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有广义与狭义刑法之分。广义刑法是一切刑事法律规范的总称，狭义刑法仅指刑法典，在我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刑法的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刑法的论文篇1 浅析刑法中正当化行为初 刑法中正当化行为，一直都是一个歧义众多的法律术语，一如“一张普罗透斯似的面孔，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 逻辑学认为，要想深化研究某一理论，明确基本概念必不可少。所以，面对这个有着众多歧义，且至今还未形成统一的刑法概念——“正当化行为”，首先要做的，便是厘清其内涵外延，明确其类型划分，而这无疑对“深化刑法理论研究，完善正当化行为的刑事立法，推动正当化行为的刑事司法实践”具有重大意义和价值。 1 正当化行为的理论界定 一般认为，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体系中，对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正当化的行为，统称为违法阻却(性)事由，但日本有学者称其为“正当化事由”，或注括号“阻却违法事由”;德国有“阻却违法性”和“合法化事由”等词语;意大利多用“正当化原因”一词;俄罗斯以“排除行为有罪性质的情节”来予以表述。而“合法抗辩事由”则是其在英美双阶层刑法理论体系中的指称。我国大陆对于正当化行为的称谓就更多了，学者们对此莫衷一是。 在诸多称谓中，最具典型的便是以下五种：违法阻却事由、合法抗辩事由、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犯罪构成的非犯罪化、正当化事由。 2 两种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中的正当化行为 要在众多称谓中厘清正当化行为的确切内涵，我认为，首先至少必须要研究大陆法系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与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并进行概念对比。 2.1 两种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宏观说明 大陆法系犯罪构成理论体系是“构成要件该当性(核心)、(事实的评价)—违法性(法律的评价)—有责性(责任的评价)”这样的三阶层评价系统。它将一个整体的行为，以不同的意义划分为不同的犯罪成立要件。而我国大陆地区的犯罪构成系统则是犯罪构成四要件，即“犯罪主体要件、犯罪主观要件、犯罪客观要件、犯罪客体要件”。四要件以“社会危害性为内容出发点，以要件齐合填充为构造形式”，意图从整体上综合宏观的评定犯罪行为。 2.2 两种犯罪构成理论在实质内容上的对应 大陆法系国家犯罪构成理论中“构成要件”的要素的种类： 行为主体(只含“自然人与法人”及“特定身份”之内容，无责任能力评价) 行为客体(结果犯/行为犯，“法益”—社会秩序的想象价值) 行为(核心.符合构成要件的犯罪事实，包括行为时间、地点、实施方法或手段) 行为状况(行为时的特别情状) 行为结果 构成要件的故意与过失 对应性： 2.2.1 “该当性” 大陆法系国家犯罪构成理论——我国大陆地区犯罪构成理论 行为主体特定身份要素——犯罪主体的特殊身份 行为客体——犯罪对象 行为、行为状况、犯罪结果——犯罪客观要件 故意和过失——属于主观要件罪过的内容 2.2.2 “违法性” 大陆法系国家犯罪构成理论——我国大陆地区犯罪构成理论 形式的违法性判断中阻却违法事由(消极违法性因素，但在犯罪构成理论本身内进行考察)——排除犯罪性行为(不在犯罪构成理论本身内，但在对行为作是否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审查时，又必须考虑是否具有这种阻却犯罪性的行为情形) 实质的违法性判断——犯罪客体要件 区别： 大陆法系国家：违法性判断存在着超法规性，即合法化事由的合法存在;实质违法性只是‘yes’ or ‘no’的问题，并无程度上的差别。 我国：罪刑法定要求，排除犯罪性的行为、客观要件都由刑法规定;犯罪客体要件与犯罪概念中的社会危害性紧密相连，它体现了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 2.2.3 “有责性” 大陆法系国家犯罪构成理论的“责任”要素包括： 责任能力：行为人的负罪能力(刑事责任年龄以及精神状态) 责任故意：仅为对违法性的认识，不包括对犯罪构成事实的认识 责任过失：判断是否具有阻却主观注意义务的违反性 期待可能性：期待行为人在彼时彼景下作出其他适法情形 对比： 责任能力要素——犯罪主体要件下的责任能力 责任的故意和过失——归于犯罪主观要件的罪过因素中 期待可能性，暂时并无与之相对应的完整部分 3 结语 形式上的侵害性、实质上的正当化、法律后果上的阻却事由，以及不受法律否定评价的性质，正是正当防卫的经典表述。当今世界各国无论法系都对正当防卫进行不懈的研究，正说明了刑法谦益性是现代刑法的大势所趋，刑法体现人权保障是当今刑法的人心所向。所以，为法秩序所容忍、为保护法益所必需、法益衡量的重要标准——即是正当化行为合理存在的依据。正当化行为，既是对不必要的自我牺牲精神的反抗，更是一种公民权利的自我保护手段，我期待在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中，可以将正当防卫纳入，从而具体贯彻程序高于实体、保护重于打击、预防先于惩罚的现代刑法理念! 刑法的论文篇2 论刑法运行中的重刑思维 犯罪是严重危害社会的病态现象，然而只要人类社会存续，犯罪必然如影随形，“刑期于无刑”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景。基于犯罪所具有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对犯罪行为人处以重刑是一种可以理解的世界性偏好，即使在公认的法治程度高的西方国家，废除死刑的民意调查也是难以得到超过半数的支持，由此可见一斑。具体到我国来讲，重刑思维就不仅仅是偏好，而是一种汹涌澎湃的狂热了，“刑， 从刀 ，井声， 刭也。”刑的本意就是一把刀，用来割人脖子的。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是镇压犯罪分子嚣张气焰的武器。从古至今，这一思想得到了极好的继承及发扬。然而正是这种可以理解且极具弥散性的重刑思维，深刻影响了我国刑法从器物到制度，到思想的各个方面，其正面效应趋向递减，而日益成为横亘在我国法治建设道路上的重大阻碍。本文拟对我国刑法运行中的重刑思维的渊源、表现、危害性进行分析，提出改善重刑思维可能的努力方向。 一、重刑思维的渊源及传统 夏商周三代是我国刑罚严酷而苛杂的开端，“夏刑三千，周刑二千五百”，“夏刑则大辟二百，髌辟三百，宫辟五百，劓、墨各千。殷因于夏，盖有损益。”(《尚书大传》)春秋战国以至秦国的强大到最后统一六国，历经商鞅、慎到、韩非子等人的不断发扬，重刑主义思想达到顶峰。其认为由于人性是趋利避害的，“人君(生)而有好恶，故民可治也……好恶者，赏罚之本也。夫人情好爵禄而恶刑罚，人君设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夫民力尽而爵随之，功立而赏随之，人君能使其民信于此如明日月，则兵无大敌矣。”(《 商君书·错法》)，因此民众是可治理的，治理的工具就是赏和罚，而且在法家的眼中，这两种驱驰民众的方法并非同等重要，罚的力度远远大于赏，即“治国刑多而赏少，乱国赏多而刑少。 故王者刑九而赏一，削国赏九而刑一”。特别在社会动荡不安、利益纷争加剧的时代，刑罚轻缓是无法治理国家的，“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駻马，此不知之患也。”(韩非子·显学)而根据社会现实加重刑罚则会收到“ 藉刑以去刑”(《 商君书·开塞》)的目的，即“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故无刑也”(《 商君书·说民》)，“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是谓以刑去刑”而且重刑主义被包装为爱民举措，民众畏惧重刑，就不会以身试法，反而对其是一种爱护。 “夫火烈 ，民望而畏之 ，故鲜死焉，水懦弱 ， 民押而玩之 ，则多死焉 ，故宽难”(《左传，昭公二十年》)。其后虽历经汉代学者反思及批判，抛弃绝对追逐重刑的做法，但因这一思想契合封建帝国中央集权的需要而被隐蔽地保留下来，即董仲舒儒法合一，外儒内法的改造方式，剔除了绝对重刑主义过分暴虐残酷的内容，吸纳其对于君主专制集权有益的观念做法。在其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重刑思维的面目虽然大体上趋于温和，但其内核却历经王朝更迭而未曾变异，如同远古的幽灵般一直盘踞在上到执政者，下到普通民众的观念之中。 二、重刑思维的表现形式 1、复仇思想根深蒂固，重刑观念挥之不去 作为一个从封建时代到现代文明社会之间缺乏过渡时期的国家，没有经历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启蒙运动的思想洗礼，旧有观念从未被彻底抛弃，而西方舶来的人道、自由、法治等进步观念未彻底扎根于国人心中，反映在刑法领域，就是复仇思想和重刑观念的根深蒂固。我国自古就有“父之仇， 弗与共戴天; 兄弟之仇，不反兵; 交游之仇，不同国。” (《礼记·曲礼上》)的说法，从官方到民间都对复仇思想给予了相当程度的同情及宽容，而这种态度反过来又鼓励着复仇思想和行为的持续存在。在现代社会，追诉犯罪的权力原则性地属于特定的国家机关所有，不允许公民个人进行复仇。但是复仇观念并未因此无用武之地，只是变换了存在并起作用的领域而已，它仍然广泛存在于公共舆论空间。审视来今年来的社会热点，被公众及学界高度关注的刑事案件，除了少数的案件，因为脱离大众朴素正义观而被认为量刑过重以外(许霆案，“天价葡萄案”、“天价手机案”)，其余案件中，公众主导的舆论均一边倒地呈现要求对被告人处以重刑乃至死刑严惩，如张明宝案，药家鑫案，李昌奎案。 2、对立法中新增罪名及加重刑罚的强烈诉求 纵观近期的刑法修正案，对民众意见广泛听取，增设了危险驾驶罪、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组织考试作弊罪、替考罪等一系列罪名，立法的民主化程度进一步提高。此外，相对于已经被立法机关吸纳而成为刑法条文的建议，因此公众强烈呼吁刑法中增设见危不救罪，许多学者也积极为增设该罪论证。但是将扶危济困的道德义务上升到刑法中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不仅存在是否符合刑法理论自洽性的问题，而且对公民课以过高的义务，过分限制公民行为自由。 三、重刑思维的危害 1、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恶化刑事被告人的处遇。 重刑思维在严惩被告人的同时更加追求“杀一儆百”的威慑效果，相信重刑乃至死刑在整个刑罚体系甚至整个社会治理手段中具有最大的效用，“禁奸止恶，莫若重刑，禁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这种观念与费尔巴哈的心理强制论具有异曲同工之处。不能达到以刑去刑的目的，反而出现“失期当斩、举大义亦死”的尴尬局面，逼迫民众发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在司法机关的追诉惯性和民众的舆论压力下，刑事案件的被告人的正当权利被忽视和牺牲了。 2、阻碍现代法治的推进，蚕食司法改革的空间。 当代刑事法治建设具有一些普世公认的价值追求或者说评价标准，例如刑罚轻缓化、人道化、保障被告人合法权益、以未决犯不羁押为原则、严格限制死刑乃至最终废除死刑等。虽然各国因为国情不同而对刑事法治存在不同的理解，从而形成形态各异的法治建设道路，但是这些基本原则和方向是毋庸置疑的，是一个现代文明国家法治建设不可回避的问题。我国传统的有罪推定、重刑思维具有深厚的民众基础，现实的刑法运行过程各方面都或深或浅地受到这一思想的影响。 “我们的极刑主要是针对那些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行为，这就是宽严相济、区别对待、突出打击重点、少杀慎杀综合起来得出的判决”，但是因为该案被告人李昌奎奸杀少女、摔死男童的恶劣的手段和及严重的犯罪结果，相比药家鑫案有过之而无不及，公众在对比之后自然对李昌奎案的死缓判决表示抗议，终审法院不得不做出“李昌奎案不存在任何黑幕，或法官徇私枉法的问题”、“该案判决结果是经过审判委员会表决的”的声明。此前“为中国死刑判决立下创新型的标杆”的期许也显得过于乐观，这种尴尬结果准确地说并不是该案判决过轻，而是药家鑫案判决过重，在可以判处死缓的时候在强烈的死刑立即执行舆论下对后者作出了妥协，导致此后类似案件只可重不可轻的结果。这种案件恶劣的社会效应及其不利于我国限制死刑、最终废除死刑的目标实现。 3、影响国际刑事司法协作和国家形象 从具体层面来说，我国在重刑思维影响下的刑事立法及司法实践影响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广泛开展，因我国在贪污等犯罪中规定有死刑罪名，依据“死刑犯不引渡”的国际惯例，这些犯罪嫌疑人一旦潜逃境外即难以被遣送回国。我国每年实际执行死刑数一直讳莫如深，不但国际社会无从得知，国内学者对此也有“囿于缺乏司法信息等第一手研究材料而无法做到具体深入和理论联系实际，从而缺乏针对性和说服力”〔2〕的困惑。在经历共九个刑法修正案，特别是刑法修正案八、九大幅度削减死刑罪名的情况下，我国现行刑法存留的46个最高刑保有死刑的罪名中，仍然有很大的削减空间。 四、改善重刑思维的努力方向 1、增加对犯罪的宽容度 犯罪，是孤立的个人挑战社会最极端的方式。它理所当然受到社会中所有良善公民的憎恶，这种憎恶对于威慑犯罪、捕获犯罪人、对受害方给予心灵慰藉都是非常有益的。“人们对犯罪的愤恨影响与引导着社会对犯罪所作的反应，这种愤恨对社会的正义来说是不可缺少的。”〔3〕特别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拥有深厚侠义精神的国家来说，嫉恶如仇、“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都是支撑社会良好运行的动力。如同菲利的犯罪饱和理论，每个社会因其独有的政治、经济形态，必然具有与之相匹配的犯罪数量。如今的人类依旧对犯罪现象深恶痛绝，正是因为人类更加意识到人本身的价值，意识到犯罪并不是个人绝对意志自由选择的结果，意识到最好的社会政策才是最好的犯罪政策，才让我们对于犯罪人给予更多的宽容和谅解，而不是寻求用对其课以超过其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及社会危害性的重刑来抗制犯罪。 2、承认刑罚的作用的有限性 与道德、舆论、行政措施等现存的对抗犯罪的方法相比较，刑罚确实是最具强制力且威慑力的措施。一种意识上拟制的愿景。另外，刑法的运行所存在的副作用越来越被认识到，其报应犯罪的同时也刺激犯罪，预防犯罪的同时也滋生犯罪。如耶林所说“刑法如双刃之剑，用之不得其当，则国家与个人两受其害。”因此，在心理上抛弃刑法万能的思想，接受刑罚作用的有限性，宽容不仅是对犯罪行为而言，对刑法本身也需要宽容的保护，它是刑法得以良性运行的必须空间。 3、积极引导民意，创造民意与司法之间相对独立的空间 民意与司法是一个亘古常新的话题，尤其在刑法领域，民意与刑法的交互影响始终是刑法运行中不能忽视的重大课题。刑法与道德关联密切，又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因此在各部门法之中独得公众恩宠，备受媒体瞩目，特别在重大案件中想低调而不可得。在许多情况下，公众的密切关注与刑法运行呈良性互动的关系，公众与刑法的距离拉近，增加了认同与理解，刑法的价值理念与具体规范也得以传播与遵行。但重刑思维几乎与人类社会相伴而生，具有十分广泛的民意基础，稳定性极强，如果要对其予以改善，在刑事立法与司法运行中不能一味的妥协与屈从，刑法不应只是被动的反映社会，在社会变革与进步中也应有所担当，成为引领社会心理的力量。另外，刑事司法办案毕竟是极具专业性的活动，其有自身的话语体系，应当与民意保持一定的隔离，减少它对案件审理的负面影响，从前文对药家和李昌奎案的分析中，司法机关对民意的态度如草上之风，对于刑法的权威和公信力也是极大的损害。 猜你喜欢： 1. 刑法方面毕业论文3000字 2. 刑法毕业论文范文 3. 刑法毕业论文 4. 刑法方面毕业论文参考范本 5. 刑法毕业论文参考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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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保障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依法得到赔偿，促进道路交通安全，本着强制性、广覆盖性和公益性的原则，我国自2006年7月1日以来实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交强险是我国第一个由国家法律规定实行的强制保险制度,自实施以来,由于在制度设计上存在诸多缺陷以及相配套的措施没有到位,致使交强险在实施过程中遇到许多问题。本文首先分析了交强险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然后提出了完善交强险的相应对策。
