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是以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技术为依托，需要有一个准确、及时的银行结算系统作保障。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是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主要控制目标和依据是财政预算指标，没有功能强大、快速的财政预算管理和信息反馈系统是无法实现的。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还涉及财政部门、预算单位、商业银行之间的工作流程的改变及利益关系的变化。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过程中许多工作需不断磨合、不断完善。1、网络接入方式成本太高，技术方式有待突破。大多数预算单位采用通过MODEM拨号的连接方式接入国库集中支付系统，速度慢、稳定性差，影响国库集中支付效率，并且MODEM这种硬件设备随技术进步而淡出市场。采用VPN方式接入，成本高昂，以省水利厅淮河局为例，16个预算单位增加办公成本2.88万元（固定包月费150元/月×12个月×16个单位），如此计算，安徽省级预算单位增加办公成本上百万元。为加快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及财政一体化建设，应提供一种广泛和安全的接入服务，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使用任何设备，通过任何网络连接，都可快速接入国库集中支付系统。2、商业银行的既得利益被打破，服务质量有待提高。现行的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商业银行减少了信贷资金来源，并且零余额账户代理银行网点要先垫付资金，再由代理银行分行汇总各网点的垫付款项后统一与人行国库单一账户清算，清算环节越多，资金在各账户周转的手续越多，资金支付速度就越慢。结算过程中存在个别开户银行人为设置保障，款项不能及时结算；或由于技术原因，零余额账户开户银行不能打印直接支付入账通知书、财政授权支付入账通知单等会计原始凭证。3、提高预算编制水平，继续加强预算执行的监督力度。真正实现公共财政、财政一体化战略、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预算的编制是根本。通过实行综合预算、零基预算、早编细编预算，加强了预算管理，从而实现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经济稳定及经济发展的职能。目前，国库集中支付，财政资金支付给供应商或劳务提供者前，对预算单位提供的资金申请、购销合同、商品供应者或劳务提供者的资质及收款账户等的真实性，缺少审核鉴定环节；各厅（局）年度预算中补助市县的项目，经费划转至市县财政后，省级国库集中支付系统无法监督该项经费的支付情况。另外，国库集中支付制度仅作为财政资金支出去向的一种监督控制手段，对预算单位其他资金的来源、去向的监督管理力度不够及时。我国应在“收支两条线”、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等相关政策的基础上，借鉴国库集中支付系统的成功经验，尽快开发统一的“国库集中收付”系统。并逐步建立以国库集中收付系统为基础、以信息化技术为支撑的预算执行动态监控机制。逐步拓展预算执行动态监控范围，要将监控范围逐步扩大到预算单位的所有资金。要逐步完善预算执行动态监控运行机制，以实时动态监控为重点，建立起综合核查、动态监控信息披露、监控检查通报、处理整改相配合的监控运行机制，从而提高预算的执行力、约束力。4、加快财政一体化战略的实施步伐，充分发挥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协同效用。加强财政国库管理信息系统建设规划，加快信息系统建设步伐。各级财政部门将国库集中支付、非税收入收缴管理、政府采购管理、财政决算等系统整合，将财政、税务、人民银行国库网络实行横向联网，建立联网信息系统，实行税款信息共享。实现各级财政非税收入分成信息的实时交换、收支信息及时汇总以及决算信息的及时生成。各级财政国库部门要与本地技术管理部门密切配合，建立健全财政国库管理系统的实施及日常维护队伍，保障国库改革与管理业务的顺利进行。
国库集中收付制度主要包括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和收入收缴制度两方面。主要内容包括：1、财政统一开设国库单一账户；2、所有财政收入直接缴入国库，3、财政支出通过国库单一账户体系，以财政直接支付和财政授权支付的方式，将资金支付到商品和劳务供应者或用款单位。如果是多选的话，应该选AB ，如果是单选的话，建议选B
法律分析：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和国库集中收缴制度共同构成了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是指政府将所有财政性资金都纳入国库单一账户体系管理，收入直接缴入国库或财政专户，支出通过国库单一账户体系支付到商品和劳务供应者或用款单位。逐步建立和完善以国库单一账户体系为基础，资金缴拨以国库集中收付为主要形式的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是整个财政管理制度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和主要内容。法律依据：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国库集中支付业务电子化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第三条 国库集中支付业务电子化管理，应当遵循安全、规范、便捷、高效的原则。
自收自支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不足与完善论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接触过论文吧，借助论文可以达到探讨问题进行学术研究的目的。一篇什么样的论文才能称为优秀论文呢？下面是我为大家收集的自收自支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不足与完善论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摘要： 自收自支事业单位不依赖于财政提供资金支持，自给自足，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然而这种特性也会对财务管理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财务管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自收自支事业单位的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本文以自收自支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中常见的问题为研究对象，从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固定资产管理混乱、预算管理不执行或执行不到位等方面对存在的问题和完善的对策展开论述。
关键词： 自收自支；事业单位；财务管理；问题；对策；
一、引言
自收自支事业单位在市场竞争中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如何抓住机遇，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是其必须面对的战略问题。自收自支事业单位的管理模式决定了其自主能力较强、对地方财政的依赖性较弱的特点。但正是由于监管力度降低，很容易出现财务风险，在一定程度上也直接或间接影响了自收自支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质量。对于自收自支事业单位而言，只有通过不断提升财务管理水平，才能够应对激烈市场的.竞争，才能真正实现单位的长期稳定发展。本文对通过自收自支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中常见的问题以及相应的完善对策这两个方面进行研究。
二、自收自支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重要性
1、有助于提升营利能力
自收自支事业单位属于我国行政事业单位分类中的一种，虽然从组织机构和人员编制等方面与其他类型的事业单位相似，但在经济来源方面需要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收自支事业单位由于不需要或仅有少量的财政拨款，从资金使用的角度来看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但是从财务管理的角度仍然需要受到政府主管部门的监督与管理，其经营模式更加趋向于企业，需要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
2、有助于推动可持续发展
自收自支事业单位又不同于企业，还需要兼顾社会效益、为民服务等公共职能。随着事业单位的深化改革，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等各项要求，结合政府会计制度改革，目前事业单位已建立起预算体系、政府采购制度、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等机制，而部分自收自支事业单位由于对改革认识不足，缺少相关的管理经验，在实际财务管理工作中存在一些问题限制或制约了单位的可持续发展，亟待研究解决。
三、自收自支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
1、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
内部控制是财务管理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关系。内控制度的健全与否，影响单位财务管理的状况。然而在自收自支事业单位中，由于种种历史或现实原因，缺少对内控制度的深入研究和优化，久而久之形成了会计基础薄弱、财务管理组织结构不完善、财务管理职权不明晰等现象，使得内控制度无法充分发挥作用。
单位业务流程不完整，业务环节不明确，就无法准确识别业务风险点，就无法有针对性的制定各项内控制度。如果一些重要的业务环节没有制度可依，就会增加经济利益流出的风险。同时很多单位由于部门人手短缺会出现职责交叉、无法做到不相容岗位相互分离的情况，例如一些关键岗位长期不轮岗，采购业务合同拟定和审核由同一人操作等。岗位职责不清无法形成相互牵制、相互监督的平衡局面，也容易产生舞弊现象。另外财政部门对于自收自支事业单位的自有资金监管不严，外部监督不到位，也容易使得内控制度得不到有效的实施和评价。
2、固定资产管理混乱
自收自支事业单位固定资产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由财政经费拨款购买；二是由自有资金购买；三是由专项经费购买。其中，自有资金购买是自收自支事业单位购置固定资产的主要形式。由于资金使用上的特殊性，使得固定资产购买审批流程不严格，随意性较强，极易造成固定资产浪费。而购入之后，没有明确的资产管理部门和责任人，入库和领用缺乏相应手续，造成资产使用状况不明。每年末，不及时进行固定资产盘点，造成账实不符，资产流失严重，无法追究责任。部分自收自支事业单位存在着会计核算不规范的现象，采购达到一定金额标准的办公用品等不按固定资产核算，而列入当期支出中；同时对固定资产没有依法计提折旧，随着使用年限的推移，账面价值与实际价值严重不符，造成账目混乱、财务数据失真。
