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封建制度的形成过程 西欧封建制度的形成，具有两条相辅相成的线索，一是封主封臣制和封土制的形成和变化过程，一是自由农民的农奴化过程，我们把这两个过程称之为封建化过程． ⒈西欧封建化过程的起点——萨利克法典 法兰克人五世纪时分为两支，一支迁莱茵河中游，称河滨一里普阿尔人，一支进入北高卢，称海滨一萨利克人，即克洛维为王的那一支． 萨利克法典是萨利克人的习惯法汇编，形成于六世纪初， 511 年前后．它反映了五、六世纪法兰克人在进入高卢以后的社会生活状况，既包含了日耳曼人的社会因素，也反映了一些高卢一罗马人的社会因素．西欧社会的封建化过程，就以此为出发点． 克洛维进入高卢后，把所占领的无人居住的土地交给法兰克人的农村公社，他自己占有罗马皇室的土地，并把一部分赏赐给贵族和亲兵，形成日耳曼大土地所有制，对高卢一罗马地主和教会的大地产，则很少侵犯．所以法典反映的土地所有制就有三种：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王室土地所有制，贵族地主土地所有制． 一般认为，农村公社是从氏族公社发展而来的自由农民的社会组织，特点是土地公有私耕，行政自治．但也有人认为，它是在中世纪地主庄园内重新形成的． ⒉自由农民的农奴化 最初，法兰克自由农民都是公社成员，有权利和义务参加战争，分取占利品，使用公社土地，参加社员大会．到六世纪下半叶，国王希尔伯利克（ 561 ～ 584 年）颁布一道修改萨利克法典的敕令，规定死者如无子嗣，土地由其女儿继承，而不再交还公社．这样，公社的耕地逐渐变为可以买卖的自主地．这时的公社称作马尔克．公社农民内部的经济分化加剧． 但是，法兰克农民农奴化的主要原由，并不是经济分化的结果，因为当时系自然经济，经济分化缓慢，而主要是外部暴力所造成．外部暴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教俗贵族地主利用特权强力兼并公社农民的自主地，失去土地的农民被迫投靠大地主，逐渐变成农奴．二是 6 ～ 10 世纪战争兵役频繁，对外扩张，外族入侵，社会不安定，豪强官吏勒索，这一切使自由农民无法进行正常的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军事制度也有变化，从原来的步兵或轻装骑兵发展成为重装骑兵，战斗力加强，但费用开支也大大增加．据估计，当时四家小农方能装备一名骑兵．这种状况，使许多农民干脆就近寻找一教俗贵族保护，把土地交给贵族而由自己耕种，只向此贵族一人纳税服役，既避免了官府沉重的军役、捐税，也避免了他人的勒索和盗匪的抢劫，此称为“委身式”，也叫“投托”．久之，这些农民就变成了农奴．他们在法国被称为“维兰”． 在法国，还有一些农奴称为“塞尔夫”（ serf ） , 他们大多是奴隶的子孙，地位比维兰更低．维兰实际是永久性佃农，份地世袭，劳役有一定传统标准．塞尔夫则由主人任意剥削，并可随土地一并买卖．一般来说，维兰比自由农、佃农的境遇往往要好． 八世纪前半期查理·马特采邑制改革以后，法兰克农民农奴化进程加速． 847 年，西法兰克国王秃头查理的墨尔森法令规定，“任何自由人都必须选择一主人，或是国王，或是国王的臣属”． 自由农民的农奴化过程一直延续到 11 世纪． 封主封臣制与封土制的形成与发展 第一阶段：墨洛温王朝时期，六、七世纪，国王采取赐地封土的办法给其官员，封地与公职相联系，这种土地分封是无条件的，久而久之，大贵族势力上升，国王军事经济实力削弱． 第二阶段：到八世纪查理·马特任宫相时，进行采邑制改革，将封地与附庸制度结合起来，从而向西欧封建制度迈出了极其重要的一步．采邑制改革的另一契机是军事制度发生变化．西欧在与阿拉伯人的接触中，学会了使用马蹬，马蹬的出现，使骑兵从轻装发展为重装，铠甲及贵族族徽都随之出现．更重要的，是由此需要专职作战的骑士，普通法兰克农民既难以负担，也无此技艺，而骑士则需要土地和农民来养活．这样，马蹬→军制改革→社会制度（采邑制）改革． 中国明末时传教士铸造的西洋火炮为何不能引起中国社会制度的变革？顾准这样提出了问题． 马特没收了叛乱贵族和教会的大量地产，分封给他的附庸骑士．受封者，即封臣则以服骑兵役为条件，并向封主宣誓效忠，这种军事封地称为采邑．受封者若不能履行封臣的职责，封主有权收回采邑．这种权利和义务是双方的，是一种契约关系，封主也要保护封臣，不能欺侮他的妻女，若违反，封臣也可另找封主．西欧封建制度的特征就是它的相互性，在封建制度下，没有人是权力无限的统治者．若上面对下面的权力是绝对的，不可反抗的，那就不是西欧封建制度，而是绝对君主制了．这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中国封建制度的概念大不相同． 查理·马特的采邑制改革，到加洛林王朝的矮子丕平和查理曼时继续实行，因为即使查理曼当时也无足够财力搞职业军队．而各级领主，也有自己的附庸骑士，形成层层分封．打仗时，这些附庸的附庸在王室军队中参加其直接领主指挥的军队，并且只是单线联系，形成“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 采邑制的广泛推行，导致以下后果：①加速了封建化进程，大小封建主竟相争夺劳动力，把自由农民变成农奴；②巩固了中小封建主的地位，奠定了骑士制度的基础，排除了农民当兵的权利；③形成了金字塔式的、依次互为主从的封建等级制度． 每一骑士都靠自己采邑的农民的赋税和劳役生活，这一骑士对自己的采邑拥有行政、司法、税收等管理权．国王有时还把一些豁免权赐给一些大领主和教会贵族，豁免权也叫特恩权，指这些领主的领地可不受国王代理人或官员管辖．这样一来，就使采邑领地具有独立王国的趋势． 第三阶段：采邑原本是终身的，封臣死亡，采邑交还封主，不得世袭．封臣的继承者若要继续从前的关系，要重搞受封仪式．到九世纪，采邑逐渐变成了世袭领地． 877 年西法兰克的秃头查理颁布克尔西敕令，承认采邑和特权世袭． 查理曼死后，王权的分散，无休止的内战，外族的入侵，使原本有序的金字塔式的等级统治走向混乱．原来的封疆大吏一一伯爵，以自己的附庸为后盾，从王室官员演变为独立的地方王公。从本质上说，政治分裂是封建制度最正常、最普遍的社会状态。对王权而言，封建制度的兴盛正是王权的阴暗时代。
古罗斯主要是东斯拉夫人的国家，创建于九世纪中叶。古罗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形成过程比较漫长。十世纪时，王公贵族开始占据田庄和城堡，封建关系开始产生。988年，基督教成为基辅国教，更巩固了这种关系。到十一、十二世纪，编年史上经常提到王公贵族田庄，可见王公贵族占有世袭领地已成普遍现象。此外，教堂得到王公贵族的捐赠，获得大量土地，也成为封建大土地所有者。随着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形成，阶级关系开始发生巨大变化，除大小贵族外，九至十世纪基辅罗斯的主要农业居民是斯美尔德。他们大部分是自由的小生产者，但他们从属于王公，得向王公交纳贡物，所以他们只是半自由人，有些贫困化的斯美尔德则成为贵族依附农民。罗斯的依附农民还有多种类型，有的完全陷于依附地位，生活没有保障。封建主可以买卖，这就是农村的贫民（西罗德），有的因欠债而陷于依附状态，自己没有土地，按照契约规定给人家劳动以抵偿债务，这是“债农”。此外还有耕种贵族土地，一无所有的契约农等。实际上这种阶级关系的变化，主要是靠封建主不断损害小农利益才实现的。到十二世纪，古罗斯的封建土地制度基本确立。1054年雅罗斯拉夫死后不久，基辅罗斯就开始瓦解。十三世纪蒙古兴起后，向西发动进攻。从1235年至1240年底消灭了罗斯各公国。并于1243年建立钦察汗国（金帐汗国）统治罗斯各地，罗斯从此遭受外族统治达二百多年。十三世纪末十四世纪初莫斯科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并借助蒙古的力量逐渐发展起来。蒙古为了统治罗斯，采用分封弗拉基米尔全罗斯大公的方法，拉拢分化罗斯诸王公。莫斯科有伊凡一世（1325－1340年）时，采取竭力讨好蒙古王公并借其支持消灭竞争对手的办法。于1328年获得全罗斯大公称号，伊凡一世奠定了莫斯科强盛的基础。伊凡三世统一了俄罗斯大部分领土。中央集权国家基本形成。伊凡四世时（1533－1584年）俄国开始了君主专制，伊凡成年前权力落到贵族手里，贵族会议限制了大公的部分权力。1547年伊凡加冕称沙皇，并利用人民起义之机推翻大贵族统治掌握大权。1549年开始推行政治、经济、司法、军事改革以强化皇权。1550年他颁布新法典，以法律形式巩固了已取得的国家中央集权化的成果。军事改革伊凡四世改革的中心环节，1556年的兵役法改革，使封建家兵转变为替沙皇服役的军队，这加强了他的军队力量，为后来的大规模侵略扩张创造了条件。五十年代中期改革主要是对中央国家机关的改组，增设了一些分掌各部门事务的中央机关。由大贵族任首脑，小贵族处理日常事务。1555年，全国普设地方司法机关，从而削弱了地方官的权力，这次改革，加强了沙皇的中央政权，确立了俄罗斯的封建专制制度，使分裂的王公贵族势力受到打击。发展的特点：通过多为国王的努力，不断发对对外战争，扩张领土，逐渐将权利集中，逐渐完成封建化。
我对古代史不是很了解呀
《史记》是中国西汉时期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史学名著，原称《太史公记》。列“二十四史”之首，《史记》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籍之一，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史记》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作者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编辑本段]【作者简介】 司马迁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西汉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南芝川镇）人。著有《史记》，《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司马迁赋》八篇；《隋书·经籍志》有《司马迁集》一卷。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十多年后，终于完成。 司马迁早在20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轶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 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38岁时，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机会阅览汉朝官藏的图书、档案以及各种史料。他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等到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我国第一部历书《太初历》完成，司马迁就开始撰写《史记》。 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司马迁因为替李陵辩护，而被关入监狱，并处以宫刑。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司马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直到汉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史记》全书得以完成。 作者年表 公元前145年（汉景帝中元五年），生于龙门。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建元元年），6岁，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太史公自序》：“谈为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 公元前136年（汉武帝建元五年），10岁，在夏阳耕读。《太史公自序》：“耕牧河山阳，年十岁，则诵古文。” 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建元六年），11岁。