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目前的核心部件和技术短板较为突出

made in China 　　自今年3月至今，中国出口产品的质量安全问题从美国开始，现已几乎蔓延至全球。毋庸讳言，中国个别出口产品存在某些质量问题，这是无须否认的事实，也属于正常的可控范围之内，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敢保证其所有出口产品绝无质量安全问题。曾几何时，英国疯牛肉成为国际上人人避之则吉的“瘟疫”，美国出口印度的可乐饮料验出含有杀虫剂，但英美两国政府并未受到穷追猛打式的苛责。时至今日，这股“中国产品妖魔化”已从中国个别出口产品身上转而笼罩在整个“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的头上，部分美国媒体以及政治人物甚至别有用心地藉此将“中国威胁论”演化为“中国有害论”，恶意抹黑中国的国家形象并肆意攻击中国的外交政策，从而蓄意将中国产品质量问题政治化并为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提供口实。 　　面对当前这个有如03年SARS危机一样的严峻形势，中国政府决心从国内国际两个方面作出实际反击。8月17日，素有“铁娘子”之称的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再次披挂上阵，出任国务院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领导小组组长，成为这一场“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切身利益、维护中国产品信誉和国家形象的特殊战役”的“前线总指挥”，并决定从现在起在全国范围开展为期四个月的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然而，笔者认为，此次“中国制造危机”短期而言对于中国确有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但就中长期而言，却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更是一个推动中国社会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大转机。 　　中国外贸的结构性弊端 　　中国自改革开放对外打开了国门，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外贸进出口总额从1978年的9亿美元，发展到2006年的76万亿美元，累计增长近70倍。中国对外贸易伙伴从1978年的几十个发展到目前的220多个，超过1000亿美元的贸易伙伴已经超过6个，与欧盟和美国的双边贸易超过2000亿美元。目前，中国对外贸易的世界排位从1978年的32位上升到第3位，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超过了7%；中国的外汇储备亦连年攀升，至今已达到13000多亿美元，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一。近年来，中国外贸增长对世界贸易增长的贡献率一直保持在10%以上，对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增长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国际金融界因此将中国与美国并称为世界经济的“双头发动机”。 　　俗话说“有一利必有一弊”，中国外贸在上述看似“风光无限”的历史成就之下，其实却隐藏着因决策失误及体制僵化所造成的重重弊端。首先，在内资外贸企业方面，九十年代外贸领域全面推行“出口承包制”。其基本出发点和优先目标是追求创汇规模的持续扩大（可称之为“创汇思维”），这成了上级部门考核下级工作绩效和衡量外贸企业经营者业绩的基本标准。实行“承包制”后，计划指标的刚性和偏重创汇规模的激励机制造成计划指标年年调高、自上而下层层加码。在承包指标的压力下，各部门常因资金分配、争夺客户（包括互相偷取商业情报）产生摩擦。由于经营产品的雷同化，部门间为了各自的利益往往相互封锁消息，以防泄露本部门的各种“秘密”。这种“承包制”产生的企业内部不当竞争大大降低了公司整体的资源配置效率。 　　1992年，外经贸部开始大幅度授予地方企业进出口经营权，依据行政需求和安排逐级设立了外贸公司。为了在短时间内扩大出口规模，新成立的各地外贸公司往往追求产品经营品种的齐全，过去的专业外贸公司也转向多种不相关产品的综合化经营，于是迅速形成了企业间产品经营的雷同化趋势，进而造成外贸出口一哄而起、相互间恶性竞争的局面。于是，一方面国内货源价格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出口价格却一跌再跌，导致出口效益迅速下滑。“创汇思维”的另一个表现是中国在对外贸易中一直近乎偏执地追求外贸顺差。为了鼓励多出口多创汇，中国从1985年4月起按出口商品的国产化程度对出口产品实行退税政策（即“出口退税”），此项政策经多番调整一直实施至今。