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在政治体制上面承袭了隋朝的三省六部制 及三省六部制：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一套组织严密的中央官制。它确立于隋朝，此后一直到清末，六部制基本沿袭未改；对于三省制，其中尚书省形成于东汉（时称尚书台）；中书省和门下省形成于三国时，目的在于分割和限制尚书省的权力。在发展过程中，组织形式和权力各有演变，至隋，才整齐划一为三省六部，主要掌管中央政令和政策的制定、审核与贯彻执行。各不同时期的统治者做过一些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的调整和补充。所以也深刻的影响了中国以及世界各国的政府的结构体制。 如果说到弊端就是唐朝和宋朝走到了两个极端，一个崇武，一个尚文。唐朝崇武武将必须积功而上无任何捷径可走，而许多文官也非常的精通武略。从而导致大唐叛乱的次数和规模上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数一数二的。而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更是让后人学了个精，许多宗室子弟都打出学太宗的口号。而安史之乱是唐朝转折点，其后，国力迅速衰落，唐末民变后帝国中央政府实际权力被梁王朱全忠控制，首都迁往洛阳，907年朱全忠逼唐哀帝禅位，唐朝遂亡，被朱全忠所建立的新王朝——后梁所取代，开始了五代十国时期。
中央集权薄弱，对地方管理能力不够，各地节度使容易拥兵自重，藩镇割据，造成国家混乱。
唐代的税赋制度主要是什么？我来答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德以明理，学以精工。 2019-08-02唐代作为我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朝代之一，其完善的赋税制度对其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唐代“均田制”放宽了对土地买卖的限制，更加速了“均田制”的崩溃。租庸调制的出现表现了其进步性。并在唐初配合均田制的情况下，使得农民生产时间有了比较的保证，同时赋役负担的相对减轻，使得许多荒地开垦出来，国家的赋税收入有了基本保障，府兵制也得到巩固。唐代初年，为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唐太宗等君臣们经常以历史兴衰作为借鉴，注重吸取历史教训，采取了一系列的财政经济改革措施。其赋税方面主要有均田制、租庸调制，以及后来的两税法等。
1、在中央机构中，相权一分为三，不利于中央决策过程的一贯性，同时三省可能被不同派系控制形成内斗；2、缺乏对外戚、女主、宦官等势力控制皇权的限制程序，导致长孙无忌、武则天、杨国忠、李辅国等人专权；3、在地方上，将兵、财、政一起交给节度使，导致节度使权力膨胀，造成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
取士的观念科举制度虽然产生于隋唐，但科举的思想观念却由来已久。根据儒家的观点，在垂范后世的远古三代，乡举里选、选贤任能已是通行的做法，而且统治者能够选贤用贤被看做是一种理想社会的重要标志。自汉代以降，选拔贤能似乎就成为历代统治者统治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科举制度正是这种观念的一种表现形式。科举制之所以能延续一千余年，除了政治社会原因外，肯定有其观念上的基础，因为任何一种制度都会反映出特定的文化和观念取向。所谓观念，这里不是指孔子、荀子或哪位政治家、教育家的思想和观念，而是指处于中国传统文化中集体的和无意识层次的观念。这种观念可以借用法国年鉴学派“长时段”（longue durèe）的概念，称之为长时段观念，它不随着一朝一姓的更替变化而变化，而保持似乎静止不动的稳定性，有着“自己的生命节奏和成长节奏”。[1]也可以将它归之于葛照光所说的“一般思想”，这是“一种‘日用而不知’的普遍知识和思想，……它一方面背靠人们不言而喻的终极的依据和假设，建立起一套有效的理解，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起着解释与操作的作用”。[2]众所周知，科举是古代中国一种选拔官吏的制度，其基本特征是公开地从社会中择材取士，征召官吏。从理论上讲，国家对人才的需求可通过两种方式给予满足，用古人的术语说，一是养士，一是取士。养士即培养人才，根据不同的需要和数量培养所需的人才。而取士的出发点与养士迥异，它建立在这样一种观念之上，即人才本来就存在于社会之中，只要取法得当，就会选拔出足够的人才。这种取士观念正是科举制度最基本的出发点。其实，在科举制度之前的察举及九品中正制无不建立在取士的观念之上，无论是“以德取人”还是“以文取人”[3]，这只是选拔官吏的方式与标准的不同，而其基本的观念并无二致。可以说，取士的观念是古代中国两千余年选官制度的观念基础。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很少有人对取士的观念进行专门的阐述或进行讨论，但纵观历代统治者治国理念和求贤选贤的实践，便能明显地发现取士的观念是他们进行统治的一个根本性原则。以下略举数例，以说明取士这一“日用而不知”观念的存在。汉代开国皇帝刘邦曾诏命地方官员向朝廷举荐人才，认为人才并不缺少，只担心渠道不通，因而无法选拔出来，如他所说：“今天下贤者智者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4]汉武帝也坚信贤良之辈无处不有，只是渠道不畅，他们无法得到任用：“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并行，厥有我师。今或至阖郡而不荐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积行之君子雍于上闻也”。 [5]曹操认为贤士就在巷闾中间，不去搜寻，当然无从获取，如他所说：“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6]据认为创立科举制的隋炀帝更是说得直接，认为 “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四海之中，岂无奇秀？”[7]唐高祖李渊认为求贤方法不当，致使他们“岩穴幽居，草莱僻陋，被褐怀珠，无因自达”，并开“怀牒自应”的先河。[8]从这些言论不难看出，统治者们对于人才来源问题的考虑，均立足于取士的观念。在实践层面上，取士观念所导致的结果也显而易见。取士和养士是两种不同的观念，当然也会导致两种不同的人才对策。从取士的观念出发，通常会轻视学校的作用，注重人才的选拔渠道。而从养士观念出发，则相对重视人才培养的过程，看重学校的作用。早在察举制实施的早期，就有人指出其不知养士惟知取士作法的弊端。董仲舒在公元前134年的著名贤良对策中指出：“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并建议设立太学，以培养人才：“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9]。在对待取士与养士的关系上，董仲舒应当说很有眼光，而且汉武帝也听从了他的建议建立了太学，但囿于取士观念，学校教育在后代在总体上始终处于附庸地位。而科举制度一经建立，则受到历朝历代的重视。有历史学家指出：“由于重科举轻视学校之势已成，则学校的地位终于不能挽回。学校和科举之间的关系，自隋唐兴科举一直到清末废科举的一千多年中，始终没有很好的解决”[10]。钱穆也指出：“惟中国历史传统，虽上下皆知重教育，乃从未有坚稳之学校基础”[11]。中国古代学校历来有名无实，而科举体制香火不断，两者形成鲜明对照。这其中虽有其他种种原因，但显然与取士观念根深蒂固，养士观念淡薄有直接的关联。
起源隋581——清1905
一、科举制度与国家治理(一)科举制度对国家治理的积极作用科举制度兴起于隋唐时期,当时的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封建地主经济进一步繁荣,封建社会开始进入鼎盛阶段,封建制度也日臻完善。随着自身经济力量的壮大,中小地主开始要求政治上的权利。统治者对官僚机构进行了调整,设立了三省六部制,使官僚机构更加完备,分工也更加细密,从而需要补充大量官吏。为迎合中小地主和统治者双方的需要,科举制度应运而生。科举制度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治理庞大国家过程中的一种理性选择,对于国家治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科举制度奠定了古代中国“文官制度”的基础。科举考试是选拔官员的主要方法。它所一直坚持的是自由报名、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取士的原则,其基本理念是“至公”,其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公平。不管科举制实际上是否能够真正做到“至公”,但至少其制度设计是体现“至公”精神的。因为科举考试选官制比世卿世禄制及其他选官取士制度(如汉代的察举和征辟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更先进,更公平,也更适应当时社会的需求,所以自隋唐以来历代统治者皆将其作为选拔人才的首要途径。它给广大中小地主和平民百姓通过读书入仕登上政治历史舞台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条件和平台。过去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而今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可以说,科举制是封建社会的“平民政治”。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皇族及豪强宗法势力对于政治权力的垄断,促进了社会的良性流动,从而扩大了统治阶级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正因为如此,自五代以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或迟或早都采用了科举制。