3、预算管理执行不到位
因自收自支事业单位自身特点等原因，预算管理方法很早就已经被引入财务管理工作，但产生的效果却并不太理想，预算管理浮于表面。究其原因，首先对预算管理缺乏正确认识和全面理解。从单位管理者到各部门员工对于预算管理的认知大多停留在表面，将预算管理与财务工作混淆，简单地认为预算编制工作应该由财务部门独立完成，和其他部门工作没有关联。由此导致预算结果信息失真，数据偏差较大，预算无法执行。其次，缺乏有效的预算管理制度和监督机制。在预算执行过程中，没有按照预算严格执行，导致严重超支；未经审批随意调整预算项目，甚至出现无预算状况；预算和决算相互脱节，造成预算管理效率低下、执行不到位、评估结果无法运用到实际之中，从而影响了预算管理监督。
四、自收自支事业单位完善财务管理的对策
1、健全内部控制制度
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是财务管理规范有序、高效运行的重要保证，同时也是自收自支事业单位目标实现的长效机制。健全内部控制制度，有助于提高风险防范能力，及时有效的查找各项规章制度在执行中出现的问题并及时调整，确保财产物资的完整性和安全性。
自收自支事业单位的经营范围越来越广，随着业务环节的增多，往往很容易忽视每个环节可能存在的风险。单位必须认真梳理业务环节，明确好每个业务风险点，始终将风险防范贯穿于财务管理工作全过程。对于不相容岗位实行分离控制。对于各项经济业务，必须经过授权审批控制。自收自支事业单位要通过内外部审计相结合来强化监督职能，定期针对内部控制设计和运行的有效性进行评价，以评价结果作为单位部门和个人绩效考评的依据。必要时还可以聘请有资质的第三方审计机构针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审计和监督。通过一系列风险排查，及时掌握控制风险点，了解最真实的财务运营情况，有效推进自收自支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建设和实现控制目标。
2、提升固定资产管理水平
固定资产为提高自收自支事业单位效益和收入方面提供有力的物质保障。固定资产出现管理混乱的首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必要的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使各项业务工作有章可循、有据可依是做好固定资产管理工作的前提条件。
在固定资产购置前，应分析是否属于必需购置资产、是否有重复购买的现象、资产规模和价格是否在采购标准以内等，做好前期的可行性分析和调研，避免浪费资金。在固定资产使用过程中，重点加强实物管理，建立固定资产台账系统，由不担任会计岗位人员负责固定资产专项管理，定期或不定期对固定资产的使用状况进行跟踪。同时还要建立固定资产盘点制度，包括每年末定期盘点和不定期抽查盘点。通过盘点可以检查固定资产实物与账面是否一致，实现对固定资产的动态管理；在盘点的过程中，也可以对固定资产的使用状况有更全面的了解，便于后续管理。另外，在固定资产核算方面，财务人员要规范处理，对于固定资产的入账价值、折旧年限、报废残值等应严格按照政府会计制度规定执行。将规章制度和日常监督管理有机结合才能提升固定资产管理水平。
3、加强预算管理执行力
通过加强全面预算的执行力，可以有效提高内部财务管理水平。作为单位管理者要带头贯彻预算执行，各层级管理人员和全体职员都要参与预算管理工作，提高对预算管理的重视和关注度，尽可能为预算工作的开展提供相应的资源。各职能部门也要密切配合预算执行部门开展工作，建立良好的内部沟通协调机制。出现问题时，预算执行人员与各部门业务人员商榷沟通，确保在预算执行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问题能及时解决，为推动预算工作的高效开展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为保证预算的执行力度，防止发生预算超支和随意变动现象，提高预算方案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就要制定严格的预算标准和规范。同时还要对预算执行情况实施监督考核，区分预算执行率完成较好的、一般或因人为因素造成预算方案不准确而需要修正的情况，纳入部门和个人绩效评价系统，通过量化考核指标，激励预算人员切实履行自身职责，加强预算管理执行力，降低财务风险。
五、结语
财务管理是自收自支事业单位内部管理的重要内容，提升财务管理水平对于促进自收自支事业单位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自收自支事业单位在开展财务管理工作时要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加强管理者和员工对财务管理的认识，为各项工作营造所需的环境氛围。还要不断健全内部控制制度，提升固定资产管理水平，加强预算管理执行力，确保各项财务管理工作落到实处。同时还要不断探索提升财务管理工作水平的良好途径和方式，促进财务管理发挥出更大的价值和作用，为长期可持续稳定发展奠定夯实的基础。
六、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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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取得了新进展。国库集中支付改革全面深化，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国库集中支付范围不断扩大，公务卡改革全面推行，国库集中收缴改革进展顺利，预算执行动态监控效果日益显现，有力促进了财政改革与发展。 2010年，财政部门将进一步深化完善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一是健全国库单一账户体系。加强财政资金专户管理，研究制定强化地方财政资金专户管理指导性文件。加强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管理，逐步将其纳入动态监控管理范围。二是完善国库集中支付运行机制。进一步加大县级国库集中支付改革的推进力度，加快会计集中核算向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转轨工作进度。继续扩大中央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国库集中支付范围，建立健全中央专项转移支付资金运行管理新机制。推进公务卡改革。三是完善国库集中收缴运行机制。进一步扩大非税收入收缴管理改革范围，推进有非税收入的中央部门及具备条件的地方执收单位全部实施改革；进一步完善非税收入收缴程序和相关制度办法，建立统一规范的非税收入收缴制度体系。全面推进电子缴税横向联网，力争到2010年底所有省份都实行横向联网。四是完善预算执行动态监控机制。进一步推进动态监控系统的创新发展，着力推动建立覆盖各级财政的一体化预算执行动态监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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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行政——21世纪中国行政管理的方向选择 【内容提要】政府的产生源于人民的公意达成和公意授权，这就决定了行政管理的服务性质。21世纪，服务将是行政管理职能的必然选择。为公民服务，为国家服务，为社会服务，将是行政服务的主要对象；而效率与效益，将是行政服务的价值取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判断行政服务的标准，则看其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加国家的综合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最终依据将是用“人民是否满意”这个尺度来衡量。【关 键 词】行政管理/服务/衡量尺度 21世纪，以服务为方向的中国政府职能选择将成为一种必需和必然。政府将按照企业化的方式努力为公民、为国家、为社会服务，并自觉把“效率”和“效益”作为自身服务水平的内在评判尺度，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外在的评判尺度。 一、服务：21世纪中国行政管理的职能设计 管理在本质上就是服务，服务理所当然成为政府职能的必然选择。21世纪中国政府必然也应树立“小政府、大服务”的行政理念，进行职能的再设计。 1.管理就是服务 管理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本质上管理与服务是统一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主体产生分化，并逐步形成群众组织（包括国家），各组织内部及各组织之间都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各组织成员为避免无谓的消耗，以最少成本换取最大利益，相互订立契约，把自身的一部分权利让渡出来，形成公共权力，由全体成员选举的少数代表掌握。掌握权力的少数人根据其成员的要求，管理公共事务，维护组织及其成员的利益。同时，各组织之间也基于同样原因签订盟约，把部分权力交给凌驾于其他组织之上的组织（国家政府），管理全体社会的公共事务，维护社会秩序，进而维护整个社会的利益。管理的实质，就是利用组织及其成员赋予的权力为公众利益服务。因此，从本质上讲，管理就是服务。 2.服务是政府职能的必然选择 政府是公民间契约的产物，它在本质上是一种为公民和社会共同利益服务的组织。随着社会的发展，它日益脱离并凌驾于社会之上，但这种服务性质不可能改变，只不过是服务的对象不同而已。政府最根本的职能仍然是服务职能。政府作为众多社会组织中的一种，也是为社会需要而存在，为社会利益而存在。因而，它必须为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服务，为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服务，而不是相反。政府行政在理论上不仅仅是单纯的管理制行政，而应是为社会和公众提供服务的行政。服务是政府的首要职能。现代西方各国政府的职能再设计也正是出于这种选择。 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各国行政管理陷入信任危机，引起了国际性的公共管理改革，要求政府的职能进行重新定位和设计。西方各国通过多方面探索，最终选择了服务职能，实现了由过去重管理控制轻服务、“以政府为中心”到开始注重公共服务、“以满足人民的需求为中心”的转变。中国的行政管理，离不开国际公共行政发展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特殊性，更何况中国政府本身就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此，最终实现政府职能的方向性选择，就成为一种必需和必然。 3.转变观念：“小政府”与“大服务”服务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成为政府职能的必然取舍。但我们的政府仍然习惯于全面干预，强调行政管理。这首先是因为，我们的各级领导行政人员及公民本身还没有意识到政府就是服务机关，政府的职能就是为公民、为国家、为社会服务。我们的政府仍然习惯于“全能”角色，不该管的也要管，结果什么都管不好。我们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也习惯于政府的全面干预和行政控制，不仅不争取自己应有的权利，而且对政府过分依赖。