窦太后死，汉武帝罢黜黄老之言，发动尊儒。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元光元年），12岁。是年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司马迁时在夏阳耕读，时在长安求学。 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元朔二年），19岁，从夏阳迁居长安。从孔安国学《尚书》，从董仲舒学《春秋》。孔安国为侍中。 公元前126年（汉武帝元朔三年），20岁，开始外出游历，回长安后，为汉武帝近侍郎中，随汉武帝到过平凉、崆峒，又奉使巴蜀。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元封元年），36岁。汉武帝封禅泰山，司马谈病死洛阳。司马迁到泰山参加封禅。 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38岁，正式做太史令，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 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太初元年），42岁，《太初历》完成，开始编写《史记》。 公元前99年（汉武帝天汉二年），47岁，汉武帝攻打匈奴，骑都尉李陵投降。司马迁为其辩护，下狱，遭宫刑。(不过《史记》一半左右都是在他入狱的时间中完成的) 公元前96年（汉武帝太始元年），50岁，汉武帝改元大赦。司马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 公元前91年（汉武帝征和二年），55岁，《史记》全书完成。[编辑本段]【成书原因】 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而是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 “古今之变” 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 司马氏世代为太史，为继承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 元封元年，汉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 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 《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 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 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司马迁身为太史公，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 在《报任安书》中也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 【成书原因】 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而是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 “古今之变” 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 司马氏世代为太史，为继承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 元封元年，汉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 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 《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 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 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司马迁身为太史公，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 在《报任安书》中也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编辑本段]【最激动人心的思想】 表现进步的民族观 进步的经济思想 强烈的民主性批判性 贯穿全书的豪迈的人生观，生死观，价值观[编辑本段]【创作态度】 严谨实录 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 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客观公正 司马迁坚持“实录”精神，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 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 司马迁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汉武帝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在《封禅书》中，他把汉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评价分明 项羽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是非常可贵的。 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 司马迁首创了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 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可是，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发议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却于叙事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编辑本段]【内容体例】 内容结构 《史记》是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一十五字。其中的本纪和列传是主体。 “本纪”是全书提纲，按年月时间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 “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 “书”则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 “世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和特别重要人物事迹。 “列传”是重要人物和少数民族的传记。 文章内容 《史记》的文章可分成两个部分：前面的正文是人物的生平描述，这部分皆以代表性事件或逸事衔接交杂而成；正文后面会加上作者的评论或感想，通常以“太史公曰”为起头，内容或有作者的个人经历，或有对人物的评价，或有收集资料的过程，但仍以评论题材人物的性格与行事为主，这也呼应司马迁在自序中“究天人之际”的写作目标。 编撰主旨 按司马迁所说，编写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究天人之际”：是探究天道和人事的关系，作者批判了原来的“神意天命论”，提出了“帝王中心论”。 “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历史的发展实况及其规律。 参考内容 《史记》参考了众多典籍，如《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和诸子百家等，同时参考档案、民间古文书籍。司马迁还亲自采访，进行实地调查，然后对材料精心选择使用，治学态度异常严谨。 汉代之前的历史著作在内容、史事、材料、作者编撰水平上都无法和《史记》相比。《史记》不但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基本都用这种体裁撰写。同时，书中的文字生动性，叙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 体例结构 本纪 实际上就是帝王的传记，因为帝王是统理国家大事的最高的首脑，为他们作纪传而名之曰“本纪“，正所以显示天下本统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一定的纲纪的缘故。同时，也是全书的总纲，是用编年体的方法记事的。在“本纪”的写作中，司马迁采取了详今略远的办法，时代愈远愈略，愈近愈详。 “本纪”托始黄帝，是因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又是“正名百物”的祖师。将项羽列入“本纪”，一是秦汉间几年“政由羽出”，一是推崇其人格。� 书 是记载历代朝章国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专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无法撰写成书的。班固《汉书》改称“志”，成为通例。“书”的修撰，为研究各种专门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孔子世家 是记载诸侯国之事的。这因诸侯开国承家，子孙世袭，也就给了他们的传记叫做世家。从西周的大分封开始，发展到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先后称霸称雄，盛极一时，用“世家”体裁记述这一情况，是非常妥当的。 司马迁把孔子和陈涉也列入“世家”，是一种例外。孔子虽非王侯，但却是传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况汉武帝时儒学独尊，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将之列入“世家”也反映了思想领域的现实情况。 至于陈涉，不但是首先起义亡秦的领导者，且是三代以来以平民起兵而反残暴统治的第一人，而亡秦的侯王又多是他建置的。司马迁将之列入“世家”，把他的功业和汤放桀，武王伐纣，孔子作《春秋》相比，将他写成为震撼暴秦帝国统治、叱咤风云的伟大历史英雄，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 列传 是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的。有单传，有合传，有类传。 单传是一人一传，如《商君列传》、《李斯列传》等。 合传是记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传》、《老庄申韩列传》等。 类传是以类相从，把同一类人物的活动，归到一个传内，如《儒林列传》、《循吏列传》、《刺客列传》等。 司马迁把当时我国四周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也用类传的形式记载下来，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等，这就为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编辑本段]【全书篇目】 本纪
催眠图
3000字论文，命题这么麻烦连悬赏都没有，谁给你写？吃饱了撑的没事干的才给你写