可以说,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具开创性和平等性的官吏和人才选拔制度。2.科举制度带来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统治者要想更好地治理国家,就需要有一种整合社会的主导思想。秦始皇采用的是法家思想,但由此带来的严刑峻法、横征暴敛使人民不堪忍受,致秦二世而亡。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代的教训,采用黄老之学,“无为而治”,至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便成为封建专制国家的社会意识形态,有效地发挥着维护封建统治、实现社会整合的作用。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在其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科举制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居于中心的地位,是维系儒家意识形态和儒家价值体系之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统治阶级统治地位的维持,一是凭借国家暴力机器,二是依靠制度的力量,三是通过意识形态的整合,而这些也都离不开儒家思想滋养出来的官员和知识分子。科举制度作为一种国家制度,考试以儒家经典为唯一标准,所谓“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就使得儒学这一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通过科举制度的推行得以制度化。儒家思想与封建专制制度和科举制度相结合,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因而科举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制度因素。(二)科举制度对社会进步的消极影响历史地看,科举制度一方面奠定了古代中国文官制度的基础,带来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另一方面也因其制度设计的价值取向和自身的缺陷,给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带来许多弊端。随着封建制度的日益腐朽,以儒学为基础的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也日益成为一种障碍。1.科举制度是强化封建专制独裁的工具科举制的价值取向首先是维护和强化封建专制制度,它体现的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意志,其目的是通过把读书、应考、做官三件事紧密联系在一起,培养和选拔甘心俯首帖耳地服务于封建王权和政治统治的奴才,即所谓“牢笼英才,驱策志士”。由于科举制在封建社会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统治者便不断扩大科举范围,相应地造成日益严重的冗官问题。在宋代,每次科考均以几倍、十几倍于唐代的规模大量取士,凡被录取者都要授官,结果是封建官僚机构日趋庞大,人浮于事,效率低下。随着科举制的成熟与发展,读书做官的思想日益凝固化,相伴而生的官本位现象也日趋严重。中国古代社会从先进变落后、从文明变愚昧,与此关系甚大。到了封建社会后期,科举制最终被封建保守派用来抵制思想进步,反对社会变革,成为社会进步的一大障碍。2.科举制度的公平性并不是无可置疑的随着科举制的不断发展,虽然形成了回避(包括籍贯回避、亲属回避)和保密(包括锁院、糊名、誊录等)制度以防止作弊,保证公平,但这也只是限制了那些没有门路的下层百姓。南宋学者洪迈谈到科举之弊时说:请人代答试卷虽被明文禁止,但“禁之愈急,则代之者获赂谢愈多,其不幸而败者百无一二”。考生夹带、传递、换卷、割卷、顶名、冒籍、贿买、钻营等等,无所不用其极,科场舞弊的现象与科举制度共始终。在很多有关科举的博物馆里就陈列有古代科举考试中用于作弊的各种形式的夹带品,上书蝇头小楷,密密麻麻,令人叹为观止。当权者采取各种防止舞弊的措施,追求细节上、形式上的公平,但这并不意味着真正的公平。事实上,当权者利用手中权力,提拔亲信子弟,培植自己的党羽,致使政治腐败的现象极为普遍。科举在制度设计上也有不少弊端。在唐代,士人可以在考前请托社会名流将自己推荐给主考官,即所谓“行卷”。常科登第后,还要参加吏部的“释褐试”,合格后方能脱去平民服装换上官员衣冠。其言、身、书、判四个环节,除“身”是天生的,其他都取决于主考官的意志。因此,士人钻营、请托、逢迎拍马、趋炎附势、上书献赋、攀附权贵之风极为盛行。所有这些,都使得科考作弊的各种防范措施常常成为掩人耳目的虚文。此外,科举制度还有对考生身份的限制,如从事娼、优、隶、卒等“贱业”者,其子弟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而且女性也是被排除在科举考试之外的。科举制的所谓公平性由此可见一斑。二、科举制度与学术发展科举制度在中国的文化和学术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古代文明与文化学术的发展和繁荣都与科举制密切相关。比如,中国文化在宋代的南移,科举制就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根据徐晓望先生的研究,科举制极大地推进了东南地区的文化普及,促进了该地区理学的发展、出版业的兴盛、文史艺术的繁荣,使长期处于中华文明边缘的“南蛮”之地呈现出“巷南巷北读书声”及“家有诗书,户藏法律”的景象,由此形成了东南地区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的文化优势。科举在古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正如明末清初在中国居住过22年的葡萄牙人曾昭德(Alvaroz Semedo)所言:中国人热衷科举考试,是因为只有通过科举考试才能取得秀才、举人、进士这三种学位,“这些科举考试构成了国家最重要的事务,因为它事关权位、声望、荣誉及财富。它们是人们全力关注、魂系梦萦的事物”。科举考试凭成绩取士,注重才能,这就在全社会特别是社会中下层形成了一种惜时勉学、自觉求学的风气。无论是仕宦望族、商贾阶层,还是一般平民百姓,都极为重视科举教育。科举制还显然促进了明清时代农、工、商家庭出身的“士人”群体的涌现,使得当时社会知识阶层人数大增,从而对古代中国学术文化与教育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事实上,无论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兴盛还是衰落,都无法排除科举制的影响。随着封建统治的没落,科举制度的弊病也愈加明显。由于考试内容局限于儒家经义,考试方法注重死记硬背,科举制日益流于形式,不但不能选拔有真才实学之士,而且束缚了学术思想的发展。1.科举制度下“八股取士”的弊端,抑制了中国学术文化的创新科举制度发展到明清时代,实行八股取士,考试形式越来越程式化、格式化,最终形成“八股文”。八股文是一种非常刻板僵化的文体,限定论题、格式等,被鲁迅先生讽刺为“原是蠢笨的产物”。它极大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泯灭了人们的个性,销蚀了人们的创造力。考生不能自由发表自己的见解,也无法展示自己的才华,只能熟读四书五经以应付科举考试。八股取士使得天下千万学子都把精力放在学做八股文上,学问由此而衰败,学风也由此而变坏,社会的学术思维创新的环境也因此走到了黑暗的极致。这使得人们即便有了新的思想和创见,也无力或无法彰显于世。科举制度不利于知识创新,将许多知识分子的精力与研究都束缚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这种反对独创,只尊孔孟朱程理学的做法,极大地抑制了读书人的创新精神,甚至到今天还有影响。八股取士所带来的脱离实际的学风,对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2.科举制度下考试内容狭窄单一的弊端,阻碍了中国自然科学的进步科举考试的内容狭窄单一,不外四书五经,而且只能为“圣贤”作注,不能越雷池一步。科举考试以儒家经典为基本内容,儒学被封建统治者奉为圣典,其他均被视为异端而排除在科举之外。儒学与科举制结合,显然也大大抑制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古代中国历来重治术轻技术,人文学科高度发达,自然科学地位低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侧重宏观而相对忽视微观,擅长思辨而相对拙于实证,这种现象实际上与科举制互为表里。唐代科举系统中曾设有进士、秀才、明经、明法、明算、武举及吏道等科,虽然对考试内容限制并不太严,但明算科是录取人数最少、地位最低的科目。到了宋代,考试科目的设置变成了“精贡举、罢诸科”,独存进士科,即“诗赋取士”和“经义取士”,法、道等体系的思想受到排斥。明清时期考试范围则进一步缩小,仅限于四书五经。清末受西洋坚船利炮的震撼,曾开设算学科,然而所取人数极少。当时多数人在思想观念上根本就不重视自然科学。明代名医李时珍在三次乡试不第后弃举从医,呕心沥血写成《本草纲目》进献皇帝,却被束之高阁。这种状况除了与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有关之外,显然还与科举制度的长期影响密切相关。科举考试在内容上基本把自然科学排除在外,这使得资本主义“分权时代”到来、相应的“分科之学”(西方科学的基本特征)开始主导世界科学发展潮流的时候,富有创新精神的中华民族却无法展现自己的聪明智慧。因此,明清以后中国科技大大落后于西方,科举制或许是难辞其咎的。3.