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是人类历史上一项伟大发明，它是红铜和锡、铅的合金，也是金属治铸史上最早的合金。青铜发明后，立刻盛行起来，从此人类历史也就进入新的阶段－青铜时代。 中国使用铜的历史年代久远。大约在六、七千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发现并开始使用铜。1973年陕西临潼姜寨遗址曾出土一件半圆型残铜片，经鉴定为黄铜。1975年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约公元前3000左右）出土一件青铜刀，这是目前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是中国进入青铜时代的证明。相对西亚、南亚及北非于距今约6500年前先后进入青铜时代而言，中国青铜时代的到来较晚，但却不能否认它是独立起源的，因为中国存在一个铜器与石器并用时代，年代距今约为5500~4500年。中国在此基础上发明青铜合金，与世界青铜器发展模式相同，因而可以排除中国青铜器是由境外传播而来之说。 “国之大事，在祀及戎”。对于中国先秦中原各国而言，最大的事情莫过于祭祀和对外战争。作为代表当时最先进的金属治炼、铸造技术的青铜，也主要用在祭祀礼仪和战争上。夏、商、周三代所发现的青铜器，其功能（用）均为礼仪用具和武器以及围绕二者的附属用具，这一点与世界各国青铜器有区别，形成了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青铜器文化体系。 一般把中国青铜器文化的发展划分为三大阶段，即形成期、鼎盛时期和转变期。形成期是指龙山时代，距今4500～4000年；鼎盛期即中国青铜器时代，时代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延续时间约一千六百余年，也就是中国传统体系的青铜器文化时代；转变时期指战国末期－秦汉时期，青铜器已逐步被铁器取代，不仅数量上大减，而且也由原来礼乐兵器及使用在礼仪祭祀，战争活动等等重要场合变成日常用具，其相应的器别种类、构造特征、装饰艺术也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 一、形成期 距今4500~4000年龙山时代，相当于尧舜禹传说时代。古文献上纪载当时人们已开始冶铸青铜器。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龙山时代遗址里，经考古发掘，在几十处遗址里发现了青铜器制品。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形成期的铜器有以下特点： １、红铜与青铜器并存，并出现黄铜。甘肃省东乡林家遗址，出土一件范铸的青铜刀；河北省唐山大城山遗址发现两件带孔红铜牌饰；河南省登封王城岗龙山城内出土一件含锡7%的青铜容器残片；山西省襄汾陶寺墓地内出土一件完整铜铃，系红铜；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出土两件黄铜锥；山东省栖霞杨家圈出土黄铜残片。发现铜质制品数量最多的是甘肃、青海、宁夏一带的齐家文化，有好几处墓地出土刀、锥、钻、环和铜境，有些是青铜，有些是红铜。制作技术方面，有的是锻打的，有的是用范铸造的，比较先进。 ２、青铜器品种较少，多属于日常工具和生活类，如刀、锥、钻、环、铜镜、装饰品等。但是应当承认当时人们已能够制造容器。此外，在龙山文化中常见红色或黄色陶鬶，且流口，腹裆部常有模仿的金属柳钉，如果认为这时的铜鬶容器与夏商铜鬶，爵、斝容器功能一样的话，当时的青铜器已经在或开始转向礼器了。 ３、一般小遗址也出土铜制品，一般居民也拥青铜制品。此外，这个时期的青铜制品多朴实无饰，就是有纹饰的铜镜也仅为星条纹、三角纹等等的几何文饰，绝无三代青铜器纹饰的神秘感。 二、鼎盛期： 鼎盛期即中国青铜器时代，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延续时间约一千六百余年。这个时期的青铜器主要分为礼乐器、兵器及杂器。乐器也主要用在宗庙祭祀活动中。礼器是古代繁文缛节的礼仪中使用的，或陈于庙堂，或用于宴饮、盥洗，还有一些是专门做殉葬的明器。青铜礼器带有一定的神圣性，是不能在一般生活场合使用的。所有青铜器中，礼器数量最多，制作也最精美。礼乐器可以代表中国青铜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礼器种类包括烹炊器、食器、酒器、水器和神像类。这一时期的青铜器装饰最为精美，文饰种类也较多。 青铜器最常见花纹之一，是饕餮纹，也叫兽面纹。这种纹饰最早出现在距今五千年前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玉器上，山东龙山文化继承了这种纹饰。饕餮纹，本身就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吕氏春秋·先识》篇内云“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故此，一般把这种兽面纹称之为饕餮纹。饕餮纹在二里头夏文化中青铜器上已有了。商周两代的饕餮纹类型很多，有的像龙、像虎、像牛、像羊、像鹿；还有像鸟、像凤、像人的。西周时代，青铜器纹饰的神秘色彩逐渐减退。龙和凤，仍然是许多青铜器花纹的母题。可以说许多图案化的花纹，实际是从龙蛇、凤鸟两大类纹饰衍变而来的。 蝉纹，是商代、西周常见的花纹，到了春秋，还有变形的蝉纹。春秋时代，螭龙纹盛行，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把其他花纹差不多都挤掉了。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另一个突出特征是制作工艺的精巧绝伦，显示出古代匠师们巧夺天工的创造才能。用陶质的复合范浇铸制作青铜器的和范法，在中国古代得到充分的发展。陶范的选料塑模翻范，花纹刻制均极为考究，浑铸、分铸、铸接、叠铸技术非常成熟。随后发展出来毋需分铸的失蜡法工艺技术，无疑是青铜铸造工艺的一大进步。 在青铜器上加以镶嵌以增加美观，这种技术很早就出现了。镶嵌的材料，第一种是绿松石，这种绿色的宝石，至今仍应用在首饰上。第二种是玉，有玉援戈，玉叶的矛，玉刃的斧钺等。第三种陨铁，如铁刃铜钺，铁援铜刃，经鉴定，铁刃均为硕铁。第四种是嵌红铜，用红铜来组成兽形花纹。春秋战国时也有用金、银来镶嵌装饰的青铜器。 东周时代，冶铸技术发展较高，出现了制造青铜器的技术总结性文献《考工记》。书中对制作钟鼎、斧斤、弋戟等各种器物所用青铜中铜锡的比例作了详细的规定。由于战争频繁，兵器铸造得到了迅速发展。特别是吴、越的宝剑，异常锋利，名闻天下，出现了一些著名的铸剑的匠师，如干将，欧治子等人。有的宝剑虽已在地下埋藏两千多年，但仍然可以切开成叠的纸张。越王勾践剑等一些剑，其表面经过一定的化学处理，形成防锈的菱形、鳞片形或火焰形的花纹，异常华丽。 中国青铜器还有一特点，就是迄今为止没有发现过任何肖像。不少的青铜器用人的面形作为装饰品，如人面方鼎、人面钺等，但这些人面都不是什么特定人物的面容。更多的器物是人的整体形象，如人形的灯或器座；或者以人的整体作为器物的一部分，如钟架有佩剑人形举手托住横梁，铜盘下有几个人形器足之类，这些人形大部分是男女待从的装束，而且也不是特定婢奴的肖像。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立体像、人头像，大小均超过正常人，均长耳突目，高鼻阔口，富于神秘色彩，应是神话人物。 商周青铜器中数以万计的铜器留有铭文，这些文字，现在一般叫金文。对于历史学者而言起着证史、补史的作用。 中国青铜器的铭文，文字以铸成者为多。凹入的字样，称为阴文，少数文字凸起，称阳文。商代和西周，可以说铭文都是铸成的，只有极个别用锋利的工具刻字的例子。 西周晚期，开始出现完全是刻成的铭文。战国中期，大多数铭文已经是刻制的，连河北省平山中山王汉墓的三件极为典重的礼器，都是契刻而成，其刀法异常圆熟，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古人认为青铜器极其牢固，铭文可以传流不朽，因此要长期流传的事项必须铸在青铜物之上。因此，铭文已成为今天研究古代历史的重要材料。 三、转变时期； 转变时期一般指战国末年至秦汉末年这一时期。