我这里有篇原创的。正好是我们前几天的考试题目。史记，史部第一，就像希罗多德之于希腊，我们也是把司马迁当“史学之父”。它不是一部以朝代为断限，罗列帝王将相，孳孳于一姓兴亡的狭义史书，反而它视野开阔，胸襟博大，早于它的事，它做了总结；晚于它的事，它做了预言。它是一部上起轩辕，下迄孝武，“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的“大历史”。当时的“古代史”、“近代史”和“当代史”，它都讲到了。特别是他叙事生动，笔端熔铸感情，让人读着不枯燥，而且越想越有意思。鲁迅先生誉之：“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可谓入木三分。 司马迁作《史记》，利用材料很多。它们不仅有“石室金匮”（汉代的国家图书馆兼档案馆）收藏的图书档案，也有他调查采访的故老传闻，包含社会调查和口头史学的成分。司马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是我们从汉代思想进窥先秦历史的重要门径。不仅如此，它还涉及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包含后世集部和子部中属于专门之学的许多重要内容，同时又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总汇。它于四部仅居其一，但对研究其他三部实有承上启下（承经、子，启史、集）的关键作用。借用一句老话，就是“举一隅而三隅反”。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讲史记是读古书的一把钥匙，特别是对研究早期的学者，更是如此。 读《史记》，除史料依据，编纂体例也很重要。这本书的体例，是以“世系为经”，“编年”、“纪事”为纬，带有综合性，并不简单是由传记而构成，在形式上，是模仿早期贵族的谱牒。司马迁作史，中心是“人”，框架是“族谱”。它是照《世本》和汉代保存的大量谱牒，按世系分衍，来讲“空间”（国别、地域、郡望）和“时间”（朝代史、国别史和家族史），以及“空间”、“时间”下的“人物”和“事件”。它的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本纪”是讲“本”；“世家”是讲“世”，即族谱的“分枝”；“列传”是讲“世”底下的人物，即族谱的“叶”。这是全书的主体。它的本纪、世家都是分国叙事、编年叙事，用以统摄后面的列传。本纪、世家之外，还有“十表”互见，作全书的时空框架。其“纪传五体”，其中只有“八书”是讲典章制度，时空观念较差，属于结构性描述。司马迁虽生于布衣可取卿相的汉代，但他是作“大历史”。他要打通古今，保持联贯，还是以这样的体裁最方便。这是我们应该理解他的地方。 司马迁作《史记》，其特点不仅是宏通博大，具有高度概括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能以“互文相足之法”，节省笔墨，存真阙疑，尽量保存史料的“鲜活”。 《史记》这部书伟大，它的作者更伟大。我们“读其书而想见其为人”，一定要读他的《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太史公自序》当然很重要，因为只有读这篇东西，你才能了解他的学术背景和创作过程，知道他有家学渊源、名师传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人生老道，所以文笔也老道。但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他还有一封《报任安书》。如果我们说《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的“学术史”，那么《报任安书》就是他的“心灵史”。因为这是一篇“欲死不能”之人同“行将就死”之人的心灵对话，每句话都掏心窝子，里面浸透着生之热恋和死之痛苦。其辗转于生死之际的羞辱、恐惧和悲愤，五内俱焚、汗发沾背的心理创伤，非身临其境者，绝难体会。 司马迁为“墙倒众人推”的李将军（李陵）打抱不平，惨遭宫刑，在我看来，正是属于鲁迅所说敢于“抚哭叛徒”的“脊梁”。他和李将军，一个是文官，一个是武将，趣舍异路，素无杯酒交欢，竟能舍饭碗、性命不顾，仗义执言，已是诸、刿之勇不能当。而更难的是，他还能在这场“飞来横祸”之后，从命运的泥潭中撑拄自拔，发愤著书，成就其名山事业。读《报任安书》，我有一点感想：历史并不仅仅是一种由死人积累的知识，也是一种由活人塑造的体验。这种人生体验和超越生命的渴望，乃是贯穿于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历史的共同精神。史家在此类“超越”中尤为重要。它之所以能把自身之外“盈虚有数”的众多生命汇为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首先就在于，它是把自己的生命也投射其中。我想，司马迁之为司马迁，《史记》之为《史记》，人有侠气，书有侠气，实与这种人生经历有关。 以个人荣辱看历史，固然易生偏见，但司马迁讲历史，却能保持清醒客观，即使是写当代之事，即使是有切肤之痛，也能控制情绪，顶多在赞语中发点感慨，出乎人生，而入乎历史，写史和评史，绝不乱掺乎。 对司马迁的赞语和文学性描写，我很欣赏。因为恰好是在这样的话语之中，我们才能窥见其个性，进而理解他的传神之笔。例如，在他笔下，即使是“成者为王”的汉高祖也大有流氓气，即使是“败者为贼”的项羽也不失英雄相。就连当时的恐怖分子，他也会说“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就连李斯这样的“大坏蛋”，他也会描写其临死之际，父子相哭，遥想当年，牵黄犬，逐狡兔的天伦之乐。很多“大人物”写得就像“小人物”一样。 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有关，《李将军传》也值得一读（有趣的是，它是放在《匈奴传》和《卫将军传》的前边）。他讲李陵之祸，着墨不多，对比《汉书》，好像一笔带过。这种省略是出于“不敢言”还是“不忍言”，我们很难猜测。但他在赞语中说： 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
1939年经济危机的起因过程有哪些错误以及影响后果。看起来有些广泛，但是因为时代较近，题型较为经典，所以资料很好搜集。如果你不熟悉经济，你可以选政治话题，例如：欧洲资产阶级革命，英国与德国的两种君主立宪制；推荐写苏联的从开始到解体，成功创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错误的斯大林主义，两极分化以及冷战，最后解。看起来虽然更广泛，但是因为时代更近，题型更为经典，所以资料更好搜集。
1、试论朱里亚-克劳狄王朝时期近卫军与皇帝的关系2、马尔克与5-9世纪的法兰克社会3、曼与马尔克的比较研究4、论林志纯关于中国城邦制与封建制的研究5、高中历史必修Ⅰ中的公民教育研究6、白月桥历史教育思想研究7、苏州市历史中考试卷发展研究(2009-2015)8、沪台两地最近版本初中历史教材对比研究9、近年(2010-2015)高考历史选择题量化统计研究10、江西历史高考选择题的变化走向及其教学策略的研究11、2011-2015年新课标全国卷1卷历史选择题分析12、建国初期(1949-1953)中学历史教科书价值取向研究13、阶级斗争史观的式微对高中历史教材的影响探究14、高中历史教材静态难度的定量比较研究15、高中历史教材中历史地图的比较研究16、中美国家历史课程标准比较研究17、改革开放以来高中历史教材中世界史体系的演变分析18、社会转型视野中的罗马帝制研究19、试论初高中历史教科书与教学的衔接20、新课程背景下亚非拉史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现状分析研究二十个好写的历史论文题目,由学术堂整理提供
学术堂整理了15个好写的论文题目供大家进行参考：1、民间借贷中的暴力冲突:清代债务命案研究2、“冠带荣身”与明代国家动员——以正统至天顺年间赈灾助饷为中心3、皇帝“私”礼与国家公制:“开元后礼”的分期及流变4、全新世以来浙江地区史前文化对环境变化的响应5、先秦社会最高权力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6、出土文献与先秦自然宇宙观重审7、18世纪中国南北方市场整合程度的比较——利用清代粮价数据的研究8、逐鹿或天命:汉人眼中的秦亡汉兴9、明清时期嘉陵江流域水旱灾害时空分布特征10、秦汉帝国扩张的制约因素及突破口11、金朝初叶的国都问题——从部族体制向帝制王朝转型中的特殊政治生态12、清代耕地数据恢复重建方法与实证研究13、科技考古视野下的商王朝锡料来源与“金道锡行”14、南宋朝廷与四川地区的文书传递15、秦军功爵制的经济学分析——兼论秦军功爵制功效何以远超六国
你可以去看下（历史学研究）~里面已经发表的论文你可以看下论题，好好学习参考下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封建制度与神权政治的来源PASSANT520 罗马帝国衰微之际，基督教会的势力却正在增长。教会大体按照罗马的行政区划，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逐级管理制度，如大主教管区、主教管区、教区等。西罗马的统治机构随着帝国的灭亡而失去作用，但教会的组织并未破坏，圣职人员也都保留下来。当社会上新旧交替、兵荒马乱之际，世俗政权瘫痪，教会趁机扩大影响，出面维持局面，承担社会事务，一时之内，俨然成为西欧唯一的一支自居体系的势力。克洛维接受基督教，开始了日耳曼王权与教会的结合。查理大帝的基督教作为推行其统治的工具，对于教会更是护持备至。许多教会人士受到法兰克诸王的重用，甚至充当使节，参与政事。越来越多的教会领地享有“特恩权”，即教会在基中享有独立的行政、司法、收税之权，形同独立王国。在君主的卵翼下，教会的政治地位与日俱增。 PASSANT520 经济上，罗马帝国时期教会已经富裕起来。罗马法律规定，教会可以接受赐赠。法兰克许多国王更是向教会大量施赠。克洛维的孙子希尔佩里克因此慨叹教堂把财富都汲干了，王权也转到主教们的手里去了。查理大帝严格要求居民向教会交纳什一税，向教堂捐献土地、房屋、钱财，乃至奴仆。他本人在遗嘱中将金银、珠宝、御用衣物、金属器皿、日常用品等动产的2／3以上转给境内的21个大主教管区。另外，贫苦农民的“献地”。虔诚信徒的捐赠，教会的巧夺豪夺，大修道院得自经营土地的厚利，都使教会的产业猛增。到7世纪末，基督教会在高卢已占有1／3左右的土地。教会产业与世俗封建主产业不同的是，世俗封建主死后，其遗产由诸子分享。法兰克国家的土地曾几次在诸子之间剖分。君主有时还向臣下分封土地。因此，世俗封建主个人的地产有分散或缩减的趋势，这是后来王权衰落的原因之一，而教会没有这种情况。教会反对分散财产，力求土地保持完整。教会各级教区的主管人去职，教区产业由其后任接管。因此教会财产不断增殖。经济实力雄厚。这也是教会权势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 PASSANT520 文化教育上，在中世纪早期的西欧，教会可以说是处于垄断地位。长期动乱，造成西欧文化低落，学术衰微。查理大帝和阿尔弗雷德尽管本人求知似渴，提倡教育，但从整个社会而言，成效有限，而且这种教育以服务于宗教为宗旨，谈不上真正的研究探讨，与拜占廷和阿拉伯帝国的钻研学问之风相比，西欧黯然失色。当时教士成为西欧唯一掌握一定文化知识的阶层。那时流传下来的几部重要历史著作，如《法兰克人史》、《英吉利教会史》、《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查理大帝传》、《伦巴德人史》等，都出自教会人士之手。教会人士凭借文化上的优势，得到国家重用，并利用对教育的垄断和群众的宗教信仰，宣扬神学，推行愚民政策，以维护本身的权威地位和封建制度。 PASSANT520 总之，从组织上和政治来看，教会处于有利地位，而在经济和文化上，教会更具优势，因此教会势力不断膨胀起来，以至不仅可以与王权分庭抗礼，而且还企图凌驾于王权之上。11世纪格雷戈里七世任教皇时，公然发布敕令，宣布教皇高于君主，教皇有权废黜君主，使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一度甘拜下风。其后，教皇莫诺森三世又提出王权得自教皇，犹如月光得自日光的理论。在王权和教皇权力之间长时间的争执中，国王有时处于劣势。这种情况直到以后王权加强，才有所改变。PASSANT520 西欧封建制度的基本概念是： ①封建主之间形成了特殊的封君封臣关系； ②形成了与封主封臣制相适应的封土制度； ③中央权力衰落，各封建主在其领地内有独立的政治权力。 很明显，这是与神权，中央集权相矛盾的，因此，王权与神权的斗争，王权与地方势力的斗争，长久不曾停止。PASSANT520 随着经济的发展与文化的复兴，地方势力逐渐加强，王权也一定提高，神权则日趋衰弱，知道文艺复兴与新教诞生，神权政治的时代成为过去PASSANT520 1215大宪章的签订。则是地方势力与中央势力斗争的典型势力，为以后的互相融合，互相尊重的内阁制度和宪政打下基础。 大概这样，LZ最好润色一下语言，字数1000不够的。