论文关键词： 交强险,问题,对策
一、前言
2006年7月1日我国正式实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制度，这是我国首个由国家法律规定实行的强制保险制度。交强险是指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不包括本车人员和被保险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实行交强险制度，其首要目标就是通过国家法律强制手段，提高机动车第三方责任险的覆盖面，在最大程度上为交通事故受害人提供及时和基本的保障，从而更好地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可见，交强险是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保障的一个特殊险种。作为我国第一个法定强制责任保险,其人道主义立场和保护交通事故弱势参与者利益的制度价值不容怀疑。交强险实施两年以来，在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保障道路交通安全以及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也发挥了巨大作用，充分发挥了保险的社会管理职能。但交强险在实施过程中也暴露了很多问题。笔者通过实习，认识到保险人越来越多的介入到因交通事故纠纷引起的民事、刑事关系中。本文结合实习中看到的关于交强险纠纷的案例，首先分析了我国交强险实施中的问题，然后给出了完善交强险的建议。
二、交强险制度实施结果证明一盈四亏
交强险制度的实施会对相关主体产生极大的影响，经过2年多的实施，仅仅有保险公司可以从交强险中的受益，而交强险的实施却无法在其它主体上产生同样的效果。甚至经营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也未受益。
（一）受害人问题总结
我国交强险实行的是每一事故责任限额制，死亡伤残的责任限额低，并不能使受害人得到及时赔偿。对每一限额分项，进一步降低了受害人的保障程度。由于交强险针对的是每一起交通事故，而不是事故中的每一个受害人，在多人多车的交通事故中，所有受害人在责任限额中分摊，使得受害人的保障程度进一步降低。我国交强险的制度设计是其不足部分由投保人购买商业三者险为补充，但是很多的因车主或汽车驾驶人，一方面因为缺乏风险意识，另一方面因为没有经济能力购买商业三者险，使得发生交通事故时，并没有经济赔偿能力使受害人得到充分赔偿。
（二）被保险人的问题总结
被保险人普遍反映相对于交强险提供的保障，交强险的保费过高，即车主或驾驶人承担了较高保费，而得到了低保障，被保险人的风险并没有全部转移。从交强险的实施情况看，目前交强险限额低引发的一个严峻的问题是，受害人的实际索赔额与交强险限额的差额由谁负担？高收入者自身有经济赔偿能力、风险意识较高，一般通过买商业三者险，转移自己的风险，而低收入者，如摩托车，二手车所有者，他们自身经济赔偿能力低，更需要买商业三者险转移自己的风险，但因为自身风险意识不高加上承担不起高保费，使得这些人中买商业三者险的比例并不高，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受害人就可能得不到赔偿。
（三）保险监管机构的问题总结
《交强险条例》确定了交强险费率不盈利不亏损的费率厘定模式和交强险业务的独立核算模式，保监会主要对这两方面实施监管。保监会规定保险公司支付代理人的交强险的手续费不超过4%，但因保险公司左手做交强险右手做商业车险使得保监会难于分清保险公司的经营费用。这就决定了保险监管部门需要投入极大的精力监管费率的厘定，监督交强险业务经营成本和利益是否与其他保险业务混同。保监会疲于监管但效果不佳。
（四）保险公司的问题总结
保险公司可以从交强险经营中获益。如保险公司可以获得现金流，保证资金链的平稳运转，可以吸引投保交强险的客户继续在自己的公司投保商业三者险或其它车险，扩大市场份额，并借以盈利。但是不盈不亏原则使得保险公司经营交强险的积极性不高，没有动力去创新。经营交强险要求保险公司进行计算机系统更新，财务方面单独核算等，要投入大量成本。同时各保险公司还面临经营交强险的法律环境恶劣，保险责任被法院随意扩大，保险公司经营三者险的风险加大等问题。
（五）法院的问题总结
法院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交强险诉讼案件多，判决执行难。法院大多是保障受害人的利益，减少保险公司的豁免权，实际判决中，很多法院都将诉讼费用，出租车司机的承包金、误工费等间接费用，受害人伤残鉴定费等也判由保险公司承担。《交强险条例》规定了保险公司的四种垫付情形，但实际判决中很多法院也将四种情形下发生的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的损失，判由保险人承担的。而保险人根据《交强险条例》并不想承担上述费用，一方面使得法院的判决执行难，另一方面加重了保险公司对交强险的不满。受车主赔偿能力限制，很多时候由于加害人经济赔偿能力不足，或者加害人在受到刑罚时不愿进行经济赔偿使得受害人的损害得不到补偿，不利于社会安定，也不利于法院判决的`执行。
三、完善交强险的对策建议
（一）扩大受害人范围
我国机动车交强险的保障范围是被保险机动车所致道路交通事故中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将乘客的伤害排除在外。理论上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是专门为交通事故受害人的利益维护而设立的,其着眼点在于保障受害人能够取得及时有效的补偿, 在法院判决中很多法院也将车上乘客或正在上车或下车的人视为第三者。因此笔者认为应将受害人的范围扩大至含有本车上的乘客，这能更好的转嫁车主或驾驶员的风险，提高他们的赔偿能力，使受害人得到保障。
（二）提高人身伤亡赔偿限额
大幅度提高人身伤亡的赔偿责任限额，可以实现对人身伤亡损害赔偿最充分的救济，符合《交强险条例》的立法宗旨，也符合当下以人为本的国家政策和法制理念。虽然我国交强险把人身伤亡责任限额从6万元提高至12万元，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死亡赔偿额在40万左右，加上医疗费用也飞速增涨，我国人身伤亡赔偿限额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而且我国交强险的责任限额实行分项原则，死亡限额为11万医疗费用限额为1万，降低了保障程度，而且责任限额是对每一事故中所有受害人的赔偿限额，若事故中涉及多个受害人则各受害人要对本来就低的限额分摊，使得的受害人获得的赔偿更低，因此笔者认为应进一步提高人身伤害赔偿限额，或者考虑取消分项限额制度，改变目前交强险在多车事故、多人死亡的情况下保障不足的局面。
（三）规定受害人对保险公司享有直接索赔权
目前，除英国外，各发达国家和地区一般都已赋予了受害人对保险公司的直接请求权。我国交强险应借鉴国外交强险做法，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中明确规定受害人对保险人享有直接请求权，从而可以简化法律关系，节省诉讼成本，强化受害人的权利，保障受害人的权益。如果受害人不得直接请求保险人给付，仅向被保险人请求损害赔偿，被保险人赔偿后，再向保险人请求保险人给付保险金。
在此情形下，受害人的求偿辗转费时，经常遭到被保险人的故意推托，特别是被保险人被判刑服刑时，即使有赔偿能力，也不愿再承担经济上的赔偿责任，对受害人极为不利，不利于实现交强险的初衷。在交通事故人身索赔纠纷案件中，保险人大都是作为共同被告，而不是第三人，可见法院认可受害人对保险人享有直接索赔权，为了避免保险人的不满，益在交强险条例中直接规定受害人对保险公司的享有直接索赔权。
（四）实行费率厘定自由化
我国交强险实行的是不盈利不亏损的费率厘定模式，实践表明它仅不能降低交强险费率，反而使保险费率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这对投保人意味着保险费的提高（如果考虑到保险责任的减少，则保险费将显得更高），对受害人（特别是人身伤亡事故中的受害人）意味着交强险不能为其提供充分的保障，对保险公司意味着没有利润可以分配，对保险监管部门来说意味着疲于监管。因此有必要修改交强险不盈不亏的费率厘定模式。笔者建议可以引入英国交强险费率厘定的自由竞争机制，通过竞争使交强险费率合理化。竞争性的交强险费率不仅可以降低费率减轻投保人负担，而且因为有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不会降低对交通事故受害人的保障程度，保险公司也可以获得合理的经营利润，同时保险监管机构也会避免疲于监管交强险的行为。
（五）完善相关法律，保证交强险的顺利实施
由于法律适用性的不明确、各方利益出发点的不同以及对条款理解的差异等，交强险的实施过程中面临许多争议。如保险公司认为该赔法院却判决不赔的；公司认为该拒赔，法院判决赔付的；一审判赔或不赔，二审改判的；不同法院对同类情况作出不同判决的（鉴定费与出租车的份儿钱等各法院存在较大差异）；法院超限额判赔的（不顾交强险限额分项和针对的是每一事故）等等。各法院判决的不统一对于保险人和事故当事人来说都是极其不合理的。有的判决中法院认为道交法的法律位阶高于交强险条例，且现行法律并未对两者的适用规则作出明确规定，从而优先适用道交法。但笔者认为交强险条例和条款的出台晚于道交法，是对我国立法体系的完善，且其规定也更全面、更细化、更专业。因此，我国亟待出台相关法律，完善交强险的法律，明确道交法与交强险条例的适用规则。对于交强险条款中一些界定模糊的问题（垫付与追偿情形是否适用），保险业应尽力和司法部门进行沟通，达成一致的见解，以维护交强险执行的明确性和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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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大法学毕业论文的范文篇2 浅析“村官”犯罪的特点及预防对策 论文摘要“村官”是掌管一方权力的基层组织人员，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针对“村官”职务犯罪现状，笔者总结了当前农村干部可能触及的罪名有：贪污、受贿、挪用公款、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等。职务犯罪特点有：呈上升趋势、犯罪数额小危害大、作案手段简单直接却肆无忌惮以及利益关系之间上下连动，相互榨取，钻空子各取所需。而发案原因有： 文化 素质低，思想教育跟不上， 法律知识 严重匮乏;特权思想严重，作风不民主;村、社务不够公开，权力不透明;宗族派性争斗，引发矛盾冲突，导致农村干部职务犯罪。此外，本文还提出了相应的预防对策和措施。 论文关键词检察理论“村官”犯罪工作探讨 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虽然村委会等基层组织人员(即我们平时所说的“村官”)不享有国家工作人员的权利和义务，但他们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国家事务管理时，如果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挪用公款、索取他人钱财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构成犯罪的，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规定从事公务的人员”范围，由检察机关立案管辖。那么，村委会等基层组织人员有可能触犯什么罪名?它的特点怎样?有什么预防的对策吗?在此，笔者试图在本文中予以探讨。 一、“村官”有可能触犯的几个刑法罪名 1.贪污罪。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机关立案查处的职务犯罪案件立案标准规定，贪污数额达到5000元时，应立案侦查，或个人贪污数额虽不满5千元，但具有贪污救灾、抢险、防汛、防疫、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及募捐款物、赃款赃物、罚没款物、暂扣款物，以及贪污手段恶劣、毁灭证据、转移赃物等情节的，应立案侦查。花都区雅瑶镇有一位村委书记邓_，伙同该镇经济发展办主任、村委副主任以及一名社会人员，经密谋后，趁新街河防洪整治工程征收该村土地之机，利用职务便利，采取虚假丈量，谎报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数目等手段，得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款然后分赃，这位村书记分得90000元人民币，这就是贪污，最后他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2.受贿罪。在现实执法中，普通受贿罪必须在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同时，为他人谋取利益。至于索贿，不要求为他人谋取利益，但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正当，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有实现，不影响受贿罪的认定。权钱交易是普通受贿罪的本质特征。如花都区新华街岐山村村委主任黄某某，于2004年9月至2006年 春节 前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在办理广州立信染整有限公司与岐山村220亩土地使用权转让的过程中，先后三次收受徐某贿送现金8万元。 3.挪用公款罪。按规定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在1万元以上，超过3个月未还的和挪用公款数额在1万元以上，归个人进行营利活动的，检察机关应予立案;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在5千元以上，进行非法活动的，检察机关应予立案。 4.职务侵占罪。所谓职务侵占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的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行为。 5.挪用资金罪。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或者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巨大不退还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我区新华街新街村出纳员梁某，女，利用负责新街村属下的四个经济社的财务工作之职务便利，采取收入不入账以及支票取现金等手段，多次挪用资金共计人民币984299.04元，大部分用于赌博活动及家庭支出。最后，梁某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零六个月。 二、“村官”职务犯罪的特点 (一)农村干部犯罪现象呈上升趋势 主要表现为：一是犯罪数量呈上升趋势。通过调查，农村干部犯罪案件由前三年占同期之案总数16.35%上升到现在占同期立案总数的26.7%。二是涉案数额呈上升趋势。三是在犯罪性质上贪污、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所占比重较大，占近几年的有罪判决案件的70%。 (二)犯罪数额小危害大 村干部是我们党和政府在农村第一线的指挥员和战斗员，农村干部犯罪涉案尽管金额不大，但涉及面广，危害大。