科举制度“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弊端,扭曲了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学而优则仕”的价值取向使得人们认为受教育、读书的目的只是为了“做官”,科场功名往往成为读书人的原动力和毕生追求。“白发童生”、“寿星举人”这样的现象不仅仅体现个体的不幸,更是整个社会的悲哀。“学而优则仕”的政治制度和价值取向也极大地缩小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空间。特别是到了明代实行的八股文考试,更是把科举制度的弊端推向了极致。同时,因为学习儒家经典的目的是应付科举考试然后做官,所以与之无关的知识都被视为“形下之器”,是君子不屑的“奇技淫巧”。例如经商,许多读书人只是为了改变自己在经济上的贫困地位才“弃儒经商”、“弃文经商”的,一旦他们的经济地位有所改变,他们就往往会由商返儒。自然科学和其他学术文化在中国不发达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但知识分子只重科举的价值取向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明朝末年的著名科学家宋应星在其科学巨著《天工开物》的序言中就很有感慨地写道:“此书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显然,这是科举时代注重实际的知识分子所发出的充满郁闷的感叹。三、科举制度与人才培养科举制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取士选官制度,属于文官考试制度,同时还兼有教育考试性质,所以它最直接地作用于教育与人才培养,其进步影响是无法抹杀的。据记载,唐代共开进士科263科,取进士近7000人,有姓名可考的状元148人,10人位至宰相,其他的也多为能人志士。如初唐“四杰”中的杨炯、王勃,其后的陈子昂、岑参、王昌龄、韦应物、白居易,中唐的孟郊、刘禹锡、韩愈、柳宗元,晚唐的杜牧、李商隐、皮日休等等,都是进士出身,王维、柳公权还是登科状元。北宋和南宋共有118榜进士,取进士30000余人、状元118人。北宋71名宰相中,有64名是进士或制科出身。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曾巩、晏殊、梅尧臣、黄庭坚、范成大、杨万里、朱熹、程颢、文天祥、范仲淹、司马光等都是进士出身。明清时代的进士中也不乏有文韬武略的人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科举制度造就了古代中国的人才,塑造了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形象。然而,物盈则亏,法久终弊。科举制度历经千年,正如康有为所说:“凡法虽美,经久必弊。… …而不与时消息,改弦更张,则陷溺人才,不周时用,更非立法求才之初意矣。”虽然历代统治者都对科举制进行过改革,但大都是治标不治本,致使科举制弊端丛生。科举制度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最大弊端在于:1.导致人才知识结构有缺陷科举考试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根强有力的指挥棒。由于考试只限于经书的内容,只注重经义的解释,使得考生脱离实际而专注于那种空疏之学,知识面越来越窄。对此一些西方传教士看得很清楚。英国传教士韦廉臣认为:中国士人在科举的指挥棒下,“谬于一偏之见,而不能达观,拾五经之糟粕,拘八股为文章,而于天文、地理、算学、化学、重学… …置诸不论不议之列”。另一位英国传教士麦嘉温批评那些所谓秀才、举人、进士、翰林:“用西方的观点看,获得以上学位所需要的知识是贫乏而有限的。在我们英国学生的眼里简直少得可怜”。2.造成知识分子人格扭曲前面已经讲到在科举制下人们读书就是为了做官,这种思想对读书人的危害尤其严重,不仅使他们的知识残缺,而且使他们的人格扭曲。他们梦想着经过十年寒窗,一旦及第就可一步登天。为了实现读书做官的梦想,他们不惜采取夹带、代考、行贿等舞弊手段,却还满嘴讲着正诚格致、修齐治平的漂亮话;或者像范进那样为求取功名,皓首穷经,耗尽了青春年华,最终中举却成了一个疯子。3.科举制度本身具有非人性化特征科举考试从产生之日起录取率就很低,而且科考间隔时间也很长,竞争异常激烈,在科场上脱颖而出者为数甚少,大部分人终身没有出头之日。因此,科举制的非人性化特征首先在于严重地埋没人才。对此,顾炎武在其《日知录·拟题》中给予了猛烈抨击:“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同时,儒家经典常常晦涩难懂,它远离人们的现实生活,更不会激发人们对于自然科学的兴趣,所以在科举制度下,整个学习过程枯燥乏味,成为对读书人身心两方面的折磨。此外,科场考试环境也是非人性化的。为了防止舞弊,作为考场的贡院号舍被设计得狭窄封闭,只给每人约一米见方的空间,形同地狱。更有甚者,“在明英宗年间的一次考试中发生了火灾,由于考生被锁在号舍里不能逃脱,使90余名考生葬身火海”。在科举制度下,教育最主要的功能被异化了,它已经演变成了奴化、禁锢知识分子的工具,使社会的这部分最活跃的精英力量萎缩、沉寂。科举时代出身于八股科举的“人才”,有很多是低眉屏息、蝇营狗苟而绝无信仰、原则可言的庸才。他们除了功名富贵以外别无所求,不想也无力反抗黑暗的朝廷。所以,科举制度在近代教育潮流的冲击之下被废除就是毫不奇怪的事情了。综上所述,科举制度的影响是深远的。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古代文明曾经“先于天下”,“超于亚洲”,但后来落伍了,这都不能排除科举制度的重要影响。科举制度在中国毕竟存在了1300年,这本身就说明它有一定的合理性。科举制度不仅仅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还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亚洲的朝鲜、日本、越南,欧洲的英、法等国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这种影响。孙中山先生曾十分欣赏英国通过考试选拔文官的制度,并设想以此来改造中国的官吏体系。但他考察研究的结果是:“英国行考试制度最早,美国行考试制度才不过二三十年,英国的考试制度就是学我们中国的。中国的考试制度是世界上最早最好的制度。”事实上,真正要评价科举这么一个复杂精细、影响重大的制度,需有一定的时空距离。离废科举越久远,人们越冷静客观,就看得越清晰全面。对科举制这么一个选拔了中国从隋唐到明清大部分政治家、文学家和著名学者的制度,对一个与1300年间几乎所有知识分子、所有地区和绝大部分书籍都有关的制度,对一个中国发明的被西方国家所借鉴的制度,在其存在1300年、废止1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不应仅仅将它作为批判的靶子,而应对它进行全面的清理和研究,把它放入历史的长河中加以理性的考察,过滤其陈腐僵化的东西,肯定其合理积极的因素,并从中吸取对当今社会有益的智慧。以上为有关论述，仅供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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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积极影响
科举制度是封建时代所可能采取的最公平的人才选拔形式，它扩展了封建国家引进人才的社会层面，吸收了大量出身中下层社会的人士进入统治阶级。特别是唐宋时期，科举制度正当发展成熟之初，显示出生气勃勃的进步性，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
从总体上来说，史学界对于唐代的科举制度基本上持肯定的态度，认为它为唐统治者招揽了人才，为社会下层民众提供了新的上升通道，动摇了门阀制度，扩大了统治基础，推动了文化的发展。
2、消极影响
在科举制度发展成熟之初的唐宋时期，其积极性还占主导地位。但在宋代以后，随着封建专制的非人道发展，科举的消极性越来越大。宋代以后，士大夫知识阶层的文化创造能力每况愈下，人才一代不如一代。
后期的科举制度使儒学成为统治者奴化臣民的工具；官僚队伍壮大，但导致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人才力量相对薄弱。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特别是在封建社会下，科举制度也会产生一些消极的影响。
科举制度导致官场腐败。科举制度随着历史车轮的推进，出现了科举制度的政治化，天地君亲师的教育又造成了师门关系的盛行。这样造成了严重的师门裙带关系现象。这些师门关系在官场中互相拉帮结派，并且官官相护。
清朝乾隆年间的大贪官和珅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借着乾隆皇帝对他的宠爱而一手遮天，收受贿赂，富可敌国。而且就多次利用科举考试的题目为饵收取考生贿赂的钱财。这就不利于国家建设一个公正、公平、公开的社会良好制度。造成了官场的黑暗和社会的混乱。
考试科目：
各朝科举考试科目都在不断变化。唐朝考试科目很多，常设科目主要有明经（经义）、进士、明法（法律）、明字（文字）、明算（算学）。到明朝只设进士一科。清袭明制，但也开过特制（特别科），如博学鸿词科、翻译科等。
科举除了特制科目外，明经，进士科考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考试在各个朝代也有不同，唐朝主要有时务策（策问）、墨义、口试、贴经、诗赋等，宋朝主要是经义、策问、诗赋等，到明代只有经义一门了。
研究的不足之处可以从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两个方面进行阐述和分析。
1、客观因素
论文的研究方法总常用的有调查法、观察法、实验法、定量分析、定性分析，这些研究方法就算是在没有外界因素影响的状态下也是存在局限性的，那在我们使用的过程中，因为客观上的各种因素，这些研究方法更有可能会导致结果出现偏颇。
样本选择的限制：概率抽样或者随机抽样时，样本越多对于得出来的结果可能更精确。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我们可能会因为经费等因素，没有办法找到足够多的样本，这就会导致最后的结果的精准性。
