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高职法学专业实训式毕业实习面临一系列法律风险。从准确界定实训式毕业实习的基础法律关系的性质出发，结合我国高职法学专业学生毕业实习的实际，提出完善相关立法的建议。
关键词：
实训式毕业实习；法律风险；法律关系；立法完善
毕业实习是高职法律专业学习的重要环节。实训式毕业实习是在毕业实习中，由学校派出实习指导老师将高职实训课的教学方法和理念运用于指导学生实习，以更好地实现毕业实习对学生实践能力提升的作用。实训式毕业实习的时间比较长，涉及学校、学生、实习单位三方的权益，而目前我国相关的法律规定尚不完善，对各方而言，都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
1高职法学专业实训式毕业实习中存在的法律风险
第一，合同风险。毕业实习是高职院校教育教学活动的一部分，涉及学生、学校、实习单位三方的权利和义务。因此，高职院校、学生和实习单位三方应当订立实习协议，明确约定各方的权责义。但在现实中，很多高职院校、实习学生和实习单位三方之间没有签订书面的实习协议，或者仅仅是学校与实习单位签订了合作协议，学生并没有参与订立合同的过程。这种情况下，各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处于模糊和不确定的状态，一旦发生纠纷，查明基本事实和维权都很困难。有些高职院校虽然组织实习单位、学生及学校三方订立了实习合同，但由于没有相关的规范合同模板，如何合理地设置合同的相关条款也是一个难题，所制定出的相关条款不健全甚至违法的情况常有会发生。且此类合同一般为格式合同，往往并未给学生充分思考合同有关条款的时间和协商的机会，导致合同中的部分内容违背学生内心的真实意愿。在与未成年的学生签署相关合同时，有些高职院校并未通知该未成年学生的监护人到场，造成合同效力的缺陷。
第二，学生劳动报酬与劳动时间风险。毕业实习的学生承担了一定的工作任务，在一定时间段内全部或部分完成了某个工作岗位的劳动量，为实习单位节约了劳动成本，创造了效益。对于此种实际发生的劳动，实习单位应向实习学生发放相应的报酬。但在现实中，实习单位不付劳动报酬或支付明显不合理的低报酬或者高职院校截留劳动报酬的情况时有发生。导致学生的应得利益受到损害。另外，由于实习学生的报酬比正常劳动者低，有些实习单位为了降低成本，大比例使用实习学生劳动，导致实习学生工时长、加班多，身心健康均受到不同程度损害。
第三，学生安全风险。实习学生在真实的工作环境下进行毕业实习，虽然不具备劳动法规定的劳动者的法律地位，但是其在劳动者所可能遇到的安全风险与普通劳动者无异。且由于实习学生欠缺专业技能和社会实践经验，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较差，遭遇事故风险的几率还可能更高。而由于学生并非是正式的劳动者，双方并无正式的劳动关系，一旦在劳动中发生人身伤害事故，很难被认定为工伤，无法得到工伤赔偿并享受工伤待遇，造成学生的维权困难。第四，监管缺失风险。行政监管对毕业实习制度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由于实习学生的身份是学生，而不是劳动者，劳动部门对这一范畴的管理也于法无据因而相对缺位；而其他行政部门的监管部门如教育部门虽有法定监管职责，但职责范围规定过于模糊，操作性不强。实践中，其他涉及到毕业实习的行政监管部门的监管也不够明确和到位。第五，相关法律责任规范的缺失。我国现行的有关法律文件大都未对毕业实习中学校、实习单位、监管部门、学生等主体的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做出规定。没有罚则的法律规范是不完整的法律规范，事实也证明其实施效果并不理想。
2我国相关立法的梳理
我国劳动法的基础法律《劳动法》、《劳动合同法》，教育法的基础法律《教育法》和社会保险的基础法律《社会保险法》对职业教育的实习均未涉足。国家法律层面看，《职业教育法》是规定了职业教育实习的唯一的一部法律，相关条款仅有原则性较强的两条：“有关企业、事业应当接纳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的学生和教师实习”，“实习单位应当为顶岗实习的学生支付适当的劳动报酬”。我国对职业教育实习的具体规定，分散在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中。2005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要求：实习期间，学校与企业应共同保障实习学生的劳动安全，为顶岗实习生支付合理报酬；高等职业院校学生实习实训时间不得少于半年。2007年，教育部和财政部联合发布了《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办法》，对学生顶岗实习做出更加详尽的规定，主要内容包括：学校、实习单位和学生本人或其监护人应当签订书面实习协议；学校不得通过中介机构代理组织、安排和管理实习工作；实习单位应提供安全健康的实习劳动环境，不得安排学生到营业性娱乐场所实习；实习单位不得安排学生每天顶岗实习超过8小时，应向实习学生支付合理的实习报酬；实习期间学生人身伤害事故的赔偿处理；学校和实习单位要为实习学生购买意外伤害保险等。该《办法》的内容比较详尽，虽仅规定了中等职业学校的实习管理，但对高等职业学校的实习管理也有很好的借鉴意义[1]。2012年11月，教育部发布了《职业学校学生顶岗实习管理规定(试行)（征求意见稿）》，该规定内容较为详实、操作性较强，对顶岗实习中的制度建设、合同管理、责任制度、实习的劳动内容和报酬、实习期间保险、实习期间学生人身伤害事故等一些突出问题都作出规定[2]。但是，该《征求意见稿》最终并未正式颁布及实施。我国各地方也相继出台了有关规定。如，2010年3月开始施行的《广东省高等学校学生实习与毕业生就业见习条例》对三方实习协议的签订、实习学生人数不得超过实习单位在职职工总人数的比例、实习报酬或给予实习补助、实习期间人身伤害意外保险的购买等作出规定。于2015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青岛市职业教育条例》对顶岗实习学生实习报酬作出了规定，要求“顶岗实习学生实习报酬不得低于当地职工最低工资标准，实习报酬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直接发放给学生本人，并在三方实习协议中明确报酬标准”。
3实训式毕业实习基础法律关系的定位
学生、学校、用人单位三方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是毕业实习中的基础法律关系，准确地界定这三方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完善立法的前提。实训式毕业实习是高职学校实践教学的一部分，其实质是高职学校教育的组成部分，学校与实习学生之间是教育关系。而实习单位不是教育机构，故实习单位与实习学生之间不是教育关系。实习生和实习单位的关系究竟如何？应根据实习的形式和内容不同，区别处理。实训式毕业实习的方式主要有顶岗实习和随岗实习。顶岗实习是各国职业教育的通行做法，也是我国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教学环节，在高职院校的教学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很多高职院校的法律专业按照相关规定组织实施了顶岗实习，如担任协警等辅助性工作。但是，由于法律职业工作的专业性，高职法学专业学生到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司法所等专业性要求较强的实习单位后无法像其他专业的高职实习生一样完全顶替岗位进行顶岗实习，而只能观察、学习实践环节的导师的职业行为，并在合适的时候做辅助性工作，这种不完全的顶岗实习，笔者界定为随岗实习。如果实习学生是顶岗实习，顶替了一个正常的劳动岗位，那么实习学生与实习单位之间应该是一种类似劳动关系，其与实习单位之间的法律关系应参照劳动关系处理。而如果实习学生仅仅是随岗实习，实习内容是观摩、学习实习单位某些岗位的具体运作，虽然有时会完成一些工作任务，但是并没有顶替一个正常的劳动岗位进行劳动，那么仅应定义为见习活动，不作为劳动关系处理；而对完成的工作任务，可以界定为提供劳务的劳务合同关系。对于学校与实习单位的法律关系，有学者认为是委托合同关系，即学校为委托方，接受实习的单位为受托方，学校委托实习单位组织、管理学生的实习活动[3]。而笔者认为，学校的教育职责是其不可推卸的法定责任，是不可以委托给他人行使的，故将学校与实习单位的关系界定为委托关系，并不恰当。在此种情况下，应界定实习单位与学校之间是存在教育合作的合同关系，双方的权利义务由合作协议及相关法律约束。在学生自行选择实习单位，学校并未联系该实习单位亦未向实习单位派出指导教师的情况下，学校与实习单位之间不存在法律关系[4]。
4完善我国实训式毕业实习相关立法的建议
实训式毕业实习是一项由学校、学生和实习单位三方共同参与的实践教学活动，并且涉及多个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责，涉及的主体较多，法律关系较复杂。结合我国高职院校毕业实习的实际情况、整合我国现有的相关规定，妥善设置实习各方的权责利，完善相关立法，是保障毕业实习顺利进行的必要举措。
4.1明确学校在学生实训式毕业实习工作的管理责任学校对实训式毕业实习的学生及相关活动仍负有首要的管理责任，而学校的行政首长必然是第一责任人；学生应服从学校的教学管理。学校应当尽到以下管理职责：组织或引导学生选择符合条件的实习单位；加强对实习学生的安全、纪律教育工作；学校应安排指导教师与实习单位对接，随时跟踪实习情况；如果学校统一组织进入某一实习单位的学生超过一定人数，学校应安排指导老师进驻实习单位，实现对整个实习过程的即时管理，及时协调处理有关问题，维护学生的权益。
4.2推行毕业实习强制合同制度应强制规定由学校组织学生进行的毕业实习的，学校、实习单位和实习学生应当签订三方实习协议；学生自行选择毕业实习单位的，实习单位与学生亦应签订实习协议。未成年学生签订上述协议依法应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应出台毕业实习协议的范本，以更好地指导上述协议的订立。
4.3实习学生劳动时间和报酬权益的保障实习学生的劳动权益主要涉及实习单位提供的劳动条件和环境情况、工作时间、实习报酬。虽然实习学生与实习单位之间并非正式劳动关系，但是有关实习单位提供的劳动条件和环境情况、工作时间这两个方面可以参照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并且结合实习学生的年龄和生理状况对实习场所的标准要求应更高，对最高劳动时间的要求应进一步缩短。而对于劳动报酬方面，如果实习学生是顶岗实习，实习学生与实习单位之间应该是一种类劳动关系，劳动报酬应参照劳动法有关劳动报酬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工资水平应符合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而如果实习学生仅仅是随岗实习，在实习中偶尔完成的一些工作任务，如果任务完成合格，实习单位应支付一定的劳务报酬。
4.4健全毕业实习的保险制度商业保险是化解实习中的责任风险的有效手段。目前与实习有关的商业保险主要有意外伤害保险、雇主责任险及实习责任保险。但由于商业险并非强制性保险，故在现实中，很多学校和实习单位并没有为实习生购买意外伤害险等保险，导致在事故发生后，无法得到商业保险的赔偿，使学生的损失难以得到快速赔偿。建议立法强制要求实习学生购买商业责任险，未办理保险不得安排实习生上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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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保障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依法得到赔偿，促进道路交通安全，本着强制性、广覆盖性和公益性的原则，我国自2006年7月1日以来实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交强险是我国第一个由国家法律规定实行的强制保险制度,自实施以来,由于在制度设计上存在诸多缺陷以及相配套的措施没有到位,致使交强险在实施过程中遇到许多问题。本文首先分析了交强险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然后提出了完善交强险的相应对策。
论文关键词： 交强险,问题,对策
一、前言
2006年7月1日我国正式实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制度，这是我国首个由国家法律规定实行的强制保险制度。交强险是指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不包括本车人员和被保险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实行交强险制度，其首要目标就是通过国家法律强制手段，提高机动车第三方责任险的覆盖面，在最大程度上为交通事故受害人提供及时和基本的保障，从而更好地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可见，交强险是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保障的一个特殊险种。作为我国第一个法定强制责任保险,其人道主义立场和保护交通事故弱势参与者利益的制度价值不容怀疑。交强险实施两年以来，在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保障道路交通安全以及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也发挥了巨大作用，充分发挥了保险的社会管理职能。但交强险在实施过程中也暴露了很多问题。笔者通过实习，认识到保险人越来越多的介入到因交通事故纠纷引起的民事、刑事关系中。本文结合实习中看到的关于交强险纠纷的案例，首先分析了我国交强险实施中的问题，然后给出了完善交强险的建议。
二、交强险制度实施结果证明一盈四亏
交强险制度的实施会对相关主体产生极大的影响，经过2年多的实施，仅仅有保险公司可以从交强险中的受益，而交强险的实施却无法在其它主体上产生同样的效果。甚至经营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也未受益。
（一）受害人问题总结
我国交强险实行的是每一事故责任限额制，死亡伤残的责任限额低，并不能使受害人得到及时赔偿。对每一限额分项，进一步降低了受害人的保障程度。由于交强险针对的是每一起交通事故，而不是事故中的每一个受害人，在多人多车的交通事故中，所有受害人在责任限额中分摊，使得受害人的保障程度进一步降低。我国交强险的制度设计是其不足部分由投保人购买商业三者险为补充，但是很多的因车主或汽车驾驶人，一方面因为缺乏风险意识，另一方面因为没有经济能力购买商业三者险，使得发生交通事故时，并没有经济赔偿能力使受害人得到充分赔偿。
（二）被保险人的问题总结
被保险人普遍反映相对于交强险提供的保障，交强险的保费过高，即车主或驾驶人承担了较高保费，而得到了低保障，被保险人的风险并没有全部转移。从交强险的实施情况看，目前交强险限额低引发的一个严峻的问题是，受害人的实际索赔额与交强险限额的差额由谁负担？高收入者自身有经济赔偿能力、风险意识较高，一般通过买商业三者险，转移自己的风险，而低收入者，如摩托车，二手车所有者，他们自身经济赔偿能力低，更需要买商业三者险转移自己的风险，但因为自身风险意识不高加上承担不起高保费，使得这些人中买商业三者险的比例并不高，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受害人就可能得不到赔偿。
（三）保险监管机构的问题总结
《交强险条例》确定了交强险费率不盈利不亏损的费率厘定模式和交强险业务的独立核算模式，保监会主要对这两方面实施监管。保监会规定保险公司支付代理人的交强险的手续费不超过4%，但因保险公司左手做交强险右手做商业车险使得保监会难于分清保险公司的经营费用。这就决定了保险监管部门需要投入极大的精力监管费率的厘定，监督交强险业务经营成本和利益是否与其他保险业务混同。保监会疲于监管但效果不佳。
