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 名：读书刊 期：月刊主管单位：中国出版集团 主办单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执行主编：黄 平 汪 晖 总 编：汪季贤 社 址：北京美术东街22号 邮 编：100010 电 话： 国际刊号：ISSN 0257-0270 中国刊号：CN11 1073/G3 邮发代号：2-275 《读书》杂志是以书为中心的思想文化评论刊物，凡是书及与书有关的人、事、现象都是《读书》关注的范围，内容涉及重要的文化现象和社会思潮，包容文史哲和社会科学，以及建筑、美术、影视、舞台等艺术评论和部分自然科学，并一向以引领思潮闻名全国。 《读书》的宗旨是：展示读书人的思想和智慧，凝聚对当代生活的人文关怀。 《读书》创刊于1979年4月10日。杂志的主要支持者与撰稿人大都为学术界、思想界、文化界有影响的知识分子。
汪晖（1959年10月－），江苏扬州人，中国大陆著名学者，被认为是“新左派”（中国当下语境意义）领袖。1966年入扬州市西门街小学，1971年入扬州市鲁迅中学（今扬州大学附属中学）、1976年初高中毕业。1976至1977年间，先后当过一年半的临时工和徒工。1978年录取为扬州师院中文系77级本科生。1981年本科毕业，1982年考取本校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1985年在南京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985年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从唐弢教授攻读博士学位，于1988年毕业并获得博士学位。随即分配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先后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1991年与友人共同创办《学人》丛刊，1996年至2007年担任《读书》杂志主编，在其任内，《读书》依然是国内最有影响力的杂志之一。
早在1970年，被打成“陈范集团”的陈翰伯、陈原和范用在湖北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谈起办刊物，设想待日后海晏河清，要办一本读书杂志。八年后，他们的理想初现曙光。书禁初开，“二陈一范”也分别从干校回来，入主出版界几大机构。其中陈翰伯任文化部新闻出版局代局长，陈原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范用则是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范用提出由他任总经理的三联书店主办《读书》杂志。1979年4月，《读书》创刊号面市。第一篇就是李洪林的文章，原名为“打破读书的禁区”，后由范用改为“读书无禁区”，简洁、坚定，像发刊词一样，举起了一面读书人的旗帜。《读书》创刊号印刷5万册，几天内就发完了，马上加印5万册也销光。开篇宏文“读书无禁区”激起无数回响。《读书》编辑部接到大量反对的来信。反对的言论大致分为两种:一是担忧没人把关，思想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将会被垃圾文学污染；二是担忧是禁门大开，封资修将从此占领我们的文化舞台。类似的论辩也在党的思想中枢中宣部内进行。李洪林后来被胡耀邦调入中宣部，任理论局副局长。有同事当着他的面争论：小学生能看《金瓶梅》吗？1980年，沈昌文任《读书》主编，“读书无禁区”激起的波澜仍未平息。“我几乎天天要同这一件事打交道，这也才知道它真正的份量。”沈昌文曾多次代表《读书》杂志就“读书无禁区”一文做检讨。1981年4月，《读书》两周年，沈昌文向陈翰伯报告了“读书无禁区”发表后的反应，希望他能就此文表个态。于是， 陈翰伯在亲自撰写的社论“两周年告读者”中，对这篇文章给予很大支持。文中写道：“我们重申我们赞成‘读书无禁区’的主张。在我们的当代史中，人人尽知，确实发生过史无前例的禁书狂飙。‘四人帮’垮台后，风沙虽然已过，不敢重开书禁的还大有人在。当时我们针对时弊，喊出‘读书无禁区’，深受读者欢迎，我们非常感激。”此文归纳了读者的反映，一是《读书》不怕顶头逆风，不信歪门邪道，坚持解放思想。二是不登打棍子的文章，不同意见平等讨论。三是《读书》博采中外，掇拾古今，提供知识。四是文风可喜，一般没有废话、空话，八股文那套起承转合，不知所云的东西也比较少。
