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纲领见于哪个文献

“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是指“仁、义、礼、智、信。由于传播新思想的需要，自从新文化运动迄今，人们一直将“三纲五常”视为近代中国祸乱之源，甚至不惜歪曲“三纲”的含义，最近还好，了解“三纲五常”的很多人都认可了“五常”的价值，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出于对“纲”的意思不理解还是什么，仍然将“三纲”视为法家思想，其实，“三纲”是古代人们对于社会秩序的一种基本认识而非主张，“纲”何意也？班固引《礼纬·含文嘉》说：“纲者，张也。”《吕氏春秋》的解释就更透彻了，“用民有纪有纲，引其纪，万目皆起，引其纲，万目皆张。”通俗的讲，纲就是系渔网的总绳，要想将渔网提起来，提总绳就可以了，说得十分透彻。其起源很早，《诗·大雅·棫朴》：“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纲纪四方。”《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夫上之所为，民之归也。”《礼记·乐记》：“君好之，则臣为之。”就是因为三纲太自然了，以至于先秦诸子很多都根据此原理来制定自己主张的，儒家的很多主张都以此为根据，比如《论语》记载孔子话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孟子》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提出“格君心之非。”“刑于寡妻”即要君、夫做个好纲，好榜样。《孔子家语》言：“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则何物不正？”《韩诗外传·卷五》：“君者民之源也，源清则流清，源浊则流浊。”《荀子·宥坐》记载孔子的为司寇，对于一位父亲状告儿子的案件，孔子三个月没有理会，他父亲撤诉。季孙氏听说后大骂孔子说：“那老头我，从前他对我说要以孝治国，现在却不杀那个不孝子。”孔子弟子，做季孙氏家臣冉有对孔子说了，孔子说：“上失之，下杀之，其可乎？”认为民虽有罪，却“罪不在民。”先不论这个故事是真是假，至少表明了荀子的态度，而其前提条件就是“君为臣纲”。朱熹说：“人主之心正，则天下之事无不一出于正；人主之心不正，则天下之事无一得由于正。”也是以君为臣纲为前提。因此，儒家从三纲中引申出来的是制约君权的意思，即要求君王要从道。因为儒家用荀子的话说是“从道不从君”，道在君则从之，非从君也，实从道也。如果君不从道，即不是个好“纲”怎么办呢？即孟子所言：“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如仇寇。”墨子也有“君为臣纲”的理论预设。墨子知道人们对其“兼爱”主张一定会持怀疑态度，为了证明其可行性，他列举了三个例子，即楚灵王好细腰则人人少吃饭，越王好勇则人人不惜命，晋文公好苴服则人人穿陋衣，于是得出结论，“苟有上说之者，劝之以赏誉，威之以刑罚，我以为人之于就兼相爱、交相利也。”再说一下儒家的忠，忠并不是效忠于某个人，上面说过了荀子说“从道不从君”，那么“忠”是什么意思呢？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朱熹在《四书集注》中说：“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可谓不刊之论。也就是说对自己的该做的事尽心尽力就是忠，这有其思想渊源。《左传·桓公六年》季梁说：“上思利民，忠也。”《左传·昭公元年》赵孟曰：“临患不忘国，忠也。”《左传·庄公十年》曹刿称赞鲁庄公“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是忠之属也。都可以看出“尽己之谓忠”的内涵。有人说儒家歧视女性，重男轻女，实在是笑话，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只有阴阳调和世界才能安定，阳重阴必重，阴轻阳必轻。阴阳不调必然天下大乱。故《易》赞乾坤之元，《诗》列关雎为首，《春秋》讥不亲迎，重妃匹也。倒是墨家在《墨子·非儒篇》对儒家亲迎之礼大加批判，认为其“颠覆上下，悖逆父母。” 