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余者”，又叫“多余的人”或“多余人”，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塑造的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形象。最早的零余者形象是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主人公奥涅金。而零余者这一称谓的流行，主要是在屠格涅夫的《零余者的日记》出版之后。在中国，“零余者”形象的典型是郁达夫小说中塑造的一系列主人公形象。代表人物有《胃病》、《沉沦》、《银灰色的死》中的“W君”、“伊人”、“Y君”等。这些主人公大都是五四时期追求人性解放、追求真挚爱情和忠诚友情，却被社会、家庭、生活排挤的知识青年。这些“零余者”,他们或是先进思想的传承者，或是旧制度的残存人，又或是社会转型时代的局外人，他们都与当时的社会分道扬镳，处在社会潮流的对立面，他们有的拿起武器斗争，有的在旧思想旧观念的扼杀中连脚步也没迈开，也有的以独特的形式反抗，但他们的斗争也罢，反抗也好，由于自身软弱的性格和强大黑暗的社会的联合绞杀，他们的梦想都如昙花一现一般，归于尘埃。一、“零余者”的形象特点（一）“零余者”的软弱性和矛盾性1.性格的软弱性“零余者”们大都出身于没落的资产阶级家庭或是封建旧地主家庭，在异国他乡求学，社会上没有优越的地位，经济上穷困潦倒，精神上没有依靠，有前顿之食而无后顿之餐，生活上没有着落。因此，他们在遇到困境时心里发虚，不能据理力争，不能直起腰杆子为自己拼一下。这是造成他们软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有经历过残酷的现实生活，没有磨砺出坚强的意志和勇敢斗争的气魄，面对被欺压、轻视的局面只有忍气吞声，宁事息人。因此，这些人性格上都存在有无法摆脱的软弱性。《沉沦》中的“他”下课后看见“同学说笑的说笑，聊天的聊天，个个都同春来的燕雀似的，在哪里作乐。”那“他”呢？他也渴望有人交谈，但自己又不敢主动与同学搭讪。接着，“他”在回旅馆的路上迎面碰到三个穿红裙的日本女生，原想与她们说上一句话，但他却没有那个胆量，只能匆匆跑回旅馆里进行自嘲自骂。再比如“他”心里非常喜爱旅馆主人的女儿，但当她来到他面前为他送饭或是铺展被褥时，却没有胆量把心中的浓情蜜意一吐为快。在偷看主人女儿洗澡之后，更是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总是害怕见着旅馆主人及其女儿，最后只能匆匆逃离旅馆，甚至在路上遇到农夫时也还是心有余悸。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主人公性格的软弱，不敢表达自己的想法。而这样的懦弱性格，最终将导致他们的人生悲剧。
郁达夫在作品中提供给我们的零余者形象，与屠格涅夫笔下的俄国零余者相比，更具有现代人的特点。首先他不是贵族，不但没有祖传的家业，而且连安宁的清贫生活也难以维持；再者他的孤独与苦闷不是缺乏生活目的，而是与整个社会的对立，来自于他明确的生活目的不能实现。此外，也更具悲剧色彩，态度偏激，行动狂热，没有俄国零余者的贵族气。如果说，俄国零余者形象是贵族阶级走向没落的产物，那末，郁达夫作品的零余者形象则是平民阶级走向觉醒的结果。
零余者:郁达夫小说用抒情的方式塑造出了真实感人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这些抒情主人公大都是所谓"零余者"，即"五四"时期一部分歧路彷徨的知识青年，他们是遭受社会挤压而无力把握自己命运的小人物，是被压迫被损害的弱者。这些"零余者"同现实社会往往势不两立，宁愿穷困自我，也不愿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他们痛骂世道浇离，或以种种变态行为以示反抗。郁达夫的"零余者"形象，实际上是对自己精神困境的一种自述，并经过拷问自己来探索五四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 零余者，亦称"多余的人"或"多余人"，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中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最早的零余者形象是普希金《叶甫盖尼o奥涅金》中的主人公奥涅金。而零余者这一称谓的流行，主要是在屠格涅夫的《零余者的日记》出版之后。而郁达夫在作品中提供给我们的零余者形象，与屠格涅夫笔下的俄国零余者相比，更具有现代人的特点。首先他不是贵族，不但没有祖传的家业，而且连安宁的清贫生活也难以维持；再者他的孤独与苦闷不是缺乏生活目的，而是与整个社会的对立，来自于他明确的生活目的不能实现。此外，也更具悲剧色彩，态度偏激，行动狂热，没有俄国零余者的贵族气。如果说，俄国零余者形象是贵族阶级走向没落的产物，那末，郁达夫作品的零余者形象则是平民阶级走向觉醒的结果。郁达夫的小说突出表现了“五死”青年对个性解放的追求和被生活挤出轨道的“零余者”的哀怨。《沉沦》和《南迁》中的“他”，《银灰色的死》中"伊人“，心中交织着个人积郁和民族的积郁，更感自身的孤凄悲凉，强烈地追求个性解放，追求异性的爱情，甚至白哦县出某种变态的心理。在茫茫人海中，他们时时为自身的茕茕孓立，几乎被世人遗忘的境遇深感痛苦，他们为自己只是一个生活的“零余者”落泪叹息，但心中始终没有减退追求理想生活的热情，他们纤敏柔弱的气质赋予了形象相当深厚的感伤色彩。
天啦,连这么简单的问题都要求教?太懒了点吧
日本小说家与郁达夫郁达夫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独具特色的作家,在他不长的文学生涯中,创作出大量的诗歌、散文、小说、评论文章。其生前好友刘海粟先生评价他的成就时说:“诗歌第一,散文第二,小说第三,评论文章第四”。但使郁达夫享誉文坛的不是其诗歌、散文而是凭借大胆真率的小说。由于留日时期曾广泛地阅读德、英、日、俄等国的文学作品,所以他的小说创作深受这些域外文学的影响。笔者通过郁达夫全集的阅读,发现郁达夫的小说创作和文学观虽然也受到欧洲作家卢梭、屠格涅夫等人的影响,但更多的是表现出了多位日本小说家的文学元素,所以本论文力求以重原典材料和科学实证的“影响研究”为主、审美评价为辅的方法全面系统地探讨郁达夫的文学观及小说创作受几位日本近代小说家影响之事实。论文由导论、主体和结语三部分组成。导论部分述及本论文的选题缘起、国内外研究现状、本论文的研究方法、研究价值、难点及结构安排。正文部分由五章组成。第一章写郁达夫留学时期所处的流派纷呈、争奇斗艳的日本文学语境。第二章简要介绍田山花袋的生平及其所受到的西方自然主义文学思潮及相关文学理论的影响。通过两位作家小说文本的比较,指出郁达夫的相关小说在主人公的身份设定.下载地址：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开展与深入，与现代文学文献的整理和挖掘息息相关。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文学类 毕业 论文，供大家参考。
