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假不是一个人的现象，而是社会现象，是一个区域的高发现象。究其原因，论文署名作者或不具备足够的完成科研的能力而强行推出论文成果;或是署名作者一路投机取巧，只会用虚假的论文结论编造出来，公之于众;或是单位机关对于作者有论文数目要求，必须达成什么样的标准有硬性规定，所以才会论文造假，略禁不止。此类写论文的人不是在做科研，而是在做职位升迁，在做仕途。须知前不久俄罗斯也发生了一件官员进行兼职科研活动，挂职提升履历的事情发生，其结果是涉事官员被辞去公职，不仅没有偷成鸡，反而蚀把米。在俄罗斯那样一个腐败严重，举世闻名的国家，尚且不断追求学术的纯洁性，避免政治染指学术活动，防止腐败的污垢浸染到科研教育领域。而在中国，这样的挂名现象却并不少见，官员也是教授，官员也在搞科研。他们没有时间，更没有精力，却仍然为了履历显得丰富多彩而绞尽脑汁，穷其职权来换取一个教授职称，一个博士学位，试问这样的官员，究竟应该用什么来打动模式审核的裁判?用什么来完成博士毕业的论文要求?用了多少时间来完成别人多年坚持才得以完成的学业?在这，在这样的教育系统中，权不仅可以换钱，还可以交易学位，交易名利。这样的乱象，靠什么来维系学位的权威性？靠什么来保证论文的质量?只有真正在做科研，做的是自己的科研，做的是实事求是的科研，才能够减少论文造假的数量，提升论文成果的质量。科研是严肃的，更是严格的，是可以经得起别人去实践检验，经得起实践检验的。中国科研韩春雨的结论正确与否尚无定论，论文造假也是泛滥成灾。究其原因，是社会风气太浮躁，人们太急功近利，对于科研也满是功利气息，把投机取巧的习惯带到了这种本不允许其存在的领域。科研不是工厂流水线式的工业生产，科研需要科研人员静下心来，需要相关单位机构耐得住性子，更需要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报以正确的态度来看待。
作者 赵广立
大连理工大学生物工程学院教授徐永平近来感到非常愤懑。
7年前，团队在 PLOS ONE 上在线发表了一篇研究论文。近日，这篇论文被该杂志编辑宣布撤回，撤稿理由是：该研究违背了动物福利（不合理使用麻醉剂及不合理实施安乐死方法）的政策。
目前该论文所有在世的作者坚决不同意撤稿。
“拒绝撤稿的原因很简单， PLOS ONE 杂志的做法完全不可接受。虽然 PLOS ONE 编辑部自觉理亏——承认失误并对作者表示歉意，但仍未能基于我们提供的25件证据进行客观评价，而是主观武断地认为我们没有遵守实验动物伦理，简单粗暴地对待我们严肃的科研，是我们完全不能接受的。”徐永平在独家回应《中国科学报》时说道。
期刊与作者争执不下
那些涉及实验动物的科研项目，除了要遵守常规的学术规范外，还有一条不能触碰的红线，就是实验动物伦理。
该伦理公认遵循“3R”原则，即替代（Replacement）、减少（Reduction）和优化（Refinement）。
其中，“替代”是指“尽可能采用其他方法而不使用动物进行实验，或者优先使用低等动物而非高等动物进行实验”；“减少”是指“在不影响科研目的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减少实验动物的使用数量”；“优化”是指“通过改进实验条件，优化实验技术路线，避免或减轻对实验动物造成的痛苦”。
“优化”与保障动物福利直接相关，要遵循“五项原则”：实验动物享有不受饥渴的自由，生活舒适的自由，不受（额外）痛苦、伤害疾病的自由，生活无恐惧和无悲伤的自由，表达天性的自由。
前述徐永平团队的研究，被质疑的正是“优化”这一点。
PLOS ONE 动物研究咨询小组的一位成员认为，因不合理使用麻醉剂或不合理实施安乐死方法，实验水貂有被剥夺动物福利保障的嫌疑。
编辑部提出“尽管水合氯醛被认为是不可靠的麻醉剂，并在已知其被描述为腹膜刺激物的情况下，仍通过腹腔注射给药”；此外他们还认为“研究中二氧化碳的使用不被认为是可接受的安乐死方法，文章中描述的人道终点可能不足以防止可避免的痛苦”。
针对这些质疑，《中国科学报》向世界动物保护协会科学顾问孙全辉寻求咨询。
后者表示，作者团队在麻醉剂的使用以及实验动物人道终点处置方面可能存在动物福利问题。他表示，从现有信息来看，实验没能遵循“优化”原则，也没有选择最适合实验动物的麻醉剂，这不仅影响实验动物的福利，也可能会影响研究结果的准确性。
