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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的汉学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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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的汉学研究论文

1.公元十至十二世纪华北平原交通与城市地理的研究,《历史地理》第十辑,1990年。2.论唐代后期华北三个区域中心城市的形成和演化,《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1992年。3.应用彩红外航片研究城市历史地理--以九江、芜湖、安庆三座沿江城市的文化景观演化与河道变迁关系为例,《北京大学学报》(历史地理学专刊),1992年。4.唐、宋运河城市城址选择和形态的研究,《环境变迁研究》第四辑,1993年。5.记英国伦敦所见四幅清代绘本北京城市地图,《国学研究》第二辑,1994年。6.关于中国古代城市研究的几点看法,《北大史学》第二辑,1994年。7.中、西封建社会城市形态的比较研究,《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1998年。8.历史文化名城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保护与误区,《史地新论--浙江大学(国际)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9.老北京城地域结构启示录(中法学术系列讲座报告),《法国汉学》第七辑,中华书局,2002年。10.唐代城市的形态与地域结构,北京大学盛唐研究丛书:《唐代的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8月。11.清末《云南省城图》与昆明城市建设发展史,郑锡煌主编《中国古代城市地图集》,西安地图出版社,2005年。12.明清时期地方城市形态试析,载《石泉先生九十诞辰纪念论文集》,武汉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496—536页。13.中国城市形制演变历史阶段之考察,载台湾大学《城市与设计学报》,第[一]十七期,2007年3月,页2—75。14.忆古道今——北京城市历史演变和传统文化风貌,载武晓峰主编《人文日新——清华文新论坛演讲集》,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12月,页162—186。15. 甘、青地区考察所见古城址初识,载《张广达先生八十华诞祝寿论文集》,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2010年,页527~556。 1.赤河考——关于宋代黄河下游河道的研究,《历史地理》第四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2.论中国古代陂塘水利工程湮废的原因,《中国农史》1986年第三期。3.唐宋运河在中外交流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运河访古》,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4.英国境内的古罗马哈德里安长城遗迹及其维护,《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5.历史上欧洲地域的界定,《欧洲的分与合》,1999年。6.迈向21世纪数字化时代的中国历史地理学,《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2000年国际中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齐鲁书社,2001年第21—29页。7.历史时期农牧业接壤地区的交通、聚落与文化互动,《统万城遗址综合研究》,三秦出版社,2004年。8.孔道与平台:杀虎口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载《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山西大学学报编辑部,第30卷第2期,页1~6,2007年3月。9.古地图上的治河保运工程与淮安——兼倡议淮安市建立古地图与运河工程博物馆,载《运河之都——淮安,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7年,页48--66。10.偶然抑或必然——运河中的地理因素,载《华夏地理》2009年第3期,2009年,页68—69。 1.欧洲所藏部分中文古地图的调查与研究,《国学研究》第三辑,1995年。2.马国贤与铜版康熙《皇舆全览图》的印制--兼论早期中文地图在欧洲的传布与影响,台湾东吴大学《东吴历史学报》第四期,台北,1998年。3.二十世纪以前的中国传统舆图,《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史学卷,2000年。4.古地图和中国城市形态变迁史,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编《历史地理》——中国文化中心讲座系列,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2年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城市遗址与布局图组的编纂——兼谈历史地图与读史地图之别,《侯仁之师九十寿辰纪念文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年6.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中文舆图特藏,《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7.地图与档案,载北京市档案馆编《档案与北京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7月,页170~182。8.(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藏清代舆图的初步整理与认识,载台湾,故宫博物院编:《故宫学术季刊》,第二十五卷第一期,2007年,页151—178。9.中国古旧地图的收藏与利用(一)——中国王朝时代舆图的绘制与收存,载广州市城市建设档案馆:《城市季风》,2007年第2期。10.中国古旧地图的收藏与利用(二)——中国古旧地图的流传与收藏,载广州市城市建设档案馆:《城市季风》,2007年第3期,第8—13页。11.中国古旧地图的收藏与利用(三)——古地图的利用,载广州市城市建设档案馆:《城市季风》,2007年第4期,第8—10页。12.黄、运河工水利舆图及其科学价值,载《水利学报》第39卷第8期,2008年,页947—954。13.古地图史料与大运河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载《中国名城》2008年第2期,扬州:《中国名城》杂志社,2008年,页37—39。14.中国传统河工水利舆图初探,载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邓广铭教授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2008年,第794—818页。15.古地图与历史地理研究,载徐少华主编、晏昌贵副主编:《荆楚历史地理与长江中游开发——2008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第474--482页。16. 中国古旧地图的收藏与利用,载广州市规划局、广州市城市建设档案馆编:《图说城市文脉——广州古今地图集》,广东省地图出版社,2010年1月,第80~87页。17. 中国古地图的调查与地图学史领域的国际汉学交流,载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主办:《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一期),中华书局,2010年3月,第145~207页。18. 记16—18世纪中西方舆图传递之二三事,载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跨越空间的文化——16~19世纪中西文化的相遇与调适》,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5月,第466~481页。19. 传世15—17世纪绘制的中文世界图之蠡测,载刘迎胜主编、杨晓春副主编:《大明混一图》与《混一疆理图》研究——中古时代后期东亚的寰宇图与世界地理知识,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丛书2,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12月,页164~184。 1.La Formation de reseaux urbains dans la Chine du XI siecle,translated by Christian LamourouxBULLETIN DE L'ECOLE FRANCAISE D'EXTREME-ORIENT, TOME 82, Paris, 1995.2.Survey and Study of pre-1900 Chinese Maps seen in EuropeHistory of Mathematical Sciences, Portugal and East Asia II, Edited by Luis Saraiva, CMAF-UL 2001, Lisboa, Dec. 2001, pp. 23-44. ISBN:972-95229-3-63.Father Matteo Ripa and the Complete Map of the Empire in the Emperor Kangxi Era: Disseminating and influence of the Chinese maps in Europe since the 16th CenturyI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LA MISSIONE CATTOLICA IN CINA TRA I SECOLI XVIII-XIX, MATTEO RIPA E IL COLLEGIO DEI CINESI, Atti del Colloquio Internazionale Napoli, 11-12 febbraio 1997.A cura di Michele Fatica e Francesco D'Arelli, Napoli, 1999, pp.123-134.4.Geographical Space on the Chinese History Studies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vol.10,pp.213-226, Dakeu, Korea, 20005.Survey and Study of pre-1900 Chinese Maps seen in EuropeHistory of Mathematical Sciences, Portugal and East Asia II, Edited by Luis Saraiva, CMAF-UL 2001, Lisboa, Dec. 2001, pp. 23-44. ISBN:972-95229-3-6Published by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 ISBN:981-256-078-56. Chinese maps in the Collections of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The Portolan, Journal of the Washington Map Society, Number 62, Spring 2005, pp. 37-44.(该文刊载在美国华盛顿地图学会杂志)7.The Chinese maps drawn by Korean collected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In Memory of the Late Dr. Chan Lee,Journal of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Geography, Vol.16, no.1 (Series No.22) April 30, 2004. pp.343--3478.Coastal Space and Coastal Maps in the Chinese History,The Perception of Maritime Spac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Sources, East Asian Maritime History 2, East Asian Economic and Socio-cultural Studies, Edited by Angela Schottenhammer and Roderich Ptak, Harrassowitz Verlag ·Wiesbaden, 2006,pp.155—176.9.中国古地図の再会——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図の整理と考察,载藤井譲治、杉山正明、金田章裕编《大地の肖像:絵図·地図が语る世界》,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7年,第410—424页。10. Research Trends of Urban History in China,Asian Research Trends. New SeriesNo. 3 (2008) Published by The Toyo Bunko, pp. 1-23.11.近世以後における中国都市形态史研究,森部豊訳,载『都市と环境の歴史学 第2集特集 国际シンム东アジアの都市史と环境史——新しい世界へ』,中央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研究室,2009年3月。

史华兹一生的学术成就可以三本著作为代表,这三本书分别代表他治学的三个阶段:中国革命研究(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国先秦思想史研究。三本书分别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毛泽东的兴起》(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哈佛大学出版社,1951)、《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哈佛大学出版社,1964)、《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哈佛大学出版社,1985)。三本书贯穿了一个中心:思想史研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毛泽东的兴起》是史华兹博士论文的修订本,主题是研究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中国革命中意识形态的争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这是个典型的关于政治事态的历史学课题,但史华兹却将其与思想史研究结合到了一起,通过思想史研究去探讨中国革命中最具有重要意义的大问题,是一部以思想解释政治、用政治说明思想在历史中发挥作用的经典研究案例。在书中,史华兹驳斥了美国人中流行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由苏联所控制这一假设,他阐述了毛泽东拒绝苏联人的命令,偏离苏联人的指导,以斗争而获得中国自己权力的观点,还指出共产主义通过扩大而分散了力量。史华兹建立了一种学术取向,即运用运动中的文本材料,在具体的历史情境和历史的偶然性中探索运动领袖的精神生涯及人格,从而理解意识和行动是如何关联的问题。为了给他人提供翻译文本以便共同探讨思想意识与行动实践之间的关联,史华兹与另外两位学者共同编纂了《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哈佛,1952),还将他有关共产主义的论文汇集成册,这就是《共产主义和中国:变动中的思想意识》(Communism and China:Ideology in Flux,哈佛,1968)。史华兹的第二部专著《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哈佛,1964)更为直接地提出了关于观念的问题。通过分析严复所译几部欧洲主要哲学著作,他向人们展示了这位晚清知识分子是如何探索、寻求欧洲内部社会一政治保持内聚力、文化一经济保持活力的秘密的。在严复看来,欧洲的富强导源于欧洲各国赋予个人私利以自由,以及在社会内部实行自由竞争和奋争之时的能量释放。比较而论,近几个世纪以来,中国日趋贫困衰落,究其原因,在于它的贤哲和统治者以保持社会和谐的名义,有意将文化引导到偏离斗争和竞争的路途上来。在使20世纪中国人的注意力转向反偶像、奋争、社会达尔文的进化论方面,严复做了许多重要工作。史华兹在对严复的解读中,指出斯宾塞有时对自己思想内部逻辑的理解并不如他的中译者那样严格。严复觉察到斯宾塞的生物进化哲学赋予国家以超越于他著名的个人主义的自由之上的优先权。在进一步地概述了西方人如何想当然地认为自由的社会政治理念和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体系的力量共同地促成了自由主义的因素之后,史华兹指出只是在19世纪早期,两者融合的发展脉络才显明起来。同时,他还阐述了阅读中国的文本如何显示了这个自由主义前提内部的根本张力。在热衷于政治的知识分子手上,严复所宣传的自由之价值更明显地成为服务于中国富强这一目标的工具。因此,自由理想主义者的自由理念只有在成为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服务于国家富强的目标时才有价值。为了继续探讨东西方观念之间的关联,史华兹组织了研讨会,将讨论结果编辑成《五四运动的思考》(Reflections o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哈佛,1972)。1976年,史华兹和罗思文(Henry Rosemont)在哈佛组织了为期两周的中国古代思想的学者研讨会,来自世界各地的45位学者参加了研讨。随后,两卷本的研讨论文由学者出版社出版:第一卷《中国古代思想研究》(Studies in Classical Chinese Thought)由他们合编而成(1979),第二卷《早期中国宇宙观探索》(Explorations in Early Chinese Cosmology)由罗思文编成(1984)。《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哈佛大学出版社,1985)是史华兹的顶峰之作,它是史华兹几十年来教授、思考中国思想以及它与当代西方社会、学科之间关系的结晶。这本书的写作,史华兹不仅想说明中国古代思想与当代跨学科问题的关联,而且意欲彰显中国文化内部的多样性和它的张力。与中国文化研究的公式化、整体化范式相脱离,他与一些优秀的专家进行论辩。在他看来,这些专家对中国文化的阐释和建立起的范式,要么是掩饰了中国文化的内部张力,要么是简化了中西对比研究中的复杂性。然而,他从不将自己的评论当作对中国文化内部具有持续、共同的趋向的观点的全盘否认,在他的小部头著作《中国文化的价值》(China's Cultural Values)(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85)中包括两篇有关这些持久文化取向的公开演讲。尽管他经常在著作中谈到他的思想假设,但他在《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中揭示了更多他个人与课题之间、他的反省与课题之间的互动关系。此外,他十分努力、严肃地对待语言,以便准确、细致地将叙述和翻译传达给读者。对于这本书,他所设想的读者主要是广大的受教育者,而不仅仅是东亚研究的专家。而且,尽管他的读者在努力阅读他的著作时要受到智力、道德方面的挑战,但他们仍然反响很热烈。《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获得了Pili Beta Kappa的爱默生奖(Ralph Waldo Emerson Award)、美国历史学会的James Henry Breasted奖。史华兹早期所获奖项中,有1953—1954年度的Guggenheim Fellowship、1974—1975年度牛津大学的Eastman Professorshipo。有一种看法认为,史华兹很关注语言哲学。不过,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史华兹的主要思想关注的是政治运作与权力观念的历史实质。史华兹的著作不太容易归入一个简单的主旨。也许可以用一根轴向来概括史华兹的思想内核:制度—文化。史华兹眼中的制度,并不仅仅是政治制度,而是包容了人类一切典章制度在内的制度,这其中最让史华兹感兴趣的无疑是政治制度,其次还有经济制度。史华兹的最后一本著述是《中国和其他事务》(China and Other Matters,哈佛,1996),这本书包括一个序言,在序言中,他就自身思考中国、理解中国的思想路途做了反省。这个序言为他临终前所写的收于本期中的文章提供某种较为广阔的背景(这篇文章的英文在《东西方哲学》上刊出)。这本书还包括一些重印的论文,这些论文反映了史华兹作为一位人文学者所具有的超越于中国研究之上的普遍关怀。例如,他在1978年的Daedalus上发表了《当代世界中的卢梭性》(The Rousseau Strain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探索了卢梭现代化的道德观念如何影响了“新左派”对艺术、政治更为激进的论调,以及城邦的爱国观念如何转化为民族主义的信仰,遗憾地是,虽然他为1975年那期讨论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Daedalus所写的序言被收入该文集,但他自己关于早期中国超越时代的论文却没有收入。史华兹的一些深思熟虑的论文时而出现在Daedalus和其他期刊,以及一些会议文集中,在那里,他有机会以人文学者的身份,就一些提供给他的直接话题,做超越中国研究之外的有关世界宗教、道德、文化等问题的专门研究。