文学类毕业论文 范文 一：中国现代文学副文本价值影响
摘要：作品中正文本之旁的副文本，是用以辅助理解内容的相关文本。这类文本既是正文本的映衬文本，也是整个作品的组成部分。我国现代文学占据着不可替代的文学地位，本文对现代文学作品副文本当中蕴含的史料内容进行解析，继而探究副文本在现代文学中的重要作用与影响。
关键词：现代文学;副文本;价值;影响
一、现代文学副文本由来
在我国文学史上，纯文学作品历来备受瞩目，其也是文学研究的重点内容。但从史料内容看，文学史料的来源非常广泛，除纯文本以外还涉及到文学作品中的副文本，例如， 日记 文本、书信文字及年鉴或年谱等[1]。此外，现代文学有别于古典文学，二者史料内容也不相同。现代文学比古典文学多加入了新元素，包括扉页引言、文本封面、 广告 文本等，此类元素出现后，文学文本逐步被划分成正、副文本，其中，正文本表明作品的本质特征，而副文本用以表明辅助信息，带有历史特征。鉴于此，副文本能够用于探究多方面的历史性问题，其史料内蕴相当丰富。
二、现代文学副文本的内含史料
1.序跋
一般而言，正文本附近位置穿插或环绕着副文本，这类副文本的用途是向读者交代、阐明相关信息，因此，借助副文本能够获取当中的史料。不过，多数副文本并不具备信息凸显性，人们需要参照正文本及相关资料才可辨析出史料内容。副文本中的“序跋”囊括了大量的史料内容。现代文学的诸多作品中包含了序跋，其中通常阐述文学史、作品、作家等各方面的内容，可为后世提供有关的史料内容。例如，《<呐喊>自序》叙述了鲁迅本人所经历的转折事件，《无妻之累》序跋交代了当时沪杭凶杀案件的相关情况。此外，序跋是作品和序跋撰写者之间的联系纽带，例如，周作人为所教学生的作品撰写序跋;鲁迅常给左翼派作家书写序跋。从序跋中可看出作品构思、作家思想等内容，借助序跋表达这些内容，可以映射出创作背景、出版过程、传播情况等信息。
2.扉页、题辞、引语
现代文学出现了题辞、扉页及引语，这类文本短于广告，其短小精悍，蕴藏多种史料信息。扉页、引语多来自经典诗词、中外名著等的部分内容，写法接近于“用典”，把经典的中外文句引入现代文本中，既可幻化出新鲜的情境语言，也可体现中、外史料内容。例如，《采石矶》是郁达夫所著作品，当中引用诗句“ 文章 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天末怀李白》杜甫)[2]，用以表达作者自己对胡适的激愤之感。《走到出版界》的扉页卷语借用《庄子•秋水》中惠子和庄子交往 故事 ，用以暗喻鲁迅和作者(高长虹)的关系。这类文本本身兼有史料性质，促使其成为古今、中外史料的“融合剂”。作者自写题辞中可见更多的史料信息，例如，《绿页》为苏雪林作品，当中的扉页题辞写道“给建中--我们结婚的纪念”，由此看出，在结婚之初时，苏雪林的婚姻生活十分甜蜜。此外，引语、题辞仅出现在某个版本里，其余版本则被删去，这一般是为了辨别版本所作的标记，凭借版本标记也可得到作品的版本史料。
3.注释
少量文本中的注释是由作家本人所标，多数是后人按照文本内容添加的注解，因此，注释可视为后生、外生类副文本，这些内容需要放到正文本中才能获得合理解释。从用途看，注释可对文本的细节内容作进一步解释、说明，通过查看注释，读者可更好地把握作品的深层含义及内蕴意义。注释内容揭示出作家、作品的多方知识，让读者能够更为系统地研读作品。可以说，注释的广泛度超出序跋范围。文本注释有文内注、分题注两种，其中，分题注囊括了版本变化、发表出处、作品背景、标题变动等情况内容;文内注包含的信息量更广、更多。
4.图像
作品中的图像有插图、封面画、相关照片等。插图、封面画可传达正文本的相关内容，其作为直观内容具有很强的视觉性、功能性，用以图证文学的史料价值。例如，《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图志》等。部分现代期刊也有图文类作品。如，半月刊《戈壁》由叶灵凤主办，当中“鲁迅先生”系列漫画描绘出叶灵凤和鲁迅间的“ 文化 恩怨”故事。此外，正文本出版之初已经附有的封面画、图像等，同样富含各种史料。例如，《坟》一文扉页穿插着翅收于胸、一眼睁一眼闭的猫头鹰就是作者鲁迅的现状投影和真实写照，《生死场》封面图是由作者萧红所画，展现出东三省处于不断沦陷的真实境遇。
三、副文本在现代文学相关研究中的作用及影响
1.副文本为后世探索现代文学提供史料
文学作品当中的副文本可向人们展现多种类型的研究史料，这些史料主要是：①历史遗物，诸如文人故物、故居及手稿等，此类史料可作为刊登原版文物时所用。②历史文本，大致有年鉴、年谱、方志、著述、家谱等;③文学纯文本，包含小说、 散文 、诗歌、戏剧等;④部分文本介于文学、历史两种学科之间，此种文本亦称作“亚文本”或者“副文学”，主要有人物传记、信件、个人日记、游记、书话、回忆录等。此外，副文本的形式多样，一些类似宣传、传播的文本也可归到其中，好比作品序跋、出版词、刊登语、广告策案等[3]。往深处看，还有一些常被忽略不计的“碎片文本”，包括作品中的笔名、引语、扉页语段、题辞、图像文字、注释等。其实，这些容易被人们忽略的副文本中，蕴含着非常之多的史料，研究学者应当重视这些内容的信息研究。同时，作品文本和碎片文本间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其中一项内容进行探讨时，应当紧密联系另一文本内容，这样才可全面地看待文学作品，副文本的运用价值也才得以充分发挥。
2.副文本是现代文学史学中的构成部分
现代文学中出现的副文本，其形式、内容都有丰富的史学资源，研究副文本相似于探究历史本相，在副文本里可以探析出现代文学之原有面貌。例如，《地泉》中的会集序言、良友丛书的刊发广告等。除了史实价值外，副文本还是人们理解正文本的重要信息，通过了解副文本，读者能发现更多的情景语言及相关信息。作品叙述一个具体背景时，往往需要副文本加以深度刻画，将作者成长经历、阅历情况介绍给读者，让人们全方位认识文本的叙写内容。从大局看，副文本贯穿在现代文学的发展全程中，其参与到文学史论、思潮运动、社团运动、文类动态史的演变发展中。此外，还可编制关于现代文学广告、序跋的史志。
四、结束语
自现代文学中形成副文本及其相关文本后，文学作品得以深度细化。对副文本展开研究，应当注重其史料信息的多方挖掘，以严谨的治学态度看待副文本的价值探究，从文本注解、内容阐述、史料内涵等多个方面进行解读，鉴品副文本中蕴藏的人文价值。在解读文本时，研究者要秉持“从细节入手、立足于边缘”的原则，力求“复原”作品中的原有史貌，并以创新眼光审视文本的价值元素，开发其中的信息研究资源，运用辩证思维考虑文本史料的研究意义。副文本在现代文学中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人们对文学文本进行研读时，应当用联系、全局的视角看问题，不能将正、副文本进行孤立，而要整合副文本的诸多信息，综合探讨现代文学众多作品，以彰显文学的特殊魅力。
参考文献：
[1]王云霈,刘进才.现代文学研究的新拓展——评金宏宇《文本周边——中国现代文学副文本研究》[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28):72-74.
