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第六十七条【自首】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准自首】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坦白】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张明楷《刑法学》第五版P561页：自首可以分为一般自首与准自首。刑法总则规定自首制度适用一切犯罪，旨在通过鼓励犯罪人自动投案，一方面促使犯罪人悔过自新，不再继续作案；另一方面使案件及时侦破与审判。P564-566页：准自首（又称特殊自首、特别自首），是指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行为。需要研究的是，如何理解和认定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即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同种罪行的，是否成立自首？司法解释的态度是，“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不同种罪行的，以自首论。”一般以罪名区分。但如实供述的其他犯罪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犯罪属选择性的罪名或者在法律、事实上密切关联，如因受贿被采取强制措施后，有交代因受贿为他人谋取利益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应认定为同种罪行。本书基于自首制度的根据，提出如下观点：（1）被关押的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同种罪行或者非同种罪行的，以自首论。（2）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非同种罪行的，对该非同种罪行，以自首论。（3）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同种罪行中的主要罪行的，应对全案以自首论。（4）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同种罪行，而所供述的同种罪行需要并罚的，对所供述的犯罪应认定为自首。（5）行为人因甲罪被采取强制措施，但主动交代与甲罪有关的乙罪的，不管甲罪成立与否，对乙罪均应认定为自首。（6）导致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事实因为证据不充分等原因而不成立，行为人在此范围外交代性质相同的犯罪事实的，成立自首。例如，国家工作人员甲因收受A的贿赂而被拘留，但查无实据，在此期间，甲交代办案机关并未掌握的收受B的贿赂的犯罪事实的，成立自首。刑法没有将自首制度限定为自然人犯罪，因此，对单位犯罪也应适用自首制度。P570页：自首、坦白与立功的竞合首先，自首与坦白中的如实供述所，只要求是对自己所犯罪行为的如实供述，如果如实供述的内容，超出了自首或者坦白的要求，另构成立功，则应同时认定为自首（或者坦白）与立功。其次，如果如实供述的内容，既是自首或坦白的表现，也是立功的表现，则只能择一认定选择最有利于行为人的量刑情节。例如，在行为人犯数罪时，自首与坦白只是相对于所自首或者坦白的犯罪而言是从宽量刑情节，而立功相对于全部犯罪而言，都是从宽量刑情节。在这种场合，一般应认定为立功。再如，行为人犯一罪且犯罪较轻，其供述（揭发）内容不属于重大立功的，认定为自首对行为人最有利。
一、单位犯罪的法律特征：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单位犯罪是指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等法定单位，经单位集体研究决定或由有关负责人代表单位决定，为本单位谋取利益而故意实施的，或不履行单位法律义务过失实施的危害社会而由法律规定为应负刑事责任的行为。单位犯罪主要具有以下法律特征：（一）犯罪主体的特定性。单位是一种“既不能脱离自然人而孤立存在，又可以从形式上先于单位成员而构建的”依法成立的组织形式，它包括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等。（二）主观过错的多样性。从单位犯罪涉及的一百三十余个罪名来看，大多数是故意犯罪，但也有少部分是过失犯罪 . （三）行为表现的整体性。单位犯罪是以单位的整体性为基准的，个人的行为必须体现出单位的意志，否则就不是单位犯罪，所以单位犯罪必须是以单位的名义，并经单位集体研究决定或者其主要负责人员决定实施的行为。从以上单位犯罪的概念及法律特征我们不难看出，虽然单位是无生命的社会组织体，既不可能自动投案，也不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但其行为都是由自然人决定并实施的，所以，我国刑法规定，对单位犯罪实行双罚制，即对单位和单位负责人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双重处罚。因此，尽管刑法条文及其现有的司法解释并未提及单位犯罪自首，但笔者以为，既然刑法承认了单位可以作为犯罪的主体而存在，那么，根据刑法罪刑相适应原则，对单位犯罪后有自首情节的当然也可以减轻或从轻处罚。所以我们应将自首制度理解为是具有普遍适用效力的规定，它不仅适用于自然人，同样也可以适用于单位。而在实际工作中，因为不同的执法者对单位犯罪自首制度存在不同的理解，法律对此又无明确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对单位犯罪自首行为的认定及具体操作存在分歧。因此，确立单位犯罪b5自首制度不仅能真正落实我国＃关于惩处与宽大相结合以及对投案自首者予以从宽处理的法律规定与政策，而且有利于正确、统一执行法律，有效惩治犯罪二、建立单位犯罪自首制度的意义：首先，建立单位犯罪自首制度有利于促进犯罪单位的投案自首，分化瓦解犯罪。从单位犯罪的特点来看，单位犯罪是经单位集体研究决定或由有关负责人员代表单位决定或故意、或过失实施的行为。在一些犯罪（尤其故意犯罪）中为了逃避法律制裁，有关人员往往在实施之前订立攻守同盟，千方百计设置障碍，对抗侦查，从而增加了案件侦破的难度。所以确立自首制度，对投案自首单位与人员从宽处理，对于从单位内部分化瓦解犯罪势力，争取绝大多数，鼓励并促使有关人员主动投案，如实交待犯罪事实具有重要作用。其次，建立单位犯罪自首制度，有利于预防和减少单位犯罪，促进社会稳定。从社会危害性来看，由于单位犯罪是群体性犯罪，其造成的犯罪结果与危害性一般来说比自然人犯罪更大，社会影响更坏。对该类犯罪如不有效惩治，将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甚至波及民心向背、社会稳定等。如将自首纳入单位犯罪，给单位和主要负责人员以悔过的机会，尤其是对单位的主要责任人员，通过自首使其认识到单位本身所犯下的罪行，并杜绝以后再发生类似情况，无疑会减少单位犯罪，并起到震慑犯罪、预防犯罪的作用。再次，有利于降低诉讼成本。设立单位犯罪自首制度，将单位（包括单位法定代表人和直接责任人员）自首情节纳入对单位处罚的量刑体系之中，有利于促使单位争取主动，认罪伏法，从而减少侦查机关的破案难度及办案经费，既有利于案件的及时处理，也有利于节约侦查成本，提高诉讼效益。三、单位犯罪自首的认定：单位犯罪，是基于单位意志而实施的行为，因此，单位自首作为单位犯罪后的忏悔行为，当然也应是基于单位意志而实施的。笔者以为，如果只是一般的涉案人员哪怕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在个人意志支配下实施的自首行为，只能认定是个人自首，而不是单位自首。因此，对单位犯罪自首的认定，需要把握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1）自首必须是单位整体意志的集中表现。即以单位的名义，且经过单位集体研究决定或者由其负责人员决定，体现单位的意志。如果单位内部在自首问题上有异议，适用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认定，即多数人同意自首且以单位名义实行了自首，即应以单位自首认定。（2）必须如实交代单位犯罪的罪行。单位犯罪的罪行是所有涉案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行为的综合体。因而f3投案者除了必须如实供述自己的犯b5ゥ罪行为外，还必须交代其所知道的所有其他人员的犯罪行为，否则不应认定为单位自首而从轻或减轻处罚？（3）自动投案的实施者只能是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而不能是单位本身。既然刑法将上述人员的有关犯罪行为作为单位犯罪处理，其自动投案行为实质上也代表了单位。（4）在认定单位犯罪自首时应注意，在判决书中应明确表述成立自首的是单位而非自动投案人员，以示区别。四、单位犯罪自首的处罚刑法第67条规定，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我国现行刑法对单位犯罪原则上采用“双罚制”，同时又以实行“单罚制”为例外。据此，对单位犯罪自首的从轻处罚也可分为对单位的从轻处罚和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从轻处罚两个方面。笔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可以根据自首情节，对单位判处罚金的，通过酌情减少或允许分期缴纳来体现；对直接责任人员，则比照自然人犯罪自首予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法律分析：自首制度的特征：
(一)自首是一种犯罪后的表现。自首发生在犯罪以后，在通常情况下是行为人的一种悔罪表现。犯罪人在犯罪以后对于犯罪的态度，对于犯罪人的处罚具有重要意义。
(二)自首是一种犯罪人的类型。自首的犯罪人,在刑法理论上往往称为自首犯，这是与累犯相对应的-种犯罪人的类型。根据犯罪人在犯罪以后具有自首情节，我们可以将其称为自首犯。自首者是犯罪人中人身危险性较小的一类犯罪人。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对于自首犯，可以从宽处罚。
(三)自首是一种从宽处罚的刑罚制度。我国刑罚具有预防犯罪的目的，对于犯罪分子实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六十七条 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投案自首就是罪犯犯罪后自动投案的时间。审理时会从轻或减轻处罚，自动投案也包括被家人或朋友说服然后去投案或在家人和朋友陪同下投案，投案后必须交代一切犯罪事实，如果只是去自首而不配合办理案件，如不交代犯罪经过不算自首，如交代了执法机关还没有掌握的线索或事件还可以在量刑上减轻。
（1）自动投案：（后如实供述的罪行均是自首）①《意见》2010.12，下列是自动投案：A.犯罪后主动报案，虽未表明自己是作案人，但没有逃离现场，被询问时交代自己罪行的；B.明知他人报案而在现场等待，无拒捕行为，交代犯罪事实的；C.在司法机关未确定犯罪嫌疑人，尚在一般性排查询问时主动交代自己罪行的；D.因特定违法行为被采取劳动教养、行政拘留、司法拘留、强制隔离戒毒等行政、司法强制措施期间，主动向执行机关交代尚未被掌握的犯罪行为的。②盘问型投案罪行未被有关部门、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了犯罪事实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但有关部门、司法机关在其身上、随身携带的物品、驾乘的交通工具等处发现与犯罪有关的物品的，不能认定为自动投案。正在犯罪过程中，或者在犯罪以后逃离犯罪现场的过程中，被发现有犯罪行为而被抓获，或被发现犯罪工具、赃物而被抓获的，不属于因形迹可疑被盘查如实交代的。这类情形常见于毒品犯罪。③投案时间点：被采取强制措施之前。A.经"传唤·讯问"时交代罪行的，不是自动投案。B."传唤·讯问"或被拘留时逃跑后被抓获归案的，不成立投案。C.若再次自动投案的，仍可成立自首。④根据新司法解释：亲友绑送到案，不是自动投案。被亲友采用捆绑等手段送到司法机关，或者在亲友带领侦查人员前来抓捕时无拒捕行为，并如实供认犯罪事实的，不能认定为自动投案，即使如实供述的，不成立自首。⑤交通肇事后保护现场、抢救伤者，并向公安机关报告的，应认定为自动投案。⑥交通肇事逃逸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应认定为自首。（2）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主要犯罪事实”即可，不要求细节一致：①犯罪行为及其结果；②影响定罪量刑的犯罪人因素如：姓名、年龄、职业、住址、前科等犯罪人的情况。犯罪嫌疑人供述的身份等情况与真实情况虽有差别，但不影响定罪量刑的，应认定为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等情况，影响对其定罪量刑的，不能认定为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例：不能认定为“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情形是？（1）甲如实供述斗殴致人死亡的事实，但说自己只伤害故意，没有杀人故意。（2）乙自动投案后，冒用丙的姓名企图隐瞒抢劫罪前科，影响对累犯认定及量刑。答：第二种情形不能认定为“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自动投案，交代罪行是否已经被司法机关掌握，不影响自首的成立。但若避重就轻交代次要的隐瞒了主要的，或者拖到司法机关掌握其主要犯罪事实之后才被动交代的，不是如实供述，不成立自首。 ＊在共同犯罪的场合，供述的内容包括交代共同犯罪同案犯。如果有意掩护其他同案犯或“顶罪”，不是如实供述。＊如实供述后又翻供的，不是自首。但是在一审判决宣告前又恢复如实供述，仍承认其自首。＊允许辩解，行使辩护权、上诉权、申诉权的行为，不影响自首成立。2.（到案后）特殊自首：主动交待：（1）不掌握；（2）不同种罪行，对该罪行以自首论。