不过，徐永平团队有不同意见。
徐永平向《中国科学报》表示：“关于 PLOS ONE 撤稿理由中提及的实验动物福利相关问题早在7年前的审稿阶段既已做出详细回应，之后论文被接收发表。接收发表本身就充分说明论文中的动物实验达到了 PLOS ONE 的伦理标准。如果 PLOS ONE 当初认为论文中的动物实验研究未达到他们所谓的伦理标准，他们当时完全可以拒稿，“我们也可以另投其他杂志”。
因此，对于上述指控，团队认为完全不可接受，且正在寻求法律途径向 PLOS ONE 编辑部进行申诉，“以维护中国科学家的尊严和声誉”。
一个著名案例：Nature高被引论文一样被撤
事实上，因“动物福利”原因被撤稿，徐永平团队并不是孤例。
一个著名案例发生在Nature上：哈佛大学医学院附属麻省总医院学者在2011年发表的一篇快报论文，也被指责违反了“优化”原则，未能保障实验小鼠不受额外痛苦，并最终遭撤稿。
2012年，原作者们在Nature上发表了一篇勘误，在更新部分图表的同时，上传了小鼠肿瘤图片。
没想到这张照片引起了更大的争议：只见实验中小鼠体内的肿瘤巨大，直径远超1.5cm，这严重违背了麻省总医院关于动物实验伦理的规定。
从作者的视角，实验组和对照组小鼠肿瘤生长速度、肿瘤大小差异越大，越能够得到更好的统计结果；但对于实验动物而言，肿瘤生长越大，则意味着越严重的精神和肉体苦痛。显而易见，它们没有得到应有的动物福利和伦理的关照。
不过，实验小鼠成瘤直径大小准则在不同研究机构是不同的。英国一研究小组在2010年发布的准则是不超过1.2cm，而美国部分研究机构的准则是不超过2cm。目前，业内普遍接受的小鼠肿瘤最大直径为1.5cm。
值得一提的是，被撤的这篇论文曾被综合性文献数据库Web of Science认定为高被引论文，引用率高居前1%。在数百次引用中，近半数是在2015年作者团队勘误后继续引用的。
动物福利，容易“踩坑”
因实验动物伦理及福利问题引发的争议，还有许多难以定论的“悬案”。
面对重重压力，论文作者向预印本平台bioRxiv提交了撤稿申请；但不久，作者又发文称，已向后者写信停止撤稿，并表示“没有做错什么，只是做了一次动物实验”。
多篇论文因实验动物伦理或福利保障问题陷入争议，也结结实实给大家提了个醒，这项工作如不在平时加以注意，很容易“踩坑”，甚至面临论文被撤回的风险。
一般而言，涉及动物实验的文章，规范的做法是要注明3个要点：要在实验过程严格遵守“3R原则”并在文章中写明，同时明确实验已通过实验动物伦理审查，并标注相应审批号。
然而现实情况是，这项工作在国内常被人忽略。
苏美洋依、邓巍于2020年发表在《中国比较医学杂志》上的《关于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审查的几点建议》中报道称，2015-2017年，我国有15种生物医学期刊的531篇涉及实验动物的文章中，只有115篇明确说明通过了本单位的动物伦理审查，其中仅13篇标注了审批号。
孙全辉告诉《中国科学报》，目前国内研究机构和高校等单位大都成立了动物伦理委员会，但实验动物福利保障措施还未完全落实到位，部分科研人员的动物福利意识也有待进一步提升。另外，一些机构虽然设立了动物伦理委员会，但经常流于形式，未能有效发挥保护动物福利的审核监督作用。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研究员高虹认为，中国科学成果不乏由于实验动物福利伦理问题遭到质疑，个别事件已影响到科学家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和公众对科学研究的认可度。中国科学家发表的论文被退回事件也时有发生，其中由于实验动物福利伦理问题遭到的质疑，严重影响了中国 科技 大国形象和 科技 创新能力提升。因此，重视动物福利伦理已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
参考资料：
1.https://mp.weixin.qq.com/s/G4rMNBA1srkUxsAGjZOGMQ
2.李丹，郭玉莹，邓昊，高珊，徐士欣. 实验动物麻醉剂使用的福利伦理问题研究进展[J]. 中国比较医学杂志, 2017, 27(9):87-91.