教权、君权的的斗争，你网上自己看看圣神罗马帝国的亨利四世和教宗格列高利七世教皇的斗争好了。太多了，1000字不够
在西欧的中世纪，天主教会处于万流归宗的地位，这似乎是一个常识性问题。但是，当我们对这一历史命题进行历史主义的全方位考察时，便会发现，对于意识形态领域来说，天主教神学是西欧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代表，在思想文化领域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然而，一旦把视觉转移到政治领域，尤其是用来考察教权与君权的关系时，情况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如果仍然用天主教会处于万流归宗的地位这一命题，来套用整个西欧中世纪教权与君权的关系，无疑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误解。历史的本来面目应该是：从时间上考察，在长达12个世纪的西欧封建社会中，教权与君权孰强孰弱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在斗争中呈现出互有消长的马鞍型；从空间上考察，教权与君权的关系在西欧各国也不是铁板一块，而是情况各异，甚至截然不同。时间是非常公正的历史老人，它会把一切如实地披露出来。西欧中世纪教权与君权的关系，在长达12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经历了在斗争中互有消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并且这一过程还以马鞍型展现出来。最初是教权从属于王权，继之是教权驾于王权之上，随后是教权走向衰落和专制王权崛起。当日耳曼各族在西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一系列蛮族王国时，西欧社会的历史便掀开了新的一页，由古代进入了中世纪，从而也就开始了长达12个世纪的教权与君权在合作与争斗中互有消长的欢喜冤家的一段历史。在蛮族入主之初，罗马派（即后来的罗马正教，亦称天主教）基督教是被征服者，许多蛮族王国信奉阿里乌斯派基督教或者他们祖先的原始多神教，他们把罗马基督教视为与罗马帝国统治者一样的仇敌，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击，剥夺了它们的广大地产。克洛维在没有皈依罗马教之前，尽管没有接受阿里乌斯派的信仰，但法兰克人对高卢罗马教会的劫掠并不比其他蛮族逊色，著名的苏瓦松瓶子就是从教堂抢来的。《法兰克人史》的作者都尔主教格雷哥里在书中明确记载，克洛维率三千亲兵受洗，皈依罗马教之后，多神教信仰依然强大，高卢罗马教会的势力仍处于从属地位。不仅如此，克洛维建立墨洛温王朝之后，使开始组建由他管辖的加力克（法兰西教会的古代名称）教会。511年，他下令召开奥尔良宗教会议，会议制定的宗教法规具有国家法律的性质。这固然反映了封建神权统治的开始形成，为奴隶主阶级服务的基督教已转变成为封建主服务的天主教，但更说明了君权对教会的干预和控制是何等的厉害。法兰克王国的教会、修道院全由国王管辖[1]，克洛维虽然未曾直接任命主教，但始终在幕后操纵，其继承者则从幕后走到前台，对主教选举进行赤裸裸的干涉。8世纪中叶，矮子丕平为了篡位，用加洛林王朝取代墨洛温王朝，需要罗马教会给以政治上的支持，为其篡位提供了理论根据。而与矮子丕平为代表的大封建阶级有着类似经济基础和相同政治利益的罗马教会，要摆脱长期以来所受的拜占廷皇帝的控制，消除伦巴德人入侵的威胁，需要寻求新的世俗君主给予军事上的帮助。各自的需要建立起了西欧政权与教权的最初联盟。借助于这个联盟，天主教势力逐渐抬头，并靠“丕平献土”建立起了教皇国。教皇由单纯的天主教世界的精神领袖兼任世俗君主，并消除了伦巴德人的威胁，摆脱了拜占廷皇帝的控制，压制了罗马贵族的叛乱。矮子丕平及其继承人也依靠这个联盟不仅当上了法兰克国王，而且将势力扩展到意大利，做了罗马人皇帝，成了西罗马帝国传统的合法继承者，可与拜占廷皇帝平起平坐。但是，不能不看到，这个联盟虽然使双方受益，但是联盟的主导者仍然是君权而非教权。加洛林王朝形成的惯例是，没有国王的首肯，任何人不得被选为主教。到查理大帝统治时期，主教和修道院长的任命完全由他一人决定。查理曼之后，主教的任命已成为国王独有的特权，教民要推选主教，必须从国王那里获得特许奖。推选教皇的权利原操在罗马城教士和教友之手，但在查理曼统治时已为世俗政权所控制，其继承者虽然控制力有所减弱，但从未放弃控制罗马教皇的政策。824年意大利国王罗退尔颁布的“罗退尔宪章”的誓文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誓文说：“除保留对教皇的忠贞外，对吾主皇帝路易与罗退尔，将终生效忠，竭尽智力，避免虚伪，避免非法选举教宗，凡本人所同意之人当选，不得接受祝圣，除非在皇帝代表与人民面前宣誓对皇帝效忠[2]。如前所述，新的封建统治者对天主教会所以大加干预和控制，绝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天主教会及其教士在实现封建化，完善封建制的过程中能够起到无法替代的作用。例如，加洛林王朝实行的是伯爵辖区制的行政制度，而代表王权的地方行政长官伯爵则多是当地大封建主，他们桀傲不羁，有很强的自主性。为了严密控制他们，查理曼就借助于教会力量，在实行伯爵辖区制的同时设立主教区，给予主教在辖区范围内的司法权，以限制和削弱伯爵的权限。不仅如此，他还派遣宫廷教士和官员担任“巡阅使”，全权代表王权监督和阻止地方官员对土地的贪婪，多伯特在他的《巡阅使》中说：只有巡阅使才能对这种趋势进行斗争[3]。教会和教士在封建化过程中被赋予的这种重要的职能，使其获得了相应的社会地位和国王的大量赠予及权益。779年，查理把人们向教会缴纳的什一税列入国家的税法中，扩大了教会的税源。在此之前，什一税是教徒自愿赠予的。查理把主教和修道院长看作是自己的附庸，给予他们的赠与如同世俗分封。正如查理曼所说：“凭那份进款和那份地产，凭那所修道院和那所教堂，我就可以使得某个臣属效忠。”[4]而这些主教和修道院长同样要为国王提供兵役、徭役和宫廷所需物品。世俗大地主阶级和教会是法兰克国家的两支柱。这种统治格局对西欧封建统治权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教会的国家机构职能，必然强化王权对教会的控制。首先，查理曼以王权对教会圣职的任免取代宗教法规规定的教会选举权，随时罢免他认为不称职、不符合王权利益的主教。其次，王权还控制着教会对内外的立法。查理曼在位期间亲自主持了16次宗教会议，并规定会议的内容，以国王敕令的形式颁布宗教会议的决议。教会的信条同时就是政治信条。再次，为防止主教因地产和权势的增长而危害王权，查理以教会法规来束缚教士的生活。在802年关于巡阅使的敕令中，颁布了限制教会权力和修道院生活的法令。并通过建立教会学校加紧培养教士的宗教意识。查理的宫廷教士阿尔古因在办教会学校时很明确地表达了查理的这个意图。“我积极致力于许多工作，以便培养很多人为教会神圣的上帝服务，并装饰你的帝国政权”[5]。很显然，法兰克的君主把罗马天主教看成是可以强化君权、维护君权统治的一种力量。尽管800年圣诞节查理以不以为然的态度接受了利奥三世为他戴上的皇冠，甚至最初不喜欢罗马人皇帝这个称号，但是很快就看到皇帝称号为其统治带来的各种好处。首先，皇帝的称号提高了查理在西欧的统治地位，与东邻的拜占廷帝国皇帝相埒，其威望超过了法兰克国界。802年，查理在亚琛帝国会议上颁布法令，命令全体人民，不论是教士还是世俗人都要向他进行新的宣誓效忠。813年，查理亲自为自己的独生子路易举行皇帝加冕礼，以表明皇帝所拥有的绝对权力。克吕尼运动为代表的教会改革运动到11世纪下半叶取得了极为重要的成果。在主教职权的斗争中，教权从君权手中赢得了来之不易的胜利，拥有圣职任命的发言权，从而使神职人员（主教、大主教、修道院长）与世俗贵族相分离，杜绝了圣职买卖的弊端，通过斗争的胜利，教权愈益强化，达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教权至上说由神学理论变成了社会的政治实践，教皇成了居于西欧诸王之上的主宰教权与君权的强势人物，西欧各国一切重大事务都必须得到教皇的同意。13世纪初，教皇英诺森三世动员欧洲各国教会法学家帮助确立“教权至上的地位”。他说：“教皇和国王，犹如太阳和月亮，月亮从太阳获得光辉，国王从教皇手中获得权力。”还说：王公选举皇帝的权力是教皇赋予的。教皇有权决定皇帝的人选，使教皇的权力成为强制性的。为此，他不愿做使徒彼得的继承人，认为这个说法贬抑了教皇的尊严，因为彼得虽然伟大，但毕竟是人。他公然宣称：“罗马教皇实际上不是普通人的代理人，而是真正的上帝的代理人，……是耶sū＠①基督本人的代理人。”[9]因此，一切权利都属于教皇，是“万王之王”。英诺森三世对教权的踌躇满志溢于言表。他策动了第四次十字军东侵，攻陷了君士坦丁堡，组织了镇压法国南部阿尔比派的十字军。在教会内部，他大权独揽，实行专制统治，主教选举发生争议，教皇有权决定，主要调换教区，惟有教皇才有权批准。在处理与西欧各国君主的关系问题上，他傲慢无礼，权倾一时。他运用政治手腕，利用德国混乱的政局，左右神圣罗马帝国的选举。在法国，他发布褫夺教权的命令，迫使势力强大的法王腓力二世就范，被迫同废后英格堡复婚。阿拉贡的彼德、莱昂的阿方索九世，葡萄牙国王桑乔，波兰国王拉季斯拉夫，都被迫匍伏于他的脚下。他还利用各种矛盾，迫使英王约翰服从其权威，承认自己是教皇的附庸，英国为教皇的属国，并每年向教皇交付1000马克的贡金。教权此时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盛极一时。物极必反，这是辩证法的铁律。英诺森三世以后的50年间，虽然教皇们继续努力捍卫教权，但由于时事的变易和教皇们才有未逮，教权在与君权的较量中无可奈何地滑向低谷。野心勃勃的卜尼法斯八世虽然力图步英诺森三世的后尘，重建逐渐丧失的教皇最高统治权。但是由于中央民族国家的形成，在前人成功的地位，他却失败了。其间最具代表性和戏剧性的事件就是卜尼法斯八世与法王腓力四世的斗争。腓力四世为应付英法战争的巨大开支，下令向教会领地征税，这无疑损害了罗马教廷的利益，引起了与教皇的冲突。卜尼法斯八世为了捍卫传统的权力，遂于1296年以开除教籍相威胁，禁止皇帝、国王和任何一级贵族在任何名义下向教会征收捐税和贡物。腓力四世则针锋相对，下令禁止金钱出口，断绝了教皇从法国应得的财政收入。腓力四世在与教皇的斗争中获得广泛的支持。在1302年召开的法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三级会议上，出席会议的神职界、贵族和平民的代表均支持国王。教会代表所以支持国王和反对教皇，是因为主教们要维护高卢教会的独立性，和不使自己对教皇的依赖大于对法王的依赖，因此支持腓力四世。教皇则以发布《一圣通谕》予以反击，并以革除腓力四世的教籍相威胁。法王则诉诸武力，监禁教皇代表，并联合不满教皇统治的罗马贵族，寻机推翻卜尼法斯八世。还派人潜入教皇驻节地阿南尼城堡逮捕教皇，对教皇进行暴力威胁和人身侮辱，迫其退位。卜尼法斯八世气怒交加，很快死去。这一事件严重削弱了教权，而对正在崛起的君权则十分有利。卜尼法斯八世死后不久，法王便选拔法国主教为教皇，并将教皇驻节地迁到靠近法国的意大利边境城市阿维农。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阿维农之囚开始，教权更是一蹶不振，直到席卷整个欧洲的宗教改革把罗马天主教对西欧统治的一统天下彻底打破。以上表明，中世纪西欧教权与君权的关系，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教权凌驾于王权之上的永恒现象，客观实际是教权与君权两者在相互联合和斗争中因世事的变易而彼此消长。开始是君权制服教权，继而是教权驾于君权之上，最后乃是教权受制于王权，即使是纯天主教国家的西班牙也不例外。中世纪的西欧，教权与君权的关系，不仅从时间上考察彼此在斗争中互相消长，而且从空间上考察这种消长在各国各地区也不是铁板一块、完全一致的。在刚刚步入封建社会之时，新建的诸日耳曼王国中，除了西罗马帝国的原居民罗马高卢人信奉罗马基督教外，新入主的日耳曼各族均信奉原始多神教或阿里乌斯派基督教，罗马派基督教不仅对这些蛮族新王国无法施加影响，反而被新的主人视为罗马帝国的同路人而屡遭打击。