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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先秦文学 1、先秦文学是中国文学的发端期。 《诗经》与《楚辞》是先秦诗歌的代表。《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诗歌305篇，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是周王朝京都之外的地方乐歌，“雅”是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乐歌，而“颂”是宗庙祭祀时的乐歌和舞曲。《诗经》采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赋是直陈其事，比是打比方，兴是感物起兴。《诗经》反映了自西周初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多年的社会生活，大部分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人民性。《硕鼠》、《伐檀》等诗讽刺了腐败的者，表现了反抗的心声；《采薇》、《君子于役》等诗反映了战争徭役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和忧伤；《氓》等诗表现了妇女爱情婚姻方面的不幸遭遇；《七月》等诗反映了初民的生产生活状况，表现了天人谐和的意识；《静女》、《蒹葭》等诗颂扬了真挚的爱情和对美好婚姻生活的向往。《诗经》格式以四言为主，是四言诗的高峰。楚辞产生于战国后期的楚国，是以“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为特点的新体诗。楚辞以六言、七言为主，长短名灵活多变，多用语气词“兮”。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位伟大诗人屈原，运用楚辞的诗歌形式创作了大量杰出作品，《九歌》是根据楚国祭神乐歌创作的，其中，《湘君》、《湘夫人》是取材神话传说的爱情诗篇，《国殇》是颂扬为国捐躯的战士们的英雄颂歌；《九章》大多抒写流放后的悲愤，其中，《哀郢》写于郢都沦陷之时，《怀沙》是自投汩罗江之前的绝笔；《天问》就自然、历史、神话等方面提出了一百七十几个问题，表现了丰富的想象力、忠于理想的激情，充满着神奇瑰丽的想象，富于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诗经》和楚辞在文学史上并称“风骚》，共同开创了我国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优秀传统，对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2、先秦历史散文和先秦诸子散文构成先秦散文的辉煌。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政治大变革的时期，在剧烈的社会动荡里，各诸侯国当政者需要借鉴历史，总结经验，于是大量历史著作应运而生。先秦历史散文以记言记事为主，著名作品有编年体史书《左传》、国别体史书《国语》和《战国策》等，其中许多优秀篇章情节曲折，人物生动，剪裁得体，具有很高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左传》名篇《郑伯克段于鄢》再现了纺织阶层家庭内部的相互残杀，揭露了统治者残忍而虚伪的面目，叙事写人生动传神；《秦晋肴之战》生动记述了战争的史实。《国语》名篇《召公谏厉王弭谤》提出“为民者宣之使言”的主张，设喻引事，独具匠心。《战国策》中人物形象个性更为突出，描写了技巧更加高超，在历史散文中文学价值更高，如名篇《燕昭王求士》生动描写了燕昭王招贤复国的历史故事。 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纷争，游说之士蜂起，在百家争鸣的环境中，产生了一批政治家和思想家，写作了大量说理透辟、逻辑严密、言辞锋利、善用比喻的散文。诸子散文各具特色，《论语》警策，《孟子》雄辩，《墨子》谨严，《荀子》淳厚，《韩非子》犀利，《庄子》汪洋恣肆。诸子散文中，《庄子》的文学性最强，《逍遥游》、《秋水》等名篇，想象奇幻，文笔夸张，成就很高。仔细看你的要求,大概是要原创的论文,楼主看清,是200分,而不是200元,即便200元又或有人看得起?网上无非找些资料罢了,学问还是应该自己做才是~
汉本1605班 1601546 黄春增 论起灿烂辉煌的华夏文明，历史渊远而流长，犹如绚丽而珍贵的瑰宝，让人倍感珍惜自豪。中国文学的产生可以一直上溯到文字产生以前的远古时期。而先秦经历了一个由原始文化向理性文化嬗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文化主要承担者的身份、地位发生了变化，文学作者也因之而不断变化。 先秦是中国文化奠基时期，是中国文学上古时期的第一段。这一历史阶段所确立的文化形态和文化品质对后世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这个时期的文化特征决定了文献呈现为综合的形态。这个时期的文学成就不仅体现在璀璨的诗文作品上，也体现在那些散文于作品中的文学观念和思想上。可以说对当时社会对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先秦文学中最有神话学价值的《山海经》，是我国古代保存神话资料最多的著作，书中有大量的对山神外貌的描述，是我国古代神话的一座宝库，对我国神话的传播和研究有这极其重要的意义。《诗经》《楚辞》是上古时代两部诗歌总集，其中多有取材于神话的诗篇。这些神话故事的记载并不是代表着一个“否定科学”的存在，而是另具内涵。中国神话以其广博精深的意蕴，生动活泼的表现力，为后世文学奠定了基础。神话本身因其隐喻性和形象性而具有鲜明的文学性，它的形象、母题、情节等，常为后世各类文学作品所借鉴。这是神话文学作品存在的一个意义性和所具有的影响性。 从殷商到战国时期，我国散文由萌芽而至成熟。《尚书》和《春秋》提供了记言记事的不同体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散文具有深厚的文化精神和成熟的文本标志，开启了我国叙事文学的传统。在这些历史文学作品里，与《春秋》《左传》《国语》主要反映儒家思想不同，《战国策》突出表现了纵横家思想，反映了纵横家的人生观。《战国策》的思想价值，在于它反映了战国时代“士”阶层的崛起。它以辩丽横肆的文风，雄隽华赡的文采，是当时纵横捭阖时代特征体现，标志着先秦叙事散文语言运用的新水平。总的来看先秦叙事散文，对后代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们的叙事传统和语言艺术对史传文学、散文和小说创作的滋养，尤为明显。这是先秦叙事散文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可以说是散文创作的楷模，奠定了小说的叙事传统。 再讲到先秦说理散文这一类型文学。先秦时期，说理散文经历了一个由萌芽到成熟的过程。《论语》的语录体在《墨子》中得到发展，《墨子》的自觉逻辑意识，为说理散文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孟子》对话式的论辩文逻辑严密，富有感染力。《庄子》以其丰富的寓言和奇崛的想象，成为先秦说理文的瑰宝。《荀子》《韩非子》中的专题论文，则标志着我国古代说理文体制的完全成熟。先秦说理文以其思想的深邃，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源泉。先秦说理散文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儒、道为代表是先秦说理散文，以其深厚的思想内涵和文化意蕴，确定了作家的人格理想，作品的审美风范，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奠石之一。 以上来看，先秦文学以其独有的魅力，昭示着中国文学强大的生命力。对后世的文学形态和文学发展都具有深远意义。
