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李金发的诗有《微雨》《为幸福而歌》《食客与凶年》《李金发诗集》《古希腊恋歌》。
李金发（1900-1976），原名李淑良，广东梅县人，中国现代象征派诗歌的开山鼻祖。早年就读于香港圣约瑟中学，后至上海入南洋中学留法预备班。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就读于第戎美术专门学校和巴黎帝国美术学校。
李金发于1925年至1927年出版的《微雨》《为幸福而歌》《食客与凶年》，是中国早期象征诗派的代表作，为中国新诗艺术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李金发与林风眠、林文铮被誉称为中国美院历史上的梅州“三剑客”，三人各领风骚，为中国艺术史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2012年10月20日，李金发故居被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广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李金发一生的诗文著作，主要有《为幸福而歌》《岭东情歌》《微雨》《食客与凶年》《意大利艺术概要》《雕刻家米西盎则罗》《北京的最后勾留》《梭米顿夫人传》《肉的囹圄》《古希腊恋歌》《艺术论文集》《德国文学ABC》《异国情调》等。
他的作品《弃妇》和《里昂车中》被选入1984年出版的《现代百家诗》中。李金发诗文著作表现了他热爱祖国、热爱故乡、深明民族大义的爱国主义思想。
论中国现代诗歌对古典意象的继承与改造【 作 者 】朱寿桐【作者简介】朱寿桐(1958.1—），男，江苏大丰人，文学博士，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江苏省鲁迅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著作有《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史》（上、下卷）等多种。 一中国现代诗人对诗歌意象的认识和把握的自觉意识主要来自现代主义观念和作品的影响，但在创作过程中，他们诗歌意象的设计往往与中国传统诗歌意象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中国古代诗歌主要是“形象思维”的产物，但由于体格和制式的限制，在表现诗人较为复杂的思想情绪时，就不能靠简单的形象比喻来完成，而必须有赖于密切型的意象；同时，中国古代诗歌成就已有了两千多年的积累，作为历史沉淀，其为后世人们所津津乐道的精华往往都压缩在意象的光盘上，因而作为现代人唤起的对于古代诗歌乃至于古代文明的情绪记忆，便很自然地通过意象得以体现。 中国传统的诗歌理论中没有明确过“意象”的概念，但这并非说传统诗人们就没有总结过“意象”现象。其实，当古老的“比兴”说初露头角时，人们便可以从中得到有关“意象”揭示的信息。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中解释“比兴”说时已较为明确地指出了“比兴”的意象内含：“比者，附也；兴者，起也。”而且说“比类虽繁，以切至为贵”，意即一比可指多义，正是意象化的特征。周作人在为刘半农《场鞭集》所作的序言中也承认，中国传统的“兴”可与西方的“象征融合，构成诗化意象。到了清代，诗批家们已经明白地发现了中国诗歌的意象化传统。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这样总结道：“山之精神写不出，以烟霞写之；春之精神写不出，以草树写之。”显然，这里的“烟霞”、“草树”已不是一般的形象，而是凝聚着诗人所体验的“山之精神”和“春之精神”等精神意含的意象了。这段话不仅说明诗歌创作意象化的普遍化，而且也揭示了在传统诗歌表现格局中，以及在传统表现语汇的限制中，诗歌的意象化表现乃是一种必然的取法。虽然作为现代诗歌文化基础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以反对旧文化、反抗传统为价值指向的，但任何一个偏激地反传统的诗人也不可能摆脱优秀的传统文化遗存的深刻影响，胡适的“放脚体”新诗中就有传统意象的闪现，“五四”时代的那批诗人几乎都曾像胡适那样为挣脱不掉传统意象的缧绁而苦恼过。更不必说在新诗创作面临着从最初得到解放时的粗暴发泄到建立新的审美规范的艰难选择时，诗人们的思维定势将不会像前述诗人那样拘囿在新旧文化对垒的框架之中，而只以是否有益于在新的诗歌形式下的思想情绪的表达为依据；何况现代诗人毕竟是喝传统文化的乳汁成长起来的，各种文化遗传信息显然会在他们不再对传统进行设防的自由心态中发挥作用。于是，传统诗歌的意象几乎就从未间断过在新诗创作中的影响，而在像李金发这样的超越了新旧对垒的文化价值观的现代主义诗人中，传统意象的出现更是屡见不鲜。李金发新奇怪异的象征诗最初出现的时候，一度引起舆论大哗。人们在惊疑于其语言风格的怪诞别扭之外，还极反感于它的凭借古语而又食古不化。“长发披遍我两眼之前，／遂隔断了一切羞恶之疾视，／与鲜血之急流，枯骨之沉睡。”这是他《弃妇》中的开头，确实既泥古而又悖古，面目奇特而可憎。殊不知他正是在超越了新旧文化价值观的基础上进行诗歌创作的，既不是想张扬古代诗歌文化以向新文学示威，也不是想改造传统诗歌以适应新观念的表现，而只是本着有利于表现的原则，试图对诗歌的格式、范型作一种探索。他在《微雨》的“导言”中指出：“中国自文学革新后，诗界成为无治状态，对于全诗的体裁，或使多少人不满意，但这不紧要，苟能表现一切。”“苟能表现一切”是他的唯一依据，在这样的依据上他既可以运用传统的表达，又可以探索新异的诗路，于是他的诗歌便显得那么怪异。而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即能对这样的怪异抱宽容乃至赞赏的态度，尽管它未必理想，甚至未必妥当，因为真诚的尝试者和勇敢的探索者是不受谴责的。超越于新旧文化价值观念，李金发一方面带着“异国的薰香”，带着法国象征主义的审美原则，一方面又不敢贸然照搬这些原则，便在尝试和探索中自然而然地向传统语体寻求承载的途径，这使得他的诗歌表达显得那么古拙。更重要的是，象征主义那种“先锋”化的诗思对于最初的接受者和尝试得李金发来说，即使假借传统语体之力也还是难以把握的，在这样一种天地悠悠、茫然无措的情形下，尝试者和探索家的正常心态便是向前例寻证，以获得有力的心理支撑。于是，李金发较之他以前的任何一个现代诗人都更注意采用古典意象装点自己的现代诗思。他的充满古意的诗歌意象应该比他诗中时常出现的传统语体更有蕴味。他这样描写他所观察到的《秋》：“勾留片刻，你将见斜阳送落叶上道”。斜阳古道，西风落叶，是中国古代诗歌典型的秋肃意象，李金发信手拈来，不着痕迹，表现出较深厚的古代文化素养。他的《夜之歌》则唱道：“神奇之年岁，／我将食园中香草而了之”，也在仿佛不介意间借用了可追溯至屈原《离骚》的“香草”意象，量得古意幽幽，内涵深湛。许多“五四”时代的诗人都曾热衷于从古典意象中吸取灵感，由此写出别开生面的诗作。郭沫若所吟诵的火中凤凰、吞月天狗、天上街市等，无不借鉴或直接运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意象，冯至最著名的叙事抒情诗《蚕马》即是想从古代神异传说中吸取养分的，蚕马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奇特的意象，给诗人和读者提供了许多想象的空间。到了闻一多、徐志摩等人的新月派时代，诗歌中的古典意象便呈示出相当普遍的趋势。闻一多的诗中多咏“红烛”、“红荷”、“红豆”，分别表现出对这些古典意象的浓厚兴趣，有时还直接借助古典意象转达自己的感受，如对太阳描写的“六龙骖驾”和“神速金乌”意象的借用。在《奇迹》一诗中，他写有这样的诗句：“我听见阊阖的户枢砉然一响，紫霄上／传来一片衣裙cuì＠①＠②——那便是奇迹——”为了表现神秘的异香，传达阊阖里“衣裙”之声繁缛雍容，诗人选用了“cuì＠①＠②”这一古雅的象声词，唤起人们对《离骚》中“纷cuì＠①＠②兮纨素声”的幽幽意象的忆念。徐志摩对古典意象的兴趣也颇浓厚，他的新月派同人发现，单就《康桥再会罢》一诗，便能寻找出十几个古典意象来。新月派诗人孙大雨对中国古典文学意象也运用得较为自如。他的《一支芦笛》吹奏起来简直是神奇无比，不仅能招引凤凰来仪，还能号召鹏鸟来朝——“自从我有了这一支芦笛，／从来我不曾吹弄过一声，／……我只须轻轻地吹上一声，／文凤，苍鹰，与负天的鹏鸟，……都会飞舞着纷纷来朝。”