面对这一新的情况，虽然以格利哥里一世为代表的一批执着于罗马基督教事业的教会人士不遗余力地采取各种手段来强化和扩大教会的势力，并且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最终使整个西欧天主教化，但是，这一过程不仅充满了艰辛和反复，而且在各地发展也极不平衡。496年，当克洛维为了自己的政治图谋率三千新兵受洗，皈依天主教之时或之前，征服西欧的其他日耳曼各族，大都接受了被视为异端的基督教阿里乌斯派。哥特人早在民族大迁徙运动之前的四世纪中叶，就在克里米亚成为了阿里乌斯派的信徙，东西哥特人在他们叱咤风云，攻掠意大利、高卢和西班牙的两个世纪中，始终是阿里乌斯派的信徒。其他的日耳曼各族，如苏维汇人、汪达尔人、勃艮第人和伦巴德人，或者一开始就属于阿里乌斯派，或者后来改宗阿里乌斯派[10]。就连侵入大不列颠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在五六世纪也曾压制属于罗马基督教系统的英国本土的基督教。虽然随着封建化的演进，蛮族王国的国王和贵族成为大地主后，其利益与残留的罗马大土地领主以及天主教会渐趋一致，需要取得天主教会对其利益的维护和统治的支持，但是，由于接受天主教不仅要“反对民族的传统”，还要放弃对祖先的崇敬，心理的文化积淀和传统的习惯势力无疑给天主教的传教工作带来了许多阻力和困难，使其传教充满了艰难和曲折。例如，英格兰接受天主教就并非一帆风顺，而是随着国王的更替几经反复后才终成正果。在诺森伯里亚国王埃德温皈依天主教之前，英格兰就曾接受过天主教，但只是昙花一现。当633年异教国王默西亚的彭达战胜和杀死埃德温后，诺森伯里亚又恢复了异教信仰，其后又几经周折，直到641年，诺森伯里亚的新国王奥斯维确立在英格兰的霸主地位后，天主教在英格兰的地位才牢固地确立起来。英格兰到718年才承认罗马的权威，威尔士则迟至12世纪才确立起天主教的统治地位。西北欧的乌特勒支、弗里西亚到8世纪才逐渐天主教化，至于萨克森人，他们反对法兰克人的征服，因此也敌视他们的宗教。真到772年至803年查理大帝发动一系列战争，最终迫使萨克森人臣服时，萨克森才皈依了天主教，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以及摩拉维亚、波希米亚于10至11世纪才缓慢地天主教化。很显然，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天主教化的路程尚未走完时，教权是无法凌驾于王权之上的，相反，教会权威的确立完全仰仗于君权的支撑。并且，还由于天主教化进程的不一，天主教会的权威在同一时期内在不同地区理所当然的也有强弱之别。如果说当初教会获得独立的权力只是为了自我保持的话，那么后来当教会的权力发展到足以与世俗王权相抗衡的时候，控制和支配整个国家的欲望则成为教会权力的目的。到11世纪中期，随着王权的进一步强化和教会权力向世俗国家的渗透，并已成为国家的支配势力的时候，教皇与世俗皇帝的对抗达到顶峰。一方面，教皇认为他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另一方面，国王认为他才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 西欧中世纪，在教会权与王权争夺最高领导权和充当世界霸主的斗争中。教会权摆脱其不利的地位是从11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发生这一改变的深层次原因当然是天主教会在王权的阴影下不断扩大统治范围，使西欧天主教化，并逐步获取天主教世界管理权的结果；其直接原因则是教会改革运动克吕尼运动深入发展的结果，克吕尼运动始于10世纪的克吕尼修道院，到11世纪下半叶逐成燎原之势，其核心人物格里高利七世、利奥九世等人。利奥九世上台后，他要依靠教皇的权势，在罗马教廷巩固自己尚不稳固的地位，就先要把国家教会制带进罗马教廷。亨利三世统治时期，在王权的集权统治下，诸侯与王权的矛盾已不断的激化，逐渐形成了一股潜在的反对王权的地方势力，1056年，亨利三世卒然去世，其子亨利四世年仅6岁，皇后阿戈尼斯摄政，软弱无力。各大公爵瓜分了皇室的领地，满载亨利三世的支持下，开始了自上而下的教会改革，国家教会制得到充分发展，培植了教会封建主阶层，教俗封建主对德意志皇室领地和政治权利的瓜分，大大削弱了皇权的集权统治。格里高利七世扩大教皇的权威和亨利四世重建德皇的集权，是不可调和的矛盾的两个方面。国家教会制是德意志皇权进行统治的一个支柱，也正是国家教会制培植了一批具有丰厚经济实力的教会贵族，他们瓜分了皇室的权力，动摇了皇权集中的基础。格里高利七世扩大教皇的权威和亨利四世重建德皇的集权是不可调和的矛盾的两个方面，在政教之间以争夺主教授职权为主要内容的公开的斗争中，德意志的教俗贵族因自身利益而支持罗马教皇。德意志皇帝被教皇所废黜，德皇的被迫忏悔，在理论上削弱了王权的权威性。 以克吕尼运动为代表的教会改革运动到11世纪下半叶取得了极为重要的成果。在主教职权的斗争中，教会权从王权手中赢得了来之不易的胜利，拥有圣职任命的发言权，从而使神职人员（主教、大主教、修道院长）与世俗贵族相分离，杜绝了圣职买卖的弊端，通过斗争的胜利，教会权愈益强化，达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教会权至上说由神学理论变成了社会的政治实践，教皇成了居于西欧诸王之上的主宰教会权与王权的强势人物，西欧各国一切重大事务都必须得到教皇的同意。13世纪初，教皇英诺森三世动员欧洲各国教会法学家帮助确立“教权至上的地位”。 他策动了第四次十字军东侵，攻陷了君士坦丁堡，组织了镇压法国南部阿尔比派的十字军。在教会内部，他实行专制统治。他运用政治手腕，利用德国混乱的政局，左右神圣罗马帝国的选举。在法国，他迫使势力强大的法王腓力二世就范，被迫同废后英格堡复婚。阿拉贡的彼德、莱昂的阿方索九世，葡萄牙国王桑乔，波兰国王拉季斯拉夫，都被迫匍伏于他的脚下。教权此时如日中天，盛极一时。但英诺森三世以后的50年间，虽然教皇们继续努力捍卫教权，但由于时事的变易，教会权在与王权的较量中无可奈何地滑向低谷。卜尼法斯八世虽然力图步英诺森三世的后尘，重建逐渐丧失的教皇最高统治权。但在与法王腓力四世的斗争中死去，严重削弱了教会权，而对正在崛起的王权则十分有利。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阿维农之囚开始，教会权更是一蹶不振，直到席卷整个欧洲的宗教改革把罗马天主教对西欧统治的一统天下彻底打破。 以上表明，中世纪西欧教会权与王权的关系，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教会权凌驾于王权之上的永恒现象，客观实际是教会权与王权两者在相互联合和斗争中因世事的变易而彼此消长。 中世纪的西欧，教会权与王权的关系，不仅从时间上考察彼此在斗争中互相消长，而且从空间上考察这种消长在各国各地区也不是铁板一块、完全一致的。在刚刚步入封建社会之时，新建的诸日耳曼王国中，只有西罗马帝国的原居民罗马高卢人信奉罗马基督教，新入主的日耳曼各族均信奉原始多神教或阿里乌斯派基督教，罗马派基督教不仅对这些蛮族新王国无法施加影响，反而被新的主人视为罗马帝国的同路人而屡遭打击。面对这一新的情况，虽然以格利哥里一世为代表的一批执着于罗马基督教事业的教会人士不遗余力地采取各种手段来强化和扩大教会的势力，并且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最终使整个西欧天主教化，但是，这一过程不仅充满了艰辛和反复，而且在各地发展也极不平衡。 英格兰接受天主教就并非一帆风顺，而是随着国王的更替几经反复后才终成正果。西北欧的乌特勒支、弗里西亚到8世纪才逐渐天主教化，至于萨克森人，他们反对法兰克人的征服，因此也敌视他们的宗教。真到772年至803年查理大帝发动一系列战争，最终迫使萨克森人臣服时，萨克森才皈依了天主教，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以及摩拉维亚、波希米亚于10至11世纪才缓慢地天主教化。 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天主教化的路程尚未走完时，教会权是无法凌驾于王权之上的，相反，教会权威的确立完全仰仗于王权的支撑。并且，还由于天主教化进程的不一，天主教会的权威在同一时期内在不同地区理所当然的也有强弱之别。 教会权与王权关系的错综复杂，不仅在时间上出现了彼此的消长和位置的互换，在空间上也如上所述极不均衡，在西欧各地各国也因各方面情况的不同，多有差别。因此，必须全面的、辨证的分析西欧中世纪的教会权与王权的相互关系及影响。
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欧洲人开辟横渡大西洋到达美洲、绕道非洲南端到达印度的新航线以及第一次环球航行的成功，历史上习惯称为“地理大发现”。15世纪末，由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货币的需要量大大增加。货币不仅是商品交换的媒介，而且也是财富和权力的象征，好像谁有了它就有了一切。贵金属金银是理想的货币。中古的西欧，最初实行银本位制，15世纪以后，逐渐过渡到金本位制，金银同是国防贸易的支付手段。于是，西欧的国王贵族和商人象发疯似地到处追求黄金和白银，形成一股贵金属热。哥伦布就说过：“黄金是一个奇妙的东西。谁有了它，谁就成为他想要的一切东西的主人。有了金，甚至可以使灵魂进入天堂。”然而，欧洲产金不多，银主要产于德国。从15世纪后半期起，德国年产银量不断增加，仍然不能满足需要。西欧商人在同东方贸易中运进价格昂贵的丝绸和香料，又使贵金属大量外流。有些国家为缓解贵金属短缺，一再下令禁止金银出口，仍然不能解决问题。1275年夏，威尼斯人马可·波罗（Marcopolo，1254—1324年），随父亲、叔父来到我国，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盛宴欢迎。他在中国居住和为官17年，1295年回国后发表《马可·波罗行记》（又名《东方见闻录》，由马可·波罗口述，比萨人鲁思梯谦整理成书）。书中描写北京的宫墙、房壁和天花板满涂金银，日本的金多无数用来盖房，而且声言绝对确实可信。这本书广泛流传，使西欧人垂涎三尺，决心远渡重洋、到富庶的东方去。恩格斯说：“葡萄牙人在非洲海岸、印度和整个远东寻找的是黄金；黄金一词是驱使西班牙人横渡大西洋到美洲去的咒语；黄金是白人刚踏上一个新发现的海岸时所要的第一件东西”。15世纪末以前，从西方通往东方的商路主要有三条。一条是陆路，即传统的“丝绸之路”，从君士坦丁堡登陆，经小亚细亚、黑海和里海南岸至中亚，再翻越帕米尔高原到中国。另两条是海路：一条从叙利亚和地中海东岸，经两河流域到波斯湾，另一条从埃及经红海至波斯湾，再换船到印度和中国。这几条商路本来就经过意大利、阿拉伯、拜占廷和波斯等地的商人多次转手，才能将货物运抵西欧。15世纪中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兴起，先后占领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控制传统商路，对过往商品征收重税，使运抵西欧的货物不仅量少，而且比原价高8—10倍。于是，西欧的商人、贵族，迫切希望另辟一条绕过地中海东岸直达中国和印度的新航路。15世纪时科学技术的提高和地理知识的进步，使远洋航行成为可能，为开辟新航路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当时的欧洲人已能制造多桅快速、载重数百吨甚至千吨适宜远航的大船。我国发明的指南针，经阿拉伯人之手于14世纪传入欧洲，已被普遍应用于航海事业。古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的地圆说，日益被人们接受。1477年，佛罗伦萨地理学家托斯堪内里（1379—1482年）绘制世界地图，把中国和日本画在欧洲的西方，坚信从欧洲向西航行可以到达东方。中国、印度和阿拉伯人的航海成就，有助于欧洲人开辟直达东方的新航路。1405—1433年间，明代伟大的航海家郑和率领庞大船队七下西洋，先后访问亚、非30余国和地区，最远抵达今东非肯尼亚的马林迪，并有完整的航海图，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印度和阿拉伯的航海家早就航行在印度洋上，他们还沿非洲东岸向南航行，最远到达今莫桑比克。15世纪末，葡萄牙人达·伽马就是利用上述航海成就，开辟了绕道非洲南端的好望角直达印度的新航路。15世纪末，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已经完成领土统一和实现中央集权。两国的专制君主以及贵族、商人，为掠夺黄金、白银，扩张势力，积极支持航海事业和开辟直通印度的新航路。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的统一又是在“收复失地”、即反对伊斯兰教徒的胜利斗争中实现的，于是15世纪末的伊比利亚半岛出现一股空前的宗教狂热，希望与信仰基督教的东方君主联合起来，共同夹击信仰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土耳其人。①上述各种因素起作用的结果，终于使西班牙和葡萄牙成为探索新航路和进行殖民掠夺的总先锋