沈昌文老先生小时，曾在上海租界工部局所办的学校受中小学教育；1949至1951年初，在上海私立民治新闻专科学校采访系肄业；1951年3月，考入人民出版社（北京）工作；1945年3月至1951年3月，基本上是工读生涯。上学的同时，曾在金店、粮店习艺；1951年3月至1985年12月，在人民出版社任校对员，秘书，编辑，主任，副总编辑；1986年1月至1995年12月，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1996年1月，退休。工作阶段发表了很多成名作品比如：《阁楼人语》、《八十溯往》 、《知道》 等。
赵丽宏赵丽宏,青年散文家，1951年生，上海市崇明县人。1968年高中毕业后回故乡插队，当过木匠、乡邮员、教师、县机关工作人员。1978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并开始创作诗歌和散文。大学毕业后当过《萌芽》杂志编辑，后为上海作家协会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上海市青年联合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现为上海作协副主席。出版有《珊瑚》《生命草》《心画》等三十多部诗集、散文集、报告文学集。作品曾数十次获奖，《诗魂》获新时期全国优秀散文集奖。八十年代初，已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的赵丽宏以《诗魂》为题写了一篇散文，讲述他和《普希金抒情诗选集》的故事，表达他对诗人的怀念和对那个灰暗时代的复杂感情。前苏联的汉学家、莫斯科出版社总编辑别仁将这篇散文翻译成俄文介绍给俄罗斯的读者。他的散文集《诗魂》出版后，荣获中国新时期优秀散文集奖。组诗《中国，我亲爱的祖国》被谱成交响曲合唱，也获得了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一九八七年，赵丽宏应聘担任上海市作家协会专业作家。赵丽宏：书是永远的朋友按常理说，专业作家是以写作为生的。然而，先后著有散文、诗歌、报告文学等各种文学专著四十余部，作品曾数十次在国内外获各种文学大奖的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当代著名散文家赵丽宏，却一直觉得对自己而言，“写作还是业余的”。他说：“要说我有什么专业，只有读书”。在新近出版的《赵丽宏读书随笔》一书的自序中，赵丽宏又一次表白“最大的实惠和快乐就是读书。”出生于上海的赵丽宏，从小就是个“书虫”，读书从来不管时间场合，“只要拿起一本有意思的书，就能沉醉其中，忘了一切。”赵丽宏往往是走路读，吃饭读，睡觉读，上厕所也读。从连环画、童话、神话，到《西游记》、《封神榜》、《水浒传》、《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再到《唐诗三百首》、《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和《红楼梦》，赵丽宏总觉得“这些书要比课本上学的历史有趣得多”，常常读得入迷了，大人的一声叫喊才把他从痴梦中惊醒。从小学高年级到中学，赵丽宏开始接触中国现代文学和外国文学。无论什么书，他拿到就读，平时除了读鲁迅，读茅盾，读巴金，读冰心，他还把上高中的姐姐从图书馆里借回家的一些外国文学名著，都读了一遍，如《安娜·卡列尼娜》、《唐·吉诃德》和《复活》、《战争与和平》、《悲惨世界》以及《基督山恩仇记》、《约翰·克利斯朵夫》等。特别是赵丽宏在上海旧书店里淘得的一套平明出版社出版的新诗丛，更令他兴奋不已。这一套新诗丛都是普希金的诗歌，译者是查良铮，出版于一九五五年。它们成了赵丽宏中学时代最喜爱的书。可以说，赵丽宏后来写诗，和当初读这几本诗集有很大的关系。这几本书，赵丽宏很珍惜，为减少磨损，他就用透明的纸很仔细地将封面包起来，但它们还是被赵丽宏翻得很旧。赵丽宏后来回忆说，当时的“我读得多而杂，读得囫囵吞枣，读得没有章法，然而就是靠着这样的阅读，使我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使我深深地爱上了文学。”