相关文献稀缺：在从事研究时，应引用过去的文献内容作为该研究的基础，回顾文献可以为研究主题提供理论基础。在做定性研究时，文献是我们主要的分析对象。但是，由于研究主题涉及范围的不同，相关的文献也可能较为有限。
设备、场地等环境因素的不完备:在进行研究的过程中，设备、场地等环境因素也会影响研究的进程甚至是研究的结果，可将研究中遇到的此类问题写进客观因素中。
2、主观因素
源自于研究者本身(无论是研究者直接或间接)的主观原因导致的不足应该在此部分被提及，并且应该要提出具体该如何解决或降低这方面研究局限性的方案。
选题过大，范围模糊不清选题过大是指学生选择对象模糊、范围太大，依靠个人能力和所学知识在老师指导下在规定时间内很难完成的题目。其结果一种情况是半途而废，由于涉及面太宽，相关材料难找，理论水平和专业知识有限，力不从心，只得放弃，另起灶炉。另一种情况是勉强成文，由于面广而模糊，材料多而杂，心神不定，抓不住要害，泛泛而谈，分析不透彻，难有深度，写出的论文大而空。例如，某大学金融班学生选择《加入WTO对我国的影响》这个题目，想了很久，材料很杂，难以集中，后来草草了事，勉强上交论文，最终被退回来重写。最后在老师的指导下，将题目修改为《加入WTO对我国金融业的影响》，这样范围一下就缩小了很多，论题明确，又能发挥专业优势，加上选材源于实践，具体新颖，论述条理清晰，论文别具一格，顺利的交付了毕业论文。雷同重复雷同重复是指学生的论文选题于别人的论文选题重复，这是毕业论文写作的大忌。如果选题完全相同，内容完全不同，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根据论文标题的写法来改换。论文标题有揭示论点的，这类标题直接反应作者对问题的看法；有揭示课题的，这类标题所反应的只是文章所要解决的问题，而不涉及作者对问题的看法。如果原来雷同的标题是揭示论点的，就可以把它改成揭示课题的；如果原来雷同的表示是揭示课题的，就可以把它改为揭示论点的。如《执法工作的社会舆论监督》是揭示课题的，那么内容完全不同的论文，可以改成《如何加强执法工作的社会舆论监督》，谈的是怎么做。那么内容完全不同的论文，中心论点肯定不同，也许是《执法工作中社会舆论监督的作用》，谈的是重要性，这么一改，就不雷同了。如果选题相同，内容也差不多，没有超越别人的地方，就考虑换题目，最好事先准备，以免雷同。论文写作缺乏价值缺乏价值是指学生选择了没有经济效用、社会效益、理论意义的题目。这样的选题对人类生存环境的改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等都没有促进作用。缺乏价值的选题归纳起来大致有几种：陈旧过时的，已研究透彻的，没有实用前景的，问题已解决的，应用性问题又无可操作的，等等。
在论文中讨论研究的局限和不足，通常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数据来源：可能由于数据采集方法或者数据来源的限制，导致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普适性存在一定局限。
2、研究设计：可能受到样本量、研究时间、实验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导致研究结果的代表性存在一定局限。
3、理论框架：可能由于理论模型的选择或应用不当，导致研究分析的深度和广度存在一定局限。
4、方法技术：可能由于技术限制或者研究方法的限制，导致研究结论的客观性和可靠性存在一定局限。
写论文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确定研究主题和问题：在开始写作之前，需要先确定研究主题和问题，并明确研究目的和意义。这有助于保证论文的连贯性和完整性。
2、科学收集和分析资料：需要对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搜集和阅读，同时采用科学方法分析数据，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和可信度。
3、注意结构和逻辑：要按照论文写作的规范和格式进行排版，合理安排章节和段落，保证文章的结构和逻辑性。
4、突出创新和贡献：需要突出研究的创新点和原创性成果，强调自己的研究贡献，提高文章的学术价值和影响力。
5、注意语言表达和格式规范：论文的语言要清晰、准确、简洁、通顺，需要遵循学术写作的规范和格式，避免出现拼写、语法或排版错误。
6、注意引用和参考文献：在论文中需要注重引用他人研究成果，同时保证参考文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遵循相应的引用和参考文献规范。
内部控制质量影响因素文献综述论文
国内外关于内部控制的研究由来已久,对内部控制质量影响因素的归集更是日趋完整。从检索到的文献看，相关研究主要是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对内部控制质量进行评价，即判断内部控制缺陷的定性分析、建立规范式定量评价指标的定量分析。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视角，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具体分析，概括说可分为公司特征、治理特征、评价与信息披露、构建与执行四类影响因素。
一，公司特征与内部控制质量
1.公司规模
一些学者通过研究发现，公司规模越大，投入内部控制建设的资源越多，内部控制质量也越高。徐菁忆C2014认为，财务杠杆越高，外债角度力度越大，公司内部控制水平也越高。但是，当企业财务状况严重恶化、盈利能力下降甚至出现亏损而触及退市临界点时，企业为了降低退市风险、转亏为盈，易于出现管理层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王芸等（201D认为，财务状况与内部控制质量呈正相关关系。
2.公司的成长阶段与上市年限
蔚风英等（2015)的研究表明，公司的成长阶段、上市年限与内部控制间的影响并不显著。张颖等（2010采用Likertscale,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处于成熟期的企业会显著改善遵循法律法规的情况，更易于提供高质量的财务报告，促进经营业绩并与战略目标呈正相关。因此，成熟期的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也越高。
3.企业的自身特征
李越冬等（2014以2007—2011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企业的自身特征对内部控制质量有重要影响。上市时间越久的企业，由于早期较为宽松的监管，以及为拯救国企而建立的中国证券市场的特殊性、适应新颁布法规的滞后性，使得内部控制存在较多缺陷，有效性较低。周川楣C201f)认为，经营复杂程度越高的企业，内部控制风险也越大，内部控制质量越低。
二，治理特征与内部控制质量
1.所有者影响
程晓陵等（2008)以沪深股市1162个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治理结构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发现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出具的财务报告质量显著优于其他公司。张先治等(2010)发现，国有控股及股权集中度对内部控制质量呈负相关。赵晓铃等（2015)通过深市主板67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因子分析，发现控股股东性质对内部控制的质量不具有显著影响。除了研究股权性质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外，许多学者对机构投资者也进行了研究。朱熙等（2012)发现，机构投资者比个人投资者具有更专业的投资技能和投资规模，机构投资者持股越高，对企业内部控制越有积极影响。李阳等（2014也得出相同的结论，即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并提出我国应积极引进诸如证券机构、合格境外机构等高质量的机构，提高内部控制有效性。储成兵（2013)研究了金字塔股权结构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实证检验了金字塔股权结构中，现金流权与控制权分离程度对内部控制有效性指数的负相关关系，即金字塔层级越多，上市公司终极股东现金流权与控制权分离程度越大，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越差。研究还发现，通过金字塔股权结构选择和影响内部控制有效性水平来攫取控制权私利，因此，公司治理中应重点关注终极控股股东机会主义行为。
2.治理层影响姚嘉等（2014选取2013年沪深两市信息技术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在剔除数据不完整的公司和ST、ST、S*ST公司后，通过多元回归分析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董事会人数越多，董事会会议召开的频率越高，内部控制有效性越低。