它破坏了国家的法令和政策在农村的实施，影响了党和政府在农民心目中的形象，影响了一方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危害性。 (三)作案手段简单直接，却肆无忌惮 从整体来看，农村干部经济犯罪的手段不像其他领域那样狡猾，反侦查意识相对来讲比较弱，犯罪中智力因素参与较少。作案的手段往往采取收入不记账，重复支出，打白条支出，伪造单据，虚报冒领等直接对公款公物予以侵吞。许多村干部借招待来客，“跑项目”向有关单位和个人送礼，购买抢险物资等事项为由，虚列、虚增开支，冒领公款占为己有。 三、“村官”职务犯罪的原因 导致“村官”职务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个人方面的原因，也有社会方面的原因，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文化素质低，思想教育跟不上，法律知识严重匮乏 在违法犯罪的村干部中，多数仅为中小学文化。受文化教育程度的局限，作为村干部，尽管对贪污受贿要受到党纪、国法制裁的道理都知晓，但在日常交往中，尤其是在收受好处费时，何谓收受贿赂，何谓正常人情往来，往往又划不清界限，有的“村官”竟以“我为你办事，你给我好处”两厢情愿为由，肆意实施受贿犯罪。如在2008年8月，我们在查办赤坭镇剑岭村第12经济社原社长蓝某贪污“水库移民危房改造补助款”28000元一案中发现，蓝某就是以“我为你办事，你们必须每人支付200元给我，否则我不为你办”，并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却没有想到这是犯罪行为。 (二)特权思想严重，作风不民主 有的“村官”大权独揽，毫无民主作风可言，自以为不贪公家一分钱、不拿村社一分钱、一心一意为村民谋利益，就不会犯罪。如：原狮岭镇振兴村十四经济社社长毕某，以为经济社牟利为目的，多次主持召开村民会议，未经批准，决定将该经济社部分土地以公开拍卖方式，永久转让土地使用权，为该经济社非法获利600多万元。后毕某被法院以犯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罪判三缓刑，并处罚金二万元。 (三)村、社务不够公开，权力不透明，缺乏监督制约机制是农村干部职务犯罪的根本原因 当然，近年来经过各级政府的共同努力，村、社一级基本上实行了“社账村管、村账镇管”的严管措施，使得暗箱操作、滥施权力、缺乏监督等现象大大减小，有效地杜绝了这类案件的发生。 (四)宗族派性争斗，引发矛盾冲突，导致农村干部职务犯罪 许多农村，村干部之间为争夺村主任大权，不同姓氏派别之间相互告状明争暗斗，选举时拉帮结派破坏选举，掌权后厚此薄彼。有的村会计、出纳员与村支书或村委会主任存在特殊裙带关系，他们相互串通，对违法违纪现象守口如瓶。有些村干部凭借家庭势力当上村干部后大耍特权，只要群众稍有不同意见，就打击报复。致使群众即使知道自己的合法权益被侵害，也敢怒不敢言，为部分村干部长期违法犯罪提供了便利条件。 四、预防农村干部职务犯罪的对策 (一)加大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宣传力度，使群众懂法守法 当今农村，普遍存在着村民学历层次低、学习主动性差、小农意识重的现象。尽管有村民会议、学习会等，但这些会议只用于议事，不用于学习。因此，法律、法规、政策未能得到有效的学习和宣传。由于对政策和法律的不正确理解，往往容易引起上访。如新华街某村村民，拿着国家新出台的有关征地方面的政策，到检察院上访，质询十多年前该村与征地单位签订的征地合同的合法性，并以此为由，怀疑当时的村干部贪污受贿，继而举报。因此，我们必须加大对农民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宣传力度，消除他们的误解，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 (二)对有关政策的实施一定要到位 有些通过试点、实践，证实行之有效的管理方面的政策，一定要抓好落实。比如现行的财务代理制度(即村帐镇管、社帐村管)是比较成功的。但是社一级的会计由于历史的原因，普遍存在着社长会计一人担、无会计基础知识、账目管理水平低的现象，再加上没有一个班子，无人监管，以致账目混乱、无法清算。因此“社帐村管”的政策一定要到位，做到票据专管，社的票据要有村的会计填写;社的开支实行“用款申报”制，涉及一定数额的开支，须经村的审批;社的“清算小组”在村委会的指导下，充分发挥好监督作用。在此，建议有关主管部门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对“用款申报”制加以细化，并做好监督，务必解决账目混乱问题。 (三)认真抓好村社一级干部的纪律、法规教育 新时期关于加强农村干部、尤其是新当选的农村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教育、法律法规知识教育以及反腐倡廉教育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因而有关部门应多点组织农村干部加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学习，加强法律法规、政令政策学习，不断提高村(社)干部的综合素质，增强他们的拒腐防变能力，使之成为人民信赖、政府放心的好干部。 (四)严惩腐败分子，维护法律尊严 近年来，随着我区经济的腾飞，某些村干部抵受不住金钱的诱惑而腐败，引起农村群众严重不满。然而，“手莫伸，伸手必被捉!”新华街原团结村村委主任邓某挪用公款案、原岐山村书记黄某受贿案、花东镇鸿鹤村原村委主任张某贪污案、原村治保主任曾某挪用公款案等案的纷纷告破，震慑了腐败分子的嚣张气焰，得到了农民群众的交口称赞。猜你喜欢： 1. 电大法学毕业论文范文参考 2. 关于电大法学毕业论文范文 3. 电大法学毕业论文范文 4. 有关于电大法学毕业论文范文 5. 电大毕业论文法学范文
刑法论文答辩
毕业论文答辩是毕业论文教学活动的最后一个环节，也基本是毕业前的最后一件事了。
首先作一下自我引见：我叫崔征，是xx级法学1612071班的。我的毕业论文标题是《论行政执法任务的化》。本论文是在张超教师的悉心指点下完成的。在这里我向张教师表示由衷的感激，可以说没有他的协助我很难顺利完成这两年的学业。同时我也想借此时机向这两年来教授给我知识的其他各位教师表示深深的敬意!
上面我就对我的毕业论文的根本内容做一个扼要的陈说：
我想从以下四个方面对这篇论文的写作停止引见：首先是选题的进程;其次是选题的目的;再次是论文的根本构造和次要内容;最初谈谈本论文的缺乏之处。 首先，选题的进程
去年10月份的时分张教师给我们布置了写毕业论文的义务，经过张教师赞同我决议写行政法这方面。但详细的标题还一时没想好。在考虑标题与查找相关材料时我看到了，现今讨论最抢手的是行政机关执法的成绩。行政执法活动触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行政部门互相牵制互相联络。在平常的任务和生活中有的执法人员不是把本人看成人民的公仆，而是做官的老爷对人民群众冷、硬、横，甚至依仗权利蹂躏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循私作弊、糜烂、欺压百姓，严重损害人民的利益。例如某次在电视上看到关于税收执法不合理的案例，在目前的执法情况里由于遭到许多客观与客观方面的影响，多少存在着一些该处分的不处分，随意处分或许执法态度恶劣等不合理的景象。看到这些，我觉得到如今执法情况的改善火烧眉毛，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这是一个从传统人治社会转向古代法治社会的时期,这是一个自然经济社会转向市场经济社会的时期,这是一个从权利主宰一切的社会转向权益主导一切的社会的时期。在这样的时期,新的思想、新的制度、新的举动不时涌现。在这些重生事物中,化执法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化作为一个新的执法理念正投合了现今建立调和社会的要求，于是我决议以行政执法的化为题设计我的论文。
其次，选题的目的意义
在鼎力建立法治文明社会的明天，建立社会主义调和社会是主流，以人为本是其次要内容，执法的“化”正好投合了这个潮流，可以说完成执法的化是必定的。社会越提高，科技越兴旺，人的权益越应该失掉尊重，构建以为指点，以人权为底线，保证执法的客观公正的执法方式是行政执法者追求的目的，也是行政执法人员不懈斗争的永远。但是化不是人情化，要正确的了解化执法与严厉执法的关系化执法与严厉执法并不是相互排挤，更不是相互冲突，而是互为补充、互相促进、互相一致的。所以，关于行政执法化的阐述就不可或缺。这是个不得不面对的实际成绩。
我国一再倡导依法行政，行政执法是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能的次要手腕，是完成行政管理目的的重要途径。同时是依法治国的中心，依法行政的程度间接影响法治国度目的的完成。而目前的行政执法现状却不尽善尽美，例如行政行政执法法律体制中行政立法不到位、执法机构设置不健全、执法监视不力存在的成绩;还有行政执法人员本身的成绩。关于改动这种形态，我们有必要反省下这些成绩存在的缘由，并找出处理的方法。这是面临的是理论成绩。
再次，论文根本构造及大约内容
本文共分为五局部，从不同角度论述新时代需求行政执法的化。
第一局部次要解释化的根本涵义，从三处复杂阐明化执法是遵照法律和合理顺序的执法活动是非歧视性的感性执法活动是表现人文关心的活动。
第二局部论述当今社会对行政执法化的合理定位，次要从六个方面停止阐明。1、化执法次要是执法中的成绩和要求，但化执法的手腕、顺序、效果与立法的化亲密不可分;2、化执法是在法治框架下的自在裁量执法，不应在守法的根底上寻求所谓的化执法;3、化执法该当遵照和表现合理顺序的根本要求;4、化执法不是对现有法律标准体系的背叛和打破，而该当与行政法的准绳与规则结合和协调;5、化执法既不是人情化执法也不是脆弱执法，而是把依法行政的准绳性与人文关心的灵敏性相结合;6、化执法对缓解、遏制和消解社会抵触与矛盾，构建调和社会具有突出的价值和意义。
第三局部阐明以后行政执法中存在的成绩，次要是行政执法法律体制中以及行政执法人员本身存在的成绩
第四局部论述了构建调和社会与化的关系，次要从二者的在外延上的共同准绳上阐明。
第五局部从理论上论述如何完成化执法，次要从实践动身，解释理论化的困难与途径，例如法治建立、机构设置、教育宣传、队伍建立以及执法监视等方面。
首先作一下自我介绍：我叫xxx，是2007级法学1612071班的。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是《论行政执法工作的人性化》。本论文是在张超老师的悉心指点下完成的。在这里我向张老师表示由衷的感谢，可以说没有他的帮助我很难顺利完成这两年的学业。同时我也想借此机会向这两年来传授给我知识的其他各位老师表示深深的敬意!
下面我就对我的毕业论文的基本内容做一个简要的陈述：
我想从以下四个方面对这篇论文的写作进行介绍：首先是选题的过程;其次是选题的目的;再次是论文的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最后谈谈本论文的不足之处。 首先，选题的过程。
去年10月份的时候张老师给我们布置了写毕业论文的任务，经过张老师同意我决定写行政法这方面。但具体的题目还一时没想好。在思考题目与查找相关资料时我看到了，现今讨论最热门的是行政机关执法的问题。行政执法活动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行政部门相互牵制相互联系。在平时的工作和生活中有的执法人员不是把自己看成人民的公仆，而是做官的老爷对人民群众冷、硬、横，甚至依仗权力践踏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循私舞弊、欺压百姓，严重损害人民的利益。例如某次在电视上看到关于税收执法不合理的案例，在目前的执法状况里由于受到许多主观与客观方面的影响，多少存在着一些该处罚的不处罚，随意处罚或者执法态度恶劣等不合理的现象。看到这些，我感觉到现在执法状况的改善迫在眉睫，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这是一个从传统人治社会转向现代法治社会的时期,这是一个自然经济社会转向市场经济社会的时期,这是一个从权力主宰一切的社会转向权利主导一切的社会的时期。在这样的时期,新的思想、新的'制度、新的行动不断涌现。在这些新生事物中,人性化执法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人性化作为一个新的执法理念正迎合了现今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于是我决定以行政执法的人性化为题设计我的论文。
其次，选题的目的意义
在大力建设法治文明社会的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主流，以人为本是其主要内容，执法的“人性化”正好迎合了这个潮流，可以说实现执法的人性化是必然的。社会越进步，科技越发达，人的权利越应该得到尊重，构建以人性为指导，以人权为底线，保证执法的客观公正的执法方式是行政执法者追求的目标，也是行政执法人员不懈奋斗的永远。但是人性化不是人情化，要正确的理解人性化执法与严格执法的关系人性化执法与严格执法并不是互相排斥，更不是互相抵触，而是互为补充、相互促进、相互统一的。所以，对于行政执法人性化的论述就不可或缺。这是个不得不面对的理论问题。
我国一再提倡依法行政，行政执法是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能的主要手段，是实现行政管理目标的重要途径。同时是依法治国的核心，依法行政的水平直接影响法治国家目标的实现。而目前的行政执法现状却不尽如人意，例如行政行政执法法律体制中行政立法不到位、执法机构设置不健全、执法监督不力存在的问题;还有行政执法人员自身的问题。对于改变这种状态，我们有必要反省下这些问题存在的原因，并找出解决的办法。这是面临的是实践问题。
再次，论文基本结构及大概内容
本文共分为五部分，从不同角度阐述新时代需要行政执法的人性化。
第一部分主要解释人性化的基本涵义，从三处简单说明人性化执法是遵循法律和正当程序的执法活动是非歧视性的理性执法活动是体现人文关怀的活动。
第二部分阐述当今社会对行政执法人性化的合理定位，主要从六个方面进行说明。1、人性化执法主要是执法中的问题和要求，但人性化执法的手段、程序、效果与立法的人性化密切不可分;2、人性化执法是在法治框架下的自由裁量执法，不应在违法的基础上寻求所谓的人性化执法;3、人性化执法应当遵循和体现正当程序的基本要求;4、人性化执法不是对现有法律规范体系的背离和突破，而应当与行政法的原则与规则结合和协调;5、人性化执法既不是人情化执法也不是软弱执法，而是把依法行政的原则性与人文关怀的灵活性相结合;6、人性化执法对缓解、遏制和消解社会冲突与矛盾，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突出的价值和意义。
第三部分说明当前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行政执法法律体制中以及行政执法人员自身存在的问题
第四部分阐述了构建和谐社会与人性化的关系，主要从二者的在内涵上的共同原则上说明。
第五部分从实践上阐述如何实现人性化执法，主要从实际出发，解释实践人性化的困难与途径，例如法治建设、机构设置、教育宣传、队伍建设以及执法监督等方面。
本文是我在查阅相关资料和前人的研究情况下来进行写作的。我试图首先从人性化的基本知识着手, 加强对它理性认识;进而阐述人性化执法的合理定位,并通过对现今执法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在新时代建设和谐社会的主流下提倡人性化执法必要性的一些看法和建议,以期引起我国学界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及对这些问题进行更广泛、深入的研究,最终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现状的解决之路。以上所述就是我整个论文大体结构和内容。我想在这里再次感谢张超老师在整个写作过程中给了我很多启示和指导，使我能及时纠正错误，顺利完成这次毕业论文的写作。
最后，论文存在的不足
第一是资料收集比较困难，再加上本人理论层次不够。因此，在写作的过程中，出现了部分段落引用原文的现象，独创性评论较少，今后我将继续努力。
第二是论文观点尚不成熟，由于研究探索方面下的功夫不够，可能文章实际可操作性较差，缺乏一定实际价值。与老师期望达到的水平存在较大的差距。
总之，经过这次论文写作，我学到了许多知识，但由于本人才疏学浅，加之时间精力有限，在内容表述、观点论证上还存在着不当之处，许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思考和探究。借此答辩机会，恳请各位老师进行批评指正。
我的答辩陈述完毕。谢谢各位评委老师!
