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课是高职院校文秘专业和新闻采编专业的一门基础课。苏培成先生在其文章中曾经说过：一个人不能使用规范的语言、高尚的语言进行交际，就是语言残疾人。这样的人，在社会中将很难发挥积极的作用。由于现代汉语课程自身的工具性和理论性，使得这门课一直以来不为高职学生所喜欢，教学效果欠佳。虽然，笔者从事这一课程教学的时间不长，却深感有必要在实施素质教育、转变教育观念的背景下，重新探讨高职院校现代汉语课程教与学的诸多问题。现将一些思考与实践就教于同人，以期能抛砖引玉。 一、更新教学观念，全面培养学生的能力 素质教育是依据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全面提高学生基本素质为目的，以学生为主体，尊重学生的主体精神，注重开发人的智慧潜能，注重形成人的健全个性为基本特征的教育。现代汉语是我国各民族的主要交际工具，也就决定了现代汉语课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基础课、工具课，其主要教学目标是通过基本理论、基本知识的学习和基本技能的训练，提高学生的语言素质，使他们具有较强的驾驭和运用现代汉语的能力。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特别是信息社会的到来，注重知识传授的传统教育模式已不符合时代和社会发展的要求，人们应该学会创造性地学习，主动地获取知识、运用知识，提高创新能力。因此，在高职现代汉语课程教学中，我们应该积极更新教学观念，变传统的教师讲授、学生被动接受为以学生为主体、突出和加强对学生能力的培养，重视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以提高他们的创造力、想象力、独立思考能力及终身学习能力，这也成为我们实施现代汉语教学改革的关键。教学实践中，笔者这方面的具体做法有如下几种。 1.社会用字调查。学习了“现代汉字”一章后，笔者建议学生到公共场所开展“社会用字状况”的调查。调查过程中，学生一方面要运用已学的相关知识，另一方面要学会整理资料并撰写调查报告。 2.学做文字编辑。目前，许多报刊、书籍错字频频出现，语病百出。笔者平时十分注重收集这方面的资料，并有选择地打印出来，让学生学当文字编辑，要求他们根据所学的语文知识，进行文字校对、病句修改、语言润色等。对此，很多学生深有感触地说：“想不到现代汉语这门课还真管用，以后要是到新闻广播行业工作，现在学的可派上用场了。” 3.开展多种形式的语言实践活动，如演讲、辩论、朗诵、话剧表演等。在指导开展这类语言实践活动时，笔者强调要运用所学理论指导自己的实践活动，努力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使学生认识到自己所学理论不是无用的，而是能在实践中发挥作用的。 4.进行融会贯通的考试。在检测学生学习情况的考试手段上，为避免背笔记、考笔记现象的出现，试题设计强调在理解基础上的灵活运用以及对知识的创造性理解，促使学生在复习时真正做到把知识融会贯通。 二、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合理设置教学内容 现代汉语是我们的母语，学生从孩提时代就开始接触它，并在初、高中阶段积累了一定的汉语知识。因此，大学阶段现代汉语课程的教学重点不应是现代汉语理论知识的传授，而是如何激发学生进一步学习的兴趣，使他们从零碎的、不完备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系统、完整的理性认识，并在这一过程中发展思维能力、创新能力。教学实践中笔者发现，在学生原有的语言基础上进行知识广度和深度的延展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它既能使学生了解到现代汉语的实用性，也可以使学生了解到现代汉语学科发展的前沿动态，从而为有志于此的学生进一步深造打下良好的基础。 在向学生介绍基本概念与理论的基础上，根据学科发展深化教学内容。比如，关于现代汉语词类，学生依据语感和中学阶段所学的汉语知识，已大致了解汉语有多少种词类，然而对于什么是词、词类划分究竟依据什么标准进行、怎样辨别各个具体词的词性、词类划分与词性辨别的关系等问题，他们往往并不十分了解。因此，就有必要先详细介绍这方面的基本概念、理论与方法，使学生对汉语的词及词类问题有一个较为全面、深入、系统的把握，进而把汉语词类问题怎样与中文处理的自动分词发生关系、研究后可以解决什么样的问题等前沿知识介绍给学生。这样，一方面可以激发学生进一步学习、探索的兴趣，另一方面也可以使他们感受到现代汉语与当今信息科学、高新技术的密切关系。
汉字的演变经历了几千年的漫长历程，经历了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草书、行书等阶段，至今仍未完全定型。古文字阶段的汉字，汉代以前的文字。更具有形象性。战国文字：“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具有很强的地域性。秦国文字，汉字发展的主流。六国文字，地域差异大，不反映汉字发展轨迹，是支流。汉字是语素文字，总数非常庞大。汉字总共有多少字？到目前为止，恐怕没人能够答得上来精确的数字。关于汉字的数量，根据古代的字书和词书的记载，可以看出其发展情况。秦代的《仓颉》、《博学》、《爰历》三篇共有3300字，汉代扬雄作《训纂篇》，有5340字，到许慎作《说文解字》就有9353字了，晋宋以后，文字又日渐增繁。据唐代封演《闻见记·文字篇》所记晋吕忱作《字林》，有12824字，后魏杨承庆作《字统》，有13734字，梁顾野王作《玉篇》有16917字。唐代孙强增字本《玉篇》有22561字。到宋代司马光修《类篇》多至31319字，到清代《康熙字典》就有47000多字了。1915年欧阳博存等的《中华大字典》，有48000多字。1959年日本诸桥辙次的《大汉和辞典》，收字49964个。1971年张其昀主编的《中文大辞典》，有49888字。随着时代的推移，字典中所收的字数越来越多。1990年徐仲舒主编的《汉语大字典》，收字数为54678个。1994年冷玉龙等的《中华字海》，收字数更是惊人，多达85000字。如果学习和使用汉字真的需要掌握七八万个汉字的音形义的话，那汉字将是世界上没人能够也没人愿意学习和使用的文字了。但是《中华字海》一类字书里收录的汉字绝大部分是“死字”，也就是历史上存在过而今天的书面语里已经废置不用的字。有人统计过十三经（《易经》、《尚书》、《公羊传》、《论语》、《孟子》等13部典籍），全部字数为589283个字，其中不相同的单字数为6544个字。因此，实际上人们在日常使用的汉字不过六七千而已。 够了吗？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全球化所引起的国际关系中的诸多问题日益引起政界、学界的重视。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希望大家喜欢!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篇一 《国际关系中的道德》 摘 要：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通过语义学对道德的分析，可以看 出国 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关键词：国际关系 道德 国际伦理 气候变化 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无”与“有”是学界争论通常的焦点。一种颇为流行的分析方式是把“非道德”(amoral，或译无涉道德或超道德)标签贴在现实主义身上，将其与“道德主义”作为对峙的两端加以比较，哈里斯(Own Harries)采取的就是这种 方法 [1]，国内学者石斌也认为，以“非道德”著称的现实主义与法理-道德主义双峰对峙，是影响最大的两大国际伦理传统[2]。在注重科学方法和价值中立的美国，也有很多学者把理性主义同道德主义对立起来，作为不可调和的矛盾[3]。更多的中国学者则强调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复杂性与伦理传统的多样性，并认为应对此采取更加灵活和宽容的态度[4]。 本文首先列举有关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的流行观点，然后从语义学角度即道德概念的内涵与作为这一概念外延的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入手，对上述争论进行分析，认为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第三部分将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案例，简要说明这一观点。 文章 的结论是：道德选择，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 1.争论的观点 在谈到国际关系中道德时，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但大概有六种观点，可以被学界普遍接受。下面简要列出的观点，前四种通常被视为包含在现实主义框架之内，后两者可以被归纳为理想主义的论点。 最极端的立场可以定义为“非道德主义”。这一立场认为，在国际政治中根本没有道德的位置,国家考虑道德义务非但不必要,甚至很危险,这还意味着“不道德”的行为有时也是必要的[5];“在国家外交政策中没有道德可言”,“外交政策与国际政治本质上是非道德的活动”[6]。 第二种观点则主张“道德相对”论。该观点怀疑道德原则的普世性，或者虽不赞成道德相对论,但仍然认为具有普世性质的道德原则较之国内政治领域极为有限,也殊少约束力。例如卡尔认为:“这些所谓的绝对和普世原则根本就不是原则，它们只不过是在特定时期、根据对国家利益的特定解读而制定的国家政策的下意识反应而已”[7]。凯南则指出:“不能认为自己的道德价值观对任何地方的人都必定正确有效”[8]。 另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国家理由”。