3.《学术不规范案例：引起动物福利伦理争议的动物实验》2019-06-13
4.https://mp.weixin.qq.com/s/WFjUA6d8-IxDRF2kPUlq0Q
2015年德国施普林格出版集团先后两次大规模撤回论文，第一次是3月底该集团旗下的BMC出版公司，撤回43篇学术文章。第二次8月18日，施普林格出版集团撤回旗下10本学术周刊上发表的64篇科研论文，涉事论文的作者绝大多数来自中国。两次共撤回论文数量为107篇。两年后的今天，施普林格出版集团的一本杂志Tumor Biology《肿瘤生物学》一次性撤稿107篇，从斯普林格提供的名单看，涉及的作者全部来自中国，不乏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中国医科大学等名校，可谓成群结队。两个107篇显然是巧合，但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值得我们深思。
所有这些被撤销的来自中国论文中，医学论文占大多数。为什么会这样，难道是因为医学，或中国的医学研究存在的问题最大，到底存在什么样的问题。能清楚解释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这反映出我国当今学术评价方面的一个特殊矛盾，集中反映到医生这个群体。
这背后的基本逻辑是，医生晋升需要论文，不同级别的医院有不同的要求，普通医院需要国内期刊，比较大的医院需要核心期刊，一些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则要求必须是SCI收录。可以到到，哪些被撤稿的杂志，都是SCI收录的，作者基本都是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或三甲医院的医生。难道中文期刊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肯定不是，有人说问题更严重，只是因为很少有人去追究。
根子是在学术评价方法的粗暴简单，只考虑杂志影响因子，不考虑论文的具体内容，导致许多跨专业，跨领域的论文出现，因为只要是SCI，只要是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就符合晋升条件，根本不看论文具体内容，这岂不是怪事。一些脑子灵活的人，利用这个评价缺陷，花钱购买论文。有更灵活的人，通过研究杂志审稿过程，利用某些杂志审稿要求作者推荐审稿人的漏洞，大肆伪造假审稿人，自己审自己的文章，但审稿过程都有记录，积累多了，如果进行调查，就很容易被鉴别出来。
所有医生都被逼迫发表论文，不同级别的医院有不同的要求，要求中文杂志的因为没有被核查，只能算侥幸。而SCI杂志相对要求高许多，尤其是出现系统性事件，更容易被识别和暴露。
SCI杂志有档次高低的区分，低档次SCI杂志一般对学术不端的容忍度比较高，整个学术社会的关注度也比较低，即使有一些问题，大部分也不会追究。整个国际学术界存在的问题可能非常大，真正被暴露和识别的比例肯定比较小。如果在非常有名的杂志上，存在问题的文章往往会引起更多人关注，被要求调查和撤回的几率就会增大，最典型的就是日本小保方被撤稿论文。每年《自然》和《科学》这类级别的杂志都会有一些文章被撤稿，就是非常典型的案例。
科研评价体系的主要问题是三个，一是科研人员和科研管理人员没有发自内心爱护科学研究，二是过分看重量化指标，忽视主观或同行评价，三是对学术不端的容忍度太高。
中国的科研人员规模很大，但真正热爱科研，全身心投入科研的科研人员比例不高，许多科研人员都是用科研作为养家糊口的工作，没有真正的喜欢，被动科研的情况比较多。这方面尤其突出的是许多医院医生，本来他们真的职业是临床医生，做科研完全是为晋升职称，缺乏真正从事科研的内在动力，当然也缺乏从事科研的时间和平台条件，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一些打擦边球的论文，实在是一种必然的结果。我们可以注意到这样的现象，许多医生发表的论文都是基础研究，都纯粹是用动物模型，细胞和分子生物学的基础医学研究，和临床问题相距甚远。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样的文章不需要太多条件，一个人都可以完成，许多临床研究则难以单兵作战。