刑法有广义与狭义刑法之分。广义刑法是一切刑事法律规范的总称，狭义刑法仅指刑法典，在我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刑法的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刑法的论文篇1 浅析刑法中正当化行为初 刑法中正当化行为，一直都是一个歧义众多的法律术语，一如“一张普罗透斯似的面孔，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 逻辑学认为，要想深化研究某一理论，明确基本概念必不可少。所以，面对这个有着众多歧义，且至今还未形成统一的刑法概念——“正当化行为”，首先要做的，便是厘清其内涵外延，明确其类型划分，而这无疑对“深化刑法理论研究，完善正当化行为的刑事立法，推动正当化行为的刑事司法实践”具有重大意义和价值。 1 正当化行为的理论界定 一般认为，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体系中，对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正当化的行为，统称为违法阻却(性)事由，但日本有学者称其为“正当化事由”，或注括号“阻却违法事由”;德国有“阻却违法性”和“合法化事由”等词语;意大利多用“正当化原因”一词;俄罗斯以“排除行为有罪性质的情节”来予以表述。而“合法抗辩事由”则是其在英美双阶层刑法理论体系中的指称。我国大陆对于正当化行为的称谓就更多了，学者们对此莫衷一是。 在诸多称谓中，最具典型的便是以下五种：违法阻却事由、合法抗辩事由、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犯罪构成的非犯罪化、正当化事由。 2 两种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中的正当化行为 要在众多称谓中厘清正当化行为的确切内涵，我认为，首先至少必须要研究大陆法系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与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并进行概念对比。 2.1 两种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宏观说明 大陆法系犯罪构成理论体系是“构成要件该当性(核心)、(事实的评价)—违法性(法律的评价)—有责性(责任的评价)”这样的三阶层评价系统。它将一个整体的行为，以不同的意义划分为不同的犯罪成立要件。而我国大陆地区的犯罪构成系统则是犯罪构成四要件，即“犯罪主体要件、犯罪主观要件、犯罪客观要件、犯罪客体要件”。四要件以“社会危害性为内容出发点，以要件齐合填充为构造形式”，意图从整体上综合宏观的评定犯罪行为。 2.2 两种犯罪构成理论在实质内容上的对应 大陆法系国家犯罪构成理论中“构成要件”的要素的种类： 行为主体(只含“自然人与法人”及“特定身份”之内容，无责任能力评价) 行为客体(结果犯/行为犯，“法益”—社会秩序的想象价值) 行为(核心.符合构成要件的犯罪事实，包括行为时间、地点、实施方法或手段) 行为状况(行为时的特别情状) 行为结果 构成要件的故意与过失 对应性： 2.2.1 “该当性” 大陆法系国家犯罪构成理论——我国大陆地区犯罪构成理论 行为主体特定身份要素——犯罪主体的特殊身份 行为客体——犯罪对象 行为、行为状况、犯罪结果——犯罪客观要件 故意和过失——属于主观要件罪过的内容 2.2.2 “违法性” 大陆法系国家犯罪构成理论——我国大陆地区犯罪构成理论 形式的违法性判断中阻却违法事由(消极违法性因素，但在犯罪构成理论本身内进行考察)——排除犯罪性行为(不在犯罪构成理论本身内，但在对行为作是否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审查时，又必须考虑是否具有这种阻却犯罪性的行为情形) 实质的违法性判断——犯罪客体要件 区别： 大陆法系国家：违法性判断存在着超法规性，即合法化事由的合法存在;实质违法性只是‘yes’ or ‘no’的问题，并无程度上的差别。 我国：罪刑法定要求，排除犯罪性的行为、客观要件都由刑法规定;犯罪客体要件与犯罪概念中的社会危害性紧密相连，它体现了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 2.2.3 “有责性” 大陆法系国家犯罪构成理论的“责任”要素包括： 责任能力：行为人的负罪能力(刑事责任年龄以及精神状态) 责任故意：仅为对违法性的认识，不包括对犯罪构成事实的认识 责任过失：判断是否具有阻却主观注意义务的违反性 期待可能性：期待行为人在彼时彼景下作出其他适法情形 对比： 责任能力要素——犯罪主体要件下的责任能力 责任的故意和过失——归于犯罪主观要件的罪过因素中 期待可能性，暂时并无与之相对应的完整部分 3 结语 形式上的侵害性、实质上的正当化、法律后果上的阻却事由，以及不受法律否定评价的性质，正是正当防卫的经典表述。当今世界各国无论法系都对正当防卫进行不懈的研究，正说明了刑法谦益性是现代刑法的大势所趋，刑法体现人权保障是当今刑法的人心所向。所以，为法秩序所容忍、为保护法益所必需、法益衡量的重要标准——即是正当化行为合理存在的依据。正当化行为，既是对不必要的自我牺牲精神的反抗，更是一种公民权利的自我保护手段，我期待在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中，可以将正当防卫纳入，从而具体贯彻程序高于实体、保护重于打击、预防先于惩罚的现代刑法理念! 刑法的论文篇2 论刑法运行中的重刑思维 犯罪是严重危害社会的病态现象，然而只要人类社会存续，犯罪必然如影随形，“刑期于无刑”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景。基于犯罪所具有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对犯罪行为人处以重刑是一种可以理解的世界性偏好，即使在公认的法治程度高的西方国家，废除死刑的民意调查也是难以得到超过半数的支持，由此可见一斑。具体到我国来讲，重刑思维就不仅仅是偏好，而是一种汹涌澎湃的狂热了，“刑， 从刀 ，井声， 刭也。”刑的本意就是一把刀，用来割人脖子的。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是镇压犯罪分子嚣张气焰的武器。从古至今，这一思想得到了极好的继承及发扬。然而正是这种可以理解且极具弥散性的重刑思维，深刻影响了我国刑法从器物到制度，到思想的各个方面，其正面效应趋向递减，而日益成为横亘在我国法治建设道路上的重大阻碍。本文拟对我国刑法运行中的重刑思维的渊源、表现、危害性进行分析，提出改善重刑思维可能的努力方向。 一、重刑思维的渊源及传统 夏商周三代是我国刑罚严酷而苛杂的开端，“夏刑三千，周刑二千五百”，“夏刑则大辟二百，髌辟三百，宫辟五百，劓、墨各千。殷因于夏，盖有损益。”(《尚书大传》)春秋战国以至秦国的强大到最后统一六国，历经商鞅、慎到、韩非子等人的不断发扬，重刑主义思想达到顶峰。其认为由于人性是趋利避害的，“人君(生)而有好恶，故民可治也……好恶者，赏罚之本也。夫人情好爵禄而恶刑罚，人君设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夫民力尽而爵随之，功立而赏随之，人君能使其民信于此如明日月，则兵无大敌矣。”(《 商君书·错法》)，因此民众是可治理的，治理的工具就是赏和罚，而且在法家的眼中，这两种驱驰民众的方法并非同等重要，罚的力度远远大于赏，即“治国刑多而赏少，乱国赏多而刑少。 故王者刑九而赏一，削国赏九而刑一”。特别在社会动荡不安、利益纷争加剧的时代，刑罚轻缓是无法治理国家的，“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駻马，此不知之患也。”(韩非子·显学)而根据社会现实加重刑罚则会收到“ 藉刑以去刑”(《 商君书·开塞》)的目的，即“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故无刑也”(《 商君书·说民》)，“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是谓以刑去刑”而且重刑主义被包装为爱民举措，民众畏惧重刑，就不会以身试法，反而对其是一种爱护。 “夫火烈 ，民望而畏之 ，故鲜死焉，水懦弱 ， 民押而玩之 ，则多死焉 ，故宽难”(《左传，昭公二十年》)。其后虽历经汉代学者反思及批判，抛弃绝对追逐重刑的做法，但因这一思想契合封建帝国中央集权的需要而被隐蔽地保留下来，即董仲舒儒法合一，外儒内法的改造方式，剔除了绝对重刑主义过分暴虐残酷的内容，吸纳其对于君主专制集权有益的观念做法。在其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重刑思维的面目虽然大体上趋于温和，但其内核却历经王朝更迭而未曾变异，如同远古的幽灵般一直盘踞在上到执政者，下到普通民众的观念之中。 二、重刑思维的表现形式 1、复仇思想根深蒂固，重刑观念挥之不去 作为一个从封建时代到现代文明社会之间缺乏过渡时期的国家，没有经历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启蒙运动的思想洗礼，旧有观念从未被彻底抛弃，而西方舶来的人道、自由、法治等进步观念未彻底扎根于国人心中，反映在刑法领域，就是复仇思想和重刑观念的根深蒂固。我国自古就有“父之仇， 弗与共戴天; 兄弟之仇，不反兵; 交游之仇，不同国。” (《礼记·曲礼上》)的说法，从官方到民间都对复仇思想给予了相当程度的同情及宽容，而这种态度反过来又鼓励着复仇思想和行为的持续存在。在现代社会，追诉犯罪的权力原则性地属于特定的国家机关所有，不允许公民个人进行复仇。但是复仇观念并未因此无用武之地，只是变换了存在并起作用的领域而已，它仍然广泛存在于公共舆论空间。审视来今年来的社会热点，被公众及学界高度关注的刑事案件，除了少数的案件，因为脱离大众朴素正义观而被认为量刑过重以外(许霆案，“天价葡萄案”、“天价手机案”)，其余案件中，公众主导的舆论均一边倒地呈现要求对被告人处以重刑乃至死刑严惩，如张明宝案，药家鑫案，李昌奎案。 2、对立法中新增罪名及加重刑罚的强烈诉求 纵观近期的刑法修正案，对民众意见广泛听取，增设了危险驾驶罪、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组织考试作弊罪、替考罪等一系列罪名，立法的民主化程度进一步提高。此外，相对于已经被立法机关吸纳而成为刑法条文的建议，因此公众强烈呼吁刑法中增设见危不救罪，许多学者也积极为增设该罪论证。但是将扶危济困的道德义务上升到刑法中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不仅存在是否符合刑法理论自洽性的问题，而且对公民课以过高的义务，过分限制公民行为自由。 三、重刑思维的危害 1、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恶化刑事被告人的处遇。 重刑思维在严惩被告人的同时更加追求“杀一儆百”的威慑效果，相信重刑乃至死刑在整个刑罚体系甚至整个社会治理手段中具有最大的效用，“禁奸止恶，莫若重刑，禁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这种观念与费尔巴哈的心理强制论具有异曲同工之处。不能达到以刑去刑的目的，反而出现“失期当斩、举大义亦死”的尴尬局面，逼迫民众发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在司法机关的追诉惯性和民众的舆论压力下，刑事案件的被告人的正当权利被忽视和牺牲了。 2、阻碍现代法治的推进，蚕食司法改革的空间。 当代刑事法治建设具有一些普世公认的价值追求或者说评价标准，例如刑罚轻缓化、人道化、保障被告人合法权益、以未决犯不羁押为原则、严格限制死刑乃至最终废除死刑等。虽然各国因为国情不同而对刑事法治存在不同的理解，从而形成形态各异的法治建设道路，但是这些基本原则和方向是毋庸置疑的，是一个现代文明国家法治建设不可回避的问题。我国传统的有罪推定、重刑思维具有深厚的民众基础，现实的刑法运行过程各方面都或深或浅地受到这一思想的影响。 “我们的极刑主要是针对那些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行为，这就是宽严相济、区别对待、突出打击重点、少杀慎杀综合起来得出的判决”，但是因为该案被告人李昌奎奸杀少女、摔死男童的恶劣的手段和及严重的犯罪结果，相比药家鑫案有过之而无不及，公众在对比之后自然对李昌奎案的死缓判决表示抗议，终审法院不得不做出“李昌奎案不存在任何黑幕，或法官徇私枉法的问题”、“该案判决结果是经过审判委员会表决的”的声明。此前“为中国死刑判决立下创新型的标杆”的期许也显得过于乐观，这种尴尬结果准确地说并不是该案判决过轻，而是药家鑫案判决过重，在可以判处死缓的时候在强烈的死刑立即执行舆论下对后者作出了妥协，导致此后类似案件只可重不可轻的结果。这种案件恶劣的社会效应及其不利于我国限制死刑、最终废除死刑的目标实现。 3、影响国际刑事司法协作和国家形象 从具体层面来说，我国在重刑思维影响下的刑事立法及司法实践影响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广泛开展，因我国在贪污等犯罪中规定有死刑罪名，依据“死刑犯不引渡”的国际惯例，这些犯罪嫌疑人一旦潜逃境外即难以被遣送回国。我国每年实际执行死刑数一直讳莫如深，不但国际社会无从得知，国内学者对此也有“囿于缺乏司法信息等第一手研究材料而无法做到具体深入和理论联系实际，从而缺乏针对性和说服力”〔2〕的困惑。在经历共九个刑法修正案，特别是刑法修正案八、九大幅度削减死刑罪名的情况下，我国现行刑法存留的46个最高刑保有死刑的罪名中，仍然有很大的削减空间。 四、改善重刑思维的努力方向 1、增加对犯罪的宽容度 犯罪，是孤立的个人挑战社会最极端的方式。它理所当然受到社会中所有良善公民的憎恶，这种憎恶对于威慑犯罪、捕获犯罪人、对受害方给予心灵慰藉都是非常有益的。“人们对犯罪的愤恨影响与引导着社会对犯罪所作的反应，这种愤恨对社会的正义来说是不可缺少的。”〔3〕特别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拥有深厚侠义精神的国家来说，嫉恶如仇、“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都是支撑社会良好运行的动力。如同菲利的犯罪饱和理论，每个社会因其独有的政治、经济形态，必然具有与之相匹配的犯罪数量。如今的人类依旧对犯罪现象深恶痛绝，正是因为人类更加意识到人本身的价值，意识到犯罪并不是个人绝对意志自由选择的结果，意识到最好的社会政策才是最好的犯罪政策，才让我们对于犯罪人给予更多的宽容和谅解，而不是寻求用对其课以超过其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及社会危害性的重刑来抗制犯罪。 2、承认刑罚的作用的有限性 与道德、舆论、行政措施等现存的对抗犯罪的方法相比较，刑罚确实是最具强制力且威慑力的措施。一种意识上拟制的愿景。另外，刑法的运行所存在的副作用越来越被认识到，其报应犯罪的同时也刺激犯罪，预防犯罪的同时也滋生犯罪。如耶林所说“刑法如双刃之剑，用之不得其当，则国家与个人两受其害。”因此，在心理上抛弃刑法万能的思想，接受刑罚作用的有限性，宽容不仅是对犯罪行为而言，对刑法本身也需要宽容的保护，它是刑法得以良性运行的必须空间。 3、积极引导民意，创造民意与司法之间相对独立的空间 民意与司法是一个亘古常新的话题，尤其在刑法领域，民意与刑法的交互影响始终是刑法运行中不能忽视的重大课题。刑法与道德关联密切，又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因此在各部门法之中独得公众恩宠，备受媒体瞩目，特别在重大案件中想低调而不可得。在许多情况下，公众的密切关注与刑法运行呈良性互动的关系，公众与刑法的距离拉近，增加了认同与理解，刑法的价值理念与具体规范也得以传播与遵行。但重刑思维几乎与人类社会相伴而生，具有十分广泛的民意基础，稳定性极强，如果要对其予以改善，在刑事立法与司法运行中不能一味的妥协与屈从，刑法不应只是被动的反映社会，在社会变革与进步中也应有所担当，成为引领社会心理的力量。另外，刑事司法办案毕竟是极具专业性的活动，其有自身的话语体系，应当与民意保持一定的隔离，减少它对案件审理的负面影响，从前文对药家和李昌奎案的分析中，司法机关对民意的态度如草上之风，对于刑法的权威和公信力也是极大的损害。 猜你喜欢： 1. 刑法方面毕业论文3000字 2. 刑法毕业论文范文 3. 刑法毕业论文 4. 刑法方面毕业论文参考范本 5. 刑法毕业论文参考范文
刑法是规定犯罪与刑罚以及刑事责任的一系列法律规范的总和，是代表国家力量的公权力对私人的一种制裁。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刑法 毕业 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试析敲诈勒索罪认定中若干问题