经过几百年的兼并战争及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政治、经济、文化改革，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具有中央集权性质的封建社会最终建立，传统的礼仪制度已彻底瓦解，铁制品已广泛使用。社会各领域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青铜器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逐渐下降，器物大多日用化，但是具体到某些青铜器，精美的作品还是不少的。如在陕西临潼秦始皇陵掘获的两乘铜车马。第一乘驾四马，车上有棚，御者为坐状。这两乘车马均为青铜器铸件构成，大小与实际合乎比例，极其精巧。车马上还有不少金银饰件，通体施以彩绘。第二乘马，长3.17、高1.06米，可以说是迄今发掘到的形制巨大、结构又最复杂的青铜器。 到了东汉末年，陶瓷器得到较大发展，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重要，从而把日用青铜器皿进一步从生活中排挤出去。至于兵器，工具等方面，这时铁器早已占了主导地位。隋唐时期的铜器主要是各类精美的铜镜，一般均有各种铭文。自此以后，青铜器除了铜镜外，可以说不再有什么发展了，因而本网对中国古代铜器发展的研究，至隋唐为止。 追问： 复制别人的 这个我刚看过 鄙视这类团队 回答： 我只是代表我 不代表团队啊·········· 追问： 额 这话我喜欢 采纳了
商代早期 公元前16世纪——前15世纪中叶 相当于商二里冈文化期。郑州商城夯土中木炭测定碳14年代为公元前1620年，正合于商汤立国的时期，但是二里冈文化的下限还不大清楚。二里冈遗存分上下两层，上下层青铜器的差别不是属于风格方面，而是上层比下层的器类有更多的发展。商代早期青铜器在郑州出土很多，这是由于郑州商城是商代早期的都邑之故。重要的有二里冈、白家庄、张寨南街、杨庄，南关外、铭功路、二七路等地的墓葬或窖藏。大体分布在商城的南面和东南角。在城的东北和西面，也有埋青铜器的墓地。在河南北部发现了商代早期青铜器多起。在湖北黄陂盘龙城、安徽嘉山泊岗、江西清江吴城等地也有重要的发现。以上遗址和墓葬中发现的商代早期青铜器，以二里冈上层的居多。 综合各地出土的器物，计有：鼎、大鼎、大方鼎、鬲、甗、瓿、簋、爵、管流爵，觚、斝、罍、提梁壶、瓠形提梁壶、中柱盘、盘等，包括了饪食器、酒器和水器等门类。较早的器类比较简单，但是爵、觚、斝组合的一套酒器，已普遍出现。二里冈上层青铜器的器形更为发展，商代青铜礼器的体制业已形成。属于二里冈下层的青铜器，器壁普遍很薄，二里冈上层的青铜器，有的器壁巳相当厚重。 商代早期青铜器具有独特的造型。鼎、鬲等食器三足。必有一足与一耳成垂直线，在视觉上有不平衡感。鼎、斝等柱状足成锥状足和器腹相通，这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掌握对范芯的浇铸全封闭技巧。方鼎巨大，容器部分作正方深斗形，与殷墟时期长方槽形的方鼎完全不同。爵的形状承继二里头文化式样，—律为扁体平底。流甚狭而长。青铜斝除平底型的以外，还出现了袋足斝。觚、尊、瓿、罍等圈足器皆有+形大孔，相当二里冈上层的器，+字形有成为大方孔的。有的更在圈足的边沿，留有数道缺口，郑州和黄陂盘龙城都出土过这种实例。管流斜置于顶上的半封顶袋足盉，后侧有一大鋬可执，在本期内颇具特色。罍皆狭唇高颈有肩，形体亦偏高。商代早期壶有提梁的有长颈小口鼓腹形和小口体呈悬瓠形的两种，也有小口器颈不高不设提梁的。 商代早期青铜器纹饰主体已是兽面纹，以粗犷的勾曲回旋的线条构成，全是变形纹样，除兽目圆大，以为象征外，其余条纹并不具体表现物象的各个部位，纹饰多平雕，个别主纹出现了浮雕，二里冈上层尊、罍等器肩上已有高浮雕的牺首装饰。所有的兽面纹或其它动物纹都不以雷纹为地，是这一时期的特色。商代早期的几何纹极其简单，有一些粗率的雷纹，也有单列或多列的连珠纹，乳钉纹也已经出现。 商代早期的青铜器，极少有铭文，以前认为个别上的龟形是文字，实际上仍是纹饰而不是文字。商代早期青铜器的合金成分经测定：含铜量在67.01～91.99%之间，含锡量在3.48～13.64%之间，含铅量在 0.1～24.76%之间，成分不甚稳定。但含铅量较高，使铜液保持良好的流动性能，与商代早期青铜器器壁很薄的工艺要求是相适合的。 商代中期 公元前15世纪中叶—前13世纪 在商二里冈文化期和殷墟文化期之间，有几批青铜器出土。这些器物有某种商代早期的特点，然而已有较多的演变；也有某些殷墟时期青铜器特点的肇始。比较典型的是河北地区藁城台西下层墓葬中出土的一批青铜器，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安徽阜南和肥西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在豫西的灵宝东桥，也有出土。殷墟文化一期有这类器物发现，如小屯232号墓所出土的一组青铜器，和小屯331、333号墓等所出土的部分青铜器。但这一类器物在殷墟发现并不多，而在其它地区有的反而比殷墟的更为典型而精好，现在还找不出像二里冈或殷墟那样生产这类青铜器的商代大都邑。盘庚迁殷之前的商都在奄，更早在庇和相，但是在二里冈期之后，殷墟期之前这批青铜器是客观存在。由于这类青铜器具有早期至晚期的过渡特点，所以有的将之断在二里冈期，有的断为殷墟文化早期。这类青铜器的分布具有一定的广泛性，而其时生产它们的中心又不在殷，因而完全有必要在二里冈文化期之后，和成熟的殷墟文化期之前，划出一个称之为商代中期的阶段。商代中期的上限不易确定，下限约在武丁之前。这一时期接近早期的器形有爵、觚、斝等。爵尾虽然与早期相似，但流已放宽，出现的圆体爵是放所未见的。斝在空椎状足之外，出现了丁字形足，底多向下臌出，平底已较少见。早期虽已出现了宽肩的大口尊，这类器形在此时有较大的发展，像阜南的龙虎尊和兽面纹尊这样厚重雄伟的造型，在商代早期是从未出现的。瓿这类器形，也是这个时期发展 起来的，藁城的兽面纹瓿是其典型。早期体型较高的罍，在这时发展为体型比例较低而肩部宽阔的式样，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巨型兽面纹罍是其典型。这时的圈足器上的+形和方形的孔，与早期相比，有所缩小。鼎、鬲类器比较突出的变化是一耳不再与—足对立，形成不平衡状，而是三足与两耳对称，成为以后所有鼎的固定格式，但这时浇铸时芯范悬封的方法还没有完全解决，因而中空的鼎足还有与器腹相通的情形。 纹饰分为两类，一类是二里冈期变形动物纹的改进，原来粗犷的线条变得较细而密集，一股如平谷的兽面纹鼎和肥西的斝与爵，而阜南龙虎尊和嘉山泊岗的主纹兽面纹已较精细，圈足上的兽面纹仍保持早期的结构和风格。第二类是出现了用繁密的雷纹和排列整齐的羽状纹构成的兽面纹。这类兽面纹双目往往突出。如果不是浮雕，则无论是头像还是体躯都没有明显的区分。这方面的实例如藁城的瓿和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大罍，已采用较多的高浮雕附饰，但线条轮廓有浑圆感，与晚期浮雕轮廓线峻直锐利的风格不同。 商代中期青铜器一般仍保持着不铸铭文的习惯，但个别器上发现铸有作器者本人的族氏徽记，但是没有发现被祭祖考的日干之称。 商代晚期 公元前13世纪至前11世纪 自武丁至于帝辛。段墟文化的考古分期一般采用邹衡的四期说，即第一期盘庚至小乙，第二期武丁至祖甲，第三期辛至文丁，第四期帝乙帝辛。以后的发现，大体上都没有越过这个界限。而殷墟的青铜器分期则有张长寿的三期说，即第一期盘庚至武丁，第二期祖庚至康丁，第三期武乙至帝辛。此外，还有—些其它的说法。 商代晚期如以武丁后期起计，至帝辛可能接近二百年或不足二百年，在这样长的时期内，按照具体情形， 又可区别为前后两个阶段。 1、商代晚期前段：本期新出现的器类有方彝、觯、觥等。方形器大为发展，几乎所有的酒器都为方形。纹饰方面，动物形象比较具体，有的甚至有写实感，主体花纹和地纹明显区分，地纹常为细雷纹，与主体花纹构成强烈对比。主体花纹多采用浮雕手法，风格有浑圆、峻锐两种。铭文多为一二字，为器物所有者的族徽。器形方面，鼎的变化较大，除通常样式外还出现了分档鼎。方鼎都是槽形长方，柱足粗而偏短。簋仍为无耳，腹变浅，最大腹径上移。觚的造型向细长发展，喇叭口扩展，大十字架镂孔退化为十字孔，或穿透或不透。扁体爵大减，圆体爵盛行。斝的变化是斝板上始见兽头装饰。三足明显增高。戈出现了带胡带穿。 2、商代晚期后段：器类方面，无肩尊和扁体卣是新出的典型器，始见马衔等车马器。