古代汉语研究论文

一、文字部分 《说文》部首的文化学研究(贝部研究、女部、玉部) 《说文》部首研究 《说文》省声研究 《说文》中农业文化探讨 《说文》重文研究 《说文解字》“女”部字研究 《说文解字》“尸”部字研究 《说文解字》“心”部字研究 半坡刻符的性质及其与文字的关系 对汉字性质的认识 古汉字指事字的表义功能 汉字编码研究及方案设计 汉字的结构(论汉字的结构规律或者论汉字的结构类型等) 汉字的形体演变(汉字形体演变中的文化探讨,汉字形体演变的原因探讨等) 汉字起源研究述评 汉字教学方法研究 汉字考释方法述评 汉字前途讨论述评 汉字析形方法研讨 汉字形体演变的基本规律 汉字字形的文化信息研究 会意兼形声问题探讨 假借字与通假字 古今字和异体字 甲骨文形声字研究 江永“女书”的形体结构研究 江永“女书”源流研究 六书性质特点(六书文化探讨、从六书的演变看汉字的造字法等等) 论汉字发展演变的规律 论汉字的性质 论汉字的音义联系 论汉字形体演变的繁简分合 论现代汉字中的变体字 论现代汉字中的会意字 论现代汉字中的象形字 论现代汉字中的形声字 浅论《说文解字》一书的历史价值 声符表义的成因初探 声符表义的成因初探 试论词义引申的规律与方式 说会意 说假借 探求本义的方法种种 现代汉字的表记功能 现代汉字构形特点 形声字起源试论 形声字声符说略 形声字义符说略 许慎六书说论评 义符表义与声符表义异同论 原始汉字的认定及其构形特点 二、词汇研究 《论语》(某个或某些)代词研究 《论语》常用词汇研究 《孟子》(某个或某些)语气词研究 《世说新语》第二人称代词研究 《儒林外史》某类虚词研究。 《诗经》叠音词研究 《诗经》连绵词研究 词的多义性和词素的多义性 词义演变的深层意义基础 词义引申的原则和方法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对词义引申的分析 对词义转移的分类考察 对确认古汉语中词的同义关系(或其他关系)的看法 古今词义变化(现象\原因\规律) 同义词和同源词浅说 先秦偏义复词研究 先秦同义复词研究(《左传》、《论衡》、《墨子》等) 音义联系的任意性和命名的理据性 专书的词汇研究 汉语词汇双音化动因研究 三、语法部分 “是”的用法及其发展 《韩非子》中的被动句 《老子》(某种)句型研究 《论语》句法研究(判断句研究、祈使句研究、疑问句研究) 《孟子》中的“其”字 《孟子》中的“之”字 《史记》(某种)固定结构研究 《荀子》副词研究 《战国策》中的“是”字 《左传》“焉”字研究 《左传》“之”字研究 《左传》被动句研究 《左传》判断句研究 《左传》祈使句研究 《左传》疑问句研究 《左传》中语气词“也” 被”字的词义演变 词类活用问题探讨(起源\新说\评价) 从《韩非子》看先秦的副词 从《庄子》看先秦的宾语前置句 从唐宋元明清的白话作品切入考察近代汉语语法的有关问题 古代汉语“把”字句研究 古代汉语“所”字结构(或“者”字结构)研究 古代汉语“之”字结构(或“其”字结构)研究 古代汉语处置式考察 古代汉语词类活用现象综述 古代汉语词序研究 古代汉语单句(或复句)研究 古代汉语活用现象研究 古代汉语兼语式研究 古代汉语介词(或连词)研究 古代汉语连动式研究 古代汉语判断句研究 古代汉语省略现象研究 古代汉语使成式考察 古代汉语双宾语考察 古代汉语重叠词研究 古汉语的后置定语问题 近代汉语代词研究 近代汉语量词研究 秦双宾语句的类型 所’十动词”的内部结构层次 唐诗句法研究 指代性“见”字词性研究 指代性“见”字词性再研究 主谓间“而”字的形成和发展 主谓间“而”字的形成和发展 主谓间“之”字探源 专书的语法研究 四、音韵研究 专书的用韵研究 学习音韵学的心得体会 陶渊明用韵研究 论音韵学在古籍阅读中的作用 联系古音考察现代汉语方音问题 汉语语音演变规律考察 联系汉语语音史研究现代汉语语音规范方面的有关问题 古代韵文用韵考察 五、方言研究 方言词汇研究 方言语法研究 方言音系研究 方言保存的古代汉语特殊成分 六、训诂学研究 标点研究 论中学教材文言文的注释 试论“据文证义”的训诂方法 试论“因声求义”的训诂方法 校勘研究 训诂学与中学语文教学 注释研究 反训研究 七、修辞研究 《左传》的外交辞令研究 杜甫诗文修辞研究 以义为单位,给一部先秦文献(或其中的一部分)作词表 《红楼梦》人物语言风格研究 《左传》人物语言风格研究 《水浒传》人物语言风格研究 古今修辞方式的比较 《孟子》论辩艺术研究 《战国策》外交辞令研究 八、其他相关研究 辞典学理论研究 中学文言教学研究 《说文》释义方式研究 古代汉语字词典释义辨正 总之选题尽量对专书、专人进行词汇、语音、语法研究。

