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论文1500字左右

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杰出政治家、军事家，开创了史称“贞观之治”的辉煌业绩。他又是一位文学家，诗、赋及其文学主张都有极高成就，产生重要影响。他早年开设文学馆，交结“秦府十八学士”，一直是文学史中的美谈;成为皇帝之后，“听览之暇，留情文史，叙事言怀，时有构属，天才宏丽，兴托玄远” （《旧唐书·邓世隆传》） 。他自己说:“朕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文武之道，各随其时。” （《旧唐书·音乐志》） 太宗在戎马生涯和日理朝政之际，诗文著述颇丰，现存《全唐诗》收入103首，断句3联，还有与大臣联句《两仪殿赋柏梁体》;《全唐文》录有5篇赋:《威凤赋》、《临层台赋》、《感旧赋》、《小山赋》、《小池赋》;著有《文集》40卷，《帝范》4卷，《凌烟阁功臣赞》1卷。宋计有功《唐诗纪事》云:“帝尝作宫体诗，使虞世南赓和，世南曰:‘圣作诚工，然体非雅正。上有所好，下必有盛焉，恐此诗一传，天下风靡，不敢奉诏。’”《新唐书·虞世南传》、《全唐诗话》、《历代诗话》都对这一故事有所记载，成为说明太宗喜爱宫体诗、提倡宫体诗，进而批评太宗的一个重要证据。在《闻一多全集·官体诗的自赎》中，闻一多先生说:“文艺的唐太宗，出人意料之外，比炀帝还要热忱（宫体诗）。”刘大杰先生在其《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说:“就是唐太宗和他的臣僚，同样也沉溺在这种宫体的诗风里。”游国恩先生等在其《中国文学史》中也说:“唐太宗本人对齐梁文风也很爱好，他自己就带头写淫靡浮艳的宫体诗。”即使是新近出版的论著，仍然认为他 （指太宗，笔者注） 偏嗜华靡的审美趣味。其诗亦多有缛丽之作，并曾作宫体诗要臣下赓和，因虞世南谏阻而止 （乔惟德、尚永亮《唐代诗学》） 。尽管唐代卢照邻、明代胡震亨以及《全唐诗》 （卷一） 等有过不同看法，甚至在近年袁行霈先生、罗宗强先生的著述中有过客观评价，但长期以来对太宗文学成就的评价执否定的倾向没有重大的改变。其实，笔者认为，除去太宗诗文中确有部分江左遗风（应当指出，这也是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之外，《唐诗纪事》中所云之事对历代评论家的认识起到了不客观的影响。即使依据《唐诗纪事》而论，许多引述者也难免断章取义，因为太宗在这里接下来还有话，他说:“朕试卿尔。”太宗的话如果属实，说明他并非真的想写宫体诗，不过是个戏言;太宗的话如果言不由衷，也不足以印证他就热衷于宫体诗甚至到了“偏嗜”的程度。遗憾的是，对太宗在这方面的贬斥竟然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那么，对太宗的评价怎样才更恰当些呢?这应当联系太宗的文学思想和创作实践及影响一并考察。考察唐太宗的文学思想，突出表现在他主张文学必须有益于政教，同时又重视文学的艺术特点，反对淫靡文风，注重文学的艺术特殊性，强调文质并重的文学观。虽然太宗没有全面系统的文学思想论著，但从与他有关的一些诗文中还是可以很鲜明地看到这一点的。他的文学思想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帝京篇·序》中。序曰:予以万机之暇，游息艺文。观列代之皇王，考当时之行事，轩、昊、舜、禹之上，信无间然矣!至于秦皇、周穆，汉武、魏明，峻宇雕墙，穷侈极丽，征税殚于宇宙，辙迹遍于天下，九州无以称其求，江海不能赡其欲，覆亡颠沛，不亦宜乎。予追踪百王之末，驰心千载之下，慷慨怀古，想彼哲人。庶以尧舜之风，荡秦汉之弊;用咸英之曲，变烂熳之音;求之人情，不为难矣!故观文教于六经，阅武功于七德，台榭取其避燥湿，金石尚其谐人神，皆节之于中和，不系于淫放。……释实求华，以人从欲，乱于大道，君子耻之。故述帝京篇，以明雅志云尔。