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草纲目》记载：苦荞性味苦、平、寒，实肠胃，益气力，续精神，利耳目，能练五脏滓秽，降气宽肠，磨积滞，消热肿风痛，除万浊，脾积泄泻等功效。总的来讲，苦荞茶较为突出的功效有几点：软化心脑血管、降三高、调理肠胃、排毒养颜。
有记录的，《本草纲目》中记载：苦荞麦性味苦、平寒，有益气力，续精神，利耳目，有降气宽肠健胃的作用。不光《本草纲目》，《中药大辞典》、《备急千金要方》等专著，对苦荞的食用和药用价值均明确阐述，认为苦荞是“药食同源”的优良作物。现代“世界苦荞之父”林汝法教授提出：“雁门苦荞是世界上最好的苦荞，世界苦荞在中国，中国苦荞在山西，山西苦荞在雁门清高”的说法。对苦荞还有需要了解的，可以在百度里搜雁门清高了解。记得给分哦，都是一个字一个字打上来的~
谷部·苦荞麦
作者：李时珍
释名苦荞麻出南方，春社前后种之。
气味甘苦，小毒。多食伤胃，发风动气，能发诸病，黄疾人尤当禁之。
主治作饭食。
附方明目枕：苦荞麦、黑豆皮、绿豆皮、决明子、菊花、同作枕，到老明目。
功能主治理气止痛，健脾利湿。用于胃痛，消化不良，腰腿疼痛，跌打损伤。[5]作用1.抗氧化，清除体内自由基，延缓衰老，预防和治疗肿瘤、癌症2.预防和治疗心脑血管疾病，对动脉硬化、冠心病、心肌梗塞、脑梗塞、脑出血、中风有效3.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4.辅助治疗糖尿病，是糖尿病患者主粮的最佳选择5.促进眼部血液微循环，增进视力，对糖尿病患者视网膜病变有效6.开胃健脾、通便润肠、治疗慢性泄泻、疗胃炎，对胃酸过多有抑制作用，适合有胃溃疡史的患者食用；“莰菲醇”，有抑制幽门螺旋杆菌(一种能引起胃溃疡的细菌)的作用7.消炎、止咳、祛痰、平喘；桑色素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痢疾杆菌和伤寒杆菌有较强的抗菌作用。桑色素50ug/ml有抗疱疹病毒的作用，8.治疗烧伤、创伤9.治疗牙龈出血、口腔溃疡10.治疗胆结石11.治疗贫血12.可安神、活气血、清热肿风痛，《齐民要术》记载：“头风畏冷者，以面汤和粉为饼，更令罨出汗，虽数十年亦愈。”13.具有减肥美容、排毒养颜的功效药食同源祖国医学《本草纲目》记载：苦荞麦性味苦、平、寒、有小毒；时针说：苦荞是粮食中最差的，只能救饥荒年。在《千金要方》、《中药大辞典》及相关文献中对苦荞都有记载：可安神、活气血、降气宽肠、清热肿风痛、祛积化滞、清肠、润肠、通便、止咳、平喘、抗炎、抗过敏、强心、减肥、美容等功效。现代临床医学观察表明，苦荞麦面具有降血糖、降血脂，增强人体免疫力、疗胃疾、除湿解毒、治肾炎、蚀体内恶肉的功效，对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中风、胃病患者都有辅助治疗作用。
苦荞麦属蓼科双子叶植物，俗称苦荞，学名鞑靼荞麦。苦荞麦喜凉爽，耐瘠薄，多生长在高寒山区，籽粒供食用。它在世界上主要分布在我国西南山区，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是苦荞麦的主要产区和起源地之一。彝族同胞长期以苦荞麦为主食，身体健壮，肌肤红润，很少有人患有高血压。
祖国医学《本草纲目》记载：苦荞麦性味苦、平、寒，有益气力，续精神，利耳目，有降气宽肠健胃的作用。现代临床医学观察表明，苦荞麦及其制品具有降血糖、降血脂，增强人体免疫力的作用，对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中风等病人都有辅助治疗作用。
这些作用都与苦荞麦中含有的营养成分有关。据科学工作者证实，苦荞麦中含有黄酮类物质，其主要成分为芦丁。
芦丁含量占总黄酮的70%-90%，芦丁又名芸香甙、维生素P，具有降低毛细血管脆性，改善微循环的作用，在临床上主要用于糖尿病、高血压的辅助治疗。苦荞--七大营养素完全集于一身，不是药，不是保健品，是能当饭吃的食品，却有着卓越的营养保健价值和非凡的食疗功效。
它不属禾本科，而属蓼科，与人们所熟悉的“何首乌、大黄”等是亲兄弟，是国际粮农组织公认的优秀粮药兼用粮种，是我国药食同源文化的典型体现。苦荞被誉为“五谷之王”，三降食品（降血压，降血糖，降血脂）。出产于高寒山区，绿色天然，纯净无染。
功效与作用
1、净化血液、改善血液循环，降低血压芸香甙可抑制体内的磷酸二酯酶的活动，避免血小板凝集。它有助净化血液和改善血液循环。此外，它亦有保护血小板脂肪过氧化的功能，能帮助患高血压的人士保持健康的血压。
2、保护微血管，降低血脂及预防脑中风芸香甙可抑制脂肪氧合酵素(lipoxygenase)和前列腺素合成酶素(prostaglandin synthase)的活性，以防止血管变得脆弱，特别是微血管。它同时具有强化血管的功能，可降低瘀伤、也可降血压和血脂及预防脑中风。
3、预防糖尿病并发症鞑靼荞麦中同时具有一特殊化合物六磷酸肌醇(D-chiro-inositol)，能发挥与胰岛素相仿的作用，有效降低血糖。鞑靼荞麦可以防止或抑制醛糖还原酶的活动，有助延迟或预防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
4、美容养颜，减少细纹芸香甙可帮助身体吸收并充分利用维生素C，也可以防止细胞受到自由基的破坏。另外，此成分亦可保持体内的胶原蛋白水平以减少皱纹和细纹的产生。
5、清除体内垃圾，减轻体重鞑靼荞麦茶所含的可溶性纤维量远高于其它禾谷类作物，其含量是稻米的4 倍、小麦的2.7倍、玉米的1.1倍及甜荞的1.6倍。膳食纤维的摄取能提供饱足感和减缓消化速度以减低食欲，避免过量进食，因此，它可以帮助减轻体重。此外，它还可促进肠胃蠕动，帮助疏解便秘的问题，有助清除肠胃内积滞之食物。
6、预防胆结石，降低胆固醇鞑靼荞麦茶的可溶性纤维也可降低胆汁的累积以避免胆石的形成。一项美国胃肠病论文显示：摄取大量的膳食纤维可降低罹患胆结石的机率！以胶质状的葡萄聚糖为主的膳食纤维，能减缓体内的葡萄糖水平在饭后快速地上升，有效预防糖尿病。另外，膳食纤维也可帮助控制体内胆固醇的水平。
优劣辨别
外观：好的苦荞茶外观应为黄绿色，且大小均匀、没有色差，反之颜色发白或者颜色深浅不一则为次品。
其中，药丸形状的最好，因为球形的表面积最大，在冲泡的时候更容易释放出有效成分。另外，不要以为黑苦荞麦得名是因为它的壳是黑色的，里面的芯依然是黄绿色的。