“文凤”和“鹏鸟”所代表的意象充满着神奇和高贵，饱含着悠远和华丽，运用了这样的意象，便使诗歌像是在述说一个古幽迷人的故事，抑或是忆恋一场七彩迷离的梦幻。戴望舒对古典诗歌意象的成功借鉴使他得以成为30年代首屈一指的诗人。也许是针对文学革命时期的“不用典”之论，戴望舒力图为运用传统意象进行辩护，认为“旧的古典的应用是无可反对的，在它给予我们一个新情绪的时候。”（注：《望舒诗论》，《现代》第2卷第1期。）这其实也表露了他在选用古典意象时的基本原则：一是对于旧典应不加忌讳地放手运用，二是从古典意象中孕育新的情绪，或将新情绪诉诸旧意象作表现。这样的观念使得他在诗思运作过程中常不经意地拈来古诗意象，从而使诗意显示出葱茏的古雅意味。他在《寂寞》中写到“园中野草渐离离”，一方面自己“寄魂于离离的野草”，另一方面由“离离”二字唤起古代名诗中“一岁一枯荣”的仓凉意境，委婉而精切地表现出“寂寞”凄惋的情怀。他的《我思想》一诗直接取用古代文化意象，分明告诉我们那原是他的灵感之源。固然这里不排除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西方传统哲学的影像，但激活戴望舒情绪感应的主要因素还是《庄子》中飘忽无定，彼此模糊的蝴蝶意象：“我思想，故我是蝴蝶……／万年后小花在轻呼，／透过无梦无醒的云雾，／来振撼我斑斓的彩翼。”较之庄子的蝴蝶意象，诗中的蝴蝶所具有的哲学思辨色彩减轻了，而多了层勃郁的诗意和诗性想象的成分：幻想到万年后的小花的呼唤，体验着在“无梦无醒的云雾”中逍遥游荡的轻妙。如果不借助蝴蝶的古典意象，要抒述这样的情绪确实相当困难；古典意象的加入则使得诗人在表现自己的情绪时直有举重若轻，得心应手之感。何况，戴望舒写诗时也不光受他所说的“新情绪”驱使，他自己在情致中便有相当多的古雅趣味，诚如他在《古意答客问》中所言：“所问我的欢乐何在？／——窗头明月枕边书”。照着“窗头明月”，读着枕边闲书，雅静、幽闲、心旷神怡：悠悠的古意，悠悠的诗情，悠悠不尽的慕古情怀。有着这样的“古意”雅情，戴望舒几乎每一作诗，便沉陷于古典意象的包围之中。连连不断的古典意象启发着他，使得他比其他诗人多了一份灵感的源泉，于是他能写出《雨巷》这样堪称典范的现代诗，并由此获得“雨巷诗人”的雅号。《雨巷》属于戴望舒说的那种通过旧的意象表现新情绪的代表性诗歌。谁都能一眼看出此诗直接采用了古代诗歌中的丁香意象，但是，戴望舒没有简单地重复表现古典的丁香意象所包含的意绪，而是以古典意象固有的意绪作序引，借题发挥地表现自己新的体验，新的情感。在李商隐等古人的意象世界里，“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代赠》），南唐李jǐng＠③的《浣溪沙》词中更咏出“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他们所构筑的春风细雨之中丁香结愁的意象和意境，正是戴望舒此诗之所本。但戴望舒并没有把此诗真的写成“旧诗名句‘丁香空结雨中愁’的现代白话版的扩充或者‘稀释’”（注：卞之琳：《戴望舒诗集·序》，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没有在“愁”字上大做文章，虽然他每每写到“愁怨”“忧愁”，可将这些传统意象的内容赋予了一位假想中的姑娘，这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实际上是他对古典诗歌中有关意象的复合印象的人格化体现，以她的恍惚出现又飘然而逝来表现诗人的“冷漠，凄清，又惆怅”的情绪体验。于是，在这诗中，“愁”不再像古诗中那样是表现的主要对象，“冷漠，清清，又惆怅”才是全诗表现的“新情绪”，“愁”连同包含“愁”绪的丁香意象，以及将这意象人格化的那位想象中的姑娘，只都成了借以表现这些“新情绪”的客体。这样处理的结果，传统的意象不仅没被破坏，而且，丁香作为喻体得到了更富有诗意的阐释：它不再单是“愁”字的写意，更像一位结着愁怨的姑娘；但诗歌又没有照搬古诗的意境，它将传统的“愁”绪当作审美对象，一唱三叹地感慨这种情绪的失落。当一位诗人连愁怨的意象都愿意在心中永远驻留，而不愿其流失的时候，可见他的凄清孤寂已经到了何种程度！同《古意答客问》中传达的情绪相联系，《雨巷》表现出了戴望舒对于古典意象和境界的由衷向往。他将古人已经用丁香意象美化了的愁怨情绪进行了更进一步的美化，那便是幻想出了一个具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的姑娘，但对这新造的愁怨意象无论从感情还是从意绪上都毫无轻亵的表示，显示出对古典意象的虔敬与尊崇态度。中国古典诗歌意象之所以值得如此尊崇，是因为其中确实含有某种永恒的魅力。在任何时候都会牵动诗人的心犀，招惹起他们一唱三叹的兴致。戴望舒等现代诗人所乐于引用的古典意象一般都具有这样的魅力。这时，一位不怎么出名的诗人对这种古典意象的魅力却有出奇的感受力，他就是在《现代》杂志上时常揭载诗作的禾金，他的诗《一意象》就直接歌咏了这样的意象：“孤城落日之高原”，显然借剥了“一片孤城万仞山”和“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古诗意境，但没有像《雨巷》那样赋予古典意象以新情绪表现的内容。何其芳的《古城》则与戴望舒相仿佛，既借剥了古典意象，又用以表现现代人的感受。——他借用的是“邯郸梦”的传统意象：“邯郸逆旅的枕头上／一个幽暗的短梦／使我尝尽了一生的哀乐。”“邯郸梦”的意象仍被完整地保留着，但诗人主要表现的却是现代人生色彩较为明朗的感兴。提倡“意象抒情诗”的施蜇存，自述喜欢李贺、李商隐、黄山谷、陈三立的诗，他的诗歌创作则每常借鉴古诗意象，秋风落叶式的构思和天涯孤客般的情怀犹如珠光点点散落在他诸如《秋夜之檐溜》等诗作中。在他和他同时代的不少诗人的理解中，“意象抒情诗”固然与外国的意象派诗关系十分紧密，但与古典意象绝非是相互排斥的关系。当然，现代诗人的意象构思毕竟挣脱了古代思维的樊篱，很少有人再安心于恪守古典意象的规定空间，尽管他们会对那个遗传空间顾瞻不已甚至留连忘返；但他们的思绪是开放型的，他们将致力于意象的创新和改造，即使远离了“五四”新文化的时代气氛，他们也仍会意气风发地对一种新的诗学世界孜孜以求。 二提起中国传统诗歌的意象，我们会很自然地联想到许多带着几千年历史文化沉积痕迹的固定话语，如写悲壮，则常用“风萧萧兮易水寒”和“大风起兮云飞扬”之类的“风”和“易水”的意象；咏悲惨则用“残星几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和“鸿雁悲鸣红蓼风”乃至“蓼红苇白断肠时”中的“鸿雁”、“红蓼”等意象；说愁绪有“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和“清明时节雨纷纷”及“烟波江上使人愁”等烘染的细雨、烟波意象；言游子别绪则多采用“子规啼彻四更时”或“子规夜半犹啼血”的“子规”意象，更不用说抒命蹇而着“南冠”，叹荒凉而望“关山”，悲时序而伤落花，感兴亡而嘲“商女”或“西湖歌舞”，如此等等，难以尽述。 但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诗歌所提供的意象也还是相当集中的，如果做一些过细的工作，大抵不难总结出中国古典意象的基本类型。古代诗人一般都把为历史所认可了的意象视为典范性的表达而加以袭用，无论从理论上和习惯上都不提倡意象的创新，唐代皇甫shí＠④的话颇有代表性：“意新则异于常，异于常则怪矣。”意谓意象营造如果不守古之常而思创新，则必然显得怪异。“怪”在古代语言表述中可不是褒义。而现代诗人普遍的价值观念则锐意于意象的创新，即使不能创新，也至少要做到对旧意象进行翻新；墨守旧意象旧意境，一向被视为保守乃至无能的表现。朱自清在《解诗》一文中指出：“诗人的譬喻要创新，至少变故为新，组织也总要新，要变。”这当然是针对新诗人而言的，这样的观点在新诗人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几乎所有的新诗人都如此重视意象的独创，有的甚至通向一种偏见。直到80年代还曾有一些著名的诗人从这样的独创论出发偏激地否定戴望舒的《雨巷》充斥着“用惯了的意象和用滥了的词藻”（注：卞之琳：《戴望舒诗集·序》，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丝毫不理会戴望舒在半个世纪以前所作的“旧的古典的应用”“无可反对”的辩白。现代诗人提倡意象创新，无论从其初衷还是从结果来看，都是为了新诗能够甩脱传统的缧绁并求得别开生面。特别是卞之琳等现代诗人在西方现代主义诗学的鼓励下积极从事现代意象的营造之后，现代诗歌确实摆脱了旧诗的阴影而树立了自己的独立品格。