（四）保险公司的问题总结
保险公司可以从交强险经营中获益。如保险公司可以获得现金流，保证资金链的平稳运转，可以吸引投保交强险的客户继续在自己的公司投保商业三者险或其它车险，扩大市场份额，并借以盈利。但是不盈不亏原则使得保险公司经营交强险的积极性不高，没有动力去创新。经营交强险要求保险公司进行计算机系统更新，财务方面单独核算等，要投入大量成本。同时各保险公司还面临经营交强险的法律环境恶劣，保险责任被法院随意扩大，保险公司经营三者险的风险加大等问题。
（五）法院的问题总结
法院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交强险诉讼案件多，判决执行难。法院大多是保障受害人的利益，减少保险公司的豁免权，实际判决中，很多法院都将诉讼费用，出租车司机的承包金、误工费等间接费用，受害人伤残鉴定费等也判由保险公司承担。《交强险条例》规定了保险公司的四种垫付情形，但实际判决中很多法院也将四种情形下发生的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的损失，判由保险人承担的。而保险人根据《交强险条例》并不想承担上述费用，一方面使得法院的判决执行难，另一方面加重了保险公司对交强险的不满。受车主赔偿能力限制，很多时候由于加害人经济赔偿能力不足，或者加害人在受到刑罚时不愿进行经济赔偿使得受害人的损害得不到补偿，不利于社会安定，也不利于法院判决的`执行。
三、完善交强险的对策建议
（一）扩大受害人范围
我国机动车交强险的保障范围是被保险机动车所致道路交通事故中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将乘客的伤害排除在外。理论上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是专门为交通事故受害人的利益维护而设立的,其着眼点在于保障受害人能够取得及时有效的补偿, 在法院判决中很多法院也将车上乘客或正在上车或下车的人视为第三者。因此笔者认为应将受害人的范围扩大至含有本车上的乘客，这能更好的转嫁车主或驾驶员的风险，提高他们的赔偿能力，使受害人得到保障。
（二）提高人身伤亡赔偿限额
大幅度提高人身伤亡的赔偿责任限额，可以实现对人身伤亡损害赔偿最充分的救济，符合《交强险条例》的立法宗旨，也符合当下以人为本的国家政策和法制理念。虽然我国交强险把人身伤亡责任限额从6万元提高至12万元，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死亡赔偿额在40万左右，加上医疗费用也飞速增涨，我国人身伤亡赔偿限额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而且我国交强险的责任限额实行分项原则，死亡限额为11万医疗费用限额为1万，降低了保障程度，而且责任限额是对每一事故中所有受害人的赔偿限额，若事故中涉及多个受害人则各受害人要对本来就低的限额分摊，使得的受害人获得的赔偿更低，因此笔者认为应进一步提高人身伤害赔偿限额，或者考虑取消分项限额制度，改变目前交强险在多车事故、多人死亡的情况下保障不足的局面。
（三）规定受害人对保险公司享有直接索赔权
目前，除英国外，各发达国家和地区一般都已赋予了受害人对保险公司的直接请求权。我国交强险应借鉴国外交强险做法，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中明确规定受害人对保险人享有直接请求权，从而可以简化法律关系，节省诉讼成本，强化受害人的权利，保障受害人的权益。如果受害人不得直接请求保险人给付，仅向被保险人请求损害赔偿，被保险人赔偿后，再向保险人请求保险人给付保险金。
在此情形下，受害人的求偿辗转费时，经常遭到被保险人的故意推托，特别是被保险人被判刑服刑时，即使有赔偿能力，也不愿再承担经济上的赔偿责任，对受害人极为不利，不利于实现交强险的初衷。在交通事故人身索赔纠纷案件中，保险人大都是作为共同被告，而不是第三人，可见法院认可受害人对保险人享有直接索赔权，为了避免保险人的不满，益在交强险条例中直接规定受害人对保险公司的享有直接索赔权。
（四）实行费率厘定自由化
我国交强险实行的是不盈利不亏损的费率厘定模式，实践表明它仅不能降低交强险费率，反而使保险费率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这对投保人意味着保险费的提高（如果考虑到保险责任的减少，则保险费将显得更高），对受害人（特别是人身伤亡事故中的受害人）意味着交强险不能为其提供充分的保障，对保险公司意味着没有利润可以分配，对保险监管部门来说意味着疲于监管。因此有必要修改交强险不盈不亏的费率厘定模式。笔者建议可以引入英国交强险费率厘定的自由竞争机制，通过竞争使交强险费率合理化。竞争性的交强险费率不仅可以降低费率减轻投保人负担，而且因为有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不会降低对交通事故受害人的保障程度，保险公司也可以获得合理的经营利润，同时保险监管机构也会避免疲于监管交强险的行为。
（五）完善相关法律，保证交强险的顺利实施
由于法律适用性的不明确、各方利益出发点的不同以及对条款理解的差异等，交强险的实施过程中面临许多争议。如保险公司认为该赔法院却判决不赔的；公司认为该拒赔，法院判决赔付的；一审判赔或不赔，二审改判的；不同法院对同类情况作出不同判决的（鉴定费与出租车的份儿钱等各法院存在较大差异）；法院超限额判赔的（不顾交强险限额分项和针对的是每一事故）等等。各法院判决的不统一对于保险人和事故当事人来说都是极其不合理的。有的判决中法院认为道交法的法律位阶高于交强险条例，且现行法律并未对两者的适用规则作出明确规定，从而优先适用道交法。但笔者认为交强险条例和条款的出台晚于道交法，是对我国立法体系的完善，且其规定也更全面、更细化、更专业。因此，我国亟待出台相关法律，完善交强险的法律，明确道交法与交强险条例的适用规则。对于交强险条款中一些界定模糊的问题（垫付与追偿情形是否适用），保险业应尽力和司法部门进行沟通，达成一致的见解，以维护交强险执行的明确性和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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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大伏波动,人民暗暗叫苦
法律分析：法律风险防范，指通过一定的机制、手段来发现、预防因不了解或违反法律规范而产生的不利结果。
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有五大重要性：
（一）不重视法律风险而致企业破产的大量事实，充分说明了不重视企业法律风险就可能导致企业的重大损失甚至破产。经过众多的调查研究发现，企业破产的重大因素就是企业疏于防范或控制法律风险。
（二）有效防范企业法律风险，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客观需要。在当今世界，国际国内市场竞争空前激烈，企业面临的法律风险越来越多。企业要在参与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必须有效防范企业法律风险，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和控制损失的发生。
（三）在一定程度上，现代企业就是法律引导与规范的产物，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从法律层面上来说就是组织并进行法律风险防控。
（四）有效防范企业法律风险，是企业自身发展壮大的重要保障。企业发展壮大，必须不断积累资产和财富，减少因法律风险造成的损失。
（五）企业和任何事物一样，从成立之日起就作为整个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存在；除了获取正常商业利润外，理应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有效防范与化解企业法律风险，不仅是股东利润的重要保障，也是保障劳动者权益及整个国家经济实力的重要保障。
法律依据：《法律风险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增强公司法律风险管理能力，有效防控法律风险，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某公司及下属关联企业(以下合称为“公司”)的法律风险管理工作，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法律风险，是指基于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由于公司内外部环境及其变化或者公司及其利益相关者的作为或者不作为，而对公司产生负面影响的可能性。本办法所称法律风险管理，是指针对法律风险开展的风险识别、风险测评、风险分析、风险控制、控制实施评估等一系列管理活动。
第四条 法律风险管理工作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一)以公司战略目标为导向。法律风险管理应当与公司总体战略目标相适应，促进战略目标的实现。
(二)与公司经营管理相融合。法律风险管理应当融入公司经营管理活动，成为其有机组成部分。
(三)全员参与。公司所有部门及员工都应当参与法律风险管理，并履行相应的风险管理职责。
(四)持续改进。法律风险管理应当根据公司内外部环境变化不断调整完善，实现持续改进。
(五)坚持合法性、可行性和效益性。公司用合法的手段防控法律风险，法律风险控制措施应当具有可操作性、可执行性，应当考虑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关系
第五条 法律风险管理的目标，是以制度、流程建设为重点，形成法律风险管理的长效机制，逐步建立一个全面、规范、动态的法律风险管理体系，将法律风险的防范和控制延伸到经营管理由始至终的各个环节，将法律风险防范和控制的职责落实到公司的各部门、各岗位，形成法律风险管理的合力，最终形成法律风险管理的有效管控机制。
完善法律风险防范体系建设：健全完善法律事务机构。大型企业应设专职高管人员担任企业总法律顾问，并设置法律事务部门，配备具有企业法律顾问资格的员工专职从事法律事务工作，从组织上保证企业依法经营与维权。建立参与机制：企业应把法律工作的重心从事后补救转移到事前防范，加大法律咨询论证的工作力度。加强法律风险防范,有效提升依法治校在新形势下的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代写论文应加强法律风险防范有效减少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纠纷。这就要求我们要在理清高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根据“四五”普法规划和依法治市县的工作目标。由被动参与向主动参与转变。法律事务部门应注意跟踪国内外法律环境变化，根据项目的特点和交易规则，在项目前期就重大法律问题主动提出研究论证意见。由一般咨询型向筹划设计型和谈判主导型转变。强化合同监控：强化合同监控，能够大大减少企业法律风险。实行合同集中管理。特别是大型集团企业，要重点加强所属成员单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企业的合同管理，由集团按规定程序进行审批，从源头上防止经济纠纷产生。实行合同网上监控。制定了年度普法计划,统筹安排,强化管理,采取多种形式深入持久地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法律法规,组织全体人员认真学习,反复研讨,不断提高法制意识和法律水平.通过学习,全校广大师生员工依法治校、依法施教、依法办事、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自觉性明显提高。在“普法依法治理”教育活动中,不断提高学习的效率；另一方面,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开展多层次法律知识竞赛、演讲比赛和法律知识考试.努力营造法制宣传教育的氛围.此外,学校都把法律常识教育纳入思想品德课教学内容,同时还做到法制教育与纪律常规教育相结合,校内教育与校外教育相结合,正面引导与反面典型教育相结合,法制教育与弘扬美德相结合,依法治校与加强学校精神文明建设相结合,提高了法制教育工作的实效.团结协作,普法依法治教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近年来,随着普法和依法治理教育工作卓有成效的开展《法律风险管控办法》第一条依法维护集团公司合法权益，提高公司防范和化解法律风险的能力，进一步建立健全法律风险防范机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制定本办法。第二条企业法律风险是指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因自身经营行为的不规范或者外部法律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而造成的不利法律后果的可能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九条 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提高全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国家举办各种学校，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发展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并且发展学前教育。国家发展各种教育设施，扫除文盲，对工人、农民、国家工作人员和其他劳动者进行政治、文化、科学、技术、业务的教育，鼓励自学成才。国家鼓励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依照法律规定举办各种教育事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第二十四条 国家通过普及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纪律和法制教育，通过在城乡不同范围的群众中制定和执行各种守则、公约，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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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看看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发表的文章，思维引导作用。