多沿用商代晚期前端的器类。这一期纹饰最为发达，艺术装饰水平达到高峰，以动物和神怪为主体的兽面纹空前发展。纹饰不仅仅施在器身，有些视线不及的底部也装饰花纹。花纹总体风格森严庄重。这一期出现了记事形式的较长铭文。但最多不过三四十字。铭文铸工精细，内容有族徽、祭祀祖先、赏赐、征伐等。器形方面鼎除柱足外，出现了蹄形足；圆鼎较多，直耳略向外撇。簋最大变化是双耳簋急剧流行觚基本似前段，仍为细长身喇叭口。爵的变化不大，仍为圆体爵，平底爵消失，爵柱后移。斝仍见兽头装饰，继续流行袋足斝，但体较低而宽，柱饰粗壮。戈多有胡，胡上有一二穿。 中国青铜器不但数量多，而且造型丰富、品种繁多。有酒器、食器、水器、乐器、兵器、农具与工具、车马器、生活用具、货币、玺印，等等。单在酒器类中又有爵。角、觯、斝、尊、壶、卣、方彝、觥、罍、盉、勺、禁等二十多个器种，而每一器种在每个时代都呈现不同的风采，同一时代的同一器种的式样也多姿多彩，而不同地区的青铜器也有所差异，犹如百花齐放，五彩缤纷，因而使青铜器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而从文物鉴定的角度来说，无疑增加了鉴定的难度，鉴定难度大，反过来又使研究赏析更富有情趣，青铜器也更具有吸引力。 各个朝代青铜器点评 西周青铜器从器形之间看，由于西周时期的青铜器制作方法同夏、商时期不一样，有很大的变化，都是陶范制作，且一器一范，手工制作，这样就不能铸造出相同的陶范，所以，在西周时期也是没有完全相同的青铜器造型，如果有，肯定有一件是伪器，或二者皆伪。 从纹饰之间看，由于同夏、商时代一样为陶范铸成，一范一器，几乎没有完全相同纹饰或刻痕的青铜器，除了个别用单范铸造成器的有相同的纹饰，不过这样的纹饰在西周时期很少见。 从铜铁合铸上看，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新材料证明，在商代晚期和西周早、中期，这类铜铁合铸器所使用的铁都是陨铁，那么究竟什么时候出现人工冶铁？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时间推定问题，因为，只要这个时间铆定了，我们才可以知道从商代晚期到什么时候属于陨铁和铜材料结合成器存在的时间？而什么时候又是人工冶铁和铜结合器存在的时间。1990年，河南三门峡西周晚期虢国贵族墓地出土了一把玉茎铜芯柄铁剑，为铜铁合铸的典型器物，且是人工冶铁，被称之为“中华第一剑”，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人工冶铁实物，由此我们可以推定，中国历史上铜和陨铁合铸的时代是从商代晚期到西周晚期。而人工冶铁与铜合铸成器的时代至迟在西周晚期技术上已经成熟。
作为一种礼器，先秦的青铜器尽管随时间推移，器型有所演变，但是总体还是保持着一种肃穆特色。尤其在器物纹饰上汲取了来自动植物、气象等各种形态进行了创作，为我们在感受到一种正礼的同时，感受一种接近自然和生活的特点。
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论文怎么写:1、当时青铜器的数量及总体情况；2、多夏商西周时期青铜文化的继承和发展；3、其特点：铸刻文字的青铜器和青铜农具的种类数量；4、青铜器的使用范围；
这里面有几篇关于先秦的论文，但是都是大篇幅的，不是名人的，是一些学生的论文~你自己下载下来在斟酌一下，去粗取精~希望能够帮助到你~
我也在准备开题，不过国内外研究现状别指望网上有可以直接拿来用的，只能自己泡图书馆搜集资料然后加以总结。可以参考下别人写的述评，或者在期刊网上检索引文，这样查的会比较全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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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国先秦至隋的诗歌总集。今人逯钦立（1910～1973）编。共135卷。此书的优点是：①取材广博。隋代以前的作品，除《诗经》、《楚辞》外，凡歌诗谣谚，悉数编入。②出处详明。每诗必注明见于何书何卷，无一例外。③异文翔实。各书的异文，或一书不同版本的异文，乃至前人的校勘成果，凡足资参考者统予记录。④考订精审。书中按断多有独到见解。⑤编次得当。依据作者生卒先后分卷编次。该书在同类总集中是最完善和使用最方便的一部。1983年由中华书局排印出版。作者简介：逯钦立（1910-1973），字卓亭，山东巨野人。193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随即考入北大文科研究所，专门研习汉魏六朝文学。曾在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广西大学（桂林）、东北师范大学任职。 逯先生对于汉魏六朝文学造诣颇深，撰述很多。1940年，他感到明人冯惟讷所辑《诗纪》、近人丁福保所辑《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虽然"搜括靡遗"，有功于世，但仍存在严重缺失，遂在前书基础上重新攟摭上古迄隋末的歌谣，另谋新编。工作时断时续，直至1964年，始编定《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这部百卷巨轶。其中《隋诗》10卷，为目前收录隋诗最为全备的总集。 另有《陶渊明集》校注（中华书局）等。
【关键词】货币 发展 演变 一、我国货币发展的阶段 1.古代货币发展史 古代货币的发展史指的是从先秦到鸦片战争前期货币的发展史。中国的古代货币制度，与其它国家...www.wsdxs.cn/html/china
中国古代钱币的发展前言群居生活，开始有互动有无，从以物易物发展至今，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钱币出现，而且使用上也不只一种钱币，反而很多种。而有些钱币的命名还影响文学渊源，像秦朝的孔方兄，而当时的钱币就象征了皇权，所以只要当时有很多钱币的人，权力都很高。还有一些则是用重量来命名的，像汉的五铢钱，就因轻重大小适宜，所以就被选为那时广泛得钱币。而到了清朝，因为很多外国国家一直想到中国，所以就开港通商，传入了许多国外的东西，包括了钱币等等…所以清朝就彷造外国钱币，称为铜元，而铜元刚开始还不盛行，到了清末明初时，才成为当时通行的货币。而这些货币也代表了中国古代货币制度像近代化的演进，而以上所说的都只是当代相当盛行的钱币，但这些朝代还有其他非常有意义价值又特别的钱币，而这些钱币也让我们了解了当代的风俗习惯及社会风气。一、贝币中国最早的货币是一种由天然海贝加工而成的贝类货币，出土于河南殷墟妇好墓等地，年代为公元前19至前16世纪，距今约3500年以上。经过加工的天然贝类形体一面有槽齿，贝币光洁美观，小巧玲玲，坚固耐磨，便于携带，这类贝币主要出产于我国的东海、南海等地海域，反映了商代商业交流的情况。在商代中期以前贝币价值很高，臣下若能获得商王用贝币的赏赐那可真是极大的荣耀。随着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天然贝币渐渐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故在当时又出现了许多仿制贝币，有石贝、骨贝、蚌贝、绿松贝等，这类贝币形体都较小，其长度约1.2厘米至2.4厘米左右。在商代晚期又出现了铜质货币，形制也仿海贝形式。铜贝出土于河南安阳和保德等地的晚期墓葬中，年代约为公元前14至前11世纪，铜贝堪称是我国最早的金属货币了，其中有一种表面包金的铜币是作为大额货币使用的，现存世量极少。“贝币”为历史货币，不仅为中国的古代经济立了丰功而且还对中国文化，风俗，具有深刻的影响。从现行的中国汉字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与钱币发生关联的事物或行为都有贝旁，如：货、贡、贸、贾、贿、财、贪、贫、费、赔、赎等等。在江浙一带的农村，家长将贝佩挂于孩童的身上以期望健康成长，驱邪生财，更有父母干脆把儿女直呼为“宝贝”，“贝币”虽小却集经济历史，文化多重含义于一身，颇受钱币收藏爱好者们的青睐，进而成为当今收藏的一大门类。二、先秦钱币所谓先秦钱币，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出现的货币，包括原始货币、金属称量货币和金属铸币等。