步磊（2014以上交所258个A股公司财务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资产负债率均值为4.84%。其中，214家公司财务报告获得标准无保留意见，占样本数据的82.9%。其研究结果表明，董事会和监事会的会议召开次数，对内部控制有效性有显著影响，说明董事会与监事会的会议质量能够发挥监督与战略决策的职能。而独立董事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不显著，甚至出现消极影响，说明独立董事未真正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雷辉等（2014采用面板数据模型、Driscoll-Kraay标准误差方法，对模型进行修正，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分离的权利结构，更有利于内部控制发挥作用，而董事会规模、董事会会议次数对内部控制质量呈负相关关系。研究特别提到了异地独立董事因素的.影响，证实异地独立董事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高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假设。陈汉文等（2014借鉴Coles、Daniel、Naveen(2007)的做法，以审计委员会成员中就职时间晚于董事长就职时间的人数占比，对两者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董事长在内部控制有效性中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而审计委员会作用并不明显。刘怡芳等（201#选择因财务报告违规披露被处罚、对财务报告进行重述和财务报告被出具费无保留意见的公司及配对公司为研究对象，从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专业性、规模、会议频率4个特征，实证分析审计委员会质量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审计委员会的规模越大、成员专业性越强、独立董事占比越高、开会次数越多，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即审计委员会在内部控制的有效运行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周敏（2015)与以往横向研究治理结构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不同，他将企业分为创业阶段、成长阶段、成熟阶段、衰退阶段,研究不同生命周期下，企业治理结构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通过纵向研究表明，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不同的治理结构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的影响也不尽相同。
3.管理层影响
唐冬妮（2012)选用深市A股上市公司2008—2010年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剔除异常数据后，共采用1215个观测值，其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内部控制有效性呈显著负相关，即管理层持股越高，内部控制有效性反而越差。原因可能是我国多数上市公司股权改革不彻底，管理层身居要职受利益驱使侵占股东利益等。蔚风英等（2015)与以往多元回归法分析内部控制有效性不同，采用迪博内部控制指数，来评价内部控制的质量。研究发现，管理层对风险持厌恶态度，内部控制质量越高；高管薪酬越高，内部控制有效性越好。吴秋生（2013)运用问卷调查法，研究了领导者权利及其运用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研究发现，除了领导者的强制权与内部控制有效性呈不显著相关外，领导者的合法权、奖赏权、专家权和崇拜权与内部控制有效性均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赵晓玲等（2015)选用员工中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员工占比，反映管理层对员工的工作胜任能力的重视，以此考察其与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较高素质的员工与内部控制有效性显著正相关。池国华等（2014与以往研究影响内部控制的显性硬因素不同，而把研究重点放在了隐性软因素上，从管理层背景特征入手，以2009—201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研究高管的风险意识、管理理念、管理哲学、价值观等对内部控制的影响。结果表明，高管背景特征与内部控制质量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并提出在内部控制实施过程中，要重视发挥软因素的积极作用。刘长奎等（2015以2012年沪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研究检验了包括管理层持股比例、高管薪酬、管理层年龄、管理层学历等因素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结果发现，这些因素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作用是相当复杂的，是通过影响内部控制目标的不同方面，进而对整体有效性产生影响。
三，信息披露的影响
张建儒等（2015)选择中小企业披露2013年财务报告的635家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多元统计，分析了影响中小企业内部控制信息质量的因素。结果表明，2013年财务报告中，标准意见审计报告高达98.93%,审计意见披露情况差异较小，对内部控制影响不明显，标准审计意见没有提高内部控制质量。蔚风英等（2015)的研究结果显示，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意见影响显著,外部审计的监督能够促进公司内部控制的建设，提高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同时提出，内部控制信息的强制披露，比自愿披露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更大。张加存（2015)以2009—2013年发表在《审计研究》、《会计研究》等期刊的相关文章为依据，从内控信息披露现状、影响因素、披露效果、改进建议四个维度，总结了内控信息披露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积极影响。
四，内部控制系统构建与执行的影响
李小燕等（2015)运用信息不对称理论和机制设计理论，分析美国萨班斯法案的建构逻辑与执行偏差后得出，我国应吸取美国SOX法案的经验教训，立足于本国实际,从制度设计、执行机制和制度文化3个方面，建立制度的自强化机制，使制度的设计者、执行者与受益者达到统一。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力问题。王龙英(2012)提出，要设计适合企业发展的内部控制制度，遵循内部控制基本原则，强化对会计信息和经营活动控制，提升企业内部控制的执行力，以此保障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孙洪哲等（2014针对内部控制构成要素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从相关要素出发，提出构建和执行对保证内部控制质量的重要影响。首先，要构建良好的内部控制环境，促进内部控制环境的和谐；其次，在内部控制实践中建立并完善内部控制沟通机制，通过有效沟通，不断提升内部控制质量，达到自觉进行能力完善和行为监督的目的汤后，要重视风险防范和监督管理，提高风险评估水平，改善内部控制质量。齐保垒等（2010)以2007年、2008年沪深两市2195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构建一个内部控制缺陷影响因素的概念模型，使用Logit回归分析，验证了企业内部控制越好，内部控制出现缺陷的可能性越小，内部控制质量也越高。金成浩（2015与以往对内部控制质量影响因素的研究不同，主要阐述行政事业单位当前存在的问题，提出建立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系统、健全内控体系的措施，强调了科学、合理的内控体系，对保证内部控制质量的现实意义。
五， 内部控制影响因素图与结论
1.内部控制影响因素图
综合上述文献,将内部控制影响因素用下图表示：
2.结论
通过从公司特征、治理特征、信息与披露影响、内控体系构建与执行四个方面,对内部控制质量影响因素的研究进行分类回顾，具体阐述了各影响因素的作用，对企业构建科学、合理的内控体系，以及识别内部控制风险因子具有启示作用。
企业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论文
摘 要：内控执行力作为内控管理的一项瓶颈，一直都是业界人士研究和分析的重点。如何确保内控管理体系高效执行成为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笔者通过分析广州石油培训中心内控体系执行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
关键词：内部控制；执行；问题
广州石油培训中心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直属的培训基地，自2010年开始正式执行内部控制体系，体系执行已逾两年，如何提高执行力成为我们面临的一个难题。
一、存在的问题
实践发现，广州石油培训中心内部控制体系执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
1、管理人员全面贯彻内部控制管理的理念不强
虽然广州石油培训中心已建成内控体系且为保证该体系充分发挥作用，每年定期成立测试组，进行自我测试，不定期接受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的评价测试，但我们还是发现，一些管理人员的管理理念和经营方式仍然停留在全面执行内控之前，出现了业务执行部门为“内控”而控，为“检查”而查，这样的理念，不可能带来高效的执行力。全面贯彻内控理念，必须从“要我控”向“我要控”转变，才能真正从企业内部提升执行力。
2、内控检查和评价的独立性未得到充分保证