1.《〈五行〉学说与〈荀子〉》，刊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2. 《论汉代〈诗经〉著述之内外传体》，刊载于《国学研究》第三十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12月版。3.《学术上的闻一多：论〈古典新义〉之新》，收入《古典新义》（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商务印书馆2011年12月出版。4.《说评点》，刊载于《文史知识》2011年第11期。5.《论屈原诗歌的比体艺术》，刊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被收入《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11年第6期，教育部语言文字报刊社《语文建设》2012年第2期“论点摘编”部分摘要介绍了本文的部分论点，题为《〈离骚〉的比体艺术》。6.《中国寓言研究反思及传统寓言视野》，刊载于《文学遗产》2011年第1期。7.《简帛〈五行〉篇与〈尚书〉之学》，收入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古籍研究中心主编《先秦两汉古籍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1月。8.《论楚辞文化学研究的问题——以萧兵〈楚辞的文化破译〉为考查中心》，刊载于《中国诗歌研究》第6辑，中华书局2010年5月。9.《〈庄子〉和先秦道家散文艺术》，收入熊礼汇主编《中国古代散文艺术二十四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10.《“纯绿”还是“纯缘”：一个〈诗经〉学的误读》，刊载于《文献》季刊，2010年第1期；被收入《北大中文学刊》（2011），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2月。11.《论简帛〈五行〉篇与〈诗经〉学之关系》，刊载于《文学遗产》2009年第6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10年第4期全文转载；又收入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编《燕园论诗：中国古代诗歌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12.《〈离骚〉三论》，刊载于《国学研究》第2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收入《北大中文学刊》（2010），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8月。13.《简帛〈五行〉篇与孟子之学》，刊载于《中国典籍与文化》2009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哲学》2009年第10期全文转载；又被摘要收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国学文摘》第1辑，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7月。14.《〈史记〉：那个时代的“文学”》，刊载于《文史知识》2009年第3期。15.《〈诗经〉学误读二题》，刊载于《枣庄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16.《理解孔子》，刊载于《在北大听讲座》第17辑，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12月。17.《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自恋倾向：以先秦两汉文学研究为考查中心》，刊载于台湾远东科技大学《远东通识学报》第1期，2007年7月。18.《〈两都赋〉新论》，刊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收入《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7年第2期，《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7年第6期全文转载。获得“北京大学第十一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11年3月3日）。19.《上博战国楚竹书〈诗论〉的〈诗经〉学史价值》，刊载于《中国诗歌研究》第3辑，中华书局2005年8月。20.《先秦两汉文学与哲学》，收入《中国古代文学通论》（先秦两汉卷，傅璇琮、蒋寅总主编，赵敏俐、谭家健分卷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21.《现状和困境：近年来〈诗经〉研究平议》，刊载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5年第12期全文转载。22.《归乡情悲：〈采薇〉新释》，刊载于《文史知识》2005年第6期。23.《论上博战国楚竹书〈诗论〉的〈诗经〉学史价值》，收入《立雪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4月。24.《关于先秦寓言的追问》，刊载于《文史知识》2004年第6期。25.《论屈原作品中的“男女关系”隐喻》，收入《先秦两汉文学论集》，学苑出版社2004年7月。26.《卫宏作〈诗序〉说驳议：兼申郑玄子夏作〈大序〉、子夏毛公作〈小序〉说》，刊载于《中国学术》第十四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8月。27.《史学、文学、经学：〈史记〉特质三层》，刊载于International Chinese StudiesⅡ（《国际中文研究》第二辑），博特拉大学出版社（UNIVERSITI PUTRA MALASIA PRESS）2001。28.《孔子天命意识综论》，刊载于《孔子研究》1999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哲学》（马列哲学政治及社科类）1999年12期全文转载。29.《论〈诗经〉汉学宋学之异同》，刊载于《文史哲》1999年第4期。30.《论共时性理解对〈诗经〉、〈楚辞〉研究的意义》，刊载于《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9年第7期全文转载。31.《史记：司马迁人格的完成》，收入孙以昭主编《中国文化与古典文学》，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32.《试论荀子的人文意识》，刊载于《孔子研究》1991年第3期。33.《论〈诗经原始〉在〈诗经〉学史上的进展及其保守性》（合作），刊载于《学术交流》2011年第8期。34.《朱子〈诗〉学特征论略》（合作），刊载于《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35.《历史性：汉字阐释的原则》（合作），刊载于《人文杂志》1996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语言文字学》1996年第8期全文转载。36.《关于汉字构形功能的确定》（合作），刊载于《安徽教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37.《汉字阐释与文化传统》（合作），刊载于《学术界》1995年第1期。38.《汉字形义关系的疏离与弥合》（合作），刊载于《语文建设》1994年第12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语言文字学》1995年第3期全文转载。39.《〈说文解字〉与儒家传统》（合作），刊载于《江淮论坛》1994年第6期。40.《汉字阐释与图腾遗风》（合作），刊载于《东南文化》1994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语言文字学》94年第6期全文转载。41.《论屈原的理性精神》（合作），刊载于《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
秦汉散文 秦王朝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封建国家只存在15年。这期间除皇帝的诏令和臣下的奏疏等实用文字外，没有散文名篇传于后世。而在文学发展中起过一定影响的是完成于秦统一前秦王政八年（公元前 239）的《吕氏春秋》和李斯作于秦王政十年的《谏逐客书》。前者由秦丞相吕不韦主持，由其门客集体编著，它同先秦其他诸子散文一样，有不少地方借寓言故事说理，富于文学意味；书中还保存了大量先秦时代的文献和佚文遗闻，是后世研究先秦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后者是李斯为谏阻秦王拟驱逐六国来客而作。文章揆之以事理，说之以利害，排比铺张，有战国纵横家说辞的气势；而在文辞的修饰整齐、音节的和谐流畅等方面，又是汉代政论文和辞赋的先声。 两汉散文中最先发展起来的是政论文。西汉初年，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争鸣的余风犹存。一些作家继承先秦诸子的优良传统,关心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面对现实，分析形势，勇于表示自己的政治见解和主张，使汉初政论文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贾谊和晁错是这一时期政论文的代表作家。他们的政论文作品或针砭时弊，分析社会实际存在的矛盾；或总结秦王朝短期覆亡的原因，借古喻今，都写得深切著明，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就文章风格而论，贾谊、晁错各有特点，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指出：贾、晁为文皆疏直激切，尽所欲言，贾谊有文采而比较疏阔,晁错则见识深远,他们的政论“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学成为士人仕进的工具，而经学家的家法森严，章句烦琐，许多士人皓首穷经，日益脱离现实而不切实用。西汉末年，谶纬之学兴起，东汉大盛，使空疏的经学又增加了神学色彩，一般士人也无不受到影响。所有这一切，使一般政论文也蒙上了空疏神秘的经学雾障，迂腐板滞而缺少生气。