它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早期封建社会三个重要的历史阶段，是由原始社会经济，发展到奴隶社会经济，再发展到早期封建制经济的纽带，也是货币由产生到发展，直至秦统一，中国货币统一于方空圜钱的重要时期。如果从有交换迹象的时代算起，其经历的时间跨度长达万年以上。如果从出现原始货币的时代算起，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因此，要了解、研究中国的货币发展面貌和经济变化，先秦货币是及其重要的一环。先秦时期，货币以贝，刀、布、圆钱、蚁鼻钱（鬼脸钱）等为主。大部分的刀、布币币身极薄（部分地区釿布、戈邑方足布、即墨小刀等的币身较厚），刀币的浇口在首端。刀、布的浇口及边缘常有浇铸时挤出范外的多铜，因未加磨琢而呈自然状态。布币主要流行于我国北方的黄河流域，源于农具铲。春秋以后渐渐成为专用通货。早期的布币有装柄的銎，即空首，所以称为空首布。形制接近实用工具，流行于春秋时期，最晚至战国早期消失。空首布到战国时逐渐演变为布首扁平，无法装柄的平首布。平首布是布币中的先进形制，流行于整个战国时期。布币除了可以分成空首、平首两大类型外，每类中根据首、肩、足部的变化，又可以细分为许多类型。刀币起源于东方的齐国，后逐渐遍及齐、燕等地。刀币又称刀化，是由手工工具刀削演变而来，由刀首、刀身、刀柄、刀环几部分组成。刀首是划分刀币类型的主要依据，可分为针首刀、尖首刀、截首刀、圆首刀和平首刀。圜钱形制的由来是古代玉壁或纺织工具纺轮，最早出现在战国时的三晋地区，最早的圜钱是魏国所铸的“共”、“垣”、“共屯赤金”等，圜钱主要流行于三晋两周地区。圜钱是战国时期最为进步的一种金属铸币形态，它体积小、便于携带，铸造工艺简单，因此战国中期以后，各国的铸币都有圜形化的趋势。三、秦汉钱币秦代最重要的货币当属“半两”钱，史载“惠文王二年（公元前336年）初行钱”，一般认为这就是秦国初铸半两钱的年代。秦始皇灭六国后，废除各国的刀、布等旧钱，将“半两”定为法定货币。半两钱的出现将先秦时期各种原始形态的货币统一在方孔圆钱之下，中国货币的形态从此固定下来，以后一直沿用到清末，通行了两千多年，影响极其深远。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结束了那些形形色色的战国货币的流行。规定除黄金和铜外，其它财物如珠、玉、贝、银等都不能作货币。秦时制造半两钱。这时铸币由各地方政府进行，所以现在所见半两钱枚枚不同。秦半两采用方孔圆钱的形式。之后中国的货币形态就固定下来了，两千多年都是方孔圆钱。方孔代表地方，外圆代表天圆。因此方孔圆钱即象征着古代天圆地方的宇宙观。西汉的铜钱仍然是用其重量来命名的，不过这种名称已渐渐的开始和其重量分开了，如秦半两原重半两，重量和名称相符，汉时有所改变。这时的铜钱仍是由地方铸造，重量与名称往往不符。五铢钱是历史上用得最长久的钱币，因而铸造量大，钱币数量众多，同其他稀有币相比就很不值钱了。除形制特殊的钱币外，几元钱即可买到一枚，而使用了几年就停止流通的三铢钱就是达数百元一枚的。故有人将五铢改为三铢的。东汉所铸的钱，都是五铢钱。灵帝这时曾铸有一种四出五铢钱，就是五铢钱的背面，有四道斜纹，由穿孔的四角直达边缘。当时就有人说铸成此钱政权必四道而去，后来果然黄巾起义，推翻刘汉统治。东汉初年使用王莽货泉,到光武帝建武十六年 (公元40年)才复行五铢钱。在此之前，淮阳王刘曾铸过五铢，史称更始五铢。公孙述则在四川铸过铁五株钱。东汉后期币制混乱，出现剪边五铢。俗称“女钱”。中平三年( 公元186年) 又铸四出五铢。汉政权最后一次铸钱则是董卓初平元年（公元190年）, 熔毁五铢及长安铜人、铜马铸的小钱。四、三国两晋南北朝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最长的动乱时期，大部分时间是处在分裂、混乱和战争之中，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出现重物轻币的现象，金属铸币的流通范围明显减少，货币功能萎缩，钱币的标准不一，形制各异，减重普遍。魏、蜀、吴三国不同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形态，导致不同的货币流通形势。曹魏地处中原，人众物博，商品经济相对发达，因此币制亦较稳定。初期以谷帛为币，后仅用了七个月五铢钱即废止，继而又恢复流通五铢钱，形同汉制，钱体较汉五铢稍小，显著的特点是外郭压五又压铢。两晋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自西晋惠帝元康元年（公元291年）贾后乱政开始，爆发了长达十六年的“八王之乱”，使西晋百业凋敝，未铸新钱，在流通中主要沿用汉、魏五铢钱和各种古钱。东晋偏安东南一隅，制钱继承了西晋的指导意识，不铸新钱，主要沿用孙吴地区旧钱。轻重杂行，既有“大泉五百”、“大泉当千”的大钱，俗称“比轮”；也有轻薄小巧的“沈阳钱”。这些钱相互交替或同时流通成为货币。每个钱币的单位定名为“文”，一千文为一“贯”。南北朝时期是历史上大动荡时代，也是中国货币史上大衰退、大混乱时代，宋、齐、梁、陈各自都曾铸钱，造成货币缺乏统一性和连续性，导致货币减重极盛，私铸劣钱盈市。这个时期还超凡脱俗地出现了不以重量命名的国号钱和年号钱。五、隋唐钱币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铸行了一种新钱“开元通宝”。钱文为大书法家欧阳询所书，书法凝重端庄、结体严谨。“开元通宝”钱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是中国货币史上最早的宝文钱，此后钱币不再以重量为名称，开始以纪年为主。开元钱当初规定每十文为一两，每文的重量为钱，由此就产生了一个新的重量单位“钱”。使“两”以下的重量单位的十进制原则得以确立，促进了中国古代衡法的演进。开元钱的形制虽然比较统一，但因铸年长久，所以版式极多。公元907年朱温篡唐，建立梁朝，从此历史进入五代十国时期。纵观这一时期的货币，可谓铅铁钱多、大钱多、劣币多。五代的钱币与十国的钱币相比，铸量、和种类要少的多。主要有后梁太祖朱温所铸的“开平通宝”大钱、后唐明宗李嗣源仿开元钱形制所铸的“天成元宝”、后晋“天福元宝”、后汉“汉元通宝”、后周“周元通宝”。除周元钱外制作都不很精整。六、宋代钱币宋代是我国历史上铸币业极为发达的时期，不论在数量或质量上都远远超过前代，是继新莽之后的又一高峰。从北宋开始年号钱才真正盛行，几乎每改年号就铸新钱；对子钱起源于南唐，但发展起来却是在宋朝，自宋仁宗天圣年后，差不多每个年号都有对钱，此外宋钱铸工精良，书法优美，艺术价值很高，钱文真、草、隶、篆各体兼备，且多出自帝王、名家之手。两宋的钱币是中国钱币史上最复杂的。它不仅是币材多样，而且流通受地方限制，钱币面额又多，钱名称也多。宋代最流行年号钱，两宋的铁钱是长期的币制，四川一带就是专用铁钱的。北宋九个皇帝就改了三十五次年号，铸了二十七种年号钱和三种非年号钱（宋元、圣宋、皇宋）；南宋七帝，改二十次年号，铸了十八种年号钱和三种非年号钱（大宋、宋圣、皇宋）。宋太祖在建隆元年铸宋元通宝。这是赵宋第一种钱，这不是年号钱。宋太祖在位没有铸过年号钱。乾德钱是十国钱，不是宋太祖乾德年间所铸。太宗铸太平通宝。这是宋朝第一种年号钱，背面有星月，牌别比宋元钱少。淳化五年铸淳化元宝。宋元钱和太平钱都用的是隶书，到了淳化时发生了变化，正式确立了宋朝多种书体裁的钱制。淳化钱也有真、行、草三种书体。淳化钱也有铁钱，但流传后世的极少。七、辽金西夏钱币辽代铸钱早期受五代影响，后期受宋钱影响较大，多是小平钱，铸量较少，制作多粗糙，钱文多为汉文，书体隶兼八分，没有对子钱，辽钱中“天显通宝”、“会同通宝”、“保宁通宝”十分罕见。金代钱币品种虽不多，但每一种钱都很精美、工整，尤其是篆书“泰和重宝”钱，钱文玉箸篆为著名书法家党怀英所书，制作十分规整，号为一绝。传世数量较多的是“正隆元宝”和“大定通宝”。金人扶持的刘豫伪齐政权，曾铸过“阜昌元宝、通宝、重宝”，有楷、篆两体，俱是书法优美、铸造精整，均十分珍稀。西夏钱币有两大类：西夏文钱和汉文钱。西夏文为从前的钱币学家所不识，称为“屋驮文”，西夏钱法受宋影响，多年号钱；且钱形规整，文字精好。其西夏文钱币的铸行早于汉文钱，有“福圣宝钱”、“大安宝钱”、“贞观宝钱”、“乾祐宝钱”、“天庆宝钱”、“大安宝钱（折二）”。八、元明清钱币到了元代，纸币成为流通中的基本货币，铜钱在流通领域中已不占有主要地位。元代铸钱以武宗至大年间和顺帝至正年间为两个高潮期，尤其是顺帝所铸的至正钱传世数量较多，钱郭整齐高峻，文字遒劲、秀丽，是元钱中最为精整的。