它强调“个人道德”与“国家道德”的区别,把国家作为道德诉求的对象，使国家人格化，并赋予国家利益以道德内涵[9];认为国家本身乃价值之源泉，而非实现其他目的的必要手段。国家本身就是道德力量和高层次的善[10]。从这一观点看，“不战而屈人之兵”并非是从“不打仗”或“不杀人”的道德观念出发，而是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国家利益需要。 较温和的观点可以称之为“有限道德”。该观点认为国家及其政治代理人可以充当有限道义角色,但必须有利于增进国家利益，或者至少以不损害国家利益为度 [11]。 第五种观点是“形势伦理”(situational ethics) 或非完美主义。从坚持道德原则出发，该观点既讲求实际、又坚持道德伦理的适当指导作用, 并且按照具体情况来具体判断政治中的道德伦理问题, 具体决定道德伦理态度。 最后一种立场可以被称作理想主义或道德主义。“坚持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政治手段都必须符合根本的道德伦理”[12]。“应用于个人道德的共同原则――同情、慷慨、宽恕、仁慈、容忍――同样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13]。康德缔造永久和平的思想就是以普世道德作为基础，受其影响发展至今的“民主和平论”，也是把民主视为可以推广至全球的一种价值取向。 在图1中，非道德主义与道德主义各执一端，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两大派别，是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争论的焦点。在其间的广阔范围内，存在着各种温和的、偏左或偏右的派别。为了不被繁杂的标签所迷惑，从语义学角度开始厘清国际关系的道德概念，是有必要的。 2.道德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概念内涵与外延 道德(Morality),在《柯林斯英语词典》(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中的解释有三，a.道德是关于哪些行为是正确的和可以接受的以及哪些是错误的一种信念;b.道德是被某一社会或特殊人群所普遍接受的有关人行为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道德指某行为正确或可以接受的程度。 从这一定义中我们可以概括出道德概念的三种内涵：第一，道德是一种信念，此信念认为凡事或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有善恶美丑之别，人们必须以道德的眼光看待事物和行为，必须在各种价值判断中做出选择。第二，道德是信念的体系，当一个群体(无论个人还是社会)中出现被大家广为接受的某种或某些信念时，就形成普世或一定程度上普世的道德观。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群体与道德认同互为条件：群体中的互动既形成又调整个体的道德信念，道德认同又为群体的维系提供基础。第三，道德是评价标准，个人或群体根据自己的道德观或普世道德观对某一社会行为作以评价。从历史唯物论看，不同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不同个人或群体的评价标准必然不同，从辩证唯物论看，同一个人或群体在不同时间和环境下，其评价标准也可能不同。 我们再把这一概念延展到国际关系领域。根据道德的内涵，我们可以这样延展出这样的道德定义，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是：a.关于国际行为的是非与可否接受的信念;b.一些国家或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对国际行为作出的道德评价。 首先，凡是承认国际行为是可以评价的，即是承认国际关系中有道德存在。从这一点说，即使是“非道德主义”，也是有道德观的，实际亦是如此。马基雅维利在否定君主该受道德约束的同时，同时就是积极地对君主(国家)行为进行道德评价，只不过他对国家道德评价的标准与个人道德不同而已。同时，他也不曾忘记普世道德观的影响力，他认为“仁慈、守信、诚实、人道、虔诚”等品质,君主没有必要具备,但却“很有必要显得具备”[14]，为什么要“显得具备”? 显然是因为人们都认同这些品质，认为其是好的，是对的，是应该具备的事情。上文列出的所有观点实际上都是不同程度地承认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道德相对论”怀疑的是道德原则的普世性，但并不否认有道德;“国家理由”所强调的“国家利益”本身就是一项道德原则，相信只要坚持“国家理由”就是好的，是正确的事情;“有限道德”及“形势伦理”原则也肯定了道德的存在。总之，同个人行为相比，在国际关系领域，国家行为也是有是非对错之分的。 其次，国际关系中的普世道德。国内道德规范依据的是国内大多数人的认同，因而成为社会所普遍接受的价值取向，而如果存在国际道德规范，它所依据的也应该是国际社会大多数行为体的认同。那么实际上存在这样的道德规范吗?哈里斯在其文章中列举“国家道德”观点时讲道，“国家存在本质上是为了提高和保护自身及国民的利益，它的道德必须与那个目标协调一致。” “实施外交政策的人其首要责任不是阐释自己的道德观点或偏好，而是要确保其服务对象的利益。” “一个政治领袖的责任就是他的人民的福利、国家健康发展，而非纯洁他自己的灵魂，这两者并不必然一致”。“道德主义”立场则与其有本质不同，“国家行为没有什么不好判断的，因为应用于个人的道德判断标准同样适用于国家”[15]。可见，他们列举的或阐释的都只是某一部分群体的价值体系，而非“普世”的被大多数所认同的价值体系。从这一方面考察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尽管国际上存在着由一些国家、甚至大多数国家认同而形成的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但严格意义上的普世道德，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尚不存在。不仅如此，不同国家对不同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的认同，还有可能相互冲突，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基于认同导致的冲突，远比基于利益所导致的冲突更难和解。比如“人权高于主权”与“不干涉内政”这两种道德观念产生的冲突，还有以宗教认同为基础的种族冲突等等。第二，并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随着人类交往的日益密切，国家供给个人道德认同的能力逐渐削弱，逐渐受到更为广大的群体(国际社会或世界社会)的挑战，这个更广大群体有机会为更广泛的人群提供道德认同，而更广泛的道德认同又将会为真正的普世道德观念的形成创造条件，人类就有可能建筑一个道德的“巴别塔”。 再次，国际关系中的道德评价，是国际关系主体按照自己的道德标准对国际行为做出价值上的判断。这种评价是主观行为，不同国家做出的判断会有所不同，即使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同样是持“国家理由”观，但对国家利益的定义和国家需要的价值取向，可能在不同的时期有很大差异，那么国家在对国际行为的评价也会相应变化(如美国在不同时期对待阿富汗政府和伊拉克政府行为的评价)。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采取不附加条件、不干涉其内政的政策，这在中国和非洲等大多数国家看来，是正确的、道德的国际行为，然而让欧美等发达国家来评判，就是不正确的、不符合国际道德的行为。道德评价上的主观性，不仅存在见仁见智的层次，甚至会导致严重分歧、对立与对抗。 综上所述，从其涵义的第一个方面来看，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存在是毋庸质疑的，然而，关于道德认同即普世道德的存在，以及道德评价方面，由于国际关系的国家中心特性以及道德标准的主观化等原因，存在各种相互竞争甚至冲突的观点也有合理性。因此，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争论，不是简单的存在或不存在问题，而是更加复杂的“道德选择”问题。正如汤普森(Kenneth Thompson)而言，这“并非是对与错之间的争论，而是对与对(rights and rights)之间的争论，而这就使问题的解决变得无比复杂[16]。 不能否认的是，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其存在的痕迹总是若有若无、若隐若现的，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道德与价值、经济与利益、政治与权力常常作为国际行为的多种属性混杂一起，很难区分。当小布什宣布对伊拉克的战争时，很多人认为他是为了石油，也有人认为这是美国全球争霸的重要一步，而小布什公开的理由之一，则是“自由”。国际关系和价值判断的复杂性，使得人们很难对一种国际行为做一定论。比如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各国分歧，很多学者都从国家利益等非道德角度入手研究，当事国家的所作所为，也让人感觉在此问题上很难找到道德解释的立足之地。本文接下来将简要分析这一问题，对国际关系道德的实在性加以说明，并应用上文所列六种观点对该问题加以解释。 3.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中看国际关系中的道德 人类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的关注，源于温室效应理论，而该理论在近200年前便已经由法国科学家提了出来，1908年，瑞典科学家阿兰纽斯出版专著，首次提出人类活动将会极大影响地球气候，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比重将在未来几个世纪增加到引人注目的程度[17]。