但少数作家能够冲破经学的束缚，继承贾谊、晁错的传统，对封建社会中日益尖锐的种种矛盾，统治阶级的腐化侈靡以及神学化的经学作了揭露和抨击。在文章风格上因受到辞赋创作的影响，有趋于整饬、排比的特点，但思想内容则与辞赋相反，绝少对封建统治阶级的颂扬。 西汉宣帝时的桓宽根据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盐铁会议的文献，剪裁、组织而成的《盐铁论》，不仅保存了西汉中叶的经济思想史料，也对当时的社会面貌有具体生动的反映，其中对时政的批评，对社会不合理现象的揭露,对不切实际、迂腐经生的讽刺,都很深刻。在形式上，《盐铁论》是汉赋主客问答形式的改造和变化，有创新意义。东汉政论文较著名的有王符的《潜夫论》、崔□的《政论》和仲长统的《昌言》。它们对东汉中叶以后的社会有不少深刻的揭露和尖锐的批评，文章结构严密，语言质朴，并常以历史故实和生动的比喻增强其论点的说服力。但就文章气势和文采而言，一般不如西汉的政论文。 东汉初年的王充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家，所著《论衡》（85篇）是中国思想史上一部重要著作,他高举“疾虚妄”的旗帜,批判了当时统治阶级所提倡的对于天道神权命运的迷信，并对传统的思想提出了大胆的怀疑。他批评当时儒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的错误态度，并在《问孔》、《非韩》、《刺孟》等篇中，对被儒家奉为圣人的孔孟的言论做了分析，并指出其荒谬的地方。由此出发，王充还对当时以辞赋为主的正统文学的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风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在《艺增》、《超奇》、《佚文》、《案书》、《自纪》等篇中提出了自己的正面主张。 汉代散文中的史传文成就突出，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史记》、《汉书》在整个封建时代，都被史学家及文学家奉为典范。 中国史官的建置极早，他们掌管国家的典册，记言记事,积累并整理了大量文献,供统治者咨询和使用。现存的儒家“五经”及《左传》、《国语》等，其初大都出于史官之手。战国以后，特别是经过秦火，至汉王朝建立时，史官制度已名存实亡，典籍图书的散失更加严重。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至汉武帝时，社会经济、文化才出现了繁荣的景象。与思想文化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一致，总结、整理历史资料就成为文化思想的必然趋势。《史记》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出现的。《史记》是中国史学中一部继往开来的伟大著作，作者司马迁创造的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在汉以后一直是历代王朝正史所沿用的体制。而《史记》的人物传记,由于作者的匠心独运,使之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传记文学的开山之作，后代的文学家从中受到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宋代郑樵说：“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都说明司马迁对中国文学发展的伟大贡献。 汉宣帝以后，有不少文人缀集时事续补《史记》。 东汉初年班彪“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后汉书?班彪传》）。其子班固在此基础上，撰成《汉书》。《汉书》的体制虽承袭《史记》，但它是中国第一部断代史,记载了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至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共 229年的断代历史，是继《史记》之后又一创造和发展，对后代史学和文学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长期以来，史学界均以班马、史汉并称。 汉代散文，据《汉书?艺文志》著录还有小说一类，《艺文志》载“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实为一千三百九十篇）。班固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汉书?艺文志》)桓谭也说:“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文选》江文通《杂体诗》李善注引《新论》)汉代小说作品大都亡佚,现存题为汉人所作者,如《十洲记》、《西京杂记》、《汉武帝内传》等,均出后人伪托。但据班固、桓谭所论,及汉代小说佚文、伪书所记,推测其内容当系志怪、志人之类,实为魏晋小说之滥觞。由于这些著作“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不本经传,背于儒术”（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因而为当世儒者所轻贱,以至无法流传于后世。汉人小说虽不存,但现存的汉代散文著作中亦有类似小说者，如刘向的《说苑》、《新序》、《列女传》。作者编纂这三部书的本意是用历史故事来宣扬封建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但其中除有先秦至汉代的史事外，也有一些流行于民间的轶事、传说和寓言，颇与后世小说相近。此外，《吴越春秋》、《越绝书》,旧时书录均入史部,称之为“杂史”、“载记”。两书都是叙述春秋末年吴越争霸史实，主要根据《国语》，亦兼采《左传》、《史记》的记载，但其中也融入了有关的民间传说，《四库全书总目》称《吴越春秋》中“处女试剑,老人化猿,公孙圣三呼三应之类，尤近小说家言,然自是汉晋间稗官杂记之体”,其写法对后世历史演义小说是有启发的。
刘桢生平考摘 要：刘桢，以诗歌见长，与曹植并称“曹刘”。根据相关史料及文集理清刘桢依附曹操，任司空军谋祭酒、丞相掾属、五官将文学、平原侯庶子、临淄侯庶子等情况，考订刘桢于建安十六年夏因平视甄氏被刑，建安二十二年遭疫气而亡，享年约43岁。 关键词：刘桢;生平;生卒年 作者简介：王燕（1979-），女，汉族，湖北襄阳人，华中科技大学文华学院中文系讲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4）-32--02 刘桢字公干 ，生于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前后 ，东平宁阳人，即今山东宁阳县人，为汉宗室子孙 。其祖父名梁，字曼山 。 刘桢早慧，年八、九岁，能诵《论语》、《诗》，论及篇赋数万言 ，年少时便文名远播。初平三年（192年）曹操闻其文名，招其来归，桢以年小未就 。 建安三年春，刘桢任司空军谋祭酒 。任职期间，于建安七年、九年随从征邺 。建安十三年，曹操为丞相，刘桢被辟为丞相掾属，同年从征刘表，预赤壁之战 。十四年随军还谯，赴曹丕宴 。建安十六年（211年）曹丕为五官中郎将，刘桢任五官将文学 ，时曹丕驻守邺城，刘桢与诸子随侍，同游南皮、邺城西园 。诸子同游是刘桢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任文学期间，刘桢曾辞曹丕借廓落带 。建安十六年夏因平视甄氏被刑 ，然而不久即被赦，复为文学 ，后转为平原侯庶子 。曹植十九年徙封临淄侯，刘桢也于十九年或稍后随之转为临淄侯庶子。建安二十年（215年）刘桢在清漳河滨养病，曹丕前来视疾 。 刘桢于建安二十二年遭疫气而亡，终年约43岁 。 注释： [1]刘桢，建安七子之一，以五言诗著称，与曹植并称“曹刘”（《文心雕龙·比兴》）。《太平御览》卷三八五《幼智下》引《文士传》：“刘桢字公干”。 [2]见俞绍初《建安七子集》附录《建安七子年谱》，中华书局，1989年，354页。 [3]《后汉书·文苑传下》：“刘梁字曼山，一名岑，东平宁阳人也。梁宗室子孙，……孙桢，亦以文才知名。” [4]关于刘桢与刘梁的关系有不同的说法。《魏志·王粲传》注引《文士传》：“桢父名梁，字曼山，一名恭。”认为桢为梁之子。而《后汉书·文苑传》认为桢为梁之孙。案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刘梁生于公元120年，以刘桢生年公元175年推之，时梁已55岁左右，则桢为梁之孙较为可信。 [5]《太平御览》卷三八五《幼智下》引《文士传》：“刘桢字公干，少以才学知名。年八、九岁，能诵《论语》、《诗》，论及篇赋数万言。警悟辩捷，所问应声而答，当其辞气锋烈，莫有折者。” [6]见俞绍初《建安七子集》附录《建安七子年谱》，中华书局，1989年，354页。 [7]《后汉书·文苑传》下《刘梁传》注引《魏志》：“桢字公干，为司空军谋祭酒”。按《魏志·武帝纪》：“三年春正月，公还许，初置军师祭酒。”则刘桢任司空军谋祭酒在建安三年春正月以后。 [8]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刘桢诗》：“北渡黎阳津，南登纪郢城。”《文选》张铣注曰：“北渡者，谓从太祖征袁绍。”按《魏志·武帝纪》，曹操七年破袁绍，九年与袁尚相持于黎阳。据此刘桢从征邺在建安七年、九年。 [9]《三国志·武帝纪》：“（十三年）夏六月，以公为丞相。秋七月，公南征刘表。”又《三国志·王粲传》：“瑒、桢各被太祖辟为丞相掾属。”则桢为丞相掾属在建安十三年。关于从征刘表，刘桢《赠五官中郎将》其一：“昔我从元后，整驾至南乡。”李善注：“元后，谓曹操也。至南乡，谓征刘表也。”又《遂志赋》自叙经历：“梢吴夷于东隅，制叛臣乎南荆。”“制叛臣”谓征刘表。而曹操征刘表、赤壁之役在建安十三年。 [10]《三国志·武帝纪》：“十四年春三月，军至谯，作轻舟，治水军。秋七月，自涡入淮，出肥水，军合肥。……十二月，军还谯。”刘桢《赠五官中郎将》其一：“昔我从元后，整驾至南乡。过彼丰沛都，与君共翱翔。四节相推斥，季冬风且凉。众宾会广坐，明镫熺炎光。”《文选》李善注：“丰、沛，汉高祖所居，以喻谯也。君，谓五官也。”诗中又有“季冬风且凉”句，与是年还谯时令合。由此可知刘桢从征刘表到还归谯郡一直随行曹氏。曹丕《感物赋序》中有“南征荆州，还过乡里”，指征刘表之后还归乡里谯郡，于谯郡设宴招待诸文人。“众宾会广坐，明镫熺炎光”即刘桢追忆昔日曹丕在谯郡宴饮歌舞的场面。 [11]《魏志·武帝纪》：“十六年春正月，天子命公世子丕为五官中郎将”，又《世说新语·言语篇》注引《典略》曰：“建安十六年，世子为五官中郎将，妙选文学，使桢随侍太子”。 [12]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今果分别，各在一方。元瑜长逝，化为异物，每一念至，何时可言！”曹丕于建安十六年封五官中郎将，阮瑀于十七年卒，又据信中“天气和暖，众果具繁。……节同时异，物是人非”可知诸子同游在十六年夏秋之际。而据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知昔日游处有南皮和西园两处，南皮在今河北省，西园在邺城。 [13]《魏志·王粲传》注引《典略》：“文帝尝赐桢廓落带，其后师死，欲借取以为像，因书嘲桢……桢答曰：‘……恨桢所带，无他妙饰，若实殊异，尚可纳也。’桢辞旨巧妙皆如是，由是特为诸公子所亲爱。其后太子尝请诸文学，酒酣坐欢，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众人咸伏，而桢独平视。太祖闻之，乃收桢，减死输作。”刘桢辞借廓落带发生于被刑输作前，被刑时间见下注。 [14]《世说新语·言语》第二注引《典略》：“建安十六年，世子为五官中郎将，妙选文学，使桢随侍太子。酒酣坐欢，乃使夫人甄氏出拜”。刘桢被刑时间还可参看《魏志·王粲传》述吴质事注引《魏略》：“及河北平定，（大将军）[五官将]为世子，质与刘桢等并在坐席。桢坐谴之际，质出为朝歌长”，可知刘桢被刑与吴质任朝歌长同时。《魏略》接着说质：“后迁元城令。其后大军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据《三国志·钟繇传》裴松之注引《魏略》云：“太祖征汉中，太子在孟津”，可见“大军西征”指曹操征汉中，查《魏志·武帝纪》，曹操西征汉中为建安二十年，吴质迁元城令在西征汉中前，故必在二十年或二十年前。又据曹植《与吴季重书》“墨翟不好伎，何为过朝歌而回车乎？足下好伎，值墨翟回车之县”，可知此信是质任朝歌长时所作。而质于建安二十年甚至二十年前已迁元城令，故此信最晚作于二十年，时质仍任朝歌长。吴质回信《答东阿王书》曰：“墨子回车，而质四年。”可知此时质任朝歌长已四年。由二十年上推四年正是建安十六年，故最晚建安十六年吴质出为朝歌长，同时刘桢被刑，与《世说新语·言语》注引《典略》所述时间吻合。再由徐干《赠刘桢》：“与子别无几，所经未一旬。虽路在咫尺，难涉如九关。……陶陶朱夏别，草木昌且繁”可知，刘桢受刑在是年夏天。 [15]《水经注》卷十六《谷水注》引《文士传》曰：“后太祖乘步牵车乘城，降关（疑作“观”）簿作，诸徒咸敬，而桢拒，坐磨石不动。太祖曰：‘此非刘桢也，石如何性。’桢曰：‘石出荆山悬岩之下，外炳五色之章，内秉坚贞之志，雕之不增文，磨之不加莹，禀气贞正，禀性自然。’太祖曰：‘名岂虚哉！’复为文学。” [16]《后汉书·文苑传》下《刘梁传》注引《魏志》说刘桢：“为司空军谋祭酒，五官郎将文学，……转为平原侯庶子。” [17]刘桢《赠五官中郎将》其二曰：“余婴沉痼疾，窜身清漳滨。……所亲一何笃？步趾慰我身。”诗为赠曹丕的，“所亲”当指曹丕。可知刘桢于清漳河滨养病时，曹丕曾来视疾。而视疾时间，《赠五官中郎将》其三曰：“秋日多悲怀，……壮士远出征，戎事将独难。”李善注云：“‘壮士’，谓五官也……‘出征’，谓在孟津也。《魏志》曰：‘建安十六年，文帝立为五官中郎将。’《典略》曰：‘建安二十二年，魏郡大疫，徐干、刘桢等俱逝。’然其间唯有镇孟津及黎阳，而无所征伐。故疑出征谓在孟津也。以在邺，故曰出征。以有兵卫，故曰戎事也。”李善认为“出征”谓曹丕因曹操征张鲁而驻守孟津，相对于邺城，所以说“出征”，因有兵卫，所以说“戎事”。曹丕视疾在赴孟津前夕，即建安二十年。 [18]《三国志·魏志》卷二十一《王粲传》：“干、琳、瑒、桢二十二年卒。”《魏志·武帝纪》建安二十三年注引《魏书》载王令曰：“去冬天降疫疠，民有凋伤。”《后汉书·献帝纪》、曹植《说疫气》也说大疫发生于二十二年，则刘桢于建安二十二年卒当无疑。
2000年以来出版著作及发表论文等科研成果情况 （一）著作《韩非子趣读》，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0年8，台湾先智出版2002年11月再版，23万字，独立。《中国审美文化史·先秦卷》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0年10月，29万字，独立。《先秦文学史》太白文艺出版社2004年5月，20万字，独立。《诗骚考古研究》，香港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23万字，独立。《先秦两汉文学考古研究》（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学习出版社2007年5月，52万字，独立。《英汉对照诗经》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0年1月，31万字，二人并列。《中国文学精神·先秦卷》2003年12月，24万字，二人并列。《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四卷本）2002年3月，120万字，位次2。《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二卷本）2004年5月，80万字，位次2。《中国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11月，105万字，位次3。《中国审美文化简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6月，58万字，位次2。《经典常读：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三十本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38万字，参撰。《诗骚分类选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12月，参撰。《中国古代文学跨学科研究》（位次2），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二）论文《“于我心有戚戚焉”：读〈孔子答客问〉》，《孔子研究》（CSSCI）2000年第2期， B类《第四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济南召开》，《文学遗产》（CSSCI） 2000年第2期， B类《还原孔子生命的新作》，《文论报》2000年7月1日。《风诗古今接受异同说》，《第四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0年7月，10000字，第1位。《高亨老子研究的考古新证》，《山东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11000字， B类（该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2年第1期转摘，被人大复印资料【B5】全文复印），《说孟子的傲气》，《齐鲁名人》2001年第4期，5000字。《论山海经的原始征兆信仰及其文化考察价值》，《人文述林》第四辑，2001年8月，10000字《复原〈诗经〉名物的生命》，《诗经研究丛刊》第一辑，2001年7月，5000字，独立。《从人本、人伦到人情：论先秦诗歌情理激荡的内在驱力》，《文艺报》2002.2.26，C类《“乐亡（毋）离情”：〈孔子诗论〉“歌言情”说》，《文艺研究》（CSSCI） 2002年第2期， A类（该文被人大复印资料【J2】全文复印）。《〈离骚〉代言及其三歌考索》，《东方丛刊》2002年第4期，12000字，B类。《王国维的“新发现”与“文学考古学”》，《人文述林》第五辑2002，10000字。