*办案机关所掌握线索针对的犯罪事实不成立，在此范围外犯罪分子交代同种罪行的，成立特殊自首。＊以下视为司法机关已经“掌握”：该罪行（1）在通缉令发布范围内的，（2）已录入全国公安信息网络在逃人员信息数据库的。＊数罪的，自首对罪成立（不是对人的）。自首何罪，何罪算自首；【例题·多选题】关于自首中的"如实供述"，下列哪些选项是错误的？（ ）A.甲自动投案后，如实交代自己的杀人行为，但拒绝说明凶器藏匿地点的，不成立自首B.乙犯有故意伤害罪、抢夺罪，自动投案后，仅如实供述抢夺行为，对伤害行为一直主张自己是正当防卫的，仍然可以成立自首C.丙虽未自动投案，但办案机关所掌握线索针对的贪污事实不成立，在此范围外丙交代贪污罪行的，应当成立自首D.丁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后又翻供，但在二审判决前又如实供述的，应当认定为自首『正确答案』AD『答案解析』本题考核自首中的“如实供述”。选项A说法错误，供述的情况基本属实即可，不要求细节，成立自首。选项B说法正确，辩解不涉及事实真伪的，不影响如实供述，成立自首。选项C说法正确，成立特殊自首。选项D说法错误，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后又翻供，在一审判决前又如实供述的，才成立自首。3.坦白虽不是自首，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刑法有广义与狭义刑法之分。广义刑法是一切刑事法律规范的总称，狭义刑法仅指刑法典，在我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刑法的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刑法的论文篇1 浅析刑法中正当化行为初 刑法中正当化行为，一直都是一个歧义众多的法律术语，一如“一张普罗透斯似的面孔，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 逻辑学认为，要想深化研究某一理论，明确基本概念必不可少。所以，面对这个有着众多歧义，且至今还未形成统一的刑法概念——“正当化行为”，首先要做的，便是厘清其内涵外延，明确其类型划分，而这无疑对“深化刑法理论研究，完善正当化行为的刑事立法，推动正当化行为的刑事司法实践”具有重大意义和价值。 1 正当化行为的理论界定 一般认为，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体系中，对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正当化的行为，统称为违法阻却(性)事由，但日本有学者称其为“正当化事由”，或注括号“阻却违法事由”;德国有“阻却违法性”和“合法化事由”等词语;意大利多用“正当化原因”一词;俄罗斯以“排除行为有罪性质的情节”来予以表述。而“合法抗辩事由”则是其在英美双阶层刑法理论体系中的指称。我国大陆对于正当化行为的称谓就更多了，学者们对此莫衷一是。 在诸多称谓中，最具典型的便是以下五种：违法阻却事由、合法抗辩事由、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犯罪构成的非犯罪化、正当化事由。 2 两种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中的正当化行为 要在众多称谓中厘清正当化行为的确切内涵，我认为，首先至少必须要研究大陆法系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与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并进行概念对比。 2.1 两种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宏观说明 大陆法系犯罪构成理论体系是“构成要件该当性(核心)、(事实的评价)—违法性(法律的评价)—有责性(责任的评价)”这样的三阶层评价系统。它将一个整体的行为，以不同的意义划分为不同的犯罪成立要件。而我国大陆地区的犯罪构成系统则是犯罪构成四要件，即“犯罪主体要件、犯罪主观要件、犯罪客观要件、犯罪客体要件”。四要件以“社会危害性为内容出发点，以要件齐合填充为构造形式”，意图从整体上综合宏观的评定犯罪行为。 2.2 两种犯罪构成理论在实质内容上的对应 大陆法系国家犯罪构成理论中“构成要件”的要素的种类： 行为主体(只含“自然人与法人”及“特定身份”之内容，无责任能力评价) 行为客体(结果犯/行为犯，“法益”—社会秩序的想象价值) 行为(核心.符合构成要件的犯罪事实，包括行为时间、地点、实施方法或手段) 行为状况(行为时的特别情状) 行为结果 构成要件的故意与过失 对应性： 2.2.1 “该当性” 大陆法系国家犯罪构成理论——我国大陆地区犯罪构成理论 行为主体特定身份要素——犯罪主体的特殊身份 行为客体——犯罪对象 行为、行为状况、犯罪结果——犯罪客观要件 故意和过失——属于主观要件罪过的内容 2.2.2 “违法性” 大陆法系国家犯罪构成理论——我国大陆地区犯罪构成理论 形式的违法性判断中阻却违法事由(消极违法性因素，但在犯罪构成理论本身内进行考察)——排除犯罪性行为(不在犯罪构成理论本身内，但在对行为作是否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审查时，又必须考虑是否具有这种阻却犯罪性的行为情形) 实质的违法性判断——犯罪客体要件 区别： 大陆法系国家：违法性判断存在着超法规性，即合法化事由的合法存在;实质违法性只是‘yes’ or ‘no’的问题，并无程度上的差别。 我国：罪刑法定要求，排除犯罪性的行为、客观要件都由刑法规定;犯罪客体要件与犯罪概念中的社会危害性紧密相连，它体现了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 2.2.3 “有责性” 大陆法系国家犯罪构成理论的“责任”要素包括： 责任能力：行为人的负罪能力(刑事责任年龄以及精神状态) 责任故意：仅为对违法性的认识，不包括对犯罪构成事实的认识 责任过失：判断是否具有阻却主观注意义务的违反性 期待可能性：期待行为人在彼时彼景下作出其他适法情形 对比： 责任能力要素——犯罪主体要件下的责任能力 责任的故意和过失——归于犯罪主观要件的罪过因素中 期待可能性，暂时并无与之相对应的完整部分 3 结语 形式上的侵害性、实质上的正当化、法律后果上的阻却事由，以及不受法律否定评价的性质，正是正当防卫的经典表述。当今世界各国无论法系都对正当防卫进行不懈的研究，正说明了刑法谦益性是现代刑法的大势所趋，刑法体现人权保障是当今刑法的人心所向。所以，为法秩序所容忍、为保护法益所必需、法益衡量的重要标准——即是正当化行为合理存在的依据。正当化行为，既是对不必要的自我牺牲精神的反抗，更是一种公民权利的自我保护手段，我期待在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中，可以将正当防卫纳入，从而具体贯彻程序高于实体、保护重于打击、预防先于惩罚的现代刑法理念! 刑法的论文篇2 论刑法运行中的重刑思维 犯罪是严重危害社会的病态现象，然而只要人类社会存续，犯罪必然如影随形，“刑期于无刑”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景。基于犯罪所具有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对犯罪行为人处以重刑是一种可以理解的世界性偏好，即使在公认的法治程度高的西方国家，废除死刑的民意调查也是难以得到超过半数的支持，由此可见一斑。具体到我国来讲，重刑思维就不仅仅是偏好，而是一种汹涌澎湃的狂热了，“刑， 从刀 ，井声， 刭也。”刑的本意就是一把刀，用来割人脖子的。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是镇压犯罪分子嚣张气焰的武器。从古至今，这一思想得到了极好的继承及发扬。然而正是这种可以理解且极具弥散性的重刑思维，深刻影响了我国刑法从器物到制度，到思想的各个方面，其正面效应趋向递减，而日益成为横亘在我国法治建设道路上的重大阻碍。本文拟对我国刑法运行中的重刑思维的渊源、表现、危害性进行分析，提出改善重刑思维可能的努力方向。 一、重刑思维的渊源及传统 夏商周三代是我国刑罚严酷而苛杂的开端，“夏刑三千，周刑二千五百”，“夏刑则大辟二百，髌辟三百，宫辟五百，劓、墨各千。殷因于夏，盖有损益。”(《尚书大传》)春秋战国以至秦国的强大到最后统一六国，历经商鞅、慎到、韩非子等人的不断发扬，重刑主义思想达到顶峰。其认为由于人性是趋利避害的，“人君(生)而有好恶，故民可治也……好恶者，赏罚之本也。夫人情好爵禄而恶刑罚，人君设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夫民力尽而爵随之，功立而赏随之，人君能使其民信于此如明日月，则兵无大敌矣。”(《 商君书·错法》)，因此民众是可治理的，治理的工具就是赏和罚，而且在法家的眼中，这两种驱驰民众的方法并非同等重要，罚的力度远远大于赏，即“治国刑多而赏少，乱国赏多而刑少。 故王者刑九而赏一，削国赏九而刑一”。特别在社会动荡不安、利益纷争加剧的时代，刑罚轻缓是无法治理国家的，“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駻马，此不知之患也。”(韩非子·显学)而根据社会现实加重刑罚则会收到“ 藉刑以去刑”(《 商君书·开塞》)的目的，即“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故无刑也”(《 商君书·说民》)，“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是谓以刑去刑”而且重刑主义被包装为爱民举措，民众畏惧重刑，就不会以身试法，反而对其是一种爱护。 “夫火烈 ，民望而畏之 ，故鲜死焉，水懦弱 ， 民押而玩之 ，则多死焉 ，故宽难”(《左传，昭公二十年》)。其后虽历经汉代学者反思及批判，抛弃绝对追逐重刑的做法，但因这一思想契合封建帝国中央集权的需要而被隐蔽地保留下来，即董仲舒儒法合一，外儒内法的改造方式，剔除了绝对重刑主义过分暴虐残酷的内容，吸纳其对于君主专制集权有益的观念做法。在其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重刑思维的面目虽然大体上趋于温和，但其内核却历经王朝更迭而未曾变异，如同远古的幽灵般一直盘踞在上到执政者，下到普通民众的观念之中。 二、重刑思维的表现形式 1、复仇思想根深蒂固，重刑观念挥之不去 作为一个从封建时代到现代文明社会之间缺乏过渡时期的国家，没有经历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启蒙运动的思想洗礼，旧有观念从未被彻底抛弃，而西方舶来的人道、自由、法治等进步观念未彻底扎根于国人心中，反映在刑法领域，就是复仇思想和重刑观念的根深蒂固。我国自古就有“父之仇， 弗与共戴天; 兄弟之仇，不反兵; 交游之仇，不同国。” (《礼记·曲礼上》)的说法，从官方到民间都对复仇思想给予了相当程度的同情及宽容，而这种态度反过来又鼓励着复仇思想和行为的持续存在。在现代社会，追诉犯罪的权力原则性地属于特定的国家机关所有，不允许公民个人进行复仇。但是复仇观念并未因此无用武之地，只是变换了存在并起作用的领域而已，它仍然广泛存在于公共舆论空间。审视来今年来的社会热点，被公众及学界高度关注的刑事案件，除了少数的案件，因为脱离大众朴素正义观而被认为量刑过重以外(许霆案，“天价葡萄案”、“天价手机案”)，其余案件中，公众主导的舆论均一边倒地呈现要求对被告人处以重刑乃至死刑严惩，如张明宝案，药家鑫案，李昌奎案。 2、对立法中新增罪名及加重刑罚的强烈诉求 纵观近期的刑法修正案，对民众意见广泛听取，增设了危险驾驶罪、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组织考试作弊罪、替考罪等一系列罪名，立法的民主化程度进一步提高。此外，相对于已经被立法机关吸纳而成为刑法条文的建议，因此公众强烈呼吁刑法中增设见危不救罪，许多学者也积极为增设该罪论证。但是将扶危济困的道德义务上升到刑法中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不仅存在是否符合刑法理论自洽性的问题，而且对公民课以过高的义务，过分限制公民行为自由。 三、重刑思维的危害 1、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恶化刑事被告人的处遇。 重刑思维在严惩被告人的同时更加追求“杀一儆百”的威慑效果，相信重刑乃至死刑在整个刑罚体系甚至整个社会治理手段中具有最大的效用，“禁奸止恶，莫若重刑，禁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这种观念与费尔巴哈的心理强制论具有异曲同工之处。不能达到以刑去刑的目的，反而出现“失期当斩、举大义亦死”的尴尬局面，逼迫民众发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在司法机关的追诉惯性和民众的舆论压力下，刑事案件的被告人的正当权利被忽视和牺牲了。 2、阻碍现代法治的推进，蚕食司法改革的空间。 当代刑事法治建设具有一些普世公认的价值追求或者说评价标准，例如刑罚轻缓化、人道化、保障被告人合法权益、以未决犯不羁押为原则、严格限制死刑乃至最终废除死刑等。虽然各国因为国情不同而对刑事法治存在不同的理解，从而形成形态各异的法治建设道路，但是这些基本原则和方向是毋庸置疑的，是一个现代文明国家法治建设不可回避的问题。我国传统的有罪推定、重刑思维具有深厚的民众基础，现实的刑法运行过程各方面都或深或浅地受到这一思想的影响。 “我们的极刑主要是针对那些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行为，这就是宽严相济、区别对待、突出打击重点、少杀慎杀综合起来得出的判决”，但是因为该案被告人李昌奎奸杀少女、摔死男童的恶劣的手段和及严重的犯罪结果，相比药家鑫案有过之而无不及，公众在对比之后自然对李昌奎案的死缓判决表示抗议，终审法院不得不做出“李昌奎案不存在任何黑幕，或法官徇私枉法的问题”、“该案判决结果是经过审判委员会表决的”的声明。此前“为中国死刑判决立下创新型的标杆”的期许也显得过于乐观，这种尴尬结果准确地说并不是该案判决过轻，而是药家鑫案判决过重，在可以判处死缓的时候在强烈的死刑立即执行舆论下对后者作出了妥协，导致此后类似案件只可重不可轻的结果。这种案件恶劣的社会效应及其不利于我国限制死刑、最终废除死刑的目标实现。 