但此后半个多世纪，人们对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仍然采取“可接受”的态度，甚至给予“道德”的评价[18]。 相比之下，减排在当今世界几乎成为一种普世道德，就连一向对此无所作为的美国也于2008年4月17日发起第三次“主要经济体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会议”并提出在2025年前使本国温室气体排放不再增加的目标。 尽管国际上对减排问题几乎形成共识，但是谁在其中承担怎样的责任却没有定论。原因很简单：各个国际行为体都有自己难以割舍的利益。此时的“国际道德”让位给国家利益。欧盟在世界排量中的份额总共只占15%并且从趋势上还将减少，而门槛国家所占份额自然会有所增加。也就是说，谁也不能躲避开这个全球责任”。这种共同责任，建立在“形势伦理”的基础之上，因为欧盟的排放量本身就比较少(15%)，加上今后新能源的使用，减排对欧盟国家自身利益的影响并不算大，提出“共同责任”，既不削弱自身利益，又坚持了道德伦理，这是欧盟国家积极倡导减排的原因之一。 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此则采取了“有限道德”的态度。提出“算总帐”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算总帐”基于排放时间和总量的计算，要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区别对待，发达国家要率先减排，同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这样的原则，是在保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履行道德责任1。 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共同的道德压力下，不同的国家根据各自的价值判断、观念与原则，在“责任”、“义务”与“利益”间作出不同的道德选择，它们的国际行为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减排问题上是如此，其他的国际行为亦是如此。 参考文献： [1]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Orbis, Fall, 2005, pp. 599-612. [2]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载于《欧洲》2002年第1期，第1-11页。 [3]Fred M. Frohock,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Impossibility Theorem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4, No. 2, 1980, pp. 373-384, and Viktor J. Vanberg and Roger D. Congleton,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Exi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6, No. 2, 1992, pp. 418-431. [4]何怀宏：《国际伦理的特殊性和必要性》，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5-7页;时殷弘：《民族伦理传统与中国的伦理观》，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19-20页。 [5][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3-75页。 [6]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0. [7][英]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 [8]George F. Kennan, G. (1954). Realiti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47. [9]楚树龙，耿秦主编：《世界，美国和中国：新世纪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理论探索》，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 [10]Jack Donnelly, “Twentieth-Century Realsim”, in Terry Nardin and David R. Mapel, eds., Traditions of International Eth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85-111. [11]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第2页。 [12]时殷弘：《历史?道德?利益?观念――关于国际关系理论思想的谈话》，载于《欧洲研究》2003年第5期，第143-149页。 [13]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0. [14]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第74页，第84-85页。 [15]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1-605. [16]Kenneth W. Thompson, “Moral Valu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88, No. 3, 1973, pp. 368-374. [17]徐再荣：《从科学到政治：全球变暖问题的历史演变》，《史学月刊》2003年第4期，第115页。 [18]阿兰纽斯还期待着由二氧化碳比重增加带来的全球变暖会给人类带来更加丰富的作物，并为迅速增加的人类造福，见徐再荣：前引文，第115页。 注 释： 1.秦大河：《气候变化的事实、影响及我国的对策》，载于《 外交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篇二 《国际关系中的情感》 摘要：国际关系中的情感问题成为当下国际关系理论微观研究的 热点 。目前研究情感基本有两大路径：一是动态的分析，主要包括情感如何生成，生成的机制有哪些，情感如何导致合作与冲突，变量间的因果机制是什么，情感如何建构身份或认同等问题的分析;二是静态的分析，包括情感的类型学分析(即人际间或国际间存在多少种类型的情感)和情感的性质分析。本文认为，存在三种性质的情感，即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三种情感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 关键词：国际关系;情感;交换资源;情感动机;互动结果 一、引言 情感是人际关系的维持者，也是一种能够分裂社会的力量。情感在所有的层面上，从面对面的 人际交往 到构成现代社会的大规模的组织系统，都是推动社会现实的关键力量。然而，情感研究并非受到本应有的重视。著名的情感研究者特纳(Jonathan Turner)说：“……对情感的研究一直是隐形的——至少到最近几十年。在这门学科(指社会学)经典的创始人之中，较少研究情感的任何细节。”直到20世纪70年代，情感研究才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之前“情感主题被完全忽视”。[1](1?2)情感研究在国际关系学的境况更为糟糕，直到冷战结束后，尤其是2000年以来，才有为数不多的学者探讨情感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例如克劳福德(Neta Crawford)、罗斯(Andrew Ross)、麦克德莫特(Rose Mcdermott)、罗森(Stephen Rosen)、利博(Richard Ned Lebow)、郝拓德(Todd Hall)、默瑟(Jonathan Mercer)等。①近几年中国学者也在情感研究方面有所建树[2]，归纳起来，已有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具有情感基础，国际关系理论并不排斥情感要素。建构主义的集体身份理论、自由主义的合作命题和民主和平论、现实主义的均势联盟学说等都必然含有情感的成分，因而，用情感分析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具有正当性。[2] 第二，情感有助于而非有害于理性，理性决策需要情感的辅助，甚至在看似完全理性的状态下也有情感在发挥作用。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指出，我们可以假设存在纯粹理性的人，他们的行为仅受到自我利益的驱动，那么新的问题产生了：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而对他人漠不关心的话，社会秩序如何维持?弗兰克认为，情感可以解决行动者对集体目标和社会价值的承诺问题，情感将调整理性，培育助人行为。弗兰克还主张，人们在社会情境中通过多种微妙的线索交流他们的情感，并且这些线索对预测他们将如何行动发挥着重要的符号作用。因此，理性甚至是自我利益都要关注情感方面。[3] 第三，情感对合作与冲突均具有重要的影响。情感导致合作集中体现在情感促成内群体认同和联盟的研究上。[2]与之相对，情感也往往导致冲突。著名的情感社会学家舍夫(Thomas Scheff)和雷辛格(Suzanne Retzinger)结 以上研究丰富了人们对国际关系中的情感的认识。