起源 汉字的起源,可追溯到距今8000年左右的两类符号:汉字演变一类是以甘肃大地湾遗址的彩陶上的刻符为代表的抽象的、方折形的符号;另一类是以河南贾湖遗址的甲骨上的刻符为代表的肖生象形的符号。前者有序地演变为西安半坡临潼姜寨上的刻划符号系列;后者则发展成为大汶口陶器上的图象。到龙山文化后期,父系社会基本确立,该时期出现了良渚文化玉器上的成组的刻符。这些刻符,有与大汶口陶器图象相同或相象者,也有与西安等地的刻符相类者。这些刻符可能是当时的雏形前汉字系统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良渚文化处于中国中央集权的奴隶制国家诞生的前夕,夏朝应该是正式的汉字系统形成的最关键的时期。那么,问题是:汉字为什么出现得这么晚?根据考古学、遗传学方面的研究,语言诞生的时间,距今约几十万年,而真正的汉字系统却是直到距今约5000年的时候才形成的。趋势 汉字从甲骨文以来发生了许多变化。根据史实,这些变化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改革和自然流变。汉字改革是指人们有意识地、主动地治理汉字的过程,而汉字的自然流变是指汉字自然的变化过程。汉字的改革一般是非连续的、剧烈的、短期内完成的;而汉字的自然流变是连续的、缓慢的、长期的。汉字的自然流变有时间上的因素,也有地理上的因素,它使得汉字的字形、字音、字义多样化,造成异体字越来越多,字音读法不同,字义发生变化,导致了汉字不统一、不规范。因此,经过一段时间的自然演变后,人们必须对汉字进行改革,使得汉字规范化、统一化。此外,汉字不可能一产生就很完美,就能满足各个时期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因此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也会主动地改革汉字,使得汉字满足生产力继续发展的需要。而当改革的措施推广之后,汉字又开始新一轮的自然流变。汉字演变 汉字的变化好像路的变化一样。路是人们走出来的;路走出来之后,人们隔一段时间就得修缮一次;修缮之后,路又渐渐发生一些变化,如变宽、变直、损毁,或者出现新的分支,需要再次修缮。此外,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前的路渐渐不能满足时代 发展的需要,需要建设新的道路,如铁路、高速公路等等。修路相当于汉字的改革,而路渐渐自然变宽、变直、损毁、分支等变化,相当于汉字的自然流变。这两种变化过程有着不同的性质、趋势、规律和作用,因此过去我们笼统地把这两种变化放在一起讨论汉字的历史演变,得出的一些结论,如“汉字的发展趋势是由繁到简”,难免模棱两可,似是而非!汉字演变-古字到小篆 在这本书里,古字是指包括大篆在内的小篆以前的文字,含有金文、甲骨文和大篆等字体。汉字演变 金文:古代称铜为金,故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叫做金文,又叫钟鼎文、铭文。金文始见于商代二里岗的青铜器,不过商代二里岗发现的青铜器有金文的只有少数几件。殷墟出土的青铜器上金文增多;至西周时,青铜器上金文已经较为普遍。商代金文多为象形字以及由象形字合成的会意字。这些字像一幅幅图画,生动逼真,浑厚自然,有的呈团块状。 甲骨文:古代用写或刻的方式,在龟甲、兽骨上所留下的文字。现在发现最早的甲骨文是商朝盘庚时期的甲骨文,其内容多为“卜辞”,也有少数为“记事辞”。甲骨文大部分也是象形字或会意字,形声字只占20%左右。甲骨文象形程度高,且一字多体,笔画不定。这说明中国的文字在殷商时期尚未统一。 大篆:据传为周朝史籀所创,故又称籀文、籀篆、籀书等。史籀是周宣王的史官。大篆散见于《说文解字》和后人所收集的各种钟鼎彝器中,其中以周宣王时所作石鼓文最为著名。大篆是古字向小篆过渡的一种汉字字体。 小篆:小篆是由大篆简化而成。相对于大篆而言,小篆的形体结构简明、规正、协调,笔势匀圆整齐,偏旁也发生一定的变异和合并。与大篆相比,小篆的图画性已经大大减弱,每个字的结构已经比较固定。 相传小篆是战国时期秦国宰相李斯负责整理出来。如果小篆的确是在短时期内整理出来的,则在秦国国内必然有一个主动推广小篆和主动摒斥包括大篆在内的古字的改革过程。 秦国以外的国家所用的文字统称为“六国文字”。六国文字属于古字范畴,图画性强,形状不定,难以识别。 公元前221年,秦将王贲攻破齐国首都临淄,齐亡。至此,秦统一六国。秦王嬴政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第一个皇帝,自称“始皇帝”。秦始皇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上实行一系列的巨大改革,以加强和方便他所代表的地主阶级对全国的统治力量。文字改革就是其中之一。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下令规定以小篆为统一书体在全国推行,并“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的各种文字。为推行小篆,秦始皇命令李斯、赵高等人编写了《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等书文,作为标准的文字范本。由于皇帝的高度重视以及皇权巨大的影响,小篆迅速在全国推行开来,而纷繁复杂的“六国文字”也随即退出历史的舞台。汉字演变-小篆到隶楷 在小篆通行不久,民间又创造一种比小篆更为简便、更为定型的新书体。这就是“隶书”。隶书开始时是写得比较草率的和不够规范的小篆。到秦始皇统一文字时,隶书已经形成一种固定的、规范的字体。隶书改篆书一味圆转的线条为方折的笔画,顺应了社会对书写方便和规范的需要。汉字演变 相传,有一位名叫程邈的犯人,在狱中把民间流行的隶书整理出三千个字,传给秦始皇。秦始皇大为赏识,并破格提拔程邈为御史,并准许其字用于皂隶小民之间。此后,隶书不仅仅在秦朝民间广泛流行,政府文件一般也都用隶书书写,但重要的诏书仍用小篆书写,所以隶书在秦代又称“佐书”。 隶书的出现是汉字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隶书以前的汉字是用绘画式的线条书写的,而隶书以后的汉字是用横竖撇点折等笔画构成的。自隶书出现后,汉字的结构基本上固定了下来,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 随着秦王朝的覆灭,小篆也就迅速退出历史舞台,隶书成为社会首要书写方式和书法的典范。其后不久,出现了更为规范的楷书字体。汉朝以后楷书占据正统地位。汉字演变-繁体字到简化字 下面详细说一下在这个阶段的汉字结构上的改革过程。 汉字中许多字自古以来在民间就有多种写法,有的写法笔画多,有的写法笔画少。笔画多的叫做繁体字,笔画少的叫做简体字。 隶书和楷书走上历史舞台之时,自然而然地消除了小篆形式的各种繁体字和简体字,但是针对隶书和楷书形式的一些汉字,人们又渐渐创造出的新的书写形式,有的写法笔画多,有的写法笔画少。一般笔画少的占多数。这些笔画少的书写形式叫做简体字,笔画多的叫做繁体字。简体字一般不被官方认可,只流行于民间,因此又叫俗体字。顺便说一下,上个世纪,我们实行简化字运动后,有些简体字或俗体字取代占正统地位的繁体字,成为占正统地位的文字,这些简体字叫做简化字。可见“简化字”和“简体字”是两个相关但不相同的概念。 1909陆费逵在《教育杂志》上发表《普通教育当采用俗体字》一文,首次向国人阐明简体字的优越性,并且说明简体字并非本身不雅观。这篇文章被认为是近代简化字运动的开端。 1922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划委员会成立了汉字省体委员会,正式进行汉字简体字研究的组织领导工作,并通过钱玄同的《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此案首先说明了减省汉字笔画的重要性,指出虽然改用拼音是治本的办法,而减省汉字的笔画是治标的办法,但是当时汉字的弊病已日益明显,而治本的方法又一时拿不出来,所以减省笔画的治标方法是当时唯一的选择。此案还讲述了减省笔画的几种方式,而这些方式都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和民间使用的历史。 1935年,经过了十几年的学术讨论和准备,国民党政府通令全国,推行《第一批简体字表》。但该表推行不久就遭到某些保守人士的反对。1936年,教育部奉行政院的命令,正式下达了“简体字应暂缓推行”的训令,标志着民国时期的简化字运动的夭折。 但是,简化字运动在人民群众仍旧继续进行着,特别是红军解放的地区,到处都可以看到简体字。它们出现在人们手写的稿子和各种印刷品上,人们称之为“解放字”。随着解放区的扩大,“解放字”也普及全国,在群众中为新中国汉字简化运动打下良好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后,汉字简化工作很快就提上了议事日程。1949年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正式成立,并选举吴玉章为主席。1952年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主任委员是马叙伦,下设拼音方案组、汉字整理组、教学试验组、编辑出版组、秘书处。1954年10月,这个委员会将多方研究讨论并经过四次大的修正的《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上报中央,得到中央的批准,并下达地方进行进一步审阅,并开展初步试验。同年10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隶属于国务院直属单位。1956年国务院通过《汉字简化方案》以及《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开始正式推行汉字简化方案。汉字演变 根据国务院的决议,《汉字简化方案》分四批进行。1956年2月推行第一批简化字260个,包括230个简化字和方案之外的30个偏旁类推字;1956年6月推行第二批简化字95个;1958年推行第三批简化字70个;1959年推行第四批简化字92个,另外附录了54个简化偏旁。四批合计517个简化字,其中有30个是《汉字简化方案》之外的偏旁类推字,而《汉字简化方案》中还有28个没有推行。1964年,文改委编印了《简化字总表》,此表分为3个表。第一表收录了352个不作偏旁的简化字,第二表收录了132个可作偏旁的简化字和14个简化偏旁。第三表收录了1754个简化字,是应用第二表的简化字和简化偏旁,对基本上以《新华字典》收录的8000个汉字进行类推简化。总表外还有两个重要的附录:一个是被看作简化字的异体字表,一个是国务院批准的生僻地名用字表。《简化字总表》的编印表明中国第一次简化字运动最终取得了成功。 第一次简化字运动的效果突出:①它把2235个汉字从平均16.03个笔画减省到10.3个笔画,学习起来和书写起来都方便了许多;②消除了一批异体字;③构造更为合理,比如“偿”容易读成“shǎng”,变成简体字“偿”后就不会误读了;④在结构上更为美观,字形之间的差异也更为突出。笔者曾经把繁体字和简化字的汉语报纸给不认识汉字的德国人和泰国人看,让他们比较那种形式的汉字更美观,结果他们大多数认为简化字美观。 在扫盲试验中,简化字扫盲的效率比繁体字扫盲的效率高出20%左右。 第一次简化字运动也存在一些问题:①有些字简化不合理;②有些繁体字该简化的没有简化。这些问题,相对于其上述有益的效果而言,是次要的。 任何事情都有一定的惯性,简化字运动也不例外。第一次简体字成功之后,有些人又在思索着如何进一步简化汉字,于是开始了第二次简化字运动。其大致过程如下: 1966年到1971年,汉字简化工作处于停滞状态。1972年3月,中国科学院下设文字改革办公室,文字改革工作开始恢复。当年7月,文字改革办公室开始拟定《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并广泛征集群众中流行的简化字。1973年国务院同意恢复“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名称,归国务院科教组管。1975年文改委拟定出《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以下称《二简》。1977年文改委在广泛征集各方意见的基础上,拟定出《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的修订稿,收录了简化字853个。 1977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加快文字改革的步伐》,并于次日开始试用《二简》中第一表中248个简化字。1978年3月教育部通知要求全国统编教材一律试用《二简》中第一表字,开始推行《二简》。 但是《二简》中不合理的地方很多:①没有规律地简化了一些字;②不合理的兼并了一些汉字,如把“雕”和“刁”并为一个字。此外,汉字的整体局面被“一简”深刻地冲击后,刚刚恢复平静,又受到“二简”的冲击,弄得有些混乱。因此,从1978年开始人们反对《二简》的呼声越来越高。1978年8月,全国报刊都停止了试用《二简》中第一表中的简化字。汉字演变 从1980年起,有关机构开始修订《二简》,一直持续到1985年。但是在似乎修订完善的时候,被政府废止了:1985年12月,文改委更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年6月24日,国务院批转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关于废止《二简》和纠正社会用字混乱现象的请示,并在通知中明确指出“1977年12月20日发表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自本通知下达之日起停止使用。”这个通知宣告了第二次简化字运动的失败。 第二次简化字运动为什么失败了?笔者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第二次简化字运动的效益非常有限。第一次简化字运动对汉字的结构改动得那么大,而产生的效果在扫盲试验中,简化字扫盲的效率比繁体字扫盲的效率只提高了20%左右。第二次简化字运动的规模远不及第一次简化字运动,群众基础也赶不上第一次简化运动,合理性也不如第一次简化字运动,因而其产生的效益不会有多大。 第二次简化字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值得思索的问题和很多值得吸取的教训。其中关键的一点是“不熟不做”。因此,1992年11月6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批转国家语委关于当前语言文字工作请示的通知》中进一步明确指出今后对汉字简化应持慎重态度,使汉字保持稳定,以利社会应用。汉字演变-自然流变 (1)汉字结构的自然流变汉字演变 汉字结构上的自然流变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异体字越来越多,也就是说同一个字不同的书写形式越来越多;②笔画的模式越来越多;③书写方式越来越多。 汉字在起源之时,实际上是一幅幅逼真的图画,各个部落甚至各个人在写这些字,或者说画这些画时,都可能不一样,所以每个字的写法有很多种。这种现象在商代甲骨文中仍然非常明显。例如,甲骨文中“尊”字的写法至少有20种,“羊”字写法至少有45种。一个字多种写法相互之间称为异体字。 在汉字结构变革过程中,新的字体取代了旧的字体,旧的字体中各种写法往往同时也被废止了,即消除了许多异体字。但是对于新的字体而言,通过自然演变,在民间又有简化、草化、快写、随便写的现象、要求和趋势,由于各地、各时、各人在简化、草化、快写、随便写时没有统一的规矩,国家又一直没有制定汉字书写的标准,所以一个汉字又产生多种写法,出现了新的异体字。 此外,由于人们对社会和自然的认识不断增长,现有的字往往不够。因此,就会另造一些字来,由于各个时期各个人造的字往往没有经过专门的机构进行审查就流传开来了,有些字实际上是表示同一个意思,这就又增加了异体字出现的机会。 在字体方面,汉字也发生过较大的流变。例如,隶书走上历史舞台不久,其笔画经过自然流变,形成了楷书。宋朝发明了印刷术,为适应印刷,尤其是书刊印刷的需要,笔画发生进一步的自然流变,出现了横平竖直、方方正正的印刷字体——宋体。随看文化事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在西方文字字体的影响下,汉字又出现了黑体、美术字体等多种新的字体,如海报体、综艺体、勘亭流、少女字体、仿宋、扁宋等。这些字体一般用电脑而不是手来“书写”,所以现在又可统称为“电脑字体”。 此外,为手写之便捷以及书法艺术的开拓,人们还创造出行书和草书等多种书写方式。行书的结构和楷书基本相似。草书的结构虽然和楷书差别较远,但是草书一般只作为一种书法,或者作为一种速记方式,在信息交流中应用较少并常遭排斥。 (2)汉字数量的自然流变 在自然流变过程中,汉字的数量是逐渐增多的,这是因为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人们不断地制造出一些新字来满足生产和生活的需要。此外,异体字的自然增多也是汉字数量增加的原因之一。 (3)汉字读音的自然流变 从远古时期到现在,汉字的读音发生过一定的自然流变,如上古时期,有一些复辅音,现在都从汉语中消失了。此外,在音调方面,也有一些显著的变化。长期以来,汉字一直没有一个规范的注音工具,是其读音自然流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4)汉字字义的自然流变 从远古时期到现在,有些汉字的字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汉朝以前,“低”只表示“头向下垂”;汉朝以后,“低”才表示和“高”相反,包括“矮”、“地势低洼”、“声音细小”、“程度差”等意义。 (5)汉字的规范化问题 上述汉字的自然流变如果不加以约束、规范和清理的话,将带来严重的混乱。汉字演变 传说中创造汉字的“仓颉”可能是远古时期一个伟大的汉字整理者。周朝史官史籀可能也是一位杰出的汉字整理者。他撰写的童蒙识字课本《史籀篇》客观上起到了规范汉字的作用。上述秦朝以小篆统一中国汉字,也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汉字整理规范运动。其后不久,隶书的出现,进一步规范和简化了汉字。此后,汉代的许慎、唐代的颜元孙、宋代的郭忠恕和张有等都对字形混乱的局面做了一些拨乱反正的工作。此外,始于汉末的反切汉字注音方法和魏晋的韵书,为汉字读音的统一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五四”运动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对汉字而言,也是一场大规模的整理和规范过程。在字义方面,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白话文运动的推进,即提倡用口语书写文章,反对用文言文书写文章,废弃了许多汉字在文言文中特有的意义,也使得常用汉字的数量至少减少了很多。 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展简化字运动的同时,也非常重视汉字的规范化运动,这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清理和废除异体字;②统一和规范汉字的字形、笔画、笔顺;③统一和规范汉字的读音。关于这个方面的历史,读者可以参考高更生先生所著的《现行汉字规范问题》一书。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人口的流动急剧增长,文化教育和广播电视事业蓬勃发展,全国人民的普通话水平提高很快,很多偏远乡村的老人虽然不会说普通话,但是能听懂普通话。这说明现在中国人民在汉字的发音问题上统一和规范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从上述汉字发展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得出两点启示: (1)汉字的结构可以在短时期内发生巨大的变化 这体现在大篆向小篆的变革之中、小篆向隶书变革之中、繁体字向简化字的变革之中。 (2)汉字的改革是和生产力的大发展相互对应着。 这体现在汉字两大改革活跃时期(秦朝和20世纪)都是发生在生产力大发展的时期。这种现象可以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来解释:汉字本质上是一种生产工具,生产力的大发展为生产工具的革新提供了技术和人文基础,而生产工具的革新将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从而又满足了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此外,生产力大发展和汉字改革都需要中国处于一个相对统一和稳定的政治局面。这也是其原因之一。演变过程

中国古代汉语毕业论文

汉语言文学是一门有关语言的专业,其对语言文字的修养及其能力也是相对较高的。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汉语言文学的毕业论文范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谈重视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

【摘要】汉语言文学专业不是应用型较强的专业,为适应当前的就业形式,本文提出从两个角度指导该专业的教学:从实用性的角度,优化课程,强化学生的专业知识结构和强化课程应用性,提高学生本专业的应用能力;从创新的角度,突破专业限制,进行教学内容创新,并重视学生创新思维的构建。这有利于提高学生的专业素质,丰富他们的知识结构,增强其在社会立足的本领。

【关键词】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教学探讨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特点

汉语言文学专业很难和一些实用性较强的专业,如工程、建筑、医学、会计等一样获得准确的职业定位,更是很难直接和应用型人才挂钩。它作为传统的人文学科,是体现人文精神的最直接的载体,担当着传承与提升全民语言与文化素质的重任[1]。其主干内容是中外的优秀文学文化遗产,而核心内容则是对人类生存意义和价值的关怀,是对自身、他人、集体、民族、国家,乃至对人类的一种认识与社会责任感。为此,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特点在于:所培养的学生主要是从事人的工作的,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教学不体现在应用性,而是体现在对社会观念与精神取向的影响上;不注意直接创造可以计量的经济效益,而在于创造无法用数字统计出来的社会效益等。由于社会的进步和当前就业压力的增大,教学实用主义成为了教学的主要目标,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而言,也必须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革,在保持传统的基础之上,积极和社会接轨。