在最近将近三十年的时间中,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与其他人文科学的学科一样,学术上的发展是巨大的。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古代文学史论文参考范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古代文学史论文参考范文篇1 浅析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理解 文学史一词的复杂性，是近年来学界每有讨论的问题。就这个词的全部含义来讲是指文学自身的纯客观的生成与发展的历史，一些学者称为文学史的“本体”，还有一些学者称为文学史的“原生态”。在我们对文学史进行直觉性的想象时，我们意识到这种文学史的“本体”或“原生态”是存在的，并且它有一种纯客观的性质。科学的文学史研究，把向文学的真实的历史逼近作为研究的一个终极目标，并且也将此作为判断某一文学史研究成果的价值高下的一个标准。但是，“原生态”和“本体”事实上只存在于直觉的想象与逻辑的思辨中，实际存在于人们的认识与阐述中的文学史，最直观的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种种以“文学史”为题的著作，它们事实上是通过一种认识体系构建出来的。 文学史的这种性质甚至在它处于史料状态时就已经体现出来了，这些史料即保存至今的文学作品和一些文学史的文献，都是经过自然与人为的选择的结果，都是经过叙述的。另外就产生文学的历史文化背景来看，我们所依赖的也多是历史学家的成果。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原生态，早已成为历史的东西，无法复原。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所把握住的文学史，无沦是零星的还是系统的，无不是进入我们的自身的认识领域的东西，即构建出来的东西。文学史越系统、越宏观，它的构建的性质也就越突出。 中国古代文学史理论的叙述首先得提及孔子。孔子的《春秋》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私人撰写的史书，司马迁认为《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史旧文“约其辞文，去其烦重”整理而成，主要记载政治事件和人物活动。《春秋》对文学史论的贡献至少有二。一是它按年、时、月、日记载史实，后世编年史基本上沿袭此法，这对后人撰写编年体文学史、作家年谱、文学大事记等类型的文学史著影响久远。二是《春秋》于客观记事之中“寄其微言大义”，故有“春秋”笔法之说，对后代学者撰写文学史影响极大。 有当代学者认为：“新文学史既然是史，又与现代政治有那么密切的关系，研究中就必有禁忌，因而要有精神准备，在史德遇到考验时，能够站稳脚跟。古时所以创造了‘春秋笔法’，就因为在不让讲真话的时候，可以隐蔽地讲真话’，川。孔子的《论语》提出“十世可知”即以往知来、以见知隐的历史观，“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印的进化论思想，“不以人废言”即的治史准则，都是中国古代文学史理论的重要内容。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川，“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明，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已成为历代文学史研究的原则与方法。 魏晋南北朝是文学自觉的时代，文学相对于其他学术或学问独立出来，确立自身的价值和范围，初次形成清晰独立的文学概念，出现了较为完整、自成体系的文学思想和观念。魏晋南北朝也是文学史研究自觉的时代，主要标志有三个。 一是史书中立《文学(文苑)传》。范哗的《后汉书》在《儒林传》外别立《文苑传》区分出儒学与文章之学的不同。萧子显在《南齐书》中立《文学传》，并在传后撰写一篇长论，叙述属文之道及文章体变。此后《文学(文苑)传》便成为多数正史沿用的通例。 二是出现研究文学史的专论。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对文学体裁专门考察其源流，分别其特征，概略而全面、条理化地勾划出文体发生发展的历史线索，是一篇文体史研究专论。钟嵘的《诗品》探讨五言诗体的源流变化，把品诗与辨流结合起乘，在对作家品评时都把每位诗人放人这种诗体、题材和表达方式的继承源流关系之中。《诗品序》史论结合，既系统阐发他的诗歌理论，也概述了五言诗的发展历史。钟嵘品评作家作品的优劣虽然也有不少涉及社会因素，但大多是以审美因素为标准，他提出并推祟诗歌创作的“滋味”，以为“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显示出钟嵘的文学史观的审美倾向。 三是出现了专门的文学史论。《文心雕龙》中的《通变》、《时序》是论述文学发展的文学史论专篇。《通变》被作者归之于“剖情析采”的创作论，实际上是从文学自身演变的历史来探讨文学发展规律，作者概述历代文风的衰变之后，从文学创作自身寻找原因：“竞今疏古，风味气衰也”，争相模仿现代的而忽略借鉴古代的，是造成文风黯淡文气衰落的原因，如何解决文学发展中出现的这类令人优虑现象，刘娜认为：“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文学的生命力在于革新，“通变则久”，但革新之时必须注意继承，一方面要“变”，一方面要“通”，这样，文学的发展才能充满活力，‘旧新其业”。《时序》论述文学发展与时代社会的关系，是一篇严格意义上的完整的文学史论。刘叙述了“蔚映十代，辞采九变”的文学发展历史，考察了文学演变与历史社会状况的关系。如文学受政治教化的影响：“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又如，文学受包括学术风气与文化氛围的世情的影响。屈原、宋玉等人的瑰异文思与艳丽文辞“出乎纵横之诡俗”;建安文学由于当时“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的;东晋由于清谈风气的影响，时势虽极艰难，文辞却写得平静宽缓，“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刘聪在《时序》中还涉及到影响文学发展的其它因素，见解应该说是相当深刻的。 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学科建设既要确立它自己的独立地位，还要确定它本身的系统的内容。作为一门学科，中国古代文学史应该有更深的层次。它应包括断代文学史、各体文学史、文艺批评史和文艺思潮史等。此外，中国古代文学史还应当有自己的辅助性学科。初步想来，至少应有如下几项： (1)文学史文献学。它是为文学史研究提供资料的，是整个文学史研究的基础，包括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整理和校勘作晶、作家传记材料和其它背景性材料等第一手文献，二是对有关古代文学的研究成果以及已有的文学史研究成果进行摘编和分类，以备索引和参考。 (2)文学史方法论。它属于文学史研究的基础理论，从理论上总结以往的文学史研究的经验与教训，注意文学史研究最新成就在方法上的特点，并评介不同学派的研究方法，引进国外文学史研究的最新思潮，不断探索既体现人类思维和现代科学理论的新成就，又适合于中国国情和古代文学史实际的研究方法。对文学史学科特点的探讨，也属于方法论的范围。 (3)文学史编纂学。它专门研究文学史著作的叙述方法与编纂体例。诸凡记传体、编年史体或“分体合编”式、“时代为纲作家为序”式等不同体例，都要分析其优劣、比较其高下，然后为已有的研究成果找到最适合的叙述方法。 综上所述，文学史有其不可靠性。如前所说，而许多原始记录已经不复存在，文学史是人写的，而且是被不同时代不同的作者所创作。人无论希望自己立场多么公正只要是人都会有自己的主观思想，并且会受到当时的社会文化所影响因而无论是再好的史学家，其所记录的历史都会带有其主观意向，都会与真实的历史有偏差，而且在历代传抄学习中，因所读之人与成书时的时代不同，知识程度不同，以及普遍存在的误读现象，可以说“文学史”即为“人学史”。 然而，因为事物的发展是螺旋式上升的，前人写的文学史终究是给后的人所看，前人有的主观意识在后人身上同样能找到，前人所做过经历过的事情后人未必就不会去做去经历。相反，许多后人所做的事情在前人那都能找到相同或相似的记录。正如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朝代如何更替，在中国可追溯的近三千年历史中，中国文坛几乎每个朝代都会发生文艺复古运动，每次复古运动之后又会有更激烈的新思想新文化爆发。因而文学史又有其可靠的一面，毕竟前人还是留下了不少文字作品，白纸黑字还是有根可寻的。 如果可能，在编撰中国古代文学时，应该同时关注不同朝代同一文学运动或者相似的文学改革(如观察不同朝代但同样都发生过的“复古”运动)，以此作为对比，相互对校，从中发现它的规律或者谬误，这样大概更有利于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构建。 参考文献： 《试论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学科建设》 张弘 社会科学辑刊 一九八六年第一期 《中国古代文学史理论述论》 佴荣本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997年第5期 《中国古代的文学史构建及其特点》 钱志熙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文学遗产-二三年第六期 古代文学史论文参考范文篇2 试论古代文学史课中的师生互动 摘 要：中国古代文学史课要改变传统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提倡课堂中的师生互动。在知识与能力方面教学相长、情感上互相感染和观念上相互碰撞，从而提高教学效果，达到培养理论和知识扎实、具有较高鉴赏、分析和创造能力的人才的目的。 关键词：古代文学史课程师生互动 近年来，课堂中的师生互动在高校的教学改革中越来越多地受到重视，甚至成为教学效果评价的一个重要指标。中国古代文学史课是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课程内容涵盖上自先秦下至近代的中华民族五千年优秀的文学遗产，历来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即教师讲授，学生听与记的方式进行。教学内容上，采用文学史知识与作家作品介绍相结合的方法。但在实际教学中这种“填鸭式”教学方式越来越不能被学生接受，教学效果受到极大影响。笔者在在教学中，借鉴同行的教学经验，尝试引进师生互动的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笔者认为古代文学史课的师生互动主要体现在教师与学生在知识与能力方面的教学相长、情感的互相感染和观念的相互碰撞三个方面。 一、知识与能力的教学相长：传授正确的知识这是古代文学史课的基本要求，在此基础上培养学生开阔的文化视野，尤其是培养学生对经典作品的审美能力、感悟能力，增强人文素质，是古代文学史课的一个较高目标。实现以上的目标首先要学生有学习的兴趣，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这就需要突破传统授课方式。 