量化评价指标对学术评价是非常重要的方法，但是量化评价并不能完全准确地评价学术质量，对少数高质量研究，量化甚至会出现笑话。因为真正特别创新的研究，往往只有少数人才能明白。只有哪些比较热门时髦的研究，才能容易获得比较好的量化评价。因此国际一般是把量化指标和主观指标结合起来使用，任何时候都不放弃同行评价的重要地位。同行评价虽然带有非常大的个人和主观因素，如果使用公平合理，能更准确地获得某个研究和某个学者在该学术领域的相对地位。
国际学术界对学术不端基本上都是零容忍，只要出现了学术不端问题，这个学者基本上失去在学术上的生命。但是在中国，这种情况非常少见，许多学者带病任职的情况非常普遍。导致这样问题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长期不重视学术品行的学术文化，二是学术不端有普遍性和多发性问题，有罚不责众的情况。中国的学术发展速度非常快，学术论文数量和质量双双提高，但是中国的学术内涵的提高速度相对不够，这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对学术不端的态度过于温和。
注明本文来自孙学军科学网博客
一般由时间（指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指事件发生的地方）、人物（指事件的中心人物）、事件（起因、经过、结果）构成。 第一，要交代明白。无论记人记事，还是写景状物，一般都要交代明白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结果。否则文章就不完整。第二，线索清楚。虽然观察的角度、记述的方式可以不同，但每一篇文章都应当有一条关联材料、统贯全篇的中心线索，否则文章就会松散。
一、造假手段低劣，但国内高校并未察觉
《光明日报》披露的三起中国论文被撤事件分别是：
2015年3月，英国BMC出版社（BioMedCentral出版社）撤回43篇论文，其中有41篇出自中国学者之手。
2015年8月，全球著名的学术期刊出版集团斯普林格也撤回旗下10个学术期刊已发表的64篇论文，而这些文章也是全部来自中国。
2015年10月，世界著名学术出版集团爱思唯尔撤销旗下5种学术期刊中的9篇论文，这9篇论文全部来自中国。
网上类似的学术造假漫画非常多，也从侧面看出网友对这类问题的忧虑。
被老外查出论文造假，肯定是一件丢人的事，然而更丢人的是被查出的过程。国科协副主席黄伯云介绍：“这41篇中国论文，出现了不同作者、不同评审人使用相同电子邮箱的情况，这显然不合常理。”
不同作者、不同评审人用同一邮箱，简单讲就是张三、李四、王五三位作者写完论文后，分别发给赵六、陈七、朱八三位导师评审。但张三、李四、王五三个人用的是同一个邮箱，赵六、陈七、朱八三个人用的也是同一个邮箱。
不仅如此，据爱思唯尔集团全球总裁Philippe Terheggen所述，有些作者提供的审稿人邮箱IP地址竟和作者自己的IP地址一样。很明显，这些作者提供虚假审稿信息，违反了投递论文的惯例和科研规范，而论文的真实性和学术价值也随之丧失，撤稿成为必然结果。
这背后的故事不难推敲：三篇论文是同一个组织写出来的，三位评审老师也是同一组织编出来的，走这么一套程序，满足了“论文必须由同行评审人给出修改意见”这一规定，于是可以顺利发表。
据报道，在“107篇中国论文被撤稿”事件发生后，近日施普林格出版社旗下期刊《细胞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Cell Biochemistry and Biophysics）》再次发布撤稿说明，撤销3篇出自中国作者的论文。其中一篇涉及重复发表，两篇涉及未经授权使用相关资料的情况。
报道称此次撤稿事件中的作者以及所在单位，其中陕西西安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科研科的工作人员回复称，“已经知道了撤稿这个事情，正在跟学校调查，但结果还没有出来”，其他问题则不方便透露。
据悉施普林期刊在“作者指示”中明确提出，提醒作者注意“在出版的作品中，嵌入的插图、任何可想象的类型的数据、引文等等一些内容，都需要版权所有者的书面许可，才能在手稿中使用和确认。”而本次被撤稿的3篇论文，出版方认为作者涉嫌使用了未经授权和许可的资料以及其他团队的手稿。
施普林格总部对外发言人回复称：“此次撤稿为普通撤稿，与此前发生的Tumor Biology撤稿没有关联。相关情况，请参考撤稿声明。”