本文拟从一个静态的视角来认识国际关系中的情感，这个视角便是情感的性质界定，当然这个界定不是罗列国际关系中存在多少种不同的情感，而是从性质判定上概括国际关系中的情感形式。笔者打算首先分析情感和理性的关系，尽管这是情感研究的老问题，但确实是所有情感研究必须明确和肯定的根本性问题;然后分析三种形式的情感，即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 二、理性与情感 尽管国家之间的情感互动十分频繁，但总体上国际关系研究排斥情感关注，深刻的原因在于国际关系的理性统治，情感被认为是非理性的，甚至是反理性的，情感和欲望、意志一样，被认为是国际冲突与战争的根源，因此唯有依赖国家和领导人的理性及其内含的逻辑、审慎和推理方有可能实现国家利益和维护世界秩序。不得不说，情感确实具有消极的国际政治效应，比如憎恨往往带来不加思索的战争冲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心理学家和情感社会学家在人类有多少种基本情感的问题上莫衷一是，但基本共识是高兴(如愉快、欣悦、满意)、恐惧(恐怖、焦虑)、愤怒(憎恨)和悲伤(忧伤、哀愁)构成人类四大基础情感，[5]可见人类的基本情感中绝大部分都是消极的。但是，消极情感的数量优势不能掩盖情感的积极效应，一方面，消极情感能够带来某种积极动力，如愤怒和悲伤同样可以带来发奋图强;另一方面，积极情感本身具有极大的良性效应，如情绪性信任是维系(内)群体认同、凝聚力以及团结的根本动力。 进一步分析，很容易发现国际关系理论对理性与情感的绝对划分是有问题的。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强调，理性是一个中性词，所以，非理性也非贬义词。非理性即情感，它并不需要理由(即理性)的支撑和证实，情感自身具有自在和自足性。换句话说，理性和非理性的区别并非是人们所简单理解的“好的和精明的”与“坏的和愚蠢的”，理性和感情可以各司其职。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认为，分化的社会为人的理性和感情的分化及其作用提供了前提，由于社会分化为系统与生活世界，因而支配系统的是理性原则，支配生活世界的则是感情，由理性来安排利益和效率，由感情赋予我们协调和平衡[6](138)。 如果以上只是说明感情具有独立的空间和运作过程的话，更为彻底的倾向则是把理性和情感融合起来。实际上，情感和理性绝非泾渭分明，著名的政治心理学家马库斯(G E Marcus)认为：“ 短语 ‘情感与认知’(affective and cognitive)可能给人这么一个印象，即一方或者另一方占统治地位。然而，更为可能的是，不是在情感评价和认知评价之间进行比较，而是在只有情感(affect—only)的评价和认知加情感(cognitive plus affective)的评价之间比较。几乎不可能存在缺失了情感内容或情感影响的思考对象。”[7]马库斯的话实际上说明，不管是行为体的心理(如认知、需要、态度和评价)还是行为，其中都必然包含感情的要素，而且感情的效应还相当重要和明显。这又告诉我们这么一个道理：具有情感能量②的人和国家，并非仅仅严格按照事实或逻辑采取行动，无论在什么情境之下，即使是理性的行动也掺杂着感情因子。实际上，当前的个性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情感社会学存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即情感是行动的动机中很有力的因素，情感发动理性、支撑理性并且帮助理性找出目标，只要有目标行动，就总会伴随相应的情感付出和回报。卢梭认为，人的理性和情感是相互施惠的，一方面，人的理性通过情感的活动才得以完善，因此很难想象“既无所畏惧又没有欲望的人会劳心费神的进行思考”;另一方面，情感的发展又受动于人的知识，对于任何事物，人是有了概念之后才会去希求或畏惧它，“否则就是纯粹出于本能的冲动”。[8](82?83)培根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人的理智不是干燥的光，而是有意志和情感浸透在里面。” 猜你感兴趣： 1. 关于2016-2017的形势与政策论文 2.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 3. 2016-2017年形势与政策论文 4. 2017年形势与政策论文范文 5. 2017形势与政策心得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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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关于底层叙事的大讨论（本人毕业论文里的片段）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九十年代之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在人们生活由温饱逐渐达到小康。、并向着富足迈进的同时，一些社会问题却越来越严峻。城乡差距越来越大，三农问题日益严重，下岗职工越来越多。日趋严峻的底层生活环境触动了知识分子的良知，他们纷纷拿起笔来给读者描绘出一幅幅底层生活图景。第二届老舍文学奖评出的中篇小说三部获奖作品刘庆邦《神木》、曾哲《一年级二年级》、衣向东《初三初四看月亮》以及获提名奖的六部作品，都是表现底层平民百姓现实生活的焦灼和又苦又乐的生存境遇。这一切，反映了底层文学不是零敲碎打而是有声有色地走出地平线了。但是“底层”真正走入文论领域发轫于2004年。《天涯》杂志于2004年第2期开辟了“底层与关于底层的表述”专栏，后来又在2004年第6期、2006年第2期间断的做了两次集中的讨论。除这三次专栏讨论外，《天涯》也曾在2004-2007年间的数期上刊载了一些零散的关于“底层叙事”的文章。同年，曹征路反映当下工人阶级命运的中篇小说《那儿》在《当代》2004年第5期的发表，引起文坛热潮，在学术界和文艺界引起很大反响。新锐学术网站“左岸”率先组织专题讨论，随后“左岸”与“乌有之乡”书店联合召开了关于《那儿》的座谈会，《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推出评论《那儿》的“专题”，发表韩毓海、陈晓明、张颐武、旷新年等人的争鸣文章再次引起了文学界对底层的关注。借着《那儿》的东风，学术界掀起了讨论层叙事”的热潮。《文艺争鸣》于2005年度开设了对“在生存中写作”的评论专栏，《福建论坛》、《东南学术》2006年度开设了关于“底层叙述”专栏，《江汉大学学报》2006年度也设置了“底层生存与纯文学讨论”专栏等。而南帆等人的谈话录《底层经验的文学表述如何可能》在《上海文学》2005年11期发表后，引起了一场小规模的论争，有学者把这次论争视为2005年人文学术的一个热点。2005年12月《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编辑部举办了“‘底层写作’与20世纪中国经验中的左翼传统”座谈会。发表于其他刊物和报纸上的相关文章也是数不胜数。也无怪有学者说：“2005年以来， ‘底层’问题成为当代文学最大的主题，翻开文学期刊，到处可以看到‘底层’的影子。”当讨论进行到2007年，文坛上出现了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关于底层文学的创作是层出不穷，其中也不乏精品，如曹征路的《问苍茫》、贾平凹的长篇新作《高兴》等，但是关于底层叙述的批评却再也没有大规模的出现，期刊上再也未出现像之前《天涯》、《东南学术》等刊物开设的关于底层叙述的专栏。散见于各种期刊报纸的相关文章，也不再集中讨论某一个问题，要么集中于对具体作品的论述，在论述中顺带提及一些理论问题，要么依然是针对概念及代言问题的论文。而针对底层叙事本身的批评，“就总体来说，“底层文学”的讨论还没有摆脱赞同或反对的态度之争，在理论上并没有更多新的建树” [15]。这就是说，这场讨论已渐渐走入尾声。
例如直播、新媒体、自媒体、短视频、网红、网红经济、突发新闻报道、热点新闻事件（当年比较热议的事件）等等，从这些方面选择就可以了。
新闻学的毕业论文选题其实可以从它研究的三大板块来看，其次新闻学不止新闻，还结合了传播学、广告学、电影学、公共关系等学科的知识，也可以从这些方面入手。新闻理论创新，新媒体时代，许多传统的理论都不能适应时代发展，急需创新和改进，对于本科生而言，创造一个新闻理论显然太难了，但是你可以看别人的理论啊，比如沉默的螺旋理论，它的主要基础就是出于恐惧心理做出的选择，但是新媒体时代还这样吗，这个理论有哪些不足和需要完善的地方，都可以来写文章。其次新闻史，这方面有两个写作方法，一是用史料堆积，然后提炼观点发现创新点，这需要很大的阅读量。或者是带着主观思想去研究，比如陈力丹老师的《外国新闻史》就提出了十个问题来研究，带着问题去研究历史。最后是新闻操作，这方面就是业界，新媒体时代肯定传统的编辑操作不能满足了，那有什么改变吗，这就需要去探索和总结了。