这篇是很好的法学毕业论文，你参考下，应该有所帮助一、引言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给科技进步、信息共享、商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革，社会活动网络化的发展趋势更给予了个人信息丰富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使它成为对于国家、社会、组织乃至个人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资源。与此同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活动也呈现出高发态势。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增设“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将两个罪名整合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并扩大了主体范围，加大了处罚力度。2017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7年解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适用做出了具体规定。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对判决结果包含“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一审判决逐年进行检索，2009-2019年间各年份相关判决数如图表 1所示。我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发展可为四个阶段：2009～2012年，此类判决数为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案件在实践中鲜有发生；2012～2016年，判决数量开始缓速增长，总量尚较少；2016～2017 年判决数量激增 214.6%，呈现出高发态势；2016～2019年，犯罪数量增速放缓。 图表 1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行为对象，公民个人信息的内涵、范围、判断标准对立法和司法适用具有重要意义。《2017年解释》第1条对其概念做了明确的规定，但实践中对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仍存在一些模糊的地方。如，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和如何认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可识别性等。由此观之，要实现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准确认定，我们应该对其行为对象的内涵、外延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拟对《刑法》二百五十三条“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进行深入分析，希望能对司法实践中该罪的认定提供有益参考。 二、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合理保护限度的设定原则 信息网络时代，我们要在推动信息科技的发展应用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之间寻求适度的平衡。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过小或者过大，都不利于社会的正常发展。笔者认为，应当基于以下三项原则设定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合理限度。（一）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刑法应合理设置处罚的范围与程度,当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打击某种违法行为、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把该行为规定为犯罪;当适用较轻的制裁方式足以打击某种犯罪、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规定更重的制裁方式。此原则同样是刑法在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进行规制时应遵循的首要原则。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尚未健全、前置法缺失的当下，刑法作为最后保障法首先介入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要格外注意秉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严格控制打击范围和力度。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认定，范围过窄，会导致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不能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有效的打击；范围过宽，则会使刑法打击面过大，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刑罚在实践中可操作性的降低，阻碍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有违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在实践中，较常见的是认定范围过宽的问题，如公民的姓名、性别等基础性个人信息，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识别个人身份，但大多数人并不介意此类个人信息被公开，且即便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结果，也不必动用刑罚手段，完全可以利用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予以救济。（二）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大数据时代，随着信息价值的凸显，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流通之间的价值冲突也逐渐凸显。一方面，信息的自由流通给国家、社会、个人都带来了多方面的便利，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对个人生命和财产安全、社会正常秩序甚至国家安全带来了一定的威胁。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需要使得数据的自由流通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如何平衡好其与个人权益保护的关系，是运用刑法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个人信息保护不足，则会导致信息流通的过度自由，使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处于危险境地、社会的正常经济秩序遭到破坏；保护过度，则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妨碍了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使社会成员成为一座座“信息孤岛”，全社会也将成为一盘散沙，也将信息化可以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拒之门外。刑法要保护的应当仅仅是具有刑法保护的价值和必要，并且信息主体主动要求保护的个人信息。法的功能之一便是协调各种相互矛盾的利益关系，通过立法和司法，平衡好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与信息自由流通，才可以实现双赢。应努力构建完备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既做到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又可促进信息应有的自由流动，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三）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协调原则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渡是合理的且必须，因为公共利益往往涉及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同时也是实现个人利益的保障。但是这种让渡的前提是所换取的公共利益是合法、正当的，并且不会对个人隐私和安全造成不应有的侵害。公共安全是限制公民个人信息的典型事由。政府和司法部门因为社会管理的需要往往会进行一定程度的信息公开，信息网络的发展也使得大数据技术在社会安全管理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于公民个人利益边界的触碰，由此产生公共管理需要与个人权益维护之间的冲突。相对于有国家机器做后盾的公权力，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处于弱势地位，让个人信息的保护跟得上信息化的发展，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公众人物的个人信息保护是此原则的另一重要体现，王利明教授将公众人物划分为政治性公众人物和社会性公众人物两类。对于前者，可将其个人信息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公民监督权或公共利益相关的个人信息，此类个人信息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的让步是必须的；另一类是与工作无关的纯个人隐私类信息，由于这部分个人信息与其政治性职务完全无关，所以应受与普通人一样的完全的保护。对于社会性公众人物，其部分个人信息是自己主动或是希望曝光的，其因此可获得相应的交换利益，对于这部分信息，刑法不需要进行保护；也有部分信息，如身高、生日、喜好等虽然被公开，但符合人们对其职业的合理期待，且不会有损信息主体的利益，对于此类信息，也不在刑法保护范围内；但对于这类信息主体的住址、行踪轨迹等个人信息，因实践中有很多狂热的粉丝通过人肉搜索获得明星的住址、行程信息，对明星的个人隐私进行偷窥、偷拍，此类严重影响个人生活安宁和基本权益的行为应当受到刑法的规制。 三、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特征及相关范畴 （一）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必不可少的工具”。1.“公民”的含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是指具有我国国籍的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罪名和罪状中都使用了“公民”一词，对于其含义的一些争议问题，笔者持以下观点：（1）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从字面上和常理来看，中国刑法中的“公民”似乎应专门指代“中国的公民”。但笔者认为，任何人的个人信息都可以成为该罪的犯罪对象，而不应当把我国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局限于中国公民。第一，刑法一百五十三条采用的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个人信息”的表述，而是了“公民个人信息”，对于刑法规范用语的理解和适用，我们不应人为地对其范围进行不必要的限缩，在没有明确指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情况下，不应将“公民”限定为中国公民。第二，全球互联互通的信息化时代，将大量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保护排除在我国刑法之外，会放纵犯罪，造成对外国籍人、无国籍人刑法保护的缺失，这既不合理，也使得实践中同时涉及侵犯中国人和非中国人的个人信息的案件的处理难以操作。第三，刑法分则第三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并不限于仅对“中国公民”的保护，也同等地对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此类权利进行保护。因此，处于我国刑法第三章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保护对象，也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我国对中国公民、处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和无国 籍人以及遭受中国领域内危害行为侵犯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一视同仁地提供刑法的保护，不主张有例外。”（2）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对于死者，由于其不再具有人格权，所以不能成为刑法上的主体。刑法领域上，正如对尸体的破坏不能构成故意杀人罪一样，对于死者个人信息的侵犯，不应成立侵犯个人信息罪。对死者的个人信息可能涉及的名誉权、财产权，可以由死者的近亲属主张民法上的精神损害赔偿或继承财产来进行保护。对于法人，同样不能成为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信息主体。一方面，自然人具有人格权，而法人不具有人格权，其只是法律拟制概念，不会受到精神上的损害。另一方面，法人的信息虽然可能具有很大的商业价值和经济效益，但是已有商业秘密等商法领域的规定对其进行保护。因此，法人的信息不适用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2.“个人信息”的含义法学理论上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主要识别说、关联说和隐私说。识别说，是指将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作为公民个人信息的关键属性。可识别性根据识别的程度又可以分为两种方式，即通过单个信息就能够直接确认某人身份的直接识别，和通过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通过信息对比分析来识别特定个人的间接识别。学界支持识别说观点的学者大多指的是广义的识别性，既包括直接识别，又包括间接识别。关联说认为所有与特定自然人有关的信息都属于个人信息，包括“个人身份信息、个人财产情况、家庭基本情况、动态行为和个人观点及他人对信息主体的相关评价”。根据关联说的理论，信息只要与主体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就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隐私说认为，只有体现个人隐私的才属于法律保障的个人信息内容。隐私说主要由美国学者提倡，主张个人信息是不愿向他人公开，并对他人的知晓有排斥心理的信息。笔者认为，通过识别说对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最为可取。关联说导致了刑法保护个人信息的范围过分扩大，而隐私说则只将个人信息局限在个人隐私信息的范围内，忽略了不属于个人隐私但同样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个人信息，同时由于对隐私的定义受个人主观影响，所以在实践中难以形成明确的界定标准。相比之下，识别说更为可取，不仅能反应需刑法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又具有延展性，能更好的适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导致的公民个人信息类型的不断增多。