论文摘要敲诈勒索犯罪的本质特点在于行为人出于非法占有目的，使用胁迫手段对他人施以精神强制，从而获取对方交付的财物。但司法实践中行为人无缘无故对他人进行敲诈勒索的情况较为少见，总是基于一定的理由或藉口，即敲诈勒索行为中又伴随着一定的行使权利行为，如何准确把握刑法对敲诈勒索罪的规定，明确敲诈勒索罪的保护法益，分辨敲诈勒索主观目的与客观行为之间的组合变化，以及区分正当行使权利行为与借行使权利之名行恐吓勒财之实之间的关系，在司法实践中显的尤为重要。
论文关键词敲诈勒索行使权力正当性可诉性
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他人实行要挟、威胁，索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我省目前的数额较大标准为1500元以上)。敲诈勒索罪的基本构成是：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他人实行要挟、威胁——对方产生恐吓心理——对方基于恐吓心理做出处分财物的决定——行为人取得财物。从刑法条文和罪状本身理解，此罪在认定上似乎没什么疑义，但在司法实践中过程中，却经常在很多问题上产生争议，同一性质的案件在不同的司法机关往往会作出截然相反的认定，笔者在下文中将结合一些真实的案例进行简要的阐述。
一、存在权益纠纷时对行为人非法占有目的如何认定
案例1：王氏兄弟和李氏父子在同一建筑工地干活，干活过程中因琐事王氏兄弟中的哥哥与李氏父子发生打架，王氏哥哥在打斗中因一不敌二受了点轻微皮肉伤，在被人劝开后，王氏哥哥认为自己被打吃了亏丢了面子，遂和其弟弟邀来其外甥等帮手，之后王氏兄弟共计五人在工地下班前将李氏父子拦截住，并采用部分言语威胁的手段索要人民币5000元现金作为被打赔偿，最后索得现金人民币3000元，让李氏父子打下欠条2000元，当时也有部分工友和包工老板在场。WWW.11665.COM当晚李氏父子回家后向亲朋好友一诉说，都认为对方是在讹诈这个钱出的冤，遂在第二天报警，警方调查核实后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将王氏兄弟刑拘。
敲诈勒索案件中，当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不存在任何权益纠纷时，一般不存在认定与适用上的困难，但在实际办案中实施敲诈勒索的一方通常都是基于一定的理由实施敲诈行为，即往往与被害人存在一定的债权债务或侵权赔偿纠纷，如案例1中王氏兄弟就是因和被敲诈勒索一方存在的一定人身侵害赔偿关系，之后采用了部分胁迫手段取得财物，而取得的财物通常肯定大于自己的实际损失，但这种索要金额超出实际损失的行为是否就一定能认定为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故意存在争议，案例中王氏兄弟中却有人被打伤属实，尽管属一点皮肉伤从治疗费用上说索要5000元赔偿显的有点多，但也不是绝对没有道理，因为一个人被打既有肉体上的损伤也有人格上的羞辱，从精神损害赔偿的角度索要5000元也有获得法律支持的可能性，退一步说即使达不到法律支持，但其仍有提出主张的权利，比如王氏兄弟向法院起诉要求李氏父子作出其5千元甚至是5万元的赔偿显然也是被允许的，既然从诉讼程序都能被接受，为什么在私力救济程序中就不能主张，显然在此案中不能简单以王氏兄弟的提出的索赔额过大就因此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笔者认为，在存在权益纠纷的敲诈勒索案件中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可根据以下两点作参考：(1)主张的权利是否具有可诉性;(2)主张的权利具有民间道义上的正当性;所谓权利的可诉性即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可能会受到法律的支持，民间道义上的正当性，是指尽管这种权利主张不会得到法律支持，但在民间普遍存在，具备一定的正当性，比如说赌债、高利贷欠款等。如果主张的权利属真实存在且具备上述两点特性之一，就不能简单的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其实在两高的司法解释中已经有这样的先例，比如对高利放贷者以绑架、非法拘禁的方式讨要高利债，就不能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二、敲诈勒索中手段上的正当性是否影响定罪
案例2：一天小镇上的胡某发现自己的一辆电瓶摩托车被盗，当即邀了两个好友一起去找车，竟然真的在一条马路边发现了自己的被盗车辆，其后该三人躲在车子附近，当小偷周某来拿车时被这三人抓住，小偷央求不要报警，胡某三人便以此为要挟条件向小偷索要5000元人民币，之后小偷周某筹钱无果后自己托家人选择了报警，胡某三人也因此被警方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刑拘。
在敲诈勒索罪中，进行敲诈勒索的手法通常是暴力威胁(也包含轻微暴力)和要挟两种方式，前一种以暴力威胁的方式实现，就手段本身来说显然就是不合法、不正当的，但要挟的手段有很多种，有揭露隐私、丑闻、举报违法犯罪事实、公布不雅照片视频、向媒体曝光真相等，这其中包括合法手段和非法手段，如案例2中胡某等人采取的要挟手段是报警，从手段本身来说是合法正当的，但手段本身的正当性并不影响对胡某等人构成敲诈勒索犯罪的性质认定。因为敲诈勒索罪从本质上一种财产性犯罪，罪恶本质主要体现于非法攫取他人的财产权，一切手段都是为目的服务，当目的不正当时讨论手段本身是否正当已没有多大意义，这时只需讨论手段本身是否对被勒索对象产生了心理上的强制力。当然也不能说手段的正当合法与否对构罪认定完全无影响，笔者认为，当案件中的行为人在非法占有故意上存在疑问，或者说行为人的勒要财物行为在目的上介于正当和不正当之间，这时手段正当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定罪，笔者在后面还会论述到。
三、消费者维权过程中伴有敲诈勒索行为如何认定
案例3：2006年2月，首都经贸大学黄静购买了一台华硕 笔记本 电脑。买回后电脑运行出现问题，黄静将笔记本送回公司检修后仍不能正常使用，随后黄静请朋友帮忙检修电脑时得知其买回的电脑是检测版的 cpu ，按法律规定不受保证也不得销售。得知此事黄静非常气愤并找到周某作为其代理人与华硕公司进行谈判，周某提出要求华硕公司向黄静作出500万美元的惩罚性赔偿要求，如不接受其将就此事向法院起诉该公司并将此事向媒体披露。此要求遭到华硕公司拒绝，当二人第二次来到华硕公司时，北京市某公安分局将二人刑事拘留。2007年11月9日，海淀区检察院向黄某作出不起诉决定书。2008年6月5日，黄静向海淀区检察院提出刑事赔偿申请。2008年9月22日，检察院做出刑事赔偿决定书，决定赔偿黄静29197.14元。在该决定书中指出“黄静采取向媒体曝光，将华硕公司使用测试版cpu的问题公之于众的方式与华硕公司谈判赔偿的方式，虽然带有要挟的意味，但与敲诈勒索罪中的‘胁迫’有本质的区别。黄静在自己的权益遭到侵犯后以曝光的方式赔偿，并不是一种侵害行为，而是维权行为，索要500万美元属于维权过度但不是敲诈勒索。”
案例3是一个在网络上广受评议的真实案件，笔者认为此案也是在敲诈勒索罪认定中一个可供参考的标杆性案件。从网上大众网友评议及专家学者们的论述看，几乎都认为一边倒的支持黄静，认为黄静等人的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犯罪，但对于其不构罪的法律理由却大都语焉不详或很难让人信服，多数学者的观点认为和检察院刑事赔偿决定书中的论述理由相近，即认为黄静等人之所以不构罪是因为黄静等人的行为是一种消费者维权行为，采用的要挟手段只是向媒体曝光，属于正当手段。虽然笔者也赞同黄静等人无罪，但确认为上述理由没有点出问题实质。笔者认为消费者维权并不是使犯罪行为得以豁免的法定理由，可以说任何行业任何人的维权行为超出必要的界限照样可以构成犯罪，消费者维权也不例外。从黄静等人索要金额看显然也大大超出其实际损失，主观故意上存在非法占有故意的可能，从要挟手段上说尽管正当，但如本文前文所述，要挟手段合法正当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影响构罪认定，如案例2中胡某等人的行为，所以仅是从敲诈勒索罪的罪状条文本身看，黄静等人的行为从形式上完全符合。
笔者认为黄静等人的行为之所以难以构罪，是出于以下理由：
1.这类维权行为本质上是一种行使权利行为。这种敲诈勒索行为是基于行使一定的正当权利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犯罪，在中外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在刑法理论上有三种学说：无罪说、胁迫罪说和有罪说。无罪说认为，具有正当权利的人，即使将胁迫作为实现权利的手段，也不宜认定为犯罪，因为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胁迫罪说认为，刑法设立财产犯罪是为了保护私法上的权利关系，既然行为人具有接受对方交付的财物的权利，而且只要是基于交付者的意思而交付的财物，对方就不存在财产上的损害，因而不成立财产犯罪。但是，其行使权利的手段超出了法律允许的范围，在国外刑法可构成胁迫罪;有罪说认为，既然行为人使用胁迫手段，使他人基于恐惧心理而交付财物，那么，就侵害了其对财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这一本权的事实上的机能，产生了财产上的损害，具有构成敲诈勒索罪的可能性。
笔者认为对行使权利行为持有限度的无罪说，即行使权利行为不构罪应符合限度两个条件：(1)所行使的权利具有一定可诉性或正当性，即权利内容可能获得法律的支持或可为民间大众所接受。这点在前文已阐述过，其实本质上说案例1和案例3在案件性质上是相似的，行为人都是一种行使权利行为，且该权利基础具有可诉性和正当性，所以客观上成为认定其非法占有故意的阻却事由，而案例2中却恰恰缺少这一阻却事由;(2)行使权利的手段具有相当性，能为社会大众所容忍，私力救济行为没超过必要限度。即行使权利的手段如果超出必要限度，一方面手段本身可能构成犯罪，另一方面使行使权利行为整体上丧失正当性。比如假设案例1中王氏兄弟等人以暴力、非法拘禁方式索要医药费赔偿，则行为本身可能构成故意伤害罪、非法拘禁罪，假设案例3中黄静等人仅是以手中持有华硕高层领导的个人艳照、隐私作为谈判筹码索要赔偿，则可能使案件性质发生根本性的转化，因为这些行使权利的手段已经超出了社会大众的容忍度，影响了对其权利本身正当性的评判。
2.这类维权行为本质上不具有社会危害性。任何犯罪都是危害社会的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是认定一行为构成犯罪的基础。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商品化的社会，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提供各种商品和服务的企业也是也越来越大越专业，普通消费者和大企业在交易过程中更加的处于信息不对称、地位不平等的弱势地位。尽管案例3中黄静等人提出了天价赔偿，主观上具有一定恶的成份，但这类维权行为是处于弱势地位下的非对称性抗争，即使行为本身有所出格也能达到社会大众所包容，因为从本质上说这类行为是促进了生产服务者提高产品服务质量、诚信合法经营，惩罚了欺诈者，使更多的消费者免遭同类遭遇，是在促进和维护社会公益，从行为本身看不出一丝的社会危害性。
浅谈罚金刑数额立法模式的优化途径
摘要：当前，我过的罚金刑适用范围逐步扩大，罚金刑数额立法逐步改进，但对于罚金刑数额的规定并非尽善尽美。对此，应结合我国的实际需要和现实可能性进行完善，即逐步减少无限额罚金制的适用;增强限额罚金制与自由刑的协调性
关键词：罚金刑自由刑数额立法模式
一、逐步减少无限额罚金制
无限额罚金制，不符合刑法的相对确定性原则，弊大于利。我国刑法规定了大量的无限额罚金制，弊病重重。实践中，我国最高院和一些地 方法 院早已有了取代无限额罚金制的尝试。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将盗窃罪的无限额罚金制改为了倍比罚金制和限额罚金制。此立法改进在司法实践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经济犯罪案件适用财产刑几个问题的讨论纪要》中规定：个人罚金的最高数额，有犯罪数额或违法所得的，为犯罪数额或违法所得的五倍;没有犯罪数额或违法所得的，为一万元或犯罪分子所在地的年人均收入的三倍。但毒品犯罪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经济犯罪除外。可见，江苏省高院在罚金数额的确定上也采用了限额罚金制和倍比罚金制取代无限额罚金制。
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在刑法总则中对自然人犯罪的罚金刑数额规定一个总的最高和最低限额，并规定例外情形，如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贪利性犯罪不在此限。最高限额和最低限额为多少则要根据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居民的收入水平而定。在分则中，对具体的犯罪，可以对同一类的犯罪规定相同的立法模式，如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为亲友非法牟利罪和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等同属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的可以适用限额罚金制;侵犯著作权罪均可规定限额罚金制度;扰乱市场秩序罪可规定倍比罚金制。对侵犯财产罪则可沿用关于盗窃罪的司法解释规定，对其处以一千元以上涉罪数额(抢劫数额、敲诈勒索数额、数额、抢夺数额等)的二倍以下罚金，没有涉罪数额或无法计算的，则处以一千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危害国防利益罪、贪污贿赂罪都可规定限额罚金制度。
对于《刑法修正案(八)》新增的无限额罚金制规定，应当尽快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细化操作标准，以确保新规的顺利实施。对敲诈勒索罪和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可以按照上文的方式规定罚金刑;对属于危害税收征管罪的持有伪造发票罪可以规定限额罚金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对生产、销售假药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笔者认为仍可以按原来的规定处销售金额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但对于危害特别的严重的可以不受此限。寻衅滋事罪、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危险驾驶罪和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罪均可规定限额罚金制，具体应适用什么幅度的罚金，将在下文论述。
二、完善限额罚金制
我国的限额罚金制主要存在数额高、幅度大、不协调等问题。笔者认为，首先要确定合理的罚金数额上下限。对于限额罚金刑数额的上限，目前我国刑法的规定是五十万，综合考虑我国当前居民的收入水平、将来一段时间经济发展的水平和控制犯罪的需要，维持这一上限尚可。至于罚金数额的下限，则应与行政罚款相衔接。罚金刑与行政罚款的性质截然不同，但二者并非毫无关系。某一行为因其程度的轻重分别构成犯罪和违法，所处的罚金(特别是单处罚金的情形)必然高于罚款数，至少应当与罚款数保持一致。我们可以根据行政罚款的上限来确定限额罚金的下限，对同样或类似的犯罪行为应适用高于一般违法行为的罚金数额，对我国刑法中个别犯罪的罚金数额与罚款倒挂的条文予以修改。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第61条规定：协助组织或者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处1千元以上5千元以下罚款。第67条规定：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千元以下罚款。那么，与此相对应的刑法中的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的罚金数额则应当规定在五千元以上。目前我国的行政罚款上限一般为一千元，因此对于没有相应的行政罚款可供参考或相应的行政罚款较低的犯罪，其罚金数额下限可规定为一千元，这与司法解释的规定也是一致的。如此规定罚金刑的下限，既能体现罚金的刑事惩罚性，又可避免罚金的起刑点过高，也增强了刑法的协调性。