市场上充斥很多劣质苦荞，存在硫熏、重金属超标、细菌超标等问题，建议选择陈志谦苦荞茶这些知名品牌，规避质量问题。苦荞加工以后得到的普通黑苦荞茶是棕黄色的，全胚芽黑苦荞茶的颜色略深，是棕褐色的。
味道：好茶应是用工艺本身发挥苦荞本色荞麦香味，而不是用其它添加剂和化学助剂来调制香味。好的苦荞茶是纯荞麦香，反之有其它类型香味或异味则为次品。制作过程中都要经过烘烤这个程序，适度的烘烤可以促进黑苦荞麦生物类黄酮的转换，提高芦丁的含量，质量上乘的黑苦荞茶的味道是一种清新的麦香味，但一定不能有“糊味”，有的话一定是烘烤过度了，不能吃的。
原料：苦荞茶有的是用苦荞麦做的，有的是用黑苦荞麦做的。黑苦荞麦的有效成分是普通苦荞麦的3~5倍，用黑苦荞麦做的“黑苦荞茶”肯定比普通苦荞麦做的“苦荞茶”好。而黑苦荞茶又可分为全粉黑苦荞、麸皮黑苦荞、胚芽黑苦荞及全株黑苦荞。
但是，“芦丁”、“硒”在胚芽里面含量最高，氨基酸、膳食纤维在胚芽里面含量也高，而所谓全株茶就是用苦荞麦的根、茎、叶等本来应该丢弃的部分做的，这些叶子放在一起很容易腐烂，加工不及时肯定会坏掉，而且只能在苦荞麦收割的时候获得。所以原料是胚芽的黑苦荞茶更好。
主要成分
芦丁：具有维持毛细血管通透性的作用，适用于防治高血脂、高血压和糖尿病等。
纤维素：可防治肥胖，消化脂肪，对高血压、高血脂、便秘有积极作用。
微量元素：可提高人体内必需的元素含量，起到保护肝肾、造血和增强免疫力的作用，也有益于提高智力，保持心血管正常，降低胆固醇。如铜可防治营养性贫血，
氨基酸：尤其是其中的胱基酸和半胱基酸，有较高的放射性保护作用。叶绿素：均衡人体营养，提高整体免疫力
苦荞麦的功效与作用
功能主治理气止痛，健脾利湿。用于胃痛，消化不良，腰腿疼痛，跌打损伤。
作用
1.抗氧化，清除体内自由基，延缓衰老，
2.预防和治疗心脑血管疾病，对动脉硬化、冠心病、心肌梗塞、脑梗塞、脑出血、中风有效
3.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
4.辅助治疗糖尿病，是糖尿病患者主粮的最佳选择
5.促进眼部血液微循环，增进视力，对糖尿病患者视网膜病变有效
6.开胃健脾、通便润肠、治疗慢性泄泻、疗胃炎，对胃酸过多有抑制作用，适合有胃溃疡史的患者食用；“莰菲醇”，有抑制幽门螺旋杆菌(一种能引起胃溃疡的细菌)的作用
7.消炎、止咳、祛痰、平喘；桑色素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痢疾杆菌和伤寒杆菌有较强的抗菌作用。桑色素50ug/ml有抗疱疹病毒的作用，
8.治疗烧伤、创伤
9.治疗牙龈出血、口腔溃疡
10.治疗胆结石
11.治疗贫血
12.可安神、活气血、清热肿风痛，《齐民要术》记载：“头风畏冷者，以面汤和粉为饼，更令罨出汗，虽数十年亦愈。”
13.具有减肥美容、排毒养颜的功效药食同源祖国医学《本草纲目》记载：苦荞麦性味苦、平、寒、有小毒；时针说：苦荞是粮食中最差的，只能救饥荒年。
在《千金要方》、《中药大辞典》及相关文献中对苦荞都有记载：可安神、活气血、降气宽肠、清热肿风痛、祛积化滞、清肠、润肠、通便、止咳、平喘、抗炎、抗过敏、强心、减肥、美容等功效。
现代临床医学观察表明，苦荞麦面具有降血糖、降血脂，增强人体免疫力、疗胃疾、除湿解毒、治肾炎、蚀体内恶肉的功效，对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中风、胃病患者都有辅助治疗作用。
苦荞有什么作用？
苦荞麦首先是可以作用于内分泌的情况的，可以对于身体的血糖情况进行一定的降低。因为苦荞麦中一般都包含了生物类黄酮，这种物质可以促进身体中的胰岛β细胞的恢复情况，可以帮助降低血糖，以及缓解胆固醇的沉积，以及醛糖还原酶也可以一直，所以可以治疗糖尿病的。第二个是苦荞麦是可以治疗心血管疾病的，尤其是可以缓解心律失调，心绞痛，心肌梗塞等心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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荞麦皮养花需要发酵，发酵后，植株能够更好的吸收荞麦皮的营养物质，还能避免植株感染病菌，有利于植株的生长。若是不发酵，需要给荞麦皮消毒，否则植株会受病菌侵害。消毒后，可将荞麦皮埋在盆土中，可使土壤疏松，有利于植株生长。
荞麦皮是荞麦的外壳，颜色为灰褐色或是黑色，可以用其种养花卉植物，不过需要发酵。荞麦皮发酵后，将其添加到土壤中，有利于植株根系的生长，还能增强土壤的透气性。若是不发酵，营养物质不容易被植物吸收，还会感染细菌，诱发病虫害。
若是不发酵，直接使用荞麦皮养花，在使用前，要给荞麦皮消毒。可将其放在阳光下暴晒2～3天，也可以使用杀菌药剂给其消毒。消毒后，可将其埋在盆土中，后期荞麦皮会自行发酵，散发出来的营养物质，能够促进植株根系和枝叶的生长。
荞麦皮的颗粒较大，将其捣碎后，可适量的加入土壤中，能够使土壤更加透气，有利于根系的呼吸和伸展。荞麦皮营养丰富，能够使植株的根系更加粗壮，叶片更加鲜绿。在土壤中加入适量的荞麦皮，土壤更加疏松，可避免出现结块的现象。
除了荞麦皮，豆壳、果皮或动物的粪便富含大量的腐殖质，在经过发酵后，也能种养花卉植物。将其添加到盆土中，能够为植株提供营养，有利于植株根系的生长。花卉植物在养护期间，需要给其施加肥料，肥料以含有氮磷钾的复合肥为主。
植物着丝粒是基因组中进化最剧烈、结构最复杂的区域，在物种形成和分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大多数植物着丝粒结构复杂，主要是由高度重复的卫星DNA （satellite）以及中间穿插的反转座子序列 (CR) 组成，其中着丝粒satellite序列单元长度主要集中在150 – 180 bp之间，例如水稻CentO和玉米CentC序列，多年前已经发现并用于着丝粒结构与功能研究（Comai et al., 2017）。 普通小麦是重要的粮食作物，经过两次远缘杂交和多倍化过程，是染色体组进化及多倍体二倍化研究的模式材料。 然而普通小麦基因组巨大，90%以上的序列均是高度的重复序列，给小麦研究带来巨大的挑战（Marcussen et al., 2014）。 前期对小麦着丝粒的研究基本局限于通过筛选着丝粒BAC等手段，获得某些着丝粒序列（Liu et al., 2008; Li et al., 2013）。 对小麦着丝粒全面解析，包括小麦着丝粒DNA序列组成（尤其是功能性satellite序列）、结构以及其在基因组形成和进化过程中的动态变化及对多倍化适应的分子机制目前基本不清楚。