且通过梳理我国关于个人信息的立法、司法，识别说的观点贯穿其中。名称 生效年份 对“个人信息”核心属性的界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2012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依惩处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的通知》 2013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4年 隐私性《网络安全法》 2016年 可识别性《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7年 可识别性、可反映活动情况图表 2《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中关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无疑最具权威性。《网络安全法》采用了识别说的观点，将可识别性规定为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而后者采用了广义的“可识别性”的概念,既包括狭义可识别性 (识别出特定自然人身份) , 也包括体现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两者之所以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是因为《网络安全法》对公民个人信息做了整体而基础性的保护，而《2017年解释》考虑到，作为高度敏感信息的活动情况信息，随着定位技术的不断进步逐渐成为本罪保护的一个重点，因此在采用了狭义的身份识别信息概念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对活动情况信息的强调性规定，但其本质仍是应涵括在身份识别信息之内的。所以，应以可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二）公民个人信息的特征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体现了其区别于广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价值。明确刑法领域个人信息的特征，有助于在司法中更好的对个人信息进行认定。1.可识别性这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本质属性。可识别是指可以通过信息确定特定的自然人的身份，具体包括直接识别和间接识别。直接识别，是指通过单一的信息即可直接指向特定的自然人，如身份证号、指纹、DNA等信息均可与特定自然人一一对应。间接识别，是指需要将某信息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进行对比分析才能确定特定自然人，比如学习经历、工作经历、兴趣爱好等信息均需要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才能识别出特定的信息主体。2.客观真实性客观真实性是指公民个人信息必须是对信息主体的客观真实的反映，。一方面，主观上的个人信息对特定个人的识别难度极大；另一方面，现行刑法关于侮辱罪或诽谤罪的相关规定足以对此类主观信息进行规制。司法实践中，如何判断信息的客观真实性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实现科学、高效鉴别个人信息客观真实性，是司法机关应努力的方向。现有的随机抽样的方法有一定可取性，但不够严谨。笔者认为，可以考虑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若嫌疑人能证明其所侵犯的个人信息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则不构成本罪。3.价值性刑法的两大机能是保护法益和保障人权。从保护法益的机能出发，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一自然犯，只有侵犯到公民法益的行为，才能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而判断是否侵犯公民法益的关键就在于该信息是否具有价值。价值性不仅包括公民个人信息能够产生的经济利益，还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利。从个人信息的人格权属性角度分析，个人隐私类信息的公开，会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名誉权，行踪轨迹类信息的公开，会对公民人身安全带来威胁。从个人信息的财产权属性角度分析，信息化时代，信息就是社会的主要财产形式,能够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大的经济利益。“信息价值仅在当行为人主张其个人价值时才被考虑”，只有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信息，才值得国家动用刑事司法资源对其进行保护。（三）个人信息与相关概念的区分很多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专门的法律保护个人信息，但部分国家和地区没有采用“个人信息”的概念，美国多采用“个人隐私”的概念，欧洲多采用“个人数据”的概念，而“个人信息”的表述则在亚洲较为常见。对于这三个概念是可以等同，存在观点分歧。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有重合，但不能完全混同，也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包含个人隐私，以个人数据为载体。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三个概念进行明确区分。1.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关于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有学者主张前者包含后者，有学者主张后者包含前者，还有学者认为两者并不是简单的包含关系。笔者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相互交叉，个人信息包括一般信息和隐私信息，个人隐私包括隐私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所以两者的交叉在于隐私信息。两者制建有很大的区别，不能混淆。首先，私密程度不同，个人信息中除隐私信息以外的一般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信息主体进行公开的，如姓名、手机号、邮箱地址等，而个人隐私则具有高度的私密性，个人不愿将其公开；其次，判断标准不同，个人信息的判断标准是完全客观的，根据其是否具有识别性、真实性、价值性来进行判断即可，而个人隐私在判断上具有更多的主观色彩，不同主体对个人隐私的界定是不同的；最后，个人信息既具有消极防御侵犯的一面，也具有主动对外展示的一面，信息主体通过主动公开其部分个人信息，可能会获得一定的利益，而个人隐私则侧重消极防御，主体的隐私信息和隐私活动不希望被公开，隐私空间不希望被侵犯。2.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笔者认为，个人信息（personal information）和个人数据（personal Data）的区别在于，个人数据是以电子信息系统为载体的对信息主体的客观、未经过处理的原始记录，如个人在医院体检后从自助机取出的血液化验报告单；后者是指，数据中可对接收者产生一定影响、指导其决策的内容，或是数据经过处理和分析后可得到的上述内容，如血液化验报告数据经系统或医生的分析，形成的具有健康指导作用的结果报告，换言之，个人信息＝个人数据＋分析处理。 四、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司法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概念和原则的把握必然有一定的差异性，需要具体情况具体讨论。在本部分，笔者对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进行总结归纳，并对一些存在争议的情况进行分析。 （一）公民个人信息可识别性的认定“可识别性是指个人信息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指向确定的主体。”经过上文中的讨论，根据《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定义，我们能够得出，“识别性”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解释第3条第2款印证了这一观点。对于能够单独识别特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往往比较容易判断，而对于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来间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信息，往往是个案中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也是本罪的认定中最为复杂的问题。面对实践中的具体案情，对于部分关联信息是否可以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时，可从行为人主观目、信息对特定自然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要结合的其他信息的程度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加以判断。以此案为例：某地一医药代表为了对医生给予用药回扣，非法获取了某医院某科室有关病床的病床号、病情和药品使用情况。此案中所涉及的非法获取的信息不宜纳入刑法中“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首先，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上看，并没有识别到特定自然人的目的，而仅仅是为了获取用药情况；其次，从以上信息对病人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以及生活安宁的重要性上来看，行为人获取以上信息并不会对病人权益造成侵犯；最后，从这些信息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的程度来看，病床号、用药情况等信息并不能直接识别到个人，需要结合病人的身份证号等才能起到直接识别的作用。所以，此案中的涉案信息不属于刑法所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二）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2017年解释》第五条根据信息的重要程度、敏感程度，即信息对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影响程度，将“公民个人信息”分为三类，并设置了不同的定罪量刑标准。类别列举 “情节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 “情节特别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特别敏感信息 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五十条以上五百条以上敏感信息 住宿记录、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五百条以上五千条以上其他信息五千条以上 五万条以上图表 3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对标准适用的争议，主要表现在对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1.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行踪轨迹信息敏感程度极高，一旦信息主体的行踪轨迹信息被非法利用，可能会对权利人的人身安全造成紧迫的威胁。《2017年解释》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入罪标准的规定是最低的：“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50以上”的，即构成犯罪。由于《2017年解释》中对行踪轨迹信息规定了极低的入罪标准，所以司法认定时应对其范围做严格把控，应将其范围限制在能直接定位特定自然人具体位置的信息，如车辆轨迹信息和GPS定位信息等。实践中，信息的交易价格也可以作为判定其是否属于“行踪轨迹信息”的参考，因为行踪轨迹信息的价格通常最为昂贵。对于行为人获取他人车票信息后判断出他人的行踪的情况，载于车票的信息不宜被认定为《2017年解释》所规定的“行踪轨迹信息”，因为该信息只能让行为人知道信息主体大概的活动轨迹，并不能对其进行准确定位。2.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财产信息是指房产、存款等能够反映公民个人财产状况的信息。对于财产信息的判断，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把握：一是要综合考量主客观因素，因为犯罪应是主客观相统一的结果；而是考虑到敏感个人信息的入罪门槛已经极低，实践中应严格把握其范围。以此案为例：行为人为了推销车辆保险，从车辆管理机构非法获取了车主姓名、电话、车型等信息。此案中的信息不宜认定为“财产信息”。因为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不是侵犯信息主体的人身、财产安全，最多只会对行为人的生活安宁带来一定的影响，因而应适用非敏感公民个人信息的入罪标准。（三）不宜纳入本罪保护对象的公开的个人信息的认定 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是否属于 “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理论界存在观点分歧。笔者认为，“公民个人信息”不以隐私性为必要特征，因为《2017年解释》第1条并为采用“涉及个人隐私信息”的表述，而是以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因此，信息的公开与否并不影响其是否可以被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对于权利人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显然合法，且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当前也不宜认定为犯罪。理由如下：第一，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中，曾以“隐私性”作为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可见公民个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从隐私权中分离出来的权利，所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侧重于对公民隐私和生活安宁的保护。