3、影响国际刑事司法协作和国家形象 从具体层面来说，我国在重刑思维影响下的刑事立法及司法实践影响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广泛开展，因我国在贪污等犯罪中规定有死刑罪名，依据“死刑犯不引渡”的国际惯例，这些犯罪嫌疑人一旦潜逃境外即难以被遣送回国。我国每年实际执行死刑数一直讳莫如深，不但国际社会无从得知，国内学者对此也有“囿于缺乏司法信息等第一手研究材料而无法做到具体深入和理论联系实际，从而缺乏针对性和说服力”〔2〕的困惑。在经历共九个刑法修正案，特别是刑法修正案八、九大幅度削减死刑罪名的情况下，我国现行刑法存留的46个最高刑保有死刑的罪名中，仍然有很大的削减空间。 四、改善重刑思维的努力方向 1、增加对犯罪的宽容度 犯罪，是孤立的个人挑战社会最极端的方式。它理所当然受到社会中所有良善公民的憎恶，这种憎恶对于威慑犯罪、捕获犯罪人、对受害方给予心灵慰藉都是非常有益的。“人们对犯罪的愤恨影响与引导着社会对犯罪所作的反应，这种愤恨对社会的正义来说是不可缺少的。”〔3〕特别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拥有深厚侠义精神的国家来说，嫉恶如仇、“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都是支撑社会良好运行的动力。如同菲利的犯罪饱和理论，每个社会因其独有的政治、经济形态，必然具有与之相匹配的犯罪数量。如今的人类依旧对犯罪现象深恶痛绝，正是因为人类更加意识到人本身的价值，意识到犯罪并不是个人绝对意志自由选择的结果，意识到最好的社会政策才是最好的犯罪政策，才让我们对于犯罪人给予更多的宽容和谅解，而不是寻求用对其课以超过其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及社会危害性的重刑来抗制犯罪。 2、承认刑罚的作用的有限性 与道德、舆论、行政措施等现存的对抗犯罪的方法相比较，刑罚确实是最具强制力且威慑力的措施。一种意识上拟制的愿景。另外，刑法的运行所存在的副作用越来越被认识到，其报应犯罪的同时也刺激犯罪，预防犯罪的同时也滋生犯罪。如耶林所说“刑法如双刃之剑，用之不得其当，则国家与个人两受其害。”因此，在心理上抛弃刑法万能的思想，接受刑罚作用的有限性，宽容不仅是对犯罪行为而言，对刑法本身也需要宽容的保护，它是刑法得以良性运行的必须空间。 3、积极引导民意，创造民意与司法之间相对独立的空间 民意与司法是一个亘古常新的话题，尤其在刑法领域，民意与刑法的交互影响始终是刑法运行中不能忽视的重大课题。刑法与道德关联密切，又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因此在各部门法之中独得公众恩宠，备受媒体瞩目，特别在重大案件中想低调而不可得。在许多情况下，公众的密切关注与刑法运行呈良性互动的关系，公众与刑法的距离拉近，增加了认同与理解，刑法的价值理念与具体规范也得以传播与遵行。但重刑思维几乎与人类社会相伴而生，具有十分广泛的民意基础，稳定性极强，如果要对其予以改善，在刑事立法与司法运行中不能一味的妥协与屈从，刑法不应只是被动的反映社会，在社会变革与进步中也应有所担当，成为引领社会心理的力量。另外，刑事司法办案毕竟是极具专业性的活动，其有自身的话语体系，应当与民意保持一定的隔离，减少它对案件审理的负面影响，从前文对药家和李昌奎案的分析中，司法机关对民意的态度如草上之风，对于刑法的权威和公信力也是极大的损害。 猜你喜欢： 1. 刑法方面毕业论文3000字 2. 刑法毕业论文范文 3. 刑法毕业论文 4. 刑法方面毕业论文参考范本 5. 刑法毕业论文参考范文
刑法是规定犯罪与刑罚以及刑事责任的一系列法律规范的总和，是代表国家力量的公权力对私人的一种制裁。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刑法 毕业 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试析敲诈勒索罪认定中若干问题
论文摘要敲诈勒索犯罪的本质特点在于行为人出于非法占有目的，使用胁迫手段对他人施以精神强制，从而获取对方交付的财物。但司法实践中行为人无缘无故对他人进行敲诈勒索的情况较为少见，总是基于一定的理由或藉口，即敲诈勒索行为中又伴随着一定的行使权利行为，如何准确把握刑法对敲诈勒索罪的规定，明确敲诈勒索罪的保护法益，分辨敲诈勒索主观目的与客观行为之间的组合变化，以及区分正当行使权利行为与借行使权利之名行恐吓勒财之实之间的关系，在司法实践中显的尤为重要。
论文关键词敲诈勒索行使权力正当性可诉性
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他人实行要挟、威胁，索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我省目前的数额较大标准为1500元以上)。敲诈勒索罪的基本构成是：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他人实行要挟、威胁——对方产生恐吓心理——对方基于恐吓心理做出处分财物的决定——行为人取得财物。从刑法条文和罪状本身理解，此罪在认定上似乎没什么疑义，但在司法实践中过程中，却经常在很多问题上产生争议，同一性质的案件在不同的司法机关往往会作出截然相反的认定，笔者在下文中将结合一些真实的案例进行简要的阐述。
一、存在权益纠纷时对行为人非法占有目的如何认定
案例1：王氏兄弟和李氏父子在同一建筑工地干活，干活过程中因琐事王氏兄弟中的哥哥与李氏父子发生打架，王氏哥哥在打斗中因一不敌二受了点轻微皮肉伤，在被人劝开后，王氏哥哥认为自己被打吃了亏丢了面子，遂和其弟弟邀来其外甥等帮手，之后王氏兄弟共计五人在工地下班前将李氏父子拦截住，并采用部分言语威胁的手段索要人民币5000元现金作为被打赔偿，最后索得现金人民币3000元，让李氏父子打下欠条2000元，当时也有部分工友和包工老板在场。WWW.11665.COM当晚李氏父子回家后向亲朋好友一诉说，都认为对方是在讹诈这个钱出的冤，遂在第二天报警，警方调查核实后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将王氏兄弟刑拘。
敲诈勒索案件中，当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不存在任何权益纠纷时，一般不存在认定与适用上的困难，但在实际办案中实施敲诈勒索的一方通常都是基于一定的理由实施敲诈行为，即往往与被害人存在一定的债权债务或侵权赔偿纠纷，如案例1中王氏兄弟就是因和被敲诈勒索一方存在的一定人身侵害赔偿关系，之后采用了部分胁迫手段取得财物，而取得的财物通常肯定大于自己的实际损失，但这种索要金额超出实际损失的行为是否就一定能认定为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故意存在争议，案例中王氏兄弟中却有人被打伤属实，尽管属一点皮肉伤从治疗费用上说索要5000元赔偿显的有点多，但也不是绝对没有道理，因为一个人被打既有肉体上的损伤也有人格上的羞辱，从精神损害赔偿的角度索要5000元也有获得法律支持的可能性，退一步说即使达不到法律支持，但其仍有提出主张的权利，比如王氏兄弟向法院起诉要求李氏父子作出其5千元甚至是5万元的赔偿显然也是被允许的，既然从诉讼程序都能被接受，为什么在私力救济程序中就不能主张，显然在此案中不能简单以王氏兄弟的提出的索赔额过大就因此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笔者认为，在存在权益纠纷的敲诈勒索案件中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可根据以下两点作参考：(1)主张的权利是否具有可诉性;(2)主张的权利具有民间道义上的正当性;所谓权利的可诉性即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可能会受到法律的支持，民间道义上的正当性，是指尽管这种权利主张不会得到法律支持，但在民间普遍存在，具备一定的正当性，比如说赌债、高利贷欠款等。如果主张的权利属真实存在且具备上述两点特性之一，就不能简单的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其实在两高的司法解释中已经有这样的先例，比如对高利放贷者以绑架、非法拘禁的方式讨要高利债，就不能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二、敲诈勒索中手段上的正当性是否影响定罪
案例2：一天小镇上的胡某发现自己的一辆电瓶摩托车被盗，当即邀了两个好友一起去找车，竟然真的在一条马路边发现了自己的被盗车辆，其后该三人躲在车子附近，当小偷周某来拿车时被这三人抓住，小偷央求不要报警，胡某三人便以此为要挟条件向小偷索要5000元人民币，之后小偷周某筹钱无果后自己托家人选择了报警，胡某三人也因此被警方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刑拘。
在敲诈勒索罪中，进行敲诈勒索的手法通常是暴力威胁(也包含轻微暴力)和要挟两种方式，前一种以暴力威胁的方式实现，就手段本身来说显然就是不合法、不正当的，但要挟的手段有很多种，有揭露隐私、丑闻、举报违法犯罪事实、公布不雅照片视频、向媒体曝光真相等，这其中包括合法手段和非法手段，如案例2中胡某等人采取的要挟手段是报警，从手段本身来说是合法正当的，但手段本身的正当性并不影响对胡某等人构成敲诈勒索犯罪的性质认定。因为敲诈勒索罪从本质上一种财产性犯罪，罪恶本质主要体现于非法攫取他人的财产权，一切手段都是为目的服务，当目的不正当时讨论手段本身是否正当已没有多大意义，这时只需讨论手段本身是否对被勒索对象产生了心理上的强制力。当然也不能说手段的正当合法与否对构罪认定完全无影响，笔者认为，当案件中的行为人在非法占有故意上存在疑问，或者说行为人的勒要财物行为在目的上介于正当和不正当之间，这时手段正当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定罪，笔者在后面还会论述到。
三、消费者维权过程中伴有敲诈勒索行为如何认定
案例3：2006年2月，首都经贸大学黄静购买了一台华硕 笔记本 电脑。买回后电脑运行出现问题，黄静将笔记本送回公司检修后仍不能正常使用，随后黄静请朋友帮忙检修电脑时得知其买回的电脑是检测版的 cpu ，按法律规定不受保证也不得销售。得知此事黄静非常气愤并找到周某作为其代理人与华硕公司进行谈判，周某提出要求华硕公司向黄静作出500万美元的惩罚性赔偿要求，如不接受其将就此事向法院起诉该公司并将此事向媒体披露。此要求遭到华硕公司拒绝，当二人第二次来到华硕公司时，北京市某公安分局将二人刑事拘留。2007年11月9日，海淀区检察院向黄某作出不起诉决定书。2008年6月5日，黄静向海淀区检察院提出刑事赔偿申请。2008年9月22日，检察院做出刑事赔偿决定书，决定赔偿黄静29197.14元。在该决定书中指出“黄静采取向媒体曝光，将华硕公司使用测试版cpu的问题公之于众的方式与华硕公司谈判赔偿的方式，虽然带有要挟的意味，但与敲诈勒索罪中的‘胁迫’有本质的区别。黄静在自己的权益遭到侵犯后以曝光的方式赔偿，并不是一种侵害行为，而是维权行为，索要500万美元属于维权过度但不是敲诈勒索。”
案例3是一个在网络上广受评议的真实案件，笔者认为此案也是在敲诈勒索罪认定中一个可供参考的标杆性案件。从网上大众网友评议及专家学者们的论述看，几乎都认为一边倒的支持黄静，认为黄静等人的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犯罪，但对于其不构罪的法律理由却大都语焉不详或很难让人信服，多数学者的观点认为和检察院刑事赔偿决定书中的论述理由相近，即认为黄静等人之所以不构罪是因为黄静等人的行为是一种消费者维权行为，采用的要挟手段只是向媒体曝光，属于正当手段。虽然笔者也赞同黄静等人无罪，但确认为上述理由没有点出问题实质。笔者认为消费者维权并不是使犯罪行为得以豁免的法定理由，可以说任何行业任何人的维权行为超出必要的界限照样可以构成犯罪，消费者维权也不例外。从黄静等人索要金额看显然也大大超出其实际损失，主观故意上存在非法占有故意的可能，从要挟手段上说尽管正当，但如本文前文所述，要挟手段合法正当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影响构罪认定，如案例2中胡某等人的行为，所以仅是从敲诈勒索罪的罪状条文本身看，黄静等人的行为从形式上完全符合。
笔者认为黄静等人的行为之所以难以构罪，是出于以下理由：
1.这类维权行为本质上是一种行使权利行为。这种敲诈勒索行为是基于行使一定的正当权利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犯罪，在中外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在刑法理论上有三种学说：无罪说、胁迫罪说和有罪说。无罪说认为，具有正当权利的人，即使将胁迫作为实现权利的手段，也不宜认定为犯罪，因为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胁迫罪说认为，刑法设立财产犯罪是为了保护私法上的权利关系，既然行为人具有接受对方交付的财物的权利，而且只要是基于交付者的意思而交付的财物，对方就不存在财产上的损害，因而不成立财产犯罪。但是，其行使权利的手段超出了法律允许的范围，在国外刑法可构成胁迫罪;有罪说认为，既然行为人使用胁迫手段，使他人基于恐惧心理而交付财物，那么，就侵害了其对财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这一本权的事实上的机能，产生了财产上的损害，具有构成敲诈勒索罪的可能性。
笔者认为对行使权利行为持有限度的无罪说，即行使权利行为不构罪应符合限度两个条件：(1)所行使的权利具有一定可诉性或正当性，即权利内容可能获得法律的支持或可为民间大众所接受。这点在前文已阐述过，其实本质上说案例1和案例3在案件性质上是相似的，行为人都是一种行使权利行为，且该权利基础具有可诉性和正当性，所以客观上成为认定其非法占有故意的阻却事由，而案例2中却恰恰缺少这一阻却事由;(2)行使权利的手段具有相当性，能为社会大众所容忍，私力救济行为没超过必要限度。即行使权利的手段如果超出必要限度，一方面手段本身可能构成犯罪，另一方面使行使权利行为整体上丧失正当性。比如假设案例1中王氏兄弟等人以暴力、非法拘禁方式索要医药费赔偿，则行为本身可能构成故意伤害罪、非法拘禁罪，假设案例3中黄静等人仅是以手中持有华硕高层领导的个人艳照、隐私作为谈判筹码索要赔偿，则可能使案件性质发生根本性的转化，因为这些行使权利的手段已经超出了社会大众的容忍度，影响了对其权利本身正当性的评判。