公民更是“势单力薄”，一味指望政府能“为民作主”。一方面权力主体没意识到自己的权力，自然也不对政府提出什么要求；另一方面，政府最大限度地行使自己的权力，忽视了权力主体的权力。现代政府职能的转变首先要求政府树立新的行政理念，从制度和体制及运作机制上，使行政管理为公共利益服务。其次，还要求权力主体观念也要有所转变，要认识自己的权力，争取自己的权力，限制政府的权力，主动要求政府提供服务，最终实现“小政府、大服务”的理想格局。 二、政府该为谁服务 既然服务是政府职能的必然选择，那么，政府到底该为谁服务呢？ 1.为公民服务 从政治学角度理解：“契约理论”认为，政府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公民与政府、公民之间的政治契约的基础上的，政府的一切权力来自公民之间的契约或公民与政府之间的权能委托，政府应保护全体公民的公共利益，维护和平的社会秩序，充当公民的忠实“奴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否则，公民有权收回委托之权能，选举出新的政府。众所周知，政府机关本身并不直接创造社会财富，它们的运转和活动靠公民所交纳的赋税支持，公职人员靠纳税人来供养，公民是公职人员的“衣食父母”。政府为公民服务，反映公民的意愿，为公民利益尽心工作，完全是应有之义，应有之举，而非政府单方面的“恩赐”。 经济学尤其是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理解模式。经济学理论认为，政府管理过程就是基础设施、治安、政策、法律等公共产品的生产过程。而公民则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消费者，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以尽可能高效率、高质量的公共产品的生产与服务争取消费者的支持〔1〕。 按照这种理解，政府不仅要为公民服务，而且要提供尽可能好的服务，否则，就难以赢得公众的支持，从而失去存在的基础。 各种理论虽然理解的角度不同，但它们都证明了这样一个观点：政府必须为公民服务。 2.为国家服务 行政管理是国家发展的产物，它通过自身的管理活动来发挥、实现国家的职能，执行国家的意志。它不可能脱离国家而独立存在。任何行政管理活动都服从于国家、服务于统治阶级。行政管理在本质上是为国家服务的，政府代表并为国家的利益开展活动。 任何国家都有安全的需要〔2〕，从内外两个方面表现出来。 内部安全是统治阶级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防止政权丧失，保持国内稳定。政府为实现内部安全，维护统治，一方面要代表国家利用暴力工具强制被统治阶级服从国家的意志、法律和政策，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另一方面则采取改善福利等措施协调和缓解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保护内部的安全和稳定，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外部安全就是要保证主权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受它国侵犯，维护国家的尊严。政府代表国家通过外交、战争等方式实现国家的这种安全需要。 在内外安全和稳定的政治环境下，统治阶级还要努力发展本国的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事务，以巩固自己的经济基础。政府通过执行经济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职能，为国家经济文化等发展服务。当然，政府代表国家与它国开展经济和科技等方面的竞争，进行综合国力的较量，也是政府为国家服务的应有之义。 3.为社会服务 政府职能除了为国家服务和具有强制性的一面之外，还具有为社会服务的非强制性的一面，这是由国家和社会关系决定的。专制社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出现了颠倒，国家日益凌驾于社会之上，对社会超常控制。现代民主社会，才真正体现了社会决定国家，国家按照社会的指意运作的内在涵义。国家与社会的这种关系“具体化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权组织与社会、国家机构与社会民众的关系。一句话，是上层建筑服务于经济基础的关系”〔3〕，所以， 国家要为社会服务。政府则代表国家执行这种服务职能，这种服务具体表现为政府为市场服务，如“培育市场体系、制定市场规则、维护市场秩序、进行宏观调控、克服市场缺陷”等；为企业服务，即“统筹规划、掌握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检查监督”；为社会良性行为服务，如：环境保护、治理污染、维护生态平衡、制定法律和制度、保障公共安全、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为公民服务，如提供公共产品、保障公民权益。 三、21世纪中国政府：掌舵而非划桨 “今天我们政府失败的主要之处，不在目的而在手段”〔4〕。 政府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以何种方式提供服务，是我国各级政府必须思考的关键问题。 1.掌舵与划桨 现代国家的政府，既具有决策与指挥的职责，又具有执行和操作的职责。如果把决策、指挥比作“掌舵”的话，那么具体的服务执行就是“划桨”。掌舵是一种方向性、目标性的引导，而划桨则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从另一方面来理解，“掌舵”是政府方针政策等宏观方面的服务，而“划桨”则是具体的服务。 2.掌舵而非划桨 彼得·德鲁克在《不连续的时代》一书中说：“我们面对的不是‘国家的逐渐消亡’。相反，我们需要一个有活力的、强大的和非常活跃的政府。但是我们面临着选择，选择一个庞大的但软弱无力的政府，还是选择把自己局限于决策和指导从而把‘实干’让给他人去做的强有力的政府”。我们需要一个能够以治理而实行治理的政府。这不是一个‘实干’的政府，不是一个‘执行’的政府，这是一个‘治理’的政府”〔4〕（P25）。当代管理者也认为：“任何想要把治理和‘实干’大规模地联系在一起的做法只会严重削弱决策的能力。任何想要决策机构亲自去‘实干’的做法也意味着‘干’蠢事，决策机构并不具有那样的能力，从根本上说那也不是它的事。”〔4〕（P64）政府不是“实干”的机构，而是“决策机构”。因为“政府并不善于划桨”〔4〕（P32），政府的职责只能是“掌舵（决策）”而非“划桨（实干）”。政府的义务是保证服务提供得以实现。 3.满足公众的需要 政府是决策机构，如何掌舵，即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并不能由政府自身说了算，而要根据服务对象，尤其是政府服务的直接受益人——公众的要求而确定。 政府使用纳税人的钱，为公众服务，理应“以顾客为中心”，按照公众的要求提供公共服务，满足公众的需要，就是说政府的服务要面向公众，而不是面向权力；政府对公众的利益、需要和要求应具有灵敏的反应能力；政府的一切活动要围绕着公众的切身利益，树立“公众至上”意识，一切以服务对象的满意为标准。 4.把竞争机制注入到提供服务工作中去 政府服务也是一种经济行为，需要进行收益——成本分析，只有其收益高于成本才是合理的。因此政府服务也存在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要求。在政府服务中引入市场机制，把竞争注入到政府服务工作当中将有助于实现政府服务“低成本、高收益”的预期。同时，这也是满足公众需求、提高服务质量、打破政府垄断的有效途径。 政府服务中引入竞争机制，主要考虑三个方面。一是政府内部的竞争。在政府同类部门中政府雇员以及为政府服务的机构，如印刷、会计、采办、通讯数据处理，车队、修理等之间开展竞争，可以解开官僚主义的死结。二是政府与私营部门的竞争。在一些由政府垄断的服务中，如交通、电信、邮政、水电等引入竞争机制，打破政府垄断，给政府形成竞争压力，迫使服务质量的提高。三是私营部门之间的竞争，把一些政府可以撤手不管的服务，诸如清除垃圾、城市环卫、医疗卫生、职业培训等通过招标方式出租或承包给私营部门，实行“有偿服务”，由市场来完成，可减轻政府负担，以便政府更好地“掌舵”。 竞争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但至少能使我们的政府服务质量有所改观。 四、效率与效益：政府服务的价值评判 行政效率与效益是行政服务的核心问题，贯穿于行政服务的各个环节，是全部行政活动追求的目标，也是检查政府工作质量的客观标准，政府服务的好坏都要经过效率与效益这一对价值判断标准的检验。高效率基础上的高效益是良好行政服务追求的目标。 1.效率与效益的可比性 广义的行政效率是质与量的统一，包括质量和数量两个方面的规定性。数量上的规定性，是指行政服务总产出与总投入的比率，即所谓狭义“效率”；质的规定性，是指行政服务的社会和政治价值，看其是否达到了有益于社会，能够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既定价值目标，即“效益”，这是对行政效率的社会性评价。 “效率”（狭义）与“效益”虽同为行政服务的价值评判标准，但二者并非完全一致，或者说，二者之间具有某些可比性。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只注意到二者的一致，却忽略了它们的区别。“效率等于效益，效率越高，效益越高”，这话包含了部分真理。在一般情况下，人们从效率中获取相应的效益，二者成正比。但问题还有另一面，如果行政服务活动远离了原定目标，或给社会带来不利影响，其效率越高，结果就越糟。这表明，效率越高，效益也可能越低，甚至成为负值，在一定条件下，两者成反比。只有当两者以最恰当的方式结合起来，并产生最佳值，效率与效益才可兼得。否则，为片面追求效率，而忽视行政目标的正确与否，会给国家、社会和人民的利益带来重大损失。 2.短期与长期的统一性 衡量行政工作的真正效率与效益往往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作出恰当的评价。有些行政活动刚开始，效率或者很差，效益很不明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条件的日趋成熟，效率会逐步提高，效益也会日益明显，并最终变得极为可观。因此，对效率和效益的追求，不能只看眼前，仅在短期效率和效益上作文章，还要顾及长远利益，更不应为片面追求短期的效率和效益而损害长期的效率和效益。任何放弃长远效率和效益的行政行为，都不可能真正实现行政服务的高效率和高效益。所以，对效率和效益的考察，既要看到眼前，又要防止急功近利。在相当多的行政服务领域，例如环境保护等，更应把眼光放长远些，把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结合起来，实现行政服务的短期与长期效率和效益的统一。 3.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以“人民满意”为尺度 效率和效益的统一及二者长期性的统一，都只是政府服务的价值评判原则问题。对于政府来说，终极目的是要实现效率基础上的高效益。究竟什么样的服务才是高效率基础上的高效益，则有一套客观的判断标准和尺度：就是看政府服务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最终依据“人民是否满意”这个尺度来进行衡量。 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的生产力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需要”，落后的生产力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这种现实也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语）。