诗评家李健吾清楚地看出了这一点，在考察了30年代现代派诗人注意意象创新的实绩之后，指出：“所以最初，胡适先生反对旧诗，苦于摆脱不开旧诗；现在，一群年轻诗人不反对旧诗，却轻轻松松甩掉旧诗。”（注：李健吾：《〈鱼目集〉——卞之琳先生作》，《咀华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版。）显然对“轻轻松松甩掉旧诗”一语不能予以狭隘的理解，以为现代派诗人的诗与旧诗就没有了一点瓜葛。李健吾这段话实际上是表述了这样的一种事实：文学革命之时胡适等想摆脱旧诗，虽然语言形式上和思想观念上作了很多创新努力，但他们诗歌所运用的意象差不多都是旧意象的沿用，没有重视新意象的创造，而且他们一般还没意识到意象建设之于诗歌的重要性，这便导致最初的新诗即使形式上像新的，表述上也还是古意盎然；现代派诗歌兴起以后，诗人在意象创造方面享有高度自由，他们可以直接运用和改造传统意象，也可以随自己的感受按自己的意志创造新的意象，这时，即使他们也常表现古意，但那不过是有意为之，如果要与古典意象划开界限，这对他们会是相当容易的事情。当然，中国的现代诗人并不像他们的外国同道那样天生有反骨，特别是到了30年代之后，与传统的对垒早已不是新文学界的价值指向，故而也不会是现代诗人的基本目标，这样才出现了戴望舒等一批明显地趋奉古意的诗人。但是，现代诗人在现代生活感兴和外国诗歌潮流的作用下会不断调整自己的意象构思，新文化环境对他们的这种重新构思又颇多激励，于是在他们的笔下将会出现许多对于熟读古诗的人来说相当陌生的意象，更有意趣的是，许多传统的意象由于构思方式的不同正面临着内涵或色彩的改变。古代人构思意象纯粹由“象”出发，以“象”为主，附“意”于“意”，正如唐代皎然在《诗式》卷一“团扇二篇”中所提倡的“假象见意”。在这样的构思运作中，诗人们首先捕捉到“黄昏”的景象之美：那时明暗交错，彼此混沌，云里雾里，一派朦胧，或有细雨霏霏，则宁静绝俗，故常有“黄昏细雨”之叹；若夫日沉月初上，则牵动微妙幽思，顿生浪漫之想，遂多“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之唱。于是，黄昏之象的美引起了一系列美的意念，造成了传统的“黄昏”意象充满了美艳动人的光泽，“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音浮动月黄昏”的名句，其中最自然且最能令人神思飞扬的当还是“月黄昏”的意象。或许人们会引李商隐的《登乐游原》来说明黄昏意象被用来表现愁的意念：“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殊不知这一阙仍是感叹黄昏之美，黄昏之美将要掩去无限好的夕阳，这是用夕阳之好衬托黄昏之美。从首句“向晚意不适”也能分析出，此诗后几句都应是写意随景转，着意抒写“驱车登古原”后的“意适”，黄昏之象是诗人“意适”的高峰体验。理解这首诗，似不宜立足于“夕阳”而从“只是”的转折中总结出惋惜、惆怅的感叹。黄昏时分确实也容易勾起人们的种种愁绪，不过自古以来，人们宁愿将愁绪表现的任务交付给黄昏之后的皎皎明月或黄昏之前的沉沉暮日，唯独避开黄昏。曹丕有“仰看明月光”而“郁郁多悲思”之咏，古诗中有“明月何皎皎”但“忧愁不能寐”之唱，这些都直接促成了李白的那首脍炙人口的《静夜思》。白居易的《城上对月期友人不至》吟到“明月照西楼”，后接着的则有“不醉即须愁”之句，可见明月无论在什么情境下都可能挂连到悲思愁绪上来。至于用日暮的意象写愁绪，古代诗歌中也属屡见不鲜，陈子昂的《晚次乐乡县》有“日暮且孤征”的社会之叹，孟浩然的《宿建德江》有“日暮客愁新”的个人之伤。 现代诗人则毫不犹豫地将种种愁绪交付黄昏意象去表现。因为现代诗人的意象营构是“意”常先于“象”，产生了一定的“意”便酝酿到相当的浓度之后，才在“象”的世界寻找载体，结成意象，于是对于黄昏这样的古老意象，他们可以先不加以审美的理解，而将自己的现代感受和人生体验中的一些相应印象赋予黄昏意象作新的表现，这就改变了黄昏意象传统的内含，而使之呈示出迷茫、悲愁色调。现代的“黄昏”意象因而划出了与传统意象清晰的界线。鲁迅《野草》中的《影的告别》这首散文诗，最先十分明确地刻画出了现代的“黄昏”意象，——那是通过徘徊不定、彷徨无地的“影”凸显出来的：它界乎明暗之间，既不能得到光明的肯定，也不能接受黑暗的否定，而维持徘徊不定、彷徨无地的现状似也难能做到，于是陷入十分痛苦、哀愁的境地。黄昏便是痛苦、哀愁的意象体现。作为一个现代精英人物，鲁迅常常体验到这样的彷徨和徘徊的痛苦以及不能肯定也无法否定的哀愁，他曾多次将这样的痛苦和哀愁付诸各种各样的意象加以表现，如既不愿冻灭也不能燃烧的“死火”，既想抗争又陷入“无物之阵”的这“样的战士”等；当他出于现代人的思考迫切地想将这些痛苦和哀愁具象地表现出来的时候，他很容易唤起了对于黄昏时分“影”的联想，“黄昏”在他的诗心中属于怎样的意象便可想而知了。40年代的“新生代”诗人陈敬容把握住了黄昏那种“朦朦胧胧”、“半明半暗”的意象特征，但没有像鲁迅那样深刻地把握住它徘徊不定、彷徨无地，既不能肯定又不能否定的意象实质。作为一个在感情方面较为充沛的女诗人，陈敬容从黄昏意象中领略的还主要是对黑暗的“凄伤和恐惧”：黄昏是黑暗的预言者，是黑暗淫威先声夺人的具现；从这样的意义上，她给黄昏意象涂抹上了可诅咒的色调。在她的《冬日黄昏桥上》这首诗里，甚至黄昏的颜色将暮日也染得可怖了：“冬日黄昏的天空暗沉沉／将落的太阳／只增加入夜的寒冷……”黄昏的到来对于神经脆弱的诗人其意义便是黑夜降临序幕：“黑夜将要揭露／这世界的真面目／黄昏是它的序幕。”这样的黄昏意象没有什么美好可言，正像世界在黑暗中展现的真面目不会有什么美好的东西一样。诗怪李金发写过“黄昏的和谐”，似乎想为黄昏意象抹上一层温和的色调。但其实那里的和谐还是充满黑暗的展现。他的《黄昏》一诗虽然以象征主义的反语对黄昏所招致的黑夜进行了美化的描写：“黑夜之宫庭／将开着花了，……”但随后表现的主题还是愁绪与悲伧：当“山头最后的光影”残留着，那便是“聚哭是我们的时候了。／我酒入愁肠，／旋复化为眼泪，……”黄昏依然是愁怨和悲哀的意象。 现代主义基本上立足于人生和社会的负面开发诗思，故有消极、颓废之称：这样的思维方法也影响了中国现代诗人。他们在上述辩证法的思路中强调最力的当然是负面的东西，对于黄昏意象的揭示，也多在黑暗方面。就像现代派画家习惯于阴暗和冷色调地处理各种题材一样，现代诗人由于立足点有阴郁、灰暗方面，不仅将黄昏这样界乎明暗之间的意象往冷色和暗色方面处理，而且将一些本来是明朗色调的意象也处理成阴暗灰冷的风貌。本来“绿”属于生机勃勃的意象色彩，可在卞之琳《雨同我》一诗中，“我的忧愁随草绿天涯”，却将忧愁付诸绿色意象；常白的《看灯》甚至将红色和绿色都处理成愁怨的色调：“长街灯市，排开红绿的新愁。”在色彩意象的采用上，最能反映出古今诗人意象构思之不同的乃是“紫”色。传统诗人多愿从吉祥、和谐、富贵、安宁、纯洁等正面意义上处理色彩的意象内涵，无论是赤橙黄绿青蓝紫，都分别赋予各自的正面含意，似乎只有对“黑”这样绝对化的颜色才付以反面的象征意念，如“黑云压城城欲摧”之类。其中的紫色常用作表示高贵、祥和的意象。高高在上的天堂被称为“紫宵”，李峤的《长宁公主东庄侍宴》中有“别业临青甸，鸣銮降紫霄”句；高贵地域的路径如宫中道路等被称为“紫陌”，刘禹锡有“紫陌红尘拂面来”之咏；紫色即使当平常的色彩也用于明雨鲜艳的描述，朱熹在《春日》中写有“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最为明丽的太阳也可用紫色去形容，贾至的《早朝大明宫》即有“银烛朝天紫阳长”之唱。然而，现代诗人偏于冷色调和灰暗心理的表现，紫色到了他们的笔下便完全消失了上述吉祥、高贵、明丽的意蕴，而呈示出诡秘、愁苦、恐怖、怨毒的色泽。艾青在《大堰河——我的保姆》等诗中将逝去了的生命形容为“紫色的灵魂”，就使得紫色成了诡秘的意象，李金发的《题自写像》中有“即月眠江底，／还能与紫色之林微笑”，也分明带有这样的诡秘意味；戴望舒在《夕阳下》写“远山啼哭得紫了，／哀悼着白日底长终”，这紫色便充满着愁苦和悲哀；新月诗人朱大楠则那么怨毒，将紫色用来描绘毒蛇的纹章，在《松树下》写道：“松树下有紫鳞毒蛇蟠踞，／野猪和獾兔都叫她美人。”对于古代诗人来说，一个成功的意象营造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因为它可能成为万代诗人借鉴的对象，成为一种经典；可在过分信奉“兴生于中，无有古事”之信条的现代诗人笔下，他们的意象造设无须像古代诗人那样求得普遍的共感，只要体现出现代感兴的独特性，而且，各种现代诗歌理论都在鼓励感受和表述的独创性，这使得现代诗歌意象的造设便呈现出随意化的趋势。这种趋势所揭示的结果便有两个方面。一是意象的繁多和重叠。与传统文论中所宣扬的“繁而不珍”（注：《文心雕龙·物色》。）观正好相悖，闻一多在《〈冬夜〉评论》中明确提倡现代诗歌须“有浓丽繁密而且具体的意象”，现代诗人一般都愿意以意象的繁密夸耀自己的构思，特别是现代主义诗歌，意象繁多常令人目不暇接。二是意象的个人性及对普遍经验的突破。现代诗歌，特别是现代主义诗歌，是建立在艺术个人主义化观念基础之上的，其理论往往只注重创新，鼓励意象的新奇，相对忽略了意象设计的普遍意义，造成许多“读不懂”的现象。这样的现象影响了中国现代诗歌意象的经典化。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纟加卒＠②原字纟加蔡＠③原字王加景＠④原字氵加是 （注：原文太长，有删减）