《“文学考古”刍议》，《光明日报》2002.11.27，5000字，独立，B类《周代“采诗说”的文物新证》，《民俗研究》2002.4，7000字，B类《思孟学统、孟子之傲及其遗响》，《人文述林》第六辑2003.9，9000字《人本、人伦与先秦偏于主观表达的文学精神》，《人文述林》2004.9，10000字《出土文物与屈原创作的认定》，《东方丛刊》2005年第1期，B类（该文被人大复印资料【J2】2005年第8期全文复印）《厅堂说唱与汉乐府艺术特质探析》，《文史哲》（CSSC） 2005年第3期，A类（该文被人大复印资料【J2】2005年第9期全文复印）《庄子与老子关系的再审视》，《理论学刊》2005年第11期，C类（该文被人大复印资料【B5】2006年第1期全文复印）《考古释“鱼”》，《第六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学苑出版社2005年《考古发现与论语释惑》，《人文述林》第八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诗经研究多维视角的拓展与交汇》，《诗经研究丛刊》，2006年《含蕴深婉，环环相扣》，《中学生阅读》2006年第1期《先令券书与孔雀东南飞释疑》，《中国文化研究》(B,CSSCI)2006.2夏之卷《论山海经的原始征兆信仰及其民俗文化考察价值》，《民俗研究》(B,CSSCI)2006年第3期《筮人掌三易及〈周易〉在先秦的传播》，《周易研究》(CSSCI)2006年第5期， B类《“说”“传”“语”：先秦“说体”考索》《文学遗产》(CSSCI)2006年第6期，B类（该文被人大复印资料【J2】2007年第4期全文复印）《诗经与汉乐府传播方式的比较研究》，《人文述林》2006.12《考古与嫦娥奔月研究新证》，《人文述林》2007.12《“对话式”与“表演式”：〈诗经〉、汉乐府初始传播方式的比较研究》，《诗经研究丛刊》第十四辑，2008年1月《文学考古：文学史的复原与拓新》，《社会科学报》2008.1.10《解读济南》，《海内此城古，济南名士多》，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1《〈庄子〉寓言三种与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学刊》2008年第4期，C类《一种凸显着“逻辑”的历史描述——读〈中华审美文化通史〉》，《出版广角》2008年第6期《中和：〈诗经〉的审美理想与中国文化的基本品格》，见《名家品诗经》，中国华侨出版社2009年1月《汉代俗赋与中国古代小说发生研究》，《理论学刊》2009年第5期（该文被人大复印资料【J2】）2009年第9期全文复印）《厅堂说唱与汉乐府艺术特质探析》，《文艺民俗学论文集》，上海文化出版社2009年7月《高亨文献考据的治学方法及其学术价值》，《文学遗产》2009年第6期(B,CSSCI)《出土文献与〈两汉全书〉之“全”》，《东岳论丛》2010年第8期(B,CSSCI)《“说”“传”“语”：先秦“说体”考索》，《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年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从卦象爻位看〈周易〉阴柔阳刚的两仪分合》，《周易研究》2011年第1期(B,CSSCI)《〈诗经〉“葛藟”考辨》，《船山学刊》2011年第3期（CSSCI扩展版）《馨香的庄重与浪漫：〈诗经〉芳香植物解读》，《理论学刊》2011年第4期（CSSCI扩展版）《楚简〈缁衣〉、子思子与引〈诗〉证说》，《诗经研究丛刊》第二十辑，学苑出版社2011.9《学思并重，不罔不殆：说说我们的师承和学统》，《山东大学报》2011-10-15《行吟泽畔：屈辞传播方式考索》，《中国楚辞学》第17辑（2011年12月）《楚简〈缁衣〉、子思子与引〈诗〉证说》，《中国文化研究》2012年第1期（春之卷）(B,CSSCI)《〈汲冢琐语〉与先秦“说体”考察》，《理论学刊》2012年第4期（C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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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有几篇关于先秦的论文，但是都是大篇幅的，不是名人的，是一些学生的论文~你自己下载下来在斟酌一下，去粗取精~希望能够帮助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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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重冠军秦武王的夺冠历程
秦汉前还是要秦汉时代的?秦汉之前的话有好多人可以写~例如商朝亡国君纣王挺有新意在大多数人眼中，纣王是个不务正业整天花天酒地的昏君。你可以在你的论文中推翻这个评价其实纣王的实力是为后人所忘却的早前在百度商朝吧看到一篇关於纣王的文章，挺特别，你可以去参考一下，不过最重要的是要有一定的史实资料作参考link给你:
2006-09-01 17点44分第I部分（36小时）文学 简介（1小时）范围内的文献。 2，开始我们的文学，原创歌曲和古代神话，神话童年时代的中国民族的百科全书，最古老的宝藏，我们的文学遗产。 3日，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作为古代文学的现实主义的来源，“诗经”开创了文学表达的对象和做法的意义。 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出现“百家争鸣抗衡”的局面，促进繁荣的散文。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作品，如森林，名家辈出，和散文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屈原，我们的文学史上一位伟大的诗人，优秀的诗歌“离骚”的思想，爱国热情和浪漫神奇色彩的高尚情操，开拓我们的浪漫主义传统。 问题：文献概览？ 古老的神话（2小时）代的神话和神话。神话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是通过无意识的自然世界最先进的加工和社会形态“的幻想的人。”原始的生产力水平和思考的能力密切相关的神话，神话的方式通常包括这两个方面的生产劳动和宗教活动。 神话的内容。古代神话非常丰富，也很齐全的品种，如宇宙生成的神话，人类起源神话的神话，英雄神话，洪水神话，以及各种相关的神格的习惯，形态描绘的一切。 神话，艺术和民族特色。古代神话是原始人浪漫主义精神的体现，夸张的幻想，自然，社会的理解和想象的原始人的表达手段。我们的神话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唱的内容无穷的创意精神，表现的不屈不挠，顽强执着的追求，不屈不挠的献身行为，积极浪漫主义精神，丰富的色彩艺术，充满幻想的致敬。 意义和影响的神话。 问题：1，古代神话的内容和功能如何？ 2，古代神话和原始宗教之间的关系？ 第二章周代诗，“诗经”（13小时）古老的谚语，咒语，并形成每周的诗歌。诗经之前，中国的古诗词是一个很长的发展历史，古老的谚语和古老咒语早期的诗歌的两种主要形式，也是周诗的前体。周王朝是中国古代诗歌的繁荣时期，除了“诗经”，仍然在“易经”，“左传”诗经也有大量可与“书诗经”的调查。 2，系统和编纂的“诗经”，“诗经”总收入305西周至春秋中间的约五百年的诗的三个组成部分的分风，雅，颂。地理诗三百，包括陕西，山西，河南，河北，湖北，山东省的全部或部分。一些民歌，也有一部分贵族，文人创作，作者的名字已被下落不明。“诗经”编制，过去的一切说这说提供诗歌，收集诗诗和孔子删除诗说3大影响。人们今天“书诗经”编译成以上，法院和当地领导和音乐家共同完成的。“书诗经”在先秦称为“诗”或“诗百”后汉书儒家经典，被称为“诗经”。 3概述的“书诗经”的分类。①周部落的史诗;②政治讽刺诗;③赋役诗;④农业诗;⑤爱情诗; ⑥杂事诗。“诗经”是一个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周王朝，周王朝各级人民群众的生命的各个方面，情绪是“诗经”已经被证实。一些研究项目显示的周任城悠久的历史;一些性能上的贵族，文人雅士，小莉，人，甚至连奴隶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或不满，一些性能上的贵族礼制的生活和燕共享娱乐节目;性能和一些小国的小丽不堪忍受驱动，批评甜或不幸的是，一些表现爱情，家庭和婚姻，有人形容周代妇女被遗弃的社会问题;一些反映家庭关系的家族和朋友的分布不均，社会现实的工作和休息，一些节目的农业生产周人;和友谊。总之，“诗经”多方面展示周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现实主义的杰作。 4，“诗经”的艺术成就。①现实艺术的特点和做法的“诗经”;②叙述，推理，抒情，风景，谈朱既有艺术手段;③“诗经”的句法章法;④“书诗经”的语言艺术（5 ）“诗经”赋，比，技术问题：1这是六义，四毛开始，四诗歌风格的转变吗？ 2的“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歌曲“ 3，什么是”诗经“的主要艺术特色？ 4，赋，比，兴的艺术手法是什么”诗经“的具体体现， > 先秦历史散文（5小时） 1的基础上的先秦历史散文的发展。新的社会变革，思想，文化等领域的空气，社会发展的历史书风格的新要求。 BR />历史的商代到春秋散文。甲骨文，金文的起源，古代散文系统的“更改”占卜书，这也是一定的历史内容的表现上最早的和记黄埔报表书由身体的史书“春秋”是我国最早的历史纪念品体（按时间顺序排列）。 3，“左传”，“左传”作者“左传风格和内容，”左传“艺术：“左传”是一本历史书，但它有丰富的文学叙事重点，讲故事，戏剧，张力和动人的情节，长于写战争，特别是城濮之战，战之战的荤菜，长勺战争描述静脉连贯的，完整的端到端的和不断变化的，令人印象深刻。