个人认为，论文的选题应注意这么几点：选择自己的专业领域或熟悉的领域进行选题，这样你才有话可说且得心应手。论点要新颖，要有自己的观点，并且观点必须明确，不可含糊不清。作为新闻学，可以写当下的热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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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价高的原因在哪里？其一土地垄断说，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上梁季阳委员说：“当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我国土地资源紧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需求大于供给，房价上涨是必然的。错了，这是一种错误的舆论导向。”房地产市场的病根在于土地垄断，在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土地是国家的，是地方政府垄断，就把土地审批权集中在中央，根据人民需要拿出相应部分开发房地，不给那些想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地方大员权利。据统计，目前十大房地产企业的土地储备规模超过3亿平方米，可供给各自开发七、八年，甚至超过十年。1998年至2008年十年间全国用于房地产开发土地，目前仍有近40%囤积在开发商手中。我们对囤积土地的开发商，束手无策，只能说明一些政府职能部门无能，真是悲哀。其二税收说，一套房子经过立项，建设配套，销售等诸多环节。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政协副主席万志给出答案：据初步统计，我国现阶段涉及房地产的税种有12项之多，涉及房地产的收费多达50项共62项。这62项属政府要调整的，让百姓住上房是政府要办的实事，62项税收也太惊人了吧。其三开发商说，建房应该是为中国的百姓，解决安家问题，可是目前开发商已经钻到钱眼里了，他们哪里是为人民，他们是在喝百姓的血呀。房地产实际利润是什么样子呢？任玉岭做过调查，一个国有成分占主要比例的企业老板说他的利润不止100%，而另一个从美国回来的房地产老板说他在美国的利润是在15%上下，回国内达到150%。中国的利润是美国的6倍以上，开发商说他没得这么多，巨大利润哪里去了。言外之意是什么？其四腐败说，今年1月10日，国务院出台了促进房地产平稳发展的通知。这次“两会”代表委员针对房价高的问题有提出不少好建议。不要让代表委员的话白讲，对房地产腐败问题要有像足坛扫黑那样，在房地界刮一场反腐风暴，对房地产行贿者和受贿官员全要绳之以法，使房价回到合理的市场价格。其五，政府决心说。前面所说的四点都是当前房价高的具体表现形式。而最重要的是政府的决心。关于人民生活，使人民过上富裕的生活，使国家稳定，强国富民是党和国家想做到的。我就想一个问题，这样一个让百姓高兴的大好事，地方政府怎么就这么难做到呢。就一个高房价的问题迟迟不能解决，这是为什么？最后让说一句孙子兵法中的一句话结束本文：“上下同欲者胜”。
今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我们又迈上了新的征程。“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综合判断国内外形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也面临许多复杂的矛盾和问题。 两会前夕，在人民网推出的“你最关注的十大热点问题”调查中，社会保障、司法公正、反腐倡廉、个人收入、房价调控、医疗改革、物价调控、环境污染、食品安全、教育改革位列其中。两会期间，这些问题也成为代表委员讨论的热点话题，许多议案提案对此都有涉及。网友的关注、两会的热议，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重大关切，体现了人们对过上更美好生活的热切期盼，也凸显了科学对待这些热点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重大课题 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问题，人类社会正是在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前进的。我国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是伴随改革开放不断推进、经济社会不断发展而逐步产生并日益凸显的，是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的一个现实国情。 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30多年的历程。30多年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综合国力大幅跃升，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历史告诉我们，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日中国繁荣发展的大好局面，就没有人民生活日见红火的生动景象。 然而，发展是一个过程，它不仅不可能一下子解决所有问题，而且会不断出现新的问题。正如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的，“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中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不断显现，新问题更是层出不穷。而随着人们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评判标准的深刻变化和民主意识、法制意识、权利意识、公平意识的不断增强，人们对这些问题带来的困扰、造成的压力感受更明显，对尽快解决这些问题、过上更加美好生活的要求和期待更强烈。因此，我国当前社会热点问题凸显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是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伴生现象。 问题是一种现象，因一定的客观条件而存在，随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的阶段性特征的具体体现，是社会客观实际和人们主观认识相互作用的直接结果，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数量明显增多，表现更加复杂。我国在30多年的时间里走过了发达国家数百年才走完的历程，任务的叠加必然带来矛盾和问题的叠加，有的问题在多年发酵以后逐渐显现出来，有的问题在客观条件形成之时自然产生出来。尤其是在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问题不仅数量多、表现在方方面面，而且形态多样、十分复杂。而现代科技和传播手段特别是互联网的广泛运用，大大强化乃至放大了这些问题，使之显得更加突出。 关系改革发展大局，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社会热点问题带有普遍性、综合性、代表性。分析一下人民网的调查结果不难发现：无论是社会保障、司法公正、反腐倡廉、个人收入、房价调控问题，还是医疗改革、物价调控、环境污染、食品安全、教育改革问题，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都关系和影响大局。同时，这些问题都与人民群众工作生活、切身利益紧密相连，关系着每一个人的心理感受和幸福指数。 不同问题相互交织，解决难度明显加大。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形态多样，既有全局性的，也有局部性的；既有长期积累的，也有新近形成的；既有经济领域的，也有社会领域的；既有不同特点，也有共同之处。从总体上看，不同社会热点问题之间的关联性强，它们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还有不少属于“两难”问题，它们彼此依存、彼此牵扯，往往“按下葫芦浮起瓢”。 容易引发对立情绪，甚至造成社会冲突。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热点问题是公众利益和情绪的集中体现与表达。有的社会热点问题“热”到一定程度，就需要加以妥善解决或者进行必要的降温。如果应对和处理不及时、不妥当，就很容易引起群众的不满和对立情绪，甚至演变成群体性事件。2010年，全国群体性事件呈高位运行状态，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由于对热点问题处理不当而引起的。 社会热点问题凸显及其新特点表明，我国改革发展又到了一个新的关口，难得机遇和严峻挑战并存，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同在。科学对待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已经成为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重大课题，成为摆在各级党委和政府面前的突出任务。而科学对待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归结起来不外乎正确认识和有效解决，也就是要弄清“怎么看”，明确“怎么办”。 认识是行动的先导，认识清才能方向明。我国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十分复杂，正确认识并不容易，特别需要坚持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立场、观点、方法正确，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形成正确认识；立场、观点、方法不对，必然陷入主观和片面，造成认识偏差。面对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我们应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特别是唯物辩证法这一锐利思想武器来加以认识。这样才能不断增进共识，为有效解决问题奠定坚实的思想认识基础。从这个前提出发，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呢？ 理性地看。就是客观承认、积极面对。问题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不会因为人们不承认而消失。事实上，世界上不少国家在特定的发展阶段都曾经出现过这样那样的社会热点问题，我国在经过30多年的深刻变革和快速发展后社会热点问题凸显并不奇怪。