中学毕业后，赵丽宏离开上海市区去崇明岛“插队落户”，简单的行囊里寥寥几本印刷品中，有一本《野草》。现实中，很多小说往往读第一遍时觉得新鲜，看第二遍便觉无味。《野草》这样的书却可以让赵丽宏“一遍一遍地读下去”，因为读这样的书“可以让你反复回味，时时能品出新的韵味来。”当时，赵丽宏就想，“倘若鲁迅先生没有那厚厚的十几本著作，只有一本薄薄的《野草》，他同样是一个了不起的作家。”在农村“插队落户”的漫长岁月中，赵丽宏“曾感到过孤苦无援，前途渺茫。”可就是那些和赵丽宏朝夕相处的书，使他改变了对生活的看法。在一盏飘忽不定的油灯下，是书伴他“度过了许多温馨而愉快的时光”，使他“逐渐充实起来、丰富起来”，也是书“帮助他选定了人生目标”。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赵丽宏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在大学的图书馆里，可供赵丽宏选择的“好书就像春天的花草一样，多得叫人眼花缭乱”。一九八一年赵丽宏毕业后到《萌芽》工作。那时，赵丽宏住在浦东，每天坐公共汽车经过黄浦江隧道，要花很长的时间到市区上班。由于“在车上的时间是特别难熬”，赵丽宏每天手握一本好书，便把难熬的时光化为愉快的瞬间。在公共汽车上，赵丽宏总能聚精会神地读书，任何噪声都不能干扰他的情绪，即使有人挤他，有人推他，他都木然无知，因为他正“躲进书里作一次愉快的旅行”。时代发展到今天，千变万化，然而，赵丽宏对书的痴迷却始终没有改变。已有了七八个书橱，拥有好几千册书的赵丽宏说，“只要我还活着，只要我还会思想，我决不会离开书籍，决不会舍弃这些可爱可敬的朋友。” 我想，这些话，应该是赵丽宏的肺腑之言。
《萌芽》由上海市作家协会创办
萌芽》杂志由上海市作家协会筹备。 哈华任主编。杂志的封面刊名采用鲁迅先生的手迹，旨在继承和发扬鲁迅先生30年代办《萌芽》的传统，在文学战线上培养大批新战士。 《萌芽》杂志创刊于1956年7月，是中国第一本青年原创文学刊物，至今已走过了50多年的辉煌历程。目前《萌芽》发行量已达50万份，是对中国青年深具影响力的一本原创文学杂志。1999年，萌芽联合13所著名高校合办中国权威作文大赛—新概念作文大赛。大赛发掘出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80后文化偶像，《萌芽》因而被誉为“80后偶像摇篮”。“萌芽”，是名词，是动词，更是一个中国知名青春文学文化品牌。 “萌芽”，一个全方位的青春文学文化平台， “萌芽”，一本具有50年辉煌历史、仍为中国权威畅销的原创青春文学杂志， “萌芽”，一个历时8年，被誉为“中国语文奥林匹克”的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 “萌芽”，一个销售已逾百万册的国内畅销青春文学书系品牌， “萌芽”，一个近60万会员，每天百万流量的超人气青春文学文化网站。 1956年 “任何参天大树都是萌芽长成的” 3月，作为培养青年文学人才的阵地，《萌芽》杂志由上海市作家协会筹备。 7月，《萌芽》杂志创刊，哈华任主编。杂志的封面刊名采用鲁迅先生的手迹，旨在继承和发扬鲁迅先生30年代办《萌芽》的传统，在文学战线上培养大批新战士。 正如巴金在创刊号的祝词中说的那样，“任何美丽的花朵，任何参天的大树都是由萌芽长成的”，“任何萌芽只要得到阳光和雨露的养料，就会展开她那‘欣欣向荣’的前途。” 1960's 艰难岁月VS无人不知的《萌芽》 《萌芽》杂志创刊后，就受到全国各地读者的喜爱，来稿数量激增，发行量也直线上升。创刊号印数36000册，一年不到就达到20万份。在广大青年作者及青年读者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作为青年习作者的园地，不少作家，如新近去世的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陆文夫等，都是在《萌芽》起步跨上了文坛。而今天50岁左右的一代文化人，几乎无人不知《萌芽》。最初，《萌芽》为半月刊，至1960年7月改为月刊，但只出了两期，因纸张供应紧张而被迫停刊。从创刊到停刊，共计出版了98期。 1964年，经济形势好转，《萌芽》复刊。 1966年7月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再度被迫停刊，共计出版31期。 参考资料：
