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西饮食差异 申巧锋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山西长治 046011） 摘要：常言道：民以食为天。饮食与每个人的生活密切相关。文章从饮食结构和饮食餐具两方面出发，对中西方饮食与 其历史文化背景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了简单的分析与探索。 关键词：饮食结构；饮食餐具；筷子；刀和叉 中图分类号：TS9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014（2008）-0103-02 世界各民族由于地理环境和生活方式的不同， 从而产生了不同的文化。今日世界文化的类型可大 体上分为东西方两大类。东方文化以中华文化为 主，而西方文化以欧美文化为主。东西方文化生长 在不同的土壤中，经过历史的洗刷沉淀，张扬着迥 异的个性，从而迸发出各自独特的魅力。饮食便是 其中的一个方面。 常言道：民以食为天。“吃”与每个人都密切相 关。由于人们所属的民族、社会历史、宗教信仰、道 德传统以及文化教养的不同，从而反映在饮食上也 就有所差异。走进餐厅，你会发现，许多风格迥异， 吃法不同的中西方式，也就是所谓的“中餐”与“西 餐”。下面，我们就中西方饮食结构及使用的餐具两 方面进行分析、研究，试着探讨一下饮食与历史文 化背景之间的内在联系。 一、中西方饮食结构 我们知道，中西方饮食结构存在明显差异，中 国人的饮食以谷物为主，肉少粮多，辅以菜蔬，即饭 是主食，菜是为了下饭。而西方的饮食则是以肉、奶 为主。下面我们就看一下这种不同的饮食结构与其 历史文化背景密切联系。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是人类文明曙光最早照耀 到的地方。在史前时期就有了高度的发展。原先的 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随着农耕时代的来临，逐 渐变成定居生活。定居后的生活主要依赖于土地， 以农作物作为主要的食物来源。而定居的稳定生活 又造成人口的大量繁衍，造成粮食紧缺，更进一步 的开垦荒地，使农业占的比例越来越多，畜牧业受 到了很大抑制。在人类的食物当中，以素食为主。当 然也有肉类食物，但受条件限制，只有社会上层的 人才能经常吃到。所以古时称有地位的人为“肉食 者”就是这个意思。大部分的人只能以素食为主，所 谓“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就 是说人们生活以五谷杂粮为主要的营养提供，果类 食物也起到辅助的作用，能增加点肉类食物对身体 是有好处的，蔬菜之类的可以帮助我们补充营养。 这是我们古时候的饮食模式，这里面有主观的选 择，但更多的是客观条件的限制。 而西方社会主要由游牧民族发展而来。游牧生 活居无定所，没有固定的地方，也就很少有农作物 的播种与收获了...... 二、中西方饮食餐具 东方社会，以中国为代表，吃饭主要是靠筷子。 也就是两根小棒。在西方人看来，真的很神奇。就这 么两个小棒，便能以不变应万变，对付所有的食物。 小小的筷子就是中华文明的精髓了。那西方人吃饭 用的是什么？是刀和叉 ...... 由此可见，中西方的饮食在一定程度上受其历 史文化背景的影响。然而，我们应该清楚，文化无优 劣，饮食文化也无优劣，其区别只不过是不同的环 境条件下的生活方式或者饮食方式的不同罢了。但 是如何理解和分析这一区别则是非常重要的。本文 的目的基于这一点而作一些简单的分析和探索，是 否能够得到大多数读者的认可不得而知。在此意义 上，把我对于中国饮食文化的某些看法，行之于笔 端，希望得到方家的指教。
民俗旅游范畴广泛，近年各地根据当地不同的民间文化习俗、历史文化特点而推出了不同的民俗旅游项目。民俗旅游首先要民俗气氛浓厚，如山东传统的民俗节目有大秧歌、抬花轿、踩高跷、跑旱船、舞狮子等。其次民俗旅游离不开民间工艺品，如刺绣、剪纸、年画等。再次是历史文化习俗，如农业生产生活、家庭礼仪、衣食住行、节庆等古老的民俗事项。民俗游对继承和弘扬传统的民族优秀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民俗文化是古今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它包含了各民族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及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构成了民族文化的主要内容。其内容主要包括生活文化、婚姻家庭和人生礼仪文化、口头传承文化、民间歌舞娱乐文化、工艺美术文化、节日文化、信仰文化等。其在旅游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我国的民族文化是一座取之不尽，挖之不尽的宝库，我国拥有55个少数民族，蕴涵着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在旅游开发中民族文化资源还处于起步阶段，尽力发掘、保护和开发宝贵的民族文化资源，将潜在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竞争优势，是我国十分紧迫的任务；民族文化能促进人们的跨文化交流与了解：以往单纯的展示性的旅游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人们更趋向于获得有别于惯常的生活的充满情趣的体验，体验朴实有富有新鲜感的少数民族生活情趣；民族文化旅游丰富了旅游活动，提高了效益，促进了旅游经济文化的发展。它不仅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还产生了广泛的社会效益和深远的生态环境效益，成为弘扬民族文化的窗口。民俗旅游是指人们离开惯常住地，到异地去以地域民俗事项为主要观赏内容而进行的文化旅游活动的总和。目前民俗旅游已和自然风光、名胜古迹旅游一起构成了颇具特色的旅游三大系列产品。从广意来讲，旅游实际就是民俗旅游，民俗和旅游是文化与生活的复合体。旅游者通过开展民俗旅游活动，才可能亲身体验和触摸到旅游地民众生活事项，体会到当地的民俗事项，体会到当地人民的生活的方式和、思想意识和审美情趣，实现审美与自我完善的旅游目的，从而达到良好的游玩境界。从某种意思上来讲：民俗旅游属于高层次的旅游，在未来不久将成为现代旅游的主流之一；由于地方特色和民俗特色是旅游资源是旅游资源开发的灵魂，也具有独特性与不可替代性，因此，民俗旅游资源是旅游产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性资源。能把握好并利用好这一优势资源是提高我国旅游品位的关键所在。民俗旅游正随着旅游业的繁荣而展现出广阔的前景，因而合理的开发民俗旅游资源对少数民族和整个社会的经济文化繁荣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民俗及其分类民俗是指一个地区或一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由民间创造的，又为民间所通行和传习，为人们共同传承的物质文化生活，包括各种物质生产、饮食、居住、迁徙、岁时、婚丧礼仪以及工艺、农业、贸易、行业、游艺等习俗。它依靠习惯势力、传习力量和心理信仰约束，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表现。山东民俗文化由古至今，因移民、交通、外出谋职等原因，不断发生地域之间的交流，表现于民俗演变，形成了吸收与开放兼有的态势。因移民而带来的民俗文化对山东民俗产生了深刻影响。明初推行"移民宽乡"的民垦政策，从明洪武二年到永乐年间大批移民由山西洪洞县大槐树迁至山东、德州、滨州、聊城、泰安、菏泽、济宁一带，其中一部分又先后由滨州一带东迁。这样，山西移民几乎遍布山东各地。山西民俗影响山东，如寒食节不生火做饭。鲁西北数县居民，许多是明代初年由直隶枣强县移民而来，他们居信的地方，年画、泥玩具等民间艺术品，至今与枣强风格相近。明初由四川移民到山东的多集中在莱州，因此，莱州风俗多有与东邻不相同，还有许多市地有移民至山东各地，民俗也各异。元、明、清三代繁盛一时的京杭大运河沿岸的码头城镇，如山东地段的德州、临清、聊城、济宁等，受南北漕运影响，风俗与山东其它地区多有不同。这些城镇中大多都有一个竹竿巷，集中了江南常见的竹编店铺，街面上开设的茶馆，其铺面格局，卖茶、饮茶大致相同。济宁的玉堂酱园由苏州沿运河迁入，其产品至今保持着江南风格，并且仍用"姑苏老店"的招牌。外出谋职带来民俗文化交流的典型事例，当数历史上的山东人下关东，或称"闯关东"。山东人下关东大致有两种不同类型：一种是携家移住东北家村和山区，带有逃荒性质，俗谓"被逼无奈闯关东"；一种是家在山东，但大半生在东北做生意，俗称"住地场"。他们将山东的风俗带去东北，又将东北的习俗携回山东。长期的交流使两地的民俗文化有了许多相似之处，特别是一些内容相同的民间故事，如秃尾巴老李和人参的故事等，在山东与东北同样广泛流传。山东风俗受东北影响以胶东最为突出。 端午节民间又称五月节、重五节和端阳节。有说法是，此节原本是炎黄后代祭祀祖先的日子，当时被古人称为龙子节。到了战国时期，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人们便把这一天定为了端午节，后来，各种缅怀活动形式习俗，一直延续至今。
国外民俗文化研究的目前主要着重于：高度重视民俗文化的价值，不断完善民俗文化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民俗文化保护和市场开发相结合，注重对广大民众的宣传教育，为保护和发展民俗文化提供学术保障等。
在国外相关文献与研究成果中，对于民俗旅游的研究主要注重关于对民俗文化的真实性的保护问题的研究。博纳和克什布兰特认为，旅游中的民俗表演不是要提供真实，而是为游客提供一种旅游现实感，一种可以让他们体验当地文化的舞台。
扩展资料
中国的民俗文化发展：
中国的民俗文化包括中国人生仪礼、岁时节日、生产、饮食、服饰、居住、交通、游艺、信仰等各类民俗事象的产生、发展及其在当今社会的形态。深入了解中国民俗文化的发展与变迁，认识中国不同特色的风俗、习惯、心态、制度等，充分感受中国民俗文化的恒久魅力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影响。
借鉴国外经验，保护并发展好我国的民俗文化，必须完善机构设置，落实相关政策，重视民俗旅游景观的开发，加强田野调查和科学研究，开展民俗文化进校园活动，促进民俗文化保护的规范化、大众化、专业化和产业化。
参考资料来源：
百度百科-民俗文化
改造对藏族民居特征的影响优秀论文
甘孜的土筑平顶中掺合一定的牛粪作为调合料，而巴塘地则用白泥、锈石、青桐叶汁等掺合其中，相当特别。康巴地区的传统民居建筑特点是：平顶、墙体厚实、内框架均采用柱顶梁结构形式，一般是多层建筑，底层均用以关牲畜，顶层堆放草料，楼下不开窗，楼上开小窗。注重檐、门、窗的装饰，火塘或厨房一般都在一楼居室，厕所在楼层居室附近设外露吊脚高厕，设有独立的经堂。[1]在地广人稀的地方人往往会显得特别渺小，凡是去过那些地方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以道孚依山而建的民居为例，外观的色彩基调是相同的，房屋的朝向也基本相同，但是各家各户的房屋内设计却大有差别，特别是通过在不同的位置设置晒台以调节建筑群的空间，远远看去显得错落有致，不会觉得呆板。
在内部陈设上，人们喜欢如寺院建筑雕梁画栋那样进行装饰，图案大多采取传统佛教艺术图案，蕴含着藏民族传统的宗教观念、传统价值观念和文化内涵。起居室往往是民居中最重要的部分，中间置有火灶，一般朝向东、南，中心立柱，不但支撑顶棚，也是重要的装饰构件，北侧摆设藏柜、床铺、柜子、书架等日常家具，围绕火灶沿墙布置。关系主人家脸面的门的设计更是不遗余力，自然是显得大方、庄严而华丽。康巴地区藏族民居门的款式多样而且独具特色，该地区的门具有三方面的价值，即实用价值、装饰价值和文化价值。[2]