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来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切工作是非得失都要根据“三个有利于”标准进行判断。我国的政府是服从和服务于这一根本任务的，其服务质量的优劣，服务效益的高低，最终也要看是否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增强了综合国力，是否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三个有利于”是一种实践标准。政府的服务是否达到了这一标准，最终要依据“人民是否满意”这个尺度来衡量。政府服务是否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是否能让广大人民群众得到真正的好处……都主要看“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这是对政府高质量、高效率和高效益服务的最具权威性和决定性的价值评判。【参考文献】 〔1〕何小随． 论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是行政体制改革需要处理的基本关系〔J〕．地方政府管理，199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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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行家，所以给你找了些资料~自己找找看吧~
死刑存废论之我见
王文婷
死刑存废之争，自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问世以来，已历经200多年。死刑存废之争已由一个法律问题上升到了伦理学、哲学的高度。面对前人浩瀚的学术成果和精辟入理的论证，我方才知道自己有如井底之蛙。我只能靠着满腔的热诚，用最浅显的文字写下最真实的看法。
一
毫无疑问，废除死刑已成为当今世界的共同趋势。截止到2000年10月，全世界彻底废除死刑的国家达78个，事实上废除死刑的国家达37个，仅对普通犯罪废除死刑的国家也有10个。与之相比，目前仅71个国家仍保留死刑①。但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废除死刑的道路也充满了曲折和坎坷：前苏联三次废除死刑又三次恢复，菲律宾、意大利、瑞士等均出现了死刑反复存废的问题。死刑存废的反复暗示着“死刑保留论”顽强的生命力。可以说，废除死刑任重而道远。
死刑存废论的分歧，实质是传统刑罚报应论和预防论与人道主义、人文关怀冲突的结果。我国作为保留死刑的国家之一，大多数学者提出折衷的“死刑限制论”，作为我国刑罚发展的目标。“死刑限制论”以我国刑法对死刑对象的限制，死刑复核程序等为内容，基于死刑保留论的一系列观点，强调中国目前无法全面废除死刑。
“死刑限制论”一直以来是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观点，“废除论”目前似乎还没有得到大范围的认可。中国几千年封建历史的积淀，以及目前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决定了中国目前无法全面废除死刑。但“不能废除”不等于“不应废除”，前者强调实然性，后者强调应然性。如果将“死刑限制论”作为死刑发展的最高境界，那是人道主义的悲哀，更是文明社会进步的障碍。
二
死刑保留论的理论基础是刑罚“报应论”。笔者认为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以“报应论”作为死刑保留的最大理由已明显不合时宜。诚然，从奴隶社会野蛮的同态复仇，直至今日我们宣扬的“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刑罚已从“报复”转向“报应”为目的。前者强调对违法者个人的制裁，是“刑罚与犯罪在损害形态上的等同与对称”②；后者强调对社会大众的预防监督，是“刑罚的轻重与犯罪的轻重的等比对称③”。报应论已成为死刑保留论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报应可谓社会对于犯罪人为恶的反应，以刑罚来报应犯罪，因刑罚的痛苦来平衡犯罪的恶害，一方面可以实现正义的心理，另一方面则可以增强伦理的力量，以建立社会赖以生存的法的秩序。④”但是，无论报应论多么完美，只能说明刑罚的正当性，而非死刑的正当性。因为目的正当并不一定表示手段的正当。况且报应犯罪的途径不只死刑一种，无期徒刑同样可以达到报应犯罪的目的。对犯罪分子处以刑罚是必须的，符合报应论，但死刑犹如“过犹不及”，除了满足受害人的私愤外毫无意义。
当然，有些学者强调报应的“等价性”，即犯罪者失去的利益应不小于所侵害的利益，以此论证“杀人偿命，天经地义”的合理性。笔者认为是不可取的。如若以此为据，一味强调报应的“等价”，那么现在的自由刑似乎只使用于非法拘禁他人的行为。强奸犯是否必须处以宫刑？犯是否只需交纳罚金？很明显，与同态复仇相比，等价报应论确实进步了许多，但在一个文明与人道的社会中，“杀人偿命”仍是落后与野蛮的标志。无论在人们的观念中，还是在司法实践中，“等价报应”所提倡的“不小于”常被理解为“大于”而非“等于”。我国对经济类犯罪仍保留死刑就是最好的例证。退一步来说，对一些诸如杀人罪的自然犯而言，死刑似乎是等价的报应，但其实质是以一个家庭的痛苦来换取另一个家庭的不幸，结果是两个家庭的悲哀。这里的“等价”是心理痛苦程度的等价，而非刑罚轻重的等价。其结果往往是两个家庭的悲剧——这就是我们自豪的文明社会？
黑格尔从社会契约论角度进一步阐述了“等价报应论”。他说：“犯人行动中所包含的不仅是犯罪的概念，即犯罪自在自为的理性方面——这一方面国家应主张其有效，不问个人有没有表示同意，——而且是形式的合理性，即单个人的希求。刑罚既被包含着犯人自己的法，所以处罚他正是尊重他的理性的存在。⑤”按照他的说法，死刑是犯罪者自己的意愿，所有的痛苦是犯罪者自己选择所得。从逻辑上看，这样的推论是完美的。但从现实上看，很少有犯罪者完成犯罪行为后等待就擒，绝大部分都尽其所能逃脱执法人员的追捕。也就是说，犯罪者即便知道自己将受到法律的制裁，但犯罪时无一不寄希望于逃脱这种制裁。因为时效制度的存在，只要脱逃成功，到时便可逍遥法外。刑罚的不必然性，成为犯罪分子的赌注。他的“理性的存在”就是钻法律的空子，而非甘愿接受刑罚的处罚。由此，黑格尔的说法仅是破案率为100%的理想社会的推论，只要刑罚存在不必然性或不及时性，逃脱法律制裁永远是犯罪者的自由意志。刑罚的不必然性越高，刑罚的严厉程度就越大——即刑罚的严厉程度与刑法到达的必然性成反比，而后者与执法机关的尽职与否有直接联系。因此可以推论：犯罪分子所接受刑罚的严厉程度，实际上取决于执法机关破案率的高低。这样的结论显然是荒谬的，但不可否认，在一些破案率低的地区，一旦抓获犯罪分子，便希望通过最严厉的刑罚达到“杀一儆百”的效果。同样的犯罪行为，同样的社会危害性，却可能因当地破案率的不同遭受“生”与“死”的差别待遇。犯罪者的生命成为树立司法权威的代价，这种“代价”违背社会契约论的平等与自由，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更违背法律正义的终极价值。
在报应论的基础上，以史蒂芬、加洛法罗为代表的死刑保留论者提出“预防论”作为保留死刑的最大理由。笔者认为预防论同样是站不住脚的。一般情况下，人对于死亡的恐惧远远高于对其他事物的恐惧。对生的渴望和对死的逃避，是人类的本能与天性。因为恐惧程度看似与威慑力成正比，因此得出结论：死刑具有最大的威慑功能。暂且不论这样的三段论推理是否必然成立，事实告诉我们：“严打”以来，适用死刑的人数增多，执行死刑的人数也增多，而重大刑事犯罪仍呈有增无减的趋势；历史告诉我们：明太祖朱元璋“欲杀尽天下之贪官，奈何朝杀而暮犯！”。死刑所谓的“最大威慑力”只是学者的推论，在事实面前，这种威慑力不断弱化。对于那些义愤杀人，或为信仰而犯罪的人而言，死刑的威慑力毫无价值可言。退一步来讲，200多年来无数学者为了回答死刑与无期徒刑相比，威慑力孰轻孰重的问题，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直至今日，仍没有权威机构能够给予肯定或否定的答案。既然我们无法证明死刑具有最大威慑力，那么死刑的存在无合理性可言。同时，死刑的威慑力一旦没能起到抑制犯罪的作用，这种威慑力往往成为其他犯罪行。为的诱因。犯罪者实施犯罪行为后，因惧怕死刑杀人灭口的例子不在少数——这是死刑无法推卸的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说，死刑成为犯罪分子杀人的帮凶。
“死刑限制论”相比“死刑保留论”而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民主文明的进步，但它仍然有悖于人道主义、人文关怀的精神。死刑是野蛮之刑，是践踏人权之刑。其野蛮与残酷不仅体现在行刑的一刹那，恐惧与绝望从判决开始便在死刑犯心中扎下了根，悲哀与无奈从判决开始便与死刑犯的家庭如影相随，更可怕的是，它们不会随着行刑的结束而消失。死刑对于心灵与精神上的折磨远比加在肉体上的痛苦来的大。肉体的痛苦是暂时的，只须一人承受，而精神的折磨却须由无辜的家属来承受，并且永生难以磨灭。死刑以剥夺他人的生命权为手段，使犯罪者完全丧失了人格权，即完全否认了他人为人的权利。而无期徒刑至少保留了犯罪分子的人格权。因为死刑本身就是不人道的刑罚，所以无论“死刑限制论”限制的多么严密，都始终违背人道主义的原则。“罪刑相当原则”作为我国刑法基本原则之一，强调“犯罪危害性之大小，是决定刑罚轻重的重要依据，犯多大的罪就处多重的刑，做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罪刑相当、罚当其罪。⑥”在大多数人的观念里，严重的犯罪行为如果不判处死刑，就是违背了“罪刑相当原则”。其实不然。罪刑相当原则要求的是“罪”与“刑”在惩罚程度上阶梯形的对应，对于最严重的犯罪只要处以最严厉的刑罚就符合该原则的要求。一旦废除了死刑，无期徒刑就成为最严厉的刑罚，将最严厉的刑罚分配于最严重的犯罪，完全符合罪刑相当原则，更符合“分配的正义”这一法的最终理念。
三
综上，笔者认为死刑的废除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因为实际废除死刑，无期徒刑成为最严厉的刑罚，笔者认为应当严格限制从无期徒刑减刑至有期徒刑20年的条件，适当提高无期徒刑的威慑力。我国虽然有无期徒刑这一档刑罚，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无期徒刑“有期化”已成为相当现实的问题。大部分群众无法接受那些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经历了十几年的有期徒刑后活跃于社会中的事实。本着既保护犯罪者的利益，又要适当考虑人民群众的感情的原则，笔者认为严格限制无期徒刑减刑的条件是完全必要的。当然，一些学者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指出：无期徒刑消耗的国家财政远比执行死刑的成本高出许多，以此论证死刑是最“经济”，最“实惠”的刑罚。笔者认为这样的观点有失偏颇。社会已步入二十一世纪，将人的价值与经济利益权衡的观念早已为人道主义所摒弃。人的生命的价值重于整个地球的价值。国家如果出于纯经济利益的目的，从肉体上消灭犯罪者，这样的社会是极不负责任的。