元代统治者崇信佛教，所谓“供养钱”为元代所特有，是寺观所铸的供佛之钱。面文有多种，有的与正用钱接近。明代一直是大力推行纸币，钞为主、钱为辅的货币制度。明代白银的使用更加广泛，嘉靖以后，白银已成为流通领域的主要货币，所以明朝铸钱也不多。明朝建立之后，明太祖朱元璋颁行“洪武钱制”，铸造了五等币值的洪武钱，背文复杂，有纪地、纪值、纪重几种。洪武之后的永乐、宣德、弘治三朝铸钱极少，仅有少量小平钱。到了嘉靖时又开始大量铸钱。穆宗铸行隆庆通宝小平钱，制作较工整。神宗万历年间（1573-1620年）铸万历通宝，传世较多，分小平、折二两种，多为铜质；熹宗时铸行“天启通宝”，并补铸了光宗的泰昌年号的铜钱。到了崇祯年间，明朝国势更衰，钱法也极其混乱，崇祯钱币值有小平、折二、折五、折十四种，但版制却多达百余种，背文极其复杂。清朝的钱币，大体上是银钱平行本位，大额用银，小额用钱，但是白银的地位更加重要。清朝的铸钱在最初的两百年间，是沿袭两千年以来的传统，采用模型铸造制钱，到了末年，才开始仿效外国，用机器铸造新式的铜钱和铜元。清末爆发的太平天国起义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太平军自咸丰三年（1853年）攻入南京后，开始铸钱，“太平天国”既是国号，也是年号，其国字从“王”不从“玉”，钱币称为“圣宝”是受其宗教纲领所影响。结论中国的古代货币有一段很长的发展史，因为人民的需要和思想一直不断进步，才有货币的不断改良，也才有最早的牲畜货币一直延续至今的反伪钞票。中国古代钱币有成千上万种，例如金银、布帛、纸币等等，而钱币只是其中一种。从上述资料中我们了解到每时期盛行的钱币及由来，也了解了一些当时的社会风气，因为有些钱币会反映当代世俗风情。像厌胜钱就是当时的护身符，可想而知当时一定有宗教信仰，还有一些非常有纪念价值的钱币已做怀旧、定情的用途。如此长远的历史描述着生活的经验与先人智慧的累积，每一段变革都值得我们讨论及省思。
所谓先秦钱币，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出现的货币，包括原始货币、金属称量货币和金属铸币等。布币主要流行于我国北方的黄河流域，源于农具铲。春秋以后渐渐成为专用通货。早期的布币有装柄的銎，即空首，所以称为空首布。形制接近实用工具，流行于春秋时期，最晚至战国早期消失。空首布到战国时逐渐演变为布首扁平，无法装柄的平首布。平首布是布币中的先进形制，流行于整个战国时期。布币除了可以分成空首、平首两大类型外，每类中根据首、肩、足部的变化，又可以细分为许多类型。 刀币起源于东方的齐国，后逐渐遍及齐、燕等地。刀币又称刀化，是由手工工具刀削演变而来，由刀首、刀身、刀柄、刀环几部分组成。刀首是划分刀币类型的主要依据，可分为针首刀、尖首刀、截首刀、圆首刀和平首刀。 圜钱形制的由来是古代玉壁或纺织工具纺轮，最早出现在战国时的三晋地区，最早的圜钱是魏国所铸的“共”、“垣”、“共屯赤金”等，圜钱主要流行于三晋两周地区。圜钱是战国时期最为进步的一种金属铸币形态，它体积小、便于携带，铸造工艺简单，因此战国中期以后，各国的铸币都有圜形化的趋势。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子路出言不逊质疑老师求官心切吃相不雅
先秦诸子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首先是儒家学派的孔孟思想，其次是道家学派的老庄思想。这两派思想在过去学者文人的头脑中，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经常起着不同的积极或消极作用。一般说，儒家的入世精神是积极的，但维护封建秩序的说教却有不良的影响；道家对待现实的态度是消极的，但不肯同统治阶级合作，不肯同流合污的"清高"思想，在一定历史时期也有一些好影响。就诗家来看，接受前者的影响的，其艺术风格多表现?现实主义；接受后者的影响的，其艺术风格多表现?浪漫主义。杜甫和李白就代表着这两种不同的影响和作风。 先秦诸子散文对后世散文发展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汉初政论家贾谊、晁错等的政论文都是从荀卿、韩非及战国其它法家的议论文发展出来的。例如贾谊的《陈政事疏》、晁错的《论贵粟》、《论募民徒塞下》等疏，分析问题，切中时弊。而贾谊的论事，指陈利害，激切锋利，淋漓酣畅，风格尤近韩非。《论语》一书虽后人亦有摹仿，如扬雄的《法言》，王通的《中说》，但对文学则影响不大。魏晋以后，老庄子学大盛于世，影响于我国学术思想和文学方面更大，嵇康有《养生》、《声无哀乐》、《难张辽叔自然好学》、《释私》等论，阮籍有《通易》、《通老》、《达庄》三论及《大人先生传》，纵谈名理，大畅玄风。而《达庄论》、《大人先生传》都用辞赋问答体裁，发挥老庄思想；语言形象，声韵和谐，是我国理论散文的进一步发展。东晋时，玄言诗风独盛，孙绰、许询、桓玄、庾阐诸人之作"皆平典似《道德论》"，固不必说，就是齐梁间的文论、书札，理精语隽，?当时文坛树立爽朗的新风格，形成南朝散文的特色，也未尝不是受老庄思想及文风的影响。 唐宋以来的古文家对先秦诸子散文的爱好和学习也是很多的。著名的古文家韩愈曾以"庄"、"骚"并称，尤推崇孟子?"醇乎醇"，荀子则"大醇而小疵"。他力排佛老，就是继承孟子辟杨墨的战斗精神。其文如《原道》、《与孟尚书书》、《送王秀才(埙)序》等篇，精神面貌都接近《孟子》。《答李翊书》论?文以学养并提，实由孟子知言养气之说而来。柳宗元论文，亦主张"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又谓"《左氏》、《国语》、庄周、屈原之辞稍采取之"(《报袁君陈秀才书》)。而他的《三戒》等篇更是创造性地学习诸子寓言的成果。苏洵生平尤好《孟子》，曾端坐读之七八年，谓其"语约而意尽，不?谗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上欧阳内翰书》)。王安石解《孟子》，其文亦学《孟子》；讥荀卿，文亦学荀卿。而苏轼之文，最得力于《庄子》，他说："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集中如《赤壁贼》及清风阁、凌虚台、墨宝堂、超然台诸记，其思想语言无不出于庄子；而其文章的畅达，所谓"如行云流水"，"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者，亦与《庄子》的风格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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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子路出言不逊质疑老师求官心切吃相不雅。
诸子百家，是对春秋战国时期学术派别的总称。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数得上名字的一共有189家，4324篇著作。其后的《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等书则记载“诸子百家”实有上千家。但流传较广、影响较大、最为著名的不过几十家而已。归纳而言只有12家被发展成学派。
诸子百家之流传中最为广泛的是法家、道家、墨家、儒家、阴阳家、名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纵横家、兵家、医家。中国在古代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艺术，具有鲜明的特色。中国有五千多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文化典籍极其丰富。