在劳动力价格原本就比较低的情况下，出口退税进一步降低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成本，促使部分出口工贸企业在追求短期利润的刺激下，宁可转产附加值低且易迅速出口、换汇成本低的产品，导致外贸出口产品结构长期处于低水平运行，在客观上制约了中国出口制造业难以有效地实现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转移，中国外贸中长期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措施自然无从谈起。 　　由此可见，貌似“市场经济”的“创汇思维”及“出口承包制”，其实质仍然是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指令性行政行为。结果是助长了外贸企业局部利益的膨胀和不平等竞争的加剧，诱发了对内的各种抢购大战和对外的竞相削价销售，造成外贸经营秩序的严重混乱。同时，粗放的外贸企业管理产生了恶性的连锁效应，导致中国外贸出口长期处于粗放式增长状态，至今难以实施全局性的外贸战略协调。而“一刀切”地盲目推行出口退税的结果，一方面导致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地方中小型企业“遍地开花”，不仅国内资源（甚至包括国家级战略资源稀土）大量贱价出口，亦严重污染和破坏了全国各地的生态环境；另一方面则导致泛滥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涌向欧美市场，不仅大大降低了中国外贸出口效益，而且还屡屡遭致各方的反倾销调查和贸易壁垒，这种粗放型出口今天正日益受到国际市场稳定性和增长极限的挑战及反弹。同时，由于埋头追求外贸总量，中国对于国际贸易规则的研究、普及和利用却没有得到同步的高度重视，加上进出口市场主体规模小、数量多、人心散，无法形成国际贸易谈判的有效合力，造成中国长期缺失国际市场定价权和国际贸易话语权。中国外贸这种“大而不强”的弊端使得中国出口企业以至国家利益常常蒙受巨额经济损失。 　　其次，在外资工贸企业方面，1992年中国实施所谓“以市场换技术”策略，国内市场不断加大对外开放力度，致使跨国公司蜂拥而至，争相抢占中国市场并挤占内资企业的市场份额。八十年代外商直接投资主要以从事加工贸易的港澳台资为主，除了在出口市场与国内企业有所竞争外，基本不侵蚀国内市场，还增加了国家外汇收入和社会就业，为国有企业提供了新的消费群体，部分弥补了优惠政策导致的国家税收损失。但跨国公司则完全不同，它们以市场控制为主要目的，一旦不受限制地进入中国市场，即与国有企业产生激烈竞争。跨国公司不仅拥有资金、技术、品牌和企业管理上的主体优势，更在优惠关税、优惠所得税、优惠土地使用等方面享受中国提供的“超国民待遇”（从“两免三减”到“仅征15%的所得税”）。尤其是01年中国加入世贸以来，外资企业大量拥进几乎是全面对外开放的中国市场，中国外贸因此连年膨胀式增长，中国经济贸易大国的“七彩泡沫”亦随之越吹越大。但在实际上，由外资企业作为出口主体的现状导致了中国外贸规模与外贸利益分离（“丰产不丰收”）的不正常现象。由于“廉价劳动力和广阔市场”是吸引外资的要素，外商将其销往全球市场产品的劳动密集型加工移至中国，以此将中国定位为其“世界工厂”里的“中国车间”，自然不会主动地或无偿地转让先进技术，这不仅不利于中国在国际分工中产业地位的提高，也严重阻碍了中国外贸效益的增长。随着中国外贸规模的不断扩大，大部分外贸利润却落入了外商囊中，而中国获得的不过是以廉价劳力（吃“奴工饭”）和各类资源（吃“子孙饭”）换来的部分就业职位还有五光十色的“繁荣昌盛”。 　　在外资企业享受“超国民待遇”的压倒性优势之下，必然产生对中国民族产业在外贸领域以及制造业中的“挤出效应”。中国民族产业由于经营机制和内部因素的制约，在与外企的竞争中常常处于劣势地位而遭到淘汰，因此无论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均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在此一日益严酷的国内经济环境之中，除了占据垄断地位的各类央企，地方的大型国企不得不纷纷与外企“合资”或“并购”（因此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而中小型企业则不得不拚命降低各种成本（因此出现“血汗工厂”），甚至偷税漏税、制造假冒伪劣产品以维持生存。同时，由于国家对私营企业的歧视性偏见，大多数私营企业无法获得基本的银行贷款和金融服务，在国内企业信用严重缺失的情况下，许多私营企业在国内市场难以获得货款回笼，不得不从无利可图的内销转向较易回收资金的出口。此外，由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缺乏沟通、协作和联动的良性机制，大多数内资外贸企业不了解、不明白政府的外交政策，导致政治外交与企业行为未能形成政策性呼应。如此一来，原本充斥于国内市场的假冒伪劣产品自然“被迫”流向国际市场，终于酿成了今天的“中国制造危机”。 　　中国发展必须化危机为转机 　　通过审察和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贸的结构及其发展，我们不难发现，此次“中国制造危机”并非仅仅出于质量安全或贸易摩擦的表面原因，主要还是由于中国自身错误的经济政策和失常的外贸体制等错综复杂的历史因素所造成的。要而言之，目前由外资为主体并推动的外贸发展格局在外贸依存度不断增长之时只会不断助长中国国民经济对外资的持续依赖，同时加剧了中国在世界经济分工中的弱势地位，从根本上阻碍了中国经济结构和外贸结构的调整，不利于中国外贸乃至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正在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本国制造业无疑有着至关重要的经济意义。