弃妇》被收在作者李金发的第一本诗集《微雨》里，表现李金发式的厌世："长发披遍我两眼之前，/遂隔断了一切羞恶之疾视。""靠一根草儿，与上帝之灵往返在空谷里，/我的哀戚唯游蜂之脑能深印着"，这就是李金发的诗所象征的形而上性和神灵性。与别的象征不同，李金发诗所象征的往往是形而上的东西，神秘的和神灵的东西，这是为象征主义对于世界的理解所决定的。另外显示出诗句中想象的新奇性，而这种新奇的想象已经与浪漫主义的想象很不同了。 "弃妇之隐忧堆积在动作上，/夕阳之火不能把时间之烦闷/化成灰烬，从烟突里飞去"，这三行诗很富于表现力，几笔就描绘了忧伤和烦闷的氛围。《弃妇》这首诗主要写了三个意象：蚊虫、游蜂和夕阳，并用这三个意象抒写了弃妇的清白、哀戚和烦闷。弃妇这个形象也象征着诗人自己所受的种种社会压迫和厌世的心态。 作为象征派诗歌，《弃妇》这首诗具有与其它类诗很不同的特点。"衰老的裙裾发出哀吟，/徜徉在丘墓之侧，/永无热泪，点滴在草地为世界之装饰。"诗中暗示的指向，是内在生命，是象征主义哲学所理解的人的内在生命，而与通常的诗的暗示很不一样了。《弃妇》的创作受到唯美主义思潮的浓重影响。李金发当时认为艺术是不顾道德，也与社会是不同的世界。所以他的美的世界，是创作在艺术上，不是建设在社会上。他的思想是颓废的、神奇的，他的为人是厌世的、远人的。在《微雨》诗集"序言"中，李金发曾说："中国自文学革新后，诗界成为无治状态，对于全诗的体裁，或使多少人不满意，但这不要紧，美能表现一切"。这首诗运用了"诗的语法"上的创新，即意象之间联络上的创新，而这种创新往往被看成是不通顺。这使得传统诗的读者读它时，不大习惯，感到费解难懂。其实这却是作者在艺术上的创新，是象征派诗歌传到中国后的最大特点。
李煜，一个被龙袍羁绊的才子，一个为政事所耽搁的隐者，一个被案牍所劳形的词人和艺术家……他是个亡国之君，但每当谈起他对于后世在文学、美学包括历史上的作用或贡献时，又不得不使人内心充满矛盾和惋惜。李煜，五代十国时南唐国君，961年至975年在位，字重光，初名从嘉，号钟隐、莲峰居士。汉族，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南唐元宗李璟第六子，于宋建隆二年(961年)继位，史称李后主。开宝八年，国破降宋，俘至汴京，被封为右千牛卫上将军、违命侯。后为宋太宗毒死。李煜虽不通政治，但其艺术才华却非凡。精书法，善绘画，通音律，诗和文均有一定造诣，尤以词的成就最高。千古杰作《虞美人》、《浪淘沙》、《乌夜啼》等词。被称为“千古词帝”。尽道诗言志，挥毫以畅谈。观李煜之词，可晓其心志；以其身世浮沉、世事变迁为依据，可以明确地将其创作阶段分期。李煜的创作阶段分期分两段——亡国被俘前与后。通过李煜“性骄侈，好声色，又喜浮图，为高谈，不恤政事”的特点可推断出降宋前应多为宴乐、对于女性的工笔描写之作。有据以证之，如《浣溪沙》：“红日已高三丈透，金炉次第添香兽，红锦地衣随步皱。佳人舞点金钗溜，酒恶时拈花蕊嗅，别殿遥闻箫鼓奏。”彻头彻尾一副奢华淫逸之景象；再如《玉楼春》：“晚妆初了明肌雪，春殿嫔娥鱼贯列。凤箫吹断水云闲，重按霓裳歌遍彻。临风谁更飘香屑，醉拍阑干情味切。归时休放烛花红，待踏马蹄清夜月。”亦是如此。对于李煜前期词，很少有人问津，后人可能更钟情于李煜降宋之后的亡国之音，比如《相见欢》、《虞美人》、《浪淘沙》等。是皆为以泪洗面、去国怀乡之忧思、痛如切肤的难眠随想；其点睛之句比比皆是，如“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直接描写表现出感情；“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愁绪好似江水绵绵不断；“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秦淮残梦忆繁华，对于往事可回想而不可及的无奈；还有《破阵子》中“最是荒唐祠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一个亡国之君颜面尽失的尴尬与痛楚。我个人看来，李煜后期的词总有一种千篇一律之感：几乎所有词作除了怀旧和悲叹外，无其它特点。上述是从时间内角度分析的，一说李煜的词风继承了花间词派的词风，那么接下来不妨从这一角度分析一下。花间词牌是早期的词派，大都以婉约的表达手法，写女性的美貌和服饰以及他们的离愁别恨。在这些词中描绘景物富丽、意象繁多、构图华美、刻画工细，能唤起读者视觉、听觉、嗅觉的美感。由于注重锤炼文字、音韵，从而形成隐约迷离幽深的意境，然而花间词大多无思想内容可言。就李煜早期词作来说，便符合这一特点，不论在内容和实质上都透着一种华而不实、无病呻吟、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风格；在李煜的后期词作上，消极萎靡，离愁别恨诉说不尽也符合了花间词派的一些风格。李煜的词虽然在后世研究中国社会历史上得到被借鉴，我想这便是李煜词区别于其他花间词的原因，但词中并无治国韬略和哲思的体现，这源于李煜的个人思想性格。我们把李煜前后两期的词分别与花间词派的特点比照、落套，再加上对于李煜性格特点的分析，便可理清一些脉络，得出一些结论。谈及李煜的性格，前面已经说过他“性骄侈，好声色，又喜浮图，为高谈，不恤政事”，生于帝王之家，自幼受到宫廷华奢淫逸之风的影响，在做皇帝时，宫闱生活变成了他诗词创作的第一手素材，这便是影响他前期词风的重要原因；“为高谈”，即李煜喜欢工于与政事无关的、高深晦涩的理论研究，特别是佛教（李煜“喜浮屠”）和文化艺术，从而使得他在诗词和书画上都很有造诣。一说李煜他曾给自己取号“钟隐”、“钟峰隐者”、“莲峰居士”，表明自己的志趣在于秀丽的山水之间，而不在于江山社稷，这可能是他先天性的。那么后天性的影响在于“喜浮屠”、“酷信释氏”，即迷信佛教，受此影响，他更加与世无争、回避现实，越是这样，他越喜欢从后宫生活当中寻找一丝安乐以及妄图得到现实世界、政治活动不能给以的充实。我想，李煜性格懦弱的结论也就由他逃避现实而得出；懦弱、与世无争、生活在个人世界中的李煜是做不了一个好皇帝的，俗话讲“慈不将兵”，何况是对于满朝文武、天下百姓呢？既然如此，亡国之君又当亡国之运，降宋后，那种虽为封侯实则软禁的生活，令本无大志、不思改变现状的李煜更是空虚，没有别的新思想充斥其头脑，而是陷入不断地悲痛的漩涡当中，从而也就造成了他后期词风千篇一律的现象。我们讲“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映客观存在”，这一理论在李煜的阅历及其词作的关系上体现得尤为突出。积贫积弱的南唐小国和华丽的宫廷生活决定了李煜前期词作的音调，“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的经历使其风格来了一个大转折，决定了李煜后期词作的最明显的特点，上述是外因，那么内因便是李煜的性格特点，特别是其性格弱点。“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岁月悠悠，一千年过去了，回想起这个本不应当皇帝的君主、这个本应为职业艺术家、词人而不得的人，后人很少会因为他是亡国之君而责骂他，而为他命运的安排而惋惜，为什么呢？那就是他承上启下，将花间词派的星星之火为形成后来宋词的燎原之势而作出了贡献。从政治角度讲，他的确生不逢时，但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讲，乱世文化百家争鸣，他正当时运。研究文学的历史可洞察社会的兴替，研究李煜及其作品中所出现的现象可以了解到连接唐、宋这俩个治世间那段乱世的文化、那个被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称之为“最无耻的时代”的文化，这对于指导今后的文学领域的实践是很有帮助的。上述为本人不成熟之见解，望多加批评指教！本文来自：