1.《〈五行〉学说与〈荀子〉》，刊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2. 《论汉代〈诗经〉著述之内外传体》，刊载于《国学研究》第三十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12月版。3.《学术上的闻一多：论〈古典新义〉之新》，收入《古典新义》（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商务印书馆2011年12月出版。4.《说评点》，刊载于《文史知识》2011年第11期。5.《论屈原诗歌的比体艺术》，刊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被收入《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11年第6期，教育部语言文字报刊社《语文建设》2012年第2期“论点摘编”部分摘要介绍了本文的部分论点，题为《〈离骚〉的比体艺术》。6.《中国寓言研究反思及传统寓言视野》，刊载于《文学遗产》2011年第1期。7.《简帛〈五行〉篇与〈尚书〉之学》，收入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古籍研究中心主编《先秦两汉古籍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1月。8.《论楚辞文化学研究的问题——以萧兵〈楚辞的文化破译〉为考查中心》，刊载于《中国诗歌研究》第6辑，中华书局2010年5月。9.《〈庄子〉和先秦道家散文艺术》，收入熊礼汇主编《中国古代散文艺术二十四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10.《“纯绿”还是“纯缘”：一个〈诗经〉学的误读》，刊载于《文献》季刊，2010年第1期；被收入《北大中文学刊》（2011），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2月。11.《论简帛〈五行〉篇与〈诗经〉学之关系》，刊载于《文学遗产》2009年第6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10年第4期全文转载；又收入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编《燕园论诗：中国古代诗歌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12.《〈离骚〉三论》，刊载于《国学研究》第2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收入《北大中文学刊》（2010），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8月。13.《简帛〈五行〉篇与孟子之学》，刊载于《中国典籍与文化》2009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哲学》2009年第10期全文转载；又被摘要收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国学文摘》第1辑，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7月。14.《〈史记〉：那个时代的“文学”》，刊载于《文史知识》2009年第3期。15.《〈诗经〉学误读二题》，刊载于《枣庄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16.《理解孔子》，刊载于《在北大听讲座》第17辑，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12月。17.《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自恋倾向：以先秦两汉文学研究为考查中心》，刊载于台湾远东科技大学《远东通识学报》第1期，2007年7月。18.《〈两都赋〉新论》，刊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收入《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7年第2期，《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7年第6期全文转载。获得“北京大学第十一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11年3月3日）。19.《上博战国楚竹书〈诗论〉的〈诗经〉学史价值》，刊载于《中国诗歌研究》第3辑，中华书局2005年8月。20.《先秦两汉文学与哲学》，收入《中国古代文学通论》（先秦两汉卷，傅璇琮、蒋寅总主编，赵敏俐、谭家健分卷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21.《现状和困境：近年来〈诗经〉研究平议》，刊载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5年第12期全文转载。22.《归乡情悲：〈采薇〉新释》，刊载于《文史知识》2005年第6期。23.《论上博战国楚竹书〈诗论〉的〈诗经〉学史价值》，收入《立雪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4月。24.《关于先秦寓言的追问》，刊载于《文史知识》2004年第6期。25.《论屈原作品中的“男女关系”隐喻》，收入《先秦两汉文学论集》，学苑出版社2004年7月。26.《卫宏作〈诗序〉说驳议：兼申郑玄子夏作〈大序〉、子夏毛公作〈小序〉说》，刊载于《中国学术》第十四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8月。27.《史学、文学、经学：〈史记〉特质三层》，刊载于International Chinese StudiesⅡ（《国际中文研究》第二辑），博特拉大学出版社（UNIVERSITI PUTRA MALASIA PRESS）2001。28.《孔子天命意识综论》，刊载于《孔子研究》1999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哲学》（马列哲学政治及社科类）1999年12期全文转载。29.《论〈诗经〉汉学宋学之异同》，刊载于《文史哲》1999年第4期。30.《论共时性理解对〈诗经〉、〈楚辞〉研究的意义》，刊载于《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9年第7期全文转载。31.《史记：司马迁人格的完成》，收入孙以昭主编《中国文化与古典文学》，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32.《试论荀子的人文意识》，刊载于《孔子研究》1991年第3期。33.《论〈诗经原始〉在〈诗经〉学史上的进展及其保守性》（合作），刊载于《学术交流》2011年第8期。34.《朱子〈诗〉学特征论略》（合作），刊载于《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35.《历史性：汉字阐释的原则》（合作），刊载于《人文杂志》1996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语言文字学》1996年第8期全文转载。36.《关于汉字构形功能的确定》（合作），刊载于《安徽教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37.《汉字阐释与文化传统》（合作），刊载于《学术界》1995年第1期。38.《汉字形义关系的疏离与弥合》（合作），刊载于《语文建设》1994年第12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语言文字学》1995年第3期全文转载。39.《〈说文解字〉与儒家传统》（合作），刊载于《江淮论坛》1994年第6期。40.《汉字阐释与图腾遗风》（合作），刊载于《东南文化》1994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语言文字学》94年第6期全文转载。41.《论屈原的理性精神》（合作），刊载于《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