韩方普研究组长期从事植物着丝粒的遗传和表观遗传学研究。 前期在小麦非整倍体及其野生近缘种杂交后代观察到丰富的着丝粒变异现象，染色体重排诱导着丝粒序列减少、丢失、扩增、新着丝粒以及多着丝粒形成，不稳定的着丝粒可能造成染色体频繁的断裂和接合，暗示着丝粒在异源多倍体小麦物种形成过程潜在的功能 （Guo et al., 2016）。近年来随着小麦参考基因组的逐渐公布，对小麦着丝粒进行全面的解析成为可能（Avni et al., 2017; Luo et al., 2017; (IWGSC), 2018; Ling et al., 2018),）。
1. 我们利用之前发表的中国春小麦着丝粒表观标记CENH3抗体的ChIP数据，重新比对到最新的中国春参考基因组上，确定了小麦着丝粒大小及位置（图1A）。 在小麦中发现两类着丝粒特异的串联重复序列，和CENH3核小体结合，分别在其二倍体供体B和D亚基因组着丝粒富集分布（图1B）。与二倍体供体着丝粒特异satellite序列的信号强度相比，在普通小麦中这些序列的拷贝数明显减少，FISH信号明显减弱，甚至在某些着丝粒上已经完全丢失satellite序列（图1B）。与传统着丝粒的串联重复序列单元大小150-180 bp不同，小麦着丝粒satellite序列单元大小超过500-bp，序列上包含多个特定的CENH3结合位点，表现出周期性CENH3结合特点（图1C）。
图1 小麦着丝粒串联重复序列在不同亚基因组之间的分布
2. 随后系统进化树分析表明小麦着丝粒串联重复序列在不同亚基因组间发生分化（图2A），更同质的串联重复序列保持和CENH3核小体的结合（图2B），在小麦多倍化过程中，从二倍体到四倍体再到六倍体，着丝粒特异satellite序列在每个亚基因组上其遗传多样性明显增加（图2C） 。最后比较不同倍性小麦着丝粒位置、基因共线性以及表达等情况发现，多倍化过程中小麦着丝粒结构发生重排，基因位置和表达水平发生变化，着丝粒串联重复序列发生局部扩增（图1B）。异源六倍体小麦着丝粒在不同亚基因组之间的不对称性可能参与小麦减数分裂过程同源染色体的配对，促使多倍体小麦的稳定传递。
图2 小麦着丝粒特异satellite序列亚基因组不同区域序列相似度
该论文于2019年7月16日在线发表于 《The Plant Cell》 上，题为“Centromere Satellite Repeats Have Undergone Rapid Changes in Polyploid Wheat Subgenomes” （doi.org/10.1105/tpc.19.00133），韩方普研究组已毕业博士研究生苏汉东和刘亚林为该文章的共同第一作者，韩方普研究员为通讯作者。该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项目的资助。
参考文献
Avni, R., Nave, M., et al., (2017). Wild emmer genome architecture and diversity elucidate wheat evolution and domestication. Science 357, 93-97.
Comai, L., Maheshwari, S., and Marimuthu, M.P.A. (2017). Plant centromeres. Curr. Opin. Plant Biol. 36, 158-167.
(IWGSC), I.W.G.S.C. (2018). Shifting the limits in wheat research and breeding using a fully annotated reference genome. Science 361(6403).
Li, B., Choulet, F., Heng, Y., Hao, W., Paux, E., Liu, Z., Yue, W., Jin, W., Feuillet, C., and Zhang, X. (2013). Wheat centromeric retrotransposons: the new ones take a major role in centromeric structure. Plant J. 73, 952-965.
Ling, H.Q., Ma, B., et al., (2018). Genome sequence of the progenitor of wheat A subgenome Triticum urartu. Nature 557, 424-428.
Marcussen, T., Sandve, S.R., Heier, L., Spannagl, M., Pfeifer, M., International Wheat Genome Sequencing, C., Jakobsen, K.S., Wulff, B.B., Steuernagel, B., Mayer, K.F., and Olsen, O.A. (2014). Ancient hybridizations among the ancestral genomes of bread wheat. Science 345, 1250092.
Liu, Z., Yue, W., Li, D., Wang, R.R., Kong, X., Lu, K., Wang, G., Dong, Y., Jin, W., and Zhang, X. (2008). Structure and dynamics of retrotransposons at wheat centromeres and pericentromeres.
Chromosoma 117, 445-456.
Luo, M.C., Gu, Y.Q., et al., (2017). Genome sequence of the progenitor of the wheat D genome Aegilops tauschii. Nature 551(7681):498-502.