中国的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表明，长期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从未给人道主义提供萌芽的机会，人文关怀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未得到重视。可喜的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部分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人道主义、人文关怀逐渐受到大家的关注。在这样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中，我们应当抓住机遇，从小部分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入手，在部分地区尝试从实践中不执行死刑，这种尝试从经济犯罪领域内开始最为合适。我国目前无法完全废除死刑，不仅因为经济的原因，笔者认为更重要的是社会精神文明发展滞后，对人类理性和良知的思考明显少于对市场经济规律的探讨。中国废除死刑之路，到了迈出坚定的第一步的时候了。
参考文献：
①参见杨春洗、张庆方：《世界范围内的死刑存废现状和中国的死刑问题》。
②参见胡云腾著：《存与废：死刑基本理论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年版，第155页。
③参见胡云腾著：《存与废：死刑基本理论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年版，第155页。
④参见杨世云、窦希琨著：《比较监狱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3页。
⑤参见（德）黑格尔著：《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56页-157页
⑥参见苏惠渔主编：《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8页。
为什么要从定罪量刑的角度来分析呢？gai案的关注点也是争议点在于是否构成犯罪？
论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当初我们班写这个的基本都是高分。切入点很多、例如我国罪责刑原则的贯彻执行很不到位、究其原因、我国的程序审查和监督漏洞。要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在我国现今社会背景下、如何认定社会危害程度。罪责刑中的刑事责任并非指犯罪的法律后果的刑事责任、而指的是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刑事立法和司法的重要意义、和对于解释刑法的制约作用。等等、很多……这个题目、经过查阅资料和归纳总结、还可以让你对整个刑罚体系和精神内涵有进一步的、清晰的了解。一举两得啊~~~~
在这个刑法意义中，减刑的意义是坦白从宽。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农村、农民（以下简称三农）问题始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尤其是伴随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过渡期的结束，三农问题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在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最繁重、最艰巨的任务在农村”，“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土地制度问题是解决农村问题的一个重要内容。因此，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出发，针对农村土地制度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目标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有中国特色农村土地制度，对实现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文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运用科学抽象法、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纵向比较分析与横向比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提出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目标，并在此基础上系统构建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农地制度创新模式，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当前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问题。 论文的第一部分，通过对各种关于土地制度含义的分析，阐明了土地制度的科学含义及特点，并以此为基础论述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 论文的第二部分，阐述了新时期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历史进程，在对其现状的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当前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存在的问题。 论文的第三部分是国际比较，在分析美国和日本两个不同市场经济国家农地制度的发展历程，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加以学习和借鉴，以期得出对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启示，从而实现我国现有土地制度改革的创新。 论文的第四部分是对策研究，论述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面临着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在此情况下系统探索、寻找出符合生产力水平，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土地制度。
很鲜明的观点，你可以借鉴的。 第一，税费改革是当前必须的、符合我国改革总体方向的一大措施，但不宜提”治本之策”。因为总的来讲，这种”并税除费加返还”式的改革仍是我国历史上从租庸调到地丁银无数次类似改革的又一轮，即仍属传统框架内的改制。它离现代社会或发达市场经济社会的农业税制还差得很远。 现代税制的特点很多，其本质无非两条： 一是消除”身份性贡赋”色彩，实行公民权利平等基础上的非身份性税法，无论是所得税、资产税、遗产税等等都应有一定之规。对公民个人来说最重要的是所得税，而所得税率累进制和低所得免税线是现代社会的通例。但按这个原则，我国相当一部分农民就几乎不应成为征税对象。而按现行税费改革政策，改革后农业税加特产税两项占农民收入的比重仍达15%以上，与市民的所得税义务相比仍具有”倒累进”的、身份性的色彩。北大卢锋先生提出”农民免税论”，认为第一农民收入很多达不到所得税起征点，第二当前农业状况已使土地从”资本”变成了社会保障手段，不能成为资本税的对象。他的说法或许过于理想化，但却是合乎逻辑的。我们现在或许还做不到这一点，但一定要有这种意识：只要现存税制不能在统一的累进税率面前对城乡居民一视同仁，就不能说我们的税改已经”治本”了。 二是现代税制更重要的基础是纳税人权利--义务统一原则。所谓”无代表，不纳税”，可以说是近代化变革的最重要起点。当年英法等国最早的国会并不是基于什么民主的政治理念、而纯粹就是因国王必须就征税问题与”纳税大户”（后来随民主的发展而演变为一切对国家有义务的公民之代表）协商而产生的。也正是在”无代表，不纳税”的基础上形成的纳税人认同，使现代国家拥有比传统国家更强的征税合法性和更大的实际征税能力。纳税问题的实质是公民与国家的关系问题，它表面上是个财政概念实际上却是个政治范畴。本次税改在社区公益收费问题上提出”一事一议”、村民自治的原则实际上也是基于这一点。但在”皇粮国税”问题上与上述标准距离还很大。归根结底，税制改革的”治本”要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 必须强调的是，以上两点都以城乡公民一视同仁为原则，不涉及什么”工业反哺农业”、国家”保护”农民扶助农村的问题。发达国家，包括美国这样号称实行自由经济反对欧洲型福利体制的国家，农民都是公民中受到特殊保护的一个群体，而且经济学家一般认为，由于交易费用高、自然风险大、生产周期长、离散性供给和消费弹性小于供给弹性导致的”蛛网震荡”等原因，在形式权利一视同仁的”公平市场”中农民也会处于弱势，需要国家给予一定的照顾。但中国农民面临的从来不是争取照顾的问题（在农民人口比重如此之大的情况下恐怕也难以照顾）而是减少歧视的问题，不求”反哺”但求少取，不求”保护”但求准入，”形式权利一视同仁”这种在发达国家招致农民抗议的状况，对中国农民来说已是梦寐以求了。 第二，就技术层面而言，本次税费改革要注意的除了我以前谈过的”黄宗羲定律”陷阱以外，还有以下几个方面： 1、”百分率税则”的可行性问题。我国历史上所谓的什一而税、十五税一、三十税一，都是时人对税收总量的大致估计，实际操作起来由于国家没有能力核实农户的产量、收入，一般都只有按”硬指标”（丁、口、户、地亩）定额征收，顶多粗略地再把丁、亩等划个”三等九则、”“五等版薄”，这种划分与农户收入的实际变化也很难相关。而且由于乡村吏治不好，这种划等工作还容易被扭曲产生更大的问题。所以历史上就存在着”五等户、”“九则丁”逐渐被淡化、被更划一的标准所取代的趋势。因此当时一旦改革税制，为避免征税失控通常都采用绝对量控制的办法。如晚唐”两税法”便规定以大历年间实征额为限，清代地丁合一的原则是以康熙末年定额为准（”盛世滋丁永不加赋”）。而本次税费改革的”两个7.5%”都是相对性指标，在当前”农民纯收入”统计极不准确、”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情况下，没有绝对量控制只有相对性指标恐怕是不管什么用的。 2、与上述相关的是对农民非农收入的征税问题。我国目前所谓农民负担问题，其实主要是务农户、尤其是种粮（或其他大宗主要农产品）户的负担问题。象苏南浙江那些”乡镇企业”高度发达地区乃至城郊、城内级差地租高收益地区农民是不大有这种问题的。本次税改规定的基本税种是农业税和特产税，实际征收又多是按人口、田亩数计算，这就使负担集中在务农、种粮之民身上的状况更严重。目前在安徽、福建等地的试点中已经反映了这个问题。 这也是我国历来税制的老问题。由于我国经济活动、尤其在农村经济活动中缺少规范的薄记、营业额申报与核实等手段，古代的税收就常有”逼民趋末”的问题。清代有些地方为了使经商户承担一些负担，曾劝告乃至强制商户置办田产，免得”万金之子身无寸土，则终岁于国家不输一钱”。这当然不是根本办法。 应该说中国历代王朝均奉行重农抑商政策，在税法上也从没有优待商人而苛待农民的动机。但传统社会的条件下始终不能形成一种合理的累进所得税制度。所以一方面朝廷时常在工商领域实行不合理的勒索、垄断、禁锢制度，阻碍了民间工商业的正常发展，另一方面却在基本税制上一直沿袭了不利于农民的”倒累进税”传统。形成汉儒所谓”今法律贱商人，而商人富贵矣（秦按：实际上是有权贵背景的商人富贵矣，对于平民商人而言，那时的抑商政策可不是闹着玩的），今法律贵农人，而农人贫贱矣”的局面。尤其是宋明以来我国赋税征收的主体由人头税向土地税转移，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 ”倒累进”之弊不仅使农民负担重于市民，农民之中，种粮农民又重于务工商的”农民”，而务工商”农民”的负担又重于纯粹的”食租者”。