2.这类维权行为本质上不具有社会危害性。任何犯罪都是危害社会的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是认定一行为构成犯罪的基础。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商品化的社会，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提供各种商品和服务的企业也是也越来越大越专业，普通消费者和大企业在交易过程中更加的处于信息不对称、地位不平等的弱势地位。尽管案例3中黄静等人提出了天价赔偿，主观上具有一定恶的成份，但这类维权行为是处于弱势地位下的非对称性抗争，即使行为本身有所出格也能达到社会大众所包容，因为从本质上说这类行为是促进了生产服务者提高产品服务质量、诚信合法经营，惩罚了欺诈者，使更多的消费者免遭同类遭遇，是在促进和维护社会公益，从行为本身看不出一丝的社会危害性。
浅谈罚金刑数额立法模式的优化途径
摘要：当前，我过的罚金刑适用范围逐步扩大，罚金刑数额立法逐步改进，但对于罚金刑数额的规定并非尽善尽美。对此，应结合我国的实际需要和现实可能性进行完善，即逐步减少无限额罚金制的适用;增强限额罚金制与自由刑的协调性
关键词：罚金刑自由刑数额立法模式
一、逐步减少无限额罚金制
无限额罚金制，不符合刑法的相对确定性原则，弊大于利。我国刑法规定了大量的无限额罚金制，弊病重重。实践中，我国最高院和一些地 方法 院早已有了取代无限额罚金制的尝试。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将盗窃罪的无限额罚金制改为了倍比罚金制和限额罚金制。此立法改进在司法实践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经济犯罪案件适用财产刑几个问题的讨论纪要》中规定：个人罚金的最高数额，有犯罪数额或违法所得的，为犯罪数额或违法所得的五倍;没有犯罪数额或违法所得的，为一万元或犯罪分子所在地的年人均收入的三倍。但毒品犯罪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经济犯罪除外。可见，江苏省高院在罚金数额的确定上也采用了限额罚金制和倍比罚金制取代无限额罚金制。
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在刑法总则中对自然人犯罪的罚金刑数额规定一个总的最高和最低限额，并规定例外情形，如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贪利性犯罪不在此限。最高限额和最低限额为多少则要根据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居民的收入水平而定。在分则中，对具体的犯罪，可以对同一类的犯罪规定相同的立法模式，如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为亲友非法牟利罪和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等同属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的可以适用限额罚金制;侵犯著作权罪均可规定限额罚金制度;扰乱市场秩序罪可规定倍比罚金制。对侵犯财产罪则可沿用关于盗窃罪的司法解释规定，对其处以一千元以上涉罪数额(抢劫数额、敲诈勒索数额、数额、抢夺数额等)的二倍以下罚金，没有涉罪数额或无法计算的，则处以一千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危害国防利益罪、贪污贿赂罪都可规定限额罚金制度。
对于《刑法修正案(八)》新增的无限额罚金制规定，应当尽快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细化操作标准，以确保新规的顺利实施。对敲诈勒索罪和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可以按照上文的方式规定罚金刑;对属于危害税收征管罪的持有伪造发票罪可以规定限额罚金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对生产、销售假药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笔者认为仍可以按原来的规定处销售金额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但对于危害特别的严重的可以不受此限。寻衅滋事罪、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危险驾驶罪和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罪均可规定限额罚金制，具体应适用什么幅度的罚金，将在下文论述。
二、完善限额罚金制
我国的限额罚金制主要存在数额高、幅度大、不协调等问题。笔者认为，首先要确定合理的罚金数额上下限。对于限额罚金刑数额的上限，目前我国刑法的规定是五十万，综合考虑我国当前居民的收入水平、将来一段时间经济发展的水平和控制犯罪的需要，维持这一上限尚可。至于罚金数额的下限，则应与行政罚款相衔接。罚金刑与行政罚款的性质截然不同，但二者并非毫无关系。某一行为因其程度的轻重分别构成犯罪和违法，所处的罚金(特别是单处罚金的情形)必然高于罚款数，至少应当与罚款数保持一致。我们可以根据行政罚款的上限来确定限额罚金的下限，对同样或类似的犯罪行为应适用高于一般违法行为的罚金数额，对我国刑法中个别犯罪的罚金数额与罚款倒挂的条文予以修改。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第61条规定：协助组织或者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处1千元以上5千元以下罚款。第67条规定：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千元以下罚款。那么，与此相对应的刑法中的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的罚金数额则应当规定在五千元以上。目前我国的行政罚款上限一般为一千元，因此对于没有相应的行政罚款可供参考或相应的行政罚款较低的犯罪，其罚金数额下限可规定为一千元，这与司法解释的规定也是一致的。如此规定罚金刑的下限，既能体现罚金的刑事惩罚性，又可避免罚金的起刑点过高，也增强了刑法的协调性。
其次，要在罚金刑数额和自由刑刑期之间确立一定的比值关系。我国限额罚金刑的数额幅度具有一定的随意性，与自由刑刑期的关系不明显。如果犯罪人在判决前被羁押，结果被判处罚金，现行羁押的日期该如何折抵罚金?在规定了自由刑并科或选科罚金刑的情况下，并科罚金刑数额与选科罚金刑数额怎样以示区别?这些问题表明自由刑与罚金刑并非是相互割裂的两种刑罚。而且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人的罪行轻重和刑事责任的大小相适应，自由刑与罚金刑均为承担刑事责任的方式，在量刑情节一致的情况下，它们之间就必然存在对等关系，这为它们的相互换算提供了理论支撑。从国外的立法来看，在自由刑刑期与罚金刑数额之间进行换算、折抵也是可行的。如法国新刑法典中，对于一般的犯罪，平均每一年监禁所并科的罚金数额为1.5万欧元，每增加一年的监禁刑，与之并科的罚金数额也随之增加1.5万欧元，形成一定的比例。因此，我们应当抛开“以钱赎刑”的顾虑，在罚金刑与自由刑之间设置合理的比例。
应当设置怎样的比例才合理呢?对此，有学者认为可以从我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中获得启示：《国家赔偿法》第26条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在特定情形下对监禁刑的金钱价值评断，那么一年监禁刑就和收入扣除基本生活费的差相当。有学者则借鉴俄罗斯刑法的规定，认为1年有期徒刑的犯罪，应规定并处或单处6个月工资收入或其他收入的罚金或最低月劳动报酬10倍的罚金。上述两种方法均有可取之处，至于我国刑法该如何确定自由刑与罚金刑的比例，则需要进行大量的理论和实践的摸索检验。
总之，对自由刑与罚金刑的搭配设置，既要能实现对犯罪的报应，又不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在自由刑与罚金刑并科时，应当以二者的强度共同体现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因此，我国刑法应在分则条文中使自由刑与罚金刑有一定的比例关系，随着自由刑刑期的变化，相应的罚金刑数额也应当按比例变化，从而改变我国罚金数额幅度设置无规律可循的问题。对危害公共安全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以及贪污贿赂罪等，我们在规定限额罚金制时，可以体现这种有序性，如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可对应一万以上五万以下罚金，二年以上七年以下、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可对应一万以上十万以下，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可对应二万以上二十万以下等。当然，对于走私、贩毒等经济犯罪，应当作例外规定。因此，对《刑法修正案(八)》中的危险驾驶罪的罚金可限定为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寻衅滋事罪的罚金可限定为一万以上十万以下，参加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罪，积极参加的，罚金可限定为一万以上十万以下，其他参加的，可为一万以上五万以下。
针对我国限额罚金数额幅度过大、限额罚金制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完善裁量方法以及适时颁布刑法修正案予以克服。当经济发展繁荣，货币大幅贬值以致罚金刑惩罚功能失效时，可以适当提高罚金数额，使罚金数额能与经济发展状况相匹配，以确保罚金刑功效的发挥。
三、改进倍比罚金制
倍比罚金制主要的问题是难以明确所选择的参照基准和比例与社会危害程度的关系，因此，有学者主张改革现行的倍比罚金制，适用“新型倍比罚金制”。所谓“新型倍比罚金制”即以犯罪人的年总收入作为基数，再在刑法分则条文中对某种情节的犯罪明确规定按此基数的倍数或百分数来确定罚金数额。④笔者认为，倍比罚金制虽然有不尽合理之处，但是在我国现阶段它仍有存在的意义，不宜立即废除。“新型倍比罚金制”设置了统一的参照基准，并与犯罪人的经济状况挂钩，避免了参照基准选择难的问题。在参照基数的确定上，必要时应当全面考虑犯罪涉及的多种数额，如违法所得额、造成损失额、销售金额等，择其中对量刑影响最大的数额作为参照基数。
倍比罚金制的倍数或比例的设置则应当满足刑罚梯度的要求，一方面应当避免对同一犯罪的轻行为和重行为设置同样的倍数或比例，另一方面应当避免设置的罚金比例低于行政罚款。正如有学者认为的，基于报应应符合等价性要求的理由，罚金刑应该满足刑罚的梯度要求，从而实现罪刑相适应，否则其为不正当。罚金比例的设置应当与犯罪情节所反映的社会危害性相适应，对不同严重程度的犯罪行为所设定的罚金比率应当具有一定的差异。过失犯罪的罚金比例应当低于故意犯罪，情节一般的犯罪的罚金应当低于情节严重的犯罪。
总之，借鉴国外立法，在我国确立以限额罚金制为主，倍比罚金制和无限额罚金制为补充的罚金刑数额立法模式格局，基本符合当前我国的现实需要。在今后的立法修改过程中，我们还应当注意吸取美国量刑指南式罚金的精细、俄罗斯收入罚金制的周密、欧洲日额罚金制的平等，逐步改进和创新我国的罚金刑数额立法，使我国多样化的罚金刑数额立法体系更趋完善。
只是建议 网上怎么会找不到呢？要不到书店看看吧。竞争法宗旨探讨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06-09-30 12:00:00 ] 作者：雷驰 编辑：studa20摘要： 本文探讨了竞争在市场经济社会中的经济上和伦理上的作用，以此说明竞争机制的维护在竞争法中的重要价值；在对竞争法中其他目标地位的探讨基础上，说明应当维护竞争机制的优先地位，同时兼顾其他价值和利益，而且对后者的肯定是在不明显反竞争或者采取对竞争限制最小的方式为前提——这才是竞争法的宗旨，而对消费者的保护是落实竞争法根本宗旨的手段。 引 言 竞争法及其适用被认为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笔者认为这种不确定性一方面来源于事实判断的复杂性（比如，经营者的某行为对竞争、市场结构以及市场各参与方利益所产生影响的判断）；另一方面来源于价值判断的相对性，因为通常认为竞争法所追求的目标是多元的，包括维护市场竞争机制、保护消费者利益以及对其他社会经济目标的追求等，当具体到某一特定案件特别是当不同目标发生冲突时进行价值排序、利益衡量就是一个难题。但是作为一部实际运行的法律，竞争法应该便于法官准确适用、便于经营者准确预测自己的行为是否违反了法律规定。因而在此处，便有了一种对于确定性的诉求，至少是相对的确定性。本文将从竞争法宗旨i入手，力图通过对其分析探讨找到寻求确定性的钥匙。 从竞争在经济上和伦理上的作用说起 “竞争”一词我们在多种场合用到，当将竞争与合作相对时，可以看到竞争中主体之间的对抗性和利益对立性。台湾地区“公平交易法”第四条对“竞争”做了如下定义：“本法所称竞争，谓二以上事业在市场上以较有利之价格、数量、品质、服务或其他条件，争取交易机会之行为”。从该定义中我们就可以看到竞争的上述特性，而且更明确了竞争必定是存在于多个独立的利益主体间的，只有一个利益主体是不存在竞争的。此外还可进一步发现，这多个独立的利益主体在争夺交易机会时决定采取何种策略（比如提供什么产品或服务、制定多高的价格等等）时是分散的。至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竞争是与市场经济紧密相连的行为，因为后者就是多个买者和卖者在相互交易时通过他们的分散决策配置资源的经济。ii所以，竞争在经济中的作用是指其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 竞争就其本质来说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应当被看作是“一系列事件的连续”，在现实生活中，任何时候一般都只有一个生产者能以最低的成本制造某一特定产品，而且事实上能以低于仅次于他的成功竞争者的成本售出，但当他在试图扩大其市场时常常被他人赶上，而后来者又会被他人赶上而无法占领整个市场……iii这样，竞争过程就可以产生两个效果：一是商品和服务的最低价格；二是消费者对商品和服务的类型及质量有自由选择的余地，iv从而使得竞争被认为是最理想的资源分配手段。