改造对传统藏族民居特色的影响
2008年5月12日的汶川特大地震，对四川、陕西、甘肃等地都造成了巨大损害。为推进灾后重建有序进行，国家先后出台了相关政策与法规，当然这也给我们川西藏族地区的建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这里面也包括了牧民定点居住工程建设以及旧民居的改造和升级。由于社会条件的变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社会观念的变化，重复以往建筑的样式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因此在设计规划上势必引入与现代科技和生活相适应的元素。尽管在规划时强调了保持地方特色，但从已改造的项目看还是有不少变化，主要体现在几方面：
首先，民居布局相对集中，使原先松散的村落初具现代社区样貌。在川西藏族地区，新建的建筑风格基本尊重当地风格和传统习俗就地取材并改进传统建筑工艺，要提高防火和抗震能力。同时，要求道路、交通、卫生等条件得到改善，以更加适宜人类居住。
其次，住房的材料和结构发生了巨变。现在，原有的土木、砖木结构的房屋普遍变成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砖混结构。以道孚的传统民居为例，一般较为低矮，多为两层。传统“崩科”的营造方法一般有两种，一种是将半圆木两头直接搭交，使四面墙体连成整体，在木墙体上挖洞作门窗；另一种是将房屋四角的圆木搭成灯笼架，然后在角柱上挖槽，再将半圆木两端插入柱槽内，层层横叠成墙。在建筑材料上，道孚民居以木材、石材、泥土为主要原料，1998年以来，国家禁止采伐天然林，新民居修建时就多采用更为坚固的钢混结构，还可以增强抗震性。传统上的屋顶多用桦树皮或硬杂木条垫底，再铺防水的“阿嘎土”，而现在的民居融入了现代建筑的防水技术，省去了每两三年换“阿嘎土”的麻烦。传统民居用夯土筑墙方法建造的'，顶、门、窗、过梁多采用木构件，现在也采用砖混结构。
再次，室内空间、功能分布、装饰特色的变化。以道孚县的箱式建筑为例，传统的民居底层一般不住人，用作养畜或贮藏，二楼是一家老小衣食起居的主要场所，有独立的经堂，挂有平面的佛龛——唐卡，有的设置了七色小彩灯，可举行一些小型宗教活动。而现在的新民居，一般设立有独立的厨房、厕所、圈舍，使得民居的室内空间、功能分布全面现代化，有的还设计类似普通商品房的客厅、饭厅和卧室，放置有电视机等现代化电器。原来装饰的窗扇也一改传统田字式样，有的仿制了各种汉式的花格窗扇。内部装饰除了传统藏画艺术的八吉祥图案外，也有传统汉族龙、凤、仙鹤、麒麟等吉祥图案，有的配合画面使用了金箔，显得富丽堂皇。另外，修房造物的方式也发生变化，一些政府工程往往由内地建筑公司承建，也遵循现行的一些建筑规范。而传统藏族民居修建的习俗尽管有些还保留着，但有所减淡。
对传统藏族民居改造的建议
无疑，康巴藏区不少重建或改造项目解决了那些无力凭借自身能力拥有住房的民众的实际困难，大大改善了他们的居住环境，提高了其生活水平，民众是非常支持的。在改善民生的过程中，政策制定者和设计者能够考虑到项目的规划和施工保留其民族特色，无疑更是难能可贵的。不过，从部分新建民居来看，还有一些问题值得注意。
首先，风格稍显单一。特别是在一些新建的主要聚居区，房屋的主结构还类似城市里的商品房，只是在门窗设计和外墙等方面有一些符号性的东西。一些新建筑在材料、结构以及室内空间功能分割方面的整体规划，出于环境保护以及提高生活水平的需要，加之要考虑建筑的设计与施工等成本，这些做法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也使得民居的民族特色在减弱。有的设计类似汉族地区不少马路边的砖混平房，往往要画上一些干栏式的木头串架图案，感觉有些假。因此，可以适当地进行不同户型、门窗的差别处理，甚至在整体统一的基础上，留出一些局部让居民按照自己的审美与传统风俗动手设计。
其次，应注重民众的文化参与，不要统一规划。建议在做建筑设计和装饰时也听听民众的想法，民众对本民族文化的热爱与积极参与是保持民族文化具有生命力的一个基础。科研从艺术学、建筑学、民俗学和文化学多学科进行深入讨论，形成合理可行的建设方案。同时，在设计中要为民居预留自建加建的可能性，使有特色的村落民居风貌能继续自然生长。
再次，选择性地保留和修缮一些原汁原味的传统民居村落，留住文化之根。现在这个世界无可奈何地变得越来越相似，在过去数百年时间里汉族地区曾广泛分布的粉墙黛瓦民居基本消失殆尽，而只有周庄、宏村等少数地方还能依稀看到，这些地方往往会成为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在康巴藏区的康定、丹巴、雅江、德格、理塘等县，现在还留存有一些防御性的高碉建筑，其中以丹巴最为密集。在民国以后，高碉逐渐失去作用，现在其实可以选择性地保留和修缮一些。
结语
应该说，康巴藏区建筑的改造、升级和灾后重建，是恢复和保护藏族民俗文化的契机。在规划和修建过程中应将抢救、保护、改进和传承等因素有机结合，好事要办好，才能留住这些弥足珍贵的活态建筑文化。显然，过分强调物质会导致人类精神贫乏，民族地区的民居建设与改造并非完全的经济和技术问题，更有文化留存和文化产业建设的问题。各地区应根据自然地貌、传统文化和建筑风格，设计出不同的建筑方案向民众咨询并谨慎决定，才能让建筑和环境、历史和文化更加协调。
中央民族大学《藏族民间舞蹈“堆谐”研究》 赵玺 【摘要】： 本论文以藏族民间舞蹈“堆谐”作为研究对象，在经过总结和梳理大量历史文献资料以及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田野调查的辅助研究，对“堆谐”的历史来源、流布与传承状况进行了深入地剖析，并对其舞蹈形态和风格特征作了全面、细致地研究与描述。在此基础上，笔者还将“堆谐”与爱尔兰踢踏舞在形态、风格及其成因上进行了比较研究，试图探索在创作藏族踢踏舞时借鉴西方舞蹈创作元素的可行性，并以此作为切入点，力图找到发展、创作当代藏族踢踏舞作品的新思路，以期为繁荣藏族民间舞蹈创作领域贡献一点微薄之力。 本文一共包括引言、三个章节和结语三大部分。在引言中，笔者主要概述了本文的研究目的、意义、研究资料与方法，还对与本课题相关的研究动态及成果进行了介绍。 第一章中，笔者论述了“堆谐”的源流，共分为两节。第一节主要对“堆谐”的来源进行考证。通过对另一民间舞蹈形态“果谐”以及“堆谐”的主要伴奏乐器“扎念琴”的探源，来分析、考证“堆谐”的发生和发展状况。在第二节中，笔者主要是通过田野调查的研究资料结合前人研究的成果，对“堆谐”的历史流布和传承状况进行分析，并试图总结其发展规律。 第二章为“堆谐”的形态，共分为四个部分，分别对“堆谐”的内容与流派、音乐、服饰与道具、舞蹈动作进行了分析与论述。在第一节中，笔者首先概述了“堆谐”的表演内容和形式，然后分别对定日、拉孜和拉萨三种“堆谐”流派的形式和风格差异进行了论述和比较。在第二节中，笔者从主要伴奏乐器、音乐的调式和结构、音乐的内容三个方面来描述了“堆谐”的音乐。第三节的服饰与道具，笔者在作了简单的介绍后，还对其在“堆谐”历史过程中的发展、演变进行了阐述。第四节主要对“堆谐”的舞蹈动作及风格进行分析与描述，其中包括基本动作的讲解、传统组合的描述和风格总结。 第三章是“堆谐”的舞台创作。本章共分为三节：藏族踢踏舞作品赏析、民族民间舞的当代创作问题和“堆谐”创作初探。在第一节中，笔者首先对当代创作的藏族踢踏舞作品作了一个简单地回顾，然后分别对《飞旋踏春》、《飞快舞步》两个作品进行了详细地分析和评论。在第二节，笔者在中西方舞蹈语言差异的理论基础上，对藏族踢踏舞与爱尔兰踢踏舞的风格、形态进行了比较，并试图探讨中西方民间舞蹈创作元素相互借鉴的可行性。在第三节“堆谐”创作初探中，笔者从舞蹈语汇的发展和作品类型的开发两方面，探讨了创作当代藏族踢踏舞时的一些手法和方式，旨在为藏族踢踏舞的当代创作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结语部分，笔者除了对本文的研究过程和认识性成果作了一些概括外，还对本文的一些不足之处进行了总结，希望自己在完成本篇论文研究的同时，能够从中吸取经验让自己在将来的研究道路上越走越好。【关键词】：藏族 民族民间舞 堆谐 风格 创作 【学位授予单位】：中央民族大学【学位级别】：硕士【学位授予年份】：2007【分类号】：J722.22【DOI】：CNKI:CDMD:2.2007.071358【目录】： 摘要2-4ABSTRACT4-9引言9-13一 选题意义10二 相关研究动态10-12三 研究方法12-13第一章 "堆谐"的源流13-22第一节 "堆谐"的来源考证13-17一 考证一:来源于"果谐"13-16二 考证二:与"扎念琴"的发展相关16-17第二节 "堆谐"的流布与传承状况17-22一 "堆谐"的流布17-18二 "堆谐"的传承状况18-22(一) 在民众间自然传承18-19(二) 艺人传承19-20(三) 走向舞台艺术的传承和发展20-22第二章 "堆谐"的形态22-34第一节 "堆谐"的表演形式和流派22-25一 "堆谐"的表演形式22二 "堆谐"的流派22-25(一) 定日堆谐23(二) 拉孜堆谐23-24(三) 拉萨堆谐24-25第二节 "堆谐"的音乐25-28一 主要伴奏乐器25-26二 音乐调式与结构26三 音乐的内容26-28第三节 服饰和道具28-29一 服饰28-29二 道具29第四节 "堆谐"的舞蹈动作29-34一 动作描述29-34(一) 基本动作29-31(二) 组合动作31-34第三章 "堆谐"的舞台创作34-52第一节 藏族踢踏舞作品赏析34-37一 藏族踢踏舞作品回顾34-35二 作品赏析35-37(一) 《飞旋踏歌》35-36(二) 《飞快舞步》36-37第二节 民族民间舞蹈的当代创作问题37-46一 藏族踢踏舞("堆谐")与爱尔兰踢踏舞比较38-43(一) 藏族踢踏舞("堆谐")的风格及其成因38-41(二) 爱尔兰踢踏舞的风格形成41-43二 中西方舞蹈语言的比较43-45三 中西方民间舞蹈创作元素相互借鉴的可行性45-46第三节 "堆谐"创作初探46-52一 "堆谐"舞蹈语言的发展46-49(一) 步伐的借鉴与创新47(二) 下肢动作的发展47-48(三) 上肢动作的发展48-49(四) 舞句、舞段的创作49二 藏族踢踏舞作品类型的开发49-52(一) 意境型抒情性舞段的开发50-51(二) 叙事性作品的开发51-52结语52-53五 参考文献53-57六 附录57-59后记59-60里面有国内外对比，不知对你是否有帮助！ 可以从你们学校或单位的图书馆网站远程连接CNKI下载，绝对有！
论文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写法如下：
第一，写国内外研究现状的时候首先需要具备的是研究国内的现状，需要举出一系列的数据，同时这些数据必须是来源于正规的数据平台，这样的平台国家已经很多，中国知网是一个全国比较大家的数据库大家可以在这里查找，这个方法大家要记住。
第二，大家写国外研究的时候，需要明白的是国外的整体情况，需要了解具体国家的整体数据，同时对这个国家的文化要有了解，这样才可以引述正确。这些资料可以各大国际知名网站查找，美国的很多大学网站对外开放一部分，可以去那里研究一下。
论文的介绍如下：
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它既是探讨问题进行学术研究的一种手段，又是描述学术研究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工具。它包括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学位论文、科技论文、成果论文等。
2020年12月24日，《本科毕业论文抽检办法》提出，本科毕业论文抽检每年进行一次，抽检比例原则上应不低于2% 。