如今许多明星城市扩张所及，地价骤升，像深圳罗湖区许多”农民”仅仅由于区位而暴富，他们已经既不务农也不务工商，许多人只知赌博、包二奶，税收对其毫无调节作用。当然，决不是任何情况下地价飙升都使农民受益，更常见的是由于地权暧昧，地价一升土地就被收走，有权的”征”地”卖”给有钱的，区位收益同样流入私（尽管不是农民）囊。当年马克思主张通过土地国有取消绝对地租并把级差地租收归国有，然而如今相反，在不承认土地私有制的我国，绝对地租（现实中可理解为农耕户的土地负担）之高造成许多地方农民弃耕、土地抛荒严重，而高额级差地租（现实中主要是土地的区位升值或其他非投入性升值带来的受益）尽入私囊又造成垄断性食利者暴富、”炒地皮”和”卖地财政”盛行。反不如一些土地私有制国家用高额累进所得税调节级差地租更公平。 在面向城乡全体公民的现代所得税制暂时不能实现的情况下，”农民收入百分之几”的相对标准意义不大，按人按亩的定额计证又有”倒累进”之弊，怎么办？根本的出路还是上述的治本之策。但从技术角度讲，也不是没有改良余地。在保留国家最终征地权的情况下，改”地亩税”为”地价税”而地价税率实行累进制，也许是个办法。地价实行”自报公议”，”自报”有利益制约：高报地价，征税吃亏，低报地价，征地吃亏，农民自会选择最有利于己的报法。而土地税总额按地价分摊，无论怎么报，总额反正不变，国家利益也得以保障。同时”地价”概念取代自然形态的”地亩”概念，也为进一步的土地制度改革提供了条件。 第三，目前税费改革不能孤立进行的观点已被普遍接受，因而税改同时伴之以基层政治体制改革已成为共识。撤乡并镇、精简机构、村务民主、一事一议都是非常必要的。但是社区公共事务改革与国家-公民关系改革并不是一回事。我国目前乡村基层机构多，人员多，开支大的确是导致农民负担重的原因。但这与许多农村社区结构涣散、公共事务瘫痪、公共物品供给严重不足是并存的。改革前我国大部分地区乡村组织是”（生产）队为基础”，那时的”队”与农村传统自然村落-小共同体大致相当，即所谓”村队一体”，社区公共职能相当发达（体制之弊是另一回事）。改革后”队”基本虚化，由原生产队改成的”村民小组”往往形同虚设，而由原生产大队改成的”行政村”成了乡村组织的新基础，机构、权力均大为膨胀，特别是（在土地经营下放到户的同时）土地控制权由生产队上收到”行政村”后尤然。然而”行政村”并非乡土人际关系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而只是国家基于管理需要划定的，社区公共职能薄弱而”国家经纪”色彩浓厚。除了部分乡企发达、村级经济活跃的富裕地区外，广大纯农区乡村的”行政村”权力基本上是单纯的”国家政权末梢”。其职能用农民的话说就是替上头”要粮要钱要命”，而社区公益职能很差（由于缺乏社区公信力，有时应上级号召搞的社区公共工程也被看成对上邀宠而增加农民负担之举）。然而，国家在法理上又不承认其为基层政权，而是将其规定为村民自治组织并由农民供养。这种”给国家办事而国家不养，由村民养活而无益于村”的状态导致村级组织处境尴尬，干群矛盾严重，村干部”两头不落好”之余往往更趋向于自谋其利，成为既敷衍国家也脱离村民的消极利益阶层。 近年来的村级民主对促进民主意识有很大意义，但并未根本解决”政权末梢”与”社区自治”的职能冲突问题。而纯就村治来说，在既非自然村落和熟人共同体、又非适当行政区划的”行政村”，以”国家民主”的标准程序建立一个既是自治组织又是政权末梢、职能相互冲突的机构，未必是最佳选择。我认为未来的乡村组织模式应当是： 在自然村（不是行政村）改变如今的涣散状态，发展村民自治，标准民主程序固然好，但熟人共同体的传统组织形式（如宗族等）只要组织成本低、社区治理有效而农民又接受，外人不必强行改变。自治组织不吃”官饭”，对村民负责，其是否需要、需要多少供养乃至公益费用，均以村民同意为原则，外部规定的”百分之几”标准意义不大。民主国家不能以上面的意志指派自治者，同时也不必过于在乎下面产生自治者的程序是否”标准”，只要以法治保证这些组织不侵犯人权即可。例如宗族议事会可以处理族内一般公共事务，但决不可私设公堂，侵犯族人基本公民权，也不许对外组织械斗。--其实这些限制与”族”不”族”的并无逻辑联系，即使”规范民主”产生的组织，也不能以”多数决定”为理由侵犯公民个人合法权利的。现代民主制度当然不可能以血缘组织为基础，但同样也不可能以强制取消血缘组织为基础，否则秦代法家的强制”分异”、不许”族居”就成了最激进的民主政策了。现代民主要制止的只是”族权”对人权的侵害，但其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族权”比其他形式的公共权力更邪恶，而只是因为现代社会对任何形式的公共权力的滥用都应该防止。现代社会应当明确”群己权界”：个人领域通行自由原则，无论血缘还是非血缘的、民主还是专制的公共权力都不应当侵害这种自由。而公共领域通行民主原则或曰多数决定原则，即社区公共事务取决于社区多数（无论这多数是否有血缘上的联系）或受权于多数的代理人，国家公共事务取决于国民多数或国民多数选出的代理人。只要落实了这些原则，所谓村民自治会助长宗族倾向的担心是大可不必的。 在自然村之外取消”行政村”，而把乡划小一些（这与目前存村并乡的思路不同），乡级机构应是民主国家政权末梢，不是自治组织；是派出机构，不是组织庞大的一级政府；”乡官”是事务官而不是政务官，实行公务员制而不是选举制，由国家财政供养而不是由农民供养。尤其教育这一块国家要切实负起《义务教育法》规定的责任，不能让农民来”养教育”--后者正是形成如今”农民负担问题”的原因之一。至于”七所八站”这类专业机构或农业服务部门，或者实行企业化，向市场求生存，竞争中谋发展。或者作为需要补贴的公共事业单位由财政实行垂直拨款（即与所谓”乡级财政”脱钩），不能让农民承担补贴责任。在上述原则下，数量减少的”乡官”吃”皇粮”，办国事，由政府考核任用，过去引起争议的”乡级选举”问题不复存在。农民在这一级的民主权利主要是自由结社等公民权利，通过农会等组织保有与政府谈判的能力。 而民主选举应当是县及县以上各级政权的产生基础。这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的其他方面，这里就不细谈了。简而言之，自然村自治，行政村取消，乡上农会对公务员，县上搞选举 政权。以实现传统与现代化、农民民主权利与国家行政能力的结合。 第四，近年来财政收入上”强干弱支”的政策取向值得反思。9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外一直有呼吁我国强化”国家汲取能力”的声音，它主张实行财政集权、提高两个比率（国家财政收入占GDP比率，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比率）、发展转移支付，这在当时”诸侯经济”发达、中央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有其合理性。即使今天，省级经济中仍然有”诸侯”现象，中央与省的关系上适度集中可能还是合理的。但这些年来除少数发达地区外，县乡村三级财政的困难日益加剧，中央财政收入却超出预期地高速增长。去年中央财政增收2000亿，而多数县工资都难以发出，村财政负债数十万、乡财政负债上百万的比比皆是。这些财政窟窿最后还得用农民的血汗来填补。农民负担问题的恶化不能说与此无关。 ”强干弱支”主张者喜欢强调国际上”两个比率”发达国家比不发达国家高，现在比过去高。以此证明我们应该提高这两个比率，尤其是提高中央财政的”汲取”比率。他们还说世界上许多统一国家的解体乃至我国历史上各代王朝末世的大乱都是由于这一比率下降导致的。我以为这是太过轻率的说法。欧洲许多民族在前近代处于领主割据状态，无所谓”中央财政”，统一的民族国家是与近代化进程同步形成的，说这一过程伴随着中央财政力量的成长或许可以成立。但倒过来说统一国家的解体就是由于”中央汲取能力”不够，已是很难服人。 而古来就有中央集权传统的帝制中国，”国家财政收入占GDP比率”是否低于现代国家大有疑问（的确有来源于国外汉学界的说法，以史籍中记载的”正供钱粮”为据，说传统中国的农民负担比前近代欧洲农民轻得多，但如前所述 ，杂派远高于”正供”在古代中国是常见现象，所以这个说法不可信），”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比率”则一般都高于现代国家，尤其在历代王朝末世除少数例外（例如东汉晚期的确是朝廷”汲取能力”萎缩、”官负人债数十亿万”的时代）,倒一般都是”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比率”很高的时期，正是在朝廷横征暴敛不仅使百姓遭殃，连地方也对中央失去耐性的情况下发生了王朝崩溃和社会爆炸。 以明代为例，明中叶政治相对最清明的弘治年间全国征收夏税秋粮米麦共计26799.3万石，其中”起运”（上缴中央户部）1503.4万石，占56%；”存留”（地方政府支配）1176.4 万石，仅占44%。1 此后中央所占比重一直有上升趋势。万历六年全国夏税秋粮共2663.8万石，其中起运1528.7万石，占57.4%；存留1135.1 万石，仅占42.6%。2 这个”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比率”已经比绝大多数现代发达国家高出不少了。到明末”三饷加派”风起，这些加派都属于中央财政，从而使中央收入在全国财政盘子中所占比重进一步大幅升高，用黄宗羲的话说，达到”天下郡县之赋，郡县食之不能十之一，而解运京师者十之九”3 的地步。试问当今哪个发达国家中央财政的比重能高到如此程度？而明朝也就在这样的状况下崩溃了。 清代财政的中央集权程度更甚于明。清廷初建时为了安定人心，除总体上标榜轻徭薄赋外，还规定全国财政收入中中央与地方应各拿50%，即所谓”顺治初年，钱粮起、存相半”。4 但实际上中央所拿远远超过此数。在清前期和平时代的康熙二十四年、雍正二年与乾隆十八年，全国各征收地丁钱粮2819万两、3028万两和3013.3万两，其中起运部分分别占77.82%、76.79%、78.77%。5 到清中叶嘉庆年间，全国地丁钱粮正供加耗羡总数中起运部分增至81.56%，而清廷由此转向衰败。延至清末，这个比率更上升到光绪年间的85.65%，6 --这与黄宗羲所讲的明末情况如出一辙--而清廷也就走向灭亡了。 民国在抗战前，中央财政收入主要靠关盐统三税，田赋则划归各省财政，田赋附加一般划归县财政支配。抗战爆发后，政府首先采取的一个财政措施就是把田赋收入收归中央财政，并加强了中央对国统区田赋之外的人力物力资源的“汲取”力度，为此任用大批素质不良人员扩充乡村政权末梢。这虽然有战时经济可以理解的原因，但它对国民党政权与地方、与民间、尤其是与农民关系的加速恶化，实有重要作用。熟悉土改情况的人都知道，那时发动农民诉苦时，农民绝大部分的控诉通常并非冲着地租剥削，而是冲着国民党的苛捐杂税、拉丁派款和乡村保甲人员的为非作歹。 当然，以上统计都是就合法财政收入而言，如果考虑到非法横征，则中央政府在全国财源中拿走的不太可能达到如此高的比重。其实即使合法财政收入百分之百都被”起运”了，有权可用的地方官也不会饿死，甚至可能不会比以前少拿。但这在绝对量上决不意味着中央拿的没有那么多，而只意味着地方上拿的远不止那么些。换言之，这更表明农民实际负担因”强干弱枝”而增加的程度常常超出中央政府的预想。可以相信历代统治者无论贤暴明昏，大概都不至于故意虐民取乐，拿自己的江山社稷开玩笑，他们通常只是认为朝廷多拿一点，地方少拿一点，百姓总的负担不会增加多少--很可能他们听到的汇报也是这样。然而常识告诉我们，朝廷的”汲取”本身需要支付成本。皇上不可能派千千万万的钦差直接面对民众，朝廷的收入终归是要由地方机构来征收的。而地方机构与朝廷一样作为利益单位也有”经济人”属性，趋向于在权力所受到的制约边界内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朝廷征收的越多，越需要更多的”国家经纪人”，或授予地方上更多的”国家经纪”权，而在纳税人权利不足的情况下这种更为强化的国家经纪权也更能实现自身的最大化利益。朝廷既然把正式赋税乃至耗羡之类的合法加派都几乎”起运”一空，就很难不对地方上那些经纪人的另行”创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导致”正供有限而横征无穷”之弊愈演愈烈。 因此”起运”虽非”横征”的根本原因，但”存留”不足在许多情况下的确促成了”横征”的泛滥。明清时代许多有识之论谈到了这一点： ”存留以供本地之用，一或不敷，……俸无所出，何以惩官之贪？……食无所资，何以禁吏之蠹？” 7 ”存留款项尽行裁减，由是州县掣肘，贪墨无忌，私派公行，不可救止，百弊皆起于此。”8 ”存留钱粮原留为地方之用，裁一分则少一分，地方官事不容己，不得不又派之民间，且不肖有司因以为利，是又重增无限之苦累矣。” 9 起运太多存留不足，还导致借款上缴、挪移他费、转圈财政、弄虚作假等混乱现象。清初户部尚书就曾报告说：起运太多，”势必欲挪移供应”。10 就连康熙皇帝也看到：一切存留款项尽数解部，导致”州县有司无纤毫余剩可以动支，因而挪移正项，此乃亏空之大根源也”。他指出，当时名义财政收入很高而实际可用财力却不足的所谓”亏空”现象，官吏贪污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奇怪的是：”地方有清正之督抚，而所属官员亏空更多，则又何说？”康熙认为原因就在于这些”清正”官员办理”起运”太积极，以至于借款上缴、挪移他费，形成转圈财政即帐面收入甚多而实际财力匮乏的大弊，他强调此弊对财政的危害有甚于贪污。11 平心而论，我们现在不也出现了类似情况吗？ 我们的一些论者在鼓吹强干弱支时往往大谈发达国家如何如何，罗斯福如何如何，他们忘记了人家的政府职能、约束机制和运行环境都大异于我们，说句逆耳的话：在我们的体制条件下一味”强干弱支”，很可能学到的不是罗斯福，而是崇祯帝。当然我也不主张无限制地搞财政分权。无论罗斯福还是撒切尔都有许多基本的制度前提，在我们现有体制条件下，靠”强干弱枝”来搞”福利国家”和靠诸侯经济来搞”自由市场”都是无法成功的。也许我们到了摆脱单纯从财政上争论”集权”还是”分权”的时候了。