赵丽宏，上海市崇明县人，1952年2月生于上海市区，是著名的散文家，诗人，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文学》杂志社社长、华东师范大学、交通大学兼职教授。专业作家，全国政协委员。著作有散文集、诗集、报告文学集等各种专著共六十余部，是新时期中国文坛引人瞩目的诗人、散文家，出版著作70余部，散文、诗和报告文学曾30余次在国内外获奖，并被译成多种文字介绍到国外，部分作品被选入大学、中学教材。
目录
1967年出生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依安县依龙镇，现居北京。
被称为中国恐怖小说第一人。
著有《冥婚》、《门》、《奇门遁甲》、《三岔口》、《失常》、《所有人都在撒谎》等畅销作品。
周德东还写小说。周德东辞去一家畅销杂志主编的职务，发布声明，表示以后就不再出版纸质的小说，只在网上写作，为读者提供网络收费阅读。周德东，著名作家，中国悬疑小说教父。历任《女友》杂志社主编、《格言》杂志社主编、《青年文摘》杂志社主编。迄今为止创作600多个恐怖故事，出书数十部。连续三年被评为“网络最受欢迎作家”。
周德东的评价：周德东文字功底、梗的程度、脑洞大小大致与蔡骏、那多一个档次。但周德东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长篇节奏把握不住。
打个比方，一般优秀的悬疑恐怖小说就像立体的水面涟漪，读者从最外层向最内层逐层抽丝剥茧，眼见谜底逐渐揭露，最终收在一个点上，一气呵成。而周德东的长篇则像平面里的正弦波，跌宕起伏是有的，但一直同频率同振幅震荡，无休无止望不到边，让人越看越觉得疲乏无趣。
作者简介：
周德东，著名作家，中国悬疑小说教父。历任《女友》杂志社主编、《格言》杂志社主编、《青年文摘》杂志社主编。
迄今为止创作600多个恐怖故事，出书数十部。连续三年被评为“网络最受欢迎作家”。代表作《三减一等于几》《三岔口》《门》《冥婚》《罗布泊之咒》等。作品被翻译成多种文字。曾与著名导演李少红合作恐怖电影《门》（由陈坤、杨幂主演）。
胡亚权 胡亚权(1944～ )男，汉族，1963年毕业于兰州大学地质地理系，《读者》杂志的创办人。 甘肃武威人，中共党员，编审，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71年分配到甘肃人民出版社，历任编辑、编辑部负责人、专业出版社总编辑、期刊编辑部主任、《读者》杂志常务副主编、《读者欣赏》主编等职。现任甘肃省人民政府参事。 胡亚权长期从事出版工作，在图书及期刊两个领域均有建树。先后创办或参与创办过《读者文摘》(现《读者》)、《读者·乡村版》(现《读者·乡土人文版》)、《读者欣赏》等刊物。1981年，胡亚权在甘肃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曹克己领导下，与郑元绪一起创办了《读者》杂志，5年时间月发行量从创刊号3万份上升到183万份。1994年胡亚权再度出任读者编辑室主任。他提议成立读者杂志社，将杂志从纯粹编辑型转为市场营运型。杂志在内容创新、形象塑造、广告经营、公益宣传、发行分印等诸多方面大力改进中上了一个台阶，迈入发展期。 1994年获首届全国优秀中青年图书编辑称号，2004年，胡亚权被中国出版者协会授予第五届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称号。2008年12月获得国家新闻出版署改革开放30年来为我国出版事业作出历史贡献的100位从业人员称号，被授予“中国出版荣誉纪念章”。
《读者》杂志创刊人是胡亚权。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惠特．华莱士（DeWitt Wallace）先生在一场战役中受伤。 惠特．华莱士在医院休养期间，华莱士先生阅读了大量杂志，吸取很多有趣的资讯，同时他也发现很少人能有时间看那么多杂志，从而悟出把这些文章摘录及浓缩后出版的念头。1920年，他把各类精选文章辑录成《读者文摘》样本，展示给美国各大出版商，希望有人愿意出版，但是全遭拒绝。华莱士先生没有放弃，于是决定自行出版，与妻子莉拉．艾奇逊．华莱士（Lila Acheson Wallace）在家里工作，终于在1922年2月出版了第一期《读者文摘》。创刊号印刷了5000本，订价25美分，以邮寄方式送往1500个付款订户。