而且分散决策减少了昂贵的错误风险，因为部分企业的错误决策可以在整个市场得到抵消和化解，而同样的错误在中央集中管理的计划经济或者当政府制定产业计划时是要付出很高代价的v，对于每一个企业来说也是无力作出调整的。另外，竞争还有利于促进所谓动态效率，即促进创新与技术进步。所以，保护一个不受歪曲的竞争制度在一个社会中应当享有优先地位。 对于竞争在伦理上的作用，亚当•斯密做过很精辟的说明，他认为人的自私，尤其是商人的自私确有许多应该受到谴责的地方；但他认为，在竞争的作用下这一欲望会去掉其对社会有害的成分，并且由于与效益原则、节俭的愿望以及勤劳相结合而成为一种人们不得不予以社会和道德上承认的美德。vi这个道理不难理解，傅立叶曾说过，医生希望自己的同胞患寒热病，律师希望每个家庭都发生诉讼，建筑商希望大火烧掉城市的四分之一，玻璃商希望冰雹砸碎所有人家的玻璃窗，这是受到道德谴责的；但是当存在竞争时，这些玻璃商、建筑商们会绞尽脑汁提供消费者所需要的商品，同时也会尽全力节约成本、降低价格，哪怕这种价格只降低至恰好使竞争对手退出其生产领域，它也使得消费者受益，同时也实现了社会资源的节约。在古典经济哲学中，只有消费者的利益是唯一具有直接存在合理性的经济利益，生产者的利益只有在需要它增进消费者的利益时才应被顾及，因而只具有间接存在的合理性。vii 另一方面，就经营者自身而言，它在享有盈利机会的同时，也无可避免地接受了亏损、退出经营的风险，而后者换来了前者的合法性，“竞争是自由的收益导向经济的道德准则”。viii那种一边要求得到追求收益的自由，一边又享有压制竞争ix的权力的存在状态或制度安排，解除了效益原则对私人收益追求的约束，损伤的不仅是制度本身运行的效力，也导致了制度耐以存在的道德基础的丧失。从另一角度来说，对于享有压制竞争权力的居于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无论是因为法律规定或者通过正当经济竞争取得的，其追求收益的自由是应当在一定范围内受到限制的，这也是反垄断法规制居于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限制其某些如处在自由竞争状态下应当享有的自由的道德基础。 当19世纪晚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集中、大型企业不断出现，人们认可它们所带来的高效率，同时畏惧它们所拥有的经济和政治权力，为了保留其优势、限制其经济权力的滥用美国反托拉斯法诞生，并成为美国的“社会信仰”；x二战后这种思想也在为建立统一市场的欧共体树立，xi并为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国家所普遍接受。与此同时，反不正当竞争法也不再只是单纯保护竞争对手个体权益的特殊民事侵权法，它也同时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秩序，与反垄断法一道维护着正当竞争和自由竞争机制的正常发挥。xii 另外，经济竞争还被认为是导向拥有个人自由的民主社会的必要条件。可见，竞争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具有基础性的作用，维护竞争机制就是竞争法的首要任务。在一般情况下，某一市场行为合法性的判断就看其是促进竞争（pro-competitive）的还是反竞争（anti-competitive）的。 非竞争因素在竞争法及其适用中的地位 竞争机制的运行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像所有其他制度一样都会有制度运行成本。 在19世纪的最后二十几年，全世界商品价格普遍下滑，各国公司纷纷组成卡特尔以抵抗这种下滑。1897年德国帝国法院认为，“如果价格持续走低，以致于经济崩溃威胁到企业家生存，那么他们的卡特尔联盟不仅仅是一种寻求自保的合理手段，而且是一种维护整体利益的措施。” 20世纪20-30年代的大萧条使得金本位的货币体系崩溃，各国纷纷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实行货币贬值，国际市场收缩使得出口商走向了联合，大多数国家政府也都支持卡特尔的发展。xiii而且学界和政府普遍认为卡特尔是一种“更高级的”经济组织形式，它以合作制度取代了野蛮的竞争xiv——这种对卡特尔的赞扬在1945年前的欧洲大陆工业国中是普遍存在的。同时期的美国，《谢尔曼法》在其颁布的最初十年（1890-1901年）以及从一战开始到罗斯福“新政”后期以前的若干年中，并没有得到有力的执行。xv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国内市场的萎缩、币值不稳定、出口受限以及政治前景的不明朗，都将导致一国无法实行竞争机制，或者说无法承受竞争带来的风险。 竞争带来的风险在社会正常情况下也是存在的，这也可看作是竞争机制的运行成本，而且对这种风险的不同认识导致了欧洲和美国两种不同的竞争意识，即所谓的“正当竞争”和“经济竞争”。xvi在前者看来，竞争的对抗可能会威胁群体的凝聚力，如果对抗是群体中的突出关系，则集体团结就会被破坏；而且，在竞争中败下阵来的“多余”企业能否平稳退出经营，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xvii往往经济的发展需要劳动者作出至少是暂时的牺牲，所以为了保持凝聚力，就应调和竞争者之间的关系（尤指禁止用非法手段在经营中获利），并且避免消费者利益因竞争者的对立而受损，同时对竞争给生产者利益带来的影响予以更多的关注，因为降低失业率也是社会发展的目标。在后者看来，效率是第一位的，不寻求对于消费者的特别保护，消费者被认为是根据理性行事；同时对于竞争者也没有必要给予更多的保护，xviii只要他们能用其产品或服务的优势赢得消费者，就能获得成功；权力机构不再试图消除团体内的对抗，寻求凝聚力的途径更多是通过可用物资，只要生产了足够的物资，就可以有令人满意的凝聚力。xix 美国的经济竞争的观念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逐渐在欧洲盛行，特别是伴随着欧共体一体化进程加快，所谓没有竞争就没有共同体市场。xx1994年德国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此次修订被称为是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解除管制”，xxi删除了1986年才加入的关于禁止经营者在广告宣传中声称限量向消费者供应以及禁止在广告宣传中做新旧价格对比等规定。 另外，现代社会全球竞争加剧，国家被塑造为所谓“竞争性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成为具有明显自主性的实体，是有着独立目标和利益的社会行动者。xxii那些国家认为对于国民经济发展较为重要的产业，为了加强其竞争力，国家会制定扶植促进其发展的产业政策。xxiii然而任何一个产业政策都会导致对市场现存结构的改变，影响市场竞争，例如1997年在美国波音公司和麦道公司合并的情况下，欧共体有些人士提出欧共体是否有必要根据竞争法的规定抵制共同体内航天航空工业企业之间的合并，从欧共体产业政策出发答案似乎是否定的，但是从竞争法角度来看，那些能导致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合并是应当加以禁止的。这里就涉及到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冲突的问题。 产业政策的实施有对社会有益的一面，但也有一些本身无法克服的问题。首先，产业政策的制定是政府主观判断的结果，因而具有一切中央集中管理经济的弊端和政策（政府失灵）的可能性，同时还会导致个别企业为了争取有利政策进行权力寻租；其次，产业政策扶植个别产业、个别企业，会导致市场竞争的不公平。鉴于此，欧共体委员提出产业政策应当以竞争为导向，并将其产业政策称为“积极的竞争政策”，旨在推动建立一个有竞争力的市场结构以实现社会资源更合理的配置；xxiv在20世纪80年代有些人呼吁美国应该建立一个类似日本MITI的部门以更好地协调美国企业间的行为，尤其是对高科技产业，而当90年代日本经济陷入长期的不景气而美国经济复苏并保持强劲增长时，此种呼声也渐渐销声匿迹。xxv 此外还有一些社会目标的追求，表面上看与竞争及效率因素无关，其实从本质上看是符合促进竞争的宗旨的。比如沃伦法官说反托拉斯法不保护竞争者，但15年后（即1977年）美国最高法院的Thurgood Marshall法官在另一案件中说，国会对集中的控制是有保护小企业的意图。xxvi因为大规模的生产和销售的出现一方面降低了成本，但另一方面也限制了中小企业的交易机会且增加了市场进入障碍。对集中的控制便可看作是对后者的保护，同时也有利于社会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非集中化——即通过促进竞争的方式来实现对上述法益的保护和目标的实现。 从以上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一些结论： 首先，竞争法适用的前提是一个良好市场经济秩序的存在，它与那种经济大萧条和整体经济面临崩溃边缘的情形相对，所以危机卡特尔一般是得到反垄断豁免的。但需要明确的是，经济运行周期中正常的经济回落和不景气状态是不排斥竞争法的适用，因为经营者本来就应当在经济危机阶段以低于成本的价格生产，在景气阶段通过盈利价格补回危机阶段的亏损并进行积累以应对将来的危机。那种当一个行业处于不景气阶段就要求卡特尔豁免的做法，是违背竞争法的宗旨的，他们抱怨如果展开竞争就会带来毁灭性的结果，广大中小企业面临破产，于是制定声称合理的价格以排斥价格竞争。xxvii这种固定价格的做法只是保护了效益差的企业，延缓其退出市场的过程，同时损害了优秀企业的脱颖而出，竞争机制本来具备的优胜劣汰功能得不到发挥。 其次，维护竞争机制毫无疑问是竞争法的目标；同时消费者保护、就业以及国家产业政策目标的实现等等也是其无法忽视的因素，但是从长期和整体来看，良好的竞争机制的维护是对这些因素保护的最佳方式，从欧共体和美国竞争法的发展过程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再次，在竞争法范围内，上述诸多因素中竞争因素应当予以优先考虑。这种优先考虑包含如下两层含义。第一，明显的反竞争行为应当予以禁止，而无需更多考察其他因素，这是竞争因素相对于其他因素的价值优越性的表现，在美国反托拉斯法律制度中，对这种类型的行为是适用本身违法原则，而欧共体等大陆法系国家则在成文法中以类型化的方式对其加以禁止。第二，某些行为对竞争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但是因符合产业政策等原因带来了社会效益的提升（竞争机制与各目标间冲突的具体形式），这时，应当考虑为了实现所欲目标，对竞争的限制是否不可避免；如果无法避免是否采取了对竞争限制最小的方式为之，即适用比例原则或者是尽可能微小限制原则——即不仅要求目的合法，而且要求手段正当。xxviii在美国适用合理原则由法官判断此类行为的合法性；大陆法系国家立法上规定了适用除外制度，法官通过上述分析对行为加以识别，以决定是否适用除外制度。上述两层含义的总和也就是竞争法的宗旨，是在竞争法领域对行为进行定性的标准。 消费者保护在竞争法中的地位——竞争法宗旨的落实 消费者保护或者说消费者福利最大化往往被认为是竞争法所追求的社会目标，xxix但是需要明确的是此处的消费者究竟是消费者保护法所指称的与经营者交易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体，还是经济学计算消费者福祉（经济效率）时所指称的一个抽象的群体，显然竞争法中所指称和关注的是后者。 经营者相互竞争的实质是争夺交易机会，从根本上说是争夺与消费者缔约的机会，只有最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企业才能在竞争中赢利——这是维护竞争机制的现实层面的表达，通过消费者的选择去实现竞争机制的功能。而竞争法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就是保障消费者的选择权。 保障选择权应当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选择的可能，二是选择不被外界不正当误导、蒙蔽。要使得选择有可能，就应当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控制经营者集中、防止它们共谋排斥实质性竞争；要实现后者，就要求禁止经营者的违反商业伦理道德的行为。而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去维护竞争机制，在现实层面它们也实现了统一，也是从这个说消费者保护是竞争法宗旨的落实。 结 语 柏克（R.Bork）法官曾说过只有将竞争法是要达到什么目的的问题解决了，形成一种前后一致的实体规则才有可能。xxx本文就是想解决这一前提性问题，寻求一种观察、判断竞争法领域现象的确定性的方法。本文通过一系列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维护竞争机制是竞争法的优先价值，现实中通过保护消费者选择权来实现并在竞争立法中得到体现，当为了实现其他合理目标时应当采取对竞争限制最小的方式为之。 注释： i 本文区分“目标”和“宗旨”，后者是对前者进行考量、对多个目标加以价值排序的结果，对实际操作更具指导意义，提供一种相对确定的标准 ii [美]曼昆：《经济学原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iii [英]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49页 iv [美]马歇尔•霍华德著，孙南申译：《美国反托拉斯法与贸易法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 v 日本在战后制定的产业政策被认为是其经济奇迹的原因之一，但政府控制过多未必没有负面影响，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不景气不能说与此无关。 