权利人之所以自愿甚至主动公开其个人信息，说明这部分信息即便被获取、出售，也通常不会对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造成侵犯，因此不应纳入刑法保护范围内；第二，根据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规定，向他人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只有在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前提下才构成犯罪。对于已经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后向他人出售或提供的行为在我国缺乏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推定为存在权利人的概括同意，不需要二次授权，也就是说不应认定行为人对获取的已经由权利人公开的个人信息的出售和提供行为系“违法国家有关规定”。第三，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尚未健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高发的背景下，应将实践中较为多发的侵犯权利人未公开的个人信息的案件作为打击的重点。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可以认定为合法，但如果后续的出售或提供行为违背了权利人意愿，侵犯到了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或是对权利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造成了威胁，则应根据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论处。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相关信息的获取一般来说是合法的，但是获取信息之后的出售、提供行为如果对信息主体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或是私生活安宁造成了侵犯，且信息主体对其相关个人信息有强烈保护意愿，则应据其情节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五、结语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对个人、组织、社会乃至国家均具有重要价值，由此也滋生了越来越多的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公民个人信息”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对象，其概念界定、特征分析、与相关概念的区分以及司法认定对于打击相关犯罪、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本文的研究，形成以下结论性的认识：第一，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原则。一是应遵循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保证打击范围既不过宽而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和可操作性的降低，也不过窄而使公民个人信息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二是应遵循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在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的同时不妨碍信息正常的流通。三是应遵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相协调原则，允许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步，但杜绝对个人利益的侵害和过度限制。第二，公民个人信息之“公民”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公民个人信息之“个人信息”应采取“识别说”进行界定，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是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除了可识别性，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还应具有客观真实性、价值性等特征可作为辅助判断标准。还应注意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个人数据等相关概念的区分，避免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混淆。第三，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可识别性”是其判断的难点，可以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信息对其主体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与其他信息的结合程度这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判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财产信息等敏感个人信息，由于其入罪门槛低、处罚力度大，应严格把控其范围并结合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进行考量；对于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应分情况讨论，对于信息主体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其获取、出售和提供，不应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于信息主体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信息的获取是合法的，但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可以依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论处。希望本文的论述能够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完善贡献微小的力量。
职业教育是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职业教育论文的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谈职业教育教学方法
摘要：职业教育是普通教育的重要补充，中等职业教育现代教学方法，就是要全面提高学生素质、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体现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以实践为主线的中等职业教育现代教学方法体系。针对中职生的实际情况，结合多年课堂教学工作经验，本文提出分层次教学方法、启发式互动教学方法、现场实训的教学方法、采取模拟教学法等有效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率。
关键词：职业教育;教学方法;创新
职业教育是普通教育的重要补充，虽然我国在职业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教学方法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在诸多方面仍然有很大的探索提高空间。根据多年的管理教学实践来看，中职生学习层次参差不齐，针对学生实际，应该运用不同的教学方法。
一、采取分层次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学习的信心
苏格拉底曾经说过：“一个人是否有成就只有看他是否具有自尊心和自信心两个条件。”还有人说：自信是成功的一半。这就更加说明了自信心与成功的紧密联系。所以在学习上，如果缺少了自信心，就会缺少前进的动力，甚至是失去前进的动力。有多少人因为缺少自信而走向人生的低谷，又有多少人缺少自信而失去成功。自信是成功的基石。中职生学习基础参差不齐，在教学的过程中就不能用统一的要求方式。
有些学生感觉学习很困难，感觉自己永远都做不到，最终选择了放弃学习，从而给我们的教学带来了一定的难度。所以，我们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要有不同的要求，采取分层次教学法。例如，成绩差的，要求起点低一点，掌握最基础的要点即可;成绩好一点的，要求全面掌握基础知识;成绩很不错的，除了掌握最基础的知识以外，引导鼓励他们掌握更深的理论，为以后的升学打好坚实的基础。这样不同的要求标准，使每一个学生，特别是后进生，也能感觉到我能学会、也能学好，从而激发他们学习的自信心和动力。
二、采取启发式互动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兴趣是学习最好的老师，要想激发和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就要促进学生主动学习。有动机的主动学习，其效果极好，因为主动学习学到的东西不会忘，印象深刻，引发更多的思考，而不是死记硬背。而无动机的被动学习，那样往往把学习当成一种负担，学习效果极不好，尤其是对于自控能力不太好的中职生，学习效果更差。
所以，培养学生的主动学习对于中职生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在教学过程中，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开拓学生的思维境界，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独立分析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人翁作用，采取主动学习的态度，在学习中发挥独创性，才能培养和促进学生主动学习。
为了使学生达到这种主动学习的能力，就要采取一种适合现在中职生特点的教学方法。启发式互动教学方法不免为一种好的教学方法。因为启发式互动教学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为学生留有探索与思考的空间，使学生的主动性、创造性都得到了很好的发挥，从而也达到了我们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目的，使他们主动地在兴趣的海洋中遨游，学到更多的知识。
三、采取现场实训(项目)的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
中等职业教育的实质是就业教育，是饭碗教育，而就业教育的实质是能力培养，而能力培养的实质是学生在课内外实验、实训、实习中，理论服务与实践、理论与实践学习循环交叉进行，动手能力的锻炼。而现在传统的以知识学科体系为中心的教学方式，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轻技能。也就是说，目前人才培养目标、社会需求和人们的期望值三者之间并不是统一关系，而是相互脱节，已无法培养出专业型高技术人才，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
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笔者以为应该采取现场实训的教学方法，因为它改变了传统理论教学模式，代之以任务式教学，倡导以学生为主，提高学生动手能力中的“教学做合一”。任务(项目)式教学指教师根据项目的实施过程，对学生进行理论和实际操作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因为采取这种教学方法是为学生在学习专业课之前提供感性认识，激发学生学习专业课的兴趣，增强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使学生在专业课学习时不断联系认识实习，提高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认识现场实训，为培养专业型、应用型人才起着重要的作用。
四、采取项目教学法，提高学生与他人的合作能力
项目教学法是老师和学生通过共同实施一个完整的项目工作而进行的教学活动。在职业教育中，项目是指以生产一件具体的、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产品为目的的任务。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及生产组织形式对职业教育要求的提高，人们越来越多地采用分成小组工作的方式，即每个小组共同制定计划、共同或分工完成整个项目。在许多情况下，参加项目教学工作小组的学生来自不同的专业和工种，甚至不同的职业专业领域，目的是训练他们今后在实际工作中与不同的专业、不同的部门的同事合作的能力。
五、采取模拟教学法，全面提高学生的职业素质
模拟教学法是一种以教学手段和教学环境为目标导向的行为引导型教学模式。模拟教学分为模拟设备教学与模拟情境教学两大类：
1、模拟设备教学，主要是靠模拟设备作为教学的支撑，其特点是不怕学生因操作失误而产生不良的后果，一旦失误可以重新来，而且还可以进行单项技能训练，学生在模拟训练中能通过自身反馈感悟正确的要领并及时改正。
2、模拟情境教学，主要是根据专业学习要求，模拟一个社会场景，在这些场景中具有与实际相同的功能，及工作过程，只是活动是模拟的。通过这种教学让学生在一个现实的社会环境氛围中对自己未来的职业岗位有一个比较具体的、综合性的全面理解，特别是一些属于行业特有的规范，可以得到深化和强化，有利于学生职业素质的全面提高。
总之，随着新课改的不断深化发展，我们要在原来的教学方法基础上进行创新、发展。在职业教学方法的探讨过程中，教学方法的改革要从多方面着手，因为教学方法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面广，但实际上还是在于我们自己的“接纳、学习、研究”。我们要通过教学改革的现场观摩学习，网络学习的机会，拓宽视野，增长见识，增加紧迫感、责任感，这样一来，我们就会积极主动地去研究，设计具有个人特点的新课改下的个性化教学方法。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显著的效果。重视教学方法的改革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我们应该不断地探索和实践，使其更加完善。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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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包蕾，鲍吉龙，余辉晴.高职教育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的思考[J].宁波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2.