秦汉散文 秦王朝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封建国家只存在15年。这期间除皇帝的诏令和臣下的奏疏等实用文字外，没有散文名篇传于后世。而在文学发展中起过一定影响的是完成于秦统一前秦王政八年（公元前 239）的《吕氏春秋》和李斯作于秦王政十年的《谏逐客书》。前者由秦丞相吕不韦主持，由其门客集体编著，它同先秦其他诸子散文一样，有不少地方借寓言故事说理，富于文学意味；书中还保存了大量先秦时代的文献和佚文遗闻，是后世研究先秦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后者是李斯为谏阻秦王拟驱逐六国来客而作。文章揆之以事理，说之以利害，排比铺张，有战国纵横家说辞的气势；而在文辞的修饰整齐、音节的和谐流畅等方面，又是汉代政论文和辞赋的先声。 两汉散文中最先发展起来的是政论文。西汉初年，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争鸣的余风犹存。一些作家继承先秦诸子的优良传统,关心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面对现实，分析形势，勇于表示自己的政治见解和主张，使汉初政论文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贾谊和晁错是这一时期政论文的代表作家。他们的政论文作品或针砭时弊，分析社会实际存在的矛盾；或总结秦王朝短期覆亡的原因，借古喻今，都写得深切著明，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就文章风格而论，贾谊、晁错各有特点，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指出：贾、晁为文皆疏直激切，尽所欲言，贾谊有文采而比较疏阔,晁错则见识深远,他们的政论“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学成为士人仕进的工具，而经学家的家法森严，章句烦琐，许多士人皓首穷经，日益脱离现实而不切实用。西汉末年，谶纬之学兴起，东汉大盛，使空疏的经学又增加了神学色彩，一般士人也无不受到影响。所有这一切，使一般政论文也蒙上了空疏神秘的经学雾障，迂腐板滞而缺少生气。但少数作家能够冲破经学的束缚，继承贾谊、晁错的传统，对封建社会中日益尖锐的种种矛盾，统治阶级的腐化侈靡以及神学化的经学作了揭露和抨击。在文章风格上因受到辞赋创作的影响，有趋于整饬、排比的特点，但思想内容则与辞赋相反，绝少对封建统治阶级的颂扬。 西汉宣帝时的桓宽根据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盐铁会议的文献，剪裁、组织而成的《盐铁论》，不仅保存了西汉中叶的经济思想史料，也对当时的社会面貌有具体生动的反映，其中对时政的批评，对社会不合理现象的揭露,对不切实际、迂腐经生的讽刺,都很深刻。在形式上，《盐铁论》是汉赋主客问答形式的改造和变化，有创新意义。东汉政论文较著名的有王符的《潜夫论》、崔□的《政论》和仲长统的《昌言》。它们对东汉中叶以后的社会有不少深刻的揭露和尖锐的批评，文章结构严密，语言质朴，并常以历史故实和生动的比喻增强其论点的说服力。但就文章气势和文采而言，一般不如西汉的政论文。 东汉初年的王充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家，所著《论衡》（85篇）是中国思想史上一部重要著作,他高举“疾虚妄”的旗帜,批判了当时统治阶级所提倡的对于天道神权命运的迷信，并对传统的思想提出了大胆的怀疑。他批评当时儒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的错误态度，并在《问孔》、《非韩》、《刺孟》等篇中，对被儒家奉为圣人的孔孟的言论做了分析，并指出其荒谬的地方。由此出发，王充还对当时以辞赋为主的正统文学的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风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在《艺增》、《超奇》、《佚文》、《案书》、《自纪》等篇中提出了自己的正面主张。 汉代散文中的史传文成就突出，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史记》、《汉书》在整个封建时代，都被史学家及文学家奉为典范。 中国史官的建置极早，他们掌管国家的典册，记言记事,积累并整理了大量文献,供统治者咨询和使用。现存的儒家“五经”及《左传》、《国语》等，其初大都出于史官之手。战国以后，特别是经过秦火，至汉王朝建立时，史官制度已名存实亡，典籍图书的散失更加严重。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至汉武帝时，社会经济、文化才出现了繁荣的景象。与思想文化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一致，总结、整理历史资料就成为文化思想的必然趋势。《史记》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出现的。《史记》是中国史学中一部继往开来的伟大著作，作者司马迁创造的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在汉以后一直是历代王朝正史所沿用的体制。而《史记》的人物传记,由于作者的匠心独运,使之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传记文学的开山之作，后代的文学家从中受到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宋代郑樵说：“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都说明司马迁对中国文学发展的伟大贡献。 汉宣帝以后，有不少文人缀集时事续补《史记》。 东汉初年班彪“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后汉书?班彪传》）。其子班固在此基础上，撰成《汉书》。《汉书》的体制虽承袭《史记》，但它是中国第一部断代史,记载了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至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共 229年的断代历史，是继《史记》之后又一创造和发展，对后代史学和文学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长期以来，史学界均以班马、史汉并称。 汉代散文，据《汉书?艺文志》著录还有小说一类，《艺文志》载“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实为一千三百九十篇）。班固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汉书?艺文志》)桓谭也说:“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文选》江文通《杂体诗》李善注引《新论》)汉代小说作品大都亡佚,现存题为汉人所作者,如《十洲记》、《西京杂记》、《汉武帝内传》等,均出后人伪托。但据班固、桓谭所论,及汉代小说佚文、伪书所记,推测其内容当系志怪、志人之类,实为魏晋小说之滥觞。由于这些著作“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不本经传,背于儒术”（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因而为当世儒者所轻贱,以至无法流传于后世。汉人小说虽不存,但现存的汉代散文著作中亦有类似小说者，如刘向的《说苑》、《新序》、《列女传》。作者编纂这三部书的本意是用历史故事来宣扬封建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但其中除有先秦至汉代的史事外，也有一些流行于民间的轶事、传说和寓言，颇与后世小说相近。此外，《吴越春秋》、《越绝书》,旧时书录均入史部,称之为“杂史”、“载记”。两书都是叙述春秋末年吴越争霸史实，主要根据《国语》，亦兼采《左传》、《史记》的记载，但其中也融入了有关的民间传说，《四库全书总目》称《吴越春秋》中“处女试剑,老人化猿,公孙圣三呼三应之类，尤近小说家言,然自是汉晋间稗官杂记之体”,其写法对后世历史演义小说是有启发的。