[2]张虹倩.二十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之叙事嬗变及修辞策略问题——基于副文本目录的考察[J].当代修辞学,2015,11(2):76-82.
[3]张元珂.论中国新文学文本改写的向度、难度和限度[J].东岳论丛,2014,35(9):131-139.
文学类毕业论文范文二：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内涵
摘要：在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大局环境下，众多文学家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参与到现代文学现代性内涵的逐步完善当中。他们从不同角度阐述了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内涵，希望通过文明的重塑来提升民族的精神境界，进而逐步丰富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内涵。
关键词：现代文学;现代性内涵;民族精神;人性解放
中国近现代文学有着一定的优越性，它对我国文学事业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充分体现了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层面的矛盾与冲突。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精神核心是启蒙，是对封建制度和传统思想的重新审视，它呼吁人性解放、主张张扬个性，同时也主导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发展潮流。我国著名的文学家周树人先生一生从事于国民思想和国民性的探索，他的《祝福》一文充分反映现代文学的启蒙潮流。该文以年关之夜匆匆由外地赶回家中的“我”为引线叙述了整个故事，作为一个“现代化”、拥有全新精神世界及语言体系的“外来者”，面对一个封建守旧的鲁镇，“我”所接受的思想 教育 完全不能融入其中，甚至会对鲁镇腐朽的思想观念感到无比沉痛和悲哀，而“我”也被长期遵循封建礼教和思想的鲁四老爷所排斥，见面就寒暄“大骂其新党”。从鲁四老爷的身上可以看到一个沉浸于 传统文化 不能自拔的老者形象，他们对新生事物充满敌对心理。
从勤快迂腐的祥林嫂身上“我”看到一个备受传统礼教和封建宗法所迫害的女性形象，祥林嫂认为“我”是一个“见多识广”的人，因此，神神秘秘的来问“我”人死后是否有魂灵，“我”诧异、吃惊、疑惑，为什么一个温饱都不能解决的人关心的不是自身问题，反而是自己死后的情况，可见封建礼教制度对其迫害的程度之深。“我”所看到的有悲哀、失望，对于一个善良朴实的人死后亦然被骂“谬种”时，所发出的各种感叹。从现代文明的视角来看，无论是鲁四老爷还是卫老婆子虽然初衷是好的，但其长期受封建礼教浸淫的本性表露无遗。
精神文化才是治疗疾病的良方，沈从文认为西方文化腐蚀着人们的德行，造成民众精神和人格上的病弱，让民族缺乏生机和活力，传统的民族德行和品质仅存在于不受现代文明浸染的人性之中，只有那里供奉着“人性”和“希望”，《丈夫》就是这样一首人性之歌。青年丈夫让自己的妻子卖身养家在湘西是一项极为寻常的风俗，而它却是现代文明所不能容忍的。通过讲述青年进城看望妻子的见闻，展现其麻木、愚昧，进而觉醒的过程。丈夫进城不仅受到老鸨的款待，就是见到妻子的嫖客水保后，也没有现代人眼中的对立和尴尬，两人相处较为平静，最后丈夫带妻子回到乡下。如果硬性将其归于阶级冲突，还不如将其作为风俗旧习上人性感召的转化。在妻子与别人交易时偷偷压抑喘息，他感到羞愧、懊悔，因水保嘱咐而心中不再平静，在经过一系列心理斗争和挣扎，最终下定决心带妻子返回乡下，这是人性的最终醒悟。在那艘船上他们没有自由、没有尊严，他甚至无法拥有与妻子的片刻温存，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梦的破碎让他幡然醒悟，在船上受到的不仅仅是人身体上的侮辱和侵犯，同时出卖的还有自己的人格和尊严，践踏的是基本的权利，这也是年轻夫妻最终鼓起勇气反抗命运和习俗的主要原因。
无论是水保、老七，还是丈夫中的任何一个人，他们活得都是那么自然、不做作，尽管这个社会存在着种种违背人道主义的陈规旧俗，但是人性会引导其从命运的捉弄和陋习中摆脱出来，会让人们最终步上正轨。正因如此，沈从文认定这样远离现代文明、符合人性的文化方式才是治愈中国民族的良药，这样人们才不会被现代文明中的各种不幸恶果所侵害。无论鲁迅或是沈从文他们自身所接受的文化熏陶极大影响着其文化取向，正因为鲁迅幼年时期在日本的求学经历，使鲁迅对西方国家价值体系产生了认同感，他认为只要是西方的，就是文明且理性的，是值得中国模仿的。而古老的中国封建文化给人们带来的是颓废腐朽，需要摒弃。我们不能否认封建思想、制度当中确实存在着不良因素，但是也不能完全否认其中仍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发扬、去传承。
“中国的现代性起源于民族国家的救亡图存运动，中国人对社会现代化渴望，大于现代化境遇中人对存在本身的探寻，更缺乏对现代性本身的质疑和批判。”因此，周树人以在铁屋中进行呐喊的方式，意图唤醒正在沉睡中的中国人，冀图实现人的现代化发展，从而使我国免于流落到沦丧的地步。然而，沈从文却是背道而驰，他放弃了当时绝大多数读者希冀的视野，反而以超越性的眼光去触摸历史的暗流，并且运用敏锐的洞悉力，去理性的分解文明。所以，沈从文以构筑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形式来 反思 和质疑现代文明，他孜孜以求的诊断“国民毛病”、修正“现实”的文学理想。也正因如此，我们也能从沈从文对现代性的自反特质之中了解到其对人性本体的态度。通过以上解析，现代性这个观念在世界史范畴内的品质、特性、作用等就比较容易把握了。
现代性观念在西方文化里生长出来，它起初是属于西方的，后来变成属于世界的。在各种文化中，西方文化发展出了此时此地的观念，并把这种观念在漫长的文化行程里发展成一种普遍的信仰。____文化与继起的人道主义文化之间存在着正题———反题这样的形式逻辑关系。在基督____，构成普遍理解活动之诠释基础的是“彼地彼时”这样一种观念。从文艺复兴开始的人道主义世界正好是此前历史的反题，西方的就都是好的，只有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文明，才是我国文化发展的根本之道，才能够使我国文化源远流长。
参考文献：