2用实用性理念指导专业教学

《中国大学生就业》杂志给出该专业的就业方向为教师、各类编辑职务、文秘、文案策划人员等。但事实上,该专业的毕业生就业岗位大多集中在政府机关、教育科研、新闻出版、企业公司等中国单位,还有少数人涉足律师、房地产、金融外贸等新兴行业。由此可见汉语言文学专业具有较宽的职业适应性,但同时,由于相关行业存在文秘、新闻、广告、公共管理专业的毕业生,造成了对他们较大的冲击力。从现实意义来看,从实用性的角度指导教学应注意:

2.1优化课程,强化学生的专业知识结构。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包含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等十余门课程,有必要从以下三个角度对课程进行优化:精简课程内容,每门课都要根据对本领域最新知识结构的分析来设计教学内容,强化核心内容;优化课程结构,按照学科发展的当下高度来考虑学科基础,设计课程内容体系;整合各课程之间的内容,避免内容交叉重复,如写作学和文学概论中的文体学知识。

2.2强化课程应用性,提高学生本专业的应用能力。以就业的观点指导教学改革,就必须讲求专业的实用性,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在社会上立足。结合该专业学生的就业方向,对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核心竞争力,即现代“读”、“写”、“说”这三个方面的能力,必须加以强化[2]。该专业的实用性教学应体现在五个方面:古今各种文体的阅读能力,现代各类文体的写作能力,口头表达能力,语文教学能力,信息调研能力等。学校和教师必须精心设置课程体系,安排教学内容,形成本专业课程的应用模块,通过系统的应用技能课程的设置,以保证学生在学校能够提高这五个方面的能力,获得将来从事语言文字工作的应用能力,成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型人才。

3用创新的理念指导专业教学

创新包括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创新,教学思维创新等。本文强调:

3.1突破专业限制,进行教学内容创新。该专业的学生就业范围较广,但往往不精,竞争力上不如其他专业学生。鉴于该专业的特殊性,教学过程中不必过分拘泥于语言与文学本身,而可以结合汉语言文学的历史发展与就业现状,对学生进行相关职业技能的培养。事实上很多新专业如新闻、广告、文秘,甚至公共管理基本上都是从汉语言文学这个专业发展而来的。因此,在保证专业根基扎实的前提下,应打破人为设定的专业界限,以便更大限度地发挥汉语言文学的专业优势。如教育与教学、新闻传播、文秘与公关、社区文化管理、广告文案等等都可以设计成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模块,学生通过这些模块的学习获得动手能力和从业能力。

3.2重视学生创新思维的构建。汉语言文学专业本身要求学生具备丰厚的东方文化底蕴。该专业有极强的文化特征,其教学直接影响学生对汉语的感情,对东方文化的亲合及从中汲取创新精神动力,并影响学生创新素质的形成。因此汉语言教学中必须重视对学生创新思维的构建[3]。首先,教师应有强烈的创新教育意识,思想上要勇于开拓,力求提出独特的、新的教育活动思路,行为上善于探索,潜心实验,不断总结和不断进取。在教学中不能满足做文化的传声筒,要适当的通过文化评论等多种方式激发学生的思维,并对社会文化现象进行思考,如博客,新媒体等多种文化传播方式都可以成为学生思考的问题。其次要勤于思敏于行,发展创新思维能力。教师应以其丰富的知识做背景,在教学中不断抛出新观点,给学生以震撼,激励他们也去发现、思考、创新。可以说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师必须在不讷于言的同时,还要敏于行。沉默寡言不是该专业的个性,只有言行结合,才能让学生让自己更自信,更有思考的动力。

参考文献

[1]伍建华.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基本思路[J].2008,(11):204-205.

[2]陈吉猛.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文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初探[J].中国电力教育,2008,(9):74-76.[3]丁琴海.大学人文教育的几点思考[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7,(3).

解析汉语言文学教学方式创新

摘 要:对于汉语言文学的陈旧的教学方法进行实施改革办法,对于现阶段的素质教育有着非常重要的保证,要求教师在教授基础知识以及讲解的过程中,还要对于学生自身的人文关怀进行加强,对于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文化资源进行发展利用,做到学生在对课本知识进行学习的时候,还可以对自身的认知能力进行提高,提高自身的人文素质,成为国家未来发展的栋梁。

关键词:汉语言文学;教学方式;创新

1 导言

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给当前的汉语言文学的教学工作带来了新的工作契机。整合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的系统知识,创新好教学方法,现代汉语言文学的教学工作才能彰显其独特魅力,不断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并让汉语言文学教学工作趋于领先的水平。

2 我国汉语言文学教学的现状

2.1学生基础薄弱

汉语言文学对学生的语文素养要求高,尤其是对文言文,要求学生具有较好的理解和表达能力,能自行阅读和理解文言文,如对通假字、同音字等,要求学生有较为系统的文学知识。但我国大学生由于高中进行文理分科,并没有投入大量的精力在语文上,更别说相对晦涩难懂汉语言了,导致我国学生普遍文科基础薄弱。此外,大部分学生对汉语言的兴趣不大,很多是"被选"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在大学期间也没有通过扩大阅读量等方式提高自己的基础。

2.2教学只注重知识理论而缺乏实践

目前我国很多地区的汉语言文学教学只对书本上的理论知识有要求而对学生的合理利用所学知识的要求很低甚至不作要求。不能否认汉语言文学的理论性很强,但是在这个世界飞速发展的21世纪,理论型书呆子的需求量很小,现在社会更多的是需要知识储备丰富、实践操作能力强的双向人才。教师只要求学生记忆理论知识,会使学生理论和实践严重脱节,实际应用表达水平严重不足,现在的社会需要用言语把自己推销出去,这时候的口语表达水平就十分重要了。简单的说在参加面试时面对面试官都不能巧妙的展示自己的才能特长,怎能赢得面试人员的青睐?口语表达看似简单却是个人素质的全面体现,具备较高的口语能力足以体现一个人的德、学、才、识。所以,我们现在的汉语言文学教学不能单纯的要求记忆理论知识更要强化学生的实践意识及能力。

2.3汉语言文学教学的师资队伍专业水平不够

随着时代的发展,汉语言文学本来就已经渐渐变得冷门,再加上其教学方式传统落后,导致社会中人们普遍对汉语言文学这门学科的研究大幅度减少,所以,能够真正胜任汉语言文学教学的老师一直在减少,而且由于现在社会风气的败坏,导致学校在招聘教汉语言文学老师的门槛一直在降低,所以,有越来越多没有足够资历能力的人进入学校鱼龙混珠。而且,由于学校对汉语言文学这一学科的不重视,给教汉语言文学的老师安排了很多政务,使得老师对汉语言文学的教学变成一种兼职,学校的行政工作非常繁重杂乱,如此繁杂的工作已经导致老师精疲力竭,他们没有更多的精力投身于汉语言文学的教学中去,导致学校的汉语言文学的教学一直荒废,无法进步。

3 汉语言文学教学方式需要改革创新

3.1需要加强学生的实践意识

汉语言文学具有较强的理论性但是也不能一味的进行理论知识的灌输,应该注重汉语言文学的实践性。加强学生的实践性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很巧妙的锻炼学生的实践意识。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多增加互动,在互动中可以调动学生的参与热情,在参与中实践的能力也能够得到提升。同时我们的教学要把重心由听放到说、读、写上,在课堂上可以随机安排学生进行口语练习,例如可以设置特殊的场景让学生模拟当事人自由发挥随即表演,安排这样的实践活动可以锻炼提升学生的自我表达能力和应变能力,在理论学习中适当穿插汉语言文学实践活动,这样可以很巧妙的将理论和实践结合。也可以给学生布置主题限时演讲、汉字听写大会、诗歌朗诵会等形式多样的课堂活动,提高学生的参与热情,增强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锻炼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更好的与人交流。实践证明学生对于参与性、实践性教学的积极性兴趣高涨,教学效果良好。

3.2对汉语言文学的教材进行改革创新

如今的教育都是以开放教育为主且着重培养实用型人才,所以在教学过程中,一定要注重教学的实践性。首先。我们应该做的是对汉语言文学的教材内容进行改革创新,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汉语言文学的教材内容应该顺应时代的发展,适应新形势下汉语言文学教学的发展,以必要的理论知识为核心,在教材中融入更多的实践性强的实验应用,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以及对汉语言文学的研究能力。

3.3教学过程中要做到理论和实践之间有效的结合

在对汉语言文学的教学过程中,不能单单的让汉语言文学整体的教育方法方式仅仅停留在教育的表面。学校对于汉语言文学进行教学的过程中应当做到推陈出新,一定要打破陈旧传统的汉语言教育方式模式,真正做到提高整个汉语言文学自身教学过程中的社会适用性。在汉语言文学的教学实践具体的过程中,参与教学的教师一定要摒弃陈旧的教学方式,一味的对学生进行灌输知识,采取单一呆板的教学模式,教师要充分的结合讲授法和引导法以及采取探究式的学习方法以及采取小组合作的办法等诸多的形式进行教学,实现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的交流和互动。教师应从学生学习兴趣出发,赋予汉语言文学教学新的时代语言,开创新的汉语言文学教学格局,让学生能够从内心深处喜欢汉语言文学学习。

4 结论

汉语言文学的教学方式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对于这方面人才的需要不断丰富和发展,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带动学习兴趣,老旧的教学方式必须改革创新。汉语言文学的教学中我们应该摒弃循规蹈矩的教学思想,积极的创新的教学方式,让汉语言文学的文化精髓通过创新教学的模式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赵君玉.汉语言文学教学中审美教育的实施[J].才智,2014,07:292.

[2]张晔.当代汉语言文学教学模式之我见[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13,07:90.

[3]徐景宏.论汉语言文学教学策略及教学改革[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13,28:113+115.

[4]次旺罗布.浅析汉语言文学教学改革与创新[J].课程教育研究,2014,06:95.

古代汉语教学与中学文言文教学如何有效衔接,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古代汉语教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论文关键词:古代汉语教学改革中国传统文化文化传承

论文摘要:古代汉语是高等院校中文类专业的主干课和基础课,承担着培养学生的古代汉语素养和古代典籍解读能力等教学任务。这门课程沙及到哲学、历史学、文学、语言学的内容,甚至包括天文、律历、姓氏名号、职官等文化常识,可谓内涵丰富、外延广阔。而以上这些内容,正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在当前传统文化复兴的大背景下,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改革更应该侧重于观照传统文化的解读方式,将传统文化的传承视作其重要任务之一。

和我国高校的其他课程一样,与时俱进,适应社会发展,古代汉语的教学改革也刻不容缓。新时期的古代汉语课程改革,我们认为在发挥其“工具性”作用的同时,更应该提倡在古代汉语教学中实现传统文化传承、人文素质 教育 、审美情操培养等多方面的功能,对此,笔者已撰文讨论。本文就古代汉语教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及相关问题试做讨论。

一、从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目的谈起

我们到的教学材料表明,古代汉语这门课,在1958年以前,不同高校在不同的时期,教学内容、教学目的各有不同。据王力先生说,“有的当作历代文选来教,有的是当 作文 言语法来教,有的把它讲成文字、音韵、训话,有的把它讲成汉语史。目的要求是不一致的”。

1958年的教育革命以后,学者们重新考虑这门课的教学内容、教学目的,以提高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效果。从.此,古汉语的教学改革开始,并大有一发而不可收之,势。自从王力先生于1962年主持编写并出版适用于全国高校文科专业的第一套古汉语教材以来,古代汉语课有了较为确定的内容,即采用文选、常用词、古汉语通论三结合的原则,并以这三个方面作为古汉语课程的主要教学内容。从此,古代汉语课程也有了比较明确的教学目的,即培养学生阅读古书的能力。

培养这一能力就是为学生更好地学习中国古代的哲学、历史学、文学、文献学等知识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以上这些哲学、历史学、文学、文献学知识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因此,古代汉语课程教学应该观照传统文化的传承,并将其作为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古代汉语的教学内容本身承载着丰富的传统文化信息

我国传统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宝贵财富,它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其内涵包括睿智的哲学宗教思想、完善的道德伦理体系、辉煌的文学艺术、独特的语言文字形态、浩瀚的文化典籍等诸方面。古代汉语课程不同于其他课程,它的内容就是以上传统的优秀文化内容的复合体。

现行古代汉语教材大多以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作为参照,学者们或采用文选、常用词、通论“三结合”的编排原则,如郭锡良等主编的《古代汉语》、朱振家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或主要突出文选和通论两部分,如易国杰主编的《古代汉语户。但他们的教材都彰显了我国灿烂多彩的传统文化。下面以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为例(以下简称王本),仅就文选部分和通论所承载的丰富的传统文化信息加以讨论。