改变“满堂灌”、“填鸭式”的进课堂教学模式，采用让学生参与到讲课环节中的课堂结构方式，即提前将要讲授的课堂内容提炼出几个典型问题布置给学生，学生围绕相关问题查阅资料，撰写出发言或讲授提纲。课堂教学中，教师根据所设计的问题采取不同的课堂教学形式。如讨论(或辩论)式、教师(或学生)答辩式、案例分析式及学生主讲教师总结式等多种方式开展教学。这样不仅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还促进学生对所学内容做进一步深入的理解、分析，同时促进教师自身的业务进步，因为教师要花比传统授课方式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备课，以准备问题的设计和课堂中学生有可能提出的各种问题的解答。 如在讲《史记》文选时，学生对《项羽本纪》和《李将军列传》做了大量的查阅文献的准备，分小组做了幻灯片，对作者及其思想和艺术成就，传主的生平事迹及历史评价、作者艺术特色等都有独特的分析、讲解和讨论。学生也对一些不清楚的问题提出来请老师解答。对师生来说，都是一个促进和提高的机会。教学相长，收获很大。 二、情感的互相感染：古代文学史课的师生互动，应是在情感层次的互动。文学是人的文学，历代的经典作品中往往蕴含着深厚的人生情感与深刻的生命感悟。一部古代文学史也是一个民族的性格和情感形成发展的历史。通过对文学史的学习、对文学作品的阅读，领悟凝结于其中的个人与民族的信仰情操精髓.对于陶冶接受者的精神品位与人文素养，有着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作用。 古今社会文化背景和氛围不同，今人思想感情、心理结构、感知世界的方式、思维方式以及情感方式等与古人有较大差异，学生不可避免地对古代文学感到隔膜，他们常常不能很好地理解古代人的所感、所思，对古代人的生活、对古代文学普遍缺乏兴趣。作为教师有责任和义务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培养高尚的人格。 无论是一个作家的生平创作、一种文学现象的出现、一种创作方法的产生和更新等都离不开特定时代的人。这就要求教师要掌握大量史料，要非常熟悉史料，以致烂熟于心，在向学生讲解之前要预先转化为自己呼之欲出的感性体验，用带有情感色彩的语言进行描述与讲解，使学生产生身临其境般的现场感。在对作家作品进行讲解时，采用一种领悟式的体验阅读与理解方式，尽量避免理性的拆解与分析或直接的结论宣导有可能带来负面效应，避免损害作品情境的浑融和圆满或对作品及作家真实感情和主旨的片面理解。重在实践一种获得结论的过程，从而使学生在富有情感的环境感召下，激发学生自身对作品情感体验的认同。 如在讲魏晋南北朝文人的名士风范产生的时代背景时，学生对阮籍、嵇康等名士的言行觉得可笑、不可理解。讲授中引用大量数据和事例分析，并调动教师和学生的生活经验和事例做类比，用富有情感的语言论述这一时期“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使学生从理性和情感上认同当时文人的特异言行的合理性。 再比如古代文学中有许多思乡思亲的名篇，讲授时调动学生的人生经历，联系作品产生的具体背景，使学生对作品能从内心深处产生共鸣。 情感互动应贯穿于古代文学史教学的始终，可以是对祖国灿烂文化的款款深情，也可以是对某一文学现象的慷慨叙述，还可以是对某个作家境遇的深切同情拟或是对某部作品的深情解读，等等不一而足。教师在教学中的情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激发学生学习和研究的兴趣，使教学效果成倍提高。 三、观念的相互碰撞：古代文学史教学对于人文精神的发掘的意义在于传统生命精神对现代生存的启迪。古代文学史教学既要引领学生走入过去，重新体验文学作品本身所达到的人文境界，又要走出来立足当下，让学生自身的人文精神感受融入文本所传达的人文意义境界。而在教学过程中以当下意识阐释经典文本新的价值内涵与精神意义时.既是对于古代文学作品的重塑又是一种有生命力的传承。 由于古代文学的含蓄蕴藉的特质，历代文论的繁复和时代的远离.今人的价值观与古人之间存在分歧、断裂甚至背离，使得当下教学环境中对古代文学作品的意义与精神的理解趋于复杂。在教学中会出现师生间观念上的矛盾，作为教师不要害怕和回避这种矛盾，在宽松的气氛中，耐心平等的与学生进行对话，在这种观念的碰撞中，既可以修正学生的某些偏激、肤浅、片面甚至错误的观念，也可使教师更接近当代学生的思想和精神世界，某种程度上也为教师修正某些落后于时代的观念提供了契机。 这样的观念碰撞在古代文学史课的教学中甚为多见，如对屈原之死的评价、对杜甫“忠”的看法、对古代文人仕与隐的分析、对文以载道的论点的评论等等，教师可适度引导，但不必急于将所有问题均在课堂上找到答案，有些是在目前理论界尚争议的问题，或在课堂上不能一下解决的问题，可留下存疑，让学生带着疑问进一步深入学习和研究。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吴小如.关于怎样学和教中国文学史的问题[J].文学遗产,1991,(3). [3]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猜你喜欢： 1. 古代文学论文范文精选 2. 古代文学史论文 3. 浅谈古代文学研究论文范文 4. 古典文学论文精选范文 5. 浅谈古代文学论文
一、西欧与中国城市的不同特点 1、城市起源不同。西欧中古城市是在10至11世纪重新复苏和产生的。其特点之一是在完成了封建制后，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手工业从庄园经济中分离，成为西欧城市产生的经济前提和物质基础。特点之二，西欧城市“不是从过去历史现成地继承下来的，而是获得自由的农奴重新建立起来的。”〔①〕这是西欧城市产生的阶级前提和政治基础。西欧城市多产生于水陆交通要道、商业转手处以及人口稠密、土地肥沃、居民感到手工业不足的农业区。如法国巴黎以及北部的佛兰德尔、不拉奔；德国的科伦、吕伯克、柏林；英国的曼彻斯特、约克、伦敦；意大利的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城市。另外从安全方面着想，城市还产 生于大领主、大主教、修道院所在地以及军事堡垒附近。新城堡的建立要经过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开始只是作为手工业、商业的居留地。例如佛兰德尔的布鲁日城，该地原是佛兰德尔伯爵领地，962年后伯爵鲍尔文（铁臂）在利斯小河的转变处建造了一所城堡，在它的外面不久兴起了一个由小贩、手艺人和酒肆店员住着的新堡或“郊区”，新城堡开始用木栏栅围起来，以后又从数里以外的一个古罗马城市的废墟上运来石头砌成石头城堡。新堡是一个新兴的工商业聚居地，旧城堡是封建领主的宅第。西欧新兴的城市，如汉堡、纽伦堡、斯特拉斯堡等带“堡”（Bourg）的字根，以及圣日耳曼、圣德尼圣波耳等带“圣”字（san,saint）的字根，多反映了当时该城堡起源于旧的军事堡垒或教会修道院附近。“到了十一世纪末期，‘堡民’（Bourgperson）不复意味着一个城堡的兵士或仆从，而意味着市民了”〔②〕。至于兴起于河川渡口的城市，在名称上也有反映，如法兰克福（Frankford ，法兰克人的渡口）、牛津（oxford，牛的渡口）等。这些新兴的或在旧的废墟上复苏重建的城市，规模并不大，一般只有几百人以至二、三千人，上万人的城市已很稀有，14世纪的英国伦敦，这个一国的经济、政治、军事中心也只有4万居民。虽然新的居留地不大，但它却对封建的自给自足的闭塞经济打开了缺口。国内市场开始建立起来，导致了封建经济瓦解。 中国的情况则不同。中国较西欧进入封建社会要早一千年（中国是公元前475年，西欧是公元后476年）。中国在从奴隶制到封建制这个转变时期，虽然也经历了大动荡，但时间短，没有经历像古罗马那样外族（部族）入侵破坏，原来的上层建筑没有遭到彻底摧毁而是经过一定的改造（改革）实现的。奴隶制时期的旧城市，在进入封建制后基本继承下来，在新的生产关系的推动下，随着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和大量分封，到战国时期，城市大量增加而且较前繁荣了。如当时赵奢答田单说：“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齐国都城临淄已发展到“七万户、甚富而实……。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④〕的大城市了。就城市种类来分，因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作为前提条件形成的经济中心城市，在中国史籍记载上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日益增长。如战国时的扬州，西汉时的宛、成都、合肥、番禺，唐时的泉州等。到两宋、明代，除传统的经济中心城市日益繁荣外，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城市，如汉口、北京、江宁、福州、张家口、宁波、厦门、上海、漳州、西宁等，新兴起的市镇尤其在江南的苏、杭、淞、嘉、湖地区发展较快，萌发了资本主义幼芽。清的闭关政策给资本主义萌芽以严厉的打击，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入侵更是雪上加霜。但从整体上讲中国城市主要是按照统治阶级的政治、军事需要（秦实行的郡县制）而建立的，城市虽然也多建于水陆交通要道、人口稠密、土地肥沃等地区，类似于西欧，但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一个是自然形成的，一个主要是以统治者的需要采取命令建立的（当然也有自然成分），中国城市自秦汉以后，以京城、省城（郡、道……）、府城、州县等依次而定，星罗棋布。（边防有专门军事城镇、卫所）城市内，既有府第衙门差从仆役，又有工商业者，兼有西欧中古城市的旧堡与新城的内容。但在城市里，府衙是首脑、中心，工商业则是附属产物。历代帝王为强化统治和供享用往往采取迁豪富、徙百工以充京都，如秦始皇下令“迁天下豪富于咸阳”〔⑤〕，隋炀帝营建东都洛阳时，“徙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于东京”〔⑥〕，明太祖建都金陵（南京）之初，“取苏浙等处上户四万五千余家，填实京师，壮丁发各监局充匠，余置都城之内外”，明成祖迁都北京时“取金陵民匠二万七千户”〔⑦〕。 综上所述，西欧城市的发展规律，是由手工业、商业的聚居地，逐渐发展扩大而成为新的经济、政治中心。中国城市则由政治、军事中心，逐渐发展扩大而成为新的政治、经济中心。 2、城市的结构不同。西欧中古城市一开始主要由庄园中逃亡的农奴、手工业者作为主要居民，此外还有逃亡农奴经营的行商小贩、酒肆店铺等，基本上是一个生产城市。城市的布局，一般中心是广场，是手工拥、商品交易集会之处。组织上是按照传统的“农村公社”民主形式组织起来的，各个行业又逐渐组织起自己的同业行会。商人们也组织起商会，作为他们团结战斗，反对共同的敌人（强盗、贵族）与防止外部竞争以保卫本身的生存与利益的组织。在西欧，“中世纪的城市劳动与亚洲的劳动形式和在西方的农村劳动形式……不同，它已经前进了一大步，并且对于资本生产方式，对于劳动的连续性和经济性来说，是一所预备学校”〔⑧〕。西欧出现了二个经济中心——庄园和城市，即农业经济中心和商业经济中心，二者互相依存又向不同方向发展。 中国的城市却很庞杂，但总起来讲，达官、贵族、差役、仆从为主体，工商业者处于附属地位。消费大于生产，商业超过手工业，基本上是消费城市。城市规模一般较大，人口较多，中小城市人口一般数千数万，大者数十万以至百万。城市布局，一般以行政长官的衙署为全城的中心，各种府第鳞次栉比，城关往往发展成为工、商业区。城市富商大贾，多与有权势者相结托，有的买得官爵，有的广治田宅，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来自农村里的手工业者、行商小贩，到达城市后，长期没有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又由于人少力单，显得特别软弱无力。中国的城市行会，形成较晚，最早可见于《房山石经》题记中记载，说明迟至唐代天宝至贞元间北方才有行会，这较封建城市的形成要晚一千多年。具有真正意义的行会，可能在明代以后。〔⑨〕但就是在这时的行会与西欧也有所不同。所以市民运动一直到明清之际才活跃起来。中国进入城市的多是一些破产农民，他们在人身上不像西欧那样有一定的人身自由，到了城市靠日劳动过活，兼做手工业或从事商贩与其他工作。