“左行人的言论是特别擅长写作。 4，“国语”。的风格和内容的“国家语言”，“国家语言”的艺术成果的“国家语言”远不如“左传”，但也有书面的对话，诙谐，生动的故事情节，人物性格刻划更详细的优秀章。 5，“战国”。 “战国”的风格;成书的“战国”，“战国策”的内容和艺术：“战国”反映的战国家思想，特点的辅导员活跃和生动的图像的政治家和参赞挂羊头卖狗肉的书， Juezha，客观的描述记录和好评一些政治远见，坚持正义，强力的人物和生动的故事。 “战国”在艺术，喜欢用夸张，比喻，寓言指的人物和故事是诙谐，语言方面不羁的风格，善用排比句，在语言强，再加上收集的辉煌，活泼生动。相比以前的历史散文的语言技能，改善和发展。 思考问题：1，尝试“左传”中的描述战争所取得的成就。 2，“战国”风格的语言测试分析。 章先秦诸子散文（5小时） 1，残疾人上升的哲学家。春秋花“的情况下，残疾人士这一阶层的形成是密切相关的社会各阶层的崛起转化的士成为这一时期小时的人是活跃在政治舞台上，智育，”深不可测十，为代表的哲学家的思想，一个完整的系统。 2黄埔军校与早期道教格言散文。 “艺术之战”的谋篇布局特点，语言特色的“孙子兵法”，“我想，我的格言散文。语录体散文集”论语“的思想，”论语“孔子简练的语言艺术个性和声音。 4，对话的论辩散文“孟子”，“庄子”论语“描述的。孟子，孟子参数特性;孟子的语言艺术;孟子寓言艺术“庄子思想，庄子散文的浪漫主义特色庄子”寓言艺术的思考。 5，荀子韩非子的话语散文。 “荀子推理文字艺术”韩非子“的寓言艺术。的问题：孟子”散文论证能力分析。 2，分析的浪漫主义庄子“散文风格。 章屈原与楚辞（10小时）楚文化”楚辞“的产生。楚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一代楚辞明确的关系楚辞与楚巫文化的关系;代南方和中原文化的歌曲，民歌的民间音乐;代。 2屈原生活和工作的真实性。不成功的人楚怀王王初期离开仅矛盾的旧势力的楚国贵族的状态赢得草案，诽谤，生活在汉北夺回江南自沉增长平稳。屈原的作品，“韩易闻氏录得25，而有些人担心伪造的。 3，朗多的心态 - “离骚”。 “离骚”是屈原的杰作，一个漫长的自传体政治抒情诗彪炳千古。这首诗深刻的表达屈原和楚旧势力的政治理想之间的矛盾，和倾吐自己的心理困扰梆黄对他的爱的家园和不懈追求的理想，蔚为壮观人体正气。 “离骚”与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情感，铿锵的风格，气势磅礴，蔚为壮观。他还善于巧妙地利用材料的神话和传说，驰骋想象天堂游行，这样的描述在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华章。比香草美人技术，后来咏怀石勇史诗，怀孕的诗歌产生巨大的影响。 流亡漂泊套房号 - “九章”。编辑并命名为“九章”，“九章”的内容;九章“分章分析，”九章艺术。 5，仪式套房 - “九歌”。 “九歌”，“九歌”的艺术。 ：屈原的作品及其影响。 “天问”，“招魂”及其他。 7，流变楚辞与其他作家。宋宇和他的“九辩”，“风赋，汉南歌。 问题：1，“楚辞”这种新的诗歌是什么原因呢？ 2，南方的独特风格的歌曲？如何表现？ 3，“离骚”和“九歌”的艺术风格的异同。第二部分秦汉文学（24小时）概述（1小时） 1，秦始皇统一了2021年BC长除法，但不到15年的破坏。秦文学成就，“吕氏春秋”只有统一前，里斯“谏逐客书绍科值得称道的。 2，汉人是世界最强大的封建王朝在中国，中国汉武帝的时代，是世界上最大的和最生产力的最强大的国家实力。但奢侈的统治者，对外扩张，这样的人，以支付之家的成本和浪费，减少一半。社会冲突的后期汉激烈的起义暴动周围不断。的历史背景，中国文学的发展影响极大。汉赋，汉服汉乐府诗古诗十九首的主要成就。 3，“史记”司马迁和班固韩寒履历杰作。特殊的“历史记录”是在一个个人简历历史鼻祖，一个中国的最杰出的文学散文作品。韩王朝的政治散文是发达的，在政治散文的早期韩贾易，晁厝，轩当欢宽，在东汉冲，仲长统“。 4，韩长赋是一种新的风格。的Q＆A的形式，主要是发展从南方，诗歌和散文的文体之间的歌的基础上。韵散的主体和对象的特点，善于叙事。汉赋内容是汉帝国歌功颂德，但也有一些宫廷小丑和意义。，六朝时期汉赋文体很大的影响力。 5，汉乐府诗的工作在底部，多为食品，劳动者的歌曲是“土气长于叙事，在其五言巨大的影响文人五言诗的形式”这首歌曲的饥饿的人。 6，成熟后五言诗东汉历史上的诗，“古诗十九首”是文人五言诗的杰作，具有显着的影响。问题：文学的汉概述了吗？
从孔子《论语》对话风采看文艺批评孔子的思想学说，重视对话与探讨，形成了精神风采，深深地泽溉了中华文明。中国古代文艺批评善于对话与讨论，这种文化传统受到孔子人格与思想的影响，比如中国古代一直盛行的诗话与词话等形态便是这种传统的彰显，因此，从对话的精神风采去讨论孔子与中国古代文艺批评，是重要的门径之一。因此本文拟对于这一问题加以讨论。孔子倡导“和而不同”，重视对话，是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氛围中营造出来的。先秦时代（指秦统一六国前的春秋战国年代，公元前770—前221年）是中国思想文化转折与发展的重要时期，她奠定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基础，也是现代西方哲学家所说的“轴心时期”。这个重要时期的思想文化，有着特殊的表现形态，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热烈情状，一直为后人所瞩目。先秦诸子的思想对话是中国古代思想对话的滥觞，也是文艺批评的母体。先秦时代百家争鸣的形成，直接促成了思想对话的繁盛。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从现代对话精神来说，是中国古代学术与思想得以生成的良好发端，争鸣与对话向着“和而不同”、融会百家的方向发展，为中国后来的思想与学术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礼记·中庸》上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这段话说出了中国古代自先秦开始的思想对话的价值观念与思想方法。争鸣是对话的表现形态，对话则深化了争鸣，光有争鸣而无对话，则可能走向对抗乃至于斗争与毁灭。因此，对话是争鸣的基础，对话与争鸣相比，更能彰显出其中的人文蕴涵与“和而不同”的中华文化的特点。《庄子·天下篇》曾从道家的角度论述了先秦时代思想文化裂变的悲喜剧情形：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谈到道术由于当时的动乱与圣贤不明导致分崩离析，人各是其是，各非其非，不见了道术的真谛，庄子显得过于悲观。其实，这种道术由统一走向分裂，再由分裂走向融汇乃是历史之必然，故而东汉的班固《汉书·艺文志》中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班固的说法虽然有张扬儒学的意思在内，但他也看到了先秦诸子思想对话与争鸣发展的路径，是由各执一端走向百川归海。证之以先秦两汉以来的思想发展轨迹，从经典形态的演绎，比如由诸子的《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发展到号称杂家的《吕氏春秋》、《淮南子》，可知此言不虚。而这种发展与演进的基本条件是对话。百家争鸣如果没有思想对话的展开，没有人文蕴涵的加入，就会导致秦朝焚书坑儒的悲剧出现。要想避免批判的武器变成武器的批判，则自由的思想对话是前提，从先秦到两汉时代，这里面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都曾出现，成为令后人感思的历史现象。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与时代的剧烈变动，反映在思想文化领域，便是商周以来的神学消褪，理性精神突显，出现“礼崩乐坏”的情况，同时也给文化的新陈代谢提供了机遇。先秦诸子原为周室王官，其学术与思想受职官所限，未能获得独立的品格。周室崩坏，时代动荡，学术下移，教育平民化，促使他们来到民间，思想空间得到释放，自由地发表对于社会人生的意见。先秦诸子的思想对话与文论批评，正是依托这一平台而形成的。先秦诸子对话与文论集中在对于周代礼乐文化的看法上面。礼乐文明是整个中华民赖以安身立命的文化血脉，它建构在人性与人生问题的基石之上，具体说来，先秦时的各家各派都专注于人性何为，人生何为的问题，由此而生发出礼乐文明对于人性与人生的价值与作用的讨论，这一点在儒家的孟子与道家的庄子中可谓钍锋相对，即使在儒家内部，孟子与荀子也是分岐与争议颇大。当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人生问题都被汇集到这一范畴中来。面对礼崩乐坏的局面，先秦诸子发表了针锋相对的看法。儒家的孔孟力主在传承中对于礼乐文明重新解释；而道家的老庄则主张回到人类的原初状态，废弃礼乐器具；法家从新兴地主阶级的立扬，提出用法术势代替传统的礼乐；墨家从节用的角度提议废除礼乐。当时的文论属于所谓杂文学的范畴。由于中国古代的文学问题一直与社会人生与政治文化相关系，文学理论的核心观念乃是社会人生，人性学说乃是这一问题的底蕴，儒道两家的对话与争鸣，促进了两家思想的融合与互补，为秦汉时代的思想融合与发展作了铺垫，是中国文化和而不同风采的体现。对于文论批评影响至大，孔子的对话与文艺批评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孔门文艺批评主要见之于《论语》这本典籍。