1929年，《读者文摘》开始批给报摊及零售商发售，到了1935年，《读者文摘》发行量已达到一百万册。 1938年《读者文摘》开始发行英国版。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又增添了拉丁美洲版及瑞典版。其后《读者文摘》更进一步扩展至澳洲、比利时、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南非及瑞士等。 《读者文摘》国际中文版于1965年3月创刊，首位总编辑由文坛大师林语堂先生的女儿林太乙女士出任，繁体字版在香港及台湾销售，而大中华区总部位于香港筲箕湾东旺道3号星岛新闻集团大厦19字楼，简体字版本在马来西亚及新加坡发行。1998年开始，读者文摘公司积极探讨在中国出版的可行性。2004年11月，《读者文摘》公司与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宣布建立长期出版合作关系，2008年1月，首期《读者文摘》在中国上市，由于杂志控制权属上海新闻出版发展公司所有，杂志名称改为《普知》。
《读者》的创始人是胡亚权和郑元绪。
38年前，兰州大学地质地理系毕业的胡亚权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毕业的郑元绪两个理工男，在种种机缘下一起创办了《读者文摘》杂志（1993年更名为《读者》）。
两个人当初就想办一本属于甘肃人自己的杂志，挤在一间不到8平米的简陋办公室里抄抄写写，不会排版就依葫芦画瓢，没有美编就自己上，不懂封面设计就去请教印刷师傅。谁能想到，就这样造就了“读者现象”，让《读者》成为中国杂志的奇迹。
扩展资料
历史沿革
1981年《读者文摘》面世，刊名由赵朴初先生题写，封面照是电影演员娜仁花。
1982年初，美国《读者文摘》来函指出：甘肃人民出版社使用《读者文摘》中文名是不正当的，不符合国际版权协定。中美两家《读者文摘》长达数年的版权之争从此开始。
从1990年开始，中美两家《读者文摘》的版权之争再次升级。
1992年美国《读者文摘》委托律师致函中国《读者文摘》，要求停止使用中文商标《读者文摘》。
后为化解与美国《读者文摘》发生的版权纠纷，1993年3月号《读者文摘》刊登征名启事，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共收到应征信十万多封。信中提到新名有：读者、读友、读者之家、谈天说地、共享等等。最后使用了《读者》一名。
1993年第七期，《读者文摘》正式改名为《读者》。
此后《读者》杂志发行量从创刊时月发行量3万册到2005年4月份月发行量已达910万册，2006年月平均发行量898万册，稳居中国期刊排名第一，亚洲期刊排名第一，世界综合性期刊排名第四。
同时，《读者》杂志行销世界9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拥有众多读者，可以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读者》，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被誉为“中国人的心灵读本”、“中国期刊第一品牌”。
从创刊开始，《读者》在国内累计已发行11亿册，品牌影响力大大增强。
参考资料来源：凤凰网--《读者》创始人胡亚权：是读者成就了《读者》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读者
1977年11月发表短篇小说《班主任》，被认为是“伤痕文学”发轫作，引出轰动，走上文坛。短篇小说代表作还有《我爱每一片绿叶》、《黑墙》、《白牙》等。中篇小说代表作有《如意》、《立体交叉桥》、《小墩子》等。长篇小说有《钟鼓楼》、《四牌楼》、《栖凤楼》、《风过耳》等