王本《古代汉语》在文选部分选取了《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等经典的史学作品,还有《诗经》、《离骚》、唐宋古文、唐宋诗词等优秀的文学作品以及诸子百家的哲学作品(尤其是正统的儒家作品),这些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至于儒家的道德观念,在古代汉语教材的课文中比比皆是。

有反映个人修养的,如《论语·学而》,讲到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说明古人非常重视个人修养,作为古汉语的教学内容,必然使学生通过学习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有反映教与学关系的,如《礼记·教学相长》:“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这一观点到现在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又有反映个人对社会责任的,《论语 ·微子》:“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这是孔子面对隐者的讥讽叹息时所说的话,意思是个人对社会是有一定责任的,人不能逃避现实。

另外教材所选北宋范仲淹《岳阳楼记》,其中的 名言 :“先天下之优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集中体现了古人心系天下,先于民忧,后于人乐的传统道德观念。以上这些都是古人优秀的品质,也是传统文化的精华,通过古代汉语教学,可使学生受到熏陶,起到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作用。

通论是现行古汉语教材都非常重视的不可或缺的内容。王本《古代汉语》“通论”涉及到文字学、训沽学、音韵学的诸多内容,还涉及到文体、修辞等语言学知识,古代的姓氏名号、车马宫室、职官、乐律、天文历法等丰富的文化知识。以文字学知识来说,包括“汉字的构造,古今字、异体字、繁体字”等内容,给我们揭示了汉字和汉文化的密切关系。汉字的书体有甲骨文、金文、篆书(大篆、小篆)、隶书、楷书、 草书 、行书等。

对学生来说,从汉字人手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这是最直接的途径。我国历史上对汉字较系统的研究,开始于东汉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可以说汉字本身及许慎依据汉字形体结构阐释字义的过程,都积淀着丰富的古代传统文化信息。《说文解字》通过说解汉字展示给我们的传统文化内容,陆宗达先生将其归纳为四个主要方面,即古代社会生产、古代的科学、古代医疗学、社会制度等,包括范围很广阔。学生在学习这些内容时,已经不单是简单地将其作为古汉语知识学习,而是观照到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知识空间扩大了很多。

还有一些关于古代的姓氏名号、服饰、车马、宫室、天文等方面的内容,给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空间就更大了。比如,我们通过学习“古代的姓氏名号”,就知道古人有名有字,“冠而称字”,所以,称别人的“字”以示尊重。我们知道了古人还可以有“号”,如陶渊明自称“五柳先生”。古人去世以后还有谧号,而溢号往往根据此人生前品行业绩而定,如陶渊明溢号“靖节先生”,显然是依据其高洁之行得来的。

学了天文律历,我们得以了解古人善于将音乐中的十二律对应岁时的十二月,再读陶渊明的《自祭文》“岁惟丁卯,律中无射”,就知道“律中无射”实际指的是9月份,是用乐律名称表达时序,因为“无射”刚好和“季秋”时节相对。学生学习这些内容的过程,就是对传统文化接纳、传承的过程。 三、当前的文化大背景决定了古代汉语课堂应该成为传承传统文化的主阵地

随着世界经济、文化的发展,我国曾一度出现了文化“向西看”的情形,且势头不小。曾有人盲目地仿效,不论是非,不辨美丑,置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于不顾。就拿节日习俗来讲,人们迷恋于“ 圣诞节 ”、“情人节”,不管是否符合国情,只要是西方的,就很乐意“拿来”,使传统文化备受冷落。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实力的提高,我们高兴地看到我国传统文化有了回归的趋势。如,2008年的奥运会开幕式,充分展示了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四大发明、中 国画 、 武术 、中国戏曲、皮影戏、古代音乐等等。开场戏《击击而歌》,更向全世界展现了我国古老而热情的迎接贵宾的喜庆仪式,表达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意蕴。

2009年,我国颁布了国家传统节日, 清明 节、 端午节 、 中秋节 等重要传统节日和 春节 一同作为法定假日,这将有利于弘扬我国的优秀民族文化。因为中国每个传统节日背后都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们是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还有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汉语热,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中国 留学 ,“孔子学院”在许多国家的建立等,都为我们弘扬传统文化提供了很好的平之如。

在以上大的文化背景下,作为高校的教育者,我们有责任加人到传承、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行列中,更应该走在弘扬祖国传统文化队伍的最前列。从这个方面讲,高校古代汉语教师应义不容辞地将古状汉语课堂作为传承和弘扬我国传统文化的主阵地,这是责任也是义务。

四、古代汉语教学实现传统文化传承功能的 措施

通过古代汉语教学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对教师是严峻的挑战,不仅要求古汉语教师要有专业献文化素养,还要有好的 教学 方法 。我们所说的“专业的文化素养”主要指古汉语教师不仅要具有深厚的专业功底,还要有广博的专业知识面,对我国古代的政治、历史、天文、教育、哲学、风俗习惯等文化知识都有所了解,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住教材,更深人地理解教材,才能有效地进行古代汉语教学。

“好的教学方法”贝组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采用各种方法或者技巧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唤起学生对古代汉语的兴趣,导他们去探究优秀的传统文化,使之加人到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承、创新的队伍中来。具体来说,通过古代汉语教学来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具体措施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教师要改变教学观念,对学生进行正确引导。传统.的古汉语教学中,教师将这门课仅仅视作学习其他‘课程打通语法、扫除文字障碍的工具。新时期的教学改革首先要求教师改变传统的教学观念,有意识地对学生的学习进行正确引导。如讲到《论语》时,教师应结合现实,引导学生感受古人为人处事的准则、教书育人的方式方法、高尚的道德情操等。要求学生多记诵名诗名文,从而加大对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的力度。还可以适时地结合传统节日,渗透传统文化观念。

其次,选取好的教学内容。近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说过:“智仁勇三者是中国重要的精神遗产,过去它被认为‘天下之达德’,今天依然不失为个人完满发展之重要指标。”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中仁、智、勇以及真、善、美和谐统一的崇高道德标准就存在于我们的古汉语教学内容中,这就要求我们根据教学需要进行选择。

再次,改革教学方法。古代汉语教师不能一成不变地沿袭传统的教学方法,而应及时地运用新的教学手段,多样化的教学活动,精心组织古汉语教学,注重弘扬民族精神。比如,运用现代化多媒体教学手段,采用文化解读的教学模式、生动活泼的图片等再现古文字、历史、诗词画面,活跃课堂气氛,让学生准确地理解古代文化知识的积极意义,从而受到美的熏陶。

综上所述,我们必须顺应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需要,适时地对高校古代汉语课程进行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的改革。这种改革的重点正如东北师范大学张世超教授所讲:“我们的古汉语教学不能仅仅停留在字、词、句、语法等知识的讲解上,我们更要通过《论语》、《古文观止》、教材中的优秀篇目来塑造学生的品格,了解我们华夏悠久灿烂的文化传统,并要将之发扬光大。”

【论文关键词】古代汉语教学传统文化传承

【论文摘 要】古代汉语教材中含有大量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有益营养,古代汉语教学活动和教学过程也存在大量的弘扬传统文化、培育民族精神的良好机会。作为教师,应当充分利用好这个优势,想方设法,为提高学生人文素质、提升学生人生境界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

古代汉语作为高等学校汉语言文学、历史学、中文秘书学、教育学、哲学等许多文科专业都需开设的一门重要的社会科学课程,它在承担起培养学生古书阅读能力的同时,在弘扬传统文化方面也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我们的教学自然应当充分发挥其学科优势,找到正确的途径和方法,肩负起育人的职责。

一、古代汉语教学的传统文化传承作用

(1)促进华夏文明生生不息。古代汉语在传承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具有非同寻常的社会作用,一方面在现代社会,从事古代文化典籍研究的人已日渐减少;另一方面古文化距离我们又比较遥远,古代文献资料又是用文言写成的,这种语言对现代人来说已日渐陌生,这更增加了文化传承的难度。古代汉语是学习、传承传统文化遗产的基础所在,要使文明延续,没有捷径可走,唯有掌握古代汉语文言这把开门的“钥匙”,才能让我们领略无限风光,在阅读、思考、传承和创新中继承文明,使源远流长的华夏文化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2)构建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家园。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以中华文化为源头、中国境内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长期历史发展所积淀下来的文化。传统文化是针对文化的传承而言的,它强调的是文化的本源和沿着这个本源传承下来的全部遗产,是迄今为至中华民族经过筛选、淘汰,不断丰富又不断增长的人文精神的总和。百家争鸣是中国思想史上伟大的高峰,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因此传承文化时,对那些缔造过我们民族精神,价值趋向的核心思想必须继承下来,它是我们精神的家园。

(3)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学生作为一名合格社会公民,主要应解决做“人”的问题。古代汉语教学,要在着眼字、词、句教学的同时,更注重领会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人文情怀,在堂堂“君子之文”中,重德修能,体味中华文化的精神魂魄。时代发展到今天,多元文明渗透到许多领域,传统文化正在经受着不同程度的冲击。为了更好地保护文化遗产,保护文明的成果,我们寄希望于有识之士的倡导,寄希望于普通民众的热爱,更寄希望于对古代汉语教学的更上层楼,因为它在继承传统文化方面,有着其他专业无可比拟的优势。

(4)发挥传承文化的载体作用。古代汉语课要发挥文化载体的作用,担负起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职责,以传承传统文化为己任,因为这关系到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繁衍。学习古代汉语,有助于掌握古代优秀文化遗产,提高全民族的道德修养,坚定民族自信心,增强社会责任感和民族的凝聚力。倾注了无数先哲心血的这笔财富是由文言文这种语言形式写成的,要了解这些文化,必须具备阅读经典作品的能力。

(5)发挥文化在传承过程中的鉴别作用。中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中国传统文化深邃厚重。漫长的岁月里,祖先为我们留下了璀璨夺目的文化典籍,这些遗产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天文、地理、医药、卫生、服饰、礼仪、典章制度等诸多领域,它们都是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不可多得的文化瑰宝,而这一切都是以古汉语文言的形式保存下来的。因此,我们要学习、继承和研究它,要去粗取精,为今天服务,就必须扫除语言文字障碍。这就必须熟悉古汉语的语词、语言、语法构造,以做到游刃有余。

二、古代汉语教学实现传统文化传承功能的措施

通过古代汉语教学来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具体措施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教师要改变教学观念,对学生进行正确引导。传统的古汉语教学中,教师将这门课仅仅视作学习其他课程打通语法、扫除文字障碍的工具。新时期的教学改革首先要求教师改变传统的教学观念,有意识地对学生的学习进行正确引导。要求学生多记诵名诗名文,从而加大对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的力度。还可以适时地结合传统节日,渗透传统文化观念。

其次,选取好的教学内容。近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说过:“智仁勇三者是中国重要的精神遗产,过去它被认为‘天下之达德’,今天依然不失为个人完满发展之重要指标。”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中仁、智、勇以及真、善、美和谐统一的崇高道德标准就存在于我们的古汉语教学内容中,这就要求我们根据教学需要进行选择。

再次,改革教学方法。古代汉语教师不能一成不变地沿袭传统的教学方法,而应及时地运用新的教学手段,多样化的教学活动,精心组织古汉语教学,注重弘扬民族精神。比如,运用现代化多媒体教学手段,采用文化解读的教学模式、生动活泼的图片等再现古文字、历史、诗词画面,活跃课堂气氛,让学生准确地理解古代文化知识的积极意义,从而受到美的熏陶。

参 考 文 献

[1]张雪辉.重视传统文化传承的理念与语文教学转向[J].基础教育参考.2006(8)

[2]韩振.传统文化是古汉语教学的重心——张世超教授访谈录[J].语文教学与研究.2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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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古代汉语的研究的论文