序中真诚地表现出他考虑文学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他的结论是:“释实求华，以人从欲，乱于大道，君子耻之。”主张“节之于中和，不系于淫放”，目的是反对纵欲。为什么要反对纵欲呢?他联想到“秦皇、周穆，汉武、魏明，峻宇雕墙，穷侈极丽”，再联系梁、陈及隋的灭亡教训，以史为鉴，必须“以尧舜之风，荡秦汉之弊;用咸英之曲，变烂熳之音”。他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防止国家的败亡。总结历史经验，考虑政治得失，务求有益教化。所谓“咸英之曲”，指三代古朴的政教和文化;而“烂熳之音“，则指秦汉以来滋生的侈丽淫放的文风。为了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他主张复古，其标准就是“节之于中和，不系于淫放”，就是追求雅正。《贞观政要·文史第二十八》中记载，他对房玄龄说:“比见前后汉史载录扬雄《甘泉》、《羽猎》，司马相如《子虚》、《上林》，班固《两都》等赋，此皆文体浮华，无益劝诫，何假书之史策?其有上书论事，词理切直，可裨于政理者，朕从与不从，皆须备载。”他之所以在这里否定扬雄的《甘泉》等赋，完全由于它们无益于政教，无益于劝诫，根本不是从文学角度来考虑问题，作为政治家他始终把国家兴亡放在第一位。但这里又流露出他主张“词理切直”的要求，也很有意义。《贞观政要·文史第二十八》还记载，贞观十一年，邓世隆要求为太宗的文章编辑文集，太宗拒绝了，他说:“朕若制事出令，有益于人者，史则书之，足为不朽。若事不师古，乱政害物，虽有词藻，终贻后代笑，非所须也。只如梁武帝父子，及陈后主、隋炀帝，亦大有文 集，而所为多不法，宗社皆须臾倾覆。凡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耶!”太宗每提文章，就联系到国家的兴亡。他对梁武帝父子、陈后主、隋炀帝的批评，集中在“师古”的问题上。“师”什么“古”，无非是“古”之道德、“古”之文风，他既批评这几位前朝帝王的道德不“古”，也批评他们的文风不“古”，因为他们在文学上的共同特点是把文学作为纵欲消遣的典型。而太宗在这里首先考虑的不是词藻如何，而是“制事出令，有益于人，史则书之，足为不朽”。可见，太宗对待文学问题，首先考虑的不是文学本身的发展问题，而是社稷的安危，是文学的政教作用。太宗不主张作艳诗，而且也不主张群臣们作艳诗，他的出发点仍然是考虑社稷江山。同样是前文所说《唐诗纪事》中记载的那段故事，在《唐会要》卷六五中也有记载:（贞观）七年九月二十三日，上谓侍臣曰:“朕因暇日，每与秘书监虞世南商量今古。朕一言之善，虞世南未尝不悦;有一言之失，未尝不怅恨。尝戏作艳诗，世南进表谏曰:圣作虽工，体制非雅。上之所好，下必随之。此文一出，恐致风靡。轻薄成俗，非为国之利。赐令继和，辄申狂简。而今之后，更有斯人，继之以死，请不奉诏旨。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治!”因顾谓世南曰:“朕更有此诗，卿能死否?”世南曰:“臣闻诗者，动天地，感鬼神，上以风化下，下以俗承上。故季札听诗而知国之兴废。盛衰之道，实基于兹。臣虽愚诚，愿不奉诏。” （陶敏、傅璇琮《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初盛唐卷》）这段记载清楚地表明:太宗不主张作艳诗。不主张作艳诗并非没有作艳诗，他作艳诗是“戏作”，而且是“尝”戏作，也并非经常“戏作”;太宗不主张群臣作艳诗。要求群臣们“皆若世南”。要知道，太宗的要求就是帝王的意志，就是国家的文艺政策;太宗这样做的出发点是考虑国家的兴亡和长治久安。“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治!”目的是统治天下的需要。太宗又不是一般意义上反对绮丽文风，他恰恰又十分重视从文采的角度来考察作品。他亲自撰写《晋书·陆机传论》，称陆机“文藻宏丽，独步当时;言论慷慨，冠乎终古。高词迥映，如朗月之悬光;叠意回舒，若重岩之积秀。千条析理，则电坼霜开;一绪连文，则珠流璧合。其词深而雅，其义博而显，故足远超枚、马，高蹑王、刘，百代文宗，一人而已”。