试论检察职业道德教育
摘要今年,在高检院的统一部署下,集中一年时间在全国检察机关深入开展“恪守检察职业道德、促进公正廉洁执法”主题实践活动。这一主题实践活动的开展对加强检察队伍建设,提高检察队伍的职业道德素养和法律监督能力,提升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和社会形象,全面正确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有着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检察队伍 职业道德 公正廉洁
检察队伍的道德状况,将对检察官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维护法律权威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也对人们的价值观念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在检察队伍中也不可避免的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今天,我们依然还要将“恪守检察职业道德”作为检察队伍建设的重要主题,就是因为在现实中,检察队伍还是存在司法道德意识淡漠,司法腐败严重的现象,对检察队伍、检察机关的声誉和尊严都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因此,在今年开展“恪守检察职业道德、促进公正廉洁执法”主题实践活动,是当前加强检察队伍司法道德观念、司法道德行为和司法道德品质建设的重大举措。
一、对检察职业道德的科学认识是加强检察职业道德教育的前提
只有正确的认识事物的本质属性,才能够对事物的特点、变化规律和功效等一系列问题准确把握。法律职业道德是法律职业者在从事职业活动中判断是非曲直的准则。法律职业道德对于法律职业而言是不可忽视的基本构成要素,对于法律职业者而言是维持法律职业生涯,保持良好职业形象的基本要求。而检察职业道德教育就离不开对检察官职业特性的把握,检察职业道德不同于普通的道德规范,检察机关的性质和检察官的职业特殊性使检察职业道德和其他司法职业职业道德有着根本上的区别:
一是检察职业道德具有更强的责任性,法律赋予了检察官法律监督的职能,其根本使命是“维护公平正义”,检察官的行为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和人民人身财产权利的维护。如果检察官在履行职责时不能用更强的责任感约束自己,会产生强大的负面效应。
二是检察职业道德具有更高的示范性,检察机关是执行法律的机关,有事监督法律实施的机关,这就决定了检察官道德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司法工作能否廉洁高效的运行。换句话说,作为监督者,人民自然而然的对其的要求更高,如果人们无法从“监督者”那里得到足够让人信服的信息,对于司法工作而言将是巨大的打击。因此检察官的职业道德较之其他司法职业道德具有更强的示范性,内容设置上应该更科学和规范,要求上应该更合理实际。
三是检察职业道德具有更强的约束力。道德规范主要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内心信念起作用,但作为检察官其道德规范应该具有更强的约束力,将道德规范与法律和党纪纪律相挂钩,使其产生更强的规范性。
由此可见,检察职业道德作为法律职业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社会公众对检察官在从事检察工作中的职业态度、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以及自身形象的综合评价,也是检察官对自身人生观、价值观的自我认同,是检察官在从事检察职业活动中各种法律、社会关系,是在履行检察职能中应该遵守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在今年开展的“恪守检察职业道德、促进公正廉洁执法”主题实践活动,对检察职业道德规范做出了新的规定:一是强化“公正”理念,公平正义进一步体现;二是铸造“忠诚”品格,理想信念进一步坚定;三是树立“清廉”意识,廉洁从检进一步自觉;四是倡导“文明”观念,执法行为进一步规范。这一要求既说明了检察职业道德的主要内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对检察队伍的基本要求,也对新时期检察队伍的职业道德培养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二、对检察职业道德教育深刻内涵的探索是加强检察职业道德建设的基础
检察职业道德教育不仅仅限于对检察职业道德的讲授,而是要将检察职业道德教育寓于检察工作实际中去,与其他职业道德教育相比,检察职业道德教育具有其独特而深刻地内涵,只有把握住其内涵,才能使道德教育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首先,检察职业道德教育具有长期性。检察官职业道德教育是建立在检察官岗位上的教育,是属于继续教育的范畴,因此它必然具有长期性,不能够是简单的照本宣科或者是基础理论和法律知识的讲授,而是更高层次的检察官职业素养的培养。
其次,检察职业道德教育具有复杂性。检察官职业道德教育一方面要求教育方式要有针对性,教育内容要有实用性,教育目的要有准确性,但另一方面又因为检察官职业的特殊性而难以保证系统的学习时间,容易受到社会负面因素的干扰,而这些都有悖于国家对于检察官职业道德的高要求。因此,就决定了检察官职业道德教育不仅仅是单纯的理论教育,而应该做到入脑入心。
第三,检察职业道德教育具有更高性。检察职业道德教育的对象是检察干警,这一岗位具有十分特殊的要求。教育对象所从事的职业是代表国家行使法律监督权,因此对于它的要求和约束大大高于社会上的一般职业,这也决定了它的职业道德教育不能只停留在一般的职业道德和普通伦理教育,而是要具备更高的约束力和更强的影响力。
三、对检察职业道德教育方式不断创新是加强检察职业道德建设的路径
正是基于检察职业道德在新时期面临的诸多新情况、新问题,唯有不断创新检察职业道德教育方式才能够更好的适应时代的发展,符合人民的要求,才能更好的开展好“恪守检察职业道德、促进公正廉洁执法”主题实践活动。主要可从以下几方面加以考虑:
(一)改变传统,倡导新观念教育
现阶段的检察职业道德教育存在不少县市的问题,一是教育内容空洞,缺乏实质性的内容,教育的内容往往使人有“假大空“的感觉;二是教育方法落后,尤其是在很多基层检察院检察职业道德教育往往容易流于形式、做过场,是教育缺乏针对性;三是教育缺乏系统性,没有一套完整、长期性的计划,往往是上面开展什么活动,下面就照搬做法,是职业道德教育显得零散,带来的结果必然就是教育效果大打折扣;四是教育手段的单一性,检察机关尤其是基层检察机关的职业道德教育手段只有学习文件、举办报告会等单一方式,这些方式都注重说教而缺乏打动人心的能力,而且容易收到相反的效果。由此可见,要创新检察职业道德教育方式,只有首先在观念上突破了,重新思考职业道德教育的重要性,才能真正使检察职业道德教育步入新的发展道路。
(二)引入心理教育,提高职业道德教育针对性
心理学认为,人的心理过程包括认识过程、情感过程、意志过程三个方面。如果人的认识、情感和意志协调发展,即保持健康的心理过程,则能使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产生正确的认识、健康的情感和百折不挠的意志。当前,检察职业道德的教育正是缺乏了对检察官心理的了解而是教育效果难以发挥。
当前,检察机关的职业道德教育的主要方式还是奖惩并行,忽略了职业情感的培养,是检察官的职业认同感不高,难以使职业道德的认知内化为内心的固有特质。加强检察职业道德教育,应当在教育、监督、激励、惩处的同时,更加着眼于检察官强化自律能力的培养,要通过人性化的管理观念,通过及时干预有风险预兆的检察官的心理,达到防范于未然的目的。通过营造出良好的职业环境,来提升全体检察人员爱岗敬业、自励自律的职业情感,是检察官们能够自发的遵守检察职业道德。
(三)建立岗位风险防范机制,增强检察职业道德教育的前瞻性
所谓风险防范机制就是通过主客观方面查找研究如何消除和避免科技成果和社会成果所带给人类的副作用和危害。这也是近年来西方新兴起的一门跨学科边缘科学。对风险的研究,其目的在于规避风险。法律风险在于,在执法过程中如不具备良好的道德素质,就有可能因为超过道德底线而出现触犯法律的行为。因此,通过查找检察职业当中可能存在的风险点,提前教育,引导受教育者提高对法律风险的认知水平,端正对法律风险的态度,通过开展利用典型事例进行反腐败教育等方式,激发其对检察官职务犯罪多侧面的思考,达到风险教育的目的。
(四)建立检察职业道德评估机制,提高检察职业道德教育的参与性
道德教育与其他教育相比,具有更强的双向性和互动性,需要受教育对象的参与才能使教育更具效果。通过评估机制的建立,使检察官通过评价的方式来指导和纠正自己的行为言论,协调自身的人际关系。通过评价、激励、说明、榜样或示范等形式,以唤起检察官内心的责任感和义务心。这就要求我们在实施检察职业道德教育的同时,建立起一套包括社会评价和自我评价等方式在内的科学评价体系,明确评价指标,运用评价式教育方式进行道德的培养。
把检察职业道德教育作为一个长期的主题实践活动,显示了作为法律职业人的检察官对职业道德重要性的认知已经提到了新的高度。正如台湾学者史尚宽说过:“虽有完美的保障审判独立之制度,有彻底的法学之研究,然若受外界之引诱,物欲之蒙蔽,舞文弄墨,徇私枉法,则反而以其法学知识为其作奸犯科之工具,有如为虎添翼,助纣为虐,是以法学修养虽为切要,而品德修养尤为重要”。 希望通过此次高检院组织的主题实践活动,能够使检察人的道德操守上升到系的高度,使广大检察干警能够更好的履行法律赋予我们的神圣职责。
股权质押法律风险要点
股权质押的标的物，就是股权。股权是股东因出资而取得的，依法定或公司章程规定的规则和程序参与公司事务并在公司中享受财产利益的，具有转让性的权利。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股权质押法律风险要点，欢迎大家阅读浏览。
债权人在接受股权出质时应注意以下问题：
严格审查出质人的资格
《公司法》修改后，有限责任公司在出资范围、出资期限、股权出质和股权转让方面与旧公司法有了重大变化，公司本身的自治范围扩大，因此，严格审查出质人出资情况、公司章程对股权出质和股权转让的限制性规定等都成为签订股权质押合同的前提。
审查股权出质的合法性