语出《大学》三纲：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大学》开头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就是后人所说的《大学》“三纲领”。所谓“明明德”，就是发扬光大人所固有的天赋的光明道德。所谓“在亲民”，是使人弃旧图新、去恶从善。这里的“亲”同“新”，是革新、弃旧图新之意。所谓“止于至善”，就是要求达到儒家封建伦理道德的至善境界。“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这是《大学》提出的教育纲领和培养目标。 语出《三字经》：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儒家的“三纲”其实是孟子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道德规范的另一个总结。三纲的“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也即是“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妇和顺”，其实也是“仁”的思想的具体化。 指寺院里统率大众、维持纲轨的三种职务。即上座、寺主、都维那三职。这是印度传来的职称，在拥有数十或数百住僧的大寺院中，为了方便经营寺务，乃设此三职，但并非每个寺院都有此职称。上座（体毗履，sthavira），指比丘众中的宿德者。寺主（毗诃罗莎弭，vihara-svamin），掌管堂宇的营造及管理。（《僧史略》说上座的梵名是悉替那，寺主是摩摩帝。）都维那略称维那，梵名为羯磨陀那（karma-dana），也译为次第、授事、悦众；主要职务为︰按寺规指授大众日常诸事。《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叙述中印度那烂陀寺的情形，文云（大正51·5c）︰寺内但以最老上座而为尊主，不论其德。诸有门钥每宵封印，将付上座，更无别置寺主、维那。但造寺之人名为寺主，梵云毗诃罗莎弭。若作番直典掌寺门及和僧白事者，名毗诃罗波罗，译为护寺。若鸣犍稚及监食者，名为羯磨陀那，译为授事，言维那者略也。众僧有事集众平章令其护寺，巡行告白一一人前，皆须合掌各伸其事，若一人不许则事不得成。全无众前打槌秉白之法，若见不许以理喻之，未有挟强便加压伏。 王琦注引《翻译名义》：“寺立三纲：上座、维那、典座也。”唐李白《崇明寺佛顶尊胜陀罗尼幢颂序》：“三纲等皆论穷弥天，惠湛清月。” 至于中国于何时设置三纲之制，不能详知。据《翻译名义集》卷一载，隋·智琳创此制。不过，据说在此之前，梁武帝曾敕法云担任业宅寺主，创立僧制。又唐·贞观二十二年（648），玄奘任慈恩寺上座；显庆二年（657），西明寺落成，道宣任上座，神泰任寺主，怀素任维那。由此可知，唐代诸大寺已置三纲，用以统御僧尼。或说三纲之制似自姚秦时代即已存在。但是到了后代，三纲的名称稍微有异，例如《佛祖统纪》卷四十一以寺主、知事、维那为三纲；《翻译名义集》卷一以上座、维那、典座为三纲。◎附︰蓝吉富《隋代佛教史述论》〈隋代的寺职〉关于附属于寺院的人事组织，清人王昶曾就其所得造像碑文拓本而作一归纳，共得北魏至隋之寺职十余种。《金石萃编》卷三十九北朝造像诸碑总论︰‘昶所得拓本，计自北魏至隋，约百余种。（中略）其寺职之称者曰和上、比丘、比丘尼、都维那、维那、典录、典座、香火、沙弥、门师、都邑维那、邑维那、行维那、左右箱维那、左右箱香火。其名目之繁如此。’而隋代之寺职，据王氏《金石萃编》与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所收碑文或造像记所载，较重要者计可分为二类。其一为僧人出任者，如寺主、知事上座、断事沙门、都维那比邱（碑文中‘丘’多刻为‘邱’）、平等沙门、正定沙门、邑师等衔。其二为居士出任者，有都维那、维那、法义、典座、典录、营寺居士等职。其中都维那（又称维那）一职，为寺内三纲（寺主、上座、维那）之一。从碑文或造像记可知，隋代之寺院维那，是僧俗皆可出任的。寺主（道场主）总管全寺事务，其职司可想而知。有民间寺院寺主与官立寺院寺主二类。前者即民间一般寺院的主持者。后者则为各内道场，或各州所立官寺之主持沙门。官立寺院的寺主及重要寺职，多由帝王敕任。玆依《续高僧传》所载，胪列一部份隋代帝王所敕任之重要寺职如次︰从上表可知，官立寺院中之重要寺职，多为帝王所敕任。然而也有由寺众所推举的。《续高僧传》卷二十四〈明赡传〉云（大正50·633a）︰‘（炀帝）下敕令（明赡）住禅定（寺），用崇上德故也。众以赡正色执断，不避强御，又举为知事上座。整理僧务，备列当时。’