论文一般由名称、作者、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和附录等部分组成，其中部分组成可有可无。
旅游管理论文开题报告
第五周：复习“数据库设计”理论
第六周：基本框架完成，确定使用技术细节
第七周：完成后台数据库的设计，完成部分论文
第八周：完成前台界面的设计，完成部分论文
第九周：进行程序测试，继续编写毕业设计论文
第十周：继续进行程序测试，继续编写毕业设计论文
第十一周：整理资料、文档、图表等，修改毕业设计论文
第十二周：完成毕业设计论文，打印，按要求装订
第十三周：软件验收和准备毕业设计答辩
第十四周：毕业设计答辩及成绩评定
7、阅读的主要文献、资料:
[1]钟灵,旅游电子商务亚洲还要加把劲,中国旅游报,2000-05-15
[2]蔡加珍,刘伟华,关于网络时代旅游业发展,旅游科学,2000-03: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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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俊霞,网络化时代旅游业的变革与重组,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1:42~44
[5]钟灵,旅游电子商务亚洲还要加把劲,中国旅游报,2000-05-15
[6]张俊,广东能成为旅游业的“信息省”吗?中国旅游报,2002-04-21
[7]钟灵,旅游电子商务亚洲还要加把劲,中国旅游报,2000-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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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综述国内外对本课题的研究动态，说明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本论文相关的国外研究动态
随着世界旅游经济的发展，旅游消费市场发生了从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的根本性转变，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日趋多样化，旅游市场逐渐细分化。为了适应市场发展的需求，研究人员开始深入到各细分市场的消费者需求和行为研究中。国外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老年、青年、女性以及家庭旅游市场的研究中。营销人员将家庭购买决策视为产品开发、定价策略以及媒体选择的基础。
近40年来，家庭决策一直作为国外消费者行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主题而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家庭结构、家庭观念、家庭成员间社会经济地位的转变，使家庭旅游的决策过程呈现出不同特点，有关研究推陈出新[2]。国外学者研究发现，家庭旅游决策中的角色分配和决策模式的形成主要受以下几种因素的影响:孩子、家庭收入、家庭生命周期、夫妻冲突与互动等。
以Ryan和Seaton and Tagg为代表的研究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孩子是家庭出游的催化剂，父母非常看重孩子的满意度，孩子不愿意去的地方容易被排除在备选目的地之外。Iliatrault 和 Ritchie的研究发现，孩子影响夫妻间的角色分配，在有孩子的家庭由于妻子承担照顾孩子的责任，多由丈夫主导决策，在没孩子的家庭多为夫妻共同决策。但是当孩子参与到家庭旅游活动中的时候，更多的则是母亲主导决策。Howard and Madrigal曾经发现，在涉及孩子的娱乐服务活动中，母亲主导信息收集和最终决策的制定 。另外孩子的年龄对其参与家庭旅游决策的程度存在一定影响。
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决策的影响逐渐变大。Swinyard 和 Sim有关孩子对家庭决策过程影响的研究中，将孩子分为两组:12岁以下以及12-19岁。研究发现，在信息收集阶段，年龄最大和最小的孩子的影响作用存在重大区别。在Howard 和 Madri-ga的研究中，将孩子的划分为三组:4-5岁、6-10岁以及11-14岁，结果也发现随着年龄段的提升，对决策的影响变大。但是在亚洲国家出现一些不同的情况，处于13-18岁年龄段的孩子要面临高中或大学的升学考试，他们对决策过程的影响最小。
旅游需求是高收入弹性的，家庭收入能够影响家庭旅游决策，这首先体现在对夫妻间角色差别的研究中。早在1958年，Wolgast的研究发现，在收入高的家庭更多地由丈夫主导决策的制定。后期Nichols 和Snepenger进一步提出，低收入家庭多由妻子主导决策，中等收入的家庭多为共同决策，而在高收入家庭则多由丈夫主导决策制定。
Bartos指出的，有工作的女性比没有工作的女性参与家庭度假决策制定的可能性大得多。如果一个家庭中，妻子的职业就是照顾孩子，由丈夫主导经济，那么在面对一些昂贵的决策时，丈夫起主导作用。Antoine Zalatan通过线性回归模型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学历与妻子参与决策的程度呈正相关，教育能帮助女性获取有效参与决策的某些潜质。另外妻子工作时间越长，在金钱方面就更具自主权，有更多参与决策的机会。根据资源理论，妻子在家庭旅游决策中的作用将逐渐提高，同时夫妻共同决策的现象将更为普遍[3]。
Consenza and Davis和Fodness将家庭生命周期概念引入到了家庭旅游决策制定的研究中，认为处于家庭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家庭成员在决策中扮演的角色不同。Nichols 和 Snepenger提出，随着家庭生命周期的向后延续，共同决策现象呈下降趋势。Martinez 和 Polo的研究认为随着婚期的增长、家庭生命周期的延续，丈夫主导决策的可能性越来越大。随着年龄的增长，夫妻双方或家庭成员之间熟知彼此的喜好，作决定的时候常为对方考虑，这种熟悉效益促使决策人作出双方都满意的选择，在决策制定过程中合作大于冲突，同时每个人扮演的角色愈加专业化而且倾向于参与划分更细的决策。
3、本论文的国内相关动态
国内研究目前主要还是针对整体市场中旅游者人口统计特征的简单描述。虽然近年来也出现了对旅游者动机以及体验质量的研究，但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均显不足。特别是对细分市场的研究十分薄弱，通常只是对国外理论的论证和阐述，运用实际案例进行说明的比较少，研究方法比较粗糙，关注的往往只是问题的表象。国内学者一方面顺应国际旅游市场发展的趋势，对旅游市场作不断细分化的研究，特别是包括家庭旅游市场在内的一些当前蓬勃发展的细分市场，另一方面应选取科学的研究方法，将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选取实际案例，收集第一手资料，运用数学模型分析、处理数据。比较而言，国外旅游研究领域虽长期重视家庭旅游决策研究，但其理论成果的本土化应用仍值得质疑，重要原因之一是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消费者行为内涵与表现的独特性。
曾艳丽以长沙市为例对影响城市居民旅游行为的家庭结构进行了研究。笔者以家庭结构为主线，把家庭分为单身家庭、夫妻二人家庭、三口之家、与父母生活的家庭、三代同堂的家庭，同时对各自的职业、人均家庭收入进行了划分。研究指出旅游支出在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和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在各类家庭中均不是主要支出，不同家庭结构的出游次数、旅游花费以及旅游意向花费相差较大。不同家庭结构相对一致的方面有:出游动机与目的地偏好山水自然景观、清净乡村、古城古镇等。获得信息的渠道以网络、电视、报纸为主，另外就是亲友介绍，出游时段以周末和寒暑假为主。出游的交通工具选择比例占据前三位的是火车、自驾车和飞机，自驾车旅游受到不同家庭结构的喜爱。
贾静(2003)从家庭生命周期的角度对家庭的不同阶段的旅游消费行为进行了研究，旅游消费行为主要受家庭可支配收入以及孩子的影响，尤其孩子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同时，笔者也针对几类新型家庭并进行了简单分析。苏国良、吴必虎以及党宁(2007)首次对中小城市家庭规模和游憩行为的相关性进行了研究，通过对处于不同家庭阶段的家庭的收入、闲暇时间以及休闲娱乐偏好的分析，得出家庭规模和游憩需求的游憩现状、游憩潜力显著相关的结论[4]。
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旅游是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消费现象!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国民收入的增加，旅游消费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典型的社会消费现象，根据目前的消费者决策理论和研究视角，虽在个体或家庭旅游消费决策研究中得到了一定的应用但其所面对的主要是西方消费者; 国内相关实证研究还主要以西方"个体#消费决策的研究思路演进，特有的中国家庭旅游决策实证研究和思考还相对少见! 国内研究目前主要还是针对整体市场中旅游者人口统计特征的简单描述。虽然近年来也出现了对旅游者动机以及体验质量的研究，但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均显不足，特别是对细分市场的研究十分薄弱，通常只是对国外理论的论证和阐述，运用实际案例进行说明的比较少，研究方法比较粗糙，关注的往往只是问 题的表象。今后国内学者一方面应该顺应国际旅游市场发展的趋势，对旅游市场作不断细分化的研究，特别是包括家庭旅游市场在内的一些当前蓬勃发展的细分市场，另一方面应选取科学的研究方法，将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选取实际案例，收集第一手资料，运用数学模型分析，处理数据。随着日益发展的家庭旅游对旅游市场以及旅游业，景区和宾馆以及一线从业人员造成的影响是目前一项相对的空白的研究。所以我们应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了解目前的家庭旅游决策模式对旅游等相关的内容所造成的影响，像这样全面的了解有助于优化家庭旅游。
二、研究的基本内容，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论文采用文献资料法、分析总结法并联系实际系统阐述了家庭旅游决策，家庭成员及其影响研究的模式研究，在这样的家庭旅游决策模式下对旅游产品设计与营销的影响。
文章框架：
绪论
1、问题的提出
2、本论文相关的国外研究动态
3、本论文相关的国内研究动态
4、论文主要研究内容
二、家庭旅游决策者
三、家庭旅游决策过程
四、家庭旅游决策方向
五、家庭旅游决策对旅游产品设计的影响
1.家庭旅游决策对景区产品设计的影响
2.家庭旅游决策对旅行社产品设计的影响
3.家庭旅游决策对宾馆饭店业产品设计的影响
六、家庭旅游决策对旅游企业营销的影响
1、家庭旅游决策对旅游景区营销的影响
2、家庭旅游决策对宾馆饭店业营销的影响
3、家庭旅游决策对旅行社营销的影响
三、研究的步骤、方法、措施及进度安排：
研究步骤：