首先，《公司法》和《关于外商投资企业股权变更的若干规定》都严格禁止股东或投资者将其拥有的股权质押给本公司。其次，对股份有限公司而言，发起人股份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的股份在法律上都有一定的`限制转让的规定，因此，在股份限制转让期间，该部分股份是不能设定质押的。对外商投资企业而言，其股权出质必须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未经一致同意则不能出质;并且，其股权出质范围只能是投资者实际缴付的出资。
应合理评估股权价值
从上述案例就可以看出，对股权价值的合理评估成为质权实现的一个重要因素。质押合同签订之前，债权人就应当对质押股权进行全面调查和合理评估，正确判断出质股权的担保价值，特别对公司的或有债务应有充分的认识和判断。另一方面，本案中直接以持有的债务人股权作为质押并不能增强对债权的担保，因为债务人本身就以公司的全部法人财产权对债权人提供了一种偿债保证，而股权的价值也依赖于公司法人财产的盈利。对债权人而言，股权的价值并不能超出公司法人财产的价值，因此，以债务人股权提供质押并不能增加对债权的担保，这种股权出质对债权人而言是没有价值的(当然债权人以投资和并购为目的的除外)。
完善质押合同
股权出质过程中，仅仅只限制了股权的转让。但质押人可以通过增加负债、对外借款、抵押或低价转让资产等各种形式实质性损害债权人的利益。因此，债权人为保护自身权益，应在质押合同中增加对质押人行使股权的监管，甚至对公司的重大财产处置和重大负债行为都应作出严格限制。
及时办理审批手续
以上市公司股票出质的，应向证券登记机构办理出质登记，质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以外商投资企业的股权质押的，应经审批机关批准、登记机关备案，质押合同自审批机关批准之日生效。
【法律分析】股权价值波动下的市场风险，股权设质如同股权转让，质权人接受股权设质就意味着从出质人手里接过了股权的市场风险。而股权价格波动的频率和幅度都远远大于传统用于担保的实物资产。无论是股权被质押企业的经营风险，还是其他的外部因素，其最终结果都转嫁在股权的价格上。当企业面临经营困难出现资不抵债时，股权价格下跌，转让股权所得价款极有可能不足以清偿债务。虽然法律规定质物变价后的价款不足以清偿债务的，不足部分仍由债务人继续清偿。但是，由于中小企业的现实状况，贷款人继续追讨的成本和收益往往不成正比。【法律依据】《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 第七十一条 保险公司向中国保监会报告股权质押或者解质押时，应当提交以下材料：(一)质押和解质押有关情况的书面报告;(二)质押或者解质押合同;(三)主债权债务合同或者股权收益权转让合同;(四)有关部门出具的登记文件;(五)出质人与债务人关系的说明;(六)股东关于质押行为符合公司章程和监管要求的声明，并承诺如提供不实声明将自愿接受监管部门对其所持股权采取处置措施;(七)截至报告日股权质押的全部情况;(八)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材料。其中，书面报告应当包括出质人、债务人、质权人基本情况，被担保债权的种类和数额，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出质股权的数量，担保的范围，融入资金的用途，资金偿还能力以及相关安排，可能引发的风险以及应对措施等内容。质权人为非金融企业的，还应当说明质权人融出资金的来源，以及质权人与出质人的关联关系情况。
基本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中之重,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成败关系到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的稳定与发展。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有关养老保险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我国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是养老金并轨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大家所热议的焦点。本文在对我国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发展的历史回顾与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现行我国改革政策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并对“并轨”改革提出建议。
关键词: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并轨改革
2015年1月，国务院释出了《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该《决定》的释出标志著长期以来我国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障方面的改革开始启动，将会对我国事业单位的进一步改革产生较深刻的影响。
一、我国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的历史回顾与现状分析
从90年代起，我国开始对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制度不断尝试改革，然而在《决定》出台之前并未有实质性改变。纵观整个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确立历程，从2012年3月在两会上得热议到2013年12月确定并轨方案，再到2014年12月改革方案的通过，最终，在2015年1月国务院释出《决定》预示著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终于要实施。
二、现行改革中可能会存在的问题
与以往相比，本次释出的最新《决定》可谓是一套较成熟的改革方案，但这一改革方案在未来的推行过程中很可能会出现以下问题:
一职业年金可能会维持待遇“双轨制”，进一步引发公平问题
在我国私营企业没有职业年金，企业年金也是自愿建立的，而从国务院释出的《决定》以及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办法》来看都要求改革后的机关事业单位要建立职业年金制度，这似乎是在建立新的不平等。另外，职业年金的缴纳也是有弹性的且可能会和津补贴一样，成为一种隐性福利。我们不免怀疑建立职业年金的真实作用是否只是改革的“买路钱”，因此，并轨改革所带来的公平似乎只是表面的。
二缺乏法律制度的支援，理想与现实存在较大差距
虽然我国近几年出台了一些关于对我国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决定以及办法，但这些都不是具体的法律法规，缺乏制度的强制性。另一方面，改革的理想状态是使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以及企业三者之间建立起统一的基本养老金制度，最终达到养老保险制度一体化。但实际上，个人缴费只占养老保险缴费的小部分，基金支付和财政补助才是大头且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在初期参保中的个人缴费基数很小，预计短期内，三者的养老金替代率、缴费标准都无法统一。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可能不利于改革的进一步推进。
三国家支付改革的初始成本造成财政负担
《决定》指出改革要与完善工资制度同步推行，在增加工资的同时实行个人缴费。国家为使改革能平稳进行的确应该支付改革的初始成本，但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工资的增涨无疑会加大国家财政压力。另外，改革中提到“视同缴费年限”这一新词，那么“视同缴费”背后的钱到底由谁出?最终可能还是由财政拨款，这无疑又增加了财政的负担。
三、关于我国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并轨”问题的完善建议
一为职业年金设立一个准入门槛，逐步下调职业年金
针对上文中提到的职业年金的建立可能会维持待遇“双轨制”这个问题，建议相关部门可以通过设定准入门槛或采用明文条件规定有条件有限制地享受企业年金。另外，相比突然大幅下调职业年金缴纳比例而言，采用逐年下调的方法逐步降低“替代率”更为可取。
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初期分立，后期逐步统一
加快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法律制度建设以及相应配套惩罚措施的完善，用法律法规确立该制度的强制性，这样不仅能为改革提供强大支援，还能解决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随意性问题。另外，在《决定》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专款专用基础上联络我国实情，建议改革初期，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养老保险基金各自区分、为各自所用，待改革取得一定成效时再开始逐步统一三者的替代率与缴费标准从而缩小理想目标与实际之间的差距。
三有针对性提高待遇，积极推动事业单位人员市场化、社会化首先，所谓“完善工资制度”并不是要求突然大幅度覆盖所有人员，可以先提高欠发达地区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和基层人员的工资水平。其次，可以通过明令禁止地方随意发放津补贴以及明确制定不同级别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工资标准来减少财政上不必要的浪费。最后，可以将养老金并轨与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制度得改革同时开展，让他们实现市场化、社会化从而更加主动、有效地缓解改革带来的财政压力。
四、小结
虽然在改革实行中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但这些并不能否定养老保险制度并轨对事业单位改革产生的诸多积极影响，相信随着改革的不段深化，我国的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会更加健全完善!