虞美人宋。李煜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李煜的词虽然存量不丰，但流传于文坛而不朽。李煜的词可分为两个阶段两种风格，初期他的词作极尽绮丽奢华之能事，可以说是柳永等人柔词风格的始祖，但是当他沦为亡国之君被软禁之后，李煜的词风大变，此变并非形式之变而是内涵之变。这首《虞美人》便是作于他被囚之时，也是这种变化最显著之作。 整首词可分为两段鉴赏，前三句为首，末一句为尾。且看前三句，“春花秋月”，单是这四个字已足可引发多少词人的无限遐思了，但是在此词首句却直言到“何时了”，并用“往事知多少”来表达了对现时美景的不屑。次句先言“小楼”再忆“故国”，即便是报春信的东风，对于身在孤狭小楼身受软禁的作者也不过是掠过心尖的一丝寒意，更是让他有了“不堪回首”之念。既思起故国，自然想起当年“雕栏玉砌”的华美宫室和秀美“朱颜”，故国无恙可叹物是人非，怕是自己终生也无福消受了。前三句中，作者眼观美景思及己身，心中不免油然而生亡国之叹感慨之悲，但是仔细的分析李煜所思所念，却尽是当年避居江南割据一方之时的奢靡享乐，他所惆怅的并不是国破家亡，而是无法再享纸醉金迷的荣华。一个亡国之君身处桎枯之中感悟的不是失国之痛却是这些东西，李煜确实不是做国君的材料，若不是他在文艺上的天赋，怕是可与刘禅比肩了。且不论他的思绪是否符合为君之道，此词的最末一句可说是千古绝唱，此一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几乎是李煜毕生词作的精华所在。这一句以水喻愁，含蓄地将愁思的长流不断，无穷无尽与滔滔水势联系在一起，既富哀怨亦蕴大气，让人不由自主的陷入了这奔涌而出的忧郁之中。同是以水喻愁的诗句，刘禹锡的“水流无限似侬愁”稍嫌直率，而秦观的“便作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则又说得过尽，反而削弱了感人的力量。李煜于此一句中虽仅仅展示了他无尽忧愁的外部形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但使读者从中取得了心灵上的呼应，人的愁思固然内涵各异，但都可借用此句来抒发自已类似的情感。谁到忧愁之时不是觉得这愁苦便如滔滔巨浪劈面而来，无可抵挡呢？李煜于词尾的扪心自问，通过凄楚中不无激越的音调和曲折回旋、流走自如的艺术结构，使作者沛然莫御的愁思贯穿始终，形成沁人心脾的美感效应，无怪此词能在广泛的范围内产生共鸣而得以千古传诵了。对于李煜此人，作为政治家他是完全的失败，但是作为文学家他却得到后世景仰，正如后人的评价：“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语始工”。 这首《虞美人》是南唐后主李煜在被俘两年后写成的。相传他作此词后命歌妓在七夕之夜反复吟唱，宋太宗知此事后立即就赐酒将他毒死。�作者能诗能画，只可惜政治上无所成就。本是一国之君，只因一个黄袍加身的后周叛臣便落得个“肉袒以降”成为一介阶下囚。七夕之夜，看汴京车水马龙，自己被囚寓中，回首往事怎能不叹道“问君能有几多愁?”�春花秋月何时了?这是作者慨叹时光太慢。大概是俘前宫里浮华生活使他不思进取。�“往事知多少”长叹一声，开始回忆往事的美好。李商隐有诗云“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只为慨叹去日美好，来日不多，美好的往事只能成为追忆，当时却只是惘然虚度。�“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陆游《钗头凤》)冰凉的东风吹破寄身的小楼也吹破作者思旧的美梦。七夕之夜，正是群星闪烁，人间欢笑何多。离开金陵(南京)来到汴京(河南开封)，昔日贵为一国之君，而今只有抬头看看天下共有的一轮明月，思念故都。值得注意的是，所有思乡的人的诗词中总因月而起思乡之情。李白有“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苏轼有“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而李煜的“月明中”与以上二人不同，李白是潇洒，苏轼豪放而豁达，李煜剩下的只有凄清与无奈。他乡与故乡，可能唯一相同的只有月亮。故国只能回映在汴京的月面中。“举首见日，不见长安”和这也有异曲同工之妙。”�“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雕，有花纹。试想一下，汉白玉制成的台阶栏杆，辉映着清冷的月光，是一幅多么冰冷的图画啊!作者回想故国的宫殿，却再也回不去了，只能凭记忆来诠释，这样的痛楚，不是陆游的“中原北望气如山”，不是岳飞的“怒发冲冠凭栏处”，只是独属于李煜的满目伤怀，下阕主要写对故国的追思和亡国的苦愁。“只是朱颜改。”物是人非，年华已逝，留下的只有已老的宫女。古诗词中有许多慨叹时过境迁，物是人非的，但都不如此句。“雕栏玉砌”本是华丽的宫殿，“朱颜”本是多么美丽青春的词语，用在此处立刻就换了一种悲哀的意境。�“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句是全词题眼，也是千古绝句，广为流传。李煜的愁只能自问自答，因为实在无人与他“对泣新亭”，足见作者的孤寂。”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不是周星驰《大话西游》中的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又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也不是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更不是李清照花自飘零水自流。”周星驰那叫俗文化，像可乐一样只有那么一股子气，后来啥也没有。苏轼此时“故国神游”“雄姿英发”，这一江之水也充满豪气。李清照是个妇道人家，只能是一支哀婉的小溪。李煜的通感用得绝佳。“春水 ”带点花瓣，有形有声有色，把“愁”字立体化了。一个“向东流”，最近的联想是《长歌行》中“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但“向东流”含义更深了，东流之水可理解为孔子的“逝者如斯”，又可附会成“眼泪汇入长江”之意，可谓“千古一愁”。�这首词里看不出比较猛烈的反抗意识，没有“长使英雄泪满襟”，没有“卷土重来未可知”，只有那种沉郁的哀思。人言“不畏金刚怒目，只怕菩萨低眉”这样自怨自艾的哀愁，一下子惹恼了宋太宗，招致杀身之祸，李煜这首词的感染力可见一般。
李煜大事年表·后晋天福二年，南唐升元元年(公元937年)，1岁，七月七日,李煜生。·后周显德元年，南唐保大十二年(公元954年)，18岁，娶娥皇。·后周显德五年，南唐中兴元年(公元958年)，22岁，长子仲寓生。·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23岁，九月太子弘翼卒,李煜自郑王徙封吴王·北宋建隆二年(公元961年)，25岁，二月,立为太子.七月,继位于金陵.尊母钟氏为圣尊后,立娥皇为皇后.遣使如宋表陈袭位. 次子仲宣生于此年.·北宋建隆三年(公元962年)，26岁，三月,遣使赴宋朝贡.六月,遣使赴宋朝贡.十一月,遣使赴宋朝贡.·北宋乾德元年(公元963年)，27岁，三月,宋平荆南,遣使犒师.十一月,宋改元.·北宋乾德二年(公元964年)，28岁，三月,始行铁钱.十一,次子仲宣卒.十一月,皇后娥皇卒,亲撰<昭慧周后诔>·北宋乾德三年(公元965年)，29岁，正月,葬昭慧后于懿陵.四月,宋灭蜀.贡银绢万计.九月,母圣尊后钟氏卒.·北宋乾德四年(公元966年)，30岁，奉诏匡胤命,约南汉俱宋事,未成.宋始决议伐南汉.·北宋开宝元年(公元968年)，32岁，南唐大饥.六月,遣弟从谦赴宋朝贡.十一月,娶小周后并立为皇后.·北宋开宝二年(公元969年)，33岁，猎青龙山,录囚大理寺,诸郡普渡僧尼。·北宋开宝四年(公元971年)，35岁，遣弟从谦入宋,贡珍宝数倍于前.十月,遣弟从善入宋朝贡.上表请去南唐国号,印文改为江南国,自称江南国主.·北宋开宝五年(公元972年)，36岁，正月,贬损仪制,改诏为教,衣紫袍见宋. 闰二月,宋留从善为泰宁军节度使.于汴梁建礼贤馆,待李煜降.·北宋开宝七年(公元973年)，37岁，上表愿受宋爵命,宋不许.杀名将林仁肇.·北宋开宝七年(公元974年)，38岁，上表宋,求从善归国,宋不许.遣使诏李煜入朝,不行,遂伐南唐.·北宋开宝八年(公元975年)39岁，六月,宋军与吴越兵围金陵.赵匡胤谕降.十一月二十七日,城破.李煜率子弟及官属4人出降.北上汴梁,南唐亡.·北宋太平兴国元年(公元976年)，40岁，正月,受封右千牛卫上将军,违命侯。