【刘心武】（1942～）当代作家。笔名刘浏、赵壮汉等。四川成都人。1950年随父迁居北京。中学时期爱好文学。196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后任中学教员15年。1976年后任北京出版社编辑，参与创刊《十月》并任编辑。1979年起任中国作协理事、《人民文学》主编等职，加入国际笔会中国中心。1987年赴美国访问并在13所大学讲学。1958年开始发表作品。1977年发表短篇小说《班主任》，被认为是新时期文学的发轫作，获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首奖。后又发表《爱情的位置》、《醒来吧，弟弟》、《我爱每一片绿叶》（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等小说，曾激起强烈反响。出版有短篇小说集《班主任》、《母校留念》、《刘心武短篇小说选》，中篇小说《秦可卿之死》，中短篇小说集《绿叶与黄金》、《大眼猫》、《都会咏叹调》、《立体交叉桥》、《5·19长镜头》，中篇小说集《如意》、《王府井万花筒》、《木变石戒指》、《一窗灯火》、《蓝夜叉》，纪实小说《公共汽车咏叹调》，长篇小说《钟鼓楼》（获全国第二届茅盾文学奖）、《风过耳》、《四牌楼》等，还出版有散文集、理论集、儿童文学等作品以及8卷本《刘心武文集》，刘心武对生活感受敏锐，善于作理性的宏观把握，写出了不少具有社会思考特点的小说，作风严谨，意蕴深厚。
1920年初，主持《小说月报》“小说新潮栏”编务工作。同年11月，茅盾正式接编《小说月报》。
2004年10月25日是《人民文学》创刊55周年纪念日。55年中，除1966年6月至1975年12月间停刊外，总计出版542期。其中，1949年10月25日（创刊）至1966年5月12日（5月号），出刊198期；1976年1月20日（复刊）至2004年10月3日（10月号），出刊344期。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此前的7月2日至19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第一次文代会）在北平召开。一般来说，这次大会后被视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开端标志。大会通过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章程，正式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文联）。作为全国文联的下属协会之一，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全国文协）于稍后的7月在北平正式成立，茅盾任全国文协主席。1953年9月，全国文协改名为中国作家协会。文协（作协）所主办或创办的最重要的两大机关刊物即为《文艺报》和《人民文学》。《文艺报》创刊于1949年9月，最初由全国文联直接主持，后委托中国作协代管直至正式成为作协直属刊物。《人民文学》则自创刊伊始（1949年10月25日），即为全国文协（作协）的直属机关刊物。与专重文艺政策、文艺思想和理论批评的《文艺报》的主要区别在于，《人民文学》的办刊定位是发表各类文艺作品为主的国家最高文学刊物。建国初期，活跃于民族、民主革命历史时期的作家，投入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生活。他们描绘“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力作，文艺界领导人的重要文章，大多发表在《人民文学》上。茅盾、叶圣陶、胡乔木、周扬等人的文学评论，推动着新文学的健康发展。沙汀、艾芜、舒群、周立波、刘白羽、马烽、西戎等人的短篇小说，夏衍、老舍的话剧，臧克家、艾青、何其芳、李季等人的诗歌，或展现革命斗争历史和保卫胜利果实的壮丽画卷，或歌赞劳动群众开始主宰自己命运的时代变革。其中，丁玲的《“粮秣主任”》、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秦兆阳的《农村散记》、康濯的《春种秋收》等短篇小说,张天翼的儿童文学《罗文应的故事》,老舍的《从三藩市到天津》、巴金的《生活在英雄们中间》等散文，曹禺的话剧《明朗的天》，赵树理的长篇小说《三里湾》，阮章竞的诗等，深受好评。这一时期，文坛涌现一批和新中国一起成长的新作者。他们中许多人的处女作或成名作，大多发表于《人民文学》。刘绍棠、白桦、王愿坚、李准、林斤澜、刘真、萧平、王蒙、玛拉沁夫、陈登科、闻捷、邵燕祥、李瑛、公刘、柯岩等人的作品，或焕发新生活蓬勃的朝气，或蕴涵对历史与未来的思索，显示了建国后第一代青年作家与诗人茁壮的生机和雄厚的潜力。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引下，文坛一度呈现繁荣景象。