[1]张丽，李季.试论《西厢记》几个主要人物形象的现代性特征[J].北方文学(下半月)，2010，(0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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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勇刚.云间派文学研究[C]//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获奖成果汇编2007-2008年度.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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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名文，字达夫，1896年12月7日出生于富阳满洲弄（今达夫弄）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幼年贫困的生活促使发愤读书，成绩斐然。1913年9月随长兄赴日本留学，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 郁达夫是著名的新文学团体“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他的第一本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本小说集《沉沦》，被公认是震世骇俗的作品，他的散文、旧体诗词、文艺评论和杂文政论也都自成一家，不同凡响。 夏衍先生曾说“达夫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爱国是他毕生的精神支柱。”郁达夫在文学创作的同时，积极参加各种反帝抗日组织，先后在上海、武汉、福州等地从事抗日救国宣传活动。1938年底，郁达夫应邀赴新加坡办报并从事宣传抗日救亡，星洲沦陷后流亡至苏门答腊，因精通日语被迫做过日军翻译，其间利用职务之便暗暗救助、保护了大量文化界流亡难友、爱国侨领和当地居民。1945年8月29日，被日本宪兵残酷杀害，终年四十九岁。1952年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追认为革命烈士。 郁达夫的一生，胡愈之先生曾作这样的评价：在中国文学史上，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的名字，在中国人民法西斯战争的纪念碑上，也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烈士的名字。
《春风沉醉的晚上》创作于1923年7月。当时，作者受到革命形势的影响，已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因此，他的目光也开始从先前较多地注视知识分子狭小的圈子，转移到更广大的劳动人民。在作品中，他开始有意识地表现下层劳动者，描绘他们的苦难，表现他们的抗争，歌颂他们的品德，揭示他们不幸遭遇的根源。作品中的“我”是一位生活无着的穷知识分子，为生活所迫，住进了贫民窟中一个窄小破旧的阁楼里。在那里，“我”遇到了一个同样被生活压迫的烟厂女工。由于有着共同的生活处境，对现实有着强烈的不满，他们相识后很快从相互同情，发展到相互关怀、体贴。作品以黑暗污浊的大都市为背景，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了深刻的阶级矛盾，反映了下层人民的苦难，展示了他们自发的反抗意识及纯洁美好的心灵；同时也表现出，在那样的社会中，下层知识分子与穷苦工人之间是可以沟通的，并且歌颂了他们之间真挚的友谊。作品成功地刻画了一位正直、善良、真诚、乐于助人、具有朴素的阶级反抗意识的下层女工的形象。17岁的女工陈二妹，在一家小烟厂做包烟工，她每天从早到晚，要站在机器旁干十几个小时的活，有时还要被迫加班，得到的报酬却十分低微，除了吃饭，根本不够付房钱和买衣服。由于她的父亲刚刚去世，她成了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女，工厂的管理人便总想乘机戏弄她。正是由于陈二妹生活在社会下层，因此她对剥削压迫她的资本家有着强烈的仇恨。当她发现“我”吸烟时，便规劝“我”不要吸烟，尤其不要吸她所在工厂的烟，因为她痛恨那个厂。尽管陈二妹的这种反抗和报复，对她所在的那个工厂不会有丝毫损伤，然而这反抗的呼喊，毕竟是发自被压迫者内心深处的，它代表着当时下层工人群众自发反抗斗争的要求和心声。陈二妹是个爱憎分明的姑娘，她身上有着对资本家朴素的反抗意识，同时也有着对遭遇同样命运的落难者的深切同情与关怀。她自己生活相当贫困，然而当她发现“我”的生活同她一样窘困时，便主动买来面包留给“我”充饥；当她发现“我”整夜不归，行为令人可疑时，便真切地担忧“我”走上邪路，规劝“我”改过；当她发现是自己误会了别人时，又马上坦率地检查自己。作品通过刻画这样一位下层女工形象，歌颂了下层劳动人民善良美好的可贵品质，同时也揭示出了她们苦难的根源是严重的阶级压迫和剥削。作品中的“我”是一位有才华、潦倒困顿、感情忧郁，对黑暗的现实有着愤慨，对下层劳动人民的苦难有着深切同情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生活无着，情感抑郁，但当面对与自己有着同样境遇的下层女工陈二妹的不幸时，其内心深处却激荡着愤世嫉俗之情。陈二妹的形象是通过“我”的观察和接触来刻画的。在“我”的眼里，陈二妹是可怜的、无助的，是善良的、纯正的。作品这样写，不但展示出陈二妹美好纯洁的心灵，而且也凸现出“我”的性格特征，表现出“我”对弱者的同情，对下层劳动者身上美好品性的赞美，对黑暗的憎恶。在一般情况下，小说中的“我”或是一个组织材料的线索，或是作家创造的一个形象，不是作家本人，然而，由于郁达夫的作品采用的是自叙传的形式，浪漫主义色彩浓厚，因此，他的作品中的“我”却可以认为是作家本人。也正因为如此，透过这篇作品中“我”这一形象，我们完全可以看到作者本人对下层劳动者的感情，对黑暗现实的不满。这正是当时一部分进步知识分子内心的真实再现，具有积极的社会现实意义。作品在艺术上的一个突出特色是结构严谨，整个故事发展写得完整自然。郁达夫早期小说有不重视情节，结构松散的特点，然而这篇作品的结构却异常精美。作者在情节安排上步步设伏，层层推进，前后勾连，适时解“扣”，而且这种安排又不露痕迹，十分自然。比如，由于房屋狭窄，陈二妹每次回来，“我”都要站起身来让路，这样，陈二妹自然感到很不过意，于是有了赠食物情节的出现；由于“我”神经衰弱，夜里出外散步，这就使陈二妹产生误会，故事由此生出波澜，推出了后来的“规劝”、“解释”等一连串的情节；当误会消除后，两人的友谊进一步发展，故事也由此推向了高潮。郁达夫的作品有注重描写人物心理历程的特点。这篇作品在表现人物心理上更具有独到之处。作品多次直接袒露“我”的内心活动，把人物复杂微妙的精神世界再现了出来。比如作品写到陈二妹规劝“我”不要吸烟，尤其不要吸她所在的那家烟厂的烟时，作品这样描写“我”的心理：“我知道这是她为怨恨N工厂而滴的眼泪，但我的心里，怎么也不许我这样的想，我总要把它们当作因规劝我而洒的。”这段人物心理的剖白，真实地表现出了作品中“我”因陈二妹的规劝而产生出来的复杂而又真切的内心世界。在作品的尾部，故事进入高潮，当陈二妹发现自己误会了“我”而坦诚地道歉时，作者又适时地描写了一段“我”的内心活动，从而将人物情感与理性的冲撞以及人物灵魂净化的心理历程，都细致入微地表现了出来。由于作品采用了这种独具特色的表现手法，因而不仅使人物变得更加真实生动，而且也使作品具有了一种浓郁的抒情色彩。《春风沉醉的晚上》是作者较早描写工人的好作品，也是我国现代文学中最早表现工人生活的作品之一。由于它无论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有较高的成就，因此历来被认为是“五四”优秀短篇小说园地中的一朵奇葩。