其次，要在罚金刑数额和自由刑刑期之间确立一定的比值关系。我国限额罚金刑的数额幅度具有一定的随意性，与自由刑刑期的关系不明显。如果犯罪人在判决前被羁押，结果被判处罚金，现行羁押的日期该如何折抵罚金?在规定了自由刑并科或选科罚金刑的情况下，并科罚金刑数额与选科罚金刑数额怎样以示区别?这些问题表明自由刑与罚金刑并非是相互割裂的两种刑罚。而且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人的罪行轻重和刑事责任的大小相适应，自由刑与罚金刑均为承担刑事责任的方式，在量刑情节一致的情况下，它们之间就必然存在对等关系，这为它们的相互换算提供了理论支撑。从国外的立法来看，在自由刑刑期与罚金刑数额之间进行换算、折抵也是可行的。如法国新刑法典中，对于一般的犯罪，平均每一年监禁所并科的罚金数额为1.5万欧元，每增加一年的监禁刑，与之并科的罚金数额也随之增加1.5万欧元，形成一定的比例。因此，我们应当抛开“以钱赎刑”的顾虑，在罚金刑与自由刑之间设置合理的比例。
应当设置怎样的比例才合理呢?对此，有学者认为可以从我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中获得启示：《国家赔偿法》第26条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在特定情形下对监禁刑的金钱价值评断，那么一年监禁刑就和收入扣除基本生活费的差相当。有学者则借鉴俄罗斯刑法的规定，认为1年有期徒刑的犯罪，应规定并处或单处6个月工资收入或其他收入的罚金或最低月劳动报酬10倍的罚金。上述两种方法均有可取之处，至于我国刑法该如何确定自由刑与罚金刑的比例，则需要进行大量的理论和实践的摸索检验。
总之，对自由刑与罚金刑的搭配设置，既要能实现对犯罪的报应，又不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在自由刑与罚金刑并科时，应当以二者的强度共同体现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因此，我国刑法应在分则条文中使自由刑与罚金刑有一定的比例关系，随着自由刑刑期的变化，相应的罚金刑数额也应当按比例变化，从而改变我国罚金数额幅度设置无规律可循的问题。对危害公共安全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以及贪污贿赂罪等，我们在规定限额罚金制时，可以体现这种有序性，如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可对应一万以上五万以下罚金，二年以上七年以下、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可对应一万以上十万以下，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可对应二万以上二十万以下等。当然，对于走私、贩毒等经济犯罪，应当作例外规定。因此，对《刑法修正案(八)》中的危险驾驶罪的罚金可限定为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寻衅滋事罪的罚金可限定为一万以上十万以下，参加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罪，积极参加的，罚金可限定为一万以上十万以下，其他参加的，可为一万以上五万以下。
针对我国限额罚金数额幅度过大、限额罚金制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完善裁量方法以及适时颁布刑法修正案予以克服。当经济发展繁荣，货币大幅贬值以致罚金刑惩罚功能失效时，可以适当提高罚金数额，使罚金数额能与经济发展状况相匹配，以确保罚金刑功效的发挥。
三、改进倍比罚金制
倍比罚金制主要的问题是难以明确所选择的参照基准和比例与社会危害程度的关系，因此，有学者主张改革现行的倍比罚金制，适用“新型倍比罚金制”。所谓“新型倍比罚金制”即以犯罪人的年总收入作为基数，再在刑法分则条文中对某种情节的犯罪明确规定按此基数的倍数或百分数来确定罚金数额。④笔者认为，倍比罚金制虽然有不尽合理之处，但是在我国现阶段它仍有存在的意义，不宜立即废除。“新型倍比罚金制”设置了统一的参照基准，并与犯罪人的经济状况挂钩，避免了参照基准选择难的问题。在参照基数的确定上，必要时应当全面考虑犯罪涉及的多种数额，如违法所得额、造成损失额、销售金额等，择其中对量刑影响最大的数额作为参照基数。
倍比罚金制的倍数或比例的设置则应当满足刑罚梯度的要求，一方面应当避免对同一犯罪的轻行为和重行为设置同样的倍数或比例，另一方面应当避免设置的罚金比例低于行政罚款。正如有学者认为的，基于报应应符合等价性要求的理由，罚金刑应该满足刑罚的梯度要求，从而实现罪刑相适应，否则其为不正当。罚金比例的设置应当与犯罪情节所反映的社会危害性相适应，对不同严重程度的犯罪行为所设定的罚金比率应当具有一定的差异。过失犯罪的罚金比例应当低于故意犯罪，情节一般的犯罪的罚金应当低于情节严重的犯罪。
总之，借鉴国外立法，在我国确立以限额罚金制为主，倍比罚金制和无限额罚金制为补充的罚金刑数额立法模式格局，基本符合当前我国的现实需要。在今后的立法修改过程中，我们还应当注意吸取美国量刑指南式罚金的精细、俄罗斯收入罚金制的周密、欧洲日额罚金制的平等，逐步改进和创新我国的罚金刑数额立法，使我国多样化的罚金刑数额立法体系更趋完善。
医生必须遵守国家法律 我国没有安乐死的规定 那属于故意杀人
以上是我关于课堂教学的一些思考，也是论文的主要资料，提出来以期抛砖引玉，欢迎各位学生进行参考。下面就是我给大家带来的论文答辩 自我介绍 模板，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论文答辩自我介绍1
各位教师：
午时好!我是金融学专业___，十分感激各位教师不辞辛苦参加我的论文答辩。我的 毕业 论文题目是《拓展农村消费信贷市场的策略分析》，我的指导教师是___教师。下头我就论文的相关情景向各位教师作一下汇报，恳请各位教师批评指导。
首先，我想谈谈这篇 文章 的写作意义。
近年来，我国农业综合生产本事不断提高，在国家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支持下，农民收入连续几年获得稳定增长，农村的消费水平也在逐年提高，但与城市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当前，农村是扩大内需的突破口，经济增长的潜力在农村，而农村资金短缺，农民贷款难问题严重制约了农村的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阻碍了农村市场的发展。这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是相违背的。
本课题经过分析农村消费信贷的现状，发现其中的问题，并提出拓展农村消费信贷市场策略，可为开拓农村消费信贷市场供给政策提议和理论依据，使我国农村需求潜力得到进一步的开发，农民生活质量得到提高，农村金融市场实现繁荣。
其次，我想谈谈这篇文章的研究 方法 和写作思路。
研究方法
1.文献综述法。在前人的基础上，全面分析农村消费信贷在农村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拓展农村消费信贷市场的相应策略。
2.定性分析法。以当前农村消费信贷市场的发展状况为切入点，定性的研究阻碍农村消费信贷发展的多方面原因。
思路：
从调研农村消费市场和消费信贷情景入手，深入分析新时期我国农村消费信贷市场的状况，针对制约我国农村消费信贷业务发展的因素和农村消费需求和消费信贷需求的特点，并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研究，进而提出开拓农村消费信贷市场的策略。
最终，我想谈谈这篇论文的结构和主要资料。
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经过分析农村消费市场的需求状况，指出目前农村消费市场缺少足够的信贷支持，从侧面说明拓展农村消费信贷市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第二部分经过分析我国农村消费信贷市场现状，提出目前农村消费信贷市场还存在着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不健全、农村金融服务机构信贷资金投放不足、农村信贷产品创新落后于经济的变化发展以及农村消费信贷相配套的政策和法律体系不完善等问题;
第三部分针对我国农村消费信贷市场存在的问题，提出加快改革步伐，建立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相结合，资本充足、功能健全、服务完善，运行安全的农村金融体系;同时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要不断加强信贷风险管理，开拓创新，推出多样化的信贷产品;政府部门要进一步加强政策扶持力度，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以改善农村金融的外部环境等若干对策。
与其他文章相比，本文创新的之处是对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消费信贷业务的风险管理问题和金融产品创新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阐述。
本论文经过一二三稿并最终定稿，在这期间，我的论文指导教师——___教师对我的论文进行了详细的修改和指正，并给予我许多宝贵的意见和提议。在那里，我对她表示我最真挚的感激和敬意!
以上就是我毕业论文答辩自述，期望各评委教师给予评价和指正。多谢!
论文答辩自我介绍2
尊敬的各位教师，亲爱的各位同学：
大家午时好!我是13级法学(2)班的__，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是《母子 公司法 律关系论》，指导教师是__教授。在我的论文写作期间曲教师给予了悉心的指导，这才使得我的论文能够如期顺利完成，在此，我谨向曲教师表示衷心的感激!下头我将论文的选题背景、写作基本思路以及文章中我个人的一些新的观点与理解向各位教师做以汇报：
我当初之所以选择母子公司法律关系论这一课题进行研究，很大程度上同我对公司法的浓厚兴趣是分不开的，但更重要的是对母子公司法律关系进行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主要体此刻公司制形态因其自身所具有的优越性在市场交易过程中已成为最主要的的经济主体，而对母子公司法律关系的确定有利于扩大企业经营规模，提高经济效益，促进企业集团的构成和发展。同时，对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也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所以，研究这一课题能够更好的指导公司实践，对于促进经济发展有着重大的推动作用。
具体来说，我的论文是由母子公司法律关系的界定、母子公司法律关系的分析以及我国现行《公司法》关于“母子公司法律关系”的立法现状及改善思考和结束语四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在母子公司法律关系的界定上，以明确母子公司的法律概念为首要任务，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母子公司法律关系的概念及其特征，进而得出研究母子公司法律关系的现实意义，为全文写作奠定基础。
第二部分，对母子公司的法律关系分别从内部、外部进行分析，并重点探讨了特殊形态的母子公司—全资子公司与其母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提出全资子公司应存在对其母公司担保方面权利本事的限制。
第三部分，以我国现行公司立法中关于母子公司法律关系的立法为出发点，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分析得出相关法律条文所存在的不够完善的地方，并提出立法改善的思考，同时，提出应存在对于子公司本身利益保护的观点。
第四部分，概括性的 总结 了母子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指出加强和完善对这一问题立法的必要性。
整篇文章是我在查阅有关公司法权威学者著作的基础上，结合自身所学知识和个人的理解，最终在曲教师的指导和帮忙下完成的。在全文写作过程中构成以下新的理解与突破：
1.将全资子公司与其母公司的法律关系单独进行分析，打破以往对母子公司法律关系分析时只概括性指出其存在内外部法律关系这一局面，使全资子公司与其母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更加清晰化，从而增强相关法律的可操作性。
2.明确界定了母公司与子公司各自的法律概念，使得这一概念同诸如关联公司之类概念有了显著区别。
3.创设性的提出 对子 公司利益的保护还应存在从对其法定公积金的提取程序进行保护进而到达保护子公司合法权益的目的这一途径。
经过本次论文写作，一方面使我掌握了论文写作方 面相 关的技巧，另一方面也使得我在母子公司法律关系这一课题上有了新的认识与理解。但由于我自身所存在的知识储备方面的缺陷，使得文章中的相关观点还不够成熟，甚至可能存在错误观点的情形。对此，我热切期望能够得到各位教师的指导。
多谢!
论文答辩自我介绍3
尊敬的评委教师：早上好!
我叫___，__级会计专业_班学生。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是___。我的指导教师是___教师。从确定选题、拟定提纲、完成初稿，到最终定稿，我得到了_教师的精心细致指导，使我很快掌握了论文的写作方法，并在较短的时间里完成了论文的写作。不管今日答辩的结果如何，我都会由衷的感激指导教师的辛勤劳动，感激各位评委教师的批评指正。
首先我想谈谈这个毕业论文的目的和意义
回顾中国的民营企业的发展，也是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发展。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民营企业有三次的提高。、起初，民营企业被看成是“资本主义的尾巴”那时的民营企业没有充分的发展。随着民营企业的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不断的提高民营企业被视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并提出了“国家允许民营企业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国家保护民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渐凸显，随着他们的发展壮大，需要更多的资金来扩大规模，然而融资难却成为民营企业发展的瓶颈。
在这篇论文中，以企业融资难的的现状为研究背景，基于与融资有关的理论基础和国内外文献，研采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并运用了内因和外因和历史等辨证唯物主义思维方法;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并且以实证分析为主;注重案例的分析和研究。最终得出研究结论并提出相关政策提议。
其次我想谈谈这篇论文的结构和主要资料本文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经过中外理论论述了民营企业融资的重要性第二部分对民营企业的融资概况进行内外分析
第三部分经过对欣阳钢铁有限职责公司进行实例分析
第四部分基于对欣阳钢铁有限职责公司的分析，给你设计相对应的融资方案和策略
限于各种条件的制约，异常是本人理论水平所限，使得本论文对民营企业融资的论述分析仅停留在比较粗浅的层面，尤其是理论方面，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继续进行深入、细致的思考和探索。
最终，再次感激___教师在我的毕业论文写作过程中所给予的悉心帮忙与指导;其次我要感激各位专业教师在这四年来对我的 教育 与培养，没有你们的教导，也就没有我的今日;最终也要感激本专业同学这几年来对我的关心与支持，和你们生活在一齐的日子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恳请各位教师、同学进行批评指正，多谢大家!
论文答辩自我介绍4
尊敬的各位评委教师，午时好!
我是工商管理学院20__级 财务管理 本科4班的__，我的论文题目是《金融衍生产品在企业财务管理中的运用》。这篇论文是指我的指导教师___教授的悉心指导下完成的。本文在创作过程中无论是思路的构成还是文章整体框架的搭建均得益于___教师的启发和指导。他还对本论文具体章节的推敲和语言的组织进行了详细的修改和指正，并给与我许多宝贵的意见与提议。在此，我想对他表示最真挚的感激和最崇高的敬意!