┌───┬───────┬────────┐│僧 号 │所 任 寺 职 │《续高僧传》卷数│├───┼───────┼────────┤│△慧旷│大兴国寺主 │卷十本传 ││△保恭│禅定道场主 │卷十一本传 ││△童真│大禅定道场主 │卷十二本传 ││△灵干│大禅定道场上座│卷十二本传 ││△慧因│禅定事知事上座│卷十三本传 ││△法藏│太平宫寺上座 │卷十九本传 ││△法愿│并州大兴国寺主│卷二十一本传 ││△觉朗│大禅定道场主 │卷二十一本传 │└───┴───────┴────────┘在当时的寺院内，重要寺职除了寺主、维那之外，另有知事上座、断事沙门或平等沙门，地位也颇为重要。知事上座似是寺院内僧务之总管。除前引〈明赡传〉可资参考外，《续高僧传》卷十三〈慧因传〉也载（大正50·522b）︰‘仁寿三年起禅定寺。（中略）（慧因）遂奉为知事上座。训肃禅学，柔顺诱附，清穆僧伦，事等威权。’断事沙门与平等沙门皆为寺内的执法僧。职司为对犯律僧人之审判。《僧史略》卷中〈杂任职员〉条（大正54·245a）︰‘周隋之际，有洪遵（原文为法导，此据《续高僧传》〈洪遵传〉校改。）专精律范。北齐主既敬法门，（中略）有犯律者，令遵理之，敕为断事沙门。（中略）断事之名，遵统（后升为统）为始。’《续高僧传》卷十〈智琳传〉（大正50·504a）︰‘开皇十六年，润州刺史李海游屈（智琳）为断事，纲维是寄。’平等沙门之职司与断事沙门相同。《续高僧传》卷八〈昙延传〉（大正50·489b）︰‘敕又拜（延）为平等沙门。有犯刑纲者，皆对之泣泪。’此上所举为较重要之寺职，其余诸项，以文献不足，故不具述。

五经指《易经》，《尚书》，《诗经》，《礼记》，《春秋》

四书五经：四书、五经的合称，泛指儒家经典著作。四书指的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五经指《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大学》原本是《礼记》中一篇，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传为孔子弟子曾参（前505年—前434年）作。《大学》是孔子及其门徒留下来的遗书，是儒家学派的入门读物。所以，朱熹把它列为“四书”之首。《中庸》原是《礼记》中的一篇。《礼记》是古代一部重要的汉民族典章制度书籍。为战国时子思作。全篇以“中庸”作为最高的道德准则和自然法律。宋代把它与《大学》、《论语》、《孟子》并列为“四书”。《论语》：中国春秋时期一部语录体散文集，主要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它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纂而成。全书共20篇、492章，首创 “语录体” 。南宋时，朱熹将它与《孟子》《大学》《中庸》合称为“四书”。《孟子》“四书 ”之一。战国中期孟子及其弟子万章、公孙丑等著。为孟子、孟子弟子、再传弟子的记录。《尚书》意为“上古之书”，是中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作品的汇编。《周礼》：儒家经典，十三经之一。世传为周公旦所著，但实际上可能是战国时期的人所归纳创作而成。今从其思想内容分析，则说明儒家思想发展到战国后期，融合道、法、阴阳等家思想，春秋孔子时对其发生了极大变化。《周易》一书，并非仅仅为占卜之书，乃是借占卜学修身。每个卦都是修行中岔路，人身不正，处世即不正。人若生病，事业亦必荒废。周易与其说占卜人事，不如说是记录人体内的各种病症。易经的存在，是补充了黄帝内经人体经络病症。人体经络运行不正，就要有是非灾厄。《春秋》：即《春秋经》，又称《麟经》或《麟史》，中国古代儒家典籍“六经”之一。第一部汉民族编年史兼历史散文集。作为鲁国的编年史，由孔子修订而成。《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和保存了古代诗歌305首，6首只存篇名而无诗文的“笙诗”。佚名原作，传说为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

四书指的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指的是：《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人们常称：“诗”、“书”、“礼”、“易”、“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