起源 汉字的起源,可追溯到距今8000年左右的两类符号:汉字演变一类是以甘肃大地湾遗址的彩陶上的刻符为代表的抽象的、方折形的符号;另一类是以河南贾湖遗址的甲骨上的刻符为代表的肖生象形的符号。前者有序地演变为西安半坡临潼姜寨上的刻划符号系列;后者则发展成为大汶口陶器上的图象。到龙山文化后期,父系社会基本确立,该时期出现了良渚文化玉器上的成组的刻符。这些刻符,有与大汶口陶器图象相同或相象者,也有与西安等地的刻符相类者。这些刻符可能是当时的雏形前汉字系统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良渚文化处于中国中央集权的奴隶制国家诞生的前夕,夏朝应该是正式的汉字系统形成的最关键的时期。那么,问题是:汉字为什么出现得这么晚?根据考古学、遗传学方面的研究,语言诞生的时间,距今约几十万年,而真正的汉字系统却是直到距今约5000年的时候才形成的。趋势 汉字从甲骨文以来发生了许多变化。根据史实,这些变化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改革和自然流变。汉字改革是指人们有意识地、主动地治理汉字的过程,而汉字的自然流变是指汉字自然的变化过程。汉字的改革一般是非连续的、剧烈的、短期内完成的;而汉字的自然流变是连续的、缓慢的、长期的。汉字的自然流变有时间上的因素,也有地理上的因素,它使得汉字的字形、字音、字义多样化,造成异体字越来越多,字音读法不同,字义发生变化,导致了汉字不统一、不规范。因此,经过一段时间的自然演变后,人们必须对汉字进行改革,使得汉字规范化、统一化。此外,汉字不可能一产生就很完美,就能满足各个时期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因此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也会主动地改革汉字,使得汉字满足生产力继续发展的需要。而当改革的措施推广之后,汉字又开始新一轮的自然流变。汉字演变 汉字的变化好像路的变化一样。路是人们走出来的;路走出来之后,人们隔一段时间就得修缮一次;修缮之后,路又渐渐发生一些变化,如变宽、变直、损毁,或者出现新的分支,需要再次修缮。此外,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前的路渐渐不能满足时代 发展的需要,需要建设新的道路,如铁路、高速公路等等。修路相当于汉字的改革,而路渐渐自然变宽、变直、损毁、分支等变化,相当于汉字的自然流变。这两种变化过程有着不同的性质、趋势、规律和作用,因此过去我们笼统地把这两种变化放在一起讨论汉字的历史演变,得出的一些结论,如“汉字的发展趋势是由繁到简”,难免模棱两可,似是而非!汉字演变-古字到小篆 在这本书里,古字是指包括大篆在内的小篆以前的文字,含有金文、甲骨文和大篆等字体。汉字演变 金文:古代称铜为金,故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叫做金文,又叫钟鼎文、铭文。金文始见于商代二里岗的青铜器,不过商代二里岗发现的青铜器有金文的只有少数几件。殷墟出土的青铜器上金文增多;至西周时,青铜器上金文已经较为普遍。商代金文多为象形字以及由象形字合成的会意字。这些字像一幅幅图画,生动逼真,浑厚自然,有的呈团块状。 甲骨文:古代用写或刻的方式,在龟甲、兽骨上所留下的文字。现在发现最早的甲骨文是商朝盘庚时期的甲骨文,其内容多为“卜辞”,也有少数为“记事辞”。甲骨文大部分也是象形字或会意字,形声字只占20%左右。甲骨文象形程度高,且一字多体,笔画不定。这说明中国的文字在殷商时期尚未统一。 大篆:据传为周朝史籀所创,故又称籀文、籀篆、籀书等。史籀是周宣王的史官。大篆散见于《说文解字》和后人所收集的各种钟鼎彝器中,其中以周宣王时所作石鼓文最为著名。大篆是古字向小篆过渡的一种汉字字体。 小篆:小篆是由大篆简化而成。相对于大篆而言,小篆的形体结构简明、规正、协调,笔势匀圆整齐,偏旁也发生一定的变异和合并。与大篆相比,小篆的图画性已经大大减弱,每个字的结构已经比较固定。 相传小篆是战国时期秦国宰相李斯负责整理出来。如果小篆的确是在短时期内整理出来的,则在秦国国内必然有一个主动推广小篆和主动摒斥包括大篆在内的古字的改革过程。 秦国以外的国家所用的文字统称为“六国文字”。六国文字属于古字范畴,图画性强,形状不定,难以识别。 公元前221年,秦将王贲攻破齐国首都临淄,齐亡。至此,秦统一六国。秦王嬴政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第一个皇帝,自称“始皇帝”。秦始皇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上实行一系列的巨大改革,以加强和方便他所代表的地主阶级对全国的统治力量。文字改革就是其中之一。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下令规定以小篆为统一书体在全国推行,并“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的各种文字。为推行小篆,秦始皇命令李斯、赵高等人编写了《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等书文,作为标准的文字范本。由于皇帝的高度重视以及皇权巨大的影响,小篆迅速在全国推行开来,而纷繁复杂的“六国文字”也随即退出历史的舞台。汉字演变-小篆到隶楷 在小篆通行不久,民间又创造一种比小篆更为简便、更为定型的新书体。这就是“隶书”。隶书开始时是写得比较草率的和不够规范的小篆。到秦始皇统一文字时,隶书已经形成一种固定的、规范的字体。隶书改篆书一味圆转的线条为方折的笔画,顺应了社会对书写方便和规范的需要。汉字演变 相传,有一位名叫程邈的犯人,在狱中把民间流行的隶书整理出三千个字,传给秦始皇。秦始皇大为赏识,并破格提拔程邈为御史,并准许其字用于皂隶小民之间。此后,隶书不仅仅在秦朝民间广泛流行,政府文件一般也都用隶书书写,但重要的诏书仍用小篆书写,所以隶书在秦代又称“佐书”。 隶书的出现是汉字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隶书以前的汉字是用绘画式的线条书写的,而隶书以后的汉字是用横竖撇点折等笔画构成的。自隶书出现后,汉字的结构基本上固定了下来,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 随着秦王朝的覆灭,小篆也就迅速退出历史舞台,隶书成为社会首要书写方式和书法的典范。其后不久,出现了更为规范的楷书字体。汉朝以后楷书占据正统地位。汉字演变-繁体字到简化字 下面详细说一下在这个阶段的汉字结构上的改革过程。 汉字中许多字自古以来在民间就有多种写法,有的写法笔画多,有的写法笔画少。笔画多的叫做繁体字,笔画少的叫做简体字。 隶书和楷书走上历史舞台之时,自然而然地消除了小篆形式的各种繁体字和简体字,但是针对隶书和楷书形式的一些汉字,人们又渐渐创造出的新的书写形式,有的写法笔画多,有的写法笔画少。一般笔画少的占多数。这些笔画少的书写形式叫做简体字,笔画多的叫做繁体字。简体字一般不被官方认可,只流行于民间,因此又叫俗体字。顺便说一下,上个世纪,我们实行简化字运动后,有些简体字或俗体字取代占正统地位的繁体字,成为占正统地位的文字,这些简体字叫做简化字。可见“简化字”和“简体字”是两个相关但不相同的概念。 1909陆费逵在《教育杂志》上发表《普通教育当采用俗体字》一文,首次向国人阐明简体字的优越性,并且说明简体字并非本身不雅观。这篇文章被认为是近代简化字运动的开端。 1922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划委员会成立了汉字省体委员会,正式进行汉字简体字研究的组织领导工作,并通过钱玄同的《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此案首先说明了减省汉字笔画的重要性,指出虽然改用拼音是治本的办法,而减省汉字的笔画是治标的办法,但是当时汉字的弊病已日益明显,而治本的方法又一时拿不出来,所以减省笔画的治标方法是当时唯一的选择。此案还讲述了减省笔画的几种方式,而这些方式都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和民间使用的历史。 1935年,经过了十几年的学术讨论和准备,国民党政府通令全国,推行《第一批简体字表》。但该表推行不久就遭到某些保守人士的反对。1936年,教育部奉行政院的命令,正式下达了“简体字应暂缓推行”的训令,标志着民国时期的简化字运动的夭折。 但是,简化字运动在人民群众仍旧继续进行着,特别是红军解放的地区,到处都可以看到简体字。它们出现在人们手写的稿子和各种印刷品上,人们称之为“解放字”。随着解放区的扩大,“解放字”也普及全国,在群众中为新中国汉字简化运动打下良好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后,汉字简化工作很快就提上了议事日程。1949年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正式成立,并选举吴玉章为主席。1952年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主任委员是马叙伦,下设拼音方案组、汉字整理组、教学试验组、编辑出版组、秘书处。1954年10月,这个委员会将多方研究讨论并经过四次大的修正的《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上报中央,得到中央的批准,并下达地方进行进一步审阅,并开展初步试验。同年10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隶属于国务院直属单位。1956年国务院通过《汉字简化方案》以及《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开始正式推行汉字简化方案。汉字演变 根据国务院的决议,《汉字简化方案》分四批进行。1956年2月推行第一批简化字260个,包括230个简化字和方案之外的30个偏旁类推字;1956年6月推行第二批简化字95个;1958年推行第三批简化字70个;1959年推行第四批简化字92个,另外附录了54个简化偏旁。四批合计517个简化字,其中有30个是《汉字简化方案》之外的偏旁类推字,而《汉字简化方案》中还有28个没有推行。1964年,文改委编印了《简化字总表》,此表分为3个表。第一表收录了352个不作偏旁的简化字,第二表收录了132个可作偏旁的简化字和14个简化偏旁。第三表收录了1754个简化字,是应用第二表的简化字和简化偏旁,对基本上以《新华字典》收录的8000个汉字进行类推简化。总表外还有两个重要的附录:一个是被看作简化字的异体字表,一个是国务院批准的生僻地名用字表。《简化字总表》的编印表明中国第一次简化字运动最终取得了成功。 第一次简化字运动的效果突出:①它把2235个汉字从平均16.03个笔画减省到10.3个笔画,学习起来和书写起来都方便了许多;②消除了一批异体字;③构造更为合理,比如“偿”容易读成“shǎng”,变成简体字“偿”后就不会误读了;④在结构上更为美观,字形之间的差异也更为突出。笔者曾经把繁体字和简化字的汉语报纸给不认识汉字的德国人和泰国人看,让他们比较那种形式的汉字更美观,结果他们大多数认为简化字美观。 在扫盲试验中,简化字扫盲的效率比繁体字扫盲的效率高出20%左右。 第一次简化字运动也存在一些问题:①有些字简化不合理;②有些繁体字该简化的没有简化。这些问题,相对于其上述有益的效果而言,是次要的。 任何事情都有一定的惯性,简化字运动也不例外。第一次简体字成功之后,有些人又在思索着如何进一步简化汉字,于是开始了第二次简化字运动。其大致过程如下: 1966年到1971年,汉字简化工作处于停滞状态。1972年3月,中国科学院下设文字改革办公室,文字改革工作开始恢复。当年7月,文字改革办公室开始拟定《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并广泛征集群众中流行的简化字。1973年国务院同意恢复“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名称,归国务院科教组管。1975年文改委拟定出《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以下称《二简》。1977年文改委在广泛征集各方意见的基础上,拟定出《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的修订稿,收录了简化字853个。 1977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加快文字改革的步伐》,并于次日开始试用《二简》中第一表中248个简化字。1978年3月教育部通知要求全国统编教材一律试用《二简》中第一表字,开始推行《二简》。 但是《二简》中不合理的地方很多:①没有规律地简化了一些字;②不合理的兼并了一些汉字,如把“雕”和“刁”并为一个字。此外,汉字的整体局面被“一简”深刻地冲击后,刚刚恢复平静,又受到“二简”的冲击,弄得有些混乱。因此,从1978年开始人们反对《二简》的呼声越来越高。1978年8月,全国报刊都停止了试用《二简》中第一表中的简化字。汉字演变 从1980年起,有关机构开始修订《二简》,一直持续到1985年。但是在似乎修订完善的时候,被政府废止了:1985年12月,文改委更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年6月24日,国务院批转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关于废止《二简》和纠正社会用字混乱现象的请示,并在通知中明确指出“1977年12月20日发表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自本通知下达之日起停止使用。”这个通知宣告了第二次简化字运动的失败。 第二次简化字运动为什么失败了?笔者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第二次简化字运动的效益非常有限。第一次简化字运动对汉字的结构改动得那么大,而产生的效果在扫盲试验中,简化字扫盲的效率比繁体字扫盲的效率只提高了20%左右。第二次简化字运动的规模远不及第一次简化字运动,群众基础也赶不上第一次简化运动,合理性也不如第一次简化字运动,因而其产生的效益不会有多大。 第二次简化字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值得思索的问题和很多值得吸取的教训。其中关键的一点是“不熟不做”。因此,1992年11月6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批转国家语委关于当前语言文字工作请示的通知》中进一步明确指出今后对汉字简化应持慎重态度,使汉字保持稳定,以利社会应用。汉字演变-自然流变 (1)汉字结构的自然流变汉字演变 汉字结构上的自然流变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异体字越来越多,也就是说同一个字不同的书写形式越来越多;②笔画的模式越来越多;③书写方式越来越多。 汉字在起源之时,实际上是一幅幅逼真的图画,各个部落甚至各个人在写这些字,或者说画这些画时,都可能不一样,所以每个字的写法有很多种。这种现象在商代甲骨文中仍然非常明显。例如,甲骨文中“尊”字的写法至少有20种,“羊”字写法至少有45种。一个字多种写法相互之间称为异体字。 在汉字结构变革过程中,新的字体取代了旧的字体,旧的字体中各种写法往往同时也被废止了,即消除了许多异体字。但是对于新的字体而言,通过自然演变,在民间又有简化、草化、快写、随便写的现象、要求和趋势,由于各地、各时、各人在简化、草化、快写、随便写时没有统一的规矩,国家又一直没有制定汉字书写的标准,所以一个汉字又产生多种写法,出现了新的异体字。 此外,由于人们对社会和自然的认识不断增长,现有的字往往不够。因此,就会另造一些字来,由于各个时期各个人造的字往往没有经过专门的机构进行审查就流传开来了,有些字实际上是表示同一个意思,这就又增加了异体字出现的机会。 在字体方面,汉字也发生过较大的流变。例如,隶书走上历史舞台不久,其笔画经过自然流变,形成了楷书。宋朝发明了印刷术,为适应印刷,尤其是书刊印刷的需要,笔画发生进一步的自然流变,出现了横平竖直、方方正正的印刷字体——宋体。随看文化事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在西方文字字体的影响下,汉字又出现了黑体、美术字体等多种新的字体,如海报体、综艺体、勘亭流、少女字体、仿宋、扁宋等。这些字体一般用电脑而不是手来“书写”,所以现在又可统称为“电脑字体”。 此外,为手写之便捷以及书法艺术的开拓,人们还创造出行书和草书等多种书写方式。行书的结构和楷书基本相似。草书的结构虽然和楷书差别较远,但是草书一般只作为一种书法,或者作为一种速记方式,在信息交流中应用较少并常遭排斥。 (2)汉字数量的自然流变 在自然流变过程中,汉字的数量是逐渐增多的,这是因为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人们不断地制造出一些新字来满足生产和生活的需要。此外,异体字的自然增多也是汉字数量增加的原因之一。 (3)汉字读音的自然流变 从远古时期到现在,汉字的读音发生过一定的自然流变,如上古时期,有一些复辅音,现在都从汉语中消失了。此外,在音调方面,也有一些显著的变化。长期以来,汉字一直没有一个规范的注音工具,是其读音自然流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4)汉字字义的自然流变 从远古时期到现在,有些汉字的字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汉朝以前,“低”只表示“头向下垂”;汉朝以后,“低”才表示和“高”相反,包括“矮”、“地势低洼”、“声音细小”、“程度差”等意义。 (5)汉字的规范化问题 上述汉字的自然流变如果不加以约束、规范和清理的话,将带来严重的混乱。汉字演变 传说中创造汉字的“仓颉”可能是远古时期一个伟大的汉字整理者。周朝史官史籀可能也是一位杰出的汉字整理者。他撰写的童蒙识字课本《史籀篇》客观上起到了规范汉字的作用。上述秦朝以小篆统一中国汉字,也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汉字整理规范运动。其后不久,隶书的出现,进一步规范和简化了汉字。此后,汉代的许慎、唐代的颜元孙、宋代的郭忠恕和张有等都对字形混乱的局面做了一些拨乱反正的工作。此外,始于汉末的反切汉字注音方法和魏晋的韵书,为汉字读音的统一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五四”运动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对汉字而言,也是一场大规模的整理和规范过程。在字义方面,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白话文运动的推进,即提倡用口语书写文章,反对用文言文书写文章,废弃了许多汉字在文言文中特有的意义,也使得常用汉字的数量至少减少了很多。 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展简化字运动的同时,也非常重视汉字的规范化运动,这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清理和废除异体字;②统一和规范汉字的字形、笔画、笔顺;③统一和规范汉字的读音。关于这个方面的历史,读者可以参考高更生先生所著的《现行汉字规范问题》一书。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人口的流动急剧增长,文化教育和广播电视事业蓬勃发展,全国人民的普通话水平提高很快,很多偏远乡村的老人虽然不会说普通话,但是能听懂普通话。这说明现在中国人民在汉字的发音问题上统一和规范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从上述汉字发展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得出两点启示: (1)汉字的结构可以在短时期内发生巨大的变化 这体现在大篆向小篆的变革之中、小篆向隶书变革之中、繁体字向简化字的变革之中。 (2)汉字的改革是和生产力的大发展相互对应着。 这体现在汉字两大改革活跃时期(秦朝和20世纪)都是发生在生产力大发展的时期。这种现象可以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来解释:汉字本质上是一种生产工具,生产力的大发展为生产工具的革新提供了技术和人文基础,而生产工具的革新将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从而又满足了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此外,生产力大发展和汉字改革都需要中国处于一个相对统一和稳定的政治局面。这也是其原因之一。演变过程