十一月,进封陇西公.·北宋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42岁，七月七日,被赵光义毒杀.追封吴王.十月,以王礼葬于北邙山.小周后亦卒于此年,于李煜同葬.生平简介初名从嘉，字重光，号钟隐，又号莲峰居士。南唐中主第六子。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宋建隆二年（961年）在金陵即位，在位十五年，世称李后主。他嗣位的时候，南唐已奉宋正朔，苟安于江南一隅。宋开宝七年（974年），宋太祖屡次遣人诏其北上，均辞不去。同年十月，宋兵南下攻金陵。明年十一月城破，后主肉袒出降，被俘到汴京，封违命侯。太宗即位，进封陇西郡公。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七夕是他四十二岁生日，宋太宗恨他有“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之词，命人在宴会上下牵机药将他毒死。追封吴王，葬洛阳邙山。李煜的词，可以分为前后两期，以宋太祖开宝八年(975年) 他降宋时作为界线。前期的词已表现出他非凡的才华和出色的技巧,但题材较窄,主要反映宫廷生活与男女情爱,如〔玉楼春〕"晚妆初了明肌雪"、〔喜迁莺〕"晓月坠"、"宿云微"、〔一斛珠〕"晚妆初过"、〔菩萨蛮〕"花明月暗飞轻雾"等；也有写离别相思的作品如〔清平乐〕"别来春半"等，写景抒情，融成一片，比较健康可读。到了后期，李煜由小皇帝变为囚徒。屈辱的生活，亡国的深痛，往事的追忆，"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王□《默记》)，使他的词的成就大大超过了前期。〔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反映了他身世与词风的转折。《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浪淘沙〕"帘外雨潺潺"、〔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无言独上西楼"等是他后期的代表作，主要抒写自己凭栏远望、梦里重归的情景，表达了对"故国"、"往事"的无限留恋，抒发了明知时不再来而心终不死的感慨，艺术上达到很高的境界。李煜的词，继承了晚唐以来温庭筠、韦庄等花间词人的传统，又受了李璟、冯延巳等的影响，将词的创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其主要成就表现在：①扩大了词的表现领域。在李煜之前，词以艳情为主，内容浅薄，即使寄寓一点怀抱，也大都用比兴手法，隐而不露。而李煜词中多数作品则直抒胸臆，倾吐身世家国之感，情真语挚。所以王国维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人间词话》）②具有较高的概括性。李煜的词，往往通过具体可感的个性形象来反映现实生活中具有一般意义的某种境界。"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虞美人〕)、"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浪淘沙〕）、"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乌夜啼〕）、"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清平乐〕）等名句，深刻而生动地写出了人生悲欢离合之情，引起后世许多读者的共鸣。③语言自然、精炼而又富有表现力。他的词不镂金错彩，而文采动人；不隐约其词，却又情味隽永；形成既清新流丽又婉曲深致的艺术特色。④在风格上有独创性。《花间集》和南唐词，一般以委婉密丽见长，而李煜则出之以疏宕。如〔玉楼春〕的"豪宕"，〔乌夜啼〕的"濡染大笔"，〔浪淘沙〕的"雄奇幽怨，乃兼二雄"（俱见谭献《复堂词话》），〔虞美人〕的自然奔放，"如生马驹不受控捉"（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兼有刚柔之美，确是不同于一般婉约之作，在晚唐五代词中别树一帜。正如纳兰性德所说："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质重,李后主兼有其美,饶烟水迷离之致。"（《渌水亭杂说》）李煜诗、文、词以及书、画创作均富，他的旧臣说他有《文集》30卷及"杂说"百篇。《郡斋读书志》载《李煜集》10卷，《宋史·艺文志》也载《南唐李后主集》10卷,均佚。《直斋书录解题》中载《南唐二主词》1卷，现能见到的有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墨华斋本,录李煜词34首，其中《望江南》一首可分为二首。后清代邵长光又录得 1首，近代王国维为《南唐二主词》补遗，增加了9首,不过其中有问题的似不少。据近代多数学者的意见，能确定为李煜词的不过32首。其词集注本有清刘继增的《南唐二主词笺》、近人唐圭璋的《南唐二主词汇笺》、王仲闻的《南唐二主词校订》等。詹安泰的《李璟李煜词》,注释颇详。事迹见《新五代史》、《宋史》及马令、陆游二家《南唐书》，今人夏承焘《南唐二主年谱》。后主本有集，已失传。现存词四十六首，其中几首前期作品或为他人所作，可以确定者仅三十八首。话说李煜感一片凄凉，只留下思绪在徜徉。喜欢他的诗，深恋着他的诗；喜欢他的深沉，深恋着他的惆怅。他的诗，有哀婉悱恻的愁，有刻骨铭心的痛；“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身陷囹圄的他，即使面对再好的“林花春红”，也只能“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故国战火燃烧过后，国家沦陷，他从此成为无根的植物，家亡的囚徒。每每忆起“旧时游上苑”，“花月正春风”，“车如流水马似游龙”的旧景，不禁潸然泪下。即使是“拈花蕊嗅”“醉拍阑干”，终难挡“罗衾不耐五更寒”“心事莫将和泪说”。他的诗，有着太多令我们不能忘记的感动。音律的感动，语言的感动，意境的感动，读来总是让人心碎，却又不可言说……有如深涧里的千年冷泉，有如秋月下呜咽的萧声，饮之令人寒筋彻骨，闻之无不动容。总在想，为什么曾经宝贵的，他却弃之若履？为什么他所固守的赤子之心却为别人所轻掷？为什么别人能追逐的他却不能？这样固执的追问总在心底盘旋……看着他在思乡，悔恨的折磨下衣带渐宽，青春日损，一天天枯萎，我是怎样的心痛和怜惜！面对漫长的黯淡无光的年月，他又是怎样的怀念那些已逝的斑斓！读着他的诗，体会着他的忧伤，却无法给他任何帮助，只有把心默默的流放……终于，他逝去了，如天上悠游的无色的云，飘散的无影无踪，无牵无挂……“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他的归去，算是解脱了吧！谈李煜，南唐后主。在中国古代帝王谱中，他是与陈后主，宋徽宗同列的君王。他自幼生长在深宫中，高贵的出身，万姓仰望的尊位，使他不必像下层人为种种生计烦恼，不必为功名利禄忧心忡忡。他不谙世事，不善于管理国家。身为人君，他缺乏一个政治家应有的警觉和处理国事的有效的应对策略。面对风雨飘摇的南唐政权，他手足无措，只有坐以待亡。公元976年，李煜被俘。因曾抗命不降，被封为“伪命侯”。短短几年里，他由皇子到太子，及至皇帝，最后是屈辱的贵族。在为期两年的囚徒生活里，他不甘心却又无力挣扎。在愁思往复递进中，岁月飞逝着带他默默地走向了生命的终点。公元978年农历7月7日，李煜被赐牵机药毒死，时年四十二岁。叹李煜是谁？许多人是一下子未必知道他是何许人也的。但一加上“南唐后主”这以前缀词时，人们便会立刻想起这个可怜兮兮的君王，说他尊崇宋朝，贪图享乐，以求苟活……每每在杂志或报纸上看到对李煜的评价，我常常惶惑不解。“国破”与“昏庸”，“身死”与“无能”有何关系呢？苦思，无果。于是我感叹，文学的力量是巨大的，文人要是在你脸上抹一块黑，千世万世任你如何都是抹不白它的。“不以成败论英雄”，这谁也会说，可人也总会给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扣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而且一旦扣上了，就再也解不开。所以，李煜在人们眼里至今依然是那个可怜兮兮的君王！人们要是能把要求别人的严格，用到自己身上，而且把要求自己的宽容，用到别人那里，也许……就……记我写此文并无意将李煜“升华”至怎样的完美。不然，我也无异于自己山自己的嘴巴。我仅仅只是为了反驳如今一些人对李煜的看法。他们因他政治上的失败，就将他的音乐素养，文学才情一并抹杀。对此我倍感不平。在我看来，是那个不合理的帝王身份扼杀了这个优秀的才子，他的满腹才情却成为封建世袭的殉葬品，这是在是灿烂的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遗憾。希望以后人们在谈及李煜的时候，不要马上一句“无能的昏君”，而是轻轻吟上一句“春花秋叶何时了？往事知多少……”，这样对于这位凄惨的诗人来说，也就足够了。