小麦在中国发生和发展的 历史 ，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关于考古发现中的小麦你又知道多少呢?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考古发现中的小麦，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考古发现中的小麦：引言
小麦是旱地高产作物，也是中国北方地区现今最主要的粮食作物。小麦在中国发生和发展的历史，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这不仅因为其在农业史研究方面的意义，而且还在于在考古学 文化 研究中的重要意义。随着古代文明化进程研究的深入，对史前时代人口、资源与环境关系的研究，已经成为考古学家关注的 热点 问题。现有的考古学资料显示，正是在文明化进程的关键时期—㎜龙山时代，考古遗址中小麦遗存普遍出现，这可能暗示当时人类社会的巨大变革与农业特别是小麦 种植 有某种关联(1)。关于农业对考古学文化发展的直接作用，在北美东部的史前文化中也有明显的表现(2)。由于受到考古资料的局限，至今仍然对小麦这种重要粮食作物在中国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有很多模糊的认识。本文通过系统 收集 已经发表的考古资料，对中国先秦考古遗址中出土的小麦遗存(3)进行系统总结与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小麦产生与发展历史过程，对今后的研究提出一些设想。
考古发现中的小麦：中国早期小麦遗存的考古发现
根据学术界的一般观点，西汉以后，小麦已经成为中国北方广大地区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从新石器时代到秦以前的时期，是探讨小麦这种作物在中国出现和早期发展的关键时期。所以，本文中的“早期”就是指秦及其以前的时期。关于中国早期小麦的研究，一直受到 植物 学家、农学家、古文字学家的重视，而从考古学角度进行探讨的工作很欠缺。事实上，研究这个问题，考古学资料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
系统检索公开报道的小麦考古遗存资料后发现，到目前为止，小麦考古遗存的相关报道不仅数量少，而且有些资料的可靠性比较低。我们将所收集到的相关材料分为两类，一类是正式的考古 报告 中公布的材料，另一类是转载或者是非考古报告中公布的材料。第一类资料，还可以根据标本是否经过专业人员鉴定细分为两类。
从表中可以看到，年代最早的小麦遗存是河南陕县庙底沟距今7000年前后的麦类植物印痕。这个资料未见正式报告中报道，只是在论述性文章中提到;认为是“麦类印痕”，没有明确是小麦还是大麦，亦或是其它麦类。山西保德王家湾出土的史前时代“麦粒印痕”，既不曾见于正式报告，也没有明确小麦还是大麦(23)。20世纪60年代报道的新疆巴里坤县石人子乡土墩遗址发现的遗存，也是“麦”，没有明确是否为小麦或大麦。鉴于上述，我们暂时对这三个材料存疑，就是我们在分析中国早期小麦遗存的时空分布时不采用这些数据。此外，文献20中提到的几个遗存资料，都没有给出参考文献，其中除山东日照两城镇、河南洛阳皂角树、陕西周原和安徽亳县 钓鱼 台以外，我们都没有找到相关的文献资料， 自然 也不能将河南新密新砦、偃师商城商代早期、殷墟商代晚期的发现作为正式资料来引用。关于遗存的年代，我们优先选择那些炭化麦测年结果，但对于炭化遗存自身进行测年只是最近才被重视的，我们所见到的绝大多数报道都没有对炭化遗存自身进行测年;所以，如果麦类遗存与明确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共存关系是确定的，就采信其年代;而象新疆发现的三处遗存资料，其年代是根据与其共存的考古学文化遗存的年代判定的，但问题是考古学文化的年代也是不确定的，例如，对于新疆“含彩陶类型”的年代，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孔雀河下游墓葬的年代也只是推测，对于这三个遗存的年代，本文也存疑，最起码有待新的资料来证实。
如果我们暂时不考虑前面提到的存疑的麦类遗存资料，就可以做出图l。从图中可以清楚看到，年代最早的小麦遗存就是龙山时代，空间分布上从甘肃天水西山坪遗址(年代是距今4800年)、甘肃民乐东灰山(距今5000—4000年)、陕西武功赵家来(4400—4000)、歧山周原，到山东(24)茌平教场铺、胶州赵家庄和日照两城镇;此后的夏商周时期，不仅有小麦遗存，还有大麦遗存，有二里头文化的河南登封王城岗、洛阳皂角树、偃师二里头(二里头文化三期)，商代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陕西歧山周原、西藏昌果沟，周代的安徽亳县钓鱼台、青海丰台。
上述资料显示，在龙山时代，似乎小麦突然在中国黄河流域大范围出现，而且从胶州赵家庄等遗址中出土的炭化小麦形态看，显然已经是完全驯化成熟的小麦，已经远远脱离了小麦种植活动的初期阶段。但是，我们发现，在河南省范围内，没有发现龙山时代的小麦遗存。而此后的夏商周时期，小麦遗存分布空间范围扩大了;如果将这种考古发现状况与文献记载的商代小麦生产情况对比分析，发现两者之间是极不相称的;同时，夏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发展特别是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是公认的，这与考古发现的小麦遗存数量少也是不相符合的。据此我们推测，考古发现的龙山时代和夏商周时期的小麦遗存现存在很大偏差，就是河南境内的龙山时代考古遗址中也会比较普遍地存在小麦遗存(25)，而夏商周时期小麦遗存的数量和分布范围可能远远超过我们目前的发现。
考古发现中的小麦：中国早期小麦的研究现状
关于小麦在中国起源问题，一直是学术界感 兴趣 的话题。一般来讲，探讨一个国家或者区域某种农作物栽培起源和发展，首先要弄清其发展的时空范围。出现最早的地点或者区域往往被认为是起源地，而那个地点的时代就是起源的时间。中国古代种植的是普通六倍体小麦，关于中国早期小麦来源问题，学术界有两种基本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早期小麦是由西亚经过中亚传播过来的(26)，另一种关观点认为，中国小麦是本地起源的，有人主张是在黄河中上游及其高原地区起源(27)，有的人主张是从黄河下游的山东地区起源的(28)。