1. 研究家庭决策的成员，以及国内外的差别。
2. 研究不同家庭旅游决策者收集旅游信息的过程
3. 研究综合情况下，家庭旅游决策者关于旅游目的地以及吃住行游娱购的最终决定。
4. 研究家庭旅游决策模式下的家庭旅游分别对旅游业，旅游景区，旅游一线从业人员，旅游市场划分以及宾馆业所带来的影响。
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在学校图书馆、互联网查阅相关文献资料。
2、实地调查法：在绍兴开元名都大酒店实习了半年，对酒店的企业文化有一定的了解。
3、分析总结法：对从各个途径收集的资料进行分析总结。
研究的进度安排：
1、 20XX.11 确定课题和指导老师
2、 20XX.2.-20XX.3.20 查阅相关资料并撰写开题报告，修改开题报告
3、 20XX.3.25 论文开题，在指导老师指导下开始撰写初稿
4、 20XX.4. 论文中期检查，对论文初稿进行修改和完善
5、 20XX.5 定稿、制订成册
6、 20XX.5 论文答辩资格审查
7、 20XX.5-20XX.6 论文答辩
参考文献:
[1]Fodness, D. The Impact of Family Life Cycle on the Vacation Decision-making Process[J].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1992,31(2):8-13.
[2]Belch,M.A. Willis,L.A. Family Decision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Has 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House holds Impacted the Family Decision-making Process[J].Journal of Consumer Behavior,2002,2(2):111-124.
[3]陆恒芹,苏勤,姚治国, 国外有关旅游者家庭旅游决策问题的'研究[J],旅游科学,2006,12.
[4]王慧媛 ,国内外家庭旅游文献综述[J],学院学报,2009,06.
[5] 王书霞,沈洋 ,浙江儿童在家庭旅游决策中的影响及分析[J], 区域经济与产业经济,2010,08.
[6]邱扶东,汪静,旅游决策过程调查研究[J],旅游科学,2005,04
[7]杨琳,旅游决策过程中的口传研究[M],浙江硕士毕业论文,2002,12
[8]李湘云,旅游目的地选择偏好及营销策略分析--以成都为例[J],改革与战略,2012,10
[9]严艳,周文,张佑印, 基于市场的西安城市家庭旅游决策研究[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0,08
[10] 朱生东,杨媛媛, 家庭旅游的产品设计与市场开发[J],黄山学院学报,2007,08
[11]殷平,蔡安雅,中国家庭出游决策现状及旅游市场营销建议研究-(以北京为例)[J],人文地理,2010,04
[12] 王昕,关于旅游线路设计的思考,[J]重庆师范学院学报,2000,06
[13]盖玉妍,旅游企业内部营销理论及其策略研究,[J],科技与管理,2005,(4):85-87.
论文名称：
我国度假旅游环境的特点分析与营造
一、论文选题的动因(背景或意义)：
中国的度假旅游发展到现在，自1992年成立了12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以来，各地方纷纷效仿，大小不一、等级不同，不论去哪里旅游，到处可见“旅游度假区”字样，发展之迅速，范围之广都超出人们的想象之外，但是如此积极的跃进，整体的效益并没有提高，而是在坎坷中进行。虽然对于旅游度假区已经有屡见不鲜的感觉，但是中国度假旅游的发展并不是十分的成熟，因此，度假旅游成为现在很热门的一项研究主题。
而从中国度假旅游发展的现状以及前辈们对于休闲旅游与度假旅游的区分概念来看，中国的度假旅游区大部分都不能将休闲旅游、观光旅游明显的区别开来，在我看来，很多的旅游度假区徒有其名，却并无实质或者说明显的与其他区分的内容。因此，对于度假旅游环境的特点分析就很有必要，在分析的同时能够相对找出一些方法或者措施便是本次研究论文的主要目的。
二、论文拟阐明的主要问题：
度假旅游成为今天很热门的一个话题，但是对于它的研究，还没有比较成熟的研究体系，本文主要从度假旅游环境的特点出发，通过研究，找到现在的度假旅游环境所应该具备的元素与中国度假旅游环境中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通过与外国旅游度假环境进行对比分析，试图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度假旅游环境体系。同时，本着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分析营造度假旅游环境所需注意的事项，使整个营造过程中通过最少的损耗获得最大的效益。
三、论文提纲
1 文献综述
2 度假旅游与环境关系
2.1 度假旅游对环境的促进作用
2.2 环境对度假旅游的反作用
3 我国度假旅游环境的特点分析
3.1 我国度假旅游环境的类型
3.2 我国度假旅游环境的特点分析
3.3 我国度假旅游环境的现状与问题
3.4 与国外度假旅游环境的比较分析
4 我国度假旅游环境的营造
4.1 发展度假旅游的条件分析
4.2 我国度假旅游环境营造原则
4.3 我国度假旅游环境营造的问题思考
4.4 度假旅游环境特色的保持
5 结论
四、论文工作进度安排
给出论文撰写到每一部分的时间进度计划表(要与学院要求的最后交论文时间相吻合)。
序 号 论文各阶段内容 时间节点
1 完成论文前半章(度假旅游环境分析) 20xx.12.15
2 完成论文后半章(度假旅游环境营造)及初稿整理 20xx.12.27
3 完成论文修改稿及完善 20xx.01.14
4 完成论文三稿 20xx.03.11
5 完成毕业论文定稿 20xx.04.15
五、主要参考文献及相关资料:
1、蔡家成.度假旅游产品、项目的开发建设.中国旅游报.2008.04.02
2、Chuck Y.Gee.向萍.度假饭店的开发与管理(第二版).中国旅游出版社.2003
3、龚立仁.旅游度假区 路在何方.中国旅游报.2010.03.23
4、黄向,苏丹.旅游英语.21世纪旅游专业系列规划教材.暨南大学出版.2009
5、黄郁成.新概念旅游开发.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
6、姜红敏.度假旅游相关概念界定探讨.现代商贸工业.2009第12期
7、刘家明.游度假区发展演化规律的初步探讨.地理科学进展.2003.22(2)
8、骆文韬.走向21世纪的中国度假旅游.中国旅游出版社.1997
9、Robert Christie Mill.李正喜.度假村管理与运营.大连理工出版社.2002
10、王运姣,王琪.关于度假旅游的研究评述.现代经济信息.2009年15期
11、肖红艳、李琦.论分时度假在中国本土化面临的问题与对策.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综合版)2007年5月版
12、徐菊凤.中国休闲度假旅游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8
13、杨铭铎,陈心宇.休闲、养生、度假旅游概念分析.黑龙江科技信息.2009年29期
14、杨群,盛红.深圳发展东部滨海旅游度假区的前景分析.海岸工程2003年9月
14、杨霞.龙佑温泉度假区温泉旅游开发.消费导刊,2009(2)
15、郑冬子主编.旅游地理学.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08
16、郑建雄.休闲旅游产业概论.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17、周建明.旅游度假区的发展趋势与规划特点.国外城市规划.2003年01期
论文题目：
我国旅游景区治理模式问题与对策研究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1. 国内外研究现状、水平及存在的问题
旅游景区是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旅游景区旅游便没有了目的地，旅游经济的兴起，吸引了人们对旅游景区治理模式的研究。我国旅游业起步相对稍晚，但在旅游景区治理模式上也有诸多的研究成果，在借鉴国外的基础上，我国的学者已经着眼于中国情，对于政府、企业、集体在旅游景区治理中的地位，他们已经能做出认真的定位。我国每年都会有大批的专业人才走出校门，参与到旅游景区治理模式问题研究智能光的人也越来越多。我国旅游景区治理模式研究的佼佼者彭德成著有《中国旅游景区治理模式》一书并发表了大量文章，他对旅游景区治理模式这一问题研究的较为全面，并拥有其独特的见解。在《中国旅游景区治理模式》一书中，他详细论述了旅游景区的治理结构，现在主要几种旅游景区治理模式的优点和不足，旅游景区治理模式背后的利益纠葛等关键问题。但他也在书中表明，旅游景区治理模式这一命题具有长期研究的意义，它不应该被轻易定性，对他的研究也十分任重而道远。国外的旅游业起步早，尤其是欧洲的旅游业发展的最好，无论在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还是对遗产环境的保护都做得非常好。国外对旅游景区治理模式的研究比较全面也比较先进，创新之处也很多，但可持续和人始终都是研究的重点内容。
2.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选取这个题目对于旅游景区的科学治理、旅游业的健康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旅游业的快速发展让旅游景区治理成为了人们研究的焦点，我国旅游业起步相对稍晚，加之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模式的影响，使得我国的旅游业处于了一种先天不足后天畸形的尴尬状况。因此在旅游景区治理模式上存在着诸多的问题，给旅游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生态环进的保护带来不良影响，旅游业的混乱与其休闲娱乐放松身心的主旨背离愈远。通过对国内外旅游景区治理模式的深入研究，能够发现现有治理模式的弊端，找出对应的策略，从而对旅游景区的治理提出有意义的建议。
二、研究内容与目标
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是根据国内目前的旅游景区治理模式和国外的先进经验和研究成果，总结在旅游景区治理这一问题上的先进研究成果，并结合实际调查的结果辨清利弊。旅游景区的治理模式对旅游业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通过分析已有旅游景区治理模式优缺点，理清在旅游景区管理中的利害关系，寻找到更加科学的治理模式，以期改善我国在旅游景区治理上的混乱状况。本文的研究目标是通过对我国旅游景区治理模式的研究，发现其问题并且通过查阅资料和研究论证，找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
三、研究方法与手段
第一阶段，选题和搜集整理资料。查阅相关书籍、期刊和学士论文，并对参考资料进行整理分类。
第二阶段，阅读参考资料，撰写提纲和开题报告，并进行修改。
第三阶段，撰写论文初稿，参考指导老师意见修改论文。
第四阶段，论文定稿，进行答辩。
1. 文献阅读
2. 综合分析
3. 对比总结
四、参考文献
[1] 彭德成. 中国旅游景区治理模式与对策研究[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3:69-124.