因此，面对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我们应当客观承认、积极面对。那种对问题视而不见、漠然置之的态度，那种闻问题而色变、视问题为洪水猛兽的态度，是不理性、不可取的，既不利于正确认识问题，更不利于有效解决问题。 严肃地看。就是高度重视、认真对待。看问题应坚持实事求是，不放大，也不缩小；不言重，也不看轻。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都是大问题而不是小问题，切不可掉以轻心。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有些同志包括一些领导干部却把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看小了、看轻了、看淡了：或者认为它们同其他社会问题一样都是“问题”，没什么了不起；或者认为它们既然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就是“正常的”；或者认为“虱子多了不痒”、问题多了不愁，用不着太在意。这些认识需要及时改变。 全面地看。就是系统分析、整体把握。同其他事物一样，问题都是普遍联系而不是孤立存在的，复杂问题更是如此。要正确认识问题，就要对它全面地看：既要瞻前顾后，也要左顾右盼；既要总体把握，也要分清主次。如果“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就很容易导致“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比如，对于“看病难”问题，就可以从多个层面寻找原因——政府投入不足：2009年卫生总费用中政府投入仅占24.7%，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75%的平均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55%的平均水平；医疗资源分配不均：本应为“金字塔”型的医疗卫生体系，在我国却呈现为“倒金字塔”型，高新技术、优秀人才主要集中在几个大城市的大医院，从而导致了“全国人民上协和”的现象；人们的心理因素：有些人的病在社区诊所和一般医院就能看好，却非得去找大医院的名专家，导致原本稀缺的优质医疗资源更加紧张；等等。所以，出现类似“看病难”的问题，很难说只有哪一个方面的原因。只有坚持从总体上进行把握，才能认清事物的本质，进而推动问题的有效解决。 具体地看。就是区别对待、“就事论事”。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在性质、成因、形态上有某种相同和类似的方面，但不可能完全一样；即使是同一个问题，在不同地区、不同领域、不同阶段也有不同的表现。这就要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坚持是什么问题就说什么问题，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什么范围内的问题就在什么范围内解决，不能搞“一人生病，全家吃药”。比如，对于社会保障水平不高和收入分配不公这两个问题，有的人简单地把它们都归结为体制机制不合理的结果。其实，这两个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并不一样：社会保障总体水平不高，固然有制度设计相对滞后的原因，但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还不高，不具备实行“高福利”的现实条件；收入分配不公固然也有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的原因，但主要原因在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到位，收入分配关系还没有完全理顺。把这两个问题的成因等同起来，势必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 发展地看。就是看到变化、面向未来。社会热点问题与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相联系，必然随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而变化；因一定的客观条件而存在，也会因客观条件的改变而改变。从总体上看，我国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都是前进和发展中的问题，必将在前进和发展的过程中得到解决。特别应当看到，党和政府对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并在不断加大解决的力度。当然，解决任何问题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面对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我们应保持良好的心态，既不能动摇信心、看不到希望，也不能盲目乐观、不下大力气解决。 加快改革发展。社会热点问题凸显，从根本上说是发展不充分、不科学导致的。有效解决社会热点问题，根本途径就在于加快发展、科学发展，既“做大蛋糕”、又“分好蛋糕”。努力“做大蛋糕”，不断增加社会财富，才能为有效解决问题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切实“分好蛋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才能为有效解决问题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做大蛋糕”，应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增强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分好蛋糕”，应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保障人民权益，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大力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妥善协调社会各方面利益关系，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注重统筹兼顾。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数量多、涉及广，性质、表现、成因复杂多样，解决难度也大。这就要求我们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以战略思维、系统观念和全局视野进行通盘考虑，认真研究解决问题的整体思路、主攻方向、重点任务、先后顺序、实施步骤、有效措施等，制定路线图，列出进度表，确保稳步、协调推进；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充分考虑社会各个方面、各个层次、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准确把握人民群众的愿望、呼声、要求，把解决社会热点问题与推进改革发展各项工作有机结合起来，防止顾此失彼；把科学精神和负责态度有机统一起来，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既统筹规划又突出重点，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明确哪些问题已有解决的可能、可以尽快解决，哪些问题尚不具备解决的条件、需要逐步解决，防止急于求成。 坚持真抓实干。解决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是实打实、硬碰硬的工作，不能靠拍胸脯、喊口号，也不能“等等看”、“慢慢来”。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应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精神和作风，主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了解真实情况，掌握全面信息，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认真考虑群众的感受和感情，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雷厉风行、少说多做，从群众最需要的地方抓起，从群众最不满意的地方改起，一件事一件事地落实，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不断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在这个过程中，应特别注意急事先办、小事快办，着力化解各种矛盾纠纷，避免把小事拖大、大事拖炸。为此，需要健全必要的工作机制、形成有力的工作措施，细化任务、明确责任，做到该哪个部门和岗位管的就归哪个部门和岗位来管，谁出了问题就追究谁的责任。同时，把解决社会热点问题的成效纳入干部业绩考核评价体系，奖优罚劣、导向鲜明，切实改变回避矛盾、只说不练的现象。 紧紧依靠群众。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和根本动力。解决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不能仅仅依靠一个、几个部门或一部分人，而需要依靠广大群众共同努力。为此，各级党委、政府应在发挥主导作用的同时，着力做好引导群众、组织群众、动员群众的工作，特别要适应人民群众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的新形势，畅通和拓宽渠道，搭建和丰富载体，健全和完善机制，方便人民群众反映意见和表达诉求；多做析事明理、解疑释惑的工作，把有关政策、所作努力讲清楚，把实际状况、面临困难讲明白，让人民群众深入了解问题的成因与实质，赢得人民群众对解决社会热点问题的理解和支持。最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充分发扬主人翁精神，树立人人有责、人人有权、人人共享的观念，积极建言献策，自觉履行义务，协力推动社会热点问题的有效解决，共同谱写幸福美好生活的新篇章。
