的29军与日军在卢沟桥展开激烈的战斗，29军的战士们怀着愤怒的心情，英勇杀敌。从这可以看到，日本早有计划，其险恶之心人尽皆知。
影片中有几处情景令人刻骨铭心，难以忘怀：
情景之一，29军副军长佟麟阁，身先士卒，亲赴一线，他和赵登禹师长对话，佟说，我已准备把家中盖房用的木料做一口棺材，决心以身殉国。赵说，我连棺木都不要，马革裹尸，死又何憾!两位将领心昭天日，抗日战场俩人光荣殉国。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给其举行追悼会，北京现仍有麟阁路、登禹路，以永远彰扬其抗战功勋和为民族捐躯之英雄精神。
情景之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29军军长的宋哲元之母70大寿之日，日本华北驻屯军派使者送来“国宝”级寿礼瓷瓶。宋母不悦拒纳。宋劝其母，委婉应付，暂收为妥。其母曰：“我没当过官，不知什么是“委婉应付”，但我信迷信，我怕死后灵魂进不了祖坟!”旋即起立，当着使者的面，把桌上的寿礼瓷瓶摔得粉碎，怒不可遏。浩然正气，令人起敬。翌日，宋军长召开军事会议宣布：坚决抗战!
情景之三，北平南宛，中日战酣。29军将士大刀挥舞，日寇血肉飞溅，令人痛快。但日军败退，中日军队脱离接触后，日机飞临，炸得中国军队溃不成军，死伤惨重。佟副军长亲自用机枪打飞机，遭飞机炸弹击中血染沙场，情景惨烈，令人愤恨悲伤。
情景之四，中国国民党第29军有个叫赵登禹的师长，他惨死在日军的轰炸之下。但他没有倒下，而是站在石狮子旁牺牲的。之前这位师长这样对孩子说：“孩子，如果爸爸没有把鬼子赶跑就已经倒下了，你也要参加抗日志愿军，和我一样杀鬼子!”这使我很感动，因为这位师长不甘心自己倒在鬼子面前，他希望下一代能抗日胜利，赶跑侵略者。让自己的祖国又恢复和平。
“弱国无外交”、“落后就要挨打”，这些话虽然简短，但却是颠簸不破的真理。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国作为战胜国参加和会，却遭到了国联的羞辱，提出了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其中规定了把德国以前在中国的特权，转让给日本。
唯有强大，唯有崛起，唯有发展才能让我们挺起腰杆站在世人面前，向世人骄傲宣称：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感到骄傲、自豪!
如今中国已经强大了，我们的军事力量也越来越强大了，没有那个国家再来侵略我们。然而，最近菲律宾的挑衅、日本对钓鱼岛事件的态度却让我们提起了警惕，我们还没有那么强大，我们还必须继续努力!
七七事变观后感1000字
今天中午，老师组织我们观看了一场电影《卢沟桥事变》。这是一部关于抗日的影片，作为新一代的小学生，我们不能只看到今天的繁荣昌盛，而忘记那昔日的国耻。这是一段每个中国人都不能忘却的历史!影片中那一幕幕动人心弦的画面，那一句句感人肺腑的话语，都令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心中不禁燃起一股莫名的爱国情!
这部影片有许多感人的地方，我就不一一细说了。但有两处地方我却一定要和大家谈一谈。这两处分别是“妙对怒斥日寇”和“古稀老太怒摔花瓶”。不知大家还是否记得这样一个情节：日寇和我们中国士兵同坐一席时，一个日本人拿着一幅上联出场了，那上联便是：“琵琶琴瑟八大王王王在上”。这在座的人心里个个都明白：日本人这是在借中国的文化侮辱中国人!所有的日寇都大笑起来，为他鼓掌。而中国士兵则个个义愤填膺，却又无词答对。这时，一位老人走到了日寇身旁，那老人已是银丝满头、年逾古稀，但却精神矍铄，说话声音铿锵有力。他挥毫泼墨，写下了十一个大字：“魑魅魍魉四小鬼鬼鬼犯边”。这幅下联形象得把日寇比作无恶不作的“四小鬼”，真是大快人心呐!这时，日寇一个个瞠目结舌，哑口无言。
这位老人是可敬的，而另一位老人也十分值得我们尊敬，影片中有这样一个片段：华北的最高司令官收受了日寇的贿赂，他们私底下进行了肮脏的交易，真是令人鄙夷和唾弃啊!这时，那华北的最高司令官把收到的贿赂——一只国宝级的古董花瓶给自己的母亲看。他母亲是一位老妇人，年逾古稀，她作了一番慷慨陈词，许多内容我已经记不得了，但老妇人那充满正义的表情却已铭刻在了我的记忆里。随后，那老妇人手重重一拍，花瓶摔到了地上，化成了无数个大大小小的碎片。那老妇人用行动诠释了她深深的爱国情怀。
《牢记这一天》七七又到，1937年7月7日这一天，军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了。这一天，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掀起了旷日持久的八年抗战。八年，我们数以万计的中华儿女付出宝贵生命;八年，中华儿女从不言放弃;八年，中华民族历经磨练;八年，中华民族固若长城;八年，我们拥有了摧不跨的“抗战精神”!今天，让我们一起为七七事变和八年搞战付出生命以及做出贡献的中华儿女敬礼!今天，我们每一位中国人都应该记住这个日子，不为别的，就是为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和平年代。