vi 转引自[德]法兰茨•波姆：《竞争性经济过程的政权外（“自然的”）法则》，见[德]何梦笔主编，庞健、冯兴元译：《德国秩序政策理论与实践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6页 vii 法兰茨•波姆文，见前引书第88页 viii 法兰茨•波姆文，见前引书第92页 ix 压制竞争的目的既是为了获得更多的高额利润，也是为了获得更大的生存保障 x Wyatt Wells， Antitrust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Postwar Worl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2002， p.1 xi 王晓晔：《欧共体竞争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 xii 邵建东：《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页 xiii Wyatt Wells， Antitrust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Postwar Worl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02， p.5，6，8，11 xiv Wyatt Wells，Antitrust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Postwar World ，p.9 xv 文学国：《滥用与规制——反垄断法对企业滥用市场优势地位行为之规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92-94页 xvi [比]保罗•纽尔著，刘利译：《竞争与法律——权力机构、企业和消费者所处的地位》，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xvii 法兰茨•波姆文，见前引书第94页 xviii 即沃伦法官的那句名言，竞争法是保护竞争，而非竞争者 xix [比]保罗•纽尔著，刘利译：《竞争与法律——权力机构、企业和消费者所处的地位》，第6页 xx 王晓晔：《欧共体竞争法》，第23页 xxi 邵建东：《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研究》，第13页 xxii 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社会结构转型课题组：《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潜在危机》，《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5期第2页 xxiii 此处的产业政策主要是指积极的产业政策（即具有塑造性），仅维持现状的消极产业政策主要是指上文中提到的对于劳动者和生产者的关注 xxiv 王晓晔：《欧共体竞争法》，第39-41页 xxv 文学国：《滥用与规制——反垄断法对企业滥用市场优势地位行为之规制》，第51页 xxvi Ernest Gellhorn， William E.Kovacic， Antitrust Law and Economics in a nutshell， West Group， 1994， p.35 xxvii 《谢尔曼法》颁布后，美国最高法院于19世纪末受理了几个著名的关于固定价格的案例，其中“泛密苏里运输协会案”、“联合交通运输协会案”中被告均作此申辩，但没有为法官采纳 xxviii [德]卡尔•拉伦茨著，陈爱娥译：《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85-286页 xxix 文学国：《滥用与规制——反垄断法对企业滥用市场优势地位行为之规制》，第52页 xxx 转引自Ernest Gellhorn， William E.Kovacic， Antitrust Law and Economics in a nutshell， p.32
这样的论文也不是谁能随随便便就能写出来的哦，要查很多资料多看点书才行的。。。
最后，检察官制度的不同也是两大法系检察机关的显著区别之一。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检察官选任途径的不同。英美法系的检察官一般来自律师，而大陆法系的检察官则是国家作为“法律人”（或称法律家、法曹，包括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等）之一专门培养的，法学院的毕业生经过1至2次司法考试和一定期限的司法实习，便可自由选择是作检察官还是作法官、律师。 其二，检察官保障制度和社会地位不同。大陆法系检察官享有近似于法官的身份、经济和特权保障，因为大陆法系检察官和法官地位一样，俗称检察官为“站着的法官”，而审判官为“坐着的法官”；而英美法系检察官则是作为普通行政人员来管理的。法国和德国检察官实行单独的工资等级和标准，检察官和法官工资水平一致，其工资起点与较高级公务员工资起点相当。法国规定检察官的退休年龄为65岁，而普通公务员的退休年龄为60岁。与此相适应，大陆法系检察官的社会地位高于英美法系。 其三，检察官队伍稳定程序不同。大陆法系检察官是专职培养的，且保障制度较好，社会地位较高，因而检察队伍比较稳定；而英美法系的检察官队伍则不然。英国虽自1986年起建立了统一的检察机构，但是对于检察官决定起诉的案件，他们只能在治安法院出庭支持公诉，在刑事法院、高等法院等则必须聘请大律师出庭支持公诉，因而出庭公诉人员固定性差。（注：《关于英国刑事诉讼的考察报告》，1988年中国刑事诉讼制度考察团，第15页。）美国检察官队伍流动性也非常大，其原因有两点：一是美国检察官薪水和社会地位比法官和私人律师都低，检察工作没有吸引力，检察人员往往只把检察工作作为以后从事其它工作积累经验和资本的“跳板”而不是将其作为永久性职业；二是美国检察官任期只有四年，与政党共进退；每新总统上台都会重新任命本党人员作为检察官来替换原来的检察人员，对整个检察系统实行“大换血”，从而极大地影响着检察官队伍的稳定性。 二、两大法系国家检察机关差异成因之分析 每一事物的形成都是有其历史和现实基础的，两大法系国家检察机关差异的形成，也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据和现实基础。究其成因，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检察制度产生发展方面的原因。检察制度最早产生于何国，有三种观点：一是认为起源于法国；二是认为起源于英国；三是认为当代检察制度有两种不同的起源（中国除外）：英美法系国家的检察制度起源于英国，大陆法系国家的检察制度起源于法国。笔者认为第三种观点更为准确。检察制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是相当复杂的。概括而言，在英美法系国家，早期主要是美国受英国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了其它国家的影响），后期则主要是英国受美国的影响，特别是英国1985年的《犯罪起诉法》受美国影响很大。大陆法系国家检察制度，也存在类似交互影响的情况。此外，两大法系这间也有相互借鉴。 法国的检察制度萌芽于十二世纪。当时法国领主权力很大，国王的权力受到极大限制，为加强中央集权，国王采取的措施之一是设立代理人。国王代理人在代理国王处理私人事务的同时，还负有在地方领主的土地上监督国王法律实施的职责。这种国王代理人，即为以后的检察官。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法国，检察官自产生之日起就承担有类似于现代的法律监督职能。13世纪中叶至15世纪初期，法国法律明确规定国王代理人承担以下监督事项：代理国王监督赎金的缴纳是否合理；监督没收财产及其它判决的执行。15世纪以后，检察官除负责刑事案件的侦查和起诉，还行使以下监督职权：监督诉讼的提起及进程；监督地方官员是否竭尽职守；确保国库之收入；检查制度量衡；决定面包售价；监视图书馆和法科大学。（注：程荣斌《检察制度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8—20页。）与法国不同，英国的检察官自其产生之日起，就只是作为国王的法定代理人，向国王提供法律咨询和参与诉讼，而不承担法律监督职责。英国自1066年被威廉公爵征服时起，政治上就已实现统一，随后的法制统一任务，主要是依靠英王设置的王室法院的法官们进行巡回审判，通过判例法来实现的。这样，就无需国王代理人承担监督法律统一实施的任务，在王室法院设立之后，直到13世纪才设立的检察官就仅仅是国王的法律顾问，而不承担法律监督之责，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其次是源于法律渊源的不同。在法律渊源表现为成文法的大陆法系国家里，在法律上和诉讼理论上，判例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不具有造法功能的法官只能依据事实严格适用成文法，因而检察官肩负起保证制定法在全国统一实施的责任就成为必然，赋予检察官以法律监督权是成文法国家法制统一的需要。而在法律渊源以判例法为主的英美法系国家，法律体系是通过法官来创造和发展的，具有造法功能的法官在英美法系一直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在司法至上观念的支配下，法官在司法上的至上权威是不能容忍有更上位的监督者的。检察监督观念与这种法官的崇高社会地位相抵触，是不可能有生存的根基的。 再次是诉讼模式的差异。综观现代各国诉讼制度，虽然检察官在法庭审判阶段都承担公诉职能，但因诉讼模式的不同，其履行支持公诉职能的方式自然存在着差异，检察官作为公诉人在法庭上的诉讼地位也不尽相同。英美国家实行当事人主义，检察官是作为一方当事人参加诉讼的，公诉人与被告人在法庭上诉讼地位对等。而大陆法系实行职权主义，不仅法官在法庭上不是消极地进行仲裁，而且公诉人在法庭上也是依法履行法律规定的各项诉讼职能的检察机关的代表，检察官在法庭上既是公诉人，又是法律监督者。例如德国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官“在法庭审理阶段，充任国家公诉人，同时监督审判程序是否合法”（注：王以真《外国刑事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36页。）。 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诉讼地位的这种不同，决定了在英美法系国家，检察官作为一方当事人，在法庭上只负责提出其所指控的事实和证明该事实的证据，以达到对被告定罪的目的，而不承担提出有利于辩方的事实和证据的责任。而在大陆法系国家，公诉人不但要提供不利于被告人的有罪和罪重的证据，同时还必须考虑对被告人无罪罪轻的有利的证据，以使法庭作出公正的判决。例如，德国检察机关“对判决的合法性负有监督职责。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案件审查起诉阶段，检察官不仅是指控被告的公诉人，而且是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保护者，检察官负有全面收集证据，包括收集证明被告人有罪和无罪两方面的证据的义务。法律要求检察官遵守客观中立原则而不是对抗被告人。因而有人认为在检察机关与被告人关系上，检察机关是中立机构。另一方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检察官对证据及其认定的合法性，对判决的合法、公正性负有监督义务。”（注：中国检察考察团《德国的检察制度》，《人民检察》1994年第11期，第55页。）
法院文化建设存在的不足、困难及对策摘要：在全国法院文化建设的浪潮中，各地法院要怎样努力才能进一步扩大法院文化建设的成果，真正立足本地实际、借鉴经验、革故鼎新，发挥特色，把本地区法院的文化建设抓实抓好，从而真正打造好“法院文化”这一品牌，形成全国法院文化建设的大格局？本文试总结出全国法院文化建设共同存在的两点宏观不足和八点具体困难，并给出提纲式的对策，以期对各地法院文化建设有所裨益。关键字：法院文化 不足 困难 对策 当前，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全国法院各项工作的进一步推进，各地法院的文化呈现如火如荼之势。在这种形势之下，各级人民法院积极投身到法院文化建设中，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如河南巩义、山东东营、上海等地，尤其是地处边疆的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所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值得借鉴。但是，全国法院文化建设工作与当前迅猛发展的形势，与人民群众的期望还存在很多不适应的地方：有的法院对文化建设重视程度不够，缺乏有力的组织领导；有的法院文化建设缺乏主动，内容老套，毫无新意；有的法院对文化建设消极对待、引导不力…… 从总体上看，全国法院的文化建设还缺乏必要的统筹规划，缺乏整体推进的意识，还处在各自为阵，法院文化建设如何多管齐下，突破“瓶颈”，值得我们的理论和实务界深思。一、当前全国法院文化建设面临的两点宏观不足 谈到个体法院文化建设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就必须从全国法院文化所共同面临的问题谈到，只有从宏观上对法院文化建设有一个总的认识，才能够避免“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现象出现。笔者认为，当前全国法院文化建设存在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的困难。历史的困难在于：我们没有真正的法院文化的历史传统。中国作为一个具有五千年封建文明的国家，创造了丰富的中华文明和华夏文化，与此同时，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也缺失现代法治的历史渊源和积淀，到清王朝覆灭时，我国还没有形成现代意义的法院，法院文化更是虚无飘渺。人治社会、儒家文化的浸染让中国的法院文化在历史的尘埃中喑哑无语。