代著名作家郁达夫的短篇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我”由于在沪上赋闲，只得租住在亭子间，支付微薄的租金，平日里靠写稿赚点小钱维持生计。“我”的邻居是个女工，叫陈四妹，她的工作很辛苦，但却有着一颗善良的心，她曾向“我”诉说老板的刻薄和产品的低劣，建议“我”不要买她们厂的东西。“我”的作品发表了，赚了点稿费，“我”兴奋地买了些水果自慰，想到了她，也给她送去一些。没想到她以为“我”平日不出户，钱得来不明不白，还提醒“我”不要干有违良心的事，“我”向她说明钱的来历，她才放心，高兴地接受了“我”的水果。“我”走出房门，看着“春风沉醉的晚上”，突然有着轻松舒适的感觉。这就是《春风沉醉的晚上》全文的主要内容，这篇作品塑造了一个普通女工——陈四妹的形象，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的第一个无产阶级人物形象，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春风沉醉的晚上》精选郁达夫中短篇小说共11篇，涵盖了其创作生涯各阶段的佳作。从1920年写就的《银灰色的死》到1930年完成的《杨梅烧酒》，所有作品依时间序，一字排开。郁达夫以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集《沉沦》出道，名震江湖。后续佳作《春风沉醉的晚上》《过去》真实细腻如昨，结构也更为精巧雅致。及至中篇力作《迷羊》的出现，他在小说艺术上的进步与造诣，清晰可辨。除这些个人风格明显的篇章外，讽刺小说《血泪》《二诗人》等，不仅显示出郁达夫对小说创作多样性的追求，也体现了他驾驭不同故事类型的能力。所有这些优秀的篇目，均被此书收录，且全书以各小说最初发表时的文献为基础，除必要的字词调整以适应今天的阅读习惯外，最大程度上保证了作品的原汁原味。作为华语文学史上无法绕过的作家，郁达夫所提倡的“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以及叙述上的大胆，借由这些篇目，可得遍览。
“晚清四大谴责小说” 鲁迅认为的晚清四大谴责小说是中国清末4部谴责小说的合称 。即李宝嘉（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沃尧（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曾朴的《孽海花》。 《新中国未来记》——晚清新小说的开山之作 晚清的其他小说:费振清《剑桥中国晚清史》（系列）《美国与中国》《伟大的中国革命》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胡适杂忆》《新中国三十年》《史学与文学》 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碰撞》 史景迁《天安门》《天国之子他的世俗王朝》 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 张灏《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谭嗣同思想的分析》 容闳《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 钟叔和《中国本身拥有力量》《走向世界》 止庵《史实与神话》 五四时期的小说 鲁迅《呐喊》《彷徨》《故事新编》 萧红《呼兰河传》 沈从文《边城》 钱锺书《围城》 张爱玲《倾城》《金锁记》等 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等 张恨水《啼笑因缘》《金粉世家》 白先勇《孽子》、《永远的尹雪艳》等
论俄罗斯文学中“多余人”的人物形象 在19世纪俄国文坛上，曾出现了一条“辉煌灿烂”的“多余人画廊”。在这画廊中耸立着许多具有一定“文化”高度的典型。他们是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中的奥勃洛摩夫等。在这些人的灵魂深处一半蕴藉着先进的民主革命意识，闪烁着为祖国进步而奋斗的思想光芒，迸发着积极寻求真理和人生崇高目标的火花；而另一半则被西方利己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消极思想所侵蚀，他们在情感与理智的悖逆中，形成了二重矛盾的性格和复杂的生命形态：个性意识的觉醒，使他们萌发去寻找精神解放的途径，而自身性格软弱的钳制，又使他们找不到新生活的定位，徘徊、孤独、苦闷。他们既不满俄国社会现状，愤世嫉俗，但又不愿站在人民一边，精神上无所寄托。他们一面觉得在鄙俗的上流社会无以容身，但又对上流社会以外的生活同样感到索然无味。因而到头来尽管不甘心沉沦却又无力超出社会的束缚与羁绊。他们只能是否定和怀疑的精灵，是一群生活理想的“迷惘者”，努力寻求自我实现，终因不能在生活中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而变成了“多余人”。关于“多余人”这个概念早在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第八章的一种译稿中就出现了，写到奥涅金时有这样的两句：有人远在他们之外，像多余的东西茕茕孑立。后来俄国评论家赫尔岑给“多余人”下定义说“他们充满高贵的愿望，但羽翼折断，眼睛看到哪里就奔到哪里：他们想隐遁起来，避开生活，这是多余的，没有益处的人。” 文学反映青年的生活已形成诸多传统的主题，“多余人”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群体。同创世英雄、寻梦者和毁灭者等类型相比，“多余人”题材更具绵延性、复杂性和普及性。 一、 近现代研究“多余人”形象现状一瞥回眸我国对“多余人”形象的研究，首先是从俄国“多余人”形象入手，进而对世界文学之中与俄国“多余人”相类似的典型进行探讨，从狭义到广义的比较研究中萌生出一个新命题，即“多余人之世界性文学现象”。（1）对俄国“多余人”的认识我国对俄国“多余人”的认识主要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研究，我国评论界几乎一直囿于“多余人”是俄国文学“特产”的认识阶段，普遍惯性地使用这个定型的结论。而各个历史时期对这一形象的认识都基于时代所需，是一种“感性”的理解。在动乱前，我们对俄国文学的介绍、翻译和研究倾向是“以我所需”、“急我所用”、“拿来天火”给苦难的大众为我们解决燃眉之急的现实斗争服务。这是个“全面肯定”的时期，我们对“多余人”身上的觉醒和抗争的积极方面，给予了最充分的关注，却有意无意地疏忽了他们身上的消极方面。进入极左时期，对俄国文学的研究进入冰冻，“多余人”真正变得多余，并销声匿迹。总体上，这个阶段我们对“多余人”形象的认识基本上处于一个分散的初级认识阶段，对“多余人”也多是从介绍的角度进行普及性传播。第二阶段是20世纪末的20年至今，这一阶段进入理性化思考。一大批对“多余人”问题的研究论文逐渐在广度和深度上有新的开拓，主要归纳为下面几个方面：其一，对读者熟悉的非“多余人”典型重新审视，发现了“新”的“多余人”。不满足于已有定论，勇于开拓发现。有文章指出“达吉雅娜与奥涅金一样，只有觉醒，没有真正的反抗”，认为达吉雅娜也具有“多余人”的色彩。其二，对于那些原本公认的“多余人”形象或提出质疑或重新评价。其三，从整体上对俄国“多余人”产生、发展情况、进步意义等重要问题作了有益的探索。在刘亚丁的专著《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纲》一书中提出俄国“多余人”产生实际上“是外来文化撞击古老俄国的结果，外来文化第一批接受者是青年贵族，他们无法停息被撞击后的震荡。”同时这个高峰时期俄国“多余人”的影响，也唤起了我国一代青年的觉醒和一代作家的创作。（2）“多余人”现象的初步联网以俄国“多余人”为稳固的经线，我们打破国界，在“多余人”研究中出现横向“联网”。评论家首先把视线投向了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的“零余者”和“孤独者”。