广州石油培训中心内控管理部门设在财务机构，测试人员也有部分属于财务人员，这样的人员和机构设立使得他们既是内控的主要执行者，又是内控的建设者和评价者，内控检查和评价效力大打折扣。一个企业或单位建立的内控体系执行好坏，应由第三方来检查、评价，充分保证其独立性，进而才能确保其结果的客观性。此外，评价人员水平参差不齐，专业水准也是影响检查和评价结果的重要因素，这些不确定性使得评价工作无法切实发挥它真正的作用。
二、解决的方法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展开研究，提出以下建议的解决方法。
1、提高监督能力，重视内部审计
监督是内部控制体系的基本要素和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监督，可以促使企业各个部门、各个岗位严格执行内部控制，以保证内部控制运行的有效性；通过监督，可以发现内部控制体系在设计和运行中存在的缺陷，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意见，以促进内部控制体系的不断改进[1]。要想提升执行力就必须提高监督能力。我们认为，广州石油培训中心除了要有一套完善的内部控制监督措施，还应重视内部审计工作，充分发挥内部审计在内控检查和评价中的作用。因为内部审计是一项专业性和技术性都很强的工作，审计人员必须具备高素质和高技能，这一必然要求能使广州石油培训中心在实施内控监督过程中避免形式化，同时，内控审计不仅关注结果，更关注过程，从而杜绝舞弊和违纪违规行为，能够很好的确保内控体系的有效执行。
2、构建评价体系，理论转化为实践
广州石油培训中心每年年底都会依据集团公司内控评价办法完成内控自我评价报告，内控评价作为内控设计合理性和执行有效性的“最后一道防线”，广州石油培训中心应该构建一个完备的内控评价体系，以支撑评价工作的开展。评价体系的构建本身就是一项系统工程，包括构建原则和体系设计，如评价主体、评价内容、评价指标、评价程序、评价方法等等，最关键的则是需要结合广州石油培训中心的内控现状来制定评价细则，并付诸实施，不断完善，最终形成适应企业的、可操作性强的内控评价指标体系。
3、坚持以人为本，提高内控认识
任何制度的制定、执行和完善都离不开人，内控管理制度也不例外。内控的执行，依靠的是企业各级管理人员，特别是中高层管理人员和财务人员的综合素质以及道德素质，对强化内部控制的执行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各级人员对内部控制的认识应逐步提高，理解内部控制的涵义，认同内部控制的实施，才能摒弃陈旧传统的管理思路，全面贯彻内部控制管理。这就需要广州石油培训中心在精神文明建设、企业文化建设时，涵盖进内控管理理念的宣贯和培训，促进内控工作日常化，使得内控成为各级人员的自发行为，那么内控执行力的提升也就不再是个口号了。
三、进一步的思考
1、正确认识内部控制的局限性
内部控制局限性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如管理层越权，勾结，人为错误，成本问题，环境变化等。局限性的产生，源于内部控制归根结底是对人的控制，内部控制是死的，人是活的，其局限性也就是必然的了。倘若高层管理人员相互勾结，越权舞弊，再严密的内控控制程序都不能防止；如果管理者故意弄虚作假，对设置或实施的内部控制不予理睬，也会使得建立的内部控制如同虚设。试想一下，再完善的内部控制仅停留在纸上而不落实，又怎能发挥作用？因此，在内控体系执行中，不能将内控视为“铜墙铁壁”、“无坚不摧”。
2、正确认识内部控制的动态性
内控体系建设不是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过程，而是一个经过初始建设、形成系统、并随着企业的发展而持续改进、不断完善并最终形成内控文化的过程，内部控制是一定时间内、一定环境下的产物，由于环境、政策等外界因素发生变化，会使得原有的控制制度不再适合，从而使原有的内部控制失去作用2]。在执行过程中，要不断对内部控制体系进行动态完善和趋优，毕竟企业是在发展中生存的，随着企业的发展变化，内部控制也应不断的充实和完善。所以，执行内控体系也必须强调体系的动态性和持续改进性，而在强调动态性的同时，又不可以忽略稳定性，必须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这也将是今后业界内部控制发展研究的方向之一。
参考文献：
[1]徐荣才,李三喜.内部控制规范化操作指南.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8，159页
[2]刘德恒，构建国有企业内部控制框架，中国总会计师，2010（03）
政治是整个社会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在社会活动中必不可少。我为大家带来了大学生政治2000字论文，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大学生政治2000字论文篇一：《浅析当代中国政治制度》 摘要：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自设计运行至今已有近60年的历史。这期间，每届政府都十分重视其建设，并将其视为维护社会稳定和改善人民福祉的重要路径。根据课本的相关知识，以及搜索一些资料，以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为研究对象，分析制度设计与运行现状中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可行性的对策。 关键词：中国政治制度;现状;对策 一、背景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自设计运行至今已有近60年的历史。这期间，每届政府都十分重视其建设，并将其视为维护社会稳定和改善人民福祉的重要路径。中国人是以个人心思为主动力的，想升官发财，光耀祖宗，是许多中国人过去的思维。而依靠社会科学机制，增加大多数人富裕的 方法 制度或机制创新却很少，大多会用按步就班的方式重复地走来。而当社会腐败无能时，改变政机的方式又是极其简单的愚昧的，最常见的就是起义革命造反之类，当然这也是属于人类的自相残杀而达目的的一种方式。我认为研究政治制度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国家来说，历史上所有发生过的朝代兴亡、政权兴衰或更迭，社会经济发展或倒退，民生安乐或困苦等，几无例外总与当时政治制度设计是否合理及其运行是否正常有关;对于个人来说，所有曾经在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也几乎都要依托当时的政治制度或借用某些部门达至目标。 二、政治制度的涵义 所谓政治制度，意指“社会政治领域中要求各类政治实体加以遵循的相对稳定的行为准则。它是整个社会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与社会经济制度、 文化 制度在一起规范着社会成员(包括社会组织)的行为，以确保整个社会有序生存、正常运行与健康发展。它以规范国家政权行为的准则为主要内容，同时也包含那些本身虽非国家政权，但与国家政权密切相关的其他政治实体(政党、公民等)的行为准则”。而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则“指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大陆实行的，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政权、政府制度、国家与社会关系等一系列根本问题的法律、体制、规则和惯例”。 三、政治制度运行中的问题 (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在内部结构设置与其功能要求上不协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由其产生、对其负责并受其监督。我国自1997年经改革后的国务院机构设置为：组成部门25个、直属机构17个、办事机构6个、部位归口管理的国家局机构19个、再加上直属事业单位9个，共77个之多。而从相应专门委员会的设立来看，以第九届全国人大为例，仅设置了民族、法律、财政经济、 教育 科学文化卫生、外事、华侨、内务司法、环境与资源保护以及农业与农村共9个专门委员会，但就在此次人大会上共收到各种议案达830件之多。很显然，这之间存在很大的不协调关系，全国人大也很难有效的对此进行审议与监督，也既无法实现其设置的功能要求。 (二)法律制度方面，应急待解决人民爱法、尊法与崇法的习惯 近些年，虽然中国在法制建设上已取得重大成就，但与目前转型期所出现的问题相比，仍显不够。以2001年1至11月为例，该期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等犯罪大案15877件，其中100万元以上的案件1280件;查办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2916人;立案侦查渎职、侵权犯罪案件8136件，其中重特大案件2146件;查办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数额巨大、情节严重的行贿犯罪嫌疑人1704人，同比上升39.2%。由此可见，中国腐败的严重性在于其普遍性，而问题的根源则在于中国 传统文化 道德体系中的自我规范的失效和法制的不健全。 四、正确应对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 其一，中国历代的政治制度都必然奠基于中国的土壤之上和体现本国的国情，并具有本国的特点，其结果也理所当然与中国的社会形态、经济模式、民族心态、哲学伦理思想等密不可分，因此对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观察与思考首先应坚持历史的视角。有些现在看来不适合，甚至违背现代民主原则的制度，如1949年后不久成立的“军事管理委员会”，强调党政不分的“一元论”，“计划经济”体制等，在当时却往往有其产生的必然性和存在的合理性，并产生过难以取代的作用。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之所以会采取当时的形式并非偶然，而是经过当时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的反复筛选和论证，是当时各种社会矛盾的产物。 