李商隐??的中国第六届大会暨国际研讨会于2002年在安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60多名专家和学者参加双方的协商和探索的意义，现状和未来的发展趋势李商隐诗歌。 与会者认为，李商隐研究的突破和卓越的性能，为当代古典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李商隐??拂去历史的尘埃，还其真实面目，相对客观，公正的评价，丰富的文学史。更重要的是带来启发和思考李商隐研究实践的古典文学研究的概念和方法。王蒙李商隐现象“的文学传统是一个挑战，第一个挑战的文学创作，文学理论的主流意识，思想，封建社会和文学的狭窄和诗学文艺美学的概念和符号系统也是一个的挑战。他建议，李商隐的研究为契机，推进到一个新的位置，的整个理论水平，文学史，诗歌水平。 主持会议安徽师范大学是我们的李殷商，阴研究“城市”，如刘薛启和俞舒程的“李殷商，阴诗歌集解”“李殷商，阴文按时间顺序校注”李殷商，阴数据编译以及其他著作，为更多的深入研究李商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学校学术团体的研究论文很多精辟的组成部分，继续这一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2006年5月16日至18日在中国李商隐研究会广西师范学院主办的“中国李商隐第7届年度会议”在广西南宁举行。来自中国大陆和日本的30多名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李商隐研究会名誉会长，著名作家王蒙李商隐研究会会长，上海大学教授补充李商隐研究的前总裁刘薛凯，安徽师范大学教授做学术报告。其他学者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李商隐诗歌，阴阳艺术特色领域的开拓。张明飞教授（前排左到右？D
李商隐与晚唐政治
1.用，不算。2.振兴古诗文化
李商隐通常被视作唐代后期最杰出的诗人，其诗风受李贺影响颇深，在句法、章法和结构方面则受到杜甫和韩愈的影响。[6]许多评论家认为，在唐朝的优秀诗人中，他的重要性仅次于杜甫、李白、王维等人。就诗歌风格的独特性而言，他与其他任何诗人相比都不逊色。赞赏李商隐诗歌和批评他的人，所针对的都是他鲜明的个人风格。后世许多诗人模仿李商隐的风格，但没有一位被认可。根据刘学锴、余恕诚的整理研究[7]，李商隐流传下来的诗歌共594首，其中381首已经基本确定了写作的时间，213首无法归入具体的年份。此外，还有十来首怀疑是李商隐的诗作，不过证据欠充分。从吟咏的题材来看，李商隐的诗歌主要可以分为几类：政治和咏史。作为一个关心政治的知识分子，李商隐写了大量这方面的诗歌，留存下来的约有一百首左右。其中《韩碑》、《行次西郊作一百韵》、《随师东》、《有感二首》等，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作品。李商隐早期的政治诗指陈时局，语气严厉悲愤，又含有自我期许的意味，很能反应他当时的心态。在关于政治和社会内容的诗歌中，借用历史题材反映对当代社会的意见，是李商隐此类诗歌的一个特色。《富平少侯》、《北齐二首》、《茂陵》等，就是其中的代表。 抒怀和咏物。李商隐一生仕途坎坷，心中的抱负无法得到实现，于是就通过诗歌来排遣心中的郁闷和不安。《安定城楼》、《春日寄怀》、《乐游原》、《杜工部蜀中离席》是流传得较广的几首。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内容的作品中许多七言律诗被认为是杜甫诗风的重要继承者。 感情诗。包括大多数无题诗在内的吟咏内心感情的作品是李商隐诗歌中最富有特色的部分，也获得了后世最多的关注。《锦瑟》、《燕台诗》、《碧城三首》、《重过圣女祠》等，保持了与无题诗类似的风格。而《柳枝五首》、《夜雨寄北》、《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等，则反映出李商隐感情诗另一种风格的意境。 应酬和交际。在李商隐用于交际的诗作中，写给令狐绹的几首（《酬别令狐补阙》、《寄令狐郎中》、《酬令狐郎中见寄》、《寄令狐学士》、《梦令狐学士》、《令狐舍人说昨夜西掖玩月因戏赠》）特别引人注意，为解释他与令狐绹的关系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李诗广纳前人所长，承杜甫七律的沉郁顿挫，融齐梁诗的华丽浓艳，学李贺诗的鬼异幻想，形成了他深情、缠绵、绮丽、精巧的风格。李诗还善于用典，借助恰当的历史类比，使隐秘难言的意思得以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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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否写成【柔情、豪情与逸兴——李清照的多面人生】：柔情万丈女儿心（写的很多了，择其精粹出之）爱国豪情及酒与博弈：丈夫队里的女才子时代与性格构成
评李清照《词论 摘要］李清照的《词论》在中国词学理论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词“别是一家”的主张，对后来词创作理论产生深远影响，也引起了历代文学评论家的褒贬不一。今天，我们在深化研究《词论》的历史作用时，必须用发展的观点给以公正的评价。［关键词］李清照；词论；别是一家李清照是宋代一位著名的女词人。她在中国文学史上，尤其是在词的创作领域内，占有重要的地位。她的作品留下的不多，至今辑存者仅有五十余首，但由于自己鲜明的艺术风格和卓越的艺术成就，而一直给人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她的《词论》全文不足七百字，立论鲜明，内涵丰富，充分体现了李清照的词学观，引起了历代文学评论家的注意，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本文就李清照提出的词“别是一家”的主张谈谈个人的理解和看法。《词论》强调，词“别是一家”，她把当时的词人分成两类：一类是不知词者；认为苏轼等人虽“学际天人”，王安石等人“文章似西汉”，却作不来词。又说柳永“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张先、宋祁弟兄“虽时时有妙语，而破碎何足名家”，对这些人有肯定，有指责。柳永词能协律固然好，但词中夹杂着庸俗、低下的缺点。张先、宋祁等人的词虽有丽句，却不够完整、匀称。另一类是始能知词者：如晏几道、贺铸、秦观、黄庭坚等。对于这些人，虽然是懂得词的人，但她仍有所不满。李清照认为晏殊有妙语，却“苦无铺叙”；秦观词虽有情致，但沉溺其中，显得柔弱无气度。正是由于少故实，贺铸的缺憾也是如此；黄庭坚的词一味崇尚故实，又显得呆板，反而又成了疵病。李清照提出自己的词学审美标准，并将审美标准具体化，评价的具体全面，既有风格意境，又讲究铺叙用典等具体写法，使学者便于研习。李清照用她对词的审美标准，将她的前人、同辈等一些词作大家进行毫不掩饰的评判，直指他们的不足之处，作为一个女子，在当时能有这种批判精神是难能可贵的。李清照认为以诗为词，以文为词都不符合词的艺术规律。忽略词的特质，只能使诗词文混淆，这不利于词的发展。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知词“别是一家”，将词独立出来。李清照不但将苏词，而且连欧、晏词都视为“句读不葺之诗”。她主张写词要把握好词的基本要素，即协音律、重典雅、尚故实、主情致、有铺叙。这就不难看出，她对词的要求非常讲究，与诗的区别更为严格。李清照词“别是一家”论断，从词与音乐的角度，提出词要合律，并提出词要分五音、五声、五律等等，以此来区分词与诗，维护了词的传统风格，旨在说明词的界限。的确，词作为一种文艺形式，有着特殊性能和独特形式，自有其合理的一面。