主张普通小麦是从西亚传播过来的观点，其主要依据是在中国没有形成普通小麦的物种条件，普通小麦(即六倍体小麦)是由栽培二粒小麦与粗山羊草(Aegilops quarrosa)天然杂交、杂种染色体自然加倍而形成的一个物种(29)。中国历史上从未种植过二粒小麦，自然界也不存在野生二粒小麦，所以，虽然作为自然植被成分的粗山羊草分布在新疆伊犁河谷、作为多年连作麦田中的杂草存在于黄河中游的陕西和河南等省的若干县，由于上述两个区域都没有二粒小麦，中国不具备粗山羊草与二粒小麦自然杂交的客观条件，也就是不具备形成普通小麦物种的条件。而目前的考古资料表明，公元前5000年左右在中、东欧洲的很多考古遗址中都出土了普通小麦的一种(Hulled spelta wheat)，公元前4000年左右，在中亚、安那托里亚高原中部、印度和中东欧洲普遍出现了普通小麦的另一个种，而这种小麦可能就是后来传播到中国的小麦物种(30)，中国的普通小麦在距今5000年前后才出现。当然，事实上，虽然普通小麦作为一个物种，不是在中国形成的，但传播到中国后出现了很多变异，这是适应环境的结果，这些变异包括“云南小麦”(T.aestivum ssp.Yunnanense King)、“西藏半野生小麦”(田间杂草)(T.aesfivum ssp. Tibetanum Shao)、“新疆小麦”(T.aestivum ssp.Petropavlovshyi Dong)等。物种的起源中心和变异中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起源中心是指物种形成的地方，而当一个物种在新的环境条件下、经过长期自然选择和人工栽培，可能会形成很多新的变异，产生一些新的物种，这种变异性十分丰富的地方，被称为变异性中心，也叫多样性中心或者是次生起源中心。中国普通小麦的变种也是世界之最，中国是普通小麦的变异中心、多样性中心和次生起源中心。
主张普通小麦起源于黄河中上游及其高原地区的学者的主要根据是，20世纪50年代，在我国黄河流域的河南省卢氏县、三门峡、洛阳和陕西宝鸡、西安等许多地区都发现了与六倍体普通小麦有亲缘关系的小麦草(Aegilops quarrosa)，70年代在西藏发现六倍体野生小麦(Tfiticum xizangense Li，ssp.nov)(31)，根据这些发现，有学者提出普通小麦中国起源的观点，甚至主张中国小麦是由东向西传的(32)，直到欧洲(33)。但是，在不能证明中国曾经存在过栽培二粒小麦、且六倍体普通小麦是由栽培二粒小麦与粗山羊草杂交而来的结论没有被修改的情况下，即使在中国找到粗山羊草，也不能证明普通小麦可能是中国起源的。至于“从中国特有的‘云南小麦’等普通小麦中‘不难找到六倍体普通小麦由野生型转变成栽培类型的类似自然进化系谱”的说法，不仅不符合目前关于普通小麦形成条件的认识(六倍体普通小麦是由栽培二粒小麦与粗山羊草杂交而来)，而且单就这个命题也是需要证明的，只有通过实验的方法在云南小麦等普通小麦中找到六倍体普通小麦由野生型转变成栽培类型的类似自然进化系谱，我们才能进一步推测普通小麦可能起源于中国，在这样的基础上，还需要有考古学证据。而事实上，考古发现的炭化小麦遗存并不支持这个观点，目前发现的早期炭化小麦遗存，黄河中上游和下游地区的年代基本一致，黄河中上游地区并没有时代很早的炭化小麦证据。
主张小麦在山东起源然后向周围地区传播的观点，主要依据是古代文献。关于古代文献可信性问题，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不仅如此，我们还必须注意到，目前的考古发现，龙山文化时期炭化小麦遗存分布最密集的地方在山东，这可能暗示着龙山文化时期山东地区小麦种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而且从炭化小麦遗存的形态特征看，山东地区龙山文化时期的炭化小麦遗存已经远远脱离了栽培小麦起源阶段，是有一定发展阶段的特征。所以，如果只依据古代文献和考古学资料就断定普通小麦起源于中国的东方—山东地区，证据显然不充分，况且某种作物起源的研究是不能没有现代 生物 学研究参与的，目前我们不仅没有在山东地区发现任何与栽培二粒小麦有关的遗存，即使是黄河中游地区存在的粗山羊草，在山东也没有发现任何踪迹。
综合来看，上面的观点都存在一定的缺陷，就是都没能证明小麦的确实来源。如果我们再看一下图和表中所列的考古发现的炭化麦遗存，我们会发现这个情况是合乎逻辑的，就是目前的考古发现以及相关的研究(指的是与小麦等遗存相关的古植物学方面的分析等)都不能支持我们对中国早期小麦的历史做一个科学结论，只能是根据一些资料进行推测，换句话就是说，现在远不到对中国早期小麦来源下结论的时候。参照西亚地区小麦起源和东亚地区水稻起源研究的历史过程，我们认为关于中国早期小麦历史的研究，还需要积累大量的考古学资料，同时要开展野生植物资源等相关领域的研究。
考古发现中的小麦：关于中国早期小麦研究的几点思考
我们认为，对于中国早期小麦种植的研究，应当从考古发现、种植的环境条件、野生植物资源等方面进行系统分析(34)。
1.关于小麦遗存的考古发现
关于中国小麦起源的两种观点，都需要通过系统分析现代植物和考古遗存来完善。我们的研究工作需要积累资料、探讨方法。我们同意采取中国稻作农业起源研究的新思路(35)。考古遗存首先要积累数据，然后进行形态学上的综合研究。
前文已经对目前发现的小麦遗存进行梳理和分析，结果显示，在那些可靠的资料中，年代最早的小麦遗存属于龙山时代早期阶段，就是距今4800年前后，此后的夏商周时期，都发现了数量不等的小麦遗存资料。从龙山时代开始，小麦就广布黄河流域，在上游、下游都有发现。黄河中游的河南没有发现，可能是工作的原因。事实上，中国小麦的考古发现，还有很大局限性，首先是已经调查和发掘的遗址数量与实际上存在的考古遗址数量之间存在很大差别，在空间上还有很多空白区域，尽管目前不能预测如果对更多的遗址进行植物遗存提取能够找到多少有小麦遗存的遗址，但至少会有一些突破性的发现，否则无法解释龙山文化时期小麦普遍性的突然出现;其次，就是已经调查和发掘的遗址中，只有极少部分经过了浮选，假设已经发掘的遗址中有50%以上的经过浮选和科学采样，我们发现小麦遗存的数量也会成倍增长。在积累小麦遗存资料的同时，还必须关注相关遗存资料，包括与小麦早期栽培相关的杂草、农田等遗存，小麦耕种和收割相关的工具的研究，灌溉系统的发现与研究等。在上述研究工作中，要综合利用植物大遗存(炭化植物种子、植株残骸等)、微体遗存(花粉、植硅体和淀粉粒等)分析等植物考古手段。
探讨中国麦作农业与西亚地区的关系，新疆和西藏等地区是必须加以关注的区域。新疆地区新石器时代或者先秦时期炭化小麦，需要系统采样分析，西北地区系统的植物考古采样分析与研究，可能是廓清中国小麦种植历史的一个必由之路。