《人民文学》及时发表一些尖锐地触及时弊、大胆进行探索的创新之作，促进了文艺思想的活跃和解放，推动了文艺创作的进一步发展。刘宾雁的报告文学《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王蒙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等篇，勇敢揭示社会矛盾，奋力冲击陈旧观念，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与此同时，王汶石的《风雪之夜》，萧平的《三月雪》，骆宾基的《父女俩》，张弦的《上海姑娘》，孙犁的《铁木前传》，艾芜的《雨》，李国文的《改选》，宗璞的《红豆》等一批题材与风格新颖别致的小说，都曾令人耳目一新。1957年秋后，“左”倾思潮逐渐发展，创作之路日渐狭窄，《人民文学》也深受影响。但久经磨炼和日臻成熟的作家，仍在执著现实主义的艺术追求。赵树理的《“锻炼锻炼”》、王愿坚的《普通劳动者》、茹志鹃的《百合花》、周立波的《山那面人家》、马烽的《我的第一个上级》、冰心的《回国以前》、李准的《李双双小传》、巴金的《军长的心》等短篇和周立波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赵树理的传记《实干家潘永福》,郭小川的抒情诗《望星空》，郭沫若的历史剧《武则天》，陈白尘等人的电影剧本《鲁迅传》，曹禺等人的历史剧《胆剑篇》以及侯宝林的相声《阴阳五行》等，都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和美学价值。1961年以后，文艺政策得到了一定调整，文学园地又呈现新的繁荣。《人民文学》突出显示了这一时期的创作特色,所发作品题材风格大见宽广；小说如陈翔鹤的《陶渊明写〈挽歌〉》、汪曾祺的《羊舍一夕》、西戎的《赖大嫂》、刘真的《长长的流水》，报告文学如徐迟的《祁连山下》、黄宗英的《小丫扛大旗》等，散文创作如秦牧的《土地》、杨朔的《茶花赋》、刘白羽的《长江三日》、吴伯箫的《记一辆纺车》、冰心的《樱花赞》、方纪的《挥手之间》、沈从文的《过节与观灯》以及何为、袁鹰、曹靖华、朱光潜等人的篇章，也都别有情味。1962年5月,毛泽东应《人民文学》之请，首次发表他的旧作《词六首》。1963年秋后,“左”倾思潮重新加剧，《人民文学》再次受到很大局限。虽通过开辟“新花朵”、“故事会”等栏目,在发现与培养文学新人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1964年后的版面上却难于列出引人注目之作。“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民文学》被迫停刊。1976年1月复刊时，虽发表了蒋子龙的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那样得人心的作品，却终遭压制。 1965年的人民文学江青反革命集团灭亡之后，《人民文学》获得新生。1977至1983年 6月，先后由张光年（光未然）、李季出任主编，副主编为葛洛、李清泉、刘剑青，担任编委的有王蒙、孙犁、沙汀、严文井、张天翼、草明、贺敬之、唐弢、袁鹰、曹靖华、谢冰心、魏巍。新生的《人民文学》，为新时期文学的勃兴与壮大，起到了重要作用。1977年11月，《人民文学》及时发表了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率先举起恢复和发扬革命现实主义传统的旗帜。12月，文艺界以《人民文学》名义召开在京文学工作者座谈会,开始了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斗争。1978年1月，《人民文学》刊出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1979年7月和9月相继发表蒋子龙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刘宾雁的报告文学《人妖之间》，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希望大家能够感同身受。为促进短篇小说创作进一步提高与发展，从1978年至1982年，《人民文学》接受中国作家协会委托，连续主办了五次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人民文学》所发作品占获奖数量第一位。