古代汉语是我国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基础课,古代汉语词汇教学是古代汉语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下面是古汉语论文,供大家参考。

古代汉语戏剧文学教学【1】

摘要:教学过程中教师要积极采用现代化教育技术,将知识信息更多地汇集到有限的课堂中来。

多媒体技术因其灵活性、直观性、高容量性,成为课堂教学创新的有效手段。

关键词:古代汉语;戏剧文学

一、与专业结合,明确古代汉语课的性质和意义

明确古代汉语在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性质和功能,才能合理安排教学计划和教学内容,有目的地引导学生学习,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古代汉语课的性质,首先是它的工具性,“主要集中体现在运用所学的古汉语知识进行古书的阅读方面,‘阅读’是其工具性最充分的直接体现。

这一点也正是古汉语课的工具性与现代汉语课的工具性在‘工具’使用范围上的不同表现。

现代汉语课的学习也是为了运用,但它不仅仅体现在对现代文的阅读上,它更主要的是体现在指导人们更好地说话和写作上。

学习古代汉语则没有说和写的要求。”[1]明确古代汉语的工具性这一特点,教师才可以在教学时突出教学的重难点,有针对性地设置与安排教学内容,加大重点难点的教学力度,保证教学效果;学生才可以明确学习古代汉语的目的、作用,并依此确定学习重点,提高学习效率。

基础性和语言性也是古代汉语课程的基本性质。

所谓基础性,是指古代汉语是学习古代文学、古代历史等课程的基础,如果不具备古代汉语的基础知识就无法看懂这些课程所涉及的文献内容。

许多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学生不理解:为什么古代汉语课也是我们的基础课呢?我们不需要看很多古书,这门课程似乎与本专业没多大联系,学习起来没什么实际意义。

如果教师对课程性质和意义的讲述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学生产生这样的疑问很正常。

笔者在讲授时,往往把学习古代汉语的意义与戏剧影视文学的专业特点结合起来,列举一两部学生熟悉的电视剧、电影中的台词或场景,让他们找出里面出现的常识性错误。

如《走西口》里田青与田耀祖喝酒时,田青说:“我父亲叫田耀祖。”田耀祖说:“认识,原来他就是你的家父啊!”学生一听,马上指出:古代称呼自己的父亲是“家父”,称呼别人的父亲是“令尊”,应该说“原来他就是令尊啊”才对。

《三国演义》中有曹操吃玉米的镜头,学生纷纷指出:玉米是明朝时候从美洲引进中国的,三国时期哪里会有呢?之后,教师再明确:如果平时注意积累古代文化的基础知识,在以后的工作和学习中就会不犯或少犯这种常识性的错误。

通过这种方式,学生会认识到学习古代汉语的现实意义,从而产生学习兴趣。

古代汉语的语言性,教师在课程一开始就要对学生明确,因为许多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学生分不清古代文学和古代汉语的差别,听课时不知如何分别对待。

甚至认为古代汉语课讲过的文选,古代文学课不必再讲,古代文学课讲过的篇目,古代汉语也可略去。

笔者第一节课给戏剧影视文学专业讲“绪论”时,就通过实例告诉学生,同一部作品,古代文学偏重文学,侧重分析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而古代汉语强调的是语言性,侧重对语言现象的分析和把握。

只有对古汉语语言性有明确的认识,对古汉语课的学习内容才能了解得更加具体,从而采取适宜的方法来准确地掌握相关知识,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

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古代汉语授课时间只有一个学期,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让学生掌握学习方法、积累与专业相关的知识呢?笔者认为,在授课时,古代汉语理论知识可以有选择地去讲授,不必像给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那样讲得全面系统;应该重点介绍那些较为实用的、能够提高阅读古书能力的内容。

对学生的基本要求也不必拘泥于能够准确分析文章中的语言现象、掌握语言规律的来龙去脉,集中体现在能够认识繁体字,运用所学知识、借助工具书独立阅读浅近的文言文,为今后的工作和学习奠定基础。

二、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提高教学质量

目前,很多古代汉语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采用的仍是“粉笔加黑板”的传统授课方式,教师在讲台上摇头晃脑地讲授知识、满堂灌,大多数学生在课堂上昏昏欲睡,只有少数学生听讲并记笔记,课堂失去了活力和创造性。

为了激发非中文专业学生学习古代汉语的积极性,我们要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模式,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提高教学质量。

笔者根据近些年的教学经验,认为可采用的方法有:

(一)古今结合,突出古代汉语的实用性

古今汉语是“源”与“流”的关系,现代汉语是从古代汉语继承发展来的,学好古代汉语,有利于更好地学习和运用现代汉语。

笔者在给戏剧影视文学的学生讲课时,特别注意把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结合起来,使学生认识到学习古代汉语的现实意义,并鼓励学生运用古代汉语的知识去解决生活、学习中的遇到的语言问题。

这样,学生就会感觉古代汉语很实用,离他们也并不遥远,从而产生学习的兴趣。

现代汉语中很多词语的意义是从古代汉语沿袭或发展来的,学习古代汉语有助于增强对这些词语意义的理解,使学生不仅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加深印象。

比如“奔”字,现代汉语中是“奔跑”的意思,为什么会有这个意义呢?从简化字的字形上我们已经看不出来了,但是一看金文中的字形,上面是人甩着胳膊走,下面三只脚表示走得很急很快,不就是奔跑吗?再如,每年的1月1日是新年的开始,我们称为“元旦”。

“元”在甲骨文中的字形是,代表的是人最上面的部分即人头,由此引申出“开始”的意义。

“旦”在甲骨文中的字形是,代表太阳刚从地面升起,本义“早晨”,引申出“天”的意义。

“元旦”就是一年开始的第一天。

现代汉语的成语中还往往保留了许多古代汉语特有的语言现象,通过成语和来剖析古代汉语的文字、词汇、语法等现象,不但使古代汉语易懂易学,还可以使学生对这些成语有比较透彻的理解,从而运用得更加准确。

例如,“唯利是图”是古代汉语中宾语前置的一种常见格式,“唯”是语气词,表示单一性、排他性;“是”是指示代词,复指前置宾语;“唯利是图”就是“唯图利”,意即“只追求利益”。

成语中词类活用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不胫而走、星罗棋布、风餐露宿、衣锦还乡、丰衣足食、不耻下问等等。

这些成语典故都是学生耳熟能详的,通过它们来讲古汉语语法知识,能起到化难为易的作用。

(二)与古代文化相结合,增强古代汉语的知识性

中国古代文化与古代汉语的关系相当密切。

罗常培先生在《语言与文化》中曾谈到,“在各国语言里有许多语词现在通行的涵义和它们最初的语源迥不相同。

如果不明了它们过去的文化背景,我们简直推究不出彼此有什么关系。

可是,你若知道它们的历史,那就不单可以发现很有趣的语义演变,而且对于文化进展的阶段也可以反映出一个很清晰的片影来。”[2]“古汉语的教学虽然离不开字词解释及语言分析,但绝不应仅从语言到语言,而应将语言教学置于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大背景下来进行,因为语言并不是孤立的。

语言中变化最显著、最迅速的是词汇,词汇中很大一部分词语有着很丰富的文化含义。”[3]笔者讲授文选时,在帮助学生扫除字词理解上的障碍之后,还适当地把某些词语与古代礼制、风俗等方面的历史文化知识结合在一起,让学生体会到文中的古代文化内蕴,不断拓展知识视野,增加学习的兴趣。

例如,《触龙说赵太后》一文“一旦山陵崩。

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这句话中,“山陵崩”是用山陵倒塌指“太后死”,因为古人尤其是君主都忌讳“死”字,所以用“山陵崩”作为“死”的委婉说法。

这种说法,除了避讳之外,还有尊君的意思。

讲到这里,可以再继续延伸,语言虽然没有阶级性,但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在语言的词汇中会有所反映。

因为在中国封建社会,严格的等级制度是不能逾越的.,统治阶级在某些词汇的使用上也体现出尊卑之分。

《公羊传•隐公3年》中说:“天子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崩、薨、卒、不禄”是一组表示“死”的同义词,但使用对象不同。

皇帝死称“崩、驾崩、山陵崩”等,诸侯死称“薨”,大夫死称“卒”,士死称“不禄”,普通老百姓“死”才称“死”。

“山陵崩”这种说法更能体现出封建时代君臣之间的等级关系。

白居易《琵琶行》“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中的“青衫”,字面上看是青色的衣衫,其实可以进一步与唐代的官服颜色联系起来讲解。

官服分颜色从唐朝开始:三品以上紫袍,佩金鱼袋;五品以上绯袍,佩银鱼袋;六品以下绿袍,无鱼袋;文官八品、九品服以青。

因为八九品的官员地位低,后来又借“青衫”指失意的官员。

如此分析,就将古代汉语与古代文化结合到一起。

这种综合、系统的教学内容,能使学生更好地掌握知识,又能发展学生的多向思维。

(三)采用诵读、启发、归纳等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鼓励学生多思考,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给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学生讲授古代汉语课,要想取得好的教学效果,关键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古代书面语言中生疏的字词、抽象的语法规律很容易让学生们望而却步、失去兴趣。