对陆机文采褒奖之情溢于字里行间。太宗还十分重视作品的艺术形式美。上官仪深受太宗赏识，太宗的诗文常令上官仪订正。而上官仪却是非常注重探索诗歌的形式美的诗人，在形式美表现方式上受齐梁影响很大，并提出“六对”、“八对”之说。这也说明太宗并非一般意义上反对追求艺术形式的完美。而且，太宗认为汉赋“文体浮华”，但他又写有多篇赋。这些看似矛盾的做法，实际上很好理解，它表现出太宗尚质而不轻视文饰的文学思想，即文质并重。当联系到江山社稷时，他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当然首先要考虑文学的政教作用，当从一位对文学（其实对音乐、书法他也颇多建树）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颇有造诣的诗人角度考察文学作品时，他又是那么内行、那么投入地关注文学的艺术特点。太宗所高度重视的魏征，在其《隋书·文学传序》中也集中地将他所追崇的帝王的文学思想表达出来: “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 作为长年在太宗左右的魏征，应当深刻了解和掌握太宗的文学思想，并努力身体力行。魏征对南、北文学不同艺术风格的把握及“各去所短，合其两长”的态度，正是太宗南方“清绮”与北方“贞刚”相融合的美学理想的自然流露和集中反映。太宗的文学思想，概括地讲，就是文质并重。他主张“师古”，力求以古变今;主张“劝诫”，强调政教作用;主张“雅志”，以求矫正俗情;主张“切直”，反对文体浮华;主张“词深而雅”，关注作品的艺术性。他的这些文学思想是联系的，不是孤立地厚此薄彼。从根本上说，太宗的文学主张受儒家崇古尚质的诗教说影响较大，对南朝齐、梁文风持批评态度，但却并没有一般意义地反对文学的艺术美学追求，这为唐代文学在艺术上的发展和新变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皇帝，他是大唐盛世的奠基人，以贞观之治而名垂青史，声誉海内外。他出生于杨陵区（杨陵原属于武功县管辖，1983年分治后设杨陵区。现在的杨凌火车站在此前一直称武功车站）建子沟恩义寺（唐庆善宫）内的唐王洞中，历史上曾有许多明确的记载：明代状元康海的《武功县志》（1519年）列为名胜：“建子沟，在县南十七里，近庆善宫——唐太宗悬弧地” 。雍正《陕西通志*卷二十九*祠祀二》（1735年）：“恩义寺，在建子沟，即唐高祖故宅改建。”嘉庆《续武功县志*建置志第二》：“永安镇，领堡四十七，户一千九百三十三，……东北建子沟有恩义寺，（寺）有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钟，载：‘古名庆善宫，后改恩义寺’”民国末期（1943年）武功县县长温尔理曾为唐王洞题写匾额“太宗悬弧所。”唐王洞 于1992年8月被杨陵区政府列为《第一批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至于省志，从嘉靖（1542年）《陕西通志》在古迹中列入建子沟 后，直到民国年间于1934年12月完成出版的《续修陕西通志稿》，列武功名胜15处，庆善宫、建子沟同被列为其中两处。而有的历史文献更迳称恩义寺为建子沟寺。 更有名人诗文的精彩描绘： 明代进士诗人张錬《建子沟》诗数椽兰若依丹邱, 千载相传建子沟。霸业不知何处是, 渭川秋水向东流。明代诗人耿志炜《建子沟》诗渭北沮南建子沟, 萧条气色动高秋。白云低度苍蒹雨, 黄土重堆翡翠楼。 双鸟逐鱼窥去水, 一腔怀古视长流。江天落木催寒露, 入夜犹深宋玉愁。《庆善宫》耿志炜渭水桥西岸北头, 唐朝帝业此源流。龙飞四海家胡越, 燕舞一堂醉冕旒。翡翠楼台归蔓草, 蓬莱宫殿委荒邱。牧儿短笛吹牛背, 曲里犹传建子沟。注: 摘自李蔚先生著《唐太宗诞生地》一书302,303,86,94,95,194,197页 李振摘录悬弧:___ 古时称生男为“悬弧” 2007年10月