下头我将就这篇论文的主要资料、研究方法、研究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和采取的对策等方面向各位教师做出简要的陈述，恳请各位教师批评指导。
首先，我想谈谈这篇论文的结构和主要资料。这篇论文分为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引言，主要阐述了本文选题的目的及意义。
第二部分是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分国外研究动态和国内研究动态两个方面简单介绍了金融衍生产品在财务管理中的运用，从而准确定位金融衍生产品应用的现状。
第三部分为金融衍生产品相关理论概述，介绍了金融衍生产品的定义和分类。金融衍生产品分为金融远期、金融期权、金融期货、金融互换和信用衍生品。
第四部分是文章的重点部分，详细论述了金融衍生产品在企业风险管理、筹资、投资、公司治理及合理避税中的应用。
第五部分承接第三部分，就金融衍生产品在企业财务管理应用中需要注意的问题进行论述，主要分为(1)充分认识金融衍生产品的风险性(2)充分了解相关信息(3)坚持风险控制为目的(4)建立健全内部风险控制机制四个方面。
第六部分为结论，主要对文章进行归纳和总结，同时也指出了本论文研究的不足。
然后，我想谈谈这篇论文研究方法和手段。
科学的研究方法是我们进行理论研究的指导思想，而恰当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途径则能够保证我们少走弯路，提高研究效率。在本课题的研究中，主要采用了的研究方法有：
1.文献查阅法。在理论方面，经过各种途径，查阅很多国内外文献，为课题研究供给理论依据。
2.理论研究法，理论研究法是研究中常用的方法之一，本文参考了很多专业文献及我国相关法律制度，进行了充分的理论研究，并给出了自我的独特见解;
3.归纳分析法，鉴于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使得 经验 证据往往不足，归纳分析就显得尤为关键，本文在研究金融衍生产品在财务管理中应注意的事项中运用了这种分析方法。
第三，研究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和采取的对策
1、论文写作前期面临思路不清，对论文题目解读不够明确等问题。本人及时与指导教师进行联系，虚心听取___教师的意见，对论文从宏观上有了一个大体的认识，然后在写作中不断完善。
2.论文相关资料的收集比较困难。本人在图书馆查阅很多相关书籍同时经过互联网等途径收集到了很多研究所需的资料。
本篇论文已经完成，总的来说，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学到了许多东西，也积累了不少经验，更进一步丰富了自我的知识。在论文中一些资料表述、论证上存在着不足之处，一些问题还有待进行一步思考和探究，借此答辩机会，期望各位教师能够提出宝贵的意见，指出我的错误和不足之处，我会虚心理解，从而进一步深入学习，使论文得到完善和提高。
我的答辩自述完毕，感激各位教师!
论文答辩自我介绍5
各位教师午时好!
我是来自___专业的___，感激各位教师参加我的答辩，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是《___》，我的指导教师是___。下头我就论文的相关情景向各位教师作一下汇报，恳请各位教师批评指导。
首先我想先介绍一下文章选题的背景和意义：(从研究背景中凸显意义)
1.国外
2.国内
3.现有水平
4.我的论文所讲述的资料
然后我想介绍一下这篇论文的基本结构和资料
1.序言，写了___
2.___
……(在其中说明使用了____模型方法，并得出了____结果)
6.总结，写了___
最终相比其他现有的论文，这篇论文的创新点在于___。
(请先不要介绍论文局限性，等教师问了再说，不要自我给自我挖坑)
以上就是我的毕业论文答辩自述，期望各位评委教师给予评价和指正，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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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共犯关系脱离是共同犯罪理论中的重要内容，但我国刑法理论对此缺乏充分的研究。为了合理地处理实践中出现的共犯关系脱离行为，需要在借鉴国外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从理论上对共犯关系脱离的概念、构成要件和罚则进行合理的界定。关键词：共同犯罪；脱逸；成立要件所谓共同犯罪关系的脱离是指在犯罪过程中，一部分共同犯罪人自动放弃犯意，并终止与其他犯罪人的共犯关系，从而对脱离后其他犯罪人实施的犯罪行为不承担刑事责任的情况。共犯关系脱离所需研究的主要问题是，需具备什么条件脱离者才对其他共犯者的犯罪行为不承担刑事责任。对此，我国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理论界也鲜有人论及。笔者拟对此问题及相关内容加以浅析，以期裨益于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一、共同犯罪关系脱离的成立条件立共同犯罪关系的脱离，有的学者认为须具备以下条件：一是本人放弃共同犯罪的故意；二是本人中止自己的行为；三是为阻止其他正犯者的实行行为或防止结果的发生作出了努力；四是在某些场合让其他行为人知道自己脱离共犯关系。笔者认为，根据以上要件，在某种情况下，无疑会扩大共同犯罪关系脱离的外延，而在有的情况下，则又不适当地缩小了共同犯罪关系脱离的范围。具体说来，首先，论者并没有限制共同犯罪关系脱离的成立阶段。根据论者提出的四要件，在犯罪发展的任一阶段，都可以成立共同犯罪关系的脱离。但是，笔者则认为，在直接实行者着手实行犯罪后，即使一部分共犯人自动放弃犯意，并有脱离共犯关系行为的，也不能解除他们的共犯关系。其次，第三要件即“为阻止其他正犯者的实行行为或防止结果的发生作出了努力”是共同犯罪关系脱离的充分而非必要要件。因为脱离共同犯罪关系可以表现为不同的行为方式。在有的共同犯罪如平等型的共犯关系中，只要有消极的脱离行为即可，而无须实施积极的脱离行为。以上两种情况其实是共同犯罪中止的成立问题。在此需将共同犯罪关系脱离与共同犯罪中止区分开来。前者是指共犯人脱离了共犯关系，因而对他人实施的犯罪行为不承担刑事责任；后者则是指共犯人并没有脱离共犯关系，对他人实施的犯罪行为仍然承担共犯责任，只是应从轻处理。可见，在理论上，两者属于不同的范畴。当然，共犯关系的脱离与共犯的中止有着密切的关系，如两者都发生在犯罪过程中，都是一部分共同犯罪人自动放弃犯意；在表现形式上，一些犯罪中止行为就是一种脱离共犯关系的行为。因此共犯关系的脱离必然有着共同犯罪中止的某些特征，但是它毕竟有着自己的特定构成要素，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成立共犯关系的脱离应具备以下条件：1、发生在直接实行者着手实施犯罪以前。这是成立共犯关系脱离的犯罪阶段要求。关于共犯关系脱离的成立阶段，有的学者认为可以发生在共同犯罪人着手实行犯罪前、直接实行者实行犯罪后以及既遂后的继续犯场合等三个阶段。笔者认为，这是从形式意义上来理解共犯关系脱离的。就脱离者而言，在犯罪的发展过程中甚至犯罪既遂后的继续犯场合，他都可以有脱离共犯关系的意思表示和行为。但是这种脱离行为是否能解除共犯关系尚需要实质地进行判断，即共犯关系的脱离并不是以脱离者单方面的意志为转移的，需要结合共同犯罪关系的实质来认定。一般说来，只要直接实行者已着手实施犯罪，共犯关系就不能解除。因为，根据刑法理论，各共同犯罪人之间已形成共犯关系。如同犯罪既遂后的恢复原状不能改变行为的犯罪性一样，成立共犯关系后就不可能再解除。具体说来，在复杂的共同犯罪中，根据占统治地位的共犯从属性说，教唆犯和帮助犯的犯罪性和可罚性取决于正犯是否已着手实行犯罪。只要正犯已着手实行犯罪，三者就形成了共犯关系。而就共同正犯而言，由于各犯罪人基于意思联络而成为同心一体，因此只要一部分正犯已着手实行犯罪，即使其他正犯没有实施犯罪行为，也不影响共同正犯的成立，即一部分正犯的行为就是共同正犯的行为。这也正是对共同正犯实行“一部行为负全部责任”的理论基础。因此，成立共犯同犯罪关系的脱离必须发生在着手以前。当然在着手后，共犯仍有脱离行为，但这是涉及到是否成立中止犯的问题。2、脱离者必须自动放弃犯意。这是成立共犯关系脱离的主观要求。多数学者对此持肯定态度。但也有论者认为，只要在着手前切断因果关系，即使不是基于任意性，也不影响。笔者认为，既然脱离者在处理上不承担共犯关系责任，那么就应对其成立要件做出严格的限制，即脱离者应自动放弃犯意。但关于自动性，德、日刑法理论上存在着多种观点：主观说认为，由于认识外部的障碍而停止的场合以外，是自动放弃犯意。限定主观说主张只有放弃犯意即后悔而中止的场合，是自动放弃犯意。客观说主张按照社会一般的观念，以客观的判断为标准认定障碍的性质。折衷说主张在一般经验上对意思给予强制影响的情况为动机以外的场合是自动放弃犯意。通说认为折衷说比较妥当。我国理论界关于自动性的观点比较一致。一般认为是指在行为人能够将犯罪进行到底的情况下，基于本人的意志而停止犯罪行为。这表明只要行为人主观上认为自己能够完成犯罪，即使客观上难以完成犯罪，也不影响自动性的成立。3、行为人必须有脱离共犯关系的行为。这是成立共犯关系脱离的实质性要件。何谓脱离行为?笔者认为，应以是否切断脱离者已经实施的加功行为与此后其他共犯者的行为或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为原则。只有切断了与此后其他共犯者的行为或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脱离者才不负共犯刑事责任。基于这一原则，根据表现形式的不同，可将脱离行为分为消极的脱离行为与积极的脱离行为。前者是指脱离者将脱离共犯关系的意思传达给对方，或者单纯地撤回自己的加功如帮助者将其提供的工具索回，就成立共犯关系的脱离。这种脱离行为一般是针对平等型的共同犯罪人即共同犯罪人之间不存在领导、制约关系。如普通的共同正犯，或在共同犯罪中处于被动、消极地位的帮助犯、胁从犯以及犯罪集团中的一般参加者等。由于这些犯罪人对犯罪的实施并不起主导、支配地位，因此只要消极地将脱离共犯关系的意思传达给对方或者单纯地撤回自己的加功，一般就可以消除自己的加功行为对正犯的影响。内心的脱离或单方面的脱离是不能成立共犯关系脱离的。因为二人以上基于实行一定犯罪目的而成为同心一体。如果某一共同犯罪人有脱离共犯关系的意思，但是却并没有传达给其他共犯人，那么对于其他共犯人来说，这种同心一体的联系仍然存在。当他实行犯罪时，与脱离者也依旧存在着心理上或精神上的因果联络。因此只有将脱离共犯的意思传达给其他共犯人，这种同心一体才能解体。对于传达脱离的方式，通常是以明示的方式做出的，如明确告诉对方自己决定从犯罪活动中退出来，并中止了犯罪行为。对于以默示的方式表达脱离犯罪活动的意思，如从犯罪现场离去、帮助者没有按约定提供工具或出现在现场，如果同时符合其他条件，也不失为一种脱离行为。日本的一些判例就肯定了这一方式。例如共谋强盗并实施了预备行为后，其中一人悔悟，从犯罪现场离去。对于这一案例，福冈高级法院昭和28年1月12日判决认为：虽然行为人既没有阻止其他共谋者的犯罪行为，也没有明确表示脱离的意思，但是当剩余的共犯者不仅认识到了脱离者的脱离事实，而且认识到只能由自己来完成共谋的犯罪事实时，可以说共谋者接受脱离者默示的意思。因此脱离者只对当初共谋的强盗预备负刑事责任，而不承担强盗共同正犯的刑事责任。所谓积极的脱离行为就是指脱离者采取措施阻止他人犯罪或为此做出了真挚努力的。这种脱离行为是针对支配型的共同犯罪人而言的，即在共同犯罪中起着领导、指挥、主动等地位或作用的共同犯罪人，如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教唆犯等。由于这类犯罪在共同犯罪中起支配作用，因此不同于一般的共同犯罪人，只要单纯地将自己脱离共犯关系的意思传达给其他共犯人就可以脱离共犯关系，他们还必须采取积极的作为将自己给予犯罪实行的效果予以消除才能成立共犯关系的脱离。从国外的立法规定及司法实践来看，将下列行为认定为积极的脱离行为：(1)使其他共犯者确定地放弃犯意。如日本1976年松江地方法院的判决“当脱离者作为共谋者团体的头目可以强制支配其他共谋者的地位时，倘若脱离者没有恢复到不存在共谋关系的状态，就不能说解除了共谋关系。确定地放弃犯意是否要求其他共犯者必须真正放弃犯意。”笔者认为只要其他共犯者答应放弃犯意即可。至于是否真正地放弃犯意并不影响行为人脱离共犯关系。因为脱离者已将自己给予犯罪实行的效果予以消除。(2)向国家有关机关告发、举报的，如俄罗斯刑法第205条规定，参与准备实施恐怖行为的人员，如果及时提前报告权力机关或采取其他措施预防恐怖行为的发生，如果其行为没有别的犯罪构成则免除刑事责任。这种行为既可以作为第一种行为失败后实施的一种补救行为，也可以单独实施。(3)其他阻止犯罪实行的行为，如向被害人通报等。二、脱离共同犯罪关系者的处罚对于脱离后其他犯罪者实施的犯罪行为，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脱离者不承担共犯责任，这与共犯处罚的根据密切相关。关于共犯处罚的根据，理论上有责任共犯说、行为价值惹起说、惹起说等不同观点。虽然观点聚讼，但在对待脱离者的刑事责任上，则无论根据哪一种理论，都可以得出脱离者不对他的犯罪行为负共犯责任的结论。如惹起说认为共犯之所以处罚是因为与共犯者共同惹起犯罪结果。根据这一理论，在共犯关系脱离的情况下，脱离者不仅与其他共犯者解除了意思联络，而且给予他人实行犯罪的效果予以消除。因此与正犯惹起的犯罪结果就不存在因果关系，从而也不对其承担共犯责任。对于脱离者脱离前的行为，从司法实践与有关国家的刑法规定来看，一般也是免予处罚的。这有理论上的依据和刑事政策上的考虑。从理论上来说，脱离者的行为是着手前的预备或阴谋行为，对法益的侵害并无实质的危险，同时脱离者又系自动放弃犯意，主观恶性较小。根据犯罪构成理论的要求，对于情节显著轻微的，不应作为犯罪处理；对于构成犯罪的，也应当从轻处罚。从刑事政策上来说，这样处理无疑是给犯罪者“架设后退的金桥”(李斯特语)，对于鼓励犯人改过自新，瓦解、分化和打击犯罪组织显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然并不是说脱离者可以完全不负刑事责任。笔者认为，结合具体案情，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给予适当的处罚：(1)预备行为构成犯罪的。如甲、乙为了抢劫成功，事先各自购买了枪支。但在实施抢劫前，甲因惧怕而放弃犯意，并没有参加抢劫。甲的行为构成菲法买卖枪支罪。(2)共谋实行重大的犯罪活动，并进行了预备活动。如共谋抢劫国家金融机关、爆炸国家重要设施、部门等。是否属于“重大”的犯罪，应综合考虑犯罪的性质、使用的犯罪方法等。(3)为阻止他人实行犯罪做出了诚挚的努力，但并没有真正阻止他人实行犯罪者。如被教唆者虽然答应放弃犯意，但是仍然实施了教唆的犯罪的。须注意的是，即使是应追究以上行为的刑事责任，也应从轻处理。即将共犯者的脱离作为从轻处理的情节，在量刑时予以考虑。三、共同犯罪关系脱离的立法评价从世界各国刑法规定来看，多数国家对共犯关系的脱离没有作明文规定，只是司法实践中的解释问题，如日本。但是也有一些国家对共犯关系脱离的条件及责任作了规定。概括起来，大致有三种立法方式：一是规定在总则中，如美国模范刑法典。