[2] 王国新.唐代剑.旅游资源开发及管理[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32-37.
[3] 王建春.任丽君.旅游景区开发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研究[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3,23(1):87-89.
[4]王三忙.李树民.基于交易成本节约视角的旅游景区治理模式选择研究[J].旅游科学,2006,(4):34-35.
[5]陈芳.旅游景区治理模式的选择[D].厦门:厦门大学,2006:1-8.
我的的观点正相反：宗教是生活的真实表现，艺术是生活的虚幻表现。这个论点的文章我愿意写。
西方新文化史的兴起与走向摘 要]新文化史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和历史编纂中一个最主要的发展趋势，它取代了经济一社会史而成为历史研究的主流。新文化史在形成过程中，主要吸收了三个方面的理论和方法——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派史学、后现代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文化人类学。这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决定和影响了当今新文化史研究的基本形式与走向。 [关键词]新文化史；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年鉴学派；后现代文化批评；历史叙述主义；文化人类学 1989年，由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Lynn Hunt)主编的《新文化史》一书，第一次明确地举起了“新文化史”(New Cultural History)的旗号。亨特为该书所作的导论《历史、文化和文本》，从历史编纂的角度申明了新文化史研究的主旨，被看作是新文化史的一篇宣言书。在“导论”中，亨特借用爱德华。卡尔(Edward H．Cart)在1961年时对社会史所作的命题阐发道：“历史研究越注意文化，文化研究越注意历史，则对两者愈有利。”①[1](P22)她意在申明，文化史的研究将逐步取代社会史的研究而成为历史学的主流。20世纪80年代前后，当代西方史学经历了一次由“社会史”向“文化史”的转向，亨特宣称，“由于社会学理论在历史学中之角色的激烈论战已衰退，标志着新文化史的崛起”[1](p10)。为了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雅各布·布克哈特(Jarab Burckhardt)和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为代表的古典文化史相区别，这一新的文化史取向又被称为“新文化史”或“社会文化史”，它可以看作是近三十年来西方史学最主要的一个发展趋势。在另一本书中，亨特对新文化史作了说明：新文化史“探讨方向的焦点是人类的心智，把它看作是社会传统的贮藏地，是认同形成的地方，是以语言处理事实的地方。文化就驻在心智之中，而文化被定义为解释机制与价值系统的社会贮藏地。文化史研究者的任务就是往法律、文学、科学、艺术的底下挖掘，以寻找人们借以传达自己的价值和真理的密码、线索、暗示、手势、姿态。最重要的是，研究者开始明白，文化会使意义具体化，因为文化象征始终不断地在日常的社会接触中被重新塑造”[2](p198)。新文化史的兴起并非偶然，它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几种西方学术思潮共同作用影响的产物。抛开传统文化史写作对新文化史在历史编纂上的传承和借鉴作用不谈，新文化史有三个主要的理论和方法的来源一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派史学、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文化人类学。这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决定和影响了今天新文化史研究的基本形式与走向。 —————————— ①卡尔的原文为“历史学愈注意社会学．社会学愈注意历史学，则对两者愈有利。”(Edward Hallett Cart，What is History?New York：1965，p．84．) 一 关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对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的重要贡献早已毋庸置疑，对于新文化史而言，其形成首先便是建立在对这两种“新史学”范型的“反叛”基础上的；另一方面，这两种史学本身在70年代后的新发展，又进一步拓宽了文化史的研究视野，成为了世界性的新文化史运动的一部分。英国文化史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谈到：“社会文化史是对一种更陈旧的体制和更陈旧的‘新史学’的一种有意识的反叛，更确切的说，它是对六七十年代影响着欧美的两种历史类型的反叛。一是卡尔·马克思类型的社会史，二是计量史(通常但并不总是经济史)。计量史学又表现为两种形式：美国的‘计量史学’(diometrics)和法国的‘系列史’(hlstorie serielle)。”[3](p27)不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倡导的“自下而上”的社会史研究风气，还是60年代布罗代尔(Femand Bmudel)如日中天般的“结构”或“长时段”历史模式，或是与之相对应的计量史学方法，大都相信历史的“科学性”，并且借用马克思的经典命题，认为经济和社会是起决定作用的历史基础，而政治和文化只是随之而变的上层建筑。 不过，如同20世纪初兴起的新史学最初的萌动正来自传统史学内部一样，对经济社会史研究的反省同样出自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和年鉴学派内部。早在1963年，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P．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骤一问世，便在当时的史学界引起了极大的争议。汤普森本身是英国社会史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又是主动超越社会史并把研究方向引向新文化史的一位历史学家。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他一改当时社会史研究常见的诸如用计量的方法统计工人的工资收入、把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折算成可度量的标准进行比较等做法，而是把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的态度和意识作为对象，研究其文化的构成，工人阶级身份的真正形成不仅是在社会经济意义上的，还包括工人阶级对自身地位的文化认同。汤普森认为“阶级”是一个“历史范畴”，他写道：“除非我们把阶级看作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的构成，否则就无法理解它。”[4](p11)在他把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分析其阶级意识的形成时，使用的也完全是文化的术语，比如传统、价值体系、观念和习俗等。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汤普森又通过比较文化同经济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对自己的方法做了进一步的说明，“我正在提出质疑这样一种观念，即可以用‘经济学’名词来形容生产方式，但却把文化置于次要的地位，而生产方式的组织正是围绕着这个关键概念而展开的”[5](p18)。汤普森对这种做法提出了挑战，他不仅把“文化”引入到沉闷的社会经济史中，更将它放到了历史学家研究课题的中心位置，文化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反而成为了决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因此他的观念也常常被人称为“文化马克思主义”。 尽管汤普森还常常被归入到六七十年代社会史时代的历史学家之列，但他对文化的关注却极大地开阔了历史学家研究的视野，尤其在70年代后更是得到了积极的响应。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法国年鉴学派那里。不同的是，在法国，第三、第四代年鉴历史学家们用了一个专门的名词——“心态”(mentalités)来概括他们的文化史研究趋向，从而开创了“心态史”(l’histoire des mentalités)这一历史研究的新领域。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Coff)在评价心态史的作用时写道：“‘心态’这一广泛、含糊而又常常令人忧虑的名词，正如其他许多具有广泛含义的词一样，对近年来的史学领域的变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尤其对经济史领域起着一种理想的平衡作用，从而给整个史学带来了新鲜空气。”[6](P31) 勒高夫所说的心态史对经济史的平衡作用，显然是指法国史学自布罗代尔之后那种经济一社会史一统天下的局面。在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中，气候、生态、人口以及经济发展趋势都是决定历史发展进程的根本因素，是长时段的结构，而政治、文化等都只是浮于表面的可变量。而到了60年代末，以勒高夫为首的年轻一代的年鉴派历史学家开始主张恢复年鉴学派创始人注重精神状态史研究的传统，将研究重心逐步由社会一经济史为主转向以研究人们的心态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一文化史，反对把文化和心态看作是属于第三层次的次要因素，将研究领域由经济转向心态这一更为深层结构。米歇尔·伏维尔(Michel Vovelle)把这一转变称为“从地窖到顶楼”的进步。它意味着对过去历史整体架构的把握，历史的认识也更为全面真实。 许多早年以研究社会经济史闻名的历史学家，也受到了这种潮流的影响，在某种“心态”的作用下，自觉或不自觉地更弦易张加入到了心态史家的行列之中。最明显的例子是一度声称要固守“地窖”、坚持经济史研究的历史学家勒华一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在1975年出版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中，拉杜里利用14世纪宗教裁判所的审讯记录和其他档案，重新勾勒和描绘了中世纪后期法国西南部一个叫作蒙塔尤的小山村在几十年里的生活环境、风俗习惯及思想状态。在研究方法上，勒华拉杜里综合了社会经济史、历史人类学以及心态史等多种研究手段，其中尤为显著的一个特点是，他用心态史的方法将蒙塔尤村民内心中对现实的种种看法展现在读者面前，包括了对性、婚姻爱情、家庭、儿童、死亡、时间和空间、自然和命运、巫术、宗教、犯罪等的态度及观念。正如作者在书中写道的：“我们下面的考察将改变方向，它将更注重层次，更加细致，涉及个人会少一些。我们将不再从住家和窝棚等领域做面上的考察，而准备向深层探索。在最底层，我们将努力探讨一个充斥日常生活的颇有讲究的各种举止。此外，爱情生活、性生活、夫妻生活、家庭生活和人口问题也将是我们关注的问题。最后，我们还要充分利用有关村落、农民和民众的文化与社交的丰富资料。这里的‘文化’当然是指人类学家所说的总体含义的文化。”(7)(p194)伏维尔高度评价了勒华一拉杜里在《蒙塔尤》一书中的突破和创新，指出：“今天他对蒙塔尤地区的研究已生动地表明他把握了整幢建筑：从地窖到顶楼，即从土地结构到乡村集体心态中最为复杂的种种形式。”[6](p136) 年鉴学派的心态史研究事实上便是新文化史的一个开端，它同以汤普森为代表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一起，颠覆了社会经济史独霸的格局，为“文化”平反正名，从而确立了文化作为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在新文化史中的中心地位。年鉴学派的这种新的文化史研究取向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心态史研究也引起了其他国家历史学家的共鸣。其中最主要的国家当首推美国，尤其在一些法国史研究者中间，对文化的重新认识首先得到了他们积极的响应，他们是最早接触也是最先接受这一趋势并开始新文化史研究实践的。 二 在美国，对文化的重新认识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又被添加了更多新的内容，补充了新的理论和观念。1999年，在《新文化史》问世十周年之际，由林·亨特参与组织编写的另一部题为《超越文化转向：社会与文化研究新方向》的论文集出版了，历史学家会同社会学家及一些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共同对新文化史十年来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总结。在两位主编维多利亚·邦奈尔(Victoria E．Bonnell)和林·亨特共同撰写的导论中，对新文化史的产生背景回顾道：“到20世纪80年代初，新的分析模式开始取代社会史，宣告了所谓语言学或文化转向的开始。”[8](p2)随后，两位作者列举了几部出版于70年代前后的重要理论著作，指出正是这些著作的影响，使美国的社会科学家将视野转向了文化研究的方向。这些著作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也就是新文化史的另两个理论来源：一是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一是文化人类学。 在这部论文集的导论中，邦奈尔和亨特还特别提到了两部出版于1973年的著作——海登·怀特(Hay- den White)的《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和克利福德·吉尔茨(Clifford Geertz)的《文化的解释：论文选》。这两部著作分别代表了新文化史的两个理论来源。除了怀特和吉尔茨之外，整个六七十年代活跃的各种西方学术思潮，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邦奈尔和亨特紧接着列举的一系列作者中，有这样一些熟悉的名字：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以及最为重要、也是影响最大的一位——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此外，还有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Narshall Sahlins)、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等①。可以看到，他们基本上都来自上述这两种理论阵营。 —————————— ①这些作者的主要作品的英译本或英文原著基本都出版于20世纪70年代，如巴特的《神话学》(Mythologies,1972)，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大纲》(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1977)，德里达的《论文字学》(Of Grammatology,1976)，福柯的《事物的秩序；人文科学考古学》(The Order of Things：An Ar- chaeology of Human Sciences,1970)、《知识考古学》(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and 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1972)和《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Disci- pline and Punish：The Birth of the Prison,1977)，以及萨林斯的《文化与实践理性》(Culture and Practical Reason,1976)和威廉斯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Marxism and Literature,1977)。 