今天，我们借助网络为我们的英雄们敬礼，不为别的，就是为了“饮水思源”。中国，一个发展中的中国，一个崛起的中国，我们需要牢记历史，回首过去，居安思危，永不忘却，让这些成为我们“强国之路”的基石。“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青少年的历史意识，国难意识，对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个人以为青少年的国家民族自强精神是国家之根本。我们不但要有爱国意识，更要有忧国意识，牢记历史是我们将悲痛转换为动力的办法之一。“抗战精神”和“长征精神”都是中华儿女用生命积累起来的宝贵财富，可以说她们是中国崛起和富强的永恒动力。可以说，只要保持着“抗战精神”和“长征精神”中国就没有什么不可战胜的，没有什么不可克服的。牢记这一天，为我们的英雄默哀，也为我们的祖国祝福!《勿忘国耻》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为了纪念这特别的日子，并绚怀为我们国家浴血抗日的英雄们，写下这激越的文章，从而激励自己并时刻提醒：勿忘国耻!70年前，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的日本驻军在未通知中国地方当局的情况下，径自在中国驻军阵地附近举行所谓军事演习，并诡称有一名日军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今卢沟桥镇)搜查，中国守军拒绝了这一无理的要求。日军竟开始攻击中国驻军，中国驻军第29军37师219团奋起还击，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当华北战事一天天扩大的时候，1937年8月13日日军又在上海发动了进攻。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抗日战争爆发。宛平城的枪声掀开了全民抗日的序幕。70年前，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第一枪在卢沟桥畔打响。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人民承受了3500万同胞的伤亡、6000亿美元的损失。70年前的历史，已经离我们这一代人很远。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无数英烈为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付出了年轻的生命，他们的精神是中华民族最为宝贵的财富。70个春秋过去，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但历史的风雨怎能吹熄我们心中的卢沟桥的连绵烽火，和平的歌声中更不能隐去“七七事变”呼啸的枪声。卢沟桥的枪声是我们民族奋起雪耻的号角，是振聋发聩的警钟，是历史正义的惊堂木。面对侵略者的凶残狂暴，长期积弱受辱的中华民族，在枪声中警醒，在枪声中奋起，用正义的枪声宣告我们民族的浴火重生。牢记落的就要挨打，发展才能强大。半年世纪的侵略史，让我们对日本充满仇恨，但这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许多的人眼里还只有仇恨，而仇恨背后的智慧和自信，却经常在盲目的自大中消失。时间转到现代、现在，日本向中国发起了新一轮的挑战，而这种挑战与100年前不同，这一次是中国正在一步一步走向强大，尽管离真正的强大还有很远，但至少我们看到了希望。这一次，日本更加聪明，更加狡诈，而中国如何不被日本牵着鼻子走，这才是中国人要做的，这是大智慧。我们不能忘记那枪声，是因为有些本应该记住历史教训的人偏偏患上了历史的“健忘症”。日本侵华战争，明明给中国人民带来了3500万人伤亡的空前浩劫，一些日本政客和右翼分子却厚颜无耻地说日本是“受害者”，叫嚣“日本侵华是因为中国爆发了反日运动”，明明是对双手沾满中国和亚洲人民鲜血的战犯。却偏偏有人否认东京审判，不顾受害国人民的愤愤之情，再三崇拜那些罪恶的亡灵。这些人的所作所为更警示我们要永远的记住那场战争，
按议论的性质不同可以把毕业论文分为立论文和驳论文。立论性的毕业论文是指从正面阐述论证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一篇论文侧重于以立论为主，就属于立论性论文。立论文要求论点鲜明，论据充分，论证严密，以理和事实服人。驳论性毕业论文是指通过反驳别人的论点来树立自己的论点和主张。如果毕业论文侧重于以驳论为主，批驳某些错误的观点、见解、理论，就属于驳论性毕业论文。驳论文除按立论文对论点、论据、论证的要求以外，还要求针锋相对，据理力争。按研究问题的大小不同可以把毕业论文分为宏观论文和微观论文。凡届国家全局性、带有普遍性并对局部工作有一定指导意义的论文，称为宏观论文。它研究的面比较宽广，具有较大范围的影响。反之，研究局部性、具体问题的论文，是微观论文。它对具体工作有指导意义，影响的面窄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