为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可以采用诵读、启发、设疑等多种方法,鼓励学生多思考,达到预期教学目标。

吟诵是形成并强化古汉语语感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通过诵读可以在不知不觉中掌握常用词的意义和各种句式的特点,提高古代汉语的语言感知能力。

笔者在讲授文选时,大多选择故事情节生动、韵律突出、各类语言现象相对集中的经典作品来讲解。

且每讲一篇文章,都要请学生诵读部分段落,并拿朱熹对读书的要求来勉励他们:“学者观书,务须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读一个字,不可少读一个字,不可牵强暗记,只要多读数遍,自然上口,永远不忘。”诵读时,注重引导启发学生在诵读中领会文意,之后再串讲,可以加深学生的印象。

所谓“不悱不愤,不启不发”,教师如果能根据具体的教学内容来巧妙地设计疑问,启发学生思考,就可以很好地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如讲解《鞌之战》“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中的“及”字时,可以引导学生自己思考:在古汉语中“及”有哪些用法?明确是作动词“到”和连词“和”后,让学生进一步讨论:在文中如何解释才合情合理呢?若作动词“到”讲,解张中了几箭?若作连词“和”讲,中了几箭?这样提问并启发,既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

归纳法有益于培养学生的概括归纳能力。

讲语法部分的“名词用如动词”时,如何从形式上判断一个名词在句中用如动词是教学的难点。

笔者给学生列举出二三十个句子,分成六组,引导学生在观察语料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名词在句中的语法功能,自己归纳总结出名词用如动词的六个条件。

讲虚词“而”时,先列举学生熟悉的文献材料,让他们自己体会“而”连接的成分之间是什么关系,教师再进行评讲和补充。

中国古代木漆的研究论文

这件朱漆碗出土时有所残损,但仍能看出形制。此碗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圈足和外壁上涂的朱红色涂料。出土时,这层薄薄的涂料剥落得很严重。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测定结果:“经裂解后,涂氯化钠盐片,用红外光谱分析,其光谱图和马王堆汉墓出土漆皮的裂介光谱图相似”。经过化学方法和光谱分析,专家们确定这就是天然生漆。 这一发现表明早在六、七千年之前,中国长江流域的人们已将天然漆用于装饰生活器具的表面。

浅谈中国家具的精髓———明清家具摘要:明清作为中国最具影响的家具时代,不仅是我国家具发展的鼎盛时期,也影响了中国室内装饰的风格和特点,同时在世界文化传统中占有重要位置。明代家具是在宋元家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制作工艺精细合理,用材考究,选型朴实大方,风格鲜明;清代家具造型厚重,形式繁多,技艺精良,材料精细。明清家具作为室内主要日用品和陈设品,应用于民居、园林和宫廷,是中国古代追求家具完美和恬静生活的反映。关键词:明式家具;清式家具;中国家具家具作为室内陈设的主要设施,是生活中的日常用具,同时也是一种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载体,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明式家具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文人士族文化物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比较突出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人士族文化的特点和内涵。它也代表了中国家具的个性和特点,同时它也影响了中国室内装饰的风格与发展。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崇尚过一种闲逸优雅的恬静生活,这或许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从明清家具散发出来的细腻感与艺术感染力中,可以明显看出,它得益于其独特文化特质的形成,同时也是基于当时的家具使用环境和家具使用者。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初,正值明朝市井文化的繁荣时期,虽然当时北方社会动荡、政治腐败、战乱不断,但在远隔硝烟的南方地区,却在大肆兴建民居、园林、宫庭,而家具作为室内主要日用品与陈设品,需求量大增,苏式家具与广式家具的设计制作水平在此时达到了高峰,同时,也就造就了明代家具的辉煌。尤其是苏州私家园林的建造,其建筑艺术源于自然,又高于自然。在建造园林、制作家具中,他们往往亲自出马,按照文人士族的审美理念参与园林的家具设计。清代早期的半个世纪里,清廷仰仗恢复和发展明代优秀传统,家具保持着明代的一贯作法,并且有不断的改进和提高,如漆家具中的康熙黑漆嵌螺钿山水人物纹平头案,是这一沿革的典型。一、明代家具──家具的昌盛时代明代手工业高速发展,文化艺术复兴昌盛,在这种前提下,明代在衣、食、住、用等各个领域里,出现了种种不寻常的文化现象,家具成了流通的商品,许多文人雅士参与了室内设计和家具造成型研究。明代的家具,也在发展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全国最富庶的江南苏州地区,不仅木作、漆作行业兴旺,而且出现了一批专做硬木家具的小木作行业。店铺内不仅生产出售各种硬木家具,店主还常常根据用户的要求到顾客家中加工制造。按不同的用材和工艺,明代家具可分为传统的漆饰家具和新颖的硬木家具,以及采用竹藤、山柳等制作的民间家具,还有用陶、瓷、石料等制作的家具。明代的漆饰家具五光十色,国内最早的有宣德时期的戗金细钩漆龙纹方角双门橱,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馆。这种被称为雕填的工艺,比单纯填漆的漆家具更加华丽。明代中叶以后,在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出现了以花梨木、紫檀木等优质木材为主要用材的硬木家具,并迅速发展成中国传统家具史上的又一高峰。明代的竹制家具,在当时广大的南方地区,人们就地取材,利用丰富的自然资源,制成别具一格的竹家具,其中尤以斑竹所制家具最为贵重。明代家具在继承宋代家具传统的基础上,发扬光大,推陈出新,不仅种类齐全,款式繁多,而且用材考究,造型朴实大方,制作严谨准确,结构合理规范,逐渐形成稳定鲜明的明代家具风格,把中国古代家具推向顶峰时期。明代家具是在宋、元家具的基础上发展成熟的,形成了最有代表性的“明式”民族风格。明式家具的产地主要有三处:北京皇家的“御用监”,民间生产中心苏州与广州。明式家具的品种十分丰富。保留至今的,主要有凳椅类,几案类、橱柜类、床塌类、台架类等。此外尚有作为屏障之用的围屏、插屏、落地屏风等。明式家具多用花梨、紫檀、鸡翅木、钱梨等硬木,也采用楠木、樟木、胡桃木、榆木及其它硬杂木,其中以花梨中的黄花梨效果最好。这些硬木色泽柔和、纹理清晰坚硬而又富有弹性。这种材料对家具造型结构、艺术效果有很大的影响。由于木质坚硬而有弹性,且硬木是比较珍贵的木料,所以家具用料的横断面制作很小。为此,造型也就显得线型简练、挺拔和轻巧。由于木材本身的色泽纹理美观,所以明式家具很少施用髹漆,仅仅擦上透明蜡即可以充分显示木材本身的质感和自然美。选材,也是设计意匠的重要部分之一。明式家具制作工艺精细合理,全部以精密巧妙的榫卯结合部件,大平板则以攒边方法嵌入边框槽内,坚实牢固,能适应冷热干湿变化。高低宽狭的比例或以适用美观为出发点,或有助于纠正不合礼仪的身姿坐态。装饰以素面为主,局部饰以小面积漆雕或透雕,以繁衬简,朴素而不俭,精美而不繁缛。通体轮廓及装饰部件的轮廓讲求方中有圆、圆中有方及用线的一气贯通而又有小的曲折变化。家具线条雄劲而流利。家具整体的长、宽和高,整体与局部,局部与局部的权衡比例都非常适宜。家具工艺到了清代总的来看造型已趋向笨重,并一味追求富丽华贵,由于繁缛的雕饰破坏了造型的整体感,触感也不好。但在民间,家具仍沿袭“明式”程式,保留了朴实简洁的风格。二、清代家具──斑斓华丽清代家具多结合厅堂、卧室、书斋等不同居室进行设计,分类详尽,功能明确。清代家具中最出色的是宫廷家具。各种工艺的漆制家具色彩绚丽、纹饰华美,具有斑斓瑰丽的艺术效果。最华贵富丽的雕漆家具,又以吉祥图案为装饰主题,刀法深锐,花纹与雕刻手法均严整细密,无论在中国家具史上,还是在中国漆器工艺史上,都是不可多得的杰作。其主要特征是:造型庄重,雕饰繁重,体量宽大,气度宏伟,脱离了宋、明以来家具秀丽实用的淳朴气质,形成了“清式”家具的风格。清式家具作坊多汇集沿海各地,并以扬州、冀州(河北)、惠州(广东)为主,形成全国三大制作中心,产品分别称为苏作、京作、广作。根据学者们的研究,清式家具工于用榫,不求表面装饰;京作重蜡工,以弓镂空,长于用鳔;广作重在雕工,讲求雕刻装饰。装饰方法有木雕和镶嵌。木雕分为线雕(阳刻、阴刻)、浅浮雕、深浮雕、透雕、圆雕、漆雕(剔犀、剔红);镶嵌有螺钿、木、石、骨、竹、象牙、玉石、珐琅、玻璃及镶金、银,装金属饰件等。装饰图案多用象征吉祥如意、多子多福、延年益寿、官运亨通之类的花草、人物、鸟兽等。家具构件常兼有装饰作用,如在长边短抹、直横档、肓板脚柱上加以雕饰;或用吉字花、古钱币造型的构件代替短柱矮老。特别是脚型变化最多,除方直腿、圆柱腿、方圆腿外,又有三弯如意腿、竹节腿等;腿的中端或束腰或无束腰,或加凸出的雕刻花形、兽首;足端有兽爪、马蹄、如北京时间砂、卷叶、踏珠、内翻、外翻、镶铜套等。束腰变化有高有低,有的加鱼门洞、加线;侧腿间有透雕花牙档板等。北京故宫太和殿陈列的剔红云龙立柜,沈阳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螺钿太师椅、古币蝇纹方桌、紫檀卷书琴桌、螺钿梳妆台、五屏螺钿榻等,均为清式家具的精粹。家具种类为坐卧类家具有太师椅、扶手椅、圈椅、躺椅、交椅、连椅、凳、杌、交杌、墩、床、榻等;凭倚承物类家具有圆桌、半圆桌、方桌、琴桌、炕桌、书桌、梳妆桌、条几(案)、供桌(案)、花几、茶几等;贮藏类家具有博古柜架、架格、闷芦橱、书柜、箱等;其他家具还有座屏、围屏、灯架等。清朝经历了近300年的历史,家具由继承、演变到发展,在形制、材料、工艺手段等多个方面形成了其独特之外。现分述如下:第一,造型厚重,形式繁多。清式家具在造型上与明式家具的风格截然不同,首先表现在造型厚重上,家具的总体尺寸比明式家具要宽,要大,与此相应,局面尺寸、部件用料也随之加大。比如清代的太师椅、三屏式的靠背、牙条、腿步等协调一致,造成非常稳定、浑厚的气势。这是清式家具的典型代表。第二,清式家具在结构上承袭了明式家具的卯榫结构,充分发挥了插销挂榫的特点,技艺精良,一丝不苟。凡镶嵌方面的桌、椅、屏风,在石与木的交接或转角处,都是严丝合缝,无修补痕迹,平平整整的融为一体。第三,家具的主料木材,选料极为精细,表里如一,无节,无伤,完整得无一瑕疵。硬木家具的部件和零部件,如抽屉板、桌底板及穿带等,所用的木料都是硬木。第四,清式家具的样式也比明朝繁多,如清朝新兴的家具太师椅,就有三屏风式靠背太师椅、拐子背式太师椅、花饰扶手靠背太师椅等多种。用材广泛,装饰丰富。清式家具喜于装饰,颇为华丽,充分应用了雕、嵌、描、堆等工艺手段,雕与嵌是清式家具装饰的主要方法。雕漆在清代有很大的变化和发展,福建雕漆享有盛名。嵌有瓷嵌、玉嵌、石嵌、珐琅嵌、竹嵌、螺钿嵌和骨木镶嵌等。清代除继承了明代原有的形式外,又发展了螺钿嵌,产生了骨木嵌、珐琅嵌和瓷嵌。骨嵌的鼎盛时期是乾隆中叶,其艺术特点有: (1)骨嵌工艺精良,拼雕工巧。工艺制作上保持多孔,多枝,多节,块小而带棱角,既宜于胶合,又防止脱落,虽天长地久,仍保持完整形象。早期和盛期是高嵌和高平混合嵌,后期都是平嵌。(2)骨嵌用材多为红木、花梨等贵重木材,因其木质坚硬细密,镶以骨嵌更显出古拙,纯朴。(3)骨嵌题材大致可分为人物故事、山水风景、花鸟静物和纹样四类。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最悠久的具有文化传统的国家之一,中国家具文化是世界文化宝库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家具艺术成就对世界家具艺术产生过重大影响,特别是明清家具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也是珍贵的家具设计文化资源,西方一些著名的设计师都十分重视对中国传统明清家具文化的研究和借鉴,他们将西方古典主义风格与中国传统家具风格相互贯通,设计出既适合东方人口味又能引起西方人兴趣的创新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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