热点评论作为一名中学生，关心时事热点是时代对我们的要求。关心时事热点，并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对新闻作出客观的评价，是中学生必须具备的一项基本能力。最近网络上可谓是风起云涌，杭州富家子弟开车撞人事件，无论在网络还是在现实上都掀起了一场关于尊重生命的大讨论。胡斌，其父拥有一家纺织公司，家里颇有资产。胡平时的爱好就是喜欢与一帮兄弟飚车，就在几天前的晚上，浙江大学的学生谭卓看完电影回家时，被胡驾驶改装跑车撞起五米多高，落在地上抢救无效死亡。事件发生后，谭卓的父母赶来杭州。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肯相信前途似锦的儿子就这样突然与他们阴阳相隔。而胡及当地交通部门的态度则更令人愤怒，胡不但没有站出来承担责任，还买通相关官员，在交通责任认定上做手脚。这一举动引起了网民们的极大愤怒。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公民不准私自改装跑车，而就网友们在胡斌空间里发现的汽车照片也显示，这辆肇事三菱跑车经过多次改装，通过物理公式计算，能把人撞起五米多高，其行驶时速已经超过120，而当地交通部门给出的认定结果却是70，这怎能不令人怀疑？生命是无价的，没有什么比藐视生命的行为更为可恨。而胡撞死人后一味的逃避责任，即使逃脱的了法律的惩罚，也无法逃脱道德和良心的谴责。这里告诉我们要尊重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而作为司法者，心中的道德天平倾向了金钱，则更为人说不容。杭州飙车事件将慢慢平息。对政府来说，公开透明的处理始终是对待此类事件的最佳解决方式，而对普通人来说，更多地了解事实，也许比更快地下结论更重要。
写作思路：针对现实生活中的重要问题直接发表意见、阐述观点、表明态度的新闻体裁。以与新闻结缘为前提，举凡各类具有新闻价值的论说文，不拘长短。
正文：
1、综合国内外形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同时，也面临着许多复杂的矛盾和问题。社会保障、司法公正、反腐败、个人收入、住房价格控制、医疗改革、价格控制、环境污染、食品安全、教育改革是你最关注的十大热点问题，人民网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两个交易日的前夕。
2、网民的关注和两会的热议，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重大关切，反映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殷切期待，凸显了科学对待这些热点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重大问题是时代的口号。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问题，人类社会就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进步的。我国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和逐步显现并日益突出，是改革进入一个具有现实国情的关键阶段。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30多年。
3、30多年来，中国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历史告诉我们，没有改革开放，就不会有今天的繁荣发展，就不会有人民生活的蓬勃生机。
但是，发展是一个过程，不仅不可能一下子解决所有的问题，而且还会不断产生新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曾深刻指出：“过去，我们是先发展的。”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发展会带来和不发展一样多的问题。”
4、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和问题不断显现，新问题层出不穷。随着人们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风格，深刻的变化和评价标准的民主意识，法律意识、权利意识，对公平的认识，关于这些问题的人带来麻烦，感觉更明显，解决这些问题的影响尽快过上更好的生活，并期待着更强烈。
因此，我国当前社会热点问题的凸显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是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相关现象。问题是由于一定的客观条件而存在并随客观条件而变化的现象。当前社会热点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特征的具体体现。
它是社会的客观现实与人们的主观认识相互作用的直接结果，并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它数量更多，也更复杂，中国走过了发达国家数百年走过的历程。任务的重叠必然导致矛盾和问题的重叠。有些问题是经过多年的发酵逐渐出现的，有些问题是在客观条件形成后自然产生的。
特别是在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问题不仅多而多样，表现在各个方面，而且形式多样复杂。现代技术和通讯手段，特别是互联网的广泛使用，极大地强化甚至放大了这些问题，使其更加突出。它关系改革发展大局，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社会热点问题具有普遍性、综合性、代表性。
5、社会热点问题的出现及其新特点，标志着中国改革发展进入了新阶段。难得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并存，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并存。科学处理当前社会热点问题，已成为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重大问题，也是各级党委和政府面临的突出任务。
用科学的方法处理当前社会热点问题，无非是一种正确的认识和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是明确“怎么看”和明确“怎么做”。认识是行动的先导，认识清楚才能方向清楚。当前中国社会热点问题十分复杂，要正确理解这些问题并不容易。
特别是要坚持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只有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从现象中看到本质，形成正确的认识。错误的立场、观点、方法，不可避免地陷入主观片面，造成认知偏差。面对当前社会热点问题，我们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特别是唯物辩证法这一尖锐的思想武器去认识。
随着世界格局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深人发展，中国的前途命运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面对国际各种力量的此消彼长，中国既面临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复杂激烈的国际竞争。因此，全面理性认识和把握当前国际形势特点和趋势，对于制定正确的对外战略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当前国际安全形势发展趋势及特点分析 一、国际安全形势总体趋向缓和，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 首先，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促使各国人民下定决心维持和平，以使后代免除战 争的浩劫。其次，核 武器的大规 模杀 伤力和威慑力足以将地球毁 灭很多次，因此谁也不愿意因打核 战争与地球同 归于尽。再次，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使世界各国依存度提高，共同利益的领域扩大，进一步减小了爆 发世界性大 战的可能性。 二、传统安全领域中威胁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因素依然存在并有新的表现 首先是局部冲突与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尤其是这些热点问题都发生在国际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敏感地带，直接或间接牵动世界主要国家在这些地区的战略利益，导致大国利益关系的复杂化，更增添了大国关系中的隐患和变数。其次是各国的国防开支逐年增长。这种状况意味着各国仍然把军事发展作为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因素，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威胁依然存在。再次，主要核 大国进一步加强战略力量，全球核 武扩散问题依然严重，这对世界安全构成了极大隐患。 