根据山东近年来植物考古发现的情况分析(36)，经过系统浮选的遗址中多数有小麦。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在黄河流域进行系统的植物考古分析，可能会在整个黄河流域乃至中国北方古代遗址中获得更多、时代更早的麦类遗存资料，在这样的背景下再探讨中国早期小麦的起源与发展问题，我们必然会获得更多的可靠证据。当然，我们现在也需要根据国内外研究和发现，从理论和模式上进行思考，为综合研究做准备。如果小麦是从西北地区传播到山东地区，我们需要从考古学文化的研究方面找到更多的证据，因为这种农业技术的传播应该是通过人员的交流实现的。
此外，我们还需要对不同时空范围内在小麦遗存进行更详细的分析与研究。目前只有陕西周原王家嘴地点出土的炭化小麦进行了测量分析，其结果是小麦121粒，其中1粒属于龙山文化时期;小麦特征很典型，圆柱状，背部隆起，腹沟很深，其中随机抽取20粒进行测量长宽平均值为3.39、2.61毫米，比现代小麦稍小。新疆孔雀河下游北岸墓葬中出土的距今4000多年的小麦遗存，其籽粒明显小于新疆巴里坤县石人子乡土墩遗址所出(37)。
2.种植条件分析
农学家或者农业气候专家多数主张在没有灌溉系统的情况下，华北地区没有种植小麦的条件(38)。主要原因是小麦种植需要冬春雪水保墒，华北地区的气候条件不能满足这个需求，如果没有灌溉系统，种植小麦很难。那么，我们就需要回答两个问题：(1)龙山时代或者更早阶段，气候条件与现在的差别多大?这个问题需要进行古气候环境研究，目前还无法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是，已经发表的关于全新世气候的研究结果显示，从全新世开始到仰韶时代，气候比现在温暖湿润得多，而龙山时代则经历了气候变冷和干的过程(39)，而现有的考古发现显示，龙山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仍然比较普遍的种植水稻(40)，可能表明即使在龙山时代，气温和降水条件也好于现代。所以，全新世早期阶段，黄河流域可能具备种植小麦的气温和降水条件。(2)龙山时代或者更早阶段，黄河流域是否存在灌溉系统，或者存在灌溉系统的可能性?对于这个问题，回答是肯定的。首先，仰韶时代已经普遍种植水稻，而水稻种植是需要灌溉系统的，所以，从客观上，具备修建小麦灌溉设施的条件;其次，距今7000年前后已经出现、龙山时代更加普遍的水井，可能与灌溉系统有关(41)。所以，尽管目前尚没有发现灌溉系统的考古遗存，但龙山文化乃至早些时候有灌溉系统，应没有太大疑问。这里我们还要考虑到史前时代灌溉系统保存的困难程度之大，因为中国是农业古国，世世代代从事农耕活动，后代破坏或者改造前代灌溉系统，客观上造成了我们发现史前时代灌溉系统的困难。
上述分析表明，龙山时代甚至更早阶段，黄河流域具备种植小麦的气候条件，也可能存在灌溉系统，所以，从客观条件方面，能够满足小麦种植。
4.野生植物资源研究
农业就是人类与植物关系问题。关于某种作物栽培的起源，只有在这种作物野生祖本分布地区才有可能。野生祖本多样性中心才有可能是起源中心，从水稻起源地、西亚小麦起源地等的研究都证实这一点。所以，研究中国早期小麦种植历史，除了对考古遗址进行系统的植物考古遗存提取和分析以外，我们还需要开展植物生态学等方面的研究，首要的任务就是进行植物学调查。在这方面，已经有一些基础。20世纪50年代，在河南陕县三门峡和卢氏县首次发现山羊草属中的粗山羊草，后来发现其广泛分布于黄河流域许多地方，甚至到新疆新源牧区，实验证明其为合成六倍体普通小麦的亲本之一，被称为“中国小麦草”(42);相继在云南发现的“铁壳小麦”(Triticum yunnanense K.ssp.nov.)是由野生种向合成六倍体小麦之间的一个过渡类型。
进一步的调查与研究，我们可以在两个方面开展工作并有可能实现突破。第一，在发现最早的小麦遗存的区域(43)，系统调查野生植物资源，同时对小麦种子形态、可能的农耕区等进行分析，探讨其与西亚最早的普通小麦遗存之间的关系。这个研究结果将成为我们认识中国早期小麦来源的重要参考材料。第二，系统分析中国现存小麦野生祖本的生态环境特点，并在其周围地区进行全新世以来植被重建研究，寻找新石器时代早期与小麦驯化有关的植物资源，这个结果将成为前面的第一项研究的重要补充。
五 先秦时期是中国小麦种植的初期发展阶段
现有的考古资料显示，从龙山时代开始，黄河流域的小麦种植活动就已经比较普遍了，二里头文化、商周时期，小麦种植可能保持了一个持续发展的势头，而文献记载则可以证明西汉以后小麦已经成为中国北方十分重要的一种粮食作物了(44)。
传统观点认为，商周时期黄河下游地区才有小麦(45)，现在看来，这个观点肯定需要修改了。龙山文化时期，黄河下游的山东地区不仅有了小麦种植，而且很可能已经比较普遍了，小麦在农作物中的地位可能仅次于水稻或者谷子和黍子，但肯定比大豆类更受重视。在山东已经进行系统浮选的四个龙山文化时期遗址中，全部发现了炭化小麦遗存，这可能表明小麦种植在当时当地是相当普遍的，当然，我们要证明这个问题，还需要对更多的龙山文化遗址进行植物考古研究。在黄河中上游的情况也如此。目前中国发现年代最早的小麦遗存是甘肃天水西山坪遗址距今4600年，在甘肃民乐东灰山遗址出土的炭化小麦，年代为距今5000—4000年。这个年代数据是否说明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小麦种植比黄河下游早出现，目前还不能下结论，要等待更多的考古遗存证据。
目前发现的相当于夏代时期的与小麦相关的遗存资料数量比较少，而且主要集中在河南洛阳，这可能与夏代延续时间短而且没有对考古遗址进行系统的植物考古研究有关。现在已经发现的与小麦相关的遗存有登封王城岗二里头文化时期炭化小麦、洛阳皂角树发现二里头文化时期的炭化小麦、大麦等、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还发现了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三期的刻有麦穗的陶尊残片，麦粒饱满芒较长(另有一个稻穗残片)。
商周时期考古遗址中的与小麦有关的遗存数量增加，而且分布空问范围明显扩大。主要有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商代晚期的炭化小麦;西藏昌果沟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公元前1370年(距今3500年)前后的青稞(Hordeum velgare L.vat nudum)、普通小麦(Triticum aestivum L.)、谷子(Setaria italica L.Beauv)、裸燕麦(Avera nuda L.)、豌豆(Pisum sativum L.)等(48)，其中，青稞和谷子数量最多;青海丰台卡约文化遗址中浮选得到2000余粒炭化植物种子，其中以大麦(H. vulgate)、小麦(T.aestivum)和粟(S.italica)为主，大麦占90%以上，农田杂草种子数量也比较多，可能表明当地农耕活动规模比较大(49)。安徽省毫县钓鱼台遗址的西周时期陶鬲 内存 有炭化小麦(50)。周原小麦数量占出土谷物数量的1.7%，没有公布出土概率;先周时期小麦数量占同时期出土谷物数量的13%;可能说明周人已经规模性地种植小麦了。