首先来看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对新文化史的影响。海登·怀特在《元史学》中提出，所有历史的文本，不管其研究类型和方法是什么，基本上都是建构在作者的“诗性行为”之上的。他写道，所有历史著作“都包含了一个深层的结构性内容，它通常是诗性的，在本质上又是语言的，作为一种危急时刻确立起来的范式而使‘历史’解释区别于其他学科”[9](Pix)。邦奈尔和亨特指出，“他(怀特)认为，历史学家的深层思维结构通过对语言模式即比喻手段的选择，便预示了研究的领域。反之，语言模式又决定了研究计划的其他方面，包括结构和解释的模式”[8](p2)。怀特的观点借鉴了六七十年代西方学者在文学批评领域就语言、文本和叙述的作用所提出的思考，并将之应用到对历史学文本和写作的分析上。怀特并不是最早从文本和叙事的角度挑战历史研究的人，但他的影响却无疑是最直接的。《元史学》问世后，在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它不仅动摇了人们传统中对历史学的认识，让历史学家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研究和思考模式，也启动了美国史学的“文化转向”。因此，有人甚至把怀特称为文化转向的“守护神”。有研究者评论道：“历史学的新文化方法的一个真正独特的特征，就是近年来文学批评的普遍影响，它教会了历史学家去认识到语言、文本和叙述结构在历史事实的创造和描述中的积极作用。”[10](p97—98) 怀特提出的历史叙述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史学，实际上就是集合了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对话语、文本等的种种思考，然后将之介绍到美国，并把它放在了历史学的语境中来进行讨论。因此，不少新文化史家常常把他们的理论源头一直追溯到福柯那里。帕特丽西亚·奥布莱恩(Patricia O’Brien)在他关于福柯的论文中谈到，尽管文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年鉴学派第三、第四代历史学家的心态史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出现的弊端，指出了一条新的路径，但这种改变并不彻底，即便是一些新文化史家也担心，“这种后马克思主义、后年鉴派的文化史研究，也许会因为抛弃了那些不再具有说服力和强制性的世界观，而陷入到相对主义、关注枝节、好古主义和政治虚无主义的泥沼”；而此时，“福柯极具争议的著作为新文化史研究提供了另一种可供选择的途径”[11](p26—27)。作为历史学家的福柯尽管写下了诸如《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性史》等极具原创性和洞察力的“历史”著作，但他的基本出发点事实上却又是“反历史”的，因此，他的历史实践并没有在历史学家中得到真正的响应和直接的继承。不过，福柯对知识与权力关系的解析、对话语的阐释以及其探究历史的独特视角却指引历史学家走向了新的方向——“历史学家必须在‘最没有希望的地方’——感觉、爱欲、意识、直觉，寻找权力的缝隙”[11](p37)。他所指向的，正是新文化史所前进的道路。 新文化史借助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进一步颠覆了传统政治一思想史和新社会史所坚持的关于历史真实的架构，放弃了对“科学化史学”的追求，而用新的话语结构来赋予历史学新的内容。美国历史学家马克·珀斯特(Mark Poster)在他关于文化史和后现代主义关系的文集中写道：“文化史对历史学家提出的挑战，就是让他们去对抗至今依然根深蒂固的认为写作具有再现力量的现实主义的或以理性为中心的假设，更确切的说，认为文本是具有创造性的物质。在此观念中，作为过去事件的历史总是以书面文件为中间媒介的，而作为一项知识形式的历史学其本身总是一种话语。”[12](P6) 后现代主义对话语权力的批判、对历史文本的阐释，在根本上改变了新文化史的叙述方式。新文化史的历史叙述方式相较于过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传统宏大叙事及叙述中的虚构性所作的反思；一是如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写于1979年的那篇著名论文中所提出的，是“从分析转向叙事模式”的“叙事史的复兴”[13]。 过去的西方历史学家，在写作中往往套用小说的叙述模式，“创造性地建立开头、中间和结尾的时间框架、组织顺序，来说明因果关系、突出角色、安排场景、构想情节、制造‘真实效果’——所有这些都是从全知的叙述者口中以一种单一的、统一的观点说出来的”[14](p166)；而新文化史在叙述中，首先承认了话语和文本本身的虚构性，因此不光在自己的叙述中尽量避免主观和绝对的做法，而且还把作为史料的文本作为研究的对象，揭示其中的话语结构和文化意义。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历史学家纳塔莉·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的《档案中的虚构：18世纪法国的宽恕故事和它们的叙述者》了。作者将叙述本身作为研究的中心，通过研究保存在16世纪法国档案中大量因杀人而向国王请求赦免的信件，解读其中的故事及其当事人和作者，考究故事的真实性以及分析其中的虚构成分，检验当时人们的叙述技巧；从语言和文本入手，通过史料考证和文本分析，通过与当时一般的写作风格和叙述技巧的比较，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向读者展示16世纪的法国社会及其文化。除此之外，有些历史学家还开始尝试采用新的叙述结构，“用多重的声音和视角来代替全知的叙述者和统一的观念，抛弃统一的结论而采用开放的结尾，突出差异和矛盾而非支持其叙述的‘真实效果’，并且开诚布公地说明研究和解释的过程”[14](P166)。斯通的《叙事史的复兴》早已为我们所熟知，但他的论断如果放在新文化史兴起的背景下则更易被理解，他所注意到的在“一小群但却极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中的一种可以观察得到的内容、方法和风格的转变”[13](p3)，也就是由经济一社会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变；而新文化史的转向体现在历史叙述上的特点之一，正是斯通所谓的“从分析转向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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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窥宗教对美国民族的影响 美国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国家，美国文明经久不衰，令世人刮目相看。中国人相信科学是物质生产力的基础，却难以相信宗教是美国文明的精神依托，本文试从宗教对美国民族形成所起的影响 ，从而使读者对美国文明有进一步的体悟。从很早起，宗教就给不同信仰的，来自世界不同地方、国家、民族的人提供力量与慰藉，并且在他们成为美国人的过程中，宗教的皈依是重要一环。 首先是印第安人的皈依问题。一直以来，美洲土著居民印第安人就有各自独特的传说和宗教仪式，但早期殖民者把这些都斥为迷信，认为这些古老的传统是有害的。欧洲殖民者到美洲的时候，就一直试图利用宗教改变他们的信仰。美国共产党主席福斯在描绘宗教在美洲殖民地上的作用时指出“教会（在其所有的派别里）在征服和剥削殖民地的美洲时……起到了特殊的作用”[1]于是欧洲殖民者开始了血腥的屠杀，紧接在血腥屠杀背后的是狂热的传教，主张确立政教分离的麦迪逊和杰弗逊任期都曾同意政府拨款给传教士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2]在此过程中，安德鲁.怀特神父学习了当地部落的语言，并编写了一部字典和一本语法书，他的活动成功地使当地一位酋长接受了白人的生活习俗和语言。新英格兰在17世纪建立了众多的文化改造据点，称为“祈祷城”，到1674年时在马萨诸洲的“祈祷城”已达14座，土著居民1100人，其中有45人受洗，64-74人领了圣餐。[3]另外，一些人数较少的友好部落成员，被殖民地当局安置在白人家庭，以便使他们学习“文明”的生活方式。还有一些脱离部落的人生活在白人中间，有的住在白人家里。印第安人对于“文明”生活反应不一，有的对基督教产生了兴趣，对传教士提出一些奇异的问题：“一个好人可不可以有时犯点罪过？”“如果一个人犯写一桩罪过，那上帝回怎么说？”[4]有的则进行抵制，约翰温斯罗普在1638年的日志中记载，和白人一起生活的印第安人受到一个称做“Hobbamock”的鬼怪的恐吓，这个鬼怪以不同的面目出现，要求他们抛弃英国人，不要参加他们的集会，不要学会识字读书。[5]还有的印第安人则采取调和立场，试图将基督教和本民族的传统信仰结合起来，并不赞同为信奉基督教而改变生活方式，如在马撒葡萄园的印第安人中，许多人改新了基督教，使基督教成为印第安人自己的宗教，牧师和教堂执事都有印第安人担任，信仰者仍旧居住在原来的棚屋中。 但总的来说，取得的成就并不大。1887年，美国国会颁布道威斯法（土地总分配法），吧从根本上改变了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印第安的文化也随之毁灭，再也不能成为白人的威胁。如何皈依印第安人的问题也就这样解决了。[6]目前印第安人的传统宗教已基本消失。 白人基督徒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对黑人的皈依。非洲人是“用锁链栓来的非自愿移民”[7]从事最艰巨的、白人不愿承担的劳动，南北战争前一直是南方经济的基础。所以，18世纪时，美国白人就十分重视对黑人的皈依。但是，事物总是分两面的：宗教可能使黑人顺从地做奴隶，但也可能使黑人受到启发而掀起叛乱。虽然奴隶叛乱十分罕见，但1800年8月30日，一个叫布里埃尔黑人领导的1000名奴隶的起义就是很好的例子。所以，内战前，白人对黑人的宗教皈依还是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美国研究黑人问题著名的新史学家阿泼推克在描述传教士时说：“想奴隶郑重宣称上帝命令他们居于卑下的地位，告诉他们说：假若他么不完成他们所被指定的工作的话，他们将永远在地狱里受苦，特别警告他们说，如果他们执拗、无礼、顽固或愤怒的话，上帝会发怒的。如果主人蛮横、卑鄙或发脾气的话，他们也不应该改变自己的态度，那是上帝所关心的事，而不是他们（指奴隶主——引者）的意思，而不是他们应该把主人的惩罚委托于他（指上帝——引者）。”[8]内战以后，有人认为南方重建不仅包括经济上的重建，还包括道德和精神上的重建，从而使皈依黑人的行动加快。但是，从19世纪90年代起，多数南方州开始剥夺黑人的公民权，这种行为又得到教会的支持。再“种族隔离但平等”的原则下，黑人只能有自己的教会，对于基督新教白人社会来说，如何皈依黑人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小马丁 路德 金是主张与白人社会融合的黑人宗教首领，主张爱和非暴力，寻求黑人和白人的平等权利。本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美国黑人人权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由于多数美国黑人基本接受了基督宗教，应该说皈依黑人的问题得到了较为满意的解决。 美国人口中的印第安人和黑人毕竟是少数，美国的主体是白人。应该说，白人的信仰是美国民族文化取向的关键。自殖民地时始，美国曾长期是基督教新教一统天下。在独立宣言时，美国人80%是新教徒，天主教仅占8%，犹太教占0.1%。新教不仅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新教成员还代表着有统治地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精英，代表了多数工商业、企业和管理者，他们中构成最重要的政治核心任务，在1931年美国名人录所收的16000名人中，有10500为新教徒，天主教徒只有750人。[9]但是南北战争以后，欧洲天主教和犹太教向美国移民人数增加，严重威胁到新教的地位，许多人认为，移民本身就是罗马天主教的阴谋，企图颠覆美国的自由主义制度，为了保护自己特有的文化，加上宗教信仰的分歧，掀起了排外注意的斗争，他们提出不许天主教徒在大都市、州或国民政府中担任公职，不许他们在公立学校任教，限制天主教移民，新教徒与天主教和犹太教的关系极为紧张。1915年，白人复活“三K党”也主要是反对天主教和犹太教为目的的。这样，美国历史上的排外主义被赋以了新的内容，出现了更为激烈的排外场面。[10]法国学者安德烈西耶格里埃德（Andre siegfried）认为“战后美国的基本特征是美国本土民族对外来种族进入美国问题持的一种紧张心态”而这个本土民族是指“本质上是新教徒”。[11] 在1928年10月总统选举前夕，《基督教世纪》杂志上一篇文章认为，基督新教反对一个天主教徒作为美国总统不是因为基督新教想限制宗教信仰自由，不是因为他们是坚定的基督教徒，不是因为他们不欣赏天主教与美国制度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长期以来，天主教势力及其影响在美国不断扩大，已经威胁到美国业已存在的制度，如果白宫出现以为天主教总统，罗马天主教体制将在美国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明显增加，因而人们再次面临“美国还是不是基督教新教徒和盎格鲁-萨克逊美国”的问题。当时，只有基督徒新教才感受美国是自己的家，而其他所有的人都是外国人。 在20世纪之前，几乎没有人想去改变外来移民的宗教信仰，因为外来移民的宗教信仰是多种多样的，改变信仰是常见的。但是，1933年，哥伦比亚大学教授T艾贝尔却提出，长老宗，浸礼宗和遁道宗3派应联合起来尽最大努力去改变天主教的宗教信仰，其目的是“推动美国化进程，改变天主教徒孤立于美国社会之外的问题，并把他们带进新教教会。”这样一来，美国化就变成基督教化了。艾贝尔认为，“美国政府的理念和原则以及美国社会生活都是来自于基督新教并有基督新教支撑的。”[12]所以，排除外来宗教或皈依外来移民的宗教信仰就在情理之中了。 众所周知，美国曾掀起一股“黄祸论”（Yellow peril）的思潮。所谓“黄祸论”就是美国担心亚洲移民给欧洲带来危险的思潮。臭名昭著的1822年排华法案在美国历史上破天荒地把一个民族从合法移民的名单上除掉。在国会讨论上，意味来自缅因州的议员说，美国是“上帝赋予的伟大人民的家，一个说英语，拥有伟大理想的、信仰基督教的白人种族”。[13]还有一些美国人甚至公开称华人移民为“低下族”（degraded race）、“野蛮人”、“害人精”、“不可教养者”等等。他们认为，华人损害了基督教义。美国许多大城市组织了反华人俱乐部，旨在驱逐华人出境。三K党一类，组织了大规模反华人，示威、殴打、迫害、虐待华人。[14] 1924年又通过了新的反对日本的移民法。由于日本在移民过程，把自己的神道教和佛教带到了美国，但似乎并没有给美国主流宗教带来威胁。据统计，1936年在西雅图的6000名日裔美国人中，信仰佛教等东方宗教的仅980人，而信仰基督教的却有1200。 由此可以看出，美国宗教的排外主义思潮曾十分强烈，对民族整合，限制外来移民的政府行为起过十分重要的影响。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移民的持续增长，美国宗教多元化已经成为事实，美国的许多教会领导也认识到，任何一个单独的教派都难以完成熔炉中如此中立要的任务，更需要联合起来。1908年，有30个教派代表1800万教徒建立了“美国基督教联合委员会”（Federal Council of Christ in America）。从此，美国的新教徒、天主教徒和犹太教徒，大家团结在星条旗下，共同完成上帝的使命。 主要参考书目： 《美国独立战争简史》 刘祚昌 华东人民出版社 1954年 《美国社会史话》 原著主编卡罗尔 卡尔金斯 王岱等译 人民出版社 1984年 《美国文明》 钱满素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年 《多元文化的现代美国》 陈致远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3年 《美国通史：美国的奠基时代 1585-1775》 李剑鸣 人民出版社 2002年 《美国通史：美国的独立和初步繁荣 1775-1860》 张友伦 人民出版社 2002年 《美国通史简编》 黄绍湘 人民出版社 1983年