如《屠格涅夫和郁达夫的“多余人”比较研究》、《论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孤独者”》。同时也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如《贾宝玉和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贾宝玉与奥涅金之比较》等。其次，评论者在日本和法国文学中找到了俄国“多余人”的兄弟。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中的光源氏形象，被认定为世界文学画廊里一个典型的悲剧性的“多余人”。有的论述了日俄“多余人”的相似之处后，还从价值观、伦理、思维方式和民族心理等方面阐释了日俄“多余人”的差异。另有把法国的“世纪儿” 和“孤独者”联系起来，启示我们追溯中法文学的姻缘。对于中日“多余人”之异同也有专文进行了论述。以日本“私小说”为切入点，阐述了对中国“零余者”的影响。（3）一个新命题的萌生——“多余人之世界性文学现象” 对于世界近200年间的“多余人”现象，沿着二百多年的不断的发展历史轨迹，得出了“多余人的演化”轨迹。从18世纪末维特的出现为起点，其后是19世纪初“世纪儿”的“世纪症”蔓延，几乎与此同时“拜伦式英雄”和哈洛尔德震动欧洲；到了19世纪20至50年代，俄国的“多余人”以强大的阵容和整齐的队伍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的“逃遁者”面世，中国的“孤独者”、“零余者”便接踵而至。而到了20世纪中期，美国的“反映雄”虽然姗姗来迟，却与法国的“局外人”、英国的“愤怒青年”和德国的“新维特”，互相呼应，携手问世，构成了当代“多余人”联网。这一联网真正实现了歌德最早提出的“世界文学的梦想。从“世界文学”发展的总体态势和各国文学的自身的实际来重新审视“多余人”现象，就不是孤立的研究，有利于促进各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共同发展。经全方位普查和多角度扫描，评论界定质定量地给世界“多余人”现象得出一个纵横交叉的历史发展模式，得出这样一个简略的图示：（美国） “反英雄” （20世纪中） （中国） “孤独者” （20世纪初） （日本） “逃遁者” （20世纪初） （俄国） “多余人” （19世纪前叶） （英国） （英国） （德国） （法国） （法国） “愤怒青年” “拜伦式” “维特热” “世纪儿” “局外人” （20世纪中） （19世纪初） （18世纪末） （19世纪初） （20世纪中） （德国） “新维特” （20世纪中） 本图示基本表示出世界各国文学在相同和不同历史阶段，出现的相近“多余人”类型的各自姓氏代号。每个代号的专用名称几乎都包含着一个群体系列。同时图示中的国际性的排列组合，克服了本土文学的自足性和排他性，反映出互相交融、理解和创造的新局面。 二、“多余人“形象研究之我见（1）“多余人”的特征 “多余人”是多棱多角多面的立体，身上混杂着复合的色彩，反映了复杂的人生。他们是思想上的“报晓的先觉者”，行动上则是“贫乏的残疾者”。他们是属于精神世界中最鲜活和最忧郁的“精神贵族”。用一句话概括，“多余人”的心理特征是，意识和意志的不相协调。意识上的“巨人”和意志上的“矮子”，这也是“多余人”大起大落的精神历程和悲剧。他们有勇气从厌恶的环境中拔了旧根，却找不到适宜的土壤扎新根，成了“无根浮萍”、“身外客”、“局外人”、“逃遁者”、“隐身人”。（2）国度“多余人”典型的分析 ①自省和探索——俄国“多余人” 俄国“多余人”的精神探索，具有东方人的忧患意识和民族的整体特征，在民族兴亡中实现个人的价值。这使俄国“多余人”闪耀着某种灵光，格外动人，而且更富有生命力和感染力，或许这也是俄国“多余人”在文学家笔下获得不朽价值的重要原因之一。俄国“多余人”是从俄国的旧文化和欧洲新文化撞击融合的血肉土地上产生出来的。这是“多余人”产生的一般性回答。俄国盛产“多余人”特别是从贵族阶级中不断地裂变处“多余人”，与俄国贵族阶级所处的特殊历史地位有着密切关系。另外，在这些反映传统主题的杰作里，我们明显地看出文学家本人的精神和心理与他所塑造的主人公的亲缘关系。因此，这些“传统主题”中的贵族青年形象在一定意义上是作家的精神的再生儿。 ②东方隐士——日本“逃遁者” 无论是二叶亭四迷《浮云》的主人公内海文山，还是夏目漱石作品中塑造的一系列日本式“多余人”形象，都表现出“隐士”的特点。他们是“内向的”，拘谨、沉重、迟缓，远没有欧洲和俄国“多余人”那种无所顾忌的洒脱、豁达和冒险精神，但它们具有更强的忍耐力和承受力。首先是旧思想的强大和根深蒂固，羁绊着“多余人”新思潮的萌发；其次，东亚文化儒释道的精神和日本民族传统的打“和”精神对他们“隐士”精神的造成有着密切的制约作用。日本“逃遁者”是东方文学中最早出现的一批“多余人”形象，它为年轻而短暂的日本近代文学开拓了现实主义道路。同时也为中国“零余者”的诞生不断吹来了春风。 ③最具社会和民族责任感——中国“零余者” 从郁达夫笔下的自叙的“沉沦者”到鲁迅笔下的孤独的魏连殳，从丁玲笔下的沙菲到巴金《爱情三部曲》中的周如水，从老舍笔下的祁瑞宣到钱钟书《围城》中的方鸿渐，中国“零余者”蜂拥而来。古老的封建王国在不可避免的社会大变革中，开始整个民族的蜕变，走向现代化社会的历史性转变轨道，是中国“零余者”大批萌生的文化背景。同时，20世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加速，成为了中国“零余者”的催生剂。“五四”时期中国觉醒的知识青年，与近代西方意识的接轨决定了中国“零余者”精神含量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决定了中国“零余者”思考的浓缩性和情感的强烈尖锐度。（3）“多余人”形象的巨大魅力首先来自形象本身所蕴含的丰富的社会内涵，这是由“多余人”的崇高的悲剧性格所决定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一个社会人都一定处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某个点上，而对于“多余人”来说，他们恰恰处于社会关系网络的最敏感点上，因而他们的性格悲剧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而且较之一般性像，他们更集中、更深刻地反映着社会关系两极的对立和冲突，或者说，他们本身就是社会关系两极尖锐对立和激烈冲突的产物。 其次，“多余人”都具有性格缺陷，因而形成其悲剧的性格特征。在灵与肉、理智与感情的冲突中往往陷于强烈的内省和忏悔意识。从而产生一种深刻的“内源性”忧郁症。在这种复杂的性格中，才真正体现人物性格真实的美，同时产生复杂的美学效应，使读者获得悲与喜交融、崇高与滑稽相混杂的复杂深刻的审美感受。这就是多余人形象具有强大感染力的美学原因。阅读“多余人”，走进他们的世界，你能在他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瞬间发现“自我”，产生共鸣，带来思索。 参考书目： 1、《“多余人”论纲——一种世界性文学现象探讨》，张伟著，东方出版社，1998年 2、《比较文学基本原理》，方汉文编，苏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 3、《东西方跨世纪作家比较研究》，张承举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 4、《《叶甫盖尼.奥涅金》，普希金，译林出版社，1996年