根据现有的考古学资料来分析我国先秦农作物的比例，条件还欠成熟，主要是因为经过系统植物考古分析的遗址数量太少，结果不具有 统计学 上的意义，而那些偶然发现的各类农作物遗存由于其偶然性，其统计学上的意义更是值得怀疑。但我们在山东龙山文化遗址中的发现却能给一些启示，因为在经过系统植物考古研究的四个遗址中，都发现了谷子、黍子、水稻、麦类这四种农作物，发现的豆类植物，虽然无法确定其是否为栽培，但其普遍性则暗示了栽培的可能性非常大，至少在当时人的食物中占了比较重要的地位。我们也注意到，即使在山东地区，不同遗址中各类粮食作物比例也不同(51)，这可能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环境对农作物构成的影响。因为即使是农业 科技 高度发展的今天，农业的 地理 特征也是非常明显的。我们还注意到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中出土的小麦遗存，是否就说明小麦是当地种植的?严文明先生认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前段(大溪文化、北阴阳营文化、薛家岗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时期)，长江中下游各大文化区的生业经济中农业大概已经占主导地位，同时，贸易活动在经济活动中也非常活跃(52)。如果我们承认在黄河流域也具有同样的发展水平的话，那么，考古遗址中的小麦遗存就不一定是反映了小麦种植活动。这里提出来的问题就是，在对古代麦作农业活动研究的过程中，必须重视对麦田的寻找和证实。当然，对于水稻和谷子等其他农作物的研究也如此。对于古代农田的研究，是古代农业研究中的关键步骤。
综观上述，尽管在中国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具备小麦种植的自然条件，而且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小麦遗存是龙山时代，但是，中国的小麦是否为本地起源，仍然是一个需要多 学科 合作进行证明的科学问题。不仅如此，关于中国古代小麦种植状况的研究，也将成为考古学、农学共同关注的课题。
1、首先应用改进的“3414”试验方案，设置梯度土壤肥力试验。2、其次研究氮磷钾配合施用对小麦产量及养分吸收的影响。3、最后施用氮、磷、钾肥料与缺素区相比相对增产效果。
我国地大物博，不同地区有不同的饮食习惯，而食物的种类更是多种多样，就拿主食来说，南方人吃稻，北方人吃麦则是最明显的区别。
我们本篇就来说说“麦”，不过该从哪说起呢，干脆就从《诗经》中的“麦”说起吧，毕竟在《诗经》中“麦”字出现了七次之多。
《诗经》是我国诗歌的开端，可以说是最早的诗歌总集，不少人提到《诗经》就会想到《关雎》这首诗，这个名字或许有些陌生，但是里面的一句诗一定听过，即：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这本著作成书的年代已经没有确切记载了，不过其中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诗歌，所以成书应该是在春秋中叶，它对于现在而言，已经不单单只是一本诗歌集，更是历史的写照，更是古人生活的写照。
就拿我们现在常见的麦子来说，在《诗经》中就出现了七次，这也就是说至少在春秋时期，麦子已经开始被人们种植了，我们就挑出其中两则比较有意思的记载：
用现在的话来说，意思就是，大田鼠呀大田鼠，不许吃我种的麦，多年来，我辛辛苦苦伺候你，你却这样对待我，我现在发誓定一定要摆脱你，去那充满欢乐的国度，那里才是我所向往的。
看到这或许有些人会觉得不理解，田地里吃麦的田鼠而已，有必要让作者这么感叹吗，其实这里的硕鼠是作者用来指代统治阶级的，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反对剥削，向往乐土的心理，而麦子在这里出现不仅指代食物，也更指代一种精神食粮。
这首诗是《诗经》中为数不多的有确切作者记载的诗之一，这首诗的作者是许穆夫人，也是我国最早的有记载的女诗人了，这首诗的写作背景是许穆夫人的祖国卫国被狄人占领之后，她星夜兼程赶到曹邑，吊唁祖国的危亡而写下的。
意思是说，我在田野中缓缓行驶，垄上的麦子密密麻麻，很多大臣想要去大国去陈诉心中的苦闷，但是没人能来救援，朝中的大夫君子们，不要对我生尤怨，你们在这考虑上百次，还不如我亲自跑一趟。
由这首诗，我们不难发现，许穆夫人不仅有才，还心系国家危亡，是当之无愧的巾帼女诗人，而在这里密密麻麻的麦田虽是许穆夫人在赶路途中看到的景象，但亦代表了她紊乱和复杂的心情。
此外《诗经》中其它的关于“麦”的记载，我们也就不再一一列举，不过《诗经》出现的麦，究竟是不是北方人现在的主食原料小麦呢？
这点没有定论，不过从上面两首诗中，我们会发现无论是人们对于麦的重视程度，还是播种面积，都和现在的小麦类似，由此可以推论，诗经中出现的麦其实指的应该就是小麦，因为在当时小麦已经成为了麦类的主要的粮食之一。
不过小麦并不是我国本土的粮食，而是从西方传过来的，根据一些史料记载，小麦原产于两河流域，距今1万多年前，人类就已经开始栽培小麦了，而我国小麦的种植就很可能经历了从西亚经过中亚，然后再到我国西部地区的过程。
在我国小麦的种植上大体也经历了自西向东，自北向南的发展历程，而现今最早的麦作遗存都发现在西北地区，《诗经》之外的其它一些古籍中也记载了西部民族种麦食麦的情况，比如说成书于战国时代的《穆天子传》中就记载了周穆王西游时，西部一些部落馈赠给周穆王的食品中就有麦。
麦子在我国的种植，丰富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对于土地开发利用和人口的增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小麦作为一种外来或是后来的主食作物，在中国的大范围推广，其实还是克服了重重障碍的，最终凭借着人们的认可，使得自己在粮食供应中成为了不可缺少的一环。
那么小麦究竟什么时候才被大面积种植呢，应该是在汉朝。