该法第206条第6项第C款规定，在实行犯罪之前，终止共犯关系且将共犯关系给予实行犯罪之效果完全予以消灭或给予执法机关适时警告或以其他方式阻止其罪之实行作适当的努力，不能作为他人所实行之罪之共犯。第503条第6、7项规定，行为者共谋实行实质犯罪后，在能确认其在完全而自动放弃犯罪目的的状况下，阻止共谋目的之达成，即为积极抗辩。共谋者之一，纵有废弃其合意，如未将合意之废弃告知共谋之对方，或向法律执行机关申告共谋之存在以及自己为共谋之一员时，对该人之关系上，不得认为共谋已终结。二是规定在分则，这是针对特定的共同犯罪制定的。如法国1994年刑法典第422条规定，恐怖活动之正犯或共犯，如其告知行政当局或司法当局，从而得以制止犯罪行为，或者得以避免犯罪造成人员残废或永久性残疾，且在相应场合，得以侦破其他犯罪的，其所受自由刑减半。三是总、分则结合式。即既在总则中作出一般性规定，同时又对分则中的特殊的共同犯罪专门作出规定。这种立法体例为多数国家刑法所采纳。如1976年的西德刑法典第31条规定：犯罪之不发生，非由于中止者之所致，或犯罪之发生，与中止以前加功行为无关者，如中止者确曾因己意而尽力谋犯罪之防止，亦足免罚。同时分则第129条对脱离犯罪集团作了规定，如自动将其所知犯罪行为之计划，于尚可阻止其实施之适当时机内报告官署者，法院得依其判断减轻或免除。此外，1997年的俄罗斯刑法典也采纳了这一立法体例。综观各国关于分则的规定，可以发现有以下特点：(1)其适用对象是有组织的共同犯罪，特别是恐怖活动组织犯罪；(2)客观上必须是积极的脱离行为；(3)在处罚上，从宽有两个层次：一是从犯罪组织中退出来则给予从轻处罚，二是如果他们对侦查予以积极帮助的则对其免除处罚。在分则中针对特定的共同犯罪另作专门规定是伴随着有组织犯罪的猖獗而采取的一项策略。实践证明，奖赏脱离者或称“悔过者”的刑事政策在侦查期间打击最为恐怖的有组织犯罪形式是极为有用的。“悔过者”或更确切地说司法机关的合作者，在与通常的有组织犯罪特别是黑手党犯罪的斗争中无疑是有意义的。我国的1979年刑法和1997年刑法都没有对共犯关系的脱离作出明文规定。但是根据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这种情形可以按预备犯的中止犯处罚。这样看来，提出共犯关系脱离的概念似乎意义并不大。因为与国外的刑法规定不同，在我国对于预备犯原则上是可罚的，而且中止犯不仅可以发生在实行阶段，在预备阶段也能成立。所以，外国刑法中的关于共犯关系脱离的情形，依据我国刑法规定，其实是共犯中止犯的问题。但是，从刑事立法的科学性出发，笔者认为，在理论上还是有必要将共犯关系脱离作为共犯论体系的一个独立范畴予以研究。因为共犯关系脱离之所以不适合我国主要在于我国刑法对预备犯的规定过于宽泛。首先，我国刑法原则上处罚一切预备犯；其次，我国刑法并未限定预备犯的成立范围，不仅包括自己预备，也包括他人预备。这样共犯就有成立预备犯并受到处罚的可能。然而，在目前各国刑事立法中，多数国家是将预备犯的处罚严格限制在少数严重的犯罪中，即预备犯原则上不处罚，如法国、日本、韩国、德国。同时在理论上，多数学者也主张预备犯只能以自身的行为为前提，他人预备行为不能包括在预备行为中。可见，我国刑法对预备犯的处罚是相当严厉的，“这不仅不符合实际情况，而且也与国际上通行的做法不一致”。因此，一些学者提出了应改进我国关于预备犯的立法，即只处罚少数严重的犯罪的预备行为。笔者赞同这一见解。若从这一立场出发，则提出共犯关系脱离的概念就具有了刑事立法上的根据。不仅如此，提出共犯关系脱离的概念更有理论上的合理性。举一不恰当的比喻来说，共犯关系犹如民法上的合伙，有其成立、变更、撤销的情形。因此，在共犯的本体论中，应包括共犯关系成立即共同犯罪的成立、共犯关系的变更如实行过限、共犯关系脱离等内容。因此，将共犯关系脱离作为一个独立的范畴予以研究，可以推动我国共同犯罪理论的发展和完善。最后，从性质上看，共同犯罪关系的脱离的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都小于共同犯罪中止，是一种应当从宽处罚的量刑情节。因此，将共犯关系脱离在立法上予以明文化，不但可以增强司法操作性，而且能发挥刑法的行为规制机能，同时也使刑法关于共犯的规定更趋完善。那么，在上述三种立法体例中，哪一种立法体例比较适当?仅在总则中做出一般性的规定，固然具有其长处，但是由于没有区别对待不同的共同犯罪形式，必将不利于打击、分化和瓦解有组织犯罪，毕竟有组织犯罪的惩治是当前刑事司法工作的重点；分则性规定虽然突出了对有组织犯罪的惩治，但是对于一般共同犯罪缺乏规定。比较起来，总、分则结合式就比较可取。它可以克服两者的缺陷，同时又取两者之长。这种立法体已为新近制定或修订的刑法采纳。具体言之，一方面在总则中规定着手前脱离共犯关系的，免予或减轻处罚；另一方面，对于分则中第一百二十条组织、领导、积极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犯罪、第二百九十四条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规定特殊脱离行为，即实施恐怖活动犯罪或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者，在逮捕或追诉之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受处罚：(1)解散或决定解散犯罪组织的；(2)不是发起者或首要分子，并且退出该组织的；(3)以任何方式阻止犯罪集团犯罪的。仅供参考，原创进空间问
指的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即前因产生后果。
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指危害行为规律性地引起某种危害结果地的在联系。它与哲学上的因果关系一样都具有客观性，相对性，时间序列性，复杂性，多样性等特征。但是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又具有其特殊性：首先，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的范围具有特定性，只有引起危害结果发生的原因才是原因，只有行为引起的危害结果才是结果。其次，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的作用具有单向性，即只研究行为对结果的单向作用。再次，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的内容的法定性，即是法律规定的特定的发展过程，而不是一种简单的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如敲诈勒索罪，必须是由于行为人的恐吓行为，使被害人产生畏惧心理，从而做出又瑕疵的财产处分行为，向行为人交付财物。如果行为人实施了恐吓行为，但被害人并没有因此产生害怕心理，只是基于怜悯之心而提供财物时，则恐吓行为与被害人提供财物之间不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只成立敲诈勒索的未遂。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包括偶然的因果关系和必然的因果关系。当危害行为中包含了危害结果产生的依据，并合乎规律地产生了危害结果，为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就是必然因果关系。当危害行为本身并不包含危害结果产生的依据，但在其发展中，偶然介入其他因素并由介入因素合乎规律地产生了危害结果，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就是偶然因果关系。例如，甲把乙打成重伤，医生说必死无疑，丙就把乙的氧气拔掉，乙因窒息死亡。－－这是一种行为引起一种结果，由实在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变。此时甲的打人行为与乙的死亡为偶然因果关系，丙拔氧气的行为与乙的死亡为必然因果关系。刑法上地因果关系有的是作为构成要件，有的只是影响刑事责任程度。行为与结果之间有了因果关系行为人不一定要负刑事责任，但负了刑事责任就一定有因果关系。
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指实行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刑法因果关系决定了某一危害结果是否可以在客观上归责于行为人的行为(行为人对该结果承担责任)，意义重大，而我国刑法理论界对刑法因果关系的认识存在分歧，因此有必要展开探讨。刑法因果关系的特征刑法因果关系所具有的特征，影响对因果关系的判断与认定。1. 时间顺序性。原因(行为)在前，结果在后。一旦查明了危害结果的发生时间，就不能将结果归因于结果发生之后实施的行为。2. 复杂性。刑法因果关系不仅存在一因一果的情形，有时也表现为一因多果、多因一果或多因多果。3. 相对性。刑法因果关系判断的两个阶段(因果构造)是：首先，针对结果，确定是哪个或哪些行为所致(可归因的行为)。然后，针对该行为或该数行为，确定是否归责(可归责的行为)。刑法因果关系是事实因果关系和法律因果关系两个层面的结合。4. 确定性。结果确实是由行为所引起。如果因果关系无法查明，应坚持“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否定因果关系的存在。5. 特定性。因果“关系”是行为与结果的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行为是指实行行为，比如，为了早日继承财产而劝说被继承人乘坐飞机或者雨天散步，希望其发生交通事故或遭雷击。即使造成死亡，由于劝说行为不是杀人的实行行为而直接出罪。6. 现实性。刑法因果关系探讨的是已发生的行为与结果的关系，是现实且具体的。危害结果是指现实具体的结果。比如，某罪犯即将被执行死刑，被害人家属冲破障碍，自己扣动扳机杀死了罪犯。不能以罪犯要被执行死刑为由，否定家属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7. 客观性。刑法因果关系是行为与结果的关系，属于犯罪客观方面的内容，行为、结果及其关系都具有客观性。因此，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应坚持客观说立场。比如，甲以伤害故意对乙实施了一般只会造成伤害结果的行为，但甲没有料到乙是特殊体质的人，结果造成乙死亡。甲的行为与乙的死亡结果之间应存在刑法因果关系，即死亡结果客观上归责于甲的行为。当然，行为人最终是否要对结果承担刑事责任，还要进行责任判断。犯罪成立的判断应体现层次性，顺序是先客观不法，后主观责任。刑法因果关系属于客观不法的范畴，主观责任方面可以排除甲对死亡结果的认识可能性，因此仅成立普通的故意伤害罪，而不是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的结果加重犯。8. 个罪行为特征(因果构造)的特殊性。有些犯罪的因果关系表现为特定的发展过程。比如，罪的因果构造为：行为人实施欺行为——被害人认识错误——处分财产。假如行为人实施了欺行为，被害人识破真相，没有陷入认识错误，而基于对行为人的可怜交付了财物，该结果与欺行为之间就不符合罪的因果构造，不能将结果归责于行为，行为人仅成立罪未遂。另外，有些犯罪的结果与行为之间必须具备“直接性”要件。比如，被强奸的妇女羞愤自杀；美貌女子被泼浓硫酸，难以接受毁容打击而自杀等。这不能让行为人承担强奸罪“致使被害人死亡”、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的结果加重犯的刑事责任(强奸罪可以评价为“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结果加重犯)。因果关系的特殊情形及处理1. 被害人疾病或特殊体质的处理。犯罪行为过程中通常存在介入因素，如被害人行为、第三者行为、自然或社会因素，这时需要考虑行为导致结果发生的危险性大小，介入因素本身的异常性大小，介入因素对结果发生的作用大小，介入因素是否行为人的管辖范围等。笔者认为，介入因素一般是实施犯罪行为后，产生、出现或加入的情况。被害人的疾病或特殊体质不属于介入因素，而是行为时存在的特定条件或环境。这种情况下导致结果发生的，应肯定存在刑法因果关系。因此，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不在于介入因素本身是否有通常性或异常性，而是该因素出现于行为之后、结果发生之前的特定时空时，是否有通常性或异常性。有通常性的，可以认定行为人的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刑法因果关系；是异常性的因素，则否定刑法因果关系的存在。2. 竞合的因果关系的处理。这是指行为单独可以导致结果发生的情形。笔者认为，应区分行为的性质或类型：其一，数行为可以叠加发挥效果，都不会立即导致危害结果，但合力使结果提前发生。这属于“多因一果”，但不管能否查明行为先后，都肯定各行为人的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刑法因果关系，成立犯罪既遂。其二，无法叠加发挥效果，有的行为不立即导致危害结果，有的行为立即导致结果。比如，投放足够剂量的毒药，被害人服用后、药性发作前，被他人开枪射死。刑法因果关系具有现实性的特征，死亡结果实际上是由开枪者造成的，开枪者构成故意杀人罪既遂。投毒者事先着手实施了足以致人死亡的投毒行为，只不过因其他行为人开枪这一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没有发生毒死他人的结果。死亡结果不能归责于投毒者，投毒者构成故意杀人罪未遂。其三，无法叠加发挥效果，数行为都可立即导致危害结果的。比如，被害人头部、心脏中枪的致命射击。先行为肯定是致死原因，构成故意杀人罪既遂；后行为是不能犯，射击的是先行为已经杀死的人的尸体，因此后行为与死亡结果不具有刑法因果关系。这种情形下，查明行为先后至关重要：能够查清先后的，肯定先行为的刑法因果关系，否定后行为的因果关系；恰好同时发生的，都肯定刑法因果关系；无法查清先后的，应根据“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都否定刑法因果关系。3. 重叠的因果关系的处理。这是指行为单独不能导致结果发生，合力才导致结果发生的情形。比如，甲、乙分别向丙的食物中投入致死量50%的毒药。笔者认为，对此都应否定刑法因果关系。由于单独投放致死量50%毒药的行为不能导致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因此各行为人的行为与死亡结果不具有刑法因果关系。也就是说，该情形只满足了刑法因果关系判断中的第一个阶段(事实因果关系)，却没有满足第二个阶段(法律因果关系)。因此，各行为人仅构成故意杀人罪未遂。而以下两种情形中，对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有所不同:其一，如果甲、乙是共同犯罪，无疑都具有刑法因果关系，构成故意杀人罪既遂；其二，不是共同犯罪的情况下，如果后行为人对前行为人的投毒行为知情的，对前行为人否定刑法因果关系，对后行为人则认定存在刑法因果关系。作者：张开骏(上海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来源：检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