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创造与创新期刊

创新是科学的灵魂，没有创新，要科学何用？可惜我们离真正的创新还差之甚远，正如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白春礼2007年指出的地质学研究中存在的“三多三少”现象，即“证明西方学者提出的假说和理论的研究多，提出我国自己的假说和理论少；单一学科封闭式研究多，真正意义上的多学科交叉与综合集成研究少；模仿性研究多，独创性的成果少”。无可辩驳，事实的确如此。因此，我们应当努力创造一种宽松的学术环境，鼓励争论，鼓励创新，在学术上搞一言堂是非常有害的，不允许别人发表不同意见也是不可能的。北京大学老校长蔡元培先生主张“多歧为贵，不取苟同”，意思是出现不同的学术观点是很宝贵的，当然也不要没原则地同意，要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苟同（轻易地、勉强地同意）是不可取的（汪洋，私人通讯）。科学不同于技术和生产，科学特别需要自由探索的环境，科学忌讳来自各方面的干预。科学是不能计划的，也不可能限期出成果。科学需要自由争论，争论的是非和结果是从争论中自然产生的，不需要“中间”的或居高临下的评判人。争论需要时间，有的问题可能争论几年，几十年，不需大惊小怪。科学需要将才和帅才，不需要学霸，学霸不可能长期统治学术界，学霸终归要走向反面。压制批评和争论是不道德的，压制批评和争论等同于犯罪。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学问大小与职称大小无关，与老弱尊卑无关。做学问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昨天你提出一个新鲜的认识，你可能成为一流的科学家；明天你不思进取，你就降为二流；后天你明白过来，还可再回一流。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这是科学的认识论。因为，当大多数人陶醉在前人创造的成果中时，最早去发现一个新的认识和新的理论的，总是那些在科学的征途中艰难跋涉的少数先行者。新的认识往往不合早先众所公认的认识，很少能够自然地被多数人接受。而一旦新的认识被多数人接受，又会有少数不满现状的人去探索新的未知领域。因此，我们的各项制度应当有利于保护少数人，宽容并支持少数人自由发表见解，宽容并支持“异端邪说”的存在以及挑战主流观点的权利。科学不可能少数服从多数，学术争论也不可能少数服从多数。科学不可能垄断，科学不可能一统天下，一种观点再正确也不可能被全部科学家接受。如果学术界只有一种声音，没有了“杂音”，该论点离寿终正寝的日子就不远了。科学不讲论资排辈，科学没有终身制。外国有的国家有“终生教授”一职，那是给确有创造和贡献的少数人保留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更象是一种荣誉。中国的院士制度亦然。中国学术界存在盲目的SCI崇拜。据了解，上世纪80年代末南京大学率先将SCI引入科研评价体系，随后各高校和科研单位纷纷跟进，将SCI与职称评定、科研经费等挂钩，并制定相关的奖励政策，演变成一场整个科技界的SCI崇拜。学术界的一举一动无不与SCI挂钩，连博士生毕业也要SCI文章，否则准许毕业但是没有毕业证书。我们承认，这些年来，我国科技论文在数量上的确增长了，但质量并不尽如人意，国产论文平均累计引用次数只有德国、美国等先进国家的1/2至1/3。我们的SCI论文的数量已经占到国际第4位，但是，我们的SCI论文引用率还不高，只占第10位。我们不乏理论的建树，不乏SCI，独缺真知灼见，为什么？窃以为是我们没有把学问真正做到家，没有真正深入到学问中去，没有真正弄明白问题的来龙去脉。值得反思的是，SCI崇拜不是提升了中国的科学水平，而是引发中国整体学术水平的连年下降。据《中国经济时报》报道：2001年初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发表的2000年度“国际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的科学技术和国际竞争力在世界的排名连续下滑：科学技术由第13位滑至第28位，国际竞争力由第24位降至第31位。北大和清华在世界大学中的排名均位於200名之外，它们不仅在世界上落后，即使在亚洲也算不上一流。有人统计，在2000到2002这三年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这六所全国最强的学校在《自然》和《科学》杂志上总共发表了27篇论文，仅及哈佛大学的6％，剑桥大学的15％，东京大学的20％。考虑到这六所大学的规模（师生人数）都至少在哈佛大学的两倍以上，因此可以说，一所哈佛大学的科学产出相当于大约200所中国一流大学（12÷6％＝200）。这就是中国学术界与世界一流的差距。另外，根据发表论文产生的影响，也就是论文引用率来衡量，靠在国内刮起SCI旋风起家的南京大学，其化学论文总数在1992～2002年间排在世界第41位，但如果按平均引用次数来计算，它的排名却一落千丈，居第675位！ 所以说，中国的学术界正在加速制造学术垃圾。实际上，中国学术界的学术水平目前是在从低下向更低发展（以上来源于：ht－tp：///posts/1/6774642）。科研领导者的责任有四：(1)选择好的项目；(2)选择好的科学家；(3)给足经费；(4)当好后勤。科学网电子杂志2008年第72期李宁介绍美国制订科技政策有“四项基本原则”，其中核心的一条是：政府提供资金，由科学家决定研究的方向和深度（质量）。科研管理不同于其它行业，“无为而治”可能是最好的管理。管理也是一种文化，有的部门很宽松，表明管理者懂科学；有的部门很死板，说明他们不懂科学；有的部门不仅把科学家管死，还从中刮油，只能说他们既无知又无耻。当然，国家有科学规划，科学需要转化为生产力，国家不得不有所约束，需要而且可以借鉴某些生产和行政管理的办法。但是，仍然需要宽松再宽松一些。科学管理主要靠自律。科学家群体中也有败类，那只是极少数，不能因为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我们应当给科学家群体以更多的信任和理解，相比科学家的贡献，些许不正之风我们的社会应当还是可以容忍的。如果还象计划经济时代那样由政府部门一管到底，科学家没有活路了。尊重科学，也不应把科学家当工具使用或作为政府的御用工具或替罪羊。如现在社会上流行的某些专家论证会，名义上是论证，实际上仍然是政府主导，企图借专家之口说出政府想说的话，把政府的责任转嫁到专家身上，这也是不不足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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