历届获奖反响巨大的作品，如刘心武的《班主任》、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徐怀中的《西线轶事》，都出自《人民文学》。获奖作品中，有老作家的新成果，如周立波的《湘江一夜》、马烽的《结婚现场会》等；有中年作家的力作，如王愿坚的《足迹》、宗璞的《弦上的梦》、陆文夫的《献身》、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张弦的《记忆》、李国文的《月食》、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王蒙的《春之声》、刘厚明的《黑箭》等；更多是新人手笔，如张承志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何士光的《乡场上》、柯云路的《三千万》、张抗抗的《夏》、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这些作品切中现实社会课题，传达人民心底呼声，凝聚对历史的沉思和对未来的热望；或浓墨重彩，慷慨激昂；或淡远幽雅，蕴藉深沉，无不饱含求实的向上的革新精神。在 1977～1980和 1981～1982两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评奖中，《人民文学》所发作品，如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刘宾雁的《人妖之间》、柯岩的《船长》等，都是颇有激情和深度的力作。此外，《人民文学》还汇集选发了各种体裁的优秀篇章。巴金的《望着总理的遗像》、丁玲的《杜晚香》等,情深辞美,真诚感人。艾青的《光的赞歌》等诗篇，打动了千百万读者的心弦。曹禺的新编历史剧《王昭君》、老舍的遗作长篇片段《正红旗下》、魏巍的长篇《东方》选段、姚雪垠的长篇《李自成》选段等作品，都能给人以高度的艺术享受。 人民文学一九七六年第一期1983年7月，王蒙出任《人民文学》主编，刘剑青、周明、崔道怡、王朝垠为副主编,严文井为顾问，组成了年轻化的新编委会。新编委会的其他成员有张志民、茹志鹃、袁鹰、徐迟、徐怀中、谌容、黄宗英、谢永旺、蒋子龙、葛洛。新编委会在告读者的《不仅仅是为了文学》中表示：“我们希望奉献给读者一期期够水平的、赏心悦目的文学刊物，我们更希望奉献给读者的是亿万人民的心声和时代的壮丽而又斑驳的画卷”。《人民文学》正为实现这一愿望而努力。 《人民文学》创刊于1949年10月25日，毛泽东为创刊号题了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第一届主编茅盾在《发刊词》中指出:《人民文学》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各种文学样式，反映新中国的成长，表现和赞扬人民大众在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设中的伟大业绩，创造富有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人民文学,以发挥其教育人民的伟大效能。”同时,《人民文学》还要在“培养群众中新的文学力量”、“建设科学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等项工作中起到与其所处地位相应的积极作用。它的历届主编、副主编和编辑委员会，都是由卓有贡献与威望的作家、诗人、评论家与编辑担任和组成的。从1949至1966年，先后担任过主编、副主编的有茅盾、艾青、丁玲、邵荃麟、严文井、秦兆阳、葛洛、张天翼、陈白尘、韦君宜、李季等；先后担任过编委的有何其芳、赵树理、周立波、沙汀、袁水拍、胡风、吴组缃、艾芜、魏巍、谢冰心等。1956年来，除1966年6月至1975年12月停刊以外，截止至2005年7月，《人民文学》总计出版551期。这551期刊物，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历程的见证，几乎荟萃了中国所有文学精英所创造的各式各样的文学成果。许多产生过重大影响、具有轰动效应的作品都由《人民文学》首发；一批又一批的作家，是通过《人民文学》走向文坛，并引起国内外瞩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