然而从词的起源，我们不难发现，词与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某种意义上说，诗与词是同源。我们知道，任何形式的文学作品都必须追求内容与形式的完美和统一，但是如果形式和内容发生矛盾时，形式束缚了内容的表达时，应该在形式服从内容的前提下设法解决。苏轼的词正好在这一点上，适应了时代的要求，大胆地摆脱了一切传统形式的束缚，所谓“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形成了他雄健豪放的词风。这里，必须说明的是，苏轼的词并不是都不可歌，他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大江东去浪淘尽……”等等，都是可歌的。这种在词的创作上突破音乐束缚的新特征，可以说正是苏轼的革新和创造。苏轼在拓展词的题材广度时忽视了词体自身的独特性，对此，后人不能求全；同样，李清照在强调词的特性，捍卫词体独立的同时，对词的广度扩延未能顾及，我们也不能责备。诗言志，词缘情。我们应该承认诗与词有不完全相同的体性和风格，但也应该承认词与诗并非完全不相同的事实。有不少专家认为，李清照的《词论》是属于保守派的词学观，词“别是一家”提出后，影响了后代词的发展和创新。我不认为是这样，李清照的《词论》是从内容和形式的两个方面阐述的，一是从内容上说词不同于诗，一是从写作方法上说词不同于诗，也就是说词是合乐以供歌唱的文学，因此要“协音律”。李清照提出的词“别是一家”，并不完全是仅仅醉心于词的形式，突出表现词的诸要素，而是表明一种追求艺术的最高境界，是一种有所追求的规范。这种规范的追求当然是严格的，不是简单就能做到的，就连李清照自己的词也不能完全做到。她的后期词就有突破《词论》的例子。比如《声声慢》中“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永遇乐》中“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等，就是“以寻常语度入音律”的，这就缺少用典、铺叙。至于李清照的《词论》写于她的早期还是晚期，研究家们说法不一，至于词论对当时的影响有多大，本人学识才浅，研究的不够，不敢妄加评论。但从南宋词人辛弃疾的《稼轩长短句》看来，不但打破了诗词的界限，并且拿词赋、散文及书札、语录等体裁来作词，由其取精用宏，及能腾天跃渊，成为宋词集大成的一家。我想，这也是百花齐放吧。李清照的《词论》是第一篇系统论词的文章，在词学理论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词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对词的特性作进一步认识的必然产物。《词论》对后来词创作理论影响深远，我们应当将其置于词学发展史中进行考察，并给予全面公正的评价。总之，词和诗文一样，作家要根据需要，破除多种观念的束缚，才能进入自由创作的境界。这就是我们今天研究《词论》所应持有的态度和追求。［参考文献］［1］褚斌杰，等编.李清照资料汇编[M].中华书局，1984.［2］刘忆莹.李清照诗词选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3］济南市社会科学研究所编.李清照研究论文集[M].中华书局，1984.
1 说“雁”——李清照二词中“雁”之意象 张颖 福建教育学院学报 2006/07 2 邓恩诗歌意象研究——兼与李清照诗词意象比较 李正栓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6/04 3 从李清照的风雨人生看其词的风雨意象 李素平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06 4 “不知蕴藉几多香,但见包藏无限意”——李清照词中“花”意象的解读 李平 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 2005/S1 5 博雅玄远 自成玉璧——关于李清照词作花姿意象的卓异别趣 张炜 唐山学院学报 2005/03 6 花:李清照自我定位的意象分析 田恩铭 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02 7 论李清照词中“愁”的个性化表达——“梦”的意象 耿蕊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04 8 一种别样心情的意象化——李清照《声声慢》赏析 孙海新 河北自学考试 2004/08 9 酒意诗情谁与共——李清照词中的“酒”意象赏析 周忠元 语文学刊 2003/05 10 论李清照词花意象 张彩霞 惠州学院学报 2002/04 11 李清照词中的“花”意象 岳毅平 淮南师范学院学报 1999/02 12 李清照词意象浅见 王跃飞 淮北煤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6/02 13 谁种芭蕉愁煞人——李清照《添字丑奴儿》中芭蕉意象浅谈 韩春雷 阅读与写作 1994/02
易安易安，何易而安，何安而易？ 素月寄孤舟,只影随水流,家园破,一盏残酒。酒淡怎敌晚风疾,梧桐雨,点点愁。 晚来独登楼,恨字锁眉头,黄花瘦,雁声断秋,一溪落花漫汀洲,流离苦,几时休?这样的一首词淋漓尽致的道出了易安的生活的艰辛。不禁感慨：易安易安，何易而安，何安而易啊？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这是怎样的一种快乐呢？这就是易安初期生活的快乐写照。处于两宋之交的她，在北宋灭亡之前，她享受着贵妇般的生活，幽情雅趣自不会少，于是一篇篇吟酒惜花之作便应运而生。那时候的她真的愁为何物。 直到十六岁嫁入赵家的那一刻，世人都为她祝福，祝福她可以继续她的幸福生活。起初的一切也正如世人所愿。她与丈夫赵明诚幸福的生活着，她会夫唱妇随。她会与明诚对酒当歌，明诚也与她品香茗而作诗，他们还会一起考究金石之道。这是怎样的一种幸福啊！ 然而幸福终究还是短暂的，天不遂人愿，这短暂的幸福过后接踵而至的却是国破之凄，丧夫之痛，南渡之苦这一连串的不幸！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著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这也许是易安南渡以后另一种生活的真实写照了。于是在一个又一个梧桐夜雨之时，易安都无法安息。如今又是黄花再开之时了，可是明诚何在？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她知道如果此刻明诚还在身边的花，他一定会摘下最美丽的那一朵为自己戴上的……罢罢罢！明诚已去，不想也罢！忆起明诚，只会图添自己的烦恼而已，空恋自伤情。只是心中仍然忍不住在隐隐的痛着。抬头间，无语问苍天，却只见大雁北归。不禁亡国之恨再起！ 国破之凄，丧夫之痛，南渡之苦这一连串的打击使她愁到了极致。即使不看她的《声声慢》，不算她的《醉花阴》，只看她的《凤凰台上忆吹箫》，也就可以看出此时的易安已经是愁到了何处！觉来不禁令人心痛！ 古来万事东流水。原来一切不过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间。也许正是这沧桑世事才使易安顿悟了。所以经历了如此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之后，易安不再寻寻觅觅。而是在每一个东篱把酒黄昏后勤修《漱玉词》，在冷香倪之时拷撰《金石录》。 日日夜夜，月月年年。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观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终于，她成功了！ 战胜自己的愁苦的易安为世人留下了字字珠玑的漱玉词与那难得的金石录。她终于舍弃了自己的黄花之愁，而留下了一篇篇留传千古的名词佳作！ 回眸易安的一生，易安易安，何易而安？又何安而易呢？！他曾经在历史的黑夜中蹒跚的走过，而最终战胜了自己的易安，终于走上了成功－－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坛上最光辉耀人的女词人！终于成就了名垂青史的李清照！ 易安易安，何易而安？何安而易呢？哦！易安啊，原来你是在以自身的行动来告诉我：只要战胜自己就可以易而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