虽然建国后尤其是我国“以法治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等方略的适时提出，为法院文化建设铺设了快车道，但是由于时间短、任务重以及当前外来思潮冲击等因素的影响，我国法院文化建设依然任重道远。 现实的困难主要来自法院内部：法院文化产生的土壤是法院，脱离了法院和法官来探究法院文化的不足，其结果必然是试图在沙滩上建盖坚固的大厦。首先，从法院的管理体制行政化问题上讲，我国的司法管理体制很大程度上实行以行政权为核心的行政化管理体制。法官的管理仍然带有很浓的行政色彩，姑且不论庭室领导的指令所蕴涵的强制物语权，单是法官的审判职称的评定与行政职务挂钩这一点，就值得质疑。在我国上下级法官遴选制度尚未真正建立的情况下，一名基层法院法官如果不担任行政职务，那么直到其退休也只能是一级法官。而直接进入高级法院、最高法院工作的年轻法官由于所处法院授予的行政职级的不同，可能很短的时间就能达到更高的法官等级。试想，在一个千军万马挤行政职务这一“独木桥”的法院，要试图让法官保持一个超脱、平和的心态来参与法院文化建设和司法精神的塑造必然是困难的。其次，从司法地方化的角度来看。由于地方行政掌控了法院的财物核拨等重要权限，法院乃至法官的切身利益与地方利益就有了割舍不掉的牵扯，出现了法院很大限度依赖地方行政的危险。正是这种危险，导致全国各地出现了地方政府给法院分配招商引资指标、抽调法院法官参加计划生育、烤烟生产等工作等怪现状。再次，从法官的非职业化角度来说，法官之所以为法官，即是这一职业本身的特殊性所决定。遗憾的是，法官的非职业化现象仍然比比皆是：虽然《法官法》实施已整整十年，但是法官的审判津贴仍可望不可及，实践中收入落后于工商、税务等部门的公务员；法官职业保障并未得到真正落实，法官在办案时稍有理解偏差，就会有很大的职业风险，例如广东法院的法官莫兆军被追究一案。法官的职业保障不到位，待遇的偏低，风险大，不足以使社会产生对法院的认同感，不足以形成法官职业本身的尊荣感，不足以吸引优秀的法律人才到法院工作，也就不足以产生我们期待以久的体现法律、法院、法官精神的优秀法院文化。 二、法院文化建设面临的八大具体困难及对策 问题一：重物质文化建设，轻精神文化建设。 现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法院的物质文化建设搞得轰轰烈烈，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如积极争取地方财政支持，加大审判法庭的建设、购置新的办公设备，更新公务用车，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过去法院物质建设的落后现象。但是，很多法院正是在忙于改善物质条件的同时，却忽视了法院的精神文化这一“软实力”的建设，没有深刻认识到精神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认为精神是“花瓶效应”，是“务虚工程”，正是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指引下，部分法院的法院文化建设了无踪迹，造成法院、法官主流文化和精神的缺失。 对策：法院是社会正义的守护神，是社会纠纷的最终裁判者，难以想象没有法院文化和法治理念的法院如何肩负起司法为民这一神圣职责。为此，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各个法院可以参照山东东营、上海等地文化建设的经验，并结合自身的实际，为自己所用。在另一个方面，同样是地处西部的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法院文化建设的大潮中，积极整合资源，形成整体合力，从而达到法院文化建设的整体推进。云南高院的主要做法是：从整体上策划一个法院文化建设方案，由高级人民法院牵头，成立云南省法院文化建设领导小组，将各级法院的文化建设拟定一个实施纲要，指派各级法院由一名院领导具体负责，将法院物质文化建设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实施法院建设物质与精神的良性互动，用外在动力对全省法院文化建设进行助跑，在短短大半年时间里，取得了《以法律的名义》专题片、《云南高院赋》等一系列成果，掀起了全省范围的文化建设高潮，完成在西部法院文化建设的系统性领跑和推进。 问题二：法官业绩考评的不科学、不合理 现象：当前，部分法院法官的业绩考评缺乏一个科学化、系统化的评价标准，法官的考核依然是按照公务员考核的“德、能、勤、绩、廉”标准，但是在实际中，由于法官职业的特殊性，完全按照公务员考核的标准，还不能适应法院的工作考核效应甚至容易流于形式。这种考核标准，导致部分法官对无法不能对自己进行一个正确的定位，也不利于法院对法官进行一个正确的评价，而这种情况对法院文化的直接影响是法官对法院文化没有积极性，缺乏基于法官尊荣感、自豪感而产生的原动力。对策：当前，无论是西部地区还是东部法院的法官都面临一个问题，这就是收入相对较低，工作压力大。要注意法院考评机制的量化和细化，将传统的“人管人”机制相“制度管人”的机制发展；要引导和培养法官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要从肯定评价的前提定位出发激励法官崇德敬业；要改“相马”为“赛马”，大胆奖励那些公正廉洁、司法为民的、将法院文化精髓贯穿于日常工作中的法官，从而激发广大法官参与法院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同时，西部地区法院又有其特殊性，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例如云南宁蒗等地有的地方办一个案件要步行一个星期），单纯用公务员考核标准或者要求象发达地区法官一样用结案数等指标来考虑是不现实的。西部法官业绩的考评应当借鉴发达地区的经验，但是又要与本地实践结合，积极建立一套符合本地法院审判工作和法官职业色彩的考评机制。问题三：没有明确具体的法院文化建设方向和目标 现象：明确法院文化的目标和方向，是法院文化的发展的前提。法院文化的建设毫无目标，没有法院文化的科学定位，导致法院文化建设的随心所欲和盲目混乱。 对策：当前，放眼全国法院文化建设成效明显的法院，无一不是确定了明确发展目标。具体体现是根据本地的实际，总结出本院的预案训和院赋，并在此前提条件下在指定具体的发展措施。如河南巩义市人民法院提出了“忠诚、公正、奉献；厚德、清廉；自律”的院训。中国广大地区同样是一个具有丰富的文化底蕴，文化底蕴的深厚和广大法官对法律的奉献就是一个取之不竭的宝藏。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要从法律、法院、法官的角度出发，从本地的实际出发，充分考虑广大法官无私奉献、公平高效的精神品质和群体精神，从而提炼出具有本地法院特色的法院文化目标，总结出溶汇着本地法院、法官热情的院训和院赋。 问题四：法院文化建设还没有形成合力，长效机制尚未形成 现象：当前各地法院文化建设还存在剃头挑子一头热的现象，还存在文化建设只是政治宣传、综合行政部门重视而审判业务部门不重视的现象。法院文化建设还不能做到多个部门形成合力，全体法官共同参与、长效建设机制共同构建的良好现象。审判人员中“合力”的文化建设意识还比较淡薄，认为只要把案件质量把好就是万能的错误思想还在占有很大市场。 对策：各省高院可以考虑组织一次专门的教育培训活动，以引起全省法官的广泛关注。各级法院党组要做到充分动员，保证做到法院全员参与先进法院文化建设。法院党组应当承担起领导职责，充分发挥干部管理部门、教育培训机构、调研宣传部门、行政管理部门、党团组织的职能作用，发挥资深法官和高学历人员的智力优势和资源优势，群策群力，使法院文化建设形成人员、制度等多种因素的合力，从而进一步构建起法院文化建设的长效机制。 问题五：法院的学习宣传行政化、会议化和单一化 现象：法院的学习宣传是法院文化建设的重要途径之一。当前，部分法院的宣传学习仍然停留在读读文件、开开例行会议等传统的学习教育方面。这种方式的行政化、会议化和单一化，很难充分调动广大法官参与法院文化建设的热情，而这种方式最大的危险在于：可能将我们寄予极高期望的法院文化建设流于形式。 对策：学习宣传是靠职业化、理性化、德性化内在心理主动勃发并促进升华的。为此，我们的法院文化建设在宣传教育这一问题上，还要注意到：法官也是活生生的人，也有丰富的情感，我们不能将法官这一丰富的群体局限在僵化死板的模式中。所以，我们的法院文化建设的宣传教育工作要做的有血有肉、生动活泼，学习可以是经典阅读、电影观看、摄影采风、法官沙龙、法官博客的方式，前两年被称为法制类影视精品的《大法官》，其成功的重要原因就是人物形象鲜活，事迹生动感人。总之，要从广大法官最关心的问题着眼，从最贴心的事情入手，要最大限度地寓教于乐，最大限度地激发法官群体的活力，让他们变法院文化建设的被动为主动。 问题六：法院文化和社会公众的认可程度还有一定的差距 现象：由于社会公众的整体素质、法院文化工作本身的缺位等复杂因素，法院的文化建设同社会公众的认可程度还有一定的差距。这一现象，在偏远地区尤为突出，很多群众甚至一些领导干部连法院本身的组成、职能等都还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至于更高层次的认识更是无从说起。虽然我们可以认为因为历史、物质等条件的限制，导致公众素质的不足，但是这毕竟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凸现了当前法院文化建设任务的艰巨性。 对策：法院文化本身除了内部的文化特色，更重要的是法院文化的外部特色。所以，除了通过司法活动向社会公众展示法院、法官的精神内涵和文化特质外，我们还要注重用多种方式向社会公众进行展示和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各地的法院文化成为当地精神的代表。如可以采取巡回开庭、定期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进行沟通，邀请市民参观法院文化建设等方式，使社会公众了解法院工作、支持法院审判并最终树立法治理念。 问题七：法官的综合素质离先进文化法院的要求还较远 现象：先进的法院文化建设，必然要求有高素质的法官群体，由于条件限制，部分法院法官的综合素质离先进法院文化的要求还较远。具体表现在：各级尤其是西部法院的法官学历层次还不高，法官断层现象相当严重，部分基层偏远的法院甚至出现只有几名法官的现象；由于待遇偏低，许多大学毕业生不愿到艰苦的法院工作，在职的工作人员通过司法考试，相当一部分选择跳槽做收入较高的律师职业等，导致法院人才的大量流失；在职的部分法官有相当部分是部队转业、特殊时期招工招干进入法院，缺乏法律职业背景；法官续职培训的机会较少，法律专业知识陈旧，其他领域的知识更是少得可怜，凭经验办案的人员大有人在。如此等等，形成法院文化建设的“瓶颈”问题。对策：法院文化要抓好，法官的整体素质不容忽视，因为法官是法院文化建设的主体。为此，应当千方百计创造条件，制定政策，鼓励法院法官积极提高整体素质。如：加大对中、基层法院的投入，改善法官待遇，畅通进人、出人的渠道，吸引优秀人才进入法院工作；加大培训力度，使法官培训系统化、深入化和制度化；鼓励法官积极参加学历考试和其他领域知识的学习；建立法官的逐级遴选制度，使这一方式成为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良好制度；要以法律事业感召人，用法院的情感吸引人，用法院领导的人格魅力感动人。 问题八：部分法院的科技化、信息化程度较弱 现象：由于相对偏僻的地理位置和相对落后的经济形势，导致了部分法院的科技化、信息化程度较弱。由于信息资源的缺乏，一些法院的相当部分法官还停留在“低头拉车”而不“抬头看路”的落后状态。许多法院没有开通互联网，相当部分的法官不懂电脑的运用，甚至在西部偏远的法院，连电视的收看都还成问题，这在当今信息化的时代，对给拓宽法官的视野、增加法官的知识积累的要求造成了极大的障碍，也与法院文化建设的与时俱进的要求格格不入。 对策：加强信息化建设，提高法官的素质势在必行。各地法院要积极争取资金，加大法院基础设施的投入，大力进行信息化建设。如：开通互联网，实现法院内部的三级联网；积极利用网络、电视、电台、报刊杂志等媒介，拓宽广大法官的视野；建设好法院网等法院的对外网站，将法官的注意力充分吸引到上面来；定期和先进法院进行信息的交流。总之，要在创造条件的前提下，让东西部法院法官充分享受到同样的优势资源，从而提高自身素质，达到法院文化所蕴含的要求。总之，面对建设全国一流的法院文化的目标，我们相信：只要各地法院法官齐心协力，对症下药，法院文化建设必将大有作为，打造出彰显本地法院精神特质和现代司法理念的法院文化，建设者辛勤的汗水，一定会在中国这片神奇土地上浇灌出法院文化的灿烂之花！
只要把公务员考试和司法考试通过就可以了~去了法院还要先当1年的法官助理
遴选议论文怎么写?遴选议论文怎样引出论点?议论文论点的亮出，既要开门见山，又要讲究艺术。一切优秀之作，其论点的安置是有铺垫，有烘托，有背景，有原委的。在写作实践中，经常运用的有这样一些方法：一、稍事铺垫，提出论点 例如：“写论文，时常会碰到一些逻辑问题。概念准确，判断恰当，推理能够连贯，这是一类逻辑问题;论证充分，这又是一类逻辑问题;此外，还有一类逻辑问题，是在研究了实际材料，形成了若干观点以后，找出一个中心思想，一个论述问题的角度，以便把有关的观点贯穿起来，组织成一个条理分明、思路顺畅的全篇结构。这后一类的论文逻辑结构问题，是整篇文章范围内的思想结构问题，对于正确地表达思想、反映事实，有重要的意义。”文章先提出写议论文将碰到不少逻辑问题，随后提出本文的中心论点“理出中心思想，是最重要的逻辑问题”。 二、讲个故事，引出论点 例如：“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人问：世界上什么东西力气最大?回答纷纭的很，有的说“大象”，有的说“雄狮”，有人开玩笑似地说：是“金刚”，金刚有多少气力，当然大家全不知道。结果，这一切答案都不对，世界上气力最大的，是植物的种子。一粒种子显示出来的力，简直是超越一切”文章先讲一个有趣的故事，然后引出论点。顺理成章，毫不牵强。 三、归纳现象，理出论点 例如“表情是人们内心世界同向外界最敞亮的一扇灵魂的窗户。在正常的生活下，它永远是心理情感最直接、最鲜明、最形象的表现者。人们的喜、怒、哀、乐、怨、恨、愤、憎等等，一切细致的内心情绪，只要他不是有意识的掩饰，都会在富于表情的面部和身形姿态中，留下或明或暗或浓或淡的肖影。人们既可以通过自己的表情，窥察和体味彼人的心理。因此，在社会生活中，表情成为人们之间独具功能的交际手段之一。”文章将表情的作用、表现归纳起来，理出论点，显得坚实有力，不突兀。 遴选议论文怎么写?遴选议论文怎样引出论点?未完待续.... 慢慢遴选路，小图伴您行!