它既是国家硬实力的体现，又直接影响着中国的国际形象。有鉴于日本和韩国产品进军国际市场的历史经验，今后要想修复及提升“中国制造”的信誉，“中国制造”就必须狠练“内功”以大幅提高产品质量，舍此别无他途。事实上，中国民族企业并非历来就是毫无诚信道德可言，相反在近代以前（自北宋及晚清），中国古代社会的商人阶层已逐渐形成了一种深厚的商业道德传统，就连当时的西方商人也多称道中国人“在商业交易中带来了一种绝对诚信的风气”、“一直遵循着最严格的诚信原则”（见陈季同的《吾国》）。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曾经如此坚守诚信的中国人竟然彻底地走向了反面，沦为西方人眼中的专业造假者，可见当下的环境因素以及硬性的制度因素以何等暴烈的力度几乎是从根本上颠覆了长远的传统因素和软性的文化因素。 　　笔者认为，中国应该将此次危机转化为根据国家长远发展目标而作出重大战略调整的历史机遇，以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切实解决因历史原因积压起来的外贸体制弊端，逐步理顺国内制造业与货币政策、对外贸易之间的市场经济联系，推动建立政、商、学各界在外贸领域沟通、协作的良性互动机制，主动采取各种税收杠杆调整和优化外贸产品结构，重新打造以中国本土企业为主体的外贸发展格局，以利于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实际上，要从根源上解决当前的产品质量与食品安全问题，首须从整治国内市场上早已长期存在的假冒伪劣产品，并统一规范出口与内销两个内外有别的市场结构着手。而要打击国内假冒伪劣则首须为国内所有本土企业逐步解除各种不利于企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政策限制，同时在全国范围内一步到位地实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两税合并”（据报道外资企业明年在重庆“新特区”还将继续享有15%的所得税优惠），尽快削减以至取消地方政府为追求“招商引资”政绩而给予外资企业的各种直接或变相的“超国民待遇”，全力营造一个公平有序、法制健全、服务完善的竞争和发展环境。此外，有关部门还应该严格制定及推行能耗标准、用工标准、产品质量标准和行业准入标准，同时严格规范地方给予各类生产企业用水用电用地的优惠政策，如此则可有望从制度源头上控制乃至禁止不正当的低价劣质出口。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应该积极参与并推动双边、多边以及全球贸易谈判进程，在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突出自身利益诉求，不再作世贸规则修订、制定的旁观者，而应成为主动参与者并争取成为有力主导者。同时，通过法律和政策等手段，积极鼓励企业加强研发，培育自主创新能力，推动规模化生产或实施“强强合作”，大力打造“中国制造”的自主品牌。通过金融、财政、税收等方面的政策扶持，推动建设中国拥有资源或规模优势的实物和期货国际交易市场，主动争取国际市场定价权以及国际贸易话语权。其次，中国政府应该认识到，“中国制造”也就是中国这家“贸易公司”出口产品的国际品牌，因此不能只关心贸易增长与产品价格，更必须如同其它国际品牌经营那样开展针对“中国制造”海外消费者的品牌培育工作。尤其在目前“中国制造”四面楚歌的情况下，更需要运用传播手段通过国际媒体打一场危机公关战。譬如通过国务院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领导小组下设的专职监察机构，及时地对外发布权威信息而非发生问题后再来自我辩白，以求主动化解出现质量问题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应该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关运作模式（如享誉全球的“德国制造”），在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媒体上进行广告宣传，在中国政府与海外消费者之间展开有计划的综合性公关活动。这种国际贸易公关活动实质也是一项长期性的国家战略工程，同样是“中国制造”品牌成长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中国政府对于当前“大而不强”的外贸现状和弊病早有察觉，商务部近年来亦已采取多项调整措施试图扭转此一不利局面。8月29日的《南方都市报》社论指出，“政府须善用全球贸易之下的正常压力顺势而为，以求建立长期牢靠的市场机制。从这一角度看去，政府所感受的压力，本身莫不是国民之福祉。站远一步，放弃过去刻板生硬的立场，转而寻求更根本的改善治理，这同样符合政府的利益”。如果我们能够把当前“中国制造”在国际上遇到的质疑与抵制视作一个机遇，扎扎实实地从每一个细节做起，以积极负责的务实态度逐步消除此一贸易危机，让“中国制造”成为国际商品的质量标杆，那么，今后高质量的“中国制造”必能惠及国内国外的全球消费者。在此基础上，中国的社会和经济才能实现可持续性的健康发展。

中国在20020年经济发展能够企稳回升更且逐渐取得较好的经济效果。短板就是经济复苏还需要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