三、非传统安全构成的威胁甚至超过战 争 首先是国际恐 怖主义问题。2012年以来，恐怖主义活动出现新的反弹，打击恐怖主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更加突出。恐怖主义袭击频率增加，活动范围及袭击规模扩大;恐怖袭击方式令人防不胜防;国际反恐斗争中双重标准问题使得国际反恐阵线有破 裂的倾向。其次是环境安全问题。全球气候变暖引发世人对环境安全的极大担忧。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导致气候灾害频发，甚至使部分小岛屿国家生存面临威胁。再次是金融安全问题。这次金融危机不仅重创了发达国家，也严重打击了新兴市场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虚拟经济及实体经济，并引发了诸多社会及政治问题。最后还有愈演愈烈的贩 毒走私、严重传染性疾 病扩散、肆无忌 惮的海 盗活动，以及日益严重的非法移民等问题，这些都对国际安全产生了很大负面影响。当前国际形势对中国的影响 一、中国的传统安全环境面临的挑战 首先表现在亚太及中国周边各国军费开支不断增长。目前，不少亚太国家普遍加大军费投人，加速军事战略调整，提高武 器和人员的作战水平。这种状况如果持续下去，对中国的安全影响将是不言而喻的。在各国军费开支不断攀升的背后是世界各国进行新一轮深刻的军 事调整与变革。其次是中国的周边环境带来的安全隐患也不可小视。中国与周边多国存在领 土与领 海争 端，但由于这些问题涉及面广，历史与现实问题错综复杂，又有国际势力介人，解决起来难度相当大。另外，大规 模杀 伤性武 器扩散也给中国带来安全威胁。核 武器的垄 断已被打破，世界进入到一个大规 模杀 伤性武 器扩散时期，这对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严重威 胁。 二、从非传统安全来看，中国也同样面临重大威 胁 三、中国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还须承担来自美国的压力 奥巴马上台后，美国政府明显加大了对亚太地区的关注和投人，力图推动美国战略中心向亚太转移。美国在这一地区频频进行军 事演习，在强化日韩同盟与美印关系的基础上拓展与泰国、菲律宾等国的同盟关系，努力使双边同盟向三边和多边同盟进行有力延伸。为了推进“重返亚 洲战 略”，奥巴马政府还全面参与亚太事务，积极加人《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高调介人中国南 海问题，对中国的领 土问题指手画脚，试图遏 制中国日益强大的影响力，维持其在亚太地区的优势和领导力。目前，美国在中国周边加紧构筑针对遏 制中国的“C’’ 型军事包 围圈，美军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基地密度已比冷 战时期针对苏联的还要密集。 当前国际安全形势下中国应对策略 一、充分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条件和资源，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加强软实力建设 和平、发展与合作是历史潮流，我们必须顺应潮流，紧紧抓住这来之不易的战略机遇期，加速和平崛起的进程。只有自身实力强大了，才能更有效地保证本国的安全，维护世界的和平。 从国际上来看，世界经济格局大变革、大调整必将孕育着新的发展机遇，我国应该以这次金融危机为契机，努力推动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与秩序重建，积极主动参与国际经济新规则制定，在国际经济事务中力争获取更多发言权，提高中国的话语权和国际地位;紧紧抓住国际产业调整的机遇，凭借充足的外汇储备加快海外收购力度，壮大中国银行和企业的实力。从国内来看，要立足扩大内需保增长，坚持把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放在首要位置，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 金融危机不仅削弱了美国的硬实力，也重创了其软实力。这说明美国模式存在很多的问题和隐患。当然这里既有宏观层面上的问题，也有微观层面上的问题;既有经济上的问题，也有政治和社会、文化上的问题。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普世价值影响力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大大降低，而以政治和社会稳定、渐进改革、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有效调节、注重实体经济等为特点的中国模式则经历住了全球金融危机的严峻考验，这无疑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中国的软实力。当然，中国在软力量建设上还应继续培育自己的核 心价值观、有效的意识形态及有感召力的生活方式和基本制度。 二、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妥善处理好中国与美国及周边国家的关系 (一)中美关系。与美国相比，目前中国仅仅是一个地区性大国，从某种角度而言，中国并没有很大的战略回旋余地，中国持续的经济成功严重依赖西方资本和技术的流人和外国市场的准人。I近年来，中国的对外贸易额均超过中国经济总量的60%以上，在世界主要大国中对外贸易依存度最高。倘若中美关系恶化，中国经济发展无疑将受到极大的影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程也将严重受挫，甚至难以实现。因此，总体稳定的中美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中之重。近些年来，中美两国在很多领域的合作总体比较顺利，在许多问题上中国秉持了务实灵活、温和求实的原则，这确实符合小平同志提出的韬 光养 晦战略，但是中美两国的结构性矛盾决定了两国今后无论在政治、军事领域，还是在经济、文化领域都会存在不可避免的摩擦，但无论出现怎样的矛盾，中美关系都不会全面恶 化，两国的共同利益仍然大于分 歧。 (二)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这些国家在政治经济制度、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等方面不尽相同，一些国家还与中国存在领土争 端等历史遗 留问题，情况相当复杂。进人新世纪，中国坚定不移地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加强了同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积极解决了绝大部分边界等历史问题，营造了一个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周边环境，创造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历史最好时期。中国现与东南亚、南亚、中亚、东北亚和南太平洋诸国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各个领域的合作与交流不断扩大和深人，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三、努力推进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变革，最大限度地获取参与国际事务的话语权 目前，主要战略力量围绕国际格局调整转换中的权利重新分配展开激烈博弈，发达国家与新兴大国及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和温室气体减排方面的较量空前激烈。尽管现存的国际秩序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有着不合理和不公正的地方，并不能完全适应国际格局多极化和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需要，但这一体制仍对世界和地区安全及世界经济的发展起着一定的重要作用，因此不能推倒重来和“另起炉灶”，而应该积极参与，推动改革。对中国来说，要认识到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必然性，并善于抓住机遇，以建设性的方式推进变革，确保变革过程的稳健和结果的合理性，以最大限度地获取参与国际事务的话语权和决策参与权。 由于全球经济力量对比变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再加上经济权力的再分配不像政治权力再分配那样敏感，因此，推动国际体系的变革应该首先从经济层面人手，通过提升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话语权促使中国参与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更好地维护和体现中国的国家利益。其次要推动国际政治体系的改革。具体来说，就是支持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使其具有更好的代表性，特别是通过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常任理事国席位，扩大中国在这一重要的决策机制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此外，对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持积极态度还有助于防止中国被视作反对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提升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