多余人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所描绘的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他们的特点是出身贵族，生活在优裕的环境中，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他们虽有高尚的理想，却远离人民；虽不满现实，却缺少行动，他们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只能在愤世嫉俗中白白地浪费自己的才华。
局外人形象地体现了存在主义哲学关于“荒谬”的观念；由于人和世界的分离，世界对于人来说是荒诞的、毫无意义的，而人对荒诞的世界无能为力，因此不抱任何希望，对一切事物都无动于衷。
零余人他们的生活穷困潦倒,因此充满了失意和颓伤的情感。这些患有严重忧郁症的落魄知识分子，这些主人公的灰色人生也使小说的格调偏于低沉。
1、身份不同
多余人是贵族知识分子。他们的特点是出身贵族，生活在优裕的环境中，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局外人中层人士，有一定的财富和社会地位。零余人士落魄的知识份子，属于底层人物。
2、抱负不同
多余人有心有力，却无心与上结交，无力替下担忧，只想动动嘴皮子，不想花费巨大力气行动。局外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零余人想行动，想为社会国家作贡献，但是有心无力，没有人能提供一个机会。
扩展资料
外国文学史的基本概况：
外国文学史以欧美文学史为主。包括古代至19世纪文学。在跨学科平台整合外国文学史知识体系。跨学科教学资源包括电影改编的视听资源、西方音乐歌剧视听资源、西方美术视觉资源、西方历史文化视听资源、中国文化视听资源，以及制作语言表述的视觉图。
通过探讨外国文学作品与电影改编的互文性、与歌剧改编的互文性、与美术作品的互文性，以及艺术虚构与科学真实的互文性，拓展和深化外国文学史教学。
在讲授外国文学史的时候，勾勒出一个简略的西方文化史、西方电影改编史、西方绘画史、西方建筑史、西方音乐史、西方歌剧史的发展线索，改变外国文学史的资源和知识结构。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外国文学史
后现代主义小说中的这4个主人公对社会现实的反应并不完全相同，廖瓦的堕落、彼得罗维奇的逃避，利扎文的失望与挣扎，乃至米拉舍维奇的精神放逐都反映了俄罗斯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状态。他们永远找不到自己的立足点。因为，知识分子脚下的立足点“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他们的价值是精神上的……本领、知识、方法、技能和才干只是游移不定的、转瞬即逝的财富。” 所以，他们在自己所处的时代背景下，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并因此而失望、逃避、精神放逐，成为多余的人。但是，他们的“多余”又与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多余人”不尽相同。19世纪上半期的“多余人”不具有形成一种坚毅的性格所必要的力量，无法从其安身立命的环境中脱身出来，不得不浪迹于上流社会。后现代语境下的“多余人”则呈现出个性化的趋势，呈多元化发展。在前面分析的4个主人公中，廖瓦与传统的“多余人”形象最为接近，他对现实不满，尽管多次尝试却依然无力从其周遭的环境中逃离出来，只能被动地苟活于世间。因此，有批评家称“廖瓦是比托夫笔下的当代英雄，是毕巧林和普希金《青铜骑士》中的叶甫盖尼的杂糅”。他的“多余”呈现在无助的个人与蛮横的专只当局间的冲突之中，其实质就是无力改变现实以及因此而产生的逃避、失望的心理。他与奥涅金、毕巧林等人物一样，成为时代的“多余人”。相形之下，马卡宁笔下的彼得罗维奇就显得理智而独立，他依靠自己的主观判断去感悟世界，当他意识到这个世界与他不相容、而他又无法改变世界的时候，他选择了躲避1切，成为边缘人。哈里托诺夫笔下的利扎文是这个4个主人公中最具自我意识的形象，一方面，他想通过自己的思考和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多余状态，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在现实面前低头，但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理想。他的身上似乎永远具有两个悖论似的特征：其一是外界使他成为“多余人”，其2是他自身又在不断地消解这种“多余人”特征。正是这种悖论让他成为一个后现代化“多余人”。米拉舍维奇则深感自己与社会生活的格格不入，并因此而逃避和遁世，完全与现实世界脱离开来，陷入理想世界之中。他们面对现代社会的种种压制和弊端无可奈何，只好选择处在“多余人”的状态，独善其身，冷眼旁观。一个多世纪以来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传统和经验给他们提供了参考，让他们学会了如何生存，如何在自己与现代社会之间寻找平衡。因此，相比之下，后现代主义小说中的“多余人”在自己的生存状态的选择上表现出了更多的主观色彩。诚如杜勃罗留波夫所说，“跟着时序的流驶，跟着社会意识的发展，这个典型也在改变它的形式，对于生活形成了另外一种关系，获得新的意义。”
零余者”，又叫“多余的人”或“多余人”，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塑造的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形象。最早的零余者形象是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主人公奥涅金。而零余者这一称谓的流行，主要是在屠格涅夫的《零余者的日记》出版之后。在中国，“零余者”形象的典型是郁达夫小说中塑造的一系列主人公形象。代表人物有《胃病》、《沉沦》、《银灰色的死》中的“W君”、“伊人”、“Y君”等。这些主人公大都是五四时期追求人性解放、追求真挚爱情和忠诚友情，却被社会、家庭、生活排挤的知识青年。这些“零余者”,他们或是先进思想的传承者，或是旧制度的残存人，又或是社会转型时代的局外人，他们都与当时的社会分道扬镳，处在社会潮流的对立面，他们有的拿起武器斗争，有的在旧思想旧观念的扼杀中连脚步也没迈开，也有的以独特的形式反抗，但他们的斗争也罢，反抗也好，由于自身软弱的性格和强大黑暗的社会的联合绞杀，他们的梦想都如昙花一现一般，归于尘埃。一、“零余者”的形象特点（一）“零余者”的软弱性和矛盾性1.性格的软弱性“零余者”们大都出身于没落的资产阶级家庭或是封建旧地主家庭，在异国他乡求学，社会上没有优越的地位，经济上穷困潦倒，精神上没有依靠，有前顿之食而无后顿之餐，生活上没有着落。因此，他们在遇到困境时心里发虚，不能据理力争，不能直起腰杆子为自己拼一下。这是造成他们软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有经历过残酷的现实生活，没有磨砺出坚强的意志和勇敢斗争的气魄，面对被欺压、轻视的局面只有忍气吞声，宁事息人。因此，这些人性格上都存在有无法摆脱的软弱性。《沉沦》中的“他”下课后看见“同学说笑的说笑，聊天的聊天，个个都同春来的燕雀似的，在哪里作乐。”那“他”呢？他也渴望有人交谈，但自己又不敢主动与同学搭讪。接着，“他”在回旅馆的路上迎面碰到三个穿红裙的日本女生，原想与她们说上一句话，但他却没有那个胆量，只能匆匆跑回旅馆里进行自嘲自骂。再比如“他”心里非常喜爱旅馆主人的女儿，但当她来到他面前为他送饭或是铺展被褥时，却没有胆量把心中的浓情蜜意一吐为快。在偷看主人女儿洗澡之后，更是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总是害怕见着旅馆主人及其女儿，最后只能匆匆逃离旅馆，甚至在路上遇到农夫时也还是心有余悸。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主人公性格的软弱，不敢表达自己的想法。而这样的懦弱性格，最终将导致他们的人生悲剧。