作者:王婧 单位:上海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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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养老保险面临基金规模过小、结构失衡依赖单支柱、投资收益率过低、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等问题。通过对智利、瑞典、美国的研究，我可资借鉴的经验启示是：建立多层次的三支柱结构，保证三支柱协同健康发展，以实现养老保险多目标的策略;放宽养老金投资限制，引入市场化运作，以提升养老金回报率;提高投保人的参与度，发挥投保人主观能动性;与其他改革共同推进、协同改革。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2015年，我国老年人抚养比已达到7.7∶1。未来一段时间，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和老年人抚养比还将迅速上升。据估计，我国老年人抚养比将于2035年达到3∶1，超过当前西欧水平，2040年将超过同期的美国，老龄化形势严峻。为了保证老有所养，有必要现在开始就对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改革，提前针对未来人口老龄化挑战作出战略部署。
一、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养老基金规模过小、结构失衡
1.养老基金规模过小。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截至2014年末，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存量为31800亿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存量为3845亿元，两者共计35645亿元，形成我国养老保险的第一支柱;企业年金基金累计结存7689亿元，形成养老保险的第二支柱。这两大支柱构成我国养老保险的基石。此外，我国于2000年8月设立全国社会保障基金，通过中央财政拨款、国有资本划转等方式筹集资金，为应对人口老龄化高峰时期的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支出、调剂，是国家社会保障的储备基金。2014年末全国社保基金资产15356亿元。这些资金总量为58691亿元，相当于2014年GDP比率为9.2%，规模明显过小。与全球和其他国家相比，排名也明显靠后。
2.结构失衡，过于依赖第一支柱。一直以来，由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组成的第一支柱，在养老保险资金来源中占据绝对比重。2014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占比达60.7%，加上全国社保基金的占比26.2%，第一支柱共占比约87%，而作为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占比仅为13%。可见，我国的养老保险三支柱结构失衡，过于依赖第一支柱，另外两支柱并没有逐步发展壮大。
二资产配置保守、整体收益率过低，未起到保值增值效果
全国社保基金由于投资范围较广、约束较小，可以进行境外投资，且高风险资产配置比重上限为40%，自成立以来年均投资收益率8.7%，明显高于通货膨胀率。然而，占比最大的社会保险基金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范围却局限于国债和银行存款，风险虽低，但收益较差。在通胀较高时，这部分资金面临缩水的风险。以2011年为例，当年物价同比增长5.4%，而同期银行存款利率和国债利率均在3%左右，因而社会保险基金当年实际收益率为负。从国际对比看，我国社保基金的收益率也明显低于其他国家。根据OECD统计资料，2014年，荷兰养老保险基金的实际收益率达到了13.5%，排名第一，与2/3国家养老保险基金的实际收益率相比，超出5%。相比之下，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益率可能只有3%以1年期存款利率计算，扣除通胀影响，实际收益率仅为1%。如果按照3种社保基金的规模加权平均，我国社保基金2014年收益率为4.1%，实际收益率仅1.5%，远远低于其他国家。
三依赖财政补贴、隐形债务资金需求巨大，可持续性堪忧
目前，我国养老基金看似资金充足，但实际情况不容乐观。这些年，养老金中一大块是来自于财政补贴。自1997年建立统账结合制度以来，国家财政对养老保险的补贴金额从当年的2亿元，到1999年攀升至168亿元，2007年已高达1157亿元。加总来看，截至2014年，各级财政共补贴养老保险金2万亿元，超过了35645亿元结余总额的50%。这种依赖财政输血的养老金体系，可持续性堪忧。可持续发展的另一个问题是养老保险在明账之外还有隐形债务问题，其未来资金需求巨大。根据中国社科院2014年释出的《现行统账结合模式下隐形债务预测测算》报告，以2012年为基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统账结合制度下的隐形债务规模高达86.2万亿元，相当于当年GDP比率达166%，资金缺口巨大。
二、国外养老保险改革经验
目前，我国养老保险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面临的挑战，也是过去国际上许多国家经历过的问题，面临过的挑战。这些国家解决问题和迎接挑战的方式与经验，对我国改革和设计养老保险制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智利：建立三支柱模式，引入养老基金竞争性管理
智利养老保险改革由于特点鲜明、效果显著，被认为是社保改革的样板，在世界范围内也受到广泛关注。
1.确立三支柱模型。在改革中，智利将养老金制度由原单支柱结构发展为三支柱结构：第一支柱针对贫困人口，主要由 *** 承担，为社会建立最低保障;第二支柱为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划，是三支柱中的主体，第三支柱为自愿性的个人储蓄计划，为自愿养老储蓄提供税收激励。三支柱结构为智利社会提供了多层次、具有灵活性的养老保险体系，使得养老保险制度足以应对扶贫、消费平滑等不同而有一定冲突的多目标。
2.五方参与者各司其职，分工清晰。在智利的养老保险体系中， *** 保障最低收益，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公司AFPs努力实现高投资收益率，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监督局SAFP监管行业秩序和制定细则，参保人可以按自己意愿选择AFP以管理自己养老金的个人账户，并且每年有4次机会可以在不同的AFPs之间转移，而央行则作为资金托管人保证资金安全。这五方各司其职，分工清晰，因而整个体系最终能够高效率运转。而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智利在养老保险体系改革中引入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公司AFPs对养老金进行竞争性管理，极大提高了投资收益率。自建立以来，养老金年均实际收益率达5%，起到了保值增值的效果。也正是在良好的制度设计促进下，1985年~1995年间，智利养老基金相当于GDP占比从10%扩张至43%。
二瑞典：建立国家养老基金，引入名义账户
上世纪70年代以来，瑞典进入老龄化社会，全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17%，加之劳动力供给不足，养老金资金来源下滑，整个国家的养老保险体系面临可持续危机。为克服困难，1999年，瑞典通过了养老保险改革法案，不仅构建了三支柱体系和养老基金市场化管理，而且创造性引入了“名义账户”。
1.建立国家养老基金，引入市场化管理。为了规避国家财政风险，保障现收现付模式运转，瑞典针对旧制度结余建立了缓冲基金。这些缓冲资金交由多只基金AP1-AP4以及AP6投资非上市公司，以市场化方式管理，分散风险，鼓励竞争。
2.引入个人名义账户。名义账户是现收现付制与积累制，固定收益型与固定缴费型的混合模式。转入收入养老金计划的16%的工资是用于支付现期老人的养老金。同时，这部分缴费也会计入参保人的个人名义账户只计入数额，不做真正资本化积累运作，作为退休时个人领取养老金的依据。也即筹资方式是现收现付制，但在养老金支取时，退休金的给付标准原则上却是严格按“固定缴费型积累制”的规则执行的。名义账户集中了各类养老制度的优点，已引起我国专家学者的关注。
三美国：多层次养老制度体系形成多重保障
美国的社保养老制度已有上百年的历史，不过私人部门固定缴费制DC计划是在近几十年才快速发展的。经过长期的发展和不断调整，美国已形成了多层次的养老金体系，为居民养老提供多重保障，对整个社会以及金融市场产生深远影响。
1.三支柱结构加上DB与DC型结合，提供足够灵活性和多样化选择。美国的三支柱结构中，第一支柱是 *** 强制性养老金计划，实行现收现付制，由联邦 *** 统一组织，基本覆盖全部就业人口;第二支柱是公共和私人部门雇主养老金计划。私人部门养老金计划上世纪70年代之前基本是固定收益型DB，70年代之后固定缴费型DC快速发展，很快超过DB型计划的规模;第三支柱是个人储蓄养老金计划，完全由个人自愿参加的计划。按照美国现行规定，所有70岁以下且有收入者都可以开设个人退休账户IRA，不论其是否参加了其他养老金计划。
2.401k计划调动企业和员工积极性，成为美国养老制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401k计划是补充养老保险计划之一，采用DC型，由雇员和雇主共同缴费，个人账户累积，税收递延，雇员可自主选择投资方式的形式，成为美国诸多私人部门雇主首选的社会保障计划。首先，通过个人缴费的税收优惠政策，实现了国家、企业、个人三方为雇员养老分担责任的制度设计。其次，通过有力的监管对提前取款行为进行惩罚，有效地激励了储蓄。第三，个人账户的管理方式以及雇员的投资选择权，都极大地调动了企业和员工参与401k计划的积极性。
3.与资本市场形成良性回圈。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资本市场已比较成熟，法律法规体系和监管体系健全，投资工具丰富。美国私人部门DC型养老金计划的资产配置一直从存款和债券向股票和共同基金转移。近年来，股票投资有所下降，主要投向共同基金。1978年~2013年，美国私人部门DC型养老金计划规模扩大44倍，年均增长率高达29%。截至2013年底，50%的资产投资于共同基金，26%的资产直接投资于股票，债券和银行存款合计占比仅为10%。养老金进入资本市场，既实现了保值增值的目的，也为资本市场引入了稳定的投资者，有助于促进市场的健康发展。养老金增值和资本市场发展相互促进，形成良性回圈。
三、对我国的启示
一建立多层次的三支柱结构
从三国的经验看，都形成了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以对个人养老形成多重保障，实现养老保险体系的多重目标，尤其以美国最为突出。美国养老保险体系中的第一个层次是国家立法规定的，低有保证、高有限额的强制性的基本保险，起到了保护社会安定、维持基本生活的作用;第二个层次是公共和私人部门雇主养老金计划，且选择了DC型的401k计划为主进行推进，该计划给予个人选择资产配置的权利，有助于调动参与者的积极性。这种多层次的结构，保证了可同时实现养老保险的多个目标。例如，第一支柱可用于进行社会转移支付，减少贫困;第二支柱则可鼓励对养老进行储蓄，熨平消费。建立多层次、保证多样选择的三支柱结构是我国应努力的方向。另外，三支柱还需要协同发展，不能过于依赖单一支柱。目前，我国的第一支柱缴费比例过高，阻碍了第二支柱的发展，未来可考虑适当降低第一支柱缴费比例。
二放宽养老金投资限制，引入市场化运作
1.放宽投资限制。安全性是基金营运的第一原则，但并非是降低风险、提高收益的灵丹妙药。以前述国家为例，适当进入风险较高的资本市场，往往有能够较好实现养老金保值增值的效果。逐步放宽基金的投资范围是大势所趋，包括提高投资股票、股票基金的比例，允许投资于海外资产等等。
2.引入市场化运作。三国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都由专业的投资管理机构负责，同时引入多个管理机构进行竞争性管理，并在世界各地选择基金经理或基金产品，进行全球化投资，从而保证了资金的保值增值。
三提高投保人的参与度
目前，在我国的养老基金管理中，投保人的参与度几乎为零。作为保障基金的缴纳者，却对自己缴纳的资金不能参与管理，这无疑会降低个人参保的积极性。相比之下，美国私人DC计划中，个人具有相当的投资选择权;而在智利，参保人可在多个AFPs中自由选择，每年有4次机会可以调整;在瑞典，额外投保养老金计划采取自我管理机制，只有不做主动选择，才进入AP7基金中管理。正是具有高度的参与感，才使得居民愿意参与养老保险计划，将资金放入基金账户。
四与其他改革共同推进
最重要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不是孤立的，需要与其他改革共同推进。
1.与国企改革相辅相成。从历史上看，国企改革就与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相辅相成。党的十五大以来，国企改革进入了改革攻坚战阶段。针对国企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中下岗职工增多的情况，党中央作出了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即“两个确保”的重大决策。社会保障为国企脱困改革贡献巨大，为维护社会稳定发挥重要作用。当前，国企改革又到了一个关键阶段，通过划拨更多国企股权充实社保基金，一方面，增加了社保资金储备;另一方面，社保基金进入国企有利于促进国企改革的推进，有望提升国企治理水平。
2.与财政改革互为前提。目前，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还存在城乡分割、群体分割、地区分割和管理分割等现象。其中，地区分割和管理分割的现状与我国的财政制度紧密关联。如果财政制度的改革不推进，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也将非常艰难。
3.与资本市场改革相互促进。养老保险基金需要在资本市场中实现保值增值，而资本市场也需要社保基金作为最大、最稳健的机构投资者来提升效率和成熟度。因此，一方面，需提高社保养老基金投资风险资产的比例;另一方面，也需要加强资本市场制度建设，保障养老保险基金在资本市场中的权益。
作者:张梦云 曹玉瑾 单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巨集观经济研究院经济所
参考文献：
[1]楼继伟.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N].人民日报，2015-12-16.
[2]尼古拉斯•巴尔，彼得•戴蒙德.养老金改革：理论精要[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2013.
1.土地 在中国土地是国有的 无法回避2.健康 老年人的健康是大问题，意外医疗护理费用是很难承受的。可以让保险公司承担风险。
没有什么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