其二，要注意“传统”对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影响。我们一方面应看到，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凝聚力的增强，对于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对于抗御外来侵略保卫国土，都曾起到值得肯定作用;但是，另一方面也应清醒看到，长期以来的中国社会是以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不论是奴隶主、封建主、还是官僚资产阶级，都必然运用自己掌握的国家机器以维护本身的统治利益。因此，旧时代的政治制度从本质上讲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不可避免地存在先天性的缺陷，如他们或是突出王权、皇权、特权;或者是强调人治，发展个人独裁;或是强调华夷之分，顽固地保留和利用宗法体制等，这些都必然不可避免地会对当代中国政治产生一定影响。 其三，要用比较的方法。我们知道，自然科学最重要的方法是实验，但对政治制度的研究不可能通过实验的方法来进行，而 经验 证明比较的分析方法最可行。比较方法有两种：一方面，进行纵向对比，今天的政治制度和历史上中国的政治制度进行对比;另一方面，进行横向对比，和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目前国外的政治制度进行对比。 结论 通过中国政治制度的学习，不仅掌握了中国政治制度的一些基础性问题，还让我懂得了学会分析从制度运行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受益匪浅：其一，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是基本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人那么多，各种资源总量虽然不少，但按人口平均的水平，往往是很低的。鉴于这些情况，中国要尽快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胜任这项工作。其二，中国现行制度中存在的不足，是有历史原因的。中国目前的制度中使人感到最不满意的一点是权力过分集中，权力的作用太大。这种权大于一切的情况，不仅影响到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也为腐败的盛行创造了条件，还对科学技术的发展造成了影响。基于制度存在的一些缺陷与不足，我们要在不断发展中进行改进，促进制度建设的不断完善。 参考文献 [1]张悦.政治文化向度与制度选择[J].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 [2]李月军.中国政治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J].学海，2009(6). [3]王兆刚.近代中国政治制度发展的回顾与思考[J].东方论坛，2011(3). [4]徐永军.政治制度正义、属性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河南师范大学学报[J]，2004(4). [5]俞可平.简论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9(5). 大学生政治2000字论文篇二：《当代中国政治的出场学研究》 〔摘要〕 理论是对时代问题的解答。本文认为， 政治研究应采取出场学研究方法，在把握时代特征和时代根本问题的基础上推进理论研究。本文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本质含义的理解，认为交往 实践是人的存在的基本方式，而物质生产性交往实践具有基础意义。物质生产性交往实践所产生的物质利益关系是 社会形态分类的基本标准，它决定了特定社会所适合的政治模式。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就是要在正确指认当代中国社会类型的前提下去探索适合的政治模式。 〔关键词〕 出场学;当代中国政治;政治 哲学 〔作者简介〕胡宇，苏州大学社会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苏州 215123。 (一) 理论是对时代问题的解答，理论研究需要抱有深深的问题意识。构建理论形态当然重要，但是对理论构建的时代语境和方法论的考察更是具有前提考察和批判的性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形态的特征是，“她本质上是由一定时代语境造就、对出场路径深度依赖的出场形态。”〔1〕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形态应该随着时代语境的变化而变化，以完成“出场”、“在场”、“退场”、“缺场”的理论和实践的辩证作用，防止再次出现德里达所言的“脱节的时代”。任平教授所提出的出场学方法着重从三个方面研究和 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场语境、出场路径和出场形态。出场语境是对时代地平线的考察，对马克思主义赖以出场的现实基础的考察，特别是对当年马克思思想出场的现实条件和当代的现实之间的“历史间距”的考察。“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与在场性所遭遇的一切‘脱节’和挑战，都来源于新全球化时代所造就的时代语境的影响。高度关注一系列新全球化问题并成为‘ 反思 的问题学’，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当代出场路径与出场方式。解答问题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就成为与时俱进的出场形态。”〔2〕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就是当代中国的政治形态应该如何构建。根据马克思市民社会决定国家、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 建筑的原理，要想构建合理的政治框架，必须搞清楚市民社会的基本状况。政治模式必须适合社会形态的基本状况，否则政治上层建筑就可能阻碍经济基础的发展。我们需要搞清楚当代中国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当代中国社会在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占有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形式? (二) 社会是交往关系的体系，其中最重要的是物质利益关系。在马克思看来，历史是由为了生存而从事物质生产的现实中的个人造就的，马克思指出：“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3〕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要想维持人的生命就必须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要，要满足基本生存需要就必须有可满足需要之物，要想获得满足需要之物就必须进行生产。即便是旧石器时代的采猎经济也仍然是一种生产活动。即便是采猎经济也不是孤独的鲁滨逊的单个人的活动，而是一种共同活动，是一种交往活动。马克思认为，交往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是社会存在。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4〕生产力或技术交往结构描述的是物质生产实践的实体结构，它表现的是人们事实上是如何改造自然，获得满足需要的物品。生产关系或经济交往结构是物质生产实践的意义结构，描述的是进行共同生产的人是如何被 组织在一起进行生产的以及人们能从生产结果中获得什么份额。相对于孤独的鲁滨逊，共同生产的人们立即面临分工、所有制、产品如何分配等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制约着人们需要的满足。主体参与交往总有其期望实现的主观设定的意义，但交往实践最终给其带来的意义首先是客观的，与其主观设定的意义可能不相一致，并且交往实践对各极主体都产生意义，而且这些意义相互之间是相关联的。根源于同一交往实践的各极意义彼此相关，彼此以其他各极意义作为本意义存在的条件。 政治是以物质生产性交往实践为基础而形成的交往活动和交往关系，政治的本质是对物质利益关系的调整。每个人都凭借自身的主体资质和能力参与交往，人们的资质和能力当然有差异，这样就决定了他能参与的交往的水平和层次的差异，从而决定了他从交往中获得的客观意义或结果的差异，这是社会分层和物质利益差异和矛盾产生的根源。除了自身能力和资质外，社会制度体系更影响着经济主体参与交往所能获得的客观意义和结果，因此，经济主体总是希望制度体系能够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并为此积极去影响制度的变迁。马克思曾在《政治冷淡主义》一文中批评政治冷淡主义的圣徒们只要求工人阶级在思想上反对资本主义而不能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实际的斗争。我们认为，政治是建立在物质生产交往基础上的政治交往实践活动。政治是基于多元利益主体而产生的多极政治主体以物质利益为中介而形成的交往实践活动和结成的交往关系。这个定义主要有这样四个方面的涵义：(1)政治起源于对物质利益矛盾和冲突的协调和解决。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生产的发展、私有制的出现，人们之间出现了利益分化和利益矛盾，进而产生了阶级。最初是依靠氏族社会的公共权力和权力机关去解决物质利益矛盾，这就是政治的最初萌芽。