Abstract: Dress culture is a cultural phenomenon unique to human beings. As it has different aesthetic ideas, different dressing concepts and different dress etiquette in China and west, it forms Chinese and western dress culture of the different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This thesis is divided into four major sections. The first part describes the different featur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dress and why people wear clothing. The second part describes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lothing. The third part gives an analysi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dress culture. The last part describes Chinese and western dress aesthetic culture and dress concept. Based on the analysis, the thesis finally draws a conclusion. Chinese and western dress culture each has rich connotation and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which are precious cultural legacy which is left by human ancestors and are the world culture heritage. At the same time, we treasure our own civilization of five thousand years instead of belittling ourselves. It is significant to promote and develop our unique costume culture. We are confident and make contributions to realizing the rejuvenation of our Chinese nation and enriching the clothing culture of the whole world. Key words: Chinese and western clothing; culture；differences；aesthetic culture and clothing concepts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服饰文化是人类特有的文化现象。由于中西方各民族的审美观念、着装理念和服饰礼仪的不同，从而形成了不同内涵、不同特色的中西方服饰文化。本文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中西服饰的不同特征以及为什么人要穿衣服，第二部分写中西方服饰的差异，第三部分写导致中西方服饰文化差异的原因，第四部分则写中西方服饰审美文化和着装理念。通过以上简单的论述，最后得出结论，中西方服饰文化各具有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特色，她们都是人类祖先留下来的宝贵文化遗产 ,是世界文化的瑰宝。与此同时,我们应该珍惜自己五千年的文明而不是贬低自己的文明。促进和发展我们独特的民族服饰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了实现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和丰富整个世界的文化，让我们自信起来吧！ 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中西服饰；文化；差异性；审美文化与着装理念Introduction Costume culture, carried by costume, is a respect of our physical and spiritual life and a mixture of our psychological activities like consciousness, emotion, idea and ideal.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dvanced technology makes multiculturalism stand out and also makes conflict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increase. In that case, it becomes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to recogniz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costume cultur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Nowadays, the whole world is, to some extent, dominated by the western costume culture, which has wound its way into the daily life of the whole world, together with technology, life style and values from the West. Quite popular in China, it’s nominally called “internationalization” or “globalization”. In recent years, the costume industry of China has developed swiftly. The “international” costume, featured by the western costume culture, has become a pretty important part of our daily life. However, as our economy takes off, international status rises and living standard improves, a wave of national costume culture resurgence is rising. Moreover, people from the West pay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giant dragon in the East——China. Western costume designers constantly introduce Chinese costume cultural elements to their latest designs. Those phenomena arouse a series of thoughts: what distinguishes Chinese costume culture from the western one? Are there any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m? What kind of costume culture will we Chinese hold as the mainstream in the future, the so-called “international” western one, the Chinese one or the fusion of the two? To obtain the answers to these questions, we are supposed to study and contrast carefully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ing processes of them, and then draw some regularity. To contrast the costume cultur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master a good knowledge of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costum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Chapter 1 Chinese and western dress 1.1 The different featur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dress China is known as “Xia” as it’s a land of propriety, and it’s also known as “Hua” with the beauty of its costume. (①《左传》p83) Our national costume is Hanfu. It originated in the Yanhuang era, formed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officially took form in Han Dynasty. That’s the reason why it’s called “Hanfu”. Since then, in spite of historical evolutions of all ages, their basic characteristics have never changed. Hanfu, on the whole,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developing stages: Zhou Han Hanfu, Wei Jin Hanfu, Sui Tang Hanfu and Song Ming Hanfu. Zhou Han Hanfu was featured by dignity and simplicity, while Wei Jin Hanfu by chic and elegance, Sui Tang Hanfu by dignified, graceful, elegant and poised style. Hanfu in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epitom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ast-simple, dignified, elegant, etc. In Qing Dynasty, Hanfu was forbidden by the government and disappeared from the land of China. The main features of Chinese clothing are focusing on the right collar’s overlap, the band deducted hidden, big sleeves, no buttons and using string binding, giving the impression of free and easy flowing. These characteristics are obviousl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other ethnic costumes. Hanfu is divided into uniform and common clothing. With strict standards, uniform is dressed on formal occasions while the common clothing, without long sleeves, is very convenient to people’s daily life. However, the western clothing is different form the Chinese clothing. The West belongs to Marine civilization, it emphasizes th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separation and that we should rationally treat clothing, advocate releasing personality, stress dress effect and be good at showing beautiful the posture of the body. Besides, we use various clipping, color collocation means to perfect bodily curve and give a person with visual comfort in the modeling. A suit, also known as a business suit, comprises a collection of matching clothing consisting of: a coat﹙commonly known as a jacket﹚,a waistcoat﹙optional﹚﹙USA vest﹚for men, a pair of trousers﹙USA pants﹚, or for women, a shirt or trousers. A suit is generally accompanied by torment, a shirt and tie or for women, a blouse. 1.2 Why people wear clothingChinese people are concerned more about its social function of helping to rule a country well than that of keeping warm or decorating. It has a lot to do with ruling a country to regulate the dressing way of the common people. Nevertheless, the westerners pay more attention to its wealth value and function. Therefore, people put on clothing for functional and social reasons. 1.2.1 The functional reason The first use of clothing is to resist the cold and cover the body. Functions of clothing include providing the human body protection against extremes of climate (extreme heat, icy winters, and drenching storms) and protection against insects, noxious, chemicals, and contact with abrasive substances. In sum, clothing protects human beings against anything that might injure the naked, unprotected human body. 1.2.2 The social reason Clothing also delivers social messages to other humans. Social messages sent by clothing, accessories, and decorations can involve social status, occupation, ethnic and religious belief, marital status, cultural degree and sexual availability, etc. For example, only Roman citizens can wear “Toga” in Rome while dragon robe can only be dressed by the emperor in China.