《论语》是孔子弟子记录孔子与学生思想观念的一部语录体的儒家经典。班固《汉书·艺文志》云：“《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至于为什么采用《论语》这种载体，唐代经学家孔颖达在《论语集解义疏序》中解析道：“此书之体，适会多途，皆夫子平生应机作教，事无常凖，或与时君抗厉，或共弟子抑扬，或自显示物，或混迹齐凡，问同答异，言近意深，诗书互错，综典诰相纷纭，义既不定于一方，名故难求乎诸类，因题‘论语'两字以为此书之名也。”孔颖达在这里谈到，《论语》这部书是适应着孔子生平事迹与思想特点而编就的，孔子虽为圣人，但是生平为教具有很大的随机性，其思想的特点适于采用《论语》这种体裁。所谓“论难答述“，就是指的这种思想对话的特点。孔子与学生相处，本来就很随和，他的思想理路也体现出中华文化的实践理性特征，即在日常生活中注重开掘其内在理性与道德思想的火花，本身就具有感兴特点，现代学者和作家林语堂说过：孔子品格的动人处，就在于他的和蔼温逊，由他对弟子的语气腔调就可清清楚楚看得出。《论语》里记载的孔子对弟子的谈话，只可以看做一个风趣的教师与弟子之间的漫谈，其中偶尔点缀着几处隽永的警语。以这样的态度去读《论语》，孔子在最为漫不经心时说出一言半语，那才是妙不可言呢。林语堂为此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提倡语录体，被称作《论语》派。林语堂认为孔子在漫不经心时说出来的话语所以“妙不可言”，显见得是即兴而言的，本身就是审美经验的一种。因此，从对话的角度去考察孔子的文学思想，是很有意义的。《论语》记载的孔子与弟子的对话，与古希腊拍拉图的《文艺对话集》中的对话大为不同，前者重在理性的昭章，而后者则重在知性的感发。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批评孔子至多是一些道德箴言，没有甚么体系。[2]这说明他不了解中华民族的生命价值观与理论观念。孔子思想所以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承载者，影响深远，是因为它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实践理性，符合中国人的人生观与理性观念，中国人不喜欢将理论变成灰色的思辨的对象，而喜欢知行合一，履践为上的知性与悟性。而黑格尔自己大约也没有想到，在他死后的二百多年后，他的故乡德国也兴起了一股反对惟理论，倡导现象学与当下性的思潮，影响到文艺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回到了东方孔子似的语录体语境中。先秦诸子文论集中在对于周代礼乐的看法上面。而礼乐涵括了道德与文艺的内容，先秦儒家思想是从礼乐角度去体认道德与文艺问题的，这一点在孔子思想中表现得很明显。孔子本人十分重视文艺的对话与沟通作用，这是因为农业文明与继之而起宗法社会的特点所决定的，以血缘宗法作为纽带的社会，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古时候主要通过对话与讨论来进行。学问离不开日常生活的切磋，所谓“百姓日用即为道”的观念很早就在中国古代社会萌发了。而诗歌与音乐在当时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承担了人际关系的交流。列夫·托尔斯泰《艺术论》中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艺术源自个体与社会的沟通，是祛除个体孤独的重要渠道。[3]这一思想与孔老夫子的诗学倒是颇为相合的。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所谓“群”，据后人解释，也就是“群居而切磋”，即互相交流思想感情的意思。可见在对话中能够拓展人的思想境界。古代中国人对于诗乐舞的功能与作用，是从农业文明中的人际关系中去体认的，强调诗乐之中通过思想交流，促进对话，和合人际关系。不同于西方的人际关系中的理性思维，人际对话，往往在不经意间产生诗兴和随意性，后世诗话与词话中的随笔大体同于此也。“诗可以兴”与“诗可以群”的关系如何处理呢，这一问题值得探讨。实际上，诗的“兴”、“观”、“怨”，都是在“群”的基础之上得到认同的，而不是游离于此而展开的。此一点要特别强调。明末王夫之在《姜斋诗话》卷一中提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尽矣。辨汉魏唐宋之雅俗得失以此。读《三百篇》者必此也。可以云者，随所以而皆可也。于所兴而可观，其兴也深；于所观而可兴，其观也审。以其群而怨，怨亦不亡；以其怨而群，群乃愈挚。这里强调了群与怨之关系。“群”的对话与交流是建构解读诗作的平台与基础。从现存的《论语》文本来看，孔子自觉地强调《诗经》中的这种对话与沟通功能。他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孔子认为君子应当知命知人，而知人在于知言，即能够与人沟通与交流，而这种知人也是智者的本领之一，与仁者爱人是互相配合的。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论语·颜渊》）在孔子看来，知是仁的运用，仁是知的基础，二者是互动的关系，不能够知人又怎么能爱人呢？这是孔子仁学的重要观念。孔子在教育儿子时说过：“汝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论语·阳货》)意谓不学习《诗经》，就像人走路面对着墙壁不能前进一样，无法与别人进行对话与交流。《诗经·国风》中的《周南》、《召南》，反映了受周文王德化熏陶的周地的良好古风，也是孔子推举的仁义之风的来源。孔子认为一个人如果接受了《诗经》中《周南》、《召南》中弘扬的这种道德观念与思想感情，就会以仁者之心去待人接物，使自己的人格得到升华。中国古代的宗法社会很早就将艺术纳入社会宗族群体之中，这便是所谓“礼乐相须为用”的文明教化体系。礼之中既有内在的属于同一性的原始血缘伦理基础，又有显在的差异性，因此，这种特殊的政治伦理、宗教体制便有一套与之相适应的审美文化与操作体系来缘饰。《礼记·乐记》指出：“乐合同，礼别异，”“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在儒家看来，宗法社会中的礼是用来区别不同等级之人的，乐是调合不同等级与身份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不同等级身份的人，由于处于同一个血缘体系之中，于是在情感上也就有了互相认同与交往的基础了，而包括《诗经》在内的文艺可以承担调谐人际关系的职能。孔子还教训儿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孔子还有意识地强调，《诗经》学得再好，如果不能应对出处，虽多也无益。“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孔子的学生曾子也说过：“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论语·颜渊》)从这些方面来看，对话意识的自觉与运用，是基于孔子的仁学思想品格的。孔子的各种思想，其中包括文学思想，首先表现在与弟子的对话中。孔子十分注重因材施教和循循善诱，启发学生举一反三，并且认为这是学生可教与不可教的标志。《论语·述而》：“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也引用了这段话说明孔子教育学生的特点。何晏《论语集解》引郑玄注曰：“孔子与人言，必待其人心愤愤，口悱悱，乃后启发为说之，如此则识思之深也。说则举一端以语之，其人不思其类，则不重教也。”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孔子深契于教育之道，他教育学生时往往等到对方有所明白时再加以启发，这样对方容易接受，印象深刻，如果对方不能举一反三则不再重复，因为这样的学生没有天资，教了后也未见得有益。《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记载：子贡利口巧辞，孔子常黜其辩。问曰：“汝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贡虽然利口巧辩，但是在孔子看来，没有颜回能够举一反三，悟性差，所以不如颜回深得孔子喜欢，子贡也有自知之明。由此可见，孔子注重在对话的语境中启发学生，重视双向的互动。在孔子看来，思想智慧并不仅仅表现在巧言善辩方面，而是在于举一反三的悟性智慧方面，能力与知识更为重要与根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与有价值的观点。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针对不同的对象来加以启发，既是孔子教育思想的体现，同时也证明对话的随机性，这正符合文艺批评的个体性与随机性原则，是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的基本特点。《论语·先进》中记载孔子在回答几位学生关于“闻斯行诸”，即一旦了解了道之后如何做的问题，孔子依据不同的对象之人作出了不同的回答：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孔子体现了对于弟子因人而异加以教化的原则。子路勇敢，所以让他不要轻进；冉有廉让，所以要鼓励他进取。孔子在对话中尊重每个学生的个性，因人而异，因材施教。