随着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氏族社会的公共权力和权力机关就逐渐转变为一种新的、与社会脱离的特殊的公共权力和权力机关，这就是国家，国家成为物质利益矛盾和政治发展的新阶段。(2)在阶级社会里，物质利益关系主要表现为阶级关系，因而政治关系也主要体现为阶级之间的斗争;国家产生以后，阶级斗争主要表现为争夺国家政权。私有制产生、社会分裂为阶级以后，人们之间的物质利益矛盾不简单是个人之间的矛盾，它是由私有制所导致的不同阶级之间的物质利益矛盾的组成部分和具体体现，从而“把政治冲突归结于由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现有各社会阶级以及各阶级集团的利益的斗争”。〔5〕阶级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经济关系的社会承担者，是处于特定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体交往整合而成的共同体。“在历史上的大多数国家中，公民的权利是按照财产状况分级规定的，这直接地宣告国家是有产阶级用来防御无产者阶级的组织”。〔6〕因而“国家总的说来还只是以集中的形式反映了支配着生产的阶级的经济需要”。〔7〕而“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8〕所以“在阶级反对阶级的任何斗争中，斗争的直接目的是政治权力;统治阶级要保卫自己的最高政治权力……被统治阶级首先争取一部分政治权力、然后争取全部政治权力，以便能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和需要去改变现行法律 (三) 生产力落后的国家 发展 社会主义始终受制于落后的生产力，是在实行完全的公有制和平均分配的基础上缓慢发展生产力，从而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差距越来越大，始终处于边缘国家的地位;还是实行有限的公有制和按劳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基础上解放生产力和快速发展生产力，这是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两种发展路径选择。前一种路径意味着生产关系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上层 建筑不符合 经济基础发展的需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严重脱节，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无从体现，表面上的公平正义掩盖了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明生活需要，物质利益矛盾被暂时性地掩盖了起来。以这条道路去发展社会主义是很难取得成功的。中国选择了后一种路径。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建设市场经济使中国的物质生产力迅速发展，同时也使中国社会与改革开放前相比出现了一些不同的特征，我们不得不反思，当代中国社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我们究竟如何看待当代中国社会?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一个最显著的后果就是社会分层严重、贫富差距加大，如何看待这个现实? 历史 经验表明，社会主义国家大力发展生产力需要借助于世界性的交往来充分利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资金、科学技术和 文化，马克思晚年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闭关锁国和 计划经济体制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体制才是正确的路径。生产力的发展需要突破单一计划经济体制在经济主体、经济 实践关系、经济运行机制和经济发展动力方面存在的传统实践观的缺陷，这需要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和市场化有利于大量的微观经济主体的生成和发展，每一个微观经济主体凭借自身的主体资质和能力参与交往。微观经济主体的资质和能力的差异决定了他能参与交往的水平和层次的差异，从而决定了他从交往中获得的物质利益的差异，这就是社会分层和利益分化产生的根源。除此之外，与现实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社会制度体系更影响着经济主体参与交往所能获得的物质利益。这样，如果我们承认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我们就必须承认社会分层和物质利益差异的出现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它是物质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所必然要经历的历史阶段。同时，我们要看到，物质利益的差异和矛盾是会发展变化的，非对抗性矛盾有发展为对抗性矛盾的可能。因此需要对物质利益矛盾进行协调和控制，既保持物质利益差异的存在，又使物质利益差异保持在适度的范围之内;既使经济社会发展充满动力，又使社会稳定有序，始终保持社会主义性质。 这样，我国的 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就有了基本的方向。由于社会分层和物质利益分化，产生了不同的利益阶层和利益共同体，他们都有参与政治以维护自身利益的诉求，政治的多极主体交往的本性在我国也就越来越显现。如何处理党和政府的“一元”与利益群体的“多元”，如何协调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共同利益和个体利益成为政治体制改革解决的核心问题。当代中国社会作为物质利益差异性的社会，这是当代中国社会最大的现实，也是当代中国各项改革所要处理的主要问题。我们必须尊重当代中国差异性社会的现实，承认物质利益差异化的现实，承认多元利益主体的存在，基于政治是对物质利益关系的调整，是多元政治主体以物质利益为中介而结成政治交往关系的活动的理解，去寻找和建构适合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模式。 〔参考文献〕 〔1〕〔2〕任平.创新时代的 哲学探索——出场学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8，289. 〔3〕〔4〕〔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1-72,72,273.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592,252. 〔6〕〔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68-169,248.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284. 大学生政治2000字论文篇三：《浅谈思想政治教师要提高政治素质》 〔10〕列宁全集：第6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81-282.) 猜你喜欢： 1. 大学生励志论文2000字 2. 大学形势与政策论文2000字 3. 关于责任的政治论文2000字 4. 大学生社会道德相关论文2000字 5. 大学生思想道德论文范文2000字
一、建设农村土地银行的重要意义
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农业大国, 所以解决农业问题对于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用。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 我国城乡一体化的发展速度也在不断加快, 农村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
二、农村土地银行的概念
土地银行指的是一种为了办理土地业务而设立的金融业务机构。其主要作用是代表政府进行一些土地方面的业务, 比如对土地进行征收, 购买, 进行土地整理等的一个专门的机构。但是在现如今我国对于农村土地银行并没有一个标准的定义, 对于现在已经存在的相关的土地银行, 主要有三种不同理解:第一种是认为土地银行是主要关于对土地金融方面进行管理服务的机构;第二种是认为土地银行是作为一种土地流转的中介存在的机构;第三种是认为农村土地银行主要是进行土地储备的机构。
三、我国农村土地银行法律制度存在的缺陷
1. 我国农村土地银行的法律性质不够明确
虽然我国现在很多地区都已经建立了农村土地银行, 但是各地农村土地银行的组织机构的名称都各不相同, 有土地银行、土地农村信用社等等多种叫法, 在这里我们统一都称之为农村土地银行。
2. 我国农村土地银行的组织机构不够统一
虽然我国不同地区的农村土地银行的名称多种多样, 但是这些农村土地银行都有一个共同的点, 那就是和所在农村的原有的金融机构是独立分开的, 不同于原有的农村金融机构, 而是一个新的、独立的金融机构。
四、如何完善我国农村土地银行法律制度
1. 要完善物权法, 合理的使用土地产权
农村土地银行是专门针对农村土地的使用、租赁、信贷等方面专门设计的金融业务机构。所以如果要建立完善的土地银行法律制度, 就要合理的使用土地产权, 并且要在我国原有的物权法中增加关于土地租赁和抵押权利的相关制度。
2. 要对相关的金融行业的法律制度进行完善
要建立专门针对银行业进行监督管理的法律制度, 并且要设立专门的管理监督机构对银行业进行管理。通过对银行机构的分析, 规则是否合理等等对银行进行相关的管理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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