韩春雨，男，1974年1月11日出生于河北石家庄，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理学博士。
现任河北科技大学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生命科学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韩春雨事件是韩春雨在顶级学术杂志发表了论文，后面实验结果因为无法重复被质疑，韩春雨主动撤回论文，接受调查的一些列事件：
2016年5月2日，韩春雨作为通讯作者在国际顶级期刊《自然·生物技术》（Nature Biotechnology）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研究成果，即发明了一种新的基因编辑技术——NgAgo-gDNA，向已有的最时兴技术CRISPR-Cas9发起了挑战。
论文发表后，在国内外引发强烈关注，甚至被部分媒体誉为“诺奖级”实验成果。但此后不久，该论文内容就陷入争论：有人提出韩春雨的试验无法重复，有人说可以重复，彼此争论不休、难有定论。
2017年1月19日，《自然-生物技术》发布最新声明指出，该期刊已获得有关韩春雨实验可重复性的新数据，需要调查研究这些数据。
2017年8月3日，《自然-生物技术》发布声明称，韩春雨团队主动申请撤回其于2016年5月2日发表在该期刊的论文。
2018年8月31日晚，河北科技大学公布韩春雨团队撤稿论文的调查处理结果称，未发现韩春雨团队有主观造假情况。
扩展资料：
根据论文，实验由不同实验室研究人员独立操作，但实验结果均未证明NgAgo具有任何基因组编辑活性。黄志伟告诉记者，他的实验室也重复很多次，但一直没发现“切割”效果，没得到预想结果。
此外，论文还对韩春雨此前声明的论文结果重现需要“卓越的实验技能”，以及重复实验未果，可能因为NgAgo的活性对培养物中的支原体或细菌非常敏感等言论提出质疑。
论文写道，不论是最初发布的步骤，还是后来在全球科学家质粒共享非盈利组织Addgene网站上更新的信息，似乎都不涉及任何似乎需要“卓越的实验技能”的步骤。
同时提出，不可能所有的独立实验室的细胞都被污染，导致一致阴性结果。
这篇论文结尾处，学者提到，希望韩春雨能够澄清NgAgo的不确定性，并能够提供重复实验结果所需要的细节。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韩春雨
造假不是一个人的现象，而是社会现象，是一个区域的高发现象。究其原因，论文署名作者或不具备足够的完成科研的能力而强行推出论文成果;或是署名作者一路投机取巧，只会用虚假的论文结论编造出来，公之于众;或是单位机关对于作者有论文数目要求，必须达成什么样的标准有硬性规定，所以才会论文造假，略禁不止。此类写论文的人不是在做科研，而是在做职位升迁，在做仕途。须知前不久俄罗斯也发生了一件官员进行兼职科研活动，挂职提升履历的事情发生，其结果是涉事官员被辞去公职，不仅没有偷成鸡，反而蚀把米。在俄罗斯那样一个腐败严重，举世闻名的国家，尚且不断追求学术的纯洁性，避免政治染指学术活动，防止腐败的污垢浸染到科研教育领域。而在中国，这样的挂名现象却并不少见，官员也是教授，官员也在搞科研。他们没有时间，更没有精力，却仍然为了履历显得丰富多彩而绞尽脑汁，穷其职权来换取一个教授职称，一个博士学位，试问这样的官员，究竟应该用什么来打动模式审核的裁判?用什么来完成博士毕业的论文要求?用了多少时间来完成别人多年坚持才得以完成的学业?在这，在这样的教育系统中，权不仅可以换钱，还可以交易学位，交易名利。这样的乱象，靠什么来维系学位的权威性？靠什么来保证论文的质量?只有真正在做科研，做的是自己的科研，做的是实事求是的科研，才能够减少论文造假的数量，提升论文成果的质量。科研是严肃的，更是严格的，是可以经得起别人去实践检验，经得起实践检验的。中国科研韩春雨的结论正确与否尚无定论，论文造假也是泛滥成灾。究其原因，是社会风气太浮躁，人们太急功近利，对于科研也满是功利气息，把投机取巧的习惯带到了这种本不允许其存在的领域。科研不是工厂流水线式的工业生产，科研需要科研人员静下心来，需要相关单位机构耐得住性子，更需要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报以正确的态度来看待。