可贵的是，孔子有时也会打破师生之间的等级，坦诚地与学生进行对话与交锋。孔子曾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为政》），这些基本原则同样表现在孔子与弟子的对话中。《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困于陈蔡时，弟子们对孔子的不同态度，以及产生的思想对话甚至思想交锋，更是彰显出孔门对话的坦诚性：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问曰：“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邪？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齐？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贡入见。孔子曰：“赐，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於此？”子贡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孔子曰：“赐，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穑，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为容。今尔不修尔道而求为容。赐，而志不远矣！”子贡出，颜回入见。孔子曰：“回，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於此？”颜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这段对话将孔子与几个弟子的性格与思想境界活灵活现地展示出来。孔子推行仁义，恢复周礼，在当时得不到世人的认同，受到围攻。于是弟子中难免产生怨气，子路有怨言，认为孔子不周世用；子贡则劝孔子稍降其志，孔子坚持用求仁得仁的思想来教育学生，表示自己的悲剧乃属必然，志向终不可屈；弟子中唯有颜回恭维老师，认为是世人莫能容老师，是老师的光荣。孔子在烦恼中听到后大为高兴，甚至说出如果颜回发财后自己要替他管帐的调侃笑话。可见孔子有时候也难以免俗，喜欢听恭维话，而颜回也有奉迎之嫌。比如《论语·先进》中还记载：“子畏于匡，颜渊后。子曰：‘吾以女（汝）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在这段对话中，孔子的思想性格，甚至包括他的庸俗一面也得到了鲜活的呈现，同时也表现出师生之间对于仁者的理解并不一致，正是“君子和而不同”风度的展示，孔子以其思想人格，最终提升了子路等人的人格境界，这是有史可稽的。（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路认为仁者应当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而孔子则认为相反，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就是典型。仁者恰恰体现出“岁寒而后知松柏之后凋”的精神。孔子的精神就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仁者精神。这种仁者精神，是后来中国文艺批评的核心精神。比如“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就是这种思想的表现。颜回所以得到孔子的赞赏，是因为他能够安贫乐道，初步不改，达到了仁者不忧的地步，上升为今人所说的孔颜人格，孔子曾赞扬：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也》）孔子阐发了颜回人格体现出来的儒家心目中的坚定的仁者之心与意志实践，已经上升到超越功利的自觉与自由的境地，而此种境地，与文艺审美的自由境地相通。它需要磨炼。孟子说：“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孔子贤之。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孔子贤之。 ”（《孟子·离娄下》）也是赞美颜回的这种人格精神。《论语·颜渊》中还记载：“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值得注意的是，孔子教育学生，克己复礼为仁的功夫要从自我努力做起，不要依赖外力。这样，就将人格的升华从外转向了内在的道德修养境界。这种人生境界，正与人格的高尚与精神的脱俗相呼应。孔子认为只有人类才有这种超越生物本能的人性内涵与光辉，后来的孟子则张大了其中人性自觉的意义，形成了关于审美人格的学说。若从当代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认识的话，是极有价值的。从中可以看出，《论语》的开放性与语录体是直接关连的。程颐提出读者不妨设位为孔门弟子，与圣人对话与交流，从中汲取营养，他并且强调读者读了后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反响，有的读了后全然不知晓者，有读了后得一二语者，有读了后手舞足蹈者。他自称读《论语》后意味悠长，历久弥深：“程子曰：颐自十七八读《论语》，当时已晓文义，读之愈久，但觉意味深长。”（朱熹《孟子序说》引）之所以产生这样的阅读效果，显然这是与《论语》的内容及体式有关的。谭家健先生认为《论语》是后世语录体的鼻祖：“《论语》除了在语言艺术、个性描写，故事记叙等方面给予中国文学史以广泛影响之外，它所首创的语录体，也常为后人所效法。”[4]孔子及其思想通过这种语体与后人对话与沟通，其思想风采和音容笑貌栩栩如生，产生了极大的感染力，使后人睹其风采而不能忘怀。西汉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最后感叹：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馀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於夫子，可谓至圣矣！从更深层的文化背景去分析的话，孔子《论语》中出现的对话体思想学说，奠定了中国思想文化的世俗性，排除了宗教精神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统治。任何宗教，不管它是何种形态的，都有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依据信仰来建构，而精神信仰则由一些绝对性的律令与教条构成，它是神圣不可逾越的，由此而造成它的原教旨，往往杜绝对话与沟通，崇拜绝对真理而忽略当下性。[5]而孔子的思想虽然也带有精神信仰的色彩，如他强调“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但是更注重其现实品格与实用性的一面，孔子所倡导的“己所勿欲，勿施于人 ”的恕道与中庸之道，更是奠定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重视对话的人性基础与现实品格。
这里面有几篇关于先秦的论文，但是都是大篇幅的，不是名人的，是一些学生的论文~你自己下载下来在斟酌一下，去粗取精~希望能够帮助到你~
我也在准备开题，不过国内外研究现状别指望网上有可以直接拿来用的，只能自己泡图书馆搜集资料然后加以总结。可以参考下别人写的述评，或者在期刊网上检索引文，这样查的会比较全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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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国先秦至隋的诗歌总集。今人逯钦立（1910～1973）编。共135卷。此书的优点是：①取材广博。隋代以前的作品，除《诗经》、《楚辞》外，凡歌诗谣谚，悉数编入。②出处详明。每诗必注明见于何书何卷，无一例外。③异文翔实。各书的异文，或一书不同版本的异文，乃至前人的校勘成果，凡足资参考者统予记录。④考订精审。书中按断多有独到见解。⑤编次得当。依据作者生卒先后分卷编次。该书在同类总集中是最完善和使用最方便的一部。1983年由中华书局排印出版。作者简介：逯钦立（1910-1973），字卓亭，山东巨野人。193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随即考入北大文科研究所，专门研习汉魏六朝文学。曾在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广西大学（桂林）、东北师范大学任职。 逯先生对于汉魏六朝文学造诣颇深，撰述很多。1940年，他感到明人冯惟讷所辑《诗纪》、近人丁福保所辑《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虽然"搜括靡遗"，有功于世，但仍存在严重缺失，遂在前书基础上重新攟摭上古迄隋末的歌谣，另谋新编。工作时断时续，直至1964年，始编定《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这部百卷巨轶。其中《隋诗》10卷，为目前收录隋诗最为全备的总集。 另有《陶渊明集》校注（中华书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