(1)妇女的服唐代妇女的服饰富丽绚烂，前后多有变化，但基本的服装有裙、襦、衫、帔几种样式。唐初女装因隋之旧，大多上身穿窄袖衫襦，下身着曳地长裙，足登弓履或高头履，即所谓”小头鞋履窄衣裳”的样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及民族关系、中外关系的密切，特别是妇女思想的解放，唐代女装的形制趋行暴露和开放。唐初上层妇女外出多全身障蔽。自永徽之后，皆用帷幔，帽裙至颈，渐为浅露，无复遮蔽，士庶竟相仿效。不久，又胡帽乘马，露髻驰骋，或着男子衣服靴衫，招摇过市。到天宝初年，”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帽，妇人则簪步摇钗，衿袖窄小”，出现了”粉胸半掩疑暗雪””长留白雪占胸前”的开放服饰。中唐以后，窄袖管服装逐渐过时，代之而起的宽袖衣裳，妇女服饰愈来愈肥，愈加褒博。（2）女服 襦裙是唐代妇女的主要服式。在隋代及初唐时期，妇女的短襦都用小袖，下着紧身长裙，裙腰高系，一般都在腰部以上，有的甚至系在腋下，并以丝带系扎，给人一种俏丽修长的感觉。左图为穿襦裙、披长帛的妇女（河南洛阳关林出土唐三彩俑）上衣为短襦或称半臂，它与披肩构成当时襦裙的重要组成部分。（半臂形制如同今短袖衫，因其袖子长度在长袖与俩裆（背心）之间，故称为半臂）初唐女服多用披帛，又称画帛，通常以轻薄的纱罗裁成，上面印画图纹。长度一般都在两米以上，用时将它披搭在肩上，并盘绕于两臂之间。走起路来，随着手臂的摆动而不时飘舞，非常美观。从大量图像来看，唐代妇女在各种场合，如劳动、娱乐或出行，都喜用披帛作为装饰。隋、唐时期妇女的日常服饰，大多以上身着襦、袄、衫，下身束裙。本图为初唐时期穿襦裙、披长帛的妇女。披帛，是长条形状的巾子，搭在肩上，缠绕在手背间，一般都是薄薄的纱罗裁成，上面有印花，或者是金银线织就的图案。唐代广泛流行。用银花或金银粉绘花的薄纱罗制作，一端固定在半臂的胸带上，再披搭肩上，旋绕于手臂间。披帛分两种：一种横幅较宽，长度较短，多为已婚妇女所用；另一种长度可达两米以上，多为未婚女子所用。唐代妇女所披的帛巾，大体有两种形制：一种布幅较宽，但长度较短，使用时披在肩上。形似披风。陕西乾县永泰公主墓及山西太原金胜村墓壁画所绘的披帛，就属于这种类型。另一种帛巾布幅较此为窄，但长度有所增加，妇女平时披此，多将其缠绕于双臂，走起路来，身后似拖着两条飘带。周昉《簪花仕女图》、《挥扇仕女图》及张萱《捣练图》所绘的披帛，都属于这种类型。左图中所绘女服，是胡服的典型样式，流行于开元、天宝年间。它的特征是翻领、对襟、窄袖、锦边。在陕西等地的墓中壁画有大量反映。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的绢画中也有这类服装的妇女。凡穿胡服的妇女，腰间都系有革带，革带上原来是北方民族的装饰，在魏晋时传入中原。到了唐代，曾一度定为文武官员必佩之物，上面悬挂算袋、刀子等七件物品，俗称“蹀躞七事”。开元以后，由于朝廷有了新的规定，所以一般官员不再佩挂。但在民间妇女中十分流行，凡穿这种服装的妇女，腰间都系有革带，革带上还常有若干条小带下垂，只是装饰之意，无使用价值。(3). 妇女服饰与其地位唐代国家统一，经济繁荣，形制更加开放，服饰愈益华丽。唐代女装的特点是裙、衫、帔的统一。在妇女中间，出现了袒胸露臂的形象。在永泰公主墓东壁壁画上，有一个梳高髻、露胸、肩披红帛，上着黄色窄袖短衫、下著绿色曳地长裙、腰垂红色腰带的唐代妇女形象，由此可知唐诗里说的“粉胸半掩疑暗雪”、“坐时衣带萦纤草，行即裙裾扫落梅”不是虚言。或许《簪花仕女图》能更好地帮助我们了解这一点。图中的妇女穿高腰长裙，抹胸披帛，神态悠然，显得雍容典雅异常。初唐时期，妇女的短襦都用小袖，下着紧身长裙，裙腰高系，一般都在腰部以上，有的甚至系在腋下，并以丝带系扎，给人一种俏丽修长的感觉。根据《旧唐书》的记载，武德、贞观之时，骑马的宫人“虽发自戎夷，而全身障蔽，不欲途路窥之”，如今看来该是十足一副阿拉伯妇女模样；到了唐高宗的时候，妇女上街多著帷帽，“拖裙到颈，渐为浅露”，在西安郑仁泰墓出土的骑马女俑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样式的帷帽；武周之后帷帽大行；而到了开元年间，“从驾宫人骑马者，皆著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帷帽之制，绝不行用”，再后来更是连胡帽都脱去，“露髻驰骋”了。我们至今还能够在传世的画作里看到开元年间的那种情景。《虢国夫人游春图》就描绘了唐玄宗时代显赫一时的皇亲杨氏姊妹出行游春的情景。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上的女性上襦下裙，披帛，但无帷帽，神情骄矜自信，丝毫不见后世人物画中的羞涩女子形象。“著丈夫衣服靴衫”“女着男装”在中国历史上一直被认为是不守妇道的表现,因此几千年来极为罕见,但在唐代尤其是开元、天宝年间这一服饰现象却极为盛行。永泰公主墓中就有一幅线刻画，可以看得出来是两个男装胡服的宫女形象。在西安韦顼墓、章怀太子墓中也能找到类似的画作。我们可以看出这一装扮在当时的上层社会中的流行度。我们可以将唐代妇女的装束归结为两个字：大胆；大胆地穿着轻纱薄罗，大胆地穿着男装上街。这种现象在晚唐之后、民国之前再也没有出现过。如果将《簪花仕女图》与慈禧太后生日时的照片放在一起对比，唐代妇女着装这种大胆的特质就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慈禧身上的服饰繁复华丽，无处不是绣纹，无处不是珠玉，但与唐代宫廷中的几件薄衫比起来，却只能透露出一股子末世的颓败气息。唐代妇女的这种大胆与她们的社会地位是分不开的。资料显示，在日常生活中,唐代妇女积极从事各项娱乐活动包括骑马、射箭、拔河、打球、荡秋千、斗百草等,她们有单独公开的社会活动,甚至可以结社。唐朝的权力中心一度由女性执掌。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中宗的皇后韦氏及其女儿安乐公主都曾积极地参与政事。这一切都说明唐代妇女所受到的束缚明显小于其他时代,与传统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观念有所不同。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裹小脚之类的严重损害女性身心健康的事情怎么能在唐代风行起来呢？唐代的妇女着装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妇女的确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然而，唐朝终究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我们如今所说到的一切锦绣衣饰，仅仅是上层社会的专利品。新旧唐书的舆服志（《新唐书》中为车服志）共两万五千多字，提起平民女子装束的不过“庶人嫁女”之类的寥寥数语。想要从贵族的墓葬品中找到关于唐代平民女子衣饰的文物更是难上加难。一千多年前的华夏大地上，能够穿着那些华丽衣饰的女子其实不过少数。我们总认为唐代妇女服饰华贵美丽，然而实际情况究竟如何，我们不得而知。所谓的“第一手资料”固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历史的真相，然而更多的时候，它们会蒙蔽我们的双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