摘 要：中国加入WTO将推动农业参与全球化竞争，在为中国农业发展提供更多机遇的同时也将使中国农业面临巨大的挑战和风险。当前，在国际贸易中绿色贸易壁垒问题已不可回避，农业作为一种弱质产业更容易受其影响。本文绿色贸易壁垒的概念入手，对绿色贸易壁垒理论进行概述，接下来，联系我国农产品出口遭遇绿色贸易壁垒的现状，剖析了我国农产品受阻绿色贸易壁垒的国内和国际原因。最后，从我国农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针对绿色贸易壁垒，从政府和企业两个角度，提出了一些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绿色贸易壁垒；农产品；绿色产品 一、绿色贸易壁垒理论 1、绿色贸易壁垒的概念 从广义讲，绿色贸易壁垒指的是一个国家以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为理由和目标，为限制外国商品进口所设置的贸易障碍。从狭义上说，绿色贸易壁垒实际上是一种市场准入的障碍，是指进口方通过制订严格的环保技术标准，复杂的卫生检疫制度或采用绿色环境标志、绿色包装制度，以阻止或限制某些外国商品的进口。 2、绿色贸易壁垒的基本类型 绿色贸易壁垒的内容比较广泛，大致包括以下五种类型: （1）绿色技术标准。绿色技术标准是通过立法手段制订严格的强制性环保技术标准，限制国外不符合环保技术标准的产品进口，对贸易实施限制。这些标准都是根据发达国家生产水平和技术水平制订的，对发达国家来说，是可以达到的，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很难达到的，因而势必导致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被拒在发达国家之外 。 （2）绿色环境标志。绿色环境标志是一种在产品或其包装上的图形，是由一国政府或其授权部门按照一定的环境标准颁发的，用来表明该产品不但质量符合标准，而且在生产、使用、消费、处理过程中符合环保要求，不危害人体健康，对环境无害或危害极 小。其基本目的是引导消费者进行绿色消费，从而引导企业自觉调整产品结构采用清洁的工艺。 （3）绿色包装制度。“绿色包装”也称环境之友包装或生态包装。绿色包装一般是指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无害，能循环复用和再生利用或降解腐化，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包装。 （4）绿色卫生检疫制度。绿色卫生检疫制度是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上的。各种检疫措施不仅极为严格，而且繁琐复杂。基于保护环境和生态资源，确保人类和动植物的健康，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制订了严格的环境与技术标准。由于各国环境和技术标准的指标水平和检验方法不同，以及对检验指标设计的任意性，而使环境和技术标准可能成为绿色贸易壁垒 。 （5）绿色补贴。它是指一种将资源环境费用内在化以降低外部经济效果使成本与效益尽可能在生产和经营者身上得到统一的一种手段。为了保护环境和资源，有必要将环境和资源费用计算在成本之内，使环境和资源成本内在化，发达国家还将严重污染环境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以降低环境成本，使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成本因此而提高。 3、绿色贸易壁垒的特点及实施条件 （1）绿色贸易壁垒的特点 绿色贸易壁垒具有其他非关税壁垒所不具有的特征: 第一，表现内容上具有合理性。贸易保护主义者抓住消费者的心理，以保护人类、动物的生命或保护环境与资源为理由，表面上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历史潮流，也迎合了绿色消费的需要，以达到其贸易保护主义的目的。 第二，保护对象上具有广泛性。绿色贸易壁垒具有广泛的保护倾向，不仅对产品本身的质量，而且对产品从生产前的设计一直到消费后的最终处理都有限制。近年来还从产品贸易扩展到服务贸易、技术贸易等领域，呈现出无所不包的态势。 第三，保护方式上具有隐蔽性。一些国家对某些商品质量、规格、性能和安全等规定了极为严格、繁琐和特殊的标准，检验手续繁琐复杂，而且经常变化，使外国商品难以对付和适应。其目的是利用环保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使出口方难以预见其内容及变化而难以对付和适应，但又不易产生贸易摩擦。 第四，制订形式上具有合法性。大多数非关税壁垒不是通过公开立法来加以规定和实施，而国际贸易中的绿色贸易壁垒则有相应的法律为依据，如1994年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简称TBT协议)和《实施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协议》(简称SPS协议)，同时，各国还制订有本国关注的一些法规，如1989年美国实施的609条款。 第五，动态性。发达国家所制订的绿色贸易壁垒措施会随着其贸易伙伴经济和技术水平的进步而调整，从而使得绿色贸易壁垒出现不断提高的趋势。如近年来，日本对进口大米检验的量化指标已经从1993年的20多项增加到2000年的104项。有些国家规定，当某种具有绿色标志的产品在其市场的占有率超过2096时，该国对其环境标志的要求就会做出提高的调整。 （2）绿色贸易壁垒的实施条件 绿色贸易壁垒这种贸易保护措施，虽然能有效地阻止外国商品进入本国市场，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具有实施壁垒的条件。到目前为止，实施壁垒的主要是发达国家如欧盟、日本、美国，而受影响的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如中国。这主要是因为: ①绿色贸易壁垒主要是通过规定高药残标准来提高农产品的市场准入门槛，如欧盟对氯霉素残留量的标准规定为0.2——0.3ug/kg，这个标准不仅是我国就是欧盟本身也很难达到标准。 ②实施绿色贸易壁垒要具有完善的检测体系。仅有高药残标准是不够的，必须辅以先进的检测设备、检测技术以及高素质的检测人员。具有先进的检测技术、设备可以增加应检农药的种类，以及最大限度的提高限量标准，这样就可以对低检测水平的国家形成壁垒。 二、我国农产品出口遭遇绿色贸易壁垒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1、我国农产品出口遭遇绿色贸易壁垒的现状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业生产国，我国己经具备相当的农产品竞争力，在水稻、蔬菜、水果和畜产品、水产品、茶叶等方面具有较大的比较优势。我国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入WTO后，良好的制度条件为我国扩大出口、发展开放型经济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然而，“走出去”的道路上并非阳光灿烂，作为我国具有相对优势的农产品出口首当其冲，频频受挫。近年来虽然我国农产品的出口额一年比一年高，但农产品出口增长速度一直低于出口总增长速度，究其原因，除了我国出口的农产品主要是初级产品、产品附加值低以外，农产品出口屡遭国外绿色贸易壁垒是另一大重要原因 。 自1996年8月起，欧盟成员国相继停止从我国进口禽肉和部分水产。我国有关部门和企业按欧盟法规进行了全面整改，并于1997年接受了欧盟兽医代表团的考察。代表团考察报告对我国的相关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但欧盟只做出了恢复从我国3家工厂进口兔肉的决定。1998年9月、1999年6月和1999年10月，欧盟兽医代表团先后三次来华考察。2000年5月，欧方公布决议，认可我国山东、上海可以对其出口禽肉，但未批准我国加工厂注册。2001年欧方专家来华考察我国动物及动物源性产品残留物质监控体系，随后向欧委会提交了一份关于我国残留监控体系的片面的、不切实际的考察报告，导致我国冻鸡出口下降了41%，保鲜蔬菜和暂时保藏的蔬菜的出口分别下降了20%和29%。 近年来，许多进口国更是加大了对我国出口农产品的检测、检疫力度，这又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我国农产品出口的难度。2002年日本对我国青岛的肉鸡产品检疫项目增加了10个指标，对蔬菜农药残留化验检测项目，由入世前的4项增加到46项；韩国对我国出口蔬菜的检测仅农药残留的检测指标最高时就达200多项；欧盟对我国茶叶的检测项目从过去的6种农药残留检测增加到62种；据《中国新闻网》报道，美国以担心输入病虫害为由，自2005年4月1日起，禁止进口中国的人造圣诞树等人工木制装饰品，仅此一项禁令将会影响中国对美国上亿美元的出口。 2、我国农产品出口遭遇绿色贸易壁垒的原因分析 使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异常严重。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农产品的生产环境，同时由于各种卫生、农药标准也因耕作方式不当而常常不合格，从而使中国成为遭遇绿色贸易壁垒的大国。 （1）我国农产品出口遭遇绿色贸易壁垒的国内原因分析 ①我国环保意识淡薄，缺乏绿色经济观念。我国在向现代农业转化的进程中，尽管农作物的产量不断提高，但由于我国环保意识淡薄，没有及时采取有效的环保措施，致使农业的污染也日趋严重。工农业造成的19各种污染，通过周围的环境(土壤、水等)作用于农作物，使农产品受到污染，导致“问题蔬菜、问题粮食”的产生。此外，由于食品加工、包装、储运等环节设施落后，导致食品后续污染问题严重，造成食品生产前期污染未消除，后续污染依然存在的状况。然而，目前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已建立了环境标志制度，国际标准化组织也推出ISO14000标准认证，其环境管理体系成为世界各国企业跨越绿色贸易壁垒的重要跳板，但我国企业并没有作出积极的反应 。 ②我国环境标准过低，农业生产企业认证能力薄弱。环境标准是有关控制污染、保护环境的各种标准的总称。在我国已有的国家标准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不足50%，高新技术标准严重缺乏。此外，国外标准在产品研发阶段就已开始制定，而我国的标准制定却相对滞后，周期也长，没有严格的标准制约严重影响了我国农产品的品质。另一方面，我国农产品要进入国外市场，就需要获得国际上公认的和特定进口国家的绿色认证，一些企业担心认证会降低价格竞争能力，造成认证不积极，普遍存在侥幸的心理 。如在绿色标志认证方面，我国外贸企业要获取国外认可的绿色标志，不仅要支付大量的检验、测试、评估等费用，还要支付不菲的认证申请费和标志的使用年费，使一些企业望而生畏。 ③农产品检疫系统不健全。从中国近年来发生的假大米、有毒奶粉、冠生园劣质月饼事件到最近被查出的“苏丹红一号”等事件，“苏丹红一号”在十年前就已经被禁了，为什么在今天又查出它存在于大量食品中，在其他国家关注食品安全之际，我国的卫生检疫系统却还形同虚设，更为可气的是，还有一部分官员在开绿灯，使中国农产品生产者对其产品本身的质量要求不高而导致农产品受阻国外的绿色贸易壁垒，因此中国的检疫系统建设势在必行 。 ④环保法律规范不健全，执法力度不够。正是由于我国法律中有关农产品各种标准的规范不健全，才使发达国家常常钻我国法律的漏洞。目前我国引进外资、进口等环节中的环境条款还不完善，对国外进口产品和外商投资企业的环境保护要求不严，对外国产品和污染密集型企业的进入管制较为宽松。且在事实上，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2）我国农产品出口遭遇绿色贸易壁垒的国际原因分析 ①国际社会对保护生态环境和食品安全的关注日益强烈。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生态价值观被广泛接受，人们对自己的生存环境和卫生食品安全日益关注，追求高品位生活的意识也越来越强，对衣、食、住、行的要求越加严格，“绿色”成为了一种时尚，一种健康的代言。这促使发达国家政府通过立法满足国内居民的绿色需求，保护本国产品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力。为此，发达国家政府便在国内推行绿色生产、绿色营销和绿色消费，实施绿色管理，通过制定相关法律与政策，约束和限制国外未达到本国或国际环境标准的农产品进入本国市场。 ②将同一标准使用在处于经济与科技发展不同阶段的国家。发达国家的科技水平较高，处于技术垄断地位，同时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后盾，它们制定了众多的环保技术标准和环境标志，是想利用生产和销售绿色产品，发展绿色科技和相关服务，控制未来的世界市场。而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极为迫切的经济增长甚至是温饱问题，在环保领域的缺口较大，它们既无雄厚的资金，又无可以利用的高科技手段，其环保水平尚处于初始阶段，在短期内缺乏实施同一环境标准的能力。而在两个发展水平不相等同的阶段适用同一标准，这本身就是不合理的。这就使发展中国家在环保上始终处于被动局面，导致发中国家的产品被排斥在发达国家之外，极大的制约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环保步伐的加快。 三、我国应对农产品出口中的绿色贸易壁垒的对策 1、强化国民绿色经济意识，完善国内环保法规 （1）加大传媒宣传环保的力度。21世纪经济的主旋律将是绿色经济，政府应呼吁提高国民的可持续发展意识，开展环境教育。环境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将环境意识化为公众自觉的环境行为，因而要充分发挥媒体的舆论作用，鼓励公众参与环境保护事业，使其知晓我国经济的“绿化”是一项公益事业，受益的应是整个国家和每一个公民。同时，政府要注重发挥职能指导作用，提倡绿色生活方式，把绿色贸易、绿色生活的思想融入我们社会经济发展的全过程，这既可从根本上冲破绿色贸易壁垒，又可保持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使之适应全球一体化浪潮，并与国际贸易体系接轨 。 （2）制定和完善国内相应的环保法规。在国内立法方面，应加快我国环境保护法律与国际接轨的步伐，缩小与发达国加环保水平的距离。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国际社会在处理贸易与环境争端案件时，与贸易有关的国际环境法和国内环境法往往倍受重视。从已处理的贸易与环境争端的一些案例的裁决来看，只要引用的国内环保法律规定准确、有权威性，维护环境利益的一方往往胜诉，而对环境保护不利的一方则往往败诉。因此，必须加速与贸易有关的环境立法。 2、改善我国农产品生产的外部环境 （1）整治农业环境，治理农业污染。主要是加强对农业环境、渔业水域、草原牧区、特别是土壤环境的监测。一是要定点、定期对主要农(畜)产品污染情况开展例行监测；二是开展对大中城市郊区、工矿企业周围等重点区域土壤环境例行监测；三是定期对重要水源进行常规性监测。及时掌握农业环境受污染损失状况，提出相应的治理对策，调整产业结构(例如受污染的土地种植花草等)，进行植物修复。 （2）控制农业水源污染，解决湖泊、大中型水库的富营养化问题。首先要纠正或扭转偏施、重施氮肥的习惯，推广节氮施肥技术。调整肥料结构，实行配方平衡施肥，大力发展多元高效肥，推广专用复合肥，积极推行有机无机肥配套施肥体系，同时应加强改善生态环境的新技术的研究。其次，要推进有机肥工程，以减少化肥的用量，采用多种形式使秸秆还田，集中处理加工畜禽养殖基地的鸡粪、猪粪等使之成为商品有机肥料。结合疏浚河道开发利用丰富的河泥资源，大力开展河湖清淤工作，同时实施河湖岸植树，减少水土流失 。 （3）加强对农业环境科学的研究。政府应增加农业环保科技的投入加强农业保护宣传培训，提高各级农业管理与技术人员及广大农民群众的农业环境保护意识，增加科技投入，引进国外先进的农业环境保护技术模式，引导农业结构合理化，逐步建立起农业经济、生态环境和社会效益相统一的农业结构体系，努力做到生产技术生态化，生产过程清洁化，农业产品无害化。 3、实施扶持绿色产业的政策措施 （1）制定绿色产业倾斜政策。一是要在税收上给予优惠，在一定时期内，对绿色产业企业可以减征或免征增值税，对企业新开发的绿色产品也可以缓征所得税。二是要对绿色产业企业在贷款利率、贷款额度上实行优惠，鼓励其上市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三是要在工商注册上对绿色产业企业给予照顾，并赋予一些规模较大的绿色产业企业以出口经营自主权。 （2）建立农产品国际绿色贸易壁垒预警机制。大量事实表明，绿色贸易壁垒之所以能起到限制与障碍作用，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企业对进口国的技术法规、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不了解。我们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组成专门的机构，收集研究我国主要出口农产品可能在哪些国家遇到什么样的绿色壁垒，提出需要采取的应对措施，形成预警机制，以改变目前这种遇到壁垒就无所适从的状况 。 4、积极推行IS014000标准 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的IS014000系列国际标准己于1996年正式公布。该标准以改善全球环境、促进国际贸易为目标，涉及从原材料的开发生产到产品制造使用及报废处理的所有环节和活动。对于任何不符合该标准的产品，任何国家都可以拒绝进口。因此，为了适应国际市场对出口产品环保标准的要求，我国应制定和实施与IS014000环境体系国际标准配套的国内法律法规以及适合我国国情的环境标志法律法规，通过立法程序把IS014000环境体系国际标准转化为国家标准，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实施。 5、大力发展绿色农业，开发绿色食品 面对绿色贸易壁垒，开发绿色农业、发展绿色食品将有益于我国农产品出口、提升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具体方法： （1）实行专业化生产、规模化经营。目前，我国出口的部分绿色农产品多为农户零星生产，这种小规模分散经营阻碍了农业技术的改进和管理水平的提高，难以降低产品成本，参与国际竞争。要想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采取专业化生产、规模化经营是必然选择。只有企业联合起来，才能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增强实力、实现规模效益，从而扩大经营范围，提高市场占有率和竞争力。应考虑扶持一批绿色农产品出口企业，实行贸工农一体化和企业集团化效益。可采取“公司+农户”的组织形式或者新的生产经营方式“公司+农场”，实现绿色农产品出口生产的规模化经营。 （2）建立绿色农产品生产基地。我国具有生产绿色农产品的自然条件、技术条件和社会环境条件，可以建立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基地，利用科技成果优势，实现绿色农业加工增值。 6、积极推行农业标准化工作、推广绿色技术 农业标准化工作就是以农业科技和实践经验为基础，按照简化、统一、协调、选优的原则，把先进科技成果和绿色技术转化为标准，并加以监测、实施，使业生产、加工、管理和服务实现标准化、规范化、程序化的活动。实施农业标准化，既可提高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率，推动我国农业增长方式转变，又可以促进农产品优质化，增强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能力。我国要加强对国际农业标准的研究，而在这一过程中，就需要企业自主研究和引进先进的环保技术、生态技术，并将其大力推广，使绿色技术上升为“农业标准化”中重要一部分的。我国根据农产品国际市场的需要，不断更新农业标准，并使农产品品质标准与安全卫生、分级、包装、运输标准相配套，通过逐步完善，形成与国际标准接轨的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 。从而为我国农产品顺利进入国际市场创造有利条件。 参考文献 1.《国际贸易理论》，龚关，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5页。 2.《贸易与环境》，赵玉焕著，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2页。 3.《如何应对贸易技术壁垒》，李志军著，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1年版，第56页。 4. 《如何积极应对农业绿色贸易壁垒》，李一南著， 中国财政，2006，年9月。 5.《浅析绿色贸易壁垒及其对策》，余鹏著，世界经济情况，2006年7月。 6.《我国出口农产品突破绿色贸易壁垒的对策》，刘翠萍著，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06年4月。 7.《国际绿色贸易壁垒及其突破对策探析》，谭蓉娟著，特区经济，2006年5月。 8.《如何应对农产品绿色贸易壁垒》，于宝苹著，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6月。
1.论文的题目2.课题意义3.问题背景4.可行性分析6.研究方案7.实施计划8.预期结果这只是个一般性的格式，具体的还要看导师的要求开题报告可以套用文献综述的一部分，报告的重点在于可行性分析和研究方案上，具体细节根据论文的类型和课题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