刘桢生平考摘 要：刘桢，以诗歌见长，与曹植并称“曹刘”。根据相关史料及文集理清刘桢依附曹操，任司空军谋祭酒、丞相掾属、五官将文学、平原侯庶子、临淄侯庶子等情况，考订刘桢于建安十六年夏因平视甄氏被刑，建安二十二年遭疫气而亡，享年约43岁。 关键词：刘桢;生平;生卒年 作者简介：王燕（1979-），女，汉族，湖北襄阳人，华中科技大学文华学院中文系讲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4）-32--02 刘桢字公干 ，生于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前后 ，东平宁阳人，即今山东宁阳县人，为汉宗室子孙 。其祖父名梁，字曼山 。 刘桢早慧，年八、九岁，能诵《论语》、《诗》，论及篇赋数万言 ，年少时便文名远播。初平三年（192年）曹操闻其文名，招其来归，桢以年小未就 。 建安三年春，刘桢任司空军谋祭酒 。任职期间，于建安七年、九年随从征邺 。建安十三年，曹操为丞相，刘桢被辟为丞相掾属，同年从征刘表，预赤壁之战 。十四年随军还谯，赴曹丕宴 。建安十六年（211年）曹丕为五官中郎将，刘桢任五官将文学 ，时曹丕驻守邺城，刘桢与诸子随侍，同游南皮、邺城西园 。诸子同游是刘桢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任文学期间，刘桢曾辞曹丕借廓落带 。建安十六年夏因平视甄氏被刑 ，然而不久即被赦，复为文学 ，后转为平原侯庶子 。曹植十九年徙封临淄侯，刘桢也于十九年或稍后随之转为临淄侯庶子。建安二十年（215年）刘桢在清漳河滨养病，曹丕前来视疾 。 刘桢于建安二十二年遭疫气而亡，终年约43岁 。 注释： [1]刘桢，建安七子之一，以五言诗著称，与曹植并称“曹刘”（《文心雕龙·比兴》）。《太平御览》卷三八五《幼智下》引《文士传》：“刘桢字公干”。 [2]见俞绍初《建安七子集》附录《建安七子年谱》，中华书局，1989年，354页。 [3]《后汉书·文苑传下》：“刘梁字曼山，一名岑，东平宁阳人也。梁宗室子孙，……孙桢，亦以文才知名。” [4]关于刘桢与刘梁的关系有不同的说法。《魏志·王粲传》注引《文士传》：“桢父名梁，字曼山，一名恭。”认为桢为梁之子。而《后汉书·文苑传》认为桢为梁之孙。案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刘梁生于公元120年，以刘桢生年公元175年推之，时梁已55岁左右，则桢为梁之孙较为可信。 [5]《太平御览》卷三八五《幼智下》引《文士传》：“刘桢字公干，少以才学知名。年八、九岁，能诵《论语》、《诗》，论及篇赋数万言。警悟辩捷，所问应声而答，当其辞气锋烈，莫有折者。” [6]见俞绍初《建安七子集》附录《建安七子年谱》，中华书局，1989年，354页。 [7]《后汉书·文苑传》下《刘梁传》注引《魏志》：“桢字公干，为司空军谋祭酒”。按《魏志·武帝纪》：“三年春正月，公还许，初置军师祭酒。”则刘桢任司空军谋祭酒在建安三年春正月以后。 [8]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刘桢诗》：“北渡黎阳津，南登纪郢城。”《文选》张铣注曰：“北渡者，谓从太祖征袁绍。”按《魏志·武帝纪》，曹操七年破袁绍，九年与袁尚相持于黎阳。据此刘桢从征邺在建安七年、九年。 [9]《三国志·武帝纪》：“（十三年）夏六月，以公为丞相。秋七月，公南征刘表。”又《三国志·王粲传》：“瑒、桢各被太祖辟为丞相掾属。”则桢为丞相掾属在建安十三年。关于从征刘表，刘桢《赠五官中郎将》其一：“昔我从元后，整驾至南乡。”李善注：“元后，谓曹操也。至南乡，谓征刘表也。”又《遂志赋》自叙经历：“梢吴夷于东隅，制叛臣乎南荆。”“制叛臣”谓征刘表。而曹操征刘表、赤壁之役在建安十三年。 [10]《三国志·武帝纪》：“十四年春三月，军至谯，作轻舟，治水军。秋七月，自涡入淮，出肥水，军合肥。……十二月，军还谯。”刘桢《赠五官中郎将》其一：“昔我从元后，整驾至南乡。过彼丰沛都，与君共翱翔。四节相推斥，季冬风且凉。众宾会广坐，明镫熺炎光。”《文选》李善注：“丰、沛，汉高祖所居，以喻谯也。君，谓五官也。”诗中又有“季冬风且凉”句，与是年还谯时令合。由此可知刘桢从征刘表到还归谯郡一直随行曹氏。曹丕《感物赋序》中有“南征荆州，还过乡里”，指征刘表之后还归乡里谯郡，于谯郡设宴招待诸文人。“众宾会广坐，明镫熺炎光”即刘桢追忆昔日曹丕在谯郡宴饮歌舞的场面。 [11]《魏志·武帝纪》：“十六年春正月，天子命公世子丕为五官中郎将”，又《世说新语·言语篇》注引《典略》曰：“建安十六年，世子为五官中郎将，妙选文学，使桢随侍太子”。 [12]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今果分别，各在一方。元瑜长逝，化为异物，每一念至，何时可言！”曹丕于建安十六年封五官中郎将，阮瑀于十七年卒，又据信中“天气和暖，众果具繁。……节同时异，物是人非”可知诸子同游在十六年夏秋之际。而据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知昔日游处有南皮和西园两处，南皮在今河北省，西园在邺城。 [13]《魏志·王粲传》注引《典略》：“文帝尝赐桢廓落带，其后师死，欲借取以为像，因书嘲桢……桢答曰：‘……恨桢所带，无他妙饰，若实殊异，尚可纳也。’桢辞旨巧妙皆如是，由是特为诸公子所亲爱。其后太子尝请诸文学，酒酣坐欢，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众人咸伏，而桢独平视。太祖闻之，乃收桢，减死输作。”刘桢辞借廓落带发生于被刑输作前，被刑时间见下注。 [14]《世说新语·言语》第二注引《典略》：“建安十六年，世子为五官中郎将，妙选文学，使桢随侍太子。酒酣坐欢，乃使夫人甄氏出拜”。刘桢被刑时间还可参看《魏志·王粲传》述吴质事注引《魏略》：“及河北平定，（大将军）[五官将]为世子，质与刘桢等并在坐席。桢坐谴之际，质出为朝歌长”，可知刘桢被刑与吴质任朝歌长同时。《魏略》接着说质：“后迁元城令。其后大军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据《三国志·钟繇传》裴松之注引《魏略》云：“太祖征汉中，太子在孟津”，可见“大军西征”指曹操征汉中，查《魏志·武帝纪》，曹操西征汉中为建安二十年，吴质迁元城令在西征汉中前，故必在二十年或二十年前。又据曹植《与吴季重书》“墨翟不好伎，何为过朝歌而回车乎？足下好伎，值墨翟回车之县”，可知此信是质任朝歌长时所作。而质于建安二十年甚至二十年前已迁元城令，故此信最晚作于二十年，时质仍任朝歌长。吴质回信《答东阿王书》曰：“墨子回车，而质四年。”可知此时质任朝歌长已四年。由二十年上推四年正是建安十六年，故最晚建安十六年吴质出为朝歌长，同时刘桢被刑，与《世说新语·言语》注引《典略》所述时间吻合。再由徐干《赠刘桢》：“与子别无几，所经未一旬。虽路在咫尺，难涉如九关。……陶陶朱夏别，草木昌且繁”可知，刘桢受刑在是年夏天。 [15]《水经注》卷十六《谷水注》引《文士传》曰：“后太祖乘步牵车乘城，降关（疑作“观”）簿作，诸徒咸敬，而桢拒，坐磨石不动。太祖曰：‘此非刘桢也，石如何性。’桢曰：‘石出荆山悬岩之下，外炳五色之章，内秉坚贞之志，雕之不增文，磨之不加莹，禀气贞正，禀性自然。’太祖曰：‘名岂虚哉！’复为文学。” [16]《后汉书·文苑传》下《刘梁传》注引《魏志》说刘桢：“为司空军谋祭酒，五官郎将文学，……转为平原侯庶子。” [17]刘桢《赠五官中郎将》其二曰：“余婴沉痼疾，窜身清漳滨。……所亲一何笃？步趾慰我身。”诗为赠曹丕的，“所亲”当指曹丕。可知刘桢于清漳河滨养病时，曹丕曾来视疾。而视疾时间，《赠五官中郎将》其三曰：“秋日多悲怀，……壮士远出征，戎事将独难。”李善注云：“‘壮士’，谓五官也……‘出征’，谓在孟津也。《魏志》曰：‘建安十六年，文帝立为五官中郎将。’《典略》曰：‘建安二十二年，魏郡大疫，徐干、刘桢等俱逝。’然其间唯有镇孟津及黎阳，而无所征伐。故疑出征谓在孟津也。以在邺，故曰出征。以有兵卫，故曰戎事也。”李善认为“出征”谓曹丕因曹操征张鲁而驻守孟津，相对于邺城，所以说“出征”，因有兵卫，所以说“戎事”。曹丕视疾在赴孟津前夕，即建安二十年。 [18]《三国志·魏志》卷二十一《王粲传》：“干、琳、瑒、桢二十二年卒。”《魏志·武帝纪》建安二十三年注引《魏书》载王令曰：“去冬天降疫疠，民有凋伤。”《后汉书·献帝纪》、曹植《说疫气》也说大疫发生于二十二年，则刘桢于建安二十二年卒当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