随着目前检察人员的分类管理和司法责任制改革的逐步落实,全国各地陆续初步建立了以检察官、法官、遴选委员会为重要特征的检察院遴选制度。该遴选制度是建立高效、公正检察制度的基础,因此该考试具有重大意义。那么关于检察院遴选怎么选，则需要对检察院遴选体系进行深入了解。检察院遴选主要是为了提高进入检察官队伍的入门资格条件和标准,从而精心挑选出那些不仅具有较高的职业素能,而且具备深厚的法律素养、理论基础的人员,这对检察官职业化的形成意义重大。 此类考试的主要形式是采取闭卷方式，重点考察分析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制作法律文书等实际操作能力、归纳争议焦点等。试卷内容分为刑事检察、民事行政检察、职务犯罪侦查三种类型，因此参加考试人员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相应的试题作答。考试成绩最终合格者，可以参加入额考核。要注意，一般考试成绩合格的有效期为三年。考核对象一般为具有检察员以上的法律职务人员和笔试成绩为合格的助理检察员，同时由各级院按照省院制定的考核标准，对考核对象参加遴选的前三年司法办案和检察业务工作业绩进行考核。 在进入入额遴选程序后，需要对该人员就前三年德、能、勤、绩、廉等情况，提交书面述职报告。同时，对考核对象的政治素质、职业道德、职业素养、廉洁自律等也会进行考核评价。其中，政治素质、职业素养由所在院的政治部（处）提交评价意见。廉洁自律、职业道德由所在院的纪检监察部门提交评价意见。对考核对象的处理和办案检察业务的工作能力，应当充分听取分管院的领导和所在部门干警的评价。现正在综合管理部门的检察员或助理检察员则主要考核参加遴选前三年完成工作职责和任务的情况。而司法办案岗位检察员或助理检察员主要考核在遴选前三年独立承办或者参与办理的案件达到一定的数量，具体办案数由所在院根据实际的情况确定。同时，考生自选一定数量所办案件卷宗，考核案件审查、文书制作、适用法律等办案的质量情况。关于案件监督管理部门根据案件监管、案件评查、质量考核等情况，需要对案件质量和效率作出评价。最后，还需要组织或参与制定检察业务规范性文件、研究课题、司法案例、调研报告等情况。 检察官遴选制度，是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内容，而检察院遴选怎么选，则需要结合我国检察官遴选制度的运行现状与总体要求进行针对性分析，只有这样才能有的放矢的找到所需的重点。
(1)刑讯的条件与证据 唐律规定在拷讯之前,必须先审核口供的真实性,然后反复查验证据。证据确凿,仍狡辩否认的,经过主审官与参审官共同决定,可以使用刑讯;未依法定程序拷讯的,承审官要负刑事责任。同时规定,对那些人赃俱获,经拷讯仍拒不认罪的,也可“据状断之”,即根据证据定罪。(2)刑讯方法 1刑讯必须使用符合标准规格的常行杖,以杖外他法拷打甚至造成罪囚死讯者,承审官要负刑事责任。 2拷囚不得超过三次,每次应间隔20天,总数不得超过200,杖罪以下不得超过所犯之数。若拷讯数满仍不招供者,必须取保释放。凡有违犯,承审官须负刑事责任。 3拷讯数满,被拷者仍不承认的,应当反拷告状之人,以查明有无诬告等情形,同时规定了反拷的限制。 (3)规定对两类人禁止使用刑讯,只能根据证据来定罪: 1具有特权身份的人,如应议、请、减之人; 2老幼废疾之人,指年70以上15以下、一肢废、腰脊折、痴哑、侏儒等。
刑罚是对犯罪分子进行刑事制裁、维护社会稳定的有力工具。自从人类社会进入文明社会开始，犯罪现象就从来没有消退过，而且也永远不可能消失。自从国家正权的建立，就代表着公力救济取代了私力报复，国家成为了唯一有权行使刑罚权的主体，从此，人类告别了原始社会时期的血亲复仇，人类向文明和理性迈进了一大步。由于原始社会的报复思想的痕迹依然存在，所以在最初的奴隶社会时期，刑罚多为肉刑，较为野忙。对于夏代和商代的刑罚制度，目前还缺乏有效的考古证据，仅能根据史书记载略知一二。在西周时期，礼法并存，统治者实行“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刑事政策，认为治国应当以德为主，以刑为辅。这一时期，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奴隶制五刑，即墨、劓、刖、宫、大辟。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由奴隶制经济形态向封建制经济形态过渡的一个时期,而战国时期被多数历史学家定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开始.这一时期,刑罚制度主要还是沿袭了西周的刑种,总体上没有大的变化.值得提出的是,这一时期,大量的成文法出现并向社会颁布(在这以前的朝代中,由于受当时宗教思想的影响,统治者制定法律但不公之于众),如<<铸刑书>>\<<竹刑>>\<<铸刑鼎>>和<<法经>>,其中以魏国法家改革派李悝颁布的<<法经>>影响最大.秦国在商鞅变法中,改法为律,同时规定了什伍连坐的制度,把全国百姓五户编为一伍,十户编为一什,在什伍组织中,一人犯罪,其他人必须向官府举报,否则要连坐受刑.按照秦国的法律,告奸者与杀敌一样受赏,而匿奸者与降敌同罪.秦朝统一以后,基本上沿用了原来秦国的刑种.当时全国统一的法典是<<秦律>>.秦朝的法定刑有黥刑\劓刑\徒刑\宫刑\死刑\罚金刑\株连刑等等.其中的徒刑非常完善,从重到轻分为:(一)城春(男犯)城春舂(女犯)(二)鬼薪(男)白灿(女)(三)隶臣(男)隶妾(女).其劳役的时间和劳动强度依次递减,且女犯的劳动强度小于男犯.这一徒刑不仅有效地惩罚了犯罪,同时也给当时修筑长城等大型工程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秦朝的法律过于严苛,这是导致秦朝迅速灭亡的一个次要原因.所以后来的西汉统治者吸取了秦朝的教训,实行了较为宽松的刑事政策.汉文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下令废除肉刑制度的皇帝,他将斩左趾改为了笞五百,把斩右趾改为了弃市.汉景帝继续执行废肉刑的政策,他下令废除了宫刑(但宫刑在汉武帝时期又恢复了),同时规定笞刑不得超过二百,行刑时不得换人,以尽最大限度防止受刑人死亡的情况.汉亡以后,中国历史进入了长达300多年的大分裂\大动荡时期.这一时期,各个割据政权虽然在法律制度上多有变革(如改变刑法典的结构,魏律将具律改为刑名,<<泰始律>>增加了法例,<<北齐律>>将名和例合并,置于律首;增加了若干保护封建统治阶级特权的法律制度,比如八议制度\官当制度,等等),然后在刑种上没有多大改革.隋朝时,中国终于确立了封建制五刑,从而奴隶制五刑彻底结束.隋文帝制定了<<开皇律>>,减轻了刑罚的残酷性,规定灭族刑仅适用于谋反\谋大逆和谋叛三个罪名,将笞\杖\徒\流\死规定为法定的刑种(即封建制五刑).唐代基本上继承了隋朝的刑罚内容,规定死刑只采取绞和斩两种方式(绞刑轻,斩刑重).当时全国的刑罚分为二十等,分别是笞十,笞二下,笞三十,笞四十,笞五十,杖六十,杖七十,杖八十,杖九十,杖一百,徒一年,徒一年半,徒二年,徒二年半,徒三年,流2000里,流2500里,流3000里,绞,斩.唐律还限制了刑讯制度,规定拷打犯人只能用杖刑,且所杖之数不得超过100下(对于轻刑犯,所仗之数不得重于可能判处的刑罚数目).五代时期，统治者第一次执行了凌迟死刑。而这一制度被辽朝所沿用，并且第一次成为了法定刑。而且，这一时期宋朝的刑罚制度也趋于严苛，除了五刑以外，又出现了刺配刑，这是将古代的墨刑又恢复了，应当可以说是刑罚制度的一大倒退。元朝统一以后，基本上沿用了自隋唐时期形成的封建制五刑的制度，不过元朝对于笞和杖刑的数目不一样，分别是十七、二十七、三十七，如此直至一百零七；同时，元朝废除了绞刑，死刑改为斩和凌迟两等。随后的明清两代沿用了元朝的死刑制度，用斩和凌迟两种方法执行死刑。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大兴酷刑，他认为元朝灭亡的原因是法令不严，且执法不严，提出了“明刑弼教”的刑法思想，实际就是重刑主义，于是在制定了《大明律》以后又制定了“御制大诰”，在〈〈大诰〉〉里，大量的古代残酷刑罚被恢复，如剥皮、抽筋、枭首等等。由于明代厂卫制度的设立，锦衣卫有权在朝堂上实行廷杖，就是当场用大棒杖击大臣，受刑者大量死去。同时，明朝还发明了“立枷”，就是一个重达300斤的夹子，犯人一旦戴上，肯定会在三天以内痛苦地死去。清朝继续沿用封建制五刑，并且废除了明朝的一些残酷的刑罚，但是仍然保留了凌迟。清代的刑讯制度也较为宽松，规定拷打犯人，每次杖刑不得超过三十，对于杀人、强盗等重刑犯，允许使用夹棍（夹男犯人的脚）和拶指（夹女犯的手指），但两种刑罚对于同一犯人均不得超过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