他们乡土观念较深，流动性大。当条件改善后，他们还要回乡置产务农。有的虽世代城居，但当条件恶劣时，他们乃迁居乡间谋生。习惯于接受“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伍”〔⑩〕的封建剥削方式。城乡间没有严格的界限，农民进城或市民重回农村没有本质的变化。他们基本上仍然从属于封建主义范畴而难能发展成为新兴的资产阶级。 3、城市的作用不同。西欧中古城市，它是商品生产的基地、被压迫农奴反封建斗争的堡垒、世俗文化的发祥地、文艺复兴的摇篮。城市又与王权结成联盟促进国家的统一和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它的出现与发展成为埋葬中古封建主的墓场。城市在封建领地上开始出现时，领主大都采取支持的态度。这是因为：（1）西欧领地相互间没有从属关系，甲地的农奴逃到乙地后，乙地领主可以从他们经营的行业中得到税收，以增加自己的收入。（2）领主为了就近得到能工巧匠的手工艺品和贩运商贾的各种奢侈品，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要，他们热心于新的工商业中心出现在自己的领地上。（3）领主对外地逃奴，予以优待收容安置，免得手工业工匠等进入其他领地。 于是，他们从轻规定课税、宽大司法。在道路桥梁等地方建设、茅舍地基、园地货摊等方面，予以慷慨的特许〔①①〕。这些均得到逃亡者的欢迎。新领主对逃亡农奴的保护与宽容是为了维护他们的剥削和统治，而逃亡的农奴则渴望的是自由的贸易和生活。随之新的矛盾和斗争也就开始了。新的市民展开了为摆脱领主的控制、争取城市自治权的斗争，这一斗争又称为城市公社运动。这一运动从11世纪城市出现起到13世纪城市形成。他们的斗争方式灵活多样，有的通过金钱赎买得到自治，如法国南部较为富庶的城市；有的是通过武装斗争获得自治的，如法国的琅城、意大利的米兰等。据统计“那些自治城市的数量在1100年和1300年间增加了十倍，而他们的人口有时则增加到两三倍”〔①②〕。取得完全自治的城市，设有全体市民代表大会，而全体市民代表大会是城市最高的权力机关，下设常设机构（通过选举）管理城市。它们享有独立的行政、司法、财政、铸币、军事防卫以及对外宣战、媾和等权，如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城市共和国。另外还有一些城市，它们是在相互妥协下产生的，只取得了不完全的自治权，如法国的巴黎，法王“准予参加审理商业性质的问题和巴黎商会的案件”〔①③〕。总之，市民人身自由了，并享有不同程度的参政权。 统治阶级为了强化王权，便把王权与城市市民结成了政治联盟，使西欧政治格局有了新变化、新特点。西欧的英、法两国在城市的支持下，分别于十三、十四世纪，迅速地从封建割据的混乱纷争中摆脱出来，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等级君主制国家。（英于1295年召开国会，法于1302年召开三级会议）城市与王权结成联盟，相互支援，形成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的局面。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有力的推动了农村的变革。农村货币地租的实施，使整个农奴的身份逐渐得到了自由，这些又推动了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西欧王权强化之日，乃封建社会迅速走向瓦解之时，早年需要相互支持的联盟一旦破裂，资产阶级革命从而酝酿爆发。 中国的城市，在中古以来它始终是各级统治者的中心，是一个消费的中心。正如马克思指出过的；“在亚细亚，城市的繁荣或存在完全是由政府的地方性支出，生起来的”〔①④〕。中国城市既然完全为统治者所控制，它们对于城市工商业的政策则就以本身的利害为转移了，城市工商业的命运则时舛时兴。如西汉初“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林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这种对工商业采取的放任政策，立即引起工商业在全国范围内的活跃。同时对农业又采取了“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①⑤〕的政策，很快使农业得到恢复与发展，经过六、七十年的轻徭薄赋，西汉初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盛世。这个时期私营工商业的大发展，使许多工商业城市蓬勃兴起，规模较大的有西安、洛阳、邯郸、临淄、江陵、陈、吴、寿春、番禺等18个城市。富商大贾也应运而生，他们“或@①财役贫，转谷百数，废居居役，封君皆低首仰给。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①⑥〕。商品经济的发展，冲击了封建的等级制度和自然经济的基础。从汉初刘邦时起，就有许多官吏建议实施“抑商”政策。汉高祖曾下令“商人不得衣丝乘马，重租税以困辱之”〔①⑦〕，但收获不大。武帝时，随着整个经济的复苏与发展，尤其是农业经济的兴旺，汉统治者又开始对私营工商业大张挞伐了，颁布了一系列抑制工商业发展的政策，诸如盐铁官卖、平准均输等。加之统治阶级日益腐朽，造成了新的经济破坏，社会动乱。历代如是周而复始，严重地阻碍了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 中国城市里富商大贾的发展，既然以封建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他们在政治上乃与封建权势相结托，在经济上则把剩余资本转向购置田宅，成为商人地主。他们并无自治权利的要求。城市里的小手工业者和小商贩在官府的严密监督下经营和生活，人少力单难以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官营手工业只是作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仆役罢了，相互间没有联系。中国城市的性质与西欧是不同的，中国真正的大城市，在这里，只能认为是帝王的军营，那是真正经济结构上的赘疣。〔①⑧〕但历史仍然是发展的，不过太缓慢了，16世纪以后日益落后于西欧。 二、中西城市不同特点形成的原因 1、西欧与中国土地所有制形态不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制度的基础，有其共性，又有各自不同的特点。西欧土地是由国王赐封给领主的，土地是封建领主的世袭领地，按照长子继承制（或遗嘱继承人）的办法承袭下来的。各级领主对自己领地上的土地经营方式采取庄园制，土地不能买卖。中国的土地制度，虽然名义上也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实际上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封建社会初期，有过一段领主土地制，但为时短暂。战国秦商鞅变法“除井田，民得买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①⑨〕，从此很快过渡到地主土地所有制，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虽然也有过荫封、皇庄，但比重不大。另外在历代也有限田、度田、王田、占田、均田、公田等制度的实施，但效果不佳，为时也是短暂的。在中国地主土地所有制下，土地变化较频繁，那里不仅有大地主，而且还有中、小地主和一定数量的自耕农。 2、西欧与中国的阶级结构不同。在封建社会，封建主剥削压迫农民造成阶级对立和矛盾这是共同的，但又有各自的特点。西欧通过采邑分封、特恩制，建立起依次互为主从的封建等级制、割据一方，俨然似一个独立王国，中央集权制出现的较晚，领主们相互纷争比较突出。领主管辖下的农民被严格束缚在土地上，世代相因没有人身迁徙自由，处于农奴地位，并随着封建领主的封建割据的形成而日益恶化。他们又随着庄园经济的发展，利用领主间相互矛盾而逃离，开创新的活动场所，逐渐形成城市。城市成为农奴解放栖身之所、农奴制的对立物。到封建社会后期，新兴的市民阶级，也就是资产阶级茁壮成长起来。中国进入封建社会不久，很快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又由于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和统治阶级自隋唐以来采取科举制选拔官吏，中小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可以上升到公卿贵族地位上来。另外在土地继承上又是分户析产，统治阶级不象西欧那样日益分化瓦解，相反是在不断地充实强化，使他们得以布成罗网，从中央到地方联合一气共同统治剥削广大农民。破产农民一般不愿背井离乡，即令进入城市，也是从一个罗网进入另一罗网，得不到真正的解放。中国农村经济长期难以得到城市商品经济的助力，发展缓慢，手工业与农业结合比较牢固，新兴的城市资产阶级难以形成。 3、西欧与中国政治结构不同。虽然都是地主阶段专政，但形式和内容都有所不同。西欧随着社会发展，王权与市民曾结成政治联盟，在十三、十四世纪英、法出现了等级君主制，直到“王权以奴役和掠夺报答了它的盟友为止”〔②⑩〕，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也就爆发了。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不存在城市与王权联盟，中古时期也根本没有形成资产阶级。农民阶级虽然有过前仆后继的大规模起义，但因农民的分散性以及由此而来的极端落后性，这些起义都毫无例外的失败了。 4、宗教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西欧基督教会是西欧封建社会的支柱，教权往往大于王权，教权与王权之争相互削弱，西欧城市往往在它们的矛盾的裂缝中产生、发展。十字军东侵从11到13世纪延续了好几百年，给波及到的东西方人民带来一场浩劫。在这场动乱剧变中，大部分封建骑士消失了，部分农奴乘势逃到了城市。十字军东侵又使西欧封建主变得更加贪婪奢侈，从而对城市日益依赖，剥削方式转为货币地租，又收取大量赎金，让交起赎金的农奴获得自由，客观上有利于封建制的瓦解。加上西欧在罗马帝国时代就有了繁荣的商业城市，各地区与国家间曾有过四通八达的商路，当生产复苏后有利于在原来的基础上复兴和发展。中国的宗教是皇权的附属物。中国的土地辽阔，四邻封闭，有了天灾人祸，农民往往逃到边远的宽乡，披荆斩棘，重建家园。他们对于城市没有多大兴趣，因为城市是反动的中心，他们视为畏途，又因为城市是消费的中心，他们难以久居。对城市他们不象西欧那样具有莫大的吸引力。
理性看待旧中国的发展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中国经历了一段落后，摸索前进的道路。虽然之间有许多挫折，但总体仍是在发展。 这其中有许多的历史人物做出了贡献。其中首推林则徐，虎门销烟，成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经历太平天国运动后，李鸿章推行洋务运动救国。虽然他签订了许多耻辱的条约，但这并不妨碍他引领旧中国科学的发展，确实打造了较为先进的北洋水师。 当这些运动都不能救国的时候，康有为的戊戌变法运动使得中国的文化有了新的启蒙，直接导致民国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在陈独秀新文化运动带领下发起的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思想的进步。 当思想氛围进步到一定的时候，李大钊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把马克思主义引入了中国，从此有了共产党的成立，有了革命事业的蓬勃发展。也有了毛主席领导下的新中国的诞生。 纵观100来年的奋斗史，有过曲折，迷茫，甚至错误。但这都不能阻止历史前进的脚步。因为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新中国的明天也一定会更好！
很好，黑暗骑士回答的很好，就要这样。哈哈哈，不劳而获可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