小麦被大面积种植这事，由于相关文献的记载较少，所以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的说法，日本学者西嶋定生认为实在唐代，即：
不过随着近年来中国学者的不断研究和考古的发现，这一说法逐渐无法站稳脚跟，而逐渐被人们认可的是在汉朝就已经开始被大面积种植了，这点在班固的《汉书》中也有佐证：
这段话是董仲舒看到了汉朝对外战争不断，民众讲求功名利欲，各种劳役和费用一同兴起，而百姓却很多放弃了本业而导致汉朝矛盾重重，于是就上书给皇帝提了一个建议。
意思是说：《春秋》这本书不记载其它的谷物，但却记载了还没有成熟的麦子和稻子，由此可见，古人最重视的五谷就是麦子和稻子，不过现在关中民众不喜欢种麦子，这就损害了使百姓生活所需的物质器具，希望陛能够向大司农下令，使关中的百姓增加隔年熟的麦子的种植，让他们不要误了季节。
从这句话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三则信息：
1、在汉朝时期，麦子已经成“本”。董仲舒提出这一建议就是在不少农民放弃了本业的情况下提出的。
2、在汉朝时期，统治阶级已经十分重视麦子的种植，并且出现了隔年熟的“宿麦”。
3、在汉朝时期，麦子在粮食供应中，已经具备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不然董仲舒也不可能直接上书皇帝，让皇帝直接向大司农下达命令，监督百姓种植麦子。
所以，从这些消息中，我们不难看出，汉代小麦的种植相比较先秦时期，已经有了质的飞跃，而促使这一现象的出现，并不是因为麦子的品种有了变化，而是人们对于麦子的食用方法发生了变化。
说到这，我们就有必要再来说说另外一种物品，即石磨，正是石磨的出现，才促使人们对小麦的食用方法从煮着吃向“深加工（磨成面）、再食用”的转变。
现在人食用的麦子，其实是经过了深加工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面食，而面食的主要构成就是小麦磨成的面粉，不少北方人或许对“打面”一词十分熟悉，这两个字的背后，就代表了小麦到面粉的“进化”过程。
我还在记得小时候，跟随长辈打面去小作坊的场景，小麦倒进机器里，不一会就出来了面粉和麦麸，感觉还挺神奇，现在这些打面的小作坊也已经快成为了历史。
不过在古代人们并没有打面的机器，那么他们是如何实现这一过程的呢，这就用到了石磨，而我国大面积种植小麦也是以石磨的推广使用为标志的。
石磨大概是战国时期出现的，而普及使用则是在汉代，当然这也是有依据的，依据就是近年来不断出土的石磨，根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已经出土的汉代石磨和陶磨大约在80件以上，涉及到了十余个省份，五十多个县区。
而这些石磨的出土，其实也正是小麦在汉代已经被大面积种植的最有力的佐证。
既然在汉代小麦的食用方法有了变化，那么面粉做成的食物又有哪些呢？
在石磨出现之前，人们对于小麦的食用是和大豆一样的，即用来煮着吃，现在大豆依然还有煮着吃的方法，但是煮着吃小麦，这对于现在人来说，是很难想象的，我小时候就吃过还没有完全成熟的小麦，但是煮着吃小麦，还真没尝试过。
或许也正是因为小麦煮着吃真不好吃，所以石磨出现之前，小麦在农作物中的地位一直不靠前，石磨出现之后，小麦就可以用来磨成面粉，于是古人对于小麦的食用，就从粒食转变成了面食，这是我国饮食史上的一大进步。
时至如今，面食已经是大众所喜爱的食物，那么在汉代都有哪些面食呢？
细细数来有：饼、面条、馒头、包子、水饺等，这些面食中就流行程度而言，饼无疑是位居首位的。
在汉朝时期，饼的种类已经有很多了，烹制的方法也多种多样，有蒸、烤等等，做饼之前先将麦子磨成面，去掉麦皮，然后掺水捏成饼状。
蒸的话，就直接放入釜中蒸熟即可，《急就篇》中颜注曰：溲面而蒸熟，则为饼。
而这种制作饼的办法，依然被人们沿用，不过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面的发酵方法，所以这时候的饼多为“死面饼”，这种食物我们现在依然可以吃到。
烤的饼又叫做“胡饼”，《太平御览》引《汉书》中云：灵帝始胡饼，京师皆食胡饼，可见胡饼在汉代还比较受欢迎，如果用现在的一种食物形容的话，其实就是烧饼。
其实这些用面粉做成的食物，我们现在大多依然还在食用，就拿包子来说，现在就是很多北方人首选的早餐，不得不说古人的智慧真是令人惊叹。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从汉代开始，小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改变了古人的生活方式，甚至影响到了整个中国的历史进程。
经过汉代的大力推广，麦子在我国的种植面积扩大了，产量也提高了，在粮食供应中的地位也上升了，并且逐渐成为了一种极其重要的战备物资，而在汉朝及之后的战争史上，小麦也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史书中。
就拿东汉末年的曹操来说，他就把盛产麦子的兖州作为大后方，而把对手的小麦产地作为主要进攻目标，后来曹操在攻打张鲁时，向百姓征调军粮就是麦子，后来因为麦田常被兵马所践踏，曹操还专门下了“士卒无败麦，犯者死”的军令。
有一次，曹操自己的马踏进了麦田，曹操还以身作则，割了自己的头发，代替死刑，虽然只是一个形式，但也表现了曹操对于麦子的重视。
而曹操只是重视麦子种植和生产的一个颇具“代表性”的统治者，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统治者也越来越重视麦，时至如今，麦子在我们的饮食生活中已经占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深深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对于喜欢面食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由此可见，麦作为外来作物，无疑是本土化最为成功的一种农作物，不过它毕竟是外来的主食作物，不可能完全取代我们原有的土生土长的作物，也不可能完全改变我们的饮食方式。
比如说在食麦的北方，虽然人们接受了小麦带来的饮食结构的变化，但并没有选择以面包作为主食，再比如说在食稻的南方，小麦自始至终都没能撼动稻子的地位。
对此，您怎么看？
参考文献：《汉书》、《诗经》、《春秋》、《穆天子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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