他不拘一格的用人，对人材的使用及领导达到了极高的境遇； 2 他独具慧眼，看到了个人力量的不足，充分认识到君王如石、良臣如匠，方有美玉问世，对大臣的各项进步之言豁达地予以采纳； 3 不独断专行、初步确立了三权分立、互相监督的政治管理制度，规定法令甚至包括自己（影响国家政策的那一部分）旨意需门下省审查副署后方可生效发布，保证了政策的可行性、及时发现并纠正。杜绝了不良政策对国家及人民的违害与影响； 4 认识到人命至重、不可妄杀的法政政策，规定死刑需三复奏（外地五复奏）复审批准后方可行刑，这就不难认人们想起贞观四年（630年）全国判死刑才29人、贞观六年（632年）全国死刑犯290人，太宗审查时令全部290人回家团年、待来年秋收后回来复刑，结果290人均准时到来、无一人逃亡。 5 太宗朝武功之盛，除高丽战争上没有取得战略胜利外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突厥、吐谷浑、高昌、安西四镇、漠北薛延陀等），这与当时的国力、军队战斗力、整体战略、用人选将与配合默契、过程协调一致等重要因素是分不开的，因此在中华历史上的名将名相中，贞观朝占有相当的比例，在中华军事史上，贞观朝的战例也多被引用； 6 气吞天下的“天可汗”气质，李世民多次以少吓多，经典之役就是在渭水单骑吓退突厥10万精骑，就对比宋真宗在寇准一再坚持和请求下才勉强在大军护卫下到达澶州南城，而又要战战兢兢的马上要回去是何等的天壤之别啊！ 7 胸怀大局、四海一统的民族和外交政策，太宗朝的民族和外交政策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四海之内只要知道中国的均努力内附，以唐为荣，乐不思蜀，他们不但同唐人一样可以自由自在的生存，还可以做官，著名的少数民族将领阿史那思摩、执思失力、契芯何力、黑齿常之、乃至后世的高仙芝、李光弼等都为唐朝做出了杰出贡献，在他们身上正好反映出李世民民族政策的光辉，现在的唐人、唐人街也正时那时繁荣富强、威甲四海、文礼之邦的生动写照； 8 完善科举制度、大力兴办学校、重视教育活动、普及官吏选聘、当时的国子学、太学之盛、地方也有不少学校，如此才不难想起当时的教化呢，同时当时的科举也规范化、考选公平，以进士科最为杰出，如此才有太宗见新科进士鱼贯而出，喜言“天下英雄、入朕彀夷”，唐朝的教育及科举为政治上提供优秀人才同文化精髓——唐诗及经济发展做出杰出贡献； 9 工书法、富文词，太宗皇帝个人修养及天赋极高，在书法同文词上也颇有名气，在他大力宏扬和鼓励支持下，才有唐代书法、文学、艺术之盛； 10 倡导廉政、节俭、朴素、重视农田水利，太宗朝在廉政建设方面是相当成功的，他并没有像朱元璋一样严惩贪官污吏，而是建立一个廉洁奉公、遵纪守法的中央领导班子、重视地方长官选举，当时朝廷中不少卿相家境贫困，温彦博、戴胄、于志宁、魏征、张玄素等等，再加上良好风气的宣传和行政监督，及时预防了官员犯错，因此当时的官员相当奉公守法、廉洁自律；太宗皇帝也比较注意节俭，不滥用民力、注意与民休息，当时社会形成了一种朴素求实的作风；太宗皇帝也相当重视农业，京官外巡回京太宗先问及此事，因太子冠礼与农时违背而更改； 11 由于社会安定，商业经济得到发展，全国新兴了许多商业城市，城市业有相当的发展，广州、杭州、扬州、成都、江陵、凉州等城市经济发展相当迅猛，长安同洛阳作为世界经济大都会就不言而喻了，这为封建经济登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2 对玄奘佛学的支持同西游的肯定，打通并维护河西走廊－丝绸之路及东联新罗、日本，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与经济发展，文成公主下嫁吐蕃，使吐蕃从奴隶制社会迈入封建社会，开发并促进了西藏的发展； 综上所述，唐太宗李世民不愧为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文学家、书法家、卓越的领袖、影响中华乃至世界进程的杰出人物，他为中华民族同人民做出了杰出贡献，留下了辉耀千古的丰功伟业及精神财富，因此受到人们的崇敬；也正如筑东阳先生所说“他是继孔子之后中国数一数二的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