我们知道学术方面的论文难度是相当大的，当然利益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如果一个学者在《英国现代生物》、《斯普林格》、《爱思唯尔》、《自然》等国际出版集团发表自己的学术论述的话，那么这篇论文的价值会十分的高，作者得到的不仅仅是论文被认可以及基金的支持，更多的是自己可以出名，所以对于现在的论文造假，我有自己的一些理解：
第一、我们知道任何一个行业一旦和利益拉上关系，那么这个行业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当然没有利益的话，一个行业就没有任何的驱动力，关键的问题在于这个行业可以能不能有一个正确的领导，这是一个行业发展的核心问题，当然论文的发表也是如此。
第二、我国的论文造假的情况实际上很严重，这点我们不需要回避，因为我国在学术方面的研究本身比较薄弱，而一些科研人员又需要大量的科研论文来提升自己的职称和地位，这样的情况下，自然会有一批人铤而走险的开始造假。
第三、我们要想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首先我们国家要行科学研究方面进行改革，要从思想上提高科研工作者的觉悟，让他们了解自己的历史使命，提高自己的人生观，明白自己的工作是是为什么，这样才可以在思想上有一个基本的道德底线。
第四、国家应该加强论文和知识产权方面的管理工作，同时要出台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加大对于论文造假的惩罚力度，严格的杜绝此类事情的发生，要建立健全监管制度，对于论文的质量要严格的进行把关，提高我国科研论文的文化底蕴和基础发展。
我们国家科研技术的发展已经进入黄金阶段，我们国家这几年的对于科学论文的要求和监督，已经呈现越来越严格的态势，这样的机制转变，相信会很好的保证我国论文的权威性和原创性，提高我国论文在世界的地位。
7月27日，受到社会关注的《肿瘤生物学》集中撤稿事件的相关事实核查工作已完成,科技部、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公布调查处理结果。
调查显示，被撤稿的107篇论文共涉及作者521人，其中11人无过错，486人不同程度存在过错，其他尚待查实的24人将按程序先纳入科研诚信“观察名单”。对各责任人将视情节作出相应处理。
科技部政策法规与监督司司长：科技部已暂停了21名涉事作者参加的20个国家科技计划项目（课题）的立项程序，待责任确定后，对无过错作者的项目将恢复立项程序。自然科学基金会对将撤稿论文作为研究工作基础列入2017年度科学基金申请书中的51个项目采取了终止项目评审的措施。
工程院暂停了1名涉事作者的院士候选人资格。下一步，联合工作组将督促各涉事作者所在单位严格按照程序作出具体处理决定，并将处理决定在本单位网站公布，确保调查处理落实到位。
希望能够早日处理存在过错的人员。
一、造假手段低劣，但国内高校并未察觉
《光明日报》披露的三起中国论文被撤事件分别是：
2015年3月，英国BMC出版社（BioMedCentral出版社）撤回43篇论文，其中有41篇出自中国学者之手。
2015年8月，全球著名的学术期刊出版集团斯普林格也撤回旗下10个学术期刊已发表的64篇论文，而这些文章也是全部来自中国。
2015年10月，世界著名学术出版集团爱思唯尔撤销旗下5种学术期刊中的9篇论文，这9篇论文全部来自中国。
网上类似的学术造假漫画非常多，也从侧面看出网友对这类问题的忧虑。
被老外查出论文造假，肯定是一件丢人的事，然而更丢人的是被查出的过程。国科协副主席黄伯云介绍：“这41篇中国论文，出现了不同作者、不同评审人使用相同电子邮箱的情况，这显然不合常理。”
不同作者、不同评审人用同一邮箱，简单讲就是张三、李四、王五三位作者写完论文后，分别发给赵六、陈七、朱八三位导师评审。但张三、李四、王五三个人用的是同一个邮箱，赵六、陈七、朱八三个人用的也是同一个邮箱。
不仅如此，据爱思唯尔集团全球总裁Philippe Terheggen所述，有些作者提供的审稿人邮箱IP地址竟和作者自己的IP地址一样。很明显，这些作者提供虚假审稿信息，违反了投递论文的惯例和科研规范，而论文的真实性和学术价值也随之丧失，撤稿成为必然结果。
这背后的故事不难推敲：三篇论文是同一个组织写出来的，三位评审老师也是同一组织编出来的，走这么一套程序，满足了“论文必须由同行评审人给出修改意见”这一规定，于是可以顺利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