1．中西两种文化对张爱玲的影响和她作品中的文化背景。 中西两种文化对张爱玲的影响，首先来自她的父母。张爱玲的父亲是一个遗少式的人物，风雅能文，给了她一些古典文学的启蒙，鼓励了她的文学嗜好。张爱玲在少年习作《天才梦》中曾说："我三岁时能背唐诗。我还记得摇摇摆摆地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眼看他的泪珠滚下来。"而张爱玲的母亲则是一个果敢的新式女性，敢于出洋留学，敢于离婚，她的生活情趣及艺术品味都是更为西方化的。她母亲第一次从海外回来时，就在张爱玲幼小的心灵中撒下了西方文化的种子。据张爱玲后来在《私语》一文中说，母亲的回来使她十分兴奋，"家里的一切我都认为是美的顶巅。蓝椅套配着旧的玫瑰红地毯，其实是不甚谐和的，然而我喜欢它，连带的也喜欢英国了，因为英格兰三个字使我想起了蓝天下的小红房子，而法兰西是微雨的青色，像浴室的瓷砖，沾着生发油的香，母亲告诉我英国是常常下雨的，法国是睛朗的，可是我没法矫正我最初的印象。"她一直喜欢老舍的小说《二马》，除了因为她母亲当时喜欢这部小说的原因外，还在于这部小说写的是北京人在伦敦的故事。 其次来自她自己的经历。受父母的影响，张爱玲从小会背唐诗，也从小就学英文，在教会中学读书时就曾在校刊发表过英文文章，虽然考上了伦敦大学却因为战争没能前往，但仍然到中西文化杂交的香港接受了大学教育，这段经历对她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她最初的几篇小说《沉香屑 第一炉香》、《沉香屑 第二炉香》等都是以她在香港的生活为题材的。而她从小卷不离手有《西游记》、《红楼梦》等古典文学名著的营养，更是深入到了她的骨髓之中，从字里行间渗透出来。 张爱玲作品中的文化背景可以归纳为：衰落中的文化，乱世中的文明。 2．张爱玲《传奇》中的"香港的传奇"和"上海系列"等作品的主要内容、独特风格和具有现代主义意味的"荒原"意识。 对于张爱玲《传奇》中的"香港的传奇"和"上海系列"主要内容的了解，可以《沉香屑 第一炉香》、《倾城之恋》和《金锁记》为主，辅以教材中介绍的其他作品。其独特风格的基调是"苍凉"。在教材中，特别分析了《金锁记》如何将人生的荒诞与荒凉诠释到了极致。大家也可以参考前面对这三部作品的介绍加以论述。 张爱玲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具有现代主义意味的"荒原"意识，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中较少表现的，也正是她作品的独特之处。我们说，张爱玲的小说是关于文明与人性的哀歌，而张爱玲哀歌的主旨，并不是对社会的批判，更谈不上对社会的改造，而只是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现代都市（香港与上海）的背景中，展示人的精神的堕落与不安，展示人性的脆弱与悲哀。在这一点上，她笔下的女性形象表现得最为鲜明，与同时代甚至"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都有着较大的区别。首先，我们注意到，张爱玲写的女性，与二三十年代作家塑造的"时代新女性"不同，她实际上写的是"新女性"表象下的旧女性。这些女性或有着旧式的文雅修养，或受过新式的大学教育，甚至于还留过洋，但她们都面临着"娜拉走后怎样"的共同窘况，既无法在现代都市社会中自立，也远离革命运动，只能把当一个"女结婚员"作为自己的惟一职业和出路，而她们所受到的教育，也只能是她们待"嫁"而沽的筹码。其次，我们还注意到，她笔下的女性形象与通常的新文学作家笔下旧式女性也不同，张爱玲没有农业文化的背景，她的文学素养是在代表着工商文化的城市背景中形成的，她笔下女性形象几乎都是日益没落的淑女或竭力向上爬的小市民，这些女性在人生中受到的苦难，不是衣不敝体、食不果腹的经济上的穷困，而是无家可归、无夫可嫁的精神上的恐慌。 3．张爱玲作品既大雅又大俗，既传统又现代的特点，以及极为鲜明的艺术独创性和本身的缺陷。 张爱玲作品既大雅又大俗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古典小说的根底"和"市井小说的色彩"。
论文提纲引言：简要概括张爱玲以及她的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没人能够取代的，她成长、生活的背景和其作品所具有的独特个性，引起了读者的极大兴趣。张爱玲在女性文学这一领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关于其作品中塑造的女性人物群像，进行分类概括，并探求造成其生存困境的原因，通过此课题的研究，寻求对当今女性解放的现实意义。一. 女儿 阴影下的生存和毁灭 1《花凋》中的川娥死去的原因 。 2《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由清纯走向堕落。 3张爱玲小说中的长安（《金锁记》）、家茵（《多少恨》）以及吴翠远{《封锁》等一系列被毁坏的女儿形象，总结归纳造成她们生存困境的原因，来源于夫权制社会的压迫。二. 妻子 为谋生而“谋爱’\”守爱”生活在阴影下的女儿们对自己的婚姻毫无自主权，她们或被父母逼迫，嫁给自己并不爱的人，或者为了生计，找一个经济靠山。爱，已经是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得到的奢侈品。婚后她们要用毕生的精力来保住妻子的地位，生活绝无幸福可言，压抑久了，要么被驯服奴化，要么心灵扭曲、异化。 1《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就是一个为谋生而谋爱的典型。 2 《红玫瑰、白玫瑰》中的烟鹂，则是一个守爱的典型。 3《小艾》中的五太太、《连环套》中的霓喜，她们也同样是为了谋生而结婚的女人。当物质的重要性超过了其他一切，人只有屈从于外来力量的统治，毫无反抗的希望。 三. 母亲 奴化变态且面目皆非 恋爱掺杂着世间种种喧嚣，婚姻脱离感情的范畴，成为利益权衡的产物。而母亲地位的缺失，也是导致儿女悲剧发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由于长期在婆家遭受人格上的侮辱、情感上的挫折和情欲上的压抑，人性严重扭曲，变得乖戾、暴躁、刻毒、歇斯底里。当一双儿女长大成人后，她的变态心理，愈发不可收拾。 2. 《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的母亲同样是一个无情的人.。 3. 《花凋》里的郑夫人、